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刑政一刑论

译有赏赐，就有不被赏赐的人。像这样，刑罚不能起到惩戒作用，赏赐不能起到劝勉作用。古代的明君，有时不施行刑罚，一旦施行刑罚必定果断；有时不施行赏赐，一旦施行赏赐必定守信。惩罚一个人而天下人受到震慑，赏赐一个人而天下人受到劝勉。刑罚和赏赐运用得神妙，君主的威权得以穷尽，这是因为不被个人的好恶私情所牵制。好恶之情，是权臣用来窥探君主意图的手段。权臣想要暗中转移君主的权力，他们的计谋在于巧妙地利用君主的好恶。想要提拔自己亲信的人，必定巧妙地迎合君主喜好赏赐的心理；想要贬退自己忌惮的人，必定巧妙地触犯君主厌恶惩罚的心理。君主正以为我喜欢的人就有赏赐，我厌恶的人就有惩罚，却不知道自己的好恶已经被权臣利用，从而提拔了他们的亲信，贬退了他们的忌惮之人。天下那些没有廉耻、贪恋权势利益的人，看到权臣亲信的人被提拔，忌惮的人被贬退，谁不投靠权臣的亲信，疏远权臣的忌惮之人？既然因为权臣的亲信而得到提拔，于是互相援引亲信，排斥忌惮之人。因此亲信的人日益增多，忌惮的人日益减少，那么权臣的势力就形成了，君主的势力就孤立了。后来即使君主不想赏赐，也不得不赏赐；不想惩罚，也不得不惩罚。君主被权臣牵制，到了不得不赏赐、不得不惩罚的地步，权臣于是就可以直接行使赏罚大权，不再受君主制约了。这都是因为君主显露了好恶的私情，才导致这种局面。况且权臣窥探君主的好恶，私下里暗中转移刑罚和赏赐，他们的巧诈手段层出不穷。有的向百姓施恩惠，恩德归于自己，怨恨集中在君主身上；有的给予私人小恩小惠，博取声誉，接着肆意施行残酷杀戮，威吓众人；有的劝诱君主揽取威权，自己掌握决断之权，借以施行私欲；有的利用君主贪图安逸享乐，凭借小忠小信承担忧劳，从而掌握大权；有的利用君主喜欢建功立业，就用大话耸动君主，得以成为心腹，于是假借君主的威势。有的把持君主忌惮的人，使君主想舍弃他们而不能，于是悍然专断国政。韩非说：“臣子侵犯君主，就像地形变化一样，逐渐积累，使君主失去准则，东西方向颠倒，而自己却不知道。”凡是权臣蒙蔽君主的方法都具备这些。这里揭露神奸巨恶没有遁形之处，希望作为抵御臣下蒙蔽君主的镜子。自从君臣名分确定，国家纲纪建立，而且建立国家各有根本和枝末。根本和枝末既然明确，举天下的臣子、士人、百姓都鼓动而趋向它，使他们除了这个没有别的途径可以求取功名。这样之后才开始有建立，最终有成功。法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国家的富强。他们立国的政治，在于充实兵力和粮食。想要粮食充足，在于致力于农业；想要兵力充足，在于激励士卒。想要农业得到致力，士卒得到激励，在于合并民力。想要合并民力，在于用刑罚和赏赐来统一他们。刑罚和赏赐不统一，民力就不能合并；民力不能合并，农业就不能得到致力，士卒就不能得到激励；农业不能得到致力，士卒不能得到激励，国家就不能富强。因此法家知道民力隐藏，隐藏在于刑罚所达不到的地方；民力显现，显现在于赏赐必定到达的地方。因此统一刑罚和赏赐于耕战，以合并民力。合并民力于耕作，耕作必定加倍；合并民力于作战，作战必定胜利。耕作加倍，作战胜利，富强必然积累。然而民力容易涣散难以凝聚。刑罚不重，不足以禁止其涣散；加重刑罚，那么百姓痛苦于刑罚就很严重；百姓痛苦于刑罚很严重，只有耕作没有刑罚，那么百姓致力于耕作就必定。赏赐不守信，不足以命令其凝聚；守信赏赐，那么百姓乐于赏赐就很严重；百姓乐于赏赐很严重，只有作战有赏赐，那么百姓致力于作战就必定。只想要统一百姓于耕战，所以从耕战之外，都用堵塞其门路。不崇尚美好的言辞，言辞兴盛则民力懈怠；不羡慕虚名，名声高则民力屈服；不推崇独行，行为坚贞则民力折损；不崇尚私勇，勇力分散则民力怯弱；不追逐末利，利益开启则民力阻塞；不引进众艺，技艺精巧则民力拙劣。这就是他们专门致力于根本的计策，崇尚综合考核如此。运用刑罚和赏赐，以刑罚著称的，是商鞅所说的九刑一赏，大概是以刑罚为根本的。刑法家的方法是这样，果真足够使用吗？回答说：可以与之守法，不可以与之议法。天子宰相在上制定法度，必定要得到强劲果敢正直的士人来执行和遵守，使尊贵的人、亲近的人、宠幸的人，收敛而不敢违抗，那么像法家这样的人几乎不可缺少。这不是君主的权术，而是臣子的权术；不是大臣宰相的权术，而是官吏的权术；不是官吏的内术，而是外术。内术是什么呢？是慈惠。

