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吏政八守令中

译不过是哭泣痛恨罢了。既然如此，何不稍微等待时日，让百姓有收入来源，然后再要求他们缴纳赋税，这样才更为妥当。因此，在开征赋税的时候，应当照例设立收税柜。如果有能力缴纳的人，不论数额多少，陆续缴纳完毕，听从百姓的便利。那些有能力但暂时无法缴清的人，必须让他们预先禀报，说明因何事故，需要宽限到某月某日缴清。如果到期仍未缴清，然后再进行催缴。这样，催征赋税也就成了安抚百姓的手段了。二三月开征设柜，这就是所谓“律设大法”；估量百姓有所收入，然后才要求他们缴纳，这就是所谓“礼顺人情”。

译衙署中用人最为紧要。那些在罢官时受到牵连的人，自然不可不稍加酬谢。但只能以银钱偿还，不可将职权借给他们。这类人一旦掌握权柄，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一旦事情败露，即使想保全他们，也做不到了。这恰恰是害了他们。

凡是对待上官，要像对待父兄一样；对待同僚，要像对待兄弟一样；安抚百姓，要像对待子弟一样。诚意恳切至极，即使遇到凶恶暴戾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百姓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一一替他们做主，不让他们失足犯错；上官和同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一一与他们争辩，不让他们有过失的举动。上下彼此信任，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这一点也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胥吏是百姓的祸害。一旦宽纵他们，他们就会无所不为，百姓就会遭受祸害，官员的名声也从此败坏了。所以不可不时常加以约束，使他们有所畏惧而不敢放肆。然后再用善言教导他们，选择其中仁厚且稍有信义的人加以信任，而那些顽固不化、不可教诲的人则加以惩治。赏罚严明，感化与威慑兼施，他们也是有良心的人，难道不能幡然悔悟吗？

凡是官吏有不令百姓满意的地方，百姓向上官申诉，这也是民情中常有的事。被申诉的人应当立刻自我反省，不能因此就认为百姓不良善。《周礼》中太仆的路鼓、司寇及朝士的肺石，都是为了通达民情，使没有壅塞蔽障。宋朝的制度，凡是有冤屈想要上达的，先经鼓院递交诉状，如果被压制，就前往检院。那么古人正是想要引导百姓申诉，怎么可以反而禁止他们申诉呢？如果不这样，就任由州县官肆意妄为，而没有谁能控告，那还要道台、府台以上的官员做什么呢？现在常常见到有人申诉州县官吏，就以此定为“告官告吏”的罪名，严重的甚至发回本州自己审讯。而州县官吏，就借此发泄积怨，其危害不可胜言。孟子说：“治理别人却治理不好，要反过来检查自己的智慧。”现在不知道自我反省，却只知治罪于人，这是错误的。宋朝榖城县令狄栗因诉讼田产误判，被百姓申诉，受到审查。后来县里登记强壮男子为兵，有人告发诉讼田产的百姓隐瞒丁口以规避兵役。狄栗笑着说：“那个受冤的百姓能自己伸张正义，这是县令所惭愧的。我怎敢挟此报复治罪呢？”县民因此心悦诚服。只有具备这样的大度，才不愧为百姓的父母官。

古人学问优异而后出仕。但在出仕之后，稍有余力，仍须从事学习。何况那些向来未曾学习的人，一旦列名仕籍，如果不稍微留心典籍，怎么知道居官和服饰的规矩呢？凡是读书必须切合自身。如今担任州县官，一退堂得空暇，就须将古来像鲁公、卓茂、刘矩、刘旷等先哲，他们爱护养育百姓的方法，细细观摩玩味，自然有一番触发的地方。学得一分，便有一分的受用，而百姓也受一分的恩赐。《资治通鉴》及《循吏传》放在案头，不时翻阅，受益很多。升堂处理政事，退堂观看书籍，两者循环进行，这就是所谓的做官与学习互相资助。

通论居官学治臆说

汪辉祖

官员名声的好坏，在离任时才确定，但实际基础在于到任之初。新官刚到，内则家人长随，外则吏役讼师，无不随机试探，事事迎合其性情所好，暗中窃取权柄。后来即使悔悟，已受牵制，官声大受玷污，不能堵住百姓的嘴了。所以到任时，必须振作精神，勤勉检点，不可给人留下口实的借口。官声在于初到任时。

正式授职的官员，吏民都知道敬畏。用德行浸润他们，感动而教化他们。风俗虽然败坏，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诱导。代理印信的官员，与地方格格不入。风俗驯良，尚且可以按规矩行事。如果是刁悍疲弊的风俗，万难着手。养痈遗患，心里已经不安，稍想整顿，就被视为怪事。吏役既呼应不灵，士民也恩威难洽。缓和一些则骄纵更加严重，急迫一些则诽谤谩骂纷纷兴起。对上不负公事，对下能改善风俗，该遵循什么方法呢？人与地相适宜，只有用人者权衡罢了。署任与实任不同。

怀疑人则信任不专一，人不肯被任用；怀疑事则优柔寡断，事情不能成功。这两者都是因为心中没有坚定的见识。见识不坚定，则浮议得以动摇它。凡是可行可止的，必须先在心里权衡。分内应该做的，过失也不躲避；分内不应该做的，功劳也不居为己有。自然不至于畏首畏尾。这就是说胆量生于见识。多疑必败。

有才有识，可以善治了。但才贵在练达，识贵在明通。彼此崇尚不同，今昔形势各异。所以必须观察时势、因地制宜，筹划适宜的方法。如果自恃才识有余，独断专行，终究也不能治理好。譬如医师用药，不知切脉加减，而专袭成方，那么人参、灵芝杀人，未尝不与砒霜、信石同祸。适宜因时因地治理。

现在人的才识，每每不如前人。前人所定的章程，总不是草率的。不能深究其缘故，任意更改，则计划不周全，必致暗中遗留后患。所以旧制不可轻易更改。旧制不可轻易更改。

同城的文武官员，休戚与共。捕盗缉私，事情都是一体的。稍微划分界限，动辄多有阻碍。追溯其开始，多半由于兵役不和，偏袒护短形成嫌隙。道理在于约束衙役，和睦兵丁。如果兵丁多事，就传唤到署中，恳切劝谕，且不要知会营官，保全他们的颜面。既免除了革除粮饷，又

译不会受到责备。一个士兵感动，其他士兵便逐渐感化。军营官员的性情，大多爽直。遇到有事故，以诚相待，互相告知。时时以礼貌接待他们，断没有产生隔阂的道理。至于武职官员除了养廉银之外，没有别的额外收入，比起文官来更加拮据，少有通融的余地。量力而行去应付，自然情感融洽，利害相关了。这样才能和军营官兵和睦相处。

译州县的下属官员不多，凭才智很容易全面掌握。这里并非没有品行端正、特立独行的人，但朝夕相见，性情容易被窥探。甚至有人私下与守门人关系亲密，公开与讼师勾结，揣摩官府意图进行恐吓，无奸不作。若以坦荡之心对待他们，往往被其出卖；若管束稍严，他们便抱怨难以做下属。严厉与宽恕如何拿捏得当，唉，实在难以言说。对待僚属

私人的罪过绝对不可有，公务上的过失却难以完全避免。一部《吏部处分则例》，从罚俸到革职，各有专门条款。所以俗话说州县官像琉璃屏风，一碰就碎。然而像失察、迟延这类公罪，虽然算是履职不力，大体上还可以被重新起用。如果刻意去规避这些公罪，那就是存心为之，只会身败名裂。所以遇到涉及公罪的案件，绝对不应包庇袒护。我曾在平湖做幕僚，先后辅佐两位刘姓官员，遇到盗案，都极力主张详细查办上报，不敢隐瞒压抑。后来盗贼都被抓获，主人也没有受到弹劾。这不仅是条例规定应当如此，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盗案被参劾四次，期限届满最多只是降职调任，往往还能蒙受皇恩宽恕，得以弃瑕录用。如果隐瞒盗案导致被革职，那就一蹶不振了。命案也是如此。刘冰斋的话说得好：“我从早到晚，什么时候不担着受处分的风险？什么事不能导致丢官？难道一定要躲避因盗案而降职吗？”这话意味深长。公过不可避

事情无论大小，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别人就会为我所用。如果心中没有主见，听任别人主张，就会任用亲信而亲信成了官，任用朋友而朋友成了官，任用长随和吏役而长随吏役无一不是官。人人有权，就是人人做官，势必尾大不掉，官员如同傀儡。稍加约束，别人反而难以忍受，甚至有人挟持你的短处长处要挟你。国人只知道穰侯、华阳君，却不知道有君王，这是迅速败亡的道理。所以说官必须由自己做主。官须自做

事情来了就处理，就不是旷废职守。常有倚仗才干的官吏，假借私人为耳目，通过风闻打听事情，侥幸偶尔猜中，便自诩神明。流弊所至，必然有人因风吹火、李代桃僵。民间多事，全靠官员检举省察。如果官员先喜欢多事，那些好事之徒，怎么会不闻风而动？小则连累他人，大则连累自己。懂得政体的人，不应当做这种明察秋毫却招致祸患的事。勿用私人

事情虽然繁杂，首先要使心境澄明、气定神闲，分别出缓急轻重，按次序应付，才能有条不紊。如果事情一到就手忙脚乱，必然导致忙中出错。名义上诸事皆办，实际上却一事无成。在一旁窥伺的人看透了底细，趁机营私舞弊，你也万万没有闲暇去检察了。事至勿忙

天下没有不畏惧官员的人。如果官员表现出不足畏惧，百姓就会轻慢；等到官员畏惧百姓，那些粗野强悍的百姓就无所顾忌了。抗官闹堂，犯事的是百姓，但让他们敢犯事的是官员。事情发生得仓促，用果断来镇定，尤其需要用冷静来镇定。在堂上不要退堂，在座位上不要躲避，庄重地面对他们，诚恳地晓谕他们，观望的人会产生敬意，听闻的人会产生感动，粗野强悍的人就不敢放肆了。张皇失措只会酿成事端。治理百姓的人不必等到突然遇到事情，但不可不预先明白道理。所以预先明白道理，全在于平日有亲近百姓的功夫。百姓能够信任官员，那么即使官员有小过失，以及事情遭遇难处，也绝对不至于有与官员为难的人。遇仓猝事勿张皇

一个人的身边，侍奉在侧的、等候在下的、奔走于外的，不下数十百人，无不窥伺言辞意旨，乘隙舞弊。不仅声色货利无一可以沾染，即使读书赋诗、临池作画，都是招致弊端的缘由。每当兴致到来时，就试着处理公事，稍有不耐烦的神色，弊端就由此产生了。人不是圣贤，谁没有嗜好？必须极力自我克制，能够寄托心意于事物，而不拘泥执着于事物，这才算是得法。嗜好宜戒

豪士文人，大多善于饮酒。必须戒酒才能治理好政务，这在势头上难以实行。然而如果不加以节制，最容易误事。即使事情没有误，被谴责的人也一定会说是恰逢酒后失态，这就玷污了官声了。我佐理幕府时，主人大多善于饮酒，都和他们约定，除非二更关闭宅门后不得举杯。所以不必有戒酒的痛苦，却未曾有沉溺饮酒的名声。饮酒宜节

经书阐述道理，史书记录事实。儒生的学问，首先在于穷究经书。既然入仕做官，就以处理事务为重。凡是意料不到的地方，剖断大疑案，决断大狱讼，史书中无不具备。不必刻舟求剑，自然可以触类旁通。公事稍有空闲，应当涉猎各种史书，以广见识议论。千万不要认为一个官职、一个县邑，不足以展现真实的学问。暇宜读史

听讼不合情理，即使双方都顺从，终究是造孽。断案毫无把握，以再次审讯收场，怎能不怠慢？推究其根源，只是不熟习律例所致。而且官员读律与幕僚不同。幕僚必须全部熟记贯通，官员则庶务纷繁，势必有闲暇不足的时候。凡是律例中不关乎听讼的，原本可以交给幕友。但如果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殴讼、诈伪、犯奸、犯断狱等条款，不了然于心，那么双方对簿公堂时，突然难以向幕友质询，势必犹豫不决，被讼师所窥测。只有平日熟习，才能因事附会律例。讼端百变，不难立刻决断，使讼师慑服，诬告的状纸自然减少，就能获得讼简刑清的益处。每当公事之余，留心一两条，不过数月，就能掌握要领。畏难而不为，这就是安于怠惰，甘于造孽了。律例不可不读

朝廷宗庙祭祀的神灵，没有哪一个不应当恭敬礼敬。

译而城隍神尤其是一方土地的主宰。我从前在幕府任职时，第二天必定斋戒前往庙宇焚香。因为自己不能不处理刑名案件，又担心有冤屈压抑的情况，便一一竭诚默祷。我所任职的地方，大多安宁平静。在仁和任职，则钱塘多诉讼案件；在钱塘任职，则仁和多诉讼案件。后来在乌程、归安任职也是如此。主管官员开玩笑称我为“福幕”。我自忖是平庸之人，却享有平庸之福，蒙受主人隆重的礼遇和丰厚的俸禄，所以得到神明庇佑的恩惠很大了。在宁远领取俸禄期间，也以平常心向神明发誓。共四年，祈祷必定应验。审理人命案件，多蒙神明庇护。然而应当敬奉的不只是城隍神。凡是地方上被全境尊奉信奉的土神，其祖先必定对百姓有功绩，才能享受祭祀而不中断。有的因为不在国家祀典记载之中，就不对其行礼，这尤其不可取。平庸之人，大多不畏惧官方法律而畏惧神明的惩罚，而且畏惧土神，比畏惧庙堂祭祀的神明更甚。神明并非自己显灵，而是灵验于信奉神明者的心中。即使他们畏惧神明的那一念，官员若能加以扩充发扬，使他们知道向善改过，这难道不是神明设立教化的本意吗？敬奉神明以取信于民。

译称职在于勤奋学习，治理臆测之说。

汪辉祖

吕氏论当官有三字：曰清、曰慎、曰勤。我曾与同僚讨论这三者的次序，大家都认为以清为本。我却认为，不勤则不能。为什么呢？如果兢兢业业地坚守，杜绝一丝尘埃，却早起晚睡、白天睡觉，以至于告示期限经常更改，审理案件不能结案，判决迟缓，批阅诉状拖延，那么前后左右的人，都足以招摇撞骗、制造事端，势必无法清明。既然不清，何谈谨慎？力求称职的原因，固然没有哪一项不是在于勤奋。只是勤奋的道理难以言说罢了。追求治理太急切的人，弊病在于急躁。快步走没有好的步伐，其结果必然跌倒。道理贵在循序渐进。一鼓作气的人，弊病在于锐气过盛。弩箭射到末端连鲁国的薄绢都穿不透，其后劲难以持续。道理贵在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就能根据时势制定措施，条理没有不合宜的；持之以恒就能心神安定，长久下去也不会疲倦。凡事都有开始，但很少能坚持到底。要深思啊。

州县这一官职，作孽容易，造福也容易。天下的治权，从督抚往下，没有比牧令（州县官）更重的了。即使是藩司、臬司、道台、知府，都不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权力专一。专一就能统一，统一就能事事亲身参与。亲身参与就能看得真切、了解确切，而形势的缓急、情势的轻重，都能通过思虑周全考虑，通过力行而不迷惑。追求治理的上司，不仅不掣肘他的权力，反而加重赋予他权力。牧令认为对的，上司不能主观认为错；牧令认为错的，上司不能主观认为对。如果尽心奉职，明显地为百姓造福，即使在冥冥之中也会受到上天的福报。反之，就会虐待下层百姓，这是自己造的孽。三十多年来，我所见所闻的牧令很多，那些招致阳间谴责、阴间祸害，祸及自身，连累子孙的，大都是讨好上司、剥削百姓的能吏。而安分守拙、不能造福，也不肯作孽的人，偶尔也能按常规升迁。至于勤政爱民，不同于一般官吏的人，我都亲眼见到他们的子孙享受福报，在当世显赫荣耀。上天的报应，比回声更快。每次想到这些，就汗流浃背。我希望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千万不要忘记福与孽的显现。所谓造福，不是指歪曲法律以求宽大的意思。福与孽的区别，在于勤奋与懈怠的分野吗？懈怠祸害人比贪婪残酷更甚。贪婪残酷有痕迹，众口相传。庸碌无为的危害，难以数计。受害者痛切肌肤，旁观者不觉得痒，听闻者甚至可能替他们辩解，说：“官府事务繁忙，势必要无暇顾及。”官员于是习以为常。哪里知道百姓靠劳力谋生，荒废一天的劳力，就困窘一天的生计，这造的孽已经无穷无尽了吗？我年轻时住在乡下，看见有人去县城投状，大都是两天往返。然后等待批阅，然后差役传唤，请亲戚找朋友，料理差房，劳碌奔走，动不动就经过十天。等到告示审期有日期，又必须邀请证人，提前进城。等到临近日期告示更改，或者狡猾的人有所牵连，告知等待复审，那么日期就不确定，或者三五天，或者一二十天。差役不允许离开，百姓必须守候。工商荒废事业，农民佃户雇佣替代，差房的应酬，城里的食宿，无一可以节省。等到事情结束，而双方力量已经支撑不住，辗转匮乏，甚至有被拘禁在公所，因饥寒疾病而致死的。唉，官员如果肯勤奋，怎么会到这种地步？那些蒙受冤屈不被审理，抑郁而死的人，更不用说了。更有遭遇横逆，不得已告官，等待很久才批发，又等待很久才传审，中间几天，横逆之徒，又接着肆意骚扰，这都是懈怠滋生的祸害。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在接受诉状时诘问，虚假的就发还，准许受理的，隔夜就批发，限期讯问结案。官员只多费几刻心思，节省差房无限的勒索，保全双方无限的财力。至于讼师教唆，往往控一件事而牵连其他事，作为拖累的借口。抓住根本意图，立刻可以折断。做官吏的，有固定的俸禄，有养廉银，在官的日子，都是吃百姓饭的日子，却不拿它来追求治理，而是赌博饮酒，高卧自娱，百姓必然怨恨，神明必然愤怒，怎么能不害怕呢？

官员一身，实际上聚集百务。精神稍有不周到，就开启左右窥伺的机会。应该设置一块粉板，将应办的事件，随手登记，办一条，抹一条，自然没有遗忘的祸患。事情需要谨慎的，或者秘密写在手折上记住。总之不必表面上炫耀精明，授人以空隙。然而这是指心中筹划的事情。如果是日常例行公事，应该各自建立一本簿册，方法最简易，列举如下：

一、稽查狱囚簿。记录狱囚的事由，以及收禁的年月。那些等待审讯而暂时禁押的，尤其需要加意。应该禁押还是释放，随时可以办理。

一、查核管押簿。管押的名义，法律没有规定，是万不得已才使用的。随押随记，大概贼盗等待质证的居多。审定后重的禁押，轻的保释，无关的省释，立刻予以销除。命案牵连，应该实时诘问正名取保。势不能速结的，至多四五日，断不可不完结。如果是词讼案件，自然可以保候复审，不宜差押。管押的责任很重，或者贼被押而捕快放纵行窃，或者命案被押而惧怕连累轻生，至于讼案被押而招摇撞骗，百弊丛生。此外向来有班房，夜间官员必须亲自查验，以防贿赂放纵。数年前禁止革除班房名目，命令原差押带私家，更难稽查。似乎不如仍然押在公所为妥。又差役中贪婪狡诈的，命案讼案，以及非正盗正贼，藉口谕令押解以恣意勒索，每每关押在肮脏不堪的地方，夏天熏蒸，冬天冻饿，等到保释时已经生病

译死去的人不少。所以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绝对不可羁押。既然羁押了，就必须亲自查验。如果不设立这个簿册，可能会有遗忘，情况将会拖延十天甚至几个月，百姓将遭受大害了。

一、宪批簿。记录上官批发的词讼，奉批的月份日期，以及容易结案和难以结案的原因。我从前在幕府任职时，凡是刚到馆舍之初，就命令承办人汇总记录在这个簿册上，放在案头，每天调阅卷宗查阅。有的需要审结，有的可以详细注销，自己进行注记。那些原本牵连多人，可以摘除的，一一注明，核对时都予以删去。遇到有讼师指控经承弊改旧案，就可以明白批示。上官提审催促，也不难将应当紧急处理或应当缓办的缘由，据实详细回复，以免差役骚扰。按次序办结，不让吏役操纵权力。

一、理讼簿。记录双方当事人的住址远近，以及证人的姓名。县里虽然好打官司，刚到时词讼很多，但应当受理的新词，每天总共不过十纸，其余都是诉词和催词罢了。有受理的必定审问，审问不改变日期，那么催促的人就少了，欺诈的人就害怕了。不久新词也就减少了。亲手注记，每天不过几行，怎么会劳累呢。幕府中这样做，已经有明显的效果。官员则在受理词讼时，可以当庭驳回。新词绝对不可能多，何必害怕记录呢。所以想要求得无事，先在于省事。这是经过试验验证过的。放告必须在中午，可以从容阅览讯问。让代书人在旁边伺察，情节不符，就可以追问根源，立即追究讼师，不至于让被诬告的人受牵连。安抚百姓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绝对不可委托佐贰官收取词讼。

以上四种簿册，由幕僚来做已经极其便利。如果官员不嫌麻烦，那么事情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译有一位客人谈论簿册。民情和乡土风俗，四方边境各不相同。何况百姓的疾苦，怎么能千篇一律。喜好询问并考察近处情况，是治理政事的首要关键。书吏和差役的话，各自为了私利，不可轻易相信。门人的说法，往往偏袒书吏和差役。绅士虽然不一定全都贤能，毕竟还要顾全自己的脸面。所以接见客人不可不勤奋。我刚到任时，接见客人就询问他们的籍贯和风土人情。再次接见时，就询问他们乡里是否有匪类、盗贼、讼师。如果有这样的人，连同他们的年龄、相貌、住处都详细询问。并告诉他们，如果迟迟不发觉，一定不让风声传出而招致怨恨。所以绅士没有不尽情言说的。客人离去后，一一亲手记录在簿册上。有人问某地多平原，某地多山泽，与某乡相连，也亲手详细记录。锁在箱子里，放在内室。将要升堂时，逐一检查。有改名具状，而与所记年龄相貌相似的，突然审问，其真相立刻败露。或者争水利等事，偶尔用所听到的情况来纠正。观看的人惊叹为不可测度。不到半年，讼师盗贼迁往他处，匪类隐藏踪迹。上官询问境内利弊及边界，都能详细回答。费心不过半年，而安逸数年，都是这簿册的功效。只要勤于接见客人，就能周知外间事务。这不是吏役门人所喜欢的。必须先严厉约束，客人来没有阻碍，以显示礼遇士人的诚意，以听取言论的好处。

堂签簿，事情不是急切，断不可当堂签发提人。差役拿着堂签，比狼虎还厉害。往往人还没到官府，资财已经全部耗尽。我在乡里居住时，见到堂签破家的情况，比常规刑罚还严重。所以不可不慎重。万一发出堂签，必须当天讯问结案。如果拖延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的累。如果路远人多，必须到两三天才能结案的，立簿登记。恐怕事务繁杂偶尔忘记，那么差役就掌握了把柄，关系不小。其堂签必须印发登记。其他朱单朱谕，事情与堂签一样。总须印登编号，以防差役地棍欺诈伪冒指撞的弊端。

以上两种簿册，官署中必不可少。而且必须时时检阅。历时久了，客言簿可以省去了。

一正入簿，记录银谷应征的数额，以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

一正出簿，记录银谷应解、应支、应放、应垫的数额，以及廉俸、幕修等项。

一杂入簿，记录银的平余，谷的斛面，以及每年定额的陋规等项。应入私囊的，可以质对鬼神，人所共知，不必忌讳。如果额外贪婪索取，这是赃私，不可以入簿的，不可以对人，即不可以问心。鬼看着，神鉴察，悖逆地收入，悖逆地支出，自爱的人一定不肯做。

一杂出簿，记录应捐应赠断不可省的，以及日用应费各项。

以上四种簿册，是官署理财的方法。官事稍有空闲，随时考核。正入稍有亏欠，或者有借垫，就先以杂入弥补，而用度自然不敢不节制。这都是记录总数，或者十天结算一次，或者半月结算一次。其流水细账，则责成管理出入的人，而权力不委托给他们。否则杂入者滥用，而正入者有亏，到交代时，或许自己都不知道原因了。

尤其有应当嘱咐的两点。一曰退堂时不可草率。堂上事务完毕后，精神容易疲倦。稍有疏忽，那么狡猾的差役刁民就会乘隙尝试。此时尤其宜细心检校。勘结案件，应发文券议照之类，当面交给两造领回。倘若来不及取领状附卷，就在审断后标明“发”字。不必让他们再经过吏役之手，借端需索，导致滋扰守候。其他遵依甘结等项，也可以类推。至于两造供词起讫钤缝处，都必须一一过目，用朱笔点钩标识，以免日后猾吏抽换增减的弊端。断不可草率退堂，给百姓诉讼留下根本。二曰堂事簿不可不设。堂事簿，是值堂书吏登记所处理事务的簿册。凡是审断的始末，以及谕令办公务，勾摄保羁，如果不逐日摘录，一有遗忘，那么吏役就会蒙混，百弊丛生。所以必须在堂上事务完毕时，取簿览察，用朱笔勾阅，携置案头，随时检阅。可以与内号参考互查，丛脞的忧虑，或许可以避免。

论亲民学治臆说

汪辉祖

官职难以做好的，没有比上下隔阂更令人担忧的，而初任尤其严重。风俗不了解，奸良无法辨别。这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在于礼遇士人，一在于考察众人。考察众人怎么做？进入国家要询问禁忌，做官吏也是这样。刚到任时，凭主观判断事情，不契合舆情，就会滋生议论。每听一件事，必须于堂下稠密的人群中，选择几个老成的人，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一天解决一件事，一百天可以解决一百件事。不到几个月，诸事了然。不仅理事中肯，也令下如流水了。但是各地方言，多难猝然理解。理事之时，如果让吏役通译，必定会改易轻重。应当在到任时，雇佣十一二岁的村童，早晚随侍，让他们专门操持土音，留心体问。那么两造的乡谈，自然可以明析，不至于临事受蒙蔽了。礼遇士人怎么做？官与民疏远，士与民亲近。百姓信任官，不如信任士。朝廷的法纪，不能尽数让百姓明白，而士人容易解析。谕令给士人，让他们转谕给百姓，那么道理容易明白而教化容易施行。境内有良士，是用来辅助官宣传教化的。各乡种植适宜不同，旱涝形势不同，习俗不同。某乡有无地匪，某乡有无盗贼，吏

译“役”字的说法，不足以作为依据。广泛采纳意见，多方咨询，主要依靠士人。因此，礼遇士人是行政的要务。只是士人的贤与不贤难以齐一，如果给予优厚的礼遇，容易受到欺骗蒙蔽。自重身份的士人，必定不肯奔波劳碌地请求接见，贸然陈述意见。越是亲近他们，他们的踪迹反而越疏远，这样的人，应当尊敬并信任他们。如果无故前来拜见，对指挥命令唯命是从，这要么是没有主见，要么是有求于你。甚至有的勾结仆役胥吏，窥探动静，招摇撞骗，弊端难以一一列举。这是士人中的败类。又绝对不容许轻易被他们的言辞神色所迷惑，落入他们的圈套。所以，只有能够深化识人的智慧，才能获取尊崇贤才的好处。

译然而尤其应当防范的有两点。第一是防范身边的人蒙蔽视听。侍奉在侧的人，利益在于蒙蔽官员、营私舞弊，最害怕官员耳目灵通、洞察一切。凡是接待绅士、频繁会见吏役，都不是身边的人所乐见的，必定会想出多种手段来阻挠制约。必须将简房、号房不得阻挡宾客，以及吏役办事应当当面禀报的缘故，开诚布公地宣布，张贴在大堂之上，使人人共见共闻。并在处理事务时随时反复告诫，这样身边的人就不敢弄权了。第二是必须做到机密不泄露。地痞讼师的姓名，虽然是从绅士长者口中得知，但绝不能让这些人知道消息的来源。这样揭发他们就像神明一样，不待警戒便已肃然。况且绅士长者与这些人住宅相邻，今天如果让他们有了揭发别人的名声，将来必定会遭受迁怒之祸。我们正依靠他们来治理地方，却导致他们因我而受牵连，在道义上不可行，在内心也不安宁。所以访查固然不可不详细，但揭发尤其不可不谨慎。

