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治体二原治下

译卷八 治体二 原治下

杂论史事 菰中随笔

顾炎武

汉朝没有断绝，那么光武帝就能中兴；汉朝断绝了，那么昭烈帝（刘备）就能再世。因此，功德的根本在于祖宗。灭亡秦朝的是秦朝自己，不是六国；诛杀王莽的是王莽自己，不是汉军。因此，拥戴谁取决于民心。才能高出天下，就是汉高祖、唐太宗；才能平庸德行相当，就是三国和南北朝。因此，平定天下在于人事。五胡和藩镇，积累几十年已经形成的局面，那么山河就会分裂；隋朝末年元朝终结，仅仅十多年的盗匪，那么皇位就不能传给儿子。因此，分合要看形成的局势。世祖（宋武帝）在会稽、宛陵之日就自信能成大事，少康在担任牧正之时就忌恨浇。因此，大器要看君主本人。

六国起事的时候，忧虑的只是灭亡秦国罢了，却不知道刘项相争长达五年；舂陵起兵的时候，目的只是诛杀王莽罢了，却不知道赤眉、王郎、刘永、张步、隗嚣、公孙述各自占据一方长达十二三年；初平年间起义的时候，目的只是讨伐董卓罢了，却不知道李傕、郭汜、二袁、吕布等人互相攻伐二十多年，最终形成三国；晋阳起事的时候，忧患的只是独夫（隋炀帝）罢了，却不知道王世充、薛仁杲、窦建德等人，十多年才最终平定。由此可知，相互因循的局势，圣人也不能挽回；已经形成的局面，不是智士所担忧的。深思熟虑并预先谋划，难道不在于那些能洞察细微的君子吗？

盗匪的兴起，是上天用来开启真命天子（新王朝）的途径。王莽时代，刘崇、翟义等人既然不能成功，如果不产生盗匪，那么海内就不会大乱，而真命天子也就没有凭借而出的机会。所以新市、平林，成为了光武帝的先驱。等到寇掠日久，野外没有可掠夺的东西，百姓穷困回归本分，厌恶战争愁苦哭泣，而太平的征兆已经显现。于是甲胄整齐，熊耳山下的军队解散归田，而天下统一了。所以盗匪的产生不得不产生，他们的溃散不得不溃散，局势相互因循，而天意系于其中。由现在证明古代，那么天意似乎是可以预知的。申生的自缢、韩原的被俘、子圉的逃跑，像这样是为了成就晋文公；卫太子不得善终、孝昭帝没有子嗣、昌邑王不能为君，像这样是为了成就中宗（汉宣帝）；孝成帝绝嗣、哀帝平帝短命夭折、王莽篡位，像这样是为了成就光武帝。《传》说：没有废黜，君主凭什么兴起？所以惠帝怀帝之际，国家几乎灭亡，而君子认为这是上天开启晋朝；居摄之年，汉朝中断，而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上天保佑刘氏。

明确封疆的法律固然严厉，但对待死节之臣太过刻薄。比如州县官吏，有的任职不久，有的兵力不支，与城池一同灭亡，虽然对边疆事务没有益处，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只有督抚大臣，不能以此宽恕他们失地的罪责。然而，断颈剖腹，一闭眼就万世不再看见，不知道这对忧虑社稷的人有什么益处，古人也没有苛刻对待。不是合适的人却派遣他，那么罪责在中枢；当其事时却牵制他，那么罪责在主管者；而死节之臣，自然可以记录他们的节操，而掩盖他们的过失，这大概才是公平明达的议论吧。

人富裕了就难以驱使。人轻视生命，必定是从轻视财物开始的。古代的士大夫，不聚敛财富，不厚待俸禄，看待天下的财物，没有什么能扰乱内心。他们尚且不知道世俗利益值得留恋，然后才能决然赴死。如今天下的士大夫，没有不爱钱的，官职日益尊贵而金钱日益增多，金钱多了而对它的爱始终如一，他们又怎么肯一旦舍弃这些堆积如山的财物而死呢？田单，是天下奇人，能以两城复兴齐国，等到被封为安平君，奉养夜邑，在淄水之上娱乐，黄金横带，驰骋在淄渑之间，就没有死战之心了。所以人富裕了就看重生命，割颈伏剑，不出自素封千户之家；感慨自杀，多发生在婢妾贱人之中。唉，富裕未必是真正的富裕，生存未必是真正的生存。古代那些苟且偷生蒙受耻辱，侥幸免于死亡而归来，被乡里所不齿的人，不如现在这么严重。不仅不齿，还要拆毁他们的房屋，掠夺他们的资财，焚烧他们的居室，然后人心才感到满足，为什么呢？古代不富裕而现在富裕。富裕然后结怨深重，富裕然后别人想夺取。于是那些厚颜无耻的人，不敢见人，而隐藏在北方的乡里，隐匿在阳光之下。唉，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

古代善于治兵的人，营平侯（赵充国）长期驻守湟中，每月计算粮草数十万，没有看到累及百姓；古代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乖崖（陈尧佐）刚到成都，就奏请罢免陕西米数万，没有听说士兵挨饿；古代善于养兵的人，荆州十年的积蓄，不烦劳转运；古代善于利民的人，内史（张敞）牛车的运输，不费追呼。明宣宗时，特别设立三法：一是久任，二是不按次序迁擢，三是不限制流品。

万历庚戌、丙辰年，采纳阁臣的建议，馆选隔科举行一次，所以这两科唯独没有庶吉士，这是旧制。到了崇祯甲戌、丁丑年，再次实行。守令之难有四种：坐在大堂上，安抚一邑，专心致力于治理，什么事业不能成就？而时间耗费在趋迎上级，精神耗尽于馈赠礼物，弯腰屈膝，东西奔驰，这是第一种难。善于弥缝、擅长侍奉上官的人，越级被推荐到台省，不这样做的就以其他事情中伤他，害怕文书命令不如害怕上级，这是第二种难。首尾牵制，公文把持，尺寸以上的决定，不能轻易有所举动，长才无法自我展现，掣肘的祸患，这是第三种难。官职像行马（仪仗），仅仅路过而已，书吏役夫为主，人做官的像是客人，那么弊端不可得知，知道不可得尽，这是第四种难。

译既然要求他们安抚百姓，却因征收赋税未达到定额而议定惩罚；既然告诫他们不要贪污受贿，却以办事不误公务作为考核标准。有的人因为自己的不廉洁，导致自己的行为不守法度；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守法度，致使他人变得不廉洁。

译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必定有数十位士大夫。他们争相谄媚阿谀，互相炫耀奢侈浪费。对于子女、姻亲、童仆，坐着比较金银布帛的多少来表现神色。稍微不能忍耐，必定会虚张声势、肆意妄为，从而向官府索取必定满足的要求。

海瑞（海忠介）只有穿一件袍子、用一个仆人的简朴作风，才能向嘉靖皇帝（世庙）直言进谏；陆树声（陆文定）只有焚香喝茶的清雅情趣，才能不向严嵩（分宜）谢恩。

茅草屋几间，庄稼百亩，仅仅够供给衣食。像吴介肃那样高尚持守，刚正耿介、少与人交往，发誓不谋取私利，终身不改变；像如何文肃那样正大光明，破旧皮衣还要借别人的，母马也不是自己拥有的；像陈茂烈那样自律守纪。

地位低的人积累俸禄以求升迁调任，狡猾的人快捷地谋求重要职位。

汉朝的能吏，多出自掾史；唐朝节度使征聘的书记，也往往进入朝廷成为大官。即使是明朝初期，吴讷以医术起家成为中丞，郁新、严震以人才身份登上三公高位，杨士奇以平民身份被荐举而直入内阁，陶鲁因恩荫而做到金吾卫，黄福以贡士身份成为六卿，胡俨因乡试中举而成为国子监祭酒，况钟、蔚能以吏员身份成为郡守。

龚子刍说，认为现在江南即使是大县，拥有数万金财富的，不过二十家；拥有万金的，是它的两倍；拥有数千金的，又是它的两倍；拥有数百金以下稍微殷实的，不下数百家。以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县而言，富裕家庭不过一千多家。在这一千多家中，这数十家最为烦苦。他们为国家承担劳役，即使在太平无事的时候，也应当加以爱惜。何况现在多事，都依赖富民办事。如果不让他们保留余力，那么富裕必然难以保持，直到贫穷才停止。没有富民，怎么能够成就城邑？应当给予他们休息，多方保护，不要让奸人蚕食，使他们能够用余力赡养贫民。这是根本的计策。又说，一个县中，靠官府获利的人，大概有数千人。他们依仗诉讼、烦苛的刑罚，得以吓诈勒索别人的钱财。所以一个差役常常由六七个人共同承担。如果不制造事端，怎么养活自己？应当每个差役只设一个正职和一个副职，供驱使，其余的一律罢免遣散，让他们自便经营生计。而大要在于减少事务。事务减少了，就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吓诈勒索。即使强迫他们应役，也会有不愿而逃跑的人。这更是安定百姓的急务。

