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三户政二十八钱币下

译卷五十三 户政二十八 钱币下

汴宋历朝钱文轻重记

顾栋高

乾隆四年，我担任九江榷使的幕僚，在大孤山塘西设立馆舍。那里距离府治德化县四十里，再向东十里是青山，都濒临鄱阳湖，是设置税收口岸的地方。十月水枯时，有客船停在青山下，移船起锚，重量超过平常，竭尽全力举起，发现堆积着许多东西，打开查看，都是古钱。居民听说后，争相前来捡取，每天聚集三四十艘小船，共得到数十百万枚钱。往日运钱，曾在此翻船，这些钱在水中积存了六百多年。钱都是宋代的物品，夹杂着几枚唐代的开元通宝，兼用八分篆隶书体。我取来它们的轻重一一比较。唐代开元通宝重一钱，开元是武德四年铸造的，每十钱重一两，历代遵奉为定式，世人称为开元通宝是读错了。我比较它们的轻重，果然可信。又有唐国通宝，重一钱一分，是南唐李氏所铸。宋太宗时才开始使用年号铸钱，叫太平通宝，其轻重完全符合唐代开元通宝，重一钱，或一钱二分不等。真宗朝，天禧重一钱二分，咸平重一钱，祥符重一钱一分，或九分半不等，景德重一钱三分，或一钱。仁宗朝，嘉祐及至和都重一钱一分，景祐一钱二分，天圣一钱五分，庆历一钱八分。又有皇宋通宝，及圣宋通宝，都重一钱一分。《文献通考》说本朝钱文都用通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仁宗时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乃复冠以年号。神宗朝，熙宁重二钱四分，或一钱不等，元丰二钱或一钱八分。哲宗朝，元祐一钱一分，绍圣二钱一分，或九分不等。徽宗朝，元符二钱二分，或一钱一分，大观三钱，崇宁三钱二分，我所见钱文之重，没有超过这个的。而且铜质润泽坚厚，轮廓端正美好，钱文凸起，如金剜成。宣和二钱，政和二钱七分，从此汴宋灭亡了。自熙宁以后，钱重的，文都云重宝。高宗朝，建炎一钱七分，绍兴一钱六分。南宋钱，止此两年号，我所见的止此。我认为自古铸钱通物，以前民用，钱之关于民也大，而轻重之际，治乱因之。周景王铸大钱，单穆公争之。汉桓帝时有议改铸大钱的，刘陶言其不便，乃止。以货重则物壅，令数易则豪强易以为奸故也。自古称为得轻重大小之中的，汉五铢而后，莫如唐开元通宝，故宋初因之。今观前所列者，凡系太平有道之世，钱俱不甚相远。至浊乱奸佞之朝的，则重逾常格，此非其明效大验欤。庆历之钱特重的，以是时方有事元昊，而乏军需，用张奎范雍言，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寻至盗铸数起，为公私患，自是仁宗之弊政。其余熙宁之钱重的，由于王安石，绍圣之钱重的，由于章惇、蔡卞，崇宁大观政和之钱重的，由于蔡京。元祐司马光一出当国，而钱复其旧。统前后观之，其故了然矣。我读《文献通考》至钱币，名臣论列凿凿，而莫有详其轻重铢两的。今于六百年后，而得悉有宋一代钱文之轻重，与马氏之说相表里，而治乱得失，于此可想见，不可谓非读史之一助，于是提笔而记之。

又说，大观钱文书法端正美好，系徽宗亲书，蔡京当国时也。蔡绦《国史补》曰，本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庆历元丰间为最盛，铜铁岁无虑三百余万贯，及元祐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政和二年徙封关中，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乃考古人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昔者鼓治，凡物料火工之费，率铸十钱，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已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得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薄，且制作粗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罢相，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案蔡绦此条，于当十钱源委利害，了如指掌，亲见其父建置，惟思图利殃民，而不顾国家之祸，使人主屈万乘之尊，为钱文书字，其钱流布四出，卒成播迁，为殂落五国城之谶，此真罪不容诛。然其言可备故实，聊附识于此。《宋史·蔡京传》：京自崇宁大观宣和政和，凡四居相位，四变封国。

译从崇宁二年开始，就铸造当十大钱以谋取利益。到宣和六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时，他眼睛昏花看不清东西，无法处理政务，所有事情都交由小儿子蔡绦决定。蔡绦肆意谋取非法利益。长子因为蔡绦深受蔡京宠爱，多次向徽宗进言，请求杀掉蔡绦。由此可知，发行当十大钱的计谋，就是出自蔡绦的策划。看他所写的文章，对利害的分析非常清晰，真是所谓“商人追求三倍利润，君子应当识别”的人。而他的言论正好可以作为借鉴：利益所在之处，即使刑罚杀戮也无法禁止。统治国家的人，千万不要与小民争夺利益啊。

译《滇系》论钱法

钱，就是前。所以让民用向前。又通“全”。不是这样就会残缺而不完整。然而把金放在两戈旁边，其形势也很险要。太昊氏、高阳氏称之为金。有熊氏、高辛氏称之为货。陶唐氏称之为泉。商人、齐人称之为布。齐人、莒人称之为刀。金的品类有三种，而它的用途，有的用钱，有的用布，有的用刀，有的用龟甲和贝壳。姜太公设立九府圜法，轻重以铢来计算。黄金方寸重一斤。布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所以货宝在于金，利于刀，流通在于泉，散布在于布，捆束在于帛。周朝管理财政的官员很多，只有外府掌管赏赐的出入，泉府主管买卖的出入，在钱币方面的职责最为专一。周景王铸造十二铢的钱，导致国家用度匮乏；楚庄王改变轻币，导致百姓怨恨。大小不适宜，从周朝起就不能避免。秦朝铸造半两钱，汉朝嫌它太重而改为榆荚钱。然而高后二年所推行的八铢钱，就是半两钱的遗留制度。既然改用了八铢钱而废除了榆荚钱，然而六年所推行的五分钱，就是榆荚钱的旧制。钱制未定，变迁转移不能自主。汉文帝铸造四铢钱，文字重半两。到汉武帝建元元年，改为三铢钱。五年，又废除三铢钱而实行半两钱。半两钱就是之前的四铢钱，与秦朝的制度不同。有关部门因为有人盗磨钱币的质地以获取铜熔铸，钱币日益轻薄，于是销毁半两钱，重新铸造三铢钱。三铢钱太轻，奸伪容易制作，于是又请求郡国铸造五铢钱，在钱币边缘铸上轮廓，使其不能销毁熔铸，而钱制于是确定。然而仍然因为郡国难免有奸邪铸造，所以命令京师铸官铸造赤仄钱，一枚当五枚赋税。实行两年后，稍微贬值，而百姓用巧法使用它，所以最终不便而废除。天子于是全面禁止郡国铸钱，而专门由三官负责此事。自从三官的钱推行后，天下没有不用它的。之前郡国所铸造的钱，都销毁为铜，输入官府，而民间盗铸私积的祸患逐渐平息。在此之前，朝廷缺乏用度，制造鹿币和白金，提高其价值以缓解急迫。等到官府铸造赤仄钱，白金不再贵重，百姓不把它当作宝物。只有元狩年间铸造的五铢钱，其用途很广，其历时最久，到汉平帝时，已积累二百八十亿万。从此以后，五铢钱的推行，更加利于百姓。有改变其制度而增大的，如王莽的十二铢，陈宣帝的六铢，东魏梁末的四柱两柱，孙权的一当千、一当五百，后周的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唐肃宗的干元重宝、重轮干元，李后主的永通泉货等。有改变其制度而缩小的，如汉董卓、晋沈充、宋孝武的孝建二铢，前废帝的重铸二铢，以及来子、荇叶、鹅眼、綖环等。有改变其制度而能得轻重大小适中的，如唐高祖武德年间的开通元宝、千重六斤四两等。至于不改变五铢制度而遵循使用的，则只有东汉的光武帝，西晋的各帝，北魏的孝文帝，隋代的文帝，前凉的张轨而已。然而王莽制作大钱、契刀、错刀，必定与五铢钱并行，称为四品。蜀先主铸造直百钱，也刻上五铢。后周宣帝铸造永通万国钱，必定合用五行大布及五铢钱，称为三品。这是改变五铢制度的人，也未尝完全废除五铢而不让它兼用。

汉桓帝想改铸大钱，因为刘陶的话而停止。汉灵帝改铸四出文钱，而最终招致后来的动乱，所以推行到自身就废除了。魏文帝改用绢帛，到明帝又设立五铢钱。北齐高帝，因为孔觊请求铸造五铢钱，于是让各州购买铜，可惜他去世而志向未能实现。陈宣帝改用六铢钱，身后又恢复为五铢。由此看来，所谓不朽的良规，就是五铢钱。事情有异而同，有同而异。宋元嘉年间铸造四铢钱，形状与古五铢同价，百姓不资助盗铸，没有五铢之名而有五铢之实。魏孝武帝时所用的五铢，薄于榆荚，直到北齐神武霸政之初，还沿袭永安的旧制。从此钱币日益细薄，有五铢之名，而无五铢之实。那么名实相符，重量符合文字记载的，大概是文宣帝的常平五铢吧。而梁武帝所铸造的内好周郭，则又是名实都混乱。同样是五铢的文字，有的重四铢，有的重三铢，有的重五铢，有的重八铢，有的重三铢半，有的名叫女钱，有的名叫男钱，有的名叫稚钱，有的名叫对文钱。大凡钱币的使用，有通畅有阻塞，有升有降，各自随当时情况来权衡。所以自从唐显庆年间以一善钱换五恶钱，恶钱的禁令就松弛了。自从干封年间改铸泉宝而不能持久，开通元宝就再次推行。自从宋璟请求禁止恶钱而没有结果，二铢四参就最终废除。推行或废除，难道是钱自己决定的吗？也是时势造成的。所以肃宗的干元重宝，一枚当十枚。到代宗时，一枚当二枚。重轮干元，一枚当五十枚。到上元年间，减为三十枚。到代宗时，一枚当三枚。而且三天后，大小各种钱币，都一枚当一枚。起初，人们铸造铜为钱以获取利润，改铸钱以获利。最终，人们销毁钱为铜以增加价值，熔化钱为器具以便使用。贞元元年，重申销毁钱币的禁令，到后唐天成年间，其弊端难以消除。

译四年，放宽了铜钱出境的禁令。到了后唐天成年间，才限制五百文以上不得出境。宋朝时，则对铜钱出境都定为重罪。所以即使是王安石那样固执的人，也只是暂时废除禁令，而不能彻底停止。后来之所以禁止，是因为与契丹接壤，担心铜钱流出会资助敌人。后晋天福二年，铸造二铢四参的铜钱，钱文铸有国号，与唐朝的开元通宝没有区别。唐穆宗禁止销毁铜钱来制造器物，而周世宗则毁坏佛像来铸造铜钱。事情虽然不同，但利于百姓的心意是一致的。唐宪宗因为钱币不足，流通不便，于是开始制作飞券、钞引，用来方便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行贸易。这种方法大概是拿着凭证去取钱，并不是把凭证当作钱使用。自从宋朝庆历年间以后，官局中才开始出现交子。建炎年间以来，东南地区才开始出现会子。交子、会子既然推行，天下人就直接把纸币当作钱了。大体上宋朝初期的各种铜钱，有的铸为元宝，有的铸为通宝。民间有铁镴（劣质金属）的，都送交官府，没有不认为铜钱适用的。后来国家财政逐渐匮乏，混杂使用大小铁钱，铸造铜钱的官员越多，而铜钱越不够用。加上交子、会子的制度，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各自印造，最终导致回收兑换无法实行，维持币值毫无对策。元朝时天下都通用白银，只有武宗曾经一度铸造铜钱，其余都是白银和纸币。明朝初年禁止使用白银和铜钱，而专用纸币，然而纸币最终没能推行下去。到了弘治以后，纸币腐烂殆尽，而钱法败坏到了极点。铁钱最初起源于公孙述，到光武帝时停止。接着在梁朝普通年间兴起，到陈朝时停止。直到南唐时韩熙载铸造，李氏政权推行，各国相继沿用。起初还是铜铁搭配使用，干德年以后，只持铁钱就可以贸易了。宋朝祥符年间以后，铜矿大多不开采，天禧年间以后，以铸造铁钱为急务。张咏、黄观，实际主持这项工作，一起规划铁钱的大小，衡量其轻重，而每年所铸造的，大概有二十多万贯。夹锡钱，是崇宁二年制作的，因为两个敌国把中国的铁钱当作兵器，如果混杂锡铅，则柔软不可用，而敌人的物资因此减少。锡钱起源于唐朝河东地区，从元和四年开始，河东节度使王锷，在马河水边设置炉灶铸造铜钱，任命刺史李听为使，于是每月铸钱三十万，而河东的锡钱都被废除。后来太和八年，锡钱再次兴起，因为蔚州所铸造的钱，每年不足十万缗。唉，钱币的变化竟然到了使用锡铁的地步，九府的钱法大坏，世道变迁也因而随之改变。而后周时河西各郡，又有使用西域钱币的，那种钱是用银做的，与现在广东地区的洋钱制度相同。然而流通不广。自从货币兴起以来，只有铜钱的流通可以长久，铜钱的使用最便利。而贡禹、桓元，却认为铜钱不利于百姓而想要废除它。五铢钱的流通，马援、孔觊、任城王澄，都称赞它流通方便没有阻滞，而陈高劝谏，却认为不利于国家，而想要用三铢钱来替换它。难道人的意见，有不能勉强统一的吗？

译设置铸钱监，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数量最多的莫过于宋朝。总计各路所设的铸钱监，共有二十六座，其中铸铜钱的有十七座，铸铁钱的有九座，夹锡钱则附设在铁钱监中铸造。宋朝铸钱的原料配比，八十两可得一千文钱。将原料分为三份，六份为铜，三份为铅锡，都有盈余。凡是钱输送到官府的数额，号称一百文的，有时只有八十文，有时只有八十五文。而天下民间私下使用，则有以七十文当作一百文，以四十八文当作一百文，甚至有以三十五文当作一百文的。钱币越混杂，数额就越混乱。因此论及钱币的重量，以一千文钱计算，南齐在十一斤以上，隋文帝时是四斤二两，唐朝是六斤四两，宋朝是五斤。南齐与隋朝都使用五铢钱，但分量却不一致。姜太公制定钱法以利后世，从周朝到两汉，从六朝到唐宋，沿革的制度，变通的用法，马端临考证得很详细。但他认为晋朝使用魏朝的五铢钱，没听说有什么更改创新，那么他叙述晋朝的事情就稍有失误。查前凉太府参军索辅对张轨说：晋泰始年间，河西荒废，于是不再使用钱币，撕裂布匹作为段数来使用。缣布既已损坏，市场交易又困难，弊端非常严重。现在中原虽然混乱，但这里安全，应当恢复五铢钱，以济通变之会。由此话推断，晋泰始时，中原都使用布帛而不使用钱币。马氏对于魏文帝改用绢帛，特意记载，而这里却不详细，为什么呢？我国家继承明朝之后，在户部、工部设立铸钱局，而云南是产铜的地区，云南临安、大理、沾益，四处都有铸钱局。后来废止设立不一，近来只有云南、东川二府，委派官员监铸。省局统辖于藩司、臬司，东川统辖于知府。每千文钱用铜六份、铅四份，大约重七斤半。立法的完善，实在超越古代。乾隆五十五六年间，私铸钱币充斥市场，每两银子可换到十千文钱。纯皇帝命福公康安，来到云南经理此事，立即将匪徒搜捕擒拿正法，并设立局所收买小钱，积弊才开始清除。大体上，私铸的弊端必须先清理铸钱局，私铜的弊端必须先清理铜厂，尤其在于奉行者要有清白的操守、坚定的意志，这样对于钱法才可以没有更变。

