卷十五吏政一吏论上

译卷十五 吏政一 吏论上

驭吏策

周振业

郡守县令，是百姓所寄托性命的人，也是国家的血脉。各部院司官，是承接政令的人，也是朝廷的耳目。人的一具身体，一定要让血脉贯通、耳目清明，这样才能健康强壮而没有病患。然而血液在肌肤纹理中运行，能够统摄它的，在于脏腑；耳目各有其功能，能够主宰它们的，在于志气。总督巡抚，是郡守县令的脏腑；六卿三尹，是各部院司官的志气。而他们都效忠于君主，这就是贯穿始终的根本。所以君主安泰，那么通过脏腑就能通达血脉，通过志气就能率领耳目，没有不听从命令的。然而偶尔也有不听从的，血脉散布之处，难免受到燥湿的影响；耳目活动之余，难免受到声色的引诱。这是气质上的偏颇，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完全禁止。但是想要调和它们、使其回归正道，仍然必须有方法，不可以不讲究。如今郡守县令、部院司官的选拔，既然不得不按照资历晋升，依照等级升迁，那么贤良与不肖混杂，这不容易立刻澄清源头。然而郡守县令的贤良与否，既然完全委托给总督巡抚的举荐和弹劾，那么也不用担心他们混杂。一个贤良的郡守县令被举荐，其他贤良的郡守县令就知道受到鼓励，那么贤良的人会更加贤良；一个不肖的郡守县令被弹劾，其他不肖的郡守县令就知道感到畏惧，那么不肖的人，也会感化而变得贤良。这也是通过脏腑来调和血脉的方法。至于部院司官按照资历迁升补缺的，六卿三尹的举荐和弹劾，与总督巡抚相同。他们有的因为考核优异被推荐，有的因为保举而升迁，也是一个人贤良而被举荐，大家觉得与他有关联是一种荣耀；一个人不肖而被弹劾，大家觉得与他有关联是一种耻辱。那么知道鼓励、知道畏惧，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也是通过志气来率领耳目的方法。所以作为君主，不担心郡守县令、部院司官不贤良，而在于难以做到总督巡抚、六卿三尹全都正直。现在如果有人，脏腑生了病却不知道，志气昏庸懒惰而不检点，因此血脉日益乖戾，耳目日益放纵，而给他服药的人，反而舍本逐末，只疏导血脉；指责他过错的人，也只指责外在而遗漏内在，只追究耳目。这确实是错误而且迷惑的。由此说来，了解人才，是驾驭官吏的根本。掌握了解人才的智慧，谨慎地选择总督巡抚、六卿三尹这样的人并任用他们，这就是养生的人平息心志、安定精神以安顿全身的方法吧。

大法小廉论

赵吉士

站在朝廷之上，为天子建立纲纪，督察百官，均衡四海，在外作为地方长官的屏障和支柱以倡导下属的，是大臣。其下的各级官员和百官，直到郡县官吏，奔走服役的，是小臣。没有大臣，那么事权就没有归属；没有小臣，那么就无法承接政令并下达基层。所以大小相互维系，内外相互辅助，来辅佐天子，养育万民，确实同等重要。我私下曾论述过，古代做大臣难，做小臣易。到了后世，做大臣易，做小臣难。怎么说明是这样呢？古代，天地初建，人物未定，大利大害的事情，随着时代而新出现，又有辅佐教化、严明刑罚、变革礼乐的政策跟随其后。所以那时做大臣的，如果没有像禹、皋陶、伊尹、周公旦那样的神圣才能，就无法胜任职责并成就功业。至于府史胥徒、乡遂吏之类，不过是奉行既定事务罢了。所以那时大臣难而小臣易。后世本来没有大事了，坐而论道的人主要在于承奉诏旨，而六官之长，又都有成法可以遵循，不劳烦施为，坐着无事可做。在外的地方大吏，又都听命于六官，如果不是六官想要推行的，那么最终也不能有所主张。所以即使地位崇高尊贵，也都以从容坐镇为优。那些无可奈何的，只是官吏罢了。文书的繁杂，期限会议的繁多，考核成例文纲的严密，已经纷扰得难以忍受。而事情中难以处理的，长官必定下达给所属部门，所属部门再下达给外地大吏，外地大吏又层层下达，直到郡县。到了郡县就再没有可以下达的了。再加上苛求不可预测，毁誉没有凭据，瞻前顾后彷徨不定，补救过错都来不及。波及百姓的，是官吏的余力。一旦不当，自身和名声就败坏。所以说后世的大臣易而小臣难。那么将要用吏事来责成三公吗？要让各级官员都出入讽议，郡县都假借便宜行事吗？这又不对。天下太平之后，不担心不能变法，而担心变法反而滋生弊端；不担心奉行法律没有人才，而担心有人才却不廉洁。从前曹参守法，百姓有画一清静的歌谣。那时崇尚廉洁，鄙视贪污，商人和赃吏都不能被推举选拔。汉朝治理的兴盛，由此开始。假使做大臣的不以虚文矫饰为能，加上淡泊无欲，端正自己率领下属，贿赂必定杜绝，举措必定公正，那么坚守一种法律就杜绝一种弊端。而各级官员和百官直到郡县官吏，贪婪的人知道警戒，廉洁的人也不必担心讨好上官。心神自然闲暇，手脚自然宽裕，都将竭尽智慧精力来尽忠职守并报答国家。又哪里见得大臣一定难而小臣一定不易呢？《礼记》说：“大臣守法而小臣廉洁，国家就富足了。”这话真是至极啊。

