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八礼政十五正俗上

译当时，礼制由朝廷制定。车马服饰有等级，宫室建筑有尺度，饮食器具有规范。即使是一寸的细微差别，一丝的辨别区分，必定加以厘定并颁布施行。又设立大学以教化国人，设置庠序以教化邑人。日夜以孝悌忠信来磨砺百姓。若有邪僻放荡之人，则由乡大夫、州长、闾胥等官员按时纠举并清除。因此百姓出生以来，所见的都是仁爱节俭的风气，所闻的都是仁爱节俭的训导。从小习以为常，内心便安于这种状态。一旦有人不这样，乡里之人便共同感到奇怪，使人恐惧不安。浇薄奢侈之风，从何产生呢？至于汉、唐、宋时期，所重视的是文书簿籍和期限考核，所急切的是钱粮赋税和军队战事。而凡是先王用来引导百姓的措施，则被视为迂阔而不暇顾及。偶尔有贤明的君主发愤推行，也不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详密。那么风俗不如古时，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由此看来，政教是风俗的根本源头。不深加留意于政教，却只责怪风俗不如古时，说我们的百姓不如三代，不如三代淳朴。唉，这究竟是百姓不如三代呢，还是引导百姓的根本源头尚未把握呢？国家承接明朝末年的衰败，浇薄奢侈的习气，已非一日之积。应当由您感慨地思考并为之有所作为。我认为想要扭转今日的风俗而使其达到隆盛的古时，没有其他办法，也只是用三代引导百姓的方法来引导他们罢了。我不敢说三代的法律可以一一施行于今天，然而其大体原则，本来是不可轻易改变的。其一，礼制应当确定。百姓之所以不敢放纵耳目欲望，是因为有上面的法制作为防范。如果法制所不及，那么有什么忌惮而不做的呢？现在民间冠婚丧祭的礼仪，宫室衣服饮食的节制，起初未曾有确定的制度。只要财力能够承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富人炫耀，穷人效仿。物力既已不足，接着便是贪婪欺诈。所以靡丽之风日益兴盛，廉耻之心日益消亡。确实应当划定确定的制度，使尊卑上下各有等级，不得逾越。或许节俭朴素可以兴起，贪婪欺诈可以消除。其二，学校应当推广。百姓之所以不陷入淫荡，安于朴素，是因为他们知道礼义值得重视。如果礼义不足以打动他们的心，那么朴素必定不如奢靡快乐，忠厚必定不如淫荡令人羡慕。学校是用来教导百姓礼义的。现在只有州县有学校，又只涉及学生，而负责管理的人，也只掌管名册，考核进退，未曾有所谓礼义的教化。人们不知道以品行自重，便只以服饰华美为荣。奇怪风俗日益浇薄奢侈吗？应当选拔方正有道的人士，作为州县的师长，提高他们的俸禄，又仿照古代里塾党庠的制度，在农闲时教导百姓，使他们知道礼义值得重视，而不羡慕浇薄奢侈。其三，赏罚应当审慎。百姓之所以服从上面的命令，是因为有赏罚实行。赏罚不实行，却想要他们服从命令，是不可能的。现在朝廷的赏罚，也非常严厉了，唯独在奢俭浇薄的方面，未曾见到有赏罚实行。胥吏穿着文绣，富商建造雕墙，而主管官员不过问；子弟欺凌父兄，悍仆侵犯家长，而主管官员不过问；而那些忠厚朴素、不随波逐流的人，却只被乡里嘲笑，未曾听说有所奖励。像这样，怎么能期望他们不变得浇薄奢侈呢？应当命令主管官员按时在境内访查，举出特别突出的人加以赏罚，并以此作为考核政绩优劣的标准。或许主管官员不敢忽视，良民知道受到鼓励，而莠民知道受到惩戒。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引导百姓的措施，也是风俗的根本源头。如果一一举而行之，而皇上以恭俭之德，端正教化的源头于上，公卿大臣树立敦厚守素之风，奉行宣扬圣意于下，寰海之内，有不返璞归真、去奢从俭、共同达到三代盛世的，未曾听说过。如果说文书簿籍、期限考核、钱粮赋税、军队战事，是今天的急务，哪有空闲做这些迂阔之事，我担心风俗日益浇薄奢侈，所谓今天的急务，也将理不胜理了。

译风俗条约

陈宏谋

江苏地区繁盛，居东南之首。人文风雅，物产精良，海内称羡。只是人们崇尚繁华，只务巧饰，只顾眼前，不思日后。凡是婚丧超过礼制，男女没有分别，僧道迷惑人心，地痞流氓滋事，不但耗费财物，容易致贫，而且触犯礼法，有损家风。历任巡抚、布政使多次禁止惩处，但积习已深，执迷不悟。本巡抚来到此地，惩恶安良，法律必须执行；训导风俗，维护教化，责任不能推诿。针对其中严重的弊端，列举告诫如下：

一、嫁娶只应及时，奢侈只会白白耗费物力。从自行下聘到嫁妆赠送，彩帛金珠，两家罗列。内外器物，既要求贵重，又要求精工。迎娶的彩亭灯轿，会亲的酒筵赏赐，富贵人家争强好胜，贫民百姓效仿。举债变卖产业，只求一时美观，不顾一家八口的生计。有的女方多索要聘礼，男方拖延等待，不但导致子女怨恨旷日，更至酿成强抢争娶的事端。至亲反而变成仇敌，新娘过门立刻见到贫窘。此后，富裕人家聘礼不得超过八端，嫁妆箱子不得超过六只。有余力的家庭，想厚赠女儿，不如赠送田产妆资，更有实际益处。一切摆设繁文缛节，从简节省。贫困家庭聘礼嫁妆，各随其力。所重在婚娶成礼，何必炫耀美观。富裕人家为子女惜福，贫困家庭也免除债务负担。只听说因嫁娶多费而导致家道衰败的，很少见到因嫁娶美观而从此发达的，何其愚蠢啊。

一、丧葬是大事，重在随葬物品和棺木，尤在表达哀思、尽到礼节。新丧时诵经拜忏，绵延几十天，佛教戏曲歌弹，故意违抗禁令。出殡之时，设宴演戏，全无哀悼之礼。人兽纸器，拥塞道路，夸耀愚夫，恰被有识之士暗中嘲笑。至于亲人去世入殓，入土为安，却因温饱人家迷信风水，长期停棺不葬，反而以速葬为耻。甚至数年几代，均不肯安葬。满屋停棺，到处浮厝，有的惨付火焚，忘记亲人，灭绝礼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长久以来奉皇上谕旨申饬严禁。此后，丧葬不许有佛教活动，出殡不许多用纸器，停棺不许超过三年。有子孙的亲人棺木，不许火化。地方官一听到佛教戏曲，就将乐器追缴入官，僧道责罚处置。出殡演戏，立即逮捕究办。节省无益的费用，用于入殓安葬。安葬如期，承祭以礼，宁可哀戚也不要轻慢，宁可节俭也不要奢侈。孝子顺孙，岂在于繁文缛节的美观呢。

一、宴会是为了合欢，饮食只求适口。为何争夸贵重，崇尚希奇。山珍海错之中，又讲究配合烹调之法。排设多品，一席花费多达数金。小小的宴集，就耗费中等人家终年的资财。逞欲片刻，果腹有限，徒博豪侈之名，重造暴殄之孽。前任抚军徐公，曾与同僚绅士，有五簋之约，为民倡率。本巡抚任按察使时，曾参加其会。一时渐有遵从。近来又夸多如故。此后，正事设宴，不得超过八菜，花费不得超过一金。亲朋小集，仍以五簋为度。约定丰俭之宜，不尽之福。物薄而情自厚，费省而礼可勤，又何苦而不为呢。

一、妇女礼法规定身处深闺，坐则垂帘，出必遮面，所以区别嫌疑，杜绝窥伺。为何习于游荡，少妇艳妆，出头露面，绝无顾忌。或坐轿游山，或灯夕走月，甚至寺庙游观，烧香做会，跪听讲经。僧房道院，谈笑自如。又其甚者，三月下旬，以宿神庙为结缘；六月六日，以翻经十次可转男身；七月晦日，以点肉灯为求福。或宿山庙，还愿求子；或舍身于后殿寝宫，朔望供役。僧道款待，恶少围绕，本夫亲属，恬不为怪。深为风俗之玷。现在出示，庵观有听从少年妇女入寺庙者，地方官即将僧道枷示庙前，仍拘捕丈夫惩处。

一、春祈秋报，例所不禁。聚众赛会，酬神结会，误农耗财，久奉皇上谕旨广行劝戒。江南媚神信鬼，锢蔽甚深。每称神诞，灯彩演剧，陈设古玩希有之物，列桌十数张，技巧百出，清歌十番，轮流迭进。更有投身神庙，名为执役，首戴枷锁，名为赦罪。神游市井，炉亭旗伞，备极鲜妍。阁杂剧，极力装扮。今日某神出游，明日某庙胜会，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一会之费，动以千计。一年之中，常至数会。地棍藉此饱囊，平民因此揭债。他如拥挤践踏，争路打降，翦绺抢窃，结仇构怨，命盗之案，每酿于此。不止耗钱财于无益之地而已。至于乡民信鬼，疾病不求医药，专事巫祝，竟日彻夜，大排甡醴，舞蹈歌唱，以为禳解。巫师神婆，听其剖判。今日请一神，明日送一鬼。幸而病愈，又须破产酬谢。即或不愈，只说前求未善，不悔前非。身死之后，反致衣棺无出，不能安葬。愚妄至此，殊可哀也。

译各项条例。现在一方面列举告诫，一方面严令地方官员随处稽查。如果仍然胡作非为，难以瞒过耳目。违反条例触犯法律，动辄关系到身家性命。只希望我们士人、百姓、军人等，父亲兄长告诫子弟，丈夫告诫妻子，年长有经验的人告诫后辈，贤明智慧的人告诫愚钝之人。而绅士中明理的家庭，更应该以身作则，严格防范约束，以此感化乡里，使礼教更加淳厚，使财物更加丰足，使身家得以保全，使颜面得以维护。法令彰明而奸邪收敛，教化显明而风俗淳厚，本部院对此确实抱有厚望。

译乡贤祠议

李良年

乡贤。现在的情况和古代不同了。这是封君赠君的祠堂，不是乡贤的祠堂了。贤这个名号，仅次于圣。圣这个名号，在上是天子的统称，在下则是孔子之后没有人能当得起的。正因为圣者无人，那么贤的名号就显得至高无上了。乡贤虽然不是天下万世的贤人，但也必须是一乡中的善士才配得上这个称号。如果说他的儿子显贵，他的父亲就是乡贤；他自己显贵，他的儿子又显贵，这就更应该算是乡贤了。那么这就是乡贵祠，不是乡贤祠了。况且朝廷对待臣下，有私恩也有公义。凡是人显贵了，就用爵位封赠他的父母。如果说他有儿子，我将任用他来治理天下，如果他还有父母，我不推恩他儿子的爵位来报答，可以吗？这是朝廷以孝道治理天下的用心。那么朝廷对于显贵的人，也已经用私恩让他们在家中荣耀了。乡贤，则是朝廷的公义。那个人贤德，穿着粗布衣服也可以；那个人未必贤德，即使贵为宰相有什么益处呢？难道有风示鼓励的意义吗？现在显贵的人已经承受了朝廷的私恩，又侵夺公义而冒名混入其中，大概是不可以的。圣人，是百世的老师。学宫，是最庄严的地方。历代诸儒，卓越可传，但因受当时舆论压制，不能列入配享的还有很多。比如启圣祠的四配，只有颜路、曾伯鱼、孟孙氏四位贤人，而十哲的父亲却不列入。现在那些考中一个进士、担任一个官职的人是什么人，却竟然凭借私情借用公家的祭器来报答他们的亲人吗？名号叫做幽厉，孝子慈孙也不能更改。人君尚且如此，对于一个乡中的显贵，就可以把他的父亲列为贤人，那么屠夫商贩，都可以列入其中了，也真是奇怪了。现在的贤人，他们的子孙也都贤德，他们的心意未尝不想把祖父推进祠堂。于是瞻望审视，说这是某公，这是某公，我祖父的贤德，能和这些人并列吗？必定会沮丧地返回。唉，用至美的名号，至荣的典制，至隆的地方，让有见识的人产生轻视之心，不是几乎辜负了朝廷设立祠堂的本意吗？

