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吏政四官制

译这实在不是培养廉洁的方法。夏、商、周三代以前的情况暂且不论。就拿汉朝来说，太守号称二千石，实际俸禄是一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际俸禄是一千石。如今正一品官员每年的俸禄是一千四百四十石，这是三公的俸禄，已经不及汉朝太守实际领取的数量了。其中本色俸（实物）占三份，折色俸（折现）占两份，除去发放的十二石米之外，发放白银二百一十五两零。这样三公实际领取的俸禄，不及汉朝三公属官实际领取的数量。以此类推，直到从九品官员，除去发放的十二石米之外，每年应得白银十九两零。对于一个八口之家来说，说这足以代替他们耕种所得吗？况且从一品到九品，都发放十二石米，这是没有等级差别的。折色俸禄徒有其名，却用毫无价值的宝钞来抵充，这是诱导欺诈。上级诱导下级欺诈是一，下级欺骗上级就成百上千了。按法律来说，官员除了俸禄之外，只要有所索取，分毫都是赃款。既然缺乏衣食的费用，又拥有可以贪腐的权势，却能做到一介不取，这不是中等以上的人才做不到的。我担心三百年来，完美无缺的人屈指可数。起初只是文书上互相索取，上下互相蒙蔽，最终导致贪污成风，即使严加诛杀也不能制止，这是俸禄制度造成的。节省的小，亏损的大。现在纵然不能恢复古制，但也姑且按照一千四百四十石等而下之的数量，实际发放实物，酌情发放米、绢、布、钱来补足数量，那么上级就免去了诱导欺诈的罪责，下级也充裕了养廉的费用，只要不是极其不肖的人，即使犯赃的也会很少了。古代制定赋税，原本是为了宗庙、朝廷、百官和五礼的经费。后世兵制不好，耗费了天下大半的赋税，又或者浪费在奢侈靡费、侵吞中饱而不知查察，却唯独吝啬百官的俸禄以为节俭，这真的算是节俭吗？“食之者寡”，难道是指这个吗？如果确实人人称职，官职与官员相称，而俸禄也与官职相称，不也是应该的吗？不然的话，表面上诱导欺诈，暗中纵容贪婪，剥削百姓的脂膏作为利益，而祸乱随之而来，盗贼频繁兴起，战争不止，这是节俭还是浪费呢？为什么不思考呢？

译俸禄日知录

顾炎武

当今贪婪索取的风气，之所以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无法去除，是因为俸禄微薄，不足以供养家庭。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后，众位士人的俸禄加倍。《王制》规定：诸侯国中，下士的俸禄相当于上等农夫的收入，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汉宣帝神爵三年，下诏说：“官吏如果不廉洁公正，那么治理国家的正道就会衰败。如今小官吏都勤于职守，但俸禄微薄，想要他们不侵吞掠夺百姓，是很难的。将百石及以下官吏的俸禄增加十五。”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下诏有关部门增加百官俸禄，其中千石以上官吏的俸禄比西汉旧制减少，六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比旧制增加。晋武帝泰始三年，下诏说：“古时候根据德行授予爵位，根据功绩制定俸禄。即使是下士，其收入也足以供养上等农夫。对外足以使他们奉公忘私，对内足以使他们赡养亲人、施予恩惠。如今在位者的俸禄不足以替代耕作，这不是推崇教化根本的方法。请商议增加官吏俸禄。”唐代时的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刺史七万，赤县县令四万五千，畿县和上县县令四万，赤县县丞三万五千，上县县丞三万，赤县主簿和县尉三万，畿县和上县主簿和县尉二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制书说：“衣食既已充足，廉耻之心才能知晓。至于如果资用不能充盈，有的人就会贪求不止，败坏名声、触犯法律，实在是由此引起的。京城附近，尤其难以获取供给。在西京文武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今后每月供给俸禄、食物、杂用、防合、庶仆等，适宜按十分之二增加；那些同正员官的，增加十分之一。仍作为常规条例。”而白居易在《盩厔尉》诗中写道：“官吏俸禄三百石，年底还有余粮。”他在《江州司马厅记》中说：“唐朝建立以来，上州司马的品级为五品，每年粮食俸禄数百石，每月俸钱六七万。官位足以庇护自身，食物足以供给家庭。现在的俸禄制度，不过唐代人的十分之二三。他们无法自我供养，难道能不向百姓索取吗？”从前杨绾担任宰相，承接元载奢侈浪费之后，想要用节俭来改变风气，却先增加了百官的俸禄。皇甫镈以宰相身份兼任度支使，请求削减内外官员的俸禄，给事中崔植将诏书封还，这可以说是通晓教化治理根本的人了。

《汉书》记载，王莽时期，天下的官吏因为得不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做坏事，接受贿赂，用来自我供给。《五代史》记载，北汉国家小、百姓贫困，宰相每月俸禄只有一百缗，节度使只有三十缗，其余官员仅有微薄的资给而已。所以该国很少廉洁的官吏。《穆王之书》说：“爵位重而俸禄轻，臣下就会亲近而违背民心，毕程氏因此灭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前代的官吏都有职田，所以他们的俸禄丰厚。俸禄丰厚，官吏就多努力保持廉洁。像陶潜种植高粱，阮长之在芒种前一天离职，都是公田存在的证明。《元史》记载，世祖至元元年，下诏确定官吏员额，区分品级和官职，发放俸禄，颁给公田。《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年，规定百官的公田，用其租税收入充作俸禄数额。这是建国初期此制度尚未废除。不知哪一年收回职田归公，只折换俸钞，其数额又比前代更轻，开始无法要求官吏廉洁了。《北梦琐言》说，唐代宰相毕諴，家世原本寒微，他的舅舅担任太湖县的伍伯。伍伯就是现在号称杂职行杖的人。相国对此感到羞耻，让他罢免此役，为他除授一个官职，多次派人表达心意，终究不听从命令。特地选拔选人杨载担任该县县令。参辞那天，在私宅延请坐定并与他谈话，约定为他落籍，资助他送入京城。杨令到任后，详细传达台旨。伍伯说：“我地位低贱，哪有外甥做宰相的道理。”杨令坚持劝勉他，他才说：“我每年公税享有六十缗事例钱，如同现在的工食，如果没有过失，终身优厚。不知相公想给我什么官职？”杨令详细上报。相国赞叹赏识，也认为他的说法正确，最终没有违背他的志向。凭借伍伯这样的役职，每年能有六十缗，难怪台皂等微贱之人都知道自重。这才相信《汉书》记载赵广汉奏请让长安游徼、狱吏的品秩为百石，此后百石官吏都稍微自重，不敢枉法，胡乱拘系人，这确实是清廉官吏的根本任务。说贪婪浇薄的积习不可改变而能保持廉洁清静的人，真是不懂治理体制的言论啊。

论官禄

黄晋良

近来读贡禹上奏武帝的书，说：“我担任谏大夫，每月俸禄九千二百，在大官领取粮食。等到担任光禄大夫，每月俸钱一万二千，俸禄赏赐更加丰厚，家里日益富裕。”又看到杨敞担任司隶校尉，每月俸钱数千，一半用来供给吏民耳目言事者。那么官做到光禄大夫，每年得到俸钱一百二十金罢了，便自认为已经富裕。况且司隶校尉的俸禄仅及一半，而又分给耳目言事者，没听说有不足的感叹。事务治理，百姓安定，贤良辈出，为什么呢？莫非时代接近古代，用度不繁杂，即使公卿大臣也绝无交际贿赂请托之事，贤者固然安于做贤人，不肖者也受到制约而不敢行私，加上节俭，容易自足吗？等到成帝时，增加大司马、大司空的俸钱，每月达到六万，御史大夫四万。时代愈下，俸禄愈厚，用度愈广，他们的人才愈鄙陋了。唐初制定俸禄，正一品，米七百石，钱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钱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钱七千。大致如此。而贞观、永徽年间人才的兴盛，不可枚举。到了大历年间，权臣每月俸禄，有的达到九千贯，刺史不论大小，都是一千贯。所以元稹悼亡诗中有云：“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

译斋。白居易担任校书郎。也说。俸禄一万六千。每月供给也有剩余。校书郎是小官职。每月也有万六千。后来弊端迭起。于是奢侈浪费互相攀比。贿赂公行互相倾轧。往往依靠外部的力量来加重内部的权势。尾大不掉了。推究兴盛衰败的关头。难道不是由于爵位俸禄吗。虽然如此。这还是就朝廷制度而言。历来小人俸禄薄的内心争竞。俸禄厚的内心奢侈。逐渐发展到泛滥而无法控制。是必然的。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员的高低大小。他们的才能与否看的是获取钱财的多寡。一概闭口不谈俸禄的事。而一切从民间搜刮。甚至分毫都不方便。就把府库当作外部的财库。公开听任观看。习以为常。不值得忧虑。为什么呢。因为有索取补偿的手段。不损害他们自身。那些区区遗留的百姓。淫邪的人在这里获取奢侈。软弱的人在这里获取力量。显贵的人在这里获取志向。受辱的人在这里获取帮助。选拔在这里整齐划一。和颜悦色在这里舒展畅快。喜怒在这里平和。功业在这里灿烂。千古在这里打破常规。一代在这里具备人才。唉。用尽了啊。《虞书》任命禹说。我想要辅佐百姓。古代有百姓。现在没有百姓。古代治理天下而制定爵位俸禄。称之为共同生存。现在治理天下而制定爵位俸禄。只以百姓为代价。以百姓为代价。什么事不是以百姓为代价呢。然而还孜孜不倦地用悲伤恻隐的话。充满朝廷。遮蔽街巷。独自掩耳倾听那些声音。难道不是很痛心吗。《诗经》说。南方有箕星。张开它的口舌。北方有斗星。向西举起它的柄。织机也已经空了。这样对待疲惫的百姓怎么办。

译关于在台湾设立官庄的议论

郑光策

台湾地区的动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百姓痛恨他们的上级长官。百姓之所以痛恨上级长官，是因为剥削日益加深，而百姓无法忍受那切肤之痛。既然如此，那么今天改弦更张，作为上级长官的人，一定要奉公守法、廉洁自守，彻底改变以前的所作所为，这本来是不用再考虑就决定了的。虽然如此，但人情大致相差不远，廉洁的官吏是众人所愿意做的，如果不是自身非常匮乏，又怎么会乐于强行索取别人的财物？如果不是受到别人的极大逼迫，又怎么忍心让自己蒙受污名？如今朝廷所规定的官吏俸禄，不是被扣罚，就是被公捐，不是部里的规矩，就是私下的惯例，有名无实，百中存一都不到。然而官吏的妻室家眷依赖它，亲戚故旧依赖它，仆从依赖它，而且还要用来聘请幕僚，赏赐差役，供奉上司，送迎来往的宾客僚友，还有每年不可预知的费用。计算他们所需要的，哪里只是一项呢？况且海外的情形与内地不同，士大夫们舍弃亲戚，离开祖坟，渡过风涛，冒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去那里任职，从僚友到差役，他们的经费必定成倍增加。这就是说，即使廉俸本来足够有余，再加上上司体恤，没有意外的苛求，尚且恐怕不够用，何况一切都没有凭借呢？苏东坡曾说：“大夫在四方做官的，在尽力效力之余，也想寻求快乐，这是人的至情。”现在即使不敢说为了快乐，但让一切费用都艰难节制，困苦拘束，已经不是治理的景象了，何况形势逼迫得无处可逃，而用度实际上没有来源，除了廉俸之外，哪一项不是侵吞剥削的借口？事情出于无可奈何，却又想用法律来约束他们，怎么可能做到呢？

我查考古代，从君王、公卿、大夫，都有采地，庶士以下，都有授田。他们所授予的，必定使他们足以供给他们的费用，上下各自得到自己的本分，彼此可以没有贪求，尽心效力，来侍奉国家，确实是法律良善而用意美好。魏晋以后，还沿袭不废，名叫职田。《晋书》记载，陶潜用官田种高粱；《宋书》记载，阮长之在芒种前一天离职，这是公田的凭证。唐宋直到元朝，也间或保留这个制度。明朝初年以后，才开始变更。现在考察台湾地区，旧有官庄的设置，官庄就是公田。但听说都作为武营经费的来源，与文职无关。我私下认为，台湾各属县的官员也应当仿效这个做法，将各地的叛产以及流亡无主的田亩，各拨出若干顷作为公田。官府的陋规固然随地都有，但必定不能太多，多的必定是额外的苛求。只要明确给予他们利禄，就可以不争夺。每年公田的收入，每县约得万斛，才足以供给公私之用。招募人耕作，官府收取租税，一切出入都听任官府，不得考核，只定为两税，春粮在某个时候收受，秋粮在某个时候收受，使得交接的人不得超越制度克扣收取，这样俸禄供给有余，就可以不烦劳另外图谋渔利。人如果不是非常不肖，供养既厚，应当必定有自重之处，这也是当时应当改变计策的大端。

然而还有顾虑的是，这项田亩，不难于设立，而难于上奏；不难于上奏，而难于将来的报销。我的意思是，福建巡抚仁心为质，洞悉吏情，一时的善后诸事，又都能得以更宜行事。如果能够据情陈请，似乎可以邀得圣旨允准。如果认为拘泥于成例，必定不能实行，那么本地城墙应当每年修缮，护城河应当每年疏浚，又有道路津梁以及民壮工食，一切公费可以托名开除的，全部增入，置为公业，使官员每年自行核销，不必逐一向部里报告。规制略如教职的学租、书院的生息，那么官员的出入经费，就可以没有掣肘的忧虑，即使交接流移，也不必有亏空的弊端。这样之后，责成他们廉洁，勉励他们节俭，他们既然没有借口，一有贪冒的私心，就拿着弹劾的奏章来议论他们的过错。这是内心衡量而心安，即使外在验证于人情，他们也会羞愧而心服。是否可以议行，统请裁察。