吏议

卢锡晋

百姓是君主立国的根本。孟子说：“得到百姓拥护的人成为天子。”《尚书》说：“安抚百姓就是恩惠，黎民百姓就会归附他。”凡是君主之所以夙兴夜寐、勤于政事，不

译那些自求安逸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百姓。然而百姓分散居住在天下各处，一个人不能独自治理，于是为他们设立官职、划分职责，来承担各项事务。在内有宰相、各部寺、台垣以及百官机构，在外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监司、太守，然后下及州县的有司官员。官员做到有司，地位已经很低了。然而地位尊贵的人与百姓不亲近，那些早晚抚慰百姓如同家人父子、近在咫尺相处的人，反而不如州县官吏。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小吏。小吏能胜任其职，百姓就安定；不能胜任其职，百姓就不安定。从督抚以下，像丝线串联、绳索贯穿一样，层层相互监督觉察。遇到小吏有贪婪残酷、违法乱纪的，已经特别上疏弹劾处置，又在考核官员的大计之年用八法进行惩戒，按理都应该谨慎地履行职责。然而他们施恩惠爱护百姓的却很少，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责备他们太繁琐，役使他们太卑贱，对待他们太傲慢，澄清他们太苛刻。凡是小吏想要尽力做好却做不到的，都是因为这四种缘故。古代任用人才，选择有能力的，衡量其才能，然后让他们任职。擅长治理刑狱的，没听说他同时精通农业；擅长礼乐的，没听说他同时治理军事。大概皋、益、夔、稷，都是大圣之人，尚且终身担任一个官职而不升迁，何况如今读书人呢？况且读书人专治一经，乡试录取后举荐到礼部，在朝廷大廷上考试。难道不想让他们兼通六经吗？因为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能强行要求。等到他们出任一县的县令，各种事务都汇聚在他们身上。他们确实竭尽全力处理钱粮、刑狱、教化、抚养百姓，也可以说是能干了。至于盗贼劫掠，有的来自数百里之外，恰好发生在他管辖的地方，官吏不能保证一定没有。不幸一旦有了，即使他治理得好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也挽救不了被弹劾、处罚、降职或革职的命运。这难道是选拔时宽恕，而使用时苛刻吗？我认为应当把防汛的事专责给武官，那么他们就不能有所推诿，而避免虚报巡逻以浪费县官的金钱。如果有警情而有司不通报上官的，就治他的罪。这样官吏就不敢迁就隐匿以顾全情面，而防守者不得不尽力擒获盗贼以求无过。那些盗贼听说后，也将不敢侵犯难以对付的地方。现在把罪责分摊给官吏，而防守者反而得以拥有有名无实的军队，进行影射舞弊，赌博饮酒，坐着等待文官的捕缉。身为官吏的人正忙于应付那些不可预知的风声影迹，哪里还有闲暇顾及百姓的疾苦？即使说盘根错节的事需要利器来分辨，但人的才力，难道能都像虞诩那样吗？所以说责备太繁琐而分散了他们的心力，就是这个原因。从前邮驿的政事曾经由驿丞统领，他们单独负责一件事，所以精力专一而勤勉。又出身于三考，凡是草料饲养之事，往来接送的劳碌，本来也不是他们难以承受的。现在只有大镇荒堡，还保留这个官职，其余都合并到州县。偏僻的县邑还可以支撑，如果一旦处在交通要道，那么使者往返，一天没有安宁的时刻，而勒索欺诈、怒骂，让人心中愤恨却无可奈何。虽然法令有直接向兵部申诉的例子，但谁敢冒险去得罪钦差贵臣和亲临的上官呢？读书人只有有气节，然后才能任用。而奖赏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鼓励，惩罚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惩戒，这是靠气节来支撑的。用驿务来考核他们的优劣，已经让他们困顿萎靡，又给他们造成赔累应付的痛苦，想要他们不克扣草料而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救急，形势本来就不允许。所以说役使他们太卑贱而挫伤了他们的气节，就是这个原因。国家想要用清谨的节操来考核读书人，必须先培养他们羞恶的良知。读书人还是诸生时，上级用来培养他们的礼节非常完备。选择那些学问品行都优秀的人，供给他们廪食。偶尔有不肖的，就让学官教导他们，教导而不听从，然后才用夏楚（刑具）责打。有司不得擅自行使笞辱。有大官巡视县邑，他们就拱手站立在路旁，作揖后退出。他们培植廉耻之心，如此深厚。因此读书人中贤良的，没有不高自期许，不屑于做一切卑污行为的。等到他们出身做小吏，人们没有不告诫说：做官不同于做读书人。读书人如同处女，做官如同新妇。我认为新妇尊敬公婆，是理所当然的。那些公婆难道想用不堪的事来败坏他们的廉耻吗？设立大官来管辖下属，不过是想考察贤与不贤，公正地推荐或弹劾，使他们不敢在百姓之上放肆罢了。难道曾经让他们奴视下属吗？道路邮亭，众人观望的地方，竟然听任他们穿着朝服跪行，坐着不让座，甚至大官的仆隶，也厉声斥骂他们。唉，也太亵渎了。做小吏的开始还在心中愤怒，久了就安之若素，再久就互相贿赂。像这样，以前的廉耻之心已经丧失殆尽，于是连他们以前不屑做的事，或者不幸做了，还想要求他们廉洁，是不可能的。况且奴颜婢膝的人，怎么能在百姓之上呢？这就是所说的对待他们太傲慢而改变了他们的操守。

译《尚书》说：“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已经富裕且享有俸禄。如果你不能使他们在家中受到喜爱，这些人就会犯罪。”汉宣帝说：“小吏勤于职守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掠夺百姓，是困难的。”于是增加百石以上官吏的俸禄十分之五。宋代内外官吏普遍给予职田。凡是这些做法，都是认为我们先使官吏衣食无忧，然后才要求他们行善并惩罚他们的不善，所以人们顺从就容易。现在朝廷对于官吏，并非没有俸禄；对于各种差役，并非没有工银。计算一个县的费用，每年不少于五六百两，不能说不够丰厚。然而相传担任大吏的人，因为库藏有缺额，所以连年发文书命令捐资填补。有的人从被任命到升迁或罢黜，没有得到一升一斗的俸禄。朝廷哪里料到会这样呢？官吏即使贤能，又怎么能不谋求生计呢？或许贤能的人尚不至于大贪罢了，然而百人中得不到一二。况且不仅没有俸禄而已，那些陋习弊端沿袭下来，以至于比较所治理地区的大小，分定数目，在一年中的五个节日献给上级，称之为“规礼”。在大数之外，用小数给亲近宠幸的仆人，称之为“门包”。在小数之外，又给传递禀报的蠹役，称之为“茶仪”。从太守以上都从州县索取，用来转相馈赠。至于州县的官员，还有什么项目可以索取呢？像这样还能丝毫不连累百姓，我认为除非有陶朱公、猗顿那样的财富，否则形势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官吏从百姓那里索取，而上司虽然知道却不能禁止的，有一种情况；差役从百姓那里索取，而官吏虽然知道却不能禁止的，有百种情况。那一种情况就是条银的火耗。上下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于是加征一分钱的算是好官吏，更严重的公开加征一分，而暗中索取两三分不等。不然的话，馈赠的资财，从哪里出呢？所以表面上禁止而暗地里容忍，能够用所得的一半贿赂上官，就能横行而不败露。至于差役从百姓那里索取，而以百计的，是约略的说法，实际上不可测算。那些人大多是无赖之徒，役使他们而不供养他们，就一定会以法律为弊端聚集之所。不供养而又想严厉治理他们，那就只有逃跑罢了。官吏害怕他们全部逃跑，所以以至于不能禁止。那么百姓怎么能不穷困呢？这就是所说的澄清得太清反而加重了贪婪。现在富人抚养婴儿，既然托付给乳母，就一定使她的衣服洁净，食物丰盛，使她专心于调护怀抱，又宠幸优待她，不把她与仆妾等同，然后才可以期望她爱护我所托付的。如果命令她从事井臼烹宰等杂务，而让她受冻挨饿，却想要她像母子相依那样爱护婴儿，这是极大的糊涂。所以天下的安危系于百姓，百姓的休戚系于官吏。所以说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县令更重要的。知道如何重视他，就能尽到他的职责，而循良的效果就可以看见。像这样官吏有危害百姓的，即使诛杀他也没有怨恨了。