与邵子昆学使论乡贤名宦从祀的书信

宋荦

现在有一件事，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大典，是学政应当过问的，敢向左右商量。《礼记》说：“乡先生去世，就在社庙祭祀。”乡先生，大概就是指那些贤德的士大夫，退休回乡并在家乡教书的人。《尚书大传》说：“大夫担任父师，士担任少师。农具已经收藏，祈神的音乐已经停止，一年的农事已经结束，剩下的子弟都入学。”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去世后人们不忘记他们的恩德，于是共同在社庙中祭祀他们。后世的乡贤有祭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礼记》说：“对百姓有功德的就祭祀他。”汉元始年间，下诏祭祀对百姓有益的百辟卿士。蜀郡因为文翁，九江因为召信臣而应诏。又朱邑在桐乡受祭，王涣在安阳亭受祭，这是百姓自己建立的祠堂。后世的名宦有祭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前明的制度，凡是郡邑的乡贤名宦，都附祀在学宫。守令每年春秋两季的中月，率领官员行礼，典礼非常隆重。没想到沿袭到末流，冒名滥竽日益增多。这种弊端天下都是这样，而江南尤其严重。江南的乡贤祠比名宦祠更严重。大概名宦如果没有稍微留下一些爱戴在民间，士民不肯阿谀讨好，即使他们的子孙想让祖父入选，也无能为力。乡贤则都是他们的子孙陈情乞求，以及权要人物的请托。起初谨愿的士绅得以入祀，继而有些遗留劣迹的士绅也得以入祀。起初科举出身获得封赠的得以入祀，继而捐资得官获得封赠的也得以入祀。甚至市籍商人，他们的儿子位列仕宦，也高高地入祀了。寻求立德立功立言，一无所托。考察乡评公评史评，毫无依据。祭器席位，罗列拥挤，真伪混淆，是非失实。以至于正人君子临死时用这件事告诫后代，因而孝子慈孙不忍心用虚名供奉祖父。唉，可以了。士君子负有教化责任的人，起初未尝不尽力坚持，时间久了因为情面所在，稍显圆融。藩篱一旦打破，后来者接踵而至。好比江河向东流，滔滔滚滚，不知尽头。用国家激励风化的大典，却衰败到这种地步，没有大贤，谁能支撑其后呢？执事本来就是宋荦素来信服的正直有学问的君子。庐陵有话说：“正直的人不可屈曲，有学问的人一定能辨别是非。”用不屈的操守，具备辨别是非的见识，毅然决断选择，而尽力遏制颓势，不是执事担当又能是谁呢？按照乡贤名宦，向来有咨报兵部的惯例，各省现在都实行，所以冒滥很少。最近接到兵部咨文，江浙两省的节孝，照直隶的例子，学院会同巡抚具题。节孝属于执事政务，况且这件事体较重，难道可以不归执事政务吗？这里有通儒亮节，确实应当入祀的人，等待执事核实，会同咨报内部，然后入祠。虽然没有澄清源头，暂且堵塞支流。冒滥请乞，日渐衰止。对于风教裨补不小。拜读大疏，有不徇情面的话语，这也是不徇情面的一端。或许轩车所到之处，慨然澄清，并举从前真伪混杂的，确切核查而厘正，这又是宋荦欣然拭目所期待的。

乡贤议

王训

祭祀乡先生，是为了上遵王制，旁协舆情，彰往劝来，是很盛大的典礼。古道渐渐衰微，祖父凭子孙的力量来决定贤愚，以至于德行不超过普通人

译名声不出于乡里，却在宗庙祭祀的场合被供奉。萧草与兰花同处一畦，并不会改变萧草的气味；瓦石与美玉同置一匣，反而加倍损害了玉的光泽。如果死者有知，必定会在仰望圣人的门庭时脚步踌躇，听闻长者的风范时内心羞愧难当。这看似是宠幸，实则是压抑；看似是供奉，实则是束缚。孝子用心，应当如此吗？《易经》说“有子则考无咎”，《尚书》说“你应弥补前人的过错”，这都是说显扬祖先的根本在于自身立身。像张汤、杜周那样的酷吏，尚且因为子孙未能继承美德而不能始终与酷吏之名并列，何况超越他们的人呢？不向活人求证而向鬼神求证，不担忧子孙不肖而担忧祖父不贤，这是本末倒置了。

译通谱说

王懋竑

甲午年，我在舍弟王懿诵的青县官署中，得以会见诸城人献可兄。献可当时因任仙居县令被征召入京，尚未赴任，寄居在青县。我们朝夕往来，因为兄弟般的情谊，相处亲密无间。戊戌年，我通过礼部考试，出自诸城李父的门下，前往拜见李师，而职方公也在场。职方公是李师的内弟，而于献可则是从叔父。谈话间提及此事，职方公也曾到过青县官署，与舍弟叔侄相认，听后十分高兴，于是从主位起身，不再讲究宾主之礼，而名帖往来，一律以叔侄相称。从此多次在李师家相见。我常举欧阳公的遗事，无不感叹前人的德行。那年冬天，我因告假回家，南北相距遥远，于是不再互通音信。般翁老父台，在甲寅年来做我们县的县令，他是职方公的长子。我年老多病居家，未能拜见。而儿子王箴传，在乙卯年参加荐举，托在公招揽士人的行列中。我心里知道宗族的情谊，却不敢言说。今年八月，舍弟王懿诵才见到公，于是又谈及此事。我认为古人有避嫌的道义，而君子严防未然之弊。公正莅临我县，以赏善罚恶为职责，清除奸邪弊端，革新各项政务。而我的宗族颇为众多，况且县中的王氏，也不止一个姓氏，恐怕有人依托假借来扰乱公的治理。而且近来风俗浇薄，必定有小人指此而言。眼前的事可以借鉴。所以愿意仍遵循张水部、胡振武州民百姓的先例。张水部赠白苏州诗说：“登第早年同座主，题诗今日是州民。”胡振武建节过家谒见河中帅，持名刺自称百姓，一律以治下相称。等到公荣升迁任以后，才敢再叙宗谊。我年老耳聋目昏，不能当面陈述，所以写此信请求指正，希望垂鉴。至于两代交好的情谊，并非寻常通谱可比，也想附载于此，以昭示两家子弟，永远传承无穷。

正友

王友亮

在家则是兄弟，出门则是朋友，这是人伦的大义。人有孤身一人而没有兄弟的，但没有特立独行而没有朋友的。所以除了老师之外，增益德行、辅助仁义，没有比朋友更重要的了。朋友，地位低于老师而亲近于兄弟。然而与兄弟终究有区别。孔子谈论达道，说“兄弟和睦，朋友切磋”，又说“朋友间切磋勉励，兄弟间和乐融洽”。一个是天性结合，一个是人为结合，亲疏厚薄，势难强行相同。古人推崇雁行，说“友爱兄弟”；笃信嘤鸣，说“情同兄弟”。这是比喻的说法。子夏对司马牛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权宜之辞以解除忧愁，并非说朋友就是兄弟。现在的人论交，必定以结拜为亲厚，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说是重视兄弟吗，那么看待朋友就轻了；说是为了重视朋友而重视兄弟吗，那么看待朋友重而兄弟又轻了。衡量道义，都无所适从。况且世上有视同胞如仇敌，爱他人如骨肉的人。既然视如仇敌，又取所厌恶的名称加于所爱的人身上，不是更糊涂吗？我知道贤士正人，必定笑而不接受；那些接受的，则是谄媚柔佞之徒。谄媚柔佞之徒，怎么能与他们谈论交际呢？《诗经》说：“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传》说：“一个士人，必定有密友。”朋友称为良，友称为密，推崇到极点了，未曾轻易改换别的称呼。如果像现在这样，那么兄弟的情谊混淆，而朋友的道义废弃。刑律规定，异姓结盟兄弟者，罪同谋叛未行律，我根据人数多少作为差别，是为市井小民而设的。士大夫公然效仿，为什么呢？本之于经，考之于传，参之于律，知道五伦不可缺一。作《正友》。

孙虹桥六十生辰诗序

王昶

在生辰祝寿，自古没有。古代所谓的颂祷，是出于平日的言辞。所以《天保》《报》《鹿鸣》的宴饮，说“如南山之寿”；《行苇》养老乞言，说“以祈黄耇，寿考维祺”；《楚茨》《信南山》力田以奉宗庙，说“报以介福，万寿攸酢”，又说“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至于在生辰祝寿，古代帝王且未曾听闻，何况士庶人呢。不是认为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日子，反而举行宴乐，孝子仁人实在不忍心吗？所以唐文皇垂泪以对臣，而国初孙退谷、张篑山诸公，于是想废除这个礼节，不是精当的议论吗？孙子虹桥，在乾隆辛丑某月日为六十生朝，作诗见志。眷念父母，感念妻子，推绎他的词句，如清商之奏，如哀弦之引，凄然诎然，使人不可卒读。而最终消除宿疾而邀得天佑，自慰自解，确实安贫乐道，与仁人孝子之思相合。由此志推之，即使丝竹嗔咽，宾朋杂沓，以称百年之觞，难道是孙子想要的吗？孙子诗既出，和者凡数十家。我作序，私下想与孙子废除不合礼的礼节，以恢复古制。

名称

唐甄

名，是序长幼，辨贵贱，别嫌疑，礼中最重要的。现在士人而不做官或未做官，对尊贵者自称曰晚，不合礼。称晚的，是年龄长于我，不是以爵位。通谒于贵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称，曰某而已。口称亦曰某。若均举

译这样。就称为晚生。现在也有与我同等而年长于我的人。就不称晚生。这是不合礼制的。年龄的尊贵。就像爵位的尊贵一样。向年长者通名拜见。有的年长二十年。有的年长三十年。虽然并非显贵。就在名字之上称为晚生。口头称呼也说晚生。现在称呼显贵的人在先生之上虽然年轻。必定加上老字。这是不合礼制的。对老师称先生。对贤人称先生。对高龄者称先生。可以说是很尊贵了。何必假借老字呢。古人在年轻的时候。说富于春秋。如果说为老。将是缩短春秋了。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因此对显贵者只称先生。明确说阉人叫内臣。这是不合礼制的。在朝列中称为臣。有职事称为臣。阉人负责洒扫。不是臣。是奴仆。把奴仆当作臣。这是把奴仆与公卿相抗衡。侮辱了公卿。天子没有内外之分。把奴仆当作内臣。那么股肱腹心之臣都成了外臣吗。庶士庶民都成了外臣吗。这是把手足赤子排斥到四方边远之地。没有臣没有民了。因此写奏章写文章。不要说内臣。只说阉人。现在命名地方不依据当时而依据古代。这是不合礼制的。用古代名称命名地方。就像成了异代的土地。不是今日的土地了。没有比这更悖谬的了。因此说话写文章。对于苏州就说苏州。不要说姑苏。对于吴江就说吴江。不要说松陵。现在命名官职不依据当时而依据古代。这是不合礼制的。用古名称命名官职。就像成了异代的朝廷。不是今日的朝廷了。没有比这更悖谬的了。因此说话写字。对于某部尚书侍郎。就说某部尚书侍郎。不要说太宰少宰大宗伯少宗伯。

译字说

周篆

自古以来，有道之士，大都没有名字。像世间所传说的披裘公、灌阴丈人这一类就是如此。那些显达而在高位的人，功德惠及他人，人们想要跟随他们来称呼他们，就往往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来给他们命名，比如尧帝时的殳斨、熊罴就是如此。名字虽然流传于后世，但终究不是他们的本名。更何况是字呢？等到道德衰微，人不能没有名字，然而还没有字。试问西周以前，那些成为圣人、贤人、卿、相的人，他们的字是什么？没有不感到茫然无知的。所以我曾经对此解释说：人们称呼字，大概是从东周以后开始的吧？喜好名声的心胜过，所以名字不够用，于是接着有了字。然而没有名字的人，往往能流传他们的事迹；有字的人，有时反而不显扬他们的名字。这难道不是说明，当时人所听闻并流传给后世的，只看他们的行为如何，而不在于有没有字吗？何况字不够用又加上号，像晚近的时代那样。因此，比较号和字，字更尊贵；比较字和名，名更尊贵；比较有名和无名，无名尤其尊贵。唉，无名是最尊贵的，大概是没有字吧；无字是最尊贵的，大概是没有号吧。生活在当今的时代，不容许没有字，就像唐尧虞舜以后不能没有名字一样。去掉号而只称字，这大概是遵循古人的道吧。于是作《字说》。

冠礼三次加冠而赐字，是尊重他的名字。周代崇尚礼文，有字确实始于西周，所以孔子门下的朋友都以互相称字为尊重，没有用号来称呼的。号始于唐代而盛行于宋代，但必定都是晚年德行盛大、声望尊贵，人们连同他的字也不敢称呼，才开始用他所居住的地方来称呼他，比如史传中常常说学者称为某某先生之类就是如此。那些偶尔有自号的人，如香山居士、醉翁、东坡居士、伊川老人之类，也都是晚年偶然取所居之地来自我寄托，不像明代以来不分贵贱老幼都有号，以至于斋亭的称呼波及孩童，坡谷的滥用在地位低下的人，使得等级威严、年龄长幼、德行高低的区别混淆不清了。

以姓取名

顾炎武

古人取名，将姓氏连起来取义的极少。近代人命名，像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这类，科举榜文一出，这类姓名几乎占了一半。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我曾经读《资治通鉴》到五代时期，后汉有虢州伶人叫靖边庭，胡身之注解道：靖是姓氏。优伶的名字和姓氏通取一个意义，所以用来开玩笑。靖边庭也见于《宋史·田钦祚传》。考察从唐代以来，像黄幡绰、云朝霞（见《唐书·魏传》）、镜新磨（见《五代史·伶官传》）、罗衣轻（见《辽史·伶官传》）这类人，都记载在史书中，更加相信这话有根据了。唉，士大夫效仿伶人的命名方式，是从嘉靖年间开始的。

志状之滥

日知录

顾炎武

志和状，在文章家中是史书的支流，上报给史官，流传给后人，是史书的本源。史书用来记事，也用来记载言论，所以不读那个人一生所写的文章，不可以为他作志。那个人生前在公卿大臣职位上的，不全面了解一朝的大事，不可以为他作志。那个人生前在官府职位上的，不全面了解一朝的典章制度，不可以为他作志。那个人生前在监司守令职位上的，不全面了解一方的地形、风俗、沿革、利弊，不可以为他作志。现在的人不通晓这些，却妄自为人作志，史家又不加考察就承用这些志状，所以矛盾不合。孔子说：“有不懂却凭空创作的人，说的就是这类人吧。”

名臣硕德之子孙，不一定都读父亲的书；读父亲书的人，也不一定通晓官府的典章制度。至于为人作志的，必定是一时的文苑名士，却不能详细考究，却说子孙写的状文如此，我就依据它。大臣家可能有不识字的子孙，但文章家不可能有不通晓当今的宗师。却想让籍谈、伯鲁这类人，替文人承担过错。唉，如果是这样，那么天下就都是文人了。