治理百姓的方法，教化与养育两者都不可或缺。教化不仅仅指条告号令等虚文，要有其实质内容，这体现在审理诉讼的时候吗？如果诉讼双方都明白义理，哪里还会有诉讼呢？诉讼的发生，必定有一方在事情上理亏，不得不听从官员的判决。官员若能明白地剖析，是非就判明了，意气也就平息了。然而审理诉讼的人，往往喜欢在内衙，而不喜欢升堂到大堂。内衙简单，可以起止自如；大堂则终日端坐，不衣冠整齐、神态庄重不可。而且不能中途休息，形体劳累、形势艰苦，都以为不方便。不知道在内衙审理诉讼，只能平息双方的争执，无法震慑旁观者的听闻。在大堂，则堂下站立观看的人，不下数百人。只判决一件事，而类似的事情，是对是错，都可以引申并广泛传达。未诉讼的人可以警戒，已诉讼的人可以平息。所以鞭打一个人，必须反复开导，让他清楚地知道受鞭打的原因，那么未受鞭打的人，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感化。纵然所断的案件，未必件件都符合人的隐秘心思，但既然大家共见共闻，就可以没有谗言诬陷的担忧。况且诉讼这件事，大体不离伦常日用，即通过断讼来申明孝悌友睦的道义，其言语容易入耳，其教化容易普及。我之前代理宁远县令，风俗向来愚顽强悍，动不动就向上级控诉，还喜欢肆意张贴揭帖，诬陷长官。我只实行这种方法，窃居禄位四年，府道官员没有受到一次弹劾，各位长官因此认为我有功劳。这才知道在大堂处理事务，其利益非常广大。所以为政亲近百姓，没有比审理诉讼更切近的。

教化百姓的要领，不外乎劝勉和惩戒两个方面。如初一十五行香、宣讲圣谕、劝农、考核士子、乡饮酒礼、宾兴、尊崇礼遇师儒、采访节孝之类，都是劝惩中显而易见的。近来大多被视为虚文。我刚到宁远时，正值初夏，告示劝农，大家都感到惊讶诧异。至于乡饮酒礼，官吏没有人详细知道其仪式。我不揣测自己迂腐，一切典礼，依次举行。三四年间，耳目一新，顽劣懒惰的人改过自新，士人奋发考取功名，妇女知道贞节。用力不多，收效却很大。通都大邑，还说公务繁忙，无暇兼顾。如果是简僻的地区，为何夙夜忙碌，却也将这些废弃弛懈呢？所以关乎劝惩的典礼不可不举行。

吏役和乡民，都没有远见。凡是差遣和听断，如果不将所以然的缘故详细告知，必定会懵懂于遵行。吏役则会周折贻误，乡民则会含混滋生疑虑，都足以拖累治理。所以下达告知的语言必须详细。

《论省事学治臆说》

汪辉祖

民气本来是安定的。放纵恶人欺凌他们，放纵吏役骚扰他们，恩惠既然无法布施，威严也难以施行。于是那些愿意朴实的人，也郁结至极想要奋起，不得不奔走到上官那里申诉。上官怜悯他们情势紧迫而处理，刁民闻风而起，恣意揭发控告，而地方官就无法治理了。假如做地方官的人，以地方为己任，悉心抚育百姓，与百姓休养生息，洗雪百姓的冤屈压抑，百姓对于官员，没有不可白白的隐情，自然没有不乐意遵从的命令，而民气尚且不安定的，是没有的。百姓离县近，离省远，县官果真勤勉尽职，百姓何必喜爱越级申诉呢？民气应当安定。

勤于听断，很好。然而有不必过分黑白分明，可以归于和睦的，那么不如亲友的调处。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加借重。理直的人既然通晓亲友之情，理曲的人可以避免公庭之法，调人之所以设立在周官中啊。或者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乎不是安民之道。断案不如息案。

定例徒罪以上通详，杖枷等罪，均听州县发落，所以归于简易。多一重衙门，便多一重费用，百姓怎么能承受这个。所以寻常户婚田土细事，总以速结为美。勿听书办煽动，轻率详报。不惟小案不宜申报，即奉上官准理事件，除牵涉书役必须解勘外，其余民间细故，亦不妨录供详结，以省跋涉。至两造吁息，则伦纪赃盗而外，俱可取结详销，亦息事宁人之一端也。常案勿轻申详。

投牒候批，示期候讯，最费百姓时日。唯期有一定，则民可遵期而至，无守候之苦。凡示审案件，自量才力，斟酌挂牌。如饰耳目之观，以多为贵，日留一案，即有一案守候之人，愈留愈伙，累者何堪。至勘丈事件，人多费多，守候更复不易。虽风雨

译寒暑交替，必定不可违背信用；约定的日期，不可违背信用。

译诉讼双方的诉状。由官员判决结案。当事人便安然离去。可以各自经营生计。夸大的官吏。喜欢以此显示审理的勤勉。装饰得看似美好。往往审理了却不结案。要么羁押要么保释。拖延时日。诉讼者多花费食用之资。家人增添悬心盼望之忧。这是虐待百姓。其中若有富家牵连。好事的人便妄加揣测。说官员可以贿赂营求。这就更加自污了。所以不审理不如不公布日期。不结案不如不传唤审理。案件已审理就应结案。

勘丈之事。主要方面有四项。一是风水。二是水利。三是山场。四是田界。其他房屋地基。容易看清。田界水利。也一目了然可知。唯有风水山场。有影射牵连。欺诈伪饰层出不穷。稍不查实。张家的地判给李家。甚至导致诉讼双方家破人亡。案件仍未定论。这都是勘验官员酿成的祸患。勘验时必须先让诉讼双方绘图。认清山名方向。然后往返实地勘验。凡是争议之处。以及出入路径。一一亲自经历。不要怕劳苦琐碎。尤其不许诉讼双方跟随车轿喧哗争辩。以混淆视听。勘验确定后。将双方图纸的是非。逐条详细指出。为他们明白讲论。晓谕他们子孙可大可久的道理。再行剖断。自然心平气和怨恨消除。不至于再争。能使一次勘验没有后患。所保全的利益不小。所以遇到勘验案件。总宜亲自到场。转委佐杂官员。徒费民财。不仅不公。即使公正也不足以服人。至于人不能信服。仍归亲自勘验。加重百姓劳苦。不可取。初次勘验宜确切。

从前做幕僚时。常劝主人不要轻易签发差役。等到自己亲身做官。对此尤其谨慎。有人传说近日有原役、号役、改役、加役、拏役等名目。换一种差役。多一项费用。百姓怎能承受。其实只要无不审理的案件。一张传票就足够了。公布日期不到。自然可以责罚原役。何必烦劳另添差役名目。于是差役催促屡屡。案件终究不审理。徒然张扬差役威风。饱食差役私囊。作为百姓父母官的道义在哪里。况且屡次催促不到。不是原告情虚规避。就是被告胆怯在逃。按例应当暂行注销。追呼不已。又是何意。我愿幕僚留心。更望官员加意。差票宜节省。

自爱的人。即使事情与自己切身相关。尚且不耐匍匐公庭。何况不是自己的事呢。借口地方公事。联名呈递诉状。必定有借机谋取私利者。其不安分可知。从前赵韩王得到士大夫投送的利害文字。都放在两个大瓮里。满了就烧掉。李文靖遇到内外所陈述的意见。一概驳回。说以此报国。两位都是宋朝名相。行为如此。所见宏大且深远。联名公呈。不宜轻易批准。即使事关利害。言论有可取之处。暂且接受但不批示。另外自行体察施行。切勿轻信据详。导致开启纷扰的弊端。至于书吏陈述公事。尤其不可信用。公呈不可轻准。

告示这一项。晓谕绅士的少。晓谕百姓的多。百姓大多不懂文义。长篇累牍。没读完就疲倦了。关键在于言辞简练意思明白。才能人人入目。或用四言五六言的韵语。书写既方便。阅览也容易。大概雅俗共晓。令行而禁止吧。告示宜简明。

谚语说。破家县令。不是说县令的权力如此可畏。是说百姓的家产悬于县令手中。不可不念及。县令即使不才。必定没有忍心破败百姓家产的人。然而民间千金之家。一旦遭受诉讼拖累。很少有不破败的。千金之产。年利息不过百多金。婚丧衣食。仅够取用。以五六金作为诉讼费用。就不免借贷度日。何况所费不止五六金呢。何况其家不都是千金之家呢。受理诉状之时。若能恳切恻隐。切实教化教诲。制止一人诉讼。就保全一人家。那些不能不诉讼的。迅速判决结案。使其无大伤元气。还可以竭力补救。大概无愧于父母之称吧。勿致民破产。

非非常不得已。只宜遵循旧章。与民休息。不仅灾祸不可造作。即使福泽也不易为。不然。如社仓。如书院。难道不是地方盛举。而我说不必创建。难道不是人情吗。社仓的弊端。前面已说过。书院之名。开始劝捐。对百姓总不无费用。等到规模既定。或者倚仗要人情面。推荐主讲。能尽心督课者。十中不得三四。老师既仅属空名。弟子也无实学。用乡里培植子弟的资财。供给长官应酬情面的用途。已为可愧。更甚者。资金不够用。则长官不得不解款以补充。而归咎于始谋之不臧。这是何意。书院尚有遗留的累赘。何况其他呢。所以善于治理的人。切不可有好名喜事的念头。冒昧创始。事慎创始。

论恤民学治臆说

汪辉祖

做官吏的人知道责罚百姓。试想身为执法官吏。果真能时时畏法。事事奉法吗。贪酷者不论。即使谨慎自持。终究不能在廉俸之外。一介不取。如前面所说的陋规。哪样不触犯国法。只是宿弊因循。民与官习以为常。法律所不及。相率幸免罢了。官员不能自己闲于法。却一定要用法律约束百姓。能不惭愧吗。所以遇到愚民犯法。只要能反身自问。自然归于平恕。法律所不容姑息脱罪的。原本不宜曲解法律以助长奸恶。情理尚可以从宽的。总不妨原情而法。能反身就能恕。

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留心于爱护万物。对万物

译必定有所裨益。身为地方长官，尤其应当常怀此念。倘若遇到地方公事，不得不借助民力，若不严格督察吏役，或者他们借机假公济私，百姓遭受的骚扰和负担将不堪忍受。所以想要借助民力，必须先为百姓爱惜民力。这不仅能消除怨恨，也能问心无愧。必须为百姓爱惜民力，地方的物产特产，并非地方长官的私利。偶尔因为取用方便，用来奉承上官、馈赠同僚，后来便沿袭成为惯例，甚至以官方定价收购，沉重地累及百姓，祸害流传没有止境。怎么能成为这种祸害的开端呢？所以旧有的规矩，尚且应当斟酌裁减。如果所产之物，向来不著名，断不可轻易用作馈赠，给后人留下祸害。这祸害如同始作俑者一般，不要用地方特产来充当馈赠。

译地处交通要道。应酬往来频繁。器物食物，常有“官价”的名义。有的从商铺取用，有的由保甲役夫供给。如果不是摊派，就是垫付赔偿。这原本不是好的政令。然而陋习沿袭已久，如果一概废除，反而恐怕事务棘手难办。这应当酌情节制，能停止的就停止。千万不可任由见识短浅的幕僚、牟取私利的家丁，借机勒索，导致民力不堪重负，激起百姓上控。官价应当有所检点控制。

藏富于民，并非专为百姓打算。遇到水旱灾害和军役，没有钱财是不行的。治理百姓的人如果平时能保护富人，等到需要钱财时，恳切劝谕，即使是吝啬的人也会感激振奋，急于为公家出力，那么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况且富人，是贫民所依赖供养的。县里有富户，凡是自食其力的人，都可以借此维持生计。如果富人变穷，贫民就更加无法养活自己。恰好遇到公事，必然多有阻碍治理的祸患。所以保护富人是治理的要道。况且县境里的无赖，专门喜欢骚扰富人来满足欲望。保护富人的方法，只在于严厉惩治诬告骚扰，使无赖不敢借端生事，富人可以安分守己，那么四境之内没有治理不好的，这是没有的事。保护富人

强横凶暴的人，制造事端害人，这是莠民。不惩治也就罢了，要惩治就必须让他们畏惧法律，可以打破他们的胆量，可以折断他们的翅膀。如果不能严厉惩治，不如暂且不治。如果不立即惩治，这些人还害怕有惩治他们的人，惩治与不惩治效果一样，将使法律被玩弄而气势更加嚣张，不祸害百姓、触犯刑律不止。这就是盗匪多发的原因，先圣思念子产留下的恩德。然而其中偶尔有勇武干练的人才误入歧途的，也应当随时察识别记，暗中登记。或者选拔充任练勇保甲，或者收编补充民壮，用威严震慑他们，用恩德安抚他们，使他们明白礼义，纳入我的掌控范围。假如遇到紧急时刻，未尝不可发挥驱策的作用。但这只是利用诈术和贪婪的妙用，没有知人之明的人不能做到。一旦失误，就是关门养虎了。惩治莠民

论治讼 佐治续言

汪辉祖

一、传唤必须详细谨慎。省事的说法，大抵不容易做到。状词中指控多人者，一定有讼师主持其事。有的为了泄愤而旁敲侧击，有的为了偏袒而罗列证人。我如果不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反而以经承舞弊脱身为借口，千方百计地抵赖诬告。甚至含沙射影，妄指幕友勾结，引起官员的疑虑。所以在审核状稿时，必须仔细衡量，只有庭审中应当询问的人才予以传唤。那么凡是摘除释放的人，自然有确实可以删除的理由。遇到刁钻的诬告，不难明白批驳斥责，使讼师不敢肆意虚张声势，这样株连蔓延的风气逐渐平息，而无辜的人不至于受牵连了。

二、批驳不要轻率。一个状词送到官府，不仅具状人盛气凌人希望批准，而且讼师和差役房，无不乐于有事可做。一经批驳，他们就会起来谋划抵补漏洞。批语稍微不中肯，不是增加原告的冤屈，就是壮大被告的胆量，本想省事反而酿成事端。人命奸盗，以及棍徒横行，原本是非常少见的事。一切口角争执，大都是户婚细故。双方不是亲戚就是故旧，不是同族就是邻居，情谊深厚累世，因一时兴起，本没有不可化解的仇怨。只要摘取状词中的要害，斟酌事理，衡量人情，恳切劝导，使弱者心平气和，强者气势沮丧，自然有亲邻调解。与其在批准受理后，费用落入差役房，不如在具状之初就晓谕明白，情谊保全和睦。

三、审核状词必须认清本意。谚语说没有谎言就不成状词。常常有控诉近事而先叙述旧事，引用他事来曲折证明此事的。其实意图有专属，而讼师却以牵强附会为手段。万一宾主不分，势必纠缠不休。又有初状只控一事，而续呈逐渐生出枝节，甚至反宾为主的。不知道如何剪裁，那么房差就会趁机滋扰。所以省事的方法，第一在于批示明白。

四、人命案件应当防止牵连。前明徐相国徐阶掌权时，写家书告诫子弟，尚且说命案不可牵涉无辜，何况寻常百姓。往往有凶犯赤贫，累及词证人的情况。所以官员阅览报案状词，非紧要的人证，就当场释放，不让他们进城。应当取保的，审讯后立即追取保状。然而还听说有官保私押的事，一天不回家，他家就一天不得安宁，怎么能不念及呢。至于路毙案件，差役保甲无处下手，常常将地主牵入，这真是无辜，尤其必须禁绝。审核状稿时，更应当字字检点，以防株连。

五、侵占不要轻率查勘。豪强侵占，法律所不容。然而世代相传的产业，重新修整，或者本非官产，原本听任民间处置。往往地棍借端挟持，需索不遂，就修饰言辞诬告。一经批准受理，必先差人查勘。查勘不止，必须勘断。官员如果无暇立即处理，那么棍徒和差役朋比为奸，费用已经不菲。这类借名诉讼的人，多非善类。能在呈控时严切批斥，使小人畏惧法律，固然是上策。否则迅速勘断严惩，必然有暗中受其福的人。

六、勘案应当迅速结案。事关田房坟墓，大都需要勘结。官府事务繁忙，怎么能每天跋山涉水。而且批勘之后，凡是催促的状词，无法费心处理。所以批勘最容易。不知道疆界不清，每易酿成其他祸患。如按案图辨别地址，核算鱼鳞图册弓口，券册明确记载的，或者批断，或者讯断，自然能折服人心。不得已而批勘，必须为之迅速结案，保全的不少。至于告示勘期，势必多人守候，尤其万万不宜临期更改。

七、押犯应当勤加查审。案件有犯人和证人，尚须

译再次审讯的人，因形势所迫不得不暂时予以羁押看管。案件繁杂的地方，这种情况尤其普遍。然而，羁押看管的弊端比关进监狱更为严重。犯人关进监狱，还有管狱的官员时时稽查；而羁押看管则权力落在差役手中。如果差役不遂心愿，就把犯人关押在污秽之处，让他们整天挨饿，肆意凌虐，无所不为。甚至有人命案件发生，连累主审官员。如果盗贼类犯人长期被押，差役就会放纵他们偷窃并分赃，危害更大。这类人犯，官员难以全部记住，全靠建立簿册进行检查，以便随时结案。即使官员有继任者，幕僚有替换人，也可以避免犯人贿赂逃脱的祸患。

译一、不要轻易签发差役。一旦签发差役，诉讼双方就不能没有费用。即使彼此相安无事，想要平息销案也不容易。我过去辅佐主人治理政务，只有必须审讯的案件，才签发差役传唤。其余细微小事，多批示由族亲邻里查办。如果久不回复，经承请求派差催促，我从不允许，也不转交票证。事情可以搁置，必定是因为双方怒气已平，因而放下不管。这样做有益无损。如果加上差役催促，反而多生挑拨离间。况且族亲纵然有袒护之心，终究不敢完全掩盖真相。差役则唯利是图，更不可信。

二、应当随机杜绝弊端。地方的风气，随着官员的作风而转移。地方恶棍揣摩上意，就把迎合官员当作目标。官员有善政，未必不是借助这些恶棍作为祸乱的阶梯。比如官员惩治赌博，恶棍就开设赌局引诱；官员治理私铸小钱，恶棍就揭发掺假；官员清理水利，恶棍就控告侵占；官员严禁殴打，恶棍就伪造伤痕；官员禁锢婢女，恶棍就控告强占勒索；官员体恤贫困佃户，恶棍就诉讼产业横行。像这类情况，难以一一列举。大抵有一利必有一弊，甚至利少而弊多。全在于因利察弊，尽力追究冤屈诬陷。固然不能因噎废食，但绝不应乘风纵火。使恶棍奸徒得以收敛，官方法度得以施行，平民自然享受无事之福了。

三、上级批复驳诘应当仔细推敲。初次上报应当谨慎，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奉到上级的驳诘，尤其需要详细推敲。驳诘的方法不一，有意在从轻宽恕而故意从重驳诘的，有意在正犯而驳诘及余证的。如果不虚心体会，容易致使歧误。至于案件可以完结，却琐碎推敲，千万不要稍生厌烦，以轻心对待。如果我所持立场很正，与上级意见有出入，必定应当委婉措辞，以伸张自己的意见。断不可游移迁就，致使情罪不符。也务必不要逞气矜才，导致上下抵触。

四、审理案件以观察神色听言为先。《尚书》说“五听”，不亲身经历不知道。我苦于近视，诉讼双方当前，恐怕记忆辨认不真切。必须先定气凝神，注目仔细察验。神情虚浮的人，不久就会眉毛颤动、眼睛眨动，两颊肌肉不停颤抖。出其不意，发一句话诘问，真相立刻显露。往往因此抓住要犯。于是堂下的人私下说我擅长相面，能辨别奸良。过了一年多，伪证渐渐平息，诉讼都容易办理。得力于观察神色听言的占十分之五六。相比口舌争辩，几乎事半功倍。

五、听讼应当安静。明察由安静产生，没有不安静而能明察的。治理百姓的人衣食取自百姓，什么事不取给于民？所以报答百姓辛劳的，只有平定争端、平息竞争，引导百姓走向道义罢了。片言折狱，必定要听完他的言辞然后折服他，而不是不等待他言辞说完。曾经见过武健的官吏，以矜持急躁的态度对待，一句话不当，就用威势震慑，有因小事而打上百十耳光的，有因大案而反复施加刑具的，认为所得到的情况都是真实的。我不敢相信。没有得到犯罪的真情，难以形成可信的判决。致罪的缘由，犯罪者自己知道。得不到真情，不仅会入于重罪，他们不能甘心；即使从轻减刑，他们也认为官员本来就容易欺骗，必定图谋异求，直到无罪才快意。于是做官的厌恶他们无良，用刑罚惩戒他们，时间越久越失去真相。古话说狱案贵在初情。一旦犯人来到官府，必定应当详细谨慎推求，完全得到实情，然后酌情理之中，权衡轻重之的，寻求可以生路的方法，给予能够生存的路径。那么犯人自然输服，判决确定如山，不可动摇了。

六、要案更不宜刑求。词讼细务，固然可以不必加刑了。有人说命盗重案，犯人大多狡黠，不刑讯难以取得确供。这不是确切的论断。命案有伤痕，盗案有赃物，不担心没有证据。况且重案断不止一人，分别仔细审讯，真供被伪供扰乱，伪供被真供纠正。命案有下手的情形，盗案有攫取赃物的光景，用道理衡量，用情理权衡，没有不得到实情的。只是虚心推问，未免烦琐罢了。然而官员坐在堂上，可以喝茶、抽烟、吃小食，从容自如。犯人跪在堂下，外则饥疲，内则畏惧。即使非常刁钻诡诈，话说多了必定失误。静听其破绽而严厉诘问，用等待的方式接受，何愁得不到。而必定用酷刑取供，爱护百姓的人不以为然。

七、族人互相揭发，不要轻易鞭打。谚语说刑罚伤害过犯，是终身之玷污。不仅自玷，而且上辱祖父，贻羞子孙。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怎么可以轻易看待鞭打呢？狡猾者、豪强者玩法而怙恶者，不鞭打不足以示儆。愿者能知悔罪，应当稍示矜怜了。至于双方族人互相揭发细故，能分清曲直，便判输赢。一旦给予责惩，反而留下嫌隙。诉讼仇怨所结，纠缠成嫌。应当在执法之时，兼寓笃亲之意。将应打不打的原因，明白宣谕。使他们自然醒悟，知惧且感。那么一纸遵依，胜过公庭百打。然而这是针对相对相当之讼，可以情恕理谕者而言。如果犯者实系凶横，或倚贫扰富，或恃尊陵卑，稍从曲宥，则欲壑难填。为之族者，必致受害无已。遇到这种人，必须尽法痛惩。即使老病或妇女，也应当究其抱告，使知亲不可恃，法不可干。庶几强暴悔心，善良安业。

八、假命案断不可蔓延。应抵命案，吏役尚知畏法。只有自尽、路毙等事，更易蔓延滋扰。盖百姓无知，最惧人命牵连。恐吓撞骗，易于借口。全赖

译处理刑狱事务，应当顺应时势，力求简便易行。凡是涉及人命自尽的案件，除了因争端引发、受胁迫致死，或存在情罪轻重难以定夺需要复核审理的情况外，其余因口角争执而轻生自尽的，都可以当场判决结案，不必将相关人员押解进城，以免让家属遭受守候的劳苦。如果是死于路旁或失足落水，只需报案立案即可，无需另行查究。然而常有糊涂的官员，胡乱向地主和保甲追查死者的来历，导致反复折腾、拖拽牵连，白白填饱了衙役的腰包，这种造孽的行为哪里还有尽头呢？

译办理重案必须条理清晰。一人专管一事，或者一事只由少数几人负责，权力集中且心思从容，自然不会有差错。若是同僚共同审讯，事情难以独自决断；或者案件重大，牵涉多人，稍有不冷静细致，就会滋生冤屈。遇到这类事情，首先必须理清头绪，区分轻重缓急。可以以事情为经线的，就用人来作纬线；可以以人为经线的，就用事情来作纬线。自己做好登记记录，心中有了定算，才能有条不紊，不落入书吏的圈套。如果当地口音各异，必须使用通事（翻译），那么一句话的误差，可能导致千里之谬，尤其应当慎之又慎。总之，办案要有决断。所谓决断，并不是主观臆断。案件无论大小，总有律例可以援引。援引既定，那么与案例无关的，都不必拘泥。这样牵连的人就少了，案件也就简明干净了。

一地的重案，不应划分界限。地方官治理不越境，但遇到接壤的命案或盗案，一旦有风声传闻，就应立即迅速缉捕防范。稍分界限，导致拖延，致使罪犯得以远逃，已经失去了公正的原则。如果罪犯只是借道境内，最终也会牵连被议，岂不是自找麻烦吗？

根据笔迹断案应当谨慎。寻常诉讼案件，也不容易审理。凡是民间粘贴呈递的契约、议据等项，接手时就必须过目。一旦交给经承（书吏），有时会舞弊挖补。起初不慎，后来就难以处理。我在嘉湖任幕僚时，吏员多有老奸巨猾之辈。听说有绝产告赎的，业主呈上契约请求赎回，吏员挖去“绝”字，还是用“绝”字补上。问官看到“绝”字的补痕，以为业主挖改，竟当作活产断赎，导致业主蒙冤无法辩白。我佐幕时，凡是遇到呈递的契约、借约等言辞，都在紧要处的纸背盖上图记，并在文辞内批明，以杜绝诉讼根源。到了楚省，虽然人情狡诈，但只知道将绝卖挖改为暂典而已。想要以笔迹断案的，不可不留意。

署中的文书工作，不能不借助亲友之手。至于标吏办理文稿、佥役执行牌令，即使公事繁忙，也必须依次亲手处理。如果地处冲要，实在有难以兼顾的时候，不便用公文等待，那么受理词状，就交给值日书吏承办。那些应差班的役卒，可以在核稿时填定姓名。总不可任凭亲友因忙碌而代笔，开启攀附贿赂的弊端。差遣吏役不可假手代笔。

对于拒捕之事不宜轻信。这已经在《佐治药言》中说过，现在再次提及，是因为幕僚不见役卒而思念百姓，所以心态常平；官员未见百姓而相信役卒，所以怒气易激。役卒不能在百姓身上逞志，就装作可怜的样子，或者毁坏檄文，或者毁坏衣物，将百姓的顽劣横蛮当面陈述给官员，从而夸大其词，说百姓目无官法。官员没有不脸色大变、勃然大怒的。官员发怒而役卒狡诈行事，百姓就受害了。拒捕有罪，人人都知道。如果是盐枭、盗贼，犯罪而想侥幸逃脱，所以才敢拒捕。如果是催缴赋税、传唤讯问，百姓尚且无罪，怎么会拒捕？偏听而轻信，一个役卒得志，其他役卒就会效仿，百姓能保全自己的又有几个？当役卒禀报时，平心静气地仔细考察，那么装扮欺骗的弊端，自然就会暴露。暂且将原檄文存销，而只以应办之事另发檄文改派差役。等到那人到官、事情完结，告诉他拒捕的罪名，以及为什么不立即办理拒捕的原因。百姓知道爱戴和畏惧，即使役卒也不敢再耍故技了。拒捕不宜轻信。

年轻的吏役，急于让人知晓，原本容易节取（选拔）。那些老年奔走逢迎的，往往不如少壮。然而服役既久，经历的事情必然多，周知利害，大多能持重。选一二人朝夕承侍，以备顾问，总有裨益。只是这类人性情多苍老狡猾，揣摩附会，是他们的长处，驾驭的方法尤其需要留意。吏役须用老成人。