正体论

卢锡晋

夏商周三代以前，把天下的百姓分给公、侯、伯、子、男，所以诸侯是为天子治理百姓的。大夫对于诸侯，士对于大夫，因此亲近百姓的人是天下重任。所以尊重他们，凡是这些，都表明治乱的区别，必须先在于百姓，而他们的体制不可以不正。到了后世，仅保留五等的名称，用来等待战功，享有封邑却不治理事务，而把百姓的安危，责成于州县的官吏。这是官吏所担任的，乃是古代诸侯的事务。在上位的人担心他们不能治理我的百姓，于是设立大吏，来考察他们的贤与不贤并纠举他们。名号虽然是大夫，他们的尊贵比之于诸侯，而亲近百姓的人，地位不过在中士大夫之间。大吏因为他们的地位卑微，往往对上级倨傲侮辱，暴虐傲慢放纵，不能体会朝廷考察官吏安抚百姓的意图。有事巡视县邑，官吏穿着朝服在边境等候，望见尘土就长跪，而大吏不稍微给予言辞脸色礼貌，甚至仆隶贱人，都能肆意叱骂侮辱，以满足他们的欲望，部属百姓观看，都有轻视官吏的心。官吏即使有读书怀古，追求高尚志向于往昔的，受挫辱久了，也都羞愧沮丧消磨，不足以自我振奋，非常不利于培养士气而激励廉耻。迎送上官，与穿着朝服请谒，是法令所禁止的，也是大吏所告诫实行的。官吏因为受折辱久了，就有违犯法令尝试用来取悦的，大吏心里喜欢他们尊重自己，不肯明正其非，以言论奉法而行为乖张。所以凡是体制的大坏，都不是定制造成的，是由于大吏不能奉行罢了。古代做士的人，初次见国君一定要答拜的。《曲礼》说：“国君对于士不答拜。”这是说朝见的常礼。然而不是他的臣子就答拜了。大夫对于他的士，虽然卑贱一定答拜了。所以又说：“凡是除了吊丧，除了见国君，没有不答拜的。”大夫不敢直接接受士的拜，为什么呢？解释的人认为担心他嫌疑像国君。现在官吏职务虽然卑微，实际上与大吏同为天子任命的官吏，所以官吏尊重大吏，拱手作揖接受约束是可以的，狼藉无状，听任参劾处置是可以的。揣度朝廷设官而命令他们大小相属不过如此而已。现在处以不堪，使他们在众目观瞻之地污浊无耻，使他们的气已经委靡，而还想要知道自重，以特立独行，而成就其素志，也太难了。况且难道不担心他嫌疑像君吗？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离开彭泽。他所说的折腰，仅像现在的长揖，未至于在通衢稽首，如果像那样严重，然而现在没有挂冠辞官的惯例，虽然有

译所谓有志向的人，也不过是沿袭旧规、得过且过，只希望不犯过错从而得以升迁。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必定会厚颜无耻、胡作非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那么，即使遇到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天下仍有不安分的百姓，这是因为官吏的体制不正的缘故。体制轻慢，人们自我看待就轻贱；自我轻贱，胸襟就狭隘鄙陋；胸襟狭隘鄙陋，做事就不勇敢而坚守就不坚定；做事不勇敢、坚守不坚定，百姓就得不到恩泽。身为大吏的人，确实应当考虑到自己责任重大，而努力匡正这种体制。唉，在大将军的府邸中，竟然有不肯下拜的汲黯，这难道仅仅是汲黯个人的美德吗？

译守令

阎若璩

当今天下，州县官的困苦，为何如此深重呢？如果不知道，还应当有所察知，何况那些显而易见的情况呢？朝廷日夜安抚的百姓，寄托给州县官；吏部多方选拔的人才，后来才任命他们为州县官。然而却让他们居于百姓之上，惶惶不安只知道躲避罪责，不肯建立功业；只知道奉承上级，不肯体恤下属。一旦有体恤下属、建立功业的心思，往往不到一天就被罢免。于是州县官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而等待州县官治理的百姓的困苦，更加可想而知。像这样还认为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的，我不相信。

现在谈论州县官的人，必定说俸禄微薄不足以养廉，权力轻微不足以推行志向，升迁迅速不足以成就功业。我立刻反问他们：一定要像汉光武帝那样增加秩级，宋太祖那样增加俸禄，然后官吏没有后顾之忧，乐于担任我们的职务，这是可以做到的事吗？一定要像汉朝的制度，令官最高只到二千石，二千石之上只到刺史，一切根据情况自行决断，不再有能够侵扰阻挠的人，这是可以做到的事吗？又一定要像汉朝那样，做官的人长期任职，最少的也不下十几年，即使向天子汇报政绩，也赐给玺书，让他们继续任职，这是可以做到的事吗？做不到，州县官的困苦依然如故；即使能做到，州县官的困苦也依然如故。为什么呢？州县官的困苦在于考核政绩，而考核政绩的困苦在于催征赋税。过去设置官职是为了安抚百姓，催征赋税是次要的；现在考核官吏以催征赋税为主，而不问安抚百姓。府叫知府，县叫知县，是说他们对一府的事和一县的事，没有不应当知道的。现在却成了只知道一府的财赋罢了，只知道一县的财赋罢了。有做知府而敢于像赵抃那样不让县里催征赋税的吗？有做知县而敢于像卢坦那样到府里请求宽限的吗？只见他们披星戴月而出，手持蜡烛咨询的，是为了财赋；在面前核对文书簿籍，在下面鞭杖纷飞的，也是为了财赋。现任的财赋暂且不说，连同前任所拖欠的，以及前任的前任所拖欠的，都汇聚在一人身上，所以一人兼负数人的责任。今年的财赋暂且不说，连同历年所欠的，以及来年预先借支的，都在一时征收，所以一时兼负数年的事务。这就像救火扬沸，即使是古代严酷的人所为，我还担心不足以胜任而感到愉快，何况还是那些只有一手一足的州县官呢？

我听说革除弊端的人必定追溯弊端的起源，制定法律的人必定思考法律变化的缘由。我曾考察上下数十年间，知道弊端的开始和法律的变迁，没有不叹息痛恨于明朝末年的。在崇祯四年冬天，考核天下的官吏，首先核查在任期间的税粮，于是不问安抚百姓，专门注重催征赋税，法制从此一变，而明朝也就不可为政了。我们国家定鼎以来，以财用为急务，沿袭其法而未改，说：“这是明朝固有的。”却不知道其流弊已经二十多年了。我曾看到汉宣帝号称综核名实，没有人敢欺骗，唯独对于虚增户口的王成，下诏褒奖。从此俗吏争相做虚名以迎合上级，传到章帝时，已经一百多年，仍然厌恶俗吏粉饰外表。一件事做得好，不久就可能变化；而一件事的害处，却蔓延到无穷无尽。那么君主这样的举动，大概不可不慎重啊。我们皇上如果能鉴察明朝失败的原因，就知道明朝成功的原因；厘清明朝未有的陋规，就恢复明朝初期的良制，那么不过一反掌之间，吏治民生就已经蒸蒸日上地兴起了。议论的人必定以国家用度为言，十八年前的财赋，不算少了。我们皇上因为怜悯百姓疾苦，就全部免除，国家用度也未尝不足。唯独为何沿袭明朝末年的陋规，而竟然不知道改变计策呢？果真能改变计策了，然后精选吏部官员以清理州县官的源头，慎重选择督抚以激励州县官的终端，由此而大法小廉，共同修明职业，吏治不远追两汉的盛世，是没有的。朱熹知潭州上封事说得好：“安民系守令贤否，而本源则在朝廷。”所以我认为今日之事也在朝廷而已。

为政

唐甄

达良辅巡抚山西，武乡知县来见。良辅问：“武乡的百姓怎么样？”回答说：“有生机了。”良辅说：“你欺骗我吗？我派人观察武乡，有女子没有丈夫的。女子没有丈夫，武乡的百姓，怎么能够忍受呢？”平阳知府来见，良辅问：“平阳的县官谁贤良谁不贤良？”知府列举几个人来回答。良辅发怒说：“百姓认为贤良的，你认为不贤良；百姓认为不贤良的，你认为贤良。你不配做三十四城的长官。”弹劾他并罢免了他。在这个时候，财贿不行，私馈虽然不绝于府，但没有用匹帛方物进入二司门的人。良辅所吃的，每天不过肉三斤、蔬菜一筐。看他责备武乡的话，能不说是仁爱吗？看他考察远县的贤良与不贤良，而不依赖知府的耳目，能不说是明智吗？自己不受财贿，官吏也不敢受，能不说是清廉吗？清廉而且明智，明智而且仁爱，山西应当大治了。而最终不见山西的小治，为什么呢？不懂得为政的缘故啊。假借这件事来阐明为政的道理。

