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九户政十四仓储上

译然而在有丰收年份，百姓依然陷入贫困。由此看来，难道是法令的弊端吗？其实是没能得到合适的人选的缘故。但是，从古至今，又怎能一定要等到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才去议论法令呢？如今朝廷防备荒年的政令，命令各省建立常平仓，规定捐纳粮食可以获得太学明经的功名。近来又批准了计臣的请求，允许民间按照田亩数量缴纳粮食，作为储备。这为灾民考虑，可以说详尽而切中了要害。然而储备的粮食，春天则减价卖出，秋天则加价买入归还仓库，这不就是耿寿昌常平仓的制度吗？但是现在的捐纳，一半是顺从上司亲友的情面，一半被官吏伙同侵吞，仓库中的储备，空虚无几。恐怕一旦败露，就借口潮湿腐烂，请求卖出陈粮换入新粮，以此来掩饰他们的欺骗。等到不幸离任时，亏空的弊端，水落石出，那些动辄成千上万的亏空，在参奏的文书中比比皆是。这是朝廷救济穷民的器具，竟然饱了奸贪之徒的无底洞。比起过去刘般指责耿寿昌常平仓的流弊，不仅仅只是侵刻百姓、豪强作奸而已了。现在的常平等粮食，都在城里设置仓库，由吏胥掌管收支。其意图是因为储存在民间，多有损失，不如靠近长官，便于稽查，并委任主管，以明确责任，这也是隋朝将社仓改为州郡仓的意思。然而旱涝偶尔发生，饥荒盼望救济，四方的孤苦穷人，既不能为了几升粮食匍匐而来，百里内的长官，又不能为了搬运粮食到乡村而去。那么救济就只在城里而不在乡村。这难道不是和隋朝改置州郡仓，受惠的都是近城的人，而偏远地方得不到一点粮食，如出一辙吗？鸿认为，想要仓库储备充足，在于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想要侵刻之事不被听闻，在于制度得到合适的方法；想要远近都能均沾恩惠，在于常平仓和社仓同时设立。我请求详细阐述可以吗？仓库之所以空虚，是因为主管者没有稽查，而本官长期空缺没有补任。没有稽查，吏胥就容易作奸犯科；没有补任，漏洞就日益显现。想要求得储备充足就难了。作为主管官员，如果能选拔小心畏法的吏胥，作为典守，使他们的收支有考核，多少有数目，并严格确立惩罚。等到出陈易新之时，官员不要私自挪用，使粮食离开仓库而银子必须回到国库，也不得听任先后补任，导致粮食到手，而价格却没有偿还。这样官员和吏胥既没有染指，奸诈之人不至于欺骗，那么仓库储备还担心不充足吗？至于百姓受到侵刻，是因为买卖粮食没有惠及穷民。出陈易新之时，小民得不到几升几斗的粮食，等到减价卖出、加价买入时，又只有名义，反而通过增加损耗来增减数目。这是百姓有害而无利的原因。作为主管官员，如果能春天减价卖出，秋天增值买入，斟酌数目平均分配，不让强有力者兼并，那么穷苦百姓普遍得到恩惠，还会有侵刻的祸患吗？社仓虽然委托给社正、社副管理，但一切买卖及费用的数目，一丝一粒都必须登记在册，汇报给官员。官员不仅按照账册稽查，还必须亲自到仓库清点核实。单人骑马，减少随从，丝毫不要打扰。那么乡里的人，看待这个仓库就像是我们民众所有的一样。好义的人，他们劝捐的粮食都是为我们父兄子弟所收藏的。即使掌管的人，也甘愿辛劳，不忍心侵吞，因为这是乡里人的脂膏性命。这样，四乡偏远之地，有不均沾实惠的吗？综合常平仓和社仓来考虑，按照惯例捐纳的粮食，应该储存在常平仓，在城里建仓；按照田亩缴纳的粮食，应该储存在社仓，在四乡建仓。等到荒年，近城的由常平仓散发，社仓则根据城乡的不足进行转移救济。这是社仓和常平仓同时设立，都是救民的极好计策。作为主管官员，如果能将两仓的详细委托，上报给大吏，大吏向朝廷请求，永远作为防备荒年的定制，这确实是保卫国家、巩固根本，万世之利啊。否则，应该与绅士富民，在各乡商量，按照社仓自立义仓，广泛乐于捐助。也像前面的方法实施。恐怕力量不足，不妨由少积多。如朱熹贷出常平仓米六百担，积累十四年，除去偿还原贷外，获得现米三千余担。而一乡之中，即使遇到凶年，百姓也不缺粮食。这也是明显的验证。唉，又怎能长久有贤明的官员，而实心实意地推行，使良法美意，实行千年，而有利无害呢？

译富民

余廷灿

除了常平仓和社仓之外，法令应当适时地晓谕富裕人家，每年积蓄粮食并储存在家中。每家约定从一百石开始，逐渐增加到一千石为止。根据他们财产的上、中、下等级来增减额度，以此作为一家积贮的数量。如果某年没有储备，或者虽有储备却达不到定额的，允许同里社的人互相纠察并处罚。如果每年都能达到定额并且还有盈余的，官府要表彰他们以示区别。但是，粮食的出入敛散，官府不得从中抽取一粒。总计一个乡纵横几十里，其中中等和下等的富裕人家，大约占十分之二三；上等的富裕人家，大约占百分之一二。在十户人家中寄托数百石的积蓄，在百户人家中寄托数千石的积蓄。即使不幸遭遇旱灾荒年接连不断，人们也隐然有所依靠以自保。所以，财富的储藏不在官府而在民间。古代的富裕人家经历变故，长久以来都知道重视积蓄粮食。因为富裕人家重视积蓄粮食，所以常平仓和社仓那些遥远迟缓、拖延滞碍、来不及应对的事情，富裕人家实际上能够协助官府解决急难，缓解百姓水旱之灾的忧虑。当时婚姻亲戚、邻居乡里，到他们门前借粮借贷的人，就像取回寄存的物品一样容易。后来风俗习惯，在服饰饮食、生养送死的器具方面，都追求极致的声色，穷尽珍奇异宝，崇尚华丽都雅，喜好安逸享乐，并且夸耀权势焰气。这种风气逐渐蔓延日久，富裕人家于是相继重视金钱，而不认为粮食便利。以至于每年搜刮变卖升斗的储备，来供奉他们的欲望，供给他们的需求，还苦于不足。粮仓耗尽了。一旦遇到旱灾突然降临，穷人和富人都像鱼在陆地上干涸一样，蝼蚁都能控制他们的性命而等待他们死亡，只有站着枯死罢了。我曾经私下感叹学士大夫，不重视经籍儒术，致力于制定一切文法，用来周密防范、笼络人心，其实却是腹中空空，对实际用处毫无益处，只是助长了浮薄之风，败坏了淳朴民风。这都是富裕人家不重视粮食而重视金钱的缘故啊。从前管夷吾巡视市场，看到有两家新建了粮仓，请求齐桓公赏赐他们，百姓争相建造粮仓来积蓄粮食，齐国因此富强。周武王设立重视金钱的戍守令，规定百姓有百鼓粟粮的不得出行，而国家的粮食增加了二十倍。南楚的风俗尤其懒惰柔弱，安于乡土物产，重视迁徙，仅仅把粮食当作命脉。现在粮食丰收就把命脉全部化为金钱，如果粮食歉收，难道可以吃金钱来保全命脉吗？真是连稗子都不如了。有深思远虑、为根本打算的人，对于富裕人家早作安排，或许也能辅助常平仓和社仓所不及的地方吧。

癸未会试策问一道

王昶

问：《王制》规定，三年必须有一年的粮食储备，九年必须有三年的粮食储备。而《周礼》中“遗人”掌管所有的委积，巡视并比较它们，按时颁发。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此后管仲运用轻重之术，李悝平衡贵贱之价，他们的法则与古代难道不相似吗？汉代耿寿昌的常平仓，隋代长孙平的义仓，以及宋代朱熹的社仓，都深得《王制》和《周礼》的遗意。然而典守的责任，形势上不得不寄托给州县。既然属于州县，弊端就滋生了。不兑换，弊端在于陈腐；兑换，弊端又在于需索。不散发，弊端在于亏损；散发，弊端又在于挪用。平日的立法，应当如何呢？况且一旦遇到饥荒，监临的官吏有文书往来的繁杂，分发有拖延的顾虑，看守有出仓的费用，斗斛有减耗的祸患，得到粮食有蒸烂的担忧。临时的谋划，又应当如何呢？至于常平仓在州县，市井游手好闲的人得以沾恩，而偏僻的地方却得不到；社仓在乡里，豪强专断的人得以自利，而穷苦百姓却普及不到。在两者之间斟酌，应当如何调剂呢？何况常平仓必须实行采买，一旦经过狡猾的官吏，价格大多被压制勒索；社仓必须实行收取利息，一旦遭遇歉收年份，本金常常难以偿还。向下不至于累及百姓，向上不至于亏欠公家，又应当遵循什么方法呢？州县的交接，有册籍；乡村的保甲，有稽查。然而奉行故事，大都有粮食的名义，没有粮食的实质。如何能够彻底清除积弊呢？或者和籴、寄籴、俵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各种方法，它们的利弊可以一一陈述吗？我们皇上怜悯百姓，每逢局部灾害，商议减免、延缓，或者赈济口粮，或者给予籽种，动用的资金动辄以千万计。然而寻求于临时的，是额外的恩惠；谋划于平素的，是长久之策。各位考生本来都将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请尽情抒发意见来回答。

