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礼政三大典下

译在奏疏中议定并覆奏。无需另行商议。

译昭代乐章恭纪

张玉书

顺治元年八月，世祖章皇帝抵达燕京。九月朔日即皇帝位。准备在十月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当时乐章尚未确定。大学士臣诠、臣承畴、臣升上奏说：郊庙社稷的乐章，前代都各自选取美好的名称，以彰显一代的制度。汉魏的曲名各不相同，不可一一列举。梁朝用“雅”，北齐及隋朝用“夏”，唐朝用“和”，宋朝用“安”，金朝用“宁”，元朝郊社用“成”，宗庙用“宁”，明朝用“和”。如今我朝削平寇乱，拥有天下，有与万邦贤士共享太平的意义，乐名适宜改用“平”。其节拍则是郊社九奏，社稷七奏，宗庙六奏。皇帝批准了。于是命令翰林诸臣分别撰写乐章。撰写确定后，太常寺颁布给乐舞诸生，按时练习。现在考察各坛庙的乐章，其文辞明肃简穆，取意在于表达将享的诚意，融洽幽明之德，而不是像灵芝、宛马、白麟、赤蛟等歌那样，在天神人鬼面前夸耀祥瑞奇物所能比拟的。这就是所谓的古乐遗音、宫悬雅奏。而臣愚私以为，庙乐始于三颂，《诗序》所说的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商颂》从有娀及契，直到成汤、武丁；《周颂》从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都发扬其文德武功之盛，达于诗歌，藏于太府。汉郊庙诗乐，不及祖宗之事，则班固讥讽它。晋泰始年间傅元制定登歌七章，分祀七庙，从此历代相沿，都各有庙堂之桨。礼不忘其本，乐乐其所自生，这是古之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国，有三十二个。太宗文皇帝，更加继承并光大它。直到世祖章皇帝，底定方夏，混一寰区，文德武功，都是前代所未及的。认为适宜各自制定庙乐，发扬盛治，庶几祖宗艰难创垂之烈，得以昭示来兹。而只是取笾豆祼享之辞彻诸神听，得毋于形容盛美之谊，犹有缺焉者与。谨按典制，元会乐作于殿上，名曰莽式，所陈皆昭代故事，率以满洲旧臣充其选，有旌旄弓矢跃马阵之容，有屈伸进反俯仰疾徐之节，特以歌辞无汉音，未遑颁之太常，俾乐工肄习。臣谓应命儒臣，援据其事，撰译歌诗，为高庙乐、文庙乐，更益以入中原靖寇诸舞，为世庙乐。声容悉造，事实而律谐，则太和洋溢之气，塞于宇宙，而国运之寖昌寖炽，可以预卜矣。

请编次乐律算数疏

张玉书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仰蒙圣恩，以岁首机务余暇，欲以理数乐律之学，牖诲诸臣，特召臣等至干清门，环侍御座之前。皇上检阅性理，披图指示，因而究论算数，综考律吕，辨径一围三之非，穷隔八相生之实，俾臣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夫径一围三之说，前人以麤疏约略，未经密算之法，笔之于书。后人习而不察，遂胶固其说，墨守而不知辨。皇上取方圆诸图，参互试之，乃知每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有奇。若此于“围三”，则奇零不尽之数，无所归着。每径一尺，即差一寸四分有奇。寻丈以上，其差弥甚。圣谕谓“径一围三”，止可算六角，而不可算围圆，诚不易之至理也。事最明显，具在目前，而《律吕新书》诸说，未究及此，所以徒为空言，而不求验诸实用，固无往而不见其讹舛耳。至于十二律“隔八相生”，宋儒载其图，具其说，而其自然之理，与所以然之故，未有能实指之者。皇上命乐工以篴和瑟，审其声音，七音高下，次第相生，至第八声，复还其始，所谓“隔八相生”之法，其本原实在乎是。从来论乐者，皆未之及。千古未发之秘，自我皇上今日发之，非圣心神悟，本于天授，何由得此。皇上又谕：从来尺制不同，十二律之长短，以尺定管，不足为据，当以天地度数为主。大哉圣言，中和位育之理，悉具于中矣。夫万物之用，皆起于数，律度量衡，悉从此出，而数不离于理。不能穷不易之理，必不能究不易之数。惟我皇上以天纵之资，极格物之学，凡立一法，定一制，务期试诸实用，见之明效，然后断然无疑。以此法而测晷景，辨分杪，注岁差，验交食，量度高深，审定音律，随所施用，无不吻合。至理得而至数毕符，所谓近之不遗于日用，而推之直可通于造化者。

译罢了。只是音乐、律吕、算术之学，失传已久，沿袭错误，没有人能指出其中的谬误；深奥的义理和精微的机理，没有人能探究其内涵。臣等亲自聆听皇上训诲，尚且一时难以省悟，重新核算时仍感迷蒙，中外的臣民，又怎能共同理解呢？臣恳请皇上特别恩赐裁定，编排次序成为书籍，颁布昭示四方，共同相传学习，纠正历来积算的差误，留下万世和谐之声的善法，对学术和政事都有裨益，臣民非常幸运，后世也非常幸运。

译《律吕正义》四库全书提要

纪昀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亲自审定《律历渊源》的第三部。全书分为三篇。上编两卷，名为《正律审音》，旨在阐明黄钟起数的原理，以及律吕纵长、体积、面积、周长、直径的损益规律，还有管弦律度、旋宫转调的方法。下编两卷，名为《和声定乐》，旨在说明八音制作乐器的要点，各有图说，并在各篇中详细考证古今的异同。续编一卷，名为《协均度曲》，则采纳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里格所讲授的声律节奏，用经史所载的律吕宫调诸法加以验证，分配阴阳二均的字谱，也有图有说。

按：制定律吕的方法，必须先累积黍粒。汉魏以后，始终没有定论。尺的长度既然不能确定，那么黄钟的真实尺度也就无从得知。恭惟圣祖仁皇帝天纵神圣，通过比较纵横两种黍粒，发现横黍一百粒，正好相当于纵黍八寸一分的长度。运用四率比例法，推算出古黄钟九寸，相当于今尺的七寸二分九厘。其体积、面积、周长、直径，都使用密率进行乘除计算，极为精密。这是千古难以明晓的绝学，等待圣人才能阐明。

又：谈论音乐的人大多尊崇司马迁和《淮南子》的说法，将三分损益法误认为是管音五声二变的次序，又拘泥于《管子》中弦音五声的度数，强行与十二律吕相牵合，所以管律和弦度都无法阐明。而且阳律阴吕又交错混用，更加滋生谬误。不知道律吕分用，明显有《周官》中“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以及《国语》中“六闲”的文字可以作为依据。而弦音和管音产生声音、取用度数，各有不同。弦度全半相应，管音半律，比全律低一个音。《吕览》以三寸九分的管子，作为声中黄钟的宫音，就是半太蔟合黄钟的意思。如果不问管弦全半的区别，一概以三分损益所得的黄、林、太、南、姑、应、蕤为七音，又以半黄钟为清宫，那就大错特错了。

至于旋宫转调的方法，宫自为宫，调自为调。《管子》中羽、徵的度数大于中，《国语》中宫逐羽音，就是遗留下来的方法。所以以宫为主宫，以羽为主调，那么当二变时不起调，而与调首不合的徵音，也不起调。一均共有羽、宫、商、角四调，七均共有二十八调。至于弦度从首音到第八音，得到六个全分，与管律得到全分的情况不同。如果用律吕的度数去寻求弦音，就会阴阳混杂，声音随着度数移动，这就是《隋书·音乐志》所说的“七声之内，三声乖应”的情况。所以只用弦音演奏，而不配合管音，也只有宫、商、徵、羽四调而已。所有这些，都是历来论乐者所模糊不清的。如果不是圣人心通制作的本源，怎么能律均出度，妙合造化，达到如此精微广博的境界呢？

至于将声音播于声气，那么《和声定乐》中论述竹音以律吕相和而设置孔位，琴以倍徵为第一弦；《协均度曲》中论述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的方法，都超出前人议论之外，而一一都与经史所载相互印证。这确实是圣人心明眼亮、天赋异禀，超越千古的表现。

