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九兵政二十剿匪

译道路像羊肠一样曲折。古人常说蜀道难走，这几个郡县的情况尤其严重。贼匪向来藏匿在这里，成为精锐部队聚集的地方，这就是野兽的头。

湖北的郧阳、归州、施州、宜都，西北与陕西接壤，东南与四川接壤。施州向南的地区原本是土官世代承袭的领地，雍正年间才开始废除土司制度，改为流官治理。郧阳是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的枢纽，长山和大谷绵延千里。明朝时刘千斤、邓胡子屡次占据这里作乱，直到原杰割让竹山县地设置竹溪县，割让郧阳地设置郧西县，分割陕西的商州设置商南县和山阳县，分割河南的唐县、南阳、汝州设置桐柏县、南召县和伊阳县。这些地方处于要害位置，后来专门设立郧阳巡抚来镇压。

在施州和郧阳之间，归州和宜昌一带，还保留着巴渝地区的遗风。在郧阳和襄阳之间，武当山和荆山占据着山岳险阻的要冲。从襄阳向南，可以通往安陆和宜昌；向东经过，则逼近荆门。地域广阔而路径众多，处处都可能陷入混乱，这就是野兽的腹部。

陕西的汉中，向西通往略阳，向北连接大散关。兴安府大部分是从郧阳分出来的土地，其中有石锉山、金竹山、化龙山等山，以及坪埠峪、观音沟、七里关等险要关隘，都是怪石嶙峋，山谷深邃，山势险阻，号称天险。而米贼的教派，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地的大小龙溪，凡是张氏的遗迹，当地人至今还津津乐道。这就是野兽的脊背。

河南的浙川县，有荆子关，山峦远远连接着武关。由此向南，邓州则有熊耳山和旗杆岭，山势也非常巍峨险峻。再向南经过唐县的铜山，到达桐柏县和信阳州，则有桐柏山、大复山、穹窿山，与武胜关等险要关口相互扼守。古称义阳三关的，实际上雄峙在这里。虽然不像湖北、四川边境那样险峻崎岖，但在中原地区，这一带确实是深险的区域，这就是野兽的尾巴。

译总计从巴达到达信阳，西南绕行，东北直达其东南。路程将近三千里。南北纵向宽广，也不下一千多里。楚地进攻紧迫，就溃逃进入秦地和豫地；秦地进攻紧迫，就溃逃进入蜀地和豫地；蜀地进攻紧迫，就溃逃进入秦地和楚地；豫地进攻紧迫，就溃逃进入楚地和秦地。将领想要占据险要、守卫要害，但地域辽阔、道路繁多，随处都可以偷偷越过。将领想要稽查奸细，但这些人都是百姓，分辨非常困难。这只会成为行旅的祸害。过去杨武陵计划驱赶贼寇进入四川，把祸患推给蜀地，四面合围加以歼灭。等到蜀地无法支撑，贼寇势力壮大，楚地随即也随之倾覆。孙雁门在关外抵御流寇，贼寇攻陷了整个豫地，豫地失陷后随即叩击秦地关隘，秦地也无法支撑。这些都是失策。议论的人说贼寇隐藏在四省边隅的深山密林之中，进攻剿杀难以深入，搜捕无法触及，导致一时难以扑灭。不知道贼寇在深山密林中，固然难以攻击，也易于被围困。制定长远的策略来防守，使用奇兵来袭击，终究会成为网中的兔子。倘若放任他们进入平原旷野，无论是否有旧日跟随教匪的人作为内应，而且太平日子久了，百姓不懂军事，风声鹤唳，望见尘土就惊慌溃逃。地方上的无赖之徒，趁机借此进行掳掠，其祸害不可胜数。这是贼寇形势中不可不知的。至于被贼匪残破的各地方，虽然大军已经恢复，但当时权宜实行招纳，那么心中怀有反侧之意的人，应当不少。所有流亡的民众，辗转迁徙回到家乡，零星分散居住，未能形成完整的气势和重大的势力。沿边各县城，大的跨越山岭连绵数百里，小的也不下数十百里。州县设置的兵额只有数名或数十名，形势单薄弱小，难道能够进行巡逻吗？而北省招募乡勇，多半是为了收罗地方无赖，尤其难以依靠其实际效用。那么新收复的各州县城池，固然依然如故，将凭借什么而不恐惧呢？贼匪虽然没有远大的谋略，也有小小的诈术智谋。心里盘算取道未破的州县，必定遭到拦截，而从已经残破的地方经过，可以迅速通行无阻。等到已经残破的地方，再次遭受匪患，那么附近未破的州县，必定大为惊扰。探知那里人民逃散、村落空虚，就乘机焚烧劫掠。这是贼寇借山谷作为巢穴，借被害各地作为旅舍，从而蚕食各郡邑。私下估计新收复的各州县，必定要有切实的措施来巩固其防御，断绝贼匪再次侵扰的迹象，然后才可以逼迫贼寇进入巢穴，用猛烈的剿杀来清除余孽。其他如被害的各村落，房屋荡然无存，难民没有资财生存，安抚稍有不妥，那些不能自存的人，或许会暗中依附投靠，这也是情理中可能有的。这也是懂得医者应当兼顾防止余症的道理。熤未曾亲自到军中，也没有见到滋事以来的各种文书报告，那么局外人的议论，难道能得其要领吗？而鄙见所窥探到的，就是这些。至于进攻剿杀的方法，安抚辑宁的术数，或者寻求四省一举荡平的策略，或者在全楚谋划保境自固，还应当竭力思考，分路筹划，以备大智近言之人的察验。

论川楚教匪事宜疏 嘉庆四年

御史梁上国

臣新近奉诏书，命令朝廷大臣各自陈述所见，陈奏用人行政的各种事宜。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首先在于平定贼寇。平定贼寇之后，万象更新，天下和乐，仁心仁政，才可以切实地施布于天下。臣三四年以来，每每听闻楚蜀寇乱侵扰，心中如焚。因此研访情形，逐渐有了浅陋的意见。虽然自知愚陋，但不敢不在圣主面前陈述。谨条列其事如下：

一曰正罪名以申明国法。查律法记载，管理百姓的官员，激变良民，因而失陷城池的处斩。而失察邪教煽惑聚众，酿成不法行为的，罪止革职。所以川楚贼匪，地方官都以邪教为由上奏。邪教固然确实存在，但起初兴起于湖北，蔓延于四川，而在河南陕西境内出入奔突，其中不全是邪教。如果必定指为刘之协的党徒，那么小小的刘之协，有什么计谋术数，能够煽惑这么多人呢？可知这几省的贼匪，都是地方官激变的百姓，而以邪教上奏，是为了避重就轻，掩盖其激变殃民的罪过罢了。臣推究事情的原委，从乾隆六十年湖南的苗民说起，地方官对苗民，平时不能安抚驾驭，逼迫勒索供应，科派夫役，种种凌虐。而内地奸民侵夺苗地，苗民控诉，官府又不为他们申理，因此因而滋事。当时统帅进讨，驻兵两年，两广云贵四川等省，都有征调，而湖北最近，差徭尤其多，都按照军兴法从事，而不肖官吏，更从而奉一派十，渔利侵肥。那时又逢严禁小钱，滇黔川楚无赖之徒，向来以私铸私贩为生的人，一时罢业，本来已经狡猾而想逞强，又恰逢襄樊一带，有查拿邪教的案件，有司奉行不善，挨户搜查，奸胥蠢役，乘势攫取财赂，不遂所欲，就诬以邪教治罪。于是正犯刘之协等人，反而得以脱逃，而乘机鼓动煽惑，纷然并起，与官府为仇。朝廷认为正当用人之际，将失事各官，暂且宽容，等事情结束后查办，而各官仍然安居本任，甚至有因收复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贼犯，反而获得优厚赏赐的。贼徒有所借口，而胁从者依附贼寇就更多了。医生治病

译应当首先探究导致疾病的原因，然后用药才能准确。臣愚昧地认为，湖北、四川等省那些挑起事端、酿成祸乱的官吏，必须查出并核实他们的罪行，分别加以惩治。然后向天下明确宣告：贪婪残忍的官吏既然已经为民执法，而那些大逆不道的贼寇，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焚烧掠夺城邑，毒害善良百姓，实在是天地所不容，神人共同愤慨。责成将领和士兵限期将其扫除，那么国法得以伸张而人心信服，士气振奋而贼势孤立，如同落网之兽、待斧之鱼，不难将其彻底消灭了。

译第二，广泛谋划商议以筹定必胜的计策。孔子论及行军作战，说“喜好谋划而能成功”。喜好谋划，就不只是依靠兵力而已。查探贼匪势力虽然猖獗，但不过是乌合之众，像狼奔豕突般乱窜，并没有才能智谋。看他们攻陷的城邑，专门从事焚烧抢掠，并不能做长久占据防守的打算，由此可以知晓。我国家人才济济，合力策划并加以任用，这些蠢笨的小丑，原本不难在预定日期内剿灭。然而外地的督抚将帅，只以兵力单薄为借口，而对于审察形势、洞察时机、出奇计、设伏兵之类的事，大多置之不理而不讲求。如果一定要等到兵力雄厚、声势浩大，才足以陷阵破围，那么假如遇到贼众我寡的时候，就难免各自心怀观望。虽然说是退守无咎，终究已经坐失了良机。所以贼匪来时疏于防御，致使他们嚣张；贼匪离去时迟缓于穷追，任由他们像兔子一样逃脱。一月拖一月，逐渐到了今天。自从贼匪滋事以来，调发本省及各省协剿的军队，加上雇佣的乡勇，计算起来也不下数十万人。然而兵力合起来就显得多，分开就显得少。现在以某地数十里的广阔范围，山林险阻，道路分岔众多，处处需要兵力分布要隘，用来防守就不能用来剿杀，用来追击就没有人援助，该怎么办呢？我私下推测，贼匪之中因愤恨官吏而加入的占十分之二，因衣食冻馁所困而加入的占十分之三，因被掳掠逼迫驱胁而加入的占十分之四，那些甘心做贼的估计不过十分之一罢了。起初时，愤恨官吏的人以杀害官吏兵役、泄愤报仇为快意，困于衣食的人以抢掠银粮衣物、随心所欲为得计，所以他们的士气很锐利，气势好像难以抵挡。如今跟随他们奔突数年，没有安宁的居所，愤恨之心，久而久之逐渐消释。而这三年中被蹂躏的地方，经过他们一至再至，居民都已经知道警戒防备，物产也大半荒废残破，即使抢掠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大欲，而被驱胁的人，久了也想回家。只是室家田业已经空荡，不得已暂且跟随他们奔走，以苟延性命罢了。而那些甘心做贼、号称逆首的人，既然抢掠所得不多，又每天需要供养这些随行之众，形势也必然力疲而供给不足，气索而不振作。现在的计策，机会正可以乘取。山林深阻利于设伏，新归附的人利于使用间谍。或者趁他们疲乏而遮击他们，或者趁他们怨恨思归而解散他们，或者批亢捣虚而蹴踏他们，或者坚壁清野而困住他们，或者引诱他们前进，或者牵制他们后方，或者切断他们中间，兵法多种多样，随机应变，善于谋划的人一定有把握胜算的方法。臣愚以为应当诏令在朝的大小臣工，将平定贼匪的策略，各自陈述所见，详细条列。三品以上官员，密封呈报；四品以下官员，赴通政司投进。如果有可用的，然后交付统兵大帅，揣量事势施行。那么智者竭尽谋略，必定有出奇制胜的良策，而各将弁秉承朝廷的谋算，也不至于畏缩而拖延了。

第三，设立统帅以统一兵权。贼匪既然出没在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四省境内，那么这四省固然应该分头防御，尤其应当合力夹攻。现在朝廷将剿贼之事，责成四省督抚及将军提督等人，让他们各自带领大军，分据要道，原本命令他们视贼匪所向，来则迎击，去则尾追，不分此疆彼界。只是领兵的人，既然各有分地，就各自顾一方，这是常情所在，只求自己境内无虞，不顾及以邻为壑。就像四川总督勒保，与数省的督抚将帅，分属同等地位，虽然有总统的虚名，但他的威望不足以震慑他们，想让他们俯首听令、指挥灵便，也确实很难了。贼匪往来奔窜，剽悍轻捷无常，军队掩击袭追，奇正变化莫测，事会所乘，间不容发，稍一迟疑回顾，就误了时机。必须能使号令所及，实时顺应，像手臂指挥手指那样灵便才可以。臣曾供职国史馆，恭读王公大臣诸传，仰见国初平定诸省，都命令亲王贝勒为经略、为大将军，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则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人，威望之重，足以镇压诸将之心，所以用命成功，有着明显的成效。现在贼匪蔓延，不是负固一隅可比。我私下计算贼匪出没，利于山林而不利于平地，所以河南受患轻，而四川受患最剧。蜀境东北，跬步皆山，林深箐密，鸟道四通，伏则可以负隅，出则可以剽掠。而且自从明季流寇屠戮以后，并没有土著之民，所有居民，都是从五方而来，垦荒侨籍，他们的心本来容易动摇。又川省向来有嘓噜一种人，十百成群，以焚抢为事，他们的势力更容易附合。所以贼匪的大势，尽趋于蜀，而他们东出则湖北的郧阳、宜昌、施南当其冲，北出则陕西的汉中、兴安、商州当其冲。臣愚以为朝廷应当选拔王公大臣，素有威望，众所信服的一人为统帅，驻守四川的顺庆，当东北适中之地，调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后分命诸将，各委以一路攻剿之责。比如四川，则保宁为一路，夔州为一路，达州为一路，而并于东南预防其由西阳以窜入贵州，西北预防其由龙

译安等人窜入甘肃、湖北，那么郧阳为一路，宜昌为一路，施南为一路；窜入陕西，那么汉中为一路，兴安为一路，商州为一路。各以该省的将军、提督、副都统、总兵为大将，专门办理其所管辖一路的贼寇。而各总督仍然带兵往来，作为犄角之势进行应援。各位将领对于贼寇中的情况，侦察必须真实，使迎击和尾追的人，不因为方向错误而失误。统帅对于行军作战中的功过，上奏必须如实，使那些弄虚作假、推卸责任的人，无法逃脱严明的刑罚。这样，那么声势就能联络，号令就能统一，必定没有观望和牵制的忧虑了。至于巡抚，本来就有安抚地方的责任，应当让他们一心一意地安置难民。况且这几个省受贼寇侵扰的地方，仅在边远角落，而没有事变的地区，更应当加倍用心整理。四川过去没有巡抚，也应当同样暂时增设。都责成他们考察官吏、安抚百姓，使各项事务都能修明举善，不因为用兵的缘故，稍微导致荒废和杂乱。这更是谨慎巩固根本的方法啊。

译第四，增加士兵以壮大军威。剿捕贼匪，三年未能完成功业，议论者都说是因为兵力不足。因此贼人凭借坚固的据点而无法被攻围，贼人奔逃窜匿而无法被追击，那么增加兵力确实是当务之急。我私下思考，国家设置军队，各有定额，每省不过数万人。关键在于平时将领和佐官训练有方，激发士兵的力气，统一他们的心志，使他们畏惧国法甚于畏惧强敌。所以作战时没有退缩怯懦，行军时没有淫乱掠夺，节制如山岳般沉重，指挥如臂使指般灵便。只是太平日子久了，将领和士兵都习惯于骄纵懒惰，把操练当作形式，把钱粮视为固有，甚至军吏隐瞒占缺、士兵买卖空缺，都是难免的。一旦有事，本省的兵力不足以应付本省的需要，不得不调借邻省的军队，或者雇佣招募乡勇。调兵到其他省份，无论沿途供应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即使这项所调的军队，从遥远的省份跋涉数千里，到达军营时，已经力疲气衰，加上对地形不熟悉，平地和险地的战术不同，用兵违背了他们的长处，未必都能得力。况且用远省的军队长期征战，没有归期，疾病死亡，互相看着惨痛沮丧，于是思归之心胜过，敢勇之气消退。又何况所调之处，一次两次，再而三，各省定额设置的军队，既然屡次被调，那么留下来用于守备的就不多了。虽然地方幸好都安宁，但军营空虚，奸民窥探时机，也是可忧虑的。雇佣招募乡勇，无论他们虚报人数、冒领军饷，即使这项本属乡民，只能利用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捍卫乡里，而不足以驱使他们征战。平日未曾训练，技艺既非熟练，纪律也不曾熟讲，忽聚忽散，不能突然用法律约束他们，而所得的少量口粮，又不足以维系他们的心。他们或许假公济私报复私怨，或许勒索诬陷善良百姓，所以乡勇也只能暂时使用，不是长久之计。恭敬地认为圣明的君主，意在灭贼安民，花费重金一定不惜，那么救急的计策，设置军队不嫌多。应该将各处所募乡勇的名额，命令统帅，分别指示有关官员和将弁，仔细考核，那些情愿随军征战、可以备战的人，就给予名粮，配备器械，编为定额士兵，有功时与各标营一体赏赐提拔；那些未习技艺、不懂行阵的人，也另外编为新兵，拨给各标营操练学习，作为替换填补之用；那些不愿随军征战和编入新兵的人，则令其原籍的里甲长和亲属保领，使他们回乡。这些所雇的乡勇，既然已编作定额士兵，那么所调各省的军队，可以全部撤回原营归队。这不仅可省去路途征调的烦扰，而且无事之地，也都内外壮实，不担心其他变故。况且新编的士兵，都是本省之人，山川险要，都所熟悉，比起客兵一定更得力。至于隶属标营学习的新兵，仍令各巡抚稽查其将弁的勤惰，不让他们虚应故事，有训练之名而无训练之实，那么新兵也都足以备实用，而不担心他们不精。事平之后，统核兵数，虽比旧额所增实多，然这几省的边隅，都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设重兵以资防守，也不失为未雨绸缪之计。即使担心耗费，想要裁汰，而宽限几年，让病故老病退休者，缺额不补，那么眼下虽有添兵的费用，也渐渐可恢复经制的常态。不像乡勇出于雇佣，游食已惯，一旦罢而不用，将有能聚而不能散的忧虑。