译五刑辨

黄中坚

肉刑，并非圣人的制度。《吕刑》说苗民不顺应天道，制定刑罚，只把五种残酷的刑罚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滥施劓、刵、椓、黥等刑罚。这说明肉刑是三苗所创，非常明确。假如尧舜时代本来就有这五种刑罚，就不能说三苗是创始者了。而《虞书》中“象以典刑”、“五刑有服”，先儒都用墨、劓、剕、宫、大辟来解释，为什么呢？有人说，上古时代，并不废除诛杀。如果认为五刑始于三苗，那么难道此前没有杀人的事吗？殊不知杀人并非圣人所能禁止，而将劓、刵、椓、黥排在杀戮之后作为五刑，确实是从三苗开始的。经典本来分别论述，不能以此概括彼。况且蔡氏解释“流宥五刑”说：是指虽然犯了应受五刑的罪，但情有可原，法律存疑，以及因亲族、贤能、勋劳而不可施加刑罚的人，就用流放来宽待他们。这就是说流放比五刑轻。然而当时四凶的罪恶，天下无人不知。舜诛杀四凶，可谓重大的刑罚案件，威震天下，但也只限于流放、放逐、殛杀而已。难道对于平民的小罪，就立刻有伤害肌肤、断绝肢体的事吗？这又是情理上不可信的。我认为《虞书》所说的典刑，都是死刑。上古民事简单，死刑的条款只有五条，所以叫五刑。所说的五服，或许也是《周礼》中搏、焚、辜、肆之类；所说的三就，或许也是戮于市、戮于郊、戮于甸师之类。虽然不一定完全如此，总之舜的五刑，绝不是三苗的五刑，这是可以知道的。唉！后世君王德行浅薄，世风不如古时，而五种残酷的刑罚，逐渐泛滥。墨刑开始见于《伊训》，延续到成周，就完全采用其法。传曰：“三辟的兴起，都是衰世。”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而后世的议论者，反而认为刑罚轻则百姓轻慢，想要恢复肉刑。汉代对盗贼的禁令极其严厉，而犯罪的人却越来越多。如果不能以德礼引导百姓，即使每天杀人以求他们不犯罪，也是做不到的，何况肉刑呢？汉文帝说：“刑罚多么痛苦而不仁德啊。”那些议论恢复肉刑的人，他们的言论也是痛苦而不仁德啊。

刑部题名记

徐干学

外自提刑按察司所判定的三流以上罪行，内自八旗、五城御史的各种案卷，都统归刑部十四司。每年上报朝廷，从而决定罪行的轻重。至于新旧条规，应当统一标准。不时地怜悯体恤，务必广施恩德，天下督抚所率领并奉行的，只看刑部所颁布的而已。《易经》中取象刑狱的有两个卦：明在上、威在下叫噬嗑卦；威在上、明在下叫丰卦。噬嗑卦的象辞说“明罚法”，先儒认为明罚是用来示众使百姓知道避开，法是用来防范使百姓知道畏惧。这都是设在未用刑之前，所以明在上、威在下，正是当今刑部的职责。如果威在上、明在下，那就叫折狱致刑，只是奉行上级的法律施加于百姓，这是良善官吏的职责而已。所以刑罚关乎人命，而天下的人命，尤其系于刑部的一位官员，能不谨慎吗？我朝以忠厚立国，皇上登基以来，兢兢业业地怜悯刑罚。每年审理囚犯，多有宽赦。临到决断之际，流泪减膳，还时常告诫三法司不要冤枉滥杀、误判入罪。好生的恩德，深入人心，理应导致刑罚搁置不用也不难了。然而我看自古皋陶担任士官，终身不迁离其官职；像汉代的于定国、陈宠、何比干，都是家族世代治理律法，明习法律比附，所以胥吏不能借此欺骗。如今部中的胥吏长官及其子孙，其中轻重的条例，只凭心意拟定。居官者面对案卷茫然无知，只是侥幸无事、迅速离去罢了。我兄弟先后蒙受恩典，交替掌管邦国禁令，虽然稍想有所施设，也因升迁调任急切，未能完全施展抱负。以此追求刑罚没有冤屈，以仰称圣天子清问的至意，难道不难吗？虽然如此，不可不尽心。一案的误判，动辄连累多人；一例的差错，贻害数代。不仅关乎时间的长短。梁统因重刑的一疏，而祸及门族；路温舒请求崇尚德政、缓和刑罚，子孙显贵。灾祸与福庆的积累，不必等到很久。况且人身有离去，名姓不灭。百世之后，悠悠众口，谁还会宽借呢？观看此题名的人，或许也会恐惧而知警觉。