老成之人，多知道顾惜颜面。既然已经任用他们，必须曲意体恤。估计其才力不能胜任，将来难免遭受笞挞之事，就事先谨慎，不驱遣他们；如果应当驱遣，就明确告知此意，使他们知道感激和畏惧，自然能实心图报，获得成效。老成吏役宜顾惜颜面。

宽以待百姓，严以驭吏役，这是治理的大概原则。然而严并非只是刑罚责打，以正道赏赐也是严。因为其才尚可用，应当惩罚而暂且宽贷，这就是玩忽法纪的来源。有功必录，不需要抵过；有过必罚，不允许议功。随罚随用，使他们有自我效命的机会，知道刑罚和赏赐都是自取的，而官员没有成见，那么人人畏法急公，事情没有不办的。姑息养奸，是驾驭吏役者应当切戒的。驾驭吏役在于刑赏必行。

朝廷有百官，百官有吏书，是一样的。百官之中，难道缺乏不肖之人？吏书之中，难道没有贤者？也在于因才器使罢了。耕种问农夫，织布问婢女，这是必然的道理。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众人的耳目无穷。各自执事分办于下，一人察核于上，他们哪里能隐藏呢？不可过疑，也不可过信。用人勿二，是古来的道理。喜爱那个园子，其下全是竹笋，是古来的言语。好而知恶，恶而知美，众吏无不乐于为之所用，何愁财用不足呢？如果寂处尊严，屏绝吏胥，只有一二亲信，恐怕利益归于他人，祸患归于自己，种种弊端产生，不可救药了。

官员的

译治理百姓，没有比县令更亲近的了。然而县令一职难以胜任，由来已久。国家的赋税征收不可延缓，百姓的生活在下层日益窘迫，左右近臣遮蔽了县令的视听，刑狱诉讼扰乱了县令的心智，上级官员用法律在上层约束县令。县令只求免于过错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从容不迫地尽心竭力，去推行富民教化的事务呢？

然而，假使有人能以真诚的心意和扎实的学问，锻炼通达自己的才能，循序渐进且有常法，务必期望事情合乎情理，那么纲纪提起，细节自然清晰，弊端革除，利益兴起。等到一年期满，就可以见到成效。荒僻的地方，人口必定稠密；凋敝的乡里，家庭必定和顺；刁诈浇薄的习俗，风尚必定改变；礼让必定兴盛。各地担任县令的人，可以依照我的方法，共同奏效治理的功绩。

政治有根本，叫做孝悌、廉洁；政治有关键，叫做虚心、宁静、诚信、节俭、威严。不要开始时过于锐利，考虑周全才行动；不要结束时松懈，谨慎保持晚节；有空闲就读书。其具体条目共有二十二条：

一、内署肃清。家属不超过数人，掌管刑名钱粮的不过数人，不要让他们与吏员相见，吏员也不要让他们与内署的人相见。这样可以节省费用，可以防范奸邪。

二、严格淘汰吏役以去除弊端。到任后，立即让他们各自陈述才能，严格测试他们。无能的全部淘汰，依照制度录用数人，期望足以胜任事务即可。一定要奖励优恤，使他们乐于尽自己的能力为上级所用。并且深入考察他们的贤良与奸恶，不要被他们所欺骗。除非在堂上众人耳目之处，不要单独接见吏员，吏员不得擅自禀报其他事情。一切事务不要轻易签押，驾驭下属一定要庄重。

三、征收粮赋。既然去除了加耗等各种弊端，其方法不如依照时案拖欠，摘取多者挂榜比追。不可差遣扰民。挂榜比追不完或不到，才进行拘捕比追。不宜轻易使用鞭打责罚。流亡死户以及穷民拖欠，应当随时妥善斟酌处理。使上面不拖欠赋税，下面不损害百姓。粮簿只发给户书，登记完欠数目，随即缴入内署。摘提拖欠，不要让滋扰、做比等各种弊端产生，以饱吏员的私囊。

四、清除诉讼的根源。大的诉讼则审理，小的诉讼则平息。严格处罚好讼之人，加重诬告之罪。有诬告诉讼的，极力追究讼师，记下他们的名字，确凿抓捕惩治。将名字登入讼师号簿，填写明年貌居住情况，让他们自己在上面画押供认，以备日后稽查。如果再犯，加重治罪，收监羁押。或一年，或数月，必定等到悔悟自新，才释放他们。释放后，每逢乡约集会，另外考察他们的后续行为。

五、严格稽核的方法。如十家为一甲，甲有甲长。甲内有讼师、游民、不孝败坏伦理、无赖、窃盗、奸宄等，甲长向官府报告。十甲为一保，保有保长。保内有各种不善之人，也全部向官府报告。察出而不举报，治保甲长的罪。保甲长挟私生事，坐反诬之罪。保甲长轮流充任，均派役务，鳏寡孤独免除役务。大致保甲的名称，多随习俗而异，有的叫保甲，有的叫都图等，在于因循习俗加以引导。

六、每月初一、十五举行乡约。命令保甲齐集百姓，不得视为形式。申明谕告孝悌等条约。举行到三个月后，命令乡里公推善者与不善者。善者旌表赏赐，恶者惩治。都登记名字入善恶簿。恶行特别显著的，命令自己在簿上画押供认，责罚收禁，如同治讼师之法。有不善而不举报，察出后，治保甲长的罪。在各乡公所设立闾师，教导乡里无力之人。凡民间婚娶必须按时，吉凶各种礼仪，不要奢靡过分，都在乡约中告诫他们。

七、秘密访查土豪以及不孝悌、不务本业的人，如同治讼师等法。

八、治理狱讼公平宽恕。公正听取观察。每十天进入监狱，劝谕罪人，激发他们的良心，令其改过自新。

九、命令保甲详细查访有产的游民及无产的游民，各自造册呈报。有产的游民饬令归业，登记名字附在乡约善恶簿后。每遇乡约，严加申饬查核。如果仍然不改，或被举报，或被察出，治法如同讼师土豪等。果真是无产可活的人，注名入无产游民簿。命令各保查报荒田若干亩，开明册籍，出示谕告田主。有愿意将荒田入官的，自立状在官府，将各项罪赎等，通计得若干银两。相度各乡荒废空旷之处，建立庐舍，准备牛种，令游民各执业几亩耕种，量给银几两，作为衣食耕种之费。逐渐安顿聚集。一方面严格稽查勤惰，以实行劝惩。申饬保甲查报，倘有仍然游惰的，照讼师等重处。总之此事非常烦琐经营，必须随时制宜，尽心力而为之。

十、鳏寡孤独不能存活的人，命令保甲具册呈报，注名附在乡约善恶簿后。举行乡约时，劝谕一乡殷实之人，每月量出米谷，命令乡里公推素行老成之人主持。每逢朔望乡约日，量给穷民。

十一、修治社仓的方法。

十二、命令士农工商各自陈述积弊，提出便利之策。顺情利导，斟酌尽善，相其缓急，逐渐举行。

十三、考察境内土宜水利，与田工关切者兴办之，盐法捕务各种弊端革除之。

十四、尽心于封疆寇贼的防备。严明机密。

十五、以忠廉感化僚属。

十六、考核文章选拔士人，造就有用人才，共同致治安。

十七、真诚求治无倦，察民间隐情如同一家。

十八、严立刑具。百姓有教化不改，教导不顺的，再犯加等，三犯毙刑。始终心存哀矜之心。

译十九、设立各种簿册。乡约中记录善恶的记名簿一本。有财产的游民以及鳏寡孤独之人，都附记在后面。设立无财产游民的记名簿一本。讼师、土豪等恶人的记名簿一本。盗贼的记名簿一本。都令当事人在堂上亲自书写花押在上面。收存在内署。用来警戒顽固不化的人。便于稽查核实。又设立杂项收入、为民花费银两的簿册各一本。以示没有私心。二十、愚昧的百姓喜欢做无益的事情，以及富裕百姓应当受笞刑的，都罚令他们修治公事。二十一、以诚信对待朋友，从而获得上级的信任。二十二、研读律法。现在的人苦于做县令难以胜任，往往自我托辞说君子不可用小事来衡量，认为做县令不是自己的事，平时不一心钻研，难怪临到事情就失败了呢。哪里知道百姓依赖县令来维持生计的心情迫切呢？况且治理一个县的方法，就是治理天下的方法。怎么能说擅长做县令，就不是承担大任的人才呢。

仕学一贯录

陈庆门

世上原本没有容易做的官职。即使是守门的官吏，也必须夜行早起，才算称职。才说做官好，便不是好官的人了。士子平日读书，博得一个功名，居于四民之上，自认为朝廷倚重，百姓依赖。哪里知道日日做损害百姓的事，件件做折损福报的事，时时做违背良心、违背常理的事，反而在人前洋洋得意，没有愧色，哪里还有廉耻呢？所以别人以得官为可喜，我却以得官为可惧。

上天并非偏私使一人富裕，原本是把众多贫穷的人托付给他；并非偏私使一人尊贵，实在是把众多卑贱的人托付给他。贫穷卑贱的人用自己的血汗，自己消受，上天的鉴察常常宽容。如果富贵的人，拥有高官厚禄，万民的血汗，一人消受，上天的督责过失常常严厉。天心不远，以百姓的心为心。安抚百姓就是奉行天意。每每感叹做官的人，侍奉上级的就俯首鞠躬，面对百姓的就逞志作威，横征暴敛、残酷刑罚而劳苦役使百姓，哪里知道祸害百姓的人上天必定祸害他呢？忠恕之道离正道不远，没有不合人情却能符合天理的。

做官处理事务，常想着施恩惠及他人，而以方便为主。就像催缴赋税，其势万不能免，就在其中寻求节省民力的方法，不使骚扰，加重百姓祸害，那么保全的已经很多。审理诉讼，以人情物理为准绳，以静气平心来裁决，不从事罗织罪名，而人心各自得到公平。至于救济灾荒、抵御祸患，改变风俗，在百姓颠沛困顿将要死的时候，把他们从沟壑中救起，给予生存保全，尤其不如事先筹划安排，不致陷入颠沛危急那样妙。在越礼犯法的时候，用严刑峻法，重惩示警，还不如在恶念未萌时制止，不至于用刑，而风俗美好百姓安宁那样更好。

官员上下相承，分内的情义相关，应当尽到礼仪，乃是衙门的体统如此。唯有以忠厚来尽侍奉上级的礼节，以正直来行本职的事。一切升迁沉沦、显达晦涩，不是攀附上级所能挽救万一的。况且上级对下属的责望，下属对上级所仰承的，无非是期望施行都适宜罢了。顾念其中利害参杂，是非互异，上级或许从纸面上得知，未必完全知晓其中的曲折。万一见解不符，事机乖错，作为下属的忠诚劝告以尽诚心，善意引导以尽礼节。只要诚意相交，自然可以相助治理。为何萎靡不振，谄媚成风，上级说是，他也说是，上级说非，他也说非。等到后来事势违背，民怨沸腾，他却说这是上级的意思，不是本心所能做的。其居心之险恶，大大不符合侍奉上级的恭敬，即便这种庸懦卑鄙的态度，也大大失去了士大夫立心制行的正矩了。

既然身为上级，谁不知道以人事奉君主的大义，谁甘愿做妨害贤人、危害国家的小人。如果两人都贤良相契，正将以言论风采，观察人才品格，果然他持论忠正，刚正自守，上级正想引荐提拔他，岂肯妄加祸害于守正的人呢？即使不然，或许意见相左，或许好尚相违，甚至嫉妒深恶，也不过像梁冀厌恶张纲，让他去做广陵太守罢了；也不过像邓骘厌恶虞诩，让他去做朝歌县长罢了。他们原本借贼人之手来杀这两人，而这两人最终能奋起建立功业，彪炳后世。这是杀他们反而成就了他们。才德完备则运势由险变夷，命运在则因祸为福。人各有天，人各有命。造化有定数，人能奈天何，能奈命何呢。

地方官的诉讼词状，无日无之，最能体现做官者的明暗，也是戒饬平反冤狱、革除薄俗、归于忠厚的一大工夫。慨叹自从人心变得狡诈，明明是被殴打，却声称是杀伤；分明是争夺财物，却妄称是抢劫；又或许牵连其父兄，连及其妇女，意谓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扰动，耗财以泄其忿罢了。更其中诬赖人命，尤其极其惨酷。有的以奴仆胁迫主人，有的以顽劣佃户诬告业主，有的以卑幼压制尊长。有亲人被逼死而乘机索诈的，有冒认亲族而毁坏门屋的。种种诬罔，不可枚举。官长只以尸场一验了事，而哪里知道其鱼肉百姓、鲸吞虎噬，已无所不至呢。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险恶，事变日益增多，官府也应接不暇了。我说户婚田土之事，应当审视其情词虚实，不宜滥予批准。不批准的必定批示不准的原因，不要使

译再次翻阅渎职案件，不可粗心浮气。只看大意，用“不得混渎”一句话就草草结案。对于判决准确的案件，一定要亲自讯问，不可听任双方讲和。讯问一定要迅速，不可拖延耽误。审理清楚后一定要判决结案，不可含糊其辞，将人逐出等待指示，从而又生出探听消息、私下打点的弊端。如果在递交诉状当天，让原告和证人同时到庭，在堂上获取证人的确切供词。倘若查出结党营私、诬告作证的弊端，不等被告到庭证明，就先惩罚他们诬告作证的罪行。对于有情节需要审理的，限定日期进行审讯。如果原告情况虚假，固然要加重三等刑罚，而对证人更要加重处罚。不过一两个月之间，包庇帮凶的积弊、毫无情理的诬告诉讼，就可以消除七八成了。关于诬告人命一事，简直是父子兄弟之间以死人为利，暴露尸体、灭绝法纪，揣度其情节，与亲手杀人无异。这必须严格执行诬告加三等刑罚的法律，惩罚一人以警戒百人，再张贴告示晓谕，那么亲族间谋利致死的念头、末俗中抢夺的恶劣风气，也可以从此逐渐平息。

译吕叔简的《刑戒》一书，好比是在铁火坑边施行的清凉药剂。他痛恨酷吏深究法条、施行峻法，从而毒害无辜之人，所以以此作为警戒。这并不是说那些巨大的罪恶、元凶巨恶，竟然可以宽纵放过。应当推究阐明律文，权衡罪行的轻重。用刑时，不可以因为犯人违法而发怒，也不必因为查清案情而欣喜。发怒就会认为对方罪有应得，绝无怜悯之心；欣喜就会认为自己的见解非常英明，只知道痛快。常存此心来调伏自己，不说这是为了造福，实际上这才是尽心尽责。

夹棍这一刑具，原本也有不得不用之时，不过是为了获取确切的供词罢了。初审时若犯人狡辩抵赖，不妨屡次扬言要夹，但态度要艰难谨慎，不肯立即用夹。三木之下，动不动就关乎人命。堂上一声催刑，众役奋力执行，受刑者魂飞魄散，气息闭塞、血液壅滞。即使有供词吐出，也是在昏迷之中，随口勉强应答，并不确凿。平日对行刑之人，要明白指示：如果不得已必须用夹，不得立刻收紧。先在情理上反复穷究诘问。此时问案者的狼狈焦急，比受刑的人还要厉害。如果犯人不如实供认，就催令收紧刑具，一收紧只到二三分力度，又就案情反复诘问。有证据的，就用证据来质证，使其计穷语塞，自然就会吐露供词。此时官府审问，犯人呼号，行刑者暗暗放松刑具。再有狡辩，仍像初置刑具时一样，再收紧也不过二三分。一放一收，疼痛是有的，但伤害人却不可能。而且犯人的神魂清醒，语言不至于混乱，此时吐露的供词，才算是确切，可以定案。俗称夹棍为大刑，表示不可轻易使用，更不可错误使用。然而不仅大刑如此，即使是行杖也不可疏忽。罪当受杖的，也要看其体质是否壮健，足以承受，然后依法责打。凡是行杖时，官员暂停阅览案卷，也不可有其他的问答，只凝神注视受杖之人。一是看此人能否承受，倘若不能承受，酌情减少几杖，杖虽减少但法度已经尽到了。二是防止行杖者有任意重打要害、毒打一处的弊端。比如专打板头、专打腿弯，我历任二十年，从未因杖责而损伤一人，大抵就是遵循这个方法。

牢狱之苦，混杂污秽，疫病痢疾，暑月最为严重。常派人洒扫监狱，洗涤枷锁镣铐，不时调取监簿，稽查囚犯人数，以此来自我察验治理的状况。务必使眼前的火坑，化作逍遥自在的世界。这只是在当官者念头、舌头、笔头的一霎时间之间罢了。

盗贼尚未兴起时，防守是首要；盗贼已经兴起时，擒捕是首要。从前李崇任兖州刺史，命令各村建一座楼，楼上悬挂一面鼓，各村听到楼鼓声，各自守卫要路，遇到盗贼就擒拿。李肃任县令，不必建楼，每户放置一面鼓，盗贼发作就击鼓，远近相应，盗贼于是收敛踪迹。我认为建楼置鼓还有一定的耗费，只需每家放置一个梆子，或竹或木，一处起梆，各处四面响应。有被盗窃而不传梆的，罪责归咎失主。一家传梆，而四面不响应，以及响应而不出来协助擒拿的，查明后责罚追究，又有什么盗贼值得忧虑呢？

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不仅仅是贪婪酷虐足以成为百姓的祸害，即使是拘谨拘束的一类人，未曾不洁身自好，但昏暗不明，优柔寡断，见识不足以剔除弊端，力量不足以惩治奸邪。他们虽然不贪婪，却有代替他们吸取民脂民膏的人；他们虽然不酷虐，却有代替他们残害百姓性命的人。这与贪婪酷虐害民没有区别。而且百事丛杂琐碎，各项事务废弛，或许反而不如贪婪酷虐的那类人，还能治理繁杂而处理剧务。所谓廉洁而无能，不如贪婪而有才干，古人确实对此感慨良深。为政说宽说严都不对，不如切实讲理。理是人心自有之天性。发一言，施一事，以我心中的天性，感化信服人心共有的天性。不是说人们不能说的话，而是说人们必定想说的话；不是说人们不能做的事，而是说人们必定想做的事。宽厚可以作为杜母的典范，严厉可以作为召父的典范，宽严的痕迹全部化去，以此来使百姓心生敬畏。所谓不奖赏而能劝善，不发怒而能立威，得此道矣，哪里还谈得上宽严呢？

古人说，最高明的是以德化民，其次没有比猛政更好的了。这种说法，不是说猛政优于宽政，而是用猛政来补救宽政，恰好能成就其宽政。因为百姓愚昧无知，他们看到上级宽厚，玩忽之心就产生了，后来再对他们用刑，怨恨毒恨就起来了。作为百姓的上级，在视事之初，就严加整顿，吏役士民，如果有过犯，毫不宽容。看得明白，执行果断，人心震动恭敬，各自怀有不敢轻慢、不敢欺蔽之心。这样则呼应灵敏，法度难以触犯，而处心积虑，却时时想要让百姓休养生息，事事为愚顽之人鉴原。准情度理，足以让人听闻后感到痛快，即使尽法处置，身受者不敢怨恨，旁观者无不佩服。畏威怀德，一时并到。如果开始时不振作，后来再整顿，只会招致怨恨罢了。

与王春溪书

周镐

我听说，爱护百姓的人安定，得到士人的人荣耀。又听说，凝聚士人靠礼，凝聚百姓靠政。县令的政事，不外乎刑名和钱谷。江南是财赋之地，然而士气浮华而不务实，民间没有几个月的积蓄。凭借县令的权力，处于目前的形势，斟酌变通，道理在于去除那些太过分的地方罢了。就像地丁银，两按两计算，分按分计算，固然如此，然而形势不允许。比邻县稍微轻一些，节省我们的浮费以

译弥补这些不足，百姓就已经受到一分恩赐了。漕运白粮的征收，一斗按一斗计算，一升按一升计算，这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情况却难以做到。如果比照邻近县邑稍微减轻一些，节省我们多余的开支来弥补亏空，百姓就已经受到一分恩赐了。至于诉讼案件，关系到万千百姓的性命，处理起来更不容不谨慎。然而《易经》贲卦说“不敢断狱”，旅卦又说“明察审慎地用刑而不滞留案件”。案件有大有小，除了一两件重大案件外，其他事情多起源于细微之处。鸡犬相争、饮食小过，往往导致诉讼。执笔判决，该责备的责备，该劝诫的劝诫，不超过一个时辰，双方就平息了。我住在乡下，很了解乡中的情况。私下看到乡间愚民争讼，等候批示几天，等候牌示几天，幸好悬挂牌示听审了，忽然又改期几天，或者几十天。在这几十天中，原告被告若干人，四邻证佐若干人，牵连导致失业，典当衣服买饭吃。其间刁滑的讼棍，串通差役，恐吓欺诈，无所不用其极。是非曲直尚未判决，中等人家的家产就破败了。这都是滞留案件的过错。审理诉讼的人，除了一两件疑难案件外，清廉审慎再加上勤勉，百姓就已经受到一分恩赐了。凭借您的才能和见识，哪里难以正本清源呢？而我仅仅提出这种只取一半的说法，确实是希望它浅近容易实行。然而关键莫过于得到贤士。贤士是百姓中的精华。聚集百姓的精华来辅佐您一人，那么百姓的甘苦就容易周知，政事的缺失就可以弥补。所谓帝王与老师相处，君王与朋友相处，县令难道就不这样吗？必须慎重选择人选，宁可拘谨也不要滥竽充数。从前子高喜欢画龙而真龙到来，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是为您画龙罢了。

译论吴中吏治书

陈宏谋

治理百姓的事务，繁杂难以理清。江南地区较多，苏州、常州两府尤其严重。而诉讼案件是其中的主要方面。大体上，人多聪明狡诈，喜欢多事争讼。理亏的人强词夺理，尚且容易辨明；有的将无作有，有的欲扬先抑，有的欲取姑与。官府听审时，如果急于求成，来不及详细查究，轻率喜怒，稍有失平，百姓便抓住把柄动摇，以惊动上司的听闻；如果拖延迟缓，则日久生变，狡诈计谋层出不穷，无法彻底查究。以致一个案件化为数个案件，小事酿成大事。预先料到其言辞不可信，置之不理，则虚实难以查明。繁杂的更加显得繁杂，刁钻的更加逞其刁钻。只有先以镇静对待，继以公正无私，最后以迅速处理。百姓知道官员不可欺骗，法律不能逃避，事情进入官府，是非分明，确切无误，那么身受者折服无言，即使闻风者也知道谎话无益。釜底抽薪，大概接近于此。所谓迅速，只在于勤勉。吴中风气，最讲究打点，又善于营求。夜长梦多，事久必生弊端。官员忍受一时的烦劳，百姓便受无穷的福泽。曾听说赴县告状，竟至二三十天尚不批出，所批仍属含糊，似准不准，应拘不拘，有拘不审，偶审不结。以致乡民都认为告状也无益。这不是政务简省、刑罚清明。案牍中留一分精神，即可为百姓主持一分公道。况且官衙的是非，就是乡里的从违。境内顽恶之人有所警惧，良善之人得以保全，其劝善惩恶的作用不少了。能使州县官时时事事，存一点惟恐冤民累民之心，大概可望风俗移易。古人所谓刑罚得当，即刑罚中蕴含教化。然而想要如此，又在于屏除应酬。人的心思物力，只有这么多。在虚浮文辞上多一分，即在实事上少一分。做官的人能以周旋上官的心力致之于民，地方民生没有不实际受惠的。终究凡事莫逃乎实，感动人不外乎诚。及至政简刑清，循吏声名卓越，也不患没有知音了。

与泰安各属

李文耕

教化中最亲切的，莫过于放告审讯之时。官员开导百姓，原本不能家喻户晓，其亲切见面的只有此时。诚能出于诚心，矢以耐性，深入于案情之中，而曲尽事理；推广于案情之外，而婉示开导。审断之公正既足以服人，开导之恳切更足以感人。即使兼用刑威，而慈祥之意，已流贯于枷锁鞭打之中了。现居宰官之位，说菩提之法，不是衣冠中的大修行处吗？至于进求教化的根本，则惟在平日正己率物。可以对百姓，而后可以教百姓，尤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居官的大戒，第一是蒙蔽。上下内外，不蒙蔽无以行其奸欺。蒙蔽在内部的，有官亲家人；蒙蔽在外部的，有狡猾的书吏差役。内外勾连，卖情卖法，则为官者孤立无援，而坐听声名败裂，这也太危险了。只是官员受蒙蔽，人们以为官员不明察。不知蒙蔽之害，中于不明察者十之二三，中于不勤勉者十之七八。人即使智识短浅，而事事躬亲，则奸欺者不能尽售其术。只因循积压，怠玩废弛，则显予人以作奸丛弊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也难矣。等到既受蒙蔽，而后以明察之智胜之，一人之智，不足敌众人之智，而狡黠者或反得迎合其私智而巧中。这都是治理的祸害。现在想要力祛诸弊，惟有一主于勤。勤于省阅，而阅牍之压搁者少了；勤于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远了；勤于鞫讯，而情伪悉知，谁能乱我聪明；勤于决判，而拘系释放，谁得肆其鱼肉。况且闾阎之所恶者讼师，勤于庶狱而雀鼠息争，讼师之伎俩无所试；乡里之所苦者盗贼，勤于巡阅而萑苻远迹，盗贼之根蔓无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至于勤的明效大验，昭人耳目，而人不务于勤者，则自有故。大概勤即仁也，无恫瘝在抱之隐，必不能孳孳于民事，而性情嗜好之与俱；勤即诚也，无旦明对越之心，必不能凛凛于官箴，而饮食起处之弗遑。然而独不思君上以职司责我，统四境之农桑教化，待治于官，而为官者因循浮沉，莫之综理也，其可以对君乎？百姓以父母仰我，合众人之疾苦讼诉，待命于庭，而为官者诗酒声色，莫之省顾也，其可以对民乎？某与各寅好同舟泰汶，其聪明各有优绌，不能强同；其材力各有强弱，不能强齐；其学问各有浅深，不能强合。各用所长，事无不集。惟所以仰对乎君民，而力除其壅蔽者，则非勤莫由。虽不敏，窃愿与各寅好共勉之。

泰安所属为南北通衢，行旅往来，不绝于道。司土者自应以弭盗为首

译消除盗匪的方法，没有比使用缉捕人员更难的。不熟悉贼情的人，既然不能进行缉捕；而熟悉贼情的人，大多又不是善良之辈。如果使用不当，不仅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豢养贼人、诬陷良民的弊端，将会无所不至。因此，使用捕役必须先筹算缉捕的费用，能够养活他们的身体，然后才能使用他们的力量。再用重赏来奖励他们，用严法来惩罚他们，在前面引导而在后面鞭策，即使是懒惰的人也知道奋勉努力了。然而这些都是在事情发生后进行治理的方法罢了。盗贼没有窝主就无法行动，因为他们善于藏匿聚集并出售赃物。春秋时期的法度，治理乱贼的人首先严厉惩处乱贼的同党，缉捕盗贼难道不是这样吗？地方官员对于盗贼隐匿的地方，严密查访捉拿，捣毁他们的巢穴，使盗贼的渊薮肃清，而逃匿的人失去依靠。同时又要勤于巡查，严格守望，责成地保，多派更夫，有玩忽职守、失职的更夫，加以严厉惩处。在我方先没有空隙可乘，在对方自然没有间隙可入。在事情发生前进行治理，才最为得力。而其关键则尤其在于做官者的一心。如果真能以爱护百姓为心，主旨在于去除强暴而安定良善，至诚恳切，内明外达。遇到公务闲暇时，不时亲自巡视，即使是身体所不能到达的地方，用精神去周全它；精神所不能周全的地方，用声名去覆盖它。使担任捕役的人，清楚地知道官府必定不容许怠慢缉捕，从而加倍奋勉；担任盗贼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官府必定不容许盗贼存在，从而闻风远逃。这样缉捕事务大概每天都会有起色，而豢养贼人、诬陷良民的弊端，也可以不劳而自消除了。

