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译征收拖欠的赋税，本意是想让百姓摆脱困境。然而黄金如此贵重，反而会让百姓更加困苦。于是规定黄金每两折合米二十石，白银每两折合米四石，但这仍然是黄金一两相当于白银五两。永乐十一年，规定黄金每两折合米三十石，这就相当于白银七两五钱了。又规定在交址招募商人用黄金换取盐引，黄金一两给盐引三十道，这就相当于白银十两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太平盛世之后，日益崇尚奢侈浪费，上至后宫，下至功臣权贵，用度超过了物品本身价值的原因吗？辽东的张孝杰担任北府宰相，贪婪无厌，曾说：“没有百万两黄金，不足以作为宰相家的家底。”我小时候看到万历年间，赤金只换七八两白银；崇祯年间换十两白银；天启年间权阉当政，百官献媚者都进献黄金，金价转而昂贵，江南地区甚至达到换十三两白银了。那种投珠抵璧的风气，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呢？

译自古以来使用黄金的耗费，如《吴志·刘繇传》所载，笮融大建浮图祠，用铜铸造人像，以黄金涂身，身穿锦绣彩衣，悬挂九层铜盘。《何姬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孙皓命令尚方用黄金制作数千件华燧、步摇、假髻，让宫女戴着互相扑打，早上制成晚上就损坏，随即拿出重新制作。《魏书·释老志》记载，兴光元年，敕令有关官员在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位皇帝，铸造释迦牟尼立像五尊，每尊高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年间，天官寺建造释迦牟尼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记载，后宫服饰器物，极力挑选珍奇之物，府库旧物，不再够用，高价向民间购买金银宝物，价格都是数倍，京城酒税，都折算成黄金缴纳，用来制作金饰，仍然不能满足。《唐书·敬宗纪》记载，下诏度支进献铜三千斤，金箔十万张，修缮清思院新殿，以及升阳殿的图画屏障。《五代史·闽世家》记载，王昶建造三清台三层，用数千斤黄金，铸造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真宗建造玉清昭应宫，屋脊、斗拱、梁柱，全部用黄金装饰，耗费巨大，数以亿计。虽然用金的数量，也不能完全计算。《金史·海陵本纪》记载，宫殿装饰，涂抹黄金，然后间杂五彩，金屑飞扬空中如同落雪。《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建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都用黄金装饰，总共耗费黄金五百四十两有余，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说缮写金字藏经，总共耗费黄金二千二百四十四两。吴澄传记载，将黄金磨成粉末作为泥书写佛经，《泰定帝纪》泰定二年，因国家用度不足，停止书写金字藏经，当时在云南设立制造、售卖金箔的规措所，这些都是耗费黄金的原因。杜镐的话颇为不假。《草木子》说，黄金一旦制成金箔，就无法再还原成原来的形态了。所以《南齐书·武帝纪》禁止不得用金银制作金箔。《宋史·真宗纪》大中祥符元年，重申不许用金银制作金箔的制度，《仁宗纪》康定元年，禁止用金箔装饰佛像，《哲宗纪》元祐二年，禁止私自制造金箔，《刘庠传》记载，仁宗外戚李珣触犯销金法，刘庠上奏说，法令执行应当从权贵近臣开始，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金史·世宗纪》大定七年，禁止服用金丝，织造贩卖者都抵罪。《元史·仁宗纪》至大四年，禁止民间制造金箔、销金、织金。而《太祖实录》记载，皇上拿出黄金一锭，给近臣看说，这是表笺包袱上的盘龙金，让宫女洗涤熔炼得到的。唉，节俭的德行真是深远啊。

银

《日知录》

顾炎武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是铜钱而已，未曾使用白银。《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饰宝藏，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不久废除不再实行。谢肇淛说，汉代白银八两价值铜钱一千，当时银贱而钱贵，现在白银一两就价值铜钱一千了。《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三年下诏说，天下有银山的地方，一定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鼓铸，银对百姓生计没有益处，天下自五岭以北，现有的采银矿坑，应当禁止开采。李德裕任浙西观察使上奏说，去年二月奉诏令进献盒子，共计用银九千四百余两，当时储备都没有二三百两。然而考证《通典》，说梁初只有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地区使用铜钱，其余州郡则混杂使用谷物布帛交易，交广地区，则完全用金银作为货币。而唐代韩愈上奏状，也说五岭买卖，一律用银。元稹上奏状，说自岭以南，用金银作为货币，自巴以外，用盐帛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绘彩巾帽互相买卖。杜氏《通典》记载唐代度支每年收支数额，粮食二千五百余万石，布绢绵二千七百余万端屯疋，铜钱二百余万贯，未曾有银。其土贡方面，贵州贡银百两，鄂、新、党三州各贡银五十两，贺州贡银三十两，邵、端、昭、潘、辨、高、龚、浔、严、封、春、罗、牢、窦、横、象、泷、藤、平、琴、廉、义、柳、勤、康、恩、崖、万安二十七州各贡银二十两，这是唐人将银作为贡品而不作为赋税。《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下诏各路每年缴纳缗钱，福建、两广改缴银，江东缴纳布帛，于是有用银抵充缗钱的情况了。《金史·食货志》记载，旧例银每铤五十两，价值百贯。《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内库拿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作现任文武常参官的救济接济，由此可知前代银都是铸成锭的。民间或许有截凿的，其价格也随之高低变化，于是改铸银，名为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铜钱二贯，公私同现钱使用。又说再铸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用绫印制作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一起流通。流通不久，银价日益昂贵，宝泉日益贬值，百姓只用银论价，到元光二年，宝泉几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银买卖，这是今天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现在民间缴纳官府的物品都用银，却还称为钱粮，承袭宋代的名称，当时上下都用铜钱。然而明初征收天下田赋，未曾使用银，只有矿冶的税课有银，《实录》在每年年终，记载收入数额，而洪武二十四年，只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到宣德五年，则三

译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每年征收的数额以此为标准。查宋代苏辙《元佑会计录》记载，每年白银收入仅五万七千两；《元史·成宗纪》记载，右丞相完泽说每年白银收入仅六万两；而宣德五年奏报，温州、处州两府及平阳、丽水等五县的白银定额达到八万七千八百两，所开设的矿冶逐渐增多，当时国家本来并不依赖白银作为主要用度。到了正统三年，因为采办扰民，开始废除白银税课，封闭矿穴，而每年的收入数额，不过五千多两。正统九年，重新开放福建、浙江的银矿场，这一年采纳的白银已达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于是仓库粮食折价缴纳、变卖，没有不用白银的，后来便成为惯例，白银成为常用货币，海外商船带来的白银也多了。

译《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禁止民间用金银作为货币进行交易。违反者治罪。有告发的人，就把没收的物品赏给他。立法严厉到了这种程度。洪武九年，允许百姓用银、钞、钱、绢来代替缴纳当年的租税。洪武十九年，下诏说每年解运的税课钱钞，如果路途险远难以送达，允许兑换成金银进献。五月，下诏让户部将当年的秋粮，以及仓库中储存的粮食，统计总数，除去留存的部分，全部折收金银、布、绢、纱，运送到京师。从此，禁止金银交易的禁令稍微放松了一些。

正统元年，命令江南的租税折收金帛。在此之前，副都御史周铨上奏说，行在（皇帝所在之地）各卫官员中，俸禄在南京支取的，派遣官员去支给，本意是为了便利。但是派来的人拿着各官的俸米去贸易货物，高价买入低价卖出，十成中不到一成。朝廷白白耗费廪禄，各官得不到实惠。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每年的俸禄数额，在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船的地方，各自按照土特产折收布、绢、白金，运到京城充当俸禄。巡抚江西的侍郎赵新也说，江西所属各县，有偏僻居住在深山、不通舟船的地方，每年带着金帛到交通便利的地方换米，运到南京缴纳。如果遇到米价昂贵，费用不堪计算。现在行在官员的俸禄在南京支取，往返劳累耗费，得不到实用。请求让江西所属各县，酌情征收布、绢，或者将白金类熔铸成锭，运到京师，用来抵充官员的俸禄。户部尚书黄福也有这样的请求。到了这时，行在户部再次重申前面的建议。皇上问：“祖宗曾经实行过吗？”尚书胡等人回答说：“太祖皇帝曾经在陕西实行过。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自按照所产之物，百姓认为便利。后来又在浙江实行，百姓也认为便利。”皇上于是听从了他们的请求。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都称便利。然而从此仓库的积蓄就减少了。

正统二年，命令两广、福建应当输送到南京的税粮，全部缴纳白金。愿意缴纳布、绢的听凭自愿。于是巡抚南直隶的行在工部侍郎周忱上奏说，官仓积蓄有余，派遣行在通政司右通政李畛前往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将存留的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多石，卖出换银，抵充官军的俸粮。正统三年，命令出售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的仓粮，于是让军民没有转运的劳苦，而粮仓避免了陈粮变质的祸患，这都是当时的权宜之计罢了。

自从折银之后，不过两三年，频繁发生水旱灾害，而设法劝借，达到千石以上用来赈济灾荒的人，被称为义民，下诏免除他们的赋税。到了景泰年间，纳粟授官的例子纷纷出现，一直流传到今天，而国家所征收的银两，不再知道它是米了。《唐书》说天宝年间天下丰饶富盛，州县的粟帛数以万计。杨国忠掌管度支，于是说古代耕种二十七年，剩余九年的粮食。现在天下太平，请求将各地滞积的物资变卖为轻便的资财，使京师内部富裕。又将天下的义仓以及丁租地课，兑换成布帛来充实天下的禁藏。当时各位大臣的议论，与此类似。沿袭旧事而行，不免太过分。沿袭日久，内部空虚外部虚假。到了崇祯十三年，郡国大旱，仓库没有现存的粮食，百姓想要跟随叛乱，于是导致亡国。这难道不是百世的鉴戒吗？

正统十一年，巡抚直隶的工部左侍郎周忱说，各处遭受灾害，恐怕预备仓储的粮食，赈济不够用。请求将折银的粮税，全部征收实物，在各仓收贮，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卖给百姓，将所得的银两上缴京库。这样官府既不损失，百姓也能得到救济。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是文襄公（周忱谥号）权宜变通的方法，所以他成为一代能臣。

《日知录》

顾炎武

缺乏铜的祸患，前代已经说过。江淹说古剑多用铜，像昆吾、欧冶之类都是铜。楚子赐给郑伯金，盟誓说：“不要用（它）来铸造兵器。”所以用来铸造三口钟。杜氏注解说，古代用铜做兵器。《汉书·食货志》贾谊说，收缴铜，不让市场用来制作兵器。《韩延寿传》说，韩延寿任东郡太守，取官府铜物，等到月食时，铸造刀剑钩镡，效仿尚方（皇家作坊）的事。古代金有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氏的时候，九州牧伯进贡金，于是铸造九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治理晋阳，公宫令舍的堂屋，都用炼铜做柱子。荆轲刺杀秦王，击中铜柱。而秦始皇收缴天下的兵器，铸造金人十二个，就是铜人。《三辅旧事》说，聚集天下兵器铸造铜人十二个，每个重二十四万斤。汉代在长乐宫门。《魏志》说董卓毁坏铜人用来铸造小钱。吴国阖闾的坟墓，铜椁有三重。秦始皇的坟墓，也用铜做椁。战国到秦代，攻战纷乱，铜不够用，所以用铁来补充。铸造铜难，寻求铁容易。因此铜兵器逐渐减少，铁兵器逐渐增多。一年比一年严重，一年比一年厉害。逐渐浸染流变，于是形成风俗。所以铁匠比肩而立，而铜匠消亡绝迹。两汉时期，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造三宝刀、二匕首，是天下百炼的精利，而全是铸铁，不能再铸铜了。考查史书，自汉代以后，铜器极少。只有魏明帝铸造铜人两个，号称翁仲，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个。而武则天铸造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唐代韩滉任镇海军节度使，用佛寺铜钟铸造弩牙兵器。自此之外

译寂静无声，没有听闻。只有铜马、铜驼、铜匦之类。昭烈帝进入蜀地，仅仅铸造铁钱。而现今尚存的，如真定的佛、蒲州的牛、沧州的狮，没有不是黑金的了。

译唐开元年间，刘秩上奏议论说：“铸造钱币之所以供应不足，是因为铜价昂贵。铜价昂贵，那么使用铜的人就多。铜用来做兵器不如铁，用来做器具不如漆器，禁止使用铜并无害处。陛下为什么不禁止人们使用铜呢？禁止人们使用铜，那么铜就没有用处，铜价就会更加便宜，这样钱币的供应就充足了。”《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文宗在紫宸殿对宰臣说：“物价低廉而钱币贵重，该怎么办？”杨嗣复回答说应当禁止使用铜器。《文宗纪》考证禁止铜器的法令，古人有实行过的。宋孝武帝孝建三年，禁止人们用车及酒肆器具使用铜。《南史》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七年，禁止私自贩卖铜、铅、锡，以及用铜制作器具。代宗大历七年，禁止铸造铜器。德宗贞元九年，禁止贩卖剑和铜器。天下有铜山，任由人们开采，其铜由官府购买，除铸造铜镜外，不得制造铸造其他物品。宪宗元和元年，禁止使用铜器。各本纪记载，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止百姓制作铜器。《资治通鉴》记载，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令收取公私铜器，全部交给铸钱司，民间不缴纳的治罪。《宋史》本纪记载。然而今日实行这些法令，不免又成为欺骗百姓的事情。只有销毁钱币、铸造钱币，上下互相蒙蔽，而当今的钱币，本来就没有长久保存的方法了。