蔡伯喈的文集中，为当时权贵写的碑文祭文很多。像胡广、陈实各三篇碑文，桥玄、杨赐、胡硕各两篇碑文。至于袁满来十五岁，胡根七岁，都为他们作碑。如果不是贪图润笔费，不至于这样做。史传因为他的名声重大，隐而不说罢了。文人受贿，难道只有韩退之的谀墓金吗？从前扬雄还不肯接受商人的钱，载入《法言》，而杜甫哀悼李邕的诗却说这是义取，那又不像唐寅那样直说是为了利益了。《戒庵漫笔》说唐子畏有一本大册子，自己抄录所写的文章，簿面题写“利市”。

《新唐书·韦贯之传》说，裴均的儿子拿着万匹绢请求撰写先人的墓志铭，韦贯之回答说：“我宁愿饿死，怎么能做这种事。”现在卖文为生的人，不觉得惭愧吗？如果像司空图的传记所说，隐居在中条山，王重荣父子很敬重他，多次赠送礼物，他不接受。曾经为他作碑，赠送几千匹绢，司空图放在虞乡集市上，让人随意取用，一天就取完了。既然不占有这些赠礼却接受了，这是什么道理呢？不得已罢了。这又是次一等的了。

论铭志体例得失详见丧礼下

与刘按察使论速葬之法书

林枝春

养生送死，是王道所优先的。仁人孝子，不忍心让父母的遗体暴露，使骨肉重新归于泥土，所以死者获得体魄的安宁，生者尽到送终的礼节。在民间，除去凶秽之气，以招致祥和，顺应闭藏的道理，以畅通生机。这是阴阳的常理，是执政者转变风俗的大端。我私下看到您禁止邪神严酷的赛禳，巫师怪人，不能施展他们的旧伎俩。今年民气和谐欢乐，竟然没有天昏札瘥（瘟疫）。

译这可以说是建立制度、处理事务的明智效果。现在还有想要向上陈述的事情。南方的风俗，鄙陋粗野，亲人去世却不埋葬，将灵柩停放在家中。推究他们的本心，并非全都贪图吉地，只是认为棺木衣衾只要大致完备，自己的责任就已经尽到了。棺柩不过是一件物品罢了，把它放在屋子里，与人事有什么关系呢？况且生前与之相处，一旦将其移出郊外，心里并不乐意。于是年复一年地拖延，竟然有超过几十年父子祖孙的灵柩累然并列在一堂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房屋更换主人，就无法彻底清理。有的因为事情迁居他处，将灵柩弃置在山坳田垄间，用箬叶蓬草和稻秆遮盖，经受雨淋日晒，白骨暴露。村里的顽童没有良心，因而将其倾倒，取走残骸和剩下的木板，用来填补路坑，圈养鸡猪，于是这些灵柩就完全消失了。那些在街市中停放的，最终遇到火灾，拥挤堵塞，立刻与之一起烧成灰烬。乡村在春夏之交，溪流暴涨，灵柩漂浮沉没在江海中的，又数不胜数。假使当初挖三尺深的土，堆一筐土将其埋入其中，怎么会伤心惨目到这种地步呢？近年人情日益淡薄，互相视为常态，不再放在心上。四乡虽然设立了义冢，贫苦人家以埋在其中为耻。官府发文查催，乡里保甲就凑钱，投交一份甘结就算完事了。听说二十多年前，主管官员曾经发放经费，但毫无管理，只命令出城，无良之徒借此牟利，将灵柩抬到山丘角落，就坐收烧埋的费用，如今堆积腐烂的都是这样。自从去年发生瘟疫，城坊以内，又增加了十分之二的灵柩。大都用细木联合搭建，不太牢固，涂上油灰，只要不迸裂就行。又因为房屋浅窄，没有设置殡坎，不能布置帷帐，架阁得像案几一样，生者饮食寝处在旁边，有的反而把器物放在上面。像这样，与溪峒蛮夷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现在的计策，不如逐渐让灵柩有所归宿。想要逐渐让灵柩有所归宿，不如划分土地，选择人员，区分等级，确定期限，由官府提供资金。如果这样做，一两年间，可以使数千具朽骨，全部归葬黄土。

译什么叫逐步引导人们有所归宿？在发布政令之初，先派遣官吏巡视乡里铺舍，亲自加以劝导晓谕，大约统计总数有多少，分作几批进行。只要每批人数达到规定数目，不必再追问是谁家的。等到日期临近，人数逐渐稀少，就设定限期，依次严密执行。如果立法过于急促，物力人工就会一时紧张，而执行起来更加困难；如果过于迟缓，就难以追究，而后来仍然成为具文。这不可不根据时势来放宽或收紧。

什么叫划分地域？四郊的官地，如东南的豹头山、吉祥山，西北的社稷坛、厉坛，前后左右，处处宽敞。现在就把这些地分别划归四门管辖，城中分为四块，关厢附属于内，郭外的村镇市集，各自归入其界限。分散则容易清理，就近则办事方便。愚见认为这样既节省费用又节省人工。

什么叫选择人员？《周礼·春官》设有墓大夫的职位，掌管政令，审理狱讼，这是为了重视教化。省中的中丞、副职，难道没有事务稍简、足以差遣的人吗？只是这不像监督工程那样，可以凭借余利来谋求晋升，有才智的人或许不愿意做。只要选择勤勉有力且有仁心的人，任用他们就可以了。有居中总领其事的人，再命令分派佐杂官员，各自负责一方，使他们明确界限，登记在册，以杜绝推诿。这样虚实就显而易见了，功效也不会被掩盖。

什么叫区分等级？本官各自在所辖之地，亲自会同保甲进行查察。先处理那些年代久远无主的，其次是子孙贫寒不能自行安葬的，都由官府出资。再次是家虽贫困，尚有亲友邻里资助的，酌情给予补助。其间如果有犹豫不决的，务必开诚布公地劝导，使他们懂得根据家境有无、死者希望速朽的道理。他们看到一时并举的，都不过如此，也就将俯首帖服，勉力自行办理。何况还有经管人员督促其后呢。

什么叫确定日期？凡是安葬必定要占卜日辰以求吉利，福建风俗也是如此。但福建人唯独把清明和大寒日称为公众日子，不拘方向，都可以启土掩埋。现在拟定从季秋初开始到次年季春结束，那么这两个节日都在其中。节省费用必然很多。冬末春初，受冻挨饿的人借此得以出卖劳力，对于游手好闲的人也有所补益。此外，如果遇到风日清美，就是月吉良辰。关键是不让星卜之家借此牟利罢了。

至于官府提供资金，我也曾筹划其方法。每口人的工费，大约需要四百多文钱。次等贫户需要补助的减半。已经抛弃在山上的又减半。以多乘少，大约一百金可以安葬二百多口人。与上级官府商议，或许有不妨碍公用的款项，可以酌情分摊。累积上百两，接续筹措，不必要求整笔支付，那么也容易办到。只是担心奸猾之人虚耗浪费，这又在于任事者以实心行实政了。

所安葬的名口，既有册籍可查，又在其处立标，书写乡里年月，足以让亲属辨认。那么后来他归及别籍寄寓的人，是否迁移，也可以听凭其人决定。这与投入水火、一去无归的不同了。四郊临时安葬倾圯的，寺庙寄顿的，就在其左右安葬。官府为之登记，永远杜绝诉讼的根源，不累及地邻，又有什么不乐意请求的呢。

凡是这些，规模既定，依次施行。等到条教远颁，那么省檄外郡如省，郡檄外邑如郡。僻乡远聚，驿巡簿尉，都可以分掌。如果有兵役玩忽违抗，移牒本官，申述戒令，应当没有不顺从的。南北适宜不同，古今风俗不同。福建停柩，北方所无。至于诵经作乐，僧道倡优之类，大体都不使用，还有古人哀戚的遗意。只是上下游各处，不无沾染时趋，踵事增华。费用广则力量单薄，力量单薄则时间拖延。拔本塞源，在于守土之吏，通晓其弊端而挽回其流弊罢了。

又有一说：绅衿是齐民的表率，富户是乡里的望族。向来会试赴选，捐职候补，状结，必称并无停丧过犯。日久渐成虚文，近世士大夫有实未尝葬，而以迁葬为辞的。有历任远宦，终身不得送葬的。彼此恬不为怪，这又在于出结时询查其实，不要徇情面。况且富豪之家，豢养堪舆，难酬奢愿，每每迟之又久，等到时事已非，又屈于力之无可如何，比比而然。又何论于齐民呢。这又是福建风俗之所以敝坏，合十郡而如出一辙的原因。如果采纳微言，推广仁术，使岭海陋风，濯磨礼教，以感发其天良，德莫厚焉，功莫隆焉。

停丧之弊详见丧礼下，此立法以革愚民习俗者，故入之正俗。

祷祠

陆耀

天施地生，高厚无极。人生其间，莫知所报，惟有精意以享，庶几神灵之降鉴。然王者所以尊天而重祀，其微意可知。尊则贱者不敢干，重则贫者不能举。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乃以绝地天之通，而异民神之业也。昔者少昊之衰，九黎乱德，家为巫史，贤鬼废人。颛顼于是乎命南重司天以属神，北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不相侵黩。迨至有殷，易忠以质，敬而亡等，失仍尚鬼。周人继之，乃辨上下，定民志。惟天子得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而

译诸侯祭祀其疆域内的名山大川。大夫祭祀门户、井、中溜等五祀。士和庶人只祭祀祖先罢了。《周礼·大宗伯》的职掌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实柴祭祀日月星辰；用槱燎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用血祭祭祀社稷和五祀；用狸沈祭祀山林川泽；用辜祭祭祀四方百物。在这个时候，受田耕作的百姓，供应牛牲、茅束、粟米、刍草和膏脂，以等待天子对越（报答）天恩。王朝的礼仪不施于庶人，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是说礼制各有条理。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父母对于子女，是最亲爱的，所以常随着王者所居之处而享祭他们。于是小宗伯建立国家的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而燔柴祭天必定在泰坛，瘗埋祭地必定在泰折，圜丘和方泽，都在国都之外的郊外，而不在于所居住的宫殿，这是表明天神极其尊贵，不可以用人们狎居之地来亵渎享祭。如今有的士大夫在岁时祭祀时，除了祖宗和五祀之外，妄自涉及天神，民间效仿，习以为常，甚至在厨房、厕所、篱笆、溷厕旁边，污秽熏蒸，也铺设席子祈祷祭祀，这不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又丛祠妖庙，所在多有，赛会迎神，耗费无度，巫觋卜祝之类，妄称神鬼，遇到疾病，祷祠纷至沓来，妇女甚至远到邻郡，修斋拜佛，祈求福佑。从前颛顼的教化，男女在路上不相避讳的，就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鞭打他们，如今公然出入庙宇，无所禁忌，这又成了什么风俗呢？应劭说会稽风俗多淫祀，喜好卜筮，百姓一律用牛祭祀，巫祝赋敛受贿，百姓畏惧他们的口舌，害怕遭受祸祟，不敢抗拒，因此财产耗尽于鬼神，家产匮乏于祭祀，有的贫家不能按时祭祀，以至于竟说不敢吃牛肉，害得发病将死，先发出牛鸣声，其畏惧到了这种地步。太守司空第五伦到任，首先禁止绝除，掾史都劝谏，第五伦说：“建功立事在于敢断，为政应当信奉经义，说淫祀无福，不是自己的鬼而祭祀它是谄媚。律法不得屠杀少齿的牲畜，如果鬼神有知，不会妄自饮食民间；如果使其无知，又能祸害什么人呢？”于是发文书给所属各县，晓谕百姓，不得有出门的祭祀，督促考核部吏，张设罪罚，县尉以下因依托鬼神、恐吓愚民，都按律论处，有屠宰活牛的立即行罚，百姓起初恐怖，颇动摇不安，有的援引巫祝妄言，第五伦更加严厉，后来终于断绝，不再有祸福之事了。我认为当今有司，应当像第五伦那样禁止百姓出门祭祀，然后晓谕他们神示尊贵，即使天子也不敢在宫中祭祀，那么耗费于淫祀的财业就少了。古代巫医卜祝，都设立官职，所以有卜师掌管开启龟甲的四种兆象，簭人掌管三易以辨别九簭的名称，百姓中精神专一、齐肃聪明的，让他们制定神的位置，制作牲器，让先圣的后代，能知晓山川、敬于礼仪神明之事的人担任祝，能知晓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的人担任宗。如今有的衣食无赖之徒，相互勾结，在乡邑中营求利益，为人布卦祷祈，假造神名，多达百数，病家杀羊击猪跟随他们行事，那么这类人割肉回家馈赠，全家醉饱了，这实在是民间的大害，认为应当一切禁绝，犯者决罚不赦。然而有司的法令行于百姓，而不行于士大夫，所以辅佐天子的有司，使百姓回心向道，则是乡大夫、乡先生的责任。唉，能不慎重吗？

译渎祀日知录

顾炎武

人们喜好谈论美色，真是过分啊。太白星是星宿，却有了妻子。《甘氏星经》说：“太白上公的妻子叫女媊。女媊住在南斗星，掌管瘟疫。天下祭祀她，称为明星。”河伯是水神，却有了妻子。《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常仪是古代观测月亮的官员，而《淮南子》却认为是后羿的妻子偷了仙药奔月，名叫嫦娥。霜露是自然形成的，雪是水凝结而成的，而《淮南子》却说：“青女出现，降下霜雪。”巫山神女，本是宋玉寓言中的形象，而《水经注》却认为是天帝的季女，名叫瑶姬。洛水宓妃，本是曹植寄托情思的形象，而有人认为是伏羲氏的女儿。嵞山启母，本是《天问》中的杂说，后人附会出少姨，认为是启母的妹妹。如今少室山有阿姨神，武则天后来封她为玉京太后金阙夫人。青溪小姑，是蒋子文的第三个妹妹，这见于杨炯的碑文。并州女，是介子推的妹妹，这见于李諲的诗。小孤山讹传为小姑，杜拾遗讹传为十姨。这些都是湘君、湘夫人之类的神灵。而《九歌》的篇章、《远游》的赋作，且成为后世迷惑男女、亵渎扰乱神人关系的源头。有人说，《易经》以坤卦代表妇道，而《汉书》有媪神的记载，于是山川的主神，必定用女性来象征，这不足以弘扬国家典制、昭示百姓的敬意啊。

