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治体一原治上

译年老昏聩。那些好的也不过是偏颇驳杂的治理。而下面有时也不免陷入混乱灭亡。衡量王道，相差甚远。我曾说三代以前没有霸主，三代以后没有王者。齐桓公、晋文公是霸主。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也是霸主。往上推，周宣王也是霸主。秦穆公作书悔过，接近古人，而三次拥立晋君作为恩德，他的虚伪也很严重。所以《尚书》记录秦穆公，是记载秦国的兴起；《国语》记载周宣王，是记载周朝的衰微。周宣王和秦穆公，大概是王道与霸道升降的交汇点吧。

人主的祸患，没有不是始于有所作为，而终于不能坚持。当开始的时候，如同太阳刚刚升起，如同月亮刚刚生成，如同树木刚刚生长，如同水流刚刚通达，如同火焰刚刚燃烧，志向充盈意气旺盛，不难夸夸其谈道德，而粉饰仁义。等到功业已经成就，年纪已经衰老，岁月有限，而嗜好可以娱乐，那么以前所说的道德仁义，一旦就抛弃了。像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以血气为主，而没有义理来涵养他。所以血气旺盛就旺盛，血气衰败就衰败。这种弊病不在于懈怠荒废的时候，而在于奋发激励的初始。

所以人们说汉高祖不从事诗书而成就霸业，然而光武帝放下武器讲习学术也成就霸业；唐太宗内宫不严肃而成就霸业，然而明太祖修撰女诫严格宫政也成就霸业；宋太祖乘势窃取皇位而成就霸业，然而昭烈帝仗义讨伐贼寇也成就霸业。所谓王与霸，只在于用心辨别，而仅仅凭借区区的事功，本来不足以判定。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这是自然的道理，而是一定达到的趋势。现在如果说，事物不必格，知识不必致，意念不必诚，心不必正，而身体不必修，我只治理天下罢了。这就像不迈出半步，却想要到达千里之外，我看他达不到；这就像不借助尺寸之阶，却想要登上万仞高山，我看他上不去。

高宗肜日，只是确定祭祀典章罢了。祖己说：“只有先端正君王，才能端正他的事务。”认为君王不端正，那么祭祀典章就不能确定。旅獒拒绝贡献，只是拒绝进贡罢了。召公说：“意志以道安宁，言语以道承接。”认为不遵循道，那么贡献就不能拒绝。周公告诫成王说：“如果有人怨恨你、辱骂你，就要自己恭敬德行，他的过错说成是我的过错，确实像这样，不止是不敢怀怒。”认为怒气如果蕴含，那么开始虽然或许忍耐，但最终必然发作。古代的王者在敬小慎微之中，都有正本清源的学问。所以过错一天天去除，善行一天天达到。

译孟子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君主行义，就没有人不行义；君主端正，就没有人不端正。只要端正了君主，国家就安定了。”董仲舒说：“端正君主的心，以此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以此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以此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以此来端正四方。君主的心端正，即使政令条文疏漏宽泛，也不妨碍他成为王者；君主的心不端正，即使治理的法度完备详密，也难免沦为霸者。所以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霸者，而三代以后没有王者。”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繁多，却对外施行仁义，怎么想要效仿唐尧虞舜的治世呢？”唉，人主的祸患没有比欲望繁多更大的了。所谓欲望，难道一定是声色货利让人喜悦吗？苟且安适是欲望，急于求成是欲望，喜好虚名也是欲望。粗浅的欲望已经沉溺于声色货利，精微的欲望还陷于苟安、急功近利和喜好虚名，那么善行是从外部强加的，而不是从内心自然生发的，所以这种局面不可能长久。如今从中等资质的君主以上，没有没有向善之心的，但不能达到王者境界，只是因为没有东西来充实它罢了。唐肃宗对外能收复两京，对内却不能安抚太上皇；宋太宗生前能亲身实现太平，死后却不能见杜太后一面；汉武帝的才能超过文帝景帝，最终却没能避免戾太子的死；唐开元之治可比贞观之治，最终却不能庇护杨贵妃免遭诛杀，这就是能推恩与不能推恩的效果。唐太宗起初任用魏征，魏征死后却推倒他的墓碑；明神宗起初尊崇侍奉张居正，不久就抄没他的家产。难道是起初明智而最终昏庸吗？也是因为心本不正，只是勉强顺从罢了。善为主，恶为客，那么恶就不能攻占；恶为主，善为客，那么善就不能稳固。所以霸者足以导致治理，也足以导致混乱。治与乱的契机，就在翻手之间罢了。好比患疮疡，毒在腹心，治疗却在皮毛，遏制得越久，毒就愈深，一旦发作溃烂就死定了。那么所谓正心，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治理的纯粹与驳杂在于真诚与虚伪，心的存留与消亡在于恭敬与放肆。恭敬就没有不真诚的，放肆就没有不虚伪的。问：正心却不寻求治理的法度，恐怕会陷入黄老之学吧？回答说：黄老之学，是放纵逸乐其心而不存留善念的；王者的治理，是检束持守其心而不丢失善念的。况且所谓正，难道只是端正它吗？端正自身，心就在自身；端正家庭，心就在家庭；用它来端正国家、端正天下，心就在国家和天下。心贯穿万事而没有不谨慎、没有不真实的，这就是王者。所以说王与霸的区别，在于心上的辨别。

去争论

钱维城

天下的祸患，都起于争，而争起于不平。我不能消除天下的争，只能使不平变得平罢了。在《易经》中，坤上艮下为谦卦，其象辞说：“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削低山的高处，来增益地的低处，那么地就没有不平的了。所以一定要削减自己的多余，来增益别人的不足，才可以衡量事物而公平施予。地上有山，这是地的不平。然而之所以不争，是因为不是取彼之所有来附于此。山高于地，而地大于山，大与高相称，其象辞说：“厚下安宅。”下面厚实，住宅才安稳。然而还是必须削山益地才叫谦，可知剥取下面来奉养上面的，必然引起争夺而不安稳。我看世上所谓谦的人，在坐次行立上，是节操的小事；弯腰鞠躬，再拜揖让，话语喋喋不休，等到事情有一点小利益，就争先恐后，即使是亲戚也不顾念，这叫有谦的名声，没有谦的实质，越是谦反而越是争。好利是人的常情，好名也是人的常情。装饰谦的名声，来攫取利的实质，这是争固然争，谦也是争。况且谦怎么能有其实质呢？千金在面前，却退避不顾，这是让，不是谦。让是有所不接受，而谦在于能够施予。不接受不过是对人没有损害，能够施予则是对自己有所损害。不取人之有来壮大自己，千百人中没有一个两个，何况能损害自己来增益别人呢？圣人认为人不能谦，就像山不能平一样，所以说地中有山，谦。只有谦是人情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天下多不平。多不平，所以多争。多争，所以多乱。圣人忧虑乱不可消除，而人情不可不平，所以把责任归于君子，而推演其应验于天地鬼神。天地鬼神，果真喜爱谦吗？人情所好恶的，天地鬼神也就好恶罢了。所以君子对于治理，小则削减自己的财物，大则削减自己的私心。我削减我的财物，才可以平定天下的财物；我削减我的私心，才可以平定天下的心。《大学》说：“絜矩而天下平。”平，就是平定那些不平的。

持满论

钱维城

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不能说完，只说那些已经发生的罢了。天下的祸患，千变万化不能全知，只知那些必然的罢了。春天淫雨，秋天晴朗，暑热极盛则起风，闷热则下雨，气寒则结冰，天地之气尚且如此，何况人事呢？人生四十岁，所见的是三代；六十岁以上，功业已经显著，善恶已经分明，我由此知道他的子孙；十六岁以下，学业未成，血气未定，我由此相信他的祖父。人好色则因痨病而死，好酒则因黄疸而死，好强则因暴疾而死。这不只是智者知道的。然而有不尽然的情况，这是不可知的。不可知而不去探究，必然可知而后才去探究，那么智慧有什么可贵呢？如今天人相应的数理，

译不必要求它恰好相等。关键在于恰好相当罢了。商人带着资本去谋求利润，各种货物任凭他处置。估量其盈缺，权衡其轻重，分毫没有差错，像这样叫做“相值”。等到他出售货物时，货物紧俏就卖得快，货物滞销就卖得慢；本钱大的利润厚，本钱小的利润薄，像这样叫做“相当”。人不能用“相值”的标准，向天索取回报；天自然用“相当”的原则，暗中赋予人。正因为它是“相当”的，所以不必要求它“相值”。变故的到来，常常在防备之外，不一定是智谋思虑有所不及。事情还没发生就思虑到了，那么天就会为人奔走效力而失去权变。所以天驾驭人，往往在意想不到的疏忽之处和事情相反的方向。担忧在内部的，祸患来自外部；担忧在外部的，祸患来自内部。以严厉著称的，因宽纵而败亡；以宽缓闻名的，因暴虐而灭亡，往往就是这样。圣人不致力于消除祸患的方法，只寻求不招致祸患的缝隙。致力于使天与我相安无事而不相乘胜。所谓不招致祸患的缝隙，是什么呢？弊端产生于偏颇，萌芽于极盛。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是天的规律。身处盛位而骄傲，祸患必定会降临。圣人以危险的态度持守，所以说：“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才能安定他的地位。”拉紧绳子直到断裂，它断裂的地方一定是有原因的。往满杯中倒水再斟，就不知道水会流到这里还是那里，但溢出是必然的。盛满带来的祸患，骄傲自满招致的失败，人人都知道，但贤能智慧的人也不能避免，是因为安逸享乐时智谋计策就不会产生，而危险困苦的话也不能听进去。所以讲述已经发生的事，言语可以穷尽；知道必然的道理，就不必穷尽言语了。