备荒通论上

章谦

天下的根本在于农业，农民困顿则天下困顿。天下的困顿解除就停止了，但是农民除了口粮之外，还有耕种田亩的事。只解除口粮的困顿而不能停止，所以天下即使不困顿，农民常常困顿。不仅荒年困顿，丰年也困顿。古语说，可以使百姓富足；孟子说使百姓有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那使百姓富足的方法究竟在哪里呢？耕种三年余下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余下三年的粮食，不是农民自己多余的，实际上依赖有积贮的政策。然而东汉的常平仓，现在可以征收不可以发放；隋代的社仓，又可以发放不可以征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不知道人口数量的缘故啊。《周礼》中在六乡的，从乡大夫以下，直到五家的比长；在六遂的，从遂大夫以下，直到五家的邻长。六乡是京城附近，如今像顺天府；六遂是如今的各直省。不仅知道他们，而且辨别并统计他们的数量，总归于大司徒、小司徒，如今像户部尚书、侍郎。他们的数量直接从五家的比长、邻长那里详细得知。不等到凶荒，施舍的政策，补助的方法，敛散的节制就容易实行了。后世的

译法度。不推究其根本，没有积蓄储备，就会站着看百姓死去；有积蓄储备，却只会滋生欺诈虚伪，对事情没有帮助。我认为想要使百姓生活富足，必须讲求粮仓法度；想要讲求粮仓法度，没有比了解百姓数量更重要的；想要了解百姓数量，必须先厘清田地数量。田地数量本来有册籍记载，然而有一块田，必须确切知道这块田的主人。比如近来有田百亩，按说应当由一个成年男子承担，但为了逃避差役，就诡异地寄托在别户名下，于是出现了没有田地却要承担差役的人，有数百亩、千亩田地却不承担差役的人。现在想要确切知道田主，按照册籍去查求真名并不难。让县令汇总计算，似乎困难；让各粮仓分别核查，就容易了。一个图（基层行政单位）大的五六千亩，小的二三千亩。上等农户佃种二十亩，人口必然多；中等、下等农户依次递减。这个数量别人不知道，田主没有不知道的。由粮仓核查田主的真名，由田主核查佃户的真数。春天发放粮食时由田主承领，秋天征收粮食时由田主归还偿还。古代田地按井田制授给，由比长、邻长等官员管理。现在田地通过买卖获得，那么业主就是比长、邻长那样的官员。一甲统领十户，一保统领十甲，设立一个粮仓，都由有家业的士人主持。现在的总甲隶属于所设立的粮仓，正仓副作为役使，大小相互维系，纲举目张，应该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有人说：佃户或许欺诈虚伪，田主害怕连累，不肯代为承领，怎么办？回答说：刚开始实行时确实有这种情况，时间久了就没有了。刚开始实行时，田主说：“这是真的贫穷而无法偿还的人。”粮仓主管就说：“这果真贫穷吗？公布他的名字并确定他的数额，不允许他借贷而允许他购买。虽然不借贷，但也如同借贷一样，而不贫穷的人不参与。不贫穷的人，田主不担心他不偿还，也不难代为承领。其他途径的人不参与。农民常常被其他途径所困扰，是因为其他途径贫穷，只求谋生而已；而农民不仅求谋生，一亩田地，农具有费用，种子有费用，量器有费用，雇佣有费用，祭祀有费用，牛力有费用，粗略计算，大约需要钱一千。一亩田需要一千钱，上等农户耕种二十亩，那么口粮之外，耗费在田地上的有二十千钱。以中等年景估算，一亩田收获米二石，偿还田主租息一石，这样剩下的仅有二十石。当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然昂贵，折中计算每石贵一千多，形势不得不向有力之家借贷。而富人喜好利益，挟制他们最紧急的情况，来索取加四、加五的利息。以八个月计算，通常用二石偿还一石。所剩下的二十石，在秋天时必然便宜，富人趁便宜索取，那些能够暖而不喊冷、丰年不哭饥、可以度过一年的，十户之中没有二三户。农民之所以困苦，反而不在灾年而在丰年。现在由粮仓借米，无所谓贵贱，加二斗的利息，不到富人十分之一。来年春天又借出，虽然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取用官中的粮食来使用。实际计算一石只偿还二斗，欺诈虚伪的百姓，也深知失信欠债没有好处，而争相缴纳恐怕落后了。实行时间久了，田主还害怕佃户连累，而不肯代为承借的，必定是没有的事。

古代九等定户，二口起征，十口止征。不到二口的，是鳏寡孤独，分给少量粮食供养他们没有困难。因此历考古代谈论积蓄储备的人，只有管子和李悝能运用《周礼》中关于民数的法度，也可以看出当时井田制尚未废除。朱熹则在一乡实行，其数量容易知道，可惜还没有详细推求到这里，所以他的法度都不久就自行败坏了。有人说：田地通过买卖获得，又由佃户耕种，参差不齐，进退变化，每月每年不同，其数量如何能全部知道？我认为不是这样。假如一人买田百亩，其佃种者必有七八户。工本大的，不能超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的，为中户；只能四五亩的，为下户。上中下各几户，别人不知道，业主没有不知道的。责成业主开明户数若干、口数若干，交给粮仓。将来春天发放时，按照人口多少，确定发放多少，收获时也是如此。如果口数有增减，都由业主随时更正。推及数百亩、千亩的，都一例可知。那些佃户之外，或许有自己耕种自己田地的人，也分别其上中下户，而托付田邻领放，或者托付其他图的亲友，都以取得粮仓信任为主。其他工匠杂色人等，不过是镇市公众所知所见的，也分为上中下户，允许出售不允许发放，分别造立正色、杂色两本簿册。等到大歉收之年，公行义赈，则正色杂色一例给放。下户就是极贫，中户就是次贫，上户不赈济。这些都是不待查核而按册籍就清楚的。用这个实行社仓，那么常年春天发放的数量，都符合口数田数，何至于有秋天收获时拖欠逃跑的弊端？即使大荒年给赈济，又何至于像近年那样诡诈冒领、毫无根据、一无考核呢？

后世田地归于业主，那么业主就是邻长、里长那样的官员。业主不经理它，将谁经理它呢？每乡设立仓正二人，以考核其成效；每图设立仓副二人，以核查其实情。每田每户，各业主注册以确立根本。上下公众皆知，互相纠正。保甲制度出于其中，井田制度寓于其中，而说民生不富足、风俗不形成，是没有这样的事的。

译备荒通论下

章谦

粮食有余却不知道收敛储备，猪狗就吃上了人的粮食；收敛储备了却不能散发救济，老人小孩就会辗转死于沟壑。然而，容易散发的，必定难以收回。不用说荒年没有物资来赈济死亡，而且哪里还有常年再次散发的来源呢？不能不详细探究其中的道理。这道理是什么呢？一是责成田主详细知晓百姓数目，二是权宜进行籴买粜卖，三是存入典当生息。之所以必须分三条相辅而行，实在是因为各乡情况不同，听任百姓自行选择。有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用仓米平价粜卖，每升酌情减免几文，使仓库有微薄利息，而农民也能得到实惠，这也是一法。又或者每年变卖粮食，交存典当生息八厘，辗转生息，作为大荒年赈济籴买的费用，这又是一法。三种方法并行，但必须以详细知晓百姓数目为根本。只是恐怕初行时查考不清，或者各乡情况有所不同，姑且用减价籴买和存典生息两种方法来通变。至于城镇图分，多半是不耕种的百姓，那就只有籴买一法了。只是非荒年不籴买，这与农民有别；但以百姓数目为主，那也与农民相同。三代以后能推行尽利的人，大概只有管仲吧。

《管子·轻重篇》说：“年成有凶有丰，所以谷物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货物有轻有重。君主政令急于求米，百姓就重视米；政令缓于求米，百姓就轻视米。君主如果不加治理，囤积居奇的商人就在市场上游荡，趁百姓供给不足，牟取百倍的本利。‘给’是充足的意思。所以万乘之国，必定有万金的商人；千乘之国，必定有千金的商人，这是因为利益有所兼并。‘贾’指囤积者，计算本钱衡量货物就足够了。在上位者衡量本钱，把想要囤积的货物委托给他们，不让他们有以十取百的弊端。然而百姓有饥饿的，是因为谷物被囤积了。富人囤积谷物，也是商贾一类。百姓有余，谷物就轻贱，君主以低价收敛；百姓不足，谷物就贵重，君主以高价散发。凡是轻重敛散都合乎时宜，就是‘准平’。坚守准平，使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的储备，藏钱千万；千户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的储备，藏钱百万。六斛四斗为一钟，‘镪’是成串的钱。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除草，农具器械、种子粮食，都必须从中取用供给。所以大商人囤积之家，就不能豪夺我们的百姓了。”

以上《管子》全文。按照商列于四民之中，却独有禁止囤积居奇的禁令，是因为商通货，贾居奇，心思相同而手段不同。商人观察年成的丰歉，知道四方的贵贱，以有通无，取多补少，所以谷贱时商人籴买到来，价格必定上涨，价格上涨则利于农民；谷贵时商贩到来，价格必定下跌，价格下跌则百姓和农民都获利。至于贾，则是为主而不为客，没有关津舟车的劳顿，不能久待；没有旅食赁宿的费用，急于求售。商人多待一天有一天的损耗，贾则多待一天有一天的利润。因此不到极贱不籴买，不到极贵不粜卖，挟持极贵极贱的权力，来趁小民的急迫，百姓怎能不困苦呢？所以《考工记》称国家有六职，而不提及贾，实在是因为商尚有利于民，而贾者只是国家的大害。损害富贾的有余，来补充耕耘耒耜的不足，管仲大概是善用泉府法吧。