《楚辞》中的《湘君》、《湘夫人》，也是说湘水之神，有君有夫人。起初并没有说是舜的两个妃子。《礼记》说：“舜葬在苍梧荒野，两个妃子没有跟随。”《山海经》说：“洞庭山，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郭璞注说：“天帝的两个女儿，而在江中成为神，就是《列仙传》中的江妃二女。”《九歌》中所说的湘夫人称为帝子，就是这个意思。而《河图玉版》说：“湘夫人，是天帝尧的女儿。”秦始皇泛舟到湘山，遇到大风，询问博士：“湘君是什么神？”博士说：“听说尧的两个女儿是舜的妃子，死后葬在这里。”《列女传》说：“两个妃子死在江湘之间，俗称为湘君。”郑司农也认为舜的妃子是湘君。解说者都认为舜巡视四方而死，两个妃子跟随他，一起溺死在湘江，于是号称湘夫人。考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自然是两个神。江湘有夫人，就像黄河、洛水有宓妃一样。这些神灵与天地并列，怎么能说是尧的女儿呢？况且既然说是尧的女儿，怎么能总称为湘君呢？怎么考证呢？《礼记》说：“舜葬在苍梧，两个妃子没有跟随。”明确说明两个妃子生前不跟随出征，死后不跟随安葬。而且传文说：“生前为上公，死后为贵神。”《礼记》规定，五岳比作三公，四渎比作诸侯。如今湘川不及四渎，没有列入国家规定的祭祀等级，而两个女子是天帝之后，配享神灵，无缘无故再降格到小水成为夫人。推究导致错误的缘由，是因为都以帝女为名，名实混淆，没有人纠正这个错误，习惯错误胜过正确，自古以来没有醒悟，可悲啊。这个辨析很正确。又考察《远游》的文字，上面说“二女御，九招歌”，下面说“湘灵鼓瑟”，这说明二女与湘灵，本来分明是两回事。即使是屈原的作品，也可以证明她们不是舜的妃子。后来的文人，附会这种说法，用来作为谐谑讽刺的材料。他们滥造神灵而轻慢圣人，不也太过分了吗？禹死在会稽，所以山上有禹庙。而《水经注》说庙里有圣姑。《礼乐纬》说：“禹治水完毕，上天赐给神女圣姑。”那么舜的湘妃就像禹的圣姑一样。杜佑《通典》说，汾阴后土祠，塑的是妇人像。武则天把河西梁山神像移入祠中配享。开元十一年，有关部门把梁山神像迁到祠外的别室。把山川之神人为地配合，这种亵渎扰乱、不合常理的行为尤其严重。张南轩集说舜庙中有武则天像，就把它投入江中。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是宋真宗所封，世人多认为是泰山的女儿。后来的文人，知道这种说法不合常理，就编造黄帝派遣玉女的故事来附会。不知道当时之所以褒封，本来真认为是泰山的女儿。如今考证封号，虽然从宋代开始，但泰山女儿的说法，在晋代就已经有了。张华《博物志》记载，周文王任命太公望为灌坛令，满一年风不吹动树枝。文王梦见有一个妇人在路上哭，问其原因，说：“我是东海泰山神女，嫁给西海为妻，想回东方。灌坛令挡了我的路，太公有德行，我不敢用暴风疾雨经过。”文王梦醒，第二天召见太公，三天三夜，果然有疾风骤雨从西边来。文王于是拜太公为大司马。这是一件事。干宝《搜神记》记载，后汉胡母班，曾经到泰山旁边，被泰山府君召见，让他送信给女儿河伯。说到了河中间，敲船呼喊青衣，自然会有取信的人。果然送达。又替河伯给府君回信。这是第二件事。《列异传》记载蔡支的事，又把天帝当作泰山神的外孙。自从汉代以来，不明白天神、地祇、人鬼的区别，一律用人间的方式侍奉。于是封岳神为王，就立寝殿为王夫人；有夫人就有女儿；有女儿，又有外孙了。唐宋时期，只要说灵验，就加封号，不像现在的君子，一定要找个人来充实它。

又考证泰山不仅有女儿，还有儿子。《魏书·段承根传》记载，父亲晖师从欧阳汤，有一个童子与晖志同道合。两年后辞别回去，跟随

译晖向童子请求马匹。晖开玩笑地做了一匹木马给他。童子非常高兴，向晖道谢说：“我是泰山府君的儿子，奉命外出游学，如今即将回去。您给予我丰厚的赠礼，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恩德。您日后必定官至常伯，封侯拜爵。”说完，童子骑着马腾空而去。

《集异记》记载，贞元初年，李纳病重，派遣押衙王佑到岱岳祈祷。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着碧色的汗衫和半臂衫。路人阻止王佑下车，说：“这是三郎和七郎。”

《文献通考》记载，后唐长兴三年，下诏封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宋朝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禅大典结束后，皇帝亲自前往加封泰山神为炳灵公。既然封他的儿子为将军、为公，那么封他的女儿为君，正是当时顺理成章的事情罢了。

又查考《管子》中管仲回答齐桓公的话说：“东海之子的种类像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房玄龄的注解，则认为那是海神的儿子。又元代刘遵鲁《海岛记》说：“庙中的神妃，相传是东海广德王的第七个女儿。”既然海中有女神，那么山中也有女神，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译巫咸河伯日知录

顾炎武

古代的圣人，有的在上位做君主，有的在下位做宰相，他们的智慧周遍万物，道德济助天下，本来就不是后人所能揣测的。然而流传的说法却轻率地以某一方面的表现来概括他们。黄帝是古代的圣人，而后人却认为他是医师；伯益是古代的贤臣，而世间却有“百虫将军”的称号。凭借那些事迹在经籍中彰明昭著的人，尚且如此，至于尧的臣子名叫羿，而有穷国的君主也叫羿；尧掌管音乐的官名叫夔，而木石之怪也叫夔；商汤居住在亳，而亳戎国也叫汤。如果因为名字相同就产生怀疑，那么道德的作用就会变得微小，荒谬悠远的说法就会兴起。

至于巫咸，情况可以有所不同。《尚书·君奭》篇记载，在太戊时期，有伊陟、臣扈，他们感通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期，有巫咸。孔安国传认为“咸”是“贤”字的误写，即巫贤。《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祖乙即位，殷道复兴，巫咸任职。《尚书序》记载，伊陟辅佐太戊，亳地出现祥瑞，桑树和谷树一起生长在朝廷，伊陟向巫咸进言，作了《咸乂》四篇。孔安国传说：“巫咸，是臣子的名字。”马融说：“巫是男巫，名字叫咸，是殷朝的巫官。”孔颖达正义说：“《君奭》传文说‘巫氏’，应当以‘巫’为姓氏，名字叫咸。”郑玄说：“巫咸被称为巫官。”按《君奭》篇中“咸子巫贤”，父子都担任大臣，必定不会世代担任巫官，所以孔安国说“巫氏”是正确的。那么巫咸作为商朝的贤相就很明白了。

《史记正义》认为巫咸及其子巫贤的坟墓，都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说这两个人本是吴国人。《越绝书》说：“虞山，是巫咸出生的地方。”这是不可确知的。而后世谈论天官的人尊崇他，谈论卜筮的人尊崇他，谈论巫鬼的人尊崇他。谈论天官，就是《史记·天官书》所说的：“从前传授天文历数的人，高辛氏之前是重、黎，唐尧虞舜时是羲和，夏朝是昆吾，殷商是巫咸。”谈论卜筮，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巫彭发明医药，巫咸发明筮法”。谈论巫鬼，就是《庄子》所说的“巫咸祒曰来”，《楚辞·离骚》所说的“巫咸将在傍晚降临，我怀着椒和糈去迎接他”，《史记·封禅书》所说的“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巫咸最初创立巫术”，又说“他死后成为神灵”，就是秦《诅楚文》所说的“显赫的大神巫咸”。

又有人把巫咸当作黄帝时代的人，《归藏》说“黄神将要作战，向巫咸占卜”就是如此。有人把他当作帝尧时代的人，郭璞《巫咸山赋序》说“巫咸凭借高深的术数为帝尧治病”就是如此。有人把他当作春秋时代的人，《庄子》说郑国有神巫叫季咸，《列子》说神巫季咸从齐国来到郑国居住就是如此。至于《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面，左手拿着青蛇，右手拿着赤蛇，在登葆山，是巫师上下通天的地方；《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一座山，名叫丰沮玉门，是日月出入的地方，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个巫师，从这里上下，各种药物都在这里；《淮南子·地形训》说轩辕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方，那就更加荒诞不可查考了。由此可知古代贤人已经被后人假托的情况很多。

《竹书纪年》记载，帝芬十六年，雒伯用与河伯冯夷；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上甲微）率领河伯的军队讨伐有易，杀了他们的君主绵臣。这是说河伯是居住在黄河上的方国，被任命为伯，如同文王被称为西伯一样，而冯夷是他的名字。《楚辞·九歌》把河伯排在东君之后，于是就把河伯当作神灵；《天问》说“为什么羿射杀河伯，却娶了洛水女神为妻”，王逸章句认为“射”是实事，“妻”是梦境。他在解释《远游》“令海若舞冯夷”时说：“冯夷是水仙。”这是说河伯冯夷都是水神。《穆天子传》记载，到达阳纡山，是河伯无夷（冯夷）居住的地方。注解说无夷就是冯夷。《山海经》说冰夷，《山海经》中又有一处说从极之渊深三百仞，只有冰夷常居于此，冰夷人面，乘坐两条龙。郭璞注：“冰夷，就是冯夷，也就是河伯。”郭璞《江赋》说“冰夷倚浪傲视”，《庄子》说“冯夷得到它就能在大川中遨游”。司马喜注引用《清冷传》说：“冯夷，是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八石，得道成为水仙，就是河伯。”这是认为他死后成为神灵，这种说法很奇怪。《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把冯夷当作河伯的妻子，更加奇怪。《楚辞·九歌》有河伯，而冯夷属于海若之下，似乎也将他们视为两个人。大概所传说的各不相同，而说河神有夫人的，也是像秦人用君主妻子祭祀河神、邺地巫师为河伯娶妇之类的事情罢了。《淮南子》冯夷、大丙驾车注解说“两人是古代得道能驾驭阴阳的人”，《魏书》记载高句丽先祖朱蒙，朱蒙的母亲是河伯的女儿，成为夫余王的妻子，朱蒙自称是河伯的外孙，那么河伯又有女儿和外孙了。

毁五岳寝庙议

武亿

庙中有寝，是古制。然而这是根据对人和鬼神的适宜情况而施行的。《周官》中隶仆掌管五寝，注解说：“五寝，是五庙的寝宫。”《诗经》所说的“寝庙绎绎”，其制度是前面叫庙，后面叫寝。所以《月令》孔氏疏说：“庙是接待神灵的地方，地位尊贵，所以在前面；寝是收藏衣冠的地方，相对于庙来说地位卑下，所以在后面。”因此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祭祀他们的祖先，用来安抚神灵、保佑福泽，那么庙必定有寝。即使到了庶人这样卑贱的地位，受限于身份，不能再建庙，也将

译推究情理，将祭祀安排在寝宫。如果神灵生于沛县大泽这样的世间，死后适宜以血食报答，就像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那样，由后人专门祭祀，那么庙宇必定会有寝宫。为什么呢？这都是用人间的道理来推通的。如今五岳的祭祀，列在地祇之中，由大宗伯掌管。所以说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等各种祭祀都是如此。古代山川所主管的，其位置是筑坛而不建屋。小宗伯在四郊为五帝立坛，四望、四类也这样。注解说：“兆”是坛的周围区域。贾氏疏解说：根据《封人》篇说，社稷的围墙，是说用土筑成围墙，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坛的周围区域是一样的。不说坛，是因为举出外部的围墙，有坛就可以知道了。由此推论，五岳的位置，作为望祭，与君王按时巡视省察时所行的礼仪，同样是筑土表示虔诚，没有另外建造庙寝的制度。庙寝有制度并不是古制，是后世亵渎礼制的人设立的。寝宫，是庙寝的起源，记载很多不再列举。只有汉代西岳华山庙碑说：孝武皇帝修习封禅之礼，思考登仙之道，巡视五岳，祭祀丰盛完备，所以在山下建立宫殿。宫叫集灵宫，殿叫存僊殿，门叫望僊门。下面的铭文又说：在汉朝中期，建立屋宇殿堂，山岳的守护神，按等级进行望祭。从此世代遵循修习，全都沿袭而不废弃。于是更加相互浸染流俗，以至于山林、川泽、四方、百物等各种祭祀，无不顺从俗例因循陋习，不能改易。然而其中尤其轻慢不经的，是庙中有寝宫，寝宫中藏衣冠，这对于地祇是不适宜的。还可以权宜设置。如果到了近日，以我所看到的西岳、南岳及中岳的祭祀，庙寝混杂陈列，环绕排列女侍，席子、枕头、被子、衣架、盥洗盘、浴盆，都是人世所需，至为凡俗卑贱亵渎的器具，都陈列在室内，旁边有岳神卧像，俨然像尸体一样躺在寝榻中，设置妇人像，与岳神并坐，号称岳帝的配偶，奔走村妇，横身膜拜，像这样一年有几次。这是修道者的奸贪无赖之人，接踵诳惑，愚昧盲从者指为利源。查考《宋史·礼志》，开宝六年，派遣使者奉送衣冠剑履，送到西镇吴岳庙。又其后陈氏为泰山立庙，俨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在其后建立后殿，不知又是什么山可以当他的配偶，而为夫妇。这在前人固然已经怀疑其荒诞，但因循没有举正。等到明代御史陈祚，奏报南岳衡山神庙，年久损坏，塑像剥落，请求重修建立，依照祭祀山川制度，内部筑坛壝，外部立厨库，环绕以周垣，附带斋室，而去掉庙宇塑像，那么礼制符合经典，神祇不被亵渎。所以愚私下认为弊端应当去除其太甚的。现在庙虽然突然不能废除，应当先毁坏其寝宫，而各种所谓像设溷渎的器具，一切废罢。希望在近古的制度上，以示观听，不误不惑，长久作为法守。谨议。