文帝废除盗铸令论 汉史 孙廷铨

文帝五年，废除禁止盗铸钱币的法令，贾谊、贾山都上书劝谏，但文帝不听。后来吴王铸钱，到处都有，于是酿成七国之乱。天地自然的利益，是天子与百姓共同享有的。而圣明的君王必须加以限制，使其权力统一出自自己，并非为了掠夺自私，而是为了均衡百姓的利益，制止法外的奸邪。百姓不能不有智愚强弱的区别，这是势态；那么利益不能不有混杂伪巧的情况，这是人情。君王制定法禁来堤防，使豪民大有所限止，不得过度自我封殖，而被奸人所煽动，那么愚贱之人就更能安定了。如果破坏堤防，让他们自行方便，那么利益必然有所偏重，祸害必然接连而至。贾生所说的，事情有招致祸患的，法令有引起奸邪的，推究情理察明隐情，而观察弊端的最终结果。让百姓得以顾念租税而铸钱，这是文帝的大恩惠。而其危害却如此。所以圣人制定法令，利益不自我给予，而权柄不众人掌握。

兴安郡志食货论 岳震川

古代以黄金为上币，钱为下币，银为器饰，不是货币。后世黄金日益减少，不知其原因。即使是富商大贾，也很少用黄金交易，只有通行银、钱两种货币而已。自秦汉至今，一千钱为一贯，叫缗叫襁，其实是一样的。兴安一郡，以八百钱为一挂，沿袭已久，不知其始。小有差异而不失大同。我圣清五朝的钱，顺治、康熙多青铜，雍正青铜赤铜各半，乾隆六十年之钱，以及当今皇上嘉庆钱，赤铜为多。有这些小差异，其为钱法则是一样的。古人贵赤铜，丹阳之铜称赤金。汉武帝时公卿请求京师铸官赤仄，如说，用赤铜为其郭也。班氏《食货志》称，每易一次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那是法令纷更，贵贱淆乱，所以民怨而刑烦。如果我朝的九府圜法，轻重得宜，轮郭分明，不待填以黄金，文字刻画显爽，真所谓利如刀，流如泉，分布如布，民何由破业，刑辟何自而生乎。只有乾隆五十年后，承平日久，奸宄潜滋，山南二郡，小钱之多，如水涌而山出，西同干凤诸郡，无此患，兴汉二郡，其患独深，则以南连蜀山，东接楚泽，奸民之渊薮，盗铸之巢穴也。贩小钱者，或马骡重载，或舟舫潜贮，百方掩匿，期于不败，此盗铸之骨肉也。城门关隘津渡，吏胥虽察其奸，得赂即纵，此盗铸之羽翼也。亦有迹同黠鼠，昼伏夜行，吏胥无从诘验，此盗铸骨肉之尤健者也。此其所载最多，获利最厚，富商大贾，间有为之囊櫜者，不过十之一二，至于小小商贩，见利忘害，此则盗铸之奴仆耳。州县亲民之宫，必扫其巢穴，诛其骨肉，铩其羽翼，而后盗铸可绝。若止诘问其奴僕，庸有济乎。

译官吏奉朝廷文书前来查禁小钱。商人和百姓都深受其害。商人所受的害处，在于官吏在馆舍用餐、马匹资费，大多从市场抽取；百姓所受的害处，在于冠礼、婚礼、丧礼、祭祀等事，原本十千文就能办到的，现在二十千文也办不到。等到官兵征讨白莲教匪，往来于四川、陕西之间如织布般频繁，小钱的祸害才平息了。那些盗铸小钱的奸民，明目张胆，转而跟随贼寇；那些贩卖小钱的奸民，有的充当乡勇，有的尾随贼寇，攻打抢劫富户。这才知道太史公（司马迁）将铸币与盗墓归为同类，确实是有原因的。当教匪势力正盛时，有大臣援引汉文帝的旧例，请求放宽私铸钱币的禁令，以容纳奇才，以平息战乱。皇上刚毅果断，不予准许。这是万世帝王不可改变的常理，不仅仅是一代君王的诏令。我读张介侯的《续黔书》，其中有一篇《假银》，详细论述了其弊端。云贵地区出产白银，所以假银由此产生。山南两郡，只担心假银，却只担心小钱。偶尔有旅客拿着假银交易，市井之人必定向官府控告，官府必定用刑罚惩处他们。这种情势不能姑息纵容，所以祸患不至于蔓延。小钱流入市场，是逐渐增多的。起初像霜雪，久了便结成坚冰。治理百姓的人，如果像郑国那样看似明智，却像鲁国那样忍心纵容，以至于全省官吏都知道山南小钱的祸患，而商人和百姓都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受害。如今小钱之患已平息，超过十年了。但依靠不正当手段生活的人仍然很多，游荡的匪类并未完全改行。如果不思患预防，几年之内，小钱的祸患又将产生了。

译禁止私销议

乔光烈

我私下认为，钱币是百姓生活便利使用的资财。我们国家体恤民间疾苦，从京师到外省，各地都设立铸炉，广泛铸造钱币，按理说钱币应当日益充裕，民用更加丰饶。然而近年以来，钱币并未见充足，价值也不平稳。奸诈狡猾之徒，为了牟利而私自熔毁钱币，以致妨碍民用，亟需制定严法严厉查究，以杜绝这种弊端。然而，禁止私销的方法比禁止私铸更难。私铸者虽然藏匿在偏僻之地，但必须设立炉座，加上工匠，时间一长，尚且容易败露。只有私销者，可以将钱币熔化成铜，随时随地进行，最容易隐藏奸邪。因此，虽然法律禁令严厉，最终却百无一获。想要根绝这种弊端，必须先清除其源头；在弊端已经产生后去防范，不如在弊端未发生前就杜绝它。小民追逐利益如同奔跑，大体上钱币质地重，盗销的人就多；钱币质地轻，盗销的人就少。这是自然的道理。考察古代太府掌管货币的法度，用铜铸钱，有的重半两，有的像榆荚，有的重八铢或四铢，有的叫赤仄钱，有的叫綖环荇叶钱，只有汉代的五铢钱最为适中。五铢钱以后，只有唐代的开元通宝，《纲目》记载称每枚钱直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累积十枚重一两，累积一千枚重六斤四两。与五铢钱相比，轻重大小最为折中。明代邱濬说：“钱币质地如果像开元通宝，至今仍然存在。”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我们朝廷定制，每枚钱币重一钱四分至一钱二分五厘不等。只有康熙二十三年，管理钱法的侍郎佛伦等人，奏请将每枚钱币改铸为一钱重。到康熙四十一年，又改铸每枚钱币重一钱四分。现在通行的钱币，如顺治、康熙时期的青钱，质地重一钱四分的，每百枚中仅见一两枚；康熙时期重一钱的，每百枚中常占三四成。历考成书，征验时事，只有钱币质地仅重一钱的，才可以长久推行而没有弊端。现在应当请求仿照康熙二十三年的例子，将现在铸造的钱币，每枚奏请改铸为一钱重，每千枚共重六斤四两。较之现行制钱，每千枚重七斤八两，计算下来减少使用铜铅一斤四两。挑选工匠精心制造，务必使钱币轮廓周正，字迹清晰。这既对国家体制毫无关碍，而盗销者按照现行制钱的价格，每银一两二钱五分兑换一千枚钱币，只得到黄铜六斤四两，即使改造成器皿，所得价值不过在一两以内。奸徒无利可图，销毁的弊端，似乎可以不禁止而自然消除。又按定例，铸造钱币，铜铅各占一半，每百斤铜铅，如果加入三斤点铜，其质地柔软，不能打造响铜器皿，立法已经相当周详。但不能用于打制铜器，尚可用于铸造铜器，如铜镜、乐器以及箱柜等碎小器皿，都可以私销改造。而碎小器皿，加上手工，往往不计分量取值，每枚容易比母钱价值翻倍。因此，在铜少的地区，虽然钱币质地很轻，但仍不免有私销的弊端。铜镜等物，是民间日用所必需的，如果因为私销而再次严禁锢之，又显得繁重难行。唯一州一县之中，铜匠不过几户，尚且容易稽查。应当命令地方官，稽查铜匠，共有炉座多少，每月收买的铜斤，来源何处，务必确有根据，并令邻里甲长等人出具保结担保，仍不许纵容差役需索。如此设立禁令严密，百姓知道畏惧，似乎也是杜绝私销的一种方法。

鼓铸议

夏骃

在国家正赋之外，充作军国费用的，只有盐政、关税和钱法而已。然而钱法是用来救济银两不足的。银两不便用于小额交易，所以用钱；钱币不便负重远行，所以多了就会壅滞，壅滞就会贬值。如今国家用度匮乏，生财之道无不并举，势必重新商议鼓铸钱币。商议鼓铸，势必深入寻求使钱币贵重而铜材便宜的方法。然而我认为，国家只有推行钱币的法度，没有使钱币贵重的法度。钱币真正流通，则钱币自然贵重；只有开采铜材的法度，没有使铜材便宜的法度。钱币真正贵重，则铜材即使不便宜，利益自然也多。现在那些谋求使钱币贵重方法的人，我不能曲意迎合他们。大凡物品，少则贵，多则贱；精则贵，滥则贱；流通则贵，不流通则贱；可长久则贵，不可长久则贱。这个道理很明白。如今各省钱局都停止了，只有宝泉、宝源两局鼓铸，而钱币还担心其贬值。假使各省各局仍然恢复鼓铸，一年骤增钱币八九倍，两年则增十数倍。以一倍的货币尚且担心其贬值，而拿出八九倍、十数倍的货币来求其贵重，必定不能实现。历来铸钱，大抵每千枚重八斤有余，尚且不无夹杂废铜小钱的弊端。现在议定每千枚七斤，除去熔化和铲磨的损耗，这比以往铸造减轻了十分之二，势必夹杂其他物品，否则轻薄不堪。以近年精好重大的钱币，尚且担心其贬值，而想要以轻薄滥伪的钱币求其贵重，又必定不能实现。百姓使用钱币，不仅因为彼此可以交易，也因为上下可以通行。如今银七钱三的比率，被视为具文，即使有司奉行，以此支出则每千枚当银一两，以此收入则仍照民间八九钱的估值。即使有司以千枚作一两收入，而递解时不肯作千枚一两的数目。现在商议用钱的路径，则说俸禄、河

译驿站也。于是说购买草料豆料。在缴纳钱款的路径上，茫然不知如何处理。用加倍的钱，只出不进，钱必然贬值。用六七倍甚至十几倍的钱，只出不进，却想让它升值，也一定做不到。银和钱都供百姓使用，然而银之所以贵重，是因为它长久暂时都一样，不会废弃。现在都是本朝铸造的钱，却把顺治年间铸造的称为废钱。统计十六七年之内，散布在民间的钱，不下亿万之数。一旦竟然废弃不用，百姓于是认为钱不值得重视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不贬值呢？揣测废除旧钱的用意，不过是认为旧钱不止，新钱就不行。不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把戏罢了。历来铸造钱币，其中掺杂的陀僧、倭砂、泥土，大概占十分之二三。一经熔铸，都化为烟渣。所以回收旧钱一千文，重铸不过得到七八百文。只是给百姓带来痛苦，对国家没有益处。况且既然让天下人知道钱不能长久流通，却又想让它升值，也一定做不到。所以说，现在国家一定没有让钱升值的方法。铜就是未铸的钱，钱就是已铸的铜。铜贵则钱也贵，铜贱则钱也贱，一定没有铜贵而钱贱的情况。如果讨论鼓铸钱币，势必采购铜料。既然讨论采购铜料，铜必然涨价。于是有人提出开矿的说法，却不知道今天的矿，一定不可开。盗贼增多，民生凋敝，一旦采取此举，骚扰必定严重。利益归于官吏胥吏，祸害中伤国家，不仅得不偿失。于是有人提出禁止铜的说法，却不知道民间的铜，一定不可禁。人家器皿，藏在室内，禁止不从，搜查不可。势必开启告密令。我担心挟私仇、图赏赐，诉讼纷纷，官吏不胜其烦，而百姓寝食难安。于是有人提出缴纳铜的说法，额外税课，允许百姓一半用铜缴纳。捐纳事例、罪赎赃变，都二分收铜，一分收银。却不知道这名义上是收铜，实际上是给铜涨价。总计各直省，有额关税，不过八十六万两。那么额外的税，数额几何。假使在外十三局同时兴起，每年需要铜一千零九十余万斤。这项且不能抵百分之一。况且人家铜器，多的数十斤、数百斤已是极限。捐纳赎变，用银动辄以千百两计算。一定不可能从室内取用，势必遍买投纳。一块铜而已，过去只是官买铸钱而担心它贵，现在既可以完赋，又可以赎罪，更可以得官。将来铜价势必暴涨。铜既暴涨，而官限定六分的例子，一定不可增加。百姓又怎肯高价购买而低价缴纳呢？钱局缺铜，必然责成地方官。地方官担心受参罚，严刑逼勒，无所不至。官吏胥吏因此恣意谋取奸利，大秤取羡余。铜好而嫌恶，数量足也不收，以掣肘费用。从此小民，且不堪命了。所以说，今天下一定没有让铜贬值的方法。铜既不能使贱，钱又不能使贵，那么鼓铸的议论，不已经穷尽了吗？不得已则有一法。各省局不必同时兴起，衡量用兵附近的省份，开设几局，铸发各州县，听任百姓以铜换钱。每铜十三斤换钱十斤，称量无重轻。以此入即以此出，官吏既无法容其奸，价格无低昂。钱贵则铜也贵，钱贱则铜也贱。官与民又两无所受其害。实行一年，则钱日益多，而官无买铜之困，民无纳铜之苦。铸局所赢，随时定值，悉充军饷，则也差不多可以了。如果不是这样，百姓不贱铜而官贱之，恐怕将来无可铸之钱。百姓不贵钱而官贵之，恐怕将来百物也必然暴涨以维持平衡。况且钱本来不可使太贵。钱太贵则盗铸者必多，利之所在，至死不顾。奸民煽动聚集，其忧患又不止在钱法了。

译关于钱币制度的议论

葛祖亮

钱币制度在当今亟需商议了。十多年来，国家想要去除钱币制度中的弊端、兴办有利之事，朝廷内外的各位大臣，多方面筹划，寻求恰当的办法，几乎把能说的意见都提尽了。然而为什么还有未尽之处呢？我认为，去除弊端的人，必须深深了解弊端为何不能去除，为何弊端一旦去除就能彻底清除；兴办利益的人，必须深深了解利益为何不能兴起，为何利益一旦兴起就能彻底实现，并且利益将层出不穷，永远没有弊端再次发生的祸患。追根溯源，这必然有其内在原因，讲求此事的人，也只需理清源头、把握根本罢了。

历来钱币制度有两种祸患：一是盗铸，二是私销。盗铸在当今，百姓没有财力去办理，可以不谈。所重视的祸患只有私销罢了。我国家自定都以来，历经四朝。如果没有私销钱币的人，那么四朝的钱币，可以充满于天地之间，而宝源、宝泉两个铸钱局，几乎可以闲置不用。现在试问顺治、康熙的钱币，留在民间的有多少？不仅顺治、康熙的钱币极少，即使雍正的钱币，留在民间的又有多少？那么私销作为弊端的严重性就显而易见了。议论的人也没有不认识这是私销的。因此过去曾有禁止铜器的法令，接着认为钱币价值仍然高昂，而禁止铜器不便，于是放宽了禁令。然而哪里知道钱币价值不高昂，断然在于铜禁必须严格呢？为什么呢？过去禁止铜器的法令是对的，但只禁止大的，不禁止小的，认为销毁钱币的是大物件，而不是小物件。不知道大物件的销毁有限，而小物件的销毁无穷。大商人所售卖的器物，不是富贵人家不能拥有；小物件则没有人不可用，没有地方不可流通。看它似乎不过分厘之差，但合计起来却达到百千万亿而无穷无尽。况且大物件的销毁，需要的钱币必定很多，销毁时有器具，而人们监视也容易。从事这行当的人，本钱有的上万或上千，少的也不下数百金，如果不是贪婪迷惑到了极点，也不肯舍弃自己所有的钱财，而以身试法。只有小物件需要的钱币不多，可以随用随销，销毁的器具不必是钳炉，而且一熔即化，无法抓住把柄。即使有明知的人，也无能为力。起初由一两个奸民开始，如今却蔓延到无法估量的程度。议论的人往往因为本钱小、物件微，而不深入考察其弊端的流害无穷，只认为这是经纪的把持、铺户的囤积钱币不卖、出京的人车载马驮而空虚储备、乡土豪强因为防盗贼抢银容易、抢钱难，因而多积蓄钱币来自我封闭。这几项，固然也是钱币制度弊端中存在的。现在既然已经知道并严禁了，而钱币的高昂仍然如故，那么可知其弊端的深患不在此处。