卢九台告诉人说，不肖之人十分精神，七分用于调停宰辅和台省，一分消耗在文书和期限会议，筹划军事、制定策略，只剩下二分罢了。如果能有五分精力去对付贼寇，也不至于任其猖狂。

古代治理军队的人必定治理赋税，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必定筹划军事。而汉朝的太守都自己担任将领。自古以来，守令与将帅不能互相配合使用，没有像今天这样的。

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有至今没有改变的：经义、武举、茶马。崇宁、大观年间的法令，有至今沿用的：邓洵武的官阶。

孙沔用张禹、李林甫来斥责吕夷简，而吕夷简认为这是元规（王导）药石般忠言，遗憾听到这话晚了十年。又如文彦博请求召回唐介，宋朝时的宰相还有这样的胸襟。

巴蜀受到文翁教化的影响，改变议论讽刺的风气为崇尚文章；南阳受到召父教化的影响，改变经商的风气为本业；四川受到黄、韩教化的影响，转变争讼的风气为敦厚。非常之策，陈汤不向公卿奏报；度外之功，班超不向从事谋划。

不防备意外，不可以出兵。韩世忠在京口的战役，只因为没有防备无风和火箭这两件事，于是败给兀朮。所以用兵的人，在于先认识自己的缺陷，然后才可以等待敌人。

《日知录》

顾炎武

拥有天下而想要使百姓生活富足，端正百姓的品德，难道一定要损害自己来使别人受益吗？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池塘，鱼鳖就吃不完；斧头按时进入山林，材木就用不完。这就是所说的“不损害也不增益”的意思。确立最高的准则，汇集这五种福分，用来布施给百姓。《诗经》说：“奏乐至诚无言，这时就没有争斗。”所以君子不奖赏而百姓勤勉，不发怒而百姓畏惧斧钺。这就是所说的“不损害也不增益”的意思。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其道就在于此了。国家好比水，百姓好比鱼。周幽王时的诗说：“鱼在沼泽里，也不能快乐。虽然潜伏着，也很明显。忧心忡忡，念及国家的暴虐。”秦始皇八年，黄河鱼大量逆流而上。《五行志》认为鱼是阴类，是百姓的象征。逆流而上，是说百姓不服从君主，是逆行。自从君主有了对物质过多追求的心，于是鱼在下面混乱，鸟在上面混乱，而人心所向，必定有起来收拾局面的人了。

君子对于小人，有知人则哲的明智，有去邪勿疑的决断。坚定如金石，守信如四季。使奸佞之类的人，都知道上级的意志不可改变，难道有不改变面貌而顺从君主的吗？这就是所说的“对小人也有诚信”的意思。

天下百姓生存很久了，一治一乱。盛世的极点而混乱的萌芽就产生了，这是“一阴遇五阳”的卦象。孔子的门下，四科十哲，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于是删定《诗》《书》，确定礼乐，赞颂《周易》，修撰《春秋》，盛大啊！而老庄的书，就产生于那个时代。后汉建立辟雍，供养三老，亲临白虎观，讨论五经，太学诸生达到三万人，而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被称为首屈一指。马融、郑玄、服虔、何休的注解，经术因此大明。而佛道之教，就兴起于那个时代。胡三省说，道家虽然尊崇老子，但西汉以前未曾以道士自命，直到东汉才有张道陵、于吉等人，所以道教与佛教都兴起于东汉之

译当时由此可知邪说的兴起，是随着世道的升降而变化的，这是圣人也不能根除的。所以说“系于金柅”，是柔顺之道在牵制它。唉，这难道仅仅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而已吗？

译君主坐在明堂之上，统御九州。不仅应当察知人心的向背，也应当知晓四方诸侯的忠奸。因此，嘉禾一同进献，是赞美诸侯宣扬教化；进贡獒犬，是告诫圣王谨慎修德。这就是所说的“敬识百辟享”啊。从前唐明皇达到治世时，接受张九龄千秋的鉴诫，听取元结蒍之歌的讽喻，也能以直言进谏为珠玉，以仁德贤才为礼器。等到君王的心意一旦放纵，谄媚阿谀之风日益盛行，开辟广运的漕运，招致江南的货物，广陵的铜器，京口的绫衫，锦缆牙樯，绵延数里，盛装艳服，和唱者百人，不久蓟门的叛乱就发生了。那么韦坚、王鉷之流，剥削百姓来奉养他们的君主，都是不致力于“享”（即敬慎修德）的人啊。《易经》说：“公侯向天子进献，小人不能胜任。”像唐明皇这样的人，难道不是进献的仪节繁多，而百姓却说不能承受吗？

成王作《周官》一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道，设立官职只有百个，而夏商两代官职加倍，是因为时代相距不远，为何多寡如此悬殊呢？况且天下的事务，即使是一个职位的细微之处，至于委吏、乘田，也不可缺漏，而说二帝时代，竟然能用百官概括内外所有事务，我不敢相信。考证传注，也只是认为因时制宜，而没有详述其实情。我认为唐虞的官职不止百个，其中咨询并任命的人有二十二位，其余九官的辅佐，殳斨、伯与、朱虎、熊罴之类，以及侍御仆从，直到十二州的州长，以及四海之外，都设立五长，以名号通达于天子的，不过百人而已。其他则是穆王命令所说的“谨慎选拔你的僚属”，而天子不亲自决定他们的升降。所以说，尧舜的智慧不滞于物，是因为急于先办要务；尧舜的仁爱不过分爱人，是因为急于亲近贤人。夏商时代，法令日益详细，而君主的职权，日益被下属侵夺，由天子任命的人多，所以官职加倍。从《立政》一书来看，内到亚旅，外到表臣百司，而夷微、卢烝、三亳、阪尹等官职，又是虞夏所没有的，就可以知道了。杜佑《通典》说，汉初诸侯国的百官都像汉朝一样，只有丞相由天子任命，御史大夫以下都自行设置。等到景帝惩戒吴楚之乱，削减他们的制度，罢免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到了武帝，又下诏凡是王侯官吏中，秩禄二千石者，不得擅自补任。其州郡佐吏，从别驾、长史以下，都由刺史、太守自行补任。历代沿袭而不改革。直到北齐武平年间，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于是赐给他们卖官，分占州郡，下至乡官，多降中旨，所以有用州主簿、郡功曹的。从此之后，州郡辟举士人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朝廷，因此外吏不能精核，由此而起。所以刘炫回答牛宏，认为大小官员，都由吏部选拔，这是政务日益繁杂的原因。而沈既济的建议，想让六品以下，以及僚佐之类，允许州府辟用。《唐书·百官志》说，起初太宗精简内外官职，定制为七百三十员，说：“我用这些来等待天下的贤才，足够了。”后来的人看到《周礼》一书，设官之多，职事之密，认为周朝之所以达到治世就是这样，而不知道除了“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之外，文王不敢妄知。那么周朝的制度虽然详细，但意思仍与唐虞不同。追求治世的君主，难道可以身为天子而预先干预铨选之事吗？百姓质朴，日常饮食。如果让机智日益增长，而奸伪萌生，上下尚且不相安，神明从何而降福呢？有兴起信险肤浅之族，则高后崇降不祥；有诪张为幻之民，则嗣王不能长寿。因此有道之世，人醇厚，工匠朴实，商人质朴，女童纯真，上下都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动神明。那么祈求上天永命的实质，必定在于观察百姓，而由雕琢归于质朴，其道从何而来？必定以厚生为本。

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孔氏说：私人，是皂隶之类。天下有道，小德役使大德，小贤役使大贤，所以贵者有常尊，贱者有等威，用来辨别上下而安定民心。周朝衰微时，政令因贿赂而成，而官职的师旅，不胜其富。《左传》襄公十年传更是严重。私人之子，都能进身而担任官职，而文武周公的法度就尽失了。候人而赤芾，曹国因此灭亡；不狩而县貆，魏国因此削弱。贱妨贵，小加大，古人列为六逆，又不但讥讽但叔之子，讥其年幼，尹氏之，刺其材琐而已。自古国家吏道，杂乱而多端，没有不趋向危乱的。举荐贤才，慎重名器，难道不是君主所应当兢兢自守的吗？