泉府说：“滞留在民用上的货物，用它的价格买下来。”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有余则轻贱，所以君主以低价收敛。泉府说：“物品揭榜书写，等待不时来买的人。”这就是《管子》所说的不足则贵重，所以君主以高价散发。泉府说：“凡是百姓借贷的，与官吏辨明后授予，以国服作为利息。”郑司农说从官府借本钱做买卖，以所买卖的国家出产作为利息。康成说，借一万钱，一年出息五百。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泰春国谷倍重，数泰夏赋谷以理田土，春秋田谷之存子者若干”的意思。泉府的职官，列于地官，作为司徒的属官，有详细知晓土地人民的职责。管仲则说：“国家广狭肥饶有定数，终岁食余有定数。”这更是握根探本的论述。这方法只有李悝曾经能够实行。李悝说：“粜卖太贵伤害百姓，太贱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害就离散，农民受伤害国家就贫困。所以太贵太贱，其伤害是一样的。善于治国的人，使人不受伤害，而农民更加勤勉。凡是不耕种而吃饭的叫做‘人’。”按《管子》策国筹农而已，而李悝则兼及“人”，他的方法较严密。不知道管仲在谷贱之时，已存留三分之一，以待人民相互粜籴，而商贾之家又复计算本钱衡量货物，使之转贩取利，至于出谷之时，平价任买，百姓和农民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李悝之法，也就是管子之法。

有人说熙宁年间实行泉府法，害处如何？回答说那不是泉府法。泉府说：“凡是百姓借贷的。”说的是百姓愿意借贷的，不向公家借也向私家借，不愿意借的，不强迫。而熙宁则强制摊派，提举司以多散为功。泉府说：“以国服为息。”是随其所服事之物为税，郑司农说，有的用丝絮，有的用絺葛。而熙宁则一概征收钱，钱也可以作为利息，但定以钱则不行。泉府的利息，康成说一万钱五百，而熙宁则放钱一千，收钱一千三百，六倍。强制摊派实行，则领取者不必偿还，偿还者不必领取，而鞭笞勒扣，无所不至。富人不愿意领取，穷人不能偿还，强迫富人代穷人偿还，势所必至。征收钱一定，则税非其产，势必在秋成谷贱之时，辗转

译为了卖出。以偿还官府债务。而年终的打算。尚且来不及过问了。至于利息过重的危害。更不必说。却称这是泉府之法吗。那尤其悖逆混乱、毫无道理的。是将常平仓的钱全部散发。作为青苗钱。这是让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全都成为朝廷的债务人。如果不幸遇到水旱灾害。而朝廷点滴的恩泽。都不施予平民百姓。难道不是荒谬吗。

译预备仓贷谷私议

刘汶

康熙庚午年，山东巡抚佛伦请求积储粮食以备荒年，每亩征收四合粮食，另外储存在仓库中。朝廷将此法推行到各直省。癸酉年，巡抚桑格上奏说，仓库中的粮食已经充足，请求停止征收那四合粮食。于是天下的州县都有了积存的粮食，称之为预备仓。辛巳年，御史李发甲上疏请求开仓借贷粮食给百姓，春天发放，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如同朱熹社仓的法度。当今圣人在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充满朝廷，美好的谋略和正直的言论，岂是浅陋的儒生所能窥测的？然而百姓生计的利弊，也是圣世培养的人才所应当用心研究的。我曾读过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谨依照这种体裁，拟作一篇，姑且当作探究事理，向师长朋友请教罢了。

谨按：朱熹的社仓法，其实就是王安石青苗法的变种。然而青苗法害民，社仓法便民，为什么呢？青苗法是用钱借贷给百姓，收取二分钱的利息；社仓法是用粮食借贷给百姓，收取二分粮食的利息。钱与粮食是不同的。青苗钱必须在县里借贷，社仓粮则在乡里借贷。县与乡是不同的。青苗法的出纳由官吏掌管，社仓法的出纳由乡里的士人君子掌管。官吏与乡里士人君子是不同的。青苗法意在富国，所以即使年成不歉收，百姓不紧急，也一定强迫百姓借贷以收取利息；社仓法意在救荒，所以一定是年成不好、贫民愿意借贷，才借给他们。强迫借贷与自愿借贷是不同的。青苗法即使国库充盈，仍然收取利息；社仓法起初只是借用官府粮食六百石，到十四年之后，归还六百石之外，还剩余三千多石，足以备荒，于是就不再收取利息，只是每石加收三升损耗米罢了。收取利息与收取损耗米是不同的。这就是利害之所以分开的缘由吧。

近来御史上奏请求用预备仓的粮食借贷给百姓，春天发放，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像朱熹社仓的法度。我私下认为，御史所奏的，乃是朱熹初立社仓时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非十四年以后长治久安的良法。况且预备仓的制度，与社仓略有不同。如果真的如御史所请，那些琐碎不便民的地方，说不完，姑且说其中弊端最大的有五点：

社仓的粮食积存在本乡，近的挨着房屋，远的也不过几里，背负携带很容易。如今的仓粮在县里而不在乡里，远乡的贫民，没有舟车等搬运重物的工具，势必不能爬行数十上百里，去求取升斗之粮。如果想要把粮食移到四乡的大镇以便民，那么储蓄没有地方，搬运没有资金。这样能够借到粮食的，不过是城中关外游手好闲的人、无赖之徒罢了。本图赈济务农的百姓，究竟农民一无所得，这是弊端一。社仓是乡里的私事，可以用乡人来赈济。如今却是公家的事，出纳之际，必定要借助吏胥。发放粮食时，腐朽发霉的糠秕，强迫百姓领取，愚民不敢不接受；收回粮食时，淋尖踢斛（作弊手段），名义上加收二分，实际上加倍，甚至加收四分了。其间期限紧迫，公文催促，公人的饮食用具，出入贿赂的需要，道路往来的费用，旅途住宿守候的劳累，必定不能避免。百姓将深受困顿，这是弊端二。年成的丰歉不固定，那么借贷粮食的多少，每年不等。如果定例每年春天发放秋天收回，年终总核，那加收二分的收入，县令就视为定额，不敢缺少，以免妨碍考核政绩。不是按里强行摊派，就是按亩滥征。强行摊派，那么不借的人也一定强迫他借；滥征，那么没得到粮食的人也一定逼他还粮。陕西籽粒一案，不肖官吏用这两种方法殃民，是我向来亲眼所见、心中痛恨的，如今又将殃及各直省了，这是弊端三。社仓的法度，原本是因为借用官粮作本金，势必须要还仓，况且六百石粮食，不足以备荒，所以不得已收取加二分的利息。等到官粮已偿还，积粮已充足，于是就不再加息，只收取三升损耗米。假使朱熹早得到三千石粮食，必定不会加息了，哪里要等到十四年后呢？如今预备仓的粮食，大县数千石，小县也不下一千石八百石，足以支撑一县的饥荒，可以不收取利息了。如果仍然依照死法，不知变通，穷民既有偿还利息的痛苦，仓库又有粮食满溢的担忧。覆盖粮食的席子，费用出自何处？向民间征收，又须生事。况且五年之后，备荒的粮食比现在多一倍，粮食多农民少，借粮的人更加稀少，而有司仍然责成每年加二分的定额，其势不得不实行强行摊派，不得不实行滥征。本意是救民，反而害民，这是弊端四。各县仓粮，挪用者多，实存者少，腐朽者多，完好者少。县令正苦于亏空无法弥补，忽然得到这个条例，必定把腐朽的粮食给百姓，或者实在没有仓粮，伪造领取状，来欺骗上官。上官如果接受贿赂，暗中庇护，那么县令更加无所顾忌，公然按里按亩，均派还仓。这也是陕西籽粒已经出现的弊端，必定会再次出现在仓粮上，这是弊端五。五种弊端同时兴起，那就是羡慕社仓的名声而得到青苗法的实质，非常不是好计策。

那么如今的计策应当如何？回答说，也只有实行朱熹十四年以后的社仓法罢了。然而还不能完全消除五种弊端，只能免除其中三种。因为立法防弊，能解决十分之七，已经是良法了，那十分之三则待人来执行，不是法律所能达到的。所谓三种弊端可以免除的，一是借贷粮食给百姓，并不收取利息，只收取损耗米每石三升，如同朱

译您的方法，弊端就能减少十分之三了。第二，借贷谷物的多少，应根据年成的丰歉来斟酌决定。年终造册详细上报，不预先限定数额，弊端又能减少十分之二了。第三，先核查仓库中实际储存的谷物有多少，腐朽变质的有多少，亏空的有多少，据实坦白说明，免除其先前的罪责，责令停止升迁和俸禄，陆续补足亏空，准许恢复官职。如果将腐朽的谷物发给百姓，或者伪造领取凭证，私自摊派给乡里，立即革职逮捕审问，从重治罪。督抚、司道官员徇私包庇，不立即揭发弹劾，或者被科道官员纠举弹劾，或者被旁人告发，一并治督抚、司道、知府的罪。这样，弊端又能减少十分之二了。此法一旦确定，假设有贤能的督抚，仰体皇上嘉惠百姓的至意，任用循良官吏，各自以忠厚恻隐的诚意，做长久深远的打算。增减的数额，因地制宜；征收与发放有章法，根据人的能力分配事务，不让胥吏中饱私囊，不让游手好闲者从中渔利，不机械执法而苛刻急躁，不怠慢政令而延误时机。或许那两种弊端，也能逐渐消除。这样水旱灾害就不必忧虑，上下都能富足。通权达变，在于用人，不可以用一成不变的法令，去束缚和驱策他们。恭敬地陈述以上意见。