《南齐书·刘悛传》记载，永明八年，刘悛向世祖启奏说：“南广郡边界蒙山下，有一座城叫蒙城，约有二顷地，有四座烧炉。从蒙城渡水向南约百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就能得到铜。有古代掘铜的坑，以及居住的房屋处所仍然存在。邓通是南安人，汉文帝赐给邓通严道县的铜山铸钱。如今蒙山在青衣水南边，所以是秦代的严地道。蒙山距离南安二百里，这必定是邓通所铸造的地方，非常值得经营谋划。”并献上一片蒙山铜，又献上一片铜石，以及平州铸铁刀一口。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使者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记载，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报恒农郡铜青谷有铜，计算一斗土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计算一斗土可得铜五两；鸾帐山，计算一斗土可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计算一斗土可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是以往铜官的旧址，既然有冶炼的利益，就应当开矿铸造。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旧唐书·韩洄传》记载，韩洄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产铜，又有洛源监久已废弃不管理，请求凿山取铜，设置十座炉子铸钱，而罢免江淮七监。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册府元龟》记载，元和初年，盐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边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请求在郴川旧桂阳监设置两座炉子，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记载，旧饶州永平监，每年铸钱六万贯，平定江南后增加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常供应不足。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丁钊能知晓饶、信等州山谷出产铜、铅、锡，于是酌情调动百姓开采，并且询问旧的铸钱方法，只有永平使用唐开元钱料最好。于是到朝廷当面陈述，皇帝下诏增加购买铅、锡、炭的价格。于是得到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每年铸钱三十万贯。这些都是前代开采的例子。

论钱币

陆世仪

古代有三种货币，现在也有三种货币。古代的三种货币是珠玉、黄金、刀布，现在的三种货币是白银、铜钱、纸币。古代做买卖的人，用他们所有的东西，交换他们所缺少的东西，都是粮食和器械罢了。粮食和器械，携带、转移、衡量、计算，有所不便，于是就用黄金来代替。黄金是用来疏通粮食和器械流通困境的，所谓大的不如小的方便。物品有极其微小的，厘毫之间的交易，那么黄金又有所不便，于是就用铜钱来代替。铜钱是用来疏通黄金流通困境的，所谓整块的不如零散的方便。千里携带，盗贼险阻，那么黄金和铜钱，又都各有不便，于是就用纸币来代替。纸币，如唐代的飞钱，现在的会票，又是用来疏通黄金和铜钱流通困境的，所谓重的不如轻的方便。明白三种货币的情况，就知道使用三种货币的方法了。

钱币的轻重，自然应当以一钱为标准。钱币的价值，断然应当以每一文折合白银一厘为标准。如果钱币太轻，那么铜的价值抵不上银，铜的价值抵不上银就多耗费。钱币太重，那么银的价值抵不上铜，银的价值抵不上铜就难以使用。如今的薄小低劣的钱币，固然不符合法度了。至于京师的黄钱每六文折合白银一分，也没有得当。

如今朝廷使用钱币，每每便于发放，不便于回收；每每便于向下流通，不便于向上流通。这是因为纯粹使用小钱，没有子母相权的方法的缘故。天启年间，曾经铸造当十钱，每一个大钱，相当于十个铜钱，其重量以一两为标准。我认为今后凡是遇到官民交易，势必要用钱的地方，小钱难以计算个数，干脆使用当十大钱，出入清楚明白，没有耗损兑换折算的麻烦，也是一种方法。

自古三种货币都用黄金或铜，没有使用纸币的。唐宪宗时，命令商人到京师，把钱委托给各路进奏院，以及各军储使和富户，以便轻装前往四方，凭券取钱，号称飞钱。这是纸币方法的起源。然而这只是用纸币作为钱的凭证，而不是直接用纸币作为钱。宋代张咏镇守蜀地，担心蜀地人使用铁钱太重，不便贸易，设立质剂的方法，称之为交子。高宗时，又有会子，才开始用纸币作为钱。然而仍然用官方的钱作为本位。到了金元时期的钞票，就直接从百姓那里获取材料，不再用官方的钱作为本位。

译钱是根本。所花费的代价，不过三五文钱，却想出售价值千钱的东西，百姓虽然愚钝，难道会被欺骗吗？况且纸币容易模糊破损，不久就会再次废止，那么纸币没有用处就可以知道了。一定要推行纸币的法令，必须像唐代“飞钱”的制度那样才可以。如今人家多有携带巨额资金到京师的，因为道路不便，把钱委托在京师的富商家中，拿着票据到京师取钱，这叫做会票。这就是“飞钱”的遗留意旨。应该在各地的布政司，或者大府所在的地方，设立银券司。朝廷拨出官本制造编号的券，让往来的客商缴纳银子换取券，凭券取回银子。在出入之间，酌情收取少量的路费利息。这样客商就没有道路上的担忧，朝廷有每年的利息收入，似乎也非常便利。

译六经未提及货币论

顾栋高

姜太公为周朝建立了九府圜法。钱币外圆内方，轻重以铢来衡量，于是泉布之法得以推行天下。直到如今两千年未曾废止。然而六经和《论语》《孟子》中，却没有提及货币。查考《国语》，周景王二十一年铸造大钱，当时正值鲁昭公十八年，孔子二十九岁。而孔子生平，给人一釜，给人一庾，给人九百粟，未曾以钱币作为货物。孟子的时代，只说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妇女有多余的布匹，并且说圣人治理天下，使豆类和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可见当时只以粮食和布匹进行交易，未曾使用钱币。《小雅》中有“握粟出卜”的诗句，顾炎武说：古代用钱不广泛，问卜的人也用粮食。汉代依然如此。我不禁感叹当时风俗的淳朴，人心的厚道，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后来的儒者，因为财用匮乏，议论想要恢复古制，如陆贽、白居易等人，认为粮食可以耕种得到，丝帛可以织造而成，至于钱币非官方铸造不行，这是要求百姓所没有的东西，不如使用粮食和丝帛方便。然而查考魏文帝黄初二年，废除五铢钱，让百姓用粮食和丝帛交易，到明帝时，共四十年，按理应该家给人足，却只见到其害，不见其利。使用久了，奸巧伪诈逐渐产生，百姓竞相用潮湿的谷物来牟利，制作薄绢来交易，虽然用重刑罚来惩罚，也不能禁止。因此司马芝等人议论使用钱币，不仅是为了国家富足，也是为了减少刑罚，于是重新设立五铢钱。到安帝元兴年间，桓温辅政，又想废除钱币使用谷物和丝帛，孔琳之议论说：钱币的作用，既没有毁坏的耗费，又省去了运输的辛苦。至于谷物和丝帛本是为了衣食，用来作为货币，则导致损耗很多，在商贩手中劳损毁坏，在切割截断中耗废。这只有在兵乱积久的情况下，才暂时废除，汉末就是这样。魏明帝时，钱币废除使用谷物，四十年了，因为对百姓不便，又恢复五铢钱。这是经过试验证明有效的才停止。前凉张轨的参军索辅对张轨说：晋泰始年间，河西荒乱，于是不用钱币，将匹帛撕裂成段数，丝帛布匹既被破坏，交易又困难，白白毁坏了女工，不能用于穿衣。如今中原虽然混乱，这里完全安定，应该恢复五铢钱以济通变之会。张轨听从了他，以布匹折算使用钱币，钱币于是大行，百姓依赖其便利。由此看来，可见白居易所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铅山”的说法，只是执着一偏之见，而没有看到废除钱币的危害。唯独奇怪的是，自从太公制定九府之法，直到孔子孟子的时代，七百多年，钱币尚未通行于天下，难道潮湿谷物、薄绢的奸伪，当时还没有吗？切割截断、运输的耗废，认为不值得担忧吗？反复寻求其缘故，古代只有商贾通行四方，买卖财物，那时所谓的财物，都是黄金、龟甲、贝壳之类，所以史书说家累千金，孟子也有馈赠百镒、七十镒、五十镒的记载。其余的交易，都不出乡民各自以其土地所产互通有无，计算起来没有比粮食和布匹更方便的。所以《诗经》说：“抱布贸丝”，又说：“握粟出卜”。即使微小之物，也不用钱币。又古代分土而治，太公为周朝制定圜法，意思只在王畿和本国实行，不必通行各国。所以终周之世，六经和《论语》《孟子》，没有货币的文字。如果今天想要恢复古制，我担心潮湿谷物、薄绢的奸巧伪诈会更严重，刑狱日益繁多，怨恨诽谤交起，我没有看到其可行之处。

按：白居易的策略只是想要恢复唐初租庸调制度，以谷物丝帛供给赋税，主要在于便利农民，而未曾以此严厉对待商人，所以他的诗也说：“胡为春夏税，岁岁输铜钱”，又说：“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正与古代农业用谷物丝帛、商业用货币的制度相符。震沧此辩未中白氏之失，然而其考古便民之实，则无以替代了。

古代货币为贝壳论

佚名

夏商周三代的时代，家给人足，而当今时代却难免财力匮乏。议论的人认为是因为人口日益增多，但并不完全如此。自古至今，货币交易，随着时代逐渐变化，而日益趋向困难，到今天使用白银而达到极致。这并不是因为消耗的多，而是产出的先狭隘，今天所谓的货币，不是古代所谓的货币的缘故。古代以贝壳为货币，以龟甲为宝物。贝壳有五种，《汉书·食货志》以大贝、壮贝、么贝、小贝、不成贝为五贝。贝壳是海中的介虫，《说文》说：它的甲壳是人们所珍视的，即今天的玳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费人工，不烦劳招致，所以自古说财、说货、说宝，文字都从贝。《禹贡》说“厥篚织贝”，《盘庚》说“具乃贝玉”，《顾命》陈列大贝，《中庸》论水之不测，说“货财殖焉”。这是说海是天府，可以供给天下百姓的日常生活，使家给人足，每户都有储藏。自从太公为周朝建立九府圜法，钱币外圆内方，轻重以铢衡量，而交易之法于是开始变化。然而钱币只是用来通济贝壳的不足，而仍然不废除贝壳。所以《小雅》说：“锡我百朋”。此外只有黄金与粮食布匹。孟子的时代，王馈赠兼金百镒，又说农民有多余的粮食，妇女有多余的布匹。周朝的货币就是这样。秦统一天下，黄金为上币，铜钱文曰半两，重量如其文面，而龟甲贝壳只作为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而百姓开始严重困苦。汉朝兴起，因为秦钱重难用，改铸四铢钱，钱币越来越多而轻，物品越来越少而贵。武帝征伐四夷，国用空竭，于是以白鹿皮方尺

译用皮革和丝织品作为货币。价值四十万。又铸造银锡合金的白金。将银锡混合铸造成白金，共分为三个等级。百姓不将其视为宝物使用。一年多后最终废弃不再实行。汉元帝时，贡禹上奏说，铸造钱币和开采铜矿，使得百姓放弃农业而追逐工商业，应当罢免开采珠玉金银和铸造钱币的官职，不再将其作为货币。租税和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粮食。议论的人认为交易需要钱币，布帛无法按尺寸分割。议论于是停止。自从魏孝文帝创立均田制，周、齐、隋、唐沿袭它。向百姓征收赋税，有租、庸、调。自从杨炎改为两税法，一律征收钱币。陆贽论述说，米可以通过耕作得到，布帛可以通过纺织制成，至于钱币，不是官府铸造就不能流通。这是舍弃百姓所拥有的，而要求他们没有的东西。由此说来，钱币只是用来辅助粮食布帛的不足，听任百姓自行交易则百姓有利，其利害不是很明显吗？考察唐代，凡是租赋、俸禄赏赐、军粮，贿赂、赃款、罚款，都用丝织品，没有用银子的。白居易诗中说，进入大盈库，年久化为尘土。李光颜任节度使，大盈库发出的丝织品破裂，军士背着烧毁它，李光颜甚至想要自杀。长孙顺德接受他人丝织品的事被发觉，太宗反而赐给他丝织品以使他感到羞愧。段秀实以司农卿身份经过岐州，朱泚自己送来大绫三百匹。皇甫湜替裴度作碑，一个字索要三匹绢。只有岭南几个州，用银作为交易媒介，所以张籍诗中说，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而现在天下通行使用银，难道不奇怪吗？北宋兴盛时，元佑年间会计统计，每年收入银仅五万七千两。那时西蜀有交子务，交子如同现在的汇票，后来改名为会子，只是因为钱币沉重难以携带，为了方便商贾，官府设立机构来管理它。后来于是成为纸币。绍兴初年在边境郡县使用它以便军需，然而李道传在理宗朝上言，纸币的兑换，官民如同仇敌，钞法的实行，商贾怀疑怨恨，那么宋代已经存在这种祸患。金元时期，都用纸币作为交易媒介。然而纸币质地轻而想要重用，纸币越发贬值而物品日益昂贵，不符合习俗，难以通行。明洪武、永乐两朝，设立严酷的法律来强制流通，但大多不能勉强实行。到宣德三年于是停止。从此从上到下，都以银作为宝货，直到今天没有改变。银从沙泥中开采，在炉冶中熔炼，况且它的矿藏在遥远之地，不像贝壳取自水族，物产丰富且工艺也不费事。富人锁在箱柜中可以传之累世，囤积居奇谋取暴利，不像粮食久了会腐烂，布帛久了会朽坏，百姓不需要烦劳告诫，自然能流通而不滞涩。现在自从秦代废除贝壳，至今两千多年，银的通行才四百载，而民生匮乏，银难得，这是当朝君主所忧虑的。法令久了就会产生弊端，有了弊端就应当更改。我因此远追三代以上，直到当今时代，私下认为应当恢复使用贝壳货币，与钱币并行，凡是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它，而粮食布帛听任百姓以实物交易，或许能使财货流通充裕，国家用度充足，作为亿万年无穷尽的计策。恭敬地写下来以备采纳选择。