刑书纂要序

张玉书

自汉代以后，刑律代代更改。到隋朝开皇年间，确定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更改。唐律的篇目，完全沿袭隋旧，只有疏义特别详细。宋与明实际上采摘并损益它。我曾考证唐律所载律条，与现在不同的有八十多条，大体相同的有四百一十多条。而现在的律文与唐律相合的，也占十分之三四。其来源已经很古老了。然而律文古质简奥，即使匆匆阅读，而经生家又往往视为法律之书，不肯深究。直到身为刑官，才勉强检阅查对，应付一时之需，不奇怪学士大夫中能精通律法的人很少了。近来奉诏旨，审定律例，我有幸参与总修。于是想到律法没有训释，容易滋生法吏舞文弄法的弊端，特意分章析句，钩索其隐深之意，而辨别其辞义介于疑似者，要归于平允宽恕，以期仰副庙堂如天好生的意旨。当时纂修各位先生，都是一时人望，而临汾文青徐君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文青自为诸生时，就嗜好读律

译他滔滔不绝地背诵，即使是专门研究此道的名家也比不上。后来他考中孝廉，担任中翰官职，所到之处必定随身携带律法典籍。等到升任西曹郎时，他依据律法断案，更加伸张自己的志向。在他参与修订律例时，每当提出一个议题，设置一个难题，有时援引彼事来比喻此事，有时顺流而下以追溯源头，没有不疏通证明、折中得当的。我与泽州、嘉禾两位公，像左右手一样相互依赖。文青在修订律例的闲暇之余，又撰写了若干篇《纂要》，拿出来给我看。我读后慨然感叹说：《礼记》中说：“现在的审理案件者，寻求的是如何处死犯人；古代的审理案件者，寻求的是如何保全犯人生命。”审理案件者寻求保全犯人生命，即使是针对一个人的案件，也要通过审讯判决来衡量其轻重。如果通过疏解律义来寻求保全犯人生命，那么就像天平保持平衡，像堤防防止洪水泛滥，务必让极细微之处都没有偏轻偏重的失误，然后刑罚与罪行才能相称。如果刑罚与罪行稍有极细微的不相称，那么罪名就不恰当。罪名不恰当，就不能随意以其罪行定罪。而对于其中可以怜悯、可以宽恕、可以减刑、可以多次减刑的情况，更要反复辨析其情实，这样保全生命的路径就出现了。在律法中审慎地找到保全生命的路径，那么人们得以保全生命的，难道有穷尽吗？因此感叹《九章律》成于汉初，《唐律》及《疏义》成于贞观、永徽年间，然而后来酷吏终究没有断绝于世。那些人并非敢公然完全废弃成法而改变它，只是用心残忍残酷，所以引用律法都苛刻严深罢了。文青这部著作辨析差异、阐明微妙，使律法没有遗漏的含义，用来解除审理案件者的疑惑，激发他们警惕悲悯之心，不亚于大声呼喊。即使是苛刻严深的官吏，也应当幡然醒悟。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大，说的就是这个吧。

译刑论

施朝干

从前，周穆王命令吕侯制定刑法，来审察四方。他历数了帝舜时代三位后稷忧虑功业、士人治理百姓的情况，并且推究他们掌管狱讼的功效，最终归结于只有能够成就天德，才能自造伟大的命运，配享在下位。这说明他对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的运用，必定有后世无法测度的地方。而他事先指出实质说：“刑罚的目的不在于终结于威严，而在于终结于富足。”我起初读到此处，认为这是穆王年老昏庸的浅陋言论，不足以用来论述虞朝兴盛时期的情况。后来想到，穆王本来就是为当时掌管政事和狱讼的人而言，所以援引虞朝作为法则，又叙述苗民掠夺财物而断绝其世系作为警戒。自从商朝道义衰微，贪污腐败的风气逐渐流行，于是盘庚迁都时，急切地告诫那些拥有贝玉的人，用高祖制定的严刑来警惕他们，又用不要聚敛货宝来训诫邦伯、师长以及百官。等到周朝衰微，政事靠贿赂而成，情况更加严重。穆王的言论，大概也是对此无可奈何吧。唉，秦汉以后，刑狱的失误，哪里说得完呢？凡是审理诉讼，必须先查明实情，然后依据法律。诉讼的发生，大体上朴实的人占十分之三，狡诈的人占十分之七。那些朴实的人，如果依据道理驳斥他们，他们就会低头认罪，很容易。那些狡诈的人，隐瞒实情，修饰言辞，诡诈多变，即使以公正无私的态度面对他们，以平和的心态审察他们，实情仍然有查清和查不清的时候。更何况贪求贿赂，还能使他们不隐瞒实情吗？而且站在庭堂上讯问诉讼的人，因财物引发争端的一半以上。他们所得的财物，本来就不如官员所收受的多。得到少的人长跪伏罪，收受多的人面南而坐判决案件，这不足以使罪犯心服，已经很明显了。又何况颠倒黑白，不顾法律呢？有人说，当世的官吏，有受贿而被称为有阴德的，比如富人该死，而想办法让他免死就是这样。唉，富人该死，官员查明实情而依法判决，这是死于法律，不是死于官员。现在有富人用不合礼法的手段杀害奴婢，而官员却受贿让他免死，那么死者的魂魄将在阴间诉讼，又有什么德行呢？又如州县审定了重囚，亲属上诉冤情，上级官员知道狱辞有误，担心下属官员获罪，接受贿赂而像当初一样定案。当他们巧饰文辞上奏时，即使是尧舜也会说法律不予宽恕。而虚实互相蒙蔽，甲乙互相替换，谁能去纠正呢？虽然如此，鲁褒所论述的，死可以使活，生可以使杀，昏乱的朝廷，把狱讼当作市场，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在明察刑罚法度的盛世，却卖狱枉法毫无顾忌，腥闻日益显著，这就是喝毒酒却觉得甘甜，刀架在脖子上却还在做梦没有觉醒。