译积谷会议

张海珊

我的家乡濒临太湖。自从前朝明朝以来，时常遭受水灾的祸患。而当地土著居民，多数人口多于田地，估计一家所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五亩。因此依靠经商做工来维持生计。加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十户人家中就有九户。过去依靠从湖北、四川购买籼米，来弥补青黄不接时的不足。不幸的是天灾流行，外地来的米粮被阻断，那么我们家乡首先遭受祸害。回想积蓄储备的政策，自古以来就受到重视。朝廷对于常平仓、义社等法令，反复告诫并督促施行，几乎遍及各郡县。官府考核政绩优劣，常常以此作为依据。时间久了，法令松弛，出现了采买中的弊端，挪借中的弊端，散发和强制摊派中的弊端，收支中贪污侵蚀的弊端。没有治理的法度，只有治理的人才，这话真是可信啊。官府为之谋划，固然不如百姓自己谋划来得得当。考察明朝嘉靖年间，命令当地人每二三十家组成一个会，设立义仓。而高念平先生，也有劝募义粮的举动。如今我们家乡虽然屡次遭受荒歉，家室空虚贫困，不能做出超出常规的外在举动。但是如果能用这种心意去实行，持之以耐心，行之以逐渐积累，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有开端的。当它的端倪刚刚显现时，成功与否都还不能预定，而取决于人的心意和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朱熹设立社仓，自己说在几年之间，左提右挈，向上劝说，向下教导，为乡里建立了无穷的利益。那么几年的开始，本来也是岌岌可危、难以成功的，但最终成功了，从而遗留为千古的良法美意。而我们家乡今天的举动，也是这样。希望我们的同道中人，各自拿出真心和毅力，共同成就此事。不要阻挠浮泛的议论，不要存有私见。幸运的话能够成功，乡里无穷的幸福，子孙几代的计策，就在这里了。恭敬地提出建议。

饬广积贮牒

李光地

查得直隶地区，连年屡次获得丰收，山地和沼泽地的农民，稍有起色。然而盈虚是天运行的常理，预备是王政的首要任务。所以本部院近年来常常以开导水利，来劝勉各郡治理百姓的官员。现在半年多过去了，有的用空话回复，有的竟然寂静无声没有消息。虽然北方的土壤脉络和水性，与江南不同，而且那里的百姓因循怠惰，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或者旗人庄园、乡宦，抗拒不执行，为他们耕种的佃仆，又因为不是自己的产业，无心从事。所以推行非常艰难。但是一天担任百姓的牧养者，就必须尽一天牧养百姓的心。各府州县应当在处理事务、办理差事的闲暇，轻车简从，巡视田间小路。根据地势来制定适宜的措施，顺应民心来兴办事情。遵照本部堂疏导沟渠、开凿水井的三种方法，选择对百姓便利的，讲究施行。即使遇到旱灾或水灾，也足以补救。这是为百姓兴利的一种方法。近来因为屡次被召见对答，仰观圣上的心意，常常对民间的积蓄非常关切。又担心有司奉行法令无人，推行不善，那么利民的事情，反而用来滋扰百姓。所以应当让牧养百姓的官员讲习试验，以引出开端，不可以让部里的文书督责，来加重他们的负担。这确实是圣明无隐不瞩，体念官民的盛心。为此仰告各道、府，立即移文各道、府，除了从前存仓的米石，仍然严厉告诫州县谨慎储存外，各市镇村庄，是否可以仿照古人的遗意，在收获之年，或者劝募富家，拿出粮食倡导义举，或者详细计算田产，按亩少量缴纳。哪乡产出的，就储存在本乡。由本乡的人管理，遇上丰年则有收入没有支出，年年增加捐献。中等年景则平价出售，务必使价格极其低廉，不必谋取利润。秋收后用其价格买入补充。下等年景则发放借贷。有力气偿还的，秋收时交还仓库，不收取利息。无力偿还的，免除。如果遭遇凶年饥荒，就全部煮粥赈济。等到丰年重新劝募。这样，官府不劳累而百姓不受到骚扰。多一分积蓄，那么所在地方就获得一分利益。这是为百姓储藏财富的一种方法。但是施行法令之初，必须让百姓乐于顺从，没有官吏压迫勒索的祸患，这是第一个难点。既施行之际，必须得到廉洁善良、公平的人，来管理这件事。这在于有司察访真实确切，否则徒然成为侵蚀贻害，这是第二个难点。施行法令之后，交给百姓，则漫无稽查；责成官府，则吏员因此骚扰。其弊端以至于使良民不愿意掌管，而奸棍反而用来作为市利，这是第三个难点。有这三个难点，所以良法美意，或许导致滋生弊端。义仓社仓，徒有空名而已。各道、府将本部堂以下所条陈的利弊，深思熟讲，仍然会集所属的贤绅耆老，广泛咨询博议。如果认为可行，就详细讲议条目，详请施行。或者有应该题奏的有司、绅官，应该旌奖的富室、义民，如何分别鼓励，也一一条列详请。古人有言，有治理的人才，没有治理的法度。各道、府不要视为容易，不要畏惧困难。果然能够实心推行，必有绩效可以记载。限定从文书到达至秋收之日，各道、府务必将积谷的利弊，以及所治理范围内，民心是否乐于顺从，人才有无可以托付，以及所管辖的州县，有无能够奉行的人，各道、府认为此事应该举荐还是停止的地方，一一具文申覆。在八月内到达本院，不得迟缓招致罪责。

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

杨锡绂

奉皇上谕旨：米谷是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而近年来，日益见贵。穷苦的百姓怎么能承受得起。就像四川、湖南素来被称为产米之地，而四川巡抚纪山则以商贩云集，米价腾涌上奏。湖北督抚则以江南受灾，依靠楚地粮食接济

译济。于是将本省米价昂贵一事上奏。又如直隶一省，向来依赖八沟的粮食供应。今年京城周边地区，尚且丰收，但八沟也因搬运过多而米价昂贵。商贩流通，物价贵则征收，贱则减少，偶尔暂时上涨，怎会连年递增，只涨不跌？如果说囤积居奇是弊病的根源，这确实是弊端所在。然而地方官员尽力禁止，怎会完全不执行？如果说人口繁衍增多，那么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本应逐渐增加，为何偏偏到今天突然大增？如果说有水旱偏灾，这也是向来有的，为何从未听说米价如此昂贵？况且应当是歉收时贵，丰收时贱，为何到处都这样？如果说康熙年间，仓库有银无米，现在年年采买，民间产出的粮食，一半进入仓库，难免妨碍百姓食用。然而在当时，各省定额，都经过总督巡抚分别商议，按照各省情况而定。且至今足额者寥寥无几，急需采买的地方到处都是，用来备荒赈灾，难以停止。假如确实因此造成，就应当切实陈述，商议妥善办理，不应当听之任之，而不加处置。我反复思考，不能深知其原因，也未找到善处的方法。人事不修，民生不裕，今日政治的缺失在哪里？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米豆关税，已经全部免除，虽然不能因此立刻奏效，但对于米价应当不是没有补益。为何价格不日渐减少，反而日益增加？我自登基以来，日夜勤政，寻求民间疾苦，百姓的痛苦，没有阻塞不能上达。却未能收到斗米三钱的益处，而使百姓都有缺粮的困扰，更加焦虑辛劳。各督抚身负边疆重任，对于民生第一要务，必定应当详细熟筹，深究其所以然。如果找到病根所在，更应当力图补救。然而各省督抚，有的不以为意，有的归咎于邻省，有的过分责怪商贩，而对于应当如何办理之处，并未筹划。可传谕各督抚，让他们切实体察，详细探求得失的原因，据实陈奏。或者在我所列举的各条之外，另有弊端，都应当确切地告知。务必期望切实有益，以充裕民生。钦此。仰见圣主勤求民隐的至意。臣查考水旱偏灾，与囤户居奇，虽然足以导致米谷昂贵，但尚不是米价昂贵的根源。臣私下认为米谷昂贵，是因为买粮食用的人多。买粮食用的人多，是因为百姓贫穷。国家休养生息，百余年于此。荒地全部开垦，应当百姓日益富裕，反而贫穷，是积渐之势造成的。所谓积渐之势有四。一是户口繁衍增多，二是风俗日益奢侈，三是田地归于富户，四是仓谷采买。仓谷采买的弊端，皇上所说的处处积贮，年年采买，民间产出的粮食，一半进入仓库，未免妨碍百姓食用，已经洞悉情形，无需再赘述。户口繁衍增多，圣谕说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增加，为何一时突然大增。以臣看来，确实也是逐渐增加。臣生长在乡村，世代勤于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要四五钱，不再有二三钱的价格。现在则必需五六钱，不再有三四钱的价格。大概户口多，则需谷也多。虽然数十年荒地，未曾不加以开垦，但到今天无可垦之荒者多了。那么户口繁衍增多，足以导致米谷的价格逐渐增加，势必然也。臣说由于风俗日益奢侈者，国初人经历战乱，备尝艰苦，风尚俭朴。等到安居乐业，数十年后，子孙有嘲笑其祖父朴陋的了。衣食之类，竞求佳丽，婚丧之事，务期美观。始于通都大邑，现在荒徼山僻的农民，也渐渐习于奢靡。平时借贷为常，力田所入，抵债去其大半，余又随手花销，刚交冬春，即须买米而食。农民日食，也取给市铺，那么价格怎能不长呢？臣说由于田地归于富户者，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的，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的，今至二十余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近日田地归于富户的，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的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