那些醉酒的人不善良，不醉的人反而感到羞耻，所谓一国都疯狂，反而以不疯狂的人为疯狂。以箕子的忠诚，而不敢对纣王的过失直言，韩非子何况中材以下的人，有不更加效仿的吗？卿士师师非度，这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这是楚国六千里之地而为仇敌役使的原因。因此圣王重视特立独行的人，而远离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定从此开始。

上天正愤怒，不要做夸毗之人。《释训》说：夸毗，是身体柔顺。《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善于进退。天下只有身体柔顺的人，常足以给百姓带来忧患，而招致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

译重。以怯懦之言为诚信。抵疑白居易曾说：以缄默不言来保全官位的人被视为明智，以柔顺服从来安身立命的人被视为贤能，以直言敢谏、行为危正的人被视为狂妄愚蠢，以坚守正道、不偏不倚的人被视为固执呆板。因此朝廷中缺乏敢于直言的士人，朝堂上少见勇于承担罪责的大臣。从国家到家庭，逐渐形成这种风气。所以父亲教导儿子说：不要耿直刚正，以免树立仇敌；兄长教导弟弟说：不要方正不阿，以免招致悔恨灾祸。况且谨慎沉默积存于内心，那么职事就在外面荒废了。刚强坚毅、果断决绝的心志受到压抑，畏惧忌讳、因循守旧的性格便养成了。反而认为恪尽职守、居心公正的人是不通晓时宜，担任官职、执行法度的人是不通晓事变。因此考核官员优劣的文书，虽然书写却并不真实；罢免或升迁的典制，虽然具备却并不施行。《长庆集》策论罗点曾说：没有什么可肯定或否定的，就叫做得体；随世俗浮沉，就叫做有度量；众人沉默自己独自发言，就叫做沽名钓誉；众人浑浊自己独自清白，就叫做标新立异。《宋史》本传中，观察这三人的言论，对于末代风俗的弊端，可以说恳切而详尽了。至于谄媚奸邪之气日益炽盛，刚强克制的精神消亡，朝廷中多的是阿谀奉承之徒，士人保全的是随波逐流的福分。如果任由这种风气发展，不改变这种习俗，必将使一国之人全都变成巧言令色、奸佞小人而后已。那么丧乱之所以产生，难道不是由那些阿谀逢迎之辈所导致的吗？白居易作《胡旋女》诗说：天宝末年时局将要变化，臣妾人人都学习圆转逢迎。因此屈原痛恨楚国的士人，称他们像油脂一样滑腻、像皮革一样柔软；而孔子也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

译强御多怼。即上章所说的强御之臣。他们心中多有怨恨疾恶，却独自窥探君主的情意极深。身处禁中却喜好打听外面的事情，于是借流言来中伤他人。就像二叔散布流言，离间周公那样。没有根据的话，哪里没有呢？凭借斛律光是旧将的身份，却有“百升明月”的谣传；凭借裴度是元勋的身份，却有“坦腹小儿”的歌诵。这就是所谓的用流言来应对君主。像这样，那么寇贼就在内部作主，而怨恨诅咒就在下面兴起了。却宛的祸难，进献胙肉的人无不诽谤令尹，这就是所谓的“侯作侯祝”。孔颖达在《诗经·采苓》的疏中说：谗言的兴起，是因为君主多次向小人询问小事。不可不谨慎啊！

小人所腓。古制一辆战车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负责固守衣装五人，负责饲养五人，负责砍柴汲水五人。见《司马法》随车而动，如同足部的腓骨一样。传文说腓是辟，笺文说腓当作芘，都不对。步卒和战车相互资用，长短相济，行止相扶，这就是所谓节制之师的原因。繻葛之战，郑国的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护君主，布成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伍乘弥缝，卒不随车，遇到空缺就补充，这已经不同了。古时军营阵势遇到空缺处仍然用车来补充，《周礼》车仆掌管阙车的聚集，注解说阙车是用来补充空缺的车；《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派潘党率领游阙四十乘，注解说游车是用来补充空缺的车。大卤之战，魏舒请求毁车改为步兵行列，五乘改为三伍，注解说乘车者每车三人，五乘十五人，现在去掉车，改以五人为伍，分为三伍，组成伍阵以相互隔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专任步卒，以求快捷迅速。然而也必须在山林险阻之地，然后才可以使用。步兵不能对抗骑兵，于是赵武灵王颁布变服骑射的命令，后世沿袭它。所以战胜敌人的，更加轻便快速，而一旦失败，也一无所有，无法自保。然后才知道车战的谋划是深远的。

整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车战的时候没有斩首达到数万人的。车战废弃而首功兴起。先王用兵，只是使敌人服从罢了，不期望多杀人。在杀人之中，又有礼制。用这种毒害天下的方式而民众顺从，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宋代沈括对神宗说车战的好处，见于历代。然而古人所说的兵车是轻车，五御折旋，利于快捷迅速。现在民间的辎车重大，一天不能走三十里，所以世人称之为太平车，只可以施用于无事的日子罢了。

金铎用来号令军中，木铎用来号令国中。这是先王仁义的应用。一种微小的器物，而刚柔有别。这可以用来认识治民的道理吗？古时候，庸医杀人；现在，庸医不杀人，也不救人。让病人处于不死不活之间，他的病日益加深，最终导致死亡。药有君臣之分，人有强弱之别。有君臣之分则用量有多少，有强弱之别则剂量有半倍。多则专一，专一则见效快；倍则厚重，厚重则力量深。现在用药的人，大体杂乱泛泛而平均分配，既见识不明，又治疗不勇猛，所以病不能痊愈。《易经》说：“裕父之蛊，往见吝。”为什么只取那宽缓处理蛊惑的人，认为那人虽然死了，但不是因为我造成的。唉，这就是张禹导致汉朝灭亡、李林甫导致唐朝灭亡的原因。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信中所说的四君子汤，其意思也大致类似。

古代制定礼制用于祭祀宴享，所以六牲的管理特别重要。在牢中执豕，称颂公刘；你的牲口齐全，赞美宣王。至于国家相通，那么葛伯不祭祀，商汤派人送给他牛羊；而卫戴公寄居在曹国，齐桓公送给他牛羊豕鸡狗各三百。平时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使用大牲则向神占卜，以求吉利。所以《左传》记载齐国的制度，公膳止于双鸡，而诗人说宾客的摆设，不过兔首炰之类。古人重视六牲就是这样。自从齐灵公伐莱，莱人派正舆子贿赂他，索要马牛各百匹，而吴人向鲁国征收百牢，始于贪求，终于暴殄天物。于是范蠡运用他霸越的余谋，来畜养五牸，而泽中千足彘得以比封君，孳畜的权力，不在国家而在民间了。君主对于天下，不能独自治理。独自治理则刑罚繁多，众人治理则刑罚搁置。古代的王者，不忍心用刑罚穷尽天下的百姓。因此一家之中由父兄治理，一族之中由宗子治理。那些有不善萌芽的，没有不在闺门之内自我感化的，还有不听从教化的，然后才交给士师。那么君主所治理的就简约了。然后推究父子之亲，确立君臣之义来权衡它，意论轻重的次序，谨慎测量浅深的分量来区别它，竭尽聪明，致其忠爱来穷尽它。像这样，刑罚怎么能不恰当呢？因此宗法确立而刑罚清明，天下的宗子，各自治理其族，以辅助君主的治理，不兼管庶狱，而民众自然不触犯有司。风俗的醇厚，科条的简略，是有来历的。《诗经》说：“君之宗之。”我由此知道宗子仅次于君道。

民众之所以不安，是因为有贫有富。贫穷的人，以至于不能自存，而富有的人常恐别人有求，而多行吝啬之计。于是乎有争心产生了。夫

译孔子曾说：“不担心贫穷，而担心分配不均。”只有推行收聚宗族的制度，在四季时节有共同饮食的恩惠，在吉凶大事上有互通财物的道义，依据风俗安定万民，其中第三项就是联结兄弟。而乡校所兴起的三物中，六行的条目里，有“和睦”与“体恤”，不需要等待王政的施行，那些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幼而无父以及残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这就是所说的“平均则无贫穷”，哪里还会有财物用度不足的情况呢？等到《葛藟》的讽刺诗兴起，《角弓》的赋作产生，九族于是离散，一方互相怨恨，而瓶与罍互相讥耻，泉与池一同枯竭，这才明白先王建立宗法制度，用来满足人的欲望、供给人的需求，是多么周全且预先谋划好了。