近来又销毁钱币，不是用来铸造器物，而是用来卖铜。计算一千文钱币，能换多少银子，现在卖铜所得高于换钱的银子，于是销毁钱币卖铜作为市场交易。这是奸民中尤其狡猾的。况且其他省份交易多以银子，而北方人习惯于迟钝笨拙，交易用钱币；南方人即使几分钱也用银子，北方人即使五十百金也用钱币。近省也多有效仿的。我曾路过福建等省，偶尔购买器物，竟然整个市场没有称量剪切的用途。自从制造货币以来，金银用来弥补谷物布帛的不足，而钱币则因为日常零星杂用，不能用银行交易的，于是用钱方便流通。难道多钱的人还需要用钱作为价值标准吗？近来皇上深刻洞察这种情况，命令大额交易用银子，而不再用钱币，这确实是至当不易的道理。而进言的人还有其他的议论，这是不对的。但这也只是弊端的一个方面，如果销毁不绝，那么铸造的人日益增多，而销毁的人日益严重，想要钱币价值不高昂，是做不到的。天下的利权，是君主所掌握的。现在君主不能掌握，奸民得以挟持，而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不是法令的问题。设立官局来平衡，似乎与民争利，不符合与民公平的原则。圣人治理天下，使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那么也应当使货币像水火一样充足。用什么方法能达到这个境界呢？说方法有两个：一在于去除弊端的源头而疏通它使其清澈，一在于兴办利益的根基而守护它使其稳固。什么是去除弊端的源头而疏通它使其清澈？经纪的把持、铺户的囤积钱币不卖、离京的人多载而空虚储备、乡土豪强多积蓄钱币来自我封闭、大额且多的交易命令用银子而不再用钱币，这些都是洞察其弊端而不可改变的。现在都应该不要放宽。铜店移到内城，而监察极其严格，现在也知道没有销毁的弊端，而听任其自便。难道说竟然没有销毁的人吗？那么小物件的销毁，与销毁钱币卖铜的深重弊端，隐藏在人们不觉察中，而为害最大，其奸诈断不可容忍。现在想要治理它没有其他方法，只有禁止铜器罢了。禁止铜器不仅严格于大物件，而且更严格于小物件。民间已有的铜器，不必命令他们交给官府以滋扰百姓，只是市场之间，大小铜器，都使不得售卖。不要有姑息的法令，而限定以年份，命令发出三个月之后，都不许有铜器在市场。如果有厌恶铜货丢弃在家，而愿意交给官府的听任，衡量其价值厚厚地补偿，不要使亏损。严格官吏压迫勒索的法令，将市场没有铜器可卖，百姓即使想要销毁也没有用处，而销毁钱币卖铜的弊端，不禁止而自然消除。这是仿照禁赌

译专禁赌具，赌博自然平息。这叫做去除弊端的源头，疏通它使其清澈。而我还有进一步的建议：应当仿照清初各省铸造铜钱的制度。江宁铸的钱称为“宁”，浙江铸的钱称为“浙”，山东铸的钱称为“东”，河南铸的钱称为“河”，福建铸的钱称为“福”，云南铸的钱称为“云”，山西、陕西、四川、广东等省，没有不是这样的。而一省的钱只供一省使用，不允许出境。这样不出几年，各省的钱就都充足了。宝源局和宝泉局只铸造京钱，供应京城及附近地区使用。即使运出其他省份，也只能作为观赏之物，视为京师的国宝，不必必须用来流通。就像当年顺治、康熙时期，各省用各省的钱，京城则用京钱，京钱的形制比各省的小，而各省从未依赖使用京城的钱。即便现在京城百姓，还称大钱五十为一百，一百则称为二百，其遗留的风俗依然可以想见。而且这种制度实行后，中间商和店铺的各种弊端都会断绝，连同各省私铸钱币的祸患，也将永远没有了。况且清初私铸钱币的人，到处都有。当时铜的禁令不严格，销毁的多，私铸的也增多。所以那时的钱日益增多，而铜日益减少，给负责办理铜务的官员带来累赘，直到很久都没有平息。如果现在的制度实行，几年之间，各省的钱都充足了，都可以停止铸造。京城的钱不供四方使用，宝源局和宝泉局也可以虚设。国家的经费，节省无穷。钱币铸造后不再销毁，而钱价反而日益低廉；铜器不再出售，而铜的来源可以不问。君主的利权不分散，国家的体制都严谨。历年负责办理铜务的官员，都能卸下重担而没有累赘。民用不受干扰，民心自然安定。凡是多方筹划的办法，都可以不用了。这叫做兴起利益的根本，并坚守它使其稳固。这是当今钱币制度最紧迫的任务。

译关于推行钱法的奏疏 康熙十八年

给事中徐旭龄

如今各省的铸钱炉已经普遍开铸了。臣私下有请求。定例一千文钱。折算为一两银子。民间却折算为七八钱银子。这是第一点。宝泉局铸造的钱。按官价计算则增加利息。按民价计算则亏损成本。这是第二点。民价低廉。低廉则钱无法流通。这是第三点。远近价格不同。价格不同则钱无法通行。这是第四点。不铸造则难以稽查。铸造则无法流通。这是第五点。披甲兵领取钱。使用不够折算成银。这是第六点。外营领取钱。价格没有出路。这是第七点。营兵领取钱。与百姓交易。出入标准互相不同。经常发生纷争。这是第八点。州县领取钱。转嫁给百姓。骚扰更加严重。这是第九点。发放时依照官价。收取时则取足定额。利益归于官吏。困苦重在百姓。这是第十点。停炉后的铜斤。至今没有清理清楚。这是第十一点。凡是物品少则贵。多则贱。过去因为贱而停铸。现在还未贵就开炉。这是第十二点。凡是物品精良则贵。粗糙则贱。如今民价反而低廉。官府的弊端可想而知。这是第十三点。势必导致虚开炉。只收购贱钱。以冒领工料。这是第十四点。价格既然参差不齐。钱又不精良。私铸容易流行。官钱容易停滞。这是第十五点。斗胆请求敕令户部。逐条详细商议。务必使利益归于朝廷。财富藏于民间。祸害杜绝于百姓。弊端革除于官府。或许价格统一、钱价昂贵。可以永远不弊坏了。不然怎么立法呢。

关于开辟铜源节制铜流的奏疏 乾隆九年

晏斯盛

臣认为钱币。是国家的大政。是百姓日常急需的物品。常常苦于钱币短缺。而钱也每日铸造却仍不够用。价格于是日益昂贵。臣曾经筹划此事。没有定局。不敢上报。而我皇上深切忧虑钱荒。不便兵民。湖北北部尤其严重。臣愚以为首先应当扩大铜的来源。尤其应当节制铜的流失。钱才会日益充盈而不枯竭。《禹贡》荆州之地。进贡的只有金三品。那么铜本来就是当地所固有的。只是担心那地方。妨碍庐墓。荒废田地。或者舍本逐末。招来流民聚集匪类。容易聚集难以散去。所以守土官员虽然拥有那地方。不敢轻易谈论开采。然而深山大陵。无关庐墓的气脉。不会导致田亩的荒废。就利用当地的百姓。百十里之内有户。可以稽查其丁壮男子。耕作之外。允许他们去矿厂。足以沾润余利。所获得的铜。也足够供应本地鼓铸。而只不许售卖别用。那么聚集的人不至于过多。倘若矿竭而散去。也不过是百十里内户中相识之人。仍然有家可归。有业可做。不用担心他们喧哗聚集而滋事。查范毓所办理的洋铜。足够供应六年之用。而其间若有缓急之需。那么本地所产。实在更为近便。上年十一月内。郧阳府百姓陈尔言等。呈称竹山县枫树垭的地方。铜线很旺盛可以开采。又房县、郧西县的地方。也产铜矿。都可以开采试验。经臣批准郧阳府。令该县雇佣工匠。确实进行开采试验。并行文安襄郧道督试在案。如果矿旺盛可以开采。就商议建立章程。规范其长远。似乎可以举行。以充裕铜源。虽然如此。以采铜为源。或许有旺盛不旺盛的区别。而让已流失的钱都返回成为铜。那么节制铜的流失。而源头自然充裕而不匮乏。这是更重要的事务。如今宝泉、宝源的钱行用很久了。然而自京师及畿辅近省之外。至于湖广南北稍远的省份。重一钱二分的制钱。已经不多见。只有康熙年间。重八九分至一钱的小钱。通照大制钱行使。中间夹杂着剪边、锤扁、沙板。以及铅锡各种在内。而钱的泛滥到了极点。制钱行将十年。而千百中仅见一二。雍正版钱距今二十余年。康熙大制钱。距今百年。而在千百中保存的。也仅一二。那些见到且保存的。又多剪去其边。锤扁其质。那么人情只以铜为利。而销毁的情形。也大致可见了。为什么不早点禁止呢。有人说。民间目前。只有这些钱。禁止将会全部困窘。而钱恐怕更致大贵。实在不便。不对。因循久了。日铸日销。哪里是尽头。况且禁止有渐进。何至于严重困窘呢。请先行出示。限三月内将沙板、剪边、锤扁、铅钱、古钱一切缴给地方官归局。仍然给予铜价。那康熙年间的小制钱。无关销毁。也平减其价。不得与现行大制钱等同。这样那么钱的流失稍清。而不至于以官钱为弊端渊薮。虽然如此。这还只是急则治标的一个方面。考太公开始设立九府圜法。函方轻重以铢衡量。就是《周礼》地官泉府制度的由来。圜者。是均而通之的意思。轻重以铢。就是均之的作用。又周景王想铸十二铢钱。单穆公认为废除轻钱制作重钱。百姓失去其资财。并且说。百姓患轻钱则制作重钱以行。于是有母权子而行。百姓都得到好处。如果不堪重钱。则多作轻钱。而行用也不废除重钱。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大小都有利。这固然是权时轻重。而均之的遗意。自秦以下。如半两、五铢、四铢、三铢、八铢、五分、赤仄、两柱、榆荚、荇叶、鹅眼、綖环。都是旋行旋改。大约本重则销毁多而患钱币少。本轻则私铸多而患钱币滥。其势必然如此。我朝顺治元年。钱重

译一钱。二年改铸一钱二分。十四年增加至一钱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为销毁钱币的弊端太多。于是改铸为一钱。随后又担心滋生私铸钱币的现象。四十一年又恢复为一钱四分。雍正元年以后。钱币制作精致。成本越来越重。流通时间稍长。担心滋生销毁钱币的现象。改为依照顺治二年的标准。每枚重一钱二分。然而钱币质地仍然较重。销毁仍然有利可图。因此康熙年间的小制钱尚且存在。而年年鼓铸的大制钱。在偏远省份却很少见到。不如将制钱再减轻二分。改照顺治元年的标准。每枚以一钱为准。与康熙年间的小制钱一起流通。那么销毁就没有利可图。钱币就能广泛流通而不匮乏。有人说。现在钱币中加入了锡。不能销毁。无需改作。这说得对。然而臣听说铜匠有一种分金炉。能使各种金属分离提纯。那么加了锡、白铅的钱币。仍然可以熔炼成纯净的铜。因此钱币不如再减轻一些。使销毁无利可图而自然停止。康熙年间的小制钱。至今尚且存在。以前的成效可以看到了。

译广泛铸造钱币

郭起元

圣人创立制度治理天下，后世没有可以改变它的，就是《禹贡》中提到的金、银、铜三种金属作为货币。珍珠玉石不是日常使用的物品，布帛和豆粟质地沉重且难以长途运输，所以只有这三种金属作为常用货币。而黄金产出少、价值高，白银与铸造的钱币相互需要而并行使用，这是事物自然的道理。自从太公设立圜府以来，单穆公说：“百姓嫌钱币轻，就铸造重钱来流通，称为‘母权子’；百姓嫌钱币重，就铸造轻钱来流通，称为‘子权母’。”母子钱币相互权衡，以平衡万物的价值。后来的人凭私意取胜，因时逐利，铸重钱就像吴国的当千钱、蜀国的直百钱、晋国的比轮钱、梁国的两柱钱；铸轻钱就像汉代的榆荚钱、魏国的鹅眼钱、宋代的綖环钱、隋代的皮纸钱。最终导致物价昂贵，百姓生活日益困顿。考察以往的制度，只有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轻重适中。宋代的钱币过于窄薄，元代人贪求财利，搜刮天下的财富，让民间使用纸币。明代沿袭元代的习惯，设立宝钞库，禁用银、钱、布、粟。后来知道这样不方便，命令钱币与纸币兼行。百姓都看重钱币而轻视纸币，虽然多方推行，但纸币制度最终因阻塞不通而停止。嘉靖年间铸造金背钱，每枚重一钱三分；万历年间铸造火漆钱，重一钱二分；旋边钱也重一钱三分，与金背钱一起流通。直到明朝结束，当十钱、当五钱以及铅锡等劣质钱，没有能够长久流通的。总之，流通质地轻而价值高的钱币，是靠威力维持的，本来就没有长久可行的道理。而吝惜工费，贪图盈余，则钱币粗糙恶劣，私铸兴起。这是钱币弊病的大致情况。

本朝立法，公正至善。宝源局、宝泉局两个铸钱机构，不惜工本，铜质精良，方孔圆钱，康熙、雍正、乾隆钱都重一钱四分，可以说是损害上层利益以增益下层百姓到了极点。每八十枚钱兑换一钱白银，法令统一，没有历代频繁变更的弊病。难怪民间乐于生息安居，在钱币流通的日子里欢欣鼓舞。然而愚昧的百姓，常常对制钱稀少而叹息。奸诈的人和狡猾的工匠，私铸铅锡钱，卖给市侩，混杂使用以谋取利益。制钱占七八成，混杂私铸钱二三成，以前人们还会挑选争执，现在竟然自己拿着走了。可见官铸钱币日益减少，百姓共同体谅到它难以多得。对于现在的对策，也只是说广泛铸造罢了。原本铸造不广泛的原因，在于购买铜料而不是开采铜矿。

国家鉴于前代开设矿冶的危害，所有的银铜矿坑，都封闭不开。而民间搜括铜料，往往被胥吏侵吞掠夺，上缴官府的很少。所以从海外购买铜料，路途遥远费用沉重，甚至不能按时供应。我私下认为铜与银不同，银矿利润大容易引发争夺应当封闭，铜矿利润小用途广应当开放。凡是云南、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出产铜的矿场，都应当适时开凿，设置官员招募工人开采冶炼，以资助铸钱。民间的旧铜，让通过捐纳赎罪的人用这个来充抵办理。这样铜料到来的就多，而铸出的钱币必然广泛了。然而还有话说。我在康熙中年见到用钱的人，顺治、康熙钱各占一半，斤两尚轻，每百枚钱兑换一钱白银，物价不昂贵，白银本钱也节省。现在用一两白银，兑换八百枚钱，或者七百多枚，而物价不降低，白银本钱多耗费。我私下怀疑制钱太重，所以私铸容易流行。现在如果在制钱之外，另外铸造轻钱，每枚重一钱，与制钱相辅而行，制钱占六七成，轻钱占三四成，物价可以平稳，白银本钱不耗费，而私铸没有容奸的空间，符合‘子权母’的道理，也是因时制宜的意义。

