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户政十五仓储下

译关于出借粮食一事。若遇水旱偏灾，固然应当借给百姓，但如今并无粮石可供支取散放。臣请求，对于出借出现亏空的粮仓，务必限定在一两年内催征补足，不得在尚未补足之前，就擅自请求再次出借。

译关于常平仓谷平粜，应当酌情规定年限。查得常平仓的粮食，每年都要出售。丰收之年，每石按照市价减银五分；歉收之年，每石减银一钱。这是不论丰年歉年，都准许平粜。定例原本是为了平抑降低市价，而米谷也借此实现去陈换新。然而如果年年出售，就必然年年采购。官吏胥役侵吞渔利，既已习惯将其作为获利之源；民间摊派，也确实难免催逼呼号。臣请求此后，除了因灾荒而适时平粜不拘泥于例规限制外，其余常年平粜，因各地气候燥湿不同，酌情规定出售的例规年限，或者三四年一次，或者五六年一次，以节省滋扰百姓。再查条例中记载，常平仓谷的折耗，奉天省米超过五年、谷超过十年，陕西省粮食超过五年，准许申报气头廒底损耗；直隶、江西等省，三年以后，准许申报气头廒底损耗；江苏、安徽等省，三年以内，准许申报气头廒底损耗，三年之后，不准再申报。这是平粜年限宽裕地酌情规定，自然对存仓的米谷没有妨碍。

关于常平仓谷出借，应当酌情规定章程。查得常平仓谷，每年青黄不接之时，酌情出借；又或夏秋发生水旱灾害，酌情出借。定例查明借户，确实是务农之家，取得确实的保人，按平斛当面发放。只是官吏胥役与里长互相勾结串通，往往从中蒙混，捏造姓名冒借。一时人数繁多，稽查难以周全，只凭保甲按名借给。等到年底依据账册征收，大多有名无实，无法催缴归还入仓。于是将没有归还的谷石，推说是无业穷民无力偿还，甚至捏造称其逃亡或死亡，无人可追，详细奏请豁免。等到督抚援引条例题请豁免，准许动用款项购买补还。又或因年成歉收、米价昂贵，不能立即购买补还齐全，积弊没有止境。臣请求此后出借之时，将呈报借户，都按照征收粮赋的红册，查明确实是有粮的农民，才准许酌情借给。这不仅实惠在于百姓，每一颗每一粒，官吏胥役里长都无法从中饱私囊；而且凡是出借的谷石，全部都有归属，每一升每一合，都可以依照例规期限，催缴完满归还入仓，永远没有亏缺。

关于常平仓谷赈济，应当酌情规定章程。查得常平仓谷，如果遇到地方发生水旱偏灾，将存仓的谷石开放赈济，使受灾百姓，每个人都不失其所。只是极贫与次贫的户口多少没有定数，百里与十里，屯驻远近各不相同。往往官吏胥役里长从中蒙混，不仅徇私颠倒，而且恐怕巧计侵吞，虚报人口，冒领钱米。散放既不容迟缓，体察也势难周全。请求此后办理常平赈务，凡是灾民，都按照每年上报朝廷的户口底册逐一稽查，再将粮册核对，确实是无业无粮的穷民与零星小户，才认真散给。官吏胥役里长，无法施展其伎俩，而常平的米谷，都能实惠编户百姓。

关于常平仓谷采买，应当酌情规定章程。查得常平仓谷，或因平粜缺额，急需购买补还；或因灾赈缺额，急需购买补还；或因供应军粮缺额，急需购买补还。定例都是支领应动用的银两，按照时价采买。事情本为公务，民情无不乐意缴纳。只是官吏胥役里长从中舞弊，任意开报，殷实且谷多的人家，或许蒙混隐瞒漏报；谷少的人家，或许压制勒索摊派。甚至私自加倍折算谷价，代为浮收充数。臣请求此后采买之时，查照征收粮赋的红册，一切粮少的人家及零星小户全部予以剔除。只按照粮多的人户，将应买的谷数分别均摊，当面给付价值。地方官稽查较为容易，官吏胥役里长，无法肆意奸贪。所有采买的谷石，自然依限全部完成，没有亏缺。至于有本地产谷不多，按规定前往邻近州县采买的，也先详细上报督抚，在通知前往购买的地方之时，即一并函告邻近州县，查照该处粮册，开列户口，以便给付价值购买运输。

以上六款，都依照定例，悉心斟酌商议，务必使仓库足额，有益于民生。再查各省常平仓之外，安徽省凤阳、颍州二府所属，建设裕备仓，贮粮二十万石，预备凤阳、泗州二属赈济平粜；四川省附近水次各州县，备贮谷三十万石，接济邻近州县；贵州省威宁州，备储谷一万石，预备该处缓急之用。均请求照此办理。又广西省的社仓，本该省浔州、庆远、镇安、思恩等四府社仓，向来都照常平仓谷，令桂平、宜山、天保、武缘等四县经管出纳，也请求照此办理。是否妥当，伏乞皇上睿鉴训示。

仓谷平粜疏 雍正四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臣私下仔细察看福建的情形，福、泉、漳、汀四府，产米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用，泉州、漳州更为严重。每年到了二月、三月，平粜不能不实行。米谷这一项，是福建全省第一紧要的事情。而历年以来平粜之中，积存有两个大弊病，导致官仓日益空虚，刁风日益炽盛。这一弊病不除，难以谈论充实仓储、接济民食。其一则是从前各官交接盘点时的弊病不清，他们交接的，都是有价格而无粮食，而所定的价格，又是不敷购买补还的价格。虽然有不肯接收的官员，加上上司的压制，众人的调停，即不得不接收。因此日益空虚。

译终究无法弥补。臣见目前彻底清查盘点，务必惩治革除此弊病，容臣查清后另行具本奏报。

其一，年年平粜的价格太低。以福州一府为例，历年即使是丰收之年，最便宜的时候，米价也没有低到一两银子一石的。过去的督抚，只求眼前百姓的称赞，不顾将来无法补买平粜之米。平粜的米，每石价格减至一两，甚至有不到一两、只卖九钱的。这虽然是米价极贱时也不可能有的价格，下属奉命收存，按此价想在本地购买，则本地没有一两或九钱一石的米可买；想在外省购买，外省虽有此价的米，但各项运费从何而出？因此属官中也有尚想筹款弥补的，但因差价太大难以购买，只能束手无策，听任仓库空虚，等待被参劾处分罢了。

而中间因平粜价格太低，又滋生出一个大弊端。奸民豪强乘此谋利，米一到手，转手就能加倍获利。虽然设法防范越来越严密，但他们的伎俩越来越巧妙，竟然把平粜当作奇货。往往借米价昂贵之机，鼓动煽惑穷民，恐吓官府，用“官府应当爱民”的说法压制，用人情汹汹的态势逼迫。相沿日久，他们的意图竟是希望平粜的时间一年比一年早，平粜的价格一年比一年贱。所以从前有平粜价格太低，且在年内就进行平粜的情况。不知这不过是米价稍贵，并非饥荒可比。米价稍贵尚且如此，若真遇到荒年，将如何处置？若不极力挽回，则福建全省的仓储，只会日益空虚，百姓的粮食终究无法接济。

臣的愚见是，如福州府来年平粜，视米的质量高低，每石定为一两二钱或一两三钱；谷也视其质量高低，每石定为六钱五分或六钱。各仓的谷，也有在仓年久，以及当日收仓时质量就低的，再酌情适当定价。至于各外府州县，也随当地平时米价的贵贱定价。总之必须以本地秋收后既定的价格为标准，务必使平粜之后，仍可在本地或外省购买运回仓库，这样才能源源不断接济，不至于一旦断绝。

但愚民只顾及眼前，不计长远，只知道眼前得到低价米的好处，不知道将来没有接济米的痛苦，必定认为臣不如从前督抚爱民。加上福建风俗浮薄，刁滑之徒又多，而好事的绅士又从中附和，恐怕会有抵触非议之事。但臣为地方长远打算，起初若稍畏难，流弊将何止？然而臣也不敢轻率从事，已详细熟虑，预先多方晓谕，使各绅士军民都知道臣的本意，是为百姓长远考虑。即使价格稍有余利，总仍添买谷米，以接济福建百姓，并无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而以坚定的态度坚持，自然能使人信服并可行。

再则福建的情势，仓储的丰歉，民间细微之处皆知晓。米谷多余，则人心安定，办理晓谕，一切容易推行。所有江南的谷，久蒙圣恩谕令运来，但早点运来更为有益。伏乞圣恩，再令江南趁北风多时早点发运，不必拘定二十万石，随得随发，则趁风速到。若稍迟，南风一多，恐怕难以行走，不能按期到达福建。臣谨一并奏恳圣恩，仰祈睿鉴。

译请复仓谷借粜疏 河南通志

田文镜

我恭敬地查考，仓库储粮关系重大，自然应当悉心研究，从长计议，不可固执一己之见，认为这样就可以剔除弊端、清除奸邪，并永远遵行。积储粮食原本是为了备荒赈济，而管理仓库贵在权衡利弊。臣愚昧地认为，设立仓谷，偶尔遇到水灾或旱灾，就应当开仓赈济，这是按照人口多少来发放食物，而不让百姓归还仓库。如果是收成稍歉，百姓口粮尚不至于艰难，或者到了第二年春麦未熟、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应当照例出借，等到秋收后，每石加二分半的利息归还仓库，以此来接济百姓口粮。至于年成丰收，家家富裕安宁，可以不依赖仓谷了。但到了旧谷将尽、新谷未熟之时，粮价难免稍有上涨，贫民难以购买粮食，这时又应当减价出售，以平抑市价。这样周转，不但米谷流通，小民不至于缺粮，而且朝廷的仓粮，也能借此陈粮换新粮，避免发霉腐烂。这确实是一举两得。臣任职五年以来，无时无刻不在挂念仓储和民食，常将各属所有的积谷，或者委派官员盘查，或者趁着新旧官员交接之时，都让他们分别查验积谷存放时间的长短，每种各取一石，碾验米粒的成色。新入仓的每石谷子能出米六斗五六升，次等的则六斗有余，再次的则五斗有余。谷子越陈，米粒越细，往往只剩半粒。而且陈米煮饭不能膨胀，一升米只能煮出半升饭，又吃了容易饥饿，一个人常常要吃两个人的量。这是臣亲自试验而没有差错，询问老农也没有偏差的。由此看来，仓谷不宜久存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因为地方官执行不力，就想停止借粜的惯例，使粮食常存于仓库，即使几十年后粮食仍然完好，这确实是荒谬不经的言论。地方官难免有贤愚勤惰之分，胥吏役人难免有中饱私囊、侵吞渔利的弊端。贤能而勤勉的，自然能剔除厘清并除去弊端；愚笨而懒惰的，就应当纠劾并更换；至于胥吏役人舞弊作奸，又应当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这是督抚的责任，司、道、府、州的事。现在不责成各上司严格查察，却只守着这几十年不变的陈谷，以杜绝弊端，这就像行船的人厌恶风浪险恶就收起帆，驾车的人害怕翻车的危险就扔掉车辖，有这样的道理吗？臣查河南全省的仓粮，都已经换成了新谷储存。只有雍正三年的常平仓奏册内尚存米豆三千多石，自然应当一并换成谷子，以免蒸霉。而春借秋还，存七粜三，仍请求照旧例遵行。

