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学术二儒行

译《儒林传序》出自《揅经室文集》

译阮元

从前周公制定礼制。太宰用九种纽带维系邦国。第三是师，第四是儒。又在司徒职掌的民俗教化中，将师与儒联合起来。师以德行教化百姓，儒以六艺教化百姓。分合异同，周初已经如此了。几百年后，周礼保存在鲁国，儒术最为兴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相合，兼具师与儒的职能。颜回、曾子所传的，是以道兼艺；子游、子夏等弟子，是以艺兼道。定公、哀公年间，儒术极其纯正，没有少许差错谬误，原因就在这里。荀子著论，儒术已经背离正道。然而六经的传说，各有师承传授。秦朝焚毁儒籍，入汉后复兴。虽然黄老、刑名之学，仍然混杂其中。等到汉武帝彻底罢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大多文雅博学。东汉以后，学徒数以万计，章句之学逐渐疏略。高名善士，有一半卷入党锢之祸。到了魏晋，儒风已经衰微了。司马迁、班固、范晔都以儒林立传，叙述经师的家法，传授次序井然。虽然对于周礼中师教的功能，未能完全兼顾。然而名儒大臣，匡正时局，树立教化，祖述经说，修饰章疏，都与儒林传的内容相互关联。因此朝廷秉持纲常，士人敦守名节，挽救衰败，消除叛逆，经历多年，这都是周、鲁儒学效应的体现。两晋时期玄学盛行，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逐渐不同。北魏、萧梁时期，义疏非常细密。北学守旧而怀疑新说，南学喜新而得到伪说。到了隋唐《五经正义》编成，儒者很少以专家古学相互传授了。宋初名臣，都敦重道义。濂溪、洛学之后，于是开启朱熹（紫阳）之学，阐发性情，分析道理，孔孟的学问品行，难道不显明于天下吗？《宋史》将道学与儒林分为两传，不知道这正是周礼中师与儒的区别，后人创立区分却暗合周道。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学派。等到河东、姚江学派兴起，门户分歧，交替兴盛衰灭。然而终究不出朱熹、陆九渊的范畴。整个明朝，学案层出不穷，而经训家法，寂静无闻。衡量周礼，有师无儒，空疏得很。然而其间台阁风气严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然多有私议，有时损害国体，但其正道，实在能拯救世道人心。所以两汉名教得到儒经的功劳，宋明讲学得到师道的益处，都在周孔之道中得其分合，不可以偏颇讥讽而互相诋毁。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尚宋学的性道，而用汉儒经义充实它。圣学所指，海内向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等到四库馆开设，风气更加精博了。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容等沿袭前明姚江学派，陆陇其、陆世仪等开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张履祥等坚苦自持，不愧于言行一致。顾炎武、阎若璩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对于《公羊春秋》，张惠言对于《孟子》《虞易》之说，也是专家孤学。况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中自修。唉，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承列圣而昌明它，可以说是兼有古昔所不能兼的了。综合而论，圣人之道，譬如宫墙，伦理事物训诂，是它的门径。门径如果错误，每一步都歧路，怎能升堂入室呢？学人求道太高，轻视浅近，譬如天际飞翔，出于高屋之上，高是高了，但户奥之间，并未实际窥见。有的人只求名物不论圣道，又像终年寝食于门庑之间，不再知道有堂室了。所以正衣尊视，恶难从易，只要立宗旨，就居大名，这是一个弊病。精校博考，经义确然，大则逾越界限，小则出入不定，这是又一个弊病。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不敢区分门径，只希望记述学行。从顺治到嘉庆初年，得到百数十人，仿照《明史》将孔氏载入儒林的体例，别为孔子世家的意思。至于陆陇其等人，现在国史已入大臣传，这里不再记载。

正学论一

程晋芳

古今学者日益明智，现在学者日益愚昧。古代学者由音释训诂的细微处，逐渐达到诗书礼乐广大高明的境界。现在学者琐碎于章句，到老死也不停止。为什么雅俗大小如此不同呢？况且海内儒家，高谈汉学的将近四十年了。他们的大意是说唐以前的书，都是寸珠尺璧，没有一样不可贵。由唐推溯到汉，由汉上溯到周秦，而九经史汉注疏作为根本。宋以后可以置之不论。唉，做宋学的人，未曾抛弃汉唐；做汉学的人，难道可以抛弃宋元以后吗？然而学士大夫，相继趋向，同途合辙，没有不同的。为什么呢？我曾经静心思考，有两个原因。说是天，说是人。天的道理，气运往复而已。自明中叶以后，士人高谈性命，古书束之高阁，饱蠹蟫。他们所教人应读的书，往往载在文集，真所谓乡塾小儒，抱着兔园册子的，足以令人喷饭。物极则反，难怪现在的儒者，得到唐以前片言只字，不问其理道如何，都宝贵而记录它，讨求而纂述它。这不是往复之

译道吗？至于人心的巧思，又有暗中与事理相合的情况。唐以前的书籍，现在留存的不多。登高而呼喊，如建瓴般泻水，说：“我所学的是古学。”功效既容易达成，又足以打动人心。如果更加沉溺于宋代以来七百年的书籍，浩渺得如同渡海没有边际，难以穷究了。因此，那些坐着空谈的人，必定是《尔雅》《说文》《玉篇》《广韵》等书相互角力较量；必定是郑康成的遗言、服虔贾逵的末流绪论相互讨论。古则古矣，不知道做学问的道理，果真就止步于此了吗？更严重的是，因为考据字义，而涉及到金石文字。金石文字足以辅助史学研究的，不过是订正日月，校勘职官，考证琐事，而对于制度、行为、安危、治乱的根本，它们所关联的极其微小。欧阳修曾经非常喜好金石文字，然而也是他才力有余，偶尔涉及罢了。等到赵明诚时，所见更加浅薄了。所谓借鉴古事以知晓现在，蓄养德行以致用的人，果真像这样就已经了吗？整天劳心，只向外追求，却茫然不知道身心所在。用事务来考验他，他就颠沛困顿、不知所措；面对恐惧患难，他就失去操守。因为平时玩物丧志，所以完全没有应对各种情况、恰当处理的才能。以这样的人为儒生，果真足以给程朱做洒扫的仆役吗？假使有志之士，我知道他们必定不被世俗拘束，不拘泥于古，不遗弃今，博学而反求诸简约，养心而不被欲望遮蔽，这样才能卓然成为儒学的大宗。难道一定要专守一家，遭受那些拘谨狭隘的小人的讥笑吗？

译正学论二

程晋芳

世上有儒者，也有学人。儒者读书不在于多，但都能掌握其中的精义。对内修养自己的心性，对外处理各种事务。学人则广泛搜求博览，没有不通晓的，但以经史为归宿，期望能够实际应用罢了。儒者与学人合而为一，才能成为大儒，世间很少见到这样的人。

本朝以来，有三位儒者：一位是汤文正斌，一位是陆清献陇其，一位是杨文定时。陆清献在朝廷任职、治理百姓，可以说没有遗憾。稍有惋惜的是，他攻击陆九渊、王阳明太过分，仍然落入讲习之学的习气中。至于汤潜庵（斌）和宾实，则光明磊落，与日月并行，如玉般纯粹，如金般坚固，我对此没有异议。然而有的人仍然遗憾这两位先生著述不多，无法辅助阐释经传。难道颜渊、仲弓那样的贤人，就一定有著作吗？一定要辅助经传才能称为贤人，那么匡衡、马融就比龚舍、王烈更贤吗？

除了这三位大儒，还有三位学人：处士顾亭林炎武、黄黎洲宗羲、大学士李安溪光地。李安溪的学问最为纯正，在太平盛世出仕，侍奉仁圣的君主，他所推行的政策，都有用而无弊端。但人们不把他归为大儒，是因为他的心术稍微有些权谋作用。顾亭林、黄黎洲博览群书，对于古今治乱兴废得失的规律，都融会贯通于胸中，于是写进书中，作为世世代代的法则。然而顾亭林生于明朝末年，亲眼目睹宽松弛缓的弊端，想以严厉的手段来矫正，言论接近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几乎自己都没有察觉。如果他的学说得以实行，必定会有苛刻不安的地方。幸好没有试行，所以人们珍视他的言论，但关键在于审查如何运用罢了。黄黎洲对于出仕隐居、进退等大节，论述可谓确切。但他的主意认为，如果不实行封建制、井田制，天下就无法治理。这是迂腐书生习见的观点，不应该出自学人之口。哪有具备经天纬地之才却不能通达权变的人呢？