书唐律后

王友亮

唐虞崇尚德行来教化百姓，政事是辅助的，刑法用来辅助政事的穷尽之处，又处于末位。三代圣人，虽然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但哀怜恻隐的意思，常常寓含其中。自从秦朝以来，德行不足而依赖政事，政事不足而依赖刑法，法网严密深重，上级把它作为整顿天下的工具，下级也得以借此作奸犯科。于是喜怒凭个人情感，适中的人很少。所谓适中，很难说清楚。过了头就冤枉，达不到就放纵。放纵则百姓轻慢，冤枉则百姓残害。同样是过失，而残害更严重。就拿一个方面来说，杀人者死，奸盗小罪不在此列，古今相同。隋朝改变了条文说，偷窃一钱的人弃市。石晋又改变了条文说，通奸的男女都判处斩刑。推究他们的意图，想用重典制止奸盗，但最终不能制止。况且那些大罪又怎么再加重呢？百姓知道法律到了死刑就没有可加重的了，必定会舍弃小罪而犯大罪，以求欲望得到极大满足，触犯法律的结果都一样，为什么害怕而不做呢？这是禁止了这边，却驱使他们去那边。老子说，百姓不害怕死，为什么用死来恐吓他们？百姓不是真的不害怕死，刑罚得当，杀一人而惩戒百人，是极度的畏惧。如果让他们无处着手，才开始忘记他们乐生的心思，赴死而不惧怕。这样，恐惧就转移到上级身上了。上级能以百姓的不惧怕为恐惧，然后才可以使百姓恐惧。在已经发生之后使百姓恐惧，不如在尚未发生之前使百姓恐惧。所以崇尚律法。律法不是一代制定的，评论的人推崇汉唐。汉朝去除秦朝的苛政，唐朝继承隋朝的混乱，都是追求适中的缘故。现在汉律早已散佚，只有唐律完整保存。共计二十篇，三十卷。本朝制定律法，参考借鉴以往的制度，增减调整以归于大中至正，辉煌啊，遵循执行万世而没有弊端。所取资借鉴的，唯独唐律最多。我重视它是法家的滥觞。校勘并记录它，并论述以往的过失，附写在后面。

张汤杜周论

任源祥

司马迁写酷吏传，详细列出了张汤、杜周。司马迁的时代，张安世还没有做大官，而杜延年还没有被任用。等到班固写《汉书》，因为张安世、杜延年是功臣，而一并宽恕他们的父亲张汤、杜周，将他们列入列传。我认为班固不对。权衡失去公平，取舍非常荒谬，不符合作史的原则。作史的人，贵在不掩盖事实。掩盖事实而牵强附会，怎么能称为可信的历史呢？而且所谓列传，是因为这个人值得传颂而列入。因为这个人值得传颂而列入，他的子孙因此得以显现，祖父也因此得以显现。现在班固为张汤、杜周立传，是因为父亲而涉及儿子呢，还是因为儿子而涉及父亲呢？如果是因父亲而涉及儿子，估计他们的儿子平庸无能，那么就用张良、陈平的世家，而不像辟疆那样因儿子得以显现的例子。不然，或者他们的儿子像父亲一样贤能，那么也用绛侯周勃以条侯继承家业的例子。