粜价不宜拨饷疏 乾隆十年

御史万年茂

我私下查考，各省常平仓的谷石，自从顺治年间建立仓储以来，百年之内，历代圣君讲求管理，极为完备。我皇上登基以来，夙兴夜寐，无日不将此事挂在心上，唯恐仓储有名无实。历年谕旨，多方筹划，各省仓库，渐渐充盈。这确实是建立万世长策，使百姓达到仁厚长寿的境界。臣伏见各直省出产的谷石，一省的产量，每年达到十数千万石，而常平仓的积储，天下合计，才共二千八百多万石。常平仓的定额储量，数目不能说多。又经过百年之久，我皇上十年忧劳勤政，日积月累，才达到这个数目，其求得之不易可见一斑。臣最近见到户部行文各省，文中称平粜的米谷，是秋天买补归还仓库的。但各省因为价格高低不一，所以有全部买补储存仓库的，也有买补不足，咨请展期的。现在捐监已归本省收捐本色，弥补仓储，渐渐充裕，即使有紧急情况，想必也足够使用。那么各省存贮的平粜价银，就可以停止采买，将未买实存的银两数目，务必在今年冬拨之前报部，以备斟酌筹办等语。臣再三仔细推敲，虽然未深深理解部臣的意思，但据称停止采买，实存银数在冬拨之前报部，臣愚昧地过度忧虑，私下恐怕就以此项银两作为拨充兵饷之用。将来仓廪空虚，关系非小。查常平仓定额设置，大县三万石，中县二万石，各省定数，尚多不足。然而现在实贮的州县，每年平粜，利益甚大。加上借给籽种，给养孤贫，一切实政，都从中取给，需用也很广泛。俗话说，有备无患。倘若遇到地方一时缺粮，他处的米粮接济不及，乡民哀号，成千上万涌入城中呼吁，地方官或赈济或平粜，小民各得升斗，实时发放，等到他处接济的米粮到来，人心容易安定。使贫民有依靠而不恐惧，境内富民，也以余粮照常售卖。假如没有仓储这一项，富民不免囤积居奇，他们见到贫民汹汹蚁聚，惧怕生出事端，不敢公然出售。所以仓谷一充裕，民谷自然可以流通，这也是相互关联的趋势。现在如果停止买补，那么粜三存七的数额，一年之内，已去掉三分之一，明年又去掉其二，到三年存七的数额已尽，就是没有谷子了。假如臣所说的，将此项拨为兵饷之用，就是没有银子了。有银子尚可在丰收之年买补归还仓库，没有

译银两既然已经发放，粮食将从哪里产出？没有粮食，地方遇到紧急事务便无物可取用。况且现在江南、山东、甘肃等省的常平仓粮食定额，亏缺非常多，一半属于存留银两。合计各省现存的银两数量，不止总数的三分之一；现存的粮食数量，实际上没有达到总数的七分。再加上州县官员不乐意积储粮食，只想图省事，朝廷文书一到，即使是真正实行入仓储存的，也必定全部卖出，以备拨给之用。臣担心常平仓制度的废弛，恐怕不用等到三年就会发生。至于说各省监生捐纳的条例，收取实物粮食，就可以弥补仓储的不足。收取实物粮食是为了弥补仓储的亏缺数额，而不是用来弥补仓储现有的数额。查考以往户部捐纳银两，最多的年份也不过一百四五十万两。现在外省捐纳粮食的数量，无论是不如户部捐纳银两的数量多，还是即使与户部捐纳银两的数量相当，每两石粮食折银一两，也必须经过十多年，才能补足常平仓原来的定额。何况各省物价不一，再加上州县官员推诿塞责，现在上报捐纳的，只有福建一省较多，其余各省虽然多少不齐，但都不能达到足额。就像广西常平仓原来的定额是一百四十多万石，酌情减少捐纳定额七十余万石，开捐以来，总共收到粮食三万多石，捐纳粮食难以弥补亏缺，其明显的效果可以看到了。臣观察十多年来，米粮价格，日益比从前上涨，粮食价格越贵，百姓的口粮越少，赈济平粜的需要，只依靠常平仓，正担心存贮的粮食不多，偶尔遇到歉收，截留漕粮拨给赈济，皇上的恩旨每年下达，如果将现存的粮食数量，一旦全部耗尽，将来仰赖圣上的思虑，不知会如何是好。恳请皇上命令原议的大臣，如果确实有拨给的事宜，只应当另外寻求款项，来资助筹划斟酌。至于常平仓原来的定额，仍然实行购买补足归还仓库，不让丝毫轻易筹划，以备各省紧急之用，以仰副圣天子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天下人非常幸运。

译请求降低粜米价格并借给籽种的奏疏 乾隆八年 钱陈

我查考常平仓的制度，是因为谷物有极贵和极贱的时候。极贵时百姓受害，所以降低价格卖出，使百姓不受苦；极贱时农民受损，所以提高价格买入，使农民不受损。价格提高则耗费国库银两，价格降低则耗费仓中谷物。这两者都是损害上级利益而惠及下级百姓的事。然而长久实行，四方百姓受益，国家也不会出现贫困匮乏的祸患。因为米价没有极贵极贱的情况，即使有灾荒，民心也能安定。如果不是局部大灾导致严重歉收，发放粮食赈济的措施，也可以不必施行。这就是设立常平仓，上下都赖以依靠的原因。如今国家太平已久，人口日益增多，米价没有极贱的时候，自然可以不讨论提高价格买入的事了。为今天考虑，只应当详细寻求降低价格卖出的办法，以平抑米价，使其不致极贵，这确实是当务之急。乾隆七年皇上谕旨说：如果遇到荒歉年份，谷价高昂，务必将实际情况，必须降低多少价格，确切地奏报请示圣旨。钦此。这确实是斟酌古代、依据当今，通达权变，长远没有弊端的良策。如今自两个月以来，御史赵青藜奏请在米价贵的年份，多降低价格；尚书张照奏请顾名思义，以成本价为权衡；少詹事李清植奏请恢复原来的法令。立论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歉收年份考虑，方便百姓，使米价不致暴涨，其用意是相同的。臣愚以为，在歉收年份米价贵时酌情降价，以救济百姓饮食的困难，固然紧要；在平常陈粮换新粮的时候酌情降价，以方便小民，也应当详细寻求。那么张渠奏请在丰收年份，每米一石酌情降低五分，虽然目前议定覆准施行，但实际上有很多不便之处，不得不再次陈情请求酌改。因为通盘考虑天下的年景，丰收的年份多，平常陈粮换新粮的时候，米价尚且平稳，原本可以不大幅降价。陈谷碾成的米，成色自然比不上市面店铺所卖的米，而交给官府的银两成色及秤量标准，又比不上市面交易的银两。又经过胥吏之手，稍有高低出入。再加上米局离乡遥远，小民往返需要时间，等候也需要时间。假如米每石市价一两，官价九钱五分，用官价买到的米，立即入市转卖，原价必定亏损，百姓又有什么利益去买呢？粜卖仓米本是为了方便百姓，张渠的看法，防范囤积户则有余，方便小民则不足。地方官员，每当陈粮换新粮的时候，开设米局，买的人寥寥无几。于是绅士富户，仰承意旨，分领谷石，按数交价的有；行户强行压低价格分买的有；蛀虫般的胥吏狡诈的官吏，借机领取的有。那些胆小怕事的县令，明知百姓不愿买，谨守钥匙，坐视粮食红腐的也有。这难道是设立常平仓方便百姓的遗意吗？请求在丰收年份，每米一石酌情降低一钱二分，使小民核算，比市价稍贱，仍然不拘泥于在城市开设米局，使小民能得到实惠，而米价自然没有暴涨的忧虑了。如果蒙皇上允准，那么比起从前加减七分的数额，就在官碾一石米两石谷的稍有盈余项目中抵补。臣还有请求：粮食是百姓的天，小民终年所仰仗的，全在于及时播种。每见农事刚开始，穷苦百姓因为缺乏籽粒，纵然有田可耕，却坐失耕种时机的，所在多有。查考种谷一石，可收新谷一二十石不等。所以民间借种籽粒，往往加倍偿还，借的人顺从。如今如果在粜卖的数额内，让州县酌情借给籽粒，不收利息，春天借秋天还，每借一石，还仓时仍收一石，每交一石，酌情收取谷四五升，作为鼠雀出入等各种损耗的费用。那么农业根本得以培植，民力普遍依赖，比起降价粜卖，更为有益。现在受灾的州县，以及边疆苗疆新垦之地，有实行的，但没有定为法令，官员害怕被参劾处分，不敢擅自方便。臣读《月令》，季春之月，命令官员打开仓廪，赐给贫穷者，救济匮乏断绝者。疏解说：长久没有原因的贫穷，暂时缺乏原因的匮乏断绝。到了春天缺乏种子，才算是暂时缺乏，接着荒废田地，就变成匮乏断绝。酌情借给籽粒，一转念之间，农民就有余粮，到秋天还本，仓库仍然充裕。对于陈粮换新粮的意义，似乎更加详备了。

请求官府开设米局的奏疏 雍正十一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我查考米价暴涨，都是由囤积户居心投机造成的。他们往往捏造谣言，抬高米价，有的说风是旱灾的征兆，有的说雨是水灾的征兆。一天之内，频繁增加价格，一家店涨价，其他店都这样，名叫齐行，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富人家有积蓄，乐于高价，对自己没有损失。只有手艺贫民，终日拮据，不够口粮。即使遇到官府有平粜仓谷，也不过是一升半升，每天买每天吃而已，无力多买。又不能户户都有碾米的工具，况且终日忙碌，并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宁愿高价向米铺买米，不是不知道官卖谷价便宜，是不得已啊。如果想要恩惠这些贫民，不如官府开设米局。臣生长在京城，亲眼看到八旗自从皇上降旨设立米局以来，历年米价都没有昂贵。总因为米局价格平稳，所以囤积户不能牟取暴利。法令良好，用意美好，实在可以通行。我想到粤东省会地区，贫民等待救济的尤其众多，奸民趁机牟取暴利，往往高价使百姓受害。臣打算在粤东省城，设

译设立米局三处。南门设一处米局，动用广州府仓的粮食，由该府仓大使管理。东门设一处米局，动用番禺县仓的粮食，由该县典史管理。西门设一处米局，动用南海县仓的粮食，由该移驻的县丞管理。各局将每日粜卖的数目，每天折算后上报各管辖的府县稽查。该府县每十日一次上报司道存档。仍然命令粮驿道不时进行稽查。考察米价，则规定额定仓斗一两一石，永远成为定例，不增不减。倘若市价降至一两以内，仍然听任百姓向各店铺购买食用。市价稍高，即按照定价一两粜卖。那些到米局零买的人，用银用钱，听任百姓方便。仍然不许购买超过一斗，以免开启贩卖的源头。卖出的价银，则命令随便到粮食便宜的地方采买，源源不断地转运。既然价格有定额，那么胥吏就没有地方徇私。米局既然常开，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就不能垄断专利。一切肩挑背扛、做小买卖、受雇做工谋生的人，拿着几文零钱，取用携带都很方便。至于各府郡城，就将府仓的粮食碾成米开设米局，比照省城米局的例子，仍然责令该管道员稽查，似乎可以一体通行。

译清京仓积弊疏

田六善

臣先前看到京仓上报缺少米石的奏疏。其中已经查明情况的，皇上已有旨意进行处分；目前仍在支放的，皇上已有旨意申谕告诫。臣无需再插嘴议论了。臣想，京仓和通仓的弊端头绪纷乱，牢不可破。等到败露时，近的已经过了几年，远的已经过了十几年。其中经管的各项官员，贤能愚笨不同；经手的各项差役，生死存亡不一。即使有明断之才，也很少有搜求查究的方法。现在正值彻底清查之际，应当确立明白易懂的规矩。臣听说各仓廒的官员和差役，任意开启放粮，等到真相大白时，牵涉混杂难以查清，那么一个仓廒就应当清查一个仓廒的米数。比如放天字一廒的米，必须使颗粒放完，查照原来收纳的石数，有无短少，上报兵部存档，才允许再开启别的仓廒。但是各廒米的质量不一，如果领米的官员和军丁挑选好坏，那么仓役就乐于借此借口，法令不确立事情就无法推行。请求颁发特旨严禁，在左右两翼立碑，如果领米人不等这个仓廒放完，逼迫再开启别的仓廒的，以及管仓的官员和差役通同附和的，分别治罪，那么牵涉混杂的弊端就可以清除了。臣听说善于计算的人，堆积米一堆，量出周围多少，高低多少，便知道米的数量。何况仓廒四角方正，高低垂直，难道难以估计吗？那么一个仓廒就应当确定一个仓廒的贮量。比如天字一廒，四方几丈，上下几丈，应当贮存米多少石，再以今年新收的米来推算，自然没有不准的。其他仓廒也仿照这个例子。经管的衙门，各自刊印一册作为凭证。新官接管时，查照仓廒内的空虚和盈满，米的数量自然显现。即使有放过半廒米的，量出底部去了几尺，仔细计算扣除，也容易清楚。那么交接的官员就有依据了。臣听说旗甲所欠的米石，由坐粮厅追缴，等到追缴完毕，有欠左翼米的，行文归入右翼的；有欠右翼米的，行文归入左翼的，有无不便之处，那么追完的米，应当命令仍归本翼。盗窃夹带米的数量有限，通过空文舞弊盗米的无穷无尽。如果命令各归本翼，那么上下吏书，怎么会暗中勾结做奸呢？臣听说旗甲运到的米石，仓廒派发，立即注定廒分。如果是空廒，自然应当收受；如果还有米，最容易混杂，前后如何清算？那么运到的米，不必预定廒分。旧米短少，正在败露之际，新米一入库，便成为遮掩的开端。如果命令只入空廒，那么收放的官员和差役，何处支吾掩饰呢？如果臣的话不错，恳请皇上敕令兵部议覆施行。