译权实

唐甄

天下为什么能治理好？政令得以执行就能治理好。天下为什么不能治理好？政令不能执行就不能治理好。政令不能执行的原因在于：公文榜文充斥街巷，百姓好像没听见，官吏像丢弃废物一样置之不理。百姓和官吏互相隐瞒，用文书互相推卸责任，政令被阻隔而不能下达，刚推行就轻易废弃。开始时并非不严厉切实，后来就懈怠，时间久了就遗忘。根本的政令之地，也自己废弃并掩盖它。因此各种职事不修，各种事务不举，奸邪弊端日益兴盛，禁令条例日益繁多，细碎事务纠缠不清，重要政务被抛弃。这好比树木，旁枝丛生弯曲，而主干枯朽了。在这个时候，人们都说在位者没有贤人，行政不善，没有良策出台。这就像拉车的人，只追求装载厚重而不顾车轴是否转动灵活。如果像现在这样致力于推行政令，即使官员都是圣哲，政事都尽善尽美，让闳夭、散宜生这类人商议制定宪令，周公裁断，召公奭辅助，史佚记录，颁布于天下，也不能稍有补救。会稽以东，有个石姓人家，他的小女儿患痞症，请良医治疗，很久没治好，辞退医生让他离开。她的父亲思考这件事，认为这是良医，为什么治疗了病却没好。后来偷偷观察，看见她拿着药不喝，而是倒在地上。于是再次请医生，用以前的药，喝了三次病就好了。国家有善政，而恩泽不施加于百姓，政令虽然好，未曾进入百姓心中，就像石家小女儿喝药一样。十口之家，主人虽然贤明，但政令不行于儿子，就会赌博嬉戏败坏趋向；政令不行于仆人，就会打水砍柴不勤快；政令不行于妾室，就会饮食不整治；政令不行于童子，就会庭院粪便不清除。这样治理家庭，家庭必定贫困。何况天下之大呢。骏马患腿病，不如劣马奔跑得快；勇士折断手臂，不如女子力气大。因此圣人重视能够执行。从前唐子治理长子县时，百姓贫穷，终年赋税不能完全征收。璩里的百姓，五月就全部缴纳，是因为养蚕获利。于是询问众人说：“我想让百姓都种桑树，可以吗？”大家都说：“其他地方的人，不适合种桑树。如果适合，百姓都会种桑树，不用等到今天了。”于是作罢。后来在北境游玩，看见桑树，就让百姓都种桑树。众人又说：“从前阿巡抚命令在路边种榆树，鞭打也没成功，现在一定不行。”不听劝告，违背众人意见去实行。官吏请求制定条令，在四境展示。唐子笑着说：“用文书展示，百姓不信任已经很久了。”于是挑选八位老人，告知百姓，五天就遍及。亲自去告知百姓，二十天就遍及。再次外出，在路上遇到妇人，派人问她说：“你知道县令出来了吗？做什么？”回答说：“为了种桑树。”问老人，老人知道。问年轻人，年轻人知道。问小孩，小孩知道。三百五十个聚落的男女，没有不知道的。三次出入他们的房屋，安慰他们的妻子，抚摸他们的孩子，告诉他们璩里因桑树致富不可错过。一户人家说了，百户人家听见。三百五十个聚落的男女没有不想要的。唐子说：“可以了。”于是让璩里百姓做各乡的师傅，前往分发种子。每天到乡里巡视，考察勤勉懈怠，督促赋税听取诉讼都借此进行。不发一道公文，不鞭打一个人。治理虽然没完成，但三十天就种了八十万株桑树。长子是小县，种树是容易的事。必须去掉虚文而达到实情，亲身劳苦而取信于众人，才能成功。多文书隐藏奸邪，违背情理容易触犯，不亲近难以明白，没有信用无人服从。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因此治理之道贵在达到实质。臣子奏章呈入，下达给有关部门，公卿集议，复奏实行。所实行的，成为惯例，随时代增加改变，百官依据它决断事务。自汉朝以来都是这样。除此之外无法施政。然而有治理好和治理不好的区别，因为实质就能治理好，因为虚文就不能治理好。如果只靠虚文，好比木偶戏，衣冠言貌，陈述事务办理，无不合乎法度，但哪里是实质呢？只是为了娱乐人的视听。

君主有诏旨，臣子有陈奏，官员有文书，市场有榜谕，这是虚文。这些只是用来通晓言语，防备遗忘罢了，哪里值得依赖呢？君臣相亲，朝夕没有间隔，饮食坐卧相同，就像工匠对待器具，日夜操作，那么手和器具相熟悉，而没有不称心的。主臣一心，夜间思考早晨谋划，没有谋划不执行，没有执行不达目的。三个月必定达到，一年必定见效，三年必定成功，五年必定治理好，十年必定富裕。这是实质。如果没有实质，那么谨守成法的，是败坏治理的公卿；明习律令的，是败坏治理的有关部门；工于文词，娴于言貌的，是败坏治理的侍臣。这三者不是不美好，但专门崇尚它们，那么表面现象日益严重，忠信日益淡薄。考察内外，称职的常常很多，核查他们的行事，没有过错可举，问他们的治理功效，却没有一件事善成，没有一个百姓得到安顿。上下互相蒙蔽，形成苟且免祸的风气。即使有志之士，也将随风倒而不能尽情施展。这是教化不能实行的原因。虽然如此，实行很难了。近处与远处风俗不同，少数与多数势力不同。门庭之内，常常不能尽见，兄弟之间，也有不同心思，何况天下之大呢。海内之地，有一百六十二个府，二百二十个州，一千一百六十个县。必须让治理那里事务的官员，都像长子种桑树那样，然后天下才能治理好。这难道不难吗？权变是圣人用来巧妙发挥作用的。现在和一个人约定，到场的有十八个；和三个人约定，全部到场的有十五个；和九个人十八次约定，全部到场的有十一个。为什么呢？

译权柄不在君主手中。大将居于中枢。统领十万军队。副将、参军、游骑、守备、都总以及队、百、什、伍各级长官。层层相属，紧密相连。如同驱赶羊群一样。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死地。不敢有先后之分。为什么呢？因为权柄在大将手中。凭借权柄的便利。就像车轴转动车轮一样。凭借权柄的迅捷。就像回声响应声音一样。拥有权柄却不能行使。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官员有上万种职位。君主却只有一个人。贤明的君主使用官员。就像大将统御众人一样。用一人统领十人。用十人统领百人。用百人统领千人。用千人统领万人。这样君主所直接使用的只有十人。而依靠的却是万人。简约而容易掌控。贴近而能够明察。尊卑等级隶属。是职分的常态。这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不善于使用他们。那么上万种职位的利益。就会转而奉送给那十个人。善于使用他们。那么十种职位的修养。就会转而布施给万人。十种职位修养良好。恩泽遍及海内。他们的功劳很大。功劳大的赏赐就丰厚。十种职位不正。毒害遍及海内。他们的罪过很大。罪过大的刑罚就沉重。这就是舜诛杀四凶的原因。有人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让妾来抚养他。但妾不体恤。教导她不服从。就骂她。骂她不服从。就鞭打她。鞭打她不服从。就休弃她。改正了才罢休。人之常情中，没有比妾更受宠爱的了。人生之中，没有比母亲更重要的了。地位次于妻子的，没有比妾更尊贵的了。却轻易地休弃她。为什么呢？不赶走她，对儿子的爱就达不到。这话虽然微小。却可以比喻大事。臣子对君主的喜爱。未必像妾那样亲密。臣子对君主的重要性。未必超过儿子对母亲的重要性。臣子的尊贵。未必等于妾的地位。却喜爱他们而不忍心伤害他们。重视他们而不敢违背他们。尊贵他们而不能压制他们。这样的人。虽然没有手持刀兵。但千万亿把刀兵。肆意杀伤。有不期然而然的情况发生。在这个时候。即使上面有贤明的君主。恩惠每天施行。宽恤每天推行。考核每天严格。流放杀戮每天具备。但百姓常常苦于生存而乐于死亡。雨露极其丰沛。却不能进入陶穴滋生万物。泉水极其润泽。却不能越过堤防进行灌溉。为什么呢？因为有阻隔的东西。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刑罚先加于尊贵者后加于卑贱者。对尊贵者重对卑贱者轻。对尊贵者密对卑贱者疏。对尊贵者决断对卑贱者宽假。这样刑罚简约而能产生威严。反之则尊贵者必然收买卑贱者。卑贱者必然依附尊贵者。这样刑罚就成了互相谋利的工具。法律怎么能施行。百姓怎么能蒙受恩泽呢？恩义之大。没有比君臣更大了。亲近的臣子是腹心。执政的臣子是股肱。镇守边疆的臣子是拇指。众臣是毛发。军事的臣子是衣履。因此君主对待他的臣子。安居富贵同享快乐。疾病同感悲伤。厚待到了极点。如果声色不和。贫困劳苦不体恤。还算是高傲而少恩。何况加上刑罚呢。这是用来对待良臣的。至于那些专谋私利蒙蔽君主。阿私结党邪曲的人。是百姓的仇敌。国家的贼寇。怎么能不施以刑罚呢。喜爱德行是吉祥。喜爱杀人的人。这就是喜爱吗？忍耐德行是凶险。忍耐杀人的人。这就是忍耐吗？刑罚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但有时也要用它。用它来惩罚狐鼠般的官员。用它来惩罚豺狼般的官员。而重重地惩罚那些藏匿狐鼠、豢养豺狼的官员。国家有常刑。有变刑。常刑。就是律法之刑。由有关部门商议。君主不敢私自决定。变刑。是雷霆般的威严。英明的君主神妙地运用它。臣子不得参与。常刑用来规范小民。变刑用来惩治元恶。元恶之臣。多援引要誉。他们的罪行难以显现。考察他们得不到他们的罪行。质问他们得不到他们的罪行。逮捕入狱也得不到他们的罪行。不运用雷霆之威。怎么惩治他们呢。德行之外没有治理。不谈德行而谈刑罚的人。就像医生治疗寒疾一样。不补益五谷而只让喝药。那人必然危险。病好了。停止吃药而回归五谷。就不远了。

译富民

财富是国家的宝物，也是百姓的生命。宝物不可被窃取，生命不可被掠夺。圣人把百姓当作子孙，把四海当作府库，没有谁窃取宝物、掠夺生命。因此家家户户都丰盈，妇女儿童都安宁。违背这一原则的，财富就输送到幸臣家中，藏匿在豪强深宅之中。蛀虫多了树木就会枯死，毒疮肥大了身体就会败坏。这就是贫富的根源，治乱的分野。

残酷掠夺的人，索取一金，却使人丧失百金；索取一室，却使人丧失百室。兖州东门之外，有个卖羊肉汤的人，从事这个行业两代了。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受雇奔走的人，靠他供养的有十多人。有人诬告他偷羊，罚他三石粟米。上级搜刮其一，下级掠夺其十，卖光了锅碗瓢盆还不够。于是失去生计，在道路上乞讨。这就是索取一金，使人丧失百金的例子。

潞州西山之中，有个苗氏，以铁冶业致富，从事这个行业几代了。招致四方商人，从事锤打、开凿、鼓风、浇铸、担运等工作而依靠他吃饭的，经常有一百多人。有人诬告他的主人偷盗，上级搜刮其一，下级掠夺其十。他的铁冶业于是荒废。先前依靠他吃饭的人，无处谋生，都流亡到黄河、漳水一带。这就是索取一室，使人丧失百室的例子。

残酷掠夺是这样，不掠夺则相反。陇右牧羊，河北养猪，淮南养鸭，湖滨缫丝，吴地百姓编蓑衣织席子，都是极其微小的行业。然而日积月累，逐年增长，不可胜数。这些都是凭借一金的资本，可以获得百金利润的例子。

村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妇，丧葬喜庆，疾病医药祈祷，宴饮馈赠，鱼肉果蔬椒桂等物品，与他做买卖的人很多。成串的铜钱、少量的银子，商贩向他借贷；石麦斛米，佃农向他借贷；匹布尺帛，邻里亲戚向他借贷。依靠他的人很多。这是凭借一室的财富，可以养活百室百姓的例子。

天下的财富，没有土地不生产，没有人不创造。岁月流转，不计算而自然充足；贫富不同，不谋划而相互资助。所以圣人没有生财的权术，顺应自然的利益而不加以扰乱，财富就不可胜用了。