译铜政议上

王太岳

我私下看到滇南地处荒远边陲。谈论政事的人必定把铜政放在首位。然而自从官府设立铜厂以来，不到六十年，官府和百姓都深受其害，进退两难。有人将其比作救灾没有奇策，为什么呢？当今铜政的困难，在于采办方面有四点，在于运输方面有一点。

第一，官府给予的铜价，难以再商议增加。乾隆十九年，前任巡抚爱必达，因为汤丹铜价实际少了八钱有余，上奏蒙受皇上恩准减半给予，于是增加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过了两年，前任巡抚郭一裕请求用东川铸钱的利息充补铜本，于是又增加四钱二分三厘六毫。过了六年，前任总督吴达善统筹各局增加铸造，再次请求增给铜价，于是又奉特旨增加银四钱。又过了六年，前任巡抚鄂宁遵旨陈请，于是又暂时增加六钱。过了三年，才开始停止暂时增加的铜价。于是汤丹、大水、碌碌、茂麓等铜厂，就以六两四钱为定价。而青龙山等二十多个小铜厂，旧时定价三两八九钱、四两一二钱的，也在乾隆二十四年，由前任巡抚刘藻上奏奉谕旨，既然依照汤丹旧例，每百斤铜，定以五两一钱五分有余收买，即使是金钗最劣质的铜，也以四两的旧价，增加银六钱。朝廷的恩德心意，非常深厚了。然而实行几年，总是以困顿疲敝上报。难道完全是人情不知满足吗？是因为限于旧定价格太少，虽然屡次增加却不足以补偿。广东、四川与云南毗邻，而四川的铜，以九两、十两购买百斤，广西以十三两购买百斤，为什么云南独有节省缩减呢？江阴杨文定公（名时）在云南巡抚任上，上奏陈述铜厂利弊的疏中说：各厂工本多少不一，牵合计算，每百斤价格银九两二钱。此后凡有计算利息、商议赔偿，无不以此为常例。等到购买铜时，则定以四两到六两。然而还要从中扣除课税铜，养廉公费从中支出，转运耗损从中支出，捐输金江修费从中支出。即使那所谓的六两，实际得到五两一钱有余。不仅与四川、广东的价格相比几乎减少了一半，即使按照云南本地价格，也只不过十六七而已。这都是因为旧定价格太少。然而在当时，没有人有异议，现在却抱怨价格少，为什么呢？旧时滇铜任由人们开采，从康熙四十四年，才开始请求官府管理，每年有固定的课税。不久官府给予工本，拖欠稍多，于是又收回铜归官府自己出售。到雍正初年，才开始商议开设鼓铸，运往京城铸钱局以疏通积压的铜。其实每年征收的铜，不过八九十万斤。又过几年，也不过二三百万斤。与今天相比，才十分之二三。这是名义上归官，而厂民私自认为有利的，还有八九成。官府价格的多少，本来就不计较。此后讲求更加详细，综合核查更加严密，以前隐藏盗窃的，至此全部清除干净。于是厂民不再有丝毫的盈余，而官府价格的不足，开始没有地方补偿。这就是它之所以困顿的原因。现在矿洞道路已经深入，近山树木已经耗尽。人工和木炭价格，全都数倍于从前。又加上课长的搜刮，地保的摊派，官府差役往来的供应。于是以前所谓的本息、课税、运输，役夫口粮杂用，以及厂次路耗，计算其中，而后又有九两二钱的实际价值。现在只计算工本，就已经接近这个数目。厂民实际得到六两四钱的价格之外，还需要贴补一两八九钱才够。问从哪里出，不过是移后补前，支左而右绌。日后的拖累，有说不尽的。

铜价不足，厂民困顿疲敝，到了如此地步，然而没有请求加价的人，为什么呢？确实知道财政的账籍制度有常规，不可以像请求开仓放粮那样，屡次尝试。况且即使增加四钱、六钱的价格，而积久的困顿还不能立刻缓解。所以说官府给予的价格难以商议增加。这是采办困难的第一点。

第二，取用的数量，不能商议减少。滇铜供应运往京城和各地的，也曾一两次商议减少。乾隆三十二年，云南巡抚鄂宁因为各厂开采铜，才得到五百多万斤，不能再供应各路的购买，咨请自行筹划，户部议定这一年加运的京铜及明年头纲铜，以及各路买铸，于是云南减运二百六十多万斤。后三年，云贵总督明德又因为去年获得的铜，虽然接近千万斤，然而自从运供京城铸钱局，以及云南鼓铸之外，仅余铜一百三十万斤，用来偿还连年积欠的九百二十多万，还不足，难以再普遍应付八路的需求，于是请求全部停止各路采买，户部议定上奏，允许缓补解京铜，酌情停止江南、江西两道采买，于是云南减买五十多万斤。后半年，前任巡抚明德，又因为各路委派官员，在云南等候领取铜四百一十万多斤，以去年云南铜剩余一百多万斤计算，四年才能足够供给。这四年之中，不仅截留及缺交的京铜不能补运，而且各省每年购买云南铜二百多万斤，积累几年，将有八九百万斤，更加难以筹划。于是请求裁减云南铸钱，以及各路买铜的数量，户部议定上奏，允许停止云南的临安、大理、顺宁、广西府，以及东川新设各局铸钱，又暂时减少陕西、广西、贵州、湖北买铜六十三万斤，于是云南得以减

译办理铜二百多万斤。总计前后缓减五百多万斤。矿民的气力这才稍微舒缓了。当初滇铜开始归官府购买时，每年供应本省铸钱九万多串，以及运往湖广、江西的钱四万串，计算下来才需要一百多万斤铜。到了雍正五年，云南铜厂获得铜三百多万斤，才开始商议发运到镇江、汉口各一百多万斤，任由江南、湖南、湖北购买。到了雍正十年，发运广西钱六万二千多串，也只需要铜四十多万斤。第二年，钦奉世宗宪皇帝谕旨，商议在广西设立铸钱局，每年运往京城的钱三十四万四千六十二串，计算下来也只需要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多斤。乾隆二年，总督尹继善又因为浙江承买洋铜，拖欠日益积累，京城铸钱局每年需要洋铜和滇铜共四百万斤，请求敕令江浙前往云南购买铜二百万斤。云南依照户部文书，在解运京城钱之外，仍然解运京城钱三十多万，以凑足二百万斤的数量。而直隶总督李卫又认为，从其他地方远购滇铜再转运，哪里比得上云南直接运往京城铸钱局呢？从此各省供应京城的正额铜及加耗铜，全部归云南办理解运。然而此时还只限于四百四十万斤。不久又商议将停运京城钱的正耗铜，改为加运京城铜一百八十九万多斤。又不久，福建采买二十多万斤，湖北采买五十多万斤，浙江采买二十多万斤，贵州采买四十八万多斤。接着广西用盐换铜十六万多斤，接着陕西停止购买四川铜改为购买云南铜三十五万斤，不久又增加到四十万斤。于是云南每年需要筹备铜九百多万斤，然后才足以供应京城和各地的需求，而云南本地的铸钱还不包括在内。天地的物产，常常需要有盈余来等待滋生繁衍，唯独滇铜几乎是用一年的收入供给一年的使用，好比竭泽而渔，很少能够持续了。更何况一年的使用量，几乎超过了一年的收入，这是凶年求取盈满的方法啊。这都是因为索取的数量过多造成的。曾经考察滇铜的产量，起初的一二百万斤就不论了，自从乾隆四五年以来，大概每年产量六七百万斤，多的八九百万斤，最多的也就一千多万斤，到一千二三百万斤就停止了。

译如今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上报的铜产量都是一千二百数十万斤，这是滇铜最为兴盛的时候，产量并未比往日减少。然而不能供应充足的原因，只是索取的人太多了。

过去江安、闽浙购买滇铜来替代洋铜，议论的人认为滇铜的兴衰没有定数，应当多作准备，仍然责令江浙官员收购商人购买的洋铜，以期望物资充裕。等到请求将滇铜直接运往京师，用剩余的铜在湖广开炉铸钱，而商人办理的洋铜，则听任江浙收购铸钱。议论的人又认为滇铜虽然有余，仍需筹备以供应京城铸局，如果立刻供给楚地铸钱，假使将来京城铜料短缺，关系重大。又议定浙江收购的洋铜，也必须储存，如果滇铜短缺，仍可运往京城接济。即使是近年截留京铜，户部议定也因为滇铜确实有缺乏的情况，应当通盘筹划、斟酌调剂。这些都是以三十年为周期来制定国家用度，为天下打算，并非只为云南考虑。

到了今天，京师运输的定额既然没有短缺，而自江南、江西以外，还有浙江、福建、贵州、广东、陕西、湖北各路开炉铸钱，纷纷并举。一方面说这是百姓的需用，是供给军队的钱，不可缺少；另一方面说铸炉将要停闭，等待铸钱的情况已到极点，不可迟缓。于是云南的铜政就骚动起来。

凭借云南的矿产，不能供应云南自身的需用，反而裁减铸钱来供给各路，各路需用铜的，都得到好处，而产铜的云南却独自遭受损害。它的产量越多，索取的人就越众，责成的压力就越急。那么云南的铜，什么时候才能充足呢？所以说取用的数量不能商议减少，这是供应办理的困难之二。

一是大厂的拖欠债务，积重难返。谨按杨文定公上奏陈述铜政利弊的疏中说：“运输户多出自夷猓，有的在山野间行走住宿，中途被盗窃；有的马牛病死，丢弃铜料逃跑；有的奸民盗买，无法追偿。又矿硐里的百姓都是各地无业之人，领到本钱到手，往往私自花费，无力开采；也有开硐没有成效，白白耗费工本的；更有采到铜后，偷卖私销，贫困逃亡，欠债累累的，名叫厂欠。”由此看来，自从有了官办矿厂，就有厂欠，不是一天的事了。然而当时凡是有无法追回的厂欠，得以请求皇恩贷免，所以年年采铜，数量比从前成倍增加，而厂民的拖欠也成倍增加。管理矿厂的官员，害怕遭到严厉谴责，少报数字上报上官，而每过几年，就有巨万的积欠，就有不能请求豁除的了。上官因为确实有欠而不能豁除，于是委曲迁就，姑且弥补其缺口。乾隆二十三年，奏请预备汤丹等厂工本银十二万五千兩，是用来偿还厂欠的。三十三年，逮捕治罪综理铜政及管理矿厂的官员，责令赔偿银七万五千余两，是用来清理厂欠的。三十七年，颁布豁免的命令，而在发放价款时，每百两收取银一两，大约每年发放七十万两，可收取七千余两，借以储存，以备逃亡之需，也是用来减少厂欠的。至于开采路途遥远，工费众多，官本不足，就没有人想办法了。所以没过几年，厂欠又恢复原状。三十七年冬天，核查厂库，以稽查厂欠，前后厂官赔偿补充数万斤外，仍有民欠十三万余两，重重蒙受皇恩，特下旨意，使他们筹划便利之法，然后厂铜得以十分之一通商，而用铸钱的利息来偿还欠债，现在的东川局加铸就是如此。然而加铸的利息，全部用来偿还厂欠，通商的铜，又用来输送铸局供应铸钱，至于不足的工本，依然没有办法筹措。所以旧的拖欠刚去掉，新的欠债又来了，两年间又不可估量了。

自从近来定下议定，每年年终责令索取无欠结状，由所属上司加上保结，由此连年没有厂欠的名目。然而工本不足，厂民不能空着肚子徒手去采矿，于是为他们量借油米炉炭以资助工作，而责成他们向官府输送铜，以此来牵制厂民，说你们只管尽力开采，我能救济你们。厂民也以此引诱上级，说官府幸好养活我，我将尽力开采来赎回以前的负欠。上下互相蒙蔽，不过是侥幸于万一遇到的堂矿。是谁忌讳躲避厂欠，而积累其欠借不还的油米炉炭，价值也不下巨万，总之都出自公款。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大义，他们之所以低头服役，劳损形体而不推辞，是孜孜以求利益罢了。至于利益无法图谋，而公款的拖欠，且日益紧迫其后，厂民才开始没有指望了。厂靠出产铜，民以厂为业，民无所指望，厂还有什么呢？区区三五个官吏的请求，对于铜政有什么帮助呢？所以说大厂的拖欠债务，积重难返，这是采办的困难之三。

一是小厂的收购，涣散没有条理。云南矿厂，其中旧且大的，汤丹、碌碌、大水、茂麓最为著名，而宁台、金钗、义都次之。新厂中大的，狮子山、大功最为著名，而发古山、九度、万象各厂次之。至于像青龙山、日见汛、凤凰坡、红日岩、大风岭各厂，地处偏僻遥远，矿硐深邃，常在丛山乱箐之间，而像大屯、白凹、人老、箭竹、金沙、小岩，又都连接贵州四川，路径杂乱，奸顽无赖、贪图利益的细民，往往潜伏其间，盗采盗铸，占据高冈深林，预先准备逃跑路线，一遇到地方兵役，放纵踪迹勾结捕捉，就纷纷惊骇