第五，杜绝冒滥以收实用。国家之所以鼓励人才，则有爵位俸禄；可以奔走人力，则有金钱。爵位俸禄得当，则各奋功能而官员称职；金钱用得恰当，则争出死力而百姓忘劳。我私下看见军兴以来，朝廷不吝爵赏，凡军营所奏劳绩的官员，立即予以升擢。三年中从微末官员而升至方面大员者，不可枚举。又凡所请军需动辄数百万，都立即从内帑发出，已用至八千余万之多，所以激励人才而纾解民力的恩惠至优极渥，而未即成功者何也？其中必有冒滥者。近来看见邸抄，如湖北参员胡齐仑，以查拿邪教，不到两年，由知府连升至安郧襄道，加按察使衔，而居心狡诈，虚捏侵欺，声名狼藉，现在败露。又见邸抄，德楞泰所带一路之兵，据奏每月需银五万余两，已与应销例案不符，而经手承办粮台的知州覃光典所禀，则称此一路每月之费，需银九万余两。以此观之，冒滥不少。如果立功可以冒滥，那就是把军营当作仕宦的快捷方式；如果使用可以滥费，那就是把国库当作司官的利薮。臣愚以为嗣后军营出力人员，如武职身在行间，摧锋破阵，杀贼擒渠，自当循照向例，即于军营所出各缺，递行升补。其文职如地方州县佐杂等官员，于贼匪至境时，能督率民兵，退贼保境者，即优以应升之衔，赏翎顶而不必遽升实缺。此项文官，能于贼至之时，率民以捍卫，必其平日尚能固结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

译溃败。如果立即升任实缺，那么该员就应当前往新任岗位。而这个职位突然由新手接任，官员与百姓之间缺乏联系，恐怕会生出意外的忧患。况且贼寇退去之后，一切安抚百姓、修缮城池的工作，尤其需要得力之人。应当等到事情完结时，汇总功绩，详细确切地核查，送往兵部引见，然后给予升迁。这样才可以杜绝军营中争竞侥幸晋升的门路，而地方也能收到任用得力之人的效果。至于军需款项繁多，而最容易虚报冒领的，莫过于乡勇这一项。现在提议将乡勇编入定额兵员，那么生死病故，各营各伍都有名册可查，无从冒报。只是听说道路传言，统兵大将所用的厨役，一名每月供给工食高达五十两。粮台的大官，日日互相宴饮聚会，穷尽珍奇美味，有用重金雇佣优童陪酒助兴的。而应发给备弁兵卒的抚恤赏赐款项，反而吝啬拖延，甚至超过一个月。这又怎么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并责成他们效命呢？应当命令统帅，按时秘密查访，严厉惩办。使将领有投醪（与士兵同饮）的美德，士兵怀有挟纩（如穿棉衣般温暖）的恩德，还担心什么贼寇不能消灭呢。

译第六，妥善招抚以清除贼寇根源。贼匪煽动叛乱，波及四个省份，沿边州县遭受祸害的，共有几十处。所有失去生计的百姓，应赈济口粮，修理房屋，借给牛只和种子。凡是招徕抚恤的措施，应当选拔勤勉谨慎的地方官、廉洁明察的道台和知府，妥善制定章程，并由巡抚专门负责此事。我认为招抚的关键，首先在于清查户口，其次在于核实壮丁，再次在于储备资粮，再次在于核查田土，这四项都是紧要事务。

清查户口，就是保甲之法。但门牌册籍，地方官都视为例行公事，不肯切实执行，反而滋生了勒索扰民的弊端。查州县管辖范围，大的不过二三百里，小的不过百里，都应当亲自巡视勘察，不假手于吏胥。如某户共有几口人，从事什么职业，拥有多少土地，一一登记清楚，不允许稍有隐瞒混淆。其中有被贼寇驱掳的，以及现在充当乡勇的，被掳的日期，应募的地方，一一填写在户下，不允许隐瞒混淆。那些从贼寇处逃归的，以及乡勇中不愿改为正规军的，都立即按册验明，取得里甲长及亲属的担保文书，收入本户。

户口查明后，随即核实壮丁。除孤寡老弱外，将各壮丁登记姓名，告知里甲长，让他们各自在一里一乡内，自行组成什伍团结。无事时，耕种佣工或经商，各自方便。遇到贼寇警报，自行守卫所居住的村庄。贼寇到来，以举火鸣锣为信号，邻村依次接应，互为声援。汛防官兵，也立即闻声驰赴救援，堵截要道，那么贼寇就无法施展窥伺了。

至于储备资粮，在于考察地势。查数省沿边地方，自从前明寇乱以来，乡民为了避贼守御，各自修建堡寨，至今遗址多存。地方官在亲自巡视时，考证志书，咨询长老，观察形势，旧的加以修缮，应添建的加以创建。创建的费用，或让百姓自行捐献，上户出资，下户出力；或官府先借款，给百姓修建，分年按地征还。使乡民所有的粮食积聚，储藏其中。贼寇到来，就相率入堡防守。民心已稳固，贼寇势力自然困穷。

至于核查田土的方法，各乡除现有业主管理的土地外，所有荒闲田地，或是绝户，或是叛产，总属官地。必须实地丈量四至，分别等级，登记确切，不允许稍有影射隐占。那些从贼寇处逃归以及乡勇中不愿改为正规军的，查明实系单丁贫民，无户可归，无业可复，就将这些官地拨给他们佃种，向官府缴纳租税，而每年给予佣工的价值，编入另户，附于就近的里甲，责成里甲长约束稽查。这四件事不但为了防贼，即使太平无贼，用来长治久安也可以。

至于贼寇势力困穷，定有投出求降的。察其确实出于真情，然后用安抚的方法救济他们。其中的头目及桀骜狡猾掌权的人，虽然应当量予宽容，必须安置在数千里之外，使他们远离巢穴，不生其他顾虑。那些大批徒党，则在官地最多的地方，妥善安置，分令佃种，照屯田法办理，也以什伍相联，编为屯户，设立千总、把总等官来约束他们。这样，则生聚有资，守望得助，流亡可复，反侧皆安，消奸宄于无形，固纲维而不动，一举而数善备矣。

《练乡勇核军需疏》嘉庆五年

御史张鹏展

我见教匪肆意扰乱四川陕西，皇上日夜为调兵筹饷两件事操心，早晚不得休息。我敢陈述一点愚见，以备采纳。第一，攻剿贼匪，应当简拔人才来训练乡勇。贼匪骚扰日久，未见成功。我在外间来人处仔细打听，都是因为带兵大员，拥兵自卫，不敢靠近贼寇，或者命令将弁堵剿，将弁也不向前，只催督乡勇，乡勇也不踊跃。但贼寇是乌合之众，人心涣散，虽然各处掳掠迫胁，听说官兵所在，都争先躲避。官兵知道他们去得稍远，就尾随其后，把逃难的百姓或被贼杀死的百姓当作战功。而军队没有纪律，到处搜刮民间，得到财物馈赠纪功之人以邀赏。民间害怕军队如同害怕贼寇，都是因为大员不肯临阵，把赏罚寄托在贪婪放纵的官员身上，而功罪不明。

大员之所以不肯临阵，是因为兵力少，加上士兵是从远路而来，露宿风餐，日子已久，不无羸弱。而且一个士兵，如军械器物，一一都要自带，身体沉重而行走不便，渡涧上山，尤其难以取捷。于是不得不使用乡勇。而乡勇不是平时训练的人，不敢深信，又不得不依靠士兵自卫。至于士兵对待乡勇，常常像对待奴隶一样使唤，平时在营盘挖泥除草、砍柴取水等事，晚上住宿则保护在士兵的外面，有贼寇则士兵在后面催督，受伤则只有乡勇，有功则归于士兵。这样稍有膂力的乡勇，也都逃散，而穷饿的乡勇，才开始屈从以应付旦夕之需。至于临阵，也都逃散。大员见乡勇与兵丁都不可倚用，心中更加狐疑而不敢前进。

我认为除贼断不可稍缓，除贼稍缓，他们裹胁的人越多，贼势越众，即使招抚也必不投降。而且百姓既被裹胁，身家

译荡尽。投降也没有地方栖身依靠。不得不跟随贼寇以谋求早晚的生存。因此必须用极大的威严来震慑他们，使他们丧胆，那么贼寇的势力就可以一旦溃散而全部瓦解。所以展示威严，必须增加兵力。但是各省征调军队，风声也显得稍有动摇。况且让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的士兵，到达风土不熟悉的地区，也难以决出胜负。确实没有比训练乡勇更优良的了。臣认为乡勇的好处有五点，而弊端有四点。乡勇对地方上崎岖的路径，都向来熟悉，他们行动便捷，这是好处一。乡勇熟悉贼寇内部涣散的情况，他们的气势更加壮盛，这是好处二。乡勇是从百姓中招募的，亲戚邻里，共同患难互相体恤，他们奔赴救援更加坚定，这是好处三。乡勇各自有家庭产业，他们自卫急切而充满义愤，这是好处四。贼寇所裹胁的人，都是附近州县的百姓，各州县组织训练乡勇，那么贼寇就没有人可以裹胁，而贼寇的党羽日益减少，这是好处五。至于它的弊端，则是上下之间的情意没有联结，地方官员只是借训练乡勇的名义作为开销，并且借此索取民间的资助，毫无实际成效，这是弊端一。官兵将乡勇视为草芥，乡勇离心而逃散，这是弊端二。乡勇向来没有纪律，千百人聚集在一起，其中并非全是好人，约束不严，反而在地方上惹是生非，这是弊端三。平日没有得到他们的心，倘若看见他们扰害地方，以及临阵逃避，责备他们太过，激怒恐怕会生变乱，这是弊端四。想要完全得到它的好处而完全没有它的弊端，在于选拔人才来调教训练他们。臣愚昧地认为，在府道官员中，选拔任用朴实诚恳而明断的几个人，率领各州县官员亲身向百姓开导，告诉他们保卫各自家庭产业，务必同心出力，选择有膂力的人，公推并厚加抚恤，以至性至情，上下相通，那么百姓依靠长官如同慈爱的父母，早就足以稳固他们的心。对于那些不安分的乡勇，用法律来责备他们，众人也会顺从悦服，那么民力就可以使用，没有不以一当十的。而且乡勇由府道统领，不被官兵刻薄逼迫，他们的力量更加振奋。确实有出力的人，优厚地加封爵位赏赐，那么有膂力的人，都希望能得到一个出身的阶级，他们的气势更加鼓舞。用齐心协力训练的乡勇，去攻破乌合之众涣散的贼寇，所到之处如同扫除一样容易。说乡勇不可深信，不知道百姓长久承受深厚的恩泽仁爱，断没有异心。只是不被收用，而被贼寇裹胁，善于使用他们那么顽劣强悍的人也会改心向善。这必须得到实心实力的道府州县官员，来统领这件事并考察他们的功劳。又得到虚心明察的督抚，来总揽成功并考核他们的优劣。至于官兵归经略总统往来接应击杀，那么不久就可以成功。近来听说贼寇势力虽然众多，但他们所蹂躏的地方，都成了荒野，粮食全无，也非常困窘。必须防备他们尽力突围而出。果然组织训练乡勇固守，贼寇就坐以待毙。况且合力去擒获他们，他们的形势本来很容易对付。又听说军营中食用的东西非常昂贵，一个馒头需要银二分，各兵每天给银一钱，仅能得到三四个馒头，食物不足，因此搜索民间，扰累不少。更加显现出用兵贵在神速，不可拖延太久。军队衰老财力枯竭，弊端说不完。

译严格核查军需费用的奏销，以杜绝虚报冒领。过去各州县开支军需费用，由本州县出具公文列明款项，申报军需总局，再由总局行文户部核销。近年弊端丛生，总局竟然索取各州县预先印制的空白公文，到省城代为填写。虚报冒领、侵吞公款，而各州县竟然不知道实际开支的数目。即使确实支出了费用，也只能领到十分之二三。因此仓库日益亏空，军饷白白被中饱私囊。在军需局任职的人，大官则贪婪无厌，小官以及幕友、书吏等人，无不坐拥巨额财富，捐官受爵，都源于索取空白公文所致。而总局是本省上司，州县不得不听从。前闻福建查办亏空，多达数百万，虽然由于不肖州县侵吞挪用，也源于台湾军需奏销，布政使沿袭旧例，索取州县空白公文，代为填写申请，总督李侍尧等人分赃，以致州县受害极深。接着伍拉纳、浦霖、钱受椿贪纵枉法，更使积重难返。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受到损害，于是酿成大案。臣去年赴京，路经河南，听说前任河南布政使，都索取空白公文，而各州县垫付军需，反而没有实际所得，众怒沸腾。在军需局办事的人，无不各自携带巨额财富，捐官的不少。现在军需事务尚未结束，不可不预防流弊。恳请圣旨宣谕，明确禁止，以杜绝积弊。务必使州县自行出具印信公文申请核销，不得听从总局索取空白公文。并且让不在军需局的大官查察出具结状，方才有效。仓库不至于受累，大官不能染指，也一定不肯听任虚报，而公款不至于浪费。

征邪教疏 嘉庆三年 洪亮吉

如今楚蜀百姓，聚集徒众，在一隅之地跳梁作乱，只为苟延残喘片刻。起初是被白莲教、天主教、八卦教等迷惑，想要祈福；后来因为受到地方官种种挟制，又加上贵州苗民骚乱未平，波及数省，赋税之外再加赋税，横征暴敛没有止境，愤怒之下不考虑祸患，想要借起事来避祸。邪教起事的缘由就是这样。然而臣认为邪教其实不值得大动干戈去平定。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焚香聚众，敛米入教，如汉代的张鲁、张角，晋代的孙恩、卢循，六朝及唐代川蜀的米贼，宋代的侬智高，明代的刘六、刘七、赵风子、徐鸿儒、唐赛儿等类，都兴起于王朝中叶以后政治稍显松弛之时。然而尚且都在短时间内就被扑灭。若我朝圣圣相承，整顿纲纪，每次赈济抚恤，都不惜耗费百万库银，视百姓如受伤般怜惜，爱护民众如同子女。这不仅中外皆知，陷入邪教的人也知晓，即使是邪教首领也知晓。所以临阵抵抗时，必定说受到地方官的迫害，以致辜负皇上的大德。试想这些人都是身犯叛逆、万死不足以赎罪的人，而良知未泯尚且如此，臣所以说邪教不值得大动干戈去平定。臣现在敢有所请求，认为胁从者应当宽恕。邪教进入一个村就烧毁一个村，进入一个镇就烧毁一个镇，以此来胁迫良民做贼罢了。邪教退去后，州县官又贪图烧毁后剩余的财物，排斥百姓使他们不能回归，于是良民才开始不得不跟随贼人。邪教滋扰数省，前后三年，烧毁的村镇越多，没有家业衣食的百姓，依附的人就越多。邪教又不怎么爱惜这些人，每次行军必定驱使他们走在前面，或者压制他们走在后面，用来抵挡官兵。所以各位大臣所上报的，说杀死数千人数百人的，就是这些无业的流民，不是真正的邪教徒，也不是真正的贼人。况且这些人每个州县动辄数以万计，能全部杀尽吗？即使能全部杀尽，也不是皇上如天般的仁爱所忍心做出的。所以臣认为胁从者应当宽恕。一来给愚民开辟自新的道路，二来瓦解邪教的党羽。党羽一散，真正的贼人就会暴露。从此官兵刀箭枪炮所伤的，才是真正的邪教徒，才是真正的贼人。一来吏治应当整肃。如今州县官的恶行，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对上敢于败坏天子之法，对下敢于耗尽百姓之资。据臣所闻，湖北的宜昌，四川的达州，虽然稍有邪教，但百姓都保全家业、眷恋妻儿，不敢犯法。州县官既不能在事前消弭祸患、教化引导，等到事情有萌芽迹象，就借邪教之名把持控制、诛求勒索，不逼迫到百姓做贼不止。臣请求凡是邪教起事的地方，务必追究是否激变以及起衅的原因，分别惩治。有人可能认为事情应当从缓处理，然而这类人实在不可一日姑息宽容。明确显示惩戒，既可以舒展万姓的冤屈，也可以堵住邪民的借口。如今的州县官，其罪有三。凡是朝廷捐赈抚恤的款项，被官吏中饱私囊，都声称填补亏空，这是皇上的恩惠不能下达，一也。无事时侵蚀粮饷，有事时避罪求功，州县官以此蒙蔽府道，府道以此蒙蔽督抚，甚至督抚以此蒙蔽皇上，这是使下情不能上达，二也。有功时随从幕友都能冒领，出事时抓捕迁徙颠沛在路上的良民来塞责，然而这实际上不止州县官，封疆大吏、统率将弁都公然这样做，怎么怪州县官效仿呢，三也。一来责成应当专一。楚抚守卫楚地，豫抚守卫豫地，陕抚守卫陕地，作战虽然不足，防守必定有余。就以陕西来说，武关、潼关、蒲关，是东面的三道门户。大震关、大