《论钟律疏》乾隆六年

张照

奉旨查考编钟倍半的制度，以及有设置而不敲击的原因。除了倍律钟在黄钟之前，从低到高，不便移动更换的原因，已在初五日联名上奏，不再另行陈述外。查得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为阳律，下为阴吕。向来敲击的节律，南郊、庙祀以及临朝大典，都用黄钟为宫。北郊、月坛，则用大吕为宫。用黄钟为宫，就敲击上钟，不敲击下钟。如果用大吕为宫，就只敲击下钟，不敲击上钟。届时将下钟易置上位而敲击，并非下八钟不敲击。掌仪司向来没有应敲击下钟的典制，所以不知道下钟也有时候需要敲击。如果是太常寺的乐工，则知道了。然而他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如果上八钟内，又有三钟不敲击的，是因为八钟原本只有七音。姑洗为宫，黄钟起调为工字调，倍夷则、无射为变徵，太蔟为变宫，三钟不入调，所以不敲击。工字调之外，就只两钟不敲击。如以太蔟为宫，倍无射起调为尺字调，则倍夷则、无射、太蔟三钟都敲击，而黄钟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两钟又应当不敲击了。所以上三钟也有不敲击的时候。因为历来都以黄钟调为黄钟宫，所以成为敲击所不及的，并非设置而不敲击。

儒生不懂音律，认为黄钟是声气的本源，万物的母亲，郊庙朝廷，必须用黄钟为宫，否则有碍。不知道黄钟为宫，其第一声便是下羽。除变宫、变徵不入调外，商、角、徵、羽必须交替使用。如果声声都是黄钟，那么晏子所说的“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就是对的。况且《大武》之乐，就是以无射为宫，记载在《国语》中。无射是阳律的尽头，而武王使用它，那么十二月各以其律为宫，所不可行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况且明代以及我圣祖仁皇帝，未经考定黄钟以前，并称

译以黄钟作为宫音。等到考证确定之后，才知道一直以来错误地将太蔾当作宫音。而明代的情况盛衰不一。我朝如此隆盛，那么迂腐儒生的言论不足采信就更为明显了。但是，从黄钟往上，音高必然逐渐升高；从黄钟往下，音高必然逐渐降低。那八音是否和谐，不经过反复试验就无法明白。容许臣等详细查考办理，然后再请旨。

译论乐律及权量疏 乾隆六年 张照

臣恭敬地承蒙皇上垂问，关于古乐与今乐、雅乐与俗乐的变化；律、度、量、衡为何能够统一；“乐”与“音”、“乐”与“乐”字本义的相同与差异；编钟倍律，以及有设置却不演奏的原因。臣是浅陋的读书人，未曾学习演奏技艺，对于律吕之道，只是耳闻目见，没有真正的体悟。承蒙垂问，心中茫然无知，震惊恐惧，不知所措。

私下认为，古乐自周朝衰微后便废弃了。孔子之前，鲁国尚且坚守古乐。季札观乐之事，记载在《左传》中。等到师挚逃往齐国，鲁国的古乐也就随之沦丧。《论语》所记载的，正是乐亡的情形。魏文侯与子夏的问答，语出《乐记》，那时距离师挚适齐不久，各国尚存吉光片羽般的古乐遗存。到了战国七雄并入秦国，古乐便彻底灭绝了。

虽然如此，观察子夏所说“乐”与“音”相近却不同，便可知“乐”与“音”的关系，犹如“识”与“性”的关系。性不离开识，却不涉及识；识不同于性，却不异于性。乐不离开音，却不涉及音；音不同于乐，却不异于乐。识存在，性固然没有亏损；音存在，乐也没有缺失。性虽然没有亏损，但必须等到空有双融才能显现；乐虽然没有缺失，但必须等到欲望净尽、道理纯粹才能演奏。纵使搏拊考击的方法，笙镛钟鼓的形制，如今已经泯灭，但宫、商、角、徵、羽五音，出于天然，非人力所能干预，这难道会因为时代古今不同而有所差异吗？古乐怎么会灭亡呢？况且黄钟律管，曾经由圣祖仁皇帝考定，而乐器制度散见于经史之中的，还可以沿流溯源。关键在于人存政举罢了。

《乐经》说：“用乐德教育国子，即中和、祇敬、庸敬、孝友；用乐语教育国子，即兴道、讽诵、言语；用乐舞教育国子，即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髫、大夏、大濩、大武。”乐德是用理义来涵养其心，乐语是用声音来涵养其耳，乐舞是用舞蹈来涵养其血脉。古人所说的以乐教化，就是如此。所以声音之道与政治是相通的。后世不知道乐是教化的事务，所以其职责仅由有司统领罢了。学士大夫，很少有人知晓。其精微的宗旨没有传承，而仅仅在铿锵节奏中寻求，已经不足以调和神人，何况太常寺的乐工只记得大概，用于郊庙祭祀的，千中存一罢了。那些施用于民间日用的，无非是子夏所说的“及优侏儒，猱杂子女”，那么它所感化的百姓，所形成的风俗，会是什么样呢？

追溯自列国时期，古乐既已废弃，俗乐繁盛兴起。桑间濮上的淫靡之音，流入宫廷。《左传》所称的撞钟舞女，《吴越春秋》所载的越夫人教舞，《史记》所载的优旃、优施之类，从朝廷到街巷，为了娱悦心志，为了悦耳目，没有不用的。只有郊庙所用，略微保留古乐的铿锵之声。百姓不得而知，所以说古乐灭亡了，也是适宜的。不是乐灭亡了，而是乐教灭亡了。如果铿锵的节奏与古代相同就可以称为古乐，那么孔子就不应当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了。如果乐器必须是土鼓、篑桴，歌曲必须是《鹿鸣》《四牡》，然后才能称为古乐，那么孟子就不应当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了。孔孟之言必然相同而无异，那么古乐在当今并非存在也非灭亡，这是可以断定的。

等到汉高祖进入秦地，有个叫制氏的人，世代隶属太常寺，记录其度数。叔孙通据此制定汉乐。高祖喜好楚声，唐山夫人作《安世乐》，实为楚声，用于房中。《安世乐》是秦代名为《寿人》的歌曲，有人说就是《关雎》的度数。到了文帝时，用于供奉高祖祠庙，楚声又混入古乐了。汉武帝任用讴者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创作新声，制定乐章，陈述自己的功德，陈列于宗庙，作为《太一》《天马》等歌。汲黯进谏，丞相公孙弘斥责汲黯诽谤。先儒认为古乐的灭亡，断自汉武帝。此后俗乐的音节，全部混入古乐，如同油入面中，年代越久，越不可考。历代虽然想要修明，但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人自为说，不能断定是非。史官只把用于宗庙朝廷的称为古乐、雅乐，那些虽然在朝廷，但本源出于里巷的，称为今乐、俗乐。依照古制有雅乐部、俗乐部，前明以来，也有太常部、教坊部。其源流沿革，文字虽然繁琐深奥，但也具有条理脉络，另列清单呈上。

濂溪周子有言：“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于耳，感于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这几句话，描述古乐之音，最为明确详尽。眼睛主管视物，嘴巴主管味觉，凡是悦目悦口的东西，没有不败坏道义而伤害生命的，为什么唯独对于耳朵有所不同呢？所以凡是乐声激烈慷慨、流荡靡曼的，耳朵必然喜欢它。如果淡且和，有什么可喜欢的呢？古人作乐是为了养德，后人作乐是为了悦耳。所以三代以下，朝廷之上，奋然想要正乐复古的屡次发生，但最终不能成功，是因为违背了周子的话，而没有在此加以注意罢了。

至于度、量、权衡，都本于律，由来已久。黄钟是声气的本源，象数的根本。度量权衡，都从这里接受法则。度量权衡正确，人生日用万事便得以管理。皇上深思事物的根本，期望四海统一，这确实是立政的要务。查《汉书》说：“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黄钟之管。”