申铜禁酌鼓铸疏 乾隆十年

陕西巡抚陈宏谋

我私下认为钱币以铜为质地，如果不是被销毁，自然可以长久而不损坏，也应当积累而日益增多。我朝铸钱，已经一百多年了，而钱币不见增多，反而日益减少，那是奸徒销毁钱币，情势已经明显。我皇上念及民用昂贵缺乏，各省逐渐增加铸钱，屡次颁布上谕，查禁销毁，内外臣工，条陈议论防备措施，详尽且周全。而销毁的弊病，终究不能消除。查不产铜的省份很多，官营矿厂和海外进口的铜，官府收购已占大半，流通于民间的，数量不多。而统计各省，每年打造铜器，需要的铜无数。如果不是销毁钱币，从哪里得到铜呢？访闻各省，大概先销毁康熙、雍正年间的净铜旧制钱，获利很厚，所以市场上康熙、雍正旧钱逐渐减少，所流通的，多是新铸的点铜制钱。但点铜钱熔入净铜，也可以制造器具，仍然有利可图，恐怕将来也不免被销毁。就像陕西的钱价，向来每两白银，兑换八百枚以上钱币，近来只兑换七百二三十枚，其昂贵是历来所未有的。想要筹划开铸，则海外铜料未到，即使铜料到了开铸，而销毁不绝，杯水车薪，怎么能有济于事呢？人口日益繁多，民用日益广泛，专门依赖点铜新钱，已经难以流通充足使用。倘若连新钱也销毁，即使各省再增加铸钱炉局，费尽工力，终究抵不上奸徒顷刻间的销毁。国家计策和民生，都有不便之处。不图谋善后，哪里能停止呢？臣对于此事，时常放在心上，不揣冒昧，谬陈两条策略：一是断绝销毁的根源，一是让销毁者无利可图而自行停止。是否有可采纳之处，应当向皇上陈述。第一，黄铜仍应禁止。钱币出自铜，为钱币考虑必须先为铜考虑。考察历代调剂钱法，都有禁止铜器的法令。我

译清朝康熙十二年、十八年，都曾禁止铸造黄铜器具。雍正四年，又再次禁止。计算自从禁止用铜以来，中间各省并没有增设铸钱局，而每两白银已经可以兑换九百文以上的铜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昂贵，这未尝不是禁止用铜的效果。只是因为当时民间所使用的黄铜器皿，都命令上交官府并给予价格，官吏役卒执行时，确实造成了很多纷扰。皇上即位之初，准许朝廷大臣的奏请，仍然放宽铜禁，原本是因为铜斤足以供应铸钱，而开放禁令可以杜绝纷扰，并不是因为民间所用的器皿必须使用黄铜。如今销毁铜钱的现象日益严重，钱法难以调整，顺应时势挽救弊端，似乎应当变通。臣请求仍然仿照康熙年间禁止用铜的方法，不禁止现存的铜器，只禁止以后打造铜器。令行之后，立即取得各铜铺邻居的甘结（保证书），如果有再打造黄铜器皿的，各自依法惩处。凡是民间向来使用的铜器，无论新旧，一概不要求缴官。铜铺已经制造但尚未卖出的铜器，限定三个月期限，听任其售卖。过期不卖的，上交官府并给予价格。三个月以后，还有售卖黄铜器皿的，查拿治罪。铜铺内如果有尚未制成器皿的黄铜，立即命令上交官府并给予价格。各处铜铺开张列市，数目清晰可数，地方官只需就现有的铜铺晓谕并取得甘结，让他们改行，对民间没有任何纷扰，对铺户也没有亏损。往后如果有打造铜器的，即使隐藏踪迹，但名声远近皆知，众人见闻，不难捕获。至于红铜、白铜、响铜器具，仍然允许打造。此外如佛像、袋饰、纽扣之类，都可以用其他种类的铜或锡来制作，一概不允许使用黄铜。这样自然就不会销毁制钱，这是杜绝销毁根源的一条策略。销毁既已断绝，那么新旧制钱就会积累而日益增多，铜斤全部供应铸钱局，又可以源源不断地多铸钱，节省费用、利用资源，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铺户只是不打造黄铜，民间只是不使用黄铜器皿，而天下的士兵和百姓，得到的便利已经很多了。

一、铸钱应当改回铢两制。历代钱币的重量本来就没有一定标准，过重是为了防止销毁，过轻是为了防止私铸，顺应时势挽救弊端，历代做法不同。查《大清会典》，顺治元年开铸，每文重一钱，折合白银一厘，背面铸有“一厘”二字。后来因为旧钱流通停滞，因而改重，从一钱二分，一直到二钱一分五厘。随即因为过重，又改铸为一钱四分。康熙年间，改铸每文足重一钱。随即因为制钱容易搀杂，改铸为一钱四分。新钱一串，折合白银一两；旧钱一串，折合白银七钱。雍正年间，改铸为一钱二分。这是本朝钱币改铸轻重的原委，只在于防止销毁兼防私铸。

译如今销毁钱币的弊端比私自铸造更为严重。官方难以查禁的情况也比私铸更为严重。只有对钱币的重量进行斟酌变通，使销毁者无利可图而自行停止。唐代的开元通宝，历来被认为轻重适中。每十文钱重一两。明朝洪武年间，铸造大中通宝，每文也重一钱。我朝顺治、康熙年间，都曾铸造过重一钱的钱币。可见重一钱历来是适中的重量。现在重一钱二分、一钱四分的钱币，既然难免被销毁，臣请求改照顺治元年及康熙年间的做法，每文铸造重一钱的铜钱，并依照顺治初年的成例，以一文钱抵银一厘，每千文抵银一两。这样一来，钱币轻、耗铜少，销毁便无利可图。节省下来的铜，正好可以多用于铸造。而民间日常使用，都能得到一文钱抵银一厘的便利，极为有益。至于现在通行的康熙制钱，每文重一钱四分；雍正制钱，每文重一钱二分。如果与新铸的小钱同价，那么奸民势必会全部销毁大钱。考察宋代嘉祐年间，曾实行折二钱的法令；明朝洪武年间，则有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等五种面值。我朝顺治年间，有制钱七文抵银一分的成例。不如就现在的新旧制钱，分别酌情规定：重一钱四分的康熙通宝，以若干文抵十文，与新铸重一钱的铜钱相互权衡并行。这样销毁者既无利可图，民间零用也不比从前吃亏。凡持有大钱的人，会争先恐后地拿出使用，与新钱并行流通，钱币供应也可以充裕。这是使销毁者无利可图而自行停止的一策。去年台臣欧堪善曾奏请铸造每文仅重一钱的铜钱，户部议定认为现在应钦遵谕旨，以银为本，以钱为末，将来钱价有望平减，无需改铸，议定结果在案。各省无不传令遵行。无奈小民使用钱币，比使用白银方便，习惯已久，官方法令难以强制。至今钱价日益昂贵，臣因此再次提出此议。以上两条，禁止私采铜料则销毁的源头可以杜绝；改铸轻钱则销毁者无利可图而自行停止。钱法关系重大，臣学识浅薄，不知是否得当，因此冒昧上折密陈。

杜制钱销毁之弊疏

陈廷敬

我私下认为，铜铅虽是微末之物，但铸造成钱币后便成为贵重宝物。愚民为了牟利，法令施行久了弊端便滋生。可贵的是因时制宜，务必做到方便百姓、富裕国家。自古铸钱，有时轻有时重，太平盛世，没有几十年不更改的。先前请求核减耗损的铜料、节省工料等项，已经奉旨会议并批准施行。臣还有请求：如今民间最为不便的，莫过于钱价太贵。定制每千文钱抵银一两，如今则每银一两，仅能换得八九百文钱。其原因在于制钱数量少。国家年年铸钱，按理钱币应日益增多而贬值，如今却日益减少而昂贵，这是因为奸邪之人不法，毁坏钱币取铜，以谋取厚利所致。毁坏制钱，写入律令，其罪极重。然而不能禁止，是因为厚利所在。如今铜价每斤抵银一钱四五分，计算银一两，仅能买铜七斤有余。而毁坏一千文钱，可得铜八斤十二两。即使以今日最贵的钱价，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坏成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且多于买铜所得。何况钱价便宜时，用银一两所换的钱，毁坏后可得铜十余斤呢？铜价既贵，奸人争相毁坏制钱，作为谋利的捷径。铸造的数量有限，销毁的途径无穷，钱币怎能不日益减少而日益昂贵呢？如果不因时变通，其弊端将没有尽头。若想消除毁钱的弊端，求得制钱增多，不如铸造稍轻的钱币。考察康熙十九年，钱价极贵，以致民间困苦，皇上特别谕令每文重一钱。九卿议定认为顺治钱重一钱，因顺治十年旧钱壅滞，改铸新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十七年因钱价贱，又改铸新钱，重一钱四分。先前有废除轻钱改为重钱的，没有舍弃重钱而采用轻钱的。如果钱币轻少则有私铸，因此未曾施行。臣私下认为国家之法，本以便民为宗旨。如果有利于百姓，即使对国家无利也应当施行，何况施行后既利于国家又利于百姓呢？先前改轻为重，是为了便民。如今百姓不便了，自然应当改重为轻。如今若改铸重一钱的铜钱，毁钱取铜既无厚利，那么毁钱的弊端将不禁止而自行断绝。钱币不毁坏而日益增多，则钱价平稳而有利于百姓。总计宝泉、宝源两局，每年各关卡动用税银二十五万三千两，办理解送铜三百八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七斤十一两，内除耗铜三十五万三百零七斤十一两，净铜三百五十四万二千斤。按现行成例鼓铸钱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串，抵银四十万零四千八百两。如今若改铸重一钱的铜钱，仍每串作银一两计算，每年多鼓铸钱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串，抵银十六万一千九百二十两。这就是臣所说的既利于百姓又利于国家的做法。再考察先前户部等衙门议覆钱法侍郎田六善的条奏，令天下产铜铅的地方，听任百姓开采，命令直省督抚在产铜铅处，令道员总理，府佐官

译由地方官分管，州县官专门负责征收二分税，分别记录并据此加官晋级。至今矿藏开采寥寥无几，都是因为地方官征收税款，滋生弊端，以至于徒有收税之名，而无开采之实。此后应当全面停止征税，任由百姓自行开采，那么铜的产量就会日益增多，铜钱的价格也因此能够趋于平稳。

译关于广东鼓铸钱币的议论

夏骃

自汉、唐、宋以来，主管财政收支的部门，都以串钱作为计算单位。银钱并行使用，始于近代。国家掌握财利权柄以控制天下，必须权衡其盈虚状况并加以调控，然后上下才能两利而没有弊病。如今京师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每年铸造的钱币数以万计，各地方每年供应的铜料以百万斤计算。钱币日益增多就逐渐贬值，铜料日益开采就逐渐昂贵。用日益昂贵的铜料，去铸造日益贬值的钱币，这样的利益如何呢？唯独广东一省，使用银两而不使用铜钱。雷州一带，虽然使用铜钱，也都是宋、元、明前代的古钱，而没有当朝制钱。铸造钱币的难点在于开采铜料，而广东濒临大海，外国商船每年到来，所以铸造钱币没有比广东更便利的了。推行钱币的难点在于钱币积压，而广东十个郡一个州，从来不使用铜钱，所以推行钱币没有比广东更便利的了。我认为东粤应当特别开设一个铸钱局，将赣州、韶州两关每年供应的铜斤，并入广东关，充作每年铸造之用，用来供给官吏的俸禄薪水和军饷。三关既然免去了七八千里水路陆路运输铜料的费用，而广东省也每年节省数万国的赋税。民间日常使用，又非常便利。上下两利而没有弊病，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关于制钱的议论

任源祥

钱币制度有两方面：一是铸造，二是流通。铸造钱币的方法，不吝惜铜料，不节省人工，古人已经说过，今人固然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流通钱币的方法，则只说赋税缴纳铜钱。这是古人不用多说而不言的，今人屡次谈论却未能实行的。古代赋税出自田地，称为粮，其折征而缴纳铜钱，所以称为钱粮。钱粮缴纳铜钱，由来已久，有不必见于议论的。自从明末以来，钱粮赋税，全部缴纳银两而不缴纳铜钱，钱币于是只铸造而不流通。所以顺治年间有赋税缴纳铜钱的议论，有银七钱三的命令。这样钱币就可以流通了。而钱币最终没有流通，为什么呢？因为三成铜钱只准留存，不准起运，那么赋税终究不缴纳铜钱。银七钱三，并非没有记载在册籍上，以示必定实行，然而都是纸上空文，没有见到实际缴纳铜钱的。人们顺从喜好而不顺从法令。所以钱币的流通必定从赋税开始，赋税缴纳铜钱必定从起运开始。我私下认为起运的赋税，除了金花银外，可以全部缴纳铜钱。即使不行，或者银三钱七，或者银钱各半，都以起运为比例。起运缴纳铜钱，那么官府不得不接受铜钱；官府接受铜钱，那么百姓自然乐意缴纳铜钱；百姓缴纳铜钱，那么民间铜钱价格自然平稳，而像流水般流通的趋势，就有不可阻挡的了。至于起运缴纳铜钱，自然有多耗费成本的弊病，但到了像流水般不可阻挡的地步，它的利益不是更多吗？天下的本原货物有两种：一是布帛，二是粮食，百姓实际生产它们。天下的权柄货物有一种：一是钱币，君主实际制定它。布帛粮食，不便于往来贸易，所以制定钱币像流水一样，通济天下。钱币这种东西，寒冷时不能穿，饥饿时不能吃，但制定它上面，阳面以大一统的名号，阴面以掌握天下的轻重，所以称为权柄。至于珠玉金银，有的作为玩赏收藏，有的作为服饰器具的装饰，而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现在不以钱币为通宝，而以银两为通宝，难道因为银两更便于携带而远行吗？不知道银两这种东西，百姓不能生产它，君主不能控制它，只是让豪强奸猾得以擅行奸计，贪婪污浊得以谋取私利，利权倒持，不是国家的福气。

明代钱币制度论

顾炎武

没有比明代钱币制度更好的了，没有比明代推行钱币更不好的了。考察历史，景王铸造大钱，周朝钱币发生一次变化。汉朝继承秦朝半两钱，已经变为筴钱，变为四铢钱，变为三铢钱，变为五铢钱，变为赤仄钱，变为三官钱，等到灵帝、献帝时变为四出钱，变为小钱。汉朝钱币总共九次变化。唐朝铸造开元通宝，已经改铸大钱，则有干封泉宝、开元重棱钱。唐朝钱币总共四次变化。宋朝仿照开元通宝旧式，西夏战事兴起，铸造大钱，崇宁年间铸造当十钱，嘉定年间铸造当五钱，又杂用铁钱、交子、会子，而法度更加弊坏。宋朝钱币也三四次变化。每次钱币变化，货物价格飞涨，轻重无常，而百姓受苦。明代从洪武到正德十位皇帝，只铸造四次。以后每位皇帝铸造一次，到万历年间制度更加精密。钱币样式每百枚重十三两，轮廓周正，字文明洁，仿效古人爱不惜铜惜工的意思，而又三百年来没有改变的命令。市场价格有常，钱币不乱，百姓称便。这是钱币制度的好处。然而到了后来，物品日益贵重，钱币日益轻贱，盗铸像云一样兴起，而上层用来衡量万物的权柄，以至于不能使用。为什么呢？古代推行钱币的人，不仅向下颁布，而且向上征收。汉朝法律，人出口税一百二十钱，这是口赋的收入用铜钱。《管子》盐筴篇，万军的国家为钱三千万，这是盐铁的收入用铜钱。商贾的串钱，四千钱一算，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这是关市的收入用铜钱。命令百姓占卖酒租升四钱，这是榷酒的收入用铜钱。隆虑公主，用千万钱，为儿子赎死罪，这是罚款的收入用铜钱。晋朝南渡，凡是田地、住宅、奴婢、马牛的契约，每值一万钱税四百钱，这是契税的收入用铜钱。张方平说房屋正税、茶盐酒醋的赋税，率用钱募役，青苗入息的法度，以敛取天下的铜钱，而上层赏赐俸禄供给，考虑没有不用铜钱的。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流动而不穷尽的，是钱币的道理。明代的钱币则只向下而不向上，伪