汉郡国官制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

刺史起初不是常设的，汉武帝元封五年才开始常设，见《百官表》。他的权力很重而品级却低，所统辖的是一个州，其中郡国很多，太守、国相二千石，都是他的属官，可以举荐弹劾，而品级仅六百石。政绩卓异才开始提拔为太守、国相。如魏相任扬州刺史，考察郡国太守、国相，多所贬退，在部任职两年，被征召为谏大夫，又任河南太守。何武任刺史，所举奏的二千石长吏，必须先出示奏章，服罪的亏除免职，不服的，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传》说，司隶部刺史，察过苛刻，二千石更加轻视，有的抓住他们的微小过错，向刺史、司隶告发，众庶知道他们容易危亡，小失意就背离，因为太守、国相的威权素来被剥夺。《京房传》，京房奏上考功课吏法，当时部刺史到京师奏事，皇上召见诸刺史，令京房晓谕考功之事，刺史认为不可行，京房上奏弟子晓考功课吏事者，中郎任良、姚平，愿意让他们任刺史试考功法，石显嫉妒京房想疏远他，建言宜试，以京房为郡守，元帝于是以京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京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可见太守、国相畏惧刺史如此。又《朱博传》，任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

译有人拦在路上陈述冤情。张博派从事告诫官吏百姓：想要控告县丞、县尉的，刺史不审理，因为黄绶官各自到郡里申诉；想要控告二千石黑绶长吏的，使者巡视辖区后回到治所申诉。颜师古说：丞、尉职位低微，都佩黄绶；治所是刺史停留处理事务的地方；弹劾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所举荐的人才，就像王襄担任益州刺史，让王褒创作《中和》《乐职》《宣布》三首诗，上奏说王褒有超群的才华。王莽暗示公卿上奏说：各州郡所举荐的茂才异等官吏，大多名不副实。这说明刺史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综合来看，刺史的权力可以说是很重了。等到他们升迁时，黄霸担任扬州刺史，因考核优秀升任颍川太守，见《循吏传》；陈咸由部刺史，历任楚国、北海、东郡太守，见《翟方进传》；张敞担任冀州刺史，盗贼被禁止，后任太原太守，满一年转正，见《本传》；王尊担任徐州刺史，升任东郡太守，见《本传》；马宫由青州刺史，任汝南、九江太守，见《本传》。由此可知刺史品级低微。然而刺史权力重大，而且内部隶属于御史中丞，使内外相互制约。比如陈咸担任御史中丞，总领各州郡的奏事，考核评定各刺史的等级；薛宣担任御史中丞，在殿中执法，检举弹劾部刺史和郡国二千石官员，所贬退和称进的人，黑白分明，就是这样。《续百官志》记载：御史中丞一人。注引《汉仪》说：中丞由原二千石官员担任，或者选拔侍御史中考核优秀者，执掌宪令于中枢，朝会时独自就座，对内纠察百官，对外督责各州刺史，大概是后世都察院的职责了。刺史十三部，分为郡国一百三个。其中属县有蛮夷的称为道，公主食邑的地方称为邑，侯爵封地称为侯国。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太守之下有都尉和丞。每县有令，小县称长。令、长之下有丞和尉。汉代官员总数，据表有十二万二千零八十五人，而郡国官员如此简省。至于令、史、掾、属，多有通晓经术而做到卿相的人。而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十亭设一乡，乡有三老，掌管教化；啬夫听讼，征收赋税；游徼巡行禁止盗贼。那些不是长吏而代替长吏治理百姓的人，也未曾一概简省。当时风气还质朴，所以能成就治世。如果后世的吏员，其中固然没有人才，而所谓的里长、保正、总甲、牌头之类，又怎么能多设呢？郡国县道下所注的铁官、盐官、家马官、工官、服官、发弩官、云梦官、楼船官、陂官、湖官、均输官、铜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司官、圃羞官、洭浦官、羞官之类，都是微末的下吏，不足道，而且大多随时随地设立，事过就罢，不常置。其正官则只有部刺史、太守、县令、都尉、丞、尉，外别无他官，汉代郡国官制可谓简省了。隋代在州、郡、县只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而已。到唐代制度，郡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之差，又有辅、有雄，赤有次赤，辅有上辅，又有以赤兼上辅的，又有称中下的，未能详考。《新唐书》志，每郡每县下必详细记载，只有为府的不注，在府下、县下仍有。又在关内采访使所属的渭州下说：中和四年置。凡是干元后所置的州，都没有郡名。及其季世所置，又不列上中下之第，只说不列上中下，不知赤畿等字仍有否也。又见《张九龄传》，刺史京辅雄望之郡，少择之。《新百官志》注说：文宗时，宰相韦处厚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亦见《旧书》一百五十九卷处厚本传。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名义亦皆未详。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及《宋史·地理志》，皆有赤畿等字。杜佑《通典》州郡门、乐史《太平寰宇记》，皆无之。陆广微《吴地记》说：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又欧阳詹文集，《送常熟许少府之任序》说：始入仕一由县尉，或中或上或紧，铨衡评才若地而命之。

译这类也是当时的通俗用语。比如元人的杂剧，还保留着“赤紧”这个词。大概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冲繁疲难”。查考其他书籍，都没有见到。只有宋代谢维新的《合璧事类》在“县官”门类中说：唐代制度，县有六个等级的差别，分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京都所治理的为赤县，京城附近的为畿县，其余则根据户口多少、土地好坏来划分等级。总共有一千五百七十三县，每县设令一人。本朝建隆元年，全国各县，除了赤、畿之外，还有望、紧、上、中、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一千户以上为中，不满一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六等应当作七等，没有提到“辅”和“雄”的，怀疑“辅”就是畿，“雄”就是望紧。

《百官表》虽然记载太守治理郡县，都尉掌管武职，但实际上太守也兼管。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传记中叙述他主持都试、讲武非常完备。翟义担任东郡太守，在九月都试的日子，率领车骑材官士兵起事。如果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集都试，考核优劣”，那么后汉书耿弇传中，弇看见郡尉测试骑士，树立旗鼓，隶卒驰射，因此喜好将帅之事。注引《汉官仪》说：年终郡试的时候，讲武练兵，借此校猎来选拔有才能的人。又《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说：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集都试考核优劣。水军建造楼船，也练习战斗，射击行船。边郡太守，各自率领万骑，巡视障塞，点燃烽火追击虏寇。有的说八月，有的说九月，有的说年终，大概总在秋冬。《淮南王安传》中，安想要发兵造反，先让人制作邻近郡太守、都尉的印信，可见太守、都尉互相掌管兵权。又安与太子谋反的事泄露，皇上派遣廷尉监与淮南中尉逮捕太子。安与太子谋划，召见相、二千石，想要杀掉他们然后发兵。召见相，相到了，内史以出行为借口推脱，中尉说：“我接受诏令不得见王。”安心想只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也没有用。于是罢免了相。看这个就知道诸侯王国中的兵权，由相与内史、中尉共同掌管，互相牵制。三者中有一个不肯，就不能发兵。

出身授官

《日知录》

顾炎武

史书记载开元以后，天下太平，士人无论贤与不贤，都以不靠文章显达为耻。那些响应诏令参加科举的人，多的时候有两千人，少的也不少于千人，录取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文献通考》记载，唐代所录取的进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士人考中后，并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入仕，还有吏部试这一关。韩愈三次参加吏部试都没有成功，那么十年还是布衣，甚至有考中后二十年没有获得俸禄的人。自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皇上刚即位，想要振作被压抑的人才，赐予进士及诸科出身者五百多人，都先赐予绿袍笏板，在开宝寺赐宴。第一、第二等进士，以及九经科，授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各州。其余的都优等注拟官职，恩宠特别不同，历代都没有过。薛居正等人说取人太急，皇上不听。这是太宗刚统一天下，想要以得士之盛，超越前代，荣耀史册，却不知道侥幸的心理、求快的习气，感染士人，而且几百年都无法挽回。又查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予紧县尉，判入第三等，授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予望县尉，判入第三等，授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这是唐代明经、进士，初次授官不过县尉。到现在则一进入翰林院，就不再外补。二甲的授官，还是部属。崇尚浮华、助长懒惰，就是由此而来。所以一旦考中之后，就完全抛弃学问，而以谋求升迁、行贿为事，是因为他们得到官职太容易而尊贵得太快。这与唐代举士的初始制度，相差太远了。宋初用人的弊端有二：进士脱去布衣，不经过吏部试，是一；献文得到旨意，召试授官，是二。现在炫耀文章的途径已经革除，而入官的选拔仍然轻率，这两种弊端，其中一种还存在。似乎应该仍然采用唐代的制度。如果用八股取士的人才，让他们治理繁杂事务、管理众多百姓，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害了别人的孩子”啊。

京官必用守令

《日知录》

顾炎武

《通典》说，晋代制度，没有做过县令的，不得入朝担任台郎。魏肃宗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认为郡县选举，历来很轻，应该改变这种弊端，将郡县分为三等，三年考核升降，有称职的，才补任京官。如果不曾担任过太守、县令，不得担任内职，那么人们就会自我勉励。唐代张九龄对玄宗说：古代刺史入朝担任三公，郎官出外治理百里之地，治理的根本，没有比重视太守、县令更重要的。凡是未曾担任过都督、刺史的，即使考中高等，也不能担任侍郎、列卿；未曾担任过县令的，即使有善政，也不能担任台郎、给事中。都督、太守、县令即使任职遥远，也不让在外任职超过十年，皇上听从了。下诏三省侍郎空缺，选择曾经担任过刺史的人；郎官空缺，选择曾经担任过县令的人。宣宗大中改元时制度说：古代郎官出外治理，郡守入朝为相，所以重视亲近百姓的官职，急于为政的根本。自从浮薄之风久盛，这道传统逐渐消亡。争逐清要之途，便达到显贵，治理百姓的方法未曾放在心上，想要让他们探究百姓的艰难危急，通晓天下的利弊，是不可能的。朝廷近臣，备顾问，如果不知道百姓疾苦，怎么能承受皇上的眷顾求索？现在听从谏议大夫、给事中

译中书舍人。未曾担任过刺史、县令的人。宰相不得拟定人选。宋孝宗时。臣僚说，行政事务必须亲身经历才能知晓。人才必须经过试用才能显现。担任县令的人。必须先担任县丞、主簿。担任郡守的人。必须先担任通判。担任监司的人。必须先担任郡守。都有等级次序。未曾经历治理百姓的职务。不适宜突然提拔。于是规定知县以三年为一任期。未经过两任知县。不任命为监察御史。这是开元、乾道年间的吏治之所以独自高于近代的原因。明代内阁之地必定选取翰林院官员。名字在丙科才开始分配地方官职。于是治理百姓的职务被轻视。而文书钱粮的部门一概交给俗吏了。汉代谚语说。求取官职漫长。怨恨而死的人占一半。《风俗通》记载，宋神宗曾对宰相说。我想到祖宗凭借百战得到天下。如今把州郡托付给平庸之人。常常深切痛心。后来的君主。应当把这话写在座位右边吗。

译州县品秩（《日知录》）

顾炎武

汉朝的县制，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俸禄为千石至六百石；不足万户的设县长，俸禄为五百石至三百石。唐代则州分为上、中、下三等，县分为京畿上、中、中下、下等六等，品级各有差别。《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规定县分为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以下的为上县，知县为从六品，县丞为从七品，主簿为从八品；六万石以下的为中县，知县为正七品，县丞为正八品，主簿为从八品；三万石以下的为下县，知县为从七品，县丞和主簿的俸禄同中县。洪武六年，将天下的府分为三等：粮二十万石以上的为上府，俸禄为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的为中府，俸禄为正四品；十万石以下的为下府，俸禄为从四品。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改变这一制度，洪武十四年确定考核黜陟法，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以及亲临王府、上司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的地方为“繁”，达不到这些标准的为“简”。后来便统一了品级，只设立“繁”、“简”的名目，才能优秀的调任繁地，才能不足的调任简地，古代爵位只有五等的意义于是完全丧失了。

刺史守相得召见（《日知录》）

顾炎武

两汉兴盛时期，特别重视太守。史书记载，汉宣帝任命刺史、太守、国相时，总是亲自接见询问，观察他们的来历，退下后考察他们的行为，来验证他们的言语。如果有名实不符的，一定知道其中的原因。他常称赞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恐怕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员吧。”当时的太守常能得到召见，有时皇帝还赐予玺书，君臣之间并不疏远隔绝。汉文帝对季布说：“河东是我的臂膀郡，所以特意召见你。”汉武帝赐给严助的书信中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你要用春秋大义来回答我，不要像苏秦那样纵横捭阖。”赐给吾邱寿王的书信中说：“你在朕面前的时候，知道众望所归；等到你担任连接十余城的太守，肩负四千石的重任，（颜师古说：太守、都尉都是二千石，现在寿王担任都尉，不设太守，所以说四千石），职事荒废，盗贼横行，很不符合你在朕面前的表现，为什么呢？”光武帝慰劳颍川太守郭伋说：“贤能的太守，离京城不远，河水滋润九里，希望京城也能蒙受福泽。”天下之大，不过数十个郡国，而二千石官员的品行才能，都能被皇帝简拔知晓，因此官吏尽职而民情通达。这与后世将耳目寄托于监司，用文书簿册粉饰政绩的做法，有着亲疏繁简的不同。在唐代，还保留着这种用意。唐玄宗开元十三年，皇上亲自挑选各司长官中有声望的十一人担任刺史，命令宰相和诸王在洛水岸边为他们饯行，并御书十韵诗赐给他们。唐宣宗时，李行言从泾阳县令升任海州刺史，李君奭从醴泉县令升任怀州刺史，都是采纳民间舆论，由皇帝亲笔提拔。他们入朝谢恩时，皇帝对州务的处理指示，万里之遥，如同在台阶前一样亲切。君主想要亲近百姓，一定要从亲近大吏开始。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考（赵翼）