译黄钟律管的长度，一寸分为十分，十分为一寸，各自按十倍递增直到一引，这样五种长度标准就审定了。量器是指龠、合、升、斗、斛。其本源起于黄钟律管的龠，用长度标准来审定它的容量。用中等大小的黑黍一千二百粒装满这个龠，用井水来水平其表面。两个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各自按十倍递增直到一斛，这样五种量器标准就完美了。权衡是指权（秤砣）和衡（秤杆）。权是称重的，衡是平衡的。单位有铢、两、斤、钧、石。其本源起于黄钟律管的重量。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铢为一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历代儒家学者中，考证古代制度的人，都以此作为鼻祖。黄钟元声，自然存在于天地之间，而制作律管的尺子，很难得到其真貌。蔡元定在《律吕新书》中记载的，有周尺、汉刘歆铜斛尺、蔡邕铜龠尺、建武铜尺、魏杜夔尺、晋田父玉尺、始平古铜尺、汲玉律尺、刘曜土圭尺、刘宋钱乐之浑仪尺、后魏元延明尺、后周玉尺、梁景表尺、隋开皇木尺、五代玉朴律准尺、宋和岘尺、李照尺、胡瑗阮逸尺、邓保信尺、大晟乐尺，共二十种。它们的同异，《宋史》中有详细记载。至于量器，周代的制度见于《考工记》“氏为量”章，汉代的制度见于《汉书·律历志》。到了梁、陈时期，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后周获得晋代的古玉升，仿照其制度，颁行天下。直径七寸八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两。与当时的官斗相比，多三合四勺。隋开皇年间，以古三升为一升。大业年间以后，恢复古升。此后史书中没有相关记载。至于权衡，汉代《律历志》虽然详细，但不知道其器物是什么样。石勒十八年，建造建德殿，得到一块圆石，上面有铭文说“律权石”，重四钧，与律、度、量、衡相同。又后魏景明年间，并州人王显达献上一枚古铜权，上面有铭文，共七十九字。识者说，都是王莽所造的。梁、陈以前，还依照汉代的古秤。齐代以晋、宋时期的一斤八两为一斤。开皇年间以三斤为一斤。大业年间恢复古秤。贞观年间铸造铜斛，与古玉尺、古玉斗相符。古玉尺、古玉斗，藏在大学署。武则天时期丢失了。宋代化年间，下诏用黑黍依照古法，校定权衡。史书称其制度精密完备。颁行天下，奸弊无处施展。元、明两朝没有听闻。我圣祖仁皇帝，心通天道法则，学问贯通神妙枢机。既以斗、尺、秤、法马（秤砣）颁行天下，又凡省、府、州、县，都有铁斛。收粮放饷，一律以平为准。违犯则有刑罚。又担心法令久了容易湮没，况且古法是用累黍来确定长度，长度确立后，量器与权衡也就有了标准。长度如果不齐，黍粒的数量就不符合。圣祖亲自累黍计算，从而得到现在的尺八寸一分，恰好符合一千二百黍的分量，符合天数九九之理，以此来定黄钟的律。尺子既然确定了，又担心不体现在器物上，那么法令就不能明确。于是在御制《数理精蕴》书中记载其方法，用金银制成寸方，注明其轻重，从而长度与权衡的标准，一目了然。雍正九年，列为表格，载入《大清会典》颁行天下。这确实是百世等待圣人也不会疑惑的准则。臣认为，在今天不是法令制度没有建立，而是在执行上未能到位。请命令有关部门按照表格制造尺、秤、法马、斗、斛，颁行天下。再申明违犯标准的禁令，务必使标准统一。并命令直省将《会典》内的权量表刊刻颁布，使人人知晓。或许这也是统一的一种方法。五方风气不齐，民俗所便利的各异。但在官府中有一定的标准，就能用我的最齐来统一彼的不齐，而不齐的也就齐了，那些不齐的也无害。臣以前听圣祖仁皇帝说就是这样。现在蒙圣谕，虞舜巡狩时统一律、度、量、衡，是因为当时也有不同的，所以统一它们。如果都相同，还有什么可统一的呢？然而在我们这里怎么可以不同呢？圣言真是至高啊！确实，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臣又说，立法固然应当深入讲究，而用法关键在于得人。度量权衡虽然统一，但官吏使用它，收入时加重，支出时减轻，以此来使自家富裕。那些更加鄙陋的，反而把这当作国家的利益。比如平粜，是因为谷物昂贵所以平抑其价格。过去有关部门转而按照民间昂贵的价格，略微减少五分，来卖官米，再加上银色法马使费的数量，必定比现在的昂贵价格还要贵。于是米价因为平粜而更加昂贵。鄙陋的看法说，这是国家的利益。否则说，这样才可以宣告无罪。这难道不是与平粜的本意恰恰相反吗？在上位者这样执行，百姓即使愚笨，也一定会认为度量权衡，国家本来就没有确定的标准。渐渐地民间各自制定标准，渐渐地官吏反而顺从民间的标准以求便利。这就是历代度量权衡不同的根本原因。期望民间恪守，先从官吏恪守开始。臣的愚见如此，伏候圣训。至于乐音与工尺，乐字的根本同异，以及编钟倍半的制度，现在正与庄亲王校定声律，容另折词具奏。

译论乐

陆世仪

音乐难以协调。大抵学士大夫拘泥于乐理而不懂乐音，工匠伶人识得乐音却不通达乐理。其实音乐不过是音与理罢了。声音和谐纯正、清晰流畅，那么音就正了；广大平和，那么理就存在了。所以君子只应当审察音律、体察道理。至于器物数量之类的事，比如铜合金的厚薄、律尺的长短，那是工匠的事，听从工匠就可以了。如果不能审察音律、体察道理，反而在铜合金和律尺上纷纷扰扰，终究不能通晓，反而被工匠所嘲笑。比如宋景佑年间的乐，由李照主持，然而太常寺的歌工抱怨钟声浑浊，私下贿赂铸工，让他减少铜合金的比例，声音清亮，歌声协调，而李照却不知道。元丰年间的乐，由杨杰主持，想要废除旧钟，乐工不满，一夜之间换掉了钟，而杨杰却不知道。崇宁年间的乐，由魏汉津主持，请求以皇帝中指的寸数作为律管长度，以指围作为容器的容量。后来只用指寸，不用指围，而且制作器物也不能符合剂量，工人只是随着律管调音，大体上都不是魏汉津的本意，而魏汉津也不知道。由此可知，谈论音乐不致力于审察声音，而在器物数量上纷纷扰扰的，大抵都是在说梦话。蔡元定所著的《律吕新书》，尚且不可用，何况其他的呢？音乐不过声音和歌词两者，声音微妙而难以探寻，歌词平实而容易辨别。夏商周三代以后，寻求歌词符合《雅》《颂》的很少了，声音又何必说呢？

洪武癸丑年，因为祭祀后返回皇宫，应当使用乐舞在生前引导，于是命令翰林儒臣撰写乐章，告诫他们说：“古人的诗歌乐曲，都寄托着讽谏的意思。后世的乐章，只听到颂扬赞美，没有古人的意思了。曾经听说讽谏，就使人警惕而有警觉；如果是颂扬赞美的言辞，使人听到后，意志懈怠而自恃。自恃的人日益骄傲，自我警觉的人日益强大。我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撰写时，不要有所避讳。”于是儒臣就上呈了他们所撰写的神降、祥祝、酣酒、色荒、禽荒等曲子，共三十九章，称为《回銮乐歌》，其歌词都存有规劝谏正之意。命令礼部交给歌工练习。按此真正得到了古人诗乐的本旨。祭祀后返回皇宫的日子，正是由恭敬转为松懈的日子。在此时保持恭敬，就没有不恭敬的了。《回銮歌》用意深远啊。

满汉字音论

鲁之裕

本朝的制度，对于进士和入选翰林院的人，四十五岁以前，必须让他们学习满文，而四十五岁以后的人免除。实在是因为舌头因年龄而迟钝，不能强迫它圆转敏捷。我虽然没有参与学习，但曾在其中耳闻目睹，慢慢才明白中外文字声音的不同没有别的，只是左与右的区别，偏与正的分别，音与字的差异，而且有横与直的判分，口与耳的不同，声与音的歧异。为什么呢？满文文字向左旋转，而其行文则条理向右；汉文文字向右旋转，而其行文则条理向左。汉文是端正而交错以形成字形，满文是偏斜而缠绕以构成体式。汉文以一字主一音，满文以一字贯穿数音。汉文从上到下，相连以组织文辞；而满文之外，如喇嘛、回部、西番等国，则是向左旋转横向环绕，以层层盘叠缀连，作为始终。它们互相传授，满文靠耳，汉文靠目。耳朵贵在聪敏，不聪敏就无法延续；眼睛贵在明亮，不明亮就容易讹误。所以汉文以详尽取胜，详尽就能包罗无遗；满文以简略取胜，如同谱曲一样，虽然有书，只是标明其大略罢了。所以汉文的阅读区别在声，就声而借用，有转注假借的方法来通晓其穷尽之处；满文的阅读区别在音，即音而传递，越曲折越圆转，而越不可穷尽。声有尽而音无方，所以无字之音常常很多。然而汉学者辨别字，必定分析其点画，至于音则彼此互异也不计较；满学者辨别音，务必研究其清浊，至于字则体势稍有差别也不计较。所以汉文有不可胜记的字，满文有不可胜诵的音。汉字以变化神奇其奇，满音以圆捷灵动其妙。因此切韵之学，汉文中不认识其起例的人很多，而满文则自然符合，没有别的，源流相近而舌音习惯罢了。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人名从主人，就是如此。译语兼释其名义，也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为谷，谓虎为于菟；《谷梁传》所称吴谓善为伊，谓稻为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就是如此。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鸟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以后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