译这是治理的方法。武乡知县见到良辅，也是这样说的。并且说：“我与你约定，三年内，一定让你的百姓有明确的统计。”武乡知县一定会说：“愿意接受指教。”良辅就说：“武乡的田地虽然贫瘠，也一定能生长作物；武乡的百姓虽然贫穷，也一定有劳力。用百姓的劳力，尽田地的生长潜力，谁会说做不到呢？你回去实行，在四境之内，棉花、桑树、种植、畜牧，都要因地制宜，适时耕作。一尺土地不荒废在山中，一寸土壤不荒废在谷地。不要只用文书告示，要亲身前往劝勉。一定期望成就你的功绩。于是每月观察他的举措，每年考察他的利益。在向上级汇报政绩的日子，除了这些，不以此作为升降官吏的依据。平阳知府应当巡视，更换知府，用教导武乡的方法来教导他。督促各县的棉花、桑树、种植、畜牧，推行而不废弃的，与他同享功劳；懈怠而不推行的，与他同受罪责。这样，县里统一赏罚，而府里三十四倍的赏罚也就统一了。谁敢不尽心呢？山西之地，有五个府、上百个州县，方圆数千里，不担心它广阔。县考察乡，每十天一次；府考察县，每月一次；巡抚全面考察，每季一次。这样，在数千里之内，相互关联，视听指挥就像在一个房间里一样。这哪里只是山西呢？治理天下也绰绰有余了。这是为政的大略。唐子说：“近代的政治，也是尧舜的政治。说‘三年考核政绩’，何尝不考核政绩呢？说‘陈述奏报以言语’，也是征求言论；说‘明确试用以功绩’，也是论功行赏。用来治理天下，最终却不能治理，这是什么缘故呢？从前尧命令舜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不要让四海百姓困苦贫穷。’舜接受这个命令代理天子之位，朝见诸侯，任命众官，明察天时，修治各种政务，兴办礼乐，铲除凶恶，都取得了成效。尧知道他能够拯救困苦贫穷的百姓，于是把天下授予他。他行事任职虽然很多，不过是为了让百姓不困苦贫穷罢了。困苦贫穷的百姓，祖父不能拥有孙子，父亲不能拥有儿子，死了不埋葬，祭祀没有食物，兄弟仇视，夫妻离散。在这个时候，百姓怎么能成为百姓，君主怎么能成为君主？由此可知，尧舜之道并不奇异，完全体现在命令舜的话中了。从前唐子担任长子知县，将要拜见都御史达良辅，赋役、传令、刍粮都熟读以便应对质问。都御史不问这些，却问武乡知县。他问武乡知县的话，是善言。可惜他不知道为政的道理。唐子说：“古代的贤君，举荐贤才来谋求治理，论功行赏来举荐贤才，养育百姓来论功，充足粮食来养育百姓。虽然官职有百种，事务有百项，最终归结于养育百姓。上级不以此不行赏，下级不以此不效治。后世却不是这样。举荐良吏提拔到高位，已经显贵荣耀就离开了。观察他的辖区，百姓冻饿而死还像从前一样，吃猪食穿乞衣还像从前一样，田野荒芜还像从前一样，房屋倒塌还像从前一样。那些显贵荣耀的举荐有什么用呢？是因为他廉洁吗？廉洁而不能养育百姓，他与贪官相差多少？是因为他有才能吗？有才能而不能养育百姓，他与酷吏相差多少？爱护婴儿的人一定为他选择乳母，勤勉谨慎不懈怠，得主母欢心，可以称为好乳母了。然而没有乳汁饿死孩子，这可以称为好乳母吗？廉洁有才能的官吏而不能拯救百姓的饥饿，就像没有乳汁的乳母一样，这可以称为好官吏吗？廉洁的人一定让百姓节俭以丰富财物，有才能的人一定让百姓勤劳以增厚利益。举荐廉洁、举荐才能，一定要以丰富财物、增厚利益为征兆。如果廉洁只限于洁身自好，才能只限于决断事务，显赫的名声和丰厚的利益归于自己，深切的忧虑和隐痛伏于百姓，在尧舜的时代，议功论罪，应当受到祸害百姓的诛杀。怎么能欺骗上级而受赏呢？朝廷行政，臣子从政，没有行左而从古的。上级不以富民为功，却想让官吏以富民为务，怎么可能呢？为政不以富民为功，却想侥幸达到太平，这是想去燕国却马头朝南指。虽然有皋陶、稷、契的才能，离治愈也越远。唐子曾经对人说：“天下的官职，都是抛弃百姓的官职；天下的事务，都是抛弃百姓的事务。这是把天下的父兄子弟，全都推入沟壑。想要治理得好吗？天下的官职，都是养育百姓的官职；天下的事务，都是养育百姓的事务。这是竭尽君臣的耳目心思，而全部注于匹夫匹妇。想要不治理得好吗？真能以此施政，三年必见效，五年必治理好，十年必富裕，风俗一定淳厚，诉讼监狱一定空虚，灾害一定消除，麒麟凤凰一定到来。有人说：“你是文士，只是文饰你的言辞罢了。”唐子说：“我的话就像吃饭一定饱，穿衣一定暖。用我的话三年不见效，五年不治理好，十年不富裕，风俗不淳厚，诉讼监狱不空虚，灾害不消除，麒麟凤凰不来，那么仁民的政治就无用于天下了。为什么你不通达呢？”

译曹参论

杨绳武

西汉的贤相，首推萧何与曹参。曹参的相业没有特别显著的表现。只有在他离开齐国时，传记称他嘱咐继任的相国说：“把齐国的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千万不要去扰乱它们。”这件事极其平庸、浅近、琐碎，却认为治理之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怀疑他这话说过头了。然而我观察汉初的治国理念，大抵崇尚清静不扰民。所以文帝、景帝时期断案，一年不过几十起，这就是不扰乱监狱和市场的用意。而后世的评论者，认为这与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相媲美，那么曹参的治国之道就可以知道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理念逐渐丧失。任用张禹、减宣、杜周、王温舒等人，以残酷急迫、苛刻深重作为九卿的标准，实行见知故纵、腹诽之法，于是监狱开始被扰乱。任用东郭咸阳、桑弘羊、孔仅担任大农丞，垄断盐铁、征收船税，设立均输、平准之法，于是市场开始被扰乱。任用杨可推行告缗令，登记百姓的钱财物资，数以亿计，田宅也是如此。于是商人及中产以上家庭无不破产，于是监狱与市场互相扰乱。当时法令如牛毛般繁多，搜刮利源剖析得如同秋毫般细微，天下人踮起脚跟站立，侧目而视。评论者说汉朝治世的衰落，实际上源于此。到了这时，才感叹曹参不扰乱监狱和市场的言论，治理之道果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传记又记载曹参担任汉相，百姓歌颂他说：“萧何制定法律，整齐如一；曹参继承他，坚守而不失；秉持清静无为，百姓得以安宁统一。”萧何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奔波于戎马之间，日不暇给，他所制定的律令，不像周公的官礼那样，是万世不可更改的制度。而曹参坚守它而不失，其成效尚且如此。大抵国家的成法，在祖宗创建之初，其条目必定宽疏，而没有苛细刻薄的条款；其考核必定从容，而没有朝夕督责的事情。后世的英明锐利之主，喜欢兴事的臣子，施展他们的私智，轻视前人，认为祖宗不值得效法，想要更改并张扬它，而其弊端却百出而无法挽救。宋朝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实行青苗、均田、雇役等几项措施，附会《周礼》，其名目很美，但实际不利于百姓。当时与王安石相抵触的人，全被目为阻挠而遭斥逐。于是自太祖、太宗以来，六七代相承的良法美意，荡然无存。而百余年休养生息的天下，顿时骚动，不到两代就遗留下靖康之祸。由此看来，改变祖宗成法的人，其弊端不导致败家亡国是不会停止的。唉，能不畏惧吗？从王安石变法导致宋朝灭亡来看，就知道曹参守法是汉朝兴盛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世上希望治理好国家的人，如果真的举起曹参治理齐国、汉朝的遗意并推行它，不要因为其迂阔疏懒、疲弱驽钝而认为不足以作为，那就接近治道了。