译这是（史书编纂的）体例。比如通过儿子来彰显父亲，那么即使是郑君那样的贤人，也是借当时的情境来显现；即使是于公那样的贤人，也是借于定国来显现；即使是司马谈那样的贤人，也是借司马迁来显现，这就是此类体例。像这样的情况，都是衡量事物、辨析义理，根据重要性确立说法，从而由此及彼相互关联。然而，如果是父子之间，不互相包容而是各自独立，那么无论是通过父亲来提及儿子，还是通过儿子来提及父亲，都是有所不接纳的。秦国极尽富强之力，秦始皇极尽兼并之力，所以秦国单独作为本纪，秦始皇也单独作为本纪。班彪、班固极尽文章之力，班超极尽智勇之力，所以班彪、班固合为一传，而班超单独为一传。这就是父子不互相包容，而他们的力量都足以自我彰显，所以说他们是各自独立的。汉朝的酷吏有比张汤、周阳由更厉害的吗？功臣世袭禄位有比张安世、张延年更厉害的吗？父亲极尽酷吏之力，儿子极尽功臣之力，无论贤与不贤都足以流传千古。作史应当仍然将张汤、周阳由列为酷吏传，而张安世、张延年自列为列传，这样就不会有酷吏有后代的嫌疑，也不会怀疑功臣得到福报。现在为张汤、周阳由立列传，反而没有张安世、张延年的列传，这是让张安世、张延年反而依附于张汤、周阳由来显现。想要掩盖酷吏的名声，却埋没了功臣的实绩，让张安世、张延年跟随张不疑、张辟疆的体例，这确实是权衡失平、取舍非常荒谬的。有人说：“张子孺凭借父亲的恩荫担任郎官，张幼公也凭借三公之子的身份补任军司空。这两个人刚开始做官，都是依靠父亲得到职位。然而天下依靠父亲得到职位的人很多，为什么张安世、张延年却寥寥无几呢？”张安世、张延年开创基业、作为始祖，却把他们当作张汤、周阳由的子孙，这就荒谬了。继承爵位、地位尊贵显赫的，是张安世、张延年的子孙，却把他们当作张汤、周阳由的子孙，这也荒谬了。班固想要附会因果报应的说法，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于是说推崇贤能、宣扬善行，本来就应该有后代。这就像想用共和时期的儿子，来改变周厉王的谥号为善一样；想用舜、禹那样的圣人，来称颂瞽叟、鲧为贤父一样。可以吗？虽然如此，禹祭祀帝喾而郊祀鲧，作为人子的用心，是没有不到位的。《易经》说“干父之蛊”，作为人子的，应当努力啊。

译《书苏文公议法后》

魏世效

关于加重赎刑的议论，可以用来治理富人，却不可以用来治理穷人。我不能断定权贵近亲不会贫穷，也不能保证平民中的穷人不会陷入疑罪之中。那么，穷人最终就无法得到宽贷，而权贵近亲必将聚敛财货、垄断利益以巩固自身。我认为，加重赎刑与减轻罪刑的法律应当兼而行之：平民中的富人，遵循权贵近亲加重赎刑的议论；权贵近亲中的穷人，遵循平民减轻罪刑的议论。邱邦士先生说：大抵疑罪有三等。怀疑其无罪，则赦免他是可以的；怀疑其罪行轻重，则从轻处罚他是可以的；怀疑其罪行严重，但律例中没有明确依据，证据有八九分却还欠缺一二分，那么富人议定赎刑、穷人议定减刑是可以的。

《杵米说》

魏世效

魏子的米，量出一升让童子舂捣，舂捣后再量入一升，出现了损耗，便说童子侵吞了米，将要鞭打他。童子哭号，魏子怜悯他而作罢。翻阅会计账簿却发现并没有损失。魏子恍然欣喜，对家人说：“我冤枉了童子。幸好没有最终鞭打他。假如最终鞭打了童子，童子的腿还能保全吗？我错失了鞭打的机会，现在鞭打他也不算晚。”叫来小弟弟说：“来，我告诉你。我历年尚且有时冤枉童子，将来你稍大一些，不要随意刑打人。你要记住，以我今天的事作为你的警戒。”出去告诉彭子说：“刑打人的道理有三点：不可以因愤怒，不可以因怀疑，不可以因仓促。因愤怒而刑打人，怒气平复后就会后悔；因怀疑而刑打人，事情明朗后就会后悔；因仓促而刑打人，时间久长后就会后悔。不能不在此时后悔啊。如果屡次后悔，那怎么行呢？”彭子说：“《尚书》说：‘罪行有疑问，就从轻处理。’”