译这已经是元朝末年。当时像台哈布哈这样号称是文士的人。现在所流传的《纳新案》，纳新原本误作乃贤，现在改正为《金台集》。开头有题写的篆字。也自署名为泰不华。竟然不同。大概羌族的风俗已经淡薄。连同色目各族的人。也不怎么通晓他们的本族语言。难怪各种史书错误百出了。等到明朝初年。宋濂等人编纂修撰《元史》。用八个月就宣告完成。事情挂漏。还难以尽数列举。前代的译语。更不是他们所熟悉的。《辽史》《金史》《元史》所附的国语解释。颠倒错乱支离破碎。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皇上圣明天纵。超越古人涵括今人。透彻了解各国的文字。清楚地看到旧编的谬误。特别命令馆臣。详细加以厘定。并且一一亲自加以指示。务必求得真实。用索伦语校正《辽史》共十卷。首先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其次宫卫。附以军名。其次部族。附以属国。其次地理。其次职官。其次人名。其次名物。共七门。用满洲语校正《金史》。共十二卷。首先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其次部族。其次地理。其次职官。附以军名。其次姓氏。其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用蒙古语校正《元史》。共二十四卷。首先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其次宫卫。附有军名。其次部族。附有国名。其次地理。其次职官。其次人名。其次名物品。共七门。各自一一注明其名义。详述其字音。对于汉文中没有的。就用两个或三个汉字拼合来取音。分析细微难明之处。穷尽幽深奥妙之理。即使是不懂翻译的人。推究训释的明白。领悟语音的转化。也觉得条理分明合乎心意。而对旧史的谬误恍然醒悟。大概自从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问世而国语的精奥明了。至此书问世而前史的异同得失也明了。不只是宋、明两史。可以据此来刊正其错误。即使是四库全书。凡是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及这三个朝代的。都能援引此书来改正。使音韵训诂都得到真实。圣朝考订文字的典范。确实超越万代了。

译拟上《今方言》表

龚自珍

臣某陈述。昔日臣在京师，编撰《今方言》一书。前往江南，历时一年而成。将满洲列于首位，是尊崇帝王；罗列十八行省，是彰显大一统；以琉球、高丽、蒙古、喀尔喀结尾，是显示王者没有境外之民。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就在于声音罢了。人的智力愚笨出于天性，声音的清浊、宽窄、洪细出于地理。每省各自陈述总论，是叙述山川地气。地气的流转没有界限，但受地气影响的区域却有界限。寸许之地声音相合，尺许之地声音就迁移；尺许之地声音相合，咫许之地声音就迁移。所以府、州、县的声音逐渐变化，不敢混乱。用事务来统辖，用事物来分类，使它们容易考证。天道十年发生小变，百年发生大变。人也是小天地，古今朝廷、市场、城邑、礼俗的变化，是有形可见的；声音的变化，是无形无相的。探求选择传记，广泛涉及小说，凡是古代语言中保存下来的，都在下面加以疏解，从而知道今天的语言并非从今天才开始。等到如今书成，以今天的语言为标准。声音有从南北流向东西的，有从北向南再向东西的。子孙迁徙流散，混杂交融而成。如果有头绪，就可以寻究。虽然谢安那样的神瞽也不敢不聪慧。采纳字母反切的宗旨，想要概括一句话：可以用一个行省的声音贯通十八省的声音，也可以将十八省的声音纳入一个行省之中。

臣又陈述：三皇时代，没有文字，只有人声。五帝三王时代，用人声作为文字。所以传书说：声音的精粹是言语，言语的精粹是文字。声音和言语是文字的始祖。文字有形有义，声音是它的灵魂，形与义是它的体魄。魂魄具备，文字才完备。于是外史传达，太史记录，学童诵读，这些都是后来兴起的。因此，制作礼乐，经略宇宙，天地因此显灵，日月因此光明，江河因此清澈，百代君王因此兴盛，百代圣人因此有名。这就是审辨声音教化的意义。

蒙古声类表序

龚自珍

从《国语》直到额讷特珂克，从上伯特直到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南路回部，都有方言，那么都有字头呼韵之学。而五十一旗部落，以及喀尔喀四大部，反而没有。如今蒙古语言文字都在，顺着水流追溯源头，顺着子女认识母亲，顺应自然而不崇尚主观臆断，能做到吗？回答说不能。那么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聪明了。但其义例，触手如荆棘般棘手。道出于天，天籁没有不同的；法成于人，义例实在不一。除了《国书》十二篇外，经典白译祖东游震旦，笔录一经之文，先后多次翻译，尚且如此违背。至于神珙所制，司马光所图，与德斡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伞布喇所传，乾隆初年，仰承睿旨，有的烦劳定正，而后罗列整齐，源流明确完备，各还其一家之言。加上准部有托忒体，回部有弹舌声，下层士人浅陋愚钝，冥思苦索，广泛采集，寻求贯通，不也很劳苦吗？现在先列举各家不同的地方，然后准可得以审察，义例得以选择。

各家不同大约有七件事。查僧伽婆罗译《师利问经》，列举五十字；不空译《文殊问经》，列举五十字；竺昙摩罗察译《光赞般若经》，列举四十一字；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列举四十二字；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经》，列举四十二字；元装译《大般若经》四十三字；佛驮跋陀罗译《华严》四十二字；实叉难陀译《华严》四十二字；地婆诃罗译《华严》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译《华严》四十二字；不空译《华严》四十二字；《金刚顶经》五十字；昙无谶译《大般盘经》如来性品，六十二唱，实际列举五十字、六十二字，约以十四音有重见之字，故止于五十。也有初短、久短、次长三种区别，佛说皆以舌、齿、喉而有差别。此经尚未经《同文韵统》采摭，故特别详述。凡十三种，皆一母一声。钦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都相同。只有圣朝国书的母音，则以阿、额、衣、鄂、乌、谔六字为第一类，其余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拨、逼以下乃十二字。准部十五母，则以阿至互七字为第一类，其余也七字成类，而不是以额、依等字为所生之声。这是义例不同的第一点。

天竺母所生，可列举的有一千二百一十二字。西番旧六字：纱、靸、婀、妻、鸦、合、齐、鸦、合、赍、鸦、合，凡六所生才二十四字。合新旧三十字所生，可列举的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单字一百七十四字，连字则以一字领二十八字，轮流统领，又兼本字自领本字，如阿阿、衣衣、乌乌之类，计八百四十一字。共计一千零十五字。国语则除第一乌珠为十一部之纲，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额、衣、阿拉、额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余字。而准部十五母，尚无推衍成图的作者。准部若以国书比较，只抵有国书的第一图而已。中华见溪疑三十六字，旧法有演出十二摄各四声者。又藏十三种，惟《华严》实叉难陀本，每卷毕唱演三节，每节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声于第一字。

译这也是谱系生成声音的规律。而那十二家却听不到这种声音，这是此规律的第二处不同。同样是母字滋生子字，但之所以能够滋生，又分为两种情况。国书仿照天竺的体例，规定有主、辅两类。那些字音收尾于“阿”的，必定纳入从“阿”到“●阿”的二十四字中，作为辅字；从“阿”到“鄂”的六字，作为主字。第一部中纳入“奴”、“窝”等字，都收尾于“阿”，都是作为辅字伴随“阿”而行。天竺方面，从“阿”到“阿斯”的十六字，是主字；从“嘎”到“嘎剎”的三十四字，是辅字。总共六十二个音节，而佛所说的十四音，也具备主、辅的道理。其余如西番的三十个母字，就不能区分主、辅了。而那其余的十二部经文，参照托忒文来看，也都不能区分主、辅了。况且西番旧的六个字，没有配合关系就能发出声音；实叉难陀的版本，没有配合关系就能发出声音。即使是回部加上记号的一百七十四单个字，不得不把它们看作子字，而看作二十九个头字（主字）的辅字。因为单个字是从字母滋生出来的，连缀的字又是从单个字滋生出来的，比起各家又多隔了一层，就像算法中有祖位和孙位一样，这是它特殊的地方。然而它也是没有配合关系就能发出声音。司马氏用十二摄来推演神珙，接近这个情况了。但上面是双声，下面是迭韵，一句话就明白了，不必称之为配合而生声。这是此规律的第三处不同。