译《日知录》中关于“像设”的条目

顾炎武

古代对于丧礼，有“重”（即替身）；对于附祭，有“主”（即神主牌位）以依附神灵；对于祭祀，有“尸”（即代表受祭者的活人）以象征神灵。而没有所谓“像”（塑像）的说法。《左传》记载在太公的庙堂举行尝祭，麻婴担任“尸”。孟子也说：“弟弟担任‘尸’。”但春秋以后，就不再听说有“尸”的事了。宋玉的《招魂》，才开始有“像设君室”（在君王的居室设置塑像）的文字。“尸”的礼制废除而“像”的事兴起，是在战国时期了。汉代文翁在成都石室设置孔子坐像，他坐着收敛脚掌向后、屈膝向前，七十二位弟子侍立在两旁。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只建造礼殿，依照《开元礼》，临祭时铺设席位，不立塑像。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的监察御史陈祚，奏报南岳衡山神庙，因年代久远而毁坏，塑像剥落，请求重修建立。依照祭祀山川的制度，在内筑坛壝，在外立厨库，周围环绕围墙，附带斋室，而拆除庙宇和塑像。这样礼制就符合经义，神灵也不被亵渎。事情下达给礼部，尚书胡濙认为，建国初期更改神号，不除去塑像，一定有明确的见解，难以批准实行。现在查考《凤阳县志》，说洪武三年，诏令天下城隍只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以前的爵位称号，一概革除。不久，又下令城隍神如果有泥塑像在正中的，用水浸泡它，泥留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的，泥在两廊壁上。千年的陋习，因此一变。后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嘉靖九年，诏令革除先师孔子的封爵和塑像，有关部门依违两可，多在殿内添砌一堵墙，把塑像放在中间，以搪塞明确的诏令。愚昧的习俗真是难以明白啊。

宋文恪（讷）国子监碑，说孔子以下，塑像不用泥土绘制，用神主祭祀，几百年的陋习于是革除。这说明太祖皇帝已经先制定了这个制度，只是没有通行天下罢了。

《毁淫祠疏》

汤斌

我私下认为，吴中的风俗，崇尚气节而重视文章，街市上充满诗书，以著述互相标榜，这确实是天下所没有的。但是那里的风俗淫靡，狡猾的人借此牟利，而愚昧的人落入他们的圈套，争相仿效，没有止境。比如妇女喜好冶游的习气，穿着艳丽服装，手挽手去僧院，或者聚集在寺观，裸身烧臂，损伤身体、教唆淫乱，以至于敛钱聚会，迎神赛社，一面旗帜的价值，可达数百金。刻造赌具，编写淫词，流传天下，败坏人心术。婚丧不遵循家礼，戏乐参杂灵位，穿着彩服送丧，仁孝之意衰微，任之风气微弱了。而无赖少年，教习拳勇，身上刺有文绣，轻生好斗，名为“打降”。像这类事情，不可一一列举。我都严加禁止告诫，委婉地劝告。现在寺院没有妇女的痕迹，河下没有管弦的声音，迎神罢会，艳曲绝版，“打降”之辈，也稍稍收敛。如果地方官员遵守臣的法度，三年之后，可以返璞归真。而且浮费减少则赋税充足，礼乐明则争讼平息，这确实是吴中的急务。然而这些都是地方官员力所能及的，不敢上报烦劳圣旨。只有淫祠一事，挟持祸福之说，年代久远，深入人的膏肓，不奉天语申饬，不能永远断绝根株。苏松淫祠，有五通、五显、五方贤圣等名号，都荒诞不经，而民间家家户户祭祀，饮食必祭，妖巫邪觋，创造怪诞之说，愚夫愚妇，被他们所迷惑，牢不可破。苏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为五通所占据，几乎几百年，远近的人，奔走如飞，牲牢酒醴的享祭，歌舞笙簧的声音，昼夜喧闹，男女混杂，经年无时间歇，每年花费金钱，何止数十百万。商贾市肆的人，说称货于神，可以致富，借直还债，祈报必丰，里谚称其山为肉山，其下石湖为酒海，耗民财荡民志，此为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妇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热之症，必说五通将娶为妇，而其妇女也恍惚梦与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视河伯娶妇之说更甚了。夫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风俗如次，皇上治教，如日中天，岂容此淫昏之鬼，肆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止，因臣以勘灾至淮，益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渊，檄行有司，凡如此类，尽数查毁，撤其材木，备修学宫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骇，继而疑，以为从前曾有官长厌其妖妄，锐意除之，神即降之祸殃，皆为臣危之，数月之后，见无他异，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吴中师巫，最黠而悍，诚恐臣去之后，又造怪诞之说，箕敛民财，更议兴复，必复举国若狂，不可禁遏。请赐特旨严禁，勒石山颠，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兴复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觋人等，尽行责令改业，勿使邪说诳惑民听，天威所震，重昧当醒，人心既正，风俗可正，更通行直省，凡有类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岂渺小哉。

《与熊中丞论志书书》

译钱维城

启禀：学政巡视各郡进行考试，按惯例会送来府县志书。我得以闲暇翻阅，虽然不能详尽，但其大体要点大致都已了解。私下发现其中的是非评判，与正史及先贤文集所记载的，大相背离，甚至令人震惊骇异。我即将离任，来不及更正。您掌握着可以改动的权力，负有彰善惩恶的责任，因此我敢一一陈述。

例如遂安的毛一鹭，本是四明党羽。天启年间依附宦官担任应天府巡抚，与太监李实一同将周忠介公害死，激起民变，杀戮无辜，却因此升任兵部侍郎。后来他因涉及逆案获罪，但县志中却为他立传，大肆宣扬他的政绩。

又如嘉兴的虞廷升，与魏忠节公是同乡、同年、同官。魏忠节公遭祸时，他颇为怜悯惋惜，似乎有可取之处。然而他排挤攻击正直之人，推荐引荐奸邪党羽，最终也罹于逆案。但郡志中为他立传，不记载他依附党羽的罪行，反而称他违逆宦官，公然颠倒黑白。

再如《萧山志》杂记中有一条，说嘉靖年间学政陈大绶，贪婪残暴无人能比，又不喜欢读书人。凡是士人与百姓打官司，没有不责辱士人而偏袒百姓的。一个月内，如果不黜退几名秀才，他就吃不下饭。这一年太史官说天狗吞食文昌星，人多遭殃，所以浙江考场发生大水灾，而士人遭受学政的侮辱。

来继韶所传的记载，称陈大绶是浮梁人。查考赤石先生，是万历乙未年进士，丁未年从部曹出任浙江学政。他难进易退，中年辞官回家奉养双亲，隐居深山十余年，多次上疏请求起用，才被起用为尚宝卿，历任太仆少卿，这是在万历末年。而志书称他在嘉靖年间，这就错了。先生是东林儒者，清高节操最为显著；出身于循良官吏，慈爱恩惠也最为显著。担任督学时，当时被推举为第一。无锡高忠宪公说，如果两京十三省都能得到像赤石先生这样的人，并且长久任职，士风岂不兴盛？世道岂不痊愈？

综合这些来看，治理太平之道无从实现。会稽倪文正公在崇祯初年，上疏表彰贤哲，将先生列在邹忠介、王庄毅、顾端文、冯恭定、杨忠烈、周忠介、魏忠节、周忠毅等各位公卿之间，称赞他是真正的理学、真正的节操、真正的清廉操守。他的人品被天下推崇可知。而越地人推崇赞扬他尤其至极。现在却指责他贪婪残暴无人能比，并且说天象变异是因为他，荒谬到了极点。这一定是萧山人如来继韶等人与先生有私怨，所以编造诬蔑丑化之词，而修志者学识浅陋，不能驳斥纠正的缘故。

以上三条，希望您立即发文命令删除。并明确立下案卷规定，使后来修志的人，不允许沿袭谬误。并且让已经流传的志书，都知晓其虚妄。希望清议常存，贤良与奸佞不至于颠倒。这对于世道人心，益处非浅。只请您裁夺。

译与邵二云论史事书

法式善

最近在史馆中，校勘各位功臣的传记，并交付了各类册籍。其中错误和遗漏，仍然不少。这是因为外省上报的资料并非一时所成，宫中秘阁前后编纂并非一人所修，加上年代久远，疑误沿袭，无法一一指正。敬想阁下以网罗一代人才为己任，见识卓越而文辞丰茂，职责所在，自然应当及时厘定，以成就良史。谨就我浅见所及，逐条列出其事，愿先生明察并审慎校正。

传记中有从逆之臣，被误行载入的。如贵州巡抚曹申吉，叛降吴三桂，详见《实录》及《平定三藩方略》。如今功臣传中有曹申吉传，说他殉难；而甘文焜传，仍说申吉从逆，那么两传自相矛盾了。

有殉难的大员，未经载入的。如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左江道周永绪，平乐知府尹明廷，殉难的年月，以及追赠官职、祭祀安葬，都详细记载在《实录红本》及《一统志》中，而传记则未载。其余殉难的文武官员，见于《实录红本》而不立传的很多。

有在前明殉节，而误入本朝忠臣传的。如云南殉难的杨宪、张景仲等人，都死于土司沙定洲之难。那时明朝唐王、桂王相继称帝，云南未入清朝版图，杨宪等人为明朝殉节，而传记中误以为是顺治二、三年的事，应一并归入前朝殉节诸臣录。

有年月错误的。如广西巡按御史王荃可，殉节在顺治九年，详细记载在《实录》及《一统志》中，而传记中误作康熙年间殉难。

有姓名错误的。如江南抚标游击成国梴，详见《实录红本》，而传记中误作廷梴。其余官职爵位、追赠荫庇，错误遗漏的不可胜数。

像这样的情况，或删或增或改正，都应归于统一。这里只就我所已考得的来说，等再有所得，即记录呈上供采择。其余不再赘述。

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杨椿

我蒙受恩召，再次充任史馆官员。自忖年岁日增，学业荒废，非常害怕不能胜任分纂的任务。阁下却以协修之职委任我，推辞不掉，惶恐更加深切。私下有所怀想，不敢不向阁下禀告。

阁下说《明史》已成，是非已定。馆中虽有《实录》及名人撰述，无需再为考核，只当依据本纪为纲，志传为目，搜集整理而成即可。我既惊且疑。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的昆山徐公，总裁《明史》的昆山叶公、丹徒张公，采纳纂修官朱彝尊等人的建议，采用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方法，就馆中书籍，先立草卷。当时潘稼堂负责修撰食货志，自洪武朝至万历朝，共抄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则四十余纸，少则二十余纸。同事各位，大体如此。先人在馆十余年，我得以见到分宜、江陵、宜兴之事，各五百余页，魏忠贤之事，千有余页。每一志传完成，总裁必定命人注明某事出自某朝《实录》第几年，某事见于某人传记第几卷，虽繁琐也不以为嫌。尚书华亭王公沿袭此法，《明史》遂成。只是所选尚或未精，毁誉尚或未当。雍正元年秋，特命重修。旧时草卷已不可复得，馆中所有，只有累朝《实录》及名人传记，而传记也十不存一二。名为重修，阁下所委的，仅在纪传后加上赞辞，以及凭意更改目次，或点窜字句，未能将现存之书与王公史书仔细讨论，且有时改王公史书的也有。

如今奉旨修《明鉴纲目》，《鉴》的体例与史书不同。纵然不能像往日那样重立草卷，也应当将现存之书参订《明史》，何事为真，何事为伪，缺漏的补之，错误的正之。如果竟如阁下所说，这就是一部删节补缀的《明史》，何以称为鉴，何以称为纲目呢？

我私下揣测阁下的意思，莫非是担心补阙正误之后，《鉴》与史或将有异同吗？宋嘉祐五年，《唐书》成于欧阳修、宋祁二人之手，后七年治平四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欧阳修尚在。如今试取二书观之，有迥异的，有大同小异的，也有大异小同的，未闻二公以此相嫌，也未闻后人以此优劣二公。况且阁下担心《鉴》不合于史，难道也知道史书自相异同的情况吗？请略举一二来说。

《明太祖实录》记载，御史中丞涂节、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皇帝赐胡惟庸、陈宁自尽，而不直书谋反，也不书伏诛，因为胡惟庸、陈宁谋反未真。《明史》本纪，则说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伏诛。等到为胡惟庸、陈宁立传，仅列之于奸臣。奸臣与叛逆不同，传记所写如此，本纪所写又如彼，那么写胡惟庸、陈宁之事，是从纪呢，还是从传呢？

《景帝实录》记载，景泰四年六月，泰宁等三卫请求居住在大宁废城，不许，令去塞外二百里处牧放。《明史》地理志沿袭此说。《成祖本纪》，则说永乐元年三月，以大宁地赐给兀良哈三卫。传

译明成祖平定天下后，将宁王迁往南昌，把北平行都司迁至保定，将大宁的全部土地划给三卫。那么记载大宁事务时，是应当依据《志》呢，还是依据《纪》和《传》呢？

《宣宗实录》记载，宣德二年十月，交趾的黎利伪造陈暠的表文请求朝见；十一月，派遣侍郎李琦前往交趾安抚晓谕，命令当地首领和长老，详细陈述陈氏现有子孙的真实情况上报朝廷，然后才派遣使者进行册封。宣德三年李琦返回，黎利上奏说陈暠已经病死。皇帝再次敕令黎利访寻陈氏子孙。黎利又三次派遣使者，坚决声称陈氏子孙已经断绝。宣德六年六月，才任命黎利暂代安南国事务，并没有立陈暠为安南国王。《明史·安南传》沿用了这一说法。