现在看柳树，是天下容易生长的植物。折取尺寸长的枝条种植，不过三年就长成树。每年剪下它的枝条做筐篓器具，做防河的埽材，不可胜用。它无穷无尽的用途，都是从尺寸长的枝条生长出来的。如果在开始种植的时候，有个小孩拔起来扔掉，怎么能指望每年剪下枝条来利用呢？它无穷无尽的用途，都是从尺寸长的枝条断绝的。

不扰乱百姓，就是种植枝条的人，生机不息。残酷掠夺百姓，就是拔除枝条的人，断绝生机。残酷掠夺者是谁呢？天下的大害没有比贪婪更甚的，大概是重赋的十倍百倍。挖墙而入的盗贼，不能发现人的秘密藏匿；持刀进犯的强盗，不能夺取人的田宅；在路上拦截旅客的匪徒，不能破坏人的家室；寇贼到来诛杀焚烧，不能穷尽山谷和四海。那些做官的人，像星星一样罗列在天下，日夜搜刮百姓的财富。所得已经很多，就有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背着箱子离开。既失去了上级，又向百姓索取。越逃亡越索取，像填壑谷一样，不可填满。

盗贼不能穷尽所有人，寇贼不能穷尽所有时代，而百姓受贪官毒害，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所以几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依靠。妻子离开丈夫，儿子背离父亲，常常感叹活着不如犬马。

现在做官的人，一件皮衣，价值二三百金，其他锦绣衣物与此相比。优伶的装饰，必定价值数千金，其他玩物与此相比。金杯银瓶，珠玉珊瑚，奇巧的器具，不可胜计。像这样的人被称为能吏，市井之人羡慕他们，乡党尊重他们，教导子弟的人勉励他们。有做官而廉洁的，出门没有车马，吃饭没有肉，穿衣没有皮衣，被称为无能。市井之人轻视他们，乡党嘲笑他们，教导子弟的人告诫他们。贪婪禁锢人心太深了。

治理布帛，漂洗就变白，染黑就变黑。按照现在的习俗想改变现在的贪婪，就像在黑色中求白一样。治理贪婪的方法，奖赏不能劝勉，杀戮不能畏惧，必须逐渐用风气来教化。《礼记》说：知道风气的来源。从前明太祖穿的短衣，都用梭布。衣服可以用布做，何必用锦绣？器具可以用瓦做，何必用金玉？粱肉可以吃饱，何必吃熊掌？玉田的禾苗，我听说明朝兴起时，吴地百姓，不吃粱肉，民间没有文采，女子到了成年也不装饰，市场不卖奇货，宴请宾客不兼用美味，家里没有高墙，茅舍相邻。吴地风俗崇尚奢侈，为什么如此朴素？这是布衣的风气。

君主能节俭，那么百官就会效仿，庶民就会效仿。于是官员不扰乱百姓，百姓不损害财富。君主能节俭，那么根据生产来制定征收，根据征收来制定使用。生产十份征收一份，征收三份剩余一份。于是百姓不知道被征收，国家不知道被使用。可以使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金钱像土壤一样廉价，而天下大治。做君主的快乐，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

尚朴

孙子问唐子说：圣人治理天下，凭借什么而治理呢？唐子说：不设立教化的名目，不设置效法的形迹，让百姓每天遵循善道而不知道。孙子说：请听其要点。唐子说：大概是崇尚质朴吧。质朴是天地的初始之气，在万物中是萌芽，在时令中是春天，在人类中是婴孩，在国家中是将兴起的征兆。奢侈是天地的中气，在万物中是茂盛，在时令中是秋天，在人类中是年老多欲，在国家中是将灭亡的征兆。圣人掌握风气的关键来教化天下，其道在于去除奢侈而坚守质朴。家里没有涂饰的工具，百姓很少有炫耀的期望。

译崇尚素朴，抛弃文饰。返归淳厚，废弃浮薄。不靠命令而能推行，不靠奖赏而能劝勉，不靠刑罚而能革除。孙子说：“百姓既然苦于礼义的束缚，不能强迫他们顺从，那么百姓趋向奢侈，就像水流向低洼的沟壑一样。怎么能逆着潮流而使之返回呢？”回答说：“请征引过去的史实来证明。从前秦国奢侈而汉朝质朴，等到汉朝治理得好时，世间多有长者的行为。隋朝奢侈而唐朝质朴，等到唐朝治理得好时，锦绣织物没有用武之地。这两代的君主，并没有听说他们懂得尧舜的道理，只是因为他们和将相都出身微贱，以亡国的弊端为鉴戒，用农家舍屋的心态来治理天下，百姓被感化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只有统治天下的人如此吗？卿大夫也有这样的人。楚国人喜欢炫耀服饰，有一位担任太仆官的人，喜欢穿黑色布衣，乡里人都效仿他，丝织品不再进入楚国，染工也远远迁徙。楚国崇尚黑色布衣，就是这位太仆造成的。难道只有卿大夫如此吗？普通百姓也有这样的人。陈友谅的父亲喜欢穿粗布短衣，攻破蕲州时，不杀穿粗布短衣的人。有个洛阳的商人在蕲州，因为穿粗布短衣而得以免死，回去后终身穿粗布短衣，乡里人都效仿他，丝织品不再入境，染工也远远迁徙。洛阳崇尚粗布短衣，就是这位商人造成的。绉纱和丝织品是贵重的衣服，布衣和粗布短衣是低贱的衣服。尊重贵重、轻视低贱，是人的常情。有一位值得仰望的人，反过来能使一乡的人尊重他们所轻视的，而轻视他们所尊重的，风气移易人心的神奇竟到了这种地步。洛阳的商人尚且如此，何况太仆呢？太仆尚且如此，何况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呢？孙子说：“请问实行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首先让尊贵的人去除败坏风气的人，就可以推行了。让尊贵的人怎么做呢？”回答说：“抛弃珠玉，焚烧貂皮锦绣，减少妃嫔侍从，疏远优伶佞臣，降低宫室的规格，废除苑囿，减少菜肴的种类，拒绝奇异的进献。君主既然能够节俭了，其次波及皇帝和皇后的宗族，再次波及大臣，再次波及各级官员，没有谁敢不效法。尊贵的人，是万民仰望的对象。尊贵的人所崇尚的，低贱的人所羡慕的。尊贵的人崇尚而低贱的人不羡慕，世间是没有的。去除败坏风气的人怎么做呢？”回答说：“我曾经在沃州的山上放羊，羊大多病死，有人教导我说：‘一只羊病了，所有的羊都会败坏，你一定要仔细查看，挑选病羊把它赶走。不然，将会耗尽你的羊群。’听从他的话，羊群于是日益繁衍。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好名的人，没有才能而人们称赞他有才能，没有德行而人们称赞他有德行，使人们巧言令色，谄媚取悦，而失去忠信的本性，这是败坏风气的人。多言的人，用议论危害治理，用文辞掩盖正道，用刚愎正直扰乱正统，使人们崇尚浮夸而丧失实质，这是败坏风气的人。这两类人，是虚伪的旗帜，是雕琢朴素的利刃。《诗经》说：‘大风有隧道，贪人败坏同类。’所以善于施政的人，务必先去除他们。孙子说：“起初我认为天下难以治理，现在才知道天下不难治理。只要通达情理，没有做不到的。唐先生说：“天地虽然广大，它的道理只在于人。生民虽然众多，他们的根本只在于心。人心虽然不同，它们的运用只在于情。虽然有顺逆、刚柔的不同，它们作为情则是一样的。所以君子观察妻子儿女而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观察仆妾而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观察自身的骄奢或简约、家庭的效仿而得到治理天下的道理。先人有话说：‘谈论道理不如浅显，谈论治理的道理不如切近。请举出要点。古代的贤明君主虽然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像婴儿一样纯真，处世像农夫一样朴实，宫殿台阶像农家舍屋，衣食像贫寒士人，天下像自己的家室一样。微言大义和精妙道理，不外乎这些。”

译六善

唐甄

句汇询问治理政事的方法。唐子说：“六善具备，就可以治理政事了。”什么是六善？回答说：“违背自己的私意，顺从众人的意见，慎重开始，遵循中道，期望成功，明辨是非。”这就是六善。尧舜是圣人的杰出者，尚且不敢专断自用，何况圣德不及尧舜的人呢？何况贤能远不如尧舜的人呢？何况不贤且没见过尧舜足迹的人呢？《尚书》说：“有违背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它是否符合正道；有顺从你心意的言论，一定要探求它是否违背正道。”违背自己心意的不一定是错误的，顺从自己心意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不要固执己见，只以正道为归依。这就叫做“违己”。天下有天下的智慧，一州有一州的智慧，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的智慧。所说的话都有可取之处。我的喜好不一定就是众人的喜好，我的厌恶不一定就是众人的厌恶。众人的欲望不可违背。用天下的言论来谋划事情，什么事不适宜？用天下的欲望来行事，什么事不能通达？《诗经》说：“古人有句话，要询问割草打柴的人。”人无论贤愚，都是我的老师。这就叫做“从人”。凡事看起来可行，但其中可能有不可行的地方；看起来不可行，但其中可能有可行的地方。只要反复思考，再仔细推敲，即使不是上智之人，事情的端倪也必然显现，见识也必然达到。如果不思考就立刻实行，后悔就晚了；如果不思考就立刻不实行，可惜的就多了。发布政令就像发射箭矢，箭射出就不能收回，政令发出就不能撤回。《尚书》说：“就像拉满弓弩，要审视箭靶是否在法度之内才发射。”箭靶的法度在眼中，不审视就看不见。这就叫做“慎始”。开始并非不慎重，等到后来，有急于求成而不能达到的，有厌倦而好像忘记的，于是就有半途而废的了。半途而废则百姓多轻视，后来即使再有所作为，也做不成了。《诗经》说：“不急躁也不迟缓，不刚硬也不柔弱，施行政务从容和缓。”又说：“不震动也不动摇，不恐惧也不惊慌。”说的是不想要急速，不要厌倦。就像农夫耕耘，四季不失顺序，日月可见其生长。这就叫做“循中”。开始已经慎重了，中途已经遵循了，却有不保持到底的。器量小的人容易自满，志向满足就骄傲了。宣王是中兴的君主，等到他的德行衰败，而《小雅》中讽刺他的诗就有三章。桓公是五霸中最兴盛的人，等到他气焰骄矜，而葵丘之会上背叛他的国家就有九个。不止这些。《尚书》说：“堆山九仞，功亏一篑。”武王是圣人，召公还担心他征服九彝八蛮，或许会开启奢侈之心，而进献一篑的告诫。何况德行本是中等，智慧只够做一个官的人呢？因此政事一定要期望有成就。没有枢纽容易拔起，没有轴心容易脱落。不能说是“违己”，左边说就向左，右边说就向右。不能说是“从人”，卿士充满朝廷，发动祸难不止。不能说是“慎始”，榜文命令，日遵岁结。不能说是“循中”，考核政绩多优良，治理功效却不显现。不能说是“有成”。像这样是因为辨别不明。集合众人的力量成就自己，始终一贯，事物不能蒙蔽，人不能欺骗。功业的成就不在于成功时才成功，立志发令，已经确立了成功。在此明辨，然后六善才具备。六善具备，就可以治理政事了。