译南北等韵各家，有的用喉、舌、唇、齿来分配阴阳，却难以有定论。只有元朝周德清作《中原音韵》，不采用分配法，而阴阳的区分却确实不可改变。人的喉、舌、唇、齿都各自兼有阴阳，何必一定要分配呢？周德清只是按字来区分，南北的人都认同。这是等韵例子的不同之处第四点。恭敬禀告睿圣的旨意：国书以“阿”字为元音，实在揭示了自古以来圣贤未阐发的奥秘，将八方之音汇聚于一喉，这是自然的符验。大藏经的十二种版本都相同，天竺相同，准噶尔部相同，而间有小差异的，是西番不在发声处，回部不在字头，而在化单字上；盘不在第一位，而在第四、五、六、七位。又见于第二十三字，推究本源来谈论：西番从阿努之子，通密伞布喇到天竺，取三十四字回来，删去十一个，加上旧传的“纱”等六个字，又加上两国旧有的“阿”字，成为三十个字，见于彻辰萨囊的书中，那么原本并非把它作为殿后的字，而是章佳国师次序上的小颠倒。回部的单字，一经转换就形成了，“爱里普固”就是“阿”。盘的首三个恶字，是根据意义顺从，不是另外根据声音顺从。都不超出圣人指授的范围。虽然有小差异，但不妨碍大同；只有大同才能罗列小差异。这是等韵例子的不同之处第五点。中国等韵各家，旧法没有文字，用空圈记录声音，其二合的字，只在佛经《瑜伽师地论》中的●字见到。实叉难陀在所生的字上每用圈，在母字上则开始用二合，如“室左”是。三合的仅一见，如“曷〇多”是。梁朝僧佑作《梵汉译经同异记》，辨析广博且见解早。现在准噶尔部也只有二合，没有三合。钦定的天竺、西番都是三合，说所生的字母则以二合为止，没有四合。国书、回部书，却有四合，回部甚至到了五合，舌头越灵活而方法越深奥了。这是等韵例子的不同之处第六点。天竺、西番有纱、补、住、吉、同、征、卜、纳、啰、双、纳、啰、哈、兰、答、鸦、答、克、巴、鲁、达、札、麻、噜、乌、巴、达、麻等记号，回部则有则尔、则白尔、帕尺、都则尔、都则白尔、都帕尺等记号。因而想到大海乌巴什等因蒙古书加圈点，成为国书，也是这个例子。以形状命名声音，而不必本来就有那个声音，也不必区别那个形状，非常敏捷。我家没有这些。这是等韵例子的不同之处第七点。现在想要推见蒙古字母，那么各家的方法都在，怎样使用应当使用的，舍弃应当舍弃的，立于不可改变的地位呢？说它的总数以十部确定，每部的数以三为例，共三十声为第一总图，兼用一百五十音，隶属十五类的例子。天山北路与喀尔喀接壤，同祖的缘故，不以第一头作为九头的纲，不必在巴、博、卜下收声于阿，不必配有主辅而生声，这是不拘泥于例子。三十字中有两个字书成一个，作一声读的，共五个，其余二十五个都是单声。所生的图，首先分阴阳两大支为两图。什么是阳？以中国有平声，无上声的字为阳。什么是阴？以中国四声具足的字为阴。这是元人周德清的例子。阳共十七母，阴共十三母。阴阳各举字七倍于母，其余可以推知。又使三十头以一个领二十九个，互相领而迭写，上写大，下写小，成一图得九百声，这是回部连字的例子。又在三十头之下，各加一个璸都记号，各成一声；又在三十头之下，各加一个天竺雅答克记号，改成一声；又在三十头之下，各加一个吉固记号，改成一声。这又得九十声，这是回部单字的例子。第五、第六、第七图，犹如国书总图外的十一图。其书写连字样，也是国语及天竺的例子。有二合、三合、四合，无五合，参用国语、天竺、西番的例子，而不用回部的例子。每头之下，必注明今蒙古语的某句某字，以见徒为蒙古作。作图共七，声音共一千四百一十。第一母阿字，阿实达的阿；第二和字，和拉哈喇的和；第三伊字，伊苏的伊，为一类。第四母巴字，巴拜岱的巴；第五母博字，卓齐博哈的博；第六卜字，实喇卜的卜，为一类。第七母图字，约苏图的图；第八腾字，腾吉思的腾；第九坦字，哈坦的坦，为一类。第十哲字，哲卜尊的哲；第十一札字，札木楚的札；第十二春字，库春的春，为一类。第十三苏字，舒苏的苏；第十四苏图；第十五索图，和即阿的转，索图即苏图的转，如笛家有隔指声，为一类。第十六喇字，喇呼济的喇；第十七拉厄字，即喇转；第十八朗字，达朗达赉的朗，为一类。第十九穆字，图萨特穆的穆；第二十曼字，曼济鼐的曼；第二十一穆尔字，穆之为穆尔，犹苏索之加图，此如琴家有泛声，为一类。第二十二母诺尔字，诺穆亲的诺；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的囊；第二十四鼐字，鼐曼的鼐，为一类。第二十五丹字，罗丹的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答的等；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的特，为一类。第

译二十八是“棍”字，即“棍楚克”中的“棍”；第二十九是“肯”字，即“色彻肯”中的“肯”；第三十是“克”字，即“克哷”中的“克”，这三者归为一类。

译我自己在序言中写道：研究六书小学与四裔之学，两者互不相关。因此，小学中有一门“声”，声之中有古韵、今韵、等韵三门，等韵中有一门“西番”，闲暇时日，我姑且凭意推演，如此而已。凡是史籍中声音转变的地名、人名、官名，难以用今音去读的，也由此掌握了关键枢纽了。

蒙古文字是国书的始祖。大海乌巴什未奉诏时，国初所用的，就是所谓无圈点挡按的文字。它又是准噶尔部托忒文的始祖。托忒文十五个头，都大致模仿蒙古文，没有圈点，但末尾笔画直下，波磔方阔。国书有联字一体，佛典称之为满字，蒙古文没有，都是单行，佛家称之为半字，准噶尔部也没有。那么蒙古文字，怎么能不编纂成书，以备外史记载呢？现在以波磔多少为次序，不以天地人物为类别。钦定《三合音清文鉴》记载蒙古字，是为了阐明声音；《西域同文志》附载蒙古书，撮举天地人物相比，是借蒙古字形，来阐明西字形。这个表的制作，是专门为了阐明字形。至于蒙古喇嘛所诵读的唐古忒诸经，有见于今中国大藏本中的，如大盘中的△字，又●字，隋代章安项师强音译为伊，又《华严经》实●难陀，本有四画，相如髻形、杵形、华形等，又各经皆有●字、卍字等，竟然符合。现在因此标举一二，聊资考证。此方僧人说，声音在空中，是无常法，不久就会变形，在实处其变化尚迟。又说有有声而无形者，此土空圈记是也；有有形而无声者，室利靺瑳相之属是也，这确实是智者的言论了。

康熙二年，开始诏令礼官，查考国朝公主下嫁外藩者，给予谥号。于是追谥太宗文皇帝朝噶马思所尚主为端献长公主，追谥世祖章皇帝朝噶尔玛索诺所尚主为端顺长公主。礼臣定例，每阅十二年，凡外藩王妃郡主未册封者，理藩院会同礼部具题，遣使册封，都以三四五品满员前往。考察前史，汉唐有国之年，降主远嫁，称为和亲，其外藩遣子入侍，则称为盛事，这都是孱弱，不洽于远方。我圣朝以中外为一家，四十九旗中，不仅开国佐命之勋，在内臣，而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内庭，宴赉如诸王。其额驸专享爵位，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师府第，城中相望，或别赐海淀宅，内务府掌管汤沐，礼官考订仪品，工部负责制造。出则奉暖轿朱轮车，都装饰金黄云绮，红云绮的帷帐，垂挂金黄云绮的幨，引之以绛绣曲柄之盖，宝相华之伞，黑云绮角之纛，孔雀之扇，手持朱髦七尺香草之仗，缀以珠龙首之立瓜。《易经》称帝妹，《诗经》美王姬，极其威严了。现在以国朝公主之适外藩者，谨依玉牒，诠次其谥号，而以外藩福晋郡主之荷册封者，貂冠毳之伦，缀于后为一表。曰哈屯者，视福晋；曰格格者，视郡主也。

《钦定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以八门隶事，一如杜佑之旧。其中条例，则或革或因。如钱币附于食货，马政附于军礼，兵制附于刑法，于理相近，于义有取者，今亦无所更易。至于古今异制，不可强同。如食货典之榷酤、算缗，礼典之封禅，前朝弊法，久已为圣代所除，即一例从删，不复更存虚目。又地理典以统包历代，分并靡常，疆界参差，名称舛互，故推原本始，以九洲提其大纲。今既专述本朝，自宜敬遵今制。况乎威弧震迭，式廓昄章，东届出日之邦，西括无雷之国，山河两戒，隶职方。近复戡定冉駹，开屯列戍，皇舆广阔，更非九州旧界所能包，故均以《大清一统志》为断，不更以《禹贡》州域，紊昭代之黄图。至杜氏述唐朝掌故，与历代共为一书，故皆分缀篇终，其文简略，亦体裁所限，不得不然。今则专勒一编，式昭国典。国法制修明之世，鸿猷善政，史不胜书，故卷目加繁，溢于旧笈。且杜氏所采者，惟《开元礼》为详。今则谟烈昭垂，各成完轶。礼有《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乐有圣祖御制《律吕正义》、皇上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刑有《大清律例》，兵有《中枢政考》，地理有《皇舆表》、《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热河志》、《满州源流考》、《皇舆西域图志》，又有《大清会典》及则例，总其纲领，八旗及六部则例