译散关、骆谷关，是西面的三道门户。那里的地势都是重岩叠嶂，极其险峻。如果事先做好防备，先派遣百人驻守，贼人怎么能进入武关？怎么能进军剑阁？又怎么能再次攻入鸡头山，经由褒斜道，东西纵横蹂躏数千里，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这难道不是边防大吏不了解地利、不明了形势、不事先预防的过失吗？

朝廷驾驭天下，不过依靠赏罚这两项手段。先前平定金川、平定缅甸，之所以能迅速告捷，是因为赏罚严明，奖赏必定给予有功之人，惩罚不回避功臣贵族。如今行军数年，赏赐花翎多达千百人，而贼势却更加猖獗，蹂躏的地方越来越多，那么功劳究竟在哪里呢？将领和军官抛弃营汛、镇堡，常常躲避贼军锋芒，而大吏又极力掩饰，那么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呢？

况且有功之人却让无功之人受赏，那么有功之人就会离心；有罪之人却让无罪之人代罚，那么有罪之人就会更加放肆。所以臣认为，当今之事，朝廷必须赏罚得当，亲民之吏必须各尽良心，封疆大臣必须各守疆界，消除上下欺瞒的弊端，革除彼此推诿的作风。像这样如果邪教还不能平定，臣是不相信的。臣谨此上疏。

译拟征邪教疏

赵希璜

如今救火的人，与其大量泼水来阻挡火势的冲击，不如拆毁房屋来切断火的通路；治水的人，与其修筑堤坝来防止水势的泛滥，不如开凿渠道来分散水流的势头。拆毁房屋火自然就停止了，分散水流水自然就减少了。贼寇到达的地方，大抵事先都可以预知。不如命令地方官员，预先晓谕乡民，凡是零散的小村落，其资粮和妇女，都集中到大庄园去；靠近山地的，依托险要地势建立寨子；平原地区的，修筑围墙建立堡垒。深挖沟壑，加固壁垒，老弱人员留守，强壮人员抵御。只要能够联络数十里的地域，一处这样，处处都这样，使得教匪进来没有东西可掠夺，进攻没有地方可攻克。不过十天半个月，贼寇的势力必然解散。趁他们松懈时攻击他们，这就是所谓的以逸待劳。即使不攻击，也不能裹挟更多人，贼寇的人数只会减少不会增加，怎么能猖獗呢？这就是古人坚壁清野的策略。

我私下听说，贼寇滋扰，都是抢夺口粮，杀害老幼，焚烧房屋，劫持强壮之人，并没有攻城占据的策略，只是为了逃避和蔓延。而官兵之所以不能制服他们，是因为贼寇掳掠，随地都有粮食，又裹挟了很多人，一旦遭遇追袭，往往用被劫持的人挡在前面面对刀锋，至于真正的贼寇，战败就先逃跑。官兵探听他们逃跑的方向，必须得到确切消息，加上筹划调运粮草，即使卷起铠甲快速追赶，计算起来也要耗费十天半月。因此拦截的军队，常常跟在贼寇后面，而山中路径多岔道，官兵难以全部知晓，再加上砍柴的小路，到处都有，贼寇走投无路就逃跑，又不一定遵循平民平时行走的道路。围剿的说法，似乎难以实行。况且这些坏人不同于从前，跳梁作乱已经三年了，众人聚集就容易歼灭，势力分散就难以图谋。占据城池就可以围困，流徙不定就难以追击。接战就可以消灭，逃避就会蔓延。用兵的道理，宁可崇尚笨拙而快速，不追求巧妙而迟缓。拖延之间，积匪成猾，事态在四省酝酿，波及不止一方。分封疆土的人有，责任归属谁呢？

我认为贼寇避战的情况已经显现，分窜的态势已经形成，如果仍然收敛我的前锋，趋向他们的后路，这就像打蛇却踩它的尾巴，搏虎却追逐它进山，想要求取战功，怎么能成功呢？现在的计策，必须改变良图。贼寇意图分散，我引诱他们聚合。引诱聚合的方法，以防守为最佳。四川、陕西、湖北、河南，横亘终南山，荒山本来容易藏匿奸邪，开垦的人原本不是土著，零星分散居住，防范非常困难。现在既然贼踪潜往，担心他们照旧潜来，无论所经过的地区，蹂躏必定没有遗漏的，即使他们闻风而逃的地方，逃亡必定缺乏居民。应当把山中散居的住户，难以防守的地区，拆除他们的房屋，迁移他们的积聚。况且已经逃亡的人，已经有所安置，招募其中的精壮，训练就成为强兵。广泛寻找险要关口，多筑堡垒屏障来防备。陷坑、拒马，排列在当道之处；伏弩、窝弓，布置在路径之上。空山没有东西可侵掠，坚壁难以被攻克。他们本来依靠民众获取粮食，而粮食不可依靠；借胁民众，而民众无法被胁迫。到处都这样，计穷必然聚合。再加上各个关隘要地，厚集军官士兵，告急闻风，星夜奔驰策应。如果确实依法防守，有方策应，那么贼寇既然分散，决不能聚合；纵然能聚合，也必定不能分散了。其他的设施方法，抵御之术，屈指可数，请再详细陈述。

第一，官兵可以合而不可分。兵贵速而不贵迟，宜聚而不宜散。分散则势单，聚集则势众。现在如果调遣一万人的军队，放在十个地方，所用的不过千人，这是把九千人置于无用之地。不仅白白耗费国库银两，而且坐失事机。

第二，乡勇可以守而不可战。设置乡勇，本来是为了保卫一乡的百姓，不仅这个县不能调往那个县，即使这个乡也不能调往那个乡。这个乡的乡勇，就令这个乡的强壮者担任。他们的父母妻儿在这里，田庐坟墓在这里，一旦贼寇到来，相互抵敌，犹如手足保卫头目腹心，有不勇气十倍的人吗？假如招募游手好闲之人，征调其他地方，这本来就是没有训练的士兵，如同乌合之众，使用不当，反而足以动摇官兵。

第三，神堂古庙应当预先拆毁。乡僻寺观的铜铁器皿应当广泛收集。深林密竹，本来容易藏匿奸邪，这些地方，如果被贼寇占据，木材砖瓦，都成为攻击的工具；铜铁器皿，可以制成锋利的兵器。不如先行拆毁，广泛收集，以供堡寨之需。不仅化无用为有用，而且使防备他人者变为自我防备。

况且我听说，统率将领比统率士兵难，立法尤其贵在行法。从前吴宫教战，斩杀爱姬以伸张威严；齐国陈兵，诛杀贵臣以执行法令。现在既然有奏升的官员，甄录的幕僚，自然应当有明法的士人，降罚的官员。赏罚，是用兵的权衡；德威，是鼓舞士兵的关键。古人说，赏赐必须先远而后近，那么远方的人就信服德行；惩罚必须使近而后远，那么亲近的人就畏惧威严。确实说亲近的人，容易知道恩泽而难以知道威严；疏远的人，用力多而受恩少。公道而行，勇气自然加倍。

筹令民筑堡御贼疏 嘉庆二年

德楞泰

臣明亮、臣德楞泰奏言：伏查教匪自上年至今，窜及数省，虽然各路剿杀，人数以千万计，但首逆尚未被擒获，余党也没有减少的迹象。

译这实在是因为各股贼寇起初尚且占据险要之地屯驻聚集，得以合围进击。近日则向东向西四处逃窜，没有长久占据的地方，没有固定的所在，以抢劫掠夺为生。行军不必携带粮食，住宿不依赖帐篷，党羽不需要征调。他们践踏蹂躏数千里，行踪飘忽无常。臣等追击贼寇从楚地进入陕西，经过被骚扰的村庄，有房屋被贼寇焚毁的，有储藏的一切财物被贼寇搜刮抢劫一空的，有男女老幼被贼寇掳掠胁迫带走的。可怜的情形，一言难尽。此时已经被骚扰的地方，急需安置抚恤；未经被骚扰的地方，急需布置堵截剿杀。使贼寇无处抢劫掠夺，然后才可以保卫百姓而困住贼寇。

查各州县在城内的百姓，有城池作为保障；那些散处在村庄市镇的百姓，仅依靠一两个隘口，由乡勇防护。有的距离较远，突然遇到警报，来不及应援；有的山路分岔，设防未能遍及，贼寇已经闯入。一年多以来，百姓往往一听说贼寇到来，就惊慌失措地躲藏逃避，粮食衣物就成为了贼寇的财物；那些逃跑躲藏稍晚的，则既抢劫他们的财物又掳掠他们的人，甚至防备用的火药器械，反而被贼寇利用来资助贼寇。而各股贼寇每到一个地方，有房屋可以栖息，有衣食可以接济，有勾结胁迫的人，为他们指引道路并供应背负。因此两年用兵以来，各省剿杀贼寇，不计其数，而贼寇党羽没有减少。况且兵力以保卫城池为急，那么乡村市镇已经被焚掠；以保卫荆州襄阳为急，那么房县、竹山、安康等地就难以兼顾。往往官兵探知贼寇的去向，整天追赶，而贼寇一见官兵就逃跑，向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本想迎头拦截，反而成了攻击尾部，都是因为前面没有阻截，所以任凭贼寇随意行动。

现在的计策，想要筹划抚恤难民而困住贼匪，不如命令靠近贼寇的州县，在大市镇的地方，劝告百姓修筑土堡，周围环绕深壕。其余散处的村落，根据户口多少，以一堡聚集居民三四万人为标准。因地制宜，顺应百姓的便利，有的十几个村落联合成一个堡，有的几十个村落联合成一个堡。更有山村偏僻遥远，不能合并筑堡的，就迁移到附近的堡内。所有的粮食、牛猪等杂物，一并收入堡内。受灾的难民，就在其中安置，搭建草棚。贼寇靠近就轮流守卫防御，贼寇远离就出入耕作。这些庄丁各自保卫身家，巡防自然奋勇。壮丁不足的，再从难民中挑选骁勇健壮的人，充当乡勇，酌情给予口粮，就以此代替赈济。每堡派遣文武干练官员二三人，乡绅长老数人，作为统领压制。这样防范，未被受灾的住户，有了抵御的力量；已被受灾的百姓，得以谋求食物和休息。而且收养在堡内的人，户口有稽查，不仅可以避免流离失所，而且赈济没有冒领滥发的情况。即使其中有一两个曾经加入邪教、首鼠两端的人，也都受到拘束，不至于附和勾结。那么贼匪所到之地，都是沟壑堡垒森严，难以冲突。各堡以逸待劳，合力抵御剿杀，使贼寇处处受到攻击，而人民不被逼迫掳掠，粮食牲畜不被抢劫，火药器械不被掠夺。贼寇必定饥饿，日益穷困窘迫。再加上精锐部队云集，合力包围擒拿，然后杀一个贼就少一个贼，灭一股贼就清除一股贼。就像近日绅士梁友谷等人，筑堡组织团练，贼寇不能侵犯，保护乡里十余万人，确实有明证。因此现在命令湖北的郧阳、房县、竹山、竹溪，陕西的兴安、白河、洵阳、平利、安东、石泉等地，一律相视地形修筑，并移文通知汪新、秦承恩，选派能干的官员，及时筹划办理。此外如果有需要设防修筑的地方，也属于该抚臣和地方官员，随时酌情办理。至于川东一带，多有险峻的山寨，是各股贼寇负隅顽抗、走险的地方，只需要命令附近的居民预先移居其中，如同守堡的方法，互相捍卫。那些大的村镇市集不便移入的，就命令仿照筑堡，似乎对于抵御贼寇、安定百姓都有益处。

译这是筹办坚壁清野的初步提议。如果当时果真实行，应当不至于拖延七年之久。可惜事情随即中止，直到嘉庆六年才奉旨普遍推行。

《坚壁清野议》

龚景瀚

我私下认为，自邪匪滋事以来，蔓延四个省份，辗转两年，到处都有贼寇，到处都需要军队。贼寇固守，则经年累月不能攻克；贼寇奔逃，则经过都城越过大郡无法抵御。议论者只以兵力不足为借口，于是调集邻省军队，增补新兵，招募乡勇，都认为以多取胜。不知道这样做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为什么呢？

本朝经制之兵，本来数量有限，而内地尤其稀少。重兵所在之处，如果不是番族与回民杂居的地区，就是形势要害的地方。一次调拨不够而至于二次，二次调拨不够而至于三次，防御空虚，奸民因而肆意妄为，那么原本安定的地区，又将发生事端。就像四川、湖北的军队，都全部调往苗疆，邪教于是趁机滋事，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验吗？这是调兵的害处。

仓促招募士兵，只能凑数，不是市井无赖之人，就是穷苦无聊之辈。不习纪律，技艺不精，心志不齐，胆气不壮，遇到贼寇只有纷纷像鸟兽一样散逃罢了。这是增兵的害处。

乡勇守护乡里，容易得到他们的力量；如果让他们随军出征，则不是他们所愿。没有家室妻子、田庐坟墓足以牵系他们的心。平时没有受到点滴恩惠，临难却要求他们以生命相报，在情势上既难以做到，而统领他们的长官，向来与他们平等，本无上下之分，给予虚名，强行约束控制，在心理上又有所不服。所以施恩则玩忽而骄傲，执法则愤恨而离散，想要约束并使他们整齐有序，很难了。那些借此牟利，虚报人数，冒领钱粮的，更不必说了。

至于临阵，既然没有练习过作战，疑惑则容易惊慌，又各自行动，纷乱则容易混乱。即使或用重利引诱，或用大义鼓舞，但有勇无刚，能暂时坚持而不能持久，哄然而进，也哄然而退罢了。这是乡勇的害处。

况且兵勇多则粮饷开支大，粮饷开支大则转运困难。国家国库充盈，杀贼安民，即使花费千万也在所不计，而民间疲于转输，困于差徭的，不知有多少了。文书传递有驿站，粮草运输有粮台，军营的迁移，使节的往来，其夫役马匹不能不依靠民力。近地不足，从远处州县调集，虽然官府给予报酬，但按例报销，岂能足够使用。每县夫役数百名，马匹数十匹，路途的费用，等候的费用，津贴的费用，办事人员的口粮费用，都摊派给乡里百姓。不肖的生员、监生，又从中侵吞。日子久了，民力枯竭。官吏只顾及考核成绩，一切按军兴法办理，征收督责，百姓不堪其命。事变滋生，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将如何处理呢？

况且将领不能约束士兵，所过之处比盗贼还厉害，乡勇从而效仿，激发生变，这是所担忧的，不仅仅在于邪匪。然而如果于事有济，侥幸成就万一之功，也不必过于疑虑。但从去年以来，其情形大概可见了。

四省的山，层崖峭壁，像城塞一样耸立的，所在多有。上面有田有水，贼寇如果占据，没有数万军队，不能攻取。然而周围百余里，或数十里，终究不能环绕包围。竭力仰攻，士卒已伤亡过半，侥幸攻下，贼寇已趁机率领众人他徙。即使穷尽日夜之力去追赶，但其势常常赶不上。贼寇从百姓那里获取粮食，没有地方不是百姓，即没有地方不是粮食。官兵的粮食，必须转运。贼寇奔逃没有定向，也没有定期，粮台岂能预先设置，夫马岂能预先增加。仓促移营，粮食必定迟误。这是第一个难点。