然而《宣宗本纪》却记载，宣德二年十一月，派遣李琦立陈暠为安南国王。那么记载安南事务时，是应当依据《纪》呢，还是依据《传》呢？其他《纪》《表》《志》《传》之间，互相矛盾，史实错乱、文字差误脱漏之处，不可胜数。承蒙阁下命令，应当如何折中处理才合适？恳请明确指示。

译再次呈上给《明鉴》纲目馆总裁的书信

杨椿

昨日曾向书记室呈递书信，未蒙您示复。阁下对人说：“《明史》经过多次修撰，已经详尽且谨慎。如今编修《明鉴》，怎么还能有纷乱更改？”听到这话，我惶恐不安到了极点。敢将《明史》中异同的缘故，陈述在您面前，可以吗？

《明史》最初修撰时，在顺治二年。当时大学士冯铨担任总裁，仿照《资治通鉴》的体例，仅写成几卷，而天启四年的实录，竟被说成是窃取了。后来下诏寻找，终究没能找到。康熙四年，史馆重新开设，用国书翻译《明实录》，还没译完几十卷，恰逢修撰世祖章皇帝实录，于是停止。十八年，听从给事中张鹏的请求，命内阁学士昆山的徐公担任监修，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山的叶文敏公、右庶子丹徒的张文贞公担任总裁，广泛征召博学鸿儒，睢州的汤文正公等五十人进入翰林院，与右庶子庐君琦等十六人担任纂修。于是汤文正公撰写太宗本纪，徐公嘉炎撰写惠帝本纪，朱君彝尊撰写成祖本纪，徐公干学撰写地理志，潘君耒撰写食货志，尤君侗撰写艺文志，汪君琬撰写后妃、诸王、开国功臣传，毛君奇龄撰写流贼、土司、外国传，其余各有所分工。监修徐公制定体例，历经十二年而史稿粗略完成，共四百一十六卷。先前因为《明实录》疏漏脱略，不得已采录稗官野史，而稗史中只有王元美的《史料》较好。然而《史料》只记载到正德、嘉靖年间，事情未能完全考证于实录，而郑窒甫的《吾学编》，错误已不可尽信，其他杂记、小说、郡书、家状，谬误更多。万历以后，典章制度，搜集编辑无人知晓，朝堂争斗，边疆战事，知道的人又各自记录。因此那本书残缺不全，涣散不统一，稿子虽然完成但不敢进呈。

二十九年夏，监修徐公退休，以旧大学士身份仍统领史局，不久去世。三十三年，召左都御史华亭的王公在家，与尚书泽州的陈文贞公担任总裁，而张文贞公与原任大学士孝感的态文端公担任监修。张公因为曾经担任总裁，负责修撰志书，陈公负责修撰本纪，王公负责修撰列传。王公延请鄞县的万君斯同和我县的钱君名世到家，将史事委托给他们。万君熟悉明朝典故，他家有余姚黄忠端公的《时略》，忠端公之子梨洲续写《时略》。《时略》记载嘉靖、隆庆时事及诸臣奏疏，《续时略》记载万历、泰昌、天启、崇祯时事奏疏。万君以这两本书为主，先修嘉靖以后的列传，而用实录来校正，参用传记。我当时二十多岁，曾屡次到他们的馆舍，看见万君撰写一篇传，聚集的书几尺高，四五部或八九部不止，与钱君商讨，哪个对，哪个错，哪个应该采纳，哪个不应该采纳，哪个可以取一二，哪个不足取。商讨确定后，钱君用文笔写出，所以文辞通达，事情明白，有远远超出唐宋两史的。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传记尤其好。弘治、正德以前的徐稿，考校既疏漏，错误尤其严重。万君没有足以相信的书，只凭实录及可以采纳的稗史，辨别人的忠佞，确定时间的先后。没来得及完成，而钱君入值南书房，万君去世，王公以户部尚书身份解任回家。

四十一年冬，熊公向各位公卿商议，仍然将徐稿进呈。皇上阅览后不悦，命交给内阁仔细查看。起初万君在世时，对于徐公的传稿，合并的分开，分开的合并，没有的增加，有的删除，钱君都在条目下详细注明缘故。王公回家后，重新编次，其分合有无，与万、钱稿颇有不同。五十三年春进呈，五十四年春再次召见。当时两位文贞公已去世，纪、志、表都还没有。王公于是取徐公旧志中的河渠、食货、艺文、地理删改，其他都沿袭旧稿。表则去掉功臣、戚臣、宦幸，而将大臣上改为宰辅大臣，中下改为七卿，只有诸王表与之相同。六十一年冬，王公闲居在京，删改徐公本纪，不到十天而十六朝本纪全部具备。雍正元年六月进呈，共三百零十卷，就是这史馆所贮藏的，王公奉敕编撰的本子。那本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弘治、正德以前的传不如嘉靖以后的传，这是大概情况。

最值得议论的是，王公重编时，馆中客人某刻薄无知，对于明朝党案，以及公卿被弹劾者，不考察人的始终，不问事情的真伪，深文罗织为能事，而名臣事迹，则妄加删抹，往往有连姓名都不记载的。是非毁誉，尚且不足凭信，不只是纪、志、表、传自相异同而已。雍正元年秋，奉旨重修，来不及纠正，我前书已说过了。现在想要编修《明鉴》，应当先论断《明史》的是非，校勘《明史》的同异，然后才可以从《明史》取材。如果说《明史》已经完成，怎么还能有纷乱更改，那么传中事情的有无真伪，从何而明？人的忠佞贤愚，从何而定？岂不是更加惭愧吗？我学识浅陋，对于史事能做什么呢？固然知道这是毁瓦画墁，但如果不稍加笔墨，怎么忍受素餐呢？所以再次请求阁下。阁下如果认为对，我奉召而来，敢不竭尽我的才能，稍微报答国家。

译恩惠于万一。即使不认为这样。椿也应当自我奋发。尽到职责所应当做的。以及力量所能做到的。不敢冒昧地居于馆舍之下。窃取修史的名声。享用奉养。利用纸笔。撰写私人的著作。像过去贤人所讥讽的那样。

译书写《宋名臣言行录》

魏源

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文达公）以侍读学士的身份担任总纂。纪昀原本就不喜欢宋代儒学家，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多有阐发议论。然而，没有哪部书像他对《宋名臣言行录》那样激烈了。他说：“这部录书对王安石、吕惠卿都只节选收录，而刘安世气节凛然，仅仅因为曾经弹劾过程颐，就一字不录。这是以私情淹没公义，因此我深感愤懑。”这种说法，他在《宋名臣言行录》的提要中发表，在《元城语录》的提要中发表，在《尽言集》的提要中发表，又在《宋如珪名臣琬琰录》的提要中发表，在《清江三孔集》的提要中发表，在《唐仲友经世图谱》的提要中发表。大声疾呼地排斥驳斥，反复多次，如同悬挂在国门上的明镜，像南山一样不可动摇。虽然如此，我不知道纪昀所依据的是哪个版本。这部录书的前集始于宋初，后集始于元祐年间，其中记载了刘安世二十多件事。他像《羔羊》诗所形容的那样廉洁，像曾参、史鱼那样品行高尚，像《明夷》卦所象征的那样守正，凛然正气足以激励懦夫，光辉照耀万年。所以南宋黄震在《日钞》中品评这部录书里的人物，也将刘安世排在王岩叟、范祖禹之间，次序相符。这说明宋代原本和现今版本在五百年间都没有改动。我不知道纪昀所依据的是哪个版本。况且朱熹对于刘安世，推崇他的刚直，认为比陈东（陈忠肃）更为适中；弹劾程颐并非出于私心；叙述折柳之事必定不是妄语；修养浩然正气，死后甚至引来风雷，洁白如秋霜烈日般崇高。然而纪昀却说朱熹千方百计压制刘安世，终究不能磨灭其名声。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追溯其缘由，纪昀大概只是看到了董复亨《繁露园集》中的盲从谬说，恰好迎合了他的内心隐秘想法，而不暇查验原书，便将其当作奇货可居。董氏不学无术本就不必说，即使他拿苏轼、苏辙党派以及禅学这两件事，作为刘安世不被收录的原因，但录书中选取二苏的言行，不下二十多件事，而列举宋初诸公混杂禅学的，又占了十分之七，这是为什么呢？况且这本书成书时，朱熹后悔因黄庭坚孝友笃行而遗漏了他，那么即使四科中没有列入曾参，还不足以算是记录者的缺失，更何况是没有见到言语神色就妄加评论呢。忠定公（朱熹）与文公（也是指朱熹，或指其他文公，此处依语境应指朱熹），都是百世师表，原本不是后人用一筐土就能增高泰山，用一瓢水就能减少渤海（意指其地位崇高，非轻易能增减评价）。而纪昀却以记录丑行、辩解尸位来抬高名声。我担心那些耳食之徒，或许会被他尊崇前哲的表象所迷惑而盲从，这就会更加加重纪昀的过错。至于纪昀说南宋亡于诸儒，不能归咎于韩侂胄；东林党起于杨时，最终导致明朝社稷倾覆，这固然无可指责。末两条见于《四库书目》庆元党禁、杨龟山集下。

再书写《宋名臣言行录》

魏源

太原阎若璩（百诗）说：“近日文人议论的固执与排斥，没有比杨慎（用修）更严重的了。杨慎最不喜欢朱熹，因为不喜欢朱熹，于是连带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司马光等儒者都摒弃不谈；因为不喜欢朱熹，于是连带将宋代一代的文章、事业、议论都摒弃不谈；因为不喜欢朱熹，于是将宋代等同于晋代，认为国家气运不能比肩汉唐。阎氏的议论真是畅达啊。虽然如此，但还没有找到他这样做的根源。杨慎谈论诗歌专门诋毁杜甫，谈论历史专门诋毁朱熹。他诋毁杜甫，是为了推崇李白；诋毁朱熹，是为了议论二苏。他尊崇苏轼、李白，是因为他们都是蜀地人。杨慎说：‘古今人才都患不足，稍微有余的，只有李白、苏轼两人。’杨慎大概想让自己与他们并列成为三人吗？然而他说杜甫总是推崇李白，李白总是轻视杜甫，这既不符合君子对待古人的态度，又因为杜甫的诗在宋代受到重视，便一并说宋人杜撰了《诗史》，败坏了风雅体统，可以说是勇于自我使用了。至于说朱熹在《名臣言行录》中列入王安石，导致僧俗易位，那就尤其不能不辩驳了。朱熹为两陈谏议作跋，洋洋洒洒三四千字，不亚于九鼎铸造魑魅（意指定性明确），而这部录书中王安石的十多件事，都是内心像公孙弘那样虚伪，学问像商鞅那样刻薄，固执像阳处父那样刚愎，不臣服像王敦那样傲慢，倚仗儿子像石虎那样残暴，都是选取元祐年间各位君子攻击王安石的话。这正如同编纂《楚辞》，附录扬雄的《反骚》，用来借著洪氏、苏氏贬低辞赋，阐明大义。即使比较范晔《列女传》不遗漏蔡文姬，朱熹《汝愚奏议》兼收蔡卞、蔡京，尚且有所区别。所以临川李穆堂侍郎深深遗憾录书中王安石言行的记载是诬蔑。同一部《言行录》，临川人说诬蔑诽谤王安石，蜀地人又说偏袒王安石。难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吗？况且朱熹回复吕祖谦（东莱），说这部录书是随手缀辑，不成文字，而杨慎却说朱熹自比《春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靖康初年，杨时就弹劾罢免了王安石配享太庙，销毁了《五经新义》的刻板。孝宗乾道五年，魏掞之并弹劾去除了他的从祀。杨慎却说他们父子配享太庙，整个宋代没有一个人公开说其不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杨慎夸耀唐代诗人二十二人，南宋宰相业绩五人，都是蜀地人士。并且说新法实行，始终争辩的只有二苏。说绍熙年间剑州黄裳的封事，远远超过司马光。而其他不是蜀地出身的人，即使是韩琦、欧阳修的功德业绩，都依据小说言论，议论他们疏于防备、危及自身，是莫大的罪过；议论他们亲近妓女、挟带私情，诬蔑钱氏等秽史。唉！对家乡的重视如同山岳，地域观念的坚固如同城墙，却反而说别人的地域观念没有化解吗？这更是过分了。于是说朱文公著书谈论道义，品评古今，无不违背公理，远离人情，称赞秦桧，诋毁岳飞，窃取诸葛亮、匡衡、陶渊明、韩愈的名声，都极力诋毁不让他们成为完人。唉！天下后世，还有读书人吗？朱文公的父亲韦斋公，因触犯秦桧而离开朝廷。朱文公说天地正气，忽然爆发于施全身上，又想请求为岳飞平反，曾离开朝廷但未果。他的手帖保存在岳氏家中，所以……