译详细列举其各项条目，因此分类细致、条理清晰，内容详尽明白，用来昭示后世万年，确实足以美化官方的礼仪，又哪里是杜氏搜集残篇断简、汇编成书所能同日而语的呢？

译《皇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奉敕撰修。起初与《五朝续文献通考》合为一编。乾隆二十六年，因前朝旧事，按例使用平书（不加避讳或抬格），而记述本朝盛世的典章，收录历代皇帝的诏谕，尊崇称颂皇帝的尊号，按礼制应当出格抬行，礼制体例截然不同，难以统一，于是敕令自开国以后，另编为一书。后来续修《通典》《通志》，都将古今分卷，就是沿用本书的体例。其二十四门，起初也沿袭马端临的类目，后来因《宗庙考》中，采用马端临旧例，附录宗庙，因而载入了敕建的各种祠庙，仰蒙皇帝明察周详，降下训示，申明礼制，厘定典章，修史诸臣，这才共同明白尊卑有分别，名实难混淆，恍然醒悟于沿袭错误的过失，于是严格遵守圣谕，另立“庙”一门，将原类目增加为二十五门。其中子目，田赋增加八旗田制，钱币增加银价及回部普儿，户口增加八旗壮丁，土贡增加外藩，学校增加八旗官学，宗庙增加崇奉圣容之礼，封建增加蒙古王公，都是因当今制度所有而增加的；市籴删除均输、和买、和籴，选举删除童子科，兵考删除车战，都是因当今制度所无而删省的。至于象纬增加推步，物异删除洪范五行，国用分为九目，尊号册封之典，从帝系移入王礼，则是斟酌后稍作变通的体例。考察马端临所记宋代之事，虽因世家遗荫，多知晓旧闻，但计算其编修时间，实在是在入元以后，所以典章散失，疏略不详，理宗以下三朝，因国史被北移，更缺失无一字。案：理宗以后国史被元兵载以北归之事，见于《宋季三朝政要》序。如今则圣圣相承，功成文焕，实录记注，都记录在史官，公牍奏章，全掌握在籍氏，每件事都寻源竟委，概括无遗，所以卷帙繁富，与马端临原本相当。《尚书》兼陈四代，而周书为多，《礼记》也兼述三王，而周礼尤备，以殷为鉴，以夏为鉴，百度修明，文献足征，搜罗自广，有不必求博而自博者矣。

内府藏书记

徐秉义

书是载道的器具，治法所从出的本源。古时书聚集在上层，必定设官来掌管。《周礼》说，外史掌管四方之志，以及三皇五帝之书，向四方传达书名，史官主掌书籍，老聃担任周朝柱下藏室史，韩宣子聘问鲁国，在太史氏那里观书，就是如此。然而没有藏于内府的。汉朝兴起，承继秦朝禁学之后，书籍残缺简脱，武帝开始建立藏书之策，设置写书之官，下至诸子传说，都充实秘府。孝成帝又派谒者陈农，向天下求取遗书，山岩屋壁之藏，无不全部拿出。汉朝的典文，在此时最为兴盛，于是有延室、广内、麒麟、天禄之藏，命刘向、扬雄校勘，都在禁中，称为中书，藏于内府从此开始。后汉的东观，也是禁中。到桓帝开始设置秘书监，掌管禁中图书秘记，称为秘书，就是东观。而兰台也藏书，所以薛夏说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那么秘阁之书，藏于内府就明确了。晋宋以来，都有秘阁之号。到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实内库。其后中原多故，经籍荡然，而此制遂废。宋朝兴起，购求渐广，又有崇文院、太清楼及诸馆阁之藏，下至元明，以为故事。内府藏书，其由来尚矣。虽然，藏书固然是盛典，但一患其杂，杂则为小道异端，而无裨于内圣外王之学；一患其伪，伪则为剽窃摹拟，而不协于仁义中正之归。二者不可以不辨别。汉朝术数方技之类，多为妄人所依托，假圣贤之名，以惑当世。梁华林园总集释典，不可胜计。隋炀帝聚书，蒱博鹰狗之说，无所不备。唐元载当国，请括图书以千钱易一卷，人皆嗜利，伪作争献。像这样非杂则伪，虽多亦奚足贵耶。我皇上缵承丕基，重熙累洽，典谟风雅之篇，故老名儒之说，循环乙夜，而熟讲于经筵，念终始典于学，以观人文之化成，于是运独见之明，下求书之诏，网罗遗逸，甚盛意也。而犹意言淆乱，或诡于圣人之道，乃命有司，凡天下之书，非有裨于学问政治者，毋得收。向之所谓杂且伪者，今何患焉。董仲舒对策曰，诣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教者，勿使并进。此道所以日尊，而治所以日隆也。我朝内府之典籍，不惟其多而惟其精，上可以翼圣真，扶绝学，其次亦可以博闻洽见，益人之神智。皇上所以诒谋燕翼，而开亿万年有道之长者，皆于是乎在。岂徒玉轴牙签，侈焜耀于册府也哉。

议谥明季殉难诸臣疏

译一年

大学士舒赫德

译奉旨命查明季殉节诸臣，予以谥号。仰见我皇上圣仁广博，恩泽无私，表彰微末，阐发幽隐，对此事考虑得极为周全。查考《大戴礼记》中“谥以尊名，节以壹惠”的说法，郑玄注解说谥号是对其行为的叙述，意在使声誉值得尊崇信任，即以其一生最大的善行作为谥号。只是历代更改名号，仅为死后修饰的常规制度，而前朝遗臣的忠烈，也能承受盛大的典制，这确实是自古所未有的。谨按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怜悯明末甲申年殉节的臣子，自范景文以下二十人，以及刘文炳、巩永固、卫时春、张庆臻等人，分别赐予谥号。乾隆四年，皇上准许廷臣的请求，对明臣赵譔再次给予旌表谥号。大义与美名，前后彰显。如今奉恩旨，详细商议追赠奖赏，不仅是因为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蔓延，时局危急而显现节操的人，得以甄别录用；即使是我朝天兵迅速扫荡时，那些抗颜拒命的人，也一律褒扬。而明初靖难之变中，尽忠的臣子和烈士，甘愿遭受诛杀夷灭，虽然年代久远，也不让他们最终湮没无闻。这确实是圣主大公至正的宏大用心。臣等恭读钦定《明史》各卷，有的专门立传特别记载，有的因文章附带提及，义理法度精严，显隐相通。皇上命令儒臣增修辑览，对福王、唐王、桂王的事迹进行编排厘订，褒贬笔削，秉承皇上的英明裁决。自神宗以后，诸臣效节始末，在两书中都有记载的，臣等只遵训示，分别考察稽查。并以《大清一统志》与各直省通志互相校勘，也可以参酌异同而核实详略。至于建文帝的诸臣，遗闻轶事，附会不实，像《表忠录》、《致身录》等，都缺乏足以征引的依据，而一律以正史为准。其中区分流品，斟酌典章，谨拟数条，罗列如下：

一、明代殉国诸臣，所处的时代地点不同，其平素品行也各不相同。查考《大戴礼记》、《白虎通》论述谥号，大名小名，都记载其文辞，应请求仿照其意而变通，定为专谥与通谥的制度。那些生平有大节，卓越可称，而又艰难贞正自我安守，百折不回的人，自然应当特别褒扬尊崇，按名定谥。如果平时无甚表现，而慷慨赴死，志节皎洁，则归入通谥之列。其中较显著的为忠烈、忠节，次一等则为烈愍、节愍，期望考察品行称许名号，各自得当。

一、明季应赐谥号的诸臣，在天启、崇祯年间已经议定的，均无需再赐。至于福王时，虽然间或有赠谥，但在荒乱残破、扰攘不安之际，偏私遗漏，指不胜屈。那些出自唐王、桂王所赐的，则褒贬更加混淆，规制更加疏漏。应请求自福王以后，获得谥号的人，都按其应谥的实情，综合核查更正，使众人知道盛世公正的评语，实为千载定论。