在这三人之前，有程云庄，他是金正希、蔡维立的老师。当时如念台、石斋等人，都尊敬信服他，称他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第一人。改朝换代后，他逃入禅宗。现在他的书还在，他高明广博的见识，确实是旷世之才。但他推崇清谈，诋毁佛道二教，最终却依附于他们的门户，尊崇佛道，这也违背了儒学的大端。贤哲不常出现，偶尔见到一位，但他的归宿不一定通过儒学这条河流到达大海，岂不是很可惜吗？

现在的学者，不必追求过高的行为，也不必烦劳多读未曾见过的书。只要在行为上有羞耻心，在独处时自我盟誓，以孝悌慈惠来修养自己，向往贤人、圣人，不超越等级而进取，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正学论三

程晋芳

古人做学问，都是为了修养自己的身心，以此来应对天下国家的事务。所以居处时成为大儒，出仕时成为大臣，没有把事务与心性分为两截，把学问与行为分为两截的。从汉代到唐代，孔孟的真传不显著，但那些学问品行暗中与古人相合的人，每个朝代都不缺乏。等到宋代贤人出现，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方术，灿烂地大加阐明，毫厘不差。程朱诸儒，也已经小试牛刀，事情没有治理不好的。从此以后，遵循他们教导的人长达四百年，志节功业，前后相继。虽然他们的末流往往有迂腐拘泥、迟缓的弊端，那是学习不到家的人的过错，不是前人立教的过错。

本朝颜息斋亲眼目睹李自成贼寇的动乱，寻求原因却找不到，于是归咎于讲学，认为学者只应当从事日常事务，不能高谈性命。他的门人李刚主，极力阐发他的传承，另外注解四书，自称直接继承孔孟。望溪方氏为李刚主作志铭，已经详细论述了他的弊端。近代一两位儒家，又认为程朱的学问就是禅学。人之所以为人，不过是情罢了。圣人教化人，只是顺应情罢了。宋儒尊崇性而轻视情，就是佛道二家的术数。他们的道理越高，议论越严，就越不近人情。虽然天天攻击佛道二家，但实际上自己深陷其中而不觉悟。唉，说这种话的人，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私欲，却不知道这大祸仁义的根源，还在佛老杨墨之上呢。

所谓情是什么？如果喜怒哀乐的发抒都符合节度，那么这情依然是本于性的。如果我的情有不得已之处，顺从它而不压抑它，那么嗜欲横流，难道不是始于情的不得已吗？匡衡、张禹、孔光、马融迫于时势而诡诈随顺，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丧失节操，也可以用不得已来原谅他们吗？现在士大夫一谈到讲学，就哗然响应说：“人只崇尚亲身实行罢了，有什么可讲的？”这话确实是对的。但退下来考察他们的行为，却没有一件事可以让人质问的，这又怎么说呢？唉，魏晋之际，礼法荡然无存，而士大夫中还有坚持清议、维护名教的。谁能振兴衰败、扭转流俗的错误而回归醇朴呢？

赠钱献之序

姚鼐

孔子去世后，大道衰微。汉代儒者承接秦朝焚书灭学之后，开始设立专门学派，各自抱持一部经典，师徒传授，同辈之间怨恨愤怒嫉妒，不能互相通晓。他们对于圣人的道，就像筑起墙垣堵塞门巷一样。时间久了，通儒逐渐出现，贯通经义，左右证明，选择其中长远的学说。等到弊端出现时，又混杂以谶纬，扰乱以怪僻琐碎，世人又讥讽他们。魏晋之间，空虚的言论兴起，以清谈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荡败坏，最终导致天下灭亡。然而世人还是喜爱他们的辞藻，不忍心废弃。从此南北分裂。

译学术崇尚各异。历经五百余年，唐朝统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确显示统贯脉络。然而所选取的未必正确，未能做到折衷持平。到了宋朝，真正的儒者才领悟到圣人的旨意，经典大略有了定论。元、明两代恪守这一学说，将其定为科举法令。当明朝末年君主失道、政事混乱屡次发生时，士大夫维持纲常法纪，明确坚守节义，使得明朝长久之后才灭亡，这难道是宋儒论学的功效吗？况且天地运行的规律，长久就必然变化。所以夏朝崇尚忠，商朝崇尚质，周朝崇尚文，这是学者风尚的变化。如果有大儒把握根本并矫正弊端，那么所崇尚的就优于从前；否则就不如从前。自汉朝以来都是如此。从明末到现在，学者颇为厌倦科举法令所载内容已成为习以为常的知识，又厌恶浅陋的儒生不考究古义而被近世见解所蒙蔽。于是专门探求古人的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广博为衡量标准，以寻找漏洞进行攻击辩难为功劳。其中更甚者想要完全舍弃程朱理学而尊崇汉儒，如同追逐枝叶而抛弃根本，搜寻细微而遗漏宏大。这难道不是蒙蔽吗？嘉定钱献之先生，记忆力强且思考精微，是当今士人的杰出领袖。我曾把我的观点告诉他，他没有排斥我。虽然如此，这还如同居住在京城喧嚣混杂的地方。钱君将返回江南并前往岭南，行程数千里，身边没有朋友，独自见到高山大川和参天大树，听到鸟兽奇异的声音，环顾天地之间，空旷渺茫。借此俯思古代圣人垂训教化世人，首先强调大道的本意，他对我的论述将会更加契合吧。

译安庆府重修儒学记代

姚鼐

古代有设立在都城、乡里、州县的学校，而没有供奉先师的庙宇。举行释奠礼时，就在学校中设席祭祀，祭毕便撤去。后世学校废弛，孔子的庙宇却兴盛起来。到了宋代，才依托庙宇建立学校。从元、明直到本朝，都沿袭这种制度。让学子瞻仰圣人，以启发他们效法圣人的心思。制度虽然不同于先王，但用意却未曾不合。安庆府的治所，始于南宋嘉定年间，是黄勉斋先生所营造建设的。想来这府学的兴起，也必定始于勉斋先生了。恭敬地追思我们历代圣君统治天下，用朱熹的学问训导士人，而勉斋先生正是朱子的高足弟子。他镇守这郡，用朱子的学问教化一方。虽然当时他支撑于江淮战乱之间，未能完成他的志向事业，但他的心意是可以思量的。过去在朱子时代，有象山、永嘉的学问，杂出而争鸣。到了明代，王阳明的学说，本源于象山。这些人都有卓越超群的资质，却难免有贤智者的过失。等到他们的门徒沿袭并加剧了这种倾向，于是出现了猖狂妄行的现象，成为世道的大患。由此才认识到朱子的教化是善的。近来王阳明学说的声势熄灭，而异端邪说又兴起。学者稍有志于勤奋学习、效法古人的美德，就竞相投身于考证训诂的途径，自称为汉学。穿凿附会，琐碎细碎，驳难杂乱。他们的行为连象山、阳明学说的藩篱都望不见，他们的见识理解更低于永嘉学派，却敢于上诋毁程朱，这难道不是今日的祸患吗？安庆府学，历代多次损坏修复。如今我来到此地治理，又正值它年久失修。于是联合官员百姓计量出资财来修缮它。从嘉庆十三年某月动工，到次年某月完工。用银一万几千几百两。从大成殿外到门廊台阶，以及旁边附设的祠堂，无不整顿修饬。官吏百姓请求记录这件事。我庆幸处于海内清平、学校大兴的时代，来到勉斋先生旧日治理的地方，仰慕勉斋先生的道德，渺远不可追及。只能近推圣天子崇尚教化的心意，而远循朱子、勉斋的旧日训诫。希望各位学生进入这学校，一律遵循程朱的方法，以此作为治学之道，不要迁就异说。至于修建兴革那些细碎的事情，就不值得记载了。