译铜钱之所以每日流通，而官铸制钱日益壅滞，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何不仿照前代的制度，凡是州县的储存、支出和发放，一律用铜钱代替，使得天下除了官铸制钱不敢进入官府，从而使铜钱贵重。铜钱贵重，那么君主的权力就重。贾山曾说：“铜钱是无用的器物，却可以换取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果让百姓铸造铜钱，就是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这是不可以长久的。”因此，计算本金和利息的利益是小的，权力归于君主的利益是大的。如果允许民间私铸，那么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就会劣质，官铸制钱也会随之劣质；市场上流通的铜钱贬值，官铸制钱也会随之贬值。这就是君主没有权力，而民间掌握了权力。君主又有什么利益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君主不回收铜钱，铜钱就不贵重。所以我说不如明朝推行铜钱的制度好，这是贾谊所说的“退去七种福气而推行博戏般的祸患”啊。

译以钱为赋 日知录

顾炎武

《周官·太宰》篇说：“用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注解说：“财泉，是古代‘钱’字的古体，指谷物。”又说：“赋，是按人口定额征收钱币。”方回在《古今考》中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荀子说：“加重刀布（钱币）的征收，来掠夺百姓的财物。”而汉代律法中有“口算”税。《孝惠纪》注解说：“汉代律法规定每人出一算，一算是一百二十钱。”这说明以钱币作为赋税自古就有，但并非出自田亩。唐朝初年，租税缴纳谷物，庸役缴纳绢帛，调赋缴纳缯布，从未使用钱币。自从两税法实行后，于是就用钱币作为正规的赋税供应了。孟子有话说：“圣人治理天下，使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百姓哪里有不仁爱的呢？”沿用现在的道路，不改变现在的习俗，即使让余粮堆积在田亩上，斗米只值三钱，百姓也无法完成运输缴纳，妇女儿童不得安宁，百姓的财富终究无法富足，百姓的道德终究无法端正。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赋税不使用谷物而使用白银，舍弃百姓所有而强求百姓所没有的缘故啊。田野中的百姓，不做商人，不做官吏，不做盗贼，白银从哪里来呢？这就是唐宋时期的臣子们，常常感叹“钱荒”危害的原因，而现在又更加严重了。如果不根据土地情况来制定赋税，重视农业来引导百姓，却希望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变得美好，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宋朝时的年度赋税，也只是谷物和丝织品。其收入有固定的物品，而当时所需要的，则变通征收，使其价值轻重相当，这叫做“折变”。景佑初年，下诏规定第九等户免除折变。熙宁年间，张方平上疏说：“近年以来，公私上下都苦于缺乏钱币。又因为青苗法、助役法的缘故，农民都变卖谷物丝织品，缴纳现钱。钱币既然难得，谷物丝织品更加便宜，人情困窘紧迫，这叫做‘钱荒’。”司马光也说：“江淮以南民间缺乏钱币，叫做‘钱荒’。”苏东坡也说：“免役法的危害，在于聚敛百姓财富于朝廷，而下面有‘钱荒’的祸患。”绍熙元年，臣僚说：“古代的赋税出自百姓所有，不强求百姓所没有的。现在缴纳绢帛的，加倍折算成钱币，再加倍折算成白银。白银越贵，钱币越难得，谷物越卖不出去。让百姓贱卖而贵折，那么在大丰收的年份，反而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下诏各州郡，凡是多取多折的，从重处罚。百姓有谷物卖不出去的，命令常平仓就近收购。将来遇到荒年，平价出售，大概对百姓没有伤害，对国家有补益。”朝廷听从了。而真宗时，袁州知州何蒙，请求用黄金折算本州的二税。皇上说：“如果这样，将要完全废弃耕种农业了。”没有允许。这是宋朝的弊端，也与唐朝相同。而折算白银见于史书的，是从南宋南渡之后开始的。解缙在《太平十策》中说：“如今丰收的年份，应当在天下要害之处，每年储备若干粮食。百姓乐于就近缴纳，而国家获得长久之利，这是很好的计策。”我认为天下的税粮，应当全部征收实物。除了漕运到京城仓库的之外，其余的储存在大城市中，而让主管财政的官员，大致效仿刘晏的遗意，衡量每年的丰歉，考察价格的高低，卖出白银解送京城，以资助国家用度。用一年的时间计算可能不足，用十年的时间计算则有余。小民免除借贷的痛苦，官府省去鞭打催促的烦扰，郡国拥有应对凶荒的储备，一举而三善随之而来。

白居易《长庆集》中的策论说：“赋税的根本，是衡量桑田土地来征收租税，计算丁口家庭来征收庸役。租庸只是谷物和丝织品罢了。现在除了谷物丝织品之外，又要求缴纳钱币。钱币，桑田不生长铜，私家不敢铸造，从事农业的人，从哪里得到呢？以至于吏胥追征，官府限期紧迫，百姓就变卖自己所有的东西，以赶上公家的期限。遇到丰收年份就贱卖半价，不足以凑够缗钱；遇到荒年则利息加倍，不足以偿还拖欠的债务。丰年荒年既然这样，从事农业的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因此商人大族，趁时机谋取利益的人，一天天变得富豪；田间劳作的疲敝之人，盼望年成辛勤劳作的人，一天天变得贫困。劳逸差距悬殊，利弊相互诱导，那么农夫的心，都想着放下农具而依靠市场；织妇的手，都想要放下织机而刺绣花纹。以至于田地荒芜，家中空荡如悬磬，人力很少施展，而地利大多被压抑，天时空转，而一年的功绩无法完成。这实在是因为谷物丝织品轻贱而钱币贵重啊。如果买粮很贵，钱币很轻，就伤害商人；如果买粮很贱，钱币很重，就伤害农民。农民受伤害则生计不专一，商人受伤害则财用不足。所以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流通，士农工商四民交互得利，然后上面没有匮乏的用度，下面也富足安定。如今天下的钱币，一天天减少损耗，有的积聚在国库，有的滞留在私家。如果仍然按月按日征收，按年按季缴纳，臣担心谷物丝织品的价格更加便宜，农桑的产业更加受伤害。十年以后，其弊端必定比今天更严重了。现在如果衡量丁口家庭的桑田，计算谷物丝织品作为租庸，以石斗的增减作为等级，以匹数的多少作为等第，只书写估价，并免除税钱，那么因地制宜的利益就会兴起，以物易物的弊端自然革除。弊端革除则致力于根本的人尽力，利益兴起则趋向末业的人回心转意。游手好闲于道路市集的人，可以改业于秋收；依托军籍或释放流民的人，可以返身于春耕。这就是所谓下令如流水之源，系人于苞桑之本啊。”

赠友诗说：“私家没有铸钱的炉子，平地没有铜山。为什么春夏的赋税，年年都要缴纳铜钱。钱币的力量一天天加重，农民的力量一天天耗尽。贱卖粟米和小麦，贱卖丝和麻。年底衣食耗尽，怎么能没有饥寒。我听说国家初建时，有制度垂范不可更改。庸役必须按丁口计算，租税必须按桑田计算。不索取土地所没有的，不强求人所难以做到的。量入为出，上面充足……”

译百姓也就安宁了。

战争兴起时，法律制度便发生了一次变革。

战争平息后，新法却未能恢复旧制。

使得我们从事农耕的人，

只能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

谁能革除这种弊端呢？

等待您掌握有利的权势，

恢复那租庸调的制度，

让国家治理如同贞观年间一样清明。

译李翱的文集中有一篇《疏改税法》。文中说：铜钱是官府铸造的，粮食和布帛是农民生产的。现在却让农民低价卖出粮食和布帛，换取铜钱上缴官府，这难道不是颠倒了次序，去索取他们本没有的东西吗？因此，豪强大族和大商人，都大量囤积铜钱以操纵物价涨跌。所以农民日益贫困，工商业日益兴盛。请求一律不催缴现钱，都缴纳布帛。

广铜斤通钱法疏

鞠珣

我私下查阅史籍，夏商周三代以前，民间交易，是用自己拥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缺乏的东西，不过是豆麦粮食和布帛罢了。到了汉代以来，才开始大量使用铜钱。铜钱本来不能充饥御寒，但它可以衡量天下物价，借以流通，这是君王顺应民情、利用物资的大法。近代以来，才开始听说使用白银，是因为它轻便容易流通。但究其根本，零星分厘的称量使用琐碎麻烦，所以用银终究不如用钱方便。而且银的成色高低，往往多有奸伪，所以得到银尤其不如得到钱实在。况且天下银少而铜多，用银则苦于容易枯竭，而铸钱不难日益增加。所谓将无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天下难道不会日益富裕吗？现在议论鼓铸铜钱的人，认为可以获取利息，就说应当开设；认为铜斤难以获得，就说应当停止。所以刚刚举起又停止，不能长久实行。我认为这是因为铸钱的方法，不够详尽；行钱的法令，未能疏通的缘故。近年来直隶各省多报告灾荒，钱粮多苦于拖欠。朝廷每日赈济、每日免除赋税，而民间却越来越贫穷困苦。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间所拥有的不过是豆麦粮食和布帛，而公家征收的却只有白银。白银在世间，只有这么多。民间每日寻找白银以缴纳国库，有的解送户部，有的输送协饷，远至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每年动辄数十百万，流出而不再流入，积聚而不再散发。而民间却每日搜刮、每月括取，以办理每年的定额赋税。这样白银就越来越少，越少就越贵。白银越贵，民间的豆麦粮食和布帛反而越贱。百姓将抛弃田地而不事生产，民生于是更加困苦。人心不如古时淳朴，奸伪丛生，就是由此而来的。如果不急忙讲求鼓铸通行的方法，将用什么来储备不匮乏的财源呢？我反复思考，敢在皇上面前陈述浅见。铸钱原本不仅仅是为了计算生息。即使从生息的角度来说，每铸钱一千文，大约耗费铜七斤，加上炉座、人工、炭火等费用，不少于三钱。每钱一千文，折合白银一两，大致相当，没有什么利息。只是为世上通盘打算，每铸钱一千文，其购买铜和支付铸造的本银一两仍在民间，又为世上增加了钱一千文。是用一而得二，这本身就是加倍的利息。现在规定铜价，每斤六分三厘，导致各关卡赔本购买而不肯前进。在外则炉座多停止，在内则铜斤多拖欠。直隶各省既然不能普遍鼓铸，而公家反而用现在的关税银两，拖欠给承买铜斤的胥役。铸法如此，有损无益，还说什么钱息呢？我认为各关卡收银买铜，不如兼收铜作为税项那样简便。计算一个关卡定额税银多少，应买铜斤多少，各按分数征收。如果有十分，就征收银七分，征收铜三分，其余都以此类推。大抵收银，则吏胥得以操纵高低；等到买铜，又故意抬高价格，并且以难以辨别为借口，官商都受其累。如果直接征收铜斤，价值仅相当，而民间零星无用的东西都可以当作银两来缴税。铜斤多而获利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再为它严定销毁制钱的罪责。钱是国宝，岂可轻易销毁。近来看到民间，有用钱铸造器皿的，有熔化钱转卖各关卡，以充当铜斤的。因此钱每日铸造而每日减少。民间不仅没有银，也没有钱，应当严定禁令。至于钱每千文定价一两，民间贸易，仅值银七八钱。其不肯通行的，只有官府发给百姓的时候，并没有百姓缴纳给官府的时候。所以百姓视钱日益轻贱而钱日益贬值，得到钱不如得到银方便。虽然银七钱三分，久有定例，但往往阳奉阴违，有一文不征的，有将存俸禄等项，稍微征收些钱的，终究与不征收相同。我认为各省协饷以及解送京师的，转运艰难，仍照旧征收白银外，其余都半银半钱，征收支放，不容毫厘参差。违者依法治罪。大抵专征银则银贵，专征钱则钱贵。如此均平，则上下流通，彼此都没有亏损的忧虑。用银用钱，无往不宜。海内可以坐致丰饶亨通之象，国家可以永无匮乏之忧，确实是富裕国家、富足百姓的至善之计。

疏钱法以济民用疏

浙江总督赵廷臣

从来货币的利益，自古至今，实行最久，只听说担心它少而不足，没听说担心它滞涩而不流通的。如果钱法不通行，只使用白银，不要怪白银日益昂贵。幸好米、盐、丝、布，价值不昂。倘若遇到年成荒歉，穷苦百姓，将用什么东西换米而吃饱，用什么东西换衣而保暖呢？我认为可以辅助白银不足的，没有比鼓铸铜钱更可行的了。虽然国家理财大事，开源有源头，节流有末端，原本不在于区区鼓铸的末节。但如果用百姓拥有的东西，去交换他们缺乏的东西，通缓急而便利日用，除了鼓铸又不能救济百姓的急难。近年来开铸停铸，议论不一，钱率

译钱币无法流通了。钱币的弊端在于铸造不符合标准，就无法流通。所以当今的钱币，质地未曾不坚固完好，边缘轮廓未曾不周全牢固。钱币的另一个弊端在于私铸日益增多，就无法流通。所以当今的钱币，并非有风吹眼（指钱币穿孔边缘不整齐）的瑕疵可以混淆视听，公私钱币不分的情况可以欺骗世人。既然钱币既没有轻重不均的问题，又没有盗铸的现象，然而仍然壅滞不通，其原因在哪里呢？臣认为，是因为钱币在近处流通而在远处不流通，要求下级效仿而没有要求上级率先垂范。现在如果让外省收购铜料开炉铸造，由官员专门督理，完全依照宝泉局、宝源局的铸造规范。稍有不符合标准，或者偏轻，或者偏重，或者偏厚，或者偏薄，或者颜色形状参差错乱，或者钱体有渗漏缺陷，或者方孔不方正，或者外圆不圆润，只要出现其中一种情况，就治铸造官员的罪。然后制定法律推行，凡是在京师能流通的，必定能在外省流通；凡是在江淮能流通的，必定能在浙江、福建流通。取消各省分铸的名义，省名取消后，用天下的钱币，供给天下的使用，怎么会有江淮只流通江淮的钱、浙江只流通浙江的钱、福建只流通福建的钱这种差异呢？由此推论，钱币既然统一流通，天下的穷苦百姓，在城里可以兑换市井的杂货，在乡下可以兑换村镇的粮食布匹。无论是通都大邑还是偏远山乡水曲，无论贫富贵贱，没有不知道钱币是通用宝物的，那么钱法就实行了。如果在这里流通而在那里不流通，在本省流通而在别省不流通，怎么能称之为“通宝”呢？臣所说的从前钱法不能实行，确实是因为在近处实行而在远处没有实行。立法又贵在长久而没有弊端，官府有支出就必定有收入，百姓可以领取就必定可以缴纳。由此推论，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征收钱粮，除了协饷、部饷起解的正项款项，核算清楚，按数额缴纳白银外，其余如存留款项、杂税，按七成白银、三成铜钱的比例征收；如兵饷、俸禄工钱，也按七成白银、三成铜钱的比例发放。在收纳的时候，如果白银超过七成而不足三成的铜钱，仍让百姓补交不足的铜钱，收回多缴纳的白银；在支放的时候，如果铜钱超过三成而不足七成的白银，仍从官库中找给不足的白银，收回多搭发的铜钱。不然的话，散给兵役就用铜钱充作军饷，征收税粮却不接受铜钱，钱法还能实行吗？只有出入均衡，收放统一，百姓都知道铜钱是有用的了。铜钱有用，铜钱就不会贬值了。铜钱不贬值，白银还会独自昂贵吗？臣所说的从前钱法不能实行，确实是上面不实行而下面不效仿。如果实行得当，又何必担心钱币不流通呢？臣身任地方官吏，亲眼目睹市场萧条，街巷荒凉，千户之村，没有百金之家，那么赤金（铜钱）白金（白银）在民间流通的，也已经很少了。现在如果用多余的铜来补充不足的银，铜钱可以救济白银，白银也可以兑换铜钱。有白银的家庭就用白银，没有白银的家庭就用铜钱。白银就是铜钱，铜钱也是白银。所以每年增加万金的铜钱，铸造得越多，增加的白银也就越多。这是储藏财富的方法，补充国家用度而救济百姓贫困，未必不是生财的一个途径。