一、明代诸臣，既然蒙受赐谥，应有附设祠堂以彰显华美的褒奖。只是事情久远年代湮没，即使想表彰坟墓、旌表里巷，也难以查考。而且异代的臣子，更不便照现行事例，因谥立碑。查各直省府州县，各有忠义祠，应在诸臣原籍，令地方官设牌位入祀。那些里居失传的，则在授命之处附设祠堂。并请求下旨翰林院臣，撰写专谥及通谥文各一篇，交礼部刊发给各直省，令所在地方按式制作木榜，填写某官姓名谥字，附载事实于后，悬挂在祠内，以昭示美好的典制。那些有后裔尚存，愿意在祠墓自行刻碑石的，听任其便。至于史册所称合门遇难的，不一而足，似应入祀节孝祠，以示表扬。那些姓氏可查考的，详细书写于牌位；否则只书写某某妻妾女媳同时殉难若干人，用以昭示核实。

一、诸生平民，未入仕籍，甚至姓名无考，像山樵市隐那样遂志成仁的，所在多有。议谥自然难以一概涉及。应请求在谥号所不及的人，都令其入祀忠义祠，那么草野间的幽贞之士，也不至于沦于泯没。那些有妻女等跟随殉难的，也如前例办理。

一、明臣如杨所修、王大年、李应荐、张捷、杨维垣等人，虽然临危不屈，但名字列入阉党，其平素品行已有亏欠，自然不便让他们滥邀谥典。那些因马士英而骤升如杨文聪的人，抗节也有可矜之处，但进身终究可议。像方岳贡、邱瑜的殉难，见于《一统志》，以正史衡量，则殊有遗憾。而一时勋戚之臣，《明史》说大半死于兵乱，原本不在尽节之列。又如张鹤鸣信任王化贞，排挤熊廷弼，与苏观生拥立朱聿键，构难桂王，都是败事可诛，身死无法赎罪。而马吉祥、蒲缨则表里为奸，他们入缅甸一同死亡，更无足道。还有在甲申年谒见贼寇苟且免死，其后却坚拒我大兵的，如傅鼎铨、张家玉、卫允文、吴尔埙等人，都屏除不录。至于楼琏起草诏书后自缢，梅殷入朝后被害，也不能比于完节。以此显示圣朝权衡予夺，褒贬昭然。

一、《明史》久经钦定颁行，所有新议的谥法，难以在各传中添加记载。臣等酌议，请照《明史》格式，另编一册，冠以原奉谕旨，其次记载诸臣议疏，其次及所拟专谥通谥清单，一体成书，与《明史》相附而行。

译使读史的人有所依据可以查考，以彰显传述的可信。

译国朝谥法考自序

王士祯

本朝拥有天下超过五十年。祖辈的德行与宗室的功业，尊贵的名号应当符合实际。所谓在南郊祭天时以尊号追谥，记录藏在金匮之中，显赫荣耀没有穷尽。自开国以来，各位王公将相攀附皇权而兴起，家中都有行状记载生平，国家有史官记录史实。而朝廷中为死者举行终礼的典制，没有比谥号更重的了。然而五十年来，没有成书来作为掌故备查，馆阁中的秘密，世人又无从窥探。我王士祯过去在史局任职，认为国家的大典，不可以没有记述，私下利用掌管记录的职务，编撰成一部书。书完成后，作序说：谥号始于周朝，《周礼》春官太史，在小丧时赐予谥号；小史，在卿大夫丧礼时赐予谥号，诵读诔文。汉唐以后，都遵循这个制度，但间或有增减。汉朝的制度散见于《白虎通》《独断》等书中。唐宋时期则由太常博士议定，考功司复核确定后上报。明朝制度，大臣去世，礼部请求赐予谥号，得到批准后，内阁列出三个谥号供选择，由个人自行选择。本朝大体沿袭明朝旧制，这是大概的情况。然而古今不能完全相同。《士冠礼》说：生前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唐朝则修养品德隐居园圃，名声和实绩显著的人可以获得“先生”的谥号。宋朝的林逋、徐积、蔡沈，元朝的韩性、杜英、许谦、胡炳文等人，都因为隐居避世而特别赐予谥号。前明朝规定官职必须达到三品，按例才能获得谥号。其余翰林中有在讲筵侍奉旧劳的，因进言而死，因守边疆而死，因王事而死的，也能获得谥号，而其他情况则不包括在内。至于隐居园圃而获得谥号的很少了。这是不同之一。古代谥号兼具美恶，用来寄托褒贬，表示劝诫，而后来则有美无恶。这是不同之二。古代谥号有六家，苏洵删减重复的，共选取一百六十八个谥号。郑樵又增删修改，分为上谥一百三十一个，中谥十四个，下谥六十五个。到了明代所保留的，仅有六十八个谥号。现在又比从前减少。这是不同之三。明朝制度，翰林官才开始获得“文”字谥号。然而有不是翰林而谥号为“文”的，如刘文成、王文成就是。有是翰林而不谥“文”的，如刘忠愍刘球就是。一个朝代的制度，差异如此。本朝则阁臣虽然不由翰林出身，都能获得“文”字谥号。这是不同之四。古代妇女有谥号，自从戚里外戚如虞潭母亲孙氏谥号定为“定”，李思齐妾室郑氏谥号为“贞烈”，都有卓越的行为，而后来却仅仅把它作为阿保恩泽的私惠。这是不同之五。又有令人疑惑的。《郊特牲》说：死后才赐予谥号。而《春秋》记载侯赐北宫喜谥号为“贞子”，析朱成谥号为“成子”，生前就赐予谥号，这又怎么说呢？《大戴礼记》说：大的德行接受大的名号，小的德行接受小的名号。春秋时代，却有因作乱被杀而获得上谥的，如崔武子、栾怀子，这又怎么说呢？宋朝欧阳修去世，议论想赐谥“文”以配韩愈，常秩对欧阳修有私怨，增加一个字为“文忠”。议论者说一定要用这个来等待王安石，后来果然如此。太常寺最初拟定朱熹谥号为“文正”，考功司刘弥正说朱熹应当继承唐朝韩愈，应该特别赐谥“文”，诏书听从了他。后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祖谦等儒者，谥号都只有一个字。这是以一字为贵。京镗谥号为“文穆”，他的儿子请求避家讳，改谥号为“文忠”。议论者说杨亿是大儒，已经谥“文”，议论者想加“忠”字，最终没有给予。增加一个字尚且不可以，何况两个字极其美好呢？这是以二字为贵。明朝制度，谥亲王一字，郡王二字。这又以少为贵。世宗迷信道教，邵、陶两位真人，滥赐四字。这又以多为贵。这又怎么说呢？这是我心中积累疑惑而不能得到解释的，一并附记在这里。至于本朝赐予谥号，尤其在于奖励忠义以教化在位者。世祖定鼎之初，就下令有关部门，确定胜国甲申年间各位大臣的谥号。康熙年间，监司殉难，如叶映榴谥号为“忠节”，陈启泰、陈丹赤谥号为“忠毅”，都是非常规的典制，用来教导忠义的做法到了极点。百代以后，必定还有观看感动而奋起的人。

论谥讳

阎若璩

曾经思考齐孝公名叫昭，而他的后代有昭公；宋平公名叫成，而他的祖先有成公。作为这两个国家臣子的人，称呼昭公、成公的谥号，就会触犯孝公、平公的名讳；避讳孝公、平公的名讳，就会废弃昭公、成公的谥号。这将怎么办？回答说：郑康成关于避讳礼的论述说：对于下级则避讳上级，没听说过对于上级则避讳下级。就像对于后代则避讳前辈，没听说过对于前辈则避讳后代。这只是谥号为昭公与名字为平公的人没有考证清楚罢了。与这两位公有什么关系呢？然而礼制既然在前面失传了，作为这两个国家臣子的人，最终将怎么办？回答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要避讳，违背它所以用谥号，谥号是用来改变名字的典制。怎么能废弃它呢？只是作为齐国的臣子，对于昭公则称呼“昭”，其余则不称呼；作为宋国的臣子，对于成公则称呼“成”，其余则不称呼。这本来就是避讳的变通礼制。我由此知道给儿子取名，不以国名，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因为它们容易遇到而难以避开。现在难道不能增加一条规则，说给儿子取名不以谥号吗？因为用谥号就会废弃这个谥号了。明朝大臣如陈文、王文都按例应该谥“文”，因为名字叫“文”所以不能谥“文”。这也可见一斑了。

卤簿名物记

陆耀

起初我入朝，看见卤簿心里认识它，却不知其名。询问同僚，也没有人能一一回答。等到观看礼器图，才感叹

译自古以来，礼制制作的明晰完备，几乎没有能超过这个的了。从前司马迁到鲁国，观看孔子的车马服饰和礼器，以至于徘徊留恋不忍离去。何况亲自感受圣人的教化，获得当时礼乐的人呢？