译谕各道府书

陈宏谋

监司原本是为了辅助藩、臬两司，弥补他们顾及不到的地方。钱粮赋税专门由藩司负责，刑狱案件专门由臬司负责。如果监司参与过多，容易越权代庖；如果不闻不问，又显得尸位素餐。然而，如果监司能够勤勤恳恳，体察实情，讲求治理之道，诚心诚意地推行，委曲求全地促成事务，那么两司正会高兴有人相助处理政务，必定不会以越权为嫌。况且监司巡历所到之处，事事都可以稽查纠正。两司不能亲自到达的地方，巡道都能亲自到达。官吏差役有所顾忌，士人百姓有所倚赖。这个官职并非虚设，出巡也不同于闲游。如今奉到新例，每年亲自参与秋审，那么对于重大的刑狱案件，以身作则，用心投入。这不仅能使重囚冤滞得以平反，凡是大小案件、民间利弊，有一番体察，就有一番措施，哪里仅仅是为了履行巡历的虚文呢？太守的体统比州县官更高，管辖范围比州县更广，但对于百姓来说，却比州县官稍显疏远。务必把州县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上下文书往来，悉心审核阅览，不要只是草率转递、草率执行，沿袭承上启下的旧例。并且不时轻车简从，周遍巡视所属地区，得以体察访问境内的风俗民情，并借此考察州县官是否留心地方事务。词讼中的疑难案件，以及积弊把持，都可以就近提审究办。全郡的士人百姓，必定认为太守的恩惠到来非常有益，唯恐太守不常到来。这样才不愧于统领一郡的职守。在郡守任上待一天，就有一天的实际政绩。

通饬留心图册檄

陈宏谋

地方官的职责在于治理百姓，百姓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一举一动，都必须从民生出发。抛开为民办事而言，其他办事情况可想而知，其做官的态度也可想而知了。先前本都院将三十四条列成册子咨询，本都院固然想要知道各位官员如何办事，也正想让各位官员知道职责范围内，原本就有这些应当办理的事务。又命令绘制村庄地图呈送，本都院固然想要了解地方的情况，也想让各位官员都了解境内的情况。所以县官称为知县，州官称为知州，意义正是取于此。那些送到的册图和地图，除了遗漏错误者驳令重新回复、重新绘制外，其余都保存下来以备查阅。〇恐怕各属官员不明白本都院列册绘图的本意，仍然视为新官查取事宜地图的旧例。或者认为图册既然已经呈送，了结此案，图册所载内容可以不再挂念。或者册内事件，当时随意登记回复，未奉批驳，便认为事已报案，纵然有其他弊端，也不便更改，牵强回护，反而更加错误。对于不再挂念的人，安于懒惰懈怠，难以振作；对于牵强回护的人，习惯于固执，也缺乏通达。这都不是本都院取图列册的本意。仰请该官吏转饬所属，务必将册内所列各条，随即体察。有的应当整饬，有的应当变通，有的应当推广并力行，有的应当因时制宜采取措施，有的应当去除弊端以保存利益，有的应当遵循始末以达成目标。对于图内的村庄，应当时常展开阅览。百姓有诉讼，可以披阅地图以考察远近；因公下乡，再对照地图参观其情形。其他如借还常平仓、社仓粮食，劝种蚕桑，兴办义学，选拔乡保，稽查匪类，缉拿窃贼，只要展开地图，村庄密疏、道路远近，宛然在目。情形既然已经熟悉，措施自然适宜。可以补充前册所未记载的，可以改正前图所未明确的。每日披阅图册，就常觉得有应当办理的事件，不至于放纵于官署之中而完全不顾念民间疾苦。足迹虽然有所不到，心思却没有不周全的。四境之内如同一家，万民之众如同一体。这样才不辜负本都院绘图列册的本意。如果有新任官员而前任已经将图册送过的，也可以将送过的地图时常展开阅览，以熟悉境内情形。并将原先奉到的谕帖及回复册子，时常查核，悉心管理。限定三个月之后，就所办理的情形按照格式另行登记回复，以考察才能见识。即使本官先前已经登记回复，但过后又有变通推广，与先前不同的，也允许将不同的缘由详细回复，以考察长进。该府州也就所属图册，随时稽查，随事指督，以考察实效。都不可视为迂阔空泛而忽视它。

通饬州县巡历乡谕 乾隆十年

陈宏谋

奉准部文，州县巡历乡里，原本命令将境内兴办和废除的事宜，如兴办学校、端正士风、振奋民风，以及农桑畜牧、河渠水利，还有造烧锅、赌博、健讼刁悍，以及盗窃打降、崇尚邪教之类，逐一查明有无成效，在年底汇总核奏上报。本都院因为部文中统称兴办学校等类，而各省地方风土人情各有不同，恐怕州县浮泛地一查，笼统地登记回复，仍然是奉行故事，看不出有无成效。因此就陕西而言，将应当兴办和废除的事，列为二十四条，通行晓谕。又恐怕告示太长，抄写张贴难以遍及，偏远乡村的士民难以完全知晓，另外刊印告示副本，令其散发到各村庄，转相传述，使士民都清楚地知道兴办和废除的条目，使官府得以力行劝诫之事。所发的告示副本，虽然按州县大小规定数量，但州县四境辽阔，村庄众多，所发的告示副本不够分散。在州县如果肯实行劝诫之计，自必先将告示副本到处分发，所费不多，比起抄写张贴告示，更

译为了节省方便，且能经久耐用。然而近几个月来，有人以原发的告示本不够用为由，随即多刷印并分散出去；有人禀请再多发一些；有人依照原示本另外刊印；有人将各条单独刊印，张贴告示很多。虽然不知道将来力行劝诫的效果如何，但目前已肯做广泛劝诫的打算，本都院心中暗自嘉许。此外，那些既不赴省城刷印，也不禀请多发的，本部院仔细体察，不过是以上司所发的几本告示，分发完毕便当作事情办完了。也有原发的告示本尚未发完，仍存放在科房的；有按里分散，各里的乡保收存在家，并不传述，官吏经过也不询问的；有只抄贴在衙门前的通衢大道，掩人耳目，而偏远乡村士民聚集的地方，却不知有此告示的；有初行时曾广泛分发，但分发后即不介意，并不过问的。改变风俗，原本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期待的，但令行禁止，必须精神贯注。像这样漫不经心，全无筹划，如何使百姓周知并遵循？如何广泛劝诫？如何逐条登记答复？本都院如何汇总成册奏闻朝廷？将来如何逐渐看到成效呢？又巡视乡村，原本是为这二十四条而设的。恐怕各属拘泥于部里的公文，特地下乡，逐次具报，公出回署，茫无头绪，每日奔波忙碌，所以另有檄文，令其随时随事，经过村庄时停车询问。如偏远村庄无事经过的，也即特地前往。凡所到之处，务必召集士民，互相告知，不可急去急来。所经历的村庄情形，详细登记，以备逐条登记答复。今闻各属奉到之后，对此事真正用心实行的，固然也有，但漫不经心，视为纸上空言的很多。更有被问及尚不知有此一事的。在各属不留心公文檄文的陋习，本部院早已知道。竟不料这种谆切声呼，必须逐处巡查，逐件登记答复，以待汇总成册奏闻的事项，也如此轻率疏忽。时已七月，各属如此因循苟安，将来不是凭空捏造混淆，就是笼统粉饰，仍是纸上空谈，虚应故事，所关系甚大。合再谕知，仰即转谕各属，细阅节次示檄，并今谕内情弊，悉心查办。告示是否已分散，如有未分散的，赴省补刷甚为方便。其已分散的地方，是否转相告知，士民是否通晓。或一时尚未通晓，或刚通晓，尚难遵行。纵不能令士民一一遵行，当先使士民渐渐通晓，然后可以慢慢观察地方官的教化如何。其巡视村庄，已经咨明吏部展限，今年年底必须汇总成册奏闻。转眼十月，届时必须逐条明白具详。唯有加紧巡视，到任一日，即尽一日之心力，巡视一庄，即记一庄之情形。实心体察，虚心探访，公听并观，劝诫实行。务必将二十四条，或有此事，或无此事，或难行，或可行，或不必行，或渐有效，或尚无效，据实登记答复，造册通报。倘此时不早留心查记，临期催取，茫无记忆，随意登记填写，不是凭空捏造混淆，就是笼统粉饰。重负皇上考核官吏爱民之盛心，循名责实，决难姑容。况府州巡道，尚须分头巡查，各属如敢怠玩草率，及因巡视乡村而有丝毫扰累之事，府州巡道查出，立即揭参。该府州亦宜身先士卒，如意振兴，以端正表率，毋使属员有所借口也。

译申饬福建下属不阅读文稿陋习的檄文

陈宏谋

治理政事的因袭变革与增减损益，官府上下的沟通联络，全凭文书。而每件事的经营筹划，期望能够施行，要求能够长久，就有草稿案卷。常常因为字句的错误含糊，而滋生无穷的弊端累赘；有因为词意详明恳切，便给百姓留下福泽。案头片纸只字都关系到小民的休戚，所谓言语善美，千里之外也会响应。政令在户庭修定，数日之间，而人自然在湖山千里之外得到实惠。福建官吏，历经整顿治理，处理各种事务，具有条理，体现在案牍上，情理兼至，本部院检阅之下，时常欣慰佩服。其中也有上司谆切告诫，而各下属每每含糊塞责的；有上司发端咨询，而各下属全无体会，或者答非所问，或者似是而非的。近来属员来见，就现行之事，加以咨询，竟多茫然不知，方才说未曾奉到前文，而其实前文早已奉到了。更有面见时还不知道有此一事，转眼回复文书已经到了的。不但细小事件如此，紧要大事无不如此；不但存案不须查办之事如此，而必须查办、难以空言了事的，亦无不如此。仔细揣度其缘故，皆由奉到一切批檄，官员大多未曾过目，即使过目，判日发房，不求甚解，等到胥吏送稿，幕友阅定，即便回复。其实本官对文稿始终全未经心，所以问辄茫然。上行公文如此，平行公文可知，民间呈状更可知。每每有堂审与断案互相矛盾，讯供与详文迥然不同，小民有武断捏造详情的控诉，都是这个缘故。这类官员，见理未尝不明，心思亦多可用，无奈耽于安逸，陋习相沿，以为官衙文稿只须付之幕友，抽出这闲身应酬官场，何苦劳心案牍。来见上司，则向幕友索要一纸，临时强记，问及则以眼前浮泛语句来相抵对，一加驳问，原委未悉，左支右绌，不觉面红耳赤。如此虚拥一官，是非赏罚听人指使，何止是土木傀儡呢。本部院在福建不久，见事生疏，凡有批行，披沥愚忱，详晰相示，希望各下属倾心告知，稍资闻见，而各下属未谅苦衷，仍事率忽，无非不阅文稿所致。仰司官吏立即通行所属，自后凡一切文檄批移，均须耐烦细阅，如何办理，如何回复，就各情形悉心筹划，定稿之时，更加斟酌，不要繁琐，只期明白易晓，不要含糊，务求切实不浮，不要因事有关系，而语涉两可，成为可出可入之地；不要因己有违碍，而计图回护，成为掩耳盗铃之策。至于审理事件，讯得确供，加以切看，不要逞无根之强词，不要一时之偏见。上司的禀详，同官的关移，士民的呈诉，总宜虚心平气，准情度理，每立一稿，体验情事，参酌内幕，有一番讲究，复费一番推敲，书吏仅供书写，不可任其撰拟，假以事权。果有疑难之事，不妨再四推详，然后定议，切不可将紧要情节，遗漏不议，隐开不了讼端，正中胥吏奸计。果能如此事事经心，语语有意，于上司复文，则针孔相对，更且推广施行，有裨地方；于民间审案，则入情入理，信赏必罚，人人服从。素有才识者，如此习熟，益见优裕；即才识迟钝者，经此磨练，即事即学，蓄积而通，不难日渐长进。久而习惯，不觉其苦，理得心安，翻然可乐。况且福建胥吏，舞弊颇巧，竟有内稿己定，而缮写转行时，擅改字句，颠倒是非，移易黑白之事，现在屡有犯案，是斟酌定稿之后，送印时尚须有一番核对，方杜弊混。若于文稿全不寓目，权归胥吏，百弊丛生，更难究诘。总之，勤能补拙，敏则有功，居官者，长才识，振官声，树政绩，杜奸弊，未有不由细阅文案而得者。本部院于各下属有厚望焉，幸勿以为迂泛而忽之，仍移各道及丞佐一体遵照。

申饬陕西下属不阅读文稿的檄文

陈宏谋

官民之声息相通，专藉文书。官衙之斟酌可否，先在稿案。案头片纸只字，皆关生民休戚。邮筒羽檄星弛，罔非官常政要。件件过目经心，尚恐未能明白；纵明白矣，尚恐办理未善。未有官未能了然言下，而能措施尽善，有益生民者也。陕西民事简，上下文稿，尚不甚繁，官即件件检阅，未至日不暇给。无奈官场陋习，动云官止出此一身，事上接下，其文书稿案，则有书吏送，幕宾点改，焉能件件亲阅，又何必事事烦劳。所以上司所行之文，本衙回复之稿，均未细阅。来省相见，止就

译眼前的事，勉强记住一些，仔细追问，却茫然无法回答。询问其他事项，就用想当然的话，做出莫须有的回答。甚至谎称尚未接到公文，其实早已接到许久，竟然未曾过目。现在应当查办的事项，有本部院前次所发的，全然不记得；即使是近日所发的，也不记得。上司虽有美好的意图和良善的方法，经由院、司层层下达，尚且只是空文。州县接到后，必须筹办。如果州县肯实心筹办，那么空文无非就是实事；不然的话，实事也会变成空文。现在连空文都不加留意，对吏治的影响不浅。仰请布政司会同按察司，转告各下属，以后接到公文，务必耐心阅读明白，各自根据地方情况，悉心筹划。能实行的地方在哪里，不能实行的地方在哪里，或者可以推广，或者需要变通。应当回复的，将现在的情况，明白地回复。或者眼高手低，不必完全自作主张，但事理的是非，民情的顺逆，岂可漫不经心、不加考究？如果在接到公文时自己有一番玩味思考，定稿时与幕僚有一番参酌讨论，等到执行时，因地制宜，随时补救，又有一番布置防范，自然事情得其道理，百姓受其益处。自己已经用心筹划，也必定增长才识。每见官场中，留下后悔，招致民怨，多是因为一时不仔细阅读文稿的缘故。那些肯仔细阅读文稿的人，政绩和官声，不难卓然显著。本部院接连在陕西，对吏治和民间疾苦，有所见闻，不肯因循苟且混过去，不惮于尽心规划。无奈识见和力量有限，筹划不周全，正依靠僚属协力同心，像手指和手臂一样相助。僚属中尽有心思才力可以办事的人，现在能留心文稿，能够说到做到的，也自有人。而拘泥于陋习，贪图安逸，全不留心的人，也确实不少。这种习气不除去，难以借助治理；这种志向不树立，难以期望长进。所以先不惮烦劳，为此谆谆恳切地开示。各下属如果再悠悠忽忽，甘于懒惰玩忽，教导而不听从，本部院难以姑息宽容。

译审慎地推行兴利除弊

黄六鸿

新任官员到任，条陈地方的利弊，一方面是为了消除从前积累的问题，建立本任的新规划；另一方面，上司刚上任时，也会咨询访问各下属地区适宜兴办或革除的事项，要求详细列举，希望借此了解百姓的疾苦，考察各官员的才能见识。然而，事情有适合此地而不适合彼地的，有适合现在而不适合以后的。必须衡量一件事的始终、长远与近期，深思远虑，才能无不适宜。又必须访求最确切的情况，综合绅士、生员和百姓的意见，众人看法一致，然后才决定兴办或革除。即使有人暗中阻挠，也毅然推行而不顾。为什么呢？因为利益是千万人共同享有的，而不便只是少数人独自承受的。所以，小事可以自行决定，大事则请示上级大吏，或者以此回应上司的垂问。如果不这样，而是自恃才能，喜欢提出独到的见解，来不及详细考察，轻举妄动，等到事情已经变更，却格格不入难以推行，然后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难道不是只会滋扰百姓、招致怨恨吗？

宋朝庆历年间，登记陕西百姓为乡弓手，让他们守护乡里，原本是为了地方防御的打算。韩琦建议在陕西义勇中每三丁刺字一人，可以增加二十万兵力，以此震慑西夏元昊，使他不敢内侵，也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况且请求颁布榜文与百姓约定，永不充任戍卒，而司马光争辩却没有成功。不到十年，沿边运送军粮，竟然成了常例。王安石请求将常平仓的几十万钱作为青苗钱，借贷给民间，仿照《周礼》国服之制的做法，收取百姓二分利息，百姓得到钱来资助农耕，官府得到利息来资助边防军饷，法令并非不好。不知道起初施行时采用强制摊派，接着又逼迫催缴，导致百姓卖田卖子，几乎没有一天停歇。韩琦是宋朝的名臣，王安石也是一朝的学者，难道忍心有意拖累百姓吗？也是只看到了事情的开始，没有考虑到最终的结果，自恃独到见解，不肯与众人谋划罢了。宰相谋划国事不当，祸患流布天下；地方官谋划政事不当，祸患蔓延州县，能不慎重吗？

就以州县的事务来说，我担任郯城知县时，奉部文查报开垦荒田，商议越级提拔。我想到郯城百姓屡次遭受水旱地震，人口流亡，间或有新垦的田地，那是恢复生计的穷民用来维持糊口的，如果立刻加征赋税，里社派扰，那么流离失所的百姓又将四散了。怎么忍心剥夺百姓的赡养，来博取个人的功名呢？于是具文申报说：郯城背靠山峦，濒临黄河，旱涝频繁发生。昔日的老荒地，遍布沙石，已经无法耕种。近日逃亡留下的荒地，长满了茂盛的野草，赋税多有赔累。现在正在招徕垦荒，等有人主一经恢复生计，无主荒地愿意开垦的，就立即申报，照例起征赋税。郯城百姓听说后，不胜感激喜悦，认为父母官不看重功名而爱护养育我们百姓。不久，忽然派遣投诚的官兵到荒田多的地方，命令他们安插开垦。部议山东在沂州、费县、郯城等地，上级命令一到，郯城百姓震惊害怕，不知所措。将来占据熟地、抛弃荒地，争执哄闹将没有止境。我于是具文详细陈述其不便之处，况且荒田多沙石，无法开垦，建造房屋没有地方。巡抚认为有理，于是停止分拨沂州、费县，百姓才免于骚扰。我先前具文申报，现在招徕开垦，并非全是无主的荒地。所说的沙石难以耕种，并非都是可以种植的土壤。这正是为了今天投诚官兵不可安插之地做打算。然后才知道为地方考虑，贵在灵活圆通而可回旋；为上司申文，贵在前后关联。如果只顾陈述痛切，把话说成铁案，使日后难以转变，这也是立言不善而思虑不周啊。如果使先前所回复的，只说百姓流亡，无人开垦，那么安插投诚官兵，正是适宜的做法。即使极力斡旋，又怎么能挽回上司的听闻呢？查报这一件事，尚且需要前后始终，顾虑如此，何况兴利除弊的大事，岂可轻率议论而不加审慎处理呢？

再以近时的私例来说，常常见到州县新官自我勉励，务必博取声誉以被上级看重。钱粮的羡余损耗，衙门的旧规，一切裁革，百姓未尝不称赞为廉洁的父母官。等到馈赠应酬，妻子儿女的饮食，幕友的薪俸，意外的补救，交相告急，筹措无门，于是又取回先前裁革的项目，逐渐施行，以致怨恨诽谤交相兴起。现在所恢复的，就是先前所裁革的，其中有什么增益呢？然而百姓已经安于所裁革的了，忽然又恢复，那么所恢复的，不就如同现在所创设的一样吗？想要百姓不产生怨恨诽谤，是做不到的。所以审慎于吏治事务的人，不仅关乎地方之事，不可轻率议论兴革，而且长官平日养廉的器具，也不宜一概蠲除。那么地方的利弊，衙门的旧规，就听之任之而不问吗？回答说：不是的。害处去除其太过分的，利益追求其可持久的罢了。如果说百姓有弊端而不消除，有利益而不兴办，与自己所取则滥而不剔除，又凭什么依赖这些尸位素餐的牧宰呢？

覆方本府求言札子

姚莹

我只是一个迂腐的儒生，滥竽充数地担任要职。兢兢业业，自我警戒，愚拙不堪，令人担忧。只有遇事虚心，悉心管理。体察民意，顺应风俗，安抚百姓，慎重赋税。不敢偏听幕友，不敢委任差役。不矫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废事。到任一年来，地方稍微安宁，士民颇为亲近依附，不过是因地制宜，宽猛兼施罢了。至于漳郡七属的民情

译卑职不能全部知晓。然而根据我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大体上是相同的。既然承蒙您明确询问，让我竭尽所知，我斗胆将我的愚见陈述如下。

译第一条，敞开诚心以协调文武官员。国家设立官职、制定制度，各有其职责。文官用来安抚百姓，武官用来铲除暴乱，就像手足互相配合使用一样。然而往往不能和睦，以致意见不合、事情败坏。在于文臣自持身份体统，常常心里轻视武人，认为他们不懂事；而武臣也常常因此自我怀疑。不贤良的兵役，趁机在中间煽动挑拨。有时因兵民交涉而争夺权力，有时因礼仪上下而争强好胜。私下的嫌隙一旦形成，遇事便互相牵制阻碍。这就是激起变故、产生动乱的根源。漳州、泉州一带民风强悍，械斗频繁，陆路海洋，盗贼时常发生。用兵的地方常常很多。如果不能协调和睦、同心协力，而能成就事业、安抚百姓的人是很少的。所以应当开诚布公，以礼相待，以情相通，顾全大体，舍弃小节。文臣与武臣和睦相处，胥吏役夫自然与军官士兵没有隔阂。这样士卒就会听从命令，强悍的百姓有所畏惧，盗贼也就没有藏身之处了。

第二条，和睦乡情以平息械斗。械斗的缘由有几种：有的是旧怨未解而引发，有的是诉讼不公而引发，有的是大欺小、强凌弱而引发，有的是因小怨突发而引发。其关键都在于意气用事、争强好胜。一个人结怨，千百人结党为难。作为地方官，如果不追究缘由而轻率冒进，或者不顾后果而只求一时痛快，又或者畏缩不前、因循守旧而示弱，像这样的情形，没有不酿成大祸的。所以有军队已经逼近而争斗不止，军队已经退去而依然如故的情况。这都是乡情未能和睦的缘故。起初不过是强悍的宗族和愚昧的村民，等到局势形成，便不分良莠。执法前往，既已无法尽数诛杀，况且还会互相指责对方为凶恶之人，死者不能起来辩白。与其滥杀无辜，不如妥善处置为好。所以应当用威严震慑他们而不轻易动用武力，用恩德感化他们而不畏惧退缩，顺应他们的情理而平息他们的怨恨，惩罚强悍者而安抚弱小者，执法时稍加变通，那么百姓就会和悦，械斗就可以平息了。

第三条，筹划经费以资助缉捕。查漳州府一厅七县，疆域连接永安、泉州，边界濒临大海和广东。其中山岭险阻，溪谷曲折深邃，盗贼藏匿方便，出没无常。形势缓和时登山，紧急时出海。而大族豪姓，拥有丁口成千上万，地盘方圆数十里，兵役进入村落，时常有抗拒抓捕的危险。所以缉捕之难，不仅在于盗贼，即使是案件犯人，也十中无一抓获。不悬赏捉拿，就必须会同带领军官士兵和勇役，多的上千人，少的也有数百人，驻扎在村落围捕，动辄十天半月。再加上四面险要之地，除了设置士兵防汛外，必须挑选家丁，派遣壮役，巡逻抢掳。这些捕盗费用，都不能动用公款开销。而漳州所属府县，向来没有盈余闲钱。这笔费用将从哪里出呢？所以必须善于筹划，不是空谈所能解决问题的。

第四条，延请绅士以沟通上下。为政并不难，难在不冒犯豪门大族。豪门大族，是众百姓所信任的人。州县官虽然天天亲近百姓，但仁爱诚信尚未普及，愚昧的民众怎能完全了解官员的贤良与否？他们听取绅士的议论。至于府、道等高级官员，则离百姓更远了。况且漳州风俗，宗族姓氏的大小强弱之分最明显，小服从大，弱服从强，由来已久。绅士中势力强大的人，平时指挥他们的族人，都像指挥奴隶一样，而这些人害怕见官，有事就深藏不出，或者暗中指使族人做各种不法之事。愚民不知畏惧官员，只畏惧这些人，无不听从他们的驱使。如果驾驭不当，那么上下之情就不通畅，官员虽然很有恩惠爱心，百姓却不知道；百姓或许有极大的冤屈，官员也不察觉。这是前人大多失败的原因。如果真能降低身段、谦恭有礼，以诚信对待他们，使众绅士都知道感激信服，那么他们就会敢于出来相见。绅士信任官员，百姓信任绅士，这样上下就通畅了，政令就可以推行了。

第五条，崇尚文教以明确礼让。争斗不息是因为礼让没有实行，礼让没有实行是因为文学教育失去了教化作用。现在州县中，也有很多能兴修书院、捐设膏火（助学金）、惠及文士的。但有的认为是沽名钓誉之举，而没有诚意去推行。劝勉考核没有方法，师道没有确立。虽然每月有课文考核，但在明礼讲让方面，没有实际成效。甚至有的把书院作为应酬上司的虚设席位，不问品德学问，滥聘掌教先生，以至于士人不信服，即使文章技艺尚不足以作为楷模，何况礼让之事呢？所以必须慎重选择名师，品德声望一向受尊重的人，作为楷模。严格确立规条，丰厚供给膳食，使掌教先生时常以孝悌忠信礼义之事，互相讲习。更不时亲自接见诸生，从容与他们谈论，使他们知道敦品立行的可贵。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特别加以奖赏，以激励其他人。这样文学才能兴盛，礼让之事，才能逐渐明确了。

第六条，严明刑罚以避免姑息。《尚书》说：“威严胜过仁爱，事情才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事情必然没有功效。”《礼记》说：“治理乱世的国家要用重典。”所谓威严和重典，难道一定要天天以刑杀人吗？也是让强悍的百姓感到痛切、知道畏惧罢了。莹刚来漳州时，就听说有会营围捕、破屋焚巢的事情，颇怀疑做得过分。等到亲自经历久了，然后知道这是不得已的。漳州百姓之所以敢于械斗、做不法之事，是仗着宗族大、丁口多，所居住的都是坚固的城池堡垒，枪牌火药，器具齐全。兵役前往抓捕，人多就空室而逃，人少就闭门拒捕。百姓如果是良善的，那么一个差役就可以抓捕，何必要用兵？抓捕犯人而用到军队，甚至当官的也要械斗，这与乱民有什么区别？那么即使攻破他们的巢穴，焚烧他们的居舍，也没有可以姑息的理由。只是担心不贤良的官员，借此妄加波及无辜罢了。如果罪有应得，即使焚烧

译这样做百姓也不会怨恨。就像过去方伯李公焚烧归德堡那样。边疆地区尤其重视国家威严。现在如果官威重而民威轻，还可以用来震慑压制。如果实行姑息纵容的政策，使百姓更加轻视官府，必然会有尾大不掉的隐患。这难道是忠诚为国谋划的人该做的吗？以仁爱存心，以道义行事，罪行确凿、情状属实，就没有姑息的理由。这也是治理乱世采用重刑的一种方法。