译万物皆如此。一人购买，价格不会上涨；十人同时购买，价格就会立刻暴涨。十人出售，价格无法抬高；一人独占出售，就可以任意抬高价格。像这样，米谷怎么会不昂贵呢？如今就这四种原因，合并计算：人口繁衍，这是我国国家长期太平治世的成效，无可非议。田地归并富户，非实行均田制不可。然而此法在开国之初施行，尚且担心引起纷扰；如今在世代承平之时，更难施行。只有风俗奢靡，尚属可以劝诫禁止的范围。现奉钦定礼书，颁发命令遵行，应当命令地方官员切实督导率领。但人情由俭入奢容易，由奢返俭困难，这只能慢慢教化引导，也不能立刻收到成效。至于常平仓的积贮，借以预备荒年，难以议论停止。圣明远见，确实是探求根本、把握要害。然而臣反复思考，虽然不便因为采买导致米价昂贵而议论停止，但其中仍有应当斟酌调剂的地方。因为积贮以足够赈济为限，不必过多。乾隆九年，御史孙灏奏请酌定常平仓贮谷的额度，以平抑米价，经户部议准，通行各省。虽然都酌定了额度，但当时督抚终究是出于有备无患的意思较重，而没有深入考虑到谷价日益昂贵、采买日益艰难的情况。就以湖南来说，州县的仓库，有贮至五六万石的，府仓有贮至七八万石的，也未免过多。应当命令各省将定额再加详细核实，有多余的，酌量裁减十分之一二。已经买足的，在平粜时留存银两归入国库；未买足的，即扣除不必再买。又从前户部议定，各省仓谷足额后，续有收捐监谷，如果遇到赈恤动用，无需买补。但赈恤已有额定的贮谷，这额外的捐谷，与其长久贮积繁重，不如逐年卖出。湖南现在将额外捐谷，每年粜价解送布政使司，作为修理城垣之用，其他省份似乎也可以照此施行。又常平仓每年粜出三成，是为了出陈易新罢了。其实丰年之后，原本不需要平粜。而仓谷坚实完好，也有可以存贮数年的。州县官因为每年例行粜出三成，即使谷好年丰，也一定要卖出。请求以后不必限定每年粜出三成，遇到年歉价贵之时，多粜固然可以；如年丰价平之时，不粜也可以。因为多粜一石，小民未必多受一石之益；而少买一石，百姓就受到少卖一石的实惠了。臣伏读谕旨，询问今日政治的缺失何在，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仰见圣德谦冲，治理日益追求完善，确实是天下生民的福气。臣反复思考，今日的政治，大纲细目，无不具备。只是在奉行之下，致力不专，循名者多，而尽实者少。就像定例，命令州县官巡视乡村，体察访查应当兴办和禁止的各事，将实行的有效验，造册详细报告，督抚核实，三年一次奏闻。这固然是责求实效的意思。但查所列应当兴办的各项政务，都是易于铺张假冒之事。其中有实迹可据而难于粉饰的，没有比地方水利更合适的了。但正因为泛泛而求的事情多，所以水利也致力不专，没有奏效实效。臣私下认为，目今养民的政务，尤其应当专心讲求的，没有比水利一事更合适的了。似乎应当酌立劝惩之法，使各认真料理，避免空谈。因为近日荒地虽然已经全部开辟，但水利尚未尽兴。雨旱偶尔失调，是常有的事。如果水利的蓄泄有资，自然除非异常的水旱，岂能坐视无收？如今江湖河港的水利，那些在通都孔道的，固然已经逐一整顿。但山乡僻壤之间，导致陂塘堰坝，历久湮废的不少。又一乡一隅，水泉隔远，塘井不足，虽然可以疏引开浚，但地属有主，倡导率领无人，于是多因循的，也不止一处。大约民间百亩之田，有一二亩陂塘，就可以救荫。而愚民昧于远计，宁愿争这二亩岁收之谷，不知偶值少雨，连百亩都抛弃了。如果亲民之官，为之指示开导，应当没有不恍然醒悟的。臣请求下旨直省，责成道府等官，督率州县，专力于水利，务必实心讲求，查考志书，访问绅士耆老，凡遇下乡之便，即留意相度，何处旧迹之宜复，何处新工之宜兴，当面同该地士庶，熟筹详议，或劝其协力，或代其设法，或量捐薄俸以为倡，或酌请公项以为助。果有实意感动信服于民，谁不踊跃从事？风声所树，即使身未亲历之处，一切水利，民间也必定自行兴复。那么土地尽成膏腴，出谷可倍于旧，而蓄泄有备，偏灾不能为患，对于米谷之贵，不无裨益。这些陂塘堰坝的新复新兴，都有实迹，可以勘查。道府勘验确实，果于民田有益，即详请题咨，酌与议叙。那些平日漫不经心，以致旱涝得以为灾的，也令道府于勘灾之际，查有未兴水利，州县明知不理者，即详揭参处。如此，似乎可使州县专力讲求水利，于应兴诸政中，尤加意料理，未必不是补救米贵的一道措施。

译大米的昂贵价格，如今已呈逐渐积累之势，想要让它一下子恢复便宜，确实不容易。据臣所见，不过是在采购之中斟酌调剂，并请专心致力于水利，以期粮食产量增多。是否得当，恳请圣明裁决选择。

译关于截留漕粮以充实储备的奏札

朱伦瀚

我私下认为，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的计策，首要在于重视粮仓的储备。出产谷物、运输大米的地方，向来以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江苏等地著称。因此，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四川、陕西、山西等省，按例不征收漕粮；山东、河南两省，只征收运输粟米。只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这六个省，每年征收运输漕粮和白米，以充实皇家粮仓。这不仅仅是官兵俸禄军饷所需，多年来，承蒙皇上恩德浩荡，频繁实施赈济和卖粮，远近百姓，依靠这些存活下来的，不知有多少。因此，皇家粮仓的正项供给，是根本重地，必须年年接续积累，才能作为长治久安的计策。那么，京城和通州各粮仓不容许出现短缺，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各直省所属粮仓的存粮，原本是用来等待赈济、等待卖粮，接济百姓口粮，预防年成歉收，也不容许稍有亏缺。内部充实必须依赖外部富裕，调节盈余是为了弥补不足，更不可不根据时势有所筹划。所谓的筹划，贵在根据时势有所救济，不妨在不足的时候施行，仍可回归到常规的例制。然而如今筹划储备，只说尽快补足不要短缺罢了。臣认为，仓粮不可不买，但不可急于购买；粮额固然不可短缺，但不可急于要求达到额定数额。仔细计算盈余和短缺的数量，结合产米的地区，斟酌缓急的适宜，思考长远的计策，有不得不进行变通的地方。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如下：

米谷在各地产出，虽然各地土壤的肥沃贫瘠、收获的多寡不同，但一年所产的总量，只有这么多。而支出的用途，有漕米、有兵米，地丁税赋的缴纳，依靠这些来供给，日常开支，依靠这些来办理。储备已经难以言说充足了，何况盛世人口滋生，百姓日益增多，年成的丰歉，各地难以统一。用有限且固定的田土，供给日益增加的百姓口粮，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再有多余的原因。因为没有多余的产出，却想要供给各地尽力搬运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米谷日益显得不足，价值日益增长的原因。臣所说的计算盈余短缺的数量，就是指这个。

至于广产之地，米谷的价格，臣年轻时随任江西，往来外省各处，以及补任浙江粮道十余年，督率粮船，前往江淮，又署任湖广驿盐道，综合这几个省来看，米谷的价格，都比从前加倍了。就像浙江省，浙东一带，只供给本地兵米和百姓口粮，不能用于浙西。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的二十二州县，每年应办的漕粮、白粮、正耗粮米、南秋兵米之外，仍须有本地的仓社储备。所产不敷所需，是不待言的。江南办粮越多，加之各处经商百姓，到处云集，吃米更是加倍。江西素来是鱼米之乡，近来人口加倍繁多，多往外省开垦劳作，称为棚民，那么人口众多却不富裕，也可以看出来了。湖广素来称为肥沃土地，所以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以今日来说，却不完全如此。湖北一省，宜昌、施南、郧阳，多处万山之中，荆州尚须由武汉拨济兵米，德安、襄阳、安陆，当地多种豆麦，稻田也少，武昌所属，半在山中，只有汉阳、黄州两郡，尚属产米之地。湖南也只有长沙、宝庆、岳州、澧州、衡州、常德等府，是广产之乡，其中也多寡不等。其余郡县远隔山溪，难以转运。加上本地的百姓聚集，外来的就食者，各省的搬运，价格于是更加高昂。而今日采买运贩的人，动不动就说楚省（湖北湖南），不知道今日的楚省，不再是昔日的楚省了。而且楚省也等待四川的接济了。武汉一带，有等待川米到来而后降价的说法，那么不足的情形已经显现。恐怕不可视为不竭的粮仓、不涸的源泉。臣所说的统核天下产米地区，就是指这个。

因此，根据缓急的适宜，长远的计策，请筹划变通的方法。私下思考，储备的道理，原本是因为百姓不能储备，所以广泛储备，以等待赈济卖粮的需要。今年仰赖皇上的仁德，直隶可以称为大丰收，远近各省，也多雨水调匀，已显现丰收的喜庆。地方储备缺额的米，正宜及时买补。私下担心各处买补并举，每省莫不以数十万、百万计，同时争相购买，必然导致米价昂贵。这是地方未受平粜的好处，先受目前米贵的拖累。有人说，买补的方法，不必在本地，不必在邻省，只要选择产谷最多的地方购买，那么低价可以抵价。不知道此地原本因为谷多而价贱，本地既有官买之谷，现在又为各处分买，也必然价增而谷贵。这是丰年多产之乡，也等同于歉岁薄收之地了。

有人说，存七成卖三成，谷仍在民，议赈议粜利益仍归于下，如常平仓、义仓、社仓，都是自古调节的极好计策。然而法久弊生，未必全有利而无害。况且古人耕九余三，必须有九年的耕作，无水旱灾害，无挪用损耗，然后才能剩余三年的食物。如果三年想要谋求三年的食物，必不可得。而且所剩余的已经全部为官家储备，不再为百姓所有。这是不得不有权宜之道，而考虑到储备的原因。查近日仓场督臣奏称，仓廒都已充盈，不能再贮存新粮。这是自古皇家粮仓的充足，没有超过今日的了。来年