汉朝时，郡国的太守、国相都可以自行设置属吏，这还是沿袭周代的制度。唐代魏元同上疏说：“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并命令他说：‘谨慎地挑选你的僚属。’这是让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周官》中太宰、内史，都掌管爵禄的升降废置；司徒、司马，则掌管举荐贤才和发布政令。这是分任臣下，而统辖于几个职位。”汉朝时，诸侯王可以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属吏，其傅相大臣，则由朝廷任命；州郡的掾吏、督邮、从事，则由州牧、郡守自行任命。根据《汉书·高五王传》赞语，汉朝初年诸侯王可以自行设置御史大夫、卿以上的官员，汉朝只是单独为他们设置丞相而已，这说明诸侯王还可以设置御史大夫等官。杜佑《通典》说，汉景帝鉴于吴楚之祸，于是罢免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不许诸侯王自行设置；汉武帝又下诏，凡是王侯的属吏，俸禄为二千石的，不得自行设置，那么禁令逐渐严格。然而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仍然可以自行设置，所以《通典》说诸侯王可以自行设置四百石的属吏。这是侯国自行设置属吏的旧例。《后汉书》记载，汉和帝问陈宠在郡中如何治理，陈宠回答说：“我任用功曹王涣来简拔贤才、选拔能人。”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弹劾他举措烦苛，代替二千石官员任命属吏，这说明任命属吏是二千石官员的职责，连州牧也不能侵犯。这是郡守自行设置掾属的旧例。又，郡守设置掾属，都用本郡的人。杜氏《通典》说，汉朝时只有三辅地区允许兼用其他郡的人。根据《汉书·循吏传》，黄霸是淮阳人，补任左冯翊二百石的卒史。如果说三辅郡可以用其他郡的人，其他郡则不可以。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因为想任用其他郡的人而特别上奏请求，更可见掾属没有不用本郡人的。魏晋六朝，仍然沿袭州牧、郡守自行设置属吏的制度。《后周书·苏绰传》说：“京城的刺史、府官，由朝廷任命；州吏以下，都由州牧、郡守自行任命。”这说明宇文周时还是这样。《隋书》记载刘炫回答牛弘的话，说过去只有州设置纲纪，郡设置太守、丞，县设置令而已，其他属僚都由长官自行征辟，现在大小官员，都由吏部选拔。据此可知，天下官员全部归吏部选拔的制度，实际上是从隋朝开始的。唐朝时也还兼用汉朝的制度，沈既济上疏说：“现在各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从判官、副将以下，都由使臣自行选择。”那么征辟属吏的方法

译（此法）如今已经试验过了。只是还没有推广到州县罢了。韩佽担任桂管观察使，管辖二十多个州，从参军到县令共有三百多名官员。其中由吏部选补的才十一人，其余的都是由观察使根据才能选补任职。那么州县的官员也是由观察使设置的。顾炎武引用这个例子，认为古代设置官吏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说法。官吏归吏部选任，那么朝廷的权力就不会转移。如果听任长官自行征辟设置，无论末世的习俗多么浇薄，攀附贿赂的风气一定会非常严重。即使其中号称贤明智慧的人，也大多因为意气用事或微小的恩惠而使其产生私下的感激之情。看史书所载，属下的官吏对于长官，已经有了君臣的名分道义。降及后世，如果实行这种制度而不改变，没有不形成党援门户、背弃公义而偏向私情的。春秋时期，晋国杀了栾盈，命令栾氏的家臣不要跟随他。栾氏的家臣辛俞行说：“我家三代侍奉家主，两代以下侍奉君主。从我的祖父开始世代隶属于栾氏，到现在已经三代了。岂敢忘记为家主而死而背叛我的君主呢？”鲁昭公攻打季孙氏，孟孙、叔孙谋划去救援他。叔孙的驾车人说：“我是家臣，哪里知道公家的事。有季孙氏和没有季孙氏，对我哪个更有利？”大家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驾车人说：“那么就去救援他。”于是撞击西北角而入，鲁昭公于是战败。这是春秋时期，家臣为了效忠家主而忘记公家已经像这样了。降及东汉，气节相互夸耀，甚至到了甘愿以身殉主的程度。王充《论衡》说：会稽人孟章的父亲孟英担任郡决曹掾，郡将鞭打无辜的人致死，孟英引咎自责，代替郡将受死。孟章担任郡功曹，跟随太守讨伐贼寇，被贼寇逼迫，也代替太守受死。《后汉书》记载，臧洪担任太守张超所设置的功曹，张超派他前往幽州，半路上被袁绍扣留，袁绍任命臧洪为东郡太守。恰逢曹操围攻张超，臧洪向袁绍请求援兵以救援张超，袁绍不答应，张超最终被消灭。臧洪于是与袁绍断绝关系，袁绍发兵围攻他，直到城破，被俘也不后悔，最终以死殉主。公孙瓒起初担任刘太守的郡吏，太守因事被贬谪到日南，公孙瓒在祖先墓前祭祀说：“过去我是为人子，现在我是为人臣，应当前往日南。现在在此与祖先告别。”于是跟随太守前往。也见于《魏志》，太守欧阳歙，想要举荐督邮繇延，主簿将要引荐繇延上报，郡吏郅恽站起来说：“繇延资质贪婪邪恶，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从曲，这既没有君主，也没有臣子。”那么显然就有君臣的称呼了。刘表派遣从事韩嵩前往许昌，想要借此观察虚实。韩嵩说：“如果到了京师，天子授予我一个职位，那么就成为天子的臣子，将军的旧部罢了，不能再为将军效死了。”更可以看出没有仕于朝廷的人，还是作为私臣。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服丧的人。荀爽被司空袁逢征辟为有道，没有应召。等到袁逢去世，荀爽为他服丧三年。

译桓鸾担任太守，被向苗举荐为孝廉。后来被任命为胶东令。刚到任，向苗就去世了。桓鸾立即辞官奔丧。守丧三年。这就是被举荐者为主持举荐的人服丧的例子。王吉被诛杀。老朋友中没有敢去吊唁的。只有属吏桓典收敛他的遗体并安葬。守丧三年。刘因冤而死。王允担任属吏。独自跟随到京城。送丧返回他的家乡。守丧三年才回去。这就是下属为长官服丧的例子。《后魏书》记载。公孙邃担任青州刺史去世。佐吏疑惑应该穿什么丧服。诏书说。主簿近代相沿袭穿斩衰。过了期限就脱去。可以依照旧例。其余的人不穿丧服。这显得太少了。可以穿齐衰三个月。这样就能感恩知己。私自制定丧服的例子。而且上报朝廷听取意见。以至于颁发诏书作为定令了。《南史》记载宋武陵王刘诞反叛。有人劝他的长官范义逃跑。范义说。我是属吏。属吏不可以背叛君主。《柳庆远传》记载。梁武帝起初担任雍州刺史。征召柳庆远为别驾。柳庆远对人说。天下正将大乱。平定霸业的人大概是我的君主吧。于是竭尽诚心协助赞助。最终成就了帝业。可见六朝仍然沿袭汉代长官得以自行设置属吏的制度。而被设置的人。就有君臣的名分。坚守节操的人虽然能在患难中周旋。究竟对公家有什么益处。狡猾奸诈的人甚至对长官倾心。像柳庆远等人拼死效力来对抗朝廷。这又是长官得以自行设置属吏的流弊。世人只看到后世的选拔方法不能尽得人才。而认为不如古代制度。难道知道古代制度有不可再用的吗。唐朝时固然也曾兼用辟除属吏的方法。然而像韦皋在蜀地。幕僚虽然官位显赫也不让他们入朝。即使任命为蜀州刺史。竟然有终身不能见到天子的。不仅这样。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上表推荐李光弼为副使。主持后事。白敏中担任邠宁节度使。也上表推荐蒋伸为副使。这样节度副使也能由藩镇自行设置了。安禄山能够叛乱。难道不是因为几年前请求用蕃将替换汉将。所以得以广泛树立心腹。一旦起事。争相效力。以至于倾覆两京。唐朝国运几乎覆灭。所以德宗晚年。方镇的副职。大多由朝廷自行选拔。防备一旦有变。就授予他们节制之权。深深忧虑威权下移。容易招致尾大不掉的渐势。

省官

日知录

顾炎武

光武帝中兴。海内人民。可以数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二三。障塞破坏。亭燧灭绝。有的地方空设太守令长。招回流民。皇帝笑着说。现在边境没有人却设置长官治理他们。就像春秋时期的素王一样了。因此省并郡国及官僚。屡次见于史书。而总括来说。战争平息。天下事务稀少。文书调役。务必从简少。以至于十存其一。由此知道省官的原因。是因为事务少。现在文书日益繁多。狱讼日益增多。而在上面的人。主张裁减。那么天下的事务。必将杂乱琐碎而无法胜任。无法胜任到了极点。必定再次增加官员。而事务就不可为行了。晋代荀勖的议论认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从前萧何曹参辅佐汉朝。推崇他们的清静。百姓得以安宁统一。这就是所谓清心。抑制浮夸的言论。简化文案。废除苛细的法令。宽恕小的过失。有喜好改变常规以谋取利益的人。必定执行诛罚。这就是所谓省事。这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治理国家的人懂得这个。何必纷纷在裁减官员多寡之间纠缠呢。

裁官论

储方庆

清朝受命。屡次议论裁减官员。世祖皇帝。罢免巡方御史。当今皇上即位。又减少科道官员。全部撤去天下的理刑推官。认为节省不急之需的俸禄。可以辅助国家用度。臣谨议说。官员有可以裁减的。有不可裁减的。如果今天所裁减的官员。都是必不可裁减的官员。古代先王。设立官爵。使他们轻重相互维系。大小相互制约。又有揭发奸邪的机构。在旁边监视。以杜绝天下的邪曲。并预先为之防备。这制度非常严密。因此天下即使有苟且迎合的臣子。也没有同声附和的祸患。有一个不贤的人。就起来攻击他。不让他滋生蔓延。以最终形成他的党羽。现在减少科道官员是削弱言官的势力。言官的势力弱。六部的权重了。罢免巡方御史是削减宪臣的权力。宪臣的权力削。督抚的命令尊贵了。全部撤去天下的理刑推官。是蒙蔽法司的耳目。法司的耳目被蒙蔽。府县的恣意妄为。没有人与他们为难了。天下的官员。以数万计。而其大势常出于两条途径。六部掌握政柄。施行于督抚。督抚下达于府县。以汇集事务。这是一条途径。科道监察部臣的奸邪。巡方制约督抚的专断。而推官实际上作为他们的爪牙。这是另一条途径。所以设置科道派遣巡方重视推官。对君主非常有利。对臣子非常不便。对臣子不便。那么这三者之官为朝廷考虑。决不可裁减。而决然裁减毫不吝惜的。是节省费用的说法误导了他们。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外借为国家的名义。以急切实行臣子自便的私欲更大的了。臣子的私欲遂行。而君主的势力孤立了。况且现在的裁减官员。真的是为了节省费用吗。还是有其他旨意吗。真的是为了节省费用。那么内部的府寺散员为什么不裁减。而只裁减科道。外部的一省两三个督抚与一府五六个府佐为什么不裁减。而只裁减巡方裁减推官。那么现在裁减官员。其意图不出于节省费用是明显的了。臣伏见去年裁减推官时。郡县豪吏。无不欣欣得志。举手称庆。征歌会饮。以示得意

译朝廷节省费用并裁减官员，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然而像这样（裁官）的快乐，也足以看出推官不被郡县官员所喜欢。陛下为什么要顺从郡县官员，想要遮蔽自己的聪明才智呢？我认为天下如此广大，天下的人如此众多，如果都走同一条路，来扰乱一个人的视听，恐怕不是天下的福气。如今上自六部，下至州县，如果有措施举动，可以内外勾结、上下互相蒙蔽，必定没有一个人敢揭发他们的奸邪。眼前的弊端，不过是包庇隐藏奸邪之人，肆意掠夺民力，但这也足以扰乱天下有余了。古人并非不知道政治的根本在于尚书，却常常援引新进的小臣，允许他们攻击权贵，是为了预先培养天下揭发奸邪的人，以打破结党营私的局面。那么外地的督抚州县不知道防备什么，只能巧言迎合，只有奉公守法、坚守正道，才可以杜绝天下的议论，而获得君主的深入了解。这对于天下国家的治乱，不是小事。臣愚以为，今日所裁减的官员，不如全部恢复为宜。

译关于裁减冗员的奏疏 顺治九年

陕西巡按 何承都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人，文治与质朴是相互循环的。文治衰败就用质朴来补救，质朴到了极点就逐渐增加文治。古代官职有固定的制度，官吏的职位由子孙世袭。唐尧虞舜时只有百官，夏商两代官数加倍，周朝有三百六十官。起初没有不简朴平易的，后来才逐渐繁琐凌乱。

国家设置官职、分配职务，完全沿袭明代。明代末年吏治庞杂，俸禄比宋代微薄，而官阶比汉唐低微。俸禄微薄，那么廉洁的人不能自我维持，贪婪的人就剥削百姓；官阶低微，那么高才之人没有途径表现，污浊的人就苟且竞争以侥幸求取功名。怎么能期望他们培养廉耻、建立功名呢？

朝廷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不在于机构完备，而在于任用得人。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境外千里之地可以治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京城郊外就会喧哗不安。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户口尚未聚集。官员担忧百姓稀少、土地荒芜，赋税额度无法完成；百姓担忧官员太多、赋税沉重，供应无法供给。这是上下交困的局面啊。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下诏合并裁减四百多个县，郡国中设置长官的一并合并。官吏职数减少，十人中只保留一个。唐太宗贞观元年，因为百姓少而官吏多，命令大力合并裁减。命令吏部四季选集合并裁减吏员，对房玄龄说：“官职在于得人，不在于员额多。”命令合并裁减，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三员。宋太祖开宝三年，裁减州县官员，增加他们的俸禄。下诏说：“官吏员额过多，难以求得治理；俸禄微薄，不能要求廉洁。与其保留冗员而增加费用，不如裁减官员而增加俸禄。各州县应当以户口为比例，酌情减少员额。旧有的俸禄，每天增加五千。”这些都掌握了开国的关键啊。

臣认为应当依据户籍册，计算户口，估量道路远近、人口多少，删繁就简。那些荒凉残破、偏僻简陋的郡县，一概可以合并裁减。效仿汉唐宋的遗意，使州邑城郭稍微免除文书调役的劳苦，而田间地头稍微缓解奔走络绎的辛苦。

况且臣巡视甘肃时，根据巡西道李日芳的建议，甘州过去建立五卫，现在卫兵裁减，官员可以合并为一。又根据五卫守备沈琦等人的呈文，因为军饷缺乏、俸禄短缺，请求合并裁减。又根据临巩道于明宝的建议，往年兰州肃王府设立中卫，现在王府废除，卫所也应当裁减。由此看来，这几个卫所的冗员可以去除。