论人材疏 雍正四年

鄂尔泰

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政治，只有理财这一件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都依赖于此来治理。财不能得到治理，那么各项事务就不能振兴。所以孔子不避讳谈论财，说有大道理，根本在于絜矩。而财没有人就不能治理，人不被任用就不能得到治理。所以为政在于用人，人存在政事就能举荐，归结于修身。因此用人这一件事，从高级官员到最低级的官吏，都有责任。而一个人的分量等级，各项政务的兴废优劣，都取决于此，不可不勤勉地加以注意。只是政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任用违背其才能，即使是能人也难以施展效力，即使是贤人也可能导致公务失误；任用得当，即使是中等人才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是小人也往往能成就事情。根据才能、地点、事情、时机来任用，必定没有废弃的人才，那么政事就没有荒废的。我去年赴京，侍奉五天，亲耳聆听圣上的话语，以用人为要，以得人为难，推诚布公，虚心实践，行为如日月般光明，天下人都看得见。小试则小效，大试则大效。我在跪诵之下，心目豁然开朗，浮躁之气顿时消除，深思熟虑，欢喜了几天。我伏念国家设立官职，都是为了百姓。只要能利于百姓，那么宽严如水火，都是仁爱，而劳苦怨恨不必顾虑。如果不能利于百姓，那么刑名教化，都足以成为弊病，而廉洁惠爱不足以居功。拘泥于主观臆见，轻视实务，追求虚名，不把民事当作事务，不把民心当作心意，本来就没有能奏效的。恐怕廉洁的官吏与贪婪的官吏罪过相等，好事比误事危害更大，见小不成，欲速不达，没有不出于此的。我仰体圣上的宏大旨意，凛遵宝训，刻骨铭心，岂敢一顿饭的功夫就忘记。宣扬教化，承袭流风，期望三年后报告可取。但所有的是非可否，都不敢自信，只有根据实际所知，不敢略有隐讳，陈述请求圣上鉴察，以表达我的愚诚罢了。除了已经奏闻的，以及未经亲眼所见的人员，不敢冒昧开列外，谨将云南、贵州的大小文武官员，另外开列一折，在各人名下详细注明，恭敬呈上御览。伏乞训示。

论用人疏 雍正四年

鄂尔泰

我私下恭敬地陈述所知的一折，承蒙朱批：“治理天下，只以用人为本，其余都是枝叶之事罢了。阅览你所论述的文武大吏，以至于微小的武官，就我所知道的，很符合我的意思。但我不过是根据目前所见，断不能保证他们以后如何。”钦此。我身受特殊知遇，不忍自弃，虽然为国家得人的大义，不敢忘记公正，但虚明觉照的诚意，实在难以自信。捧读圣上的话语，内省惊惭。

译独何心。敢不更加自我奋勉激励。敬畏地体悟终身。至于通过明察来考核功绩。在面临事务时进行检验。相信其过去的表现。观察其未来的发展。杜绝窥探伺机、欺骗粉饰的根源。区分平庸碌碌与有才能情致者的任用。恭敬地推演圣上的宝训。目光明朗，心窍开启。这固然是经权之道的极致准则。政事的关键枢纽。觉得“因材器使”的论述。还属于后起之见，并非先觉之论。恭敬地思惟我皇上至诚至明。没有偏私，没有倚靠。如同太阳在天空正中。魑魅魍魉。无处逃遁。而寸木小草。都受到栽培。如果有的自己躲避阳光和煦。如何能曲折地施予化育。人们都是自取。上天本来没有私心。大小臣工。知道审慎地安处自己的位置了。臣认为可信与不可信。原本都在于人。而能用与不能用。则确实由自己决定。忠厚老成而略无才能的人。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行动超出规范的人。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置官员分配职事。原本是为了成就事务。并非作为众人藏身之地。只要能成就事务。都属于可用。即使是小人也应当爱惜他、教导他。但不能成就事务。都属于无用。即使是善人也应当调离他、安置他。臣曾经对下属说。贪官的弊端容易消除。清官的弊端难以消除。实在因为贪官坏事。人们都怨恨。乐于改正。清官误事。人们还信任看重。妨碍立即更张也。但有操守有才能的人实在难以多得。而有才能无操守的人。驾驭稍疏即不用于正道。只能触动他的良心。制约他的邪心。使他熟知利害。渐渐爱惜身名。然后可以成就事务。臣自揣不及。但不敢不勉力。至于臣屡次承奉恩纶。比拟过分。一言一字。熟会深思。恭敬地念及我慈父午夜披览时。心驰神往，依恋不舍。无以自解。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更加努力勉力而已。

译拟请重视亲民之官的奏疏 乾隆十九年 朝考

纪昀

臣宗道进言。臣听说圣人在上位，他的智慧足以周遍天下的事务，他的心意足以通达天下的民情，但他的权势不能使天下的人家挨家挨户地告知晓谕以施行治理，因为相隔太远，无法遍及。古代帝王知道是这样，所以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用来辅助完成天子的功业，宣示恩德意旨。虽然封建与郡县制度屡有变化，但如同臂膀与手指相互维系，事理相同，目标一致。所以百姓的性命，常常系于亲民之官，而担任这些官职的人，就不可以不慎重选择。臣私下看到五代时期纷争不断，民生凋敝，休养生息，没有人有空闲顾及。我祖宗承受天命，统一九州，深厚的恩泽与仁爱，至今已历三世。陛下即位以来，夙兴夜寐，百废俱兴，祭天告成，光辉照耀万世，即使是唐尧虞舜三代，也不能超过这个程度。唯独对于亲民之官，似乎没有加以重视，难道是因为他们地位低微而忽视他们吗？一寸的车辖可以控制车轮，一尺的门枢可以转动门扇，权柄所在，不限大小。封疆大吏，所担任的职责不算不重，然而他们秉承天子的命令，赫然树立节钺以临视百姓，百姓看待他们，仅仅比天子低一等罢了。他们的权势越重，他们的体统越尊贵，而对于民间的忧喜祸福，就越隔阂难通。所以古代循良的官吏中，下级官员多而大臣少，是形势使然。知州、通判，他们的地位低微，百姓容易控诉；他们的权势接近基层，容易考察核实；他们治理的范围狭小，容易周遍巡视；他们见百姓的次数多，容易相互熟悉；他们的资历声望轻，即使深入民间询问琐碎之事，也不认为这是亵渎。上达下情，下宣上德，这也是天下的车辖与门枢啊。陛下轻视他们，恐怕没有深思熟虑吧。况且吏治容易松弛而难以振作，官场容易混淆而难以澄清，一旦不放在心上，弊端就会百出。当今清公正直、守法、约束自己、爱护百姓的人，在州县官中，难道说没有吗？然而南山的竹子，不揉搓自然笔直；车材，不规整自然圆滑，这只是千百人中的一二人罢了。那些蛮横的人如猛禽般搏击吞噬，贪婪的人如溪壑般永不满足，狡诈的人巧施欺诈，懦弱的人昏庸糊涂败坏事情，而贵族权门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人，又杂出其中。一两个良吏恐怕不能弥补千百人的不足，何况这一两个人，如果没有激励劝勉，也将随之随波逐流呢。这都是因为看待他们太轻，考察不力，形势才到了这一步。陛下兢兢业业，每天处理万机，确实不能在选拔任命的时候一一亲自见面，然而臣私下观察《周礼》的法度，评定辨别官员的才能，由大司马掌管；八柄诏告君王，由大冢宰掌管。源流得失，责任在大臣。请慎重简选宰相执政，责成他们以人事君的道理，委任他们进贤退不肖的责任。在派遣任用的时候，通过言语观察他们的才能，通过仪容观察他们的德行器量。虽然未必能完全了解他们的心术，但拔十得五，也足以激励天下。磨砺渐久，或许能够澄清。至于县令以下，虽然不应该用琐碎事务烦劳大臣，但也应该由台谏等官员裁断他们的去留。在开始时慎重，与在他们败露时治理，所得所失，相差万里。陛下如果在意此事，天下就太幸运了。