译古人把财富看作次要的东西。所以舜任命九官，没有专门管理财政的职位。周朝官制中，财赋事务全部由天官冢宰统领，而六卿中没有专门负责的人。汉朝的九卿，一是太常，二是光禄勋，三是卫尉，四是太仆，五是廷尉，六是鸿胪，七是宗正，八是大农，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九是少府。应劭说：“少”就是小的意思。颜师古说：大司农供给军国之用，少府用来供养天子；大农掌管国家财政在后，少府掌管天子的私财更在后。唐朝的九卿，一是太常，二是光禄，三是卫尉，四是宗正，五是太仆，六是大里，七是鸿胪，八是司农，九是太府。大致与汉朝没有不同。而户部不过是尚书省的属官，所以与吏、礼、兵、刑、工并列成为六部。至于大司徒教化百姓的职责，实际上是由宰相统领的。罢免宰相，废除司徒，让六部尚书成为二品官，这不符合重视教化、轻视财货的原则。

古时候，君主对于本国的卿大夫，都称呼为“伯父”。郑厉公称呼原繁为“叔父”，鲁隐公称呼臧僖伯为“子大夫”，称呼“二三子”，不只是诸侯这样。《曲礼》说列国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自称“某士”，自称陪臣某。然而天子接待他们，仍然称呼他们的字。鲁宣公十六年，晋侯派士会平定王室，周王说：“季氏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成公三年，晋侯派巩朔向周朝献齐国的捷报，周王说：“巩伯确实来了。”昭公十五年，晋国荀跞到周朝，参加穆后的葬礼，籍谈作为副使，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人，伯氏难道忘了吗？”又称呼“叔氏”，你难道忘了吗？注：叔是籍谈的字。周朝德行虽然衰微，言辞却不失旧制。这种称呼字的做法，一定是先王的制度。《春秋》凡是任命卿大夫都记载他们的字，都源于此。周公作《立政》一书，如果侯国的司徒、司马、司空、亚旅，都列在王官之后。古代的人君恭敬地对待下属，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所以平平常常地对待左右近臣，也是遵循从而形成上下交往的情谊。于是积蓄粮食，于是储备干粮，于是装满行囊，国家因此粮食充足，而不必等待《豳风》中那种劳作的行为。准备好你的弓矢，锻造你的戈矛，磨砺你的锋刃，没有敢不精良的，国家因此军备充足，而不必等待征伐淮夷的战役。如果事变来临，而有所来不及准备，那么锄头、白木棒也可以作为兵器，但不能断绝粮食来修缮兵器。糠秕、草根可以作为食物，但不能抛弃信用来寻求食物。古代的人，有至于拉开空弓，捕捉雀鼠，而百姓没有二心的，不是上面的信用足以结聚他们的心吗？这又是在缓急轻重之间权衡，而采取不得已的计策。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国君为社稷而死，大夫为宗庙而死，至于舆台、牧圉这样卑贱的人，没有不亲近他们的上级，为他们的长官而死的。所谓圣人有金城，就是这种情形，这种志向。难道不是为政的要道吗？

英明的君主在寻求贤才上勤劳，而在任用人才上安逸。《韩非子》说：王登担任中牟令。《吕氏春秋》记载任登说中牟的士人中章、胥己。襄主说：“你见过他们，我将让他们担任中大夫。”他的相室说：“中大夫，是晋国重要的职位。现在没有功劳就接受，君主只是耳闻而没有亲眼考察吗？”襄主说：“我任用王登，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考察了。王登所任用的人，又耳闻并且亲眼考察，这样耳目于人就没有止境了。”这是把握关键的论述。好啊，子夏告诫樊迟的话。说：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为了百姓而设立君主，所以分封爵位的意义，天子与公、侯、伯、子、男是一样的，而不是世袭的尊贵。代替耕种而给予俸禄，所以分封俸禄的意义，君、卿、大夫、士与在官府服役的庶民是一样的，而不是不劳而获。黄氏《日钞》读《王制》说：必定以上等农夫为基准，显示俸禄出自农业，等级向上都作为代替耕种的人。因此，懂得“天子一位”的意义，就不敢在百姓之上放肆以自尊；懂得“禄以代耕”的意义，就不敢从百姓那里厚取以自奉。不明白这些，而侮辱、掠夺百姓的君主，常常多于三代以下了。

历代风俗日知录

顾炎武

《春秋》结束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年，西狩获麟。又过了十四年，是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年，鲁哀公出逃，第二年死在有山氏。《左传》以此结束。又过了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年，初次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过了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年，初次任命齐国大夫田和为诸侯。又过了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年，六国依次称王，苏秦担任合纵长。从此之后，事情才可以记载。从《左传》结束，到这个时候，总共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失散佚，考古的人因此感到迷茫。比如春秋时，还尊重礼制、重视信用，而七国则绝口不提礼与信了。春秋时，还尊崇周王，而七国则绝口不提王了。《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会同诸侯在逢泽朝见周王，那是显王的时候。春秋时，还严肃祭祀，重视聘问享宴，而七国则没有这些事了。春秋时，还讨论宗族姓氏，而七国则没有一句话提及了。春秋时，还有宴会赋诗，而七国则没有听到了。春秋时，还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没有了。邦国没有固定的交好，士人没有固定的君主。这些都在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发生变化，史书的缺漏，而后人可以

译这是通过心意推究得出的结论。不必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周文王、周武王的王道就已经穷尽了。季康在《运命论》中说：文治的弊病在周灵王、周景王时逐渐显现，巧辩欺诈的虚伪在战国七雄时形成，一直延续到西汉，这种风气仍未改变。所以刘向说西汉承接了衰败千年的周朝，继承了暴秦留下的弊端，人们贪婪狡诈，不通晓义理。看史书所记载的，无非是追求功名权势的人，舞文弄墨、巧言令色之徒，而像董仲舒那样主张正义、阐明大道的，却很少见到。从春秋之后，直到东汉，风俗才稍微恢复了一些古制。我因此知道光武帝、明帝、章帝确实有改变齐俗、达到鲁地教化水平的功绩，但可惜他们未能纯粹地践行大道。从这以后，宋代庆历年间和元祐年间算是比较优秀的了。唉，评论时代却不考察其风俗，就无法彰显君主的功绩。我之所以贬斥周末而推崇东汉，也是秉承《春秋》的微言大义。秦始皇刻石共有六处，都是铺陈夸耀他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业。其中提到百姓风俗，在泰山刻石上说：男女礼仪顺从，谨慎遵守职责，内外界限分明，没有不清净的。在碣石门刻石上说：男子乐于耕作，女子专心纺织，仅此而已。只有会稽山的一处刻石，其辞说：修饰简省以宣扬道义，有儿子却改嫁，违背丧礼是不贞洁的；防止隔绝内外，禁止淫乱，男女保持纯洁诚信；丈夫若像寄养的公猪一样不忠，杀了他无罪；男子秉持道义准则；妻子若逃跑改嫁，儿子就不能再认母亲；全都教化得廉洁清正。这规定多么繁杂而不简约啊！查考《国语》，自从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之后，只担心国民人口不繁衍，所以规定壮年男子不娶老年妇女，老年男子不娶壮年女子；女子十七岁不嫁，她的父母有罪；男子二十岁不娶，他的父母有罪；生男孩，赏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赏两壶酒一头小猪；生三个孩子，公家提供乳母；生两个孩子，公家提供粮食。《左传》中伍子胥的话也说：越国十年生聚。《吴越春秋》甚至说勾践把犯有淫乱过错的寡妇都送到山上，让士人中忧愁的人去山上游玩以使他们心情愉悦。当时想要百姓众多，不再禁止他们的淫乱，传到战国末期，这种风气依然存在。所以秦始皇制定严厉禁令，并特别写在刻石文中，这与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事并列论述，而且不写在燕、齐地区，唯独写在越地。那么，秦国依赖刑罚虽然过分，但其防范百姓、端正风俗的意图，原本与夏、商、周三代圣王并无不同。汉朝建立以来，沿袭使用秦朝法律直到今天的很多。世间的儒者，一谈到秦朝，就认为是亡国的法律，这也是没有深入考察的缘故啊。