其中各县，也有应当裁减的。根据巡陇道于之士的建议，两当县、漳县，户口不多，钱粮稀少，而且城郭都在明代末年残破，县官寄居在民堡中。臣认为两当应当附属于徽州，漳县应当附属于岷州，命令州官监牧同知兼管，那么这两个县也可以裁减。至于佐贰等官员，可以合并管理而不必委派署理。

裁减官员就能裁减赋税，赋税裁减那么文书就节省，徭役就安宁，上下没有骚扰。推广到天下，节省的费用不知有多少了。恳请皇上让有关部门商议，斟酌直省郡县，估量户口多少、远近、大小、烦简，合并员额兼管，以及臣所属的甘州五卫、兰州中卫、两当和漳县两个县，酌情裁减合并，刊定为章程典制，编入治国书籍，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清朝的规制，超越前代。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误，将会政令简明清朗，或许也是富国安民的一个帮助吧。

关于裁减桂林官役的议论

卢纮

近来遵奉部文，凡盗贼横行、荒凉残破、偏僻无事、民粮稀少的地方，官员和差役应当酌情裁减。这确实是当事者关心国家大计，细致周到，去除繁冗、充裕财政的极好谋划。但是，考虑到桂林地处粤西首郡，地势占据上游，统领两个州、七个县，东接荆楚，西控云南贵州，形势如同从高屋建瓴。桂林作为首郡，其次是平乐、柳州，再次是梧州、浔州、庆远，再次是南宁、思恩，再次是太平各土司，环绕仰望归化。所以首郡地位重要，而设置县邑、设立官员，不得不详细考虑。有的与别省接壤，那么地势要采取犬牙交错相互制约；有的与瑶族、僮族杂居，那么官职防守要采取出入有防备。

论桂林所辖之地，合起来不足以抵得上内地一个大县的地域。除去临桂确实统领首县，全州上接湖湘阳湖，下接平江古田，因为山险多寇，而最近改设永宁、灵川，水陆都是要冲，属于省会的臂膀。这绝对不容商议裁减。至于灌阳、永福、义宁小而偏僻，兴安小而贫瘠，地域似乎可以商议归并，官员似乎可以商议裁减。然而在以前兵荒马乱的时候，并非没有深谋远虑的人，最终不能在这里商议归并、裁减，是明知保留这个县不过是一块荒地，保留这个官不过是累赘，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旦商议归并、裁减，那么祸患就说不尽了。

灌阳与楚省零陵、道州接界，山险多瑶民，不专门设置县、设立官员，那么两省交界之处，不能相互制约。这是灌阳不能废除的原因。兴安居于全州、灵川之中，水陆驿传，到这里应当有停宿换马的地方，而且分水塘是湘江、漓江东南的界限，斗河转运所关系，不能没有专门设置的县、专门设立的官员，督治理其事。况且六峒瑶民，不时出来做盗贼，距离全州、灵川稍远，不能控制驾驭，兴安距离近，得以制约他们。这是兴安不能废除的原因。

至于永福、义宁，居于临桂、阳朔、永宁之中，而距离这三个州县道路稍远。义宁在省北而靠近永宁，有都狼岭阻隔；永福在省西而靠近阳朔，有浔江河阻隔。所谓桑江的瑶民，七十二团的瑶民，又居住在义宁、永福中间。估量其地势

译将义宁、永福两县合并入临桂、阳朔、永宁三县，却行不通；即使仅将义宁与永福两县互相合并，也不行。况且永福县在近来，又是大军征剿柳州、雒融的必经通道，因此义宁、永福这两县尤其不能废除。既然县不能废除，那么官员自然不能裁减。查核几个县每年征收的粮食，尚且不足以供给一年的常规开支。即便现在裁减官员和差役，自开国以来，县里的官员虽然仅有，但吏目、典史、教官、巡检等职位大多空缺，书吏、差役、民壮、皂隶等也极少，俸禄、廪米、工钱、伙食，十成中不能支给一二成，是有官员差役的名目，却没有官员差役的实质。况且近年巡哨等官员，已经裁革了一半，而万万不能裁革的，必定是因为他们与地方的利害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应当考虑长远的大势，而不能只计较一时的权宜之计。况且裁掉一个官员的俸禄，减少一个差役的伙食，对于国家的公共经费，并没有增加丝毫；而多一个官员或差役，就多收一个官员或差役的效用。田地粮食的荒芜，有官员差役才可以责成他们劝勉开垦；寇贼盗匪的骚扰，有官员差役才可以责成他们防备缉捕。如果裁减，反而会使荒芜更加严重，使骚扰更加增多。总之，朝廷划定疆界，设置官员，分配职事，只争大体，不争小利小害。广东虽是偏远之地，但毕竟是省会所在，桂林位居首位，其他外郡都在观望。纷纷议论裁减，未免斤斤计较于细微之处，这不是彰显统一、开创太平治世的做法。

译乞求保留教职的奏疏

王命岳

臣听说近来朝廷商议，打算裁减天下的教官。大概是认为知府就可以兼任府学的事务，知县就可以兼任县学的事务，那么各学的教官似乎属于多余的人员。裁减他们的俸禄薪饷，足以补助军饷的极小部分。但是教官的职位虽然卑微，而关系却非常重大，有万万不可裁减的理由。教官这一职务，向下用来约束诸生，向上用来奉祀先圣。所以诸生长期不到学校学习的，教官可以申斥告诫他们；诸生有不遵守学规、随意出入郡县、结交官府人员的，教官可以督促警戒他们；有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违背伦理纲常的，教官可以上报督学官将其黜退。然而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人，仍然出入公堂，包揽诉讼，抗拒拖欠钱粮。想要端正士人的风气，应当严格考核教官。考核严格，那么教官的督促率领必然勤勉，而士风自然端正。现在商议裁减教官而将事务归并给郡县，那么劣等生员和坏学生，就会公然与官府人员往来，无所顾忌。他们会说：“太守是我的老师，县令是我的老师。”这是驱使天下的生员，天天与郡县官员应酬交往。既然与郡县官员应酬交往，必然与衙役内外勾结。逢年过节馈赠礼物，结交权贵寻求庇护，操纵诉讼的胜负，隐瞒熟田报作荒地，向下损害百姓生计，向上侵吞国家赋税。士风日益败坏，人才日益卑劣，就是由此造成的。这是从约束诸生的角度，论述教官不可裁减、郡县不可兼任的理由之一。

先圣孔夫子，德行与天地相匹配，道义是帝王的老师。各府州县设立学官开始祭祀，已经好几年了。教官的官署，实际上就在学宫之内。早晚巡视，清除污秽杂乱。庙貌损坏就重新修缮，宫墙坍塌就整顿修复，这都是教官的职责。现在商议裁减教官而将事务归并给郡邑，郡邑有刑名案件、钱粮事务，承上启下，送往迎来，修筑堤防、防盗贼，接待替换兵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哪有空闲经过先圣的门，询问门户的开关，过问清扫的情况？势必使得学宫之内，荒芜杂乱无人治理，长满茂盛的野草。更严重的是，奸诈的胥吏，暗中潜伏其中，没有人敢过问。男女混杂相处，污浊的气息，触犯了神圣的领域，这都是事势发展必然到达的结果。臣听说福州府官员，探听到有裁减教官的消息，就商议想要废除明伦堂作为府衙。幸好巡抚许世昌极力坚持才得以停止。那么学宫的荒废，胥吏的侵占，使得先圣每天听到拷打的声音，每天与差役为伍，已经渐渐显露出端倪了。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宫观，还有焚香修持、管理庙宇的人。以孔子这样的至圣，宫墙之内，却不能有一两个教官，来掌管门户开关，准备清扫工作，竟然还不如佛道二教，实在令人叹息。这是从奉祀先圣的角度，论述教官不可裁减、郡县不可兼任的理由之二。

况且如果让天下后世的人，说裁减圣庙的人员，废除弟子的老师，从今日开始，这绝非美好的谈资，非常损害治理国家的体制。臣明知而不说，是臣不忠于皇上，臣的心不安。有人或许说国家用度不足，节省这点微薄的俸禄，足以准备充足的军资。臣也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臣看见在京的文官公费钱，每官一人，每年支出三十六两银子，都在俸银之外，明显可以裁减扣除。在外的文官，从县令以上，每官一人，可以捐出每年俸禄的十分之一，像所谓土黑勒威勒那样，来补助军需。计算内外官员每年扣除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天下教官薪俸的总和。那些诵读孔圣之书，接受朝廷俸禄的人，捐出一点微薄之力，来保留圣庙的微官，这也是大小臣工所乐意顺从的。臣偶然患中暑病，实在担心实录一定下来，那么再想反悔就困难了。因此强撑病体陈述，伏望陛下垂察施行。

知府长期任职的奏疏

魏裔介

臣观察三代以后，只有汉朝的吏治接近古制。而汉朝的吏治之所以接近古制，是因为他们能够重视刺史、太守、国相，让他们长期任职并考核他们的成功。从前宣帝曾经说：“太守是吏民的根本，频繁更换那么下面就不安定。百姓知道他将长期任职，不敢欺骗蒙蔽，于是服从他的教化。”所以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的，就常常用玺书勉励，增加秩级赏赐金钱，有的爵位封到关内侯。公卿职位空缺就选用他们。这是汉朝良吏兴盛的原因。明朝初年还模仿这个意思，等到后来兵备繁多，升迁频繁更换，而太守的权力日益减轻，体制日益受损，治理的成效也就看不到了。现在皇上遵循古制，爱护养育百姓，实行保举的方法，重视知府的选择，吏治自然应当改观。然而长期任职的方法不实行，即使有贤能的太守，轻易变更，百姓还是没有享受到治安的福分。臣认为从今以后，知府俸禄深厚，有被推荐应当升任副使的，就加授副使的职衔服色，仍然管理府事。督抚按监司等官员，就用副使的礼节对待他。如果俸禄深厚有被推荐应当升任的时候，与各副使一起论俸，加授参政的职衔服色。那些应当升任的，也与参政论俸。从此按察使、布政使，都可以逐渐加授。如果遇到京堂职位空缺，加衔的可以与同衔的司道一起推举升任。这样知府的职任得以长久，或许能尽心民事，官吏畏惧他的法度，百姓安定他们的职业，远远追及汉朝的盛世就不难了。虽然如此，知府是表率的重任，捕盗分属同知，刑狱分属司李，知府都可以兼任。而有关部门官员的贤能与否，尤为紧要。从今以后，督抚按荐举弹劾开列贤能与否，自下而上，尤其必须先责成知府。或许事权统一而职掌明确，对于长期任职……

译任用贤良的法则，愈发有益处。

译书贾中丞调缺烦简疏后

蔡方炳

听前辈说：凡是担任巡抚、按察使的人，对于官员调任繁剧之地的事情，最应该慎重。之所以应当慎重，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县官请求调任，绝不是没有缘故的，必定是因为与地方关系不和，才采取这种脱身的计策。等到调任之后，又倚仗上级长官先前有褒奖赞美，不便随后立刻贬斥，反而有恣意妄为的人。防止这种流弊，确实是这样的。然而这只是看到了一方面罢了。如果把繁剧的州县，比如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所属的地方，如果不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很少能够胜任。何况交给年老昏庸的人，难道有不败坏政事而留下祸害的吗？有人说地方有极难治理的情况，即使才力优裕，怎么能保证没有失败呢？然而近年来，所见到的太仓的董公、长洲的董公两人，一个用仁慈感化他们，一个用干练能力救助他们，都治理得有条理，钱粮征收达到定额，官吏敬畏百姓安定。如果让他们长久担任这个职务，必定能取得成效。可惜因为微小的罪行被罢免。从这两位公来看，那么本来不担心地方难以治理，而是担心才力不够罢了。只是在选拔授职的时候选择人才困难，在调任更换的时候选择人才容易。现在铨选部门预先防止调任的流弊，而不肯破例，那么有一种方法在这里：应当把考核最优应该升迁的州县官，加上应该升迁的职衔，调去管理繁剧州县的事务。那么用已经显效的长才，再展现游刃有余的妙用。三年以后，仍然按照他加衔的级别升转。那么地方得到得人的益处，而且也不蹈袭推卸躲避的习气了。有人说像从前没有这个先例怎么办？朝廷的制度，随时变更，不吝惜转变。如果实行这个方法而不见效，哪里难再改呢？况且精明敏捷的人才，除去胥吏的积习，清理钱粮的旧弊，或者三年或者六年，那么后来的人如果不是年老昏庸，就可以遵守治理。这是实行这个方法而见效，也可以立即停止。朝廷为了千万军需，为了一方百姓的生命，何必顾虑而不兴起这个创举呢？况且看近来的先例，由知县升为知州，比比皆是。州县职位稍微有高下，体制大体相同，升任而知州事，与升任而仍然知县事，本来可以通融意思来实行。不然，地方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被废弃，上级和下级都没有好处。所以只有这个可以补救选拔授职选择贤才的困境，可以参酌调任繁剧防止弊端的说法。然而这也成为狂夫的话罢了，不应当是朝廷宏大的谋划。

清厘世职疏乾隆二十七年

御史纪复亨

私下认为爵位赏赐是名器的大防，而世袭更是军功的重大典礼。我们皇上圣武昭著，扩展两万里险要的边疆，凡是尽力征战，而赏赐延及子孙的，都是由当事的大臣等据实申报，以及经过圣鉴亲自确定等级，记录在司勋部门，永远不废。法律极其慎重而典礼极其优厚。只是我们朝建立之初，削平福建广东，平定云南贵州，当时鼓励军队，赐予爵位特别优厚。因此绿营将校，每立一功，无不人人承受厚赏，而各省之中，福建尤其多。因为先前有海寇的投降，后来有台湾两次的攻克胜利，市井之徒，操船的水手，恰逢其时，都得到爵位分任重要职位，庇护到后人，已经一百几十年了。臣认为先前大功攻克胜利，都有总理军务的大员，这些偏将的效力，以及势穷投降的，并且有只带功加虚衔，而没有担任军事要职的人。等到一经议定，优厚给予世职，这些人既终身荣宠，而子孙袭替后，按品级补用，武职就可以到副将、参将等缺。那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建立显著的功劳，不能提拔，而纨绔子弟无赖之徒，往往轻易得到。因此冒滥不止，奸伪滋生。像现在督臣杨廷璋，抓获邹文等人假造委任状，以及林承武等人以市侩小民，而贿赂买通顶替冒充，是很明显的。臣因此想到属于近支皇族，袭封也从递降。这些世职人员，竟然与带砺之盟，并传多代。私下认为对待他们太优厚，即使国家酬谢功臣的典礼，念及他们祖先少有功劳，然而从祖父延及孙曾，那么对待他们也不算不厚。至于日久相沿，官府的册籍档案更加繁多，百姓的谱系难以依据，以致奸邪之人哄骗，导致买卖，养子假借，谬托宗族支派，亵渎名器而败坏法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请求皇上交给朝廷商议，此后凡是绿营军功人员，核查他们哪项功勋，准予世职次数，他们的子孙承袭，应当如何递降，分别等级，定为定例。那些从前得过世职的人员，请求通查各省，核查他们所得功勋，以及袭过的世次，以及现在应当承袭的子孙，是否是嫡派，或者有世系断绝，无可继承，应当削除的，转饬地方官详细造册，取具宗图印甘各结，咨送兵部，严查底档，汇合具奏，请旨定夺。再现在由世职补授将弁的，各省很多，虽然都由督抚保题，而果否是世职的嫡裔，有无影射顶冒等弊，正当乘此清理。恐怕畏法不吐，并恳请准许他们自首，如何处置，恭候圣裁。