《赦罪论》

汪价

曾经阅读《易经》的大象传，谈论刑狱的共有六处。旅卦则谨慎而不轻动，贲卦则明察而不折损，丰卦则用刑罚来致治，噬嗑卦则用法律来咬合。那些使用刑罚却不敢轻率使用，以及不忍心最终使用的，只见于中孚卦和解卦。中孚卦的辞说：“议决狱讼，延缓死刑。”解卦的辞说：“赦免过错，宽宥罪行。”大抵刑狱以离卦的明察为主，而震卦以震动威严，艮卦以制止暴乱，兑卦以议论，巽卦以延缓，雷雨以赦免宽宥。这就是中孚卦和解卦所阐发的道理。虽然如此，议论并延缓执行，审讯、拷问、论罪、上报，其详尽与谨慎，自然不失怜悯之意。至于多次施行赦免，则王法就会松弛，而狡猾的盗贼和作乱的人，将会公然抗拒法网，侥幸求得一朝不死。圣人运用情理来辅助法律的不足，后来甚至发展到玩弄法律而情理穷尽无处可用，这未尝不是由于赦诏频繁颁布造成的错误。请让我详细陈述。《舜典》说：“过失和灾祸，予以赦免。”意思是因过失而遭遇灾祸，就赦免他以显示仁德，却未曾对四凶稽考刑罚。《大禹谟》说：“宽宥过失，无论多大；惩罚故意，无论多小。”而防风氏迟到被杀，有扈氏不道被诛，都在不予宽宥之列。《周礼》秋官司寇掌管三宥三赦的法律，也只是针对遗忘、过误、老弱、愚钝之人，并非说杀人者可以赦免。《礼记》说：“有疑问的狱讼，与众人共同商议，众人有疑问就赦免。”有疑问就有冤屈，所以赦免；没有疑问的就不赦免。《春秋》庄公二十年记载“肆大眚”，范宁认为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常制。到了秦朝兼并诸侯，才开始说“大赦天下”。从汉朝以来，或是即位、建储、改元、立后都有赦免，于是成为常制。大赦，不论罪行大小都赦免，如汉高祖即位汜水之阳，西都长安，大赦天下之类就是。如果某地有灾，或者皇帝出行，就说赦免某郡以下，称为曲赦。后来递减其罪称为德音的，比起曲赦则恩惠遍及天下，比起大赦则罪行不能全部免除。所以曲赦与德音可以随时颁布，至于大赦，虽然多年才举行一次，将天下的囚犯顿时释放，其中难道没有强悍如出柙之虎、蕴藏毒害已久的人吗？一旦放出，大肆搏噬，以至于无法再控制。那么朝廷只是徒然博取市惠的虚名，而小民反而遭受纵容奸恶的实际祸害。所以我私下认为，刑罚应当省减、应当谨慎，却绝对不应当赦免。况且赦免，是荡涤瑕疵污垢的称呼。想要与天下洁身自好、布新更始，洗涤心灵重新开始，却不知道它废除了天讨，亏损了国典，纵容了有罪之人，残害了良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唐太宗曾经对侍臣说：“小仁是大仁的祸害。所以我自从拥有天下以来，不轻易放赦。”吴汉病重，光武帝亲自探望询问他想说什么，吴汉回答说：“臣愚昧无所知，只希望慎重不要赦免而已。”古代君臣相互告诫的话，不出于“不要赦免”这一句话，那么赦免的危害就可以知道了。蜀汉孟光责备费祎说：“赦免，是偏枯之物，不是清明时代所应该有的。衰败穷极，不得已才权宜施行。现在没有旦夕之危，为什么要用恩惠来助长奸恶？”起初有人说丞相诸葛亮吝惜赦免，诸葛亮回答说：“治理世道靠大德，不靠小惠。所以匡衡、吴汉不愿施行赦免。如果像刘景升父子，年年赦免，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因此蜀人称颂诸葛亮的贤明，知道费祎有所不及，那么赦免对国家无益，又可知了。所以唐虞三代所施行的赦免，只用于过失错误的小罪和刑罚有疑问的情况，而未曾涉及大赦。即使汉朝继承兵革之后，寇贼奸宄，难以用法令禁止，所以用大赦来申明，与天下更新，也不是为了太平盛世养奸活罪的计策。后世习以为常而不革除，种植金鼓，设置吹打，遂成故事。王符有言：“今天残害百姓最严重的，没有比多次赦免和赎罪更甚的了。让恶人高会夸耀，老盗带着赃物经过家门，孝子见到仇人而不能讨伐，遭盗者看见财物而不能……”

译可以采纳。所以我主张应当在尚未用刑之前就精简刑罚，在动用刑罚之时谨慎使用，而在刑罚裁定之后则不可赦免。

议论的人说：“上天喜爱生命，赦免是为了顺应上天的心意。”却不知道上天不能只有雨露而没有雷霆，君主不能只有奖赏而没有刑罚。用刑罚杀人，却又赦免他，这就像用雷击人，却又让他复活一样。雷击人不能复活，那么刑罚杀人也一定不能赦免。

议论的人又说：“帝王因为水旱灾害的缘故，颁布德音宽恕过错，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以此来感动上天之心，消除灾祸。”却不知道桑树长出谷子这样的异象，有德行就能消除；凤凰飞来，并不是因为赦免而招致的。假如有两个人争讼，一人有罪，一人无罪。赦免的话，有罪的人欢喜，而无罪的人蒙冤。赦免导致冤屈，这正是招致灾祸的原因，而不是消除灾祸的方法。

议论的人又说：“凭人的谋划来赦免就是私心，由君主施行赦免就是公正。”我私下曾听说过，陶朱公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他的大儿子带着千镒黄金送给庄生，说：“秦地某星侵犯某宿，危害楚国，可以消除它。”楚王封好三钱之府，准备大赦。大儿子取回黄金离开了。庄生进见楚王说：“陶朱公的儿子多贿赂大王身边的人，现在大赦，恐怕他们会失望。”楚王于是杀了他。这是楚国的赦免，不是出于楚王，而是出于庄生。庄生得到黄金就赦免，失去黄金就杀戮。赦免是因为黄金，杀戮也是因为黄金，这还能说是公正吗？