大命

唐甄

年成饥荒。唐子的妻子说：“没有粟米吃了，怎么办？”唐子说：“用碎米。”过几天不能准备碎米，妻子说：“三分糠七分碎米。”过几天还是不能准备，妻子说：“三分糠七分碎米还不足，你靠什么生活呢？”唐子说：“那就七分糠三分碎米。”邻居有人看见，皱着眉头慰问他说：“你不是做官的吗？为什么贫穷到这种地步？大概是没有谋生的能力吧？”唐子说：“不是这样。鱼在江河中，就忘记赖以生存的地方；在干涸的沼泽中，就得不到赖以生存的地方。因为江河的水广阔，干涸沼泽的水浅。现在我和你在干涸的沼泽中，所以没有依靠来生活。你为什么不把慰问我的态度去慰问天下呢？”唐子在野外行走，看见一个妇人在墓前祭祀哭泣，等到她返回时还在哭泣。问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回答说：“这是我丈夫的墓。从前我的公公织席，终身有剩余的布帛。现在我的丈夫织布，终身没有完整的席子。技艺超过父亲，命运却不如父亲。所以哭得这么悲伤。”唐子感慨地叹息说：“这是天下的大命啊。从前的时候，没有人睡破席子。现在的时候，很少有人穿新布衣。”唐子说：“天地的道理原本是公平的，公平则万物各得其所。等到不公平时，这边厚那边就薄，这边快乐那边就忧愁。建造高台的人，一定有深挖的池沼；乘坐安稳车马的人，一定有磨破脚的人。王公之家，一顿宴席的滋味，耗费上等农夫一年的收获，还吃着觉得不美味。吴西的百姓，不是灾年吃麦粥，掺杂着苎麻秆的灰，没有食物的人看见，以为这是天下的美味。人的出生，没有不同的。现在这样不公平太严重了。提秤的人权重于物就坠落，背负重物的人前重后轻就倾倒。是因为不公平啊。所以舜禹拥有天下，粗衣劣食不敢放纵自己。难道是他们的嗜好与人不同吗？是害怕不公平而倾覆天下啊。”

平均篇

龚自珍

龚子说：“拥有天下的人，没有比崇尚平均更高的了。那最初始的时候是这样。降下来则是安定天下罢了。再降下来则是与天下安定罢了。再降下来则是供养天下罢了。最上的世道，君民共同出资，然而三代的极致还像水一样，君主取用盂，臣子取用勺，百姓取用瓢。降下来则是用勺的人向下侵夺了，用瓢的人向上侵夺了。再降下来则是君主取用一石，百姓也想得到一石。所以有的干涸而跌倒，有的漂浮。如果不平，严重干涸而跌倒，则又……”

译心中非常不平。拥有天下的人说：“我想要像邃初那样，是取那些浮溢的部分舀去呢，还是注入那些不足的部分呢？”于是人们就议论纷纷了。大略计算一下，浮溢和不足的数量，相差越远，灭亡就越快；相差稍近，治理也就稍快。千万年来治乱兴亡的规律，直接以此作为凭证了。人心，是世俗的根本；世俗，是王朝命运的根本。人心消亡，世俗就会败坏；世俗败坏，王朝命运就会中途改变。君王想要为自己打算，何不替人心和世俗打算呢？

如果贫穷的人互相倾轧，富有的人互相炫耀，贫穷的人濒临绝境，富有的人安居乐业，贫穷的人日益倾颓，富有的人日益壅塞，有的因为羡慕，有的因为愤恨，有的因为骄奢，有的因为吝啬，浇薄诡异的风俗，层出不穷无法制止。极其不祥的气息，郁结在天地之间，郁结久了，必定爆发为战争和瘟疫，百姓几乎无一幸存。人畜悲痛，鬼神都想改变现状。起初不过是贫富不均衡造成的罢了。小的不均衡逐渐导致大的不均衡，大的不均衡就导致丧失天下。唉！这就贵在掌握根本，并随着时势来调剂调和。

上有五气，下有五行，民有五丑，物有五才。消长、停滞、决溢，全在于君王的心罢了。所以古代天子的礼仪，年终时，太师拿着律管报告声律；月终时，太史观测天象报告气候。东方没有水患，西方没有财货壅滞，南方没有粮食壅滞，北方没有土地壅滞，南方没有人口壅滞，北方没有风灾。君王的心就平和，听平和的音乐，百官享受福泽。《诗经》中有这样的话：“秉持之心深沉平和，公马母马三千匹。”君王的心确实深沉平和，连畜产都能腾跃众多，何况是人呢？又有这样的话：“皇家的池塘，马匹喷沙。皇家的威仪，其次章说：‘皇家的沼泽，马匹喷玉。皇人接受谷物。’”说的是物产繁盛，所以人得以修习威仪，容纳众多善行，拥有善名。

太史报告说：“东方有水患，西方有财货壅滞，南方有粮食壅滞，北方有土地壅滞，南方有人口壅滞，北方有风灾。”君王的心就不平和，听倾斜的音乐，乘坐倾斜的车，握着偏斜的秤杆，百官接受警戒。考察天下积聚过重或过轻的地方而加以改变。《诗经》中有这样的话：“观察它的阴阳，观看它的流泉。”又说：“度量它的夕阳。”说的是经营规划。所以积聚财货粮食的气机停滞，停滞多雾，百姓的声音痛苦，痛苦伤害恩惠。积聚人口的气机淫逸，淫逸多雨，百姓的声音喧哗，喧哗伤害礼义。积聚土地的气机耗散，耗散多日，百姓的声音浑浊，浑浊伤害智慧。积聚水和风，都导致国家病弱昏暗，这是官吏所掌管的。

况且继承丧亡之后的是福禄的主人，继承福禄之后的是危迫的主人。对百姓说：“你们害怕战争吗？那就从九泉之下唤起你们的祖先来问一问。害怕荒年饥馑吗？那里有农夫在。”上面继承福禄盛世的很难啊。龚子说：“可以忧虑了。可以忧虑，可以更改，不可以急躁。况且唐尧虞舜的君主，分设一个官职，处理一件事，如此谆谆教诲。百姓本来还不知道贸易迁徙，不能互通有无，然而君主已经担忧了。说：‘后世引导我的百姓走向富裕的，引导我的百姓走向贫穷的，不如我自己调节贫富。’还可以挽救。《诗经》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确实非常担忧百姓因识知而违背我的法则。水土平定了，男女生育了，三千年以来有什么底限呢？那些富贵至极不急之物，贫贱的人还要用筋力去完成它，用岁月去消磨它，舍弃这些，贫贱的人就无处寄托生命。然而五家的村落一定有店铺，十家的村落一定有商人，三十家的城邑一定有商贾。像服妖的店铺，像食妖的店铺，像玩好妖的店铺，像男子咿唔求取爵禄的店铺，像盗窃圣贤市场仁义的店铺，像女子卖弄容色的店铺。店铺有首领，商人有枭雄，商贾有贤杰，他们的心都想兼并十家五家的财富而据为己有。他们的智力虽然达不到，他们的名号既然这样了。然而拥有天下的人更改它，就不是靠号令了。有五个舀取五个注入，舀取天，舀取地，注入民，舀取民，注入天，注入地，舀取天，注入地，舀取地，注入天。《诗经》说：‘舀取那边注入这边，可以烹饪。和乐君子，是民的父母。’有三个畏惧：畏惧旬，畏惧月，畏惧岁。有四个不畏惧：大言不畏惧，细言不畏惧，浮言不畏惧，挟言不畏惧。于是用至顺的法度来试验，用至一的命令来整齐，用至澹的心来统率。龚子说：‘拥有天下的人，不到十年几乎就平定了。’

译《释左传》

魏禧

礼是人情的体现，是天理的节制。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不能违背它。所以抛弃礼制必然失败。谦虚能带来益处，知道忧虑和恐惧能避免灾难，所以骄傲放纵必然失败。敏捷能建立功业，勤奋就不会匮乏，所以懒惰必然失败。决断是处理事情的关键，所以犹豫不决必然失败。君子不把温和顺从当作仁德，不把刚强勇猛当作勇敢，所以树立妇人的仁德、逞匹夫的勇武必然失败。厚重则谨慎，轻浮则疏漏，谨慎稳固而疏漏脱离，所以轻率必然失败。人的信用就像车轮的辐条，所以违背诺言必然失败。止息干戈才是武德，所以喜好战争必然失败。放松武备会助长敌人的野心，所以忘记战备必然失败。野兽被困就会反扑，百姓困顿就会背叛，所以急于大兴土木、急迫施行苛役必然失败。厚味是毒药的根源，多藏必招致大损失，所以聚敛钱财、贪求货利必然失败。治理国家如同治病，如果任用小人，就像喝毒酒来治病一样，所以罢黜贤人、进用不肖之徒必然失败。人有进谏的大臣和辅佐的贤士，就像盲人需要搀扶，所以刚愎自用、坚持过错必然失败。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先为本，所以蔑视祖先、轻慢神灵必然失败。人是神明的主宰，有德行则吉祥降临，无德行则妖异兴起，所以抛弃人道而尊崇鬼神必然失败。刚强不可令人厌恶，柔弱不可显得软弱，这叫做一张一弛，所以过于刚强必然失败，过于柔弱也必然失败。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是天地的中心，所以虐待百姓必然失败。《传》说：女德没有极限，妇怨没有尽头，所以谋划政事时咨询妇人、以男性身份侍奉女性必然失败。建立国家必须端正纲纪，纲纪不立，那么它的败亡就会像崩塌的泥土一样轰然倒塌而无法维系，所以妻妾嫡庶长幼没有纲纪必然失败。开始进用善人，善人就会引来善人；开始进用不善之人，不善之人就会引来不善之人，所以不预先进行教化必然失败。四季的顺序是，成功之后就要退位，所以贪恋权位不知停止必然失败。虿虫有毒，《诗》说：百姓失去德行，是因为干粮和粗食出了问题，所以不勤于小事、警惕近事必然失败。立足之地不出方寸，如果把巢筑在独木梁上就会颠覆，所以不谋划长远必然失败。《书》说：只有每件事都做好准备，才能有所防备，所以有所倚仗而不做准备必然失败。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造成祸害，所以疏忽必然失败。顺从天意者生存，违逆天意者灭亡，所以遮蔽贤德、蔑视强大必然失败。一个人想要争夺就会兴起，谦让就会隐伏，所以互相谦让就会有余，争夺就会不足，所以争夺必然失败。君子克制自己以厚待他人，所以剥削他人以自肥必然失败。亲爱亲属是天理的自然契合，剥落树枝会伤害树心，所以疏远骨肉、诛杀同姓必然失败。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淫邪就会混乱，混乱就会生出祸患，所以奸邪必然失败。俗话说：一只手单独拍击，虽然快也没有声音。自从盘古以来没有独自统治的君主，所以刚愎自用、不任用他人必然失败。鱼不脱离深渊，利器不可交给别人，所以委托权柄而不治理必然失败。松柏生长，穿越云霓，立于霜雪，狂风暴雨不能使其倒下，茑萝缠绕在它的末端，秋风一来就会把它吹落，所以依赖他人成事、不能自立必然失败。拿出赤诚之心进入他人腹中，那么别人就乐于为你效死，所以多疑必然失败。人心的不同就像面孔一样，站立时如同驾驭多匹马，即使纠正它的过失并连接起来，要认清它的真面目，不也很难吗？所以轻信他人必然失败。所有这些失败，没有谁能改变这一规律。所以反过来做就必然兴盛。