译一、严格追究保家责任，以杜绝越级控诉。漳郡的民风，既强悍又狡诈。有的人挟私仇而诬告，有的人畏罪而抵赖掩饰。他们只求耸人听闻，不顾情理。诉讼中有言辞却无实据，有告状却无审理。当地风俗最看重原告，一旦原告抢先一步，衙役就不敢抓捕被告。如果县里图谋让原告来不及告状，往往不去县衙审理，就突然越级控诉。起初并非真有冤屈必须伸张，不过是用此手段来抵制拖延案件罢了。所以亲自越级控诉的人，十个人中不过两三个，大都是讼师包揽代递。等到催促审理时，却无一人到场。这确实使下级官府受到牵制，对政治体制大有妨害。如果州县官确实贪污昏庸，偏听偏信，枉法裁判，自然难逃舆论谴责。有国法在，参劾革职是可以的，诛杀惩罚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奸民畏罪逃避审理，仅凭一张纸上的虚词越级控诉，不查明情况就一概批准亲自提审，这就是向百姓显示州县官没有权力。在这民风强悍的地区，即使加重他们的权力，还恐怕不够，反而牵制他们的手脚，使百姓更加轻视官府。官府不值得爱惜吗？只是考虑到国家设立官职、制定制度的体制，难道正好助长奸民作乱的苗头吗？恳请陛下发扬明断，整顿纪纲，访察舆论。各属中如果有名声不好的人，立即揭发参劾。至于百姓越级控诉的言辞，平心静气地考察其虚实，严格追究保家并跟交押解，发回本衙门办理。使贤能自爱的官员，没有受牵制的叹息；而不肖的官员，也畏惧法律而改过自新。这样百姓的心志就可以安定了。

一、严格治理书吏差役，以清除诉讼根源。奸民逞强狡诈、诬告控诉，法律固然应当惩处。然而推究他们敢于控诉的原因，实际上是讼师在幕后主使。讼师不是别人，就是各衙门的书吏差役。漳郡风俗都是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寡人。弱小者无法生存，往往结交各衙门的书吏差役作为援助。有的礼拜他们为师，有的虚挂名字在名册上。等到有事时，就向他们问计。这些人本来以有事为幸事，于是唆使他们控诉，并在其中把持操纵。事情本来细小，却蔓延扩大。愚民正把他们当作心腹，这些人实际上暗中鱼肉百姓。包准诉讼、包提人犯，无所不有。至于结盟为匪，都敢包庇。所以百姓本来不控诉，是他们教唆的；百姓本来不狡诈，是他们引导的；百姓本来不敢为匪，是他们包庇纵容并主使的。官府公文尚未发出，这些人已经先通了消息。这就是他们成为巨大祸害的原因。所以要清除诉讼根源，必须严格治理书吏差役。只要诉状进入不轻易批准受理，接收呈状必追究保家，那么这些人就没有权力，弊端就可以稍微停止了。

一、责令赔偿赃物，以平息盗贼。查考保甲之法，之所以平时严格，是为了使没有藏匿匪徒的地方。然而漳郡抢劫的案件，大抵真盗少而仇家多。既然已经行动，那么即使是仇家也是盗贼了。因此应当设立赏罚之法，严格告诫各家约，分地立签，各有界段。何处被盗，就责令该地的家约，先赔偿赃物。如果能救护的免除，能抓获盗贼的有赏。漳郡各村社都有刀仗火器，既然不能禁止他们持有器械，不如就用他们来捕盗。如果坐视该地人民被盗而不出来救援，那么一定是他们通同盗贼，否则就是无义的百姓。责令他们赔偿赃物，他们还有什么借口。确实使赏罚施行，那么该家约自然能率领子弟互相救援，以求获盗的赏赐，而免除赔偿赃物的惩罚。这样盗贼的风气，也差不多可以稍微平息了。

一、放宽法律禁令，以容纳奸人。曹参有言，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监狱和市场，是奸人得以容身的地方。这话太对了，可以说是知道为政的要点了。天下愚昧的人，愚笨不肖的常常很多，势不能人人都守法，必须全部逮捕并处死他们，哪有这个道理呢。为政的人只要使各安其位，而不作乱，就可以了。如果激怒他们，必然会产生变故。以漳郡来说，如娼优、赌场、烟馆，这些都是法令所禁止的。然而天下百姓日益增多，漳郡尤其繁盛。耕种、商业、工匠之事，不足以养活他们。懦弱无能的人，有的做佣工及诸种贱役。那些强力而不肖的人，就相聚从事诸种不法之事。自从娼优、赌场、烟馆的途径打开，借此活命的人有万人。这些都是所谓的奸人。然而与抢劫盗窃相比，还是有区别的。现在一定要禁止他们，这几万人到哪里去呢？他们无处谋生，就会去做盗贼。这是不能不深思熟虑的。恳请体察立法的本意，掌握为政的要领，放宽禁令而严格法律。如果有犯法者，必定重惩，而不问其余。这样百姓安于其位，而不敢滋事。

革火耗

胡衍虞

做官吏想要成为好官吏，必须在意有关万民的事情。尊崇礼遇士绅，士绅说他是好官，而没有进入士绅行列的人不能参与。恩惠学校，学校说他是好官，而没有列入学校的人不能参与。又或许好在断案无私，那么对于不兴一讼的人怎么处置？又或许好在用刑不酷，那么对于不犯一法的人怎么处置？又或许好在公平物价，不亏待行户，那么对于不入市廛、不做商贾的人怎么处置？这礼遇士绅、恩惠学校、断案平刑、体恤商贾，难道不应当一一尽心吗？而寻求有关万民、人人可沾实惠的事，没有比钱粮一事更重要的了。一邑的百姓，非有地即有丁，无一家不在钱粮之内，即无一家不在征比之中。然而富裕而易于完纳的，十之一二；贫困而难以办理的，十之八九。每见征比逼迫之时，重利借贷的有之，减价变产者有之，逃窜流离者

译有的。严重的甚至卖儿卖女的也有。更严重的甚至用棍棒毒打致死的也有。此时仅仅能够完成正税的缴纳，还担心民力难以承受。如果再加上火耗等额外征收，这就好比病人在呻吟痛苦，却又督促他用力劳作，再加上鞭打，痛上加痛，怎么能够承受得住呢？所以廉洁的官吏到任，务必彻底革除火耗。前任官吏征收重的，我不敢在他重的基础上再加重；即使前任官吏征收轻的，我更要在他轻的基础上再减轻。天平不敢欺骗上天，法马不敢违背法律。广泛张贴告示，凡是乡民缴纳钱粮，只按照由单派定的正额，依照库平秤量缴纳，自行封包投入柜中，不允许私自设置重秤，不允许柜头阻拦勒索。官府去掉一分火耗，小民就得到一分利益，恩泽普及万民，难道会有不家家祭祀、户户祝祷的吗？如果不这样，索取百姓的血汗，填充自己个人的口袋，往往违背道义得来的财物，也会违背道义地失去。这正是所谓用有毒的肉脯充饥，用毒酒解渴啊。这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请求禁止苛派铺户的奏状

周亮工

用官价购买民间物品，导致百姓赔累，民众已经难以忍受了。从未有过公然向铺户索取，却不给丝毫价钱的；也从未有过不给丝毫价钱，却还指责物品精粗美恶，让人求死不得的；也从未有过本来不是铺户，却一定让他们的子孙世代承当、不得免除的。有这样的情况，是从上杭县供应巡漳道开始的。自从借着供应巡漳道的名目，肆意无度地索取，便从此开始了。巡道办公所需的旗帜、桌帏、座褥等上下铺陈，既然已经由铺户出提供了，二十年前尚且给半价，十年前还有三分之一，近来只有供应，却没有价值了。所谓的铺户，早年他们的祖辈或父辈，有的在吴浙经营，有的在本乡开张店铺，有的歇宿商贾，赚取蝇头小利，有的充当行户，分取牙佣。虽然多有赔累等各种弊端，尚且有分毫利息，勉强支撑，已觉得难以承受。如今两广道路阻断，商贾难以通行，而且以前的所谓铺户，一半已死，一半迁往他乡了。士人的儿子尚且不总是做士人，农夫的儿子也不总是做农夫，而上杭的铺户，却如同充军一样，祖辈父辈虽然死了，子孙虽然改行从事其他行业，但铺户的名分，终究无法摆脱。幸而本户死绝了，又必然牵连到其亲属；幸而逃往其他县邑了，又必然连累到其姻亲。偶尔有贤明的官员到来，为自己打算的，就说：“我只不取你们一件物品罢了。”势必不能通达上下，进行调停的，就说：“我多报一些数目，让大家分担容易一些罢了。”实际上并不能去除他们的名籍、断绝其根源。偶尔有求情脱免、受贿更换的，也必定有一个名额顶替，然后才有一个名额开除。那顶替的人，就是由被开除者口中说出的，所报的不是衙门中共同垂涎的人，就是他们平素最恨的人。一个名字一旦进入簿册，千年不能更改。今天取绸，明天取毡绒，不是嫌颜色不鲜明，就是怒物品粗劣。道路既然阻断，又往往索取县里绝无仅有的东西来刁难他们。向乡绅求取而得不到，谋划去其他县邑也不能。差役的权力，从此尊贵了。不是说代替你回官受责，必定是说体谅情由代为禀报收用。取一件物品就有一番刁难，交一件物品就有一番使费。富人求贫，贫人求死，这种情况由来已非一日了。况且铺户的名分既然担当，无论其家贫富，富有的名声已经四溢了。贪吏垂涎，奸胥侧目，旁枝错出，意外的诛求，都是这“铺户”二字连累的。这其中的苦，又不止于应当官物而已。幸而近日文武官僚，加意抚恤，百姓稍有起色。然而相沿已久，若不申请禁革，累及终究无穷。可否请求宪台严批勒碑，永远禁革。那答应巡道铺陈等项，应当使其简省，据所开帐目，应用二百余金，除上杭县动用纲银备办外，其余不足的，令七县酌情协济。官员自己派差役赴省置买，不许分毫取之于铺户。那历来相传的铺户姓名册籍，只要有存留的，都令该县焚毁。其所属各邑的大小官员，以及道标中军、千把之类，日常用的蔬菜、盐、米、鱼、肉等样，都发纹银平价购买。如官价擅取一件物品的，就容本道按法解送院司究治。这样百姓生命稍得喘息，逃亡的人就会复归聚集了。本司看见各铺户众声动地，不觉激切而言。伏乞鉴察施行，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敬陈风化之要疏 乾隆二年

内阁学士 凌如焕

恭读本年七月皇上谕旨：“朕阅览法司本章，各省命案，大多因殴打居多，甚至挟持凶器，互相杀伤。小民愚昧无知，不忍一朝之忿，遂致遭受重刑。后来虽然追悔，也已来不及了，深可怜悯。贪生恶死，是人之常情，即使是下愚的百姓，也断无不爱惜身命的道理。总因平日不知法律，而地方官员，又不能时时教化引导，触动他们从善去恶的天良，申明触犯法律抵偿法令的宪典，难怪百姓日日蹈入法网，而不能停止。此后直省督抚，督率地方官员，务必多方宣谕，实力劝勉，务使民间都知道法纪，顾惜身家，以远离罪戾。那么教化施行而刑罚就可以省减了。”钦此。仰见我皇上钦恤生民，精思驾驭官吏，务求省刑而推行教化，确实是正本清源的盛世治理。臣数年以来，对民情吏治，稍有见闻。窃以为如今风俗尚且未能端正，教化尚且未能普及，其弊端有三：在百姓方面有一项，在官员方面有两项。恭敬地罗列陈述给皇上。

一、各州县游手好闲的百姓，尚且散处在乡野城镇，应当急为整理。凡是百姓的生计，士农工商，各执一业，然后知道爱惜其身家，而教化容易进入。最难布置的，就是游手好闲的百姓罢了。幼年不学习诗书，成年不勤劳手足。不学习诗书就不明理法，不勤劳手足就不免饥寒。当他们游手好闲的时候，尚未到杀人为盗的地步，而赌博出于其中，酗酒出于其中，顽童娼妓出于其中，命盗之祸的根基，实在由此而来。近奉

译皇帝谕旨命令州县官员在公事之余，各自巡视乡村，询问百姓的疾苦，宣扬教化。这是亲近百姓的崇高规范，也是优秀官吏应当遵守的法则。臣查访直隶各省，目前正推行保甲制度，每十户联合为一甲，将某里某甲某人的姓名、职业，全部登记在册籍，悬挂门牌。作为州县官，按甲进行稽查，就可以知道一县之中，读书的有多少人，耕田的有多少人，从事工商的有多少人，那些不属于士农工商四民而习惯于游手好闲的有多少人，起初并没有难以查核的地方。

请求此后州县官巡视乡村时，每到村镇聚集的地方，就命令保甲传齐附近游手好闲的百姓，当面加以训诫，告诉他们要谋求生计，爱惜身家。其中原本没有固定产业而沦为游手好闲的人，如果是老幼残疾，应按规定发放孤贫口粮，安置在养济院内。至于强壮的百姓，虽然没有田地，应当劝告他们做佃户；虽然没有店铺产业，应当劝告他们做佣工。使他们驯服性情，勤劳肢体，那么宗族乡邻，也决不会始终抛弃他们，不接纳收留他们。

那些游手好闲的百姓，居住在城郭之中，以及州县衙署附近的，尚且容易随时察觉，一并安抚管理。向来虽然顽固不化，实际上是因为眼睛没看到长官的面容，耳朵没听到长官的言语，习惯于放纵废弃，没有改过的途径。一旦百姓的父母官，替他们谋划生计，体恤他们的身家，没有不猛然悔改、醒悟的。倘若有人愚昧顽固不可改变，就用威严来督促警戒他，用鞭打来羞辱他，也不必等到他犯了杀人盗窃的罪行，才把他当作无可奈何的人。这样，各州县游手好闲的百姓，就可以逐渐消除，而教化就能流行了。

译一、有关官吏奉行教化百姓之事，应当务求其实质，不应当只修饰其文辞。朝廷颁布政令教化，完全依赖州县官吏去执行。如今的州县官吏，问他们钱粮事务，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因为征收比对钱粮有火耗的利益可图；问他们刑名案件，偶尔也知道一些，这是因为钦部案件有迟误的处分。至于他们看待教化是否通达，既然对身家没有利益，又对功名没有妨碍，那么漠然不再留意的，十个人中就有八九个。臣常见通行的部文，不过是照抄原稿出示一道，粘贴在街衢衙门，就以此搪塞奉行的责任，而城乡百姓尚且不能普遍知晓。就像宣讲上谕这一件事，督抚荐举属吏，大都将此案列在首位，究竟天下的州县，都不过在初一、十五于近处，召集绅衿约保以及随从衙役等人，遵照原文，口诵几件，事情完毕就散去。那些扛锄头、负犁耙的农夫，在街市贸易的商人，并没有一个人舍弃本业前来听讲的。他们听了，对于圣言的精义，未能入耳会心，仅凭这一件虚文，就可以知道凡事失实的情况。世宗宪皇帝考虑到州县官簿书纷烦，不能专心致力于教化，命令添设约正、值月等职，挑选生员来担任，酌情给予廪饩，是非常盛大的典制。当时那些言利的大臣，却说约正、值月情愿赞助教化，不需要廪饩，于是约正、值月的良规，不废除也自然废弛了。臣请求今后仍恢复旧制，颁发廪饩，使他们的家室丰足，然后责成他们主持教化，命令他们随地随时宣扬上谕，并命令他们翻译出乡间俗语，剖析详明，使人容易理解。再如命盗拟辟的条款，尤其应当谆谆讲解，警惕愚顽之人。州县官在巡历时，考察民俗的浇薄，检验该生员的勤惰，不要使奉行不力，虚耗钱粮。那么在一乡一邑之中，主持教化的人多，都可以成为官吏的助手，而小民就不啻于家谕户晓了。

二、督抚举劾官吏，考课应当在平时，而上报最优异者应当求实。国家简任大吏，寄托以封疆重任，凡有举劾，例即准行，所以加重他们的责任。然而有时凭一时的喜怒，有时凭一日的见闻，当被劾之时，证据罗列，秽迹难堪，等到承审之后，一无实据，那么改轻完结的有之，竟请开复的间亦有之。至于举荐的官员，也有刚经嘉奖，旋即被参劾的，不是在新任内改变操守，就是在旧任内劣迹败露，种种流弊，难以枚举。求其一举一劾，实足为全属劝善惩恶的，不容易多得。臣愚以为下属官吏，纵然有贪酷虐民，不可一日姑容的，也将访闻劣迹，先发布按察二司，从公审实，然后详覆具题。只有案证都已一致，而本员倚恃职衔，不吐实供的，准其题请革职。如果该两司审无实据，就应当在外结销案。其中有虚有实的，也只将审实之事，备载入告，审虚之事，全部删除，以节省犯证延累之苦。至于大计考绩，黜陟幽明，既等待三年之久，然后举行，那么在三年之中，访察应当求实。臣查州县官办理刑名钱粮事务，凡属咨题完结的，都经过上司核准核驳，办理妥协的，有嘉奖的批文，办理错谬的，有申饬的批文。只有教民化俗之事，本无限期，只凭州县奉行，不必具本申覆的，督率不力，由此而起。臣请求自皇上御极以来，所有颁发的谕旨，凡有关于化民成俗的，该督抚应逐案逐件，开单饬发府道，令其将所属州县，某案某条，作何奉行的地方，一一查明。每月之终，将某州县办理某事妥协的，行文记功，使之奋进；错谬的，行文记过，使之愧改。那府道的开列，有实与不实，也可以知道其督率之力与不力。又于每岁之终，将属员内功过事由，造册咨明部科存案。等到大计届期，汇在三年之内功过，大小多寡，为举劾之实符。功过足以相抵的，照常留任，以观后效。至于有功无过的举之，有过无功的劾之，不徒凭一时的喜怒，不止一日的见闻。虽然仇人为上司，也难于有功者加之参劾；虽然亲戚为上司，也难于有过者谬列举荐。如此则考课精而舉劾宜，举劾宜而劝惩立。督抚提督、总兵三年军政之事，应否推广一例举行，统候部议。以上三条，事有殊科，理惟一贯。督抚之董率有方，则州县之举行必力；州县之奉行有法，则小民之游惰潜消。教化翔洽，刑狱减省，庶几皇上仁育义正之盛心，或可以仰副万一耳。

劝民种殖讲学疏 雍正十年 广东巡抚杨永斌

臣前奏粤东矿厂，宜严加封禁一折，钦奉朱批云：“粤东地方多盗，且米谷又非云贵粤西价平省分之比，所以不得不严禁开采。当以此意晓谕之。”假若粤东

译民风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人都知道努力耕种、务求根本。米谷充裕，价格也像其他几省一样平减。既然听任百姓开采，何必禁止呢？奉此。臣查访得知，广东东部不乏可以开垦的土地。因为民间不勤于农事，导致米谷价格不能像云南、贵州、广西等几省那样平易。臣仰体皇上重视农业的深意，督促告诫下属官员，劝导广东百姓，务必勤于耕作，尽力开垦。那些高亢干燥、不适合种植禾稻的地区，就命令百姓种植豆麦，也可以作为食物来源。至于靠近城邑的陆地以及山脚偏僻的坡地，虽然不能播种粮食，但还可以种植树木。如今这些土地都闲置废弃，实在可惜。臣命令番禺县购买桐树试种，因土壤性质适宜，已经成活。现在广泛购买桐子，命令地方官员带头捐资，劝导百姓栽种，可以获得利润。其他树木，根据各地土壤的适宜情况，听任百姓酌情种植。严禁士兵和百姓践踏砍伐，并将从前钦奉的历次劝导百姓务本力农及种植树木的谕旨，恭敬谨慎地刊刻，分发到各州县，散发给乡民，务必使家喻户晓，努力勤于耕种，以收取土地的利益，以谋求衣食，不得坐等饥寒逼迫自身，从而流入匪类。再查惠州、潮州两府，户口较多，百姓尤其不务本业。从前趋利之徒，多在矿山私自挖掘，甚至聚集成为匪类。近来因为稽查严密，虽然已经涣散，但必须使他们有恒定的产业，才能永远不滋事端。现在因为大官田新设县治，委派官员丈量荒地给予开垦，惠州、潮州无业的百姓纷纷投奔至此，全部令开垦户招收为佃民。又在开垦户分垦之外，剩余二十顷土地，率领司道官员公捐资本，分给前述无业百姓垦种。告诫他们各自安心耕作，不要再甘愿触犯法网。将来似乎不至于再发生窃挖滋事的情况了。前述田亩将来成熟后，每年可征收官租一千多石。查省城向来有粤秀书院，现在作为义学，教习生童。请将官租作为膏火之资，此事两全其美。至于广东士子文艺庸俗浅陋，虽然先前已经钦奉谕旨，命令地方官训导，又在雍正六年定例，告诫有力之家在邻省聘请讲官话的老师，教其子弟，转相传授，以八年为限。如果不能说官话，生员、童生、举人、监生暂停送考，等到官话学会时，再各自准许他们应试。奉旨依议钦遵在案。但广东人都拘泥于积习，至今四年，仍然未能逐渐改变。臣打算将粤秀书院捐资修葺，仿照大学士鄂尔泰前任云贵总督时在昆明书院教士的方法，将学政岁试、科试所录取的优等生员中品行端正的，每学拨二三名到书院肄业。在邻省聘请老成笃行之士，为他们教习，砥砺品行，讲授文章。每月臣与总督各考核一次，加以训勉，使他们懂得立身行己、尊崇君主、亲近上级和长辈的道理。每人每月给予膏火之资，从前述官租中支取。科举考试之后散归本籍，再将新学政岁试、科试所录取者，照前例拨入肄业。这样将一省的优生训诲造就，三年之间，文章和品行得以共同修养，官话也易于学习。等到散归本籍，又可转相传授，庸劣者也知道有所劝勉了。

译关于覆议社仓保甲的奏疏 雍正元年

广西总督孔毓珣

我私下认为，社仓这一件事，是救济大众、防备荒年的极好政令。臣反复思考谋划，请求先实行常平仓借贷的办法，从而逐渐通达社仓的制度。臣查访广西各州县，都积存有常平仓的粮食。请求从明年开始，将这些粮食按大县以二千石为标准，中县以一千六百石为标准，小县以一千二百石为标准，命令州县官员在春耕时，百姓想要借贷的，零星借给，秋收后归还仓库。丰年偿还利息，歉收只偿还借入的本金，荒年则延缓等到下一年偿还本金。像这样经过三五年，必定会有盈余。那盈余的数目，就分别储存在四方乡村，建造社仓，选择乡里中老成诚实的人作为社长，掌管粮食的出入。收取利息或免除利息，都依照前面的办法。时间久了粮食多了，一方就可以没有饥荒的祸患了。臣不敢普遍推行，先在各州县中挑选明白事理的人，选择几人来实行，以期逐渐普遍推行。至于保甲这一件事，是消除盗贼、安定百姓的良策。臣先在城镇店铺商民聚集的地方举行查编。至于各州县乡村，因为广西地广人稀，山多田少，零星分散居住，又有瑶族壮族杂居的地方，未能统一编立。臣因此详细查访，各属乡村居民，向来设有团练堡目头这样的职位，虽然名称不同，但借以防御盗贼则是一样的。其下又有乡勇，村子大的有十多名，村子小的有五六名，隶属于团练等人统率。近来因为时间久了废弛，臣请求顺应当地习俗，命令府州县官员将原有的团练堡目头乡勇等人，查访有诚实强干的留下，如果不堪胜任的淘汰，另外选拔补充，以备捍卫。如果盗贼窃发，如果能够奋勇擒获的，报官奖赏。如果有怠惰的，必定加以议罚。这样赏罚既明确，人们自然踊跃，瑶族壮族也易于遵守。这对于消除盗贼、安定百姓，也与保甲是一样的途径。

给胡县令的信

任启运

听说圣贤治理政事，没有比兴办百姓的利益、除去百姓的祸害更大的了，看风俗中最极端的弊端而先加以救治。现在宜兴的风俗弊端极深了。赌博的人日夜喧哗，导致破家废业；贼盗日渐窃发，捕役因此谋取私利；高台演戏，每年花费以万计，却不知道节制；修建寺庙，抬神像出会，开场聚众，每天花费以千计，却不知道禁止；妇女穿着盛装，进入寺庙游玩，成为奸盗的媒介；拖欠赋税历经数十年，而国家税赋没有人肯率先缴纳；生女儿屡次溺杀，导致父子恩断义绝；上吊投水等强死，动不动就形成命案，而告发揭短的风气盛行；生员监生与胥吏勾结，出入把持，导致廉耻之道丧失。不有大贤，怎么能救治这些弊端而使之回归正道呢。恭敬地听说贤明的县令来到这块土地，不到一个月仁政之风大行，四境良民欢呼载道，有了重生的希望，豪强屏息，不敢出声。这是贤明的县令教化百姓，已经在初政中显现了。然而我还希望贤明的县令以实政作为长远的规划。所谓长远的规划，就是乡约和保甲，这两者是主要方面。圣谕十六条，其教导愚民非常详细深切，而县中宣讲的人不一二举。古代的教化，家有塾，党有庠，没有地方不是学校；农工士庶，没有人不学习。现在即使奉命举行，也不过在初一十五而已。孟子说，晒一天，冻十天，没有能生长的。何况现在连乡约都不举行，这是愚昧的百姓终年听不到一句善言。要求他们行善，怎么可能得到呢。然而我认为乡约不举行，是由于保甲不建立。为什么呢。保甲与乡约互为表里。乡约的设置，远的几十里，近的几里，凡是赌博盗贼潜藏的，约长大多不能周知，而乡里推举为约长的，不是鄙俗的富民，就是年迈的乡老，他们心里哪里知道有公事呢。无事时以酒食表示尊重，有事时以路远为借口，以年老为推脱。这就是人们把乡约看作具文，而没有人举行的原因。如果保甲的法令就不是这样。五家为伍，就是《周礼》所说的五家为比；十家为什，就是《周礼》所说的十夫同遂。赌博贼盗的有无，五家之中无不周知；朋友亲戚的往来，十家之中无不共见。一有可疑，就可以察访，察访得到实情，就报告官府。赌博可以惩处，盗贼可以擒获。知道而不举报，就五家连坐。那四家，难道肯让自己的身家为他人受累吗。然而赌博盗贼不敢举报的还有原因。赌徒都是无赖，盗贼都是枭雄，他们的凶暴如虎狼，他们的毒辣如蛇蝎，良民正惴惴不安地害怕被吞噬，敢去磨其牙齿触其尾巴吗。谚语说，奸邪接近杀戮，赌博接近盗窃。所以乡里有赌场而穿墙盗窃的就到了。有一个穿墙盗窃的，穿墙盗窃之类就全都到了。白天聚在一起居住叫赌友，夜晚散去，就是贼党。所以赌博盛行则盗贼借以自藏，盗贼盛行则汛捕借以自利。每月有馈赠，每年有惯例。所以多一个贼，百姓就多一个祸害，而汛捕就多一个利益。汛捕倚仗盗贼来使自己肥饱，盗贼就倚仗汛捕为恩主。所以附近的百姓，有日夜危惧而不举报的，有屡次见到窃掠而最终不

译报复的机会已经失去了。不是不想报复，而是不敢报复。一旦有人因愤怒而向官府报案，那些汛期的捕快就会趁机发起攻击，提出各种名目的勒索，极尽凌辱之能事，而盗贼最终也抓不到。如果捕快们稍有不如意，就反过来诬陷报案人的家人是盗贼；或者失主知道盗贼的藏身之处，让捕快去抓捕，捕快反而暗中示意盗贼，让盗贼反过来咬失主，诬陷失主是冤枉好人、挟私报复。所以，有的人刚报了盗案，千金的家产立刻就散尽了；有的人报了贼案，被勒索的财物反而比盗贼偷窃的还要多。官员担心盗贼案件会影响自己的考核政绩，胥吏便窥探到这个隐秘而加以利用。盗贼尚且如此，赌博之徒又何必多说呢？那么，这些人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肆意妄为的呢？至于拖欠赋税的危害，更是可以陈述的。其中一种是因为赌博而拖欠，另一种是因为诉讼而拖欠。乡约制度废弛，礼让之风就少了，人们便依仗权势互相驱使，凭借武力互相争斗；保甲制度废弛，就没有人结队报案，那些善于刁难、唆使诉讼的人，都能趁机钻空子。所以，两个聪明人互相倾轧，则两败俱伤；两个愚笨人互相抗衡，则一方灭亡；两个愚笨人受制于好讼之人，则两败俱伤。株连几十人，拖延两三年，邻居和证人被牵连困扰，则又两败俱伤。贪官借助狡猾的胥吏作为罗网，狡猾的胥吏借助刁钻的诉讼作为诱饵。等到贿赂用尽，真相才像水落石出般显现。像近年来的命案，每年数以百计，但实际上真正属于命案的能有十分之一吗？这种风气不改变，却想要百姓富裕，是不可能的。还有既不是赌博也不是诉讼，却一天天走向贫困的，那就是演戏和结会这两件事最为严重。村落里的住户，大的有几十家，小的有十几家，每年必定要演戏，说是为了酬谢神灵。对戏班的馈赠和供给，必定要花费十几两银子。