近思录集注后序

茅星来

《近思录集注》完成后，有人怀疑名物训诂，不是这本书所重视的，为什么考订援引证据不嫌麻烦呢？回答说：这正是作注的原因。自从《宋史》将道学和儒林分为两类，后来谈论程朱学问的人，往往只在身心性命之间寻求，不再以通晓经书、学习古事为务。于是那些稍稍知道用心研究古学的人，就用这一点来诟病他们，认为道学兴起，经学就逐渐衰微。唉，他们的话多么过分啊！道是作为儒者的根本，而学问是用来治理这根本的。所以人不学习就不知道道，不知道道就不能成为儒者，而不通晓古今就不能谈论学问。经书是根本，不通晓经书，即使想要博览古今，也会泛滥而没有归宿。《宋史》将它们分离为二，是错误的。伊川先生将学者分为三类：文章、训诂、儒者。六经都是文章，它们的异同疑似，广泛考证并加以辨析，就是训诂。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这不是儒者的文章吗？孟子说：“不因为文辞而损害言辞，不因为言辞而损害意旨，以意旨去推测作者的志向，这才是正确的。”这不是儒者的训诂吗？那么文章、训诂，儒者之所以成为儒者，主要未曾不蕴含在其中。然而伊川先生却一定要将儒者区别在文章、训诂之外，为什么呢？是说在文章、训诂中寻求儒者的道是可以的，而想用文章、训诂穷尽儒者的道则不行。其中的本末先后本来是有区别的。怎么能将训诂章句之学列入儒林，反而将道学区别在儒者之外呢？他们的无知可以说很严重了。道学与政术判为两件事，横渠先生尚且认为这是弊病，何况将道学从儒者中分离出来分为两类呢？这种蔽塞太严重了。我曾经私下议论，马融、郑玄、贾逵、孔颖达解释经书，好比是百货聚集的地方；程朱诸先生解释经书，好比是拿着权衡尺度来平定百货的长短轻重。没有权衡尺度，货物的长短轻重就显现不出来；而没有百货聚集，即使有权衡尺度也没有用处。详尽地著录汉唐诸家的说法，以显示程朱诸先生学问有根本，使那些空疏浅薄的学者，没有借口可找。

答顾宁人书

张尔歧

承蒙您惠赐教诲，训诫勉励恳切，使我多有启发。并且以康成、泰山、徂徕三位先生的遗烈示我，期望我修撰述作。这岂是我这庸陋之人敢希望万一能做到的呢？虽然如此，自从我有见识以来，对于六经也常常稍微涉猎其流。看到诸儒先谈论经书的言论，先后相继出现，注疏的典重核实，程朱的深奥醇厚，言语详尽而选择精当，似乎已经各自达到了极致。学者如果能够凭借他们已成的业绩，尊崇所听到的并践行所知道的，上等的人可以到达圣贤的境界，下等的人也足以效忠一个官职，救济一方，成就一种善行而没有困难。我私下认为士人生在今天，想要在天下倡导正学，似乎不必多有所著述，正应当以坚定志向、努力实践作为首要任务。不知道高明的人以为如何。您论述学问的书，纯粹是儒者的言论，特别拈出博学、行己两件事，作为学习的目标，确实恰当不可改变，真足以针砭好高骛远而无实质的弊病。“行己有耻”这一句话，更觉得切中要害。学问的真伪，只以行己作为判断标准。行己果真有耻，博学

译我原本就是用来考察辨别得失的。即使谈论心、性，也不是虚妄无根的话。但行为上未必真的知道羞耻。谈论心、性确实恍惚而没有依据。即使博学，也难免有玩物丧志的过失。这就是我的见解之所以在两句话中，更加佩服这句话对世间教化有益的原因。尔岐先生已经老了，在博学方面已经来不及了，难道不应该更加勉励自己的羞耻之心来度过余生吗？在我的见解中，还有想要请教的。性命之理，孔子本来就不曾轻易向人展示。他所向门弟子详细讲述并反复叮嘱的，哪一样不是性命之理明显设置、分散显现的呢？如果在博学和知耻方面，真正去实践履行，自然应当由枝节见到根本，由分散知道总体。心性天命将会在不等待言语的情况下，差不多就能领悟。所以性命之理，空谈议论是不可以的，但并非不能默默领会。向他人夸耀是不可以的，但并非不能在自己身上验证。在一天之内强行探索、极力寻求是不可以的，但并非不能从容宽裕、逐渐浸润以等待自然领悟。如果说这与求学者的本分毫无关联，那就是穷尽了天下的道理，反而遗漏了自身以内的道理。恐怕他的认知有所不到，那么行为也有所未尽。这将使得异端学说直接指向本体，反而能够夸耀其长处，引诱我们的党徒离去。这又是关心世间教化的人所应当忧虑的。我资质愚钝，乐于寻求老师，不敢随意持异见，也不敢随意附和，只希望裁断纠正。拙作原本想要请教，既然承蒙近日不写文章，于是也不敢再用这些来打扰。之所以这样，是希望先生永远不破除这个戒律。唯独《中庸论》一篇，似乎与论学的书信旨意有相似之处，恭敬地抄录呈上阅览。倘若肯动笔加以删削修正吗？

译给汪容甫的信

王昶

昨天我经过竹西。您论述三礼非常详尽。确实如此。您能够相信古书，能够穷尽经义。然而不知道您穷尽经义，是要取其一知半解，沾沾自喜地抱着残缺不全的东西来自我珍视，而不将其应用于实际呢？还是说要观察千古不变的常理，变化而能化育称之为通达，推而行之称之为事业呢？古人三年通晓一经，十五年五经都通晓。水满坑而后进，成章而能达，都是这种志向。通晓五经实际上是为了通晓一经。孔孟说博学最终要归于简约。所以孔子之后，从周朝历经秦汉，一千多年，山东的大师，大多以一经传授，遵循其师说，即使是父子兄弟，也不肯兼及其他的。兼及其他的，只有郑君特别优异，见闻广博为富，开始于六艺都有笺注，甚至涉及到算术、谶纬。后来孔氏冲远沿袭他，然而《周礼》《仪礼》，仍然让给贾氏，不曾夸耀其渊博浩大。兼通而并释的，因为兼通必然不能精专，不精专就必然不能应用于实际。

本朝制度，六官沿袭明朝旧制，实际上本于《周礼》。圆丘方泽的祭祀，也效法春官。朝践作为祫祭，移到岁末；馈食作为禘祭，用于升祔。祀、禴、烝、尝，四季的祭祀，定在四季的孟月，不再占卜日期。其余随着时运的变化而稍加增减。这还像是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意思。士民的礼仪著录于《会典》，详于《大清通礼》，颁行在礼部，未能通行各省，这是礼臣的过错。过去何休注《春秋》，往往举出汉律；郑君注三礼，也举出律说。这是穷经好古者的准则。至于《仪礼》，只有冠、昏、相见、乡饮酒、射以及《士丧礼》以下五篇，可以推而致之，其余都不完备，实在难以通晓。现在的学者，应当督促先熟读一经，再读注疏而熟读它，然后读其他经，并且读其他经的注疏，并读先秦两汉诸子，并读十七史，以辅助一经的意义。务必使首尾贯通，没有一个字一个意义不明不贯。熟读一经，再习其他经也这样。或许圣贤循循善诱、笃实诚恳的至意，如果在每经中举几条，每注疏中举几十条，拍掌摇舌，以夸耀渊博浩大，以作为谈资，这是欺人之学，古人必然不取。又听说顾亭林先生年轻时，每年春夏温习经书，请文学中声音宏亮开阔的四人，设左右坐，放置注疏本在前面，先生居中，前面也放置经本，让一人诵读而自己听，遇到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尔忘记的，详细询问并辩论。凡读二十页，再换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算一天温书二百页，十三经完毕，接着温习三史，或南北史。所以亭林先生的学问，如此习熟，而细微之处不遗漏。广陵多聪颖之士，希望您以此教导他们，不要急于追求越级、速成、矜奇炫博的学问，那就差不多了。某白。

娱亲雅言序

段玉裁

以说部为体裁，不取冗长散漫无用的言语，取古经史子集分类枚举所知作为书。在宋代没有比《困学纪闻》更著名的，当代没有比《日知录》更著名的，近日好学的士人，多有效仿的，而没有比偃师武虚谷的《经义证》更著名的，其次是吾友严久能的《娱亲雅言》。我曾经认为学者记录所心得，不忘所能，可以自我考核，可以持赠同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这样做，其弊端有二：一是喜欢做异说，一是抄袭雷同。都是心中没有所得，借此邀名，自以为知道古学罢了。听说东原老师说：知道十样而都不是真知，不如知道一样是真知。洞彻其本末，务必剖明其是非，核对书籍而没有差错，反观内心而坦然，一字一句的安妥，也是天地位万物育的气象。久能所说的，都得自真知，所以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况且我又认为考核是学问的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所以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的考核辅助。现在谈论学问的人，不致力于身心伦理，说宋代的理学不足言，说汉代的气节不足尚，另立异说，蛊惑后生，这又是我们应当大为防范的。那么我所期望于久能的，不要以此自隘，有志于考核之大而已。