贼寇都轻身，登降便捷，而我军鸟枪、弓箭、火药、铅弹，身上佩带，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这是第二个难点。

贼寇都是本地人，惯于山行，妇人小孩，也轻捷如飞。而我军如陕甘等地，壮健有余，轻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气喘，未遇贼寇而先困乏了。这是第三个难点。

贼寇随时随地可以休息，而我军行进必按队列，停止必安营，挖壕树栅，守卡站墙，日夜不得安歇。这是第四个难点。

贼寇常饱而我军常饥，贼寇常安逸而我军常劳苦，胜败之势已分。侥幸战胜，所杀的只是贼寇后队数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走的人罢了。其首逆及全部伙众，不可得到。

贼寇的诡计，又分布数人在左右十余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军疑畏不敢立即前进。等到探明，而贼寇已远。这是尾追所以常赶不上的原因。

于是有人说应该绕道前进，迎头截杀。究其实也是空言，没有实际益处。前后夹攻，则左右分驰；东西并攻，则南北各窜。山涧重叠，道路纷歧，处处可通，头头是道。哪里能得到十余万军队，一一追赶攻击。即使令兵多将广，四面兜围，而贼寇聚而冲，我军散而守，十余万军队，分布于周围数百里之内，其势既分，其力也薄。贼寇以全力舍命冲突，没有不溃围而出的。所以贼寇的往来，可以自如，我军的进退，反不能自主。贼

译敌众合拢，我方兵力却不得不分散。敌军分散，我方兵力却再也无法重新集结。敌军焚烧掠夺、裹挟百姓，杀的人越多，其势力反而越大。士兵因疾病和战死而减员，军队人数每日增加却每日减少。若进行剿杀，则没有兵力用于防守；若进行防守，则没有兵力用于剿杀。各地的城池都处于令人担忧的危险境地。将领们只懂得小心翼翼地保全自己。

译如今的贼寇，无论不是今天的军队所能剿除的。即使额定的士兵全部到来，新兵已经训练好，但让他们追逐千里之遥，奔驰半月之久，体力疲惫，士气沮丧，他们的状况又会成为今天士兵的后续。贼寇的势力更加嚣张，军队的士气更加低落，拖延一天又一天，事情恐怕就无法挽救了。那么现在的计策，将怎么办？回答说：贼寇未到巴州，而巴州的百姓已经先逃走了；贼寇未到通江，而通江的城池已经空了。守卫地方的官员，虽然想效死不去，但和谁一起守卫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百姓没有所依靠的。所以必须先安定百姓，然后才能杀贼。百姓的意志坚定，那么贼寇的势力就会衰落。使他们没有可以裹胁的对象，多一个百姓，就少一个贼寇。百姓居住安定，那么贼寇的食物就会断绝。使他们没有可以掳掠的对象，百姓有一天的粮食，贼寇就少一天的食物。现在的计策，必须先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责成地方官员，巡视乡邑，晓谕居民，组织团练壮丁，建立堡寨，让百姓自己相互保护聚集。从小村进入大村，从平坦的地方迁移到险要的地方，深挖壕沟，高筑壁垒，积蓄粮食，训练士兵，把百姓所有的积蓄都充实到其中。贼寇未到，就努力从事农业和贸易，各自安定生活；贼寇已到，就关闭栅栏，登上城墙，共同守卫。百姓有所依靠而不恐惧，自然不至于逃亡。另外挑选精锐士兵二三千名，用来牵制贼寇的势力，不与他们争锋，只是尾随其后。贼寇进攻就救援，贼寇撤退就追击，使他们前进不能交战，后退没有食物。不过十天左右，不是溃败就是死亡。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是上策。其关键必须先选择好的官吏。一省之中，贤能的人，道台府尹难道没有几个吗？知府知县难道没有二十多人吗？那些奔走办事，明白勤干的人，佐贰官难道没有几十个吗？现在四川贼寇往来的地方，川东只有夔州一府，达州一州；川北只有保宁、顺庆二府而已。陕西只有兴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只有南阳一府；湖北只有荆州、宜昌、施南、襄阳、郧阳五府而已。所属的知府知县，贤能的任用，不贤的替换。每处各派佐杂官数人，分任其事。由一道台府尹统领全局，辅以正佐官数员，讲明利弊，议定章程，总揽大纲。其余的道台府尹，分路管理稽查。不过三个月，可以完成事情。其次则考察地势，像大成寨、太平寨等天成险要的地方，加固低处，利用高处，使之可以守卫。把附近的居民迁移到其中，先储藏粮食。贫穷的人，官府借贷资金给他们。茅屋草棚，听任他们自己方便。他们原来的住处仍然不要毁坏，贼寇未到之时，仍可照常安居乐业。那些村庄市镇，人口聚集，像临江市、普安场等地方，随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依山临水，修筑城堡。外面挖深壕，务必让城墙高大宽广。民居零星在外面的，迁移进去。砖石木料和工匠的费用，都由官府供给。只有劳力取自百姓。有贫困的，酌情给予口粮，以代替赈济抚恤。其次则选择头人。山上的寨子，平地的堡子，人户既多，一切事宜，需要人管理。选择那些家道殷实，品行端正，明白事理的人，或是绅士监生，或是乡老，推举为寨长、堡长，给予顶戴，授予印信，让他们总管一寨一堡的事务。那些清查户口，监督工程，经营钱粮，稽查出入，训练丁壮，修饬守备，另外选择数人作为副手。各自根据所长，分任其事，以专责成。其次则清查保甲。户口众多，好坏难以分辨。外来的人，怀疑他是间谍；即使久居的人，也担心他有匪党。实行保甲法，十家联保，互相出具甘结，才准许移居。匪类送官究治。那些行迹可疑，尚无确据的人，另外附在册尾，听任他们别居自便，不要让他们混入，以滋生后患。其余的良民，全部让他们团聚。家有几人，大小几口，从事什么职业，土地多少，详细注册在内，以便稽核。其次则训练壮丁。每户抽取壮丁一人，或二三人，编为部伍。鸟枪刀矛，各习一技。官府给价，制备器械。每一堡寨，选择营中的千总、把总，或外委一员，士兵三四名，让他们教导。勤加训练。有事时则登城守御，自卫乡里，不要让他们出征。只有本州县有警报，或邻堡告急，允许他们以一半兵力救援。其次则积蓄粮食。堡寨之中，建几间仓库。富家囤户，有粮食难以全部迁移的，官府给银收买入仓。没有的，从邻近各乡购买。官兵经过，就用这些粮食供应。贼寇到来，关闭寨门，壮丁守城，按名给粮，不要让他们在家吃饭。那些鳏寡孤独，贫困残疾，以及家道稍宽但实际无粮的人，准许他们照册分别赈济借贷。贼寇平定之后，就作为本乡的社仓，分贮平价。一遇灾荒歉收，就可以就近赈济粜卖。其次则筹度经费。所有筑台、挖壕、建仓、买粮，置备军械，一切守御器具，以及搭棚盖屋的费用，银子都由官府供给，交给堡寨长管理出入。只有仓粮的数量由官府掌管，赈济借贷供应，官府报销。其余的银子均摊于堡寨，居民所有的田地，分为十年，或八年，随地丁征还。这样有十个好处。四川没有土著百姓，五方杂处，他们的性情轻于去留，所以一听到警报，就四散奔逃。民心疑惧，那么千里之内就没有坚固的防守。

译城池已经修筑。如今堡寨林立，声势相互联络。百姓安居，民心自然安定。父母妻子团聚一家，没有流离失所、死亡之忧，也不必担心被贼寇逼迫胁迫，陷入邪党。这样可以保全良民，暗中消减贼寇势力，这是第一个好处。粮食都藏在堡寨之内，所剩的村落店馆都是空屋。贼寇即使千里奔袭焚烧掠夺，也得不到食物。如果攻打包围堡寨，那么丁壮男子自然会保护身家性命，防守必定尽力。又有邻近堡寨的救援，官兵的策应，贼寇的力量必定不能攻陷。贼寇狂奔十余日，不是溃败四散，就是辗转困于沟渠之中。区区首恶，何难擒获。这样可以制服奔逃窜动的贼寇，这是第二个好处。占据险要之地的贼寇，不能不下山掠夺食物。如今百姓都团聚在一起，粮食不暴露在野外。冬夏交替之时，野外没有青草，附近已无可掠夺之物。远出则靠近山边的堡寨都能邀击他们，贼寇的势力又不敢外出。坐困月余，积蓄的粮食耗尽，最终也只能归于死亡逃散。这样可以制服负隅顽抗的贼寇，这是第三个好处。州县拥有乡村，就像树木拥有枝叶。枝叶受伤，根本就无所庇护。乡村都被贼寇蹂躏，城郭不灭亡的也就很少了。如今四面都有堡寨，遮蔽拥护，贼寇必定不敢直接侵犯城郭。有紧急情况就环绕救援，贼寇将腹背受敌，官兵又乘其后，这样可以保障州县，这是第四个好处。堡寨远的相距数十里，近的十余里。官兵经过，就近供给支应，粮台可以不设。官府没有转运的费用，百姓没有挽输的劳苦。至于文书往来，无须兵勇护送，就在大路旁的堡寨安设夫马递送，可以节省台站的费用，这是第五个好处。每省挑选精兵三千，贼寇合击就合击，贼寇分兵就分兵，牵制其后，使之不能攻陷城堡就足够了。其余士兵全部归队，所节省的盐粮，还是小处。兵少则差役也节省，百姓受无穷之利，而军营不致空虚，也不必担心再生其他变故，这是第六个好处。守城的壮丁，只在贼寇到来时几天供给口粮罢了。没有每月的盐粮，没有安家的银两。其费用较招募乡勇，所节省的何止天壤之别。而且爱护乡里，朝夕相见，还有古人守望相助的意思。可以用情法维系他们，不像乡勇从征日久，习于凶暴，怯于公战而喜欢杀掠，酿成将来无穷的隐忧，这是第七个好处。保甲制度时常纠察，而堡寨之长又从而稽查，那么奸邪之人就没有容身之地。那些桀骜不驯如嘓噜之类的人，也震慑而不敢放肆。可以逐渐感化为良民，这是第八个好处。邪教蔓延，为时已久，潜伏而未动的人，正不少。如今善恶已分，居住不相混杂。冥顽之人如果潜入贼党，可以一并歼除。那些愧悔的人必定安居于旧业，可以保全身命，断绝后患的萌芽，开辟自新的道路，这是第九个好处。规模既定，守住而不失，远近一体，上下同心。像网在纲上，有条不紊。像身体指挥手臂，没有命令不听从的。无事之时，按籍稽查，瞭如指掌。有事之时，划地而守，井然有序。一劳永逸，数代依赖，这是第十个好处。然而愚昧的人可以与之共享成功，难以与之谋划开始。因循眼前，畏难苟安，此议一出，必定有阻止的人。一种说法是骚扰反而拖累百姓。选择利益没有比重大更重要的，选择祸害没有比轻微更轻的。贼匪所过之处，焚烧房屋，杀戮人民，掳掠妇女，其惨烈至极。百姓即使再愚昧，也必定明白利害。所保全的是大局，即使小有骚扰，也应当毅然为之。况且保全其身家，保全其积蓄，顺应其情之所乐，有什么拖累呢。如果说奉行不善，那是官吏的过错，应当更换其人，不应当废除此法。就像战场失利，难道因为偶尔没有良将，就永远不用兵吗。一种说法是迂缓不切合实际。想要速成反而达不到。自去年以来，各省所行之事，哪一件不追求速成，哪一件有效。事情本来有不急于眼前，而在日后收功的。趁现在做，还不算晚。实行于一县，可保全一县；实行于一府，可保全一府。同时并举，不过三个月，贼寇就在罗网之内了。这是没有比这更快的了。舍弃此法而图谋，难道真有旦夕奏效、稳操胜券的策略吗。一种担心是其费用巨大。成就大事的人不吝惜小费。如果能够平定贼寇，即使多费也无所惜。如今州县大的不过堡寨数十处，小的十余处。一省所办的，不过三四十州县罢了。取多补少，合计每省用银，不过一百万而已。此后就无所耗费。较之养兵养乡勇每月需银百万两而没有尽头，其费用如何。而且只有买粮费用较大，而粮食分贮于堡寨，何异于贮于州县的仓库。如今各州县岂能不采买呢。其余借项，分年带征归款。这不仅节省费用，而且并无所费。一种畏惧其烦难。天下没有难成的事，只怕没有任事的人。如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长，总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不辞劳苦，全都具备，何虑其烦难。而且通江、巴州、仪陇，贼寇蹂躏之处，失业难民，岂能不抚恤。清查户口。

译修缮房屋，慰问生者、抚恤死者，救济匮乏、周济贫困，这些烦难之事何止是前者的十倍。与其在事情发生之后进行补救，不如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加以预备。上述几种说法，都不足以驳倒这一观点。那么，当今的紧急事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如果不这样做，不致力于安定百姓，又怎能抵御贼寇？百姓因畏惧贼寇而逃跑，还可以理解；但军队增加得越多，差役徭赋就越沉重；战争持续得越久，对百姓的骚扰和拖累就越多。几个月之后，恐怕百姓看到贼寇到来，将不再逃跑，反而与他们合流了。现在如果不早点行动，后悔就来不及了。恭敬地陈述我一点浅陋的意见，供您采纳选择。

译练兵修寨四事议 四川通志 方积

一、操练乡兵以备堵截。各州县并非没有乡勇，但乡勇若无训练，实际上与没有乡勇等同。梁山县招募乡勇，共七千余名，除去陆续奉调及裁汰的不计，现存四千余名。广泛聘请精通技艺者三十余名，教授鸟枪、刀、矛等技艺。因为操演的方法与临阵的方法相同，鸟枪在前，刀矛在后。鸟枪若不精，临阵时手会颤抖，发射必定不中；一发不中，势必弃枪逃跑，刀矛手也会因此惊慌。所以必须精通鸟枪，以发挥刀矛的作用。刀矛若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靠近贼寇，鸟枪手身后也没有可依靠的人，即使技艺再精，内心也不安定；贼寇突然进逼，也必定弃枪逃跑。所以必须精通刀矛，以发挥鸟枪的作用。目前日夜操演，已有十个月之久。近来又制造硬弓四百余张，以及药弩三万余枝，作为伏击道路、守卫险要之用。各义首、乡勇等，顾念自身家业，也颇知听从命令。时常以大义勉励他们，并教授他们坐、起、进、退的方法。近日察看情形，似乎尚可使用。如果贼寇入侵窥探边境，定当竭力堵截剿杀，断不会退缩拖延。

二、修凿城池以安定民心。县城是四境居民的指望，城中稍有惊疑，四境百姓也会闻风胆怯。查梁山县旧城，高度仅刚过一丈，加上没有护城河可依靠，恐怕愚昧的百姓缺乏见识，容易起猜疑之心。现在将县城旧城普遍加高三尺五寸，平坦处都挖掘长壕，傍山险要处修削，更加陡峻。城工浩大，费用不菲，既不敢请求领取国库银两，而当此军需浩大、民力困乏之时，更不敢加重劳役百姓。除了将本年俸禄全部捐用外，又传集本城殷实绅耆、约保人等，明白晓谕。随即据报捐石、捐木、捐出米粮的人络绎不绝。就让捐助多且人品端正的人，分别主管其事。所有出入账目，不用一个家丁、一个书役经手其间。因此费用较省，而成功也较快。虽然近日工价合计尚欠三千余金，自当妥善办理，断不会丝毫连累公私。城内小山很多，都在扼要处设立炮台，放置自铸威远炮六尊，以备轰击。其余存城的劈山炮、九子连环炮，共四十余尊；鸟枪约九百余杆；火药约一百余石；铅弹充足；刀矛军器，约五千余件，都是自行制备。其外卡鸟枪军器，尚不在此数内。

三、设法储粮以备缓急。县内常平仓、社仓两仓，共收贮谷二万石有余。除去奉文碾运军米及支发本境乡勇的口粮外，现在仅余谷一千二百余石，仓库实际空虚，若有缓急之用，真不足依靠。再三思考，无计可施。昨日普遍晓谕附近城郭居民，让他们将存余的谷石，事先运贮城内。假使贼寇侵犯边境，即可轻身入城。小民也知道未雨绸缪，非常踊跃。况且现在官仓空闲，那些谷石多而无地可以屯贮的人家，现在已将官仓借给他们存贮，明白晓谕，将来若有事端，就应当借散口粮，事毕后按市价偿还。梁山虽是小小县邑，却有很多知义气的百姓，因此鼓舞乐从，尚不至于怀疑官吏。