《书货殖传后》

姚鼐

世人说司马迁因为受到汉代的刑罚，不能自我赎罪，于是发愤写下《货殖列传》。我认为不是这样。司马迁看到当时的天子不能以宁静淡泊为天下表率，不衡量物资的盈亏，而是用制度来防范礼俗的末流，于是让百姓效仿淫逸奢侈，抛弃廉耻而追逐财利。贤士困于贫困，没有封爵的人僭越君长的地位。他又想到市井之徒，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行为极其卑贱，而盐铁酒专卖和均输法，用帝王的财富，亲自从事平民的役务，这足以令人羞耻。所以他说：上等的办法是顺应它，次一等的是用利益引导它，再次一等的是用教化引导它，用制度规范它。如果用无欲作为心态，用礼教作为方法，人怎么会不安宁，国家怎么会不富裕？如果怀着贪欲与百姓竞争，愤愤地想着如何胜过他们，使用苛刻剥削和聚敛的手段，对习俗的奢靡毫无益处，使人徒然担忧自己的财产，怀着朝不保夕的忧虑，家家户户没有积蓄，物力凋敝，大乱的根源，就从这里开始了。所以讥讽那些卑贱的行为来约束那些尊贵的人，考察那些卑贱的现象来了解政治，观察那些奢靡的现象来知道弊病，这就是司马迁的志向。况且君主追求利益难道有尽头吗？当秦始皇统一天下，鞭笞夷蛮，雄才大略震惊当世，等到他窥视牧长寡妇的财产，侍奉平民百姓却害怕失去他们的心意，这种催促索取、吮吸汁液的行为，士人都感到羞耻，何况是天子的尊贵呢？唉，被外物蒙蔽的人，必然违背正道，这难道可以吗？

《请译进大学衍义疏》

顺治年间翰林秘书院检讨徐必远

为了请求翻译有用的儒家书籍，恭敬地呈上供圣上阅览以辅助君德一事。臣认为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没有不留心圣学，而能兴起太平盛世、长久延续国运的。何况我们皇上首先开启周代的基业，效法尧帝的宏图，几个月以来，亲自处理万机，以仁德养育百姓，以正义匡正天下，史书都记载不完，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再次出现在今天。凡是作为臣子的，怎敢不把使君主成为尧舜的道理进献呢？臣自从八月初六日入署后，看到所翻译的《资治通鉴》，逐渐就绪，勤勉敏捷地从事，完成的日子指日可待。只是《资治通鉴》一书，记载前代的得失兴废，以供观览反省。凡是朝代的开始，大抵由于亲近君子，远离小人，亲身践行勤俭，爱惜民力；等到衰败的时候，没有不是由于亲近小人，远离君子，习染奢靡，加重赋税。这还是就一个朝代来说的。

译至于君主一身。起初与贤士正人同心协力谋求治理，那么上天之心喜悦顺从，百姓万物丰盛亨通。等到治理的成效稍有成就，四方没有忧患，有时沉溺于安逸享乐，逐渐失去法度；有时奸邪之人被推崇任用，善政中途停止；有时改变心意去追求异端学说，有时夸耀志向于武功；有时制度烦琐匮乏，而谈论利益的臣子进用；有时百姓赋税过重，而灾变祸害兴起。虽然说人心容易放纵，实际上是由于学问不能持之以恒。《通鉴》都详细记载了这些，确实是万世帝王以人为鉴的资治材料。然而治乱之事记载于《通鉴》，而圣学的渊源，诸如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如果不能探究源头、端正根本，而一一加以论述，这是因为记载史事的书籍，来不及全面阐述义理。只有宋代臣子真德秀所编纂的《大学衍义》，掌握了内圣外王的正道，具备六经和历代史书的精华，凡是身心、家国、天命、人情，无不撮取其要领。上至君主德行的修养增进、涵养熏陶，下至安抚驾驭的机宜，没有不全面贯通的。确实是皇帝座位上的良好规劝，九重宫阙中的宝贵镜鉴。恳请皇帝诏令颁布，命令在翻译《通鉴》之余，便将此书用心翻译进献，使皇上在万机政务闲暇之时，时时赐览。偶尔召见臣下，共同考证质疑，辨析其义理，那么在调养性情、驾驭事物、用人行政之间，退居处理日常事务之际，必定有日益进步、日益更新，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地滋养皇帝圣德的效果。古训说：“慎终于始。”又说：“德惟一动罔不吉。”臣认为皇上圣心纯正专一，从容合乎中道，这是上天赋予的资质，非人力所能及。唯独圣学的精微之处，希望加以留意。皇上一个人的心法，将是将来圣子神孙的心法；皇上今日的治统，将是将来万世千秋的治统。关系不小，借鉴必广。格心之益成就，那么有根本的教化就通达了。

译殿试对策 皇清文颖

马世俊

臣回答。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在国势全盛的时候，制定稳固不拔的长远计策。如果不破除庸俗的言论，来鼓舞豪杰的志向，那么实现治理的途径就没有了。从前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征讨论创业与守成的难易，说道：“与我一起夺取天下的人，知道创业的艰难；与我一起安定天下的人，知道守成的艰难。”《周书》说：“遵循前代的大道，在动乱未发生前建立治理，在危亡未出现前保卫国家。”如今天下正是兼有创业与垂统的盛世，而需要持守防止危乱的措施。人才不能说不兴盛，但还没有完全掌握选取人才的方法；吏治不能说不严肃，但还没有完全掌握驾驭官吏的道理；惩治贪污不能说不严厉，但还没有完全掌握制止贪污的手段；风俗也多次改变了，但还没有完全掌握安定风俗的谋略；兵制也很精密了，但还没有完全掌握消除战事的要领。所以有人说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于是可以安然无事，这都是庸俗之人的言论。臣私下曾经看到，自古以来全盛的时代，不可以多次遇到，而往往弊端的潜伏，就潜伏在盛世之中。又私下仰慕贾谊的议论、苏轼的对答，都能列举一个时代的治理，并断定它为什么能治理、为什么混乱、为什么治理而不混乱、为什么混乱后又恢复治理。有一个时代的治理，必定有一个时代的人才来应对。臣有志于此想要陈述已经很久了。现在正值拜献对策的开始，怎么可以自欺欺人地违背自己的所学呢？天下的文武大臣，没有不愿意竭尽忠诚等待任用的，人才也已经汇聚了。但唯独说还没有完全掌握选取人才的方法，这是为什么呢？古代人才被任用后，常常还有未被任用的人存在于已任用者之外。所以《尚书》说有三宅、三俊，而《诗经》说威武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如今天下山林川泽之中，那些隐然具备公辅之才的人是谁呢？广泛地选取他们，广泛地应选，又广泛地任用。选取的人不知道依据什么选取，应选的人不知道依据什么应选，任用的人不知道依据什么任用。需要兵就任兵，需要刑就任刑，需要钱谷就任钱谷。古代的圣人，一人只担任一事；现在却用一个平庸的人兼任而有余力。古代的圣人，终身不更换官职；现在却一旦应选也就没有不足。这也是情理上难以相信的。现在即使不必采用九品四科的制度，但州郡的荐举、将帅的征辟，似乎也不可缺少。至于抽签派任、按资历升迁，贤愚同科，茫然无据，那些经过议论后授官、衡量后入仕的，难道不能稍微保留万一吗？考核人才没有比考核官吏更优先的了，而臣说还没有完全掌握驾驭官吏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古代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二千石更重的了，甚至有公卿担任此职的，唐代宰相出任刺史，李泌、常衮都是如此。至于郡守县令，尤其亲近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现在的郡县官员，大抵像旅店一样，与民情漠不相接。监临使者，顾盼之间威势震动，所推荐的未必贤能，所纠举的未必不贤。那些趋附拜谒勤勉的就被认为是人才，应对敏捷的就被认为是聪明。那么何不专门重视郡县的责任，对外听任督抚责成，对内听任铨部考核，而采用唐虞三载黜陟的方法来升降官员。那些监临使者所推荐和纠举的，不就可以停止了吗？况且如今天下可以淘汰的官吏也很多了，势态上不能全部淘汰，是担心平庸之人没有容身之处罢了。不担心平庸之人没有见识，反而担心平庸之人没有容身之处，这是从来以来的积弊。就以今天考核官吏来说，也没有比惩治贪污更紧迫的了。而臣说还没有完全掌握制止贪污的手段，这又是为什么呢？凡是沉溺于贿赂而不能自拔的人，大抵是有田园妻儿的念头，迷惑了内心。所以有从前居住在狭小房屋，现在却拥有田宅的；从前在牛衣中哭泣，现在却姬妾成群的；从前没有半顷土地，现在却田连阡陌的。追问这些财富从哪里来，不贪污怎么会有这些呢？如果真的能稍微限制田宅、媵妾的数量，并为此设立禁令，那些敢于逾越禁令的人，就定以僭越放肆不敬的罪。他们私藏金钱于箱箧之中，却承受贪污无耻的名声，即使是愚笨的人也一定会嘲笑自己的行为了。臣曾经看到败坏风俗的事情，必定由卿大夫开启，然后愚民跟随效仿。这就是臣所说的安定风俗的谋略，还有未尽之处。巫术之风、淫靡之风，只要有一种在身，家必定败亡。现在的卿大夫，多从事淫靡无益的事情，煽惑愚民，然后童男童女的装扮、宝马画船的装饰、投丸跳剑的侠士、刺猴刻纸的巧技，没有不极尽奢华的。况且富人必定有方法求取财富，而圣人驾驭富人与贵人的权柄，都施加在哪里呢？现在富人必定要贵，已经有严厉的谴责来禁止；而贵人必定要富，却相习成风认为理所当然。像这样想要风俗淳朴厚重，教化兴起，是不可能的。况且天下驯服于教化而不能改变的，无事时依赖文治，有事时依赖武功。今天依靠武臣的力量，也可以说是大功告成了。而臣唯独说用兵虽然精密，但还没有完全掌握消除战事的要领，这又不是没有理由的。处在今天想要像古代遂人治理田野的方法、酇长旗鼓的节制、藏兵于民，那确实是迂阔。但一定要使士兵与百姓熟悉，百姓与士兵熟悉，一旦有事，无论士兵勇敢，百姓也各自有保护自家田畴庐井的心，这是不战而自胜的。现在士兵轻视百姓，而百姓畏惧士兵，一旦有事，百姓自顾百姓，士兵自顾士兵，天下没有百姓自顾百姓、士兵