禁囤无益米价疏

陈兆仑

臣听说积贮是天下的大命脉。积贮并且禁止囤积，也是立政的大原则。然而自从禁止囤积以来，苏州杭州之间，米价飞涨，日益严重。年成并非灾荒，而物力匮乏的原因是什么呢？臣私下看到富商大贾，计算利息，厘毫必争。好像米船所指的，一定在一方的都会，早上到达晚上就空了，那么得到利息容易。又没有寄仓久留的拖累来耗费他们的钱财。这就是他们乐于方便而接踵而至的原因。如果只与贫民买卖升斗龠合那样微小的米，那么有什么利益呢？民众中的富人自己有田的，既然不需要客米；而中等人家，按口吃饭，也按日买米，很少有一时拿出几十石米的价值来交易的。卖米的商人坐困于货物滞销而杂费繁多，等到全部售出回家，而日常的费用比利息高出几倍，想要米价不飞涨，难道可能吗？米价飞涨，是因为顾客少，那么怎么能让米虚拥在无人之地，等待它变红腐朽而甘心呢？这一定是有泄露的地方。泄露的地方，将在外洋。虽然禁令严厉，恐怕不能防止奸人层出不穷的计谋。贪婪的商人追求利益，就像飞蛾扑向夜烛，不烧成灰不停止。大奸不避重诛，正是说的这个。禁止囤积的命令既然不能见效，那么就应当变法了。而又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为政的根本没有端正。告诉人们放宽禁令让他们囤积，就像北方烧酒一样，断然不能绝迹。然而没有端正地告诉人们开放烧酒的道理。这在于我们皇上密谕大吏，根据时势的缓急，制定禁令的宽严，不要固执成见，不要追求虚名，总期望有救时的实效而已。

筹办积贮情形疏乾隆十年

陕西巡抚陈宏谋

私下认为积贮的方法，不外乎常平仓和社仓两种。常平仓贮存在城中，其出入由官府主持；社仓分散贮存在乡村，其出入由社正副主持。总在于散敛及时，管理合乎法度，然后才可以源源不断地借还，百姓获得接济的好处，官府没有霉变的担忧。不可为了图官府省事，不顾百姓的便利与否。陕西省常平仓的谷物，每年存七出三，需要借的多，需要卖的少。向来办理，未免拘泥，似乎慎重，实则多有掣肘。比如州县在二三月间，才开始详报借粮，由府到司到院，等到批行到县，已经在暮春初夏，民间不能缓待，早就向富室借贷，出借的粮食逐渐减少，存仓的粟米逐渐增多，年复一年，变红腐朽堪忧。而且州县既然已经奉文，势必让百姓借领，其中有的按里发谷，有不願借而强借的，漫无区别，有不

译这是应当借贷而进行借贷的情况。既然借贷不能没有弊端，征收就难以全部完成，导致历年多有积欠。州县因为旧账长久未清，不敢轻易议论再次借贷。却不知道清除混同借贷的弊端，可以收到迅速偿还的效果。所以欠债的人日益增多，借贷的人日益减少，陈陈相因，仓储和民生两方面都没有利益。这是常平仓的粮食应当立即加以管理的原因。

陕西的社仓，社本本来不多。自雍正七年，前任督臣岳锺琪上奏，蒙受世宗宪皇帝隆恩，将应当减免的五分耗羡，暂收两年，代替百姓买粮，作为社本。后来因为地方官一概推诿给社正、社副，完全不稽查，导致有侵吞亏空。前任抚臣张楷于是奏请规定州县官的处分，将社仓纳入交接手续。从此以后，州县官因为有责成，就把社仓视同官物，不但社正、社副不能自由，即使州县官也不能自主。凡是遇到出借，层层具文详报。虽然正值青黄不接，百姓急需借领，但上司批文未到，社正、社副不敢擅自借贷，兼有以不需要出借为借口的。等到粮食霉变，就只追究社正、社副的责任。所以大家都视为畏途，殷实的人坚决不肯充任，社仓的良法逐渐败坏，而民间的积欠也多了。这是社仓的粮食应当立即加以管理的原因。

臣等私下考虑，陕西现在常平仓的粮食，总共三百三十多万石，社仓的本息粮七十多万石。臣等先前会合檄文命令司道，根据全省情况妥善商议，详细斟酌。常平仓的粮食，存七成出三成；社仓的粮食，出一半存一半。州县在每年封印后，酌情确定借贷期限，一方面通详上报，一方面进行出借。出借的期限，则按照耕种的迟早，确定先后顺序，总要在小民需要借贷的时候，不可拖延到麦收将近之后。并命令提前出示告示，依次发放，随到随给，不许等候。平斛响挡，也不许入多出少。出借的粮食，先借麦子后借谷子，先借陈粮后借新粮。所借的农户，都必须是勤力耕作的家庭，并且有可靠的保人。如果是游手好闲无益之人，以及没有可靠保人的，都不准借贷。倘若民间不需要多借，也就留在仓库储备，不必拘泥于出三成或出一半的规定。如果遇到粮价昂贵，就立即详报粜卖，以平抑市价。所借的粮食，有麦子的夏天还麦子，有谷子的秋天还谷子。社仓，则仍然责成社正、社副管理。官府发给印簿，命令将借户、保人姓名、粮数，以及完欠情况，逐一登记送查。一切出纳，虽然责成社正、社副，但稽查仍然在于官府，自然没有营私舞弊的祸患。并命令慎重选择社正、社副，务必挑选殷实公正的人，以优厚的礼遇对待。如果能够管理得当，遵照定例，分别奖赏请示。那些村庄距离社仓遥远，借还不方便的，允许分设社仓以便利百姓。

至于历年旧欠，先前已经委派官员确切查核，并分别偿还和拖欠，以示劝诫和惩罚。现在都已经查清，偿还的很多。虽然还有未偿还的，都是确实有下落。如果夏麦有收成，也可以逐渐清完。历年的旧欠，既然没有弊窦，后来的新借，更为实在。目前正值青黄不接，小民争先恐后前往借贷，得以及时接济，似乎有益。

译青苗社仓议

李绂

朱熹的社仓法，与青苗法相同，沿袭至今将近六百年。后人因为是朱熹所制定的，就想要仿效实行。然而往往实行不久就废止，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弊。这是因为只知道法是朱熹的法，却不估量自己不是朱熹那样的人，那么这也就是青苗法罢了。实行这种法，不是靠一两个人就能建立功业的，有监官，有乡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队长保头，有人吏斗子。朱熹最初在崇安实行时，负责办事的人，都是他的门生故旧，是修习道义的君子。现在主持事务的人即使公正，也不愧对朱熹，但分担事务的人，不能与朱熹的门生故旧相比，那么这种法也就无法实行了。况且不仅后人效法时没有估量人选，即使朱熹上疏请求将社仓法推行到各路，也没有估量天下负责办事的人不能都像他自己那样，分担事务的人不能都像他的门生故旧那样。所以不奇怪它无法实行。“有治人无治法”，这是古今的通病。社仓刚实行时，利息取十二分，夏天发放冬天收回，与王安石青苗法没有不同。王安石治理鄞县时，曾亲自实行过青苗法，鄞县的人至今还祭祀他。王安石因为这是自己尝试过的，日后执政，就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就像朱熹请求在诸路实行社仓，却不知道奉行的人不能都像王安石那样。所以奉行的人选得当，那么青苗法也就是社仓法；奉行的人选不当，那么社仓法也就是青苗法。况且青苗法，后人畏惧它的名称而不敢实行；社仓法，后人仰慕它的名称却也不能实行。不仅仅是利益所在，负责办事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就是百姓也不能完全如我们所愿。苏辙论述青苗法的弊端，说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贫民也不免胡乱使用；等到收回时，即使是富民也不免逾期。像这样，拷打责罚的事情就频繁了。现在社仓申报支取米粮，若有遗漏或增添，必定送县衙定罪；收回米粮时，如果有丢失，必定由保人平均赔偿。这也是不能免于拷打责罚。这与青苗法有什么不同呢？朱熹在《金华社仓记》中说：“世俗之所以对此感到困扰，不过是用王安石的青苗法作为借口罢了。以我观察前贤的论述，并用今日的事情来验证，那么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来并不坏。只是它发放的是金钱而不是粮食，管理的是县衙而不是乡里，任职的是官吏而不是乡里的士人君子，实行的是聚敛急切的心意，而不是悲悯忠厚之心。所以王安石能在一个县实行，而不能在天下实行。”这些话，以我平心而论，也没有看到它是必然正确的。凡事想要有始有终而不废止，不依靠官府主持是不行的。凡是官府与百姓相互收支，金钱容易而粮食困难。只有发放金钱，所以可以在县衙而不必在乡里；只有不在乡里，所以只能发放金钱而不能发放粮食。至于社仓法，若有遗漏增添，必定送县衙定罪；若有丢失，必定由保人赔偿，那么也就不能始终使用乡里的士人君子，而必定归于官吏。送官必定定罪，丢失必定追赔，那么即使能完全怀着悲悯忠厚之心，最终也归于急切。推究利害始终的缘故，没有看到这样做得而那样做失。虽然如此，金钱可以救济民用，但不能救济民饥，所以必须以积谷为主。以积谷为主，就必须兼用常平法。我在己丑年礼部试策中曾经详细论述过，又曾经制定家居二仓的条约，颇为可以施行。然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不能如愿。总之归结于“有治人无治法”这两句话罢了。

《临川侍郎集》中，多袒护王安石，这篇文章也是如此。前面说金钱容易而粮食困难，后面又说必须以积谷为主，这就已经不能坚持自己的论点了。况且社仓最初借给官谷六百石，所以暂时收取两分的利息，等到全部归还仓谷之后，就永远不再收取利息，只收取二升的损耗米，怎么能与青苗法相提并论呢？至于在没有完美法律的情况下，而一定要寻求可以长久的法律，那么没有比黄东发的常平田更好的了。金钱不如粮食方便，粮食不如田地可以长久。只是创始更加困难，正因为难兴，所以也难废。如果只以容易来说，那么粮食还不如金钱了。

社仓约记

毕振姬

康熙十一年，曲沃卫公条陈恢复社仓的几件事，不久将他的建议颁布到天下。我们山西的大吏发文命令府州县实行。府州县接到公文感到为难。我们县的白侯，劝勉富户，自行申报拥有的粮食，按照家产多少向社仓缴纳，以备赈济抚恤。各家出粟积贮，数量有差别。县北乡的百姓极其贫穷，我还能看到我们乡里的社仓。过去运使父子在乡里，长平有一个仓，义庄有一个仓，在县里的是仓上毕氏。毕氏的仓不可查问，市井斗级开口说百姓贫穷，最终没有人指责省察。看到它的害处而看不到它的好处已经很久了。现在卫公治理国家，过去毕氏安定乡里，是一样的。礼制规定家族的施舍不及国家，我在伯方设立仓，输送粟米一百石；在得义设立仓，输送粟米五十石。这是为我乡里的人家罢了。社仓的好处在乡里，不在县里。在乡里方便，在县里不方便。百姓认为方便就安定乡里，安定乡里就重视家庭，指的是仓粟在乡里，离开这里吗？百姓认为不方便就危害乡里，危害乡里就轻视家庭，指的是社仓在县里，留在这里吗？

译县里有粮仓，却如同没有粮仓，这是法令败坏所致。有粮仓却发生盗窃，或者看着同乡百姓饿死，也不肯开仓放粮。每年用锁钥封存标记，直到粮食红烂腐败不可食用，无法用来赈济水旱、蝗虫、螟虫、饥荒、瘟疫等灾害，这难道是合理的法令吗？所以法令不可不加以变通。

起初，常平仓有利于百姓，耿寿昌请求官府出钱平价收购粮食，钱不出自国库。如今这种法令已走到尽头。开皇年间，义仓有利于百姓，长孙平请求百姓按户出粮，粮食不出自乡里。如今这种法令也已走到尽头。庆历年间，广惠仓有利于百姓，韩魏公请求没收的官田由佃户缴纳租粮以备赈济，租粮不出自官田。如今这种法令又走到尽头。