译自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然兴盛，但大义尚未阐明。所以新莽居摄时，颂扬功德、献上传国符瑞的人遍布天下。光武帝对此有所鉴戒，因此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所举荐任用的，都是通晓经义、品行修养之人，风俗因此大为改变。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昏暗浑浊，国事日益败坏，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循仁义，舍命不渝，正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夏商周三代以后，风俗之美，没有比得上东京（东汉）的了。所以范蔚宗评论说，认为桓帝、灵帝年间，君道偏邪，朝纲日益衰败，国家裂痕屡次开启，自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没有不看清其即将崩离的，而权强之臣，停止了窥伺盗窃的阴谋，豪俊之士，屈从于鄙陋之生的议论。《儒林传论》之所以说倾覆而未倾覆，溃败而未溃败，都是仁人君子心力维持的结果。《左雄传论》可以说是知言之论了。假使后代的君主，遵循而不变革，那么流风至今，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然而曹操据有冀州后，推崇奖赏豪放不羁之士，看他的命令再三，以至于寻求那些背负污辱之名、被人讥笑之行、不仁不孝，却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建安二十二年八月的命令与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的意思都相同，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所以董昭太和年间的奏疏，已说当今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本，专门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反而以趋附权势、谋求利益为先。到了正始年间，一两个浮夸虚诞之徒，逞其智识，蔑视周公、孔子的书籍，习行老子、庄子的教义，风俗又大为改变。凭借经术的治理，节义的防范，光武帝、明帝、章帝几代人为之尚且不足，毁坏规矩、败坏常道的风俗，曹操一人改变却有余力。后世的君主，将要树立风声，纳入法度，以改善风俗、教化百姓，不可不考察这些啊。

光武帝亲身实行节俭，以教化臣下，讲论经义，常常到深夜。当时的功臣，如邓禹有十三个儿子，各让他坚守一种技艺，闺门修整，可以作为世人的法则。贵戚如樊重，三世共同财产，子孙朝夕礼敬，常像公家一样。因此东汉时期，虽然人才的倜傥不及西汉，但士风家法，似乎超过前代。

东京末年，节义衰微而文章兴盛，自蔡邕开始。他出仕董卓，没有操守，董卓死后惊叹，没有见识。看他的文集，滥作碑颂，那么平日为人可知了。因为他文采丰富而交游众多，所以后人为他立了佳传。唉，士君子处在衰季之朝，常以负有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风气的人，看看伯喈的为人，引以为戒吧。魏明帝去世，少帝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共九年。其十年，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的大权转移了。三国鼎立，至此将近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行于洛阳。然而他们抛弃经典而崇尚老庄，蔑视礼法而推崇放达，视其君主颠危，如同路人一样，就是这些贤人倡导的。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说王敦见王衍，对长史谢鲲说，没想到永嘉末年，又听到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当时，无不崇敬，认为造微之功，足以参与正始。《宋书》说羊元保二子，太祖赐名，叫咸叫粲，对元保说，想要让你的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王微给何偃的信说，你少受元风熏陶，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说袁粲对皇帝说，我看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说何尚之对王球说，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说，摒弃阙里的典经，习行正始的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这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因此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干宝《晋纪论》说风俗淫辟，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有什么区别？说改朝换代，称为亡国。仁义充塞，以至于率领野兽吃人，人将相食，称为亡天下。魏晋人的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说的杨墨之言，以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从前嵇绍的父亲嵇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他入仕。嵇绍当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山涛对他说，为你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以至于率领天下而无父。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何怪其相率

译我侍奉刘聪、石勒，观察他们的前任君主，那些穿青衣斟酒的人，难道没有动摇他们的心吗？因此知道，只有先保全天下，然后才能保全国家。保全国家，是君主和大臣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谋划的事；保全天下，即使是平民百姓的卑微之人也有责任啊。

译《宋史》说士大夫忠义的气节，到了五代时期，已经变化得几乎殆尽。宋朝初兴时，范质、王溥等人还残留着前朝的遗憾。宋太祖首先褒奖韩通，其次表彰李融，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意向。真宗、仁宗时期，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贤臣，在朝廷中以直言正论倡导风气。于是朝廷内外的官员，都知道以名节为高尚，以廉耻为崇尚，完全去除了五代的陋习。所以靖康之变时，志士们奋起勤王，临难不屈，到处都有这样的人。等到宋朝灭亡时，忠义节烈之士相望不绝。唉，看哀帝、平帝时期可以转变为东京（东汉）的风气，五代可以转变为宋朝的风气，就知道天下没有不可改变的风俗了。《易经》剥卦上九爻辞说“硕果不食”，阳气穷尽于上，就会在下面重新生长出来。

君主驾驭万物的方法，没有比抑制浮华、制止争竞更大的了。宋朝自从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虽然所用的人或许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风俗醇厚，喜好崇尚端正方正，评论世道的人，称之为君子之道兴盛。到了神宗朝，王安石执政，突然奖赏趋炎附势之徒，深深铲除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奸臣，一时被提拔任用，而士大夫中有了“十钻”的名目，那些谋求进身的人，趁机钻营，逐渐发展到绍圣、崇宁年间，党祸大起，国事日益败坏，病入膏肓，于是不可救治。后来的人只说他的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法对百姓有害，却不知道他改变人心、改变士人习气对朝廷的危害更大。他对百姓的危害可以一天之内更改，而他对于朝廷的危害历经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去而不可返。李应中说自从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人们自己都不知觉，人们追求利益而不知道道义，那么君主的权势日益孤立，这可以说是知言之论。《诗经》说：“不要教猴子爬树，就像泥巴涂在泥巴上一样。”让庆历时期的士风一变而为崇宁时期的士风，难道不是王安石教猴子爬树的效果吗？

考察九州的风俗，考证前代的史书，中国不如外国的情况是有的。《辽史》说契丹部族，生活的资料，仰赖畜牧，积聚皮毛、饮用乳汁，作为衣食。各自安于旧俗，习惯于劳苦之事，不见繁华奇异之物而改变，所以家家给人足，戒备整备完善，最终虎视四方，使强国朝拜，弱国依附。《金史》记载，世宗曾经对宰臣说：“我曾经见过女真的风俗，至今不忘。现在的宴饮音乐，都习染了汉风，不是我心中所喜欢的。东宫不知道女真的风俗，只因为我的缘故，还尚存留着。恐怕日后一变此风，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与臣下谈论古今，又说：“女真旧俗，虽然不读书，但他们祭祀天地，敬重亲戚，尊敬老人，接待宾客，信任朋友，礼仪周全，都出于自然。他们的善行与古书所载无异，你们不可忘记。”于是禁止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习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说：“女真旧俗，凡是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现在则下棋、玩双陆，应该全部禁止，命令习练骑射。”又说：“辽不忘旧俗，我认为是对的。海陵王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如果依照国家旧俗，四境可以无忧，这是长久之计。”邵氏《闻见录》说回纥风俗朴厚，君臣等级差别不大，所以众志专一，劲健无敌。自从对唐朝有功，赏赐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建造宫室居住妇人，有粉黛文绣的装饰，中国因此虚耗，而他们的风俗也败坏。从前祭公谋父说犬戎敦厚，能遵循旧德，而坚守始终纯固。由余回答穆公，说戎人的风俗，上位者含德以对待下位者，下位者怀忠信以侍奉上位者，一国的政治如同治理身体一样。他们之所以有国而长久，世代都用此道。等到居住日久，逐渐染上华风，不致力于诗书，只征求玩好之物，服饰竞争没有等级，财货溢出没有节制，骄淫矜夸，渐渐成为习惯。于是中行说有变俗的讥讽，贾谊有五饵的策略。再往后，则有像张昭远因为皇弟皇子喜欢俳优、装饰姬妾而预言沙陀不会长久，张舜民因为太孙喜欢音乐、美姝、名茶、古画而知道契丹将要衰败。后来的君子，如果以此为鉴，就知道战胜他们的道理了。