译散乱。无法追寻。那些在厂地采矿的人，又都是游手好闲的穷苦百姓，只求谋得食物。他们既无财力，只能深入开采、远行进入，仅仅在山皮表面寻找矿苗。而所开采的矿脉，比作鸡窝；所采获的矿石，称为草皮菜皮。这虽然名义上是采铜，实际上都是侥幸尝试。一条矿脉一旦采断，又去寻找另一条；一处没有收获，又更换到其他地方。往来杂乱，不知固定的方向。因此，一个矿厂之中，采矿的人动辄有几十人。矿区之间的距离，近的几里，远的一二十里，有的几十里。即使是善于察访的官吏，本来也不能周全详尽地管理了。加上这些人不领取官府的资本，没有统一的统领，他们为自己打算，本出于无聊，既然不是长久的职业，有什么顾惜？有矿就采，无矿就走。方便开采的就采，不方便开采的就走。像这样用官方法律来约束他们，用常规税额来考核他们，他们就会四散逃跑，怎么能束缚住他们呢？官办矿厂的人看到他们这样，所以常常无可奈何，只依靠一两个客长和锡头。厂民得到矿石，都由客长评定多少然后缴纳。锡头炉房，根据矿石的质量，经过几次锻打和提炼才成为铜。每用一炉铜，缴纳官府二三十斤，酬谢客长锡头几斤，其余的就听任他们怀揣携带，到远方去贩卖。核算实际数量，竟然不及汤丹矿厂的百分之一。凭借滇南矿厂众多，各路取求广泛，却只依靠两三个大矿厂。其余小矿厂，环绕分布，数以几十计。而合计几十个小矿厂的铜，比起两三个大矿厂，还达不到一半。那么大矿厂怎么能不困窘呢？所以说小矿厂的收购涣散没有条理。采办的困难，这是第四点。

译至于转运的艰难，又可以略加陈述了。云南是偏僻的边远之地，登记在册的户口才四十万，其中饲养马牛的仅占十分之一二。这四十万户，分属八十七个郡县，而在交通要道上、作为转运必经之路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由此说来，云南的马牛不过六七万头，而用于运铜的马牛不过二三万头，这是大概的情况。云南每年要向京城运送铜六百三十万斤，再加上各路采买的铜以及云南本地鼓铸所需的铜，每年运铜达一千二百万斤。计算马牛的承载能力，牛可载八十斤，马的力气是牛的两倍，一千多万斤的铜，没有十万匹马牛是无法完成的。然而民间的马牛只供农田耕作，不能大量畜养以等待官府每年的征用。一旦受雇运铜，只能运送三四百万斤，其余八九百万斤，还需要七八万匹马牛，而云南本来就穷困了。乾隆三年，朝廷商议广西府局发运京钱，陆路用牛一万四千头、马九千匹，水路用船三千只，考虑到雇佣聚集不易，恐怕更加扰民，就允许停止铸造。这一年云南上奏说云南铜运往京城，事情刚开始，江安、闽浙的二百万斤铜，不能一时发运，批准户部的建议，运往京城的铜允许宽限到明年，而江浙各路的铜，且需等待后续命令。这都是为了审时度势，不想勉强做必定做不到的事。又前件奏议说，户部有现铜三百万斤，工部稍显不足，可以暂且借拨。又乾隆三十五年商议说，户部、工部两局库有现铜四百五十万斤，云南还有两年运铜，计算可以衔接抵补局库的，仍有八百多万斤。此后云南的发运，源源不断，以供京城铸钱，有盈余无短缺。那些截留、拖欠的铜三百五十多万斤，都可以着令缓期补解。这为云南的官民考虑，持论多么宽厚；而为国家用度考虑，论事又多么详尽。现在却不是这样。户局有铜二百五十万斤，加上工部的铜三四百万斤，云南铜的发运在路上的，年内都可以相继到达的，有一千多万斤，比起以往略微没有减少，而商议的人却急切地担忧有接续不上的忧虑。于是云南每年又加运旧欠铜八十万斤，连同以前的共七百一十余万斤，而云南更加困顿了。况且转运的法令，著令本来已经非常详尽了。起初京城铜改由云南运输，起运之日，必定咨文经过的地方，令其防卫催督稽查，守候风向、水情、冰冻。又令所在官司核实转报咨文户部。后来因为运官有的买货重载，淹留迟滞，兼责沿途官弁驱促快走，徇私隐瞒有罚。后来又因为纳铜不如本数，议请申用雍正二年采办洋铜的成例，运铜不依限的，褫夺官职戴罪管运，委解的上官，夺其官，领职如故。那些有盗卖等弊端的，本官按律治罪，责成上官分赔。又改定运限，从永宁到通州，限定九月。在汉口、仪征换篓换船的，限定六十日。从守候冰冻之外，守候风向、阻水的期限，不再扣除。运铜入境，由所在官弁依期申报奏闻。而云南、四川也复会商，从永宁、泸州搬铜打包，限定五十五日。从永宁抵合江，从重庆府抵江津，听任所在镇道稽查，委官催督。如果有无故逗留，地方官弁隐匿不实报的，予以纠劾。后来因为铜船停泊，阻塞漕运，又议沿长江道路，委派游击、都司押运，从仪征以下，听任巡漕御史催赶。运官虽然想饰诈迁延，本来也不得了。又积疲之后，户部正日月考核，于是巡抚与布政使，亲自经历各厂，以求采运的适宜，而责成巡道周环巡视，以考核转运的勤怠，并察其停寄盗匿。从守丞以下，州县的长官，与簿尉巡检的官员，往来相接，符檄交驰，弁役四出，所在官吏，每天惴惴不安，救过都来不及，而传闻骚然了。曾经考察乾隆二年，云南有余铜三百七十四万斤，所以能筹划洋铜的停买。十七年有积铜一千八九百万斤，所以能满足各路的取求。二十四年以后，有大兴、大铜两厂，骤增铜四百多万斤，所以能贴运京钱，每年没有缺滞。这如同水利，积蓄不厚，而每天疏浚抉剔，那么干涸可以立等。势态本来就是这样。现在主管运输的官员，惧怕遭受罪责，都已经增价雇佣，然而还是不免以人代替畜力。官司责成吏役，吏役责成乡保里民，每籯数日的粮食，以应一日之役，中间科索抑派，严重扰民。好事的官吏，驱率老幼，横施鞭打，摧残民生而亏损政体，不是小事。所以说转运的艰难，这是第五点。

铜政议下

王太岳

具备这五种艰难，所以云南的铜政，有救荒没有奇策的比喻。虽然如此，荒灾固然不可不救，而铜固然不可不办理，不可不运输。我私下曾寻求前人的论议，安置得失的原因，那些在往昔有效验、而可以试行于今日的，说是多筹息钱以增加铜价，通计有无以限制买铜，稍宽考成以舒缓厂困，实给工本以广开采，预借雇值以聚集牛马。云南的铜，供给户部、工部，供给浙闽各路，供给本路州郡的饩饷，它的用途很大了。所以铜政的

译务必宽裕地给予铜价。铜价给足了，然后矿厂的人众才会聚集。人众聚集了，然后开采的范围才会扩大。开采范围扩大，那么铜的产量就多。铜多了，那么国家的用度就充裕。前任巡抚爱必达在奏疏中说：“汤丹大小等矿厂，在刚开始开采时，办理的铜数量不多。等到后来，每年办理的铜达到六七百万斤，甚至八九百万斤。到现在将近三十年，扣除课税损耗后的盈余，不下数百万两银子。近年来，矿砂逐渐变薄，矿洞道路日益遥远，靠近矿厂的柴薪被砍伐殆尽，木炭价格翻倍。聚集的人多，油米更加昂贵。每年京城和各省鼓铸钱币，需要铜一千万余斤。炉工和民工的本金不够，每年产出的铜，势必日渐减少。洋铜既然难以采办，云南的铜如果再短缺，京城和各省鼓铸钱币，从哪里获取资财呢？前任巡抚刘藻因为汤丹、大碌等厂不足以支付工本，两次上奏请求允许增加铜价，都获准允准。矿厂百姓感激振奋，大铜厂今年办理铜六十万斤，大兴厂因夏秋雨集停工，还有铜三百七八十万斤。各厂总计共有铜一千二百余万斤。历年办理铜的数量，没有超过这一年的。这实在是蒙受皇上特别恩准，起初并没有不许的情况。现在距离过去，近的十年，远的二十多年，所说的矿洞日益遥远、改换开采日益困难的情况，又更加严重了。然而却说‘发放恩惠的请求，不可以屡次尝试’，这是为什么呢？有铜的本钱，就有铜的利息；有铸钱的利润，就有铸钱的利息。所以说，对下有益而对上无损的事情，不可以不讲究。查乾隆十八年，东川增设新铸钱局五十座，增加铸钱二十二万余千文。在备给银船工本之外，每年盈余利息银子四万三千余两。九年之间，于是积累利息四十余万两。从此以后，云南才开始有公家储存的钱，而铜本不足，也稍稍知道有取资的途径了。二十二年，东川增加半卯的铸造，每年收取利息银子三万七千余两，用来弥补汤丹大水四厂工本的不足。二十五年，因为东川铸钱的利息不足以支付加价，又请求在会城、临安两局，各增加铸造半卯。二十八年，再次请求增加铜价，于是又在东川新旧局，冬季三个月每旬增加铸造半卯。三十年又因为铜厂采获增加，东川铸钱利息尚少，于是又请求每月每旬，各增加铸造半卯，以增加汤丹各厂的铜价。而大理也开设钱局，每年获得利息八千余两，用来资助大兴、大铜、义都三厂排水采铜。先后十二年间，增加铸造、增设钱局，达到五六次而不停止。云南的钱法与铜政相互表里配合，已经很久了。用矿厂百姓的铜来铸钱，就把铸钱的利息给矿厂。费用不从其他地方筹措，恩泽不泛泛波及，而这几十个矿厂、成千上万的百姓，都有办法解除困穷而谋求温饱。积累他们欢呼雀跃的士气，铜即使不增加，也断然不会减少。以此来维持铜政，延续钱币流通，所谓多铸利息钱来增加铜本，就是这个意思。取资的数额，确实不可以议论减少。各路所自有的铜，以及其紧急与宽缓的实际状况，不可以不考察。过去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的铜，都从云南购买。接连到来，云南因此日不暇给。圣朝天下是一家，那些在各地的储备，与在云南的储备，本来没有区别。我私下看到去年陕西奏请开设宁羌矿洞，过了两个多月，已经获得现铜二千四百斤，仍有生砂，又可以炼铜五六千斤。由此追凿深入，真正的矿脉显露，长久的大丰收可以期待。又湖北奏请开设咸丰、宣恩两县的矿厂，先后炼铜已得一万五千余斤，将来获利必定加倍。在邮报上看到的如此。现在秦、楚开采都一年多了，他们获得的铜，少的也应当有数万斤。而采买云南的铜如故。一定要核算他们自有的数量，那么这两个地方本来就可以减少购买。贵州本来设有二十座炉，继而减少铸造二十三卯，采买云南的铜也减少十万斤。近年又减少五座炉，议定以铜四十四万七千斤，每年作为常额。而云南的铜仍然实际购买三十九万六百六十斤。至于贵州的铜，则减少七万斤。将安逸且省力的留给自己，而劳累且费事的给云南，这不是公平的意见。所以贵州的采买也可以减少。又今年陕西奏称局中铜，现有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余斤，加上商运洋铜五万，应当有三十余万斤了。委派官员领买的云南铜六十二万六千二百斤，且将继至。以此计算，是陕西已有铜九十余万斤，而又有新开的矿厂，产铜方未可限量。这一路的采买，不仅可减少，而且也可以停止了。

译另外，福建、浙江、湖北以及江南、江西等地，过去购买洋铜，每百斤价格都是十七两五钱；而云南铜的价格只有十一两，每百斤少六两五钱。因此，改为购买云南铜是适宜的。然而，这些地方的运费和杂项开支，每百斤铜按规定消耗的银两也有五六两。加上购买价格，通常高达十六七两。与洋铜的价格相比，并没有显著的高低差异。再加上各路运官的贴费，从一二千到五六千不等，那么实际上已经与洋铜价格相当了。由此权衡，云南铜确实不如洋铜便利。因此，这几个地方可以停止购买云南铜。如果确实能够核实实际使用情况，那么每年可以减少拨付一百多万两银子，而云南铜的供应必定会日益充裕。这就是所谓全面统计有无，以此限制铜的购买的方法。

厂务亏欠的实情，在杨文定公开始筹划厂务的那一年就已经显现，后来却日益增加，没有止境。等到积欠已经很多时，才按惯例请求免除。而被免除的，又只是逃亡或死亡的百姓；那些身上有厂务亏欠，却拿着现钱开采现铜，但缴纳数量不足的人，并不包括在内。因此，被免除的常常很少，而拖欠的常常很多。乾隆十六年，议定由官府发放铜本，依照征收盐税的成例，根据完纳亏欠的比例来考核政绩。厂官因怠慢征收而受到的处罚，仅限于扣除俸禄。厂官尚且可以凭借实际亏欠的数量，来确保一年的收入，这对于开采本来没有害处。后来因为厂务亏欠累积达到十三万两，督理官员从监司以下，都被逮捕治罪并追偿。不久因为铜少，无法满足各路的采买需求，于是将借拨运往京城的定额铜二百六十几万斤，计算其虚值，并议定对各位厂官进行实际罚款，罚金高达十四万两。不久因为急需铜，严厉责令厂官限期办理铜务，那些限期多而收获少的，已经被削职夺官；有的人因为害怕受到纠察弹劾，多报铜斤，于是又因虚报通关，按律治罪，甚至判了死刑。这确实是铜厂的厄运时刻啊。