译张珂跋文反复感激，数千言见于《宝真斋法书赞》，却指责其党附奸佞、阿谀奉承，压抑忠诚。恐怕让岳飞、秦桧二人来质证，也未必会接受这样的阿谀与诽谤。至于《资治通鉴》沿用旧史记载诸葛亮“入寇”，《通鉴纲目》予以纠正，这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如今说这是窃取，究竟是谁看见、谁传布的呢？朱文公给予蜀汉君臣以正统地位，书写陶渊明为“有晋士”，特意著《韩文考异》，以彰显道统。而诸葛亮、韩愈直到宋代以后才在孔庙配享，这难道是表彰的力量吗？还是诋斥的力量呢？至于匡衡解说经义醇正精粹，却因在汉朝为相时奸贪而败亡，所以朱文公怀疑他是抄袭之说，而杨升庵对此不服。那么匡衡是醇儒吗？朱文公告诫门人议论霍光、马援时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意思是选取别人的长处作为自己的老师，为何如此议论呢？李用修还说朱文公是无过中求有过，却不思考苏东坡认为荀彧不圣、武王不圣，甚至认为商汤、周武王是篡弒，以扰乱天下公义，从孟子开始，认为昭烈帝、诸葛亮入蜀与曹操无异，这是有过中求无过呢？还是无过中求有过呢？为何不置一词解释呢？朱文公在《名臣言行录》中，罗列苏东坡忠正的大节非常详尽，而李用修说朱文公专门诋毁其尚未显露的恶行。那么李用修以庄子、诗礼为盗冢，来验证宋代儒者谈论性理，这难道是预先诋毁尚未显露的瑕疵吗？李用修说：自周公、孔子以来，没有一人能逃脱朱文公的议论。我说：宋代一代，除了蜀人之外，没有一人能逃脱李用修的议论。然而他竟欺后世没有读书人，动不动就某书、臆测某事，鼓噪后生，从而误导他们，甚至伪称朱子语录别本，说大颠书是韩愈的死案。唉，陈氏纠正杨氏的书，也是不得已吧。

译与袁子才先辈论小仓山房文集书

彭绍升

往日承蒙您屈尊探望。我在角落侍奉，仓促之间，未能尽述心中所想。您的文集里叙事的文章，学识渊博，描绘极其精工。但是其中传闻互相矛盾，多有混淆错误。我敢根据我所知道的，略陈一二。希望您垂听并明察。

查《八旗通志》姚启圣传，记载姚启圣在康熙二年考中汉军榜第一名，被任命为香山县知县。康熙八年，因事被革职。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叛，才开始招募乡兵前往康亲王的军队。现在文集中说姚启圣到任那天，释放了之前被囚禁的官员，让吴兴祚劝说康亲王，发檄文召他赴军。把十年的闲事，合并为一时之事，这是错误的。

又《志》记载施琅在顺治初年归附八旗，康熙二年，多次升迁至水师提督，并不是姚启圣所奏请署任的。后来朝廷商议停战召他回来，也没有怀疑施琅的心意。到了澎湖之战，能决定三军命运的，只有施琅，姚启圣只是驻守厦门，调拨资粮罢了。现在说施琅漂泊海上，姚启圣率领大军去救他，恐怕不符合事实。用《八旗通志》以及《榕城文集》《台湾纪略》来参证，得失就可见了。不知道文集中所依据的是什么书。

至于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反叛，第二年，耿精忠反叛，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叛。文集中屡次写三藩反叛，都作为十三年的事，这也是错误的。

《张楷传》记载张楷在安徽，因为议论宽免积欠而获罪。查《朱批谕旨》及督抚年表，张楷在雍正年间，没有巡抚安徽的事。又说调任江西巡抚，因为亏空仓粮被解任听候查勘，这也是错误的。这是裴度的事。张楷曾经担任江西布政使，但从未担任过巡抚。

《陈恪勤传》记载陈恪勤被下江宁狱时，赵恭毅巡抚浙江，经过江宁，传达谕旨，这也是错误的。赵恭毅在康熙四十一年被任命为浙江巡抚，那年冬天调任偏沅。陈恪勤获罪在四十四年，他再次被罢职，又在四十九年，那时赵恭毅还没有离开偏沅。

《沈光禄状》，东巡的事在乾隆八年，那是巡视盛京，不是山东。胡恪靖祭告南镇，不是南岳。南镇指的是会稽山。

以上所陈述的，都是显然可见的。其他琐碎细节，或许不容易一一列举。只希望您悉心考核，随手更正，使得毫发无憾，然后才安心，这才可以作为传世行远的计策。不然的话，与其失实，不如存疑。这是我内心深深祈祷的。

再说凡是古人撰写碑志，没有不等待其子孙陈情乞求而随意撰写的。随意撰写，那么我的话既被置于无用之地，又没有子孙为之作证，那么这个人的始末就不完备，而只是采撷道路上的传闻，剽窃士大夫的余论，或者援引甲来充当乙，或者取李来代替桃。流传到日后，真伪混杂，是非昏乱，不如全部删去更为妥当。

我的意见是，大集中的各种碑志，没有子孙陈情乞求的，就删削掉。那些事迹言辞可以考证，始末完备的，或者作为传，或者作为状，都可以。始末不完备的，或者另外作为书事，也可以。如果真的这样，对于作者来说既不至于失言，而各位先生平日的行事，也能借此取信于后世。这与随意撰写的大不相同。您认为如何？希望能进一步教诲我。

西安府儒学碑目序

顾炎武

西安府儒学，先师庙的后面，有五座亭子，周围环绕着走廊，而在其中陈列古今碑版，俗称为碑洞。自从嘉靖末年地震以来，记载志书中有名的碑，大多毁坏断裂而不存在了。现在存在的，还足以冠绝天下。我游览至此，因而考证并为之作序。

过去观看文字、摹拓金石的人，必定是喜好古代且博学多识的人。现在的君子，有不知道世代的，不辨别六书的，却旁搜古人的遗迹，层层捆束，用来喂养蠹虫老鼠。致使郡邑的官员，烦于应付命令，而工匠墨客的耗费，计无所出，不得不从百姓那里取用。其危害已经不小了。

有的碑在国门之外，距离县城几十步，而隶卒一出，村里的蔬菜米粮，舍中的鸡猪，不足以供给他们吃饱，而父亲孝子、子弟，相继愁眉苦脸，以有碑为苦。又有的在深山穷谷，而政令没有定时，暑雨寒冰，奔驰僵仆，那么工人隶卒，也没有不以有碑为苦的。而百姓更不必说了。于是趁着时机的空隙，挖掘并毁坏它，以消除祸患。我行走天下，所闻所见像这样的很多。没有比醴泉县最显著的。该县总共迁徙两次，而唐代的昭陵，距离现在五十里。当时陪葬的诸王、公主、功臣的盛况，墓碑之多，见于崇祯十一年的志书。存在的，还有二十多通。而我亲自到那里，只看见卫景武公一块碑，已经磨灭其姓名。土人说，其他碑都不存在了，存在的都磨去了字。

石头与百姓有什么关系，而百姓又与石头有什么仇怨？之所以这样，难道不是现在那些虚浮羡慕古文的君子招致的祸患吗？

至于碑洞的建立，凡是远郊的石头，抬运到其中，既便于观看者的连接，而工人聚集在下面，每天得到几十钱来供给衣食。这就是害不胜利。今天的事情如果害不胜利，即使君子也有取用之处。所以我详细列出，以告诉真正喜好古代的人。至于郊外及下邑的碑，我已经不能寻找，而害怕记录它来遗留祸害，所以不具列。并且告诉后来的官员，想要保全境内碑刻的，不如迁徙到邑中，而有识见的君子，谨慎不要以好古的虚名

译名声。至于危害百姓而毁坏石料。

译方音日知录

顾炎武

五方之语言，虽然各不相同，但如果结交天下的士人却操着一乡一地的口音，这也是君子所不取的。所以仲由的粗野，孔子对此感到忧虑；舌头像鴃鸟一样的人，孟子所斥责。而《宋书》说高祖虽然世代居住在江南，楚地的口音却没有改变，雅正的风流，没有听说过。又说长沙王道怜向来没有才能，言语口音非常楚地化，举止行为，大多鄙陋拙劣。《世说新语》说刘真长拜见王丞相，出来后，有人问见到王公怎么样，回答说：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只听到他说吴语罢了。又说王大将军年轻时，原本有乡野之名，语音也是楚地口音。又说支道林进入东晋，见到王子猷兄弟回来，有人问见到诸王怎么样，回答说：见到一只白颈鸟，只听到呼唤哑哑的声音。《北史》说丹杨王刘昶，呵斥责骂僮仆，声音夹杂夷夏之语，虽然在公宴上，诸王常常侮辱戏弄他。凭借创业之君、中兴之相，尚且不免受到时人的议论，何况士大夫呢。北齐杨愔称赞裴谳之说：河东士族，京官不少，只有这一家兄弟，完全没有乡音，他们所轻视的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著书作文尤其忌讳俚俗，《公羊传》多齐地言语，《淮南子》多楚地言语，至于《易传》《论语》，何曾有一个字呢？至于讲经授学更加重视文言，所以孙详、蒋显，会集学习《周官》，而口音违背楚夏之正，那么学徒就不来了。《梁书·儒林传》陆倕说李业兴学问深博，而旧日口音不改，就被梁人所嘲笑。《北史》本传邺下人士，音辞鄙陋，风操蚩拙，那么颜之推不愿意让他做儿子的老师。《家训》就是这样，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的志向，必定从他的发言开始。

书乡饮酒礼

朱轼

世上迷惑人的东西很多，而酒最为严重。古人除了祭祀、宴饮宾客、养老之外，没有饮酒的。《论语》记载孔子只有酒没有定量，就是乡饮酒礼所说的无算爵。饮无算爵而不致混乱，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然而孔子曾经说不被酒所困，这对我有什么难的呢？这是圣人尚且不敢自己肯定能做到的。用圣人都不能自己肯定的事，来要求常人，难啊。所以想要不混乱，不如不饮酒。有的人却说酒可以忘忧，嗜酒的人，有所依托而逃避。难道不知道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唯独在于这颗心吗？心难以觉悟而容易昏昧，即使惊惧警惕、震动它，还担心不够，无缘无故而用酒来使它昏昧，不是大惑吗？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忘忧就是忘生了。《小宛》的次章说：那些昏昧的人不知道，一味醉酒日益富足，这是遭遇乱世互相告诫避免祸患的诗。没有听说终日酩酊大醉，而能超脱于乱世的人。我曾经说阴间果然有地狱，那一定是何晏、王弼等人居住的地方。自从旷达之说兴起，一时轻薄之徒，争相效仿，而学士大夫，又用文章风雅的名目来美化他们，而谨慎端正仪容的君子，反而被诋毁为鄙吝。到了这个地步，酒对人心风俗的影响就很深了。狱讼频繁兴起，还是后来的事呢。先王知道人们的饮食欲望，不能完全消除，而思考用来遏制其流弊的方法，于是制定了饮酒的礼仪。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能醉。不混乱就没有对酒的厌恶了。这乡饮酒的礼仪，不可以不赶快讲求啊。

履说

周拱辰

有客人从邗沟来，娓娓动听地夸耀乌衣子弟各种鞋子的制作不停，于是问我古代鞋子的样子，我不耐烦用言语贡献，姑且写了一篇履说回答他，并且用来记录感慨。

帽子和鞋子，是君子的车舆。帽子用来象征天，鞋子用来象征地。天地是用来养育人的。按照先王的法服，而不敢把淫亵的东西加在头上，这是为了敬天。按照先王的法服，而不敢把淫亵东西加在脚上，这是为了敬地。《周礼》中的屦人，就是它的法制。它说王和后的服屦，赤舄黑舄，素屦葛屦，辨别命夫命妇的命屦、功屦、散屦。舄有黄繶、赤繶、青繶。繶，是用来做边缘的。句，就是絇，是用来做鞋头的。素屦去掉装饰，散屦去掉句，这是为了表示哀悯。这都是周代的制度。而不止这些。有屩，有屧，有靸。舄，是复底的。屦，是麻制的。屩，是草扉的称呼。屧，是鞋中的垫子。儿屣叫靸。有齿的叫●。都是它的同类。有人说中间有木的叫复，舄低矮的叫●，不衬底的叫鞮，丝做的叫履，麻做的叫不借，有的叫●，有的叫●。同类之中有区别。这也是同类中的区别。那么称名恰当吗？说不恰当。穿朝服则穿履，穿祭服则穿舄，穿燕服则穿屦。凡是它的同类，各有取用。一定要正名，严肃地辨别事物。有颜色，赤色、黑色、白色、黄色、玄色、纁色、青色、白色，表示完备。有时间，皮制用于冬天，葛制用于夏天，丝制用于四季，适宜叫做宜。有礼仪，君子三爵而退，跪着取鞋。偏僻隐蔽的地方才穿鞋，坐左边纳右边，坐右边纳左边，这是恭敬。有等级，天子用赤、黑、白辅助，后用玄、赤、青辅助，诸侯、大夫、士、百工，用绿色辅助，用青色辅助，用白色辅助，奴婢纯青色，舞人借用颜色。不踩脚跟，不敢侵犯。道理在于羲文画履。说君子用来辨别上下，安定百姓

译志。又说：履就是礼。礼居于鬼道而顺从地德，这就是敬土的意思。不敢把那些淫亵轻慢加诸于脚的东西，加诸于土地。剑佩在左边，是青龙的象征；刀佩在右边，是白虎的象征；钩佩在前面，是赤乌的象征；冠戴在头上，是玄武的象征。四兽的仪饰完备，威仪就肃然了。脚，是四兽的护卫。就像胡须对于龙没有实质作用，但龙没有胡须就不显神异；尾巴对于虎没有实质作用，但虎没有尾巴就不显威严。脚的仪容必须庄重，君子对此要谨慎。虽然如此，开始时谨慎，最终却走向混乱，也不过是不审慎罢了。

《诗经》说：“纠纠葛屦”，说的是粗布鞋，质朴而古朴；“弋绨华舄”，说的是黑丝鞋，华美而古朴；“赤芾金舄”，说的是红蔽膝配金鞋，华美而古朴；“翠被豹舄”，说的是翠羽衣配豹皮鞋，华美而古朴。如果缀上珍珠，就奢侈了；如果加上玉饰，就蛊惑了；如果贴上金箔，就放荡了；如果绣上龙虎图案，就淫靡了。吴地百姓住在草房却用金饰鞋扣，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没见过穿粗布袍子的人佩戴美玉，穿粗麻衣的人绣上彩带。