四、广修山寨合力守御。查贼匪自去年秋天起事，直到今天，所进入的地方，必定先以虚声恐吓，等居民逃窜时，他们便乘乱而入。地方官虽然想禁止逃民，但逃民终究不可禁止。因此民心越恐惧，贼势越嚣张。小民没有见识，贵在坚定其意志，必须把他们置于必不可死之地，而后才有不肯轻易离去之心。百姓有不肯轻易离去之心，而后贼寇就没有可以拦入之势。梁山境内，周围数百余里，四面都有古寨，已令各路约保指名出，大小不下三十余处，有周围三四十里的，有周围十余里及七八里的，各不相同。大抵都是峭壁悬崖，中间通一条小路。现在已亲自赴各寨，逐一阅视，普遍劝谕居民，让他们各自加修整治。大约不过一个月之内，即可一律修齐。其附近城郭的牛头、金城、七十层、子严等寨，日内即可竣工。听说贼众行军不携带粮食，等待掠夺而食。倘若能断绝其粮路，势必不能空腹持戈。因此傍寨居民，都让他们将存积的谷石，全数先行运入寨中。寨上多备滚木、擂石，按照寨的大小，分给过山鸟、鸟枪等件。如果贼寇到来，各路居民，自可就近登寨而守。或十余团守一个寨，或数团守一个寨。预先嘱咐该居民等，在贼寇到来之时，不要与其接战，只坚守不动。使我们四境之中，路路可通，寨寨相望，不必互相策应，而实有互相策应之势。贼寇仰攻不能，掠夺食物无处，左边阻塞古塞，步步防人，似乎有不待驱逐而自退的道理。

抚议 四川通志 龚景瀚

贼寇不可招抚。其势力也不接受招抚。所谓招抚，是招抚百姓中跟随贼寇的人罢了。百姓中跟随贼寇的有两种，一种是被其煽惑的，一种是被其裹胁的。被其煽

译那些被迷惑的人，都是甘心追随贼寇的人。然而其中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入教已久，心性和理智都已迷失，相信那些虚妄欺骗的言辞，产生不切实际的妄想，不恐惧也不悔改，视死如归。这类人冥顽不灵，不能用情理去开导感化。又有一些富人畏惧灾祸，穷人贪图利益，邪教用避灾得财的说法引诱他们，他们一时疏忽，便纷纷相信跟随。然而这些人原本没有违法的意图，一旦事发，官府查访，邻里作证，他们既无话可辩解，便无地自容。乡勇贪图他们的田宅家产，以多杀人为功劳，只要说他们入了邪教，妇孺都被一并诛杀。幸存的人不得不栖身于贼寇巢穴，作为苟且偷生的计策。这是愚昧百姓误入邪教而不能自拔的人。

那些被胁迫的人，都是不得已才跟随贼寇的。然而其中也有区别。身强力壮的百姓，贼寇先拘禁他们加以折磨，十几天后，强迫他们拜师，让他们入教。绑缚老弱，逼迫他们亲手杀死亲人。分队放火，押着他们随行。与官兵相遇时，给他们武器，驱赶他们前进。仓促间打仗，百姓既来不及表明身份，官兵也无法辨识。刀剑相加，既想保全自己的性命，不得不致人于死地。于是放火杀人的罪责，就无处逃避。这是想回归却不敢的人。

老弱的百姓，有的被命令做饭、放马，挑运杂物，抢掠食物糊口，饥饱无常，苦难万状。日夜思念回家，然而妻子儿女被作为人质，不忍心立刻离开；家业已经残破，回去没有生计，不得不隐忍随行，以求苟活。即使有单身之人容易逃脱，但贼寇防范极严，白天用大绳索捆绑，一个接一个，像驱赶牛羊一样；晚上把他们关在空房里，一堆堆地堆积，像圈养猪狗一样。这是想回归却不能的人。

自从嘉庆元年用兵以来，我百姓死于贼寇手中的就不必说了。官兵迎面杀击，那些冲锋陷阵、冒着刀刃的，都是我们身强力壮的百姓。官兵从后面尾追，那些被包围擒获的，都是我们老弱的百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了。侥幸趁间隙逃出来的，守关卡的乡勇、坐营的士兵，盘查抓获他们，当作奇货，罗织罪名，希望获得厚赏。非法拷打，多方指证，草草几句话，就执行死刑。死的人又不知有多少了。侥幸被解送到大营，由委官审讯，但跟随贼寇日久，放火杀人，则罪在不赦。问官只守着这两句话，认为尽了职责。狡猾的人狡辩，则死于刑讯；老实的人据实陈述，又死于法律。那些侥幸活下来的，都是经历几次死亡后才得到的，百人中仅有一二人。

法律上，即使只是喝令，动手者也按从犯减等处罚，何况是被贼寇所逼，事不由己，却只拘泥于条文，不体察实情。风声传布，谁还敢再出来？这使得贼寇更加有借口来控制我们百姓。这就是跟随贼寇的心意之所以更加坚定，而贼寇之所以日益增多的原因。

现在蒙受皇上施予浩荡的恩德，打开三面之网，洗刷旧日的污秽，让他们更新。恭读圣谕：“自古只听说对敌国用兵，没听说对自家百姓用兵。自相攻击，屠杀生灵，朕日夜哀怜，几乎废寝忘食。百姓困苦至极思念安定，长久劳苦思念安逸，想必一见恩旨，就会纷纷来归。”钦此。捧读反复，无不感激涕零。仅这几句话，已足以感动天地之和，而消除邪气。贼寇也是人，也有心腹肾肠，也应当感动悔过，何况是被胁迫的良民呢？

只是愚民目不识丁，誊写的诏书遍贴，贼寇中防守极严，一时未必能周知。即使知道，或许也不敢深信。用空话劝谕，不如用实事展示来得深切明了。恳请谕令各路领兵大臣，在大营中预备一面大旗，上书“招抚难民”四个大字。遇到贼寇打仗时，派几百士兵守护这面旗，另外立于山上，或营的左右，距离营地半里左右。那些丢弃器械，来投奔旗下的人，一律不得杀害。贼寇正迎敌官兵，无暇兼顾，被胁迫的百姓，必定相率归来。

严令守关卡的员弁兵勇，从贼营逃出，或被盘查抓获的人，无论是贼是民，是否放火杀人，均不得擅自杀害。送交地方官，询问其姓氏籍贯。愿意留下的，妥善安置；愿意回籍的，酌情资助送还。风声传布，谁不求生？即使所释放的人中，未必没有一两个真贼逃回贼营，但贼寇既然能生还，那么百姓更没有死理。在贼营的百姓，无所疑虑，更加坚定他们向化的心。趁间隙回归的人，纷纷恐后了。这是解散贼寇的一种方法。

那些心地明白、语言便捷的人，给予重赏，让他们招徕。招出十人的，给予十人的赏赐；招出百人的，给予百人的赏赐。能杀贼缚贼来献的，更加优厚赏赐。如果是贼寇的小头目，更为得力。唐代李愬平定淮蔡，宋代岳飞平定杨么，都重用降将，辗转招致。贼心既散，贼党既离，即使一人不返，也不过损失一个真贼，于事无关轻重。若使一人成功，则保全无数生灵，对国家实有裨益。这是解散贼寇的另一种方法。

译我还有请求。教匪及嘓噜等，执迷不悟，不重重惩罚以示威严，不能立刻用恩德感化他们。而被胁迫的百姓，受制于贼，也有想回归却不能的形势。我在军营三年，所见百姓逃回的，都在官兵打仗的日子。官兵大胜，逃出的人就很多；官兵小胜，逃出的人也少。这是剿灭之后才可以成功安抚，而剿灭必须依靠兵力。现在兵力有些懈怠了，仍应增派精兵，慎重选择良将，剿抚并用，奇正相生，兼行坚壁清野的方法，百姓自己互相保护聚集，使贼人没有可以裹挟的人，没有可以掠夺的粮食，十天之内，不仅被裹挟的百姓，投出的人相继不断，即使真正的贼人也会像鸟兽一样散逃了。明朝郧阳的白圭、项忠，先后擒杀刘千斤、苗龙等数万人，而后原杰得以成就安抚治理的功绩。《尚书》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不是忍心使用威严，而是为了成就仁爱。至于各省的情形，略有不同。教匪在四川最多，其裹挟的四川百姓也很多。现在首逆陆续被诛杀，贼势逐渐瓦解，一旦招抚，来的人一定很多，所以四川适宜用安抚。陕西习教的人，在安岭、将军山等战役中，被歼灭殆尽，逃入四川境内的，不过一千多人。两年以来，川楚逆匪，往来于兴汉、商雒一带，沿途裹挟，都是随裹随逃，所以贼人中陕西百姓很少，无可招抚，所以陕西适宜用剿灭。至于湖广、黄州受乡勇的好处，也受乡勇的害处，杀戮过甚，势不相容，不仅楚贼不敢回楚，即使楚民也不敢回，无处使用剿灭，也不易言安抚，其来归的人酌情迁移，才可以相安无事。这又在地方大吏的随时变通了。谨议。

每保正所管的地域为一个团，又合并数个保正或十几个保正的地域为一个大团。每个小团设立团长一二人，或三四人，无论绅士居民，必须其人心地明白，通晓大义，向来为一方所仰望的人，才准许商议设立，不必拘泥于资历，也不得徇私妄举。大团商议设立团总一二人，或三四人，总理各团的事务。所有大团的团总，须各团公举后，访查明确，当面验试，如果可以胜任，再行发给札文命令办理。一个团内的团勇必须年力精壮，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无论是否绅士之家，有无田产，均列名充当。那些外来流棍，以及团总、团长素不相识的人，不得准许充当。派定之后，团总另造一册，某团长名下管领团勇若干，开列姓名年龄，呈送过朱，以便不时亲临查点。倘有违抗不愿入团出力的，允许团总、团长指名具禀治罪。每个团制造红边黄布大旗一面，上大书某团义勇。团内派一个强干有胆力的人，遇有事时，执旗随团总左右，作为众人的耳目。有事时，各团勇帽系号带一根，上也写某团义勇字样。贼匪诡诈百出，常藉称乞丐难民，往来伺探，团内务必严加盘查，如见有面生可疑的人，立即协力拿送究治。如有别处眷属搬入团内的，也必须问明来历，或有人认识，才准许入团居住。团内制造军火器械，修卡挖濠，一应费用，着团总、团长协同保正，向花户劝输。但须根据其力量，秉公劝捐，既不得徇私勒索，也不许任其违抗，务使众心咸服。如团总、团长、保正稍有挟嫌勒派等事，一经花户告发，定即从重治罪，加倍罚追。团内人家，凡有防夜鸟枪，素习施放的，即多备绳药砂子，团成一队，或另制营枪更妙。所用钢矛刀刃，头长一尺余，杆长八尺，坚梗木料，装钉结实。其余叉耙剑戟，如有素习熟惯的，各随武艺所长备用，团成一队。团内有武艺精强的人，据实报县，派令传习教演各团团勇，公议月费，以酬其劳。各团相距在二十里内外的，每议定一个日期，在附近要隘处所，齐集会哨，或施放枪，演试武艺，既足以壮声势，可使贼匪闻风远遁，彼此认识，又得互相联络，方不失守望相助之义。每个团须设有胆力熟道路的健足探报四名，轮流走探，如贼人在一二百里之内，即须去探，以便早为预备。贼人若将临境，团总、团长，一面即率团勇赴卡堵御，如有三人之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延的，即以军法从事。一面飞报别团，别团团总、团长，迅即一面严守本卡，一面抽拨团勇，各随带器械口粮，前往援助。如有观望迟缓误事的，即将该团总、团长，照军法从重治罪。团内地方，须看明要隘处所，或山梁，或旧寨，择其易于守御之地，筑卡挖濠，安设枪，如探有贼匪临

译边界。团总、团长。即带领团勇。在关卡堵截。既然有坚固的关卡和深邃的壕沟。不仅人人胆气壮盛。易于堵截。即使贼匪也不敢轻易来攻。每个关卡须用二三千人。关卡的墙须高四尺。厚二尺。壕沟深八尺。宽八尺。四面安装吊桥。才符合标准。

虽然各团分别设立。但有事之时。附近的几个团。必须彼此救援。如果别的团勇。正在与贼匪对抗。其附近的各团。一旦听到消息。就必须派人带领团勇。前往协助截堵。同心协力保护。前面的关卡贼匪既不能通过。后面的关卡也可以确保安全。如果有各自保全而耽误大事的。一定按照军法处置。

如果遇有战事。团勇日夜守卡瞭望。合力堵御。至于夜间伏路打更。尤为重要。必须轮流派拨。以均衡劳逸。如果有推诿偷懒。以及敷衍了事。不用心出力者。团总、团长。要稽查追究。

贼匪所到之处。先以放火和大声呼噪来惊吓民众。凡是有火起。就应当整顿堵御。不可惊慌退避。如果听到呼噪之声。也不可胆怯。违者按军法处置。

团总、团长。执行巡查。派拨传习教演。以及一切堵御要务。敢有借机勒索。串通舞弊。骚扰累及居民和团勇的。立即捉拿追究。追回发给的领牌。仍然加倍处罚不饶。

县令制作令旗信签。每个团发给一式。如果有事之时。就用令旗信签。传调某团。该团的团总、团长。就率领团勇。按时限飞驰。按照信签指定的处所集合。听候派遣。敢有延误的。按军法处置。

各团距离贼匪。远近不一。必须与县衙声息相通。才能根据事情的缓急。酌情办理。每个大团各选择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常住本城。凡有团内应办之事。随时明确核实决断。

团规制定之后。凡是团内原有的居民。就不允许他们随意搬移。如果有违抗搬移。以致动摇人心者。一定将家产房屋。一并没收归公。作为地方公用。

译抵御贼寇的议策

檀萃

当今的祸患，在于军营空虚、粮仓空虚、国库空虚。然而将这种空虚转变为充实，是有方法可循的。奸匪之徒，窥视这三空，肆意进行抢劫。所经过的村寨，居民纷纷奔逃，没有敢阻挡抵御的人。致使所过之处，便留下一处空虚。如果不早作安排，空虚的程度会更深，事情就难以处理了。大概三空的祸患，还依赖于百姓的支持。如果能使百姓不至于奔逃，让他们各自防守，关键在于下发公文给州县，申明保甲制度，集结乡勇。凡是百姓因畏惧贼寇而逃生的，一人逃跑，众人跟随逃跑，抛弃了家室、老幼和积蓄，贼寇得以占据这些来肆意掳掠淫杀。所以贼寇越发嚣张且增多，最终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现在稳固团结居民，百姓有所依靠，不至于畏惧贼寇，各自顾护家室、老幼和积蓄，齐心协力出来抵御贼寇。贼寇听说后，必定不敢来进攻。因为进攻比防守困难。城堡的防守，凭借高处俯瞰低处；村寨的防守，以逸待劳。所以防守的一方，可以抵挡进攻的一百方。凡是城池，由官吏统领，由士人百姓辅助；村寨，由有身家、智谋的士人百姓统领，各自率领子弟中年少豪勇的人辅助。贼寇必定不敢进入。所以申明保甲，集结乡勇，得以体现寓兵于农、守望相助的遗意。不借助军营的力量，不等待粮仓的供给，不仰赖国库的接济，各自防守，不依赖官府，而贼寇不能侵扰。将空虚转变为充实，这是不变的道理。

推行此事，有人怀疑会惊惶百姓。百姓惊惶，是因为无所倚恃，所以听到贼寇就惊慌，贼寇到来就逃跑。现在让四乡的百姓，各自依靠村堡都会；市井的百姓，各自依靠城郭关厢。不畏惧贼寇反而愤怒于贼寇，并且同心共愤去攻打贼寇，这正是为了安抚聚集百姓，使他们有安定之心。稳固百姓就能胜任土地，胜任土地就能产生财富，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民心既已稳固，不至于奔逃，在野外耕种的是农民，聚集在堡寨的是乡勇，那么百姓都是士兵。百姓不散失而土地不荒芜，耕种如常，粮食自然产出，这样粮仓就不空虚了。丁税地银、盐厂税额，全都如旧，这样国库就不空虚了。除去三种祸患而获得三种利益，发出一纸通行文书，就可以收到实际效果了。大概为政的道理，宪府总领大局，州县负责完成。所以地方有事，责任归于州县。州县虽然说是亲近百姓，也不能凭一己之力独自完成。必须分派给士人百姓、书吏、乡保，以共同促成成功。抓获一案有赏，丢失一盗有罚，处分都归于州县，所以州县无不尽力。窃贼强盗团伙少时称为盗，奸匪形成规模时称为贼，但总之都是盗。责任归于州县，并非难以办理。汉朝时渤海盗贼兴起，龚遂担任太守，单车到任，贼寇随即解散。牂牁叛乱，杀了太守，朝廷商议放弃此地，杜钦劝说王凤派遣称职的太守前往，于是任命陈立为太守，随即诛平叛乱。自古以来此类事例很多。所以成功多归功于守令。凡是夷民发生变乱，应当选派向来有威望、被夷民信服的地方官去镇抚，或许能收到龚遂、陈立那样的效果，这也是一个策略。至于守御的详细准备，恭敬陈述几条如下：