朱子小学跋

段玉裁

唉！这两本《小学》，是我老师博野吏部侍郎尹公元孚所赐的。乾隆丁卯年我十三岁，先父教我《小学》，这一年应学使者童子试，考试那天，能背诵《小学》《四子书》《诗》《书》《易》《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尹师认为孺子可教，赐饭宠异我，于是面授新刻梁溪高紫超氏所注《小学》，奉书而归，先父及先母喜甚，线装庋阁惟谨，即此本是也。老师的学问宗朱子，尤其重视朱子《小学》，督学江苏，以培植人才为先务，命诸生童皆熟《小学》为养正之功，以坊间所行陈恭愍注未善，惟高氏注条理秩然，得朱子编辑本意，重刊颁布，而其手畀玉裁也，有厚望焉，谓先君子

译说：“这孩子端庄稳重，一定要教导他成为大器，不要自我轻视。”然而顾玉裁不能自我振作，在少壮之时，喜好研习辞章，白白耗费岁月，三十六岁才出任县令。不学习就任职长达十年，政事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四十六岁称病辞职，回家奉养父母二十多年。癸亥年，先父去世，到现在又过了七年左右。回到故里之后，人事纷繁复杂，所读的书，又喜欢谈论训诂考据，追寻细枝末节，忽略根本大道，到老一无所成，追悔已经太晚。自从乡里没有良好的风俗，世间缺乏优秀人才，利欲纠缠，异端邪说喧嚣嘈杂。而朱熹汇集旧闻，唤醒后人，以立教为根本，以明伦敬身为实质，以嘉言善行为推广，两千年来贤圣值得效法的道理，都在于此。有人认为书中所说的内容不是儿童所能参与的。然而立教、明伦、敬身的大义，如果不从幼年时就加以引导，等到他们长大，就把圣贤之学当作分外之事，我所知道和能够做的，只是时文、辞章和科举罢了。唉，这就是天下没有人才的原因。又有人认为汉代所说的“小学”，只是指六书罢了，不是朱熹所说的意思。这种说法又是错误的。言语各有其恰当之处，汉代的“小学”是一门技艺，朱熹的《小学》是启蒙教育的完整功夫。孔子说：“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尊敬兄长，谨慎守信，博爱众人，亲近仁德之人，如果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这不是教导弟子的方法吗？难道只以学习文献为务吗？这本书教导儿童，根本和枝节都兼顾，未曾与孔子教导弟子的方法不同。顾玉裁自从进入京城，到贵州，再到四川，很久没有见到这个本子。在巫山时曾写信给先父，请求检查并寄来。先父寄来了其他版本，但在梦中追忆，还是在寻找这个本子。五年前，在四弟顾玉立的书架上找到了它，欣喜至极继而悲伤哭泣，痛心我的老师以及我的父母都已去世，又不能像赵襄子那样，从怀中取出简册。惭愧悔恨到了极点。年纪接近老迈，恭敬谨慎地翻阅，推究其旨趣，以反省平生的过错，以求晚年末路的昌盛保全，以训诫我的子孙。恭敬地观看，熟读，习得孝悌恭敬，以此告诉天下教导子孙的人，一定要培养根本然后才能通达枝节，不要让他们以时文、辞章、科举来自我局限。这就是小子的微薄心意。

译回复戴东原的书信

陆耀

收到您的来信。您列举了近代儒者关于理与欲的学说，并指出他们以有偏蔽的心，发出主观意见，自以为掌握了理，而他们所坚持的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这可以说切中了世俗儒者的弊病。然而追溯这种弊病产生的根源，其实是追求名声的念头在起作用。自从宋儒谈论理，历代推崇尊重，认为直接继承孔孟道统的只有程、朱等几位大儒罢了，不可以凭空附和。理是悬于虚空的，事是征验于实际的。虚空的东西容易冒充，实际的东西难以欺骗。只有谈论理而落实到具体事务上，用事实来验证，那些空虚无实的言论，大概就不能随意依托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大概就是这个宗旨吧。至于朱熹与陆九渊、朱熹与王阳明的辩论，近代尤其多有争论。他们所争论的，都在毫厘之间、似是而非之处。如果全部列举朱子创立社仓、施行荒政、难进易退、知无不言，以及陆象山在家孝顺友爱、教化施行于百姓，王阳明的经世济民事功彪炳史册，作为真正理学儒者的凭证，那么矍相之圃那样的地方也就存在了。但是用这个标准去寻求，难道容易得到很多吗？而选择那些言论切合当今的，没有比顾炎武说的“行己有耻”、田文镜说的“利之一字蚀人最深”这两句话，更适合作为治疗废疾膏肓的药石了。如果能在这方面用力，大概对于风俗的盛衰、吏治的得失、民生的疾苦，处处能与百姓同好恶而不自私，对于阁下的教诲，难道不是接近而且不止于求名吗？近日我从事编纂《文抄》一书，大旨就是这样。只是所见不多，搜集难以完备，浅薄的人容易迷惑，抉择不够精当，其中不无遗憾。因此不敢寄去请正。现在您谆谆教诲，似乎想要匡正我的不足之处，又怎能不献出我的丑拙呢？有人顺便附上一册。陆耀再拜。

记收书目录后

张海珊

唉！文化兴衰的缘故，虽然说在于天，难道不也在于人吗？自从汉朝以后两千多年，儒林文苑人才相望。如汉魏的文章骚赋，唐代的诗歌，宋元的经学，虽然其间交替兴盛衰微，但没有不各自有一时的喜好风尚，以成就其学术的兴盛。然而学者效法古昔，称颂先王，那么只有宋人的学问，能够直接继承三代圣贤的道统，而历代不能与之相比。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要点，圣经贤传的奥蕴，已经阐发的没有不明确的，尚未阐发的没有不阐发的。而异端之徒，以及功利词章的习气，也就迅速扫荡退听，而不敢参与文化之事。士人生在宋学之后，得以有所持守遵循而不迷惑，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国家继承明朝之后，国初的诸儒，也相当兴盛。而朱彝尊、万斯同等人，往往凭借他们泛滥所得，集中攻击朱熹。谈论爻辰，推演卦气，而《大易》寡过的主旨晦暗；坚守《毛诗序》，排斥齐、鲁、韩三家，而诗人逆志的意义乖违；专门研究六书训诂的小学，而认为圣门孝悌谨信的成法不值得讲求；将《大学》《中庸》归于小戴，而认为知本复性的实学不必追求。从那时以后，谈论经训的人，于是分出汉宋门户，浸淫至今日，而其祸害严重了。在故训文字的细微处穿凿，在名物器数的末节上张皇，拾取前人的唾余，谬误地叙述为家法。等到进而询问本经的大义，就茫然不知了。于是鄙薄躬行作为陈言，斥责廉耻为小节，只知道嗜好货利、竞争功名，以便满足其耳目口鼻四肢的欲望。班固所称为利禄之途的，难道不确实吗？汉人的功劳确实不可埋没，然而正因为他们抱残守缺，而有以待于后人。所以宋人的功劳是汉人的功劳。尊崇宋学就是为了尊崇汉学。譬如耕田，汉人负责开垦，而宋人负责收获。现在却舍弃粒食的功劳，而卤莽灭裂，每天寻求所谓的开垦之事来从事，也可怪得很了。海珊自十七八岁，才开始知道诵读。家中没有书籍，渐渐从商人那里购买，那么宋人的著作极便宜，而当时贤者解经的书，往往用兼金也不能得到。从某年到某年，大约所收数百卷，都是商人认为的陈年故纸，而无人过问的。唉！谁生出了祸端，日益昌盛炽烈，而导致这燎原之势，那么确实世俗功利之习，深锢于人心，所以一唱而和的人容易众多。只是因为它有便于人的私欲罢了。抑或天人之际，盛衰的循环，要有不得不然的吗？姑且记载于此，作为自我勉励的方法罢了。