即使这些法令没有走到尽头，如果粮食由官府储存、由官府发放、由官府征收，其害处仅在于不便；如果由百姓储存、由官府征收、由官府耗费，其害处就接近于不仁。百姓在与官吏胥吏争夺利益时无法取胜。如果遭遇水旱、蝗虫、螟虫、饥荒、瘟疫之灾，拿什么来应对呢？

朱熹在干道四年，请求府库借常平米六百石，夏天在仓库接收粮食，冬天收取利息。共十四年，中间利息米归还仓库，借来的米归还府库，现存储米三千一百余石。每年供给乡里四十五里，每石只收取损耗三升，不再收取利息。陆象山任制诰时，将其编入《熙赈恤》。真西山任长沙帅时，仿照此法建立嘉定积贮，仿佛周公的遗意，辅助君王养育百姓。怎么可以因为利害得失而废弃法令呢？

害处常常潜伏在利益之中。王安石不善于防范害处，所以用周公的法令筹划国家利息，曾倚仗于害处之内。朱熹勇于兴利，所以用周公的法令制定国家用度。比邻乡里负责，不需要跑到远县。县仓变成了军需。豆粟是用来活命的，不为了生金。金子成了熙宁年间青苗法的本钱。官吏催逼如火急。士人交接文书，没有催逼的牌子。斗级老小多如麻雀。家用升龠量取，三老没有斛面。白沙诏令捐费，诏令缺乏断绝。出谷主户家一石，客户家五斗，游食者不占。青苗法书写宽剩，书写缓敛。收息旧谷每石一斗，新谷每石二斗。因陈无息，小饥减免一半利息，中饥免除利息，大饥免除本金以待丰年。建阳五夫，本是活法。富民有取而无与，贫民有取必有与，奸民自取为盗，这是八字救荒策。僦直一石，敛散在庙。更十年当造仓，雇役一石，收受须人。至三百当加廪，举放阻于宿恶，蚼蠋坐食矣。未以官长理赔，冒支出于里门，禽鸟飞食矣。元以保人代纳，社仓约如此。林駉有言，民不必甚利，无害而已矣。昔运使安乡，乡五其六数三十，谷六其五亦三十，三十年一变，此周公之通也。何为逡巡利害，难此社仓之法矣乎。父母先而绅衑富室不敢后，官与豪右争，民无不胜也。自此见其利不见其害，虽有水旱蝗螟饥疫之灾，亦有以待之矣。乡之人皆曰便。

译关于社仓与古代制度异同的奏疏 乾隆五年

江西巡抚 岳浚

我私下认为，设立社仓，原本是为了积存粮食以救助荒年，与常平仓互为表里。宋代大儒朱熹所议定的各项条目，法度良好，用意美好，固然可以遵循照办。但根据地理环境和时代变化，仍应斟酌以求尽善尽美。我皇上心怀百姓疾苦，深切念及民众赖以生存的根基，因御史朱续有奏请举行社仓事务，钦奉谕旨，命各省督抚悉心详细商议并奏报。钦此。臣将朱熹关于社仓的各项事宜逐条仔细推敲，并将江西省目前办理的情况确切核查、详细筹划，发觉与朱熹从前实行的方法相比，有相似但不必完全相同的，有已经实行而无须再议的，有适宜于古代而不便于当今、不妨稍加参酌的。谨恭敬地陈述如下。

其一，朱熹所议：逐年将旧的保甲簿册重新编排，仔细核算户口，监官依据状纸支发粮食。臣查考，编排保甲簿册，各府州县的城乡市镇，均由保甲制度专门负责。江西省七十八个州县，奉行保甲制度已久，每年冬季，命令各保正编排一次，造具各户清册，不允许遗漏或增添。地方官府依照册籍发放门牌，各户悬挂在门首。倘若遇到赈济借贷散给之事，核算人口和米数，查对门牌，便可一目了然。至于管理社仓，已选有殷实老成之人，充任社正、社副，负责收放事务，似乎无须再设立队长、乡官等名目。而保甲簿册既有保正、甲长编排，也无须再令正副社长编次。其支发方法，应请求仍照雍正二年九卿条议：每年社仓临近发放时，有愿意借谷的人，提前报明社长，由社长汇总报知州县，按日发放，非常妥当可行。

其二，朱熹所议：逐年在新粮未接旧粮之时，派遣清廉强干的官吏和斗子，与乡官一同支发借贷。臣查考，江西省出借社仓粮食，每年在青黄不接之时，正副社长禀明州县，一方面通报，一方面立即借放，似乎与四月上旬申报府衙给贷的方法相仿。但并没有派遣官吏一同借贷之事。查雍正二年九卿条议规定：社仓粮食，任凭百姓自便，州县官只允许稽查，不允许干预出纳，定例非常周详。若再选派官吏、斗子共同支发借贷，恐怕反而增添烦扰和迟滞，似乎不如仍照定例，责令社长专门负责此事更为便利。

其三，朱熹所议：出榜通知，按都划分，具状担保请贷。臣查考，江西省请借社仓粮食，州县详报之后，即出示晓谕。除生员、监生、军役以及不务农业、游手好闲之人不必借给外，凡是务农的农民，情愿借贷者，取具领状，连同保结状纸赴仓，令正副社长明确认识，即按领借数量发放。该社长仍将借状和保结状呈送州县官查核备案，历年沿袭，颇为便利。如今若改按每十人为一保，其中若有逃亡等情况，即令同保的人均摊赔偿；如取保不足十人者，不准支给。这固然可以杜绝冒领滥借的弊端，但取保必需十人，万一乡僻穷民，人数不满十人，因无同保之人，便不能一律支给借贷，实在不便。似乎不如仍令社正、社副在仓内认识借给，倘有冒滥，只追究社长责任。这样，队长、大保等名目，均可无须设立。

其四，朱熹所议：支发米粮使用官斗，斗子依照公平标准量取。臣查考，江西省收放社仓粮食，雍正二年已准九卿条议，出入务必按照部颁的斗斛，公平较量。现在各属每仓设有官斗，照收缴漕粮的例子，由纳户自行平量，立法已为妥当。应请求照旧办理。

其五，朱熹所议：丰年请贷，开启二仓之一；若值饥荒歉收，则开启第三仓。臣查考，江西省社仓粮食，每年出借，议定存六借四，这就是存一开二的遗意。若遇歉收之年，或全部借贷，或全部散赈，自应命令官吏酌情轻重，随时办理，无须再议。

其六，朱熹所议：人户所借常平仓官米，到冬季完纳并收取损耗。臣查考，社仓粮食，例当听任百姓自便；其常平仓粮食，则由官府掌管，不便轻易借出。在当年，或因社仓粮食不足，不得不将官谷支放，也是一时权宜之计。如今江西省现存社仓粮食十五万余石，若再动用官米存入民仓，待收取的息米多了，才将原米完纳官府归还，万一奉行不善，适足以增添烦扰。况且官府借贷取息，也不符合体制。似乎不如命令正副社长，只将社仓粮食出借，于秋收后，照数收纳还仓。至于所收的息谷，江西省业已详细商议并咨明：每借社仓粮食一石，取息谷一斗。若遇歉收，免除加息。倘若本年不能偿还，即缓至次年，免息交仓。民间称便。如今应请求仍照此例遵行。

其七，朱熹所议：出榜规定，按都交纳一色干米。臣查考，江西省每年秋收后，社正、社副催促各借户纳谷还仓，都是验明谷色，随到随收，不允许阻抑多取。若必定要示定日期，辗转告报，勒令必须是一色干米，以及同保共为一状，倘有不足，即不得交纳，未免容易滋生刁难勒索的弊端。似乎不如不论何都，

译让百姓随到随缴，这样更为稳妥便利。既然收支已经统一由社长负责管理，也就无需再派遣官吏一同征收，以免增加扰民和负担。

译一是朱子所议：收支米粮的事项全部具备，汇总呈报府县查照会办一条。臣查江苏各属捐贮的社谷，现在每年年底，取具动用和存留各数的清册，由管收官员除去在库之数，列入四柱总册，送交户部查核。这“事毕具总照会”的意思，已经奉行，不必另行商议。

一是朱子所议：编排保甲格式，开明大小名目住址，逐户开列一条。臣查江苏现行保甲，所造的户门牌，都将男女大小名目、从事何种职业、有无产业，逐一注明。这与排保逐户开列的格式，已经相符，不必再议。

一是朱子所议：队长缺出，社首依公差补；社首缺出，即申报尉司定差一条。臣查江苏各属社正、社副缺出，即令地方乡约，公推殷实老成之人，报明有司充补。现今奉行已久，这就是尉长、尉司差补的意思。虽然名目不同，但法度没有差异，不必另行设立，以免政令纷更。

一是朱子所议：簿书钥匙，由乡官公共分管一条。臣查江苏社仓事宜，都由正副社长轮流收管。社簿设立两本，一本由社长收执，一本缴县存查。至于钥匙，即交正副社长共同分管，以便查看，随时启闭。现在正在奉行，不必另行商议。

以上十一条，效法古代，既与朱子社仓事目不甚相远，而参酌当今，又与九卿条奏章程更无所违背。至于各属士民，捐输社谷，原本是以本地之有余，备本地之不足。应如御史所奏，钦遵圣祖仁皇帝谕旨，免除拨协外郡，使同乡之人，共同踊跃，储备得以有备无患。至于如何奉行，可使广为储蓄之处，只在于严饬地方官，善于劝导。仍照九卿原议劝谕的方法，每乡设立印簿，听任愿捐各户，自登姓名。捐至十石以上的，给予花红；三十石以上的，奖以匾额；五十石以上的，申报上司，递加奖励。果有好善不倦、捐数甚多者，奏请给予顶带，以示鼓励。再则正副社长，果能出纳有法，乡里推服，一年无过错的，赏赐花红；三年无过错的，奖以匾额；十年无过错的，申报上司奖励。如有徇私纵容、侵蚀等情，即行惩革，按律治罪。均照定例遵行，这样对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了。

酌定社长章程疏 乾隆三十五年

江苏巡抚李湖

臣在察核各属社仓亏短情形时，深知社仓的裨益固然很多，而办理社仓的流弊，正也不少。因此推求其缘故，自从前任抚臣二十四年奏定成规后，奉行之初，原本没有弊端。无奈江苏民情巧伪，事熟弊生，而地方有司，又视社仓为无关考成，漠不关心。实行日久，胥役乡保，与社正副联为一气，把除弊的科条反而变成了滋弊的途径。就像点充社长，原定成规，以十年更换，后经条奏，改为三年一换。前任抚臣陈宏谋，因社长不无赔累，请求改为一年一次轮当。其意原本是为了防止社长长久充任，导致亏欠之弊。岂料近日社长，视同传舍，寅年接任卯年替换，彼此巧为规避，互相蒙蔽，遂至春借秋还，都成了虚套。而且一社之中，公正堪充社长的人，不可多得。一年一换，需人过多，只凭乡保举报，按户轮当，遂多任用非其人，弊端难以枚举。再查原定规条，专责社长收掌出纳，不让地方官干预其出入，恐怕官吏经手，容易开启挪移掩盖之弊。而且一经官管，便与常平仓无异，就失去了社仓的本意。但是春借秋还，地方官竟不稽查比追，社长徇情滥借，与土棍强借不偿之弊，势所必至。就前任抚臣陈宏谋原奏定五条内，与现在江苏省社仓实在情形，悉心体察，现在行之无弊，应仍其旧的有三条；应酌改的有二条；应增添的有一条。谨就现在社仓情形，斟酌调剂，恭陈圣鉴。

一是社长年限宜酌更也。社长一年一换，岁岁需人，不得不责之乡保开报，恐怕其所举，并非尽是端谨诚实之人，滥借侵渔，既不能免。即使有一二小心谨饬者，又或许慎守管钥，颗粒不放，希望等到一年期满，交卸脱累，也无益于农民。应请嗣后选充社长，永不许着落乡保举报，务必令该州县在本社各村庄内，照例于不应试的殷实监生中，遴访举充司事。三年出纳公平，社谷无弊，详报道府，给匾奖励。再令接管三年，如能始终如一，据实通详，将该社长举充乡饮，以示优眷。六年期满，另选充补。设或办理不善，即行随时更换，不必定以三年。倘本社各村，实无不应试之监生，即举诚实乡民充当，也不必拘泥成例。