又听说，河内的张成擅长推演风角，推算应当大赦，于是教唆儿子杀人。李膺担任河南尹，催促收捕判刑。不久遇到大赦得以免罪。李膺更加愤怒，最终查办并杀了他。张成勾结宦官，诬陷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天子震怒，下令各郡国逮捕党人。天下的大恶，不一定因为杀人而盼望赦免，反而可以因为赦免而杀人。既然如此，赦免并不是用来救活人的，而是教给天下人杀人的工具。况且东汉的赦免，赦免了杀人之子，却不赦免无罪的党人，赦免邪恶而不赦免正直，这还能说是公正吗？

公正而遵守法律，那么天下就没有不敢滥用的刑罚；私心而施行赦免，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可逃避的罪行。圣人治理天下，为什么不以公正来刑罚天下，而一定要以私心来赦免天下呢？

《管子》不说过吗：“文治有三种情况，武治没有一种赦免。”赦免，就像狂奔的马松开缰绳；不赦免，就像治疗疮疽的砭石。君主不用砭石治理天下，却一定要自己松开缰绳，以至于人死马倒，即使是中等智力以下的人，也应当知道这是不可行的。所以详细记载在这篇文章中，以等待世间谈论治国之道的人采纳。

译荒政不弛刑论

顾栋高

王安石为陈良器撰写神道碑时写道：陈良器任江州知州时，正值饥荒，有盗贼割取禾苗并伤害主人的，按律当处死刑。陈良器说：古代的荒政，用来体恤百姓的措施已经非常完备了，然而尚且要宽缓刑罚，何况现在呢。于是上奏请求免除其死刑。欧阳修在王尧臣的墓志铭中记载：王尧臣任光州知州时，正值饥荒，盗贼打开百姓的粮仓，官吏审理后认为当处死刑。王尧臣说：这是饥民寻求食物罢了，正是荒政所应体恤的对象。请求按减等死刑论处。后来这便成为定例。我对此评论说：这正与荒政的宗旨相反。大概宋代崇尚忠厚，士大夫多致力于宽纵赦免，以博取小仁的名声。其实宽纵盗贼会祸害百姓，这种风气逐渐滋长不可遏制。这两位公卿怎么能把这些事列为美谈呢。况且所谓体恤百姓，是体恤那些没有食物的百姓，而不是体恤盗贼。如果趁着饥荒劫夺他人财物，导致伤害他人，像这样却不加以治罪，那么那些粗野强悍、不守规矩的百姓，就会把饥荒之年当作幸事，可以无所顾忌。万一出现数千里范围的蝗灾旱灾，连年不止，就会由小盗积累成大盗，攻占城池寺庙，劫掠库藏财物，势必像除草一样铲除、像打猎一样围剿他们，那时诛杀的人数必定更加惨重。这正是子太叔那种小仁的表现。况且富人是穷人的依靠。年成大灾时，就劝勉富人拿出粮食协助赈济，就像湖泊沼泽蓄水以应对匮乏一样。现在不禁止百姓的劫夺，反而先让富人枯竭，这是让强横之人得以肆意妄为，而善良之人无处借贷。况且盗贼初起时，必定先侵害那些仅够衣食的中户人家。如果是大户人家，必定严密守卫以自保。大户遭受劫掠，必定广泛聚集徒众，手持器械，势必将动用军队剿捕，这不是一个县尉小吏所能抵御的。如果中户被劫掠而无食，也将起来跟随盗贼。盗贼日益增多，人心惊惶，谣言四起。此时即使加以赈济体恤，盗贼会说：这是畏惧我们罢了。虽然加以赈济，但劫掠仍未停止。古代有因饥荒年份而减免赋税、减轻征收的，从未听说因荒年而松弛法度的。因荒年而松弛法度，这是教唆百姓为盗。小民趋利，如同水流向沟壑。何况有饥荒贫困逼迫他们，如果不设立严刑来加强防范，在这种情况下不为盗，那是士大夫中知道羞耻的人，不能期望于那些无赖的饥民。所以为政者必须用威严来辅助恩惠。《周礼》有安定富人的条款，而荒政十二条中，其中一条就是清除盗贼。正是担心凶荒歉收之年，饥民乘机抢掠，必须设立严厉禁令来清除他们。有犯者杀无赦，使奸邪之人屏息敛迹，家家户户安枕无忧。然后散发财物粮食，而大施我们的仁政。此时的富人，让他们减价平价出售粮食，免除粮食赈济借贷，没有不可行的。他们将感激我们保全了他们，也乐意施惠以奉行上面的命令。这样，富人得以安定，贫穷百姓中善良的人有所得食，民气和谐快乐，逐渐达到丰收。这是王者中正之道，哪里比得上那种沾沾自喜的小仁，一成不变的法则，而助长奸邪之人的气焰呢。