大大小小的各个铜厂，炉户、砂丁之类，人数多达千万，所依靠来调节他们甘苦、适时处理缓急的，只有厂官罢了。现在却让他们进退狼狈，无所适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铜政还能指望好吗？从当前情况来考虑，想要谨慎核实名实，规划长远，希望振兴铜政，裨益国家财政，那么不放宽对厂官的考核要求是不行的。为什么呢？近年来的法令，既在年终索取他们所欠的结状，而所辖的上司又按月计算并季度汇总。厂官不敢再多发价格，必须按照缴纳铜数量的多少，完全符合预先给予的数量，然后才给价继续开采。这确实可以杜绝厂务亏欠了。然而，开采铜的费用，每百斤实际少一两八九钱，这钱从哪里出呢？给予不足，那么民力无法支撑，将会解散而停止开采；想要足额给予，而亏欠仍然没有止境，必定不会被上官允许。这又是另一个困境。

那么，现在每年有千万斤铜，是依靠什么呢？预先借出的底本，以及所谓接济的油米，本来就是用来供养厂民匮乏、疏通厂政困境的。谨按乾隆二十三年，预先借给汤丹厂工本银五万两，以五年为限还清；又借给大水碌碌厂工本银七万五千两，以十年为限还清。都是在季度发放铜本之外，特别又加借，使得厂民气力宽舒，从容开采，所以能够多获得铜来偿还旧债。乾隆三十六年，又请求借发，特别奉到谕旨，认为以前借多扣少，厂民宽裕；现在借数既少，扣数反而多，而且分限三年，比以前更加紧迫，恐怕承领的户主畏难观望，日后借口拖延，更是难免。由此可见圣明如神，坐照万里。而当时又因为日久逋逃、新旧更替而担忧，不敢宽限多发，仅借两个月的底本，银七万数千两，而以四年为限还清。厂民在原本价格之外，得到这些补助，虽然其宽裕的程度不及以前借给的多，但仍然依靠它支撑延续了三四年。这就是预先借出底本的功效。

又自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先后陈请借储油米炭薪来资助厂民，厂民于是能够把每月收到的铜价全部用来雇佣砂丁，而用官府借贷的油米来供给日常使用，所以没有懈怠开采。这又是所谓接济的功效。现在每月扣除的借本，消除得差不多了，唯独油米的货物，应当用铜价来偿还，但迟迟未能偿还的，反而逐年累积。如果这样下去不止，万一上官不体谅，而责备他们拖欠怠慢，坐实亏空挪用的罪名，那么厂官如何能逃脱罪责？这又是日后无穷的祸患，而成为今天的隐忧。

前年云南新开了七个铜厂，详细列举了四件事。户部议论说：“炉户、砂丁，大都是贫民，不能自己筹措工本，依靠预先领取官银，资助他们开采。矿洞盈亏不齐，不能完全没有逃欠。如果让经手发放的官员，按数完偿，恐怕他们有所顾虑，害怕发放，反而妨碍铜政。”确实如此啊，这话可以说是通达大计的。现在如果确实放宽厂官的考核要求，使他们能够适时借贷油米，而没有日后亏缺的诛罚；又仿照二十三年预先借出的方法，增加数量而放宽年限，那么厂官就没有迫挟畏阻的心理，而厂民有日月舒长的舒适。上下相安，全力致力于矿厂，而铜政不振兴、采办不增加的，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放宽考核以舒缓厂困的方法。

小厂的开设，涣散没有条理。寻求统一它、整齐它的方法，不可不急于实行。我私下看到乾隆二十五年，前巡抚刘藻上奏说，中外鼓铸钱币，取给于汤丹、大碌的占十分之八九，至于其余各个小

译小厂。零星凑集。不过占十分之一二。然而在土中探求矿藏。衰盛变化无常。自须开采新矿。预先做好打算。或许能此消彼长。源源不断而不匮乏。如今各小厂附近的地方。并非没有矿苗。只是因为开挖大矿。通常需要经过多年累月。厂民以十人或百人为一群。通力合作。借垫的费用。极为庞大。侥幸获得矿砂炼铜上缴官府。所给的铜价却微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不免损耗本金。断难竭尽全力去从事。又奏章中说。青龙等厂。乾隆二十四年。连同闰月共十三个月。共获得铜四十八万斤。自二十五年二月。奉旨增加铜价。至二十六年三月初旬。也经历了十三个月。共获得铜一百多万斤。所获得的额外收益。在加给铜价之外。实际存留白银二万九千多两。与二十四年相比。多出的利息银一万多两。而各厂民也多得到价银一万二千多两。感激圣恩。确实是施惠而不耗费。又三十三年。前巡抚明德上奏说明。说云南山高脉厚。到处出产矿砂。只要经营管理得当。不仅有益于铜务。而且数百万谋生的穷民。也能借此维持生计。由此看来。小厂并非没有利益。如果确实增加人力。开凿峡谷建成矿堂。那么新开辟的矿。进入不必很深。而用工不必太多。况且那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树木茂盛。采伐既方便。木炭也容易得到。与大厂开采的费用相比。应当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不可不急于谋划。现在厂民既然都徒手掠夺获取。而完全出于侥幸尝试的行为。而作为厂官的人。只是坐着等待抽取分成的课税。除此之外已无过多要求。因此这些小厂并非没有矿。货物丢弃在地上。没有人爱惜。更何况盗卖盗铸。其造成的漏洞。又不知有多少呢。小厂的铜。每年不及汤丹、大水等大厂十分之一的。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能在小厂附近的县城招徕本地居民。编入什伍的组织。又选择其中诚实稳重的人作为首领。于是借给他们本钱。增加给他们油米薪炭。那么分散的人群。都有了归属。久而久之且会依赖为恒久的职业。即使驱赶他们也不会离开。然后向他们展示约束。督促他们完成课税。激发他们正在振奋的精神。增强他们已经聚集的力量。使他们都开凿石头打破峡谷。以求深入山中的矿藏。而没有半途而废的情况。虽然有不成功的也很少了。如果再开设曲靖、广西的铸币局。而用利息钱增加铜价。那么宣威、沾益等山的铜。不再流向贵州。路南、建水、蒙自等山的铜。不再流向广东。怎见得小厂不可以转变为大厂呢。所谓实际供给工本以扩大开采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滇地的牛马确实很少。滇地所储备的物资又空虚。而户部等衙门却仍以等待铸造为说辞。发公文催促运输。急如星火。大概是没有权衡缓急的实际情形啊。在滇境运输的铜。前后接连不断。依次抵达泸州。既用乙年的铜。来弥补甲年的运输。又打算用乙年的运输。来等待丙年的铜。而泸州方面随即收取随即兑换的。也几乎没有停息。那么终究就没有储备的日子了。只有放宽半年的期限要求。然后泸州才有三四百万的储备。储备既多。那么兑换的人刚走。而运输的人已经到来。这是常常有剩余的贮存。像这样凡是运输官员到来的。都可以按时兑换发放。依次启程。在泸州既没有坐守的劳苦。在途中也有催督的命令。运输怎么会迟缓呢。至于筹划运输的方法。固然不能以滇地缺少马牛为由推卸责任。于是我曾私下查阅往日的典籍来考察。起初云南铸造的钱币运往京城。由广西府陆路运输。到达广南府的板蜂。再乘船到达粤西的百色。然后蜿蜒进入汉地。而广西与广南之间。经过十九个厅州县。各自根据地方的远近大小。雇佣牛只接力运输。少的几十头。多的三五百头。甚至多达一千二百头。以预先支付价款的方式雇佣招募。每年夏秋季节冒着瘴气迷雾。人和牛都生病。所以常常畏惧受阻而不敢前进。后来官府购买马牛制造车辆设立驿站。以五百八十八匹马。分设七个驿站。又以三百七十八头牛。三百七十八辆车。分设九个驿站。接力供应转运。恰逢部议改为运输滇铜。于是停止广西的铜。而将江安、浙闽以及湖北、湖南、广东的定额铜。停止购买改由滇地运往京城。于是滇地的征耗四百四十余万。全部由东川直接运往永宁。其后因为寻甸、威宁。也可以到达永宁。于是分拨二百二十万。由寻甸转运。而东川经由昭通、镇雄到达永宁的。还有二百二十万。其后又将广西停铸的钱币。连同其正耗剩余的铜。总计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四十斤。命令按数解往京城。这是加运的铜。也由东川、寻甸分运。到乾隆七年昭通的盐井渡才开通。那么东川运输的铜。一半由水路运输。抵达泸州。一半由陆路运输。抵达永宁。十年。威宁的罗里渡又开通。那么寻甸陆路运输的铜。既经过威宁。又可以乘船抵达泸州了。十四年。金沙江工程完工。而永善黄草坪以下的水道。也足以通航运输。于是东川到达昭通的铜。都分由盐井、黄草坪两条水路。与寻甸运输的铜。得以直接抵达泸州。然而东川、昭通的马牛。也并非全部出自当地管辖。黔蜀的马。与邻近郡县的牛。常常占其大半。雇佣的方法。先由官府检验马牛。烙上火印。借给买价。每匹马。借银七两。四头牛。一辆车。借银六两。等到载运时。则一半支付官价。而扣留一半。以抵销之前的借款。扣销既尽。则又借款。往来周旋。如环无端。所以受雇的都有熟户。领运的都有定期。互保的都有常伴。经纪的都有定规。日月既久。官民相熟。虽然有空乏而没有逃亡。这也是雇佣运输的一种策略。现在宣威已经沿袭此法试行了。假使寻甸及在威宁的司运者。都实行此法。以每年领取的运价。向长官申明。预先借给运户。多买马牛。常使供应运输。滇地产虽缺乏。或许能有所补救吧。然而还有困难的地方。各路采购。雇佣运输常常迟缓。近年定议滇铜。每在冬夏之末。计数分拨。大小各厂。各自根据地方的远近。铜的多寡。而分拨。采购委官远至。东驰西逐。荒废旷延时月。所以今年才开始议定。得胜、日见、白羊等远厂的铜。都从本厂运至下关。由大理府转发。贵州、广东采购铜的。很少远涉了。而义都、青龙等近厂。与云南府以下的厂。仍须各路委官前往采购铜。自己雇佣自己运输。都汇聚百色。然后登船。主客之势。呼应既难。又因农事。牛马无暇。夏秋瘴气盛行。更多阻隔。所以部文多次下达。而云南报告出境的。常常担心迟缓。以往临安、路南的铜。都运往弥勒县的竹园村。以等待各路委官的采购运输。其后因为委官守候历时太久。于是有赴厂领运的提议。然而当时实在是因为云南缺铜。不能按时供给采购。并非运贮竹园村的失误。假使减少各路的采购。而将迤西各厂的铜全部运往。贮存在云南府。以知府总领发运。又运临安、路南的铜。运贮在竹园村。以收发责任归于巡检。像这样那么各路委官。到了就采购运输离去罢了。哪里还有奔走荒废的时间呢。如果更仿照运钱的制度。将各路陆路运输的价款。分发沿途郡县。各自招募运户。借给官本。多买马牛。按站接力运输。如同设置驿站。夏秋全部撤去马牛。归农停运。那么人马没有瘴疠的忧虑。委官有安闲的乐趣。在其闲暇时。又分寻甸运输铜的一半。由广西、广南。到达百色。如同运钱的旧例。即使运往京城的铜也将加速。一举而三善具备啊。只选择可采纳的而采纳罢了。