译关于粮食的运输，自然会更加丰裕。臣愚昧地认为，与其临近期限时筹划仓库储备，不如提前筹划积蓄储备。请将各省仓库中应当采购补充的米谷，暂时停止采购。那么各地少了这部分采购的米谷，自然就会流布于本地，作为百姓的口粮。年成丰收米粮多，其价格自然就会降低。至于那些需要漕运的各省储备所缺少的额度，请就在应当运往京城的漕米中，酌情拨留在本地，以充实储备。在京师和通州各仓库，按规定原本就有应当储备的数量，似乎不可减少。从今年的情况看，已经觉得有余。京仓与外地仓库，都是朝廷的内库和外库。外省仓储既然充足，百姓口粮已经够吃，对于天子的粮仓来说，不过是暂时少了太仓中的一粒米，而数个省份的民间却可以十分充裕。只需稍作调整，各省仓库都少买数十万石米谷，作为本地的需要。官仓充盈而定额不缺，百姓口粮充足而物价不贵，不必等到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积蓄，就能无惧旱涝灾害；不必进行采购，官民都不受拖累。一举而多种好处都具备了。况且这也只是一时的措施，明年就可以照旧办理。只是查考本地漕粮，从来没有充作本地储备的先例，恐怕会受限于成规旧例。然而我皇上以天地为心，历年豁免粮赋，折征缓征，截留漕粮，拨运赈济，多方怜悯体恤，都是历来成例所没有的。更蒙皇上特别谕令各省督抚，宁可国家多花费国库资金，也不可使民间一人失所。伟大的君王之言，视百姓如受伤般关切，凡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无不打破常规在今天施行。至于有漕运的各省应当储备的额度有多少，应当采购补充多少，年景的丰歉，地方的广狭，如何分别拨给储存，以及暂时停运的粮船，船丁、舵手、水手，如何给予遮盖和供养之处，臣不敢擅自议论。

译请推行常平仓法的奏疏 湖广通志

郑昱

我私下认为，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百姓安定则国运昌盛，粮食充足则百姓安乐获利，这是古今不变的定理。臣在吏部任职时，看到户部批复直隶巡抚郭世隆的奏疏中说，应当如该巡抚所请，各州县储存的米粮，要谨慎收贮，以备赈济；其余米谷按平价出售，秋收时按数买入归还仓库；并将买卖过的银两、米粮价值数目，造具清册，上报户部查核等因。臣请求采纳并推广这一做法。我私下想到，直隶之外，各省都上报有积谷的数量，都开有捐输的条例，储存米粮，没有哪个县没有的，只是没有接到部里的公文，不敢擅自动用罢了。查各省去年丰收的地方固然很多，但发生饥荒的地方也有。如河南、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其中有奏报发放赈济的，有请求停止漕粮的。这说明眼下青黄不接的状况，与直隶相同。至于湖广、江西，虽然号称米粮之乡，但每到五六月，谷价不贵，而百姓多缺粮，丰年尚且如此，何况收成微薄呢？这说明眼下青黄不接的状况，也与直隶相同。其他如福建、广东、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虽然丰歉不一，但总之在五六月间，新稻在田，旧粮已尽，都是青黄不接之时，又与直隶相同。积谷原本是为了百姓，粮食积存却对百姓的食用没有帮助，那该怎么办呢？恳请皇上迅速命令部里商议，凡各省积存、捐输的米谷，命令各巡抚酌情考虑州县的大小，详细查核存积的多寡，应留若干米谷以备饥荒，其余剩余的，都在每年五六月，照市价减价出售。所出售的银两，仍在本年九十月买入新谷归还仓库。稍有盈余，存为修缮仓库之用。夏天旧粮必然昂贵，秋天新粮必然便宜。粮价贵时则减量出售以利于百姓，粮价贱时则增量买入以利于农民。丰年则拿出所存的银两，买入粮食以补充仓库，而常使其有余；荒年则发放原有的粮食，赈济以救荒，而不使其不足。再将买卖价值、动用银米数目，造册上报部里查核。买入粮食则核查实在，赈济则准予核销。百姓得以通融缓急，粮食不至于腐烂变质。这样，常平仓的良法美意，在北方直隶施行有效，在各省施行没有不有效的。即使有水旱灾害，上天也不能使其成灾，这确实是万世之计。所谓商议变通以济实用，充足百姓粮食以安定民生的，没有比这更紧迫的了。

请各直省推行常平捐谷的奏疏

湖北按察使王柔

臣先前以疏通充裕百姓粮食的方法，请求在秋收时确切探明上游丰收的地方，派遣官员带领银两，前往采买，到次年青黄不接之时，减价平价出售，缮写奏折陈奏，已经奉旨发交议论。只是丰收的地方，已经各处派遣官员前往购买，恐怕一时米价昂贵，更不得不为此筹划。臣查丰收之地，其米价未能平减的，多因富商大户恣意囤积所致。如果强行让他们出售，恐怕有不肖的胥吏役夫借端滋事，而需要粮食的百姓，仍未普遍得到实惠。臣反复思考，有不禁止而自然消除的方法，没有比各省府州县普遍开设常平仓捐谷的条例，以备积储，以资转运更好的了。富商大户，积蓄银两粮食，常想遇到开恩例时，急公好义上进，只是开例的地方，离家乡遥远，不能亲自前往缴纳，往往转托亲友，顺带包捐，不免多用盘缠费用，且有被骗重纳的，因此大多观望。现在如果在各省府州县，都开设常平捐谷的条例，让本地的人，就在本地亲自缴纳，既无诈骗，也免盘缠，节省稳妥便利，凡有米粮的人家，无不踊跃。一遇丰收之年，米粮必然一半在官府而一半在民间。所收的谷石，遇到有邻省派遣官员前来购买，价银收贮在藩库，即可碾米拨发领运。那么邻省采买的官员，不必在市场上寻求米粮，而只向官府询问米粮，自然没有市价高昂的祸患，而囤积者更无处施展奸计。如果有说捐多导致米贵的，殊不知本地收捐的谷，就可以在本地随时碾米，减价平价出售，更不需要远谋于他省，尤为便捷。似乎对于通裕民食的计划，大有裨益。

请禁止派买仓谷的奏疏 乾隆三十一年

贵州布政使良卿

查各直省设立常平仓谷，春卖秋补，接济百姓粮食，有备无患，方法极好。而定例责成州县等官，平价采买运入仓库，不许转派里甲递送，违者定有议处的条款。乾隆二十九年，又经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请，奉旨允准，通饬各省严禁派买，又刻石永远禁止。这是因为州县采买仓粮，一旦按田强派，未必全按市价发给，而书吏役夫家人又从中克扣，百弊丛生，扰乱民间，所以特别严格禁止。贵州定额储存常平仓米八十七万七千石，每年借卖兼行，方法良善用意美好。只是买补还仓之时，酌情规定村庄大小，买谷多寡，派分里甲递送缴纳，是原任巡抚张广泗先前题明，又经巡抚图尔炳阿后来奏明，沿袭为例。在巡抚等人上奏之时，立言都以黔中

译每走一步都是山路，无法通行船只。百姓和苗民只能背负肩挑，每次大多只能运送几斗粮食，难以满足官府采买的需求，不得不向粮户支付价款来承办。这种提议看似合理，但扰民累民的弊端却由此逐渐开启。臣请求阐明其中的缘故。州县每月上报米谷价格，督抚等高级官员核实后上报，原本没有不真实的情况。州县按照时价采买，按规定不允许超出这个范围。对于小民零星运送粮食，连饭食费用都没有着落，核算市场价值，已经有所亏折。况且贵州山地多，农户零散，名义上称为粮户，实际上很少存有粮食。自从实行派买的规定以来，不问贫富，不计远近，不论汉民苗民，按照田地面积，每升每斗均摊，催逼呼喊的骚扰，几乎等同于正税。再加上奸猾的胥吏按户派交，容易引发偏枯不均；里保领取银两转发，难免克扣。这又是弊端无穷无尽的地方。苗人性情容易迷惑且多贪婪，治理这种险要边疆重地，务必使其驯服顺从并保持镇静。怎么能以惠民的举措，却开启扰民累民的端绪呢？臣私下考虑，贵州承蒙圣主格外天恩，在青黄不接之时，允许地方官详细申请出借仓谷，接济贫民，秋收后缴纳归还仓库。无论年景丰歉，一律照广东、福建的先例，概免加息。这一旷世大典昭示垂范，汉民苗民都沾受补助，仓粮也避免了陈积，原本无需平粜之举。应请求此后贵州的仓谷，每年根据收成丰歉，酌情确定出借的多寡，不必拘泥于存留七成的规定，按时借给，秋收还仓。如果有征收不力，以及冒领滥发滋生弊端者，分别参劾追缴。仍责成该道、府官员不时查察。如果当地市场有余粮，不准轻易详请平粜。如果市值较秋收贵至三成以上，地方情形必须平粜接济，酌情按照当地可能采买的数量，详细奏明后出粜，秋收后自行平价买补。一切派发里递承办的命令，永远禁止革除。这样，出借宽裕，百姓有余粮，而市价自然平稳；平粜既少，而补仓较易；派买永远废除，即使有不肖官吏，也没有借口借端滋扰了。