查考卤簿的类别，有称为大驾的，用于郊祀；称为法驾的，用于朝会；称为鸾驾的，用于岁时出入；称为骑驾的，用于皇帝出行所到之处。大驾最为齐备，是为了尊崇天和祖先。法驾稍微减少其数量，文物仪仗只要足以彰显德行就停止了。鸾驾和骑驾又更加减少，因为事情不是特殊恩典，不敢与所尊贵的相同。

总共制作的仪仗有五十四种。九龙图案且曲柄的有四种，颜色都是黄色，翠华和紫芝两种仪仗承接其后。九龙图案且直柄的有二十种，颜色也是黄色，都按次序站立。花卉图案且分五种颜色的有十种，九龙图案且分五种颜色的也有十种，每种颜色各两个，它们的站立不按次序，而是相间排列。纯紫色和红色且方形的有八种。作为扇子的有七十二把。写有寿字的有八把。黄色且双龙的有十六把，红色且双龙的有八把。黄色和红色单龙的各八把。孔雀、雉尾以及鸾凤纹样且红色方形的又各八把。

幢这一类的有十六种，长寿幢、紫幢、霓幢、羽葆幢各四种。幡这一类的有十六种，信幡、绛引、豹尾、龙首竿，也各四种。

写着“教孝表节”、“明刑弼教”、“行庆施惠”、“褒功怀远”、“振武”、“敷文”、“纳言”、“进善”的，这八种各占一个角落。

凡是旌这一类的也有十六种。于是有四种金节，四种仪锽氅，四种黄麾，接着是八面大旗和二十四面大纛。羽林大纛、前锋大纛，共十六面。五色销金龙纛共四十面。凡是纛共有八十面。

旗帜中取象于祥瑞禽鸟的，有仪凤、翔鸾、仙鹤、孔雀、黄鹄、白雉、赤乌、华虫、振鹭、鸣鸢。取象于灵兽的，有游彩狮、白泽、角端、赤熊、黄罴、辟邪、犀牛、天马、天鹿。取象于四神的有四种。取象于四渎五岳的有九种。取象于五星二十八宿的有二十三种。取象于甘雨的也有四种。取象于八风的有八种。取象于五雷五云的有十种。取象于日月各有一种。

此外还有门旗八面，金鼓旗两面，翠华旗两面，五色销金小旗各四面，出警入跸旗各一面。旗帜的数量总共一百二十面。

作为金钺、星、卧瓜、立瓜、吾仗、御仗的各十六件。又有六人持仗在前引导，称为引仗。从引仗开始，名称共有十七种。红灯六盏，两盏红灯之下，鼓二十四面，金二件，仗鼓四面，板四块，横笛十二支。又两盏红灯之下，鼓二十四面，画角二十四支。又两盏红灯之下，钲四件，大小铜角各十六支。从红灯到铜角，名称共有十种。

午门之内，有金辇和玉辇。午门之外，有五辂和五宝象。天安门之外，则又有四朝象。朝象虽然不在朝期，通常每天早晨来一次。引仗以上，在太和门之内。铜角以上，在端门之内。

离御座最近的，有拂尘，有金炉，有香盒，数量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瓶、金椅、金杌，数量各一。执大刀的人，执弓箭的人，执豹尾枪的人，每类各三十人。他们的站立也不按次序，而是相间排列。持殳和戟的各四人，侍立在殿前。执曲柄黄伞的一人，站在殿下花之间。执静鞭的四人，站在自黄龙以下的诸仪仗之间。仗马十匹，掌骑的人十人，站在殿之下、陛之上。执戏音麾竹的二人。

计算卤簿所需几乎八百人。从前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询问。我虽然卑贱，还能得以时常跟随在公卿大夫之后，在庭院中拜舞，询问却没有人回答，心里确实不能没有遗憾。现在知道了它们的名称和物品，而详细记录它们，这也大概符合孔子的教诲，不至于违背吧。

译商周铜器说 研经室文集

阮元

形而上的称为道，形而下的称为器。商周两代的道，存在于今天的有九经。至于器物，则很少有保存下来的，所保存下来的只是铜器钟鼎之类罢了。古铜器上有铭文，铭文的文字是古人的篆书笔迹，不是经文隶书楷书在丝帛纸张上抄写所能比拟的。况且那些辞句是由古代的君王、诸侯、大夫、贤者所作，其重要性与九经相同。北宋以后，古铜器才开始多有传录。钟鼎、尊彝、敦盘、戈剑之类，古词古文多得无法尽识。那些在经传中被称道的，如商汤的盘、正考父和孔悝的鼎，那些器物都没有流传到今天。那么今天所流传的器物，假使古代圣贤见到，怎知道不会载入经传呢？器物是用来承载礼制的，所以孔子说：“只有器物和名位不可以假借给别人。”先王制定器物，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区分尊卑，用于朝觐宴饮，就能体现天子的尊贵、赐命的荣耀，即使有强国，也不敢询问鼎的轻重。用于祭祀饮酒射箭，就能体现德行的美好、功勋赏赐的名声，孝子孝孙永远祭祀祖先并珍视使用这些器物。况且天子、诸侯、卿大夫，如果没有德行和地位来保持富贵，就不能制造这些器物；如果没有学问通达文辞，就不能在器物上刻写铭文。那么器物，是先王用来驯服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导天下习礼博文的学问的。商朝国运六百年，周朝国运八百年，道与器都没有衰败。况且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其富贵精力必定有所用处，用在奢侈僭越奇异上，是国家家庭的祸患。先王让他们的才能、精力、礼制、文辞用在器物之中，礼制明了而文辞通达，地位确定而王权尊贵，愚昧傲慢狂暴喜欢作乱的人就很少了。所以身处下位时，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算节俭；身处上位时，晋国绛县的钟镈不算奢侈。这是古代圣王的大道，也是古代圣王的精意。自从井田制和分封制废除后，梓人和凫氏的技艺也失传了。所以说想要观察三代以上的道与器，除了九经之外，舍弃钟鼎之类，从哪里去观察呢？

商周兵器权量说 研经室文集

阮元

三代以上，称人的战斗队伍叫卒伍军旅，不叫兵。叫兵的，是戈戟弓矢之类的专名。古代兵器中矛三寻为最长，经传中很少见到使用它，所用的是戈比较多。戈保存到今天的很多，用现在的尺子横着量，不过几寸。它的柄长古尺六尺六寸，仅仅与中等身材人的身高相等罢了。郑玄注《考工记》，说古代箭镞长二寸，近代人得到古代长平的铜箭镞与之相符，似乎按周尺计算，也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寸二分多一点。古代剑今天保存下来的，用手肘量，剑首与手肘齐平，剑末与手指齐平，也很短了。先王制定兵器，不是不能做得长且大，而是用制度限制它，用礼来推行它，以仁为本，所以非常短小。后世致力于用物力互相压胜，渐渐变成长枪大矛了，渐渐变成火器了，这也是不得不然的趋势，就像车战变为骑马一样。古代的度量衡，短小且轻，现在的度量衡，长大且重，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利权都由上级掌握，官吏征收银帛粟米，没有不求取盈利的，数千年递次盈利以至于如此，这也是不得不然的趋势。

卷五十七 礼政四 学校

取士篇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

古代选拔士人宽泛，使用士人严格。现在选拔士人严格，使用士人宽泛。古代实行乡举里选，士人中有贤能的人，不用担心不被知晓。降及唐宋，科目不一，士人不能参与这一科，还可以转而从事另一科，这是选拔的宽泛。《王制》说让乡里推举秀士，升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推举选士中的优秀者，升给学校称为俊士；大乐正推举造士中的优秀者，升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推举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并确定他们的议论；议论确定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唐朝的士人考中后，不能立即脱去布衣做官，吏部又复试他们。宋朝虽然考中后做官，但也只是簿尉，令录榜首，才得到丞判，这是使用的严格。宽泛选拔就不会遗漏人才，严格使用就不会有侥幸晋升的人。现在却不是这样，选拔士人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即使让豪杰之士，像屈原、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之类的人，舍弃这个也没有途径晋升，选拔难道不严格吗？一旦考中，上则列入侍从，下则安置在郡县，即使落选成为乡贡的人，终身不再取解，授予官职，使用又多么宽泛啊。严格选拔，那么豪杰之士老死在山野的就多了；宽泛使用，所以在位的人多不得其人。世俗之人，只看到二百年以来的功名气节，一二人出于其中，就认为科举法已经完善，不必另求。不知道科举之内，既然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唯独不能进入，那么功名气节之士得到科举，不是科举能选拔出功名气节之士。假使抽签比较长短来选拔，实行数百年，那么功名气节之士也自有出于抽签之中的人，难道可以说抽签是选拔士人的好方法吗？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只是让庸俗狂妄之辈，充塞天下，难道是上天不产生人才吗？那么选拔的方法不对。所以我主张拓宽选拔士人的途径，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