厂记

檀萃

募隆之出。由

译吴尚贤家境贫寒，前往银厂谋生。他抵达边疆之外的葫芦国。该国酋长大山王蜂筑非常信任他。吴尚贤与蜂筑共同开采茂隆银厂。获利极多，白银产量无法计算。其产量超过了内地的乐马厂。这两座银厂东西并驾齐驱，因此云南富裕兴盛。百姓安乐，官员宽裕。吴尚贤的志向逐渐膨胀。他想着借助进贡大象的机会，得以袭任守备之职。上级官员轻视他。他随同贡品队伍前往。贡品进献之后，未能如愿以偿。他闷闷不乐地返回。朝廷担心他回到银厂后生事，将他拘禁并活活饿死。银厂于是解散。蛮荒地区所忌惮的人，是茂隆的吴尚贤和桂家的宫里燕。后来朝廷又诱杀了宫里燕。云南人所说的自行除去防边的两只猛虎，边疆的祸患由此产生。评论者认为，资助中国财政的银币，首先来自云南的各银厂，其次来自广东海口的花银。云南昔日兴盛时，外有茂隆，内有乐马，每年产银无数。自从吴尚贤死后，茂隆便被夷人所占据，而乐马也渐渐衰落。于是银价昂贵，铜钱贬值，官员和百姓都因此遭受困累。况且引发战端、招致兵祸，如以往征讨缅甸的战役，骚动几乎遍及天下。几十年来，国家的元气尚未恢复。这是由于官员处置失当所致。边疆守卫者应当任用有学问、通达治国大体的重臣，这是多么重要啊！所以阐明开设银厂，可以充实内地。保护银厂的厂民，足以防御边疆。起初我曾为此写论告知上级官员，因为没有被采纳，于是写在这里，供后世守卫边疆的人取法。茂隆厂位于孟连土司的东部，土司刁氏世代占据此地。雍正八年，刁氏派遣夷人献出此厂，愿意每年缴纳银厂税银六百两。总督鄂尔泰将此上报。皇上嘉奖他，将税额减半。宁台等位于黑惠江与澜沧江之间的银厂出产铜。从涌金山到悉宜，以及位于各土司地滚弄江内的茂隆等厂，都出产银。古代重视铜，用来铸造钱币，而银币不流通。几百年来，铜钱和银币并行，而银币尤其盛行。凡是定额征收、缴纳、军饷运输、俸禄廉银，每年数以千万计，都用银两。所以银两产出的丰歉，尤为民生利害的关键。议论的人一定要封闭银厂，让厂民专门去开采铜矿。铜矿也勉强维持，而银两日益短缺。这是因为不估量时势，而各自想满足私欲。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银厂事务的。山中设有银厂的，必定谨慎地封禁并祭祀，申明严厉禁令，感召山神，宝藏才会兴起。黄帝对于显现祥瑞的山也是如此。距离封禁处十里设一祭坛，乘车的人下车，步行的人起身，违犯命令的人处死不赦。修治教化十年，葛庐、雍狐等山，都涌出泉水，黄金随之而出，接受并加以控制。其严厉如此。现在任由厂民自行其是，官府不修缮祭祀，难怪山中显现泉水不能长久。夏季水灾，商朝旱灾，大禹开采历山的黄金，商汤开采庄山的黄金，制作货币来救济百姓。周文王、周武王统治天下，获取牛氏边山的玉石，汝水、汉水右洿的黄金，赤野末光的珍珠，都距离周朝七八千里，深远而难以到达。珍珠玉石为上等货币，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刀布就是现在的铜钱，已经排在黄金之下。银是白金，白金作为货币流通已久。坚持封闭银厂、开采铜矿的偏颇言论，原本就不通情理。主管官员也都附和，心中不能辩白，能不引起山神的谴责吗？从前贡禹上奏说，古代不把金钱作为货币，专心致力于农业，所以一个农夫不耕种，必定有人挨饿。现在汉朝铸造铜钱以及各铁官，都设置官吏士卒，白白地攻山开采铜铁，一年攻击开采的超过十万人。中等农户养活七人，这是七十万人常常挨饿。挖掘大地数百丈，消耗阴气的精华，地中虚空，不能蕴含气息生出云彩。砍伐林木，没有季节禁令，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引起。自从五铢钱兴起以来，七十多年，百姓因盗铸铜钱受刑的很多。富人积蓄铜钱满屋，仍然不知满足。民心动摇，商人追求利润，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喜好美食华服，一年有十二倍的利润而不缴纳租税。农夫父子，暴露在野外，不避寒暑，拔草翻土，手足生茧，已经缴纳谷物租税，又缴纳其他税赋，乡部私人的索取，供应不尽。所以百姓放弃根本追求末业，耕种的人不到一半。贫民即使赐给田地，仍然贱卖去经商。穷困了就起来做盗贼。为什么呢？因为末业的利益深厚，而被铜钱迷惑。因此奸邪不可禁止，其根源都起于铜钱。痛恨末业的人要断绝其根本，应当罢免开采珍珠玉石金银铸造铜钱的官员，不再将其作为货币，市场不得贩卖，废除关于租税铜钱的律令，租税俸禄赏赐，都用布帛和谷物，使百姓一心归于农业，恢复古道才方便。我私下考察贡公的奏章，说开采消耗阴气的精华，不能含云出雨，当时铜铁官员在各郡国，现在远在滇黔，不能以一方的云雨影响天下，其危害还属于渺茫。至于说一年挨饿的有七十万人，这是根本切实的论述。现在合计顺宁等银厂，人数不可计算，何况总计全滇各银厂来计算，其人数岂止七十万？如果按养活七人计算，挨饿的将近七百万人。况且铜钱用来衡量货物，不过这个数目，因为流转没有太大损耗。现在滇南供应京城铸钱局及各省铸钱局以斤计算，铜每年一千二百万斤，铜钱产出很多，应当公私堆积如山。而现在富家没有听说有积蓄铜钱满屋的。铜钱质地虽然大，堆积几年自然破碎，所以没有积蓄的。又不可熔化，熔化就不能做成器物，所以没有熔化的。积蓄和熔化都没有，而铜钱不见增多，那么它归于何处呢？我曾以此义理告诉通达事理的人，都不能解答。

译又写关于矿务的书信

倪蜕

凡是开采五金的地方，古代都称为冶场，现在读音讹误称为厂。查考《周礼》司徒的职责，矿人掌管金玉锡石出产的土地，并设立严厉禁令来守卫它。如果按时节开采，就测量其地图并授予开采权，巡视其禁令。这是古代冶场的起源，也是现在矿厂名称的由来。然而今天天下的矿厂，在云南最多。除了五金之外，还有白铜、朱砂、水银、乌铅、底母、硝磺等矿厂，大小不止一百多处。现在请谈谈银矿厂。历考记载，云南的矿厂，始于明朝。管理者是镇守太监，那些随行的小太监，都分别巡视知晓矿厂情况。现在迤西南北衙矿厂，还是当时的遗留。起初也不设立税额，逐渐增加到三万多两。等到矿洞老化、山空，矿脉完全断绝，凶残的太监凭借这笔税款，强迫摊派到民田上，矿厂都封闭了。以后有时开放有时封闭，听任百姓自行决定。到康熙二十一年，云南平定，矿厂于是兴旺。贪图利益的人，游手好闲之辈，向地方官呈报，查明没有妨碍，就准许开采。由布政司发给印牌，称为厂官。装饰华丽、垫坐舒适，走在马前手持殳杖，俨然像个官员了。于是选择吉日出示告示，开炉试炼。每次使用矿砂，不论多少，在煎炼覆盖的时候，厂官、课长、硐领各自私下投入块银在里面，以获取浓汁的名义，于是宰牛祭祀山神，上报文书报告兴旺。这个名声一传开，带着资财来分红的，远近纷纷而来。这就是米分厂客。有的独自一人，有的联合数人，认准矿洞入口，每天需要多少硐丁进去开采，每天应用多少油米盐菜，按数量供给支取。获得银两，除了上缴税款外，分成十分。镶头、硐领共得一分，硐丁没有固定人数，共得三分，厂客则得六分。如果遇到大矿，那么厂客获利很丰厚。然而也有矿质薄而仅够抵消油米成本的，也有完全没有矿砂，竟然导致家破人亡的。这关乎时运命数，也不是必定能得到的。至于缴税的方法，则是评定矿砂重量，入炉煎炼成汁，比较确定三拍，用铁制作，像戥盘而有柄。上拍约一两，这是解送上官的税款；中拍约五钱，这是厂官的养廉银；下拍约二钱，是课长及众役分支的。商民所开的矿厂，大体如此。至于探获大厂，不是普通人所能开采的，则由院、司、道、提、镇衙门差遣亲信的人带着资财前去，招集硐丁，拒绝米分，独自建立功劳，并不借贷。即使获得万两，也与商民无关。然而有本钱有利润，众人没有怨言。当时矿厂还未加税，又极其兴隆，是丝丝入扣，官民都优裕有余资了。到康熙四十七八年，贝制军开始上报税款二万七八千两。至今二十多年，陆续增加到七万两。先前因为多年缺额的原因，裁去厂官，分属府、厅、州、县管理，以便参劾处置。后来有存库公银一项，年年拨出补额，已经好几年了。云南银矿厂的始末，大致都在这里了。然而云南的矿厂，是云南的祸害。矿厂既然多，不耕种而吃饭的人，大约有十万余人，每天耗费谷物二千多石，一年消耗八十多万石。又是舟车不通的地方，稍微歉收，就担忧饥荒饿死。金生粟死，令人浩叹。所以唐宪宗诏书说：“铜可以用于铸币，银对民生没有益处。天下开采银矿的坑洞，都应禁止。”也是看到这一点了。况且靠近矿厂的地方，食物一定昂贵，盗贼一定多，鸡犬不宁，盐酱匮乏。这是百姓的祸害。煎炼的炉火，使豆苗枯黄；洗矿的溪水，损害田苗。这又是百姓的祸害。有矿的山，一概没有草木；开矿的地方，惯例砍伐山林。这又是百姓的祸害。藏匿亡命之徒，接纳叛乱分子，不追问来历，大恶巨凶，因此隐藏。这又是百姓的祸害。舍弃本业，去矿厂做坏事，剪绺赌钱，诈骗无忌。这又是百姓的祸害。流亡者日益聚集，奸匪日益滋生，杀勾连，依附彝族索取保护。这又是百姓的祸害。至于传递矿厂公文，供应矿厂役使，种种难以尽述，没有一项不是百姓的祸害。这样依靠税款的不多，而危害百姓的确实严重。却说百姓乐于地方有矿厂，难道是这样吗？现在承蒙下问，谨将所知的利害详细陈述，请鉴察并加以注意。

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

李绂

盐政已在前面详细论述。还有冒昧进言的。云南的弊病，没有比盐更严重的；而云南的利益，没有比铜更大的。当时云南的铜斤，与钱法实际上分为两件事。现在特别奉到新诏，命令云南铸钱，那么云南的铜斤，产于云南的占十分之五六，产于其他省份的占十分之三四。在未开洋时，天下的铜斤，大半依赖云南供给。而铜斤充足，宝泉局、宝源局，未听说缺额。现在开洋采买，而铜斤反而导致缺额，是因为云南铜不出产的缘故。铜为什么不出产？自从云南设立官铜店，云南铜就不出产了。矿民入山采铜，官府必定每百斤，预先发放价银四两五钱。到铜砂煎出时，抽去国税二十斤，秤头加长三十斤，共交一百五十斤。这是无本的矿，百姓因此困苦的缘由。那些不愿接受官价，自备工本，入山开采的，到铜砂煎出时，让矿民自备脚力，驮到省店领取

译银。每百五十斤。发给银五两。又因旷日持久。不能支领。于是有资本的矿民也陷入困境。那些私下买卖的。称为私铜。将铜交给官府。反而被定罪处罚。矿民开采铜斤。费用很大。有油米之费。有锤凿之费。有料火之费。运到省店。有脚价之费。所费甚大。而官府定价不足以补偿。所以矿民常有矿洞老化、山空无矿的请求。借以逃避罢了。矿洞其实并未老化。山也未尝空无矿藏。山海之利。公之于民则普遍而多。私之于官则专断而少。公之于民则可以富国而裕民。私之于官则以至于害民而病国。等到百姓逃亡、铜料缺乏。而官府税课也亏损。专利之弊。反而至于无利。往往如此。如今滇省开局鼓铸。需要铜之时。势必要设官店。但官店可以设。而官价必不可定。若能出示晓谕。除无关田园庐墓外。招民肆行开采。按市价发给矿民。则利之所在。人们争相趋之。铜斤所出。自必数倍于寻常矣。上可辅助朝廷鼓铸之用。既有利于钱法。而铜斤既多。抽收必广。又有益于税银。下可使穷苦之民。入山采铜得铜获银。食天地自然大利。既有利于民。而铜斤多出。办铜官员。不受缺额之累。又有利于官。铜斤既多。则买铜之银。归之滇省有益于游食刁悍之徒。聚之矿地。使得衣食。渐知自爱盗贼鲜少。讼狱衰息。风俗政治。皆受其益。公利之利无往不利。这也是必然之势。当事者所宜急加之意也。铜斤者钱法之源。钱法者铜斤之流。其源既开。其流易杂滇省鼓铸。其弊有三。私铸盛行则损害公家而害民。官钱轻则私铸的官役。可以盗铜而肥己。搀铅过多则暗中节省铜而钱易于损坏。诚能并杜此三弊。则源广而清矣。故曰铜斤与钱法。实合而为一者也。

译关于加重铜运以杜绝弊端的奏疏

严烺

臣仔细查考，云南省每年运往京城的铜有六百多万斤。过去由云南省委派官员解运至户部、工部两局。后来经云南巡抚奏请，改为分省接力运输，获准施行，已有案可查。今年二月，又奉皇上谕旨，称三省接力运输一事，情势上难以实行，按照户部议定，仍遵循旧定章程，由云南省委派官员，直接运送到京城，以归于简便。钦此。臣私下认为，云南运铜官员的困累有两处，一处在云南，一处在京城。在云南的困累，往往是因为运铜多委派有亏空的官员，企图当下扣减他们的运费，以弥补亏空。州县有亏空，本应随时题参，而应在云南领取的运费，不下六七千两，一经扣抵，难以够用。这就是泸州领铜时，就有卖铜的弊端；又因经费不足，又有沿途盗卖铜的弊端。那些不肖的州县，或缺乏分本并无亏空，一听说被委派运铜的消息，就将公款纳入私囊，装点出亏空的样子，明着请求藩司扣减运费，而一路卖铜作为费用的，也时有发生。种种积弊，都应当紧急铲除。应请皇上旨意，敕令云南巡抚，在每年派员解运时，查核其本任的亏欠，在一千两以内的，立即追缴完毕，才准许发给运费，催促起程；亏欠数在一千两以上的，立即指名题参，另换其他官员解运。至于云南省应领取的运费，不得丝毫扣抵。这样运官在长途跋涉中有资金，各自顾全考核成绩，不至于盗卖官铜，自取罪责了。至于在京城的困累，则是户部、工部两局的胥吏勒索所致。前年童焕曾案件破获之后，奸猾的胥吏稍知收敛。然而法律是用来防范小人的，那么防范就不嫌严密。听说铜运抵达大通桥时，运官就与户部、工部两局的书吏往来说情，使费议定，交贿后才能进入局内，否则百般刁难，必然导致兑换接收无期。臣查江南道御史，有稽查户部的责任；陕西道御史，有稽查工部的责任。每月到局，监督发放饷钱。应请此后在铜运抵达大通桥时，令大通桥监督，报告两道御史，酌定十天或十五天的期限，即令起运进入局内。仍由户部、工部两局，知照两道御史，统一在十天内传唤该运官，当面一同兑换接收，以杜绝胥吏任意勒索、累月搁置积压的弊端。等到交收清楚，仍将有无亏短挂欠，是否依限兑换接收，知照两道御史查核。且担心兑换接收时，胥吏等上下其手，运官无可奈何。除了户部、工部管理钱法堂的侍郎不时到局查验外，应请照御史监督发放饷钱的例子，敕令满汉科道，每月轮流一人监督兑换。这样胥吏等有所警惧，运官不受勒索压制。如果运官有亏短铜斤过多的，即将其亏短实数先行奏报，再听候户部照例核参。如此办理，不仅胥吏无处施展奸计，即使运官也不敢盗卖短少，似乎对两方面都有益处。这样才能稍微符合我皇上慎重铜运、体恤运官的心意于万一。