州县界域日知录

顾炎武

自古以来，划分疆界分设邑县，必定相互依附，天下都是这样。然而现在州县所属的乡村，有距离治所三四百里的，有城门之外，就是邻属的

译这样看来，那么疆域范围就不能不重新划分了。下邽县位于渭水以北，却合并到了渭水以南的行政区域；美原县位于北山，却合并到了富平县。像这类情况，都应当恢复设立。而大名县距离府城仅有七里，可以撤销并入元城县，这样大小行政区划才能均衡。管辖的土地，大多存在交错隔越的情况。例如，属于真定府的南宫县与属于广平府的威县之间，夹有属于真定府的新河县；属于广平府的清河县与属于广平府的威县之间，夹有属于东昌府的冠县；属于兖州府的郓城县与属于东昌府的范县之间，夹有属于兖州府的邹县；青州府的益都等县，夹有属于高苑的土地；淮安府的宿迁县，夹有属于开封府的祥符县的土地；大同府的灵邱、广昌两县中间，夹有属于顺天府的宛平县的土地。有的距离县城一二百里，有的隔着三四个州县，藏匿奸邪、逃避赋税，往往由此产生。严重的时候，就像沈邱县属于开封府，其县衙所在地和粮税却隶属于属于汝宁府的汝阳县，这种交错混杂的情况不能不纠正。卫所屯田的地方，有的距离三四百里，与百姓的土地交错混杂，时间久了便混淆了户籍档案，军民界限不能不清除。水边土地，涨落不定。例如蒲州西门外三里处，就用以补充朝邑县因河水冲刷而坍塌的土地，致使陕西的人渡河去耕种，甚至发生争斗杀伤，这种变故不能不通晓处理。《周礼》中形方氏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并校正其边界，没有杂乱分离的土地。如果有圣王兴起，我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分别巡视郡县，绘制地形图，以山川为基准，以经界为标准，使土地、城邑、民居相互协调配合，或许诉讼案件会减少，风俗也会淳厚。洪武十七年，将民户不足三千的州都改为县，共改了三十七个州。

译分县议

陈祖范

《周礼·序官》开头说：“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别方位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王制》说：“测量土地来制定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土地、城邑和居民，必须三者相协调。”形方氏掌管制定邦国的地域，并划定其疆界，没有那种曲折断裂或隔绝不连的土地。“华”是指曲折而不断绝，“离”是指断绝而不连续。这些都是古代圣人治理国家的重要宗旨。近来听说制府有分设十三个县的请求，正等待圣旨批准施行。而常熟所分出的县，就在福山小城建立官署。利益不到十倍就不改变法令，祸害不到十倍就不变更制度。分县的利益尚未显现，而祸害却有很多方面。然而这不是草野之人敢说的。就分县来说分县，似乎应当在城中另外设立一个官署。就像长洲、吴县两县，东西分辖，粮仓不必重新建造，学校不必重新设立，市场不必重新整顿，百姓缴纳赋税、申诉冤屈的地点，仍然不改变原来的地方。这样，对于官员有分工处理的便利，对于百姓没有分散供给的骚扰。不劳民，不伤财，是变更制度的好办法。福山偏僻在海边，现在遭受海灾，平地水深三尺，营造新的县治，私下担心会有后患。即使想另建县治，也不应该设在那里。然而上级既然已有定见，也不是草野之人敢说的。请就福山来说分土的方法。古代建立国家一定要测量土地的中心，是为了四方贡赋的道路里程均衡。建立城邑也是这样。常熟县治在四境的中心，东西南北，最远的不过四十多里。现在割去一半，就应当以虞山为枢纽，沿着山向西，以浪澄塘为界；沿着山向东，以梅李塘为界。如果不够，就以县治东边的白茅港抵徐陆泾为界。凡是处在虞山南面的，东南、西南，仍然隶属常熟；凡是处在虞山北面的，东北、西北，割让隶属福山。这样管辖就近而道路里程均衡了。现在听说想要斜跨西南以州塘为界，而四十九都等地，反而舍近而隶属远。这是《周礼》所说的“华离”之地。不是辨别方位确定位置，土地、城邑和居民必须三者相协调的道理。为什么呢？四十九都等地，到常熟南门水路五十里，又四十里才到福山，没有别的快捷方式可通。一来一回就是一百七十里。动不动就涉及一百七十里，却要求他们按期完纳银两，这是天天在路上奔波，荒废农业，这是第一个祸害。差吏下乡，他们的资粮鞋袜，劳费比过去加倍，那么向百姓勒索钱财必定更加横行，这是第二个祸害。冬天运米上仓，如果遇到风雨，整天不能到达，到达了也不能立即卸货，无处栖宿，狼藉道路，耗费五斗的浮费才能运到一石米，其中的痛苦，不可胜言，这是第三个祸害。百姓有申诉人命盗贼之事，可贵的是早上听到晚上就报告。现在来告状一天了，拘提犯人一天了，查验案情又几天了。分县的用意，本来是因为地方近，力量容易达到，容易奏效。现在坐在福山而遥控四十九都等地，更觉得鞭长莫及，而奏效困难。即使上级官员按图稽查，难道不也会对此有疑问吗？几百年的大县，一旦剖开撕裂，跨出北门一步，就是别的县。或者家在这里而到那里缴纳粮食，或者事情在近处而到远处申诉，本来就已经牵制骚扰而不方便了。对百姓尽心的人，为他们公正地规划，不计较土地的肥沃贫瘠，粮食的多少，在已经不方便之中，着重考虑那些更加不方便的地方，不要因一时的苟且，造成千百年不可挽回的局面，使这一方百姓永远有悲伤，这才算是百姓的父母吧。恭敬地议论。

复议分立州县书

沈起元

某月某日，宪台因为福、兴、泉、漳、汀、邵六郡内，想要分立州县，下令查议。怎敢不竭尽我所知，来辅助万一。私下认为封疆之事重大，估量形势审察时势，有不容易施行的。划定疆界，割此分彼，建立治所的地方，一定要扼守形势险要之地，分裂的边界，一定要带有山溪的险阻。这必须专门委派能干的官员，亲身游历，相度地势，衡量距离旧治所的远近如何，编入户籍的户数多少如何，犬牙交错的制约之势又应当如何，然后才可以确定。不是坐在一个县里按图计算里程，就可以发表议论的。卑职见识浅陋，足迹未周，怎敢妄议。私下认为此时最难措置，而应当先筹划的，没有比分县的经费更重要的。过去江南苏松等郡，对于州县中大的，设官分县，只是因为漕赋太重，不是一个县令所能办理的，所以分立州县，这专门是从赋税方面考虑，不是为了控制地方而设。所以所分的新县，大都在同城治理，只设官署牢狱，不再添造仓库学宫。然而耗费公家钱财，颇费经营。所建的官署，都是苟且修缮，大都不是长久之计。如果闽省议及分县，自然专门以控制地方为重。为了控制考虑，那么断没有不修筑城池的道理。以闽藩库相比苏松藩库，其多寡虚实，宪台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设立城池的分县，相比不立城池的分县，其经费的相差悬殊，宪台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以苏藩的财力，经营不设城池的分县，尚且支撑不住，何况以闽省的财力，而想要添设几座县城池，新立几县官署学宫仓库牢狱，这项经费，正恐怕不可估量。如果从民间取用，那么百万穷苦百姓，想要增加一丝一粟，而形势

译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要从国库中取用，那么国库资金不足；如果要从公款中取用，那么从宪台以下，治理这片土地的人，其清贫的境况，上下都清楚知晓。即便将全省的公款汇总，讨论用于养廉也尚且不足，哪里还有余力呢？由此看来，虽然筹划已经确定，但最终难以施行罢了。自古以来，有善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法则。频繁变更只会增加扰民，保持安定才能培养恬淡的风气。确实担心地域辽阔，政令教化难以普及，国家赋税常常多有拖欠。我认为只有精心挑选干练通达、廉洁宽恕的官员，放宽任期年限，不要用苛细的法度约束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容施展抱负，长期任职于当地。那么即使四方边境遥远，政令教化也可以逐渐普及。在上位者如同治理自家事务，在下位者如同尊奉父母，诚心诚意相互信任，督促率领自然听从。顽固的人可以逐渐驯服，懈怠的人可以逐渐振作。所担忧的是县令频繁更换，如同旅客投宿旅店，门户开闭的方法，前堂后院的道路，东邻西舍的人家，尚且来不及全面了解，就匆匆离去了。即使分出的县邑都像弹丸一样小，又能施展什么呢？近年来的大官，动不动就以增设机构、改变制度，作为管理民生的关键。实际上意在迎合时势。这本来是大人们所不做的，卑职也不愿大人们这样做。至于兴化这一郡，是滨海的要冲之地，地域连接漳州和泉州，只管辖两个县邑。莆田的钱粮较多，民风颇为淳朴；仙游民风狡黠，钱粮数额较少，似乎不必再有增减。承蒙宪台谆谆教诲，忘记了我的狂妄轻率，谨陈述我的浅见，等候采纳选择。

译关于合并贵州省附郭县治的奏疏 贵州通志

阎兴邦

查各省省会，大多设有两个县。因为地方辽阔，事务繁多，必须分治才能胜任，并非仅仅为了配备官员而已。然而臣在河南任职时，省会附郭只有祥符一个县；即便如今邻省云南，也仅有昆明一个县附郭。唯独贵州省会城狭小，衡量其规模，比不上内地一个大州县，却单独设有新贵、贵筑两个附郭县。虽然征收地丁税、承办驿站事务，似乎各有职掌，运行起来互不干扰，但像编甲捕盗、通行缉捕等案件，奉文转发时，不得不两县互相行文。往往早晨奉命新县编甲，晚上又承命筑县缉捕，同一件事受到两番约束，常常给百姓带来不便。如果是在地广人稠的省会，控制难以周全，利于左右分任；像这样弹丸般的山城，户口寥寥，不仅平时备员无益，一旦遇到地方公务，往往因权势逼迫、职权分散，互相推诿，反而滋生贻误。臣愚以为，徒存设县的虚名，不如收归专属的实效。可否裁撤新贵县，归并到贵筑县治。凡是民苗的诉讼、赋役的审编、夫马的派拨、盗贼的缉捕，统一归一个县管辖。该县既能够专心致志地遵循官守，小民也能安心服役而乐于均平。政体与人情，都更为妥帖便利。新贵县学也应改为贵筑县学，补廪出贡，全部按照现行定例执行。文武童生，仍照两县旧额，合并录取。这样虽然裁并了县分，但对学校没有影响，依旧沿袭旧制了。至于全省十一府，只有同知、通判三名官员。其中同知一员在省城，尚且忙于承审捕缉而无暇分身；安笼通判一员，专门管辖十八寨的田赋苗猓，不可稍离；只有威宁通判一员，远在威宁。查同知、通判这些官员，平时无事，被视为闲员，遇到州县官员空缺，便成为委署兼摄所必需的人选。况且贵州地处万山之中，羊肠鸟道，名为一站，险峻实则千盘，各属路程，相隔计二三日或四五日不等。一旦官员调动，靠近州县、设在交通要道的，既难舍弃自己而替人耕耘；那些偏僻地区，穷谷深箐，苗蛮出没，片刻不能缺乏官员，又怎能长驾远驭，遥制鞭长莫及之处？可否在贵阳首府，仍设通判一员，遇到差使委任，可以朝遣夕行。无论冲要或偏僻的州县空缺，都堪委任署理。该员原本没有专司之责，一经委署，则该地方粮驿等事务，自可悉心料理，而没有分身兼顾的担忧，实在对吏治有益。裁县而添设通判，县的衙署，通判可以驻守，不烦改作。其俸禄工食等项，也有新贵县令、典史二员裁撤的费用相当，无庸增设。此外臣还有请求：两司首领、佐贰等官员，停其署理州县印务，自应遵守定例，何敢有异议。但升迁职官，交接有严格期限，不便稽迟。无奈贵州远在天边，铨选补任的官员，大多相距数千里外。领凭之后，纵然遵限星夜疾驰，保无江河阻滞、疾病侵凌，急切不能速到，碍难悬待。除异途出身者，遵例停委外，各项首领、佐贰等官员中，内有旗员正途出身者，循分称职，原应升授正印，似于委署无碍。若果才守颇佳，醇谨自爱，可否破格委署，以保全公务。敢因一得之愚，合诸司道偕议，请裁请设，而一并提及。