译自己成为军队，却能够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宋太祖意在赏罚分明。平定蜀国的战役中，奖赏曹彬而惩罚全斌。这也就是奖赏那些与百姓相处安定的将领，惩罚那些与百姓相互扰乱的将领罢了。行闲的功过就以此来确定就可以了。所有这些，都是臣所说的在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的情况下，却急切地建立不可动摇的长远计策。

译虽然如此。治理天下有根本和枝节。掌握了根本去治理，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所谓根本是什么？就是制策中所说的纪纲法度。纪纲法度治理得好，官吏的治理就会肃正，民俗就会淳厚，文德由此广泛传播，武功由此显赫光大。开创基业有了基础，而守成也有其循序渐进的途径。纪纲法度混乱，官吏的治理就会违背正道，民俗就会败坏，文德因优柔寡断而受损，武功因争权夺利而丧失。开创基业不能效法后世，而守成也无法承接前人。所以说，纪纲法度是不能随意增减改变的。我国家的典章制度，既简便又精详，既严明又仁厚，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增添的了。但臣还有进一步的建议。唐贞观年间，天子询问山东和关中的异同，大臣回答说：“君王以天下为家，不应当在天下人面前表现出区别对待。”裴度平定淮西后，立即任用蔡州人作为牙兵，并说：“蔡州人就是我们的人。”如今天下远近归心，车同轨、书同文，却还区分满人和汉人的名分，恐怕也不是全盛时代所应该做的。如果真的能完全摒弃满汉的形式区别，无不精诚专一以成就至善的治理，那么那些勤勉的人都是皋陶、伯益那样的人才，那些威武的人都是方叔、召虎那样的同辈。将会看到江南停止横海的战戈，冀北休养生息战马，即使达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又有什么困难呢？臣出身草野，新近进身，不识忌讳，冒犯圣上威严，不胜战栗恐惧之至。臣谨此回答。

殿试对策 皇清文颖

缪彤

臣回答。臣听说帝王统御天下，使皇位绵延无穷，一定有治理的根本，一定有达到大治的关键。用人不可以不谨慎，吏治不可以不清廉，赋税不可以不均衡，这三者，固然是治理天下的大端，但还不是根本，也还不是关键。所谓根本是什么？是君主的一颗心。所谓关键是什么？是君主用这颗心去施行仁政。所以，用仁心举荐贤才，爱惜人才，就能收到用人的成效；用仁心选拔官吏，澄清吏治，就能形成廉洁的风气；用仁心管理财政，安抚百姓，就能达到丰裕亨通的景象，实现安乐利益的福祉。唐尧、虞舜和三代的盛世，之所以各种政务都修明，民生得以顺遂，达到大治的境界，就是掌握了这个道理。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依赖驾驭天下的权术，而依赖修养自己内心的道理；不徒有爱百姓的名声，而贵在有爱百姓的实质。因此，朝廷内部的百官有人才济济的盛况，外地的官吏有廉洁守法的操守，上面的府库有充盈的积蓄，下面的民间有康乐富足的风气。这样，尧舜三代的丰功伟绩，不难在今天再次出现了。臣曾经缅怀大治的境界，追念前人的功业，知道古代帝王治理的根本，没有超过修养内心的，而修养内心的关键，没有超过内心施行仁政的。为什么呢？有纯正君王的心，就有纯正君王的政令，这是说政令必定以心为本；有《关雎》《麟趾》那样的风化，就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这是说心可以确立法度。所以，想要求得国家用度充足，没有不是通过民生顺遂而能得到的；想要求得民生顺遂，没有不是通过吏治贤良而能得到的；想要求得吏治贤良，没有不是通过用人谨慎而能得到的；想要求得用人谨慎，没有不是通过皇上以仁立心而能得到的。恭读制策中有说：“国家简拔任用贤良，以共同辅助教化治理，必须如何做到用当其才，人称其职。”这是皇上广开言路、呼唤俊才的盛心。朝廷选用人才，不是贪图羡慕他们的才能而让他们富贵，大概是要用他们的能力来治理不能自理的事，用他们的明智来治理不明理的事罢了。《诗经》中说：“茂盛的莪蒿，生长在山坳里。”说的是培养人才的方法。所以，当人才未被任用时，常担心他们太多；当人才已被任用时，常担心他们太少。与其任用不足后再去选取，不如多选取一些以等待任用。凡是有人才而不任用，或者任用却不恰当，都是可惜的。所以贤能的人才不可不珍惜。从内部来说，台省官员的升迁，本是因为贤能而升迁的，反而让他们闲居山林；升迁后等待空缺，不如遇到空缺再等待升迁；长期安置在拾遗补过的职位上，并非没有益处。从外部来说，监司郡县官员的调迁，也是因为贤能而升迁的，又因为未结案的案件，有功而升迁的，仍然因为有过错而在钱粮刑名之间苛求，这也太过分了。总之，了解人才就是明智，只有帝王才觉得困难。一定要得到了解人才的辅佐，并实行保任之法，然后真正的人才才会辈出。臣常看到现在在位的人，见到一个贤才，好像亲近且关系近，不敢举荐；见到一个不善的人，好像疏远且关系远，不敢罢免。问其原因，说是为了避免嫌疑。避免嫌疑的念头产生，那么积善行德的君子，就被阻塞而不能上达天听。所以臣说，用仁心举荐贤才，就能爱惜人才而收到用人成效，就是这个道理。恭读制策中有说：“贪风未息，下级官吏搜刮百姓以奉承上级，以至于不肖的官吏私自摊派、横征暴敛，民生更加困苦，有什么方法可以革除这些旧弊。”谈到这些，真是百姓的福气。如今的百姓确实困苦，苦于官吏的剥削。如今的下级官吏也困苦，苦于上级官吏的搜刮。上级官吏从下级官吏那里索取，必定美其名曰“公费”，不知道藏在私囊中的，是公还是私？官吏从百姓那里索取，美其名曰“乐输”，不知道在鞭打拷问下得到的，是乐还是怨？

译臣担心即使粉饰其言辞，终究也无法掩盖世人的耳目。于是，一块田的产出，却有两块田的支出，致使百姓甚至无法卖丝来换粮卖谷。固定的税额，却有无定数的征收，致使百姓甚至无法聚屋而居、安身立命。农具刚准备春耕，赋税却不待秋收就强行征收，致使百姓甚至无法进行水耕火耨的农事。贪官的弊病，竟到了如此地步，百姓的生活怎能不日益困顿呢？依臣看来，惩治贪官的法律不可不严厉。惩治那些小官，不如惩治那些大官。大官的贪婪，不止是赋税征收没有节制罢了。他们的地位越尊贵，危害就越大；危害越大，人们就越不敢说话。即使有不畏强权的臣子站出来，极力排斥他们，也不过是列举其大罪，而不能详尽其实情。不如查访那些最贪婪的官员并加以惩处。那些贪婪无耻的人，只是为了自家妻儿打算罢了。用如今做官所得的财富，作为日后居家享乐的本钱，他们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只有实行汉代惩治贪官的法律、宋代禁锢贪官的制度，他们还有什么利益可图而去做这种事呢？这并非过于苛刻严酷，而是为了清除官吏中的蛀虫，去除百姓的祸害。杀掉一两个人而让天下人都得以生存，这是天下最大的仁爱。所以臣说：用仁爱来选拔官吏，那么澄清吏治、促成清廉风气的方法，就在于此。

译我恭敬地阅读圣旨中的策问，上面说：“国家用度浩大繁多，全靠正规赋税来供给。然而那些征收赋税不得法的人，往往不明白安抚百姓的道理。现在想要让民间免除催逼呼喝之苦，而国库收支却常常充足，这体现了爱护百姓、富裕国家的宏大规划。如今的赋税，还和古代的赋税一样；如今的百姓，还和古代的百姓一样。为什么古代上面有余而下面不缺乏，现在上面不曾有余而百姓又担心不足？难道不是安抚百姓与催征赋税的方法，得当则两者都得，失当则两者都失吗？所以善于催征赋税的人，一定为百姓治理农桑，一定为百姓推广畜牧，一定为百姓宽缓刑罚，一定为百姓互通有无。像这样百姓财力充裕，上面所求取的就无不满足了。不善于催征赋税的人，只是日夜搜刮百姓的财物，耗尽百姓的精力，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剥削，逐渐导致极度贫困，那么百姓将向谁寄托性命呢？我曾观察普通百姓的家庭，起初牛羊果蔬齐全，和乐的样子好像是为子孙百年做打算一样。一旦官吏前去征敛，就变成废墟了；再去征敛，又变成废墟了。询问他们，有的说逃亡了，有的说赋税沉重而无法守得住家业。这难道不是催征赋税逼迫而成的吗？所以安抚百姓的道理不可不讲究。只有皇上弘扬宽厚和乐之恩，树立仁慈惠爱之风，让天下做官的人，将催征赋税寓于安抚百姓之中，那么上面就有粮仓充实、谷堆如山的喜庆；将安抚百姓兼于催征赋税之内，那么下面就有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的风气。所以我常说：用仁德来理财，那么安抚百姓而能够达到丰裕亨通的景象、获得安乐利益的福祉，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我反复思考，想为皇上更进一步谋划，但最终没有比用仁德存心更重要的了。《尚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有仁德才是它亲近的。’又说：‘百姓没有固定的归向，归向于有仁德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出身草野、新近进用，不知忌讳，冒犯圣上威严，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我恭敬地回答。”