滇系序

洪亮吉

云南的铜和盐，实在是一方利害所在。然而盐的弊端，如今已奏定归民管理，可以不烦劳更改制度。只有铜的弊端，在官府方面，州县必须是实缺官员，才能运京铜，往返通常五六年，代理缺职的也少则四五个。在夔门则有守候的忧虑，江上航行则有沉溺的责任，在天津则有剥运的辛苦，交给户部、工部两部，则胥吏勒索百端，不倾尽家产不止，甚至有杀害其身的，已在奏牍中屡见。在百姓方面的弊端，矿厂百姓都是游手好闲之人，矿本从库中支出，已损失十分之二三，剩下的又供给结纳的费用，酬谢饮酒赌博的花费。等到流亡死故，责任虽归于官府，但累赘仍在百姓。想要除去官府的弊端，不如接省接力运输，那么费用节省而责任分担；想要除去百姓的弊端，不如听任人们开采，而官府仅设店铺，按价购买，那么游民不至于擅自花费国库款项，胥吏不至于任意侵吞渔利。这样一方有限的资财，不至于渐渐归于无有。如此则官民的元气才开始恢复，边境的积蓄才开始储备，即使有水旱灾害和战事，也可以没有意外的变故。这大概是管理这一方的人，应当预先谋划的。我敢因您的言论而推广及此，他日倘若查考六诏的地图，撰写一方的志书，没有这本书是不行的，那么您与这本书，又应当一起垂不朽了。

请收矿税煎盐疏 雍正二年

贵州巡抚何世

臣履任时，黔西的商民纷纷呈请，请求开设矿厂。臣起初担心有利不能无害，不敢轻率准许实行。后来思考，贵州省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不习纺织业，又不擅长经商，只依靠耕种收获谋生，而山高岭峻，转运极为艰难。只有矿厂这一项，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只要能规划有方，防范得法，对上可增加赋税，对下可便利百姓。与总督鄂尔泰商议，也认为可以。于是查访羊角、柞子、白蜡三厂，已有成效。其余所报告的地方，现在饬令布政使司清查，一有实效，议定如何抽收的方法，再会同总督，确议具题。至于民间食用，盐斤最为急需，而贵州省向来依赖四川的盐，山岭崎岖，驮载不易，小民往往吃淡盐。臣思考盐是天地所产养人的物品，四川、云南都有。

译为何唯独贵州省没有盐呢？因此到任之后，我广泛地进行访查考察，才知道贵州省并非不产盐，只是由于煎盐试制的方法不当，导致其被埋没。因为原任安顺府知府管承宠，先前因盐厂税课之事被参劾，如今已赔偿补足完毕。他在贵州任职日久，熟悉当地情况，很懂得煎盐的方法。所以我会同总督鄂尔泰，咨文上报兵部，请求暂时煎盐试制。现在据他禀报称：有数处地方，其中地名白果树和小河这两处，原本是当年旧时开凿的盐井，只是灰石填塞多年。如今雇佣井匠探勘验证，发现卤气很盛，确系盐井。已经置办好了器具，雇佣工人开挖，井深已达五六丈，只等盐卤涌出，就可以煎盐呈验等情前来报告。我想，凡事难于开始，而乐于完成。只要有一两处取得成效，其余的就可以逐渐寻求。有幸仰赖皇上如天般的福佑，倘若每年能产出一定数量的盐，足以接济食用，那么民力会更加宽裕，而税赋也不无益处。谨此奏报。

译请求开矿采铸的奏疏 雍正十二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我私下认为，广东东部与数省交界，船只扬帆即可通达。如果能够就近开矿铸造钱币，不仅本地钱文得以流通，还可以供给两江、三楚、浙江、福建等省使用。我伏地思考，关于广东东部开采矿山的提议，屡次奉到皇上谕旨严禁，矿口全部封闭。臣职守海疆，自应杜绝隐患、防止细微之变。况且利弊相互关联，岂能轻举妄动。但是臣在广东任职数年，全面考察情况，深思熟虑并审计，认为可以保证有益而无害。广东东部山多田少，人口日益增多，生计加倍艰难。查惠州、潮州、肇庆、诏安等府，矿产非常丰富，原本是天生的宝物，用来资助小民的生计，本来应当顺应时势变通，以疏通众货的源头。如果说人口众多令人担忧，容易聚集难以分散，恐怕滋生事端。查广东全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矿、木山开采也很多，受雇做工的人不下数万人，都各自相安无事。广东东部向来被称为盗贼众多之地，近来仰赖皇上的天威，以前的贼巢，已变成安乐之地。民情逐渐知道畏惧法律，如果得以开矿谋生，反而见其踊跃前往，各自建立家庭，实在没有其他顾虑。查云南南部开采多年，并没有其他祸患。湖南郴州、桂阳等地，从前历年开采，广西现在也在开采，都没有异议。而且铜、铅、金、锡，都是地气凝结而成，这里衰败那里旺盛，那里衰败这里旺盛，轮流开采，实在可以不匮乏不枯竭。如果认为人多则谷价容易上涨，试想以本地的利益养育本地的百姓，也就是用本地的人吃本地的粮食。未开采之前，人不少而粮食没有增加；即开采之后，人不多而粮食岂会减少。现在连年丰收，谷价平减，只要不令外省游手好闲之人，混入充当矿工，固然没有人满之患。况且本地居民，各自爱惜自己的生命，岂肯让利益归于他境，更可以不用禁止而自然杜绝。臣请求酌情仿照各省开厂的事宜，在本省地方，招募殷实商民，取得该地方官关于家道殷实的印结，令其自备资本开采。专门委派廉洁正直的官员，管理巡查。其招募人夫，各州县官查访朴实穷民，取得户邻保结，编立保甲，填明户口住址，连名互保，还可以察访匪类、消除奸邪，实在有利而无弊。如果蒙皇上俯允就近开铸，那么对上充裕国家税赋，对下养育穷苦百姓，流通钱文，通济邻省，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请求开矿铸钱的奏疏 雍正六年

广东布政使王士俊

我私下认为，广东各属山场，到处都出产铜铁。铁炉现在开炉冶炼并缴纳赋税，未奉命令停止。只有铜矿长久以来被封禁。但是广东全省田少人稠，百姓没有固定职业。自从铜矿奉令禁止以来，附近居民，仍然成群结队偷挖。对于地方文武各官，视铜矿为小民衣食之地，明知偷挖，也不进行拦阻。督抚提镇，知道有矿徒聚集，虽然发文命令官弁驱逐，无奈他们消息非常灵通，官弁未到之前，就已经另往他处；官弁离开之后，随即回到矿口挖砂。其实矿徒，终究没有一天逃散。臣查肇庆、高州、雷州等府，民间贸易使用，全是唐宋旧钱。广州、韶州等府，都用低薄砂钱。相隔一二百里之间，钱有能行使和不能行使的区别。所以钱法败坏，没有比广东东部更严重的。如果蒙皇上敕令督抚，勘明各属山场，照云南、湖广的例子，一体开矿采铜，并将历年收买的铜器，设立局所鼓铸。所有唐宋旧钱，以及低薄砂钱，令各州县在收买铜器的地方，出钱收买。新铸制钱，分运各府，兑换银两行使，支放兵饷，搭配定银七钱三。将见旧钱、砂钱，自然无处使用。而现在偷挖的矿徒，转为开采鼓铸的夫役。国宝流通于四海，百姓依靠铜砂谋生。这确实是一举两得。有人怀疑开采铜矿，夫役容易聚集难以分散。但是铜矿与铁厂无异，现在铁厂所需夫役很多，取结互保，并没有难以分散的顾虑。铜矿夫役，照铁厂一例编查，只用附近居民，不许外人混入，聚集固然很容易，分散也不难，又有什么意外之虑呢。臣从钱法出发，因此敢敬陈浅陋之言，伏乞皇上明察。

陈述广西矿厂情况的奏疏 雍正五年

广西提督田畯

我私下查访，南丹土州地方，旧有锡矿，间或出产银砂。从明代开采，以至于今，是湖广、江西及本地人偷挖。最近又在附近各山，开有新山、水龙、北乡等厂。经过前督抚提臣，命令广西近厂地方官，严禁油米铁器，不许进入矿厂。意在断绝其日用，自必散去。立法可谓严谨。无奈此厂，与贵州省独山州黄坭哨、狗塘寨土司交界。油米等物，都在独山州搬运，由黄坭哨蛮尾塘进入矿厂，日用终未缺乏。矿徒仍未驱尽。臣仔细访查矿厂情况，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依靠佣工以度日。惟利是图，不敢扰民滋事。所以刚驱散又聚集，没有尽头。臣愚以为不如明令开采，设立廉洁干练的文员，驻扎矿厂之地，定议如何抽收，并设弁兵弹压。如果矿砂未绝，则照例抽收。直到矿尽山空。

译那么利益就会白白流失，军队不用驱赶就会自行溃散了。

译停止开矿事宜疏 雍正十三年

两广总督鄂弥达

我私下查访，广东东部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府，矿产资源非常丰富。这原本是上天赋予的自然之利。与其封闭禁绝，致使无知的贫民偷偷挖掘而触犯法律，不如干脆进行开采，明确给予他们谋生的途径。况且工匠和劳工都使用本地人，可以避免人员容易聚集却难以遣散的担忧。人口并不因此增加，也就没有人口过剩导致粮价昂贵的祸患。实际上对地方只有利益而没有害处。我们因此奏请开采，承蒙圣恩批准。我们随即遴选委派能干官员，会同各地方官，对辖区内矿山矿场进行详细勘察和冶炼试验，告示招揽本省殷实商人，由地方官出具印信凭证，让他们自带资本前往开采。所需用的劳工，命令各州县查出朴实贫民，取得保甲邻户首领的担保，写明前往的地址，造好清册，移交给管理人员。如果有面貌陌生可疑之人，潜藏在山中，立即逮捕追究。并在靠近矿场的村庄，命令各保甲严格稽查。如果有外来人员住宿，务必彻底查究，不得容留匪类暗中窥探。地方文武官员以及委派管理的官员，稍有疏忽，立即弹劾处分。这样立法严密，将来矿脉兴旺、人员众多时，固然不用担心他们滋事；即使矿脉枯竭时，这些劳工原本有姓名住址可查，仍可命令地方官，按照名册责令原担保的保甲邻户首领将其领回，照常安置。我们在尚未上奏之前，已经再三筹划，确实没有难以遣散的担忧。

现在根据条陈中说，康熙三十七八年间，督抚奏请开采，而各处道路村庄，因遭受劫掠之害，到康熙五十一年，余孽仍然猖獗，劫掠英德、翁源、曲江等地，称为山贼，实际上是矿徒等语。我们检查原卷，康熙五十一年，在英德县民钟上位等家作案的，是铁炉停炼的工丁关凤生等人合伙行窃，并非矿徒余孽。至于所称翁源、曲江两县，五十一年没有盗案可查。况且查考康熙三十七八年间开矿，到五十一年已十多年，封矿已久，怎么还有矿徒聚集？据称矿徒也不过几十人，广东东部文武官员、士兵数万，所司何职，竟任由他们猖獗，长达十多年不止。

又条陈中说，入山做工的，就是无赖的贫民，现在矿山一开，无赖奸徒就会号召云集，恐怕将来滋事等语。我们查盗贼多属游手好闲之人，怎肯做工开矿？至于矿徒，虽然不能保证全是良民，但其中做工受雇的多，游手好闲的少。况且贫民入山做工，既然有了生计，尚且担心他们因为无赖而滋事；如果不给他们谋生的途径，难道反而能保证他们不滋事吗？

又条陈中说，广东东部一年所收的粮食，不够本省半年食用。但查广东虽然山多田少，如果没有旱涝灾害，所产米粮，也够一年食用。再借助西部输入的粮食，就能充裕。所以我们奏请建仓储粮，无非是为了充裕民食，预备荒年歉收之计。现在却说不够半年民食，未免言之过分。