与法镜野先生书

罗有高

遵循回复第二点，破除经师的陋习，阐发先圣昔贤的奥蕴，使后世学者就事而言，寻求性命的归宿，微显一致，内外同条，确实不必脱离民生日用，空谈名理，至于雕饰藻绘，虚饰轮辕，更加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善于学习的人，如果得到先生的绪言而讲习贯通，就可以知道致力之处了。虽然如此，本末先后的次序，也有不可强求合并的。圣人作《春秋》，东有规，西有矩，南有衡，北有权，中有绳，五则不差，万物就裁。其根本在于学《易》，学《易》的根本，在于谨守彝伦，慎重言行，内在于礼。人的彝伦言行统一于礼，那么性复归仁，全而正地施行，变化产生而经纬天地的事兴起。这是圣人所自我尽力的，而希望天下万世同归而无歧途的。南宋诸大儒，所固守尧舜孔孟之道于国事倥偬之际的，这就是《春秋》之义。说别无

译这是容易的事情。因为道不能有两个标准。孟子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就是不尊敬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确立天、地、人三才，贯通上下四方，只有一个道罢了。如果把它分为两个就会迷惑，如果违背它就会混乱。《礼记·大传》所说的不可变革的道理，也就是先生所说的沧海横流之际，经常不变的大义，确实是确定无疑的。南宋的君主，不能勉强自己，信用不专一，各位大儒的主张，不曾有一天能在政事上施行。所以最终导致了南宋的结局。孟子在战国纷乱扰攘之时叙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朱熹、陆九渊、陈亮在南宋南北交战之日辩论义与利的是非，他们的准则是一样的。先生回复怀庭的信中说，南宋的儒者不识时务，拿着方形的柄去塞圆形的孔吗？所谓时务，是指设立权力和度量，考察典章制度，更改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区分器械，区别徽号，这些是可以与百姓一起变革的。圣人鼓舞人心，穷尽神妙，化育裁成，穷尽利益，已经竭尽聪明才智了。至于天的常道、地的正义、人的行为准则，就没有所谓时务的说法了。南宋各位大儒所争论的，是天的常道、地的正义、人的行为准则，怎么能不认真计较呢？先生请仔细思考。怀庭去世，我们的道更加孤立。每次经过虎坊桥，就有腹痛之感。近来您又解官归隐，您的出仕与退隐令人敬慕。离先生的住处不远，可以往来。您的著作抄写完成后，务必让朋友们尽情斟酌，达到至善的境界，不要留下遗憾。

译戴祖启：

你想了解经学的说法吗？如今的经学，已不是古代的经学了。学习经学，必须暗中熟诵五经的正文，潜心玩味朝廷功令所确立的注疏训诂，旁涉各家学说，逐渐有所心得。将其反求诸身心，体会研究得亲切真切；将其施用于百姓万物，确实可以施行。一句话能获得终身的益处，一句经文能探寻出无穷的意味。日积月累，心神陶醉，精神升华。正因为这样，所以观察他的容貌，便显得冲和静重，一望便可知晓；考察他的气质，便显得温良恭俭，令人喜爱而可玩味；查考他的行事，便显得中正平易，可陈述而知晓；诵读他的文辞，便显得渊深典雅、质朴茂盛，可爱而可传颂。将其施用于天下国家，便显得明达通达、公正广博，不刻意学习而没有不利的。功业由此产生，忠孝廉耻由此生发，文章由此根深蒂固。古代学习经学的人就是这样的。

如今的经学却不是这样。六经的原文，不必上口诵读；各家的义理训诂，不能打动内心。所习练的是《尔雅》《说文》之类的学问，所考证的是《山经》《地志》之类的书籍。互相追逐名声，互相标榜声威，互相辩驳无穷无尽。其实，身心的修养并不依赖这些而治理，天下国家的治理也不依赖这些而理顺。等到他们的才华耗尽，精力消耗殆尽，珍珠本来就没有，盒子也被退还，那就与不学习的人茫然无措一样了。我家东原先生对此痛加悔恨，晚年身患末疾，从京师给我写信说：“平生所记忆的都模糊得像隔了一世，只有义理可以涵养心性罢了。”又说：“我过去所写的书，大半被人窃取。不知道真正有心得的学问，公开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而别人是无法窃取的。”世俗的读书人，正沉溺于科举文章之中，借圣经作为进身的礼物，把古字等同于虫书，浅陋低劣不堪。所以我对上面所说的，也兼有采纳。如今所谓的汉学，也是古代三物教化百姓的一部分，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遗存。虽然不能完备，或许也差不多，关键在于善于学习罢了。

如今海内所推崇的，是抱经卢学士、辛楣钱少詹事。这两位先生，既能兼通今人所专攻的学问，又不违背古代的正统传承，所以卓然出众。而辛楣对于诸经、列史、古文、词赋、有韵文、四六骈体都精通；天文、地理、算术，国家的典章制度，世务的适宜做法，问他而不会穷尽，探求他而都能获得，可以说是当代的鸿博大学者了。你既然拜他为师，就应当一心一意地委身托付，必定会有所开悟。偃鼠在黄河饮水，不过装满肚子。应当看的书，以及应当结识的人，另外开列在另一张纸上。唉，古代无所谓理学，只有经学罢了。孔子雅言《诗》《书》，执守礼制，通过《诗》兴起志向，通过《礼》确立品行，通过《乐》成就德行，文章在这里，性与天道也在这里。即使程子得到了不传的学问，也只是在遗留的经典之中。不能将理局限于经文的琐碎，不能将经局限于理的空虚，于是两方面都没有成就。末流之学支离破碎，禅宗言论虚幻渺茫，你小子要谨慎啊。

阎循观：

我看近代自命为著述家的文士，往往附会经义来立言。然而对于程朱的学问，却有的寻找岔子、挑剔毛病，而深深寓含他们不喜欢之意。我感到困惑。程朱的言论，都本源于六经。学者如果就近思考并探求，就能见到道理的一致，本末没有不同的旨趣。然而攻击他们唯恐不能取胜的人，这是未曾深入思考其中的缘故。未曾深入思考其中，按理说对六经的言论，都应该有所不喜欢。然而推崇六经唯恐不够的人，这是因为在势头上不敢触犯。人即使很愚蠢，听到有人非毁圣人，就会愤怒斥责。众人都认为严厉，而一个人认为侮辱而不顾，将像犯下大恶大罪一样遭到众人的诛伐。至于程朱距离现在不远，没有圣人的称号，稍有异议，人们也不怎么奇怪。于是把他们积存于六经的愤怒和抵触，全部发泄在程朱身上，而不能再次忍耐，这是形势使然。

还有另一种说法：文士所喜爱的是辞藻。六经的辞藻，古雅深奥，利于引用依据，增加文章的光彩愉悦，所以虽然抛弃其实质，却还取其华丽。程朱的言论，直陈事理，有时夹杂方言，没有雕琢的外观，华丽和实质都无可取之处。而且他们的言论又显切近，当今的情势足以刺讥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大大不利于我们，这怎么能不攻击呢？然而不敢攻击他们的大处，为什么呢？他们的大处是君臣父子的常道，修身治人的道理，都清楚地记载在经典中。诋毁他们就是诋毁经典，诋毁经典就会犯众怒，所以不敢。于是选取他们训诂字义、考论故实不同于其他说法的地方，穷极其变化，以至于喋喋不休、累幅不止，有的诋毁他们为愚蠢、固执。唉，六经和程朱所传承的，不是字义故实而已。他们的道在于君臣父子的常道，修身治人的道理。人道之所以经纬分明，天地之所以贞固不变，鬼神之所以昭明显著，都在于此。如果仅仅是字义故实而已，那么古代擅长这个的，应该没有比记丑而博更厉害的了，少正卯被圣人抛弃又是为什么呢？况且他们所依据来攻击程朱的说法，大多是程朱已经辨析并废弃的，而不是他们博闻有所不及。然而还喋喋不休不知停止，多见其猥琐低劣而不明智啊。秦国有尊敬老师而侮辱师傅的人，有人问他，说：“老师穿紫色衣服，师傅穿粗布衣服。”有人说：“那么不是尊敬老师，是尊敬紫色。”如今尊崇六经是因为辞藻华丽，而侮辱程朱的人，是尊敬紫色的那一类啊。