殿试策问

储方庆

臣回答：我听说帝王达成治世在于征求言论，忠臣侍奉君主在于直言进谏。这两者虽然有各自尽力的道理，但从来没有上面征求言论不迫切，而下面能自己尽忠愚诚的情况。为什么呢？君主的尊贵如同上天，他的威严如同雷霆。用天上的尊贵临视，用雷霆的威严震慑，天下没有人不恐惧不安，唯恐一句话不当，从而招致罪过。何况敢放纵胸臆，触犯忌讳，冒犯君主的怒气呢？所以天下的事情，不能说的常常很少，不敢说的常常很多。那些不敢说的话，其内容大多切中国家的利害，而往往对当权的臣子不利，常常被阻抑，使得不能进呈到君主面前。有幸进呈到君主面前了，而那些不敢说的话，又多忌讳，少顺从，容易逆耳。然而这些话对君主有利，对君主的国家有利，对君主的子孙百姓有利，并不是对说话的人有利。凭借君主的尊贵，拥有天下国家的兴盛，不是不尊贵且富有了，而急切地寻求贤才并录用他们，正是唯恐人才的得失、国计的盈亏，恐怕不符合最恰当的标准，而想听到切直不避讳的言论罢了。而做臣子的，却都有畏惧而不敢说话，那么又何必依靠这些人而任用他们呢？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即位以来，天下的贤才，都已经举用；郡县亲近百姓的官员，都已经澄清；主管财政的官员计算一年的收支，都已经充足；四海的穷苦百姓，恢复本业的，都已经休养生息于无事之中。天降福佑至极，祖宗基业光大，陛下恭默无言，治理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哪里有一件事不恰当、一物不安定，足以让圣上忧虑并资以延访的呢？虽然如此，天下的祸患，常常潜伏在安然无事的日子。如今天下凭借强大的威势，坚守不可动摇的基业，东西南北，车书所到之处，无不顺服。臣民百姓，互相生息休养，坐享太平美好盛大的局面，近古所未有，没有可忧虑的迹象，也没有未萌发的祸患。然而近年来，公私凋敝，民力困竭，上面怀着爱民之心而下面不知道，下面怀着紧迫困苦之情而上面不觉察，天下至治却好像混乱，四方无事却更加贫困，推究其缘由，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问题的开端必定隐藏在宫府之中，所以其毒害流布于四海之内。然而我对此还有不敢尽言的地方。圣人不为不被信任的人进谏。如今我，是草野之臣，冒昧地提出，即使刑罚不随之而来，而把不足轻重的话视为没听见而搁置，那有什么益处呢？然而我微薄的心意，难道因此就停止了吗？那深远且重大的，我不敢尽言。敢因圣明策问已经涉及的地方来说，以求不辜负陛下罢了。我恭敬地阅读圣旨中的策问，上面说：‘国家简拔任用贤良，以共同辅佐教化，必须怎样然后任用符合才能，人胜任职位呢？’我认为当今用人，无所谓才能，只是地域罢了；无所谓人，只是资历次序罢了。地域尊贵的人，不问其有才无才就给予官职；资历次序深厚的人，不问其是什么样的人就委任责任。朝廷对于人才，也已经忽视了。有忽视人才的心，而一旦要求说：任用符合才能，人胜任职位，天下谁与我同心呢？陛下如果真的有意得到天下的真才，就应当论天下的才能，不应当论满汉的地域。满人的才能不必参杂汉人，汉人的才能不必由满人统领。如今自三

译公卿九卿，作为陛下怀疑时的辅佐大臣，无不并列满汉之名。督抚大臣，则多寄托于满人，而汉人十人中不到两三个。其用意不过是认为国家受命之地，那些人都与国家休戚与共，不像汉人是勉强依附以获取功名的人。所以信任满人的心，常常胜过信任汉人。不知道帝王初兴时，都有丰沛那样的根基，一时追随龙兴的各位大臣，共同尽力以承受天命，所以那些显贵成为侯王的人，也不是其他地域所能比拟的。至于几代之后，天下已经安定，君主选择人来任用，只看他们的才能如何罢了，本来不必局限于开创时的几个州郡之地。陛下既然作为天下的君主，就应当收纳天下的英才，供天下使用。一旦其中有偏重，臣担心汉人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对朝廷尽忠；满人又有所倚仗，而无法取信于天下了。现在何不略去满汉的名分，只选择才能优秀的人来任用，那么下面的人就不敢有所挟持以觊觎君主的爵位俸禄，而激励臣下的方法，未必不由此产生。至于满汉之外，又有汉军这一途径，其中仕途尊显的人，也位列三公孤卿之选。然而地位虽然尊于皇家，但名义仍隶属于私室。正当他们获得职位的时候，不是不赫然显贵，一旦遇到他们的主人，就低头顺耳，连做仆役都来不及，把世间可卑可贱的事情，常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敢稍有抵触。凭着三公孤卿的尊贵，天子尚且改变容貌以礼相待，然而尚且不免被人役使，那么用来培养他们廉耻的东西在哪里呢？作为臣子而不顾惜廉耻，那么立功立名的念头，都不足以进入他们的心中，只有贪图职位、固守宠幸，迎合上意，获取旦夕的荣耀罢了。怎么能期望他们为国家担当事务，卓然不随便呢？陛下何不斥去这种弊端，以培养臣子的节操，这关系到国家体面，并非轻微小事。至于升降官吏的方法，本来是君主用来进用贤人、斥退不肖者的，难道只是说积累时日、累积劳绩而已吗？

译如今从六官之长，到郡县官吏，只要有升迁调动，必定按照他们任职的先后顺序，来确定名次。前面的人尚未离任，后面的人又接踵而来，陈陈相因，没有振作兴起的时候。那些出身平民而做官的人，从他们授职之初，就已经知道了一生的极限。像这样，哪里还能有奋发向上的心志？勉强去做善事的人尚且如此。况且六卿是百官之长，他们的地位极其崇高，所以礼、乐、兵、刑，虞帝都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任命，直到年老也不调动。如今九卿六部，也有等级，依次晋升而频繁调动，往往让一个人兼任六个部门的职责，必定要求现在的尚书，其才能比大禹、后稷强十倍才可以。万一有人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把那边的才能用来应对这里，不能保证没有失误。纵使大禹、后稷等圣人起来侍奉陛下，也没有人能以功名善终。如果说占据名义，不必追究实际，那对于“任用适当的人才而使人称职”的说法又作何解释？臣认为资历排序的说法，绝对不能施行于六卿，而郡县官吏，也应当有不按常规次序的提拔，以打破拘泥守旧的见解，那么鼓舞人才的方法就在这里了。然而臣对此还有未尽之意，认为如今天下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求才太急；不担心没有人，而担心用人太广。求才太急，用人太广，那么入仕的门路必定很多。入仕的门路多，那么怀着侥幸心理，乘虚而入，企图攫取功名富贵的人，就会纷扰不止。陛下既然厌恶他们而想缩小门路，然而等待吏部选拔的士人，为什么那么多呢？臣认为这只是缩小了人数，而没有缩小门路。什么叫人数？三年在礼部考试的有多少人？三年在行省考试的有多少人？每年从乡里贡举的有多少人？国家有大庆赏，大臣子孙应得官职的有多少人？以钱财买官的有多少人？投诚归顺的有多少人？没有过错的吏胥有多少人？这就是所谓的人数。什么叫门路？科举是一条路，贡监是一条路，任子是一条路，投诚是一条路，赀郎是一条路，吏胥是一条路，八旗世职是一条路，这就是所谓的门路。现在担忧候选官员太多，不致力于缩小门路而只缩小人数，比如三年在礼部考试的，以前是三百人，现在只有一百五十人；在行省考试的，以前是一百五十人，现在有时不到百人，甚至只有一半。陛下认为缩小了人数，可以疏通壅滞的弊端了。然而除了科举之外，像任子、投诚、吏胥买官等，不像科举有定额，既然开了门路，又不限制人数，人数多而积累在吏部来确定年限，这是陛下不过缩小了科举这一门路的人数，而想以此来补救十几种门路的壅滞，难怪越疏通越壅滞。陛下想疏通而不能疏通，吏部担忧壅滞而日益壅滞，在下的人担心得官难，而奔走钻营的心志更加迫切，在上的人挟持名器的重权，而吝啬之意更加明显，退让的人被看作迂腐荒诞，廉洁正直的人被比作无能，弊端起于入仕门路的多端，流弊极于人心的丧失。陛下想挽救弊端，不如缩小门路，缩小门路而放宽人数，可以堵塞天下人的侥幸心理，可以疏通人才久滞的弊端，可以培养高蹈的节操，可以破除世袭的私利，一举而四善具备，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至于用人的门路，谁得谁失，这在于陛下选择。以臣私下的计议来看，不如吏胥与科举。为什么呢？吏胥熟悉政务，科举学习圣贤之道，二者符合政治得失的根本，所以汉朝收用吏员的成效，而从唐朝以来，一概出于科举。现在即使不专任科举，但也应当参用吏胥，至于任子，用了则天下有世袭的官职，投诚，用了则天下多盗贼，赀郎，用了则天下少廉洁之士，在于陛下毅然去除它们罢了。恭读制策有说：“近来贪风未息，诛求下吏以奉上官，遂致不肖有司，私派横征，民生益困，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臣认为陛下说到这些，是天下之福。为什么呢？如今的百姓，有不堪言说的痛苦，然而他们盼望救济的心，还没有完全绝望，只是说陛下不知道罢了。如果知道，必定赫然震怒，天下贪吏，全部置于法，以安百姓。现在说民生益困，是陛下知道百姓困苦了；又说“不肖有司”，是陛下知道有司不贤了；又说“诛求下吏以奉上官”，是陛下连上官的诛求也知道。知道却不为之所措，陛下的百姓最终无处得救，有司最终剥削百姓以奉上官，大吏更加敢于恣意妄为，而不再有所顾忌。虽然如此，陛下不仅说了，而且思考救济的方法，那么转祸为福的契机，就在这里。只是救济的方法，必定把已经施行而不生效的法令，全部屏弃不用，另设法来驾驭臣下，百姓的困苦，或许可以稍微缓解。为什么呢？当今惩治贪官的法令，不过是督抚举劾罢了。陛下即位以来，纠贪的奏章每天上报，惩贪的命令每天施行，按理天下的有司，应当有所畏惧而不为。然而他们贪得日益严重，为什么呢？臣认为制止贪官的法令，不能专门责成下吏，也不能专门责成上官。下吏的贪，有时是由于上官，而