一、下发公文给州县，转达民间，申明保甲，集结乡勇，保护村寨。

二、村寨无论大小，各自推举士人百姓为头领，各自率领丁壮为乡勇。一切耕作生计，仍照常进行。有警报则聚集守御。守御有效的，计算功劳给予奖赏，由地方官详细说明，或给予顶戴花翎，或给予匾额，以示鼓励。

三、守御器具，必须简便易办，一半兼作农具。耰锄棘矜，都足以作为守御的资具。锹锄刀斧之类，农家全都有。去掉短柄用长柄，就可以守御；去掉长柄用短柄，仍为农具。日本国的士兵用长竹竿，装上小斧头，如墙般推进，锋锐不可抵挡。鄱饶的百姓，用长猫竹做器械，削去梢头浸入桐油锅中，比枪刀更锋利。凤颍之间的器械，使用齐眉棍，先将炒石灰装入鸭蛋壳，每人怀里藏一枚，面对敌人先抛蛋壳，烟雾迷空，然后用棍进击。先占据上风抛蛋，没有不胜的。又用长竹竿扎深刺把在竿头，称为狼牙筅，也轻便可使用。这些都不大费钱且容易办理。尤其没有比飞石更方便的了。即使是童子飞掷石块的嬉戏，手臂的力量，能打数丈高，且远至百步二百步。古老相传，杨林未被裁并时，尚为县，有贼寇到来，百姓都搬离躲避。县令某制止说：“躲避不是计策。丁壮能跑，老弱能全部带着跑吗？男人能跑，妇女能全部跟着跑吗？银钞能带着跑，榖米牲畜一切能全部带着跑吗？与其全部遗留给盗贼，导致出去无所依靠，回来无处居住，终究不免于死，何不同心致死以抵御贼寇？贼寇退去而家室可保全，我当率先为你抵御。”于是教百姓用飞石的方法，每五百人为一排，飞掷石子攻击，贼寇惊恐以为是天下神石，于是逃遁。论功行赏，升任布政使。这种方法尤其方便。至于早晚空闲时练习，当作戏具，年轻人尤其不厌烦。

四、村寨各居民门口，适宜修筑矮墙狭巷，仅容一人进出。明正德年间山东盗贼兴起，许忠节公逵担任某县令，用此法教百姓，只凭一人持短刀防守即可。

译城门全部打开，但贼寇不敢进入。每个村子都是这样。贼寇无利可图，便逃往其他县去掳掠。许公因功升任副使。这些都是事先预防，而且容易办到的措施。即使是守城的方法，也应当先在水边路口多筑牛马墙，防止贼寇冲击，不让他们靠近城墙，这样城外的关厢街市就可以保全。防守的道理，远在于四邻，近在于四境。等到贼寇进入境内，已经大张惶乱；等到贼寇逼近城墙，损失更是不可估量了。许公命令百姓沿门筑墙，也是守城之法，不过是变化运用罢了。

译一、关于守御城池。其方法也与村寨相同，但更容易施行。大的府、州、县，居民有百万、数十万、十万，其次中等和下等的也有数万，即使最小的也抵得上一个村寨，有数百户人家。每户出一人抵御盗贼，人数已多到无法计算。作为地方官，只要让他们团聚在一起，不至于离散，那么保卫境域、抵御盗贼，原本就不困难。上年设立炒厂的方法非常好，官府不费钱财而大大救济了百姓的艰难，由此可知此地的士绅父兄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上级官员有奖励他们的措施，仍按照以前的方法，作为团练守御的准备，应当没有不乐意顺从的。

一、关于驿路要冲。从板桥起至亦资孔止，除了依靠城池作为坚固防御的不计算外，那些距离城池较远的地方，也申明保甲团练的方法。其中间驰道两头有关厢口，口外修筑牛马墙，其两旁民居和客居后户之外，各自修筑墙壁连接起来，包裹起来作为坚固的防御。其余的都按照防守村寨的方法。

一、百姓自己防守。贫富不同，衡量贫富各自出资出力以保障乡邦，不至于失散，其功德极大。而自己的人身家，凭借众人的力量来保护，不至于完全被抛弃而资助盗贼。为自己也为他人，双方都受到利益，这在于互相劝告开导罢了。

一、这件事的督率在于地方官。有功绩的奏请升迁加衔，那些失陷村寨的，计算过错按照惯例治罪。

守御后议

檀萃

乡勇，就是民兵，不同于官兵。官兵由官府供给粮饷，增加设置非常困难。民兵依附于百姓，组织起来最容易。所以在古代施行有效，在今天施行也有效，实在是因为它容易的缘故。唐代马燧镇守太原，招募役卒数千人，教他们作战，几个月就成为了精锐士兵。过了一年，在广场上罗列士兵数万人，威震北方。李抱贞镇守泽潞，三个男丁编一个，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发给弓箭，三年都成为了两万精锐士兵，不由官府粮库供给，兵力雄壮为各军之首。李德裕统帅蜀地，设立雄边子弟，总共十二军，威声震于西南。这些都是承接衰弱困顿残破之后，棘手难办，而转弱为强，转眼之间就成功了，只是从当地选取，用本地百姓，守本地险要，所以见效容易。然而还需要招募训练。那不需要招募训练的，没有比百姓自己相互结为军队更好的了。南唐淮北与后周接壤，世宗侵犯南唐，已经占领了江北，而小民相互聚集在山头，建立堡壁，用农具作为兵器，用纸做铠甲，后周军队屡次被他们打败，南唐土地大多被收复。当时称之为白甲军，难道等待上级招募训练吗？宋代河北西路沿边的州军，百姓自己相互团结，组成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低，每户出一人，带着弓箭锄头，佩着剑砍柴，出入山间，饮食和技艺与敌国相同，私下设立赏罚，比官府更严格，分番巡逻，铺屋相望，有警报就击鼓，立刻聚集千人，器甲鞍马，常像敌人到来一样。这是因为顾念亲戚坟墓，人人各自为战，敌人深深畏惧他们。何况盗贼是乌合之众呢？所以罗大经论述民兵的好处，说张魏公统帅川陕，命令挑选强壮之人，以知县为军正，县尉为军副，不到半个月得到士兵二十万。陈福公献出民兵的策略，两淮已经使用他的方法，荆襄尤其有成规。开禧年间用兵，禁军大多战败，两淮山寨，万名弩手大多有功。丙寅年，敌人围困安襄，分派各郡士兵，与湖北义勇前往救援，士兵溃败，抢掠比敌寇还厉害，而义勇跟随主帅进退，不侵犯秋毫。这是因为顾念他们的室家门户。所以民兵胜于官兵，这些都是古代施行有效的。那今天施行有效的，就是湖北孝感使用乡勇吧。牛生会试归来，说往来经过孝感，当地沈君琦，上年代理孝感知县，听说寇警，大修城池，召集乡勇，贼兵到来，驻扎在胡家寨，众兵二三万，乡勇仅五千抵御贼兵，贼兵不敢出战。恰逢官兵二千到来，共同攻击，贼兵全部被歼灭。其他贼兵听说后，全部逃往西方不再向东。上自安陆德安，下至黄州数郡，安居无虞。从此汉口武昌都效仿孝感。汉口有乡勇三千，武昌有乡勇五千，都依靠他们无所恐惧。襄河船帮，也有乡勇，就用水手充当。我在腊月底到沈公衙署，住了二十天，亲眼见到士民感戴，众志成城，坚固如金汤。走到汉口街市，热闹如故，武昌也自然安定。又说扫灭胡家寨贼兵，没有一个贼兵逃脱，仅遗留妇女老弱收禁。捷报传来时，官兵还有伤亡，乡勇竟然没有折损。乡约保正，各自统领乡勇，所执兵器，只有刀和长镖，衣服上挂着刺有“乡勇”字的布条，都是自备，不烦劳官府。官府只要鼓舞奖励他们，就大收其用。所以论功赐给顶戴，某马牌子力战，加六品衔，所以人心踊跃，争相出力。现在如果按照孝感已行的例子，只在传集绅士耆老四乡的头人，当面加以奖谕，多出告示以鼓励，应当没有不成功的。沈公在孝感，深得民心，事平后，新令到来，百姓不接受，认为我们的公保全了我们的城，保护了数万生灵，如果离开我们的公，我们就为之死，终究不敢夺取，仍然视事如常。又念及我们的公清苦，竞相资助他，即使是卖菜佣妇也每天有投献。由此可知州县官吏，能清廉就得到民心，百姓

译这是守御之道。上级官员不能凭借权势强行夺取，而自己也不会因此陷入独自贫困的境地。这些都是值得效法的事情。我家住在皖地与黄州之间，感念沈公保障一方，遏制并断绝了教匪的蔓延，没有让祸乱扩散到江北、淮南数千里之地。他的功劳极大，而我的家乡受益尤其深厚。所以阐明他的事迹，共同遵循这种做法，让人们知道这样做容易成功且见效迅速。因为面临“三空”（指地空、财空、丁空）的祸患，所以商议集结乡勇。官府不耗费钱财，事情就容易推行。如果采用招募的方式，耗费巨大难以供给，必定中途停止。然而乡勇不仅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即使在没有战事的时候也需要预备。再次商议推行这件事，您看如何？趁着现在民心踊跃的时机最终推行此事，是百世之利啊。

译应未堂安民剿匪事宜书后

周锡溥

我起初与您一同在甘肃任职。后来您升任肃州知州，因未能察觉私运玉石的案件，被解除肃州职务，在荆州、郢州一带从军，劳绩上报朝廷，获得优异赏赐，于是提拔为郴州知州。您入京觐见时，天子认为您在军中时间长久，命令军机大臣咨询剿抚教匪的事宜。您逐条回答都符合圣意。我接受并阅读这些奏对，私下感叹您的言论关乎国家根本大计，而不是苟且谈论兵法的人。

教匪的叛乱，起初看似微小，却耗费军队长达六七年，这是什么原因呢？沾染日久，党羽就多；习于邪说，就不能迅速教化；他们行走不经过驿路，而善于走巴山、丛山、汉水栈道的险峻之地，就不利于官军的进退；他们啸聚没有固定场所，抄掠没有固定地点，就不能指划而必定擒获。又所过之地，焚烧庐舍，杀害老弱，而俘虏其丁壮，作为前锋。扑打他们反而增加，掩击他们反而更加变幻莫测。虽然暂时喘息片刻，实在是自古未有的狡猾贼寇。

恭读谕旨说：“自古只听说对敌国用兵，没听说对自己的百姓用兵。”从此宽恕随从者，宽待自首者，所保全的生命不下数十万人，而贼寇不足以平定了。您在军中知道情况如此，所以先恭敬地记载圣训的辉煌之处，而后书写思考以作答。

贼寇气焰未平，议论的人正想增兵加饷，务必穷尽根株，以解除皇帝日夜操劳的忧虑。您却认为贼寇不可以用兵平定，而想将无形的兵权寓于民间。虽然似乎可行，但贼寇拖延诛杀，不是太久了吗？百姓的不安，不是更严重了吗？

我私下伏案思考，兵可以一次性使用。既然为了贼寇的缘故，而暴露军队数年，那么利害的原因，必定有所归属。国家休养生息一百六十年，礼乐政教，遍布寰宇。楚蜀内地，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人从乱呢？这是因为被贼首驱胁而这样。而贼寇蹂躏的各坞，也就是官军追剿截杀、震惊骚乱的地方。百姓不知道是官军而以为是贼寇，那么弱者奔逃，强者抵抗。官兵也不知道是百姓而以为是贼寇，那么斩杀他们以侥幸获得首功。其间道路遥远，副将四处出动，甚至追逐贼寇不得，而迁怒杀害良善，目为匪党。巢覆卵破，万口吞声。虽然统帅的节制，有不必执行的，而明允的士师，有不能诘问的。

由于兵与民分开，而民与贼反而不分。其结果，反而使贼首借此向百姓施恩，而招揽他们入伍，于是积累其猖狂的势力。而且不仅对百姓不利，贼寇积久愈猾，而官军中由征调而来的，不都是技艺精湛、惯于作战的人。以不精的军队，抵挡狂狡的寇贼，急迫他们则他们拼死抵抗，迟缓他们则他们逃脱而另出。因循牵掣，整天累月而不得休息，而我们的军队疲敝了。军中装载毡裹物资，虽然按规定支取国库，但所经山谷险隘，车颠马踣，风雨燥湿不时，丁夫运送守候无期，辗转虚耗，官府不能赔偿，而派之于民，百姓又不能应承，而转由官府垫付，而官与民都疲敝了。这对国家计策都不便利。

汉代龚遂治理渤海，张纲治理广陵，虞诩治理朝歌，唐代元和年间，任用张乔、祝良为牧守，而南蛮徼外都平定了。由此说来，古代多用本地百姓为兵，而将领多半出于循良的官吏。难道说那时没有韬略长材，而期门、佽飞不是劲旅吗？水火都对人有好处，并处则相争；手足虽然各有其用，同体则均患。所以将领不外选，士兵不他索，所以私之于一体，而精臂指之用。

现在守令虽然不都是循良，但靠近贼寇的地区，户口凋零，没有不想安抚的；田野荒废，没有不想垦复的。训练本营的士兵以抵御贼寇，教导各乡的壮丁以补充军队，他们都有室家妻子的眷恋，没有不致死力的。大吏又按时考核其勤能，评定上下功赏的等级，官员竞争于功，兵民竞争于赏，合并异体的私，以成同体的公，贼寇何所容呢？况且又得其人，其视用兵之效，岂可以道里计哉？

您又说州县防备贼寇的，每处酌拨不过三万两，每年节省巨亿，可以节制大农的虚糜。粮员不设，挽输不用，发骡雇夫之事，以次停止，可以息闾阎的徭役。还将于营，实兵于边，驯乡勇于田里，规条具，皆关本计。当贼倡乱时，民习于承平宴安，猝然遇之，束手待尽，非整军奋武，诚无以御贼锋之暴，而系望救者之心。国威既宣，民力亦绌，而兵遂有偏重之渐。善体国者，知本末之不可强齐，使重常在民，轻常在兵，则民气伸而贼不足以为患。

夫民，犹元气也；贼，犹疾疢也；兵者，以毒攻毒之药石也。当瞑眩之后，而思调摄之方，未有如寓兵之善者也。自去年来，川陕湖北，告捷累累。自是止征调之兵，而军中旧卒，亦间有裁撤。惟剿抚事宜，受成阃帅，策力，而各奏凯焉。此则用兵奇正变化之

译这是管中窥豹、蠡测大海所能推测的。然而凭借圣明且天生具有美德的君主，尚且广泛采纳言论并上达于君前。即使是古代悬挂鼗鼓、设立木铎以收集意见的做法，也有所不及。那么，怎么知道您所陈述的内容，没有一两句足以供君主省察阅览呢？我隐居在山中，不知道您的言论是否切合时宜。只是认为兵民合一的道理，正是国家供养的根本大计，因此恭敬地写在后面。

译应君的主张也是坚壁清野、团练乡勇的意思，但他想要全部撤除官兵，则是书生的习气作祟，主张太过偏激，所以我在书后也有微词。而他前半部分论述官兵驱赶百姓反而助长贼势的弊端，则极为痛切。