《史记》说匈奴诉讼案件久拖不决的不过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过数人。《盐铁论》说匈奴的风俗，略于文饰而敏于行事。宋朝邓肃对高宗说，外国的巧妙在于文书简略，简略所以迅速，中国的祸患在于文书繁多，繁多所以迟缓。《辽史》说朝廷之上，事务简略，职责专一，这是辽兴起的原因。又说皇帝四季巡守，宰相以下在中京留守，一切公事除了拜授官僚只行皇帖权差，等待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文，官县令录事以下不再奏闻，听任中书铨选。那么外国能胜过中国的，只是因为他们简易罢了。如果舍弃他们的长处，而效仿别人的短处，我预见他们立刻就会败坏。《金史·食货志》说金起于东海，他们的风俗纯朴诚实，可以与返古。初入中原，百姓多流亡，土地多旷闲，遗民惴惴不安，何求不获。在这个时候，即使不能恢复井田沟洫的制度，如果用唐朝的永业口分法，来限制民产，仿效其租庸调之法，来充足国计，何至于百年之内，所谋划的，纷纷然与其国相始终呢？其弊病在于急于一时的利益，沿袭久坏的法度。等到其中叶，鄙薄辽的俭朴，袭用宋朝繁缛的文饰，惩创宋朝的宽柔，加以

译辽朝施行严苛急迫的政令，这是抛弃了两国各自的长处，而同时采用它们的短处。繁复细密的政令占上风，必然导致耗费财力；严苛急迫的政令占上风，必然导致伤害百姓。直到金朝灭亡，国家财政容易匮乏，民心容易离散，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制定法度时不谨慎其开端，后来变法以补救其弊端，只是使情况更加严重罢了。他论述金朝当时的弊端，极为明确切中要害。

译魏太武帝开始制定针对反叛、杀人、奸淫、盗窃的法律。号令明确，政事清明简略，没有牵连审讯的烦扰，百姓因此安定。宋代的余靖说，燕蓟之地陷入契丹统治将近百年，而百姓没有南归之心，是因为契丹的法律简易，盐和酒曲都便宜，赋役不繁重。这就是减轻刑罚、减少赋税的效果，不分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

清议名教 日知录 顾炎武

古代圣明的君王用来端正百官的方法，既然已经制定了官方的刑罚来警戒在位者，又为他们设立闾师、乡校，在州里保留清议，以辅助刑罚的不足。将其推行到郊外和遂地，记载在礼经中。明确井田疆界，在《毕命》中被称颂。两汉以来，仍然遵循这个制度。乡里的选拔，必须先考察其生平，一旦玷污清议，终身不被接纳。君子有畏惧刑罚的心理，小人有知耻改过的风气。教化在下层形成，上层就不需要严厉；舆论在乡里确定，百姓就不敢犯法。到了魏晋时期，虽然九品中正制的设立大多不符合实际，但其遗留的意图并未消亡。凡是受到纠举弹劾、交由清议评判的人，就终身废弃，等同于禁锢。《晋书·卞壶传》记载，到宋武帝篡位时，才下诏说凡是触犯乡论清议、贪污淫盗的，一律洗刷清除，与他们重新开始。此后凡是遇到特别的恩典，赦免文书中都有这样的话。齐、梁、陈的诏书都说洗除先前注记的当日乡论清议，必定有记录在案的条目。《小雅》衰败，中原王朝就微弱；风俗衰败，叛乱就兴起。然而乡论的污点，以至于烦劳诏书来为之洗刷，难道不是三代的直道还存在于百姓之中，而畏惧人多口杂，还见于变风之日吗？我听说在下位有鳏夫所以被提拔任用，以此来比喻三凶无才所以被抛弃。即使是二帝的举措，也未曾不询问草野之人。那么推崇月旦评来辅助秋官，推进乡评来扶持国家大政，或许也是四方听闻所优先的，而王道治理中不可缺少的。

陈寿在父亲丧期生病，让婢女制药，客人去见他，乡党认为这是贬损的议论，因此他沉滞多年。阮简在父亲丧期，出行遇到大雪寒冷，于是到浚仪县令那里，县令为他和其他宾客准备黍米肉羹，阮简吃了，因此招致清议，废置将近三十年。温峤作为刘司空使者劝进，母亲崔氏坚决挽留他，温峤扯断衣襟离去，直到显贵，乡品仍然不过关，每次升爵都发布诏书。谢惠连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居父丧，赠送十余首五言诗，文章流传于世，因此被废黜，不参与荣耀的行列。张率因父丧离职，他的父亲有数十名侍妾，善于歌唱的有美貌，同乡仪曹郎顾玩之请求聘娶，侍妾不愿意，于是出家为尼。曾经在斋会时到张率家，顾玩之写匿名信，说张率与她通奸。南司将事情上奏，高祖爱惜他的才能，压下奏章，但仍然招致世论，服丧期满后，很久不做官。官职的升降，本源于乡评的取舍，这还接近古代的风气吗？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定，凡是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以及犯赃罪至徒刑的，将他们的名字写在申明亭上，以示惩戒。有私自毁坏亭舍、涂抹姓名的，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按时巡视，按法律治罪。皇帝批准。十八年四月辛丑，命令刑部记录内外各衙门官员犯法罪状明显的，写在申明亭上。这是前代乡议的遗留意图。后来的人把它看作形式，风纪官员只以刑名为事，而对于辅佐教化、革新民风的意思，好像不相关，难怪江河日下了。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说自从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级往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的，沉溺于贿赂馈赠。而仲长敖《核性赋》说，虫三百种，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以自卫，只靠诈伪，互相咬噬，等级往下，至于台隶僮仆，只知盗窃。以现在来看，就没有官员不贿赂馈赠，而人人都像吏士那样做了；没有守臣不盗窃，而人人都像僮仆那样做了。自从他们束发读书的时候，用来劝勉他们的，不过是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做官，就追求他们最大的欲望，君臣上下，怀着利益互相交往，于是形成风气，不可再改变。后来治理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回答说，只有名声可以战胜它。名声所在的地方，是上位者所任用的，而忠信廉洁的人，在世上显赫荣耀；名声离去的地方，是上位者所排斥的，而纵容奢侈贪婪的人，在家中被废锢。即使没有一两个矫饰虚伪的人，也胜过公然追求利益的人。《南史》有云，汉代士人致力于修身，所以忠孝成为习俗，至于乘坐轩车、穿戴冕服，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气衰败，道义缺失。从前的人说名教、名节、功名，不能使天下人以义为利，而还能使他们以名为利。虽然不是纯王的作风，也可以挽救积弊的风俗了。

奖廉耻 日知录 顾炎武

今天用来变化人心、荡涤污浊风俗的，没有比劝学奖廉两件事更紧迫的了。天下的士人，有能笃信好学，到老不倦，卓然可以担当方正有道举荐的，授予翰林、国子的官阶，而听任其出仕或隐居，那么人们都知道向学，而不竞争于科举科目了。各衙门的官员，有能洁身自好、爱护百姓，以礼告老，而家中没有儋石积蓄的，赐给他五顷土地，作为子孙世业，免除其租赋，恢复其丁徭，那么人们都

译懂得自我约束，而不贪求财物贿赂了。哪里需要等到菑川再次派遣使者，才去收用那些像牧猪人一样的儒生；等到公孙弘、优孟陈述旧说，才开始录用那些背负柴薪的平民；孙叔敖作为扶风的后代，特别被赐予黄金；尹翁归作为涿郡的贤才，常常被赏赐羊和酒。韩福于是使得名声显赫的高士，成为同僚中道德的表率。当时的人怀着追慕古道的荣耀，死后世人仰慕他们留下的清廉恩泽。这不比用科举功名和爵位俸禄来劝诱人们争名逐利、贪婪求取要好得多吗？如果把名声当作酒来沽名钓誉，必定是从这条途径开始的。

译《唐书》记载牛僧孺是隋朝仆射奇章公牛宏的后裔。他幼年丧父，居住在下杜樊乡，那里有朝廷赏赐的田地数顷，他依靠这些田地维持生计。由此可知，隋朝赏赐的田地，到了唐朝二百年后，仍然由其子孙守护着。如果是赏赐的金帛、俸禄的恩惠，那么早就化为尘土了。明代正统年间，将武进的土地赐给礼部尚书胡濙，他的子孙也至今守护着这些土地。所以我私下认为，奖赏廉洁的典章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古人治军的道理，没有不基于廉洁和羞耻心的。《吴子》说：“凡是治理国家、统率军队，一定要用礼来教导他们，用义来激励他们，使他们有羞耻心。”人有了羞耻心，在大处足以作战，在小处足以防守。《尉缭子》说：“国家一定要有慈孝廉耻的风俗，这样才能让人舍生取义。”而姜太公回答周武王时，说将领有三种优势：一是知礼的将领，二是有力的将领，三是克制欲望的将领。所以礼是用来整顿朝纲、治理军队的，即使是像《兔罝》诗中那样的勇武之人，也都源于文王和后妃的教化。哪里会有淫乱、砍柴偷牛马并对百姓施暴的人呢？