条陈用人三法 附子

李绂

奏请停止拣选分发的惯例，放宽公罪处分的条款，专任百官的职责，以收用人材的实效。私下认为为政在于用人，取人在于修身。我皇上继承皇统以来，亲身实行三年的丧礼，以确立百行的根本。朝夕警惕，孜孜不倦地谋求治理。举用老成持重的人，废黜奸佞之人。取人在于修身，皇上的建立极则，用人之大本确立了，用人之大纲举行了。但是封疆大吏，还有一二积习未去，足以危害用人之法的人，臣敢冒昧陈述。已故皇帝励精图治，广开言路，招揽贤才，正途杂途，以至监生生员，无不搜罗，务求野无遗贤，以谋求天下的治理。而督抚诸臣，不知道圣主爱惜人材的盛心，私意揣摩，迎合纷纷，上疏请求拣选人员分发到他们的地方，以备任使。而候选的官员，也藉助拣选，侥幸躁进。在科举方面，后科可以压制前科；在捐纳方面，后班可以压制前班。广开奔竞之门，扰乱铨选之序。等到到了那个地方，缺少的人多，有候到四五年不得官的，多至羁栖失所，非常没有意义。况且人的材质，中人为多，大约听上司的转移而已。上司贪而独自廉洁，上司惰而独自勤劳的，百不得一。上司廉洁而独自贪婪，上司勤劳而独自懒惰的，也百不得一。而九卿的验看，也不过取办于俄顷，陈述履历，观察衣冠应对考验。以衣冠整齐为贤，这是说公西赤贤于曾参啊。其后至于租赁衣冠以应拣选，那么衣冠也不足信了。以应对敏给为贤，这是说啬夫贤于张释之啊。其后至于演习履历以应拣选，那么应对也不足信了。况且虞廷的治理，临下以简，而拣选分发，变简为烦。臣任吏部时，月选州县多者五六十人，少亦二三十人，不过月具一疏，而月选之事已毕。至于拣选分发，则一疏变为百疏，每官一员

译起初，刚到任试用的人员有奏疏，期满实授也有奏疏。对于繁简冲僻的区分，试用是不适宜的，所以进行改调以显示考察官吏的勤勉，这又有奏疏。候补人员众多，严加淘汰，有的改任教职，有的送回吏部，这又有奏疏。每任命一个官员要用三四道奏疏，从前一个月所选的数十人，一道奏疏就可以完毕，现在上百道奏疏还完不了。统治天下的人，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的事务，心思有余力应对事务，就能以智慧周遍万物；心思被事务驱使，就一定会产生杂乱琐碎的弊端。推举这一件事来类推其他政务，变少为多，那么事务就会烦乱，焦灼劳苦更加严重。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从未进行过拣选分发，天下未曾不治理好。这种分发人员的方法，断然应当停止，以节省章奏，以平息奔竞之风。而其他政务中烦杂琐碎的，也推此意稍加减省，或许能使皇上的政务简略、心境清明，静观大局，从而使百姓无不受到宽宥。况且督抚之所以一定要请求拣选分发，是因为他们残忍严酷，妄自参劾下属官吏，空缺职位多而人员不够用。我大行皇帝明察万物，洞察人伦，审慎法度，省察成效，率领百官兴办事务。圣人有大智慧，顺应事物本性，行事看似无为。而督抚中凶恶愚昧的人，妄意揣摩，把严酷当作公正，每天以参劾官员为事。州县官吏，有的半年或一年就被参劾，有的几个月就被驱逐，有的在一道奏疏中参劾十几人，有的在一道奏疏中参劾几十人。探求实际情况，大多冤枉压抑。朝令夕改，人员与地方不熟习，官员没有坚定的志向，苟且度日，早晚只求保全。至于吏胥，看待官员如同住在旅店，即使有政令设施，也玩忽不奉行。弊端如此，这难道是封疆大臣考察官吏的方法吗？

大行皇帝曾经召见江苏巡抚布兰泰，责备他残暴严酷，布兰泰竟有“仰体皇上要求严酷”的回答。大行皇帝降旨说：“朕听到这话，不觉为之战栗，汗流浃背。朕只让臣下秉公办事，何曾有要求严酷的意思。”随即命令接任的巡抚，查核他所参劾的属员，逐一申辩审理。圣心大公，昭如日月。而督抚诸臣，把多参劾属吏当作秉公办事的，相习成风，至今未止。罢黜昏庸、提拔贤明，是治理官吏的常典。官员如果有罪，怎能不参劾？只应当辨别是过失还是故意，考察是公事还是私事。凡是贪赃枉法，确实有受贿劣迹的，罪虽小而必不可留。凡是因公事失误，或迫于不得已，或陷于不知情的，罪虽大而不可轻易罢免。所以说，宽恕过失不论多大，惩罚故意不论多小。六计考核官吏，以廉洁为主。所以贪赃的官吏，刻不容缓。人不是圣人，不能没有过失。所以宽待处分，才能有所作为。宋代臣子范仲淹说，当官的人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确实是因为如果畏惧躲避公罪，就没有敢任事的人了。孔子说，观察人的过失可以知道他的仁德。他论政时，把赦免小过与举荐贤才并称。不赦免小过就不能举荐贤才。现在如果斟酌确定处分的方法，凡是因公事失误，降级革职的，都允许留任。三年没有过失，准许恢复原职。那么做官的人就会勇于任事，而可以收到长期任职的效果了。官员只有长期任职，然后事务没有不熟习的，吏胥不能欺骗。初任时，聪明的人也难以周知；长期任职，笨拙的人也能自我勉励。近来奉上谕，也主张长期任职，以虞舜时代的人守一官，汉代官吏谆谆教导子孙，作为良法了。但如果不立定章程，那么掌管铨选职务的人，就不知道如何实行长期任职。