译送万季野先生前往京城的序

译冯景

当今的祸患，在于士人有市侩之心，却没有经学之术。风俗一天天败坏而不可挽救。我曾经与山阳人顾在瞻谈论此事，对此感到痛心。顾在瞻说：“士人没有经学之术，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如果稍微读书明白义理，必定知道自爱。有市侩之心才这样吗？”我说：“是的。世上厌弃轻视经学的人，认为它没有实用价值。那些善于自我推荐的人，涉足经学的藩篱并加以粉饰，就能立刻获得显达。鼓动天下浮薄无才的人跟随他们，这是市侩中最恶劣的。我曾经说，经学的消亡，不是消亡于厌弃轻视它的人，而是消亡于粉饰它的人。然而还依赖世上有老师大儒，终年从事朴实的学问，心里知道古人的意旨，行为合乎法度。但我特别惋惜他们抱着雌节（指柔顺守静、不事张扬的节操）而在世间不发声。先生的道，纯粹符合天道隐微之理，在学问上无所不贯通。既然断绝了人事的念头，只是因为故人徐相国的招请，礼聘三次，才勉强起身前往京师。不在自身有所得，必定在朋友间有所得。通过先生的道，可以用《禹贡》治理黄河，用《春秋》断案，用《周官》实现太平，用《诗经》三百零五篇当作谏书，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怎么不适用呢？不仅如此。听说先生清高的节操，凡是粉饰儒术互相勾结做交易的人，必定知道羞愧勉励。如今的祸患或许会有所好转吧。先生到了京师，把我的话给顾在瞻看，怎么样呢？”

送张少渊赴礼部考试序

张海珊

当今天下最大的弊病，在于名与实不相符合。上级用来要求下级的，没有不要求实际的。而下级却冒用极美的名声来应付上级。假如彼此只追求名声，那么还可以苟且达到治理。最可担忧的是，依靠名声掩盖粉饰外表，而在内部借以行奸。等到后来天下已经忘记了那个名声，如果有所诘问责难，他们还将持着空名来抗拒，上级最终无可奈何。这就是天下所以渐渐一天天趋向溃败而不觉察的原因。科举一事，是人才产生的地方，也是国家治理的源头。主管这项职务的，从主考官、学政以下，以及学校的官员，每年进行考核，三年举行乡试。问他们选取人才的标准，是四书、六艺，名声美好而完备了。而汉唐对策的制度，则安排在第三场，让士子得以切中时事，从而展现自己的才能。他们用来测试的方法如此详尽。然而当今天下选取士人，有测试的方法，却没有教育的方法。学政地位尊贵，与士人已经隔绝，而国家的法令务必使他们隔绝不相通。那第三场的策问，本可以施展所欲言，却又担心主考官、学政与士子得以暗中勾结，于是禁止谈论时事。因此上级不曾平时教育，士子也不曾平时学习。像这样，即使是尧舜那样善于知人，我恐怕他们也无法得到士人了。至于学校的官员，庸碌猥琐，没有一个能履行职务的，而愚钝贪利的人比比皆是。然而担任学政的人，大都知道却不闻不问。因为学政地位尊贵，而用来报答国家的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学校职务无一履行是应当的。那么天下的大弊病就可以知道了。上级用来选取士人的，只是依据他们的名声，而不曾责求他们的实际，那么士人中冒用美名的，将随着上级所投合的，没有不能冒用来应付的。那一两个杰出自命不凡的士人，不安于旧习，却因为向来没有平时教育、平时学习的原因，一旦置于纷繁复杂的局面，就眼花缭乱迷惑失措，无处安放手脚。一跌倒就失败，那么那些冒用来应付的人，都将引以为鉴，而他们的习气更加坚持而不可破除。于是天下的事情终究不可为。唉！平庸的人不值得责备，我惋惜那些贤士大夫能自立不沿袭旧习的，却也寄托于中庸的道路，只是冒用来应付罢了。虽然如此，国家确实也有使他们这样的原因。一在于法令严密，一在于忌讳繁多。天下的事情，从六部以下到州县，一个老吏居于其中，钩稽考核审察比对，那么即使是命世之才，也都被钳制而不能转手运足，稍微一试想做的，现在有位居九列的高官，因为文书稍微不合格式而被降级的。求之于古代有这种事吗？即使有特殊才能杰出之士，也将汲汲于救过不暇，还有余力谋划国家大事吗？所以当他们是士人时，因为忌讳的缘故，不让他们一句话涉及时事。等到他们任职做事，又不让他们一件事稍微超出格令之外。一有不然，吏议随之而来，不认为他们是好事，就认为他们是躁进。那么为什么奇怪冒用来居位的人多呢？所以我私下认为当今的治理，首要在于省减虚文而核实名实，事事求其实，使名不得以相冒，遵循其名，那么其实也不得以稍诬。而治理的源头，尤其在于科举一事。一事举则其余将次第举起，而用来教育的方法，除了四书六经外，务必在天下事务上使相互讲求，或许一旦居其位，不至于眼花缭乱迷惑失措，而被吏胥所控制。虽然如此，我的话圣君贤相所乐闻，而忌讳者所必黜的。我的朋友少渊也未尝切中世事，于是计偕北上，担任王官有日子了。如果没有志于从政，那么此行为无名。如果将以政学，我恐怕日有所不给。然而慎勿冒用来相安之犹夫人也。

寄张墨庄书

陈宏谋

士子的实学，全在于平时讲究，不可临试时剿袭。近揣其

译弊端似乎有两种。第一种是写文章时不理解书中的义理。老师和学生在案头，只守着当时流行的一部讲解著作，不问其精当切要与否。对于经书中的语句，只看个大概意思，就想敷衍成文，完全没有体认亲切的地方。文章不足以承载道义，学问又怎能用来治理世事呢？第二种是秀才读书，只知道效法古人，不知道立足当下。应对科举考试的策论，考据虽然详细，记忆虽然广博，但大多拘泥于古制而违背时宜。等到进入仕途，未免拘谨迂腐、缺乏通达，就像方榫头对圆卯眼，无法契合。世人认为读书人无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不留意邸报。黄陶庵先生因为曾在某位权贵家中做馆师，每天准备阅览章疏抄报，所以写的文章都切实不浮泛，能够说到做到。我认为城乡的学馆中都应当让人看邸报，如果贫寒学生无力承担，那么同县或同馆的几个人一起看，费用也不多。凡是近日朝廷用人行政以及内外各官员的条陈奏议，都能得以见闻，使他们增长见识，写出的文章策论自然更加亲切贴切，才不愧为通达的儒者。士人只有功名的得失，可以听凭命运安排；至于学问和器识，完全取决于人为努力。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进步。处在可以用功的环境，正值可以用功的时候，却因循苟且而错过，不但被别人轻视，即使自己也不免后悔。学问要看看胜过自己的人，境遇要看看不如自己的人。随时随地，以此着想，就没有自满自弃的毛病，也能省去多少奢望妄想了。范仲淹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王曾平生志向不在温饱。如果真能把天下的温饱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又哪有空闲去关心自己的温饱呢？

译读书简要说序

彭士望

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学术。从来没有学术不预先具备，却足以在天下有所作为的。夏商周三代以前，有学而无术，流放夏桀、迁居桐宫、东征讨伐商纣，都是顺应自然的空隙，曲折地顺应它，以不失去天理的正道。逐渐发展到战国以及后世的伪儒，则有术而无学，尧舜也成了世俗的名号，沿着私欲进入国家以侥幸求取利益，即使到了杀身的地步也不后悔。王阳明说汉唐宋在世上有大名的人，不过是得到了乡愿的表象，却反而自命为狂者。唉，难以言说啊。况且学术没有不是从读书中得来的。秦始皇因为不读书而愚弄百姓，明太祖因为读书而愚弄百姓，仇士良因为不读书而愚弄他的君主，明朝的宦官因为读书而愚弄他们的君主。自从制艺兴盛，天下士人的读书就错了；《内大鉴》编自宦官，君主的读书更加错了。这是积重难返的趋势，如细流汇聚成大火，以至于有今天。诗书有时不被信任，圣贤有时不被相信，天地鬼神有时不灵验，使得俊杰有利于万世的话，竟然得不到一时的应用。仁人志士，为此呼天抢地、饮泣吞声，只是把他们的书沉入井泥，传给异代，博得后人一声叹息。唉，能不说是大悲哀吗？