一是州县稽查之法，宜更重其

译这是责成办理社仓的规定。社仓有既定章程，社长专门负责粮食的出入管理，官府差役不得从中阻挠牵制。但是，在春季借粮的时候，如果官府不加以稽查核实，那么那些性格软弱懦弱的社长，以及地方上的恶霸、乡保、衙役，都能强行借粮或超额借粮。在秋季收粮的时候，如果官府不加以查究比对，欠粮的农户都能拖延不交。因此请求：凡是遇到春季借粮的时候，社长将应当在本社借粮的农户，取得他们的押领凭证，连同正副两本账簿，送交州县官府核准，确定日期开仓出借。州县官府接到禀报后，按照村庄门牌，核实应当借粮的农户，填入正副账簿内。那些不应当借粮的人，不准列入账簿借给。随即在第二天定期出示公告，前往领取。到了期限，分别委派佐杂官员或教职官员一人，亲自前往监督发放。发放完毕后封存粮仓。如果在开仓出借时，有强横刁顽的百姓，该委派官员就将其逮捕，移交主管官员追究处理。等到秋收后，应当归还粮食的时候，社长禀报州县官府，确定日期开仓收纳。如果按期交纳且全部还清，州县官府或者亲自前往查验后封存粮仓，或者委派佐杂、教职官员前往查验封存粮仓。倘若在十月份内不能全部还清，社长将账簿内的欠粮农户标明，禀报送交州县官府，派遣差役传唤欠粮农户进行比对追缴。这样，粮食的收储和出纳，仍然责成社长办理。地方官严格查核，那么强借和拖欠的弊端就可以消除。至于州县官员交接时的查验报告，以及年底的奏报，一切事宜，仍然按照原定规章办理。

译第一件苦累的是社长的事务，应当严厉禁止并革除。近日江苏各属，凡是乡间谨慎老实的人，没有不畏惧躲避社长这一差役的。因为管理出纳，不仅担心招致乡邻的怨恨，以及顽固户口的抗缴拖欠，而其中最苦累的，则是交接盘查、按月按季呈报册籍折报等事。地方官因为社谷掌握在社长手中，每逢造册结报之事，总是只问社长。社长奔走于城乡之间，导致许多额外费用。加上胥吏的驳斥诘问，差役的传唤催促，一旦充当社长，便没有休息之时。这类弊端苦累，应当严厉禁止并革除。查每社都规定有正副簿籍，出借时，按户登记清楚，有无存谷数目，一目了然。等到秋天归还，也再次登记入簿。一册存在州县，一册存在社长。一社的数目，清晰可查。即使通县的数目，也如眉毛排列般分明。不但州县造报月折季册，可以按籍稽查，即使遇到交接盘查册结，也没有困难按簿查办。此后社长除了春借秋还，赴官府禀报，以及遇到盘查，到仓库开验之外，如果仍有以造册出结等事苦累社长的，或者经人告发，或者被访查出，官员则严厉参劾，胥吏立即逮捕重处。那么社长的沉重负担就完全消除了，而责任也专一了。

创建南乡太平堡社仓记 粤东文海 杨仲兴

统计全邑的情况，土地没有其他产业，除了禾稼外，只有茶、竹、木罢了。山高土薄，如果不是风调雨顺，就会旱灾告急。人们很少懂得经营，缺乏资金只能借贷，必定以产业作为抵押，否则就坐困愁城。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因此贫民占十分之七八。常平仓储备、社仓，是为了救济百姓并通融出纳。应当在乡村，兴邑则在县城而由官府掌管。然而远近地方不同，人口数量不同，贫寡状况不同，如果不周知民间疾苦，深入其内心并细致体察，怎么能取多补少，称量物品公平施舍呢？我自从乾隆八年到兴邑任职以来，就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官府有户籍，门上有牌匾，这是为了清除盗贼根源。调剂百姓粮食，就在此中。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开仓出借，核对册籍稽查人员，审时度日，持门牌来的人，如取如携，各自满足份额后离去。里胥不得逞强。据此而卖粮也公平。实行一年知道其形式，又一年知道其实情，又一年完全知道其曲折细节。邑属最远的，猺獞有永丰社仓了。次远的，西乡发贮万寿仓了。南乡又次之。道路崎岖，从四十里到八九十里不等。老幼妇女艰难跋涉，不能均沾恩惠。这不是长官的责任吗？我亲自到其间，见太平堡地处适中区域，地势高住户密，旧有武庙，栋梁腐朽将要废弃。询问众人意见，倡导捐资帮助，开辟基地拆建，左右各建社仓两座，就用太平命名。设立社长掌管出纳，聘请法僧作为住持，分配居民警戒昏夜。众人公议推举，各自承担其责任。乾隆十三年，就移存县仓社谷一千三百八十九石六斗，又清理庙田二十一亩零，每年共租谷二十五石，铺房十五间，租银一两六钱多，给庙僧耕管，以供奉香灯。并修缮两仓的，另铺基八间，六里分造，年收租息，作为五月神会所需。庙宇重新修建，积贮有备，敬神便民，大概两全其美。落成后详细请示立案。今春我离任，会首唐生等人说，这件事，恩惠周到了。章程所立，应当刻石以垂示后世。我说，邑令，是一邑的父母。顾名思义，深感惭愧不称职。但百姓疾痛痒，知道其缘故而不为之所，更加重我的罪过。只尽我力所能为，行我心所安。六年民社，利物济人，日计月计，依次举行的，等待一邑都如此，不只是今日私利南乡之人罢了。至于庙田缘起，襄事题名，这里绅士记载，不赘述。

请分常平为社仓疏 乾隆元年 晏斯盛

《周礼》遗人的职责，用委积来救济困厄。积储所关系的重要。所以治平之世，无不重视仓储。而仓储之善，没有比得上社仓的。用本里的积蓄，救济本里的饥荒。权衡丰年的盈余，救济歉收秋天的匮乏。缓急相通，不出同井。子母相生，总利于我们。三代以下，井田既不可恢复，而井有余积，里有同仁，只有社仓为独得之。然而行之今而不效，有人私下议论其难，而最终以虚文回答诏旨的，为什么呢？说它经官则为官累，不经官则私侵不免。官府不管理，而听人自己积储，这必定没有的事。至于官府管理，而以常平之法行之，使专积于官，则失实之甚。为什么呢？常平务积而已，不善为散，所积者在官而已，无及于民。无及于民，非仅丰年之蓄也，即岁歉赈给，亦无及于民。为什么呢？城郭之中，贮米千万，领给者多半囤贩，而嗷嗷待哺者，实在四乡。匍匐数十百里，不得沾颗粒者，往往有之。借曰粜贱买贵，如平粜法，而民之贫无所得银者，亦终不可得米。此常平之积于城而粜籴之，不若社仓之贮于当社而贷易

译因为确实有济世之效。假如说借贷交换，那么洒派挪移的弊端就会滋生。然而积贮是大政，如果立法过于严密，就会弊端深重而益处浅薄；如果规程稍宽，虽然也有弊端，但也有利益。假使官员经管社仓，社仓经管乡里，在收支之际，由十甲之长轮流交接，不让豪强之人独占，那么贫弱的百姓，在新粮未熟旧粮已尽的时节，也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况且实行久了难道没有大的成效吗？况且常平仓的平粜，与社仓本来相辅相成。汉代耿寿昌所说的“谷价低时加价买入，谷价高时减价卖出”，是常平仓基于平粜的原则；朱熹所说的“借常平米，夏天贷出冬天归还，归还本金并获取利息，灾年不致挨饿”，是社仓从常平仓分取利息的做法。现在查访安徽所属地区，如太湖、宿松、休宁、婺源、祁门、宣城、南陵、东流、无为、舒城、凤阳、临淮、凤台、亳州、六安、霍山、泗州等州县，都没有仓储；如太平、当涂、芜湖、霍邱等县，各存谷仅三五十石，严重违背朝廷法令。臣请求将各属常平仓积米达到万石的，在留存三千石之外，分别在靠近城邑的四乡，按照社、保设立社仓，将常平米的七分均匀储存在各乡，作为社仓的本钱；那些常平仓积米很少、不满三千石的，就从江宁省仓常积的米中，均匀拨发给该州县，作为社仓的本钱。严厉告诫州县，总揽大局，各社保的社长，按甲轮流管理，按时收支，按照现在加出一成的利息，行之有效后，再推广到偏远乡村。其中如果有收支不均的，官府晓谕他们，如果不听从，仍依法追缴断案。逐渐推行，时间久了必定有效。井田制废除以后，只有社仓是长久的制度，不是追求眼前功效和速效所能比拟的。如果能让贤能的官员共同秉持实心，继承管理，不侵吞不扰民，实行既有效，那么丰收与歉收都有资财，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保甲也因此联结，教化也就在其中并行了。

译推广社仓意疏 乾隆八年

湖北巡抚晏斯盛

我私下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后，井田制已经无法恢复了。然而，能够保存井田制遗意的，没有比社仓更好的了。社仓的制度，从隋朝开皇年间，长孙平请求设立义仓开始。当时建仓在乡社，谷物的本钱都出自百姓。虽然号称各州储备堆积，但关中的旱灾，以至于百姓到洛阳就食，并没有看到实际效果。宋朝淳熙八年，浙东提举朱熹说，在干道四年间，建州百姓粮食艰难，朱熹向官府请求，得到常平仓米六百石，请求本乡的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负责赈济借贷。夏天从仓库领受粟米，冬天则加二分利息偿还。逐年收敛散发，收成稍歉收就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就全部免除。总共十四年，用所得利息米建造了仓廒，并将原本六百石归还官府，当时管理的米有三千一百石。存仓不再收取利息，只收取三升损耗米。因此，在一乡四五十里的范围内，即使遇到荒年，百姓也不缺粮食。朱熹请求将此法推行于司仓。此后荒年饥岁，很多人依赖它。这是米借自常平仓，本钱出自官府，而从百姓那里收取利息，高价借贷低价偿还，所以推行起来比较容易。然而，也没有广泛推行。

我私下认为，周末秦汉以后，富人拥有连片的田地，而穷人没有立足之地。这种趋势所导致的，极其严重而无法逆转。因此，管仲根据谷物的贵贱，而放宽或收紧政令，来控制其轻重。所谓百姓有余就压低价格，所以低价收购；不足就抬高价格，所以高价卖出。这就是汉朝耿寿昌所说的常平法，谷贱时加价买入，谷贵时减价卖出。那以富国为目的，这以利民为目的，事实相似，实行至今，成为积贮的常规。然而，后汉刘般又说，常平仓外有利民的名声，内里实际上侵害百姓，豪强借此作奸犯科，小民得不到公平。这是在东汉时，常平仓的弊端已经如此。前代的弊端，大致相同。近年来，在谷贵时都加价买入，谷物因此更加昂贵。谷物越贵，以至于无法买入，将没有什么依靠来卖出。这是常平仓又有难以推行的趋势。况且，即使常平仓推行没有弊端，那些深山穷谷、偏远乡野，又怎么能得到利益呢？常平仓收购时，谷贱而买入，商人借此抬高价格，贫民既苦于物价暴涨；其散发时，谷贵而卖出，商人因此囤积，贫民又苦于被挟制。况且其卖出时，只在城市，偏远乡野的百姓，寡妇弱子，不能沾到一粒米的，往往有之。即使把粮食移到四乡，费用已经消耗，而没有钱的百姓，终究得不到米。这又是常平仓法所不能周全的。

至于义仓的设立，建在乡社，对百姓很方便。然而隋朝义仓的积蓄，征收本钱于百姓，这是正税之外，又征收赋税，其根本已经错误。朱熹在崇安的积蓄，借本钱于官府，其因本钱而得利息，夏冬价值相比，贫民确实得到利益。然而当时虽然下令司仓，而州县实行的，不过间有一二，后来实行的，尤其认为很难。况且实行后弊端滋生，为什么呢？那些仓库大多设在城郭，对于社仓的意义，已经大大违背；而积谷的方法，专主捐输，则仍是隋朝义仓的旧法，又不是朱熹借本钱于官法的遗意。况且负责赈贷的人，不得其人，上下视为无足轻重，或者害怕积蓄太多，其累将与常平仓等同，忌惮其收敛散发的艰难，虚存数目，以至于用空文应付法令的，又往往有之。沿袭日久，也不自知其然。这都是没有探究其根本，没有尽其用途，更没有推广并通变它。