《后汉书》记载张奂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时，羌族的首领感激张奂的恩德，赠送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金饰八枚。张奂都接受了，然后召集主簿，在所有羌族人面前，把酒洒在地上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我也不把它们牵进府中；即使金像粟米一样多，我也不把它们装进怀里。”于是把马和金全部退还给羌人。羌人性情贪婪，但尊重清廉的官吏。此前有八位都尉，大多喜好财货，被羌人所痛恨。等到张奂端正自身、洁身自好，威德教化大行。唉，自古以来，边疆事务的失败，有不始于贪婪索取的吗？杜甫的诗说：“安得廉颇那样的将领，让三军都能安睡。”另一个版本作“廉耻将”。诗人的本意，未必能达到这个深度。但我看《唐书》记载，王佖担任武灵节度使时，此前吐蕃想建成乌兰桥，每次在河坝先储备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中运走，扔进河流，最终没能建成。吐蕃人知道王佖贪婪而无谋略，先厚赠他财物，然后集中人力建成桥梁，并修筑月城防守。从此朔方抵御寇敌都来不及，至今成为祸患。这都是因为王佖贪财。所以贪婪的人担任将领，边城就会迟迟不能安定。懂得这个意思的人，即使是郢书燕说那样的误读，或许也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吧。

《五代史·冯道传》的评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四个支柱不树立，国家就会灭亡。”管仲说得真好啊。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人的大节。不廉洁就会无所不取，不知羞耻就会无所不为。人如果这样，那么祸败乱亡，也就无所不至了。何况身为大臣，如果无所不取、无所不为，那么天下难道有不乱的，国家难道有不灭亡的吗？然而在这四者之中，羞耻尤其重要。所以孔子论士人说：“行为要有羞耻心。”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羞耻。没有羞耻的羞耻，真是无耻啊。”又说：“羞耻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那些玩弄权术机巧的人，是没有地方用羞耻心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人不廉洁，以至于违背礼义，其根源都产生于不知羞耻。所以士大夫不知羞耻，这就叫做国家的耻辱。我看夏商周三代以后，世道衰微，抛弃礼义，损害廉耻，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然而松柏在岁寒之后才凋零，鸡在风雨之中鸣叫不止。在那昏暗的时代，本来不曾没有独自清醒的人。近来读《颜氏家训》有这样的话：“齐朝有一个士大夫，曾经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很通晓书信文书。我教他鲜卑语和弹琵琶，稍微想要通晓，以此来侍奉公卿，没有不被宠爱的。’我当时低头不回答。奇怪啊，这个人教育儿子的方法。如果通过这种行业，自己做到卿相，我也不愿意你们这样做。”唉，颜之推不得已而在乱世做官，还说这样的话，还存有《小宛》诗人的心意。那些卑躬屈膝、谄媚世俗的人，能不感到羞愧吗？

尚重厚

顾炎武

世道衰微，人才不振。王伾的吴语，郑綮的歇后语，薛昭纬的《浣溪沙》，李邦彦的俚语辞曲，没有不登上朝廷高位，被任用为辅佐大臣的。以至于使在下的人，羡慕他们的风流，认为这是通达洒脱。结果栋梁折断，屋檐崩塌，天下将无处庇护了。等到政局动荡之后才怀念老成持重的人，流离迁徙之余才思念德高望重的人才，哪里还来得及呢？有国家的人，提拔崇尚厚重的大臣，抑制退让轻浮的士人，这是移风易俗的大要。

侯景列举梁武帝的十大过失，说皇太子说话只限于轻薄，赋诗吟咏不出《桑中》那样的格调。张说评论阎朝德的文章，说像华丽的服饰、精致的妆容，燕歌赵舞，观看的人不会疲倦。但如果把它比作风雅，那就是罪人了。现在的词人，大多有这种毛病。淫靡的言辞、艳丽的歌曲，在国门内外传播。就像北齐阳俊所作的六言歌辞，名叫《阳五伴侣》，抄写后在市场上售卖，络绎不绝。诱惑年轻人，败坏风俗教化，应该和非圣之书同类而焚烧，或许可以端正人心术。四明的薛冈说，士大夫的子弟，不应该让他们读《世说新语》。没得到其中的隽永意味，先习得了简慢傲慢。推而言之，可以说是善于教育了。防止他们产生放纵轻浮的萌芽，而引导他们进入有物有恒的境界，这是以正道养育蒙童的方法。何晏粉白不离手，走路时顾影自怜；邓扬走路舒缓放纵，坐立时倾斜倚靠；谢灵运每次出入，扶持他的人常有数个。后来他们都诛杀而死。而魏文帝体态容貌不庄重，风尚通达洒脱，所以享国不长久，后代福祚短促。史书都附在五行志中，认为是貌之不恭。从前子贡在礼仪容貌俯仰之间，就知道两位君主的疾病与祸乱。这是有所继承的。孔子说君子不庄重。

译就会没有威严。学习就会不坚固。扬雄《法言》说：言语轻率就会招来忧患，行为轻率就会招来罪过，仪态轻率就会招来侮辱，喜好轻率就会招来淫乱。

译崇尚节俭，出自《日知录》

顾炎武

国家奢侈，就向它展示节俭。这是君子的行为，也是宰相的职责。汉代汝南人许劭担任郡功曹，同郡的袁绍出身公族，豪侠仗义，从濮阳令任上卸任归来，车马随从非常盛大。进入郡界时，袁绍便说：“我的车马服饰，怎么能让许子将看见呢？”于是只乘一辆车回家。晋代蔡充好学而有雅量，崇尚仪容尊严，被人敬畏。高平人刘整车马服饰奢华艳丽，曾对人说：“纱縠是我平常的服饰。”但遇到蔡充在座，整天都感到不安。北齐李德林父亲去世时，正值严冬，他穿着单薄的丧服，赤脚行走，亲自驾驶灵车返回安葬。博陵人崔谌休假回乡，准备去吊唁，随从有几十骑兵，逐渐减少，等到到达李德林家门前，只剩下五骑，说不能让李生怪罪人烟熏灼。李僧伽修身严谨，专心学业，不应征召。尚书袁叔德来拜访李僧伽，先减少仆从，然后进门，说：“见到这位贤人，让我羞于面对高官厚禄。”只有君子能以身作则来引导他人，就像这样。因此，在地方做官能教化一邦，在朝廷做官能教化天下。魏武帝时，毛玠担任东曹掾，掌管选举，以节俭引导众人，天下的士人，没有不以廉洁节操自我勉励的。即使是受宠幸的高官，车马服饰也不敢过度。唐代大历年末，元载被诛杀，任命杨绾为宰相。杨绾本性贞洁廉洁，车马服饰俭朴。在朝廷任职没几天，人心自然感化。御史中丞崔宽，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宁的弟弟，家中富有，在皇城之南有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崔宽当天秘密派人拆除。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听说杨绾拜相，座中的音乐，减少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每次出入随从一百多人，也当天减少，只剩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忌惮杜黄裳为相，派一名小吏，送钱数千缗，毡车一辆。使者到门前，不敢送，等候多天，有绿色轿子从家中出来，随从两个婢女，衣服破烂，说是相公夫人。使者急忙回去告诉李师古，李师古打消了念头，终身不敢改变节操。这样禁止郑人的奢侈，何必等到三年；改变雒邑的矜夸，无需耗费三纪。修养自身，推行于家庭，展示给乡党罢了。道理难道遥远吗？

《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有序，君臣相互纠正，这是国家的福祉。所以想要纠正君主并有序排列百官，必须从大臣开始。然而王阳关于黄金的言论，时人已经觉得奢侈；公孙弘布被的名声，正直之士又讥讽他虚伪。那么考察他的生平，确定他实际行为的方法，只有观察他的最终结果，才能得知。季文子去世，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宰官准备家器作为丧葬用品，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没有收藏金玉，没有厚重的器物货币。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对公室的忠诚。辅佐三位国君了，却没有私人积蓄，能不说是忠诚吗？诸葛亮上表后主说：“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孙衣食，全靠家中供给，自有富余。至于臣在外任职，没有额外调度，随身衣食，全靠官府供给，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尺寸。如果臣死的那天，不让内室有多余的布帛，外头有盈余的财物，以辜负陛下。”等到去世，正如他所说。廉洁不过是臣子的一种节操，而《左传》称之为忠诚，孔明认为是不辜负君主，确实是因为臣子欺君误国，必定从贪图财货开始。身居高位，丰厚待遇，装饰房屋，美化自身，也是人的常理。哪里知道高后降下不祥，百姓产生怨恨诅咒，最终与国家一同败亡呢？确实知道大臣家事的丰俭，关系到政治教化的兴衰，就可以审慎选择宰相的方法，也能得到教化百姓的道理了。