包山有位石樵先生，我十年前就知道这个人。丁巳年夏天，我们相见，观察他的行事，探究他的学术来源，和他谈论生平及天下大事，相聚十多天，就知道他的基础在于《读书简要说》。三千字，事无巨细，遇无穷达，世无阻夷，与人无智愚贤不肖，读书无古今经史稗杂，都一本于实用。实用是简要的出处。而他的功绩不是一天的积累，一人的资质，一行一官的庇护。大则贯穿数千年的成事，包罗六合内外，小则破鞋烂絮，喝豆汤喝水，喂猪祝鸡，一瞬一息，一皱眉一笑，都有帝王霸业的缘故，在无穷中相互取用。这是子琴张、桑户那样在无所作为中相互交往，有不容易一一对人言说的地方。石樵自述写这篇说将近十年，他的游历从滇黔到齐鲁，再到燕地，因此周知天下人的真情与虚伪，四方险要的地形，不为不深。从王侯将相，下到愚夫妇、工匠商贾、穷民贱役，不为不久且熟。三四十年间，所经历的战争攻守，粮饷财赋，吏治民生，人才的治忽、常变、安危、成败、赢诎、损益、得失、进退、臧否，何去何从，何因何革，固然已经了然于心，了然于手，而唯独不能了然于行与事，那就姑且存下这篇说，作为后世读书的方法和应用。然而这篇说一出，人很少再读，立义简要，而有人以为穷大失居，那么词章禁锢人的弊端，已经很久了。欧阳修、苏轼考中进士后，更加惭愧悔恨他们考取科第的文章，全部舍弃以求进于古，而他们的文章于是名扬天下并流传后世。而亿万人的生命所维系，千百年的世运国本所奠定，一代的习尚风化，所瞻瞩的，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不极深研几，穷险阻而求简要，而想要快捷得到速成的资势利吗？也曾思考过，至简至要的方法，固然没有超过立志秉心的，所以说夔、稷、契有什么书可读，又说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这两者应该互用，这就是石樵的微妙旨意了。

日知录跋

张杓

亭林先生，怀有经世之才，怀抱匡正时局的志向，慨然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在二十一史之外博采天下图经，以及明朝一代实录，下到公文邸报，凡是有关民生利害的，全部收录。旁推互证，务求质之于今日所可行，而不拘泥于古说。确实是古今一大著作。全书共三十二卷，余录四卷，是先生读书有得，随笔记录的文章，尤其是生平精诣所在。自经史之外，凡是国家政治，大到典礼财赋，小到馆舍邮亭，无不援引典籍，疏通其源流，而考论其得失。至于风俗的败坏，世教的陵迟，则陈古讽今，尤其再三叹息。先生目击明末的政治，所以不觉言之深痛如此。虽然其中考经的失误，如幽、并、营三州不在禹贡九州之内，考史的失误，如宣房既筑，导河北行，而梁楚之地无水灾之类，都不免错误。又讥讽《说文》穿凿，甚至说武则天造字，王安石作书，都滥觞于许慎，立言也过于恰当。阎若璩、钱大昕先后纠正之，都足以作为先生的诤友。总之，先生的才学体用兼备，固然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也不徒以经生自命。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这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在马融、郑玄、程颐、朱熹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论者不察，乃据《音学五书》，谓古音复萌，自先生始，遂推先生为汉学。或又以《下学指南》一书，谓先生尊信朱子，力辨上蔡、横浦、象山诸人之非，因目

译先生是宋代的儒者。他们争论不休。自以为对先生的推崇已经到极点了。但这哪里配得上先生的心意呢。

译读《日知录》

程晋芳

我读顾氏的《日知录》，感叹读书之难。从明代以上，直到秦汉，儒家学者，学问广博而精深，所见宏大。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只有亭林（顾炎武）和黄黎洲（黄宗羲），对于书籍无所不通，又能探得古圣贤的用心，在修身治人的方法上，独自探究其关键。他们的论述，确实有可以付诸实践的。然而，不担心他们的书不流传，担心的是后来的人认为他们的话句句可信，将全部拿来实行，更改既定的法度，一天天趋向于综核名实、烦琐细碎而不觉悟，这又不可不加以辨析。亭林想要用米绢代替银两，实行均田，改革选举法，这几件事有的必定不能实行，有的实行了必定不能没有弊端。其中可行的，只有学校贡举罢了。虽然如此，难道容易说吗？如果不慢慢地有所改变，很少有不至于溃败决裂的。黎洲则必定想要恢复封建和井田，这连孩童都知道不可行了。真正的儒者不常出现，而他们同时诞生，言论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尚且错谬如此，后来的人还能依赖什么呢？古代的名臣如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韩琦、范仲淹等人，他们读书正不必像后世儒者那样多且精，而知道天下不可妄动，于是共同从容安宁地治理，以无事作为治理，而天下最终没有不治的。譬如人的身体，在劳累疲倦之余，闭关习静，屏退私欲，使身心从容舒展而百病可除。如果没有用来调养的方法，虽然每天服用补益的药，而劳累不停，那么病还不会减轻，何况施用攻伐的药呢？王荆公（王安石）和方正学（方孝孺）都因为迷信古法，误了人家国，这是我们这一辈人应当谨慎的。至于他们论述端正人心，淳厚风俗，减轻刑罚和赋税，训练武备修明文教，那么自从唐尧虞舜三代以来，万世遵循它而没有弊端的。太原阎伯诗有《补正日知录》一卷，所见还小，所以我论定它，不要让不善读书的人把两位先生当作借口。

陈言夏传

王鸣盛

陈瑚字言夏，苏州太仓人。二十岁左右成为秀才。正值明朝末年天下多事，与同乡陆世仪相约，讲求经世济民的大略。认为全史浩繁难读，于是编为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分别归类。政事部分按官职分类，事件部分按朝代分类，人物部分按类别分类，文章部分按体裁分类。每部都是几十卷的大部头，字小如黑蚁，都是亲手抄录，大致能够背诵。又旁通当世的事务，河渠、漕运、农田、水利、兵法、阵图，无不研究贯通。闲暇时横持长矛、舞剑、拉弓射箭，他的击刺技艺冠绝天下。崇祯壬午年，考中应天府乡试。赴礼部参加会试，未中回家。当时娄江淤塞，水旱灾荒接连发生，百姓大饥荒。陈瑚向当权者上奏救荒的四项政策，写下预备之政四项：修筑堤岸，开通港浦，广泛种植，预先积蓄储备。防挽之政四项：谨慎对待灾祸，尽早奏报，惩罚游手好闲者，劝勉节省。补苴之政四项：通商，劝勉分粮，兴修劳役，平息动乱。轸恤之政四项：招抚流亡，延缓征收，审慎刑狱，体恤病困。又陈述支吾之议三条，其中关于粮食的议四条：劝勉义助，勤勉转运，招引商米，优待米铺。关于军事的议八条：严格保甲，训练乡民，设置侦探，劝勉习射，训练夫役，训练牙兵，准备城守的人，准备城守的器械。关于信用的议六条：激励士人气节，安抚大户，巡视郊野，安定典铺，清理狱囚，严格督察。又上《巡抚王公开江书》，一审势，二经费，三役兵，四实法，都精切可行。但当时没有人能任用他。他自己说他的学问如同医生治病，求之于古如同配制药方，求之于今如同切脉。按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药，所以百发百中。然而如果主人讳疾忌医，那么良医也束手无策。有识之士认为这是确论。乙酉年以后，躲避战乱隐居，不与人交往。曾经初冬突然寒冷，有穿厚皮衣的客人，知道陈瑚只穿单夹衣，想要脱下赠送给他，整晚不敢出声。退下后对人说，才知道当今世上又有陈无已（陈亮）这样的人了。他孤高耿介如此。晚年更加困顿艰难，常常到了断粮的地步，始终不肯求人。康熙乙卯年六十三岁去世。陈瑚的学问宏大俊伟，博通古今。他论申韩说，申韩刑名之学，刑是形的意思，其法在于审合形名，所以说不知道其名，就修正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又说君主掌握其名，臣子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大概是循名责实的意思。现在直接把它当作刑法的刑，错了。他论理财说，管子富国的方法，大致是笼络山泽的利益，掌握轻重之权，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贾，没有牟利之处。汉代的桑弘羊、孔仅之徒，师法其意作为均输平准之法，而不知道其合变。为什么呢？管子是霸道，可以施于一国，不可以施于天下。如果有利于我国，邻国受害也不顾惜。治理天下则不然，这里有余那里不足，不足的也是王土。这里享受利益那里承受弊端，承受弊端的也是王民。所以桑弘羊、孔仅在汉代用之而耗损，王安石、吕惠卿在宋代用之而灭亡。他论赋役说，有田则有租，就是粟米之征；有身则有庸，就是力役之征；有户则有调，就是布缕之征。唐代的租庸调，是三代遗留的法度。杨炎变为两税，就是现在的条编，把丁、田、户三者合一了。唐法的不善，在于口分世业，其意虽然仿效井田