如今人口日益繁多，利益不广博，不能救济。养生的计策，道路不广大，不能长久。我曾私下筹划，州县形势，广狭不一，大约分为四乡。小州县一乡大约五千户，四乡大约三万户。中等州县一乡大约一万户，四乡计四万户。大州县一乡大约三万户，四乡计十二万户。大小相衡，通算一乡二万户，总共四乡计八万户。其间奉行社仓的，除去虚报数目及完全没有仓的，或者在四乡各设一仓，每仓积谷数百石或千石，至三四千石而止。各仓多寡相衡，每仓大约二千五百石，总共四乡大约一万石。以一乡二万户的人，食用二千五百石的积蓄，每户计得谷一斗二升五合。每户大约四口，大小口相衡，大约为三口。每人每日食谷一升，每户计三升。二万户每日食谷六百石，那么二千五百石的积蓄，不到五天就吃光了。这就是所谓人口繁多，利益不广博不能救济的原因。

如今天下赋税有定数，定额征收银米之外，丝毫无所索取。至于奉行社仓的各省，却误把隋朝义仓的积蓄当作社仓法，屡屡只以劝民捐输为事。而其中最不善的，是仰承上司的风意指向，邀请豪富绅监，摆宴设席，册名乐输，其实勉强。更严重的，是按粮科配，在定额征收之外，勒令缴纳若干。等到时间久了，以册为仓，并没有实在的粮食。前任官员一换，按册稽查，则吏拿着册子回答说，这欠在百姓。于是不得不进行追捕。追捕不完，就拘禁比问。于是签票交加，告示说锁拿乐输。而看到告示的百姓说，既然乐输，又说锁拿，这不可理解。官吏也无话可答。

译所谓百姓生计，道理不宏大就不能长久，就是这个原因。

译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推广社仓的法度，采用宋代朱熹的主意，变通施行就可以了。请在十家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堡的范围内，建立一座粮仓。每座粮仓储备粮食三千石。一家老小人口平均，大约为三口。每人粮食一升，每家合计三升。一堡有一千家，每天食用粮食三十石。堡仓储备三千石，足够支撑一百天。如果加倍储备，并区分极贫、次贫三等，就足够支撑一年。即使遭遇特大荒年，人心也不会动摇。

有人说：小州县可能有二十个堡，大州县将近一百二十个堡，大小平均，大约八十堡。每堡储备粮食三千石，共得粮食二十四万石。如果不靠捐输，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宋太祖干德元年，下诏各州在所属各县，都设置义仓。官府每收税二石，另外加税一斗，储存起来以备凶年歉收。那额外加税一斗，仍是沿袭隋代取民的老例，不可作为效法的准则。只有依据朱熹社仓向官府借本钱的主意，在定额征收的银两中，拿出十分之一或二分来缴纳粮食，那么御史陈其凝先前奏请民赋按照时价缴纳粮食的建议，就不是新创的说法了。

请从今以后，民赋每银一两中，拿出一钱五分，按照地方时价，将粮食存入本里堡的粮仓。粮价低廉的地方可交五斗，粮价高昂的地方可交三斗或四斗不等。本堡本仓，没有胥吏的勒索，没有水陆运输的费用，没有斗斛大小高低欺诈愚弄百姓的情况，银两和粮食无需转换。计算八十堡，大约地丁银五万两，其中另存银九千两，可得粮食三万石。八年可得本金粮食二十四万石，加上二分利息粮食二万四千石。年景丰收，粮食日渐增加；小歉收时，使用也不枯竭。

有人说：州县八十堡，粮仓很多，费用从哪里出呢？回答说：积累三四年，费用大约一万二千两。最初积累的一二年，堡内粮食不多，分别储存在本里本甲的公所里。等到三四年后，本息充盈，用利息分别建造粮仓，逐渐扩大，费用自然宽裕。

有人说：粮仓粮食积累太多，粮食不流通，怎么办？回答说：有粮食的人家，石斗之外，太仓中的一粒米，存于家中的，官府不收购，商人一定会流通。在流通之中，留下十分之一，不让其全部流失。

有人说：粮食积存在堡里和积存在官府没有区别，怎么办？回答说：一堡的地域，是十甲的地域；一甲的地域，是十牌的地域；一牌的地域，是十家的地域。用本地的粮食，存在本地的粮仓。每年收取，每年借贷，家家供给，人人可得。不像远方的粮食不能运到，征收后不能迅速散发。

有人说：户口零散，不足一甲；甲的零散部分，不足一堡，怎么办？回答说：户数靠近哪甲，甲靠近哪堡，不限于十家。

有人说：一户人家粮食多的，分在别的堡；堡不同而土地交错，孤居一甲，怎么办？回答说：校正户籍版图，连接顺庄，土地跟随方便的原则，粮食跟随方便的原则就可以了。

有人说：没有粮食的人家，粮食少的堡，怎么办？回答说：分配常平仓的粮食作为本钱，积累时间长久，利息多于本金，本金归还官府，就用利息作为本钱，如同社仓原本的法度一样就可以了。

有人说：粮食达到三千石，管理难得像刘如愚那样的人，怎么办？回答说：一堡的地域，就是一里的地域。十甲千家的人，按甲轮流管理。每年清理账目，上下交接，随地丁里甲而轮转。实行久了，人们有所依靠，安土重迁，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堡甲连比，互为表里。夜里不藏奸邪，地上不留匪类。至于每年庆祝丰收，户户康乐富足，积蓄日渐丰富，用剩余的利息，在粮仓附近建立社学，灯油膏火可以资助。利息还有剩余，那么堡中的鳏寡孤独，婚丧没有资金的人，都可以因此得到供给。这难道不是上等的治理吗？

朱熹《金华社仓记》说：世俗对此病的担忧，不过是用王安石青苗法来说事罢了。以我看前贤的论述，用今日的事情来验证，那么青苗法，其立法的本意，未曾不好。但它发放时，用钱币而不用粮食；用县级而不用乡级；用官吏而不用乡里的士人君子。它执行时，怀着聚敛急切的心意，而不怀着悲悯忠厚的心肠。所以王安石能在一个县实行，而不能在天下实行。程子曾经极力论述，而不免后悔自己过于激烈而有激愤。青苗法和社仓法，都是向百姓收取利息。然而利害悬殊，那么朱熹所谓“用钱币而不用粮食”的话，最刺中其弊病。为什么呢？钱币没有转移的余地，春天散发夏天收敛，秋天散发冬天收敛，三分的利息，实际增加在本金之外。下户穷民，无异于剥皮抽筋。至于粮食则有早晚的价格，四月借贷，十月归还，二分的利息，常在本金之中。歉收荒月，足以救济急难，实在不可相提并论。只是加二分的利息，积累久了，利息多于本金，那么粮仓所存的，都是穷民的余粮。

世宗宪皇帝尤其不能容忍。雍正五年，特别规定利息为加一分。那么借贷者受到的恩惠，已经与年俱深。现在更从社仓的旧制来加厚本金而扩大规模，使它与保甲制度互为经纬，那么常平仓的积蓄可以不增加，采买停止的忧虑可以不考虑，即使广泛施舍救济众人也可以。哪里还值得说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干旱呢？臣自忖这个想法，似乎迂腐。然而一隅所得，应当献给圣明，以等待采择。

社仓保甲相经纬疏 乾隆九年 湖北巡抚晏斯盛

我私下认为《周礼》中的族师，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使他们互相担保互相接纳。

译刑罚与庆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以此来承担国家的职事。宋代熙宁年间的保甲法，其本源就出于此。然而考察其实际，井田制才是根本的纲常，并非仅仅是将人们编组联结、互相担保，从而牵制和束缚他们。《周礼》中的遂人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匠人以九夫为井，十井为通。孟子所说的八家同井，若按井田制横向排列，那么一通的土地，也没有不是五家相邻、十家相连的。因此，同里同井，就是相邻相连，而互相担保、互相救助，实际上是在其中纵横交织、相互维系的。在人们相生相养的土地上，施行政教法令，所以百姓习惯于这种事务，不觉长久地遵循其道而不改变。周朝衰微时，管仲据此制定了轨、里、连、乡的制度，虽然稍稍取得一时的治理成效，但未见到大的效果，不久便被废除，未能做到安乐简易且能长久。秦汉隋唐以后，当其兴盛时，百姓庞杂而没有条理；当其衰败时，百姓就像鸟兽一样四散。宋代熙宁年间鉴于此，将乡里的住户编组，设立保甲，事情本就近似古法，所以施行很久没有废除。然而也只是互相担保、互相救助，而没有得到其中相生相养的根本纲常。臣之前上奏推广社仓之法，请求按堡设立粮仓，使百姓有所依靠，安土重迁，出入友好，守望相助，保甲编组，相互维系，用以接近古代的治理，并非苟且为之。只是想要每个堡设一个仓，每个仓积谷三千石，一时之间确实难以实行；而收谷的数量，则在定额赋税中变通，另外区分本色和折色，稍觉繁琐变更，确实如户部所议。虽然如此，臣私下筹划，天下的百姓必须有相生相养的实际作为根本，然后才能施行互相担保、互相救助的方法作为经纬。社仓与保甲原本有相通的道理，也有兼顾的趋势，彼此之间一经一纬，大概的规模，似乎值得称道。一时求全备则很难，简约地试行则似乎容易。况且时机难得而易失，可以乘势而行的时候也没有比现在更盛的了。我们皇上如上天般好生，偏远的灾荒无不救济，一人的饥饿无不拯救，特意关注仓储，州县相继采买储备，又担心高价粜米妨碍百姓，急忙停止采买；停止之后，又担心积贮没有资金，于是详细斟酌调剂，并且特别停止户部捐银的惯例，令各省捐监生俊，都在本地交纳本色粮食，用本地的粮食充实本地的粮仓，用本地的粮仓准备本地的用途，不采买而仓储自然充足，确实是两利兼济的方法。然而归根结底，总是为了百姓。查考常平仓的积储便于城市，不太便于乡村。城市积储多则责任专一，而无能的官吏或许视为累赘；乡村积储多则看守的人众，而社里的百姓可以分担劳力。况且社仓没有实际内容的，仓费没有出处。名义上有社仓，而仓不在社里；社仓徒有虚名，而社里实际上没有仓，往往是这样。现在生俊的粮食，多在乡村，而捐谷的惯例，又都议定有仓费。如果将这些捐谷移入社仓，捐得多则仓也多。取乡保的谷数而约略计算，大州县约八十堡，四堡约一仓，总共二十仓，每仓约一千二百五十石，总共二万五千石；中州县约四十八堡，四堡一仓，总共十二仓，每仓约一千二百石，总共一万四千四百石；小州县约三十六堡，四堡一仓，总共九仓，每仓约一千二百石，总共一万八百石。当今之时，太平日久，虽然不必每家每户都可封赏，但实际上三代的直道还在，一甲之民，常多良善，众人推举甲长，到处都有。四堡的粮仓轮流由甲递管，共同稽查，每年清理，比社长更容易，而累弊也可以尽除。由此官府考核其成效，隐然有上下相互维系之势，也是千古一时的良机。正不必人人都像刘如愚那样，而效果可以达成。楚北地区计算大州县三十一，应得谷七十七万五千石；中州县十四，应谷二十万一千六百石；小州县二十三，应谷二十四万八千四百石。总共一百二十二万五千石。除去查考现存，有社谷四十八万八千七百七石零，应捐谷七十三万六千二百九十三石。如果真的可行，即请将现在题明应捐补常平仓的七十三万五千九百四十九石零，移入社仓，再加捐三百四十四石，已足其数。其现存社谷，无仓之处，请将各州县数年的利息，酌量分建，则社仓的名实俱备。至于各州县因地制宜、截长补短之处，另行具奏。其各属常平仓，均有现贮的款项，足以资助近城粜济，以备急需。其应补之数，在乡村比在城市更方便，似乎不必歧视。如果城内常平仓，尚有应行增补之处，俟捐足社仓之后，再另行题奏。