译臣愚以为，在京的官员，应当让他们长期担任同一职务；在外的官员，应当让他们长期任职于同一地方。京官办事，没有比六部更重要的了。凡是主事、员外郎、郎中，都应由本司内部升迁转任。升至郎中后，如果才能和操守都优秀，也给予京堂的头衔和俸禄，使他们长期管理本司事务。至于六科、七道，也应由本科、本道内部升迁转任。这样人们就熟悉所从事的事务，胥吏就不能欺骗，而部院的事务就可以治理好了。至于在外亲民的地方官，没有比府、厅、州、县更直接的了。贪婪残暴的予以治罪，平庸懦弱的予以罢免，才能品德卓越出众的特别提拔，其余中等才能的人，都以九年作为考核满期。州县官应升迁的，就升任本府的佐贰官；府佐贰官应升迁的，就升任本府知府；知府应升迁的，就升任本道。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长期在一个地方任职，就能体察民情，明了当地风俗，而循良的政治也可以期望实现了。如果说地方有肥沃贫瘠之分，职位有美恶之别，那么外官既然已经普遍给予养廉银，京官如现在的户部、六科，也均摊饭食费用，那么人们就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长期任职，也是他们乐意安居的。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知人和安民，仅此二者而已。而知人尤其要先于安民。所以说，圣人培养贤才以惠及万民。贤才不可多得，而中等才能的人都可以加以任用。现在如果确实遵循资历等待中等才能的人，赦免小过以寻求日后的成效，专任官职以尽职责，那么天下就有许多可用之才，天下就有可遵循的法度，也就没有不安居的百姓了。

省减科条以培植治理根本疏 康熙九年 御史徐越

臣私下认为，风俗人心，确实是治理平定天下的根本。地方官员和督抚，则关系到维持教化的源头。恭敬地研读传到礼部的皇上谕旨，首先提到人心风俗，中间列出致治美政十六条，最后以如何训导劝导，责成各官举行。倘若中外官员只遵从此令，和谐一致地发生巨大变化，即使是尧舜、成康那样的盛世治理，也不过如此罢了。臣想，州县是亲民的官员，督抚是率领下属的长官。想要他们的教化得以施行，岂能仅仅依赖法令？我们皇上培养天下百姓，必定先要将治理地方官员和督抚的法令，宽缓平正、省减简约，使得他们解除顾虑，放宽拘束，然后才能涵养他们的精神，激发他们的才智，竭尽他们的诚心，去从事教化之道。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没有不爱子弟的。如果父母整天多忧多惧，自顾不暇，怎么能周全地体恤子弟的疾苦？所以，地方官员中那些以贪婪暴虐害民的，可以用法律制裁；而那些逃避法律、却烦扰百姓的官吏，则实在无可奈何。怎么说呢？自从考成之法严厉以来，爱护百姓的心，自然比不上追求功名的心，于是只是一味催逼拷打，百姓家中没有安宁之日了。自从缉逃之法严厉以来，凡是行迹可疑，以及挟私仇诬告、牵连无辜的人，都被搜查追究了。自从讳盗之法严厉以来，被盗窃的人家，就受到失主的连累；自从缉盗之法严厉以来，捕盗的差役，竟成了诬陷良民的习气。诸如此类，都是因为法令太严，于是就不惜苛扰地方，以图免除过错。总之，上面只用法令约束地方官员，却想让他们用教化来兴起百姓，这是必然不能实现的。至于总督、巡抚，是朝廷的封疆大臣，端正自己、率领下属，考察官吏、安抚百姓，是他们的职责。那么水旱灾害、盗贼，如何消除平息；士农工商，如何安抚团结，没有看到有所责成。而终日搜求的，不过是文书往来的琐碎，日期的迟速。如钱粮则由藩司主管，督抚只能稽查其侵吞挪用、加派之弊。至于册籍错误、解送银两成色低劣，怎么能一一亲手磨验，而参劾处罚都涉及他们呢？这是什么原因？刑名则由臬司主管，督抚只能察其徇私枉法、贿赂之弊。至于限期违误、律例疑似，一经该部驳改，参劾处罚又涉及他们呢？这是什么原因？在处的督抚，详究苛细而忽略重大；而担任督抚的人，则将任重责大的精神才智，全部耗竭于苛细之中，整天头绪纷纭，料理琐碎事务的指摘而忙不过来，哪有空闲讲求民间利害的源流，审察官吏才品的优劣，以仰副我们皇上教化百姓的盛心呢？臣请求部议，考核地方官员，则以爱护养育百姓为标准，使县中没有荒芜残破、流离失所的人为上等考核，其余科条从轻省减，使他们游刃有余，多方施行教化。臣未听说教化大行的县邑，赋税还烦扰追呼，奸邪之人还难以清除肃正的。考察督抚，则以绥靖地方为标准，使水旱不侵，盗贼渐息，官吏澄清，兵民和乐者为称职，其余参劾处罚，各归地方官员，使他们神闲气定，先树立教化的典范，慢慢收得教化的成效。臣未听说能使属员各奉行教化，却还有琐碎事务累及上司参处的。这就是仰体我们皇上以教化为先，不专务法令的意思，实在先试于地方官员和督抚，以此来坐致雍熙，达到上理，所谓正百官以正万民，说的就是这个吧。

请省减簿书以考核农桑疏 乾隆十一年 礼部尚书王安国

臣在本月蒙受圣恩召对，一时冒昧陈奏，认为中外簿书太繁，州县官疲于查造登答，无暇顾及农桑，胥吏倚法作奸，滋弊转甚。但议及省繁就简，又恐人心

译就会陷入松懈废弛的状态。恳请皇上教导谕示各部院及总督巡抚大臣，用心体察，随事减省。当面承奉皇上的德音，因为教导谕示未必人人能完全领会，或许会导致误会，所以令臣告知军机处大学士，斟酌可行的办法，并令臣撰写奏折上奏。臣随即到军机处向大学士讷亲、张廷玉恭敬地陈述圣旨。退下后思考，臣先前奏报文书簿籍过于繁杂，乃是执行法律产生的流弊，并非制定法律的本意。制定法律的本意，是为了考核功绩、核实实情并防止奸邪虚伪。但如果使用不当，原本用来考核功绩，却可能因为琐碎细微反而导致拖延迟滞；原本用来核实实情，却可能因为不胜其烦琐而应付了事，只具形式；原本用来防止奸邪，却导致旧弊未除而新弊丛生。这些事不外乎钱粮赋税和刑狱名目，弊端没有比文书驳斥核查更严重的了。其源头始于中央各部院的司官，其流弊极于各省的藩司、臬司以及州县。甚至州县的书吏差役，藩司、臬司的属吏，彼此声气相通，而主官反而依赖他们的鼻息，不得已因而任用他们，以求上下通达无阻。想要清除吏胥的壅塞蒙蔽，了解百姓的疾苦，怎么可能做到呢？臣愚昧地认为，如果不加分辨而议论减省，确实担心不知情的人妄自揣测圣意，一味追求省事，从而陷入松懈废弛。如果指明弊端，剔除并去除它，使弊端去除而法令得以施行，不仅与苟且安适、玩忽职守的风气不相涉，而且对于皇上励精图治的圣明之意，实在可以略微体察到。谨将臣所深知的情形，罗列上奏。比如报销钱粮，库存与动支的数目不符，向来经过户部驳斥核查，多有逐案登记答复，以某事案内先前批准销算若干者。臣私下认为，在外动支，无不题奏咨文有案可查。或许因为案牍浩繁，户部一时没有闲暇遍查，似乎可以命令督抚，在奏销时详细声明，户部查对相符，即可批准销算。至于数目的错误，如果在几两到几十两以上，自然应当照例驳斥核查。如果只有毫厘以上、数星以下的差额，这不过是书写计算的偶然错误，似乎可以核实更正，命令在下一次奏销时声明。又比如报销工程，如果所开的价值全部含糊不清，浮报冒领过多，工部自然应当照例驳斥核查。如果一册之中，只有一两条不清楚，似乎可以摘出命令登记答复，而其余的批准开销，不必笼统驳斥，发回全册重新造册。如果所浮报的数目，零头无几，似乎可以直接将核减的数目明示，而其余的批准开销。这样，那些无益的驳结登答就可以省去了。然而这还是容易看到的。那些最细微且不胜枚举的，莫过于抚藩对于州县，一有征收存留，头绪就纷乱如麻；一有动支，项款就各不相同；一有兴修，初估、复估、完工、核销、详报就不一致。每详报一次，必须由府到道到司再到督抚，涉及粮盐、廪膳、兵饷的，更由粮盐两道、学政、该管武职、清军同知、粮运通判等衙门介入。每个衙门都有详文、书册、实数册、印结、加结，汇总到司，再题奏咨文给督抚。在未题奏未咨文之前，司、府的驳结已经不一而足。或者数目的差错，仅仅只有分厘；或者讹误之处，不过字画之差；或者日月填错；或者语句遗漏；或者序述牌行未及详备，本来无关紧要，但只要有可借口的名目，都严厉驳斥更改。每驳斥一次，那么申详册结所经过的各衙门，都必须重新造册申送，反复多次。一案如此，积累到数案，能不丛脞困惫吗？又如命盗案件，犯事失事有报告，检验获犯有报告，初审覆审有报告。至于州县审定，解送府、解送司，如果府、司已经审讯，或者详细阅读全招，确实有疑点，驳令再审，也是钦恤重刑的道理。于是有幕僚胥吏，逞其私智，忽略大端而搜求枝节，抓住一隅而否定全招，虽然任意指摘，毫不中肯，州县也必须逐条答复。人犯往返，难免拖累，而详验招册的重复增损，不必再说了。查承审造册，各有期限，一旦涉及迟延，按例有降职处罚。司、府既然已经驳核，就可以自己脱开考核责任，而州县无处逃避。属吏有权可操，因而肆意作威作福。州县功名念头迫切，怎敢不应承他们的索取。这就是臣所说的簿书太繁，都是执行法律产生的流弊。恳请皇上密谕部院大臣，如果有如臣所奏户部、工部的情形，务必期望适宜整顿。并严饬各省督抚，不时稽查。倘若司、府属吏，弄权苛驳，积累到数案，就提审治罪其属吏，本官如果包庇抗违，就分别参奏。务必使国家的科条法则，不至于被舞文弄法作奸犯科的人所借托，官司的精神血脉，不至于被贪婪狡猾的胥吏所驱使。上下衙门明白相承，尽化其疑阻难之，而专心于国计民生，早作夜思，期望在职守上自我效命，以此来激励其名节，策励其奋起建功。吏治肃清而实效彰显，天下官吏百姓，承受皇上的福庇于无穷尽了。