译迎送往来所花费的银两，必定要几两金子。亲戚聚会宴饮所花费的银两，又要增加几两金子。所以半天的歌唱舞蹈，三四十两金子的花费就已经用尽了。

出会（迎神赛会）的规矩，由千百人参与，规模盛大的有数千人。抬着一尊土木制作的神像，在村落间巡游。车马仆从，必定有数千人。驿站用的马匹，必定有数百匹。旌旗矛戟等器具，绵延数里。金鼓笙管等乐器的声响，数十里外都能听到。租赁冠服珠宝的费用，不下数百两金子。男女混杂拥挤，老少奔波劳碌。到达一个村落，就有香火金子的馈赠，迎接犒劳的宴席，其花费又不知要数十两金子。所以出会三四天，总计所花费的银两不下数千两金子。

花费日益增多，百姓日益贫困，赋税怎能不拖欠呢？况且出会在一个月前，环绕戏台开辟几十亩地，搭建上百间棚屋，名叫“接场”。排列市集店铺，陈列赌博器具，摆设酒食，广泛招揽各地的人，让他们互相竞争并从中牟利。所以接场一设，赌博和盗贼之徒，都聚集而来且无法查究。这种危害并不只是浪费钱财、拖欠赋税而已。

拖欠赋税的原因，有的出自百姓，有的出自官府。小民终年所获得的收入有限，而不必要的花费却无穷无尽。用有限的收入供给无穷的花费，本来就不够用了。而官府又把多年积压的拖欠赋税，杂乱地征收。小民想应付这一项，就必定拖欠那一项。吏胥趁他们不能全部应付，就用必定要责罚的形势恐吓他们。百姓害怕责罚，就不得不转而向吏胥谋求办法。吏胥趁他们急切，教给他们拖延搁置的方法。所以送给吏胥十分之一的贿赂，三个月不征收；送给三分之一的贿赂，整年不征收。经过三四年搁置，百姓送给胥吏的贿赂，已经超过了应当缴纳的赋税了。

其余粮书有虚报串户的弊端，副役有代替比对的约定，是因为项目繁多，而长官的聪明才智来不及查察。况且宜兴这个地方，西南方向百里远，东北方向百里近。所以有一人缴纳赋税，而宗族亲戚依附他一起缴纳的；有孤寡、疾病、远行的人，形势所迫不得不托付别人缴纳的。吏胥抓住缴纳者欺骗说：“你为何包揽？”长官不加查察，就立刻抓住缴纳者责问说：“你为何包揽？”包揽的禁令，是为了禁止士绅压制百姓以自肥罢了，难道是为了责罚急于公事、互相周济体恤的百姓吗？所以包揽的禁令严厉，而不能自己缴纳的人，必定托付给差役之手。差役因此隐匿吞没赋税。唉，这些像医疮剜肉一样的百姓，怎能忍受填满虎狼般的差役之腹呢？

差役没有更换，就暂且采用推诿拖延的方法；差役一更换，就仍然责罚百姓。百姓怎能不日益困顿，赋税怎能不日益拖欠呢？吏胥是受雇于官府的人，而查究盗贼听任他们，审理案件听任他们，催缴赋税又听任他们，这哪里不是让役使吏胥的人反而被吏胥役使呢？况且县令是百姓的父母，吏胥是县令的仆从。作为百姓父母的人，坐视豪奴悍仆鱼肉我们的子民而不施救，不仅不救，而且张开翅膀依附他们的爪牙，好像一定要吃尽我们的子民才高兴，这是什么心呢？这就是贫民嗷嗷待哺，而庆幸贤明的县令有办法让他们生存的原因。

怎样让他们生存呢？治理赋税要简约，那么民力就容易供给；治理案件要明察，那么百姓的隐情就容易上达；治理赌博盗贼要有威严，那么百姓的居处就容易安定；禁止无益之事，尊重贤达之士，那么百姓的心志就容易安定。而严厉整治吏胥，又是祛除弊端、消除祸害的大要。这几条是让他们生存的方法。

至于扩充贤侯好仁之心，而应当严禁的又有溺女这一件事。父子之间的爱是最深厚的，杀害子女是最残忍的。婴儿有什么罪过，刚见到天日，就让他们死在盆水之中，是因为衣食不足而忍心这样做。习惯成了风气，家里温饱的人也跟着这样做。人之所以为人的是仁心，父子之爱而忍心互相残杀，那么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呢？这违背了生人的道理，而破坏了天地的和谐，不也太严重了吗？贤侯如果真正严禁并痛加惩罚，为天地广布生育之气，是至高的德行；为小民培养恻隐之心，是至高的教化。

贤侯一道命令，无赖畏惧威严，吏胥警惕收敛，盗贼屏息藏迹，使百姓能够悠闲养老，快乐生活，又惠及到婴儿这样细微之处，难道不是洋洋乎至治的风气吗？然而我还有请求：天下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法。赌博、盗贼、溺女等禁令可以责成保甲，而保甲的严厉不在于保甲本身；演戏、出会、刁讼、游女等可以申饬乡约，而乡约的明察不在于乡约本身。古人说：表率端正影子就直，源头清洁水流就清。一定要至诚至公，使民情没有不能通达于身边的，那么吏胥奸诈欺骗、士绅关说请托的弊端，就不能到达面前，又有什么危害不能制止，什么利益不能兴起呢？这又是我所说的实心实行实政的说法。

我固陋，读孔孟的书，有自得其乐的地方。生平没有片纸只字进入长官的门。而现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些，确实是听说贤侯的新政，而庆幸宜兴百姓有了父母官。先民有话说：询问于割草打柴的人。请您明察。

寄周人骥书

陈宏谋

湖南的风俗向来号称刁悍。近年来诉讼文书日渐减少，刁徒收敛，这是执法明允、诉讼没有积压文书的效果，上下互相信任，可以想见。至于上级官员凡是有所兴举，下级官吏勉强粉饰，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反而多有扰累，长久以来是官场必然有的积习，所见确实如此。然而在这人口日益

译民生日益艰难。凡是能够有助于衣食生计的事情，自然应当切实去谋划。其中那些能够迅速获利的事情，百姓自然会争先恐后地去干，哪里还需要官府去催促呢？那些一时之间不能获利，百姓力量薄弱、目光短浅，难以独自兴办，需要官府引导、官府筹划的事情，也不在少数。如果预先抱定一定要推行的成见，强迫官府和百姓必须执行，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固然不可取；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世间没有可以做的事，未免是因噎废食。只有根据土地适宜的情况，逐步推行，适宜的就去施行，不适宜的则听之任之，这样既不勉强百姓去做他们难以承受的事，也不会造成扰民累民的后果。天下万事万物，有一利必有一弊，绝对没有只有百利而毫无弊端的事情。开始做事或许艰难，看到成效后就容易了，绝对没有刚推行就立刻容易成功的事情。朱熹之所以有“七分利三分害，或者利益长久而危害短暂，就应当推行；三分利七分害，或者危害长久而利益短暂，就不应当推行”的说法。吕新吾也有“不要拘泥于偶然出现的弊端，而诋毁常态下的法则；不要追逐偶然获得的利益，而留下长久的祸患”的说法。

译给五弟的信

牛运震

我在陕西任职一年多。政事简省，没有繁杂事务。审理判决公平允当。声名逐渐显著。很被上级长官所了解。百姓也大多心怀信服。我本来不是杰出的人才。只是竭尽心思，用尽精力。尽我耳目所能察觉的。并且以极度的真诚来施行。以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引导。事情自然容易办好。保甲制度严格执行。禁令逐渐彰明。争讼案件。一天天减少。五月间。县北玉钟峡山发生崩塌。堵塞了河道。河水上涨浸漫。居民逐渐流离失所。我接到报告。单人骑马前往视察。亲自扛着铁锹。招募率领民夫。连夜开凿疏通。经过两个日夜。河水开通，水位下降。七百多口人得以安居。水退后。沿着山路步行。带着米和钱。分发给受灾户。百姓依靠这些得以存活救济。我因为这件事废寝忘食。心力几乎耗尽。这也是我兄长的一项功德。近日清查户口。核实土地赋税。将来另有成效。再向五弟报告。至于对士人责罚过严。惩治盗贼过于严厉。刚来时确实有这种情况。五弟对此提出意见。非常正确。但这是边远之地。风俗粗野强悍。不这样法律就不能确立。政令就不能推行。百姓就无法治理。况且我当官治理百姓。要通盘考虑。与其轻罚十人却不足以惩戒。不如重处一人而让九人畏惧。这是我惩罚一人而宽恕九人。我在这方面。执行起来毫不迟疑。然而近日我的法令禁令已经施行。逐渐也回归到公平允当。应当听从五弟的意见。

给汪制军的信 石甫文钞

姚莹

我自从在平和县任职。到现在两个月。接见绅士老人。咨询访问老练的官吏胥吏。考察历年案卷之所以纷繁复杂。前人之所以有得失。有很多可以说的。平和县地处福建广东交界。自古以来是盗贼的聚集地。自从王阳明平定寇乱后才建立县治。那里溪谷山岭深险阻隔。竹林茂密。没有三里五里的平坦开阔之地。山岩沟壑遮蔽亏缺。彼此阻碍。百姓都依山傍水而居。每家自成堡垒。每人自成军队。聚族而居，划分疆界。世代互相仇杀争夺。所以强者欺凌弱者。众者暴虐寡者。风气如此顽劣粗犷。也是地势造成的。田地不是很肥沃。但山泉滋生。溪流曲折。灌溉方便且砍柴容易。有地瓜来防备水灾。有芬草来通商获利。那里的田亩依山而建。开垦很多。但缴纳赋税不到十分之二三。所以民力强盛且富有。强盛就……富有就淫逸。这是他们的性情。治理这个地方的人无不把刁蛮强悍、抢劫视为忧虑。我愚昧地认为平和百姓的刁蛮并非真正的刁蛮。强悍并非真正的强悍。盗贼或许不是真正的盗贼。抢劫或许不是真正的抢劫。怎么说呢？那些刁健的百姓。逞其愚妄诉讼。无不善于弥缝漏洞。巧妙钻营。平和百姓则喜好诉讼而不顾道理。陈述言辞而不近情理。只知道堆砌耸人听闻的话为能事。实际上破绽容易暴露。意图只是获取钱财就停止。我认为这不是刁蛮。而是贪婪。凡是桀骜不驯的百姓。性情粗暴。习惯兵器。都体力强健且勇武著名。平和百姓则以户姓的大小。支派的贫富来区分强弱。一人挥臂号召。附和者成千上万。气势非常汹汹。等到党羽散去。不敢越步一步。伎俩只限于负隅顽抗。起初并没有超越常人的力量。所以我认为这不是强悍。而是狡猾。至于白天持械。在路上伤人。不能不说是盗贼。然而平和百姓结党邻里。无非是寇仇。微小的怨恨。以死相报。平时彼此不敢进入对方境内。只在路上伺机以快其私怨。所以我认为这是仇杀而不是盗窃。至于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确实有。起初或许是因为强怨。近来奸诈虚伪之徒。往往藏匿子弟。而以绑架控告。或者妇女私奔。而以绑架上报。等到追究核实。往往不属实。所以我认为这是欺诈而不是绑架。更有奇特的是。人命盗窃案件。控告者姓名累累。指证确凿了。等到查究核实则大错特错。大概平和百姓相习成风。凡是被人杀害暂不立即控告。就选取平时所嫌弃怨恨的富有势力者。按户指名。扬言将要控告。那人害怕被诬陷。就贿赂求除名。否则难免。所以所首告控告。往往不实。而真凶真盗。反而因为贿赂脱身无名。即使有名也常常错杂罗列。不可辨别了。又地方多毒草。有不甘心的。就服毒索诈。他们轻生而爱财如此。至于倚仗人多抗拒。差役捕快无法施展。动不动需要督带兵役。亲临围捕。那么漳州泉州以下都是这样。然而也是因为他们的富强而不和。所以百姓有内哄而没有外盗。有抗悍而不敢造反。控制安抚的方法。大概不能用常规律法。每看古代名将驻守边疆。贤臣治理外地。无不根据当地习俗适宜。制定教令。其道有三。不外乎恩威信罢了。姑息不能算是恩。暴虐不能算是威。贪诈不能算是信。在此之前。往往不免于偏颇弊端。现在思考兼而用之。必须知道四难四惧。安抚百姓首要严捕盗贼。而平和百姓习惯兵器。喜好轻生。微小的怨恨。大的以死相报。小的就抢劫人财。五里之外。不敢越境。一族内部。互相侵凌。按杀人的律法。那么所坐罪的是盗贼。等到按盗贼论处。推究情理则不是。这是第一个难处。铲除暴徒必需逮捕。平和百姓丁口多族势大。差役捕快无法施展。动不动就亲临。前人每多率领兵役围社焚巢。往往蹂躏已深。最终一无所获。即使族众畏惧。抓人来献。都不是正贼。不过是无罪饿夫。而兵费的浪费。已经不计其数了。这是第二个难处。平息事端安抚百姓。必须慎重决狱。平和百姓则喜好诉讼而贪婪

译不论案件曲直，只以是否得到钱财作为是否伸张正义的标准。如果得不到钱财，即使立刻做出判决，心里仍然不满足。因此，诉讼双方都有控告却缺乏实质证据。现在积压的案件不下千余件，大半是杀人、盗窃、械斗、抢劫等案件，这是第三个困难。

做官保持廉洁，没有比保持节俭更好的了。节俭不过是舍弃日常起居、服饰饮食和嗜好罢了。在处理公务时，有些费用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除了平常的开支外，还要加上出差奔波的费用。一年之中，催缴赋税、督捕盗贼、勘查现场、禁止抢劫，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即使轻车简从，花费也已经很多。那种束缚手脚、捉襟见肘的窘迫，还不足以形容。这是第四个困难。

所以，盗贼不惩办，就担心冤枉无辜；豪强不铲除，就担心助长混乱；诉讼不判决，就担心牵连无辜；费用繁多巨大，就担心亏损拖累。至于法律条文严厉，应酬交往繁杂，又是其中最难的。

我自从任职以来，小心谨慎地自我勉励，想要本着清廉、谨慎、勤勉的初心，施行恩惠、威信、教化相结合的政令。严厉捕杀盗贼以安定百姓，铲除强暴以扶持善良之人。审理判决一定要让百姓共同看见，以显示惩戒；劝诫开导一定要至诚，以教化愚昧顽固之人。每次亲自巡视四乡，都自己承担费用。即使有围捕行动，也以身作则冲在前面，不曾轻易借用手下军队。所以所到之处鸡犬不惊，百姓没有受到骚扰和拖累。杜绝械斗的根源，重金悬赏捕盗。现在正在厘定章程，设立机构清理积压案件。然而事务错综复杂，没有不让人棘手的。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知能有什么成效。实在担心自己力量薄弱，不能胜任，白白耗尽微薄的精力，有翻车失败的忧虑，深深地为此感到恐惧。

译论去弊学治臆说

汪辉祖

论及治理的人，都说要兴利除弊。当今长久施行教化，百姓安居乐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兴办的利益，只有积弊相沿，未能完全杜绝。在官府方面，如采买折收、征漕浮勒以及官价民贴等事；在民间方面，如地棍滋扰、讼师教唆以及盗贼恶丐等事，都是危害百姓的。各地情况不同，必须根据所管辖的地方，衡量其缓急，依次整顿。去掉一分弊病，百姓就受一分福泽。所以，兴利不如去弊。

教唆诉讼的人，以讼师为最；危害百姓的人，以地棍为最。这两类人不去除，善政就无法惠及百姓。去除他们的根本，在于从治理吏役开始。这些人平时多与吏役勾结，这些人凭借吏役作为护符，吏役借这些人作为爪牙。遇到地棍讹诈、讼师播弄的案件，彻底根究一两个，使吏役畏惧法律，那么这些人自然知道收敛了。

这些人一旦犯罪，就会受到遣戍的惩罚。然而惩处一个人，应该有证据证实他的罪行，势必将牵连到平民。况且这些人党羽众多，被牵连的人，害怕有后患，往往不敢公开与他们为敌，从重办理也相当不容易。以前我在宁远任职，该县向来好讼，上级命令我严厉办理。我查访出几名首恶，时时留意。两个月后，有改名换姓递交诉状的，当堂逮捕。一方面检查他的诉讼案件，分别出示审理；一方面将他绑在堂柱上，让他观看处理事务。隔一天，审理他所诉讼的一件事，就稍微给予杖刑惩罚，绑在柱上如故。不过半个月，疲惫得无法支撑，尚未审理的案件，也多请求和解。跪刑和枷刑都可以作弊蒙混，而绑在柱上挺立，有目共睹。又隔日受杖，理应疲惫。他哀求悔罪，我从宽保释，他已经举家迁徙他处而没有再犯，诉讼文书于是日渐减少。

读书人干预诉讼，绝对不能纵容。然而立即用法律惩处，又不是培养人才的方法。宁远读书人的风气浇薄，喜欢以干预诉讼为事。我到任后与诸生约定：国家优待读书人，即使是自己的事也允许用抱告。如果事情不是切身相关，或者为被告辩护，或者作为干证，庇护被告袒护诉讼的，点名之后，一概不询问供词。给予纸笔，令其在堂右侧，席地作文。证人中自有平民在，如果审问结果是平民偏袒被告，那么与平民并列的读书人，就以平民的罪行来治罪。立即召集教官，当堂扑打责罚。平民不是偏袒被告的，读书人也不再取供，而将他所作的文章，年终汇总送给学政。职员、监生，则先责打后详报，绝不姑息。自从有了这个约定，竟然没有绅士试探法律底线的。四年间没有扑打过一个读书人。所以知道读书人，原本大多知礼，不应当与讼师同日而语。读书人不自爱，才喜欢干预诉讼，官员能够爱护他们，没有不知道惭愧奋发的。爱护他们的道理，先在于引导他们向学。进行月课，进行季考，选拔其中优秀者，收入书院义学之中，鼓舞他们，振兴他们，以隆重的礼节对待，以优厚的奖赏激励，使干预诉讼者与不干预诉讼者在荣辱上截然不同，那么读书人就会以对簿公堂为耻，无不砥砺廉隅。这不仅文教可以日益兴盛。

盗贼一定有窝点，而且大多与捕役勾结。严加比捕捕役，未尝不能抓获盗贼。然而狡猾的盗贼，就把平时贿赂捕役作为反咬一口的计策。官员为了避免处分，大多草率结案，而盗贼更加难以治理。既然捕役已经抓获盗贼，功过相抵，盗贼确实应当惩处，应当据实陈请上官，治盗贼的罪而录捕役的功，再责令他抓获盗贼以补过错，这样捕役知道感激奋发，盗贼可以廓清，这也是权宜的一种方法。至于消除盗贼的道理，比捕役还不如亲自巡视。主官不惮巡视，佐杂驻防，不敢自逸，时时有巡官在人们心中，那么捕役常知警惕畏惧，而盗贼无不潜藏了。

力行保甲，是注考时必须的政治业绩，然而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了。过去我担任州县幕僚二十多年，想要辅佐主人实行，竟然不可得。丙午年进京谒选，遇见会稽茹三樵先生，自述任南乐县令时，适逢年成歉收，因为旧无门牌，种种棘手。他捐资设空白簿，备笔墨，每个地保，给簿一本，笔二支，墨一锭，令其将所管村庄，挨户填注。过了三个月另给一簿，再填一次。半年后，乘便抽查，与簿记相符，才捐资填门牌，逐户分给，颇有实效。我谨记不敢忘。等到在宁远，俗称好讼，诉状中被告，大多以数里数十里外偏袒的人列名充数。县里没有鱼鳞册，山原交错，各自凭意思争夺。又土地多外籍流民，以垦山为名，暗中作匪，都不易治理。于是按照先生的教导实行。令地保将管内四至接壤，以及山多田多，有塘堰若干，桥梁若干，大路通某处，小路通某处，某土著住己屋，业何事，某流寓主何人，有无恒业，一一注入簿内。共换了四次簿，才抽查无遗漏。然后捐发门牌，间有漏户，也都具呈补给。不到半年，无业的流民没有主顾，冒充被告的可以按册予以警戒，山原也稍稍有界址可据。盗贼平息，诉讼简少，邑民称便。离开宁远时，汇总三十六里的印簿，移交给后任。并且告诉他说：四年承乏，无一称职，只有这一件事，可为他年稿本，不无小补。所以详细记载，以推广先生的教导。

译之益

我初到湖南时，现任广信府太守张朝乐公，正被保荐为知府，在省城等候任命文书，前来拜访并询问时政。张公说永州与广西接壤，流民乞丐很难治理。我向他请教治理的方法。他说以前在武陵县任职时，下乡查验灾情，恰逢乞丐匪类聚集，差役人手不足无法捕捉，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就喧哗着索要路费，几乎无法控制。看见路旁有桑园，能容纳百余人，便命令他们都进入园中，等候点名登记造册，按照名字发放赏赐。乞丐进入后，就命令干练的差役把守园门，逐一唱名放出。挑选其中强壮的人，命令他们跟随到县城领取赏赐。到了县城后，分别查究驱逐，他们都四散离去。这是张公的急智，不能再次使用。

我到宁远县时，听说那里的流民乞丐横行霸道，成为民间的大祸害。追问其中的缘故，原来是去年该县收成不好，人们扶老携幼而来，成群结队地分布在各个里甲。因为捕捉他们无法捕捉，驱逐他们又不可行，所以人数越来越多。然而乡民没有人敢对他们怎么样，无论是缓和还是紧急处理，都担心酿成事端。咨询下属官员，都没有好的策略。恰逢我刚到任，按例应当点名考勤，知道三十六个里各有专职差役催缴粮税，于是刷印小票数百份发给差役，分发给各里的乡绅百姓，协助保甲捕捉驱逐，使人人都有捕捉乞丐的责任，处处都有协助捕捉的人。流民乞丐无处容身，不到十天，境内的乞丐匪类就相继远远离去。百姓缴纳赋税，踊跃程度加倍于平常。因此我就得到了民心。这也可以作为驱逐乞丐的一种方法吧。驱逐流民乞丐的方法

译在催征赋税中体现安抚百姓，谈何容易。如果账目根源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弊端就非常大。适宜在账册的中缝处，用完数后加盖木戳，由官府和百姓分别截留保存，这样可以避免弊端和混淆。至于负责户籍和粮赋的胥吏，往往搁置大户，搜刮小户。这应当责成幕僚，实心实意地检查核对。凡是进行比对核算时，仔细对照完纳和拖欠的多寡确切数目，分别予以责成或免除。完纳多的差役，立即给予功牌，登记名字酌情奖赏。同时严查勒索的弊端，这样才不至于导致追呼滋扰百姓。如果为了自己安逸，总是委托佐贰官去考核课税，终究只是虚名而无益处。

谈论民间的积贮，社仓和义仓这两种仓库，尚且可以。但是实行得不好，其危害没有穷尽。官府不介入，就会装满社长的口袋；官府稍微介入，就会放纵吏役的奸诈。借粮的户，大多贫乏，出借时难以稍作延缓，还粮时难免拖延。官府进行稽查，吏役需要规费，掌管钥匙的人，最终多有赔累。所以到了官员更替的时候，怕事的人多方规避，牟利的人百计营求，甚至有因此亏空挪用的，只留下虚空的账册。这是社长的危害。有的则在劝捐的时候，勉强登记捐款，历时久远，无力完成，官吏接着追呼，子孙因此受累。这是捐户的危害。这样的良法，固然不应该因为噎废食，但终究不能刻舟求剑。想要使吏役不操纵权力，仓库真正起到救济作用，全在于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旧有的捐置，务必求得社长得人，为他设法调剂。捐户如果确实无力完缴，也不妨据实详细奏请免除。如果本来没有捐设，断不必羡慕好善的虚名，创设捐项留下祸患。

花户拖欠赋税，到处都有。但也存在吏役侵吞收入，冒充为民欠的情况。我代理道州知州时，因为前两任都在任上去世，多年的民欠不得不征收。于是创立了一种呈式，让递交诉状的人，在呈状表面注明，本户每年应完纳的条银多少，仓谷多少。没有拖欠就注明全完，未完就注明欠数。除了命案、盗案外，寻常的户婚、田土、钱债等小事，都批示令其先完纳欠赋再审理。欠数清完，就立即听候审判。双方都乐于结讼，无不迅速缴纳。偶尔有吏役代完侵蚀的，字据可以作为凭证，立即查追清款。那些没有诉讼案件的，在完纳新赋时，责令先完旧欠。实行几个月，完纳的超过一半。但这件事必须亲自实力稽查，才能见效。依赖幕宾和书吏，终究无济于事。

自来撰写地方志的人，大多夸耀人物富庶，风俗淳朴，山川城郭的壮丽，诗书弦诵的可风，牵强附会，来粉饰太平。对于农田、水利、赋役、兵刑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过抄录公文，来充数篇幅，不敢一言论及利弊。旱灾涝灾就隐瞒不写，饥荒就隐匿不报。圣明的天子虽然心怀悲痛，关心民间疾苦，又从哪里得知呢？我读康熙二十六年桃源县令萧文蔚所编纂的县志，不禁涕泪横流。说：唉！这是贾谊的痛哭，郑监门的图绘啊，难道仅仅是县志这样吗？他的自序说：桃源的百姓以十分计算，水灾夺去七分，蝗灾夺去二分，仅剩下遗民一分，而每年修堤的夫役又夺去一分的三分之一，衙门二十多个都有差役，又夺去一分的一到二分，送银鞘、解逃人、拖拨兵船牵拉，又夺去一分的四到五分。那么桃源还有百姓吗？难道没有百姓，只是没有能歇肩的百姓罢了。县土大多被黄河冲溃，自从修筑遥堤和缕堤，百姓得以稍安。但是肥沃的土地多靠近黄河，有例许种植官柳，柳树已无数，贫瘠的土地都沉在沙泥中，像陆城、吴城两乡，被鱼鳖占据的过半，其余都是湖荡，能长丰茂的草，春冬还有干涸的时候，夏秋则波涛撼及席，人都筑巢而居。县里的物产，水虽多，没有莲芡，鱼虽多，都是小鱼，布帛丝枲，从其他邦国贩来，枣栗蔗菱，凑集于过客。这是百姓不能自养，土地不能养人，物产不能作为养料。居官的人性情虽然好贪，也没有可贪的，性情即使好廉，也不能成就它。这不是爱民如子，恺悌性成，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全书共十二卷，和蔼诚恳，恻恻动人，确实是古代遗爱。于是节录他的序言保存下来，作为后世修志者的法则。

天下的治理始于县，县的治理根本在于县令。然而县令成就教化、统一风俗，以闻名于宰相和天子，并不是他特立独行就能做到的。下面有县丞，又有县尉，也不是县丞和县尉辅助就足够了。其中的缘故，做县令的人，大概没有明白这一点。朝廷垂意于县，勤勤恳恳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得到人了，又担心一邑之大，民众众多，上与下不相连接，政令没有执行的人，威惠没有施加的对象，虽然谨慎且廉洁，但政事不能举行。于是里有里长，乡有乡约，族有族正，选择其中贤能的人授予他们。然后县令的耳目股肱才完备。县令勤于上，乡约、族正、里长奉于下，政令有执行的人了，威惠有施加的对象了。族中有一善，那么族正就劝勉一族；里中有一善，那么里长就劝勉一里；乡中有一善，那么乡约就劝勉一乡。有一不善，就斥责于一族，斥责于一里，斥责于一乡。既然已经这样，县令在政理之暇，