译疏通钱法状（出自《广西通志》）

元展成

我私下认为，制钱是国家的宝货，有利于流通。查得粤西地处偏远角落，少数民族多而汉族少，所使用的钱币种类繁多，各不相同。除了制钱之外，还同时使用旧铸的京墩钱，以及青铜桂字钱、黄铜古字钱、红铜广字钱、黑铜杂字钱等各种废钱。这种积习沿袭已久，屡次禁止也无法改变。近来奉督抚大人命令，调拨云南省所铸造的制钱，搭配发放粤西全省的军饷，无非是希望制钱能够流行遍布，这方法是非常完善的。只是每制钱一千文，定价为一两白银，等到发给士兵，转而与商人百姓兑换时，则不是一千一二百文，就不能兑换到一两白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杂钱流通使用已久，市井愚民、山村的瑶族壮族，只知道杂钱方便，争相兑换，其价格日益上涨；而制钱尚未流通，其价格日益下跌。现在云南省的制钱源源不断地转运过来，粤西藩库中堆积如山，士兵不免遭受亏损折损的痛苦，搭配发放也有难以推行的忧虑。如果不立即进行变通，恐怕不是筹划国家财政、利于民生的办法。为此合行详细请示，在本年征收火耗羡余时，无论是银还是钱，听任百姓缴纳。此后征收地丁钱粮，大多仍然缴纳银两，如果金额从几分到二钱以内者，准许他们持制钱交纳，其火耗按照银两数额加收。至于征收上来的制钱，是全部解送藩库，还是留在该府州县，就近搭配发放军饷，又要因地制宜，难以拘泥于一格。这样，凡是有钱的人，都以缴纳制钱为便利，无不重视制钱，而杂钱逐渐变成无用的东西。即使是市井奸商，平时贩卖杂钱以谋取利润的，民间既然不兑换，也将自行停止。不必另行严禁，而杂钱必定日渐消散、月月减少。况且将贮存在库中的制钱，发放给士兵，士兵得以交易而散布给百姓，百姓得以完纳赋税，而仍然输送给官府。上下流通，循环不滞，士兵和百姓共同依赖，交易无穷无尽。这不仅可以在一时疏通，似乎也可以推行于永久了。

敬陈泉布源流得失疏

储趾

我私下认为，君王治理天下的财物，用来满足国家用度而便利民生的，没有比平抑钱价更紧迫的了。如果在上的流布不广，在下的蓄积不通，那么钱价终究无法平抑。查得定例，每钱文一千，价值白银一两，高低有限，这是法令的规定。钱价过低则亏空官府，过高则损害百姓。如今皇上放宽黄铜的禁令，听任开采洋铜，开设云南省的铸炉，运送到京师，用来筹划钱的源流，已经做到极点了。然而钱价依然浮高沉重，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一在于新铸造的钱，流布不广；二在于外省富户，储藏钱的人众多。过去宝泉局铸炉一百座，宝源局铸炉五十座，以天下之广阔，仰赖于一百五十座铸炉的钱，理应不足，所以才远途依赖云南省的鼓铸。然而万里远途运输，正当舟车交换之时，往往运到岸上，逐匣开箱查验完毕，仍然重新装载，以至于耽误时日，多费价钱。而部里发放给百姓兑换时，钱价不能稍微降低，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况且滇钱总运到京城，等待开兑通行，流布各省，近的需一年多，远的需两三年，山隅海角的地方，才开始广泛流通，新钱恐怕属于迟滞。现在如果在湖广、江西、江南等省，预设留钱开兑的局所，兼作搭配发放军饷、代替米粮赈济荒灾之用，比起从京城再行运往各省，稍微迅速一些。这样则流布应当更广，钱价应当更平。至于陕西、宁夏等处，钱价比京师稍贱，是由于前些年军饷充斥所致，自然可以不烦筹划。至于民间富户储藏钱的弊端，更甚于销毁钱。因为富户收入多支出少，容易积累盈余，又因为钱文沉重难以移动，可以防备盗窃，认为在太平之时，储藏金珠不如储藏银，储藏银又不如储藏钱。因此每年计算所收入的租税，兑换成钱；每月计算所收入的典当利息，兑换成钱。支出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多的达到五六分而已。况且钱价越贵，则富户越储藏；富户越储藏，则钱价越贵。钱就是泉水，流通则多，藏匿则少，这是势所必然的。唐元和十二年，凡官民私藏现钱，不得超过五千贯，犯者论罪，可见历代原本就有此弊端。请求此后务必命令蓄积多的人，或者用钱缴纳粮食赋税，或者多开设钱铺。倘若执迷不悟，则酌情议罪。这样富民畏惧法律的心，甚于保全财富的心，而钱就可以流通不滞了。

黔省钱法疏（雍正六年）

贵州提督杨天纵

我私下认为，制钱是国家的通宝，各省都使用，只有贵州一隅，未能通行。臣仔细察究其情，并非百姓不使用，实在是由于地方官员不愿意推行。每年应收的正杂钱粮，每两名义上加火耗二钱，其实竟然有加到四五钱不等的。而且布政司衙门，每兑换收取银一百两，加轻平银五两，如果收钱则没有羡余，所以不收纳。从前云南省曾发放制钱试用，在民间随手交易，比起使用银两，毫厘不折损，谁不称赞便利？只是因为粮赋这一项，官府不收钱，民间因此置办而不用。臣想使制钱流通，必须先筹划行使制钱的方法。臣查得贵州省地丁等银，以及税课，每年总共约计，不过十数万两。

译都在本省开支消耗。不同于其他省份钱粮繁重众多的情况。臣恭敬地恳请皇上裁决。命令总督、巡抚两位大臣。严令贵州各府、州、县。凡是百姓应当缴纳的钱粮。一两以下的都收取制钱。一两以上的或者银钱一起收取。听任百姓自行选择。再者，各税口也允许银钱一起缴纳。不得刁难阻挠。地方官所征收的银钱。除了银子仍然解送到布政司统一收纳并储存入库。至于征收的铜钱无需解交。以节省运费。就像臣所统领的军队军饷。每季需要白银一万两。可以用铜钱两千串搭配发放。而各镇、标、协、营的军饷也按照这种方式支给。至于一切驿站费用以及各项俸禄、工钱。都用铜钱支付。这样贵州的铜钱流通顺畅。而贵州的铸币事业自然就不会停滞不前了。

译《日知录·钱法之变》

顾炎武

《洪武实录》记载：辛丑年二月，在应天府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的钱币同时流通使用。到了嘉靖年间所铸的钱，最为精细工整。隆庆、万历年间，增加了半铢的重量，而前代的钱币，依然通行没有被废除。我小时候看到市面上的钱币，大多是南宋年号的。后来到了北方，看到多是汴宋年号的。真书、行书、草书字体都具备。偶尔有一两枚唐代的钱币。自从天启、崇祯年间广泛设立钱局，搜括古钱币来充当废铜，于是市井百姓都摒弃古钱币不再使用。崇祯初年，皇上在平台召见给事中黄承昊，他的奏疏中有“销毁古钱币不再使用”的话。阁臣刘鸿训上奏说：“如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使用古钱币，如果突然废除，对百姓不便。”这是书生的见解。皇上说：“你说得对。”然而新铸的钱，越多越劣质。刚铸造出来就马上被销毁。宝源、宝泉两个钱局，只是奸商的藏身之所。所以我曾经论述自古以来的钱法，共有两次大的变革：隋朝时全部销毁古钱币，是一次大变革；天启以来，是另一次大变革。过去钱法的弊端，以至于出现鹅眼钱、綖环钱之类的劣质钱，每个朝代都有。然而历代的钱币尚且留存，十天之内就可以澄清淘汰。现在旧钱已经耗尽，即使让良工重新铸造，而海内地域广阔，一时难以做到。想要统一市场物价并充裕百姓财富，难道一定要采用隋文帝开皇年间的方法吗？

自从汉代五铢钱以来，成为历代通行的货币。《金史》称之为自古流行的宝物，没有废除古钱而专用今钱的，只有王莽实行过一次罢了。考察史书，魏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请求下达各州方镇，太和年间及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内外完好无损的古钱，不论大小，都允许流通使用。梁敬帝太平元年，下诏混合使用古今钱币。《宋史》说，自从五代以来，沿袭使用唐代的旧钱。至于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绝新钱，专门使用古钱。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将宋代大观钱一枚当五枚使用。过去重视古钱就是这样。近年来听从炉头（铸钱工匠）的说法，官吏和工匠，没有不从中获取衣食利益的。于是古钱被销毁殆尽，新钱更加杂乱。地既喜爱宝物，火常克制金属，于是有了缺乏铜料的祸患。如果不是像隋文帝那样另外铸造五铢钱，全部改变天下的钱币，古代的制度是不可能恢复的了。钱币是历代通行的货币，虽然改朝换代也不能改变古制。后来的君主，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在钱文上铸上年号，于是改朝换代的君主，就把前朝的钱视为胜国之物而销毁。这是从钱文上有年号开始的。我曾经考察史书，年号的兴起，都是从末世开始的。宋孝武帝孝建初年铸造四铢钱，钱文写着“孝建”，一边写着“四铢”。后来销去“四铢”二字，专门铸“孝建”。废帝景和二年铸造二铢钱，钱文写着“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铸钱文写着“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改铸“永安五铢”。这不是永世流通的方法，而高道穆却认为论今据古，应该载上年号，多么愚蠢啊。近日河南、陕西，各自发行钱币，不能互相流通。这既不是与民同利的方法，而市肆中的狡猾之人，趁机欺骗愚昧的人，困窘行旅之人。《盐铁论》说：“货币制度多次变更，百姓就会更加伪造。”这话真是明亮透彻啊。

《用古钱议》

徐干学

康熙二十五年，福建总督巡抚上题请整顿钱政，因为所辖州县多使用古钱，询问是否应该禁止遏制，还是听从百姓方便。户部议定一概古钱，全部销毁，违者以违背圣旨论处。皇上对此有疑虑，询问内阁各位大臣。臣徐干学认为，自古以来都是古今钱币混合流通使用，以顺应百姓的便利。如果设立严厉禁令，恐怕会增加烦扰。因此简要考察前代已经实行的事情，进呈御览，请皇上裁择。臣查《梁书》敬帝太平元年，下诏混合使用古今钱币；《宋书》明帝泰始二年，断绝新钱，专门使用古钱；《魏书》孝明帝熙平初年，任城王澄上言：“我私下寻究太和钱，是孝文帝用心创制的，后来与五铢钱并行，这是不可更改的法则。君子行礼，不要求改变风俗，根据适宜的情况，顺应而加以利用。太和五铢，虽然在京城市场有利，但不进入徐扬地区的市场。土产货物既然不同，买卖交易也不同。在荆郢地区方便的，在兖豫地区就受阻。致使贫民有沉重的困苦，王道留下教化隔阂的诉讼。我认为现在的太和钱，与新铸的五铢钱，以及各古钱，地方风俗所方便使用的，虽然有大小差异，都应该通行。贵贱的差别，自然依照当地价格。这样货物环绕海内，公私没有阻滞。”《金史》世宗大定十九年，将宋代大观钱一枚当五枚使用；《明太祖实录》记载，辛丑年，在应天府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与历代钱币混合流通使用；成化元年，下诏通晓钱法，商税课程，钱钞各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不拘新旧，年代远近，全部验收以便民用；《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五年，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人说：“本朝所用的钱币有两种：一是制钱，即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二是旧钱，即历代所铸，如开元、太平、化祥符等钱。一百六十年来，两种钱币并用，百姓都感到便利。”崇祯元年，皇上在平台召见给事中黄承昊，奏疏内有“销毁古钱不再使用”的话，阁臣刘鸿训上奏：“如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使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对百姓不便。这是书生的……”

译皇上说：“爱卿所言甚是。”据臣所了解，情况确实如此。大抵钱币是历代通行的货币，《金志》称之为自古流传的宝物。自从汉代五铢钱以来，没有废除古钱而专用新钱的先例。只有王莽曾实行过一次，而隋朝时彻底销毁古钱，也是一次巨大的变革。自明天启年间以来，广泛设立铸钱局，官吏和工匠无一不从中获取衣食，将古钱全部收缴用来充当废铜。古钱被销毁殆尽，新钱却愈发杂乱，这又是一次巨大的变革。过去钱法弊端，以至于出现鹅眼钱、綖环钱之类的劣币，每个朝代都有。然而历代的古钱尚存，只需十天半月，便可澄清淘汰。如今旧钱已经耗尽，即使让良匠重新铸造，但天下如此广阔，一时难以办到。想要统一市场物价并充裕民间财富，就显得稍难了。所以自古除了秦、隋两代之外，即使改朝换代，古钱仍然照常流通，钱币也不会壅滞。何况福建地处岭外，背靠高山，毗邻大海，不同于内地，顺应民众便利，兼用古钱，似乎最为方便。臣冒死谨此议奏。

译关于铜钞的议论

邱嘉穗

钱法之所以壅滞而不能推行，不是担心它过于简单而失之过重，就是担心它过于繁杂而失之过轻。关键在于权衡确立母子相权的制度，用简略来统摄繁杂，用繁杂来分疏简略，使轻重兼行，互相流通罢了。单穆公的话说得好：“百姓苦于钱币过轻，就铸造重币来推行，于是有了母权子行的制度；如果百姓不能承受重币，就多铸造轻币来推行，也不废弃重币，于是有了子权母行的制度。”这是铸造钱币的根本意图，也是推行钱币的善道。

当今天下的钱币，大致以汉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为标准，没有前代钱币极轻极重的问题了。然而仍然担心钱币的趋势日益趋向于轻，不足以作为重币使用，这是因为一文钱仅相当于一厘的用途，繁杂而没有简略，分散而没有统摄，母子相权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缘故。

我私下看到，自从汉武帝命令诸侯王制作白鹿皮作为币材，后人便用楮纸替代，到宋、元、明三朝，才开始有所谓的交子、会子、宝钞之法，从一贯到百千贯，用来代替现钱使用。探究它们的制度，不过是取一尺见方的纸，在上面印上文字，就可以交换数十上百钱的东西。其费用比铸钱节省十倍，而利用无穷，甚至超过铸钱。只是楮纸作为币材，使用劳累且容易毁坏；纸张这种物品，质地薄而难以保全。而且上面刻有固定格式，专门依靠那小小的印文作为查验依据。即使制造者极其精工细致，但沾染污损不久，就已经断裂腐烂，无法再辨认。上级官员起初不得已，屡次回收重新制造，而在新旧交替出入之间，往往多有欺诈伪制和强制勒索，无法禁止。

比如前明推行宝钞法，每一贯准折钱一千、银一两，还没到中期，就已经逐渐贬值减少。后来一贯的宝钞，不足以抵偿一二文或一二厘的用途，最终因为字迹模糊、粗劣不堪而废止。耗费了期待数百年的永久利益，却始终不能坚守，没有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的。

《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又说：“神妙而明达，在于人。”我私下认为，钞法废止已经很久了。如果想要它神妙变通，作为长久之计，固然不必沿袭楮币的名称，也不应当使用虚薄易烂的纸张。不如选取精好的白铜，销铸成钞，像现在的钱式但稍加重大，镂刻文字，正面写“康熙宝钞”，背面写“准五”、“准十”之类，直到“准百”为止。而中间的方孔，则用圆形来区别，取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行铸造，定为统一的轻重标准，纤毫不容增减，以杜绝伪造的弊端。