译请求废除无益条例的奏疏

李之芳

我私下认为，各衙门的政务中，频繁变更且失当的固然很多，但吏部考功司的条例，尤其有害于政事，是不可以不紧急废除的。冒昧地向皇上陈述。近年来，外任官员的参劾处罚，一天比一天严密，降级革职，常常出乎意料。因此，各官员忙于补救过错尚且来不及，只是追求虚文浮辞作为应付早晚之计，不能为地方尽心爱民。即使是罚俸这一项，处分较轻，常有任职一两年，罚俸五六年，甚至十几年的人。官员的俸禄有限，即使每年全额发放，尚且不免有担忧父母妻儿的心思，何况逐年扣罚，那么赖以供养的费用，势必从地方上索取。所以贪官常常很多而无法禁止。十两银子流徙的法规，法令昭然，哪有因为养廉银没有资金，就予以宽恕的道理。如果法律必须执行，又不足以使他们心服。这是弊端之一。况且条例所在，不论贤与不肖，只以苛刻急迫的法律来约束他们，即使是廉洁有才能的人，一遇到小节小事，就不能长久安稳其职位。如大选急选，每次出现空缺，其中因贪庸被解职的，十中无一二，大多因公事失误而被罢免。天下的贤者，不可能多得，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一定胜过以前的官员。迎来送往，这是弊端之二。何况条例纷繁复杂，权力总归于胥吏，想轻判就有轻判的条款，想重判就有重判的拟议。就像违限一事，有按月份降调的条例，有怠慢迟延的条例，又有慢待上级误公的条例，又有置之不理的条例。事情相同而法律不同，难以一一列举。总是多立名目，便于胥吏上下其手。这是弊端之三。有这三项弊端，那么该部增设条例，只足以淆乱成法、消损人才，其对吏治没有帮助是明显的了。该部虽然也曾上疏请求重新商议，但例外生例，旧习难以挽回，恐怕终究辜负皇上革除积弊的意图。臣请求特别谕令部院大臣，将该部现行条例，彻底推究，切实厘定，务必使永远可行。那些因事而设、涉及苛刻细碎的法规，仔细商议后酌情废除；那些事迹相同而轻重迥异，多设条目致使胥吏可借法为奸的，一律删去。这确实是革除弊端的一种方法。再查世祖皇帝时的旧例，因出缺太频繁，参罚太严密，该部覆准大计处分，循例纠劾，贪酷者提问，以至失守城池、迟误军机各官，都应照例议处，不准任外。其余因公事议处的官员，只令戴罪供职。是否酌情恢复旧章，省事宁民，这又是革除弊端的一种方法。

专差宜减的奏疏

靳辅

臣认为，皇上因为在外诸臣，对于民生疾苦，不向上报告，朝廷诏旨，不向下传达，废弛驿站，侵吞钱粮，民间隐情无法申诉，民间冤屈无处控告，于是屡次派遣在内诸臣访查察究。这是皇上怜悯民间疾苦，惟恐一人不得其所，所以不得不这样。但是天使的车尘马迹，一旦络绎不绝于道路，那么民间的百姓，不免在草野间嗟叹咨怨。奉差之臣，未尝不以皇上的心为心，未尝都有示威掯勒之事，也未尝尽纵家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然而往来供应，即使是盏酒粒粟，片肉只鸡，都是小民的膏血。何况地方官员，贤能廉介者少，平庸畏事者多，一听说钦差将至，惟恐有所驳诘，无不极力图谋要结以取悦他。行贿与否，暂且不谈，而饮食馈赠的费用，已经不少。上司虽然告诫说，你不要向百姓摊派，有司也随即回答说，断不妄自摊派，究竟没有无中生有的法术。更遇到不肖官员，借端多敛，那又不可言说了。臣愚以为，除军机重务，必须口授庙谟于兵主，确酌商行的，自当专差驰驿；又在外贪官污吏，督抚不题参，被科道纠参，或旁人告发，并督抚扶同犯法，肆行贪婪之事，也必须遴选部院能员，秉公确审，无庸置议外。其他如整顿驿站，料理军需，查勘海疆，恤刑督赈诸务，似应责成督抚。督抚为封疆大官吏，身居八座之尊，位列三台之次，皇上将数千里地方，数千万百姓，托付给他们绥怀抚治，他们却不夙夜黾勉，力报君恩，将这些分内之事，庸碌贻误，甚至捏冒侵欺，致使皇上左顾右虑，另差近臣代理。像这样不职的督抚，置于重典，也不足惜。然而天下督抚，贤愚不同，未必尽皆不肖。臣请求嗣后遇有凡督抚司道不能料理，必须差员之事，自当照旧遣差；其督抚司道能行之事，俱责成督抚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贻误生弊等情形，即将该督抚司道，立行从重处分，作为大吏溺职的警戒。这样，地方不至于因供应而频繁摊派扰民了。

卷十六 吏政二 吏论下

请求除外省积弊六事的奏疏 嘉庆八年

御史贾允升

我私下看到今日害民的事有几件，请求申严法令，为之限制，详细陈述其事，请圣主选择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