译然而实际上确实有不便之处。后来陆贽极力论述其弊端，认为专门治理资产，所以不好。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田租应当遵循两税法，而针对有身丁的徭役，则只应当在本地服役，就像现在的牙行、匠户当官一样。只问丁口而不问田产是可以的。至于像白粮这类需要解送到京师的物资，自然应当按亩出钱，实行雇役的方法，就像现在的官运一样是可以的。至于针对户口的调税，也应当只问户口而不问田产，只要减轻其税额就可以了。现在将户口和田产合并为一的做法也是不对的。又说三吴地区的田事，完全重视水利，那些田地也应当像《禹贡》那样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由县令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推行，不必等待上级命令。或者在闲暇之时，巡视郊野，将田地分为高、低、平三等。遇到旱灾就宽免高等田地的租税，遇到水灾就宽免低等田地的租税，遇到完全荒废的情况才波及中等田地。这是均衡农业的大要。他所著的书有《蔚村讲规》《圣学入门书》《社学事宜》《开江筑围书》《荐先祀神权定礼》《菊窗随笔》《荒政全书》，现在都已经失传。旧史氏说：建国初期，东南地区有很多隐士，他们以志向节操自我激励，而且学识渊博通达，毅然以经世济民为己任。陈先生确实是其中的魁首。在躲避战乱时，他来到昆山的蔚村，村里田地低洼潮湿，他引导乡人修筑堤岸抵御水患，采用兵家编组士兵的方法，不久就建成了，至今人们还依赖它。他的学问应用于实践必定有实际效果，而不只是空谈，由此可以看到了。只是他隐居在穷乡僻壤，不寻求别人知道，当世于是就没有了解他的人。我寻求他的遗书，二十年都没有得到，姑且搜集所听到的千分之一，不足以传扬先生，然而借此保留其大概，希望继承学问的人，或许能闻风而起而奋发图强。

译回复杨迈公的信

罗有高

先前承蒙惠赐书信。您所援引的，如朱文公的《小学》、陆子的《制用篇》、司马公的《家训》、吕氏的《乡约》、阳明子的《拔本塞源论》，都非常好。终身坚守并践行这些，恐怕也无法完全做到。虽然如此，但饮水必须寻找源头，砍伐树木应当直达树根。古代经典，是各位先辈确立训诫的根源。所谓敬畏天命，所谓慎独，所谓以恭敬端正内心，以道义规范外在行为，又是各位先辈研习经典的根源。古代经典，广大而完备。天道透彻，人事周全，贯通幽明与灵蠢，贯穿宏大与细微。探究其根源，不超过敬畏天命、慎独、敬义罢了。希望您从上古三代顺流而下，不希望您逆流而上。逆流而上，耗费巨大的功力，而成功却未必能确定。即使成功也不完整。顺流而下，事半功倍。更希望您洞察那根本的大源，践行细微，积累细微，达到精微，在精微中从容游乐。以圣人“遁世无闷”的四字箴言作为目标。追求显著就会失败。所以说，穿着锦缎还要加上罩衣，是厌恶文采过于显露。毛氏是追求显著的人，他的言论虚伪，虚骄恃气，喜好辩驳诡辩，凌驾于古代儒者之上，是艺苑中的害虫。应当摒弃他。汤氏、陆氏是百世之师，应当严加事奉。但是陆氏攻击阳明子，没有什么可取的。这是市井间的互相辱骂，失去了儒者的风度。灵寿的政教，是圣门弟子从政的典范。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宽恕，对百姓真诚。他攻击阳明子，是因为明代偶有遮蔽之处，不足以掩盖他的纯正。前李氏是经学之士，他的学业兴盛，但没有落到实处。他的著作瑕瑜参半，其中的优点往往失之巧饰。因此想显露却又不忍心，想平淡简朴温和却又做不到。孙氏对此没有详细论述。蔡先生，是我师承的源头，真诚乐善，几乎达到了充实的境界。彭先生是出仕而闲适的人，他出仕如云般自在，他隐居时像石头一样坚定，是古代闭关修身的人。后李氏起初追求显著，晚年知道反省而潜修于陆氏之学。他在文章上没有迎合或排斥，他的议论偏激，喜好以记问胜过豪士。方先生，他服膺古人的言辞很笃实，他论述文章的术义法度很详细。他的缺点是拘泥。对于小学三家，他没有明白。因此他的文章力求雅正驯顺，却难免俗气。文章作为一道，要看它的源头。源头盛大，随着地形的起伏曲折，流向大海罢了。义法自然产生，不是预先规定的。小学三家长期荒芜堵塞，您有志于古文，应当修习。顾氏，是古代的忠孝之士，有平淡之意。考证之学，近代没有比他更先的。他的《日知录》所言，大多纯正实在而不泛杂，对治理有益。他论述学问则强不知以为知，小瑕疵仅此而已。他的《音学五书》，一扫历来通说的弊端，使学者重新听到三代古音，功劳巨大，用力勤勉。近代休宁江先生慎修进一步弥补完善，古音就完备了。像顾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豪杰之士。朱氏温雅秀润，有雅正的才具，但不是顾氏可比。怎么能和毛氏相提并论呢？您把他们并列提及，是错误的。但是您如果确实精研古代注疏，那么我所论述的就是赘疣了，不必放在心上。您认为我说的可信吗？彭绍升说：毛氏指西河，汤陆指文正、清献，前李氏指安溪先生，彭先生指先曾王父侍讲公，后李氏指临川穆堂侍郎，方先生指望溪，顾氏指宁人先生，朱氏指竹坨。邓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赣州人，是罗有所师事的人。

卷三 学术三 法语

论经学《日知录》

顾炎武

在政教方面，如果不能遵循训导并实行，以接近天子的光辉，而所负责的只是笾豆之类的琐事；在学术方面，如果不能通晓类别并通达，以接近大学的道理，而所习得的只是占毕之类的文字。乐师辨别声诗，所以面朝北弹琴；宗祝辨别宗庙的礼仪，所以排在尸的后面；商祝辨别丧礼，所以排在主人的后面。小人这样做就没有过错。如果有大人做小人的事，虽然小道也有可取之处，但恐怕会阻碍远大目标，所以君子这样做就会感到遗憾。

喜好古代并敏捷地探求，多见而记住，这是夫子自我描述的话。然而有比这更进一步的。六爻的意义极其深奥，却说智者观察彖辞，就能思考过一半了。三百篇诗歌极其广泛，却说一句话可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三千三百种礼仪极其繁多，却说礼仪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十代的事情极其遥远，却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即使百代也可以预知。百王的制度极其不同，却说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这就是所说的“我有一以贯之”的道理。他教导门人，必定先叩问事物的两端，而让他们举一反三。所以颜回听一句能知道十句，而子贡切磋的话，子夏关于礼后之问，都被称赞为可以谈论诗歌。难道不是天下的道理殊途同归，大人的学问举本以涵盖末节吗？那些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察其会通，而高明的君子又或许谈论德性而遗弃问学，都失去了圣人的旨意。

减损不善而跟随善的，没有比刚强更好的，没有比迅速更珍贵的。初九说“已事遄往”，六四说“使遄有喜”。六四之所以能迅速，是依赖初九的刚强。周公思考兼有三王，以施行四事，其中有不符合的，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得到了，坐着等待天亮。子路听到道理，还没有能够实行，只怕再听到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