译又时常召见这三个人。当面询问百姓的疾苦。人心的向背。以此来考察我的政绩。态度温和愉悦。慰劳勉励他们并更加倚重他们。以此使他们内心快乐并警惕他们的懈怠。将皇上的德意传达给百姓。百姓都说。皇上这样爱护我们。皇上这样期望我们成为君子善人。我每天都能看到乡里风俗的美好。一个乡如此。其他乡可以推知。一个县如此。其他县可以推知。这难道不是乡治理好了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治理好了吗。如果县令不能奉行朝廷的意旨。来教化百姓形成良俗。以至于把苟且敷衍、粗疏宽泛当作要务。族正既然授予了虚名却不加过问。乡约大概就不是所谓的约了。里长大概就不是所谓的长了。他们中小的管理户口。治理馆驿。大的抢劫杀人。必定要上报。一切只把他们当作奔走服役的奴隶罢了。一旦有不顺从的就在其家中呼号。而在公堂上怒骂侮辱他们。而那些率领百姓来侍奉县令的人。本来就不被责备。何况如果不加选择就任用。任用时又不以礼相待。那么那些自爱之人本来就不肯担任。担任的大多是乡里的无赖之徒。借此生事包庇奸邪。给百姓招来祸患。而暗中享受利益。而且他们也窥探到皇上以无廉耻的态度对待他们。众人认为他们是下流之人而让他们居此位。即使想保持清白不被污染也不可能。于是完全顺从他们而抛弃正道。上面的人又怎能信任他们呢。不只是上面的人不信任罢了。即使用自己不善的行为去教导别人向善。用自己的恶行去指责别人的恶。平时吵吵闹闹。谁会相信并服从他们呢。不被信任不被服从。乡里的祸患就不可言说了。诉讼案件充满公堂。文书簿籍忙碌不停。县令直到太阳偏西还来不及吃饭。以至于监狱拥挤堵塞。囚犯遍布道路。却不知道是谁造成的。这也是疏漏而失去了根本啊。论述乡治。

译招垦里记

乔光烈

招垦里，位于宝鸡南面的万山之中。距离县城极其遥远，是人迹罕至的地方。乾隆初年，我任宝鸡县令，查阅县册得知这个里的名称，便询问官吏。官吏说：“这里偏僻地处山谷，与外界隔绝遥远。以前担任此职的官员，虽然出行巡视各县，最终也没有一个人去过那里，是因为畏惧其荒凉险恶，害怕路途崎岖。”我反而对官吏说：“担任县令的人，对于山川村落、地方风俗民情，其远近多少、肥沃贫瘠，以及民风是浇薄还是淳朴，应当全面视察、亲眼考察，这关系到政事，难道因为险远就爱惜自己而不去了吗？只是前往确实困难。过了不久，恰逢应当巡视出行，于是告诫官吏和士卒进入招垦里。出城，渡过渭水，到达南山脚下。山势完全合拢，形势无法前进。看见两崖之间，忽然裂开如同门扉半开，土石从中裂开，像是用斤斧铲刻而成。然而狭窄逼仄得很，望去怀疑小路不通。官吏上前报告说：“这就是通往招垦里的路。”我勇敢地进入，看里面仅能容纳一人骑马，随从无法排列。山路像羊肠一样曲折，像蛇盘一样回环，蜿蜒沿着岸壁前行。抬头看天光，好像身在井底。估计走了将近百里，天已晚却没有住宿的地方。找到里人在山中凿洞建的神祠，只有一间屋子，就在其中休息。第二天继续前行，大约五六十里左右，连绵的山都分开了，境界忽然开阔。平原宽阔的道路，井田聚落，全部映入眼帘。心意方才豁然开朗。官吏说：“这就是招垦里了。”里中旧时编制甲户共六个，居住着数千家。那里的土地适宜种植五谷，而豆类和麦子尤其茂盛。那里蕴含幽深、吐露肥沃，田地多为膏腴之地，所以每年常丰收。那里的木材丰富，桑树柘树和瓜果足以供给物资。那里的风俗安于耕种养蚕，供给衣食和吉凶祭祀。里中互相通婚，崇尚和睦快乐，很少诉讼。居住在那里的人，几乎好像自成一代。然而也是因为那里距离城郭遥远，而县城里的人常常不到那里去。因此断绝了繁华喧嚣的风气，长久地安于淳朴忠厚。我年轻时读《桃花源记》，特别认为那是出自作者的寓言。等到观察这里，才感叹与陶渊明所说的没有不同。虽然如此，假使先前我被官吏所说的难以前往所吓住，最终也像以前的县令那样不肯去，又怎么会知道那里的风俗和境界如此美好呢？里中的百姓，从少到老，既然不曾因事涉及县衙，见到官府，他们的赋税也不劳烦催缴。凡是田舍交易，不立契约，以口头承诺为凭据罢了。也终究没有变故。唉，这大概是太古的遗风，而淳朴尚未散失吧。特意询问那里的人，大多不曾读书识字。孔子与冉有讨论卫国人口众多，主张先使百姓富裕，再加以教化。我对于里中风俗的美好，却感叹它不能没有教化。于是建造讲舍共六间，购买田地五十亩，选择诸生中良善谨慎的人担任老师，让他们教导子弟回归学校。使礼义更加明白，孝顺悌爱和睦，成为风俗更加深厚。担任县令的人和父老乡亲，难道对此还有更大的快乐吗？招垦里的四周，都被山峦环绕。听说向西进入山中的道路险峻狭窄，像我这样从宝鸡到招垦的，几十里路，中间豁然出现大谷，又形成村落。从这里可以到达凤县。向东的山路也如此，大约一百多里，到达岐山县。向北出去是五丈原。昔日魏延对诸葛孔明说，想用五千人出子午谷，直抵长安，就是那个地方。我离开里中后，后来被事务牵累，几次想再去都没有实现。思念那里的风俗，以及土风的美好，很久不能忘记，因此写下这篇记，以告知后来执政的人。

饬吏正俗四约

陶元

自接受任命以来，随遇咨询访问，深知这里的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近来进入县境，所经过的田地荒芜，村落变成废墟，整天行走在杂草丛莽之间，不见一人。到达县治后，则城墙破败，学校荒废，士人没有弦歌诵读的声音，家中少有瓶罍等礼器的积蓄，物产萧条，商贾不来。比较其疾苦，几乎百倍于所听闻的。知县心中悲伤，想要挽救其凋敝，却不知道从何做起。你们父兄子弟，生长在这个地方，凡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定了解得很深了。请你们悉心条列，利益如何兴起，祸害如何去除，务必确切地说出来，使下面不损害百姓，上面也不至于损害国家，这是知县对你们深切期望的。知县任职时间尚浅，才薄力弱，四境之中有通晓世务、谙练事情的人，不拘什么身份，就列出他们的名字来报告。

你们生长在边海之地，向来治理百姓的官员，没有用礼教先行教导的，你们自安于朴陋，是适宜的。现在想要改变风俗，应当从我身边的人开始。有仍然穿着亵服、赤脚，不穿衣不穿袜，满身污垢进入公门的，必定重重惩治。法纪尊严的地方，固然不容许这种倨傲轻侮的风气。你们要知道，不要怠慢。

阴阳之气不相凌犯，内外之职不相混乱，所以男耕女织，是人伦的制度，王化的基础。现在你们百姓白天住在内室，却让他们的妇女沾身涂足，在野外劳作，颠倒了阴阳的位置，乱了男女的区别，伤害教化、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这也不是用来鼓励勤勉的方法。一个男人不耕种，必定会遭受饥饿，何况整个城邑的百姓，都怠慢抛弃职业呢？现在与你们百姓约定，男子治理外事，女子治理内事，不得再遵循固陋，自招饥寒。即日天气稍凉，知县将亲自巡视田野，亲自考察勤勉与懒惰，先布告如下：凡是我诸生父老，通晓文义的人，宣明我的意思，家喻户晓，不要再做这种愚昧的事了。

你们百姓生长在这里，一旦飘然远行，必定心中有极大的不堪。不是天灾所迫，就是横征暴敛所加。虽然想要

译时间很短，而局势难以维持。他们离开这里前往别处，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知县刚到任之初，咨询查访过去的旧例，可以裁减的就立即裁减，可以减轻的就立即减轻，立志要休养生息，安抚百姓。我们所有的父老兄弟子侄，谁没有房屋田产和乡土的依托？谁没有对祖宗坟墓的眷恋？谁没有对亲戚故旧的欢乐？却反而迁徙到外地，失业流离，活着做异乡客，死了做他乡鬼。你们自己想想，怎么能忍受这种境遇？现在你们的田产还在，只要你们能醒悟回头归来，就具名向县衙报告，酌情免除差役。那些贫穷的下等户，确实无力耕种的，应当酌情给予牛只和种子，决不再让他们失去生计。你们应当体察我的诚意，不要再滞留在那里了。

译恭敬地陈述治理漳泉风俗的奏疏

汪志伊

查考福建省漳州、泉州两府，在宋代时曾有“海滨邹鲁”的美誉。由风俗可以推想教化之美，可知其美好程度。自从明朝末年倭寇入侵内地，当地训练乡兵以保卫村堡，招募勇猛豪强之人，授予他们军器，崇尚勇力与意气，久而久之形成风气。此后便逞凶斗殴、持械相争，礼义廉耻的风气衰微，而诡诈贪婪暴横的习气兴起。起初结为天地会匪徒，后来流窜成为陆上和洋上的盗匪，结党成众，肆意掠夺，实在是地方的祸害。这类莠民，若激切对待则容易生变，若姑息纵容则如同养痈遗患。只有督饬地方文武官员，不动声色，随时访查抓捕，以期逐渐铲除。然而浇薄的风气与强悍的习俗，突然之间无法改变。臣愚昧地认为，遏制其流弊，不如治理其源头；惩罚其暴行，不如教化其风俗。谨将天地会匪与械斗两件事，以及治理源头、教化风俗的四条建议，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查考福建省天地会，兴起于乾隆二十六年，由漳浦县僧人提喜首先倡导创立，暗中主使，图谋不轨。历年抓捕惩办，共三十五案，每案或数百人，或数十人不等。因为滋蔓日久，即使是良善殷实之家，也惧怕其骚扰，不得已而被迫跟随的，也不在少数。这些匪徒倚仗人多势众，或出海抢劫，或在陆上抢夺，或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经事主呈控后，地方文武官员带领兵役秘密前往抓捕，匪徒或逃入深山，或窜入大海，以致根株无法彻底清除。从前尚有公正的族长，捆绑匪徒献给官府，也有义民指引追捕。后来因为匪徒对捆绑献俘和指引追捕的人肆意报复，导致族长和义民畏惧不前。臣在任内又接连访查抓捕八案，对于平时安分守己的人并不搜求，一旦有犯法者，立即抓捕惩办。这就是会匪的实在缘由。

然而会匪由来虽久，却没有酿成像四川、湖南那样的巨案，这是因为各地乡邑械斗，互相仇杀，其仇恨不可化解，其人心不能联合，其势力不能联结的缘故。查考福建省械斗的风气，漳州、泉州尤其严重。因为民俗粗犷强悍，人口日益繁衍，仇怨极深，而且聚族而居，大的宗族有千余户，小的也有百数十户。大户欺凌小户，小户愤恨不平，也立即纠合亲族党羽，对抗大户。每遇到细微嫌隙，动辄鸣锣号召，千百人结党，持械互斗。其凶横竟至于此。而且各自设立宗祠，元旦拜祖之后，就制作阄书，写上多名，作为殴毙抵偿的名次，拈得者颇为以此为荣，族人代为立后，并在祠堂设位祭祀。其愚昧竟至于此。间或有稍微懂得礼法、退避不参与的人，就怀恨逞凶，毁坏其器物并焚烧其房屋，挟制其必须顺从。其胁迫良民顺从暴行又竟至于此。因此彼此报复，乘机占据掠夺，仇杀相继发生，将双方被杀的人数互相计算抵偿，有余者则按拈阄的姓名依次认抵。到案受刑，总不翻供。其甘心自残又竟至于此。

当初，地方官当场劝谕，他们就说抵命有人，何干公事。如果立即严加抓捕，他们就操戈相向。其顽梗不化又竟至于此。等到酿成命案，稍稍畏惧法律，或动用祠堂租息，或筹集家资，打点文武衙门及兵役，为之庇护。否则就举家逃窜，甚至将杀死的尸体移藏灭迹，无法相验。更有本身躲匿，串通亲属捏造被杀，并将素有嫌隙之人以及殷实之人指认为正凶，混杂呈告。其刁诈又竟至于此。地方官因无实据，往往迁延时日，不能详细办理。即使有时侦知凶犯下落，移文军营会合抓捕，也有逞凶拒捕伤及差役的情况。这就是械斗的实在情形。

以上两件事，会匪较械斗更为严重。现在连年丰收，胁从者少，尚无大忧。如果一旦遇到歉收之年，愿意跟随的人多，实在令人担忧。民心陷溺日益加深，都是因为吏治败坏已久。自从乾隆六十年查办以来，将最危害百姓的牧令官员，明正典刑。此后又加意整顿，陆续参劾，问拟遣戍降革者十六员，又另因其他事项参处者数十员。考察官吏极其严格了。办理过械斗数十案，以及会匪二千六百余名，洋盗四千余名。除暴也已严厉了。奏奉恩旨豁免欠粮九万余石，革除银粮浮收及各使费陋规，丝毫不以累及百姓，加惠也已到了极致。然而夺命案件频闻，械斗风气未息，甚至钱粮米税，公然抗欠不完。推究其缘故，整顿虽然严格，但教化引导未做到。百姓血气用事，酿成习俗在此，尚可教化引导也在此。然而没有廉洁明察的官吏，不能施行教化。

第一，慎重选择守令。查考漳泉的弊病在于官与民不相亲近，民与官不相信。想要移风易俗，必须从官与民亲近开始。而想要官与民亲近，尤其以得人为关键。考虑到武健的人操切，则担心其急躁；拘谨的人怯懦，则担心其玩忽。必须有忠信慈惠之心，而又具备明敏干济之才，才能视民事如己事，因时制宜，与民融洽。其次则是廉静寡欲、实心任事的官员，也可以除弊兴利，从容与民更化。臣察核漳泉现任官员中，有必须更换调补者，受限于成例不能实行。可否仰恳圣恩逾格，准许在通省现任及候补知

译在县域内，选拔贤能官员，聚集起来治理漳州、泉州极为败坏的地区。对于官员空缺的更换，除了按照惯例由简缺调往繁缺外，有时由繁缺调往简缺，或繁简对调，或者任用候补人员，使得重要地方得到合适的人才，以此来移风易俗。这就是所说的“有了治理的人才，然后才有治理的法度”。

第一条是责成官员长期任职。知府、知县既然选用了贤能人员，凡是设立社首以联络乡村，责成家长以清除族中匪类，设置更夫以严加夜间警戒，招募线人以便侦查抓捕，革除兵役的贪婪掠夺，解散积恶势力的党羽，制定村庄守望的法度，宣讲邻里和睦的风教，提倡孝悌以触动人的天性，激励廉耻以端正人心，劝勉耕桑以丰富衣食，崇尚俭朴以供给日常用度，振兴学校以推广教化，这些措施如果不长期任职，就不能收到实际效果。查考旧例，海疆重要缺口的知县，三年任期届满，如果显著有成效，准许该总督、巡抚具题以升衔留任注册，再满三年，保举升用等语。然而福建一省因丁耗、粮米、盐课等方面的处分，因承缉迟延的参罚，不一而足。到任不久，降职革职的处分就已经到来。虽然有长期任职加衔的惯例，也迫不及待。因此频繁更调，即使有实心实政，官员还没来得及施行，百姓也不相信，怎么能期望社会风气丕变、人心归附呢？恳请皇上天恩，俯准漳州、泉州两府及十六厅县，凡是遇到上述因公降革处分，一律改为从宽留任，使得官员与百姓熟悉，潜移默化，以收实效。这都是出自圣主矜全逾格之恩。这些官员三年显著有成效，将上述处分准许开复，仍照旧例以升衔留任，再满三年升用，以示鼓励。如果有始勤终怠、改操易行的人，随时参办，以示惩戒。各直省及福建其他府县，均不得援引作为先例。

第二条是革除役弊。凡是良善百姓，很少有充当胥吏差役的。那些奸猾的胥吏差役，大都是本地的地棍土豪充当。他们作奸犯科，各种弊端层出不穷。遇到命案、盗案，串通奸民讼棍，选择那些家资殷实的人，或者诬指为首犯，或者罗织为同伙，或者株连为跟拘，任意讹诈，一定满足他们的欲望才停止。等到正犯到案，又教唆供词妄扳，作为索诈分肥的手段。而紧要的人犯，反而置之不问。甚至通风送信，纵令逃往远方。即使地方官发愤缉捕，他们表面顺从内心违背，最终一无所获。昏庸贪鄙的官员，往往落入他们的圈套，狼狈为奸。如果不肃清胥吏差役，即使有美好的意图和良法，也不能施行。然而如果全部严拿究办，那么衙门蛀虫与匪类固结更加坚固，反而使地方官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已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臣只有督同府厅州县，互相觉察，拔除其中特别恶劣的严惩，逐渐清除他们。豪恶既不能盘踞，良善就可以逐渐进入。饬令地方官分别招募补充，以备缮写文书差遣之用。扰累除去而官民相亲，那么治理教化自然容易施行了。

第三条是整饬营伍。设置军队原本是为了保卫百姓。如果操练熟练，稽查严密，奸匪断不敢肆意猖獗。查漳州、泉州两府，驻扎两提督两镇，额定水陆战守兵，不下两万多人。分营设汛，棋布星罗，兵制不能说不完备。然而招募的士兵来自民间，不是贫困无聊的人，就是市井无赖，于是以豢养贼寇、勾结盗贼为生计。平时得到规费包庇，临事或者通风送信让贼寇远逃，或者受贿纵容逃脱，竟然致使积年巨盗，接连横行。那些将弁等，似乎认为缉捕是文官的专责，与自己无关。等到经过府县备文移会，却又转向文官索取弁兵的盘费。盘费有了资助，就应当踊跃追捕，然而又意图不在抓获罪犯，而在乘机攫取乡民的财物。乡民不胜愤怒，因而纠集众人抗拒抓捕，酿成巨案的也有。这都是平日号令不明，约束不严，导致的祸患。应请责成漳州、泉州提镇大员，率领将弁，洗心革面，慎重选拔行伍，申明保卫百姓的道义。如果有抢劫的案件，即将失事地方的守汛员弁，先行提营重责，仍照案参处。倘若弁兵怙恶不悛，平时仍有包庇，临时又敢擅自索取民间一丝一粟的，即按法重惩。如此严切警戒将弁，那么将弁不纵容士兵，士兵自然守法；士兵不庇护盗贼，盗贼自然容易清除；士兵不骚扰百姓，百姓自然归顺教化。可以收到设置军队保卫百姓的效果。

以上四条，似乎是整饬漳州、泉州的关键方法。只是其中商议破格调用贤员、因公降革从宽留任两条都属于例外，乞求恩准，迹涉沽名市惠。但如果不遴选任用贤能官员，使得他们长期任职，即使有良法，也不能教化施行收到效果。因此据实上陈。

译治理械斗的议论

郑振图

有人问：泉州和漳州的械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回答说：始于明朝末年。当时海疆不宁，海盗横行，沿海居民各自想着保护村庄，于是组织乡勇，制造兵器。等到清朝初年，耿继茂与郑成功交战，兵器遍野。直到康熙三十六年，台湾的寇乱才平定。百姓已经习惯了武事，其中聚居同族的人，挟着微小的嫌隙，就常常拿起武器互相攻击，彼此报复，成为常态。械斗的兴起，是有其渊源的了。

那么，海寇平定以来，为什么械斗不停止呢？回答说：漳泉两地的百姓多从事海外贸易。当时海禁刚刚解除，岛上的外夷习俗鲁钝质朴，商贩获利成倍增长，所以这两个郡的富裕程度，在全省首屈一指。富裕了就骄傲，骄傲了就放纵。地方官员贪图他们的钱财，有弱肉强食的现象，贿赂送进去就偏袒他们。富人傲慢地说：“你们怎么敢抵挡我？杀死你不过是耗费我的金钱罢了。”于是弱者更加愤恨，愤恨却无处申诉，就更加激烈。弱族依靠同族的力量取胜，称为“包”，“包”是必胜的意思；强族依靠联合宗族取胜，称为“齐”，“齐”是协力取胜的意思。死了一个人，就凑钱买一个人来抵命；死了十个人，就买十个人来抵命。所买的人，都是贫穷无依、愿意得到钱财来资助家属的人，历经台谏审讯，发誓不改口供，称为“顶凶”。凡是顶凶的案件，官员和吏役都收受贿赂。这是从前械斗的情形。

后来几十年，富人的家道日益衰落，海外贸易的利润日益微薄，也有退让止争的意思，但仇怨已经坚不可解。即使是孩童在路边争拾箭矢，全族也会为之哄然动怒。一家不出面，百姓就会聚集起来歼灭他们。即使是妇女小孩也愤然想伸出胳膊起来抗争。当时两郡逐渐凋敝，地方官员在普通诉讼中无法获利，就在械斗中，命令差役去骚扰有财力的人，武官也从中分一杯羹，都把这当作利源。这是后来械斗的情形。

在此之前，只是顶凶而已，不抢尸体；只是对阵而已，不焚烧房屋。近年来的械斗，都不是出于豪强之徒，而是出于无赖之辈。本来没有寻仇的意思，而是出于抢劫的阴谋。积累久了，匪类越来越多，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手工业，难以获得食物，就乐于参与凶狠的举动，按人口领取粮食，得以连续几十天甚至几个月饱食酒肉。侥幸获胜，追赶逃敌蜂拥而上，那个村庄所有的米谷财物，全部席卷而去。搜刮一空后，还将房屋一把火烧毁，并且毁坏抛弃尸体，消灭形迹。荼毒之惨，不忍言说。这样看来，从前的械斗，尚且涉及凶恶顽固；近时的械斗，比盗贼更加严重。

从前的械斗案件，官员借此渔利；近时无利可图，也就不得不从事和解。当双方兵刃相接时，官员远远望着退缩畏惧，不能说一句话。即使派人去劝止，对方回答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们自己拼命罢了。”抓捕不能，申报不敢，坐在衙门里寂静无为，每天只听到声音如轰雷一般。这是近时械斗的情形。

那么，官员真的没有办法吗？回答说：有。有人主张劝谕的策略，责成绅士，让他们教化引导，绅士只是低头而已；责成家长，命令他们首告，家长只是引咎而已。文告的词句，几乎多到汗牛充栋，说得口干舌燥，却置若罔闻。有人主张保甲的说法，以家为单位编为保，那么全保都如此；以里为单位编为甲，那么全甲都同病。这就像堆柴草来制火，引水来制河，只会加深热度。用武力则激变，用文治则迂缓，治理刁民比治理剧寇更难。那有什么办法呢？相信这种说法，泉漳的百姓，终究不可治理吗？回答说：唉，这是什么话！治理国家的道理，有改变风俗而没有改变百姓的，有治理人而没有治理法的。泉漳两郡，古称佛国，又号称邹鲁，其习俗可知。数百年来，浸淫至于近日，所谓过去的必定会恢复，大概就是这样吧。如果说这是化外之民，付之命运，那么渤海不必有龚遂，河内不必有寇恂，难道合乎情理吗？

那么，怎么做才行呢？回答说：这固然取决于其人。谨慎的官吏，可以治理文书，却不足以伸张决断；勇武的官吏，可以伸张决断，却不可以说安抚。子产、西门豹那样的人不世出，必定是诚实敏捷而能驾驭的人担当此任吧。两郡的人，凭恃血气之勇，而亲戚乡党，自相残杀，一至于此，足见其愚昧。愚昧而用诚意对待，推己及人，纳入心腹，能让他们歌唱，也能让他们哭泣。自古平定动乱的人才，不出此道。何况区区庸俗昏暗之流，所以以立诚为先。诚实而不敏捷，那么智谋会被左右窥探，张弛会被胥吏阻梗，表面上尊奉为长者，实际上视为易与之流，那么推诚反而被愚弄，导致玩弄权术的人以诚相诟病。所以敏捷次之。况且械斗之徒，以竹为头盔，以枇杷木为铠甲，灰瓶弩石，火器列阵，视死如归，实在可谓强悍。或者用柔道牵制，或者用正道制服，必定需要驾驭之才。大将治理骄兵，本来有指臂之形，其驾驭尚且容易；长吏治理顽民，已成解体之势，其驾驭加倍困难。驾驭的方法，关键就在诚敏之中。大抵治理泉漳的官员，先须征选极有声名的良吏，使他在未到任之前，赫然有神明的美誉，已足以慑服人心。

到任之初，不宜骤然有所作为，以涵养其气。将前任官吏一切虚文故套，一概废除。

译我将其铲除，以显示另有作为的局面。此后，面对百姓审理诉讼，凡是涉及婚姻、土地等细微琐事，都虚心剖析，公正恰当。先让附近的人心悦诚服，然后召集父老子弟，与他们讲明道理，和蔼可亲如同家人骨肉般欢乐。这时，视听所信服的范围，逐渐有遍及各个乡村的趋势。于是感慨叹息，立即询问处置械斗的方法，然后才可以着手办理。用兵的方法，攻心为上，破坏其联盟次之。凡是必有端倪，必先约定日期，这就是计谋。不知道对方的计谋，就会陷入蒙蔽；有计谋而不加以攻击，就会陷入拖延。实施攻心策略的人，起初也不过是依靠绅士和家族长辈。从前官员没有真才实学，绅士长老不愿为他们效力，即使任用也无济于事。如今得到贤能的官员循循善诱、鼓舞人心，绅士得以有所凭借。愚昧顽固之辈，起初也不知道这位长官为何如此神圣威严，互相看着脸色沮丧。绅士长老广泛宣示旨意，不久这个乡村就缴械了，又不久那个乡村就讲和了。稍有成效，更应当加倍诚恳。对于平息事端的人，勤勉地抚慰他们，为他们剖析是非曲直，使人人满足愿望后才停止。在这个时候，高兴的人少，不高兴的人多。偶尔有坚持作恶的人，观望迟疑，不久听说某乡某人被绅士长老捆绑献出，又听说有人逃往县城，互相传述，情势孤立、意志怯懦。将百年积弊，由一个文弱书生处理，而早晚之间豁然开朗，如同沉疴离开身体，难道不茂盛吗？虽然如此，这并非容易说到的。智取术驭可以得于一时，不能得于持久。持久之后溃决，防止壅塞更加困难。而且平息事端之后，督促农桑，训诲子弟，使他们永远有安居之乐，更不是浅薄之心所能办到的。而且与械斗互为表里的，也不止一端。抢劫的歹徒，则在城市公然行凶；盐枭的横行，则结队联合；宝场花会的广泛，则布满乡村。聚集时互相残杀，解散后成为匪类。权衡事势，赌徒容易解散，盐枭抢劫次之。抓住要领治理抢劫，那么赌博、盐枭也迎刃而解。譬如树木，枝枝节节，共用一个根柢。械斗可以治理，那么没有不能治理的了。自古以来，有乱民，没有乱国。丑类虽然众多，必然敌不过善类的多数。盗贼也有天良，娼妓也有廉耻。奸猾胥吏所欺侮的必然是庸碌官员，豪强猾吏所侵犯的必然是贪墨官吏。械斗不制止，必然推究其无根本，格杀其无方法。良医看病，先固元气而病气自然消散。如果说泉州、漳州的疾病在于攻克，那么也将把两郡十一邑全部屠杀吗？持这种说法的人，我不知道他是谁了。