从前秦国兴起时，改革车马，更换服饰颜色，坑杀儒生，焚烧书籍，把晚周战国时期所有靡靡之风都淘汰了，唯独对鞋履不能改革。岂止是不改革，反而更加严重。有虎头鞋，是用来像飞禽择肉一样吞并六国的；有绣鸳鸯鞋，是用来狎昵燕、赵、齐、楚宫女的；有望仙鞋，是用来眺望三座神山，并且为了安期生、羡门高、茅盈那类人的。不久镐池君死了，鹿台失守了，这都是鞋履带来的灾祸。

晋朝有凤头鞋、聚云鞋、五朵鞋，这和秦朝一样。宋朝有重台鞋、笏头鞋、分梢鞋、元凤鞋、五色云霞鞋，这也和秦朝一样。不久狸猫衔鞋而晋朝混乱，束缚纤细脚趾而宋朝短命，这也是鞋履带来的灾祸。鞋履带来灾祸而国家土崩瓦解，不过是不敬土罢了。那么唐宣宗追述尼山制定的制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孔子说：“现在大家都穿纯色的衣服，我也跟随大众。”这是圣人的话。一定是孔子的制度吧？斩蛇的剑，西王母的桃核，不都一起烧尽了吗？现在鞋履已经妖异了，妖异产生怪异，怪异产生妖孽，妖孽产生灾难。《诗经》说：“服饰不中节，是自身的灾难。”顺应这种变化而产生灾难，那么应该在这里有所变革了。从前妹喜戴男冠，何晏穿女装，他们脚下踩的是什么鞋呢？现在有人做杯子，用脚来荐举入口，这不是倒置了吗？又会有什么结局呢？

寒暑交替失序叫做败坏年岁，头足位置颠倒叫做败坏人伦。败坏人伦就不属于人的常理了。所以，懂得天道的人用夏气来养护春气，懂得大道的人用礼来养护乐，懂得法服的人用礼来养护冠冕。

译正俗

钱大昕

古代有儒、释、道三教。自明朝以来，又增加了一教，叫做小说。小说演义类的书籍，从未自认为是一种教化，但士大夫、农夫、工匠、商贾，没有不熟习听闻的。以至于儿童妇女中不识字的人，也都听闻得如同亲眼所见一般。这种教化比儒、释、道更为广泛。佛教和道教尚且劝人向善，小说却专门诱导人作恶。奸诈、邪恶、淫乱、盗窃的事情，儒、释、道的书籍不忍心直言斥责的，小说必定详尽描绘其形态，津津乐道。把杀人当作好汉，把猎取美色当作风流，丧心病狂，无所顾忌。子弟中安逸居住而缺乏教化的已经很多了，又有这类书籍来引诱他们，怎么不怪他们接近禽兽呢？世人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反而责怪刑狱日益繁多，盗贼日益猖獗。哪里知道小说对人心风俗的毒害，已经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了。负有觉悟世人、开导民众责任的人，应当赶快将其焚毁抛弃，不让其流传播散。从京城内部，到各省外部，严厉稽查书坊市场，有刷印售卖的，以违反制度的罪名处罚。实行几十年，必定有消除盗贼、减少刑罚的效果。或许有人批评我的话为迂腐遥远、脱离实际，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

订音律

邱嘉穗

现在的戏曲就是古代音乐的遗存，现在的词曲就是古代诗歌的遗存。然而古代的诗歌音乐，纯粹出于正道，而现在的戏曲词曲，都流于淫邪偏僻而不可训导。不仅中正之声消亡到了这种地步，也是因为戏曲词曲中所演绎的事情，全都是增加悲伤、增长欲望的工具，而人们没有将其视为法度戒律的缘故。自从汉朝以来，儒者大多想要恢复古代的诗歌音乐，却只在钟律字句的细节上比较音节，致使议论纷纷，而没有决断。古代的乐器和声音，最终无法恢复。即使侥幸恢复了，如果不通过舞蹈来展现其事，也让人无法观感兴起，就像爰居听到钟鼓声却逃跑一样。我私下认为，在当今世道，想要追求古代音乐的声音，以恢复先王的旧制，势必不能做到。不如仿效古代音乐诗歌的遗意，召集名儒，将现在所谓的戏曲词曲，一一比较修订。那些淫艳而伤害风化，以及善不足以作为法度、恶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予以禁绝。而那些编撰成曲、颁行天下的，必定都是古今忠孝节义、可歌可泣、可效法可传颂的事情。至于乐器和声音，也不妨从今天的优伶中，稍微选取明白正大、抑扬有节的部分。怎么现在的音乐不像古代的音乐呢？如果说戏曲不足以充当古代音乐，词曲不足以充当古代诗歌，而想要将它们分离，听任它们在天下自行止息或流行，那么古代的诗歌音乐既然不能突然恢复，而今天流行的戏曲词曲，将日益陷入郑卫之地的淫靡，而不知止境，雅俗两失。这是草野之人的私忧，愿意与主管风化的官员商讨。

陶石梁说：现在的院本（剧本）就是古代的乐章。每次演戏时，看到孝子、悌弟、忠臣、义士，激烈悲苦、流离失所、尽忠遇难，即使是妇女、牧童，往往涕泗横流，不能自制，旁观左右的人没有不这样的。这感动人最为深切、最为神速，比起老儒生坐在讲席上讲经义，老和尚登上法座说法，功效百倍。至于渡蚁还带等剧目，更能使人知道因果报应，秋毫不爽，杀盗淫妄不知不觉自然化解，而好善乐生的念头油然而生。这虽然是戏，却是有益的。近来所撰写的院本，大多是男女私通淫秽的事情，深可痛恨。而世人喜欢搬演，聚集父子兄弟，让妇女同处帷帐中观看，看到那些淫谑亵秽、极尽丑态，恬不知耻。不曾想到男女的欲望如同水浸灌，即使日常防范，还恐怕有渎乱伦理、触犯道义的事情，何况是宣扬淫乱来引导呢？试想此时观看的人，心里都是什么状态？不仅是少年不检点的人情意飞荡，即使生平以礼义自持的人，到了这里也不觉心动，稍不自制，便进入禽兽之门，可不深加警戒吗？

禁邪说示

汤斌

为政没有比端正人心更优先的，端正人心没有比端正学术更优先的。朝廷尊崇儒学、重视道义，文治修明，表彰经术，罢黜邪说，正道如同日中天。唯独江苏的书商，只知道牟利，专门结交一种无品行、无学问、企图侥幸得利的人，编纂小说传奇，宣扬淫乱、教导欺诈，极尽秽亵，污染人的耳目。绣像雕版，极尽巧工。游手好闲、品行不端的人，与志向未定的年轻人，血气摇荡，淫邪的念头日益滋生，奸伪的习气日益严重，风俗败坏，无法救正，深可痛恨。应当严禁。仰告书坊人等知悉：除了十三经、二十一史，以及《性理》《通鉴纲目》等书外，如宋元明以来，大儒注解经学的书籍，以及理学、经济、文集、语录，未经刊刻，或版籍毁失的，按照原式，另行翻刻。不得听信狂妄后生，轻易增删，致使失去古人著述的本意。现在正值修明正学之时，这类书籍出现，远近购买的人众多，其流传广而且久，你们计算利益也应当出于此。如果说古书深奥难以通俗，可以聘请老成醇谨的人士，选取古今忠孝廉节、敦仁尚让的实事，以及善恶感应、凛然可畏的内容，编为醒世训俗的书籍，既可以教化引导愚蒙，也足以检点身心，不在禁止之列。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编刻淫词小说戏曲，败坏人心，伤害风俗的，允许人们据实举报。将书版立即焚毁。其编撰者、刊刻者……

译对于刊刻者、发售者，一律从重惩处，戴上枷锁在交通要道示众，并追缴原本的工钱，限定日期，另外刊刻古书，每完成一部便予以处置。

译禁刊邪书疏 康熙二十六年

给事中刘楷

我私下认为，学术与人心，是教育的首要任务。我们皇上天生睿智，亲自研讨，重视经史以勉励士人，颁布十六条谕令以劝导百姓。天下风气蒸蒸日上，没有不受到感化而奋起的。从前孟子说：“杨朱、墨翟的学说如果不消除，孔子的学说就不能彰显。”自从皇上严厉诛杀邪教，异端邪说屏息不敢作乱。但是淫秽的词章和小说，仍然在街市间流传。有从前曾经被禁而公然重新刊行的，有在禁令之后刻印而荒诞虚妄特别严重的。臣看到一两家书铺，刊印单页出租小说，上面列出一百五十多种，大多是不合常理的话语、诲淫的书。在一两家小店贩卖购买尚且如此，其余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书辗转相互传染，那些追求浮华的士子，明明知道书中必定没有那样的事，却都说言语崇尚风流；那些见识浅陋的愚夫，胡乱猜想确实有那样的人，不免情欲放纵放荡。程度轻的，甘愿效仿阴险狡诈之徒；程度重的，逐渐放肆狂妄悖逆的言辞。这真是学术和人心的大祸害啊。又有一种无知的匪类，假借僧道之名，谈论佛教和神仙，敢于做出欺世惑民的话语。有的刻印语录方书，以秘诀作为引导的津梁；有的声称祖师降神扶乩，用虚妄的言辞预言人的祸福。人们见到后诧异于其神奇，争相附和，投奔认作师徒，纷纷传诵。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胆大愚诈的人所为，不识法度。等到败露时，牵连无辜的人，即使想宽恕他们，也难以宽假。不只是无知的小人这样，又或许有身居儒林，内心趋向诡僻的人，不体察圣贤的正统学问，专门想着借机树立名声，凭借标榜的虚名，希求功名的捷径。这类事情，怎么容许在光天化日之下混杂出现呢？臣请求有关部门通行五城和直省，责令学政和地方官，所有淫秽词章小说，以及妄谈语录等类，立即销毁旧版，永远断绝根源。即使是儒门的著作，今后只推崇宗圣之学，确实能够阐发圣贤儒先正理的，才允许刊刻。不允许私自设立名目，各自逞扬自己的学说，迷惑误导后人。违者应如何严禁，使得学术端正，人心纯正，移风易俗，从古至今都昭然明显了。

卷六十九 礼政十六 正俗下

二氏论

蒋士铨

井田制不能充分供养百姓，导致懒惰游荡的人众多；学校不能充分教化百姓，导致邪僻的人产生。于是佛教和道教兴起了。佛教和道教，是用全力为天下国家分担教养责任的万分之一。有一个饥饿的人在这里，向市人乞讨一百钱，没有人响应。于是他归依了佛教和道教，拿着募缘疏请求说：“寺观庄严，善缘资福。”于是施舍堆积如山。问他佛教和道教的宗旨，他不知道。他说：“我只是免于饥饿罢了。”有一个顽固的人在这里，面临官府，加上刑戮，毫不畏惧。有人告诉他地狱天堂苦乐的事情，他就顶礼持诵，愿意忏悔。问他佛教和道教的宗旨，他不知道。他说：“我只是为了苟免地狱罢了。”假使没有佛教和道教来收容这些众多的庸众，他们将迫于饥寒，共同成为盗贼，凶逆奸邪之徒遍布山泽，掌管狱讼的人穷于应付而不能治理。这是佛教和道教有消纳懒惰游荡、邪僻之人的功劳。而且他们的学说以劝善为宗旨，没有犯上作乱、亵渎鬼怪的事情，所以历代都不能消灭。士人中诡诈的人，取用孔子孟子的宗旨，学习写成经文偈语，使圣人平正显明的道理，隐藏在繁复诡奥的词语中，而改变其面目，于是让庸耳俗目惊疑敬畏，好像佛教和道教的学问，出于孔子孟子之上，多么愚蠢啊！佛教的学说叫“空”叫“悟”，就是我们儒家克制私欲、恢复天理的宗旨。只是遏制私欲、保存天理，其功夫切实，循序渐进，有的因利益而实行，有的勉强而实行。佛教改变其学说叫“空”，言语较直截，而蹈虚躐等的人觉得方便。有的学习而知，有的困顿而知。佛教改变其学说叫“悟”，悟的人虽然愚笨必定明白，空的人虽然柔弱必定刚强。难道真能别有宗门吗？那么没有佛吗？回答说：有。这是西方夷狄中存理遏欲的人。他教导人说“空”，空就没有可欲的了；说“悟”，悟就使那些迷溺于私欲的人返回而进入天理的境界。西方的人，没有读过孔子孟子的书，迷昧的人多，没有学问启发他们的聪明，所以让他们趺坐冥心，静极生慧，这就是困而知的人，所以叫做法器。就像我们儒家鲁钝的人，一旦贯通，就是读书的种子罢了。现在中国披缁的人大多是小民市井之子，懵然无知，既入空门，在寂静中渐渐觉得心地明朗，就是所说的虽愚必明。有什么值得奇怪，而诧异为神奇呢？至于其他恐吓挟制、附会猥诞的各种学说，都是他们不肖的门徒，借夸诈来诱人钱财。佛本来不知道。有人说佛死后知道后世，生前记得前身，难道是庸人吗？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存理遏欲的人。天理浑然，虚灵不昧，有的人能这样。史册记载古今知道前身后世的人也多，难道都是佛吗？仙又怎么样呢？回答说：这不用辩驳。老子庄子的宗旨也只是以达观离俗，不被世俗网罗牵绊为宗旨。他们养生吐纳的教导，也只是求治病保生罢了。并没有飞升天上、步虚海外的说法。有的借御风访道作为寓言，秦始皇汉武帝于是沉迷溺爱，愚蠢啊！佛说示寂，仙说尸解，他们的死是一样的。死而有灵，也不过是一个聪明正直的神罢了。我们儒家死后成为神的，不可胜数，何必是佛教和道教呢？回答说：那么圣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