译捐监兼收银谷疏 乾隆十年

礼部侍郎秦蕙田

我私下伏见皇上仁德覆盖如天。自登基以来，时刻以爱护养育百姓为念。早朝晚退，勤勉恳切到了极点。凡是农田水利，有关百姓生计的，没有不兴办的；市租商税，对百姓饮食有补益的，没有不减免的。一遇到水旱偏灾，截留漕粮发放粟米，平价售粮同时施行，动辄以百万计算。大概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像这样痛痒相关、一体关怀，教化广布天下的。近来又钦奉特别恩旨，将直隶各省丙寅年的地丁银两，普遍加以蠲免，使得山隅海隅、穷乡僻壤，没有一处不沾受浩荡深仁。大恩泽遍布天下，欢腾之声震动大地。从此有田的户主，以及务农的农民，固然没有不曲承隆厚施恩的，恩泽深入肌肤骨髓。微臣恭逢圣世德泽广博恩惠深厚之时，敬体皇上欲使没有一人不得其所的至意，更对现行事例通盘筹划以利济世，希望稍微裨益圣主爱民足用的怀抱于万一。

臣认为，当今百姓的祸患，不仅仅是贫穷，而是贫富不均；祸患不仅仅在于缺乏财物，而是财物使用不流通。因此富人日益富裕，穷人日益贫困。日益富裕则奢侈僭越的弊端产生，日益贫困则不仅有孤苦无依、鳏寡孤独无所依靠的忧患，即使是读书士人，生计无策，也有无暇治理礼义的苦处。像这类人，赈济借贷难以周全，蠲免减免所不及，而实际上哪一不在圣心关怀之中呢？只是想要用有限的经费，供给无限的蠲免施舍，这固然在道理和情势上都很困难。而想要在万无可商议之中，寻求一种通融补救的方法，那么没有比取多补少、以民养民更恩惠广大而利益普及的了。

先前承蒙恩旨，准许保留捐监事例，作为赈济之用。起初是内部收银，如今是外省收谷。这确实是通变适宜百姓的善政。臣愚以为，此例如果专门命令收谷，那么捐输不会都踊跃，仓廪不会立刻充盈，用来备荒则不足。如果稍有变通，那么捐输充裕，不仅赈济有所凭借，而且其余还可以滋润困穷之人。臣反复思考，悉心推究，认为专门收谷石，不如银谷兼收那样尽善尽美。况且银谷兼收的例子，山东一省，上年已经议准暂行。如果推广到各省，那么其效果必定可以立刻显现。臣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收谷的好处有一项，其不便之处有四项。所谓好处，确实是因为以实物收贮，利于兴办发放，而不失足食的本意。臣思考，五谷与金银，它们的利益是一样的，但用途不同。谷物有丰歉，而金银没有盈亏。银有定数，而谷物没有定价。民间产出的谷物，只有这么多。如果确实是丰收年景，谷粟有余，趁时收贮，以备水旱，确实是很完善的。如果正值谷物稀少之时，急公好义的人购买上捐，不仅谷价腾贵，损害贫民，而且在仓库多一石的储备，就在民间少一石的粮食。况且时价先后不齐，虽然经过议减之后，捐输的人仍然寥寥无几。这是一不便。

米谷不可久贮，直隶各省燥湿不同，如果陈陈相因，霉烂值得忧虑，有用的化为无用的。这是二不便。仓谷交接，盘量折耗，不免赔累，官吏视为畏途，暗中导致抑制勒索、阻挠，捐输的人裹足不前。这是三不便。直隶各省的田土不一，江浙川广，是产谷最多的地方，闽粤云贵，有食米不足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一律征取，恐怕这里盈余那里短缺。这是四不便。有这些不便，臣所以担心捐输不会都踊跃，仓廪不会立刻充盈，用它来备荒则不足。

现在如果一概命令银谷兼收，其好处有五项。大概捐输一事，有天时、地利、人事的不齐。丰年则谷物便利，歉岁则银两便利，这是系于天时的。谷物多的地方利于谷物，谷物少的地方利于银两，这是系于地利的。务农的百姓利于谷物，逐末的百姓利于银两，这是系于人事的。况且捐谷尚有时价高下的不齐，捐银则无论钱多钱少都统一标准。这是一便。

有谷物的人不必换银，那么谷物多不至于价贱而伤害农民；有银两的人不必换谷物，那么谷物少不至于价贵而伤害百姓。银谷任便，输纳争先，仓廪必定充裕。这是二便。

捐赈理应用谷物，而饥民待哺非常急切。开仓馈运，需要时日。即使领谷到手，尚须舂簸炊爨。如果捐项既足，银米兼赈，饼饵立能果腹，挟赀兼可谋生。而且赈一半的银，即留一半的谷，仓贮不致大亏。这是三便。

水旱告急，事存呼吸。按规定应一面奏闻，即一面动用国库。只是正项地方，关系重大，所司出纳过于谨慎，灾民遗漏堪虞。如果银米充足，施展宽裕，长官不囤积恩泽，穷民隐受其惠。这是四便。

倘若银谷两收，谷物少而银两多，那么不妨移此地有余之银，买别处有余之谷。以歉岁有余之银，买丰年有余之谷。贱籴贵粜，仓谷必丰。并可济常平之不及。这是五便。

至于各省藩库，为贮备之根本。如果此例一行，除谷石仍收本色外，所有全省赈项之银，均令解交

译藩库。通盘核算。将应当预备赈济的额度。全部留存。平时则斟酌米谷价格的贵贱。以供调度。临到灾期则审察地方的缓急。以资接济。用全省的人力物力。来救济一隅的灾害。有疏通而没有损耗短缺。或许才能不辜负皇上筹划仓储、有备无患的深切用意。如果实行久了。必定会有盈余。那么各省农田水利中应当兴办的。以及养济院、育婴堂等各项事务。还有鳏寡孤独等无助之人。贫困学生无法糊口。以及有关学校书院等待供给的。都可以酌情取资。用本省富户多余的财富。来救济本省贫民不足的需求。盈余与亏缺相互调剂。财用流通。即使凡是赈济借贷难以周全、减免赋税未能顾及的百姓。从此没有不普遍沾受圣上恩泽的。施惠而不耗费。使用而不枯竭。这就是臣所说的稍作变通。那么不仅赈济有所凭借。还可以润泽困穷之人。希望能为圣主爱民足用的胸怀增添万分之一的益处。至于部臣先前议论州县征收银两。担心会开启亏空的弊端。现在命令解交藩库。自然可以不必担忧。又近日湖广总督鄂弥达奏请停止征收实物粮食。一律征收银两。已经征收的监仓粮食。卖出后不必再购买补充。经户部商议。一律准许征收折色银两。恐怕未补充的仓储。达到足额遥遥无期。临时的购买。转运不便。而已经征收的粮食。卖出后不进行购买补充。仓储日渐空虚亏损。都不必采纳。臣查鄂弥达所奏。想要停止征收实物粮食。臣则认为银两和粮食必须兼收。鄂弥达说粮食卖出后不必购买补充。臣则认为银两多正好方便收购粮食。意见似乎有所不同。并非对已经议驳的条款。再次冒昧陈述以烦扰圣听。

译关于积谷的议覆奏疏 雍正五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

臣认为积谷这一条。据称瑞州府所属的高安、上高、新昌三县，地方狭小，百姓缺乏积蓄。请求在三县的常平仓之外，在靠近水流的乡村，分别设立社仓。从库中支取银两三千两，购买粮食储存。等到明年夏初，按照当时市价每石减价五分，出售以救济百姓食用。所售粮食的价款，除去归还本金外，计算盈余有多少。该县造册上报府衙，并由布政使司转报巡抚，咨文兵部存档。其盈余的银两，等到秋收时添购粮食，年年如此。这样，不几年仓库中就有盈余的粮食，国库没有损失银两。倘若实行确实有裨益，那么凡是产粮的地方，都可以通行。不仅仅限于瑞州一府等语。臣查考此法，在江西等地实行，那里米粮出产最广，水路四通八达，外来商贩很多，库中原有盈余银两，农民原有盈余粮食。贵时出售，贱时买入，上下互相救济，用意本来善良，事情属于可行。但如果奉行不善，对地方没有益处。如果通行其他省份，更有势不能行的情况。臣愚以为想要实行此事，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在于得到合适的地方，在于斟酌合适的时间。请恭敬陈述大意。凡是州县官都是百姓的父母，用现银买米，谁不乐意遵从。然而官员不亲自购买，必定假手于吏胥。发放银两时，层层克扣；收取米粮时，事事勒索。因此民间的米，卖给民间的，常能得到正常价格；卖给官府的，十成仅得八九成。等到夏初出售，官府减价五分，吏胥不敢不减，而使用重秤轻斗，百姓实在不敢不依从。虽然大张告示，严厉晓谕，百姓也唯有甘愿隐忍，敢于告发吏胥的，百中无一二。本官自以为减价售粮，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受累已多。甚至串通客商，全部卖给外省，本地米价，从此更加昂贵，累民更甚。这是实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各地出产粮食，多少不同，水陆远近也不同。如果限定定额，各支库银数千两，采买如常，无论像滇黔二省，每州县岁额多不及千百两，民间也并无多余粮食，难以照此实行。即使就江西一省论，恐怕也难以一概而论。臣前任江苏，深知此弊，只可权宜救济，不可定为常例。这是实行在于因地制宜。至于时有丰歉，没有年年丰收。现在在夏初之间，将所买的粮食减价出售，据数报部，秋收买补。假设一年不熟，即使价格比前高，也无粮可买，而仓储亏空，恐怕受到参劾处罚，自必报荒请求宽限。等到来年买补，部议不允，则官员实在受累；部议若允，则弊端不可开启。即使是半收半歉之年，粮食不能便宜，而官员必定想要买补，甚至强迫售卖，而吏胥又四处搜刮，如同缉捕，民间有粮，不敢不卖，而饮食不继，势必无法自给。这是实行在于斟酌时机。得到合适的人，因地制宜，斟酌时机，大概才有益处。不然，即使有存七粜三的规定，法度良善用意美好，但如果属员蒙混，上司因循，将名为出售官米，名为购买官米，实为不肖官吏掩饰亏空，称为百姓欠款的资金。此弊各省皆然，云贵尤其严重。臣任职一年，已知详情。想要一概纠参，则一经革职，十无一完。臣以钱粮为重，又不敢不稍有顾虑。因此严切开示，仍佯装不知，密嘱司道等勒令限期清还。除调顺宁府韩锺业，经臣前次题参外，现今完米者，十有六七；以银抵米，仍待买补者，十有八九。都限于闰三月内完抵。臣看这些人习染深重，终难振拔。拟于限满时通参，请旨一概解任，勒令限期完补。限内全完者，酌情开复；逾限不完者，革职治罪。大概对事情有济，也对法度无损。但云南万里，铨选官员赴任，动不动需要半年，临时委署，也难得多人。恳请圣恩，在记名贤员内，府厅州县，预先任命十数员，着臣按缺委署，分别题补。则既无旷官，自无废事矣。