与颜侍郎论教匪书

赵希璜

李靖还是平民百姓时，拜见杨越公说：“当今是多事之秋，您不应该傲慢地对待国士。”越公于是改变脸色向他道歉。您奉承天子的命令，在遥远的边疆守卫。川陕的教匪，每天都有窥伺豫东的意图，这正是您延揽国士的时候。讲求武备，因材器使。如今您到任即将满两个月，不知谋略之士是谁，勇武之夫是谁。想必您鸿才大略，布置周详，一定有能够向上安慰圣心的举措。希璜在中州任职，已有十一年，亲眼目睹时局艰难，心神惨痛惊惧，不忍心不向您详细陈述。第一，边防应该扼守要害。豫省最重要的，不过是邓州、浙川、内乡、卢氏四个州县罢了。其余次要的地区，也不过四五处。集中一个州或一个县的民众，足以扼守其要害；谨慎选拔一个州或一个县的官员，足以掌握其要领。太守县令亲近百姓，下情容易上达。现在贼人说官府逼迫百姓造反，百姓则说官兵比贼人更厉害。官府既然能逼迫百姓造反，那么官府也能使百姓不造反；官兵既然比贼人更厉害，那么制服贼人就不需要官兵。那么不如仍然寓兵于农，谨慎选拔太守县令，坚壁清野，各自坚守一个州或一个县，就足以制服贼人了。然而提出坚壁清野主张的人，大多迂阔不切实际，无益于实用。那么所谓的壁垒就不是真正的壁垒，怎么能说坚固呢？既然没有坚固的壁垒，怎么能清野呢？所谓的壁垒，即以每个州每个县的城池来说。每个州每个县的城池，就是豫东九十余州县的要害所在。第二，江防应该严密。《孙子兵法》记载了“十围五攻”的道理。现在以少制众，所依靠的只有防江的乡勇。这些乡勇大多是游手好闲、乌合之众，在紧急关头真的值得依赖吗？因此应该仿照甬道的样式，命令防江乡勇在无事的时候，搬运石头泥土，凡是可以偷渡的地方，多修筑甬道。这既足以自卫，也足以抵御贼人的窥伺。这就是所说的防守者自己安逸，而进攻者自己劳累。第三，粮草储备应该预先筹划。善于用兵的人，兵役不再次征发，粮草不再次运输，在国内取用，在敌国获取粮食。长途运输则百姓贫困，高价购买则百姓财力枯竭。所以智将务必在敌国获取粮食，吃敌人一钟粮食，相当于我方二十钟。现在一万人的粮食，每月不过三千石；一万人的饷银，每月不过三万两。如果真的能在邓州、浙川、内乡、卢氏这四个州县，各储备粮食六千石，银子三万两，以备不测。贼人到来就坚守壁垒，使野外无可掠夺；贼人松懈就率领万人抵抗，使贼人退无可据。不出十天半月，贼势必然解散。其余次要的州县，储备一半的物资，以待转运。这样就没有长途运输的烦扰，而能获得低价购买的成效。至于临机制胜，变化随心，纵使使用反间计的人善于利用亡命之徒，培养壮士的人不惜重金赏赐，这本来是您思考得烂熟于心的了。

再论川楚兵事书

赵希璜

现在的川楚乱民，本来就是百姓在浅水池中玩弄兵器罢了。想要迅速平定却反而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呢？查阅《龚遂传》，记载渤海郡左右郡县发生饥荒，盗贼并起，二千石官员不能擒获制服。皇上选择能治理的人，丞相御史举荐龚遂可用。召见时说：“海边遥远，不沾受圣上的教化，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体恤，所以使陛下的百姓，在浅水池中盗弄陛下的兵器罢了。现在是想让臣去战胜他们呢，还是去安抚他们呢？”皇上说：“选用贤良，本来就是想要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乱民，就像梳理乱绳，不可以急躁，只有慢慢来，然后才能治理。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律条文拘束我，让我能够一切便宜行事。”皇上答应了。到了渤海郡界，郡中听说新太守到来，发兵迎接，龚遂都让他们回去。发文书给所属各县，全部罢免追捕盗贼的官吏。凡是拿着锄头钩镰等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查问；拿着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龚遂单车独行到郡府，郡中人心安定，盗贼也都解散。渤海郡又多劫掠相随的贼人，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即解散，丢弃兵器弩箭而拿起钩镰锄头，盗贼于是全部平定。又《后汉书》记载，永和二年，日南郡象林县境外蛮夷攻打象林县，交趾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两郡兵万余人救援。士兵害怕远征，于是反攻郡府。恰逢侍御史贾昌出使在日南，就与州郡合力讨伐，不利，于是被贼人攻击，围困一年多。而兵员粮草不能接续，皇帝为此担忧。第二年，召集公卿百官，以及四府掾属，询问他们的方略。大家都议论派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州四万人前往。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进言说：“如果荆、扬无事，发兵是可以的。现在这两郡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平，长沙、桂阳，多次被征发，如果再扰动，必定再生祸患，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又兖、豫的人，突然被征发，远赴万里，没有归期，诏书催促紧迫，必然导致叛逃，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南方水土温热潮湿，加上有瘴气，导致死亡的人十中必有四五，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远涉万里，士卒疲劳，等到到达岭南，已经不堪忍受，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军队行军三十里为一程，而距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天才能到达。计算每人每天口粮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

译驴马的饲料，只能让士兵背着铠甲自行携带。耗费竟然如此巨大，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原因。假设军队到达驻地，死亡的一定很多。既然不足以抵御敌人，必然又要再次征发。这就像割裂心腹，来补缀四肢，这是第六个不可行的原因。九真、日南两地相距千里，征发那里的官吏百姓，尚且难以承受，何况要让四个州的士兵，去奔赴万里之外的艰难险阻呢？这是第七个不可行的原因。

从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益州叛乱的羌人，益州有谚语说：“敌人来尚且可以忍受，尹就来却会杀我。”后来尹就征召还朝，把军队交给刺史张乔。张乔依靠那里的将领官吏，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歼灭了敌寇。这是征发将领没有益处的证明，也是州郡可以信赖的验证。应当重新选拔有勇略、仁惠、能担任将帅的人，让他们担任刺史、太守，全部让他们驻守在交趾。如今日南兵力单薄且没有粮食，防守既不足够，作战又不能取胜，可以一概迁徙那里的官吏百姓向北依附交趾。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再命令他们返回原籍。同时招募蛮夷，让他们互相攻杀，转运金银布帛，作为他们的资财。有能使用反间计招致敌方首领的，许诺给予封侯裂土的奖赏。

所以并州刺史长沙人祝良，性格勇敢果断；又南阳人张乔以前在益州，有破敌的功绩，都可以任用。从前汉太宗就加封魏尚为云中太守，汉哀帝立即任命龚舍为泰山太守。应当立即任命祝良等人，让他们经由便道前往任职。四府都听从了李固的意见。张乔到达后，开导、安慰、诱导，叛军随即投降解散。祝良到达九真，单车进入贼寇之中，设立方略，以威信招降，投降的有几万人，都为祝良修筑府衙。从此岭南以外又恢复了平静。

又康熙十二年，范承谟上疏请求兴兵屯田，说：“臣听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都在军务繁忙的时候，实行士兵屯粮的方法，全都取得了成效。我朝兴办屯田的方法，寄托在开垦荒地上，一方面实行招募百姓开垦，一方面实行安置投降的人，唯独士兵屯田没有听说开始实行。因为坐着吃闲饭的骄兵，一旦让他们从事农耕，自食其力，永远没有指望领取粮饷，所以长期畏惧而不实行。查考从前开垦荒地的百姓，按规定六年后才开始征税，那么这些屯种的士兵，也应当等到六年之后，才开始削减他们的粮饷。仍然在旱涝灾年，加倍给予赈济抚恤。这样士兵既获得了六年的现粮饷，又得到了田亩的收获，又不担忧意外的灾荒，谁不愿意兴办屯田呢？

臣认为兴办屯田更有五个便利：士兵需要粮饷，必定取自百姓，户部尚书仰屋兴叹，地方官催逼赋税，百姓的骨髓日益枯竭，国家的财源日益耗尽了。而披坚执锐的士兵，大都凶猛强悍而不驯服，没有固定的产业来牵系他们的心，就会涣散而难以巩固；没有劳作来劳累他们的体力，就会懒惰而贪图安逸；没有生计来宽裕他们的日常用度，就会时常呼号要粮。只有实行兵屯的方法，将会看到金钱可以节省，国家用度恒常充足，这是第一个便利。追呼催逼不紧迫，百姓逐渐得到休养生息，这是第二个便利。防卒变成土著，坚固门户，巩固藩篱，这是第三个便利。有事就作战，无事就耕种，进可以进攻，退可以防守，这是第四个便利。士兵都温饱，分开像臂膀手指，联合像心腹骨干，消除平定反叛，这是第五个便利。

至于地方有不适宜屯田的，臣认为又应当因时制宜。屯田可以在一处实行，那一处就受益；屯田可以在多处实行，那多处就受益。屯田得一个兵，就节省一个兵的粮饷；屯田得数十百千个兵，就节省数十百千个兵的粮饷。兵法说：屯田一石，可以抵当转运二十石，这不是虚话。如果真的能采用龚遂安抚百姓的说法，来治理四川、湖北的乱民；采用李固‘七不可’的说法，来选拔四川、湖北的守令；采用范承谟‘五便’的说法，来屯种四川、湖北叛军的产业，大概不至于让贼寇与百姓熟习，百姓与士兵仇视，而能收到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实效吧。”

译拟平定楚地万言策 康熙十一年

徐旭旦

世祖皇帝统一天下，掌握一统的宏伟蓝图。我皇上继承并发扬光大。十余年来，百姓没有风声鹤唳的惊恐，田野没有哀鸿遍野的叹息，成康、文景时期的盛世，将再次出现在今天了。没想到辜负皇恩的逆臣，抗拒命令反叛，分割占据土地，囚禁困害人民。虽然朝廷的德化教令暂时受阻，但指日可待就能荡平。只是未免劳苦我们的军队，惊扰我们的百姓，而损耗我们的财力罢了。

假如那些贼寇在萌生叛乱之初，就一窝蜂地亡命而来。当时，城池尚未修筑，兵器铠甲尚未完备，将领士卒尚未训练。假使他们借用了我们的战船，资用了我们的民夫马匹，使用了我们的粮草，隐藏行迹，长驱直入。所到之处，不待攻击就能得手。但贼寇知道上天眷顾我大清，民心爱戴我君主，而且禁军精锐，足以对外援助而有余力；内库充盈，足以供给而不会匮乏。他们即使容易得到土地，势必难以长久坚守。不过是抢劫掠夺后逃遁而去，我们可以拦截攻击他们的归路。贼寇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这样做。

现在他们占据险要之地，窃取伪号来统领部众，勾结连横其他逆贼来树立党羽。于是先攻击附近一两个容易夺取的地方以显示威风，随即巩固防守要害之地，训练养兵，屯积物资，作为自卫而后进攻敌人的计策。他们时而前来，有时战胜也不前进，有时战胜反而后退，这是引诱我们的军队而使我们疲劳。有时忽然攻击这里，有时忽然攻击那里，这是分散我们的军队而使我们疲劳。有时依仗山势引诱敌人，有时傍着水势进攻敌人，这是欺骗我们的军队而使我们疲劳。我们想要进攻，他们有险要可以依恃；坐着等待他们决战，他们又不来。久而久之，军队逐渐疲惫了，百姓逐渐穷困了，财力逐渐枯竭了。假设有水旱灾害，内部动乱必然发生，那将怎么办呢？

幸好仰赖祖宗的灵佑，上天的顺意，连年丰收，盗贼不起，使得朝廷能够并合九州的力量，讨伐这些叛逆。但是军队已经疲惫，百姓已经穷困，财力已经枯竭。如果在这个时候不急于谋划，将来的祸患是不可言说的。为什么呢？今天的弊端，各种事情都有名目而没有实际效果。今天的有利之处，只有根据名目来要求实际效果罢了。

我皇上派遣禁军作为外援，按理说天兵所指，没有敌人不被摧毁的。为什么用如熊如罴般勇猛的军队，攻击这些丑类，却损失惨重呢？千里奔赴作战，是兵法所忌讳的。百里运送军粮，军队不能宿营吃饱。敌寇兴起不可预测，却向数千里之外请求援军。用数千里之外的军队，翻山越水，披星戴月，奔赴这突然不可预测的敌寇。决断战机正在片刻之间，依靠敌人却在十天之外，其形势已经不相及。况且往来道路，火速救援，奔驰劳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我皇上顾虑这些奔驰劳苦的军队，不足以进取。凡是遇到临敌之时，命令休养，这不是畏惧敌人，而是爱护军队以期必胜，是圣人临事而谨慎的意思罢了。无奈军队把敌人看作儿戏，一领到钱粮，不自我保养，不养马，却养妇人。将领把朝廷的饷银，让人看见，便熏心炽欲。这种隐蔽的奸弊，比公开的盗贼更严重。既在下危害百姓的妇女，又在上消耗三军的钱粮。行伍之中，有妇人而不张扬，而奔驰劳苦者的精力，哪里经得起这种暗中消磨呢？难怪军队不壮大而马匹不奔腾，这是第一个弊端。

军队所依恃的是器械。当初出兵的时候，兵器并非不整齐，铠甲并非不鲜明。一年多以来，风雨淋漓，血汗浸渍，损坏的占了一半。每日涉渡，人困马死，丢弃的占了一半。将领不考察所用器械的不堪，士兵只求有器械应付数量。人们看见他们披甲戴盔，实际上无异于赤身露顶的人；人们看见他们持戈执盾，实际上无异于拿着木棍竹竿的众人。唉，用酒色虚弱的徒众，骑着皮骨仅存的马，而拿着顽钝不堪的器械，想要期望他们百战百胜，不是很难吗？这是第二个弊端。

历来招募一个士兵，想着得到一个士兵的用处，才不浪费这个士兵的饷银。现在绿旗新招募的士兵，不问老弱，不问病怯，不问短小，投奔者一律收录。千百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强健的士卒。既然都是老弱病怯短小无用的人，加上主将不是带兵的材干，所教习的不是旗鼓的节律。士兵没有勇敢的气概，将领没有训练的方法。一旦驱使他们冲锋破敌，只是伸长脖子等待杀戮罢了。不仅白白害了愚民，而且挫伤了我国的武备。为什么要白白浪费有用的金钱，而招募这些无用的士兵呢？这是第三个弊端。

应募的士兵，大多是游手好闲的无赖之民。平日的负债无穷，新招募的廪给有限。法律应当在招募之时，就申明严禁的谕令。凡是应募的士兵，从前拖欠的私债，现在不许强行索取讨要。这样应募的人必然很多，而天下的穷民，何尝不是我的富兵呢？不然，用朝廷的钱粮，来替穷民偿还私债，想要期望他们器械精良，衣甲齐整，是必然得不到的。这是第四个弊端。

江湖之上，安澜无虞，依靠的是我们的水战准备罢了。我国家自从海氛扬波以来，防守的器具，无不齐备。用十余年抵御海寇的战船，分出来攻击这些小丑，理应有所成效。但去年调发救援的沙船，被雨浸日晒，板烂桅折，朽坏不堪。负责此事的人

译应当尽早命令江南地区预先制造船只，以备军需之用，这是可以的。江南地区，百姓安居乐业一如往昔，商人往来贸易一如往昔。况且工匠出自这里，木材聚集于此，铁钉等物料，无不在此地充裕。如果舍弃这里而向别处寻求，只怕工匠不是合适的工匠，木材不是合适的木材，铁钉等物料都没有预先准备，必定难以取得成功。这是第一个弊端。

军队经过训练才能熟练，熟练才能精通，精通才能勇敢，勇敢才能取胜。骑兵和步兵都是如此，水师更是如此。所以张开船帆、驾驭舵轮，必须由平时熟悉水性的人来担任。而水师的士兵，尤其必须挑选精壮的士卒，让他们在船中睡觉起居，先使他们坐卧安稳，然后站立逐渐稳定，时间久了再拉弓试炮，施展自如，使士兵在船上就像在陆地上一样，这样才能扬帆直捣贼寇巢穴。现在的水师沙船，名义上是水师，士兵不是步兵就是骑兵，除了从江南调来的之外，完全没有一个习惯水性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风浪冲击，就手足无措了。唉，这样的水师营，白白耗费朝廷的钱粮和工料，毫无益处。这是第二个弊端。

至于用兵的道理，没有比赏罚更重要的了。奖赏无功之人，不足以鼓励大家；惩罚有罪之人，不足以惩戒众人。兴兵至今，官员中无功应当罢免的，仍然占据原职，三军看到这样，谁肯效命？违误军需、弃城失机的，有的暂时贬官随即又升迁，有的待罪之后依旧任职，三军看到这样，谁肯立功？这是第三个弊端。

我们皇上任用将领非常急切，寻求将领非常殷切。然而提拔任用一位将领，偏将副将未必信服他的谋略，士卒未必信服他的智慧，逆贼未必畏惧他的威严。现在天下承受朝廷恩泽已经三十年，难道没有勇武智慧之士愿意为皇家效力吗？只是豪杰之人，被限制在下层职位而不能重用；智略出众的英才，因短于骑射而不能被特别任用；淡泊退让之士，因羞于攀附援引而不被显赫任用。所以寻求将领虽然殷切，而名将却没有响应，是因为皇上寻求将领的途径太狭窄了。这是第四个弊端。