译请求设立商社奏疏 乾隆十年

晏斯盛

我私下认为，民间社仓制度，长久以来已奉旨通行。在乡间僻远之地，于青黄不接之时，那升斗粮食的需求，不无些许补益。只是在大市大镇，商旅聚集，行业众多，祖孙聚居，多的达千户，少的也有百户数十户。其中贸易兴盛的家庭有之，衰败贫困的家庭也有之。其间从事小贩杂业，而流落无依的人也有之。兴盛的家庭，衣食充足而礼义产生，产业宽裕而恒心不失。至于衰败贫困的家庭，下至杂业小贩及流落无依之徒，窘迫困苦者出于其中，好勇斗狠、疾恨贫困者也出于其中。若遇荒歉之年，生意冷清，市米顿时稀少，常设社仓的粮食，无法分出余粮，百姓不能安居高卧。如楚北汉口一镇，尤为通省米价消长之所视，人心动静之所因。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口不一，每日消耗米谷，不下数千石。所幸地处交通要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船只相连，粮食运输，昼夜不停。因此早晨买米晚上做饭，不至于坐困待毙。然而乾隆七年，水灾大歉，积雪连日，于是也极为疲困。当时有好义乐善之人，通商买米，而汉阳县知县，加以激励劝勉鼓舞，于是得以接济。但这只是补救于一日，不能存积于平时。况且平时若有积蓄，则补救又较容易。查该镇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各省会馆也多。商人有商总，客商有客长，都能管理各行各省之事。请求令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业，及各省会馆，随财力大小，各建义仓，积谷米数万石，存贮于汉镇。听其自愿捐输，不得由官府强行摊派。一遇米价昂贵，即行平价出售。那平价出售所得银两，一遇川南米船积压滞销、米价低廉之时，即行买入补充。所有盈余，也即归入仓中，并在仓中公用。一切收支，选择久住客商中乐善且谨厚者作为义长，听其管理。仍报明地方官查考。地方官也留心照管，不使亏本侵吞。如社仓法行之有效，即推广于各市镇，一律通行。这似乎也是保全聚集一方百姓的一个方面。农民努力耕种而积蓄于其社仓，商贾谋取利润而积蓄于其义仓，事情也是相等的。是否可行，伏乞敕令议定施行。

乞求乡人共建义仓序

刘大櫆

古代帝王在上，四海之内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并非一定要分出上面的所有财物给百姓，而是让百姓自己有余粮罢了。所以说，耕种三年，有一年的积蓄；耕种九年，有三年的积蓄。不到三十年，百姓就有九年的积蓄，那么即使像唐尧时的洪水、殷商时的旱灾，也不能成为灾害。至于《周礼》中荒政十二条，其中所谓多婚配、广音乐、索鬼神等，都迂远而不切合实际情况。只有散发财物、减轻赋税，是君主应当实行的，但对小民的穷饿并无补益。所以那些条款虽然具备，终究不如积蓄储备来得好。如果下层百姓家中没有储备，而一切仰仗于上级，假使水旱虫蝗灾害，连州数郡，朝廷急忙下达免除租税的诏令，空虚郡邑的仓库来赈济他们，然而上面所花费的不计其数，而下面所得到的却很少。百姓哀号，每天等待升斗粮食，以延续旦夕生命。上面的仓廪府库已经空虚，而百姓死去的已过半数。所以说，藏粮于官府，不如藏粮于百姓。如今天下田地没有增加，赋税没有减少，而天下的风俗，又都日益趋向浮华。想要让乡间的农民，人人都按时吃饭，按礼使用，其形势本来就不能做到。即使让他们按时吃饭、按礼使用，然而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五个儿子有二十五个孙子，嫁子娶妻的费用，养生送死的器具，疾病医药的资财，祭祀宾客的用途，由富人承担，十有八九会贫穷；由穷人承担，难道还能富裕吗？虽然如此，我曾见过编户齐民之家，授田百亩，则饮食衣服，既无不足。等到积蓄丰饶，或许相差数倍十倍，还未见其有余。为什么呢？他们收入多，则支出也多。在酒食上淫逸奢侈，在宴会上频繁往来。所以虽然粟米堆积如山，而终年的用度，还苦于不够。一旦天灾流行，固然不能自我支撑了。这种习性，不是用节俭的道理去开导就能改变的。只有在有余之时，预先为不足做准备，不藏于官府而藏于百姓，不分藏于家室之私而合藏于乡社之公。这在今天所减省的，只是一酒食宴会的需要罢了。而在日后积蓄起来就达到无尽，其利益非常广大，而其方法简约且容易操作。去年凶灾，百姓都饥乏，草根树皮，挖掘剥取几乎殆尽，锅甑器皿，卖买无存。严重的甚至抛弃割舍妻儿，让人为仆妾，还不足以自养。而父子兄弟羸弱老人孤幼，接踵而死。僵尸倒在草泽，骸骨相互枕藉。看见的人触目惊心，听见的人凄惨伤心。古代邻里之间有互相周济的道义，而乡田同井，则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如果让朝夕共处之人，亲眼看见他们饥饿，至辗转死于沟壑，而不能拯救，那我独自怎么能安然自处呢？一人对着墙角哭泣，则举

译坐着为此感到不快乐。同乡共用一口井，他们看待同坐的人，关系是亲近的。辗转死于沟壑，他们看待在墙角哭泣的人，处境是紧迫的。这确实是仁人君子应当为之动容的事情。

从前汉代耿寿昌建立常平仓，涨价时买入，跌价时卖出，方法并非不好。然而让饥荒年份的百姓，按照高价购买，他们的财力或许有所不能；而由官府主管，其出入又有所不便。

从此以后，长孙平设立义仓，劝令百姓和军人缴纳粟麦，但年年募集征收，怀疑其过于烦扰。朱熹设立社仓，随时敛财，但需要向官府借贷，挪移困难。

现在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对于义仓，取其在本社自行缴纳，不需要向官府申请；对于社仓，取其计算米数收取利息，不必再次捐献。

现在正值丰收的秋季，给人做工的人，每租种一石田，缴纳谷子三升；自己耕种田地的人，缴纳谷子八升。富裕的人家，不设定限额，随其力所能及，作为补助。

至于在本社设立粮仓，每一甲中，推举一人为首领，拿着簿册核算，稽查出入。古人有成法了，希望各位君子仿效实行。如果真能这样，即使有水旱灾害，我们乡里的人，大概可以免于灾祸吧。

《传》说：“人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又说：“人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然后就不只是亲近自己的亲人。”推广到其他乡里，前后左右，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德行施加于人的范围就广了。

译进呈义仓图说疏 乾隆十八年

直隶总督方观承

臣私下认为，粮食储备是国家根本大计所关涉的，而推行起来以义仓最为便利。因为分设在乡村储存，则征收和散发可以随时进行；由百姓掌管看守，则吏胥无从滋生弊端。考察历代，良法都具备。从《周礼》中遗人掌管的事务，到门关、乡闾各有储备，以应对艰难困厄，隋朝大臣长孙平据此设立义仓制度，命令各州百姓，在本社设立粮仓，随同收获情况，劝课缴纳，由社司统领，按时赈济发放。唐宋相继遵行仿效，到朱熹时规划完备详尽。仓虽以社为名，实际上与义仓同类，一切缴纳和领取的方法，条目兼收并蓄。而其关键尤其在于地点靠近其人，人们熟悉其事。实在是因为官府替百姓谋划，不如百姓自己谋划，所以由百姓看守而不由官府看守；在城里专门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不如在乡下多处储备，所以储存在乡下而不储存在城里。其缴纳不劳苦，其散发容易，其操作不紧迫，其查察容易周全。因此储存长久而虫蛀不生，施舍广博而恩泽可继。即使有水旱不均的年份，也没有仓促四处逃难的百姓，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乾隆十一年，特别颁布谕旨，命令地方大吏，趁时劝导。臣先前在直隶布政使任内，与督臣那苏图商议条规，认为有粮食而不筹划地点，则潮湿变质可担忧；有地点而不考察地形，则边界无法确定。所以劝捐必须先建仓，建仓必须先绘图。当时指示属员，通行遵照办理。等到提拔担任畿辅总督，因而再次申明前令，依次管理。根据幅员的广狭，衡量道路的均齐，在四乡酌情设置仓座，从三四区到十八区不等。地点必定选择人口稠密、地势高亢之处，使四面村庄相互依附。距离在十五里内的，有三十三县；在二十里内的，有七十三州县；在二十里及二十余里的，有三十三州县；在三十里内的，有三州县；在四十里内的，有二县。期望往返各方便，赈济容易通达。近年来，仰赖圣主福庇，年成丰收，人民和乐。臣与各位官员随宜劝导，使他们各自拿出余粮，而不限制数量，粟黍都顺从其便，务必乐于缴纳，没有丝毫勉强。如果一个州县中，丰歉不均，歉收的地方就停止报捐。选择仓正，专门掌管簿册和钥匙，不许吏胥干预。现据报捐的新旧义谷，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而图与仓先后建成。州县卫各有一图，大小村庄，以及各村到仓的里程，都记载其中。统计为图一百四十四幅，合一百四十四州县卫，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建仓一千零五座。臣详细订正，刻版刷印，一份储存在布政司库，一份储存在本州县卫。按图稽查仓，就知道各村谁远谁近；按仓稽查谷，就知道四境是短缺还是盈余。由此储蓄逐年增加，规划因时逐渐扩大。而有司凡是在境内赈济、平粜、惠民的举措，辨别方位，计算里程，看图了然，也足以资助学理。臣谨参合新旧事宜，酌情筹划条规，另折奏请圣训，长久遵循，以仰副我皇上惠保无疆的至意。现将义仓全图，按府州所属，缮写十四册，敬列凡例，恭呈御览。又所刻各州县卫仓图，谨汇次装成六轴，一并恭进。

义仓图说序

德保

社仓，就是古代的义仓。但捐输和出纳的方法，完全由官府主导，那就不是义仓的旧制了。桐城方敏恪公，总督畿辅，仿照朱熹的意思推行义仓，筹划分明，立制周详。计算土地的远近，量度建仓座数。直隶共有村集三万九千六百八十七，建仓一千零五座。选择人口稠密、地势高亢之处，使各乡道路均等。捐输既方便，而周济赈灾也容易通达。每仓选择诚实谨慎、殷实富足的乡老一人，作为仓正。粮食多的地方，添设仓副辅助他。劝捐的方法，每年秋收后，州县设立印簿，让绅士、耆老数人，转相劝谕，听任捐户自己登记姓名和谷数，没有压迫勒索，没有假手他人。出借时，衡量乡里的宽狭和粮食的多寡，按户支给，完全听由仓正副主持。州县官只核实转报而已。至于收取利息，根据年景的好坏，大约年收八分以上，加一息米；六七分以下免息；五分以下，缓至次年分别加免。如果遇到灾年，就在仓所设粥厂，极贫民赈粥，次贫民赈粟。一乡的储备，足以救一乡的饥荒。使百姓知道虽然是在官府，却如同积存在家中。既没有胥役的侵扰，也没有往来道路的苦累。确实是美好的制度。至于乐于输纳的人，奖励有差别；而顽户抗缴的，加倍处罚；正副捏造账目侵蚀的，加倍处罚。各项管理，井井有条。绘图精细清晰，刻成《义仓图说》一书，使按册稽查，了如指掌。实行才十几年，积谷已达四十万石。差不多事情归于实际救济，恢复古代义仓的旧制了。