用这种钞混杂在散钱中流通，有钞作为母来统摄钱的繁杂，有钱作为子来分疏钞的简略。使虚实相生，奇偶相制，轻重错综，可分可合，最终不会混乱。既不至于像前明宝钞那样容易腐烂的制度，又可以收到宋元交子、会子的效用。这也差不多符合古人制作轻币重币的本意，足以挽救钱法的衰败吧？

有人怀疑三国时孙权铸造当千钱，徒有空名，吴人以此为患。这不对。钱币如果当千，那么价值太贵而容易过多，它不能推行本来就是应当的。现在建立钞法，只从当五、当十直到当百为止，与散钱相差并不悬殊，有什么难以推行的呢？昔日周景王铸造大钱，以鼓励农耕，救济不足，百姓蒙受利益。直到刘备平定蜀地，铸造直百钱，还能以此救济一时的急难。而湖南马殷推行有方术，即使是境内的铁钱也可以使用。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来推行罢了，这与制度有什么关系呢？

又曾考察钞法的起源，原本是为了钱币的便利。自从唐宪宗时，命令商人到京师，委托钱财发给券票，以便轻装前往四方，凭券取钱，号称“飞钱”。宋太祖设置便钱务，也允许商人递交文书将钱投入左藏库，用各州的钱支付给他们，已经都有这个意思。到张咏镇守蜀地，担心蜀地人使用铁钱太重，不便贸易，于是设立质剂之法，一交一〇，以三年为界限，更换一次。后来便设置益州交子务，又改为钱引务，有关会等各种名称。起初是拿着券票来取钱，最终就直接用券票作为钱。而沈该又有称提的说法，遇到交子贬值时，官府自行拿出百万钱购买，以加重其权位。这些都是前人已经实行并见效的。假使钞法建立后，依次恢复旧制，对于钱法的推行有什么困难呢？

论铜钞序

李呈祥

山泽中的隐士，以野菜为食，终身空着口袋，求得一钱都不可得，哪有空闲顾及钞法呢？铜可以铸成钱，也可以铸成钞。钱既然像泉水一样流通，钞也像在地上行走一样通行。而认为困难的人说：“铜钞是创举。”那些用庄山之金铸造币材的，难道不是创举吗？用楮纸做钱，用工墨十五文，而公私都感到便利，难道不是创举吗？米绢被称为二实，银钱被称为二虚，实可以创虚，虚不可以创实吗？即使说铜钞是创举，银七钱三，现行的事例，也可以说是创举吗？

现在假使在军中的元老，有宏大的谋略，合计兵食的大数，暂时请求将饷银作为炉座工本，钱逐渐充足，那么银就可以逐渐减少。招纳归附的民众，开垦闲置荒芜的田地，利用当地适宜的物产，产生自然的利益。粮食既然不缺乏，那么钱就更加不枯竭。而在道路上络绎不绝的协饷，不可以全部停止吗？州邑的长官，遵循良法，爱护百姓，驻防的士兵……

译供给粮饷。各项储备。都以每两银七钱三分的比价。按照数额进行收支。对于那些执行不力、稽查不严的人。一律按照火耗私派的条例来惩处。银价不高昂。那么铜钱的价值就不会低落。费用没有不节省的。那么用度没有不充足的。丰收时不苦于粮食便宜。灾荒时又何须担心买粮昂贵。果真如此。不就没有改制的名义。却有利民济世的实效吗。让天下人看待银子如同看待铜钱。看待铜钱如同看待豆粟。看待豆粟如同看待水火。那么安定宁静的风俗不就已经形成。仁爱谦让的教化不就已经兴起吗。淄川唐济武先生。在乡野间做学问。长达三十年。他的学问无所不涉猎。尤其精通诗古文。而对铜钞的议论更是多次表达心意。我学识浅陋。不足以阐发他的学说。只是私下推论引证如上所述。至于他的诗古文各种体裁。被有见识的人争相赞赏。又何必在意我这些愚昧的言论呢。囊中索求铜钱。瓶中看见粮食。本来打算与山林沼泽之人共享。不敢用来告知当世的君子。

译行钱议

高珩

有人问：“军饷不足怎么办？”回答说：“舍弃白银而推行铜钱，军饷就充足了。”又问：“白银是用来交换粮食的，为什么要舍弃它？”回答说：“如今国家没有白银，天下也没有白银。而今年每六斗粮食，换不到一钱白银。相比之下，因拷打鞭笞而死的人不计其数，终究也换不到白银。土地只产出粮食，原本就不能生出白银。”又问：“如今钱法正苦于壅塞滞涩，怎么能推行呢？”回答说：“铸造当十、当百的大钱，就可以轻便携带而通行远方，与白银相同了。”又问：“军民不肯流通怎么办？”回答说：“征收粮饷、盐税、关税必须用铜钱；民间交易田产房屋，价值十两以下的必须用铜钱。这样就没有推行的可能性了。君主的权力，能变化万物。可以顷刻间改变人的贵贱，难道不能顷刻间改变物的贵贱吗？只应当勇敢地推行，诚信地坚守罢了。”又问：“钱即使铸造出来了，百姓能有白银来交换它吗？”回答说：“军前的粮食极其昂贵，而民间的粮食极其便宜。就用铜钱收购江北的粮食，而在各地铸造铜钱，军饷就有余了。即使高价收购民间的粮食，百姓可以缴纳粮赋而没有遭受拷打的忧虑，这是安定百姓、造福百姓的紧急策略。况且考察古代，刘备得到西川，府库被军士抢劫一空，刘巴建议铸造大钱，全部收回被抢走的财物，于是成都变得富裕。又宋朝严禁使用白银，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在《文献通考》中。即使铜不足，用铁代替，不也胜过纸钞吗？如今谈论废除白银，人们必定大笑认为这是疯狂。试问唐尧虞舜时期缴纳总布、缴纳秷草，夏商周三代缴纳布缕粟米，唐朝的租庸调，曾经有用白银的吗？自从宋朝以来，妖孽凭借权势，酷吏贪官，埋藏馈赠，没有比白银更方便的了，所以难以挽回罢了。如果能够流通黄金、放逐白银，销毁珍珠、惩罚玉石，不担心太平盛世不会立刻出现。只是家中藏有巨万财富的人，痛恨并千方百计阻挠罢了。查考山东，明朝末年每铜钱一百文，买白银一钱；康熙二年，涨到三百文；如今竟有六百多文，还苦于没有白银可买。这是国家未曾增加赋税，而百姓一年，如同缴纳了四五年的粮赋了。如今各县有储存几百石粮食的，抛弃它带着家人逃跑的，到处都有报告。明年恐怕将更加严重。逃跑的人越多，土地越荒芜，而赋税越拖欠。怎么能不早点为之补救呢？补救的方法是什么？回答说：“本省存有的可以封存的制钱，本省的军饷可以使用实物（粮食）。这不仅可以让国家赋税立刻办到，而且百姓节省火耗的费用，士兵节省被克扣的费用。况且士兵未曾立刻衣食白银铜钱，仍将买卖使用它，那么节省买卖的费用。这对于国家、百姓、士兵都非常便利。只有官吏收取火耗，缴纳贿赂，装入私囊，输送礼物的，不认为便利，于是说不可行罢了。”有人说：“纸钞法也可以救急。如果大粮商税，不用纸钞就不收，那么纸钞法立刻推行了。有人误以为这只利民而不利于国，不对。赋税的收入，都是用于军饷官俸罢了。如果上面掌握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哪里用得着白银呢？《禹贡》缴纳秸草、缴纳秷草，唐法作为调、作为租，元明开国之初，都用宝钞济用，不专门重视金银。至于军饷应当以屯田为上策，而现今陕西靖边等地，士兵都半支谷麦。变通尽利，在于持筹者了。”

请停鼓铸事宜疏 康熙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认为鼓铸的设置，原本是为了流通国宝，不计算多铸与少铸。如果多铸就期望产生利息了。凡是事物先计算其成本，后计算其利息。铜是成本，其铸造出的新钱，所值的白银是利息。既然说产生利息，那么必须核实铜的实际价格，以确定铸造成本，而部颁定的铜价，不可以依据了。又必须核实钱的实际价值，以确定铸造利息，而部算定的价值，不可以固执了。臣查近日钱之所以有利息，是因为所收的铜，定为每斤六分五厘的价格，而所放的钱，定为每千文作白银一两的价值，所以计算有利息罢了。如今各省开铸太多，那么与过去大不相同了。为什么呢？开铸之初，废钱壅积，全部化为铜。又铸局少则用铜少，铜不踊贵，所以部颁定的价格，每斤六分五厘就足够了。如今各省开铸，那么各省采铜，铜的价格每斤竟有贵至一钱，至一钱三四分的了。各关采铜解送部里的，都因为铜少而贵，逾期很久不到。倘若此后铜价日贵，而部中仍然以一定的价格销算，如广东省铸造出新钱，七十二万一千文，值白银七百二十一两，遵照部例销算，只应开销铸造成本白银五百九十三两，还获得利息白银一百二十八两。如果按照地方时值工本计算，实际超过铸造成本白银一千四十三两，除照部例销算外，局官实际包赔铸造成本白银四百五十两。这种暂时还属于官吏包赔，久了不强派于商人，必强派于百姓了。这是核实其实际是加派，而名之为生息，可以吗？钱的时值，如米盐的时值，因地之宜，从民之便，不可以法令强定。如今京城钱值，大约每千文，不过值白银八钱。如果各省开局，铸钱愈多，那么钱值愈贱。于是给旗下之穷丁，边腹之戍卒，驿递之马料役食，仍然以一两的定价发放，而加上远道搬运的脚费，见在如

译兴延各营已有具呈泣诉控诉的人，情愿减少饷银，不愿领取铜钱。这核实其实际乃是裁减，却名义上称为生息，难道可以吗？所以论其名义，铜虽然日益昂贵，钱虽然日益贬值，但户部核算账目，铜有固定的价格，钱有固定的价值，那么每年就有固定的利息，各省铸造铜钱，应当停止的不必急于商议停止。但如果核实其实际，铸钱局日益增多，铜因日益减少而日益昂贵，钱因日益增多而日益贬值，不赶紧斟酌商议停止，不仅没有利息，反而耗费了铸造的成本。各总督巡抚上疏请求停止铸造，其中对士兵百姓不便的地方，都已经详细陈述，无需臣再赘述。而臣核实仔细计算，更担忧其对国家财政有不便之处，这就是原因。臣近年来看到户部疏通钱法，将存留的钱粮，一律收钱放钱，用心非常周密，立法非常完善，按理说钱法应当大行其道。然而各省总督巡抚，有的以铜价昂贵为困难，有的说新旧铸造的钱已经足够支应发放，上疏请求停止铸造。臣起初非常怀疑，后来仔细思考其中的缘故，才知道钱这种东西，少则流通，多则壅滞。为什么呢？一是储存它的人少。官府仓库和富户人家，早晨收取晚上发放，银子可以藏匿累代，钱却散落在眼前，这是其一。二是运输它的人少。质地沉重价值微薄，运输艰难费用高昂，银子可以流通万里，钱只能流通百里，这是其二。三是使用它的人少。购置产业从事经商，大多地方不用，买斤盐斗米，用处也不大，这是其三。有这三个“少”的缘故，那么这种东西就不可以过多，过多必然壅滞，这是自然的趋势，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勉强，也不是法令所能疏通的。臣因此又考证明代铸造铜钱的事情，洪武、嘉靖、万历年间，都多次命令各省开铸，随即因为钱法壅滞，开铸所得抵偿不了所费，屡次停止。起初都认为是便利国家便利百姓的良策，最终因为不便而停止，这难道不是往事已经验证的吗？臣又查考铸造一事，各省情形也不同。如浙江省特别请求开铸，密、蓟等镇开铸称为便利，现任巡抚金世德已经题报在案。其余未报到地方的，自然可以陆续斟酌商议。至于请求停止铸造的，各省该省巡抚，有屡次上疏反复陈述的，有经年等待命令的。穷边地区的兵饷，急如星火，有的距离铸钱局遥远，有的山路崎岖，领取铜钱搬运，尤其辛苦劳累。早一天定下议决，就早一天节省劳费，也就早一天沾沐皇恩。恳请特别降下纶音，户部迅速商议，应当停止的停止，应当减少的减少，其余愿意开铸的地方，仍然实行开铸，各自顺从百姓的便利，这样国家财政和士兵百姓，都有利益了。

译关于筹办铜务事宜。查宝苏局鼓铸钱币，向来以洋铜和滇铜对半搭配铸造。而所采购的滇铜，必须往返三年，才能运到。现在局中存有的滇铜，计算到本年第十七卯，已经配用完毕，没有剩余。乾隆三十一年，赴云南采购铜六十万斤，接到云南巡抚的咨文，说已经办得金钗厂铜三十万斤，于上年十一月起程在途中。经布政使与我商议，依照三年一次委派官员的惯例，详细请示动用款项赴滇采购。而我未将滇省所产铜斤现在未能宽裕、不足以接济的情况预先筹划考虑，就贸然上奏，确实有不妥当之处。现在我遵旨将苏局铸钱一事，检查历年卷宗档案，并与藩司、臬司两司悉心筹划斟酌。查江浙两省，办理铜务的商船，乾隆二十九年以前，本来有十五只。后来在乾隆二十九年、三十一年等年，因为官商范清济有应交官项，先后裁减商船四只，添拨给范清济名下办理运输。该额商等，还有船八只，每只配铜十万斤，共有铜八十万斤，以六成分给官府，四成听任其自行售卖。其中苏浙两局，应各收买二十万斤，江西应抽买八万斤。后来据额商李豫来等称，因为日本铜矿深处厂矿匮乏，年产逐年减少，日本人在定额十万斤内，每船减发铜一万二千斤。该商等因为船大载轻，渡海堪忧，自行减去两只船，每年仅有铜六十万斤。如果按照六分交官、四分民卖的惯例，苏浙两局，应各减买商铜五万斤。其不足之数，请在范清济添拨的船内，一体按四六比例抽买。经前任巡抚咨报户部未获批准。现在商船虽然只有六只，但应交苏浙及江西三省额铜，仍照八船的额数办理交付，历年尚无拖欠。这是江省现在办理铜务的情形。我随即与藩司、臬司两司，先从江苏一省长远计算。本年六月，钦奉谕旨，折中定价，收买小钱。初办之时，不知将来收数多少，所以将收买的小钱，改铸为制钱，即抵作收买价值。截止至九月初十日，收有八十余万斤。又因为支发收买钱价，一时鼓铸不及，经我具折奏明，请求即将应发给洋商的铜本银两发给各属，令其自行兑换钱币，作为收买钱的本钱。我再次通令各属，实力奉行，并与司道，用心稽查，随时督催。陆续据各属报到每日收铜斤数，有增无减。计算自九月至本月初，又收有一百六十万斤，连同前次共有二百四十余万斤。其中除去先前已经改铸过小钱二十余万斤，业已支发买钱价值外，现在未经改铸的小钱废铜尚有二百余万斤。查宝苏局每年额用铜、铅、点锡，共需九十二万一千六百斤。现在既有废钱二百余万斤，虽然系前经奏明抵作收买价值，而现在滇铜不能宽裕，似应即以此抵补额用铜铅之数，以资接济。只是废钱铜质低薄，如果用来配铸，是否不至于折耗过多？其配铸成本，与专办洋铜，以及兼办滇铜的价费，是否相符？有无节省？随即饬令藩司、臬司两司，亲赴苏局，监同试铸。现在据回复称，苏局鼓铸，本年第十六卯以前，系兼用洋铜、滇铜配铸，计算铜铅锡一百斤，该成本十两四钱二分。如果此后专用洋铜鼓铸，计算铜铅锡一百斤，该成本十两九钱七分，未免过于耗费。现在小钱每一百斤，买价九千五百文，以现在钱文市价核计，该成本银九两七钱九分零。只是小钱质地粗糙性脆，如果专用来鼓铸，多有毛边、缺口、脆裂、黑黯。现在以正卯铜铅点锡，均匀搭配，再每百斤加配黑铅二斤八两试铸，即与铸出的卯钱一律光润。又铜铅锡入炉熔化，每百斤例准折耗九斤，废钱质薄渣多，较之正卯铜铅，约须加耗一斤余。计算每百斤，应少铸钱一百四五十文。但加配黑铅二斤八两，除去火工铅价，仍有余钱一百五十余文，足以抵补。统计每用废钱一百万斤，较之专用洋铜鼓铸，可以节省盈余钱一万一千余串，实于鼓铸经费大有裨益等情。