关于改设县治的议论 贵州通志

潘超先

贵州地方，上抵云南，下接楚省，是往来的咽喉之路。凡是一应驿递差使，以及运送饷鞘的人夫，络绎不绝。因此运民有偏苦之累，每每迭次上词呼吁。在冲要烦杂之处，固然不可不亟为裁改；即便偏僻之处，也不可不一并归并。查全省驿站，自镇远以至省城一路，则由兴隆、清平、平越、新添、龙里、贵州、贵前等卫；自省城以至亦资孔一路，则由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新兴、关岭等卫所。以上共计十五卫所。其中如平越卫，原与平越府同城，普定卫，原与安顺府同城。文武既不相辖，军民未免歧视，似应议裁平越卫，改设平越县；议裁普定卫，改设普定县。即将该卫的屯地屯丁，编为县土县民，县属府管，庶几上下相维，军民一体，可以经久无弊。又如清平卫，原系清平县，后因裁县设卫，以至地方日见废弛，军民日见纷争。今议裁卫，复设清平县，将该卫屯地屯丁，编入县属为便。又如龙里卫，逼近省会，原设贵阳府厅官一员，分驻料理。后因奉裁归府，以致屯田日用，驿务难支。今议裁卫，改为龙里县，并将该卫屯地屯丁，与从前龙里厅旧管民赋钱粮，一并编入县属为便。又如安庄卫，与镇宁州同城，屯赋屯丁，寥寥无多。今议裁卫，归并州治，尤为军民两便。以上五卫，皆

译这是局势最动荡、事务最繁杂的地方，应当立即进行裁撤和改革。例如都匀卫，与都匀府同城。既然府和卫同城，也应当裁撤卫，改为都匀县，将该卫的屯田和屯丁编入县籍，成为县民。这样征收赋税、安抚百姓，对军民双方都极为便利。又如黄平所，与黄平州同城；新城所与普安县同城，它们的屯田赋税不多，屯丁有限，现在提议裁撤所，归并到该州县更为便利。以上一个卫、两个所，虽然地处偏僻，也应当立即裁撤合并。至于提议改设的县，每个县只设置县官一员、典史一员。县衙现成有卫署可以驻扎，官吏的俸禄，与卫官每年的开支相比，没有太大差别。确实像上级公文所说，不过是在转换之间罢了。再查归黔赏功十八寨的粮赋，现在由贵阳府通判驻扎安笼负责征收。但安笼地方属于安顺府，而官员的优劣评价又出自贵阳府，似乎不太方便。现在提议将该通判改隶安顺府管辖，仍分驻安笼，这样名实就不致混淆了。还有请求的是，镇远府所属的施秉县、安顺府所属的普安县，在当初设立县治时，没有设置典史。查典史有巡查缉捕逃犯盗贼的职责，是势必要设置的官员，应当各添设一员，以协助巡捕。是否可以统一等待上级斟酌采纳，会同上奏决定。

译常熟分县条议

陶贞一

关于分县的议论，我从道路上听到说：土地有肥沃和贫瘠之分，必须搭配合并才能均衡。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因为西乡有高亢之地，想要割让出来分别归属。县境的东部和西部，其北边都有高亢之地，而东乡又独自拥有较多低洼之地。如果割让西乡的高地给东乡，那么也应该割让东乡的高地给西乡；而东乡的低洼之地，又应该割让出来分别归属。不割让则仍然不均衡，割让则把田地土地像瓜分一样分割，有这样的道理吗？

凡是东部和西部的高地虽然不同，但蓄水排水的方法是一样的。过去兰阳的耿侯，曾经大力兴修水利，著有成功的书籍。按照他的方法施行，那么变贫瘠为肥沃，就在指顾之间。常熟的名声可以不虚传。现在不把希望寄托在贤明的父母官身上，反而首先以畏难避易为说辞，这是用平民分灶吃饭的见识来作为治理国家、规划疆域的准则，是多么荒谬啊。

议论的人只看到连续四年大旱，西乡受灾比较严重，所以把它视为畏途。假设有不幸，连续几年遇到水涝，那么东乡造成的危害，和西乡又有什么不同呢？水利修好了，高地低地都可以丰收；水利破坏了，东部西部都令人担忧。不问这个，只顾及眼前，这也太愚蠢了。然而这还没有穷尽它的危害。

现在农家治理田地，同一段田不同丘块，还常常因为争水而起争端。如果像分瓜一样分割成两个归属，那么在几里之内，就像秦越人那样互不关心，而边界上的争端，将没有停止的时候。即使有耿侯那样的人，想要为民兴利，但近在咫尺却互相牵制，难以着手。如果遇到灾害请求救助，也一定会观望推诿。这种危害，哪里能用一两条来计量呢？

况且制府建议分县，固然说分县则事务减少。如果疆界交错混杂，奸邪之人必然增多。每发生一件事，动不动就需要会合勘验。至于人命案件，半步就可以移动，东边申诉未伸张，西边控告已到达。文书纷繁，奔走不暇。两县的胥吏，在路上接连不断。从此民间没有安宁的地方了。想要事务减少却反而得到纷扰，这是更大的危害。

常熟的都、图、甲划分，多达数千。东部和西部两分，已经多次更换。如果再错综互置，那么所在的地方都要破图易甲。在这个时候办理漕粮紧迫，想在旬月之间，推收量丈，胥吏借机作奸，隐占飞洒，一二万金钱，必定落入这些人的腰包。而弊端丛生更加严重，这就是所说的治理丝线却把它弄得更乱。

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不能完全均衡的。现在分县为两个，就像用一个府分设几个县一样。推广开来，就像用天下分设十五个司一样。没听说过因为云南贵州贫瘠，就分配江浙的富饶。为什么呢？地势本来如此，不能强行相同。为国家牧养小民，即使高低悬殊，也只能听任命运。何况像我们县，东部西部互有肥瘠，大致相同。现在只根据详宪原图，稍加增减，即使不能毫厘不差，但也不至于悬殊太大。君子执政，务必把握宏大纲领，而不必算计到米盐细节；务必规划长远，而不必争于眼前。希望执事者深入考察地方上的便利安定，不要被狡猾蛀虫的言论迷惑。谨将分县事宜分条列于下方。

一、议论大势。常熟县的地形，北高南下。高地苦于干旱，低地苦于水涝。必须高低不太偏枯，才能在水旱灾害时各有救济。以东西划分有利，以南北划分不利。如果交叉搭配，不问就知道不可行。

二、议论疆界。治理国家、规划疆域，疆界里程是首要的。必须把握大势，方形界限分明，那么管辖容易而奸弊少。应该北边从耿泾海口为界，南边进入坊滨，出福山塘，到北水门，南边出小东门，径直经过戈庄西南，出昆承湖，沿着湖向南转，东边进入洋浩泾、史家滨，南边进入庙泾，又东边到儒家滨，又东边到罗公滨，南边经过唐墅进入尤泾，出斜堰，抵达昆山边界。

三、议论城厢仓廒。两县既然以东西分界，在城内也如此。应当在通衢勒石，使界限平直易懂，不应当仍然按照图分划分，参差错互，导致临事推诿，奸民得以避易。县中原有东西两仓，各自就近分管。至于济农一仓，向来是舂白粮的地方，应该仍然就近分用。

四、议论湖山。常熟县的东西两湖，滨湖旧有敌楼，设立巡船，防缉盗贼，应该东西各辖其一。华荡与西湖相连，镇山全在西城，都应该专门归属西县。

五、议论市镇。常熟县的大镇有四个，在东边的叫梅李、芝塘，在南边的叫唐墅，在西边的叫田庄。其他二三百户的，东西错杂，不下十数个。西县原议，只有田庄一个镇。现在斟酌把唐墅的河西部分益于西县，户口大致相当。而黄泾以东、尤泾以东，水田二百余顷，也应该归属西县，以补充贫瘠地区。

六、议论沙洲。常熟县在江海之交，东边叫薛家沙，在海中，离岸八十里；西边叫福长寿沙，在江口，离岸十余里。薛家沙应该归属东县，福长寿沙应该归属西县。不特地势适宜如此，而且薛家沙粮重累多，福长寿沙粮轻累少。把薛家沙归给东县，才能与西县的高地相准。

七、议论赋税。常熟县旧以四科起则，而滩地山塘附在其中。大致近海的是高地，地瘠而粮轻；近湖的都是低乡，地肥而粮重。滨海分辖，那么高乡均衡，而旱灾则西县更严重；两湖分属，那么低乡均衡，而水灾则东县较深。如果

译有害处。一定要像耿令书中所说的那样，大力兴修水利工程之后才可以。否则，情势上会有做不到的地方。如果想要一寸一寸地计算，务必使极细微之处都不出差错，这也不是我所能知晓的。

译第一项讨论差役。常邑地处海滨偏僻之地，本来没有其他差役，只有烟墩和马路，时常需要修缮。或者遇到海上巡视检阅，按惯例应当供应准备。必须使得彼此均衡，才不会有偏重。现在以耿泾为界，那么烟墩四十二座，各得二十一座；马路一百三十里，各得六十五里，最为公平，不可更改。

两县分管议

陶贞一

我私下认为，分县的议论，不出拈分、坐分两种说法。旧县衙署地处中间，无论偏东还是偏西，分管都方便。新县既然设在防厅的衙署，偏向城东，那么对东方便利而对西边不便，这个道理显而易见。这就是宪批之所以有“拈分后，或许将衙署互换”说法的原因。但是部议原本命令新县建立衙署，那么互换似乎不太方便。不如直接遵照宪批，不必拈管，直接实行坐分的说法，尤其妥当。现在议论的人想要参用两种说法，城中则东西坐分，城外则拈分。我私下认为不可。为什么这么说呢？新县既然在城东，应当坐分北水门到大东门、小东门。如果拈得东县，由东县管辖东城最为方便。倘若拈得西县，那么就要越过旧县出西南门，然后才是新县的境地；而旧县反而要越过新县出东南门，然后才是旧县的境地。莫非都是王土，不知何事要这样自找麻烦。就拿仓漕一事来说，县虽然分了，仍然各自办理漕粮十万。如果西县的百姓，越境去交东仓；东县的百姓，越境去交西仓。城中河道狭小，严冬水涸，处处阻碍。即使陆路运输交错，也必定每天都有争执。分县本来是为了省事便民，为何纷扰到这种地步？而且大大不便的是，县令有守城的职责。假如盗贼窃发，在城内则东西分辖，而城外半步都不是我的百姓。虽然相距不过几里，但呼应不灵，指顾之间，便失去机会。这对于朝廷设官守土的本意，不是大大相悖吗？我私下认为县的肥瘠，在前议中已经详细论述，既然已经不太悬殊，那么也不必趋避。适合东就东，适合西就西，直截了当，几天内事情就定下来了。如果不这样，舍弃平易正直之道，而多方瞻顾，就像民家分产，惟恐失去丝毫便宜，对此对彼，不能自己决定，而托付给公道，归于拈分。假如昭文拈得西县，那么县衙如果不是另建在西边，必定应当与常邑互换衙署。这虽然不能化多事为少事，但还近情理。不同于城内城外，或坐或拈，自相矛盾，从而遗害无穷。官员就像传舍一样，执事者对于本邑的利害得失，仅在眼前，实在不必相争。而我们这些生长在此地的人，则不可以沉默。这并非好为异同，是想为地方留下久远便利安定的计策罢了。

辨名

钱大昕

天下府州县名相同的，如江南、广西，都有太平府；山东、云南，都有武定府；云南的武定府现在改为州；顺天、江南，都有通州；直隶、云南，都有赵州；直隶、贵州，都有开州；江西、甘肃、云南，都有宁州；山西、广西、贵州，都有永宁州；直隶、河南，都有唐县；陕西、湖北，都有咸宁县；福建、湖南，都有永定县；江苏、陕西，都有山阳县；浙江、山西，都有山阴县；山西、湖南，都有宁乡县；山东、广东，都有海丰县；江西、四川，都有东乡县；江西、山西，都有乐平县；山东、贵州，都有清平县；直隶、广西，都有宣化县；江西、广东，都有石城县；河南、广东，都有镇平县；山东、广东，都有海阳县；江苏、甘肃，都有华亭县；江苏、陕西，都有甘泉县；湖南、广东，都有会同县；江西、湖南，都有安仁县；浙江、湖南，都有石门县；江西、福建，都有德化县；奉天、广东，都有广宁县；直隶、江苏，都有清河县；江苏、湖南，都有桃源县；安徽、山西，都有凤台县；安徽、浙江，都有建德县；安徽、云南，都有太和县；奉天、浙江，都有宁海县；浙江、广东，都有昌化县；直隶、贵州，都有安平县；陕西、甘肃，都有安定县；陕西、广东，都有三水县；山西、四川，都有大宁县；直隶、广东，都有龙门县；直隶、江西，都有广昌县；浙江、江西，都有新昌县；江西、山东，都有乐安县；江西、浙江，都有龙泉县；陕西、四川，都有石泉县；直隶、广东、甘肃，都有西宁县；福建、湖北、广东，都有长乐县；湖南、甘肃、贵州，都有安化县；直隶、河南、广东，都有新安县；顺天、湖南、广东，都有东安县；安徽、四川、云南，都有定远县；安徽、甘肃、广西，都有怀远县；江西、湖南、四川，都有永宁县；江西、四川、广东，都有长宁县；湖南、四川、广东，都有新宁县；直隶、山东、浙江、江西，都有新城县；安徽、浙江、山西、四川，都有太平县。数年前有奏请应当更改的，都被部议搁置没有实行。然而考察《汉书》，有上曲阳、下曲阳，东武阳

译南武阳这个名称，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以此来区别于河东的平阳；涿郡有南深泽，以此来区别于中山的深泽。这都是沿袭旧有的名称，加上前缀以示区别，古人本来就有这样做的。至于像广西作为省会的名称，而云南又有广西州，旧称广西府，乾隆三十五年改称；云南既然作为省会的名称，其首府称为云南府，而大理府又另外有一个云南县。这在体制上有所不妥，不如改换其他名称为好。

译请求更改同名县名的奏疏 雍正九年

江西巡抚谢敏

我私下认为，各县以官印作为凭证。所有的案卷文书簿册，都必须依靠官印来取信于人。查得江西省吉安、广信两府管辖范围内，都有永丰县。它们的官印篆文，字样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区别。同在一个省境内，却存在相同的官印。倘若奸诈之徒借机弄虚作假，用这个县的官印蒙混那个县，恐怕一时难以辨别，容易滋生弊端。恳请皇上恩赐将其中一个县，另外改一个美好的名字，以杜绝混淆的弊端。至于此外江西一省的州县，又有与各省同名的情况。比如江西有宁州，而陕西、云南管辖范围内也都有宁州；江西有长宁县，而奉天、四川、广东管辖范围内也都有长宁县；江西有新城县，而直隶、山东、浙江管辖范围内也都有新城县；江西有龙泉县，而浙江、贵州管辖范围内也都有龙泉县。再如江西有新昌县，而浙江也有新昌县；江西有德化县，而福建也有德化县；江西有安仁县，而湖南也有安仁县；江西有广昌县，而山西也有广昌县；江西有石城县，而广东也有石城县；江西有兴安县，而广西也有兴安县；江西有永宁县，而贵州也有永宁县。其他各省中，州与州同名、县与县同名的情况还有很多，甚至有府与府同名的。如果奸徒有意作弊，就会借此影射混淆，跨省之间更恐怕无从辨察。这些都应当一并查考更改。