劝民间质谷谕 嘉庆九年

江西巡抚秦承恩

查各省穷民，可以藉通有无，而

译依靠日食度日的人，只依赖当铺。但当铺只有银钱两项，对于粮价的贵贱没有增减的影响。江西有粮食的人家，有时在春耕刚开始的时候，将多余的粮食，任凭农民以实物抵押，资助他们的工作，秋后加利息还清，比当铺更为便利。但想要对穷民有益，必须先保全富户。因为抵押粮食与典当银钱不同。当商多在城市人聚集的地方，以银钱为当本，一席之地，就可以深藏。富户在乡村偏僻的地方，积粮必须建仓库，才能收贮，又须雇人看守，这是不同之一。当商的当本，动辄超过数万，又是随时取赎，本金与利息相互权衡，利复生利，源源接济，转运不缺乏。富户以粮食为当本，少则百余石，至数百石，最多也不过数千石，春借秋还，每年只能出借一次，这是不同之二。典当银钱，价贱固然赎回，价贵也赎回，当本可以不竭。抵押粮食，价贱则赎回，价贵则停止，甲年不赎回，乙年无本，这是不同之三。典当银钱，以票为凭，不论其人是否认识，钱自数百文，银至数百两，都听任抵押，人数越多，收利越厚。抵押粮食，并不设票，大都是附近农民，肩挑步运，以资助日食，只能数石至十余石为止，当户若多，当本易竭，这是不同之四。典当银钱，本多利大，既不择人，又不定数，甲年未赎回，乙年仍准再当。抵押粮食，谷本无多，当户有定，不能减去常年当谷的赵一，转给常年并未当谷的钱二，所以甲年还谷的人家，就是乙年当谷的户，而且甲年曾当五石，乙年不能加至六石，也不能少四石，如赵一还谷之后，乙年不愿再当，应听富户另给钱二抵押，又或甲年借谷五石，连利应还谷六石五斗，乃赵一秋后仅止还谷四石，不仅并未加利，而且短少原本，是他既已失信于人，所有已还之谷，乙年也应听富户另给别人，不许赵一藉词再行挟当，这是不同之五。典当银钱，定例值十当五，限满不赎回，准将原物变价，归还当本，不甚悬殊。抵押粮食，多系粗布方服，变价之时，不能敷本，然穷民所以亦必取赎者，甲年所还之谷，乙年仍可押食，不误春耕，这是不同之六。典当银钱，并无折耗，又系循环出纳，利可生利，故扣月日久暂加三取利。抵押粮食，一出一进，既有搬量折耗之虞，又有气面廒底，鼠耗霉变之患，其名加三，其实所得无几，况每年只能出借一次，如甲年正月初一日押谷一石，十二月三十日取赎，只许加利三斗，即五月初一日押谷一石，六月初一日取赎，亦应加利三斗，其故何也。押谷系在青黄不接，其价甚贵，取赎必俟秋熟以后，其价已贱，故有押谷之时，价值二两以外，还谷之时，其价不及一两，即使照例加三，穷民已经暗亏富户之本，若再扣算月日，不使截长补短，富户岂肯乐从，且恐启射利之徒，押谷贩卖之渐，这是不同之七。典当银钱，认票不认人，亲族乡邻，均可代当，惟押谷即至亲密友，亦不可代，如赵一甲年还谷五石，乙年仍须赵一亲身抵押，否则伯叔兄弟，冒名代当，及至赵一亲来，谷已无存，最易争执，这是不同之八。当商请帖完税，每年不过数金，刁民无所借口，押谷之家，谷本无多，受当借谷，出息甚微，刁民因其并未请帖，往往指为私开典当，抢簿挟制，甚至串同书役讹诈，以致富户畏惧，粜而不借，这是不同之九。典当银钱，不分地界，不拘远近，人人可当，惟抵押粮食，刁徒往往把持，不许远村之人搬运，这是不同之十。

译以上各条，在丰收之年尚可相安无事。一旦遇到歉收，最容易滋生事端。必须在平时无事之时，提前进行明白的训导，使家喻户晓，到那时自然知道安分守己。自古以来，救灾没有好的策略，总要在丰年预先准备。而常平仓的粮食，因公事动用，大多存在缺额。况且全县百姓，长达一年之久，都依靠官府供给，势必难以遍及。古人所说百姓得到一升一斗，官府耗费如山，确实与杯水车薪没有区别。如果能够鼓励富户，收购粮食，不必领取官府凭证，听任他们经营运作，或数十石，或数百石，或数千石，都可以由少到多，逐渐增长。这一家如此，那一家也如此；这一村如此，那一村也如此。实行日久，全县没有不这样的，全省也是这样的。不出几年，民间的粮食比起官府的粮食，可以多出一百倍。偶尔遇到灾荒歉收，用民间的粮食，救济民间的食用，这正是原本“耕三余一”、“耕九余三”的遗意。想要保全富户，必须让穷民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才可以施加惩罚和劝勉。因为富裕是贫困的根源，是国家元气所在。富户衰败，不仅贫民失去依靠，国家元气也会受损。嘉庆七年，天旱歉收，粮价长久不降，本总督日夜焦虑，实在担心存有粮食的人家，等待高价出售，曾经出示劝谕，不过是为了暂时调节民食，一时的权宜之计，以杜绝刁民借机骚扰。今年雨水晴旱适时，早稻收获登场，粮价已经大幅降低。现命令会同布政使及各道，通令各下属官员，遵照指示的条目，恳切晓谕，务必使穷乡僻壤，贫富皆知，使各自安分守法，不得再蹈前辙。总之，贫民与富人交往，强者必然嫉妒，弱者必然索取。如今富户救济贫民的急难，贫民应当感激富户的情义。平时既然能缓急相济，有事时应当守望相助。嫉妒和索取的念头都忘记，亲睦之心自然深厚。这在于贤能的官员留心训导，使风俗日益归于淳朴，本总督对此寄予厚望。如果各州县的民情风俗，与所指的略有不同，查访确实，总以方便百姓为主，听任他们酌情修改。并命令仿照当铺的款式，也设立当票，在归还粮食时，发给当户收执，作为来年典当粮食的凭证，也可以杜绝争端。

劝设义仓章程疏 道光三年

安徽巡抚 陶澍

我想，百姓以粮食为根本，事情必须预先准备才能成功。前年皖江遭受水灾，哀鸿遍野，仰蒙皇上恩旨，赈济安抚兼施，并经臣劝谕有力之家，捐输助赈，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得以保全安全。事后仍深感怜悯，因而想到广泛施舍救济众人，自古以来极其困难，彻底绸缪，应当在阴雨之前。常平制度是好的，然而等待恩惠的人无穷无尽，至于社仓春借秋还，初衷未尝不美，但历时久了弊端产生，官民都受累。变通它，只有在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任民间量力捐输，积存在仓内。遇到歉收之年，就用本境所积存的粮食，散给本境的人。一切收支，听任民间自行选择殷实老成的人管理，不经过官吏之手，希望能在丰年图谋匮乏，积少成多，众人合力容易成功。这是为了图便民。各保各境，人心容易统一，耳目也周全。这是为了避免牵制。选择人管理，立册交接，这是为了防止侵蚀。绅士百姓自行管理，不经过官员吏役之手，这是为了杜绝骚扰。不减少出售，不出借交换，不借代，专心存贮，以备歉收之时，这是为了断绝纠葛而消除争端。凶年不妨全部使用，丰年仍可捐输。用一乡救济一乡的众人，所以不担心不均；用数年的积蓄救济一年的荒年，所以不忧虑不够。可大可小，无穷无尽。在粮食充裕之时收取微利，在至足之地寻求水火，捐谷的人不以为难，管事的人不以为累。行事若无其事，不追求利益而弊端自然消除，预防弊端而利益才能长久。臣为此章程筹思了一年，简易直截，似乎可以作为备荒的一个辅助。如果各州县能实心实意，劝导有成，这也是不费钱的恩惠。只是所议章程，与社仓之法有异，本意是用丰年的有余，备荒年的不足，可否就用“丰备”二字，仰恳天恩，赐为仓名，使其垂范永久。谨将所议章程十二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一、乡村无论百余家，还是十数家，总以邻里居住联络者，公设一仓。每年秋收后，各量力之盈缺，捐谷存仓。出捐者不要吝啬，劝捐者不要强制。或数十石，或十数石，多则一二百石，少即数石数斗数升，均无不可。收谷时，公同立簿登记，择一老成殷实人总管，再择一二人，逐年递管。仍设立四柱交册，分别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明晰登载，互相稽查。连年丰稔，日积日多，则粮食不可胜食了。

一、乡村零散住户，有难于联络者，或每族各为一仓，或一族中每房各为一仓，或以散户归入附近邻保，共为一仓，均听民便。总在随地制宜，多多益善。果能一处行之有效，久而他处自仿照行之矣。

一、设仓宜择善地，不宜近水，不宜近市，以防不虞。建议之初，仓廒

译尚未建立（义仓）。或者在神庙，或者在公祠，或者在德高望重且家境殷实的人家，凡是仓房有余力的，都可以借用来储存粮食。但必须本人自愿，不得强行借用。一旦粮食稍微充足，就可以另外自行建造仓房。

译一、粮仓中的谷物源于民众的乐捐。其间偶尔会有受潮或霉变的情况，不能拘泥于统一的标准。应当在收粮入仓时，先将其晒干、车净，共同登记损耗侵蚀的数量。如果收贮时间长久，又须共同出晒一次，重新量算入仓，再逐一登记实际数量，以便查考。

一、设立粮仓本是义举，负责管理的人不容许稍有侵吞，也不允许借故开销。只是所雇佣看守粮仓的人，不能不给予工钱伙食，责令其巡查。遇到风吹雨漏、仓板破损的地方，立即告知管理人员，及时修理。那些锁钥等物，不得交给看守人佩带。

一、捐粮既然已有定数，就应前往地方官府呈明立案，以免匪徒阻挠，扰乱章程。以后捐多捐少，收放出入，官吏一概不过问。即使是里长、甲长，也不允许越权干预。倘有吏役托名稽查，借端勒索，查出后按照诈骗赃物的条例，从重惩治。

一、积存的谷物既然充裕，只需添建仓廒，不必推陈出新以求增值，也不必春借秋还以图利息。止息争端、杜绝纷扰，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将剩余谷物购置田地收取租子，尚可并行不悖。但必须积谷实在充裕有余，用少部分购置田地才可以。否则不必如此。因为此谷原本是为防备荒年而设，最为快捷便利。推陈出新，容易滋生蒙混；借出难还，逐渐化为乌有。购置产业，虽然属于长久之计，但不能救济眼前，也不是急务。

一、每遇灾荒，除了总管、分管之外，另选公正的管理人员，根据谷物的多少，先救济本村中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其次救济极贫者，再次救济中贫者。或者每五日发放一次，或者每十日发放一次。事情结束后，凭众人确切核算。至于家计稍可支撑的人，不必分给。即使是小歉之年，也不必动用，以归于实际救济。

一、捐粮的人家，这谷物既然已捐，就是公物。遇到灾歉，不能因为以前甲捐得多、乙捐得少，而引发争端。或者先前在此村捐粮的人家，后来移居他处，遇到此村散放粮食，不能因为曾经捐过粮，就回来索取。新来的住户，从前虽然未捐粮，遇到散放时，也应酌情给予，不能让他们独自失望。因为各保各境以乡村为界限，虽然救济不分彼此，但谷少人多，也不得不稍加限制。至于各族各房自行积谷的，则不必以乡村为界限。

一、年成丰稔时，劝捐比较容易。如果能积存三五年之粮，也不妨变通一下，邀请乡绅，划分若干份额，在乡间增设嫠妇、育婴等善会。或者在冬天，对村庄中的鳏寡孤独，以及外来无依无靠的穷民，酌情赈济。这也是为了广施恩德。

一、乡村中的绅士，深知大义者居多，自必带头捐输倡导。如果有能捐谷千石者，或者捐银千两以上买谷归仓者，或者捐置基地、仓廒以及斗斛等器物，用银千两以上者，都应当照例请旨旌表，以资鼓励。如果担心书吏索要费用，就直接前往院司衙门，呈明捐数，以便核查确实，立即请旨旌表，决不让善举稍有阻碍。

一、劝捐之外，还有因事乐施这一项。如民间演戏酬神，以及嫁娶喜期、庆祝生日，尽可将浪费的财物折合为谷物捐入义仓。扩充充实它，不仅安贫，而且保富，讲让行仁的风气，也将由此兴起了。

卷四十一 户政十六 荒政一

荒政纲目 荒政辑要 卷首

荒政是仁政。从古至今，极为详备。有在荒年之前预备的，有在突发荒年之际急救的，有在大荒之时广泛救济的，有在局部荒灾之地强力推行的，有在荒年过后补救的。全在于大小官吏，斟酌时势，权衡缓急，依次举行，迅速筹办，才对灾民有裨益。然而如果不提纲挈领，心中就没有成竹，不是失误就是混淆，不是遗漏就是泛滥。想要自己把事情办好，而让百姓蒙受恩泽，就很难了。所以特别提出荒政的纲目，列在卷首。

《周礼·大司徒》中，用荒政十二项来聚集万民：一是散财，二是薄征，三是缓刑，四是弛力，五是舍禁，六是去几，七是眚礼，八是杀哀，九是蕃乐，十是多婚，十一是索鬼神，十二是除盗贼。

宋代董煟《救荒全法》中，君主应当实行六条：一是恐惧修省，二是减膳撤乐，三是降诏求贤，四是遣使发廪，五是省奏章而从诤谏，六是散积藏以厚黎元。宰执应当实行八条：一是以调和为己任，二是以饥溺为己任，三是启人主敬畏之心，四是虑社稷颠危之渐，五是进宽征固本之言，六是建散财发粟之策，七是择监司以察守令，八是开言路以通下情。监司应当实行十条：一是察邻路丰熟上下，以为告籴之备，二是视部内灾伤大小，而行赈救之策，三是通融有无，四是纠察官吏，五是宽州县之财赋，六是发常平之滞积，七是毋祟遏籴，八是毋启抑价，九是毋厌奏请，十是毋拘文法。太守应当实行十六条：一是稽察常平以赈粜，二是准备义仓以赈济，三是视州县三等之饥而为之计，四是视邻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