请免滥禁慎引律疏 雍正十年

大学士张廷玉

我私下认为，国家设立监狱，原本是为了收禁重罪之人。因此各省的人犯，罪重的收监，罪轻的或者让人取保，或者交人看守。本人也知道自己所犯甚轻，没有潜逃私奔的事情。唯独刑部衙门，遇到八旗部院、步军统领衙门以及五城御史等送交的人犯，不论是否曾经奏闻，也不论事情的大小，以及犯罪的主犯从犯，一经锁送刑部，就收入监狱之中，听候质审。以致狱卒的需索欺凌，吏胥的恐吓诈骗，困顿到了极点，弊端丛生。甚至有倾家荡产、死于狱中的。等到定案时，斩绞军流的重犯，原本没有多少人。其余不过是徒杖笞责的罪行，甚至有偶尔牵连，审理后确属无辜，应当释放的。如今年二月间，刑部清查案件，省释的二百余人，就是这类情况。我仔细探究其原因，国家定例，原本不是这样。只是因为陋习相沿，那些拘送人犯的衙门，起初不计较他们到刑部的痛苦，而刑部官员，又以宁可严厉不可放纵，可以告无罪过，于是导致常行不改。似乎应该特别颁布谕旨，命令九卿悉心妥善商议，凡是衙门奏闻交送刑部，以及自行捉拿送交刑部的人，哪些应当收禁监狱，哪些应当取保看守，分别定例，详细谨慎地遵行。这样，滥禁的弊端就可以消除，而对于刑名案件不无裨益。再者，律例的文字，各有本旨，而刑部引用时，往往删去前后文词，摘取中间几句话，就以所断的罪行承接。甚至有求其相似而比照定拟的。这里避重就轻，避轻就重，司员借此营私，吏书上下其手，都由此而起。我考虑都察院、大理寺与刑部，同为法司衙门，如果刑部引例不确，应当命令都察院、大理寺驳查改正。倘若驳查而不改，就命令题参。如果院寺扶同蒙混，或者草率疏忽，别经发觉，就将都察院、大理寺官员，一并加以处分。这样，或许也是清理刑名案件的一个帮助。

周康王庙记

黄中坚

我们县铁瓶巷的北面，有周康王庙在那里。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康王固然是周朝的贤君，然而周朝都城在丰镐，距离吴地遥远，时巡的车驾所不到达，为什么在这里建庙祭祀。如果说他的德泽无所不覆盖，那么文王、武王、成王都是如此，又

译不只是康王应当享受宗庙祭祀。如今却只为康王建立宗庙，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天，我偶然拜访一位老朋友，他因此对我说道：距离这里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座市乐桥，相传是过去执行刑罚的地方。因暴力而死的人很多，游荡的鬼魂作祟为害。太阳落山后，常常能听到鬼哭的声音，严重的甚至在白天迷惑行人。居民对此深感忧虑。有一位僧人能够治理鬼患，他用一个大铁瓶将鬼魂收摄其中，密封后悬挂在竿子上，这种祸患才彻底断绝。这条巷子因此得名。没过几年，僧人死了，铁瓶也坏了，鬼魂又出来作祟。乡里的父老于是互相商议说：“怨气凝结，所以鬼魂不散。听说周康王在位时，刑罚搁置不用长达四十年。如果建立宗庙祭祀他，一定能平息怨气并断绝祸患。”不久后果然应验。所以宗庙祭祀至今没有废止。我听后感叹道：先王的道德教化对人们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啊！自从世俗教化衰微，百姓不知道礼义，饥寒和男女情欲的祸患便产生了。等到触犯法律，就随之杀戮他们。这本来就是先王所不忍心的，更何况在严刑逼供、罗织罪名的情况下，那些无罪而死的人，数不胜数。他们悲愤痛切，无处发泄，于是聚集起来作祟为害，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佛道二教的人，却想用符咒水法来禁制他们，这只会加深他们的怨恨。鬼魂怎么能散去呢？所以，必须能使死者的怨恨完全消除，然后生者的祸患才能永远断绝。这显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康王在世时是圣明的君主，死后成为显赫的神灵，在幽暗冥冥之中，他必定会有安排调理，使各方都得到公正。乡里父老的看法，确实不是荒诞虚妄的，宗庙建立而祸患消除，是理所当然的。废除刑罚始于成王，终于康王，这说明康王在位期间，实际上从未杀戮过一个人。乡人专门祭祀康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然而由此推想，凡是古代圣明的帝王，他们在天上的神灵，都足以成为百姓的庇护依靠。他们立足于千百代之前，而千百代之后的生者与死者还能蒙受他们的恩泽，那么先王值得尊敬礼拜的程度又是多么高呢！如果世上的人只知道崇奉佛道二教，而对于先王却未曾顾及，像这样的祠堂建立起来不是太少了么？然而我经过并拜谒时，看到它的庙宇低矮狭小，屋檐、椽子、木板、栏杆之类，不免破败损坏，香火也略微衰落了。我不禁感慨万分，于是记下此事以昭示后人，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根本，时常修缮并使之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