译上官对百姓的苛求榨取，也并非没有原因而导致的。陛下若想革除这种弊端，就应当探究其根源。源头清澈，水流自然洁净；标杆正直，影子自然端正。如今郡县中若有一个不贤良的官吏，那么该郡县的百姓就没有安宁居住的日子了；督抚中若有一个贪赃枉法的人，那么他所辖的郡县就没有一个能得享清闲安宁的了；部院各位大臣如果不能奉公守法，那么天下的督抚就没有一个廉洁的了。形势相互关联，弊端必然随之而来。陛下为何不用对待下属官吏的法律，来施行于大臣身上呢？大臣中受罪的人，不过是一人，而天下人却可以因此受到警戒。如今舍弃一人的罪责，却去追究千万人的责任，千万人虽然因贪婪获罪，但内心仍然不服。所以那些侥幸在法律制裁之外的人，再次肆意贪婪而不知停止。臣听说，法律从亲近的人开始执行，命令发出后，如果法律不施加于权贵显赫之人，却足以禁止奸邪、铲除暴行，这样的事是没有的。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陛下用法律来约束臣下的贪婪，不如让臣下都不犯法。驾驭臣下到了需要用法律来互相制约的地步，这已经不是情理上所能容忍的了。臣认为，与其在事后严厉惩处，不如在事前谨慎防范。朝廷任命一位总督，派遣一位巡抚，不应当像郡县小吏那样，仅仅委任给负责选拔官员的部门就完了。地势有艰难与平易之分，百姓有顽劣与善良之别，根据地势来选拔人才，根据人才来安置长官，这在于陛下在内心决断。他们刚接受任命的时候，未曾有所依仗勾结，就可以独自践行自己的志向，不忍心欺骗君主的念头，也会因受到特别的赏识而激发出来，又怎会有督责下属官吏、从而困苦百姓的事情呢？像这样如果还有不贤良的人，贪恋财货，虐待侮辱百姓，然后再将他们置于法律之下，诛杀羞辱他们及其家人，这样就可以使臣下心服，惩治贪婪的法典，大概就不会有差错。陛下采取这些措施，是很容易的。况且现在督抚的官员，大都是长期任职，下属官吏在左右习以为常，可以揣测他们的好恶，预先顺从迎合他们。近来有巡视地方的官员来打破这种局面，而现在又见被撤除了。臣认为，重大的权力不可以假手于人，把权力交给他们，又让他们长期任职，又没有方法来制约他们，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权力重大就容易放纵，长期任职就容易轻慢，没有制约，那么奸邪之事就不能上报。这三种情况造成的祸患不可穷尽。所以前朝用每年更换一次的巡视官员，来打破长期任职的弊端，使下属官吏不知道防备什么，得以预先谋划，而且都是新进出身寒微的人，平时与做官的人少有结交，用极轻的力量驾驭极重的权力，这是非常高明的策略。现在为何不恢复设置这个官职，稍微辅助君主耳目所不及的地方呢？伏读制策中有说：“国家用度浩繁，只依靠正税的供给。然而催缴赋税不得法的人，常常不懂得安抚百姓。现在想要让民间免除追逼呼号的痛苦，而财政支出却经常充足，其道何在？”臣认为，上天所创造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在君主那里就在百姓那里。现在想要百姓有余而国家不缺乏，两者都得到好处，势必会导致两者都遭受祸害。以现在的大势来考虑，追逼呼号痛苦而财政充足的，是侥幸的情况；追逼呼号痛苦而财政仍然不足的，是通常的情况；追逼呼号不痛苦而财政经常充足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然而臣唯独有一个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策略，天下人都笑它迂阔，而臣认为它可以万无一失、必定有效。说：希望陛下绝口不谈财利。不谈财利，对于体恤百姓确实是这样的。至于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又将如何呢？臣敢于这样进言，不是故意说荒诞不经、没有根据的话来欺骗陛下。因为天下的田赋，已经到了不能再增加的地步；鱼盐铸币的利益，不能再增加；关市方物的贡品，不能再增加；考核不能再严格；奏销侵吞欺诈的案件，不能再出现。凡是谈论财利的人，以前用来效忠的方法，他们的言论已经实行，而且效果可以验证；他们的言论已经实行，效果可以验证，而方法却不能再增加，那么不如反过来运用这种方法。创造财富的道理，圣贤不废弃。孔子谈论治国，说“节约用度而爱护百姓”；曾子解释平定天下，说“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做事的人勤勉，用度的人舒缓”；而朱熹解释说“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由此思考一位圣人、两位贤人的说法，那么除了节俭之外，没有别的创造财富的方法。况且自秦汉以后，天下的利益，都归于君主。即使管仲、商鞅再世，也没有办法效法他们的奇策，只有裁减节省费用，痛加抑制奢侈淫逸，才可以对上辅助财政，对下保全百姓的生命。从前汉文帝懂得这个意思以致达到大治，亲身致力于节俭，为天下做出表率，到了他晚年，京师的铜钱累积成千上万串，朽烂得无法清点；太仓的粮食充盈，露天堆积在外面，以至于腐败得不能食用。看门的人吃得好穿得好，做官吏的能传家继世，居官的人把官职当作姓氏字号。所以人人自爱而重视不犯法，先讲求道义而后才考虑耻辱。现在陛下筹划国家用度，计算民生，责成正税供给，念及追逼呼号，应当以德行为根本，以财利为末节，以淡泊为先导，以节俭为辅助，专心致力于务农重粟，一心一意休养元气，爱惜百姓，积累几年之后，百姓家给人足，那么国家赋税就可以充裕，民力就可以舒缓，天下就可以治理。陛下作为天下的君主，有什么求而不得的呢？臣不自量力，出身疏远卑贱，不察事理的关键，只因为从小读书二十多年，平时所学，志向在于忠诚正直，现在有幸受到陛下的策问，如果不尽心陈述，日后如何侍奉君主？所以臣不避斧钺之诛，祈求所说的话能有一点补益。臣是草野新进之人，不知道

译触犯忌讳，冒犯天威，我内心惶恐战栗、恐惧至极。臣恭敬地回答。

译拟言风俗书，收入《异之文集》

管同

臣听说，天下的风俗，每个时代都有其弊病。夏朝人崇尚忠诚，其弊病表现为粗野；殷朝人崇尚恭敬，其弊病表现为迷信鬼神；周朝人崇尚礼乐文章，其弊病表现为文饰过度而人们追逐末节。夏商周三代已经如此，何况后世呢？虽然如此，承接前代的弊病而善于纠正它，这是夏商周三代和两汉风俗之所以日益美好的原因；承接前代的弊病而不善于纠正它，这是秦朝、魏晋、梁陈风俗之所以日益衰颓的原因。风俗美好则世道太平且安定，风俗衰颓则世道危险且混乱。用古代的事例来说，这是清清楚楚、毫不差错的。

我大清兴起，承接明朝之后。明朝时大臣专权，如今内阁、六部、总督、巡抚，大抵不过是奉行诏命；明朝时言官争辩激烈，如今给事中、御史，都不能大有议论；明朝时士人多讲学，如今聚徒结社的人，渺然无迹可寻；明朝时士人坚持清议，如今一旦出使或科考，而考场策问的文章，涉及时政的都不被录取。大抵明朝的风俗，官员横行而士人骄横。国家知道这些弊病而全面加以纠正，因此百数十年间，天下虽然纷乱多事，但那些困难都起于田野间的奸民、街巷中的侠士，而朝廷和学校之间，却是安定且平静的。

然而臣认为，明朝的风俗虽然有了弊病，但其初衷却是为了培养士气、积蓄人才。如今借鉴前代的人，借鉴的是其末流的弊病，但一定要观察其初衷。所以三代圣王相继，对于前代都有变革也有沿袭，并不用力去彻底改变它。如果用力去彻底改变它，那么在道理上就不能公平，而会引发其他的祸患。为什么呢？祸患常常出于所防备的地方，而弊病每每产生于所纠正的地方。臣观察朝廷近年，大臣没有权力，而大都因为畏惧；台谏官不争辩，而习惯于缄默。门户之祸，不在当时发生，而天下于是就不谈论学问；清议的坚持，在下层没有听闻，而致力于科举功名，经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与自己无关。自秦朝、魏晋、梁陈的君主，都因为不知道纠正前代的弊病。国家对于明朝，则是借鉴其末流，而纠正它太过分了，所以形成了今天的风俗。

上面所实行的，下面所效仿的；时代所崇尚的，众人所趋向的。如今民间父子兄弟，有不相顾念的了。迎合时势谋取利益的人，被认为是能干的，其他都不论及。士大夫尚且如此，那些小民也就不足怪了。唉，风俗之所以关乎治乱，其原因是什么呢？臣民对于君主，不是骨肉关系，他们的情谊本来就容易涣散。风俗端正然后伦理才明确，伦理明确然后忠义才兴起。平时都知道亲近上级而不互相欺侮，面临危难时都能为长官效死而没有敢逃避的。相互联系、相互维系，所以时间越久越坚固。如今从公卿到庶民，所怀有的想法都是这样，幸而处于太平盛世，也已经歪曲法律、营谋私利，没有什么顾念留恋的了。一旦有事，其造成的祸患哪里还能说得清呢？滑县的寇盗，只是鼠窃狗盗，哪里值得说呢？一旦有人揭竿而起一呼，跟随的就有数万人，进入京城，在宫廷作战，而宦官竟然跟随贼人，并不是狂寇的智谋足以迷惑我们的人，而是我们的人漠然不知道有伦理，稍微诱骗胁迫他们，于是就跟从而且唯恐落后呢。

臣听说，天下的安危，系于风俗，而端正风俗的一定是兴办教化。在当今谈论兴办教化，那么人们认为这是迂腐的。他们认为教化的兴起，难道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吗？而臣认为不是这样。教化的事情有实质有形式，使用形式则迂腐而且很难，使用实质则不迂腐而且容易。从前汉朝承接秦朝的弊病，其风俗，贪婪利益而冒犯耻辱，贾谊所说的孜孜追求利益，同于禽兽一样。自从高帝、孝文帝，困辱商人，严厉禁止贪赃的官吏，于是不久就成就了西汉的治世。其后中间经历了王莽的祸乱，其风俗，又看重死亡而轻视节操。光武帝于是尊重大臣，礼遇高士，以万乘之尊亲自为布衣之人屈身，于是也不久就成就了东汉的治世。由此说来，移风易俗，所实行的不过一两项措施，而其气势于是就可以感化天下，并不困难。

如今的风俗，其弊病不可枚举，而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喜好阿谀而贪嗜利益。只因为贪嗜利益，所以从公卿到庶民，只趋向利益，无所不至；只因为喜好阿谀，所以下级对于上级，等级一分，就奔走趋承，有谄媚而没有忠爱。教，是用自身来训导人；化，是用自身来率领人。想要人们不贪嗜利益，那么不如关闭谈论利益的门路；想要人们不喜好阿谀，那么不如开通谏诤争辩的道路。如今天下有河工灾务，国家用度不足，所以竞相谈论生财。生财不外乎节约用度，如果其他不是危害政事的端由，就是无益的罢了。近来皇上忧念各种事务，饮食菲薄、衣着粗劣，以节俭闻名天下。然而臣的意思，以古代比较现在，那么还有很多可以节省的。汉朝贡禹有话说：“如今宫室已经确定，无可奈何了，其余都可以减损，应该讲求并实行它。”而闭口不谈利益之事，有谈论利益的，显明地惩处一两个人以昭示海内。如果是这样，那么天下都知道皇上不喜好利益。过去皇上刚即位，曾经命令臣民都可以上书。后来言论没有可采纳的，于是全部罢免。言论没有可采纳的，其原因有二：一是爵位太轻，所以奇伟非常之士不来；二是禁忌没有全部除去，所以进言的人多瞻前顾后、模棱两可，不敢尽述其说。如今，应该增减以前的法令，让言官上书，士人对策，以及官僚议论政令的，上自

译君主的言行，下至国家的制度，都应当直言评论而不加忌讳。越是愚直耿介的人，越要给予荣耀；而阿谀逢迎的人，必定加以显眼的惩处。像这样，天下人就知道君主不喜欢谄媚。君主不喜欢谄媚，那么刚正敢为的风气就会兴起；君主不贪图利益，那么廉洁自重之风就会兴起。

天子是公卿的表率，公卿是士人和百姓的榜样。由天子向下教化公卿，由公卿向下教化士人百姓，有志向的人，自然会振奋激昂而必定兴起；没有志向的人，也会顺应时势而容易向善。不出几年，天下的风俗没有不变的，是没有这样的事的。天下的士人，纷纷争着议论改变法度。如果风俗不变，那么人才就不会出现；即使有法度，谁来执行呢？风俗是由上位者所造就的。拥有美德而不能自我保持，所以自古没有不衰败的国家，周朝和汉朝就是例子。拥有弊病而能努力自我变革，那么国家虽然倾覆，也可以中兴，东汉就是例子。如今世代相承，那么全面加以变革，事情容易而功效加倍。这是当今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