备忘录论治

张履祥

富人田地连片，穷人没有立足之地，以至于游民日益增多，强暴横行。即使有尧舜，也无法使老人安享晚年，壮年人得到供养，年轻人得以成长。如果有王者兴起，田制必须改变。师儒不用孝悌忠信培养士人，却相互效法浮华文章，败坏他们的心术，学校必须改变。选拔士人不凭实际品行而专凭文章技艺，不足以得到贤才，科举必须改变。从一命以下，直到杂流，都由朝廷任命，即使舜禹担任选官官员，也无法了解人，铨选之法必须改变。职事相互牵制，即使有才能，也无法施展，官制必须改变。入仕之后，无论贤与不贤，一律按资历升迁，贤者被阻塞无法上达，不贤者悠闲自得地获取高位，资历制度必须改变。养兵却使百姓困苦，而兵力不足以使用，军政必须改变。一州的土产，足以养活一州的人民，却让西北必定依赖东南供给，赋税之法必须改变。士人不懂法令，将来无法守官，掾史世代继承职位，得以趁机作奸犯科，应当仿照进士观政、监生历事的例子，从京朝直到郡邑，让生员、贡生主管文书、狱讼、钱谷之事，而废除吏员、掾史，依次类推，衙役必须改变。

后妃、驸马，不追求名望德行，却必定选自微贱之子；受过宫刑的宦官，能与士大夫平起平坐；亲贤不能并用，而藩府官属，必定没有贤人；国学生徒，纳粟纳马；教坊道士，掌管乐职；君臣没有坐论之礼，殿廷施行笞辱之事，这些都是明代不好的制度。

礼制轻慢而风俗败坏了，科目实行而人才失去了，资历重视而官

译衰败了。著述繁多而学术混乱了。不只是这样。空谈废弃而辅佐君主变得困难。近臣专横而士人的志气受挫。官员冗杂俸禄微薄而廉耻之心丧失。士兵众多军饷稀少而精锐力量减弱。学生众多但教育培养失当而学政败坏。至于游民众多且兴盛，不讲究水利，屯驻的军队坐吃山空，而土地日益荒芜，天下空虚耗损，这又是根本性的弊病。

译用心刻薄深险的人，不可与他共事。这种风气逐渐积累久了，用心就会日益淡薄，必定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陷入凶险。

致力于根本、节约用度，是使国家富足的方法，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读书人经营生计，难道也超出这个范围吗？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商人的智巧，儒者是以此为羞的。即使权术运用得再精巧，人心也不会顺服，天道也不会保佑，危险啊。

所重视的是百姓的衣食和丧葬祭祀，国家奠定根本的治理就是这样，国运怎么能不长久呢？饮食是用来养生的，丧葬祭祀是用来送终的。其成效是让老年人穿丝绸吃肉类，百姓不挨饿受冻；慎重地办理丧事，追念远祖，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卿士和平民之家，如果能保持这种心意，也可以长久安定。

司马光议论改革科举制度，范纯仁说：“朝廷想要寻求众人的长处，而宰相却抢先定夺，似乎不符合‘明夷’卦中众人辅佐的意义。不如清心静气等待众人的议论，可以的就听从，不可以的就再等待众位贤人商议。”范纯仁这番话，深得君主与宰相相处的道理。也不只是君主与宰相如此，凡是居上位统领众人的人，不采用这种方法，就无法汇集众人的智慧，扩大忠诚有益的进言。

夏商周三代的祭祀，都是早起举行祭礼。夏后氏在昏暗时祭祀，时间最早；殷人在日出后祭祀，时间稍晚；周人在清晨和昏暗时祭祀，是太阳初出但天色未明的时候，介于夏殷之间。过去认为“闇”是太阳将落，“阳”是正午，“朝及闇”是从早到晚，这都是错误的。正午和日暮，都不是正道。而从早到晚，即使有强力的仪容、肃敬的心志，也不能不感到疲倦懈怠。

《尚书》说“天工由人代”，所以职位称为“天位”，职责称为“天职”，俸禄称为“天禄”，臣子称为“帝臣”。贤才的诞生，是天意的归属，所以说“简在帝心”。尊贵地居于众人之上，却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甚至与小人勾结，一时的君子，就摧折压制他们使他们不能显达，这违背天理到了极点。天命怎么能不迅速抛弃他呢？所以自古以来，顺应天意的实质，以修身反省为先，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为次，询问百姓疾苦、修明政治、更改法令又为再次。

朝廷的言路开通，难道没有不善的言论混杂着进献吗？然而忠言能够传到耳边，凡是政事的缺失、四方的变故、天下的贤才、官方的好坏，都能听到知道，所以治安而国家可以保全。如果言路闭塞，小人害国的言论固然不能进入，然而忠言也不能传到耳边，大大小小的事务，全都听不到不知道，所以动乱兴起而导致危亡。

井田制和封建制，固然能使万物各得其所，但实行起来实在困难，所以说尧舜都为此感到忧虑。圣人治理天下，只是互通有无、交换劳力，使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人伦在上层明确，小民在下层相亲，有恒久的产业，有恒久的心志，不至于放纵邪僻，陷入刑罪罢了。如果大势所趋不能做到，也不强求。官员多则人才不足，必定滥取以凑足名额；俸禄薄则难以养廉，必定用诡诈牟利来欺骗人。这是朝廷和士人都受损的做法。

卷九 治体三 政本上

履卦说

钱大昕

履卦的象辞是上天下泽。天极其尊贵，泽比地更加卑微，上下各自安守其位，而没有非分之想，这是守成极盛的象征。五爻居于尊位，四阳爻辅佐它，刚健中正，履行帝位而没有愧疚，具备大有作为的资质，没有自满安逸的志向，适宜利于有所前往。然而对于决断前行的危险，圣人警惕地告诫，为什么呢？阳刚健行于上，阴柔喜悦于下，只有顺从而没有匡正补救。孔子所说的“我没有什么快乐的，做君主只是他的话没有人违抗”，像这样的人即使正直也危险，何况未必都正直呢？兑卦的意义主于喜悦，以一个阴爻加在两个阳爻之上，两个阳爻不能说服他们的君主，而六三这一个阴爻独自专断。上下相互喜悦，喜悦得不能解脱，上面不知道他眼盲腿瘸，却把观察履行的权柄委托给他；下面也忘记自己眼盲腿瘸，却夸耀自己观察履行的能力。力量小却担重任，穷极宏大而失去居所，不是招致颠覆鼎食的刑罚，就是引来背负乘车的寇盗。不仅自己招来忧患，而且祸及国家。所以在彖辞中有咬人的警戒，而在六三爻辞中明确写着咬人的凶险。

抑尊

唐甄

圣人确定尊卑的分别，是想要顺从并率领他们，不是想要高傲并疏远他们。居上位容易骄傲，居下位容易谄媚。君主日益尊贵，臣子日益卑微，因此君主轻视他的臣民，如同犬马虫蚁不像我一样。贤人退隐，治国的道理就遥远了。泰山的高大，不是金玉丹青，都是土石；江海的广大，不是甘露醴泉，都是水；天子的尊贵，不是天帝大神，都是人。因此尧舜做君主，茅草屋顶不加修剪，吃饭用土制的簋，喝水用土制的杯，虽然贵为天子，控制海内，他的饮食不精美，衣服粗陋，喜好善厌恶恶，与野外居住的人没有不同。没有不与百姓同情的。善于治理必定通达情理，通达情理必定亲近人。在室内陈列五色，吹灭蜡烛观看就看不见；在堂下演奏五音，捂住耳朵听就听不到。君主高高在上而不亲近人，已经对官员失明，对百姓失聪了。即使向他进献尧舜的道理，他的耳目不能辨别又该怎么办呢？君主对于父母，住在不同的宫室，早晚朝见有时限，就说天子的孝，与平民不同；君主对于子孙，住在不同的宫室，早晚朝见有时限，就说天子慈爱，与平民不同；君主对于妻子，住在不同的宫室，进御有时限，就说天子的配偶，与平民不同。骨肉之间，骄傲高傲的习惯形成，因此供养隆重而孝心衰退，教导疏远而恩情淡薄，谗言小人离间他们，废黜继承人或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