我查以小钱试铸，既然据该司等细心核计，较之专用洋铜，以及兼办滇铜，都有节省，那么现在不足配铸的铜斤，自然可以暂缓另办。只是小钱终究不是长有之物，日后需用铜斤，仍应预先筹划。随即又将苏局需用，以及额办铜斤，通盘核计。查苏局每年应铸二十八卯，额需铜四十六万八百斤。额商李豫来等，每年应交苏局二十万斤。官商范清济应交苏局五万五千六百斤。计算不足铜二十万四千八百余斤。现在有废钱二百二十余万斤，其中铜铅各半，可抵铜一百一十万斤。

译又有三十一年委派委员采购。已经起运在途的滇铜三十万斤。总计共有铜一百四十万斤。用这些铜来抵补不足。每年酌情使用二十多万斤的数量。也足以供给七年之用。现在民间尚未完全回收小钱。仍在源源不断地收购。臣又准许其延长期限三个月。而上江一省。所收购的废钱。事情结束后。也应该解送交给苏州局。将来废钱的收购数量。自然必定会更多增加。臣就江苏一省目前的情况而言。不仅滇铜可以停止办理。即使增加办理洋铜。也可以缓待数年之后再行筹划商议。只是江苏的洋铜。可以暂缓增加办理。而浙江、江西如果有应当增加办理洋铜的情况。那么除了苏商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购买。臣已一方面转告藩司、臬司两司。督同府县。召集各洋商。咨询明确。将能否增加办理洋铜多少。切实议定。一旦详细报告送到。臣再仔细核查并咨询各巡抚大臣。妥善商定。另行据实上奏。一方面将江苏省目前通过收购小钱废铜。配铸接济的措施。发文会商浙江、江西各巡抚大臣。是否仿照办理。听任各巡抚大臣自行斟酌办理。再查收购小钱。既然用来抵作正卯铜铅充用。其收购小钱的价值。臣现命令在司库应发的铜铅价本正项银内动用。并将节省的经费。在逐年鼓铸案件中据实报销。

译平钱价疏 乾隆二年

给事中田懋

臣私下看见京城铜钱价格飞涨，有损上天恩泽。臣日夜思考，计策只有将户部、工部剩余的钱文，发出变卖，那么钱的来源既广，其价格必定平稳。然而反复思量，却不敢立即陈述的原因，确实是因为有一利即有一弊，无法找到卖钱的好方法。如今看见户部会同提督衙门，上奏称工部现有余钱八万串，请求在京师内外，开设官钱局十处，令各部派员管理。再从京城内外的当铺，赎回当押的钱文，令各官局，将兑换收到的银两，酌情根据各当铺贮存钱文的多少，依照市价，公平卖出，作为官局周转的资金。将来到了交春之际，各当铺需要钱，仍允许向各官局兑换，作为资本等缘由。唯独臣看见他们所议定的，非常不恰当，所以不得不急忙上奏禀闻。既然设立官局，那么必定以官价出售，而官价必定比市价便宜。官价既便宜，如果不使市价平稳，那么趋之若鹜的人必定众多。趋之若鹜的人众多，那么其中的奸商借此囤积，或者在官局贱买，在私局贵卖，一举步的辛劳，而获得数倍的利润。这是百姓得到的好处有限，而奸商的勒索，且日益严重。臣担心八万串的官钱，不到十天就将卖光了。虽然其中规定了条例，使换钱的人银两不得超过几两，假若一天之内，而一人多次前来，那么又应当如何处理呢？况且卖钱并非像卖米那样容易。堂堂京官，坐在茅檐之下，与百姓计较银色的好坏、秤星的轻重，对于国家体面也是轻慢。至于所称官局与当铺交易，尤其不妥。他们如果确实认为当铺是奸商囤积，那么就应当查究其囤积，绳之以法。如果认为不是奸商囤积，那么既然能酌情根据当铺存钱的多少，令官局以银公平卖出，为何难以衡量其存钱的多少，而让他们公平自行出售呢？况且依照市价向当铺买入，而在官局贱卖，这是耗费国家财政，而获利的是当商啊。耗费财政而对百姓有益，即使百万之多，皇上也不吝惜。如果这样则不仅无益，还说试行数月，无效停止，不几乎把政事当作儿戏吗？以臣愚见，认为不必设立官局，竟将工部余钱若干，全部发给顺天府五城衙门，议定官价每银一两，钱若干文，仍令经纪铺户领买，按照京城钱铺的多少，每日大约允许每铺买钱若干串，因为依照官价，竟使市价平稳，为他们酌定余利，那么商民两便，钱自然流通了。市价不可平稳吗？为何说平稳？不知道钱是国家宝货，每月铸造，都有定额，不像布帛有多寡，米粟有丰歉。而经纪铺户卖钱文，又没有服牛乘马、耕织作力的辛苦。以国家有定数的钱文，确立京城一定的价值，并且又给经纪铺户以余利，为何不可平稳？将看见价值一定，那么奸商迟卖早卖，取利都一样，而囤积的弊端自然消除。如此而严禁各门，不许钱运往他处贩卖，不也可以吗？臣愚陋冒昧的意见，不敢立即认为是正确的，但不敢不陈述。

陈明钱贵之由疏

陶正靖

私下认为钱币的制度，流通则显得有余，壅滞则显得不足。有余必定便宜，不足必定昂贵，这是自然的道理。古人将其比喻为泉源，两局以此命名，确实有原因。自去年以来，京师直省，钱价都昂贵，众臣纷纷献议，部覆有的实行有的不实行。然而近日钱价反而上涨，白银一两，换钱七百五六十文，百姓已经非常痛苦。臣几个月来，心中咨询访查，才知道钱法的不如人意，在于经纪。献议的人想要救弊，而往往反而助长了它。臣请求详细陈述其缘故。经纪的设置，原本是为了便利百姓。凡是各种货物没有定价，以及不能立即出售的，才需要经纪。至于钱是官物，本来有定价，铺家领买，本来没有赊欠，而经纪横在其中。各钱铺持银向官局的人，经纪说可以，这才给；经纪说不可，这才不给。各铺家在官价之外，原本想稍求盈余，而又暗中多一番耗费。那些愚拙的人甚至伺候累日，无获而归。这是官钱所以不易流通，导致昂贵的弊端，第一。其余各色买卖铺家，并非没有钱，民间持银来兑换，也必须经纪发票。如果没有发票，就指为囤户，勾结兵役，搜查扰害。因此各铺家不是不想换银生息，而宁可甘愿藏弃以避祸患。这是私家之钱，所以不能流通，导致昂贵的弊端，第二。至于车载稍多，不许出城，船只回空，也有禁令，两局的钱，并且不能流通于天下，而直省都受其弊。这是议者的谬误，恰好助长了经纪的奸谋，无益而增加累赘。臣查京城经纪，有的坑陷远客，累百盛千，有的欺骗乡愚，淹时逾月。往时充任经纪的共百许人，如今革去已十之八九。然而他们被革去的原因，是由于同类的攻讦，想要独专其利，而不是为了公家

译这是之前的谋划。所以在改革之后，钱价曾经稍微平稳，用以坚定当权者的意志，但没过多久就恢复原状，而且更加严重。这说明已经革除的确实有罪，而没有革除的以及新充任的，却是市侩垄断中最恶劣的。不仅钱价昂贵，物价也不能公平，全都由于此。请求全部革除罢免。这类人奸诈谋略层出不穷，必定有巧妙的言辞，说不容全部革除。恳请特别颁布谕旨，凡是银钱交易，无论在官府还是在民间，一概不允许经纪干预。那些各色店铺，贸易钱文，不允许借囤积户的名目，搜查欺诈害民。各当铺质押钱款的多少，听凭舟车随意载运，不必拦阻。繁琐无益的命令一旦废除，那么那些列肆贩卖的人，谁不愿意流通生息呢？断没有壅塞积聚的道理。钱价自然就能平稳。就眼前计议，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至于推求钱价昂贵的起因，那么盗铸销钱在所难免，而铜禁也不宜立即放松。自从铜归官府办理，而卖给百姓的余铜更加稀少。百姓得不到铜，销钱以谋取厚利，也是势所必然。关于铜禁应当放松的议论，是因为收铜带来滋扰，而且禁止了铜，钱价仍然不能平稳。不知道收铜确实不免扰累，但禁铜的命令，主管官员原本就没有切实奉行。黄铜虽然禁止，而青白等颜色，不在禁令之列。奸民将黄铜器物，涂饰成各种颜色，公然陈列贩卖，从未听说逮捕惩治一人。这是禁止犹如不禁止，那么怎么能断绝销钱的源头呢？臣请求从今以后，不必收铜来滋扰烦乱，只严格管制器物以断绝盗销。除了太常寺的乐器，以及宫中需要的铜器，以及民间所需的青铜镜，由工部开设官局铸造，此外不论颜色，乃至市店招牌、铜箔、便面，凡是能够消耗铜的，一切禁止。违者按律治罪。铜器既然禁止，那么铁器、锡器，需要必定增多。从事铜业的百姓，就可以改谋生计，不用担心他们失去生计。议论的人或许以民情不便为疑，子产是仁爱的人，穿衣戴帽、田地耕作，先招致诽谤；群饮是细小的过错，周朝制度不废除，汉朝法律罚金，如果他受流俗言论的牵制，难道还能兴起后继之歌，纠正沉湎的习俗吗？铜禁确实严格，那么两局所铸造的钱，日积月累而增多。臣计算几年之后，钱价必定更加平减，可以恢复像康熙年间那样，那么百姓也会大大称便了。

译短陌日知录

顾炎武

《隋书·食货志》说：梁大同年间以后，自破岭以东，钱八十枚当作一百枚使用，名叫东钱；长江、郢州以上地区，七十枚当作一百枚使用，名叫西钱；京城则以九十枚当作一百枚使用，名叫长钱。中大同年元年，朝廷下诏令通用足陌钱。《梁书·武帝纪》中大同年元年诏书说：“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近来听说外面多用九陌钱，钱数不足则物价昂贵，钱数足额则物价低廉，至于远方地区，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这难道只是国家政令不同，甚至到了各家风俗各异的地步吗？只是扰乱了王制，对百姓的财富没有益处。从今以后可以通用足陌钱。诏书颁布后以一百天为期，如果还有违犯的，男子发配去运输，女子没入官府服役三年。”诏书下达后人们不遵从，钱数更加不足。到了梁朝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枚当作一百枚使用。唐宪宗元和年间，京城用钱，每贯先扣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因为各地用钱，扣除的数目不一，内外公私发放用钱，应当每贯一律扣除八十文，以九百二十文为一贯。到昭宗末年，京城以八百五十文为一贯，每陌才八十五文。河南府以八十文为一陌。《旧唐书·哀帝纪》天佑二年，河南府规定从今以后市场交易以八十五文为一陌，不得再有更改。后汉隐帝时，王章担任三司使，聚敛刻薄急切。旧制钱出入，都以八十文为一陌。王章开始下令，收入时以八十文为一陌，支出时以七十七文为一陌，称为省陌。《宋史》说宋朝初年，凡是缴纳给官府的，也用八十或八十五文为一百文。各州私下使用，则各自随其风俗，甚至有以四十八文为一百文的。太平兴国年间，诏令各地以七十七文为一百文。《金史》说大定年间，民间以八十文为一陌，称为短钱；官府使用足陌，称为长钱。大名有个叫干鲁补的人上书，说官府所用的钱，都应当以八十文为一陌，于是成为定制。衰败末世的朝廷，与混乱的事理相同，大体上都是这样。而《抱朴子》说：“收取别人的长钱，归还别人的短陌”，那么晋朝时就已经有了，并非始于梁朝。现在京城钱以三十文为一陌，也应当禁止。

奢吝说

魏世效

奢侈者挥霍他的钱财，祸害在于自身；吝啬者积聚他的钱财，祸害在于钱财。祸害在自身，对天下的财富没有损害；祸害在钱财，那么钱财耗尽而百姓穷困了。现在那些奢侈的人，割下锦绣来装饰墙壁柱子，雕琢珠玉来装饰他们的用具，让歌舞艺人饮酒，每天耗费百万。然而一定有得到这些钱财的人，他们的钱财未曾不流向民间。但是暴殄天物，僭越礼制超越法律，祸害自身而败家，或者他们的子孙遭受饥寒，流离失所以至于死亡。所以说祸害在自身。现在那些吝啬的人，穿粗劣的衣服，吃粗劣的食物，吊唁庆贺的礼节，不修持于亲戚之间；杯酌干粮的欢乐，不接洽于邻里之间。只以积聚钱财为要务，有进无出，甚至挖土穴墙来藏埋钱财。因此一个人小量积聚，就使百家承受贫困；一人大量积聚，就使万家承受贫困。从前商汤、周武王的时候，家家给人人足，没听说煮海铸山，开凿金银矿冶炼的。为什么夏桀、商纣的时候，四海困穷，这是世家大族积聚钱财的明显效验。天下的财富，不流向这里就流向那里，循环往复是形势使然。然而也有去了不回来的，比如五代、宋朝向北方国家输送金币，或者用金银购买番夷的珠玉珍异之物等。也有消耗而不存在的，比如磨碎金子来做漆，或者用来镀各种器具服饰等。其他虽然遭受水火焚烧溺没，只要质地还在，固没有不出现在人间的。虽然如此，吝啬者积聚钱财，以为长久积聚而不散失了。灾祸来临，兵寇攻打，百年积聚的财富，一天之内就耗尽，哪里见得它果然不出现在人间呢？因此天下的穷困容易改变为富裕，百姓的凋敝容易得到养育。在上位的人如果有道术来经营它，所以没有十年不能恢复的。这是因为天下没有没有财富的时候啊。

卷五十四礼政一礼论

复礼上篇

凌廷堪

人从天那里所接受的，是性。性中本来固有的，是善。用来恢复其善的，是学。用来贯通其学的，是礼。因此圣人的道，只是一个礼罢了。孟子说：“契担任司徒，用伦理教化百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种，都是我们性中本来固有的。圣人知道是这样，于是根据父子的道理，制定了士冠礼；根据君臣的道理，制定了聘觐礼；根据夫妇的道理，制定了士昏礼；根据长幼的道理，制定了乡饮酒礼；根据朋友的道理，制定了士相见礼。从天子以至于平民，年少时学习它，年长时安于它。礼之外，另外没有所谓的学了。性具备于生命之初，而情则是顺着性而产生的。性本来至中，而情则不能没有过与不及的偏颇。不用礼来节制它，那么凭什么恢复其性呢？父子应当亲，君臣应当义，夫妇应当别，长幼应当序，朋友应当信。这五种，根源于性，所谓人伦。而用来使之亲、使之义、使之别、使之序、使之信的方法，则必须通过情来达到。不用礼来节制它，那么过度的或许会溢出于情，而不足的则会漠然对待。所以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时，叫做中；发作出来都符合节度，叫做和。”那符合节度，不是自然能符合节度的，一定要有礼来节制它。所以说不用礼凭什么恢复其性呢。因此知道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