又条陈中说，鼓铸之事很小。我们请求开矿鼓铸，原本不是专为国家经费着想，只是因为天地所产金银有限，民间生计艰难。现在将铜铅鼓铸，使官铸货币流通于各省，而矿山所出的，都变成有用的金银。广东百姓，多出无数金银，自然家给人足，对国家财政和民生都有益处，似乎不是小事。

但查矿山既开，将来各矿场，需要劳工，以及买卖食物的人等，口角争执之事，固然难免。倘若有人传闻附会，借此来证实他们的言论，我们将用什么言辞来自我辩解？况且即使不开采，全省盗案，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假设将来一旦有盗案发生，全部归罪于开采，我们身家性命，固然不足惜，终究对地方贫民没有补益，而且深深辜负了皇上保全我们的隆恩。我们再三筹议，停止开采，确实更为安定。并且恭敬体悟圣谕，数年以来，广东东部年成丰收，米价平稳，盗贼渐少，地方安宁。作为大吏应当以静镇处理，不应当引向动荡。伟大的皇言，确实是帝王治世安邦的至理，千载不变的良策。我们不胜感激。

查广东东部开采之事，执行不久，只有惠州府属，已开三四处，在矿场的劳工，不过一二千人，办理稍有头绪，其余各府现在查办，尚未开采，停止很容易。似乎应当仰恳圣恩，将开采之事，敕令户部暂行停止。理应遵旨，据实陈明。

苗疆铜矿毋庸开采疏 乾隆十二年

杨锡绂

八月十八日，奉皇上谕旨，据署理广西巡抚鄂昌奏称，桂林府属，义宁县龙胜以内的独车地方，与湖南绥宁县交界，该处有耙冲岭坐落在楚地，铜矿非常兴旺，应当开采等语。我想开采一事，虽然对鼓铸有益，但每每容易滋事，而边界连接苗疆，办理尤其应当慎重。现在所奏绥宁一带，既然是苗瑶地方，必须悉心详查，从头到尾，仔细斟酌。

译将来开采之后，万无一失，方可举行。若于苗疆稍有不便，断不可因目前之微利，启将来之患端。不如慎之于始，照常封禁，以杜绝聚集奸匪的苗头。可将此奏折抄送湖南巡抚杨锡绂，令他加意查察，据实奏报。钦此。

臣秘密行文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委派官员前往，确切勘验查察。如今十一月十五日，据委派官员辰州府同知朱燕、署理绥宁县知县明英禀报说：我们一同到达耙冲地方，四面都是苗寨，与广西义宁、怀远两县的苗寨相连。其出矿之处，周围丈量，总共只有九十五丈。因为从前开挖，下截已经坍塌成平坡，上段也已破裂。其中有仙旺等五个洞，是乾隆四年招引商人开采的，后来因为众苗民纷争，焚烧关卡、抢夺财物，审理详报并咨文刑部封禁，已有案底。乾隆八年，两广总督、巡抚咨商开采，经前任知县董炎查明议详，仍请求封禁。乾隆九年，前任湖广总督、巡抚饬令委派湖北安陆府同知岳都查勘试挖，在旧矿左右，又开了六个洞，深达二三丈，因为出产矿砂有限，又行封禁，已有案底。

如今我们在旧开最兴旺的新兴洞旁，挖深二丈有余，并没有矿砂。又在洞左再挖一个洞，获得黑色矿砂，用水淘洗，两次煎炼，耗费五十一人工，实际得到净铜八斤九两。询问炉户和砂夫，都说从前初开时，原有绿色好砂，自乾隆四年以后刨挖，便只有黑砂，实为铜砂中最下等的。又勘得山下即是苗田，询问苗头等，一致供称从前开采，压坏苗田，现有痕迹可验。此地粮田数千亩，全靠溪水灌溉。若开采必在溪内淘洗矿砂，有碍灌溉农田。再每逢天雨，水从厂上流下，都有铜锈气味，禾苗被伤。更兼聚集外来多人，柴米都贵，实在大多不愿等语。

查耙冲矿山既不宽广，砂又不旺，深在楚粤苗寨之中，聚众开采，淘砂之水既妨碍苗田，柴米价昂，又妨碍民食，虽有文武官员弹压，难保不发生事端，似应仍前封禁等情。

臣查开采铜矿，虽是为了资助铸钱，但地点在苗疆，即使铜砂果真兴旺，也应筹划万全。如今绥宁县的耙冲地方，经臣委派官员确切勘验，出矿之山既不宽广，刨挖铜砂又属低下，是目前本无利益，且深处苗穴，对田亩民食都有所妨碍。乾隆四年开采，已有苗民焚烧抢夺的案件，那么此地易于滋事，已可见。诚如圣谕，断不可因目前之微利，启将来之祸端。所有耙冲矿厂，臣悉心详查，应请求仍旧封禁为宜。

译奉旨议禁铜器疏 雍正五年 户部

为钦奉皇上谕旨一事。我皇上因各省设立收买铜器的公所，担心各州县与所设公所处距离遥远的地方，民间交纳铜器不便，于是命令民间交纳铜器，准许其抵作正赋钱粮。奉皇上谕旨：应如何推行，可在哪些省份施行，以及怎样交纳扣抵，生铜熟铜如何定价，详细商议后奏报。钦此。臣部商议：各省有未缴清的旧欠钱粮，下令督抚酌情处理，在各省民间欠款中，以二十万两为标准，准许欠户交纳铜器，扣抵应缴的旧欠数额。倘若银数抵扣完毕后，仍有交纳铜器的人，督抚再另行上奏请示圣旨。这些所交的铜器，熟铜按照颁布确定的价值，每斤以一钱一分九厘九毫三丝计算；生铜价值比熟铜减少二成，每斤以九分五厘九毫四丝四忽计。各州县官员在绅士百姓交纳时，根据其生熟成色和斤两，按所定价值折算抵充。如果有奸民销毁制钱，充作废铜片块，打成器皿物件的，一旦发觉，依照律法治罪。那些负责收铜的州县官员，不得丝毫克扣价值，也不得以重秤收兑，使其亏损。每季将所收铜器的斤两数目，上报给督抚，解送到公所。督抚在年底奏报。那些没有民间欠款的省份，以及没有民间欠款的州县，还有没有旧欠的粮户，如果有以铜器交官的，都按照生熟铜的成色，给予价值。将所收铜器，存放在公所，在年底奏报。如果各省地方官有现在用公款收买黄铜器皿的，着令解交公所掌管官员，即按生熟铜的斤两，给予价值。倘若地方官有不遵谕旨，借捐买的名义，以低价收买民间铜器的，督抚即指名上奏弹劾，交部严加议处即可。

请严铜禁札子 李绂

奏为请求清除销毁制钱的源头，以重视国宝、平抑钱价一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皇上谕旨严禁奸徒销毁制钱，以康熙年间钱文稀少作为销毁的证据。这确实是我皇上至圣至明，洞察弊端的根源，确切无疑。但是严禁销毁的命令屡次下达，而奸徒销毁如故，固然由于官吏奉行不力，也因为销毁的弊端难以查捕。不像私铸者那样广泛聚集徒众，有炉有器，一抓捕就能抓获。钱文进入铜铺的炉中，就化为铜；在未化之前，原本是制钱，无法抓捕；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无法抓捕。只有禁止打造铜器的店铺，那么销毁也就没有用处，销毁的弊端不禁止也会自行消除。虽然现在法令也已严禁打造黄铜器皿，而销毁公然盛行，钱价不平的原因，只是禁止了黄铜，未禁止白铜与红铜。议论者认为白铜不是制钱所用的，不知道现在所谓的白铜，都是黄铜；议论者认为红铜不是由制钱熔化的，不知道现在所谓的红铜，都是黄铜。铜铸成锭锞，用药水煮，可以做成假银，难道不能做成白铜吗？嘉兴的烘炉，用药水染色，做成古铜色，难道不能充当红铜吗？所以臣认为现在流行的白铜红铜，都是黄铜。有人说现在禁用黄铜器皿，那么用铜的地方很少，不知道即使是一个钱袋，消耗制钱都绰绰有余。臣访闻外面用制钱十几文，打造一支钱袋，就可以卖制钱六七十文。对于贪图小利的小民，毫厘必争，顷刻间获取数倍的利润，有不冒险去做的吗？现在天下不用钱袋的人，百中不得其一，还有一个人用好几支的，人数千万无数，那么钱袋的数量也千万无数。官府铸造的钱，哪里抵得上销毁的数量呢？有人说器具也有需要铜的，恐怕难以完全禁止，不知道富贵人家，金银可以用；士大夫以下，锡、铁、瓷、漆，没有不可用的。如果一定要满足追求华丽的好尚，那么广东的上好锡，云南的精铁，极其华美，何必分别使用铸钱的铜，导致滋生奸弊。臣请求除了铸镜及乐器之外，一切打造黄铜、红铜、白铜的店铺，全部禁止。犯者发配充军到边远地区，使天下的铜，全部归于铸钱。国宝流通，永远没有销毁，而钱就不可胜用了。

请弛铜禁疏 乾隆元年 户部尚书海望

私下考虑，钱文是民间日常所需，应当加以管理。近年来，铸钱没有短缺，价值昂贵，建议的人大多多求禁止铜器的方法，而臣唯独请求放宽禁令，确实是因为钱贵的危害小，连累百姓的危害大。仅仅禁止黄铜，已经深深扰民，而且弊端众多。禁止黄铜、白铜器皿，滋扰更加深重，而对于钱法终究也没有益处。铜器散布在民间，习惯已久，一旦禁止不让使用，那么人们心中有所不便，容易产生藏匿的想法。往往拖延而不交纳，交纳也不尽数。放宽期限则互相观望，加紧执行则百弊丛生。因此，请求展限的奏请屡有听闻，收买完毕的日子遥遥无期。胥吏借此勒索，刁民借此讹诈。得到贿赂就出卖官法，得不到贿赂就给人定罪。搜刮难以穷尽，用法不公正，这是弊端之一。民间疾苦难以向上通达，官吏未必都是贤良，民间交

译征收铜器。有的被层层盘剥克扣，只得到半价；有的扣除了使费，空手而归。名义上是收购铜器，实际上是强行勒索。这是弊端之二。这些铜料，本来极其粗劣混杂，加上锈蚀腐烂，一经钱局熔炼，损耗极大。工价并不比收购时节省国库银两，所得甚至抵偿不了损失，铸造钱币毫无益处。这是弊端之三。况且黄铜，是由红铜和白铅搭配制成的。因此，百万斤的黄铜器皿中，就含有五六十万斤的红铜。现在禁止使用黄铜，却不禁止红铜，这比起未禁止之前，铜的耗费反而更多，恰好抬高了铜价，加速了私毁铜器的行为。所以，在未禁止黄铜之前，白铜很少；禁止黄铜之后，白铜却很多。难道白铜的产量真的增加了？都是奸诈工匠销毁制钱，掺入药物煮成白色，制成器皿以谋取厚利罢了。这是弊端之四。以上这四种弊端，如果不探究其根源，斟酌变通的办法，仅仅禁止一切铜器，臣私下认为不可行。为什么呢？铜器的禁令，如果只在京师实行，那么其他地方仍然可以贩卖，于事无补。如果通行于各省，那么普天之下，从事这一行业的不下一万户，依靠此维持衣食的不下数十万人。现在既然禁止他们制造，就必须让他们将平日所造的器皿全部交给官府，以备铸造钱币。民间铜器的成本，原本就高于官价，加上人工成本，数额更多。如果必须核算人工成本，全额发放，那么百姓虽然不至于亏本，却已有失业的痛苦，而且对国库也有很大损耗。如果只按官价收购，那么铜的成本已经不足，人工费用又无处支出。百姓借贷经营，生计微薄，一旦失去依靠，想改行则无路，想坐吃山空则无本，这怎么承受得了？铸造钱币，原本是为了方便百姓、造福百姓。现在因为铸造需要，却突然让民间失业，这是想方便百姓却反而累及百姓。我们皇上体恤商民，无微不至，即使一人不得其所，尚且牵动圣心，怎么忍心让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呢？臣又查阅史书，得知禁止铜器是前代的权宜之计，不是可以长期实行的。铜器是民间必需的物品，所以前代也有因为铜禁严厉，由官府采买再卖给百姓的。后来官府烦扰，百姓困苦，仍然听任民间制造铜器，而官府制定价格，辗转弥补，始终没有好办法，这件事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国家钱币流通，圣祖仁皇帝六十多年，未曾下达禁止铜器的命令，而铜从未不足使用。所以说，禁止铜器足以扰乱百姓，而对钱法终究没有益处。又听说古语说，铜价贵则钱币重，就有私自销毁的弊端；铜价贱则钱币轻，就滋生私自铸造谋利的端由。因此，钱币的轻重必须随着铜价的涨跌而增减，才能杜绝私毁私铸的弊端。上年世宗宪皇帝，特别命令九卿商议，酌情减少分量，每文钱重一钱二分，每年可节省铜四五十万斤。因为事情刚开始实行，自然不能立竿见影，但用来调节铜贵钱重的成效自有可观，本来就不必在禁止铜器这种末节事务上斤斤计较了。臣愚昧地请求按照康熙年间的旧例，将禁止铜器的命令全部停止，民间买卖，任凭其便。只在云南、苏州办铜的地方，设立官职，统计部用铜斤的数量，全部采取。如果有剩余铜料，任凭百姓贩卖。那么铸造钱币自然充裕，而百姓也不会失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