请拨支以备购储疏 乾隆六年

刑部侍郎周学健

奉谕旨：朕看州县有司，往往顾虑霉变赔补，以多积谷石为忧。其如何酌量定规，使其从容不至赔补之处，交与该部另议具奏。钦此。伟大啊王言，诚推恩情的隐衷，而筹划积贮的首务也。夫常平积谷，不去其累官者，而欲仓储之常盈而无亏，庸可得乎。累官之事，莫如霉变与买补二者。本年五月内，臣在户部侍郎时，会同遵旨议请将常平仓谷，比照通仓，准销气头廒底之例，行令各省督抚，酌定成规，已题明办理在案。是霉变一事，将来可免赔累。且缮修仓廒，及时晒晾，照例出易，勤慎之员，原可不致亏损。此犹人力所能为也。至于

译我最终没有不够用的情况。不知道粮食价格的贵贱，取决于年成的丰歉。如果在出售粮食时，遇到歉收年份价格昂贵，而在购买补充时，遇到丰收年份价格低廉，那么就有盈余。或者在出售与购买补充时，都正值歉收，或都正值丰收，其价值大约相等，即使有不足，也尚且不多。如果在出售粮食时，遇到丰收年份价格低廉，而在购买补充时，又正值歉收价格高昂，这时价值相差悬殊，不足的数额，常常以千计。即使出售的数量较少，不足以弥补价值的，也常常达到数百两不等。府、州、县官员，每年供给的养廉银有多少，怎能承受这样的赔累呢？遇到不贤能的官员，摊派累及百姓，以低价领买，这是势所必然的。然而摊派购买一旦实行，弹劾随之而来，处分也就加身了。府、州、县官员，食朝廷俸禄，积储粮食一事，原本应当尽心办理。只是如果仓储粮食不陈粮换新粮，导致霉烂变质，就有赔补的严厉条例；出售粮食后，不按规定期限购买补充，导致仓储空虚，就有购买补充迟延的弹劾处分；摊派购买仓粮，就有按赃物治罪的律条。如果违背朝廷命令，弹劾处分就不可避免。想要保全功名，赔累何时是个尽头？怎能不把它视为畏途呢？只是希望积存的粮食少一些，以节省赔累的余地罢了。乾隆二年，户部议定，购买补充不足的，允许将全省出售粮食的盈余匀拨补充。如果仍然不足，允许动用存留的公款拨补。自从这个条例确定后，购买补充的赔累稍微减少。等到乾隆四年，原任江西巡抚张渠，因为这一年江西全省都遇到歉收价格昂贵，没有盈余可以融通补充，奏请停止拨补。经户部议定，此后以本地的盈余，作为本地的拨补，将全省融通拨补，以及公款拨补的做法，一律停止，已有案可查。

译用全省的盈余，来拨补全省的不足，那么有盈余的州县，固然不允许其虚报冒销、侵吞隐匿；没有盈余的州县，也不会导致赔累偏枯。事情属于公平。如今用本地的盈余，来拨补本地的不足，假如这一县之中，接连遇到卖出米价昂贵、买入补库米价低廉的情况，那么即使有盈余，也不需动用；如果接连遇到卖出米价低廉、买入补库米价昂贵的情况，那么更没有盈余可以拨补了。况且既然规定用本年的盈余来拨补，那么上一年所有的盈余，不肖的官员，必定会千方百计地虚报浮开，以图谋侵吞冒领。上司因为这是本地拨补的项目，不太爱惜，听任其开销。那些上一年本无盈余的州县，又不允许融通拨补，勒令其赔偿补足。同样是拨补盈余，用来匀拨全省，则公正而普遍；用来拨补本地，则偏私而狭隘。其道理显而易见。至于动用存公银两，添补不足的地方，必定是该省都遭遇歉收、米价昂贵，盈余不足以弥补时，然后才动用。如果年成丰收、米价低廉，那么盈余已经足够拨补，动用存公银两，原本是非常时期的举措。而且查得存公银两，是留作办理地方公事之需的。各直省如办理解送物料，不足价款，以及修理衙署等项目，都可以动用。地方公事中，哪有比积储粮食更大的呢？反而不允许动用，也觉得轻重失宜。如果认为匀拨盈余、添补存公，恐怕经管仓储的官员，仗着有这个先例，就会开启虚报冒领、侵吞渔利的弊端。难道不想想州县各官办理的事务，哪里不应当稽核其虚报冒领，防范其侵吞渔利？断没有因为预料其虚报冒领、侵吞渔利，就矫正其弊端而废弃成法的道理。如果认为买入补库之时，米价果然昂贵，原本可以咨文说明延长限期。不知道这个先例一开，畏惧赔累的官员，就会纷纷效仿，只图把米价存在库里。天时的丰歉，难以预料。假如一年又一年，米价仍然昂贵，岂不是把仓库里的粮食，都变成了存在库里的银价，积储竟然成为虚设了。而且上一年因为米价昂贵停止买入，下一年春天，必定米价高昂，仍然需要平价卖出。等到秋天收获之时，要同时买入两年的粮食，更觉得艰难。因此，米价昂贵停止买入这一件事，尤其对积储没有益处。以臣的愚见，想要仓库粮食经常充盈，必须使官员没有赔累之苦；想要使官员没有赔累之苦，必须恢复全省拨补与动用存公银两的旧例，才有益处。仰请皇上命令相关部门定议，通行各省，将乾隆六年以前，凡有米价盈余的，彻底查清，解交司库。统一等到下一年买入补库时，有不足的地方，核实拨补。如果拨补后还有剩余，再留作下一年使用。倘若仍然不足，动用存公银两添补。此后总以上年全省的盈余，作为下一年匀拨不足之用。府州县买入粮食归还仓库，如果有盈余，事情办完之日，立即解送贮存于司库，另行收存，上报兵部查核。倘若府州县有将盈余银两任意侵吞挪用的，严厉参劾治罪。至于买入补库之时，原本应当稽查其虚报冒领、侵吞渔利的弊端，请求责成道台、知府，确切查核本处市价，按照买入补库的月份日期，核实准予报销。如果有虚报冒领，以及道台、知府等官员不切实稽查，敷衍了事，听任其虚报捏造的，该省总督、巡抚严厉参劾，分别治罪议处。这样，那么经管仓储的官员，既免除了赔累之苦，又杜绝了虚报冒销的源头，积储自然充足，百姓食粮有所依赖，对于使百姓富足的大计，不无小小的补益。

卷四十 户政十五 仓储下

常平仓谷章程疏 嘉庆七年

御史杨昭谨

私下认为常平仓的粮食，各省定额贮存，多的数百万石，少的也有八九十万石；州县定额贮存数万千石，少的也有数千百石，用来准备平价卖出，用来支出借贷，用来供给军粮，用来充裕灾荒赈济，关系非常重大。然而必须实际贮存在仓库里，有盈余没有短缺，才对民生国计都有益处。臣恭敬地悉心斟酌议定，分条列举，恭呈圣上鉴察。

一、仓库粮食平价卖出有亏缺，应当暂缓平价卖出。查得常平仓，如常年平价卖出的定例，一概以存七成卖出三成为比例。地方干燥潮湿不同，则有存六成卖出四成、存一半卖出一半、存三成卖出七成，以及不限额数、随时卖出的情况，原本是因为定额贮存充盈，担心米谷存放年久腐朽生虫，所以国家酌情考虑，卖出陈粮换入新粮，并且使市场价格平稳降低，商贩不能囤积居奇多索高价。只是平价卖出已有亏缺，尚未买入补足定额，又将存在仓库的粮食接续再卖出，不但亏缺繁多，一时难以买入补足，而且恐怕挪动新粮掩盖旧粮，私自将卖出米价侵吞使用，久而久之仓库全部空了，一升一斗都不存留。无论常年无可平价卖出，即使遭遇水旱偏灾，也没有粮食可供动用。臣请求对于平价卖出有亏缺的仓库，必须限定在一两年内买入补足定额，不得在尚未补足之前轻易请求平价卖出。

一、仓库粮食出借有亏缺，应当暂缓出借。查得常平仓粮食定例，允许农民领借，作为口粮和种子粮，按照耕种早晚，定期供给，先借麦子后借谷子，先借陈粮后借新粮，原本是因为定额贮存充盈，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借给农民，使耕种有资财，不担心拮据。只是出借已有亏缺，尚未催收完全，又将存在仓库的粮食接续再借出，不但旧欠积压，前后难以一并征收，而且恐怕旧欠作为新借，日久无从催迫，势必仓库全部空虚，一升一斗都不存留。无论常年无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