议定州县不必设置副官、乡官的奏疏 雍正七年

鄂尔泰

奉皇上谕旨：御史龚健扬所上的奏折，着抄写分发与总督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巡抚尹继善，署理巡抚费金吾、谢敏，令他们各自陈述所见，确切议定后上奏。朕又想到，近来八旗在参领、佐领之外，增设了副参领、副佐领，办理旗下事务，很有益处。至于各省州县，事务确实繁多。或许在知州、知县之外，也增设一名官员作为副手。地方如果有查勘工程、检验命案等事情，州县官一人无法分身兼顾，增设一人协同办理，也不会导致耽延迟误。而且州县官升迁离任时，有平日一起共事、熟悉情况的官员接手办理，也是有益的。但是两人同任一个官职，可能因为事情没有专责，互相推诿；也可能因为意见不合，彼此争执，反而导致事务拖延。就像从前宜兆熊、刘师恕在直隶任职时，对公事非常无益。现在增设州县副员，是否可行，有没有益处，也着鄂尔泰、田文镜、李卫、尹继善、费金吾、谢敏，各自陈述所见，一并议定上奏。钦此。并抄录御史龚健扬的奏折，请求州县从牧令、丞尉以下，在东西南北四乡，各设置乡官一员，选用本乡之人来辅助治理。臣查得，设置官员分担职事，除了专职主管之外，原本就有辅助治理的官员。比如州牧、县令以下，设有州同、州判、吏目、县丞、主簿、典史等官。而县分较大的，就增设县丞，为他征收催比钱粮，审理诉讼案件；乡镇多的，就分设巡检，为他缉捕匪类，查拿盗贼。制定的法规，本来已经非常完善。况且本朝定例，官员不允许升任本省，其选授省份距离原籍五百里以内的，也应当另行补授。亲属同在一处做官，又有回避的条例。靠近本地，或许容易嘱托营私；而远离故乡，可以杜绝徇私报复等各种弊端。现在如果增设乡官，就使用本乡的进士、举人、贡生、生员、耆民等人。这些人世代居住在那片土地，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其中有恩有德，也有怨有嫌。一旦让他们居于百姓之上，赋予他们事权，无论假公济私，施威买好，预料事情必然如此。既然不能保证他们全都是贤能之人，那么不贤不能的乡官，纵然能确切知道一乡之中，某某刁钻恶劣，某某抗缴拖欠，某某酗酒赌博，某某行窃窝藏强盗，能保证他们秉公据实，密报牧令，明申法纪吗？现在的州同、州判、丞、簿、巡检、吏、典等官，就是《论语》所说的应当先任用的有司，汉代制度所称的三老、啬夫、游徼等职位的同类。《唐书》所载县以下在乡的，就是现在的乡约、乡保、总甲、总练的同类。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人存则法立。如果牧令选得贤能，那么这些人原本都可以辅助他们的不足，增进他们的见识。即使是乡进士、举人、贡生、生员中品行才德优秀的人，也未尝不可以作为耳目而益发心思。因此不必增设乡官，而足以辅助治理的人很多。假如牧令选不得其人，那么即使贤能的乡官，原本也不能主持其事。如果遇到不肖的乡官，反而恰好助长其恶。而且乡官既然应当设置，那么佐贰官就可以裁撤；佐贰官不可裁撤，那么乡官就是冗员。臣愚昧地认为，该御史请求设置乡官的建议，似乎不可实行。至于他所陈述的衙役差票的危害，钱粮、盗贼、诉讼、赌博、保甲的不清晰，以及宣讲圣谕、解释律条难以周全，确实切中要害。但是差票可以酌情裁减，而衙役很难彻底革除。不但牧令在所必需，即使乡官一人，也难以每天遍访乡村，家喻户晓。势必转而使用委派的差役。说乡官委派的差役，一定比牧令的衙役好，又谁能相信必然如此？比如征收钱粮，原本就有自封投柜

译以及滚单纸皂的成例。如缉拿盗贼，则原有落右保结的成例。如查禁赌博，则原有责成佐贰官转责乡甲逐户具结的成例。如调处词讼，则原有户婚田土细事先批乡公讲和息结的成例。如编行保甲，则原有户口门牌详细开列名数，并记簿稽查的成例。凡此诸条，并无遗漏之法。据该御史所请委任乡官之事，都是地方官所能做的，也是地方官所能胜任的。下属奉行不力，实在是由于上司督率不勤，这是人的过错，对于法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至于宣讲圣谕广训，以及解释部颁律条，也并非乡官四人就能周遍详尽。在乡官既仍须率领使用各村贡监生员，而地方官又何尝不可分别使用各乡贡监生员。臣认为，只要天下大小官吏，确实能各抒实心，各尽实力，既谨依良法，更善体美意，那么固执于法也是法，权宜变通也是法，无需另行议论纷更。这就是自古“有治人无治法”之言，之所以不可改变的原因。再如八旗事务，原本与州县不同。参领、佐领多半是世袭职官，其所管辖的多半是旧日属民。虽有顽劣乖张的官员，但瞻顾隐忍，在所难免。如今添设副参领、副佐领，既已分任其事，又以分其权，共同办理，确实大有裨益。至于各省州县，虽然事务繁多，但要点不过数项，理清头绪，也不难料理。况且如边省简僻的州县，并未设有佐贰官；如大省烦剧的州县，业经分画管理。若再添设副员，对于查勘检验等事，固然可以分任，但一治两官，非统非属，倘若不能和衷共济，或者互相猜忌，则诚如圣谕所言，或相推委，或相争执，反而导致事务稽迟，实在毫无益处。

译《日知录·乡亭之制》

顾炎武

秦朝的制度是十里设一亭，十亭设一乡。《风俗通》说：“亭是行旅住宿聚会的地方。”由此推断，亭必定有供人居住的房舍，就像现在的官署一样。郑玄在《周礼·遗人》的注中说：“就像现在的亭有房屋一样。”所以霸陵尉让李广住在亭下；张禹上奏请求将平陵肥牛亭的辖区赐予他，皇上便把肥牛亭赐给张禹，并将亭迁往别处。而《汉书》注解说：“亭有两个亭卒，一个是亭父，掌管开关和打扫；一个是求盗，掌管追捕盗贼。”这就是亭的职能。

亭必定有城墙壕沟，就像现在的村堡。现在福建、广东凡是设有巡检的地方都有城墙。《韩非子》记载，吴起担任魏国西河郡守时，秦国有一座小亭临近边境，吴起攻打这座亭，一天之内就攻下了它。《汉书》记载，息夫躬回到封国，没有宅第，寄住在邱亭，奸人认为侯家富有，常常在夜里守候他。《匈奴传》记载，匈奴人看见牲畜遍布野外却无人放牧，感到奇怪，于是攻打亭。《公孙瓒传》记载，公孙瓒突然遭遇数百鲜卑骑兵，便退入空亭。这些都是亭有防御功能的例子。减宣愤怒于他的属吏成信，成信逃亡藏在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令率领吏卒强行进入上林苑蚕室门，攻打亭，格斗杀死了成信，这说明上林苑中也有亭。

亭必定有居民，就像现在的镇集。汉朝封功臣有亭侯，就是这种制度。亭也被称为下亭，《风俗通》记载，鲍宣任州牧巡视辖区时，多在下亭住宿。都亭则像现在的关厢。司马相如前往临邛，住在都亭；严延年的母亲住在都亭，不肯进入官府；何进斩了王林卿奴仆的头，连同剥下的建鼓皮一起放在都亭下；陈王宠有数千张强弩，从都亭出兵；会稽太守尹兴派陆续在都亭给百姓分发稀粥；酒泉庞娥在都亭刺杀仇人；孙权出都亭等候邢贞。这些都是都亭的例子。

京城也有都亭。张纲在洛阳都亭埋下他的车轮；窦武召集北军五校士驻扎在都亭；何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士驻扎在都亭；王乔担任叶县令，皇帝迎接他并取走他的鼓，放在都亭下。这些都是都亭的例子。蔡质《汉仪》记载，洛阳二十四条街，每条街设一亭；十二个城门，每个门设一亭，人们称之为旗亭。《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说，与方士孝功在旗亭下会面。后代只有邮亭、驿亭的名称，而失去了古人根据土地情况安置居民的意义了。《晋书·载纪》记载，慕容垂请求进入邺城拜祭宗庙，苻丕不允许，慕容垂便穿着便服潜入，亭吏禁止他，慕容垂愤怒地杀了亭吏，烧了亭子离去，这说明晋代仍然有亭的名称。

《日知录·乡亭之职》

顾炎武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县令、县长都是秦朝的官职，掌管治理该县。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俸禄一千石到六百石；不足万户的县设长，俸禄五百石到三百石。都设有丞和尉，俸禄四百石到二百石。《宋书·百官志》记载，汉朝制度，丞一人，尉在大县设二人，小县设一人，这些是长吏。百石以下的有斗食、佐、史等秩级，这些是小吏。大抵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宋书》记载，五家为五，五长主管；二五为什，什长主管；十什为里，里魁主管；十里为亭，亭长主管；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张昌传》注，颜师古说：“乡有秩者，是啬夫之类。”还有啬夫、游徼。《宋书》又记载，乡伍三老掌管教化，啬夫负责审理诉讼、征收赋税，游徼负责巡查盗贼。县大抵方圆百里，人口稠密则面积减小，人口稀疏则面积扩大，乡亭也是如此。这些都是秦朝的制度。

《高帝纪》记载，二年，下令推举民间五十岁以上、有德行能率领众人向善的人，设置他们为三老，每乡一人。从乡三老中选拔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在事务上互相教导，免除他们的徭役和戍边。这种制度不始于秦汉。自从诸侯兼并开始，管仲、蒍敖、子产等人治理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管子》说：“选择贤良的百姓让他们担任里君。”而《周礼·地官》记载，从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从县正以下，有鄙师、酇长、里宰、邻长。那么三代圣王的治理，也不超出这个范围。

只有在一乡之中，官员配备齐全而法令详尽，然后天下的治理才能像网有了总绳一样，有条理而不混乱。至于今天，一切都荡然无存。而且守令不足以胜任，就多设监司；监司又不足以胜任，就重设牧伯。层层叠加尊位和重任居于他们之上，而下面没有人分担他们的职责。即使得到公正廉洁、勤勉干练的官吏，尚且不能治理好，何况托付给非人呢？

后魏太和年间，给事中李上言，说应该依据古制，五家立一乡长，五乡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官选取乡中强壮谨慎的人担任。乡长免除一人徭役，里长免除二人，党长免除三人，所免除的人不征发戍边，其余同平民一样。三年没有过失，就提升任用，提升一等。孝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说：“里、乡、党的制度，由来已久。想要使风化教化容易普及，家家都能见到，以大的监督小的，从近到远，就像身体指挥手，树干统领枝条。然后口算平均，义理兴盛，诉讼止息。”史书说，立法之初，多称不便，等到事情施行后，计算节省了过去十倍以上，于是海内安定。

后周苏绰作《六条诏书》说：“不只是州郡的官员，都需要好人，至于党、族、闾、里的正长职务，都应当审慎选择，各得一乡之选，来互相监督统领。”隋文帝凭己意改变古制，开皇十五年，开始全部废除州郡的乡官。而唐代柳宗元说：“有了里胥然后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有天子。”由此论之，那么天下的治理始于里胥。

译最终取决于天子，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古至今，小官多的时代就兴盛，大官多的时代就衰败。《文献通考》说，唐朝初年只有上、中、下都督府，后来却有了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等各种使职；宋朝初年只有转运使，后来却有了安抚使、提刑使等官职。《唐书·代宗纪》记载，大历八年，晋州男子郇模请求献上三十字，每个字代表一件事。其中“练”字，是请求罢免各州的团练使；“监”字，是请求罢免各道的监军使。国家兴亡的途径，没有不与此相关的。

译汉代时，啬夫的地位虽然卑微，却仍能自行举荐并履行其职责。所以爰延担任外黄乡的啬夫时，仁政教化广泛推行，百姓只听说有啬夫，却听不到郡县官吏的名声。《后汉书》本传记载，朱邑从舒县桐乡啬夫做起，舒县的乡官最终升任大司农。他病重将死时，嘱咐他的儿子说：“我过去做桐乡官吏，那里的百姓爱我，一定要把我葬在桐乡。后世子孙祭祀我，不如桐乡百姓。”颜师古说：“尝，指的是烝尝之祭。”等到他死后，他的儿子将他葬在桐乡西郭外，百姓共同为他修筑坟墓建立祠堂，每年按时祭祀，至今没有断绝。《汉书·循吏传》记载，这两位都是他们本县的人。如果让他们易地任职、换地治理，难道还能这样吗？

现在各县衙门前，大多张贴告示说：“诬告者加三等罪，越级上诉者笞打五十。”这是先朝留下的旧制，也是古代在象魏悬挂法令的遗意。现在人们认为不经过县官而直接向司府上诉，叫做越诉。这是不对的。《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命令有关部门挑选民间年高德劭、公正能干的人，处理乡里的诉讼。如果是户婚田宅殴打之类的小事，就由里胥裁决；事情涉及重大的，才上报官府。如果不经过里老处理而直接向县官诉讼，这才叫做越诉。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说：“洪武年间，天下各邑里都设有申明亭和旌善亭，百姓有善恶行为就书写在上面以示劝诫惩罚，凡是户婚田土殴打等常事，由里老在此剖断。现在亭宇大多废弃，善恶不再书写，小事不经过里老就直接奔赴上司，诉讼繁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天顺八年，诏令军民家中如果有做盗贼曾经审断却不悔改的人，有关部门就在其门上大书“盗贼之家”四个字；能够改过的，允许里老和亲人担保，才予以除名。这也是古代画衣冠、异章服以示惩戒的遗意。只有大小相互维系，详略各自执掌，然后上面不烦扰，下面不骚动。唐代直到大历年以后，战乱兴起，赋税烦苛。而刘长卿题诗给霅溪李明府说：“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县令的职责，尚且不向下侵扰，小民得以安居乐业，因此能够延续国命一百多年，直到僖宗、昭宗之后才大坏。既然如此，那么鸣琴而治、戴星出入的县令，有天下的人应当妥善安置他们了。

