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

译卷三十 户政五 赋役二

配丁田法辨

董以宁

田地是有定数的，而人口是没有定数的。古代根据人口数量授予田地，大抵田地多于人口，还有熟田和待垦的荒地。到了后世，人口日益繁盛，人口往往多于田地，显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能分配到一顷田地。明代邱浚（谥号文庄）担忧百姓贫富不均，提议以人口搭配田地，让每个人占有一顷田地，以此来确定差役，并且打算以一年为期限。评论的人认为这是好办法，可惜没有实行。但我却反对这种做法。既然田地不能全部由官府授予，那么那些人口多田地少的人，不是不想买田，而是一定是想买却买不起。在一年之内，想要让他们买足所需的数量，可能吗？至于人口少田地多的人，允许他们卖田却不允许他们增加田地，这已经是不合理的了。况且他们本来就拥有连片的广阔土地，而人口多的人又往往苦于贫困，不能各自拿出资金来交换田地。只可以禁止他们增加田地，难道可以强行夺取他们的田地来减少吗？即使说田地多的人，按两顷田地对应一个人口，出钱雇佣差役；田地少的人，按两个人口对应一顷田地，出力当差，这也算是变通的方法。但必须让人口少的人剩余的土地，与田地少的人剩余的人口，在全县统计下来，恰好数量相当，然后才能实行。否则就难以搭配。如果随着多寡来搭配，不一定非要每个人都恰好一顷田地吗？用有定数的田地，去搭配没有定数的人口，这就意味着一户人家增加人口，全县所搭配的田地数量，每年都必须重新调整一次，然后才能保持均衡。否则仍然算不上是搭配。这是不可行的。况且实行几年后，户籍册籍混乱，推排赋役没有方法，田地少人口多的人，势必会隐匿人口，不肯出自己家的人去代替甲户服劳役。而田地多人口少的人，又乐于虚报增加人口数量，以暗中保全尚未卖出的田地，慢慢等待传给子孙。纵然差役均平了，天下人的贫富终究还是没有均平。不如根据田地来征收赋役，根据人口来征发徭役，而不进行这种搭配就可以了。想要让富裕的人迅速变穷，管仲、商鞅都不忍心这样做；想要让贫穷的人忽然变富，尧、舜也做不到。恐怕邱文庄再世，也难以对此进行辩驳了。

江北均丁说

盛枫

治理国家的大计在于财赋，财赋的来源在于江淮地区。江淮之所以冠绝天下，是因为土地肥沃且人们能充分发挥地利。人们知道充分发挥地利的职责在于农夫，却不知道疏通催征赋税的方法在于富民。所以天下的富民暗中享受利益，而表面上推辞祸害。这种弊端没有比丁税更严重的，而丁税的危害没有比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更严重的。为什么呢？方圆百里划为一个县，户数不少于万余，丁口不少于三万。其中农夫占十分之五，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以及没有田地的士大夫，以及从事商业的人，占十分之四。那十分之一的人，则坐拥全县的田地，役使农夫，发挥地利，安然地收取租税。现在除了田税之外，把全县的丁税，向富民征收十分之一，宽裕而有余。那十分之九的人，不是在官府服役就是士大夫，否则就是从事商业的人。其中最下等的，是没有田地的农夫。他们既然已经亲身在官府服役，哪里还能再承担一个丁口的赋税？士大夫既然委身朝廷，也应当不附在此例。从事商业的人流动不定，而且往往在法外钻营以求幸免。势必把十九分之十九的丁税，全部征收在没有田地的贫民身上为止。贫民正寄食于富民的田地，遇到丰年，计算盈余来供给妻子儿女，日常供给之外，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如果遭遇旱涝灾害，拿出所有财产来供给富民的租税，还不足以缴纳。既没有立锥之地来维持生存，又卖妻鬻子，沦为乞丐，来偿还丁税的亏欠。官吏们，对上受制于国家的赋税任务，对下迫于考核政绩，于是采取割肉补疮的办法，鞭打囚禁，忍心看着他们辗转死亡流亡。所以拖欠的赋税越多，贫民就越困苦。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是要让朝廷全部免除丁税吗？回答说：不是的。现在试着统计全县的田税，按亩征税，汇总起来得到多少；又统计全县的丁税，编户造册，每人征收多少。那丁税的数量，通常不超过田税的三十分之一。再把全县的丁税，分摊到田税中，通常不超过五厘。以上农夫一亩的收获，综合丰年和歉年来权衡，富民的收入，通常不少于十斗。即使在田税之外稍微超额征收，也不是大害。而让贫民完全免除一切的供给，岂不是穷尽变通以图长久之道吗？有人说，果真如此，古人为什么不做这件事呢？回答说：晋代实行计丁和户调并行的制度，是因为有均田的法令，天下没有没有田地的人。以人口耕种田地，就用田地的收入来缴纳户调，所以两者不相违背。五代时期大乱，江淮以北，迁徙到南方的，不知道有几千万户。所以江南设置侨置郡县很多，而淮北河南，直到几百里没有人烟。这时候的祸患在于土地空旷。土地空旷的祸患，只担心愚民成为游手好闲之人，严格征收赋税，其赋税自然最重。于是不得不实行计丁的法令，加重人口税以督促他们充分发挥地力。强壮的人有的占田达到一顷，还有荒地没有开垦，于是大力开设屯田，让士兵从事农业。北魏由此法令达到富强。开皇以后，人口日益增加，人口过多的祸患，比土地空旷更严重。其弊端在于富民独自占据丰厚财产，向旧户籍中的贫民征收赋税，而赋税更加亏缺。田地在人手中，不能禁止他们买卖，而缴纳户调的多是没有田地的人，于是按照户籍征收，让他们与豪强兼并者同等对待。现在建国以来五十多年，除了西蜀之外，户口都有增加没有减少。何况在淮扬四通八达的都城，既没有尺寸荒芜的土地，人