译论息书岭南集

程含章

广东风俗的败坏，确实没有比械斗更严重的了。这种风气起源于福建的漳州和泉州，流传到潮州，逐渐蔓延到惠州、嘉应州、广州、肇庆、韶州和南雄，其中以潮州最为严重。祸患延续了几十上百年而没有停止。起初是因为地方官员只知道鱼肉乡民，不处理民事，民间的诉讼拖延数年不能结案，甚至有人数年都见不到官员的面。愚昧的百姓无处申诉，不得已激愤而酿成械斗。后来官员仍然索取贿赂，并不为百姓判断是非曲直。于是百姓普遍怨恨，抗官拒捕的事情就发生了。百姓既然抗拒官府，就导致动用军队。马匹口粮和运输费用，都出自民间，兵役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被搜刮一空。因此官员把百姓看作仇敌，百姓也把官员看作豺狼虎豹。上下隔绝，情意不通，这就是越治理越败坏的原因。

查究民间喜好械斗的缘故，弊端有十二种。他们的性情凶悍好胜，风俗重财轻命，口角小事，就忘记身家性命。凶暴之人一呼，跟随的人如云聚集，鸣锣击鼓，刀枪如林，起初并不考虑事情与自己无关。几十两银子的报酬，争相想要顶替凶手，银子一旦到手，即使放他们走也不会逃跑。顽劣的百姓习惯演练鸟枪，等待被雇佣，专门以杀人为职业，不畏惧明处的国法，也不畏惧暗处的鬼神。祠堂积蓄丰厚，有容易获取的资金，凶手预先占定，有敢于行凶的气概。大乡欺负小乡，小乡不服，联合多个乡镇以图报复，因而乐于械斗；宗族豪强借此中饱私囊，因而乐于械斗；宗族中的恶棍借此分取利益，因而乐于械斗；讼师从中挑拨离间，因而乐于械斗；品行低劣的生员从中怂恿，因而乐于械斗；衙役从中关说请托，因而乐于械斗。有这十二种弊端，驱使他们械斗，愚民想要不械斗也做不到，又怎么能期望风气可以平息呢？

现在祠堂的积蓄已经空了，田园抛荒，民间没有银子买凶，案件大多不能结案，带兵前往索取，百姓已经习以为常而不畏惧。所以治理这块土地的人，过去把械斗当作奇货可居，现在却把械斗当作苦差事。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能不急着思考转变的方法吗？

我私下计算，自从有械斗以来，各前任巡抚、司道、府、州、县官员，有的追究主谋，有的惩办顶凶者，有的查封祠堂，有的搜查鸟枪，有的责成族长和地保迅速报告，不是不认真整顿，但最终不能挽回局势，是因为只治理末节，堵塞支流，没有用正本清源的方法来实行。正本清源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勤政爱民以沟通上下情意罢了。

潮州的弊端在于官民隔绝，情意不通。好比人病在脏腑，而胸膈闭塞，攻治不下，吃药就吐，必须先疏通胸膈，药才能施用。从前韩愈在潮州，教化甚至影响到鳄鱼，潮州百姓虽然蛮夷，也有血气心知，怎么会冥顽不灵，还不如鳄鱼呢？虽然如此，但有困难的地方。百年来，潮州百姓厌恶官员如同厌恶蛇蝎，现在想要亲近百姓，必定远远避开而不肯亲近官员，即使百般解说，呕出心血来开导，百姓也不相信，说：“这是为了某个案件而来，用甜言蜜语引诱我，想要捆绑我投入监狱，来剥我的皮。”必定闭门而不让进入。那么该怎么办呢？

我说：我在这方面得到了牧人的方法。野马初次见到人，不是踢就是咬，不能接近。牧人就早晨引诱它，晚上带它到水边游玩，今天喂它草料，明天喂它粟米，逐渐引导逐渐靠近，缰绳才能施加，可以任我驰骋了。我在这方面又得到了猎人的方法。人追逐老虎，如果喧哗着前往，人少反而被咬，人多老虎就咆哮逃跑，否则据守险要不可侵犯，劳累而没有收获。善于打猎的人就先暂且缓一缓，探查它的踪迹，等待它睡熟，直接进入它的洞穴捕捉它，用力少而成功大，这是智力和力量使然的。

治理这块土地的人，起初应当用牧人的方法，先做容易的，后做困难的，随带他们素来信服的三两个人，直到他们的乡镇，慰问老人，只要有三五个人出来相见，和他们聊家常，谈风俗，问疾苦，把他们村子几十年来，上受官兵之苦，下受强邻之苦，妻子流离，家室破败，男人不能耕种，女人不能纺织的缘故，痛切地诉说，即使让那些人诉冤，也不能像这样沉痛悲惨，那些老人必定流泪哭泣，妇女听到必定出来哭诉。我只抚慰一番就离开，不谈械斗的事。不久再来到他们的乡镇，或者来到邻近的乡镇，仍然用这个方法，更加深切，听的人逐渐增多，就为他们谋划生计，督促农田，讲求水利，教导种植蓄养，仍然不谈械斗的事就离开。不久第三次第四次来到，仍然用这个方法，听的人越来越多，就为他们剖析是非，化解纷争，消除仇怨，订立乡规，设立族长，设置党正，建立义学，培养人才，教导孝悌，训导和睦救济，所做之事，无不光明正大，亲身倡导率领，而亲自承担劳苦。即使让父亲为儿子谋划，哥哥为弟弟谋划，也不能像这样周到。百姓不是木头石头，能不知道感激吗？

至于那些顽梗的乡镇，蛮悍的宗族，不是德化所能转移的，必定放出巨手，痛加剪除，才能成功。此时人心已经归附，线路已经熟悉，就用猎人的方法，出其不意，擒拿最恶劣的人，有敢执械抗拒伤人者，格杀勿论。像这样严办三五个乡镇，其余的乡镇有不畏惧威严怀有德意，令行禁止的吗？我从前在南雄，就用这两种方法，虽然南雄百姓的蛮夷程度，稍不如潮州，但械斗抢掳的案件，每年也不下几十起。那些打巡

译查办。殴打汛兵官员。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我曾带兵抓捕罪犯，顽劣之民竟敢抗拒逮捕，枪刀如林，大声呼喝着冲出来。我命令发射排枪，顽民这才退去。我率领士兵包围并抓捕他们，像这样的情形屡次发生。雄县的民风如此蛮横，距离潮州又能有多远呢？

译只有不畏惧艰难、不贪图苟且的安逸，因此最终能够治理好它，而后百姓才会顺服。所以说，天下没有难以做到的事情，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天下也没有容易做好的事情，关键在于有真诚的心意。如果确实以精心和果敢的力量去推行，没有不最终成功的。至于广东地区的治理，只把转变风俗作为第一要务，所以撰写了这本书，用来激励同僚，也不过是大略地谈谈罢了。至于神妙的变化，取决于执行的人。况且担心所说的话不恰当，还希望同心协力赞助，开启我的蒙蔽，纠正我的过失，使风俗日渐好转，稍微弥补我的职责罢了。唉，哪里能得到郑国的子产、汉代的龚遂、黄霸、尹翁归、虞延这类人，一起在岭南沿海地区共事呢？我将焚香敬奉他们了。

请定缉捕事宜疏 河南通志

田文镜

一、各属地抓捕盗贼、抢夺人犯的禁令，不能不严格。雍正四年，钦奉皇上谕旨：此后交界地方发生案件，探明赃物盗贼所在之处，无论隔着县、隔着府、隔着省，一方面差遣役吏持票密拿，一方面发公文关会。抓获之后，仍要报明所属地方官，增派人员押解，以符合我平息盗贼、安定百姓的至意。钦此。如果大小臣工都能恭敬遵照，何愁狡猾的盗贼远逃、疆界交错难治呢？现在既然奉有立即密拿的旨意，而捕役仍然不敢越界密拿，是担心奸徒贼党抢夺人犯。奸徒贼党敢于抢夺人犯，仍然是因为地方官不能严禁约束。他们漠视其他属地的盗案，偏袒庇护境内的人，横霸其中，往往因为抗拒抓捕人犯，而导致人命伤亡，再回到本县禀报官府关拿凶犯，而那里的地方官，仍然视为无关紧要，并且抗命不派人审究，捏造逃跑、捏造生病、捏造死亡，无所不至。屡次申详督抚咨文提审，比比皆是。因此奸徒得以倚仗而肆意横行，盗贼得以借此暗中聚集。臣请求此后如果有其他属地遵照旨意密拿赃盗，而那里有纵容抢夺、庇护不交人的，就允许抓盗的地方官，据实详明督抚题参。如果在隔省，也就详明本省督抚，移咨那省，会疏题参。将纵容庇护盗贼的地方官摘去官印解职，该管之乡地保邻，严拿法究。等到此案盗犯既已抓获，审明题结之日，才准许将解职的官员，出具贤否考语，题请恢复官职。这样地方官有所畏惧，就必能在平日约束，而奸徒黠盗，也就失去倚仗了。如果其他属地本无抢犯，而捕役贿赂纵容，捏称被抢，邻邑本无庇护盗贼，而承缉官误听捕役谎报，捏造详文庇护盗贼，审明之日，照诬告律治罪。

一、盗贼的窝点和线人，不能不追究。盗贼没有窝点就没有藏身之处，盗贼没有线人就无从得知主家。这就是没有案件、没有窝点、没有盗贼、没有线人。如雍正元年以来，查条奏窝家之弊，未曾不详细；议定捕窝之法，未曾不尽力。而臣还一定要为此渎奏，是因为必定是最凶最恶的人，平日乡地保不敢过问，捕役不敢缉拿，才敢窝藏盗贼；必定是最奸最黠的人，平日惯能闯村入寨、探州访县，才能做线人。因此窝点和线人难获，十起案件中，竟然没有一起有窝点有线人的。只因为无窝点无线人的盗案，只要能抓获盗贼，也可以审题完结，得以免受处分，所以承缉的官员，只以抓获盗贼为事，而不追究窝点是何家、线人是谁。即使捕役擒获盗贼，也不肯一并擒获窝点和线人。窝点和线人所在，捕役没有不知道的，捕役平日得到他们的贿赂，饱食赃私，且见官府不深究，怎肯献出？窝点和线人不除，盗源不靖，而只擒获一两个伙贼以治其末，盗贼何时能绝迹，小民何时能安居呢？臣请求此后抓获盗贼，必定要追究出窝点和线人，不得以并无窝家、并无线人，混语成招。如果窝点和线人不获，只获伙盗的，承缉官照不获盗首例参处；捕役只获盗伙不获窝线者，仍行勒比。倘若能擒获窝点和线人者，加倍给赏。再窝家律有正条，而贼线罪无一定。除同行上盗得财的，即系强盗，自应斩决；尚有既不为窝，又不上盗，而但为贼探听事主、通线引路者，律无正条。并请部议定贼线之罪，以便遵拟。

馆舍街道桥梁官树之政 日知录

顾炎武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才知道它有池沼、有鱼、有船；读杜甫《秦州杂诗》，又知道驿馆有池、有林、有竹。现在的驿舍，几乎像隶人的墙垣了。我看见天下州县作为唐代旧治的，其城郭必定都宽广，街道必定都正直；官舍作为唐代旧创的，其基址必定都宏敞。宋代以后所设置的，时代越近的形制越简陋。这又是孙樵记中所谓州县皆如驿馆，而人情的苟且，比前代多十倍百倍了。然而今天百事皆废的原因，正是由于国家取州县的财赋，纤毫尽归于上，而官吏与百姓交困，于是没有修举的资财。延陵季子游于晋，说：“我进入他的都城，新室简陋而故室华美，新墙低矮而故墙高大，我因此知道他的民力屈竭了。”《说苑》又说：不独是人情的苟且。汉代制度，官寺乡亭漏败、墙垣弛坏不治的，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俱举，是因为这个。

译成就王业的人，在国都内的道路上，设有条狼氏，清除道路上的杂乱污秽，使之洁净清爽；在郊外的道路上，设有野庐氏，将道路通达至四方边境，合方氏将道路通达至天下，使渡口桥梁相互衔接，不至于塌陷断绝；又有遂师巡视道路进行修缮，候人掌管各方的道路治理。至于司险掌管九州的山川地图，以全面知晓山林川泽的险阻，从而打通道路，那么凡是船只车辆所能到达、人力所能通行的地方，没有不宽阔平坦的。晋文公称霸时，也说司空按时平整道路；如果道路堵塞，河流没有舟船桥梁，单子便以此占卜预言陈灵公的灭亡。自从天街不正，王路倾危，郊野关隘泥泞积水，污秽聚集在帝王车驾周围，《诗经》说：“周朝的大道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一样直，君子行走其上，小人注视其行。”难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吗？《说苑》记载，楚庄王讨伐陈国，驻扎在有萧氏的地方，对路室的人说：“这条巷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沟渠不疏通呢？”凭借楚庄王的霸业却还留意一条巷子的沟渠，由此可知他勤于为民做事了。

译《唐六典》记载：天下造船渡口的桥梁有四种。黄河有蒲津、大阳、河阳的孝义、石柱四座桥梁；天津、永济、中桥、灞桥四座桥梁；渭水有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三座木柱桥梁；巨大的桥梁共有十一座。这些都由国家的工匠负责修缮。这是列举京都的要冲之地，其余的都由所管辖的州县随时营建修缮。那些大的渡口没有桥梁的，都配备船只，根据渡口的规模大小和施工难易程度，来定其等级差别。如今京畿地区荒芜，桥梁废弃损坏。雄县、莫州之间，秋水按时而至，年年淹没断绝。拖拽车轮、招揽船只的无赖之徒，借此牟利。潞河渡口的船夫，勒索旅客钱财，以至于烦扰到朝廷弹劾。司空不修缮，长官不过问，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何况边疆偏远之地，怎能指望像赵充国那样，在湟水以西修筑道路桥梁七十处，使军队可以像从枕席上一样顺利通过呢？《五代史》记载：王周担任义武节度使时，定州的桥梁损坏，压毁了百姓租用的车辆。王周说：“桥梁不修缮，是刺史的过错。”于是赔偿百姓粮食并修缮了桥梁。这又是当今有关部门所惭愧的。

《周礼》记载：野庐氏统计国郊及野外道路，安排住宿休息的井和树木。《国语》中，单襄公陈述周代制度告诉周王说：“排列树木以标识道路，设立郊野的食舍以守护道路。”《释名》说：“古代排列树木以标识道路，道路两旁有沟渠以排泄雨水。”古人在官道旁边，必定都种植树木以标记里程，用来为行旅遮荫。所以南方的棠树，是召伯所憩息的地方；道路周围的杜树，君子前来游览。早已在风谣中传颂美好，恩泽流传给后代。子路治理蒲地，树木非常茂盛；子产辅佐郑国，桃李垂挂街头。下到隋唐时代，官槐、官柳也常见于诗篇。这仍然是人存政举的效果。近代政治废弛，法律松弛，任凭人砍伐，周代平坦的大道，变得光秃秃的，而官府没有不剪伐树木的考虑，百姓很少得到遮荫庇护了。《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将作大匠，掌管修建宗庙、路寝、宫室、陵园的土木工程，并在道路两侧种植桐树、梓树之类。这是古人本来就有专职。《周书·韦孝宽传》记载：韦孝宽担任雍州刺史，先前道路一侧一里设置一个土堠，经过雨水冲刷坍塌毁坏，每次都需要修缮。自从韦孝宽到任雍州，就在土堠处种植槐树代替。既免去了修缮之劳，行旅又得到了遮荫。周文帝后来问知此事，说：“怎能只有一州这样，应当让天下都这样做。”于是命令各州在道路两侧一里种一棵树，十里种三棵树，百里种五棵树。《册府元龟》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在两京道路及城中苑内种植果树。郑审有《奉使巡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奏》诗。代宗永泰二年，在城内六街种植树木。《中朝故事》说：天街两旁槐树，俗称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树，也称为“柳衙”，因为它们成行排列。《旧唐书·吴凑传》记载：官街树木缺失，有关部门种植榆树来补充。吴凑说：“榆树不是九条大街的观赏树木。”命令换成槐树。等到槐树成荫时吴凑去世，人们指着树木怀念他。《周礼·朝士》注说：“槐”的意思是“怀”，怀念来人于此。《淮南子》注相同。那么如今的官员，大概很久没有令人怀念的政治了。

治理苏州

沈寓

东南的财赋，姑苏最为重要；东南的水利，姑苏最为关键；东南的人才，姑苏最为兴盛。治理苏州的人如果不廉洁、不勤勉、无才能，就不能压制众望，率领激励下属官员。他们固守职位不可一日安居，而苏州因此遭受更大的弊病。为什么呢？廉洁，是德行的本体；勤勉，是德行的辅助；才能，是应对无穷、足以办事，作为德行的运用。苏州作为郡，方圆不过五百里，粮食三百万多石，而盐、芦、关税、颜料等杂色征收在外。郡城户口十万多，郊外人民，加上州邑，何止百万。而士大夫们肩背相望。太湖巨大，有三万六千顷，宣州、歙州、常州、嘉州、湖州五府的水，汇聚于此，排泄湖水的水道，古称三江，潮水已经堵塞，如今已湮没其一不可查考了。长江环绕在西北，大海环绕在东南。苏州作为郡，是奥妙的区域。山海所产的珍奇，外国所通的货物，四方往来，千万里的商贾，肩并肩聚集。至于皇华使臣所经过，南北大军，车船络绎不绝。抚藩、道、总兵所驻扎，朝廷织造所出产，京师漕运，各省兵饷所需，早晚一一治理郡县的人的心思，而且往往受大吏的节制，奔走不暇，束缚其手脚。治理郡县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廉洁而无才能，不能治理；廉洁而有才能但不勤勉，也不能治理；廉洁而勤勉但无才能，也断断不能治理。何况不廉洁而有才能且勤勉，又怎么能治理呢？江南的人，惠中秀外，市井之家，也从事诗书，柔和易使。然而言语轻佻，刻薄成风，好讼易扰，也易于作乱。而在治理郡县的人，观察时势以利导，按照善恶以区别，随其地土以整齐。苏州所属州邑只有八个，风俗的沾染，各有专长喜好。附郭的长洲、吴县，靡丽最为严重；昆山、太仓喜欢附势；崇明、嘉定喜好；江阴、常熟与势各半。地土的适宜，江阴多水，最低；长洲、昆山次之；吴县多山，最高；太仓、嘉定、常熟濒临大海，半高半下；崇明海中土浮，坍涨不常。靠近湖泊的地方藏匿盗贼，靠近大海的地方盐盗出没。时势如此。如果治理郡县的人用同一标准治理，不能治理；用自己的意思治理，也不能治理。治理的人亦

译治理各有其道理，取决于当地的风俗人情、时势与形势罢了。如果用礼义来引导百姓，用廉耻来激励他们，去除奸诈虚伪的风气，使人们回归到孝顺、友爱、忠诚、诚信的同一境界，这是根本。然而，国家以财赋为重，百姓以财赋为忧，府县以财赋为急。做官的人战战兢兢，只怕财赋不足，导致考核位居最末，整天担心失去官职，哪里还有空闲去忧虑百姓治理不好、移风易俗、以兴盛王道为能事呢？虽然如此，苏州财赋甲于天下，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治理郡县的人对此也无能为力。只是他们不曾想到，如果能移风易俗，能忧虑百姓不守礼义、不知廉耻、不孝不悌不忠不信，而反过来使百姓达到道德齐一、知耻且守规矩的境界，那么风俗自然会变得淳厚，家家富足，户户读书，所谓的财赋，自然会车毂相击、人肩相摩，百姓争先恐后地缴纳，又何必担忧财赋不足，而整天坐在南面之位从事拷打逼迫之事呢？孔子说：“人口真多啊！”如今苏州属地的百姓，接下来要使他们富裕，再教育他们，这正是今天治理苏州的人所应做的事。然而今天治理苏州的人，焦急地想着如何使百姓富裕，却觉得财富日益不足；想着如何教化百姓，却觉得百姓日益顽固不化。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单纯责备百姓罢了，也是治理苏州的人终究不知道该如何思考。反复思考，财富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奢华。无缘无故的酒宴、佛事、唱戏迎神，以至于衣着艳丽、饮食珍奇，一旦清除这些并回归节俭，那么凡是导致苏州属地贫困的风俗，一一加以改变，然后财富才能长久富裕。顽固不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污染。无缘无故的闯门打降、赌博游荡，以至于妇女喜好巫术，上下没有等级，一旦清除这些并回归质朴，那么凡是导致苏州属地邪僻的风俗，一一加以改变，然后教化才是真正的教化。虽然如此，治理苏州的人如果不亲身表率、长期任职，就不能成功。而王道治理天下，三代以后，期望谁能做到呢？总之，东南地区人才最盛，但真正体用兼备的人却很少；东南水利最重要，但早晚潮汐容易淤塞；东南财赋最重，但减轻赋税的日子何时到来？唉，这就是苏州之所以期望治理却最终难以治理的原因。

译治理崇明

沈寓

苏州所属的州县共有七个，距离较远的县有一百五十里，而崇明县的距离加倍于此。秦、晋地区的郡县，距离远的将近千里，崇明与之相比，近了三倍。然而治理郡县的人往往政教不能立即推行，只能任由治理崇明的人自行治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百里水道的阻隔。正因为有一百里水道的阻隔，这既是治理崇明容易的原因，也是治理崇明困难的原因。崇明的土地性质轻浮，轻浮则轻率，轻率则赋税也轻。赋税轻则容易治理。崇明的土地性质刚硬，刚硬则激愤，激愤则诉讼容易兴起。诉讼激愤则难以治理。虽然如此，崇明是四面封闭的地方，沙土肥沃，没有逃亡的户口，多有拥有恒产的家庭，木棉、纱布、鱼盐的利益，百姓容易富裕。治理崇明的人顺应当地的地势而加以引导，顺从百姓的性情而逐渐教化，刚硬的人容易用礼义来打动，轻浮的人可以通过积累来培养。然而自从有崇明以来，百姓不能按照理想的方式治理，为什么呢？看待崇明太容易的人，用自己的意思去治理，而崇明不能接受这种治理；看待崇明太难的人，用百姓的意思去治理，而崇明也不能接受这种治理。因此凡是治理县的人，本来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或百姓的意思随意夹杂其中，只看这个县是什么样的县罢了。就像治病的人，不查看人的肥瘦，脉象的浮沉洪细，一律用自己的药方投给病人，寒病用寒药治，热病用热药治，不知道病的根源有不从寒热开始的。崇明的大弊端有五个。第一是兼并不除的弊端。江边的田地浮荡涌动，坍塌涨落不固定，移动标记补充内部，周围可达一百五十里。然而强者侵吞窃取，田地连成片，而弱者拱手让人，自身无立足之地。天下兼并的人，倚仗自己的富有，而贫穷的人有所急迫，所以压低价格来兼并，合并区域而兼并。崇明不仅倚仗富有，还看人力的强弱，而且不仅兼并，暗中侵窃，明中占夺。崇明设置城、村、厢、东沙、西沙图一百一十，一图十甲，甲共一千一百，登记百姓分田办理赋税，百姓与田地与赋税，应该没有隐藏遗漏在其中。然而登记百姓于甲，三十三丁之外，隐藏遗漏的很多；分配田地于甲，涂、荡、止、民之外，隐藏遗漏的很多；办理赋税于甲，民、止、荡、升、涂、合之中，隐藏遗漏的很多。田地与赋税的隐藏遗漏，其根源都起于沙总。沙总是豪强的鹰犬。三年的丈量报告，不能任由他们有无多寡；状甲的冗长琐狭，不能任由他们随意。状是崇明田段的名称，一人允许充任三年，不允许终身在此蚕食。其间弊端发现，虽然年代久远也必须追惩，不宽恕。崇明土地分五等，崇明赋税分六等。刚涨起叫滩，有草叫涂，涂的赋税五合，有柴叫荡，完全成熟叫止田，成熟很久叫民田。荡、涂丈量拨定之后，将册板悬挂在厅堂墙壁上，写明某处某图状甲界限，某户若干。至于止、民田成熟很久者，终其田地无需沙总再次丈量。豪强是沙总渔利的来源。厅堂册籍昭然，三年另用，鹰犬无从施展爪牙，渔利何缘进入其网罟。如果豪强倚仗强势，擅自围占他户作为自己产业者，就以抢夺罪论处。而状首、小甲名目，是鹰犬的毛蚤，除去即可。这样，力量强大、财富丰富者，都无处施展奸计，而窃夺兼并可消除。第二是赋税不均的弊端。崇明的田地，从白滩种青开始。青是草苗，所以田地的亩数，唯独以苗计算。有苗则有粮，三年一拨民，则以苗计算亩数，归户办理粮税。拨民，是拨给图与里长。里长值年的费用，拨给以偿还。拨定时，沙总尽报三年中各沙的涂、荡而抽签。里长值年者百十人，百十人中，岂能说没有豪强。治理崇明的人临时临事察访，多寡美恶的弊端自然断绝。但各沙的田苗归图，不无民、止、荡、涂的区别。三年一科，买卖推收，奸户串通欺诈，则倒置混淆。田地连成片者，粮税全是止合；薄田糊口者，粮税全是民升。而民、荡不均的弊端，可胜言哉。治理崇明的人不如每沙另造一册，南北东西，某民某止，及粮户若干，贮于厅堂橱柜，状册炳然，人人可阅。如果状本是民田，则内有止者，必是奸户，立即提审奸户，与这届的沙总重惩，仍追缴每年的粮以补善户。如果状本是止田，其内有民者，必是善户，追提历届的沙总重惩，仍偿还善户每年的粮。而比粮簿，也每沙另册。追征时，上沙先征，次沙次征。这样，不仅苗难盗窃，田地也无以隐藏遗漏。沙沙有图，合之则成一邑。地图短长阔狭，田沟荡涂，俱在指顾间，而赋税何有侵贪不均呢。

第三是保甲不清的弊端。保甲，是用来登记人丁，稽查奸宄，察访游惰，守望相助的。崇明沙洲环绕大海，逃亡不必忧虑，所忧虑的是打降、窝盗、穴窃、放火、赌博、偷鱼罢了。治理崇明的人，不要视此六者为琐事而不治理。崇明百姓的不古，只在于此。此而不治，稽查奸宄、察访游惰之说何用。治理的方法，为之申明保甲之法，县牌稽查，若六者出一于甲，罪以九家连坐。十甲一保，几保中共

译设立一个公共场所。推举一位年长稳重、读书明理、通晓礼教的人。在农闲时节，于初一和十五宣讲解释法律条文。这样，百姓的丁口可以登记造册，奸邪之人得以平息，游手好闲者不再存在，而保甲制度也就清明了。

第四，河道不疏浚的弊端。河道是大地的血脉。农田需要通畅潮汐，土地需要避免涝灾。崇邑已有现成的河道，潮水带来的淤泥容易堵塞，每年应当疏浚；尚未开成的河道，应当及时开通。然而民心不一，必须等待教化告诫。或者亲自临视，或者委派官员勘察。百姓自然服从，事情就容易办成。我取信于百姓，百姓也信任我，河道自然不必等到教化之后才去疏浚。

第五，学校不兴办的弊端。学校是孝悌、礼义、廉耻这些品德产生的根源。古代家庭有塾，党有庠，术有序。《白虎通》说：“古代教化百姓，每百里都有老师。乡里的老人，有道德的担任右师，次一等的担任左师。”现在治理崇邑的人，可以在三个甲中设立一所小学馆，在一个保内设立一所大学馆，选择老师进行教育。治理县政的人更应像程颢那样亲自校正句读，像朱熹那样采择古代的丧葬嫁娶礼仪制度，张贴出来给百姓看。这样，廉耻之心在家庭中修养，礼义之行在乡里间推行，风俗变得淳厚，而做奸邪坏事的人，自然感到羞愧而不为之。

崇邑的弊病不出这五种，但其中轻重缓急、细微宏大的区别，可以像诊脉一样推究其理。治理崇邑，就像治病一样，竭尽我的心思眼力，观察百姓的贫富状况，然后对症下药。崇邑没有不接受治理的。传授我的方法，善于储备药物，迁移去治理郡县，也没有不接受治理的。即使迁移去治理天下，也没有不接受治理的。我是崇邑人，首先为治理崇邑的人借箸献上一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