洪熙元年，四川巡按御史何文渊说：“太祖高皇帝命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须选择年高有德、众人信服的人，让他们劝勉百姓行善，乡里争讼也让他们理断。下面有益于民事，上面有助于官府。近年所用的人，大多不是合适人选，有的出自隶仆，为了规避差役赋税。县官不追究他们的年高德望如何，就让他们充任，使得他们凭借官府，妄自尊大，肆虐乡里。有的遇上上司官员巡视，巧进谗言，颠倒黑白，挟制官吏。近来有犯法者，我已经依法审问。私下担心天下州县，都有这类人，请加以禁约。”皇上命令重申洪武旧制，有滥用非人者，连同州县官都依法惩处。然而从此里老的选拔变得轻率，权力也衰落了。《汉书》对于三老，授予他们秩级，发放他们俸禄，而文帝的诏令，让他们各自率意引导百姓。当时担任三老的，多是忠信老成之士。上级对待他们的礼节非常优厚，因此人们知道自爱，贤才也往往出自其中。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劝说他为义帝发丧，从而收服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阐明戾太子的冤情，史册光辉，为万世所称道。近世的老人则听命于官府，什么事都做，所以稍有廉耻的人不肯担任，而愿意担任的，大都是奸猾之徒，想倚仗权势欺凌百姓。这与太祖设立老人的初衷相违背了。《英宗实录》说松江知府赵豫和易近民，凡有诉讼，委托公正的老人剖断，有忿争不止的，就由他自己和解，百姓称他为老人，当时称他为良吏。直到正统以后，里老往往包庇县令县丞，朝廷因而允许他们，这更是弊政。

明初以大户担任粮长，掌管其乡的赋税，多的甚至达到十余万石，运粮到京城，得以朝见天子。洪武年间，有的因人才而被授予官职。到宣德五年，南京监察御史李安，以及江西庐陵、吉水两县的耆民，六年监察御史张政，各自陈述粮长的危害，说他们加倍征收粮石，折算子女，包揽诉讼，把持官府，屡次禁止告诫，而其祸患稍减，但未曾因此废除粮长。只有老人一职，名存实亡了。巡检，就是古代的游徼。《元史》记载成宗大德十年升巡检为九品，洪武年间尤其重视，特别赐予敕书，见《御制文集》，又定为考课之法。等到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设巡检司四十五处。自弘治以来，大多进行裁革，所存不及从前的半数。巡检裁减，总督就增加了。崇祯年间，在蓟州、保定各设总督。唐自干元以后，节度、观察、防御使的设置，正与明代屡次增设总督、巡抚、兵备相类似。为什么呢？巡检遏制祸患于未萌，总督治理祸乱于已乱之后。

常熟陈梅说：“《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互维系，轻重相互制约，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复加。但总之，从上到下，所治理的都不过五人，在详密之中得到简易的意思。这是周家……”

译这是取代良好法令与美好意图的做法。后世的人才，远远不如古人。却想要让县令一个人，坐着处理数万人口的赋税事务。名目繁多杂乱，又比过去加倍。即使想不琐碎繁杂，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因此提出一种说法，说：用县来治理乡，用乡来治理保。或者称之为都，用保来治理甲。将所谓不超过五人的单位加倍，这样自然能详细考察，自然容易简捷。这是斟酌古今的一个方面。

译杂流日知录

顾炎武

唐代凡是九流百家的学者，都附属于国学，传授他们经书。《唐六典》记载，国子祭酒、司业的职责，掌管国家儒学训导的政令，设有六所学校：一是国子学，二是大学，三是四门学，四是律学，五是书学，六是算学。欧阳詹在贞元十四年的记文中写道：“我们国家在春季祭祀先师之后，又任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授《礼记》。束脩之礼既已施行，宴席便已摆设。张公坐在几案北侧，面向南方；直讲官拿着简牍坐在南侧，面向北方。大司成穿着礼服端庄地坐在东边，小司成率领属官排列在西边。国子学的长官，按次序安排公侯的子孙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大学的长官，按次序安排卿大夫的子孙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四门学的长官，按次序安排八方俊秀的人才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广文馆的长官，按次序安排天下的优秀士子从他们的馆舍出来。其余法家、墨家、书家、算家，技艺学业已经精通的，也从各自的馆舍出来。他们走下台阶如云般汇聚，登上席位如鱼鳞般排列，帽饰聚集如星斗，衣襟相连如帷帐。观察这些，可见当时培养士人的制度宽泛，而教育士人的权力统一。因此人才兴盛而技艺精修，经学广博而师儒受尊重。现在却把这些人全部排斥在太学门外，而这些人也自暴自弃，不再称述他们的学业。于是道与器都丧失了，德行与才能都废弃了。世俗教化日益衰败，是有原因的。”

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下到郡太守、卒吏，都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唐高宗总章初年，下诏各司令史，考核期满的，限定试考一经。从前王粲写《儒吏论》，认为先王广泛施行教化，辅助调和民性，使刀笔吏都服从雅正的训导，竹帛儒生也通晓法律条文。所以汉文翁担任蜀郡太守，选拔郡县中小吏中聪明有才能的人，张叔等十余人，亲自训诫勉励，派遣他们到京师，向博士求学。后汉栾巴担任桂阳太守，即使是干练的卑贱小吏，都考核命令他们学习诵读，通过考核评定优劣，根据能力升迁授职。吴国顾邵担任豫章太守，小吏中资质好的，就让他们入学，选择其中先进者，提拔安置在重要职位。而梁代任昉有《厉吏人讲学诗》。那么从前做吏的人，都是曾经手持经书请教学业的人，心术端正而名节修洁，那些舞文弄墨以危害政治的人就很少了。宋文恪说：“天下没有舍弃儒学而可以做吏的人。”因此东汉鼎盛时期，从期门、羽林的卫士，都命令他们通晓《孝经》章句；贞观年间，从屯营飞骑，也配备博士，让他们传授经书。有能通晓经书的，允许参加贡举。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驱使，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官》太宰，将典章施行于邦国，陈列其众士，设置其辅佐。后郑氏说：“殷，众也，指众士。辅，府史，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庶人在官府却称为辅佐，先王不敢以仆役的态度对待他们。重视这些人，这些人就知道自重了。欧阳公《集古录》中晋南乡太守碑阴，官属何其多啊，连同随从吏员都全部列名。当时还在其中选取士人，所以吏员也清廉修洁，是形势使然。等到《唐书·选举志》，才开始说曾经担任州县小吏的人，即使文章可取，也不予举荐。刘晏也说：“士人有爵禄，那么名声重于利益；吏员没有荣耀晋升，那么利益重于名声。”他们的途径日益被轻视。元顺帝六年，虽然命令左右二司六部的吏员，在午后讲习经史，但那时朝纲已经松弛，人心将要变化，虽然有这个命令，但实际上没有益处。所以《太祖实录》说科举初设时，皇上重视这件事，凡是民间俊秀子弟，都能预选，只有胥吏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又下诏凡是选举，不要录用吏卒之类的人。然而曾经有人对我说，元初有宪官生病，吏员前去探望，宪官起身，扶着拐杖行走，于是把拐杖交给吏员，吏员拱手退立不接受。宪官领悟他的意思，后来见到吏员向他道谢。吏员说：“我是下属吏员，不是您家的僮仆，不敢躲避劳苦，担心损伤礼体。”这就是说这类人中，未曾没有正直的人，只是上面用来陶冶造就他们的方法如何罢了。陆子静曾说：“古代没有流品的分别，而贤与不贤的辨别严格；后世有流品的分别，而贤与不贤的辨别，能在分别之中寄托造就成全的意思，差不多就对了。”考察《明会典》，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是举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而一品衙门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门都吏，从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门掾吏、典吏，二品衙门令史，正八品出身。他们与进士的品级相差不远。后来却设立资格限制他们的升迁，而吏员与科第出身的人，高下相差如天渊。所以明初的制度称为三途并用：荐举是一途；天顺二年下诏罢免举荐经明行修及贤良方正，因为有人说他们奔竞冗滥无益实用；进士、监生是一途；有人说科与贡是两途，这是不对的，从考试而得的一总称为一途；吏员是一途。苏州况钟、松江黄子威两位郡守有贤名，而徐稀、万祺都累官至尚书。永乐七年，皇帝在北京，命令兵部尚书兼理吏部事务的方宾，选拔南京御史中有才能的人召来。方宾奏报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皇上问他们的出身，方宾说张循理等二十四人由进士、监生出身，洪秉等四人由吏员出身。皇上说：“用人虽然不专于一途。”

译然而御史是国家的执法官员，必须有学识，通晓治国的大体，廉洁正直不阿谀奉承，才可以任用。如果是只懂文书案牍的官吏，只知利益不知道义，只知刻薄不知大体，让他们担任风纪官，会使人们轻视朝廷。于是将点、秉等人任命为序班，并晓谕从今以后御史一职，不要再任用吏员，官员的等级类别从此区分开来。

译请求将县丞移驻湖坊的信

蒋士铨

我恭敬地禀告。阁下执事。铅山的疆界，只有西乡最为辽阔。土地与福建相接，城乡村镇有多少，距离县城八九十里，被重重山峦阻隔，攀登跋涉十分艰难。那里聚集了数百名流浪乞丐，实际上是福建匪徒逃亡的巢穴。乞丐中有头目，每月初一、十五便占据邮亭端坐，众乞丐排列成行跪拜。每当他们到人家，住户就打开外门，锁上内门，在庭院里摆上米瓮，由一个老病的人负责发放。乞丐们手挽手登上厅堂，像上宾一样列坐。老病的人按照口袋里的数量注米。如果要求增加，才离开。如果稍加拂逆，他们就打破墙壁、摔碎屏风几案，喧哗之后才离去。田间独自行走的妇女，往往失踪不知去向。住户有婚丧之事，乞丐自比宾客，登堂吃喝，索取无厌。而有丧事的人家，祸患尤其猛烈。在受吊唁之前，就在门上张贴告示说：某日接受乞丐吊唁。这一天客人全都躲避隐藏。主家厌倦施舍，就拿起木棒击打，所触之处粉碎，并且抢走木制牌位，扔进厕所。又包围前后门户，即使是强壮的人也不能夺门而出，有的从楼墙垂绳逃脱。走了八九十里到官府告状，官员说：这是小事。置之不理。或者命令捕快、练总逮捕他们，不得已，挑选乞丐中平庸下劣的，绑一两个人来。官吏和差役向主家索要钱财，不可计数，然后官员才给予杖刑释放他们。主家从此不能安枕，因此甘愿忍受乞丐的蹂躏，不愿见官。于是乞丐日益横行，乡人更加屏息不敢声张，官员还乐于乡人无事。唉，这是太平盛世啊。假使水旱灾害频繁，喧哗而倡乱的人，不是这些人又是谁呢？然而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西乡距离县城将近百里，没有官员弹压，所以不知道忌惮。计策只有将县丞分驻在湖坊街，这样西乡的百姓和乞丐都有归属。县丞是我们县多余的官员，没有衙署，租民房居住，没有职守，依赖知县批发文书，而赚取微薄钱财维持生活，名义上是辅助知县，擅自受贿就会获罪，名义上是粮厅，征收漕粮却不参与，是多余的官员。移驻比较方便。有人说：石佛司有巡检，以前因为无事移驻河口，现在西乡的湖坊，与石佛相近，过去移官离开，现在移官来，矛盾很大。回答说：不对不对。石佛司只是一个角落，湖坊控制几个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怎么可以。这是我们县西乡广阔的原因。我私下认为，朝廷设置官员，是为了安抚百姓、制止动乱。动乱不制止，百姓就不安宁。既然动乱了再去制止，不如预先防范以消除动乱，从而体现安抚百姓的政绩。现在的官员，忙碌慌张，每天以文书政务为政，征收赋税不亏损，命案盗案勉强完结，邮驿没有延误，水旱灾害勉强弥补，上官的索取可以供给，就说我的官职没有荒废，我的政绩有异于常人，上官也说这是有才干的官吏，这是能干的官吏。至于为百姓谋划教养，筹划利害，计算安危的，没有。现在看阁下的施政则不同。考察繁简，绸缪风雨，多次报告得到允许，是百姓的福气。我因此不以多嘴为嫌，直接陈述关乎全县的重大事情来禀告。希望阁下审慎选择施行。一定要等到瓦釜坠毁、土墙崩塌，然后收拾残局重新更新，我私下认为智者不会采取这种做法。一个县如此，州郡和都会，可以类推。希望阁下不要以常人自待，国家与百姓互相庆贺。死罪死罪。

卷十九吏政五考察

部刺史日知录

顾炎武

汉武帝派遣刺史巡视郡国，考察治理状况，罢免或提升官员，判决冤狱，以六条规定问事。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超过制度，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第二条：二千石不奉行诏书，背离公义趋向私利，旁门左道谋取利益，侵吞百姓，聚敛为奸。第三条：二千石不体恤疑难案件，煽动杀戮，愤怒时任意用刑，高兴时任意赏赐，烦扰刻薄暴虐，剥削百姓，被百姓所痛恨，山崩石裂，妖祥讹言。第四条：二千石选拔任命不公，苟且阿谀所爱，遮蔽贤才宠信顽劣。第五条：二千石子弟倚仗权势，请托所监。第六条：二千石违背公义向下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割损政令。又命令年终可以乘坐传车奏事。地位低而使命尊贵，官职小而权力重大，这是以小制大、内外相互维系的意思。元城语录：汉元封五年开始设置刺史部十三州，秋季巡视郡国，秩六百石而能检举二千石不法，其权力最重，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本自秦时派遣御史出监诸郡。史记说：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罢侯置守之初，就已经设立此制了。汉书百官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开始设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末，翟方进何武乃言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而朱博以汉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胜，于是罢州牧复置刺史，后汉书刘焉传：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威轻，建议改为牧伯，请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