我们国家将作战防守的权力，专门交给将士，而地方长官不承担责任。地方长官或许不敢向上参与军机筹划，但实际上负有守卫城池的责任。按理应当责成将士作战，地方长官防守；地方长官与民众亲近，能够动员民众的是地方长官。现在当兵的是一人，而百姓是万人，怎么把作战和防守的责任都一并交给将士呢？所以地方长官勤勉，粮饷自然不缺乏；地方长官果断，侦察哨探自然不误事；地方长官警觉，奸细自然不容身；地方长官仁爱，乡兵自然愿意效力。如果只把作战防守的责任交给将士，而不把防守的责任交给地方长官，那么防守不稳固，还指望作战有功吗？唯独令人惊骇的是现在担任地方长官的人，身负治理百姓的重任，完全没有担当的能力。遇到一件事，地方长官分内能做的，必然上报请示，不是说是恭敬等候上级裁决，就是说是专门等候定夺，不是模棱两可的请求，就是游移不定的言辞，瞻前顾后，借故推诿。唉，这都是地方长官过分爱惜自己功名的过错，或者是责成地方长官的人的过错。这是第五个弊端。

我们皇上鉴于满汉名分不同，但勤王之心一致，特别颁布诏令，凡是一应汉兵有功，与旗下官兵同等升赏，立法本来已经非常公正了。但在临阵之时，地位卑下的人冲在前面，而记功之时，地位卑下的人又排在后面，难怪志士会裹足不前。如果诏令封爵以功劳为标准，功劳不以爵位高低来衡量，那么豪杰之气就会平和，追求功名的人就会奋发了。如果将领不挑选合适的人选，而以官职高低为次序，不依据功劳，而以官职高低定先后，难道是取胜的方法吗？这是第六个弊端。

有这十个弊端，不奇怪他们有进兵的名义，而没有进兵的实际效果了。

译我皇上怀有广博的爱民之心，因而批准了暂缓征收赋税的请求；体察好生之德，因而恢复了审理刑狱的职掌。念及百姓的脂膏已经耗尽，凡是一草一豆、一匠一夫，总不忍心向民间索取。其他如派遣安抚百姓的官员，禁止扰民的政令，百姓可以直接向朝廷陈述冤情，儒生可以伏在北阙之下进献策略。这无非是我皇上想要周知民间疾苦，深切体察民情，恩惠百姓的圣意。无奈执行者不谨慎，有的剥削百姓以谋取私利，有的借公事以行私欲。皇上所禁止的加派，近日来的加派反而更加巧妙；皇上所禁止的耗羡增加，近日来的耗羡增加反而更加严重；皇上所禁止的胥吏作奸犯科，近日来的胥吏作奸犯科反而更加横行。唉！朝廷有减轻赋税的名声，而百姓所承受的，反而更加贫困；百姓有竭泽而渔的痛苦，而国家所得到的，反而没有实际利益。这是第一个弊端。刑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逢到奸邪之人容易滋生的时候，使用宽缓固然容易见到恩惠，使用严厉也不觉得过于严苛，只有恰当而已。因此，牵连他人应当仔细查察，含沙射影应当详细审究，不要让报怨的人借机发泄私愤，诈骗的人借端谋取利益，这样善良的人才能安宁，而奸邪的人才能受到惩处。如果金钱神灵，即使触犯不可赦免的条款，也能得以侥幸免罪；穷苦百姓无处申诉，即使遭受无辜的冤屈，也无人代为伸冤。这大大违背了我皇上体察天意、好生之德的心意。这是第二个弊端。盗案这一件事，在当今尤其应当紧急讲求。近时的盗贼，有的因为地方官畏惧功令而隐瞒不报，有的因为地方官玩忽功令而忽视不管，有的因为地方官忌惮参劾惩罚而将盗贼隐报为良民，有的因为地方官希望开复官职而诬陷良民为盗贼。请问有真心替被盗之家缉捕盗贼的人吗？没有。请问有不借被盗之名骚扰被盗之家的人吗？没有。唉！盗贼尚未缉捕，百姓先受骚扰；百姓受骚扰，百姓又将沦为盗贼。此时是何时，难道不考虑外寇正横行，内患易滋生吗？难道不考虑小盗不除，大盗易兴起吗？防微杜渐的道理，竟然如此吗？这是第三个弊端。况且设立军队原本是为了抵御盗贼，如今军队不能抵御盗贼，而且有时竟然成为盗贼。百姓苦于军队，甚于苦于盗贼。盗贼可以缉捕，而军队成为盗贼却无法缉捕。如果认为是武官放纵士兵为盗，那么是贪图分赃而放纵他们为盗呢？还是畏惧他们骄横强悍而放纵他们为盗呢？还是因为正值急需用兵之时而放纵他们为盗呢？如果不是这样，究竟为何要替他们隐匿呢？唉！百姓为盗，人们可以缉捕；军队为盗，人们无法缉捕。百姓为窝主，人们可以稽查；军队为窝主，人们无法窥测。这是第四个弊端。人家的僮仆，是用价钱买来的，否则是祖父遗留的，已经为他们配了妻室，豢养日久，主仆名分，昭然在人耳目之间。近来有奸猾之徒，有的因为主家空乏，有的因为主家事务繁难，有的受了主人一时的气，有的报复主人平日的亏待，盗取主人财物，逃入军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于是勾引士兵，满汉不分，将卒不辨，带刀乘马，耀武扬威，来到主家，索要卖身契，带走其妻子，劫夺其财物，而凌辱其主人。唉！这无异于白日行劫的盗贼了。而邻里不敢救援，乡保不敢报案，文官不敢过问，武职不敢查究。叛逆之风如此，其风气将日益滋长。这是第五个弊端。随征官员，有的如同在军前候补，有的如同待罪立功。然而既然称为随征，理应在将帅左右，听候差遣，为何远远躲避在千百里之外呢？况且随征者，既无地方之任，又无官守之拘，既无考成之责，又无参罚之加，所以能在市井间大肆放荡。更有假称随征名色，串通地方恶棍，生事扰民的。这是第六个弊端。有这六个弊端，不奇怪他们有安民的名声，而没有安民的实效了。

我国家自去年春天用兵以来，每日耗费金钱不知多少。正项赋税不足，朝廷已发出内库银两以接济。然而内库所藏有限，而三军所用无穷，岂能继续这样不竭止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不讲求生财之道，节约之法，我私下担心不能再维持终年的支给了。但是在今日议论理财，也很难。要说开辟财源，宝钞难以推行，赋役难以增加，这是开辟的无可再开辟。开辟的无可再开辟而想要开辟，那就是必然征收缗钱间架税，而不是仁君爱民的良法。要说节约开支，织造已经停止，浮费已经裁减，这是节约的无可再节约。节约的无可再节约而想要节约，那就是连赏赐和军粮都全部去掉，这又岂是圣主惠泽下属的盛心，而且对财政不足也没有补益。因此朝廷之上，计议再三，不如广泛开设捐纳功名的条例。这个条例一旦广泛，不独可以补助正项赋税的不足，而且可以使奇才异能之士，迅速得到提拔。这是极好的方法。然而应当在节省条例之中，实行举例的方法；在常规条例之内，神化破例的法度。如果有财力足以供应军需的人，就以本省现用几人作为鼓舞的诱饵；如果有才能足以治理国家的人，就随其才能而显扬提拔，以率先倡导俊杰。这样，富商大贾的财物，都乐于输纳给我皇上，而一材一

译有才艺的士人，都愿意效忠于朝廷了。如果仅仅沿袭旧例当作惯例，将用什么来鼓舞天下人心呢？这是第一个弊端。古代的名将，两国相互对峙，只稽查奸细和罪犯，不阻碍商货往来，用我方富余的物品交换我方缺乏的物品，这是便利商人、便利国家的做法。近日贼地的货物，不知从哪里来；我方地区的货物，不知到哪里去。唉！这都是守关的士兵，借盘查禁绝的名义，行其放行以牟取钱财的伎俩。遇到商民就心生贪念、欺诈勒索，遇到奸细反而受贿纵容。商人的货物，不过是士兵暗中通融罢了。如果在商货暗中流通的要害关口，设置一名将领、一名官员来守卫，凡是一应军需物资，不允许出境，其他货物任凭往来。去者缴纳多少税，来者缴纳多少税，只允许货物往来，而不允许人员往来就可以了。这样商税也可以稍微资助军需的万一。不然，能防住这里，却防不住那里，商人的货利，白白归于士兵，而贼地的地利，却借由商人而相通了。这是第二个弊端。天下的财富，从商人那里获取以资助国家用度的，没有比关隘和盐务更重要的了。关隘和盐务，利益居天下之首。然而近日的关隘，商贾比过去少了，钞税自然比常例减少了。加上随征的员役，谋求得到一批一牌，讨要关文就通过，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什么职，不知道他们是满人还是汉人，不知道他们已经使用还是未使用，不知道他们是公事还是私事。他们勾结奸恶之徒，包揽民船，强载客商货物，不仅分毫关税不缴纳，像这样的弊病，实在不符合朝廷设立关隘派遣官员的体制，也不符合通商富裕国家的道理。这是第三个弊端。至于盐务的弊病，种类很多，大致是收取使用费、公行夹带、加重砝码，这是主要方面。然而当此军需紧急之时，我们皇上批准盐臣的请求，实行改折的办法，根据各地销售情况发放盐引，爱护商人的心意到了极点。然而上面有改折的名义，下面没有改折的实质，收取使用费、公行夹带、加重砝码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唉！这些弊病，昔日朝廷之上，言官已经陈述过，小商也叩门禀告过，只是没有坚决革除这些弊病罢了。如果真能清查这些弊病，足以可以资助国家一年的兵饷。如果认为弊病已久难以根除，朝廷未尝不可以分割商人的利益。就以楚地为例，像湖南等地，被贼人割据，盐引难以销售，实行改折是适宜的。而湖北地方，大军云集，不知有几千万人，军前食盐，为什么还要依赖商人供给呢？过去有饷盐的先例，现在为什么不仿照实行呢？这是第四个弊端。赃款赎罪，是法律之外的仁德，也是不得已的意思，而收入官府罢了。然而身为百姓上级的人，遇到有人争讼，视为奇货可居，先得到长夫的惯例，然后因情问理，把曲说成直，把是当成非，援引新律，拟成罪赎。唉！用国家的律令，滋润自己的口袋，一分上报部里，数分装入私囊，欺瞒隐瞒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其余的都是纸上的虚名罢了。这是第五个弊端。采买军需，是最紧急的事务。为什么商贾的生意，竟然以采买的名义，而由采买者来做呢？营求一个采买的批文，作为谋取利益的凭证。本省所产的，而卖给外省的，采买者卖罢了，百姓不能卖。外省所有的，而对本省有利所缺的，采买者获利罢了，百姓不能获利。大到盐谷，小到鸡猪，哪一样不是采买者所垄断，而船夫、脚夫、行头、小民，没有一个不受其害。唉！人们只知道采买者害民罢了，不知道害民就是害国了。这是第六个弊端。其他如钱法应当讲究，银七钱三的命令，为什么不颁布在军队之中；屯田应当推行，足食强兵的策略，为什么不在久守的地方实行。有这八个弊端，难怪有理财的名义，而没有理财的实质了。进兵有名无实是这样，安民有名无实是这样，理财有名无实也是这样。像这样而想要士兵不疲惫，百姓不贫困，财力不枯竭，能做到吗？

译只愿各位执政大臣，以真诚之心推行切实的政令，革除那些习以为常的弊端，宽恕他们过去的过失，兴办那些常规有益的举措，勉励他们未来的规划，那么弊端去除而利益自然产生。不久就会看到禁军娶妻而兵马强壮，检验器械而武备修治，选拔招募并体恤穷困士兵，使军队都是富强的士卒，建造沙船训练战船，使水师都是精锐的部队，严明赏罚以显示惩戒劝勉的道理，广泛求取将领以招揽豪杰之人，用守边的责任来约束，使人人都能成为士兵，用功绩爵位来激励，使人人都自我奋发，那么国威因此就振作了。赋税徭役公平而穷苦百姓蒙受恩泽，刑罚得当而蒙冤百姓感恩戴德，不骚扰失去盗贼的百姓家而盗贼可以平息，不纵容当兵为盗的人而盗贼可以缉拿，不允许假借随征的名义而骚扰百姓的风气自然消除，不允许收留逃亡叛逆的仆从而背叛主人的奸邪自然泯灭，那么国本因此就确立了。明确一定不变的条例，减少侥幸的希望，统一通商的途径，使奸邪之人没有藏身之处，主管关卡禁止私运，使税利归于公家，清除积弊实行饷盐制度，使盐利归于朝廷，清理赎罪以申明律例的法度，禁止采买以便利于贸易的百姓，疏通钱法以辅助军需，借屯田以用于战守，那么国用因此就充足了。用它来削平叛乱，恢复旧有的基业，成康、文景时期的盛世，难道足以独占前人的美名吗？况且我还有进一步的意见：为国而忘家，为公而忘私，君国的大事保全，自身也未必不能保全；见利就苟且获取，见害就苟且逃避，君国的大事危险，自身也未必不危险。担任职务的人应当更加用心啊。至于攻取的适宜，必须对内考察国家的形势，对外揣度敌寇的计谋，明察迟速缓急的时机，而不只是在于凭借力量取胜罢了。我在楚地时应当只谈论楚地，然而谈论楚地必须结合谈论天下。天下的安危，取决于陕西的治乱。过去不幸误入圈套，被奸人出卖，现在大半土地被贼寇割据占据。然而趁着人心尚未归附之时，集中全力紧急攻击，不可迟缓。广东虽然有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亲信大臣，可以成为中流砥柱，但四面被贼寇包围困守，孤军自守尚且来不及，怎么能分力攻击别人？增加兵力迅速援助，不可延迟。荆州虽然是益州的门户，适宜以攻为守，而不可急于进攻。岳州虽然是湖南的咽喉，适宜以守为攻，而不可迟缓于防守。迟速缓急的时机，应当像这样。福建的民众，假借威势抗拒命令，援引海寇作为羽翼，但地处偏僻人口稀少，粮饷不足，兵穷民怨，势难长久支撑，消灭也容易。江西一带，因激愤溃乱，大军扫荡，玉石不分，焚烧他们的家室，迁移他们的辎重，掳掠他们的妻子儿女，穷苦百姓无处可归，势不得不依靠草木，啸聚偷生。近来听说城郭之外，遍地绿林，依山作窟，军队到来就四散奔逃，追踪寻觅没有踪迹，军队撤退就勾结党羽再次聚集，公然抢劫，刚扑灭又兴起，刚分散又聚集。恐怕明朝末年流贼的祸患，大概就基于此。况且这次战役，不仅与江西结怨，还让远近听闻风声，阻碍他们归顺教化。现在的计策，迅速悔改过去的错误，委婉承诺未来的打算，给予可信，显示无疑，内心感化他们，外表安定他们，剿抚并行，然后才可以转移万一的希望。不然，江西虽然治理但必定会乱，福建的百姓，死守耿氏；广西的百姓，死守孙氏；云贵的百姓，死守吴氏，各自称霸一方，我军四面夹攻，水陆并进，而首领恐怕难以就擒了。至于有时因时制宜，有时因地制宜，有时适宜进攻，有时适宜防守，有时使用离间外交的策略，有时使用反间的计谋，有时实行诛心的计策，有时实行解体的筹谋，又各有迟速缓急的不同，关键在于将领随机应变，而不是笔墨之间所能详细陈述的。如果我的话不错，恳请鉴谅我接近迂腐的地方，宽恕我过于激切的地方，选择呈报给当权者，以备采用。

这篇是关于平定叛藩事宜而附在剿匪后面的，因为篇幅少不能另立门类，况且同为内地讨贼之事，与边防各异。

卷九十 刑政一 刑论

案刑家

汪缙

尊崇君主抑制臣下，综合考核名实，是刑法家的要点。君主之所以有尊严，是因为刑罚赏赐由此发出。刑罚赏赐出于独断，那么君主的威严就振作；刑罚赏赐出于共议，那么君主的威严就衰替。善于运用刑罚赏赐，那么刑罚赏赐就出于独断；不善于运用刑罚赏赐，那么刑罚赏赐就出于共议。赏罚不超过两个方面，而微妙的节度却变化百端。所谓微妙的节度，是有显赫功劳可以奖赏，奖赏急迫于有功之人；有显赫过错可以杀戮，杀戮急迫于有过之人；有格外士人不得已的过错，非常法可以等待；有急于邀功，乍看可喜，长久成为祸患；有巧于逃避，钻营法网脱身；有事先奖赏，突然惩罚，效验见于后。君主不知道无功不赏，无过不罚，不足以淳厚风俗惩戒奸邪；不知道破格恩惠，原谅不得已的情状，不足以使奇士信服，保全愿民；不知道邀功不可贪求，巧脱不可侥幸，不足以安定天下人心，消除欺诈；不知道先赏后罚，不足以当机御变。这些微妙的节度，不是神明其际的人不能做到。去除私心，喜怒刑赏自然公正。然而其运用必须谨慎细微，划一标准。细微之处不谨慎，对轻罪失刑，那么重罪就积累了；对功劳小的吝啬奖赏，那么大的功劳就堕落了。标准不划一，不必刑罚，刑罚就有该罚不罚的了；不必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