译不勤劳就得不到食物。因此人们不需要教导就自己致力于农桑。这时候的贫民，只怕得不到富民的田地来耕种。所以豪强人家的田地不愁收不到十五税一。而贫民的丁税，连当时户调二十分之一的数额都缴纳不起。这怎么可以和古代相提并论呢？有人问：是这样没错。为什么江南有丁税，却不至于造成极大的困苦？回答说：江南的丁税依附在田地上，卖掉田地，丁税就随着田地转移。所以贫民的丁税，都归到了富民身上。这是有丁税的名目，却没有丁税的实际负担。所以不至于造成极大的困苦。有人问：你在田税上增加额度的做法，就是这种方法吗？回答说：善于变法的人，不如连丁税的名目也一并废除。税目统一归于一项，既容易知晓又事务不繁杂，何必巧立各种名目来增加文书案卷的繁琐呢？况且如果仍然保留丁税的名目，富民心里好像是在替贫民代缴丁税，所以废除丁税名目是好的。有人问：如果这样，岂不是与古代按人口授田的原则大相违背？而且富民的兼并会更加严重了。回答说：这是迂腐儒生的言论。现在想要实行井田制可以吗？想要由官府授田可以吗？既然不可以却还羡慕它的名声，这是表面遵从而暗中违背，聪明的人不会这样做。况且田地归百姓所有已经很久了。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养育百姓的权力，却只有向百姓索取的名目。既然已经向百姓索取了，难道不向富人索取而向穷人索取吗？这是治理世事的人应当仔细审察的。

译丁役议

邱家穗

《周礼》的制度，是根据年岁来确定民户的多寡，辨别物资的多少，将统计数字上报给小司徒，以此执行征发命令。每三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作为确定的法规。对于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处罚他们使其出一名成年男子的力役赋税。所以当时户没有遗漏，人没有游荡懒惰，邻里宗族之间互相友爱帮助，并不抱怨徭役的不均。后世田地不再按井田制授予，户口流离失所，徭役不公平，百姓深受困苦。如果登记他们的数目并全部征发徭役，那么从事商业的人就多，而且迁徙没有定所；如果听任迁徙而不追究，那么外来户就过于安逸，而无法宽缓本地居民的负担。这两种做法都有不能完全实行的困难。

国家制定了五年一次编审丁口的法令，稍微能够根据税粮的高低，来斟酌户口的增减，希望丁役可以平均。但有关部门又不能查究实际情况，只是和两三个书吏，按照名册唱名，参考口头陈述，规定日期限期，务求快速确定。有的凭个人意见决定去留，有的看贿赂多少决定增减。而户口增减的大数，最终不敢超过前人已经上报的名册。那么豪强侥幸免役，而贫弱受累的情况，终究也无法消除其弊端。然而议论的人不察实情，只看到贫富不均，就想要用粮税来分配丁役，把丁役合并到粮税中，而创立一个固定不变的额度，这就更加不可行了。

我曾经考证论述古今制度，夏商周三代征收粟米、布缕、力役三种赋税，到了唐代称为租庸调，各自不相合并，所缴纳的赋税还比较轻。自从杨炎开始，取大历十四年赋税征收最多的数额，将租庸调合并为两税，这是丁口的庸钱，已经归入两税之中了。而从宋代以来，又计算丁口来确定役法，而所谓两税，还像杨炎旧制那样没有减少。到前朝明代确定赋税，有时又把一切无名杂税合并到正税中。这是力役这一项，既先混入常规税收之中，又使其在常规税收之外重复征收，比起杨炎的旧法，更加沉重了。

然而幸好国家编审的法令，丁就是丁，粮就是粮。粮税固然随着产业增减而征收，没有可以改变的。至于丁口的多少不一，不曾像秦朝暴政那样按人头征收，也不曾像南宋、金、元推排之法那样，在田税之外，核查其浮财物力来决定轻重。只是在编审之年，有关部门稍微根据粮税的增减来平均丁役。其中难免有轻重不均的情况，还希望五年一次编审，全面检查贫富，斟酌施行。要使外来户和本地户随时通融，贫者得以稍微缓解，富者不至于苟且逃避为止。虽然有粮的丁口不如无粮的丁口值得怜悯，而有粮的富人实际上兼有丁役，丁役的穷人并不兼有粮税。贫富没有定数，交替变化，终究不至于用不固定的粮税来拖累固定的丁役。而且使一时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还有所牵制而不能放肆。这确实符合《周礼》的意思，是臣民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典，而不允许轻易改变的。

为什么又创立用粮税分配丁役、把丁役合并到粮税中的议论，致使游惰的人不受惩罚，脱漏的人不被禁止，又给后世留下粮税取消而丁役单独存在的累赘呢？我最近游历秦中鄠县，士大夫常说该县把丁役合并到粮税中的弊端，起自明末某位县令，至今终究无法改变。于是使富户因缴纳丁役而坐困，而一切游手好闲、从事末业的人，都相继成为化外之民。虽然有人逃避丁役去经商谋取厚利，但官府却无法征收并役使他们。那把丁役合并到粮税中的祸患尚且如此，那么用粮税分配丁役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人无论贫富，没有没有身丁可以服役的。而一个县中，有田的人十分之一，无田的人十分之九。现在想要专门责成富户的粮税，包赔贫户的丁役，将让游惰的人受到什么惩罚？而通计户口的脱漏，已经不止一半。幸好平时安宁无事，而多欲横征暴敛的官员，还将挨家挨户点名，另外向贫户科派。不幸遇到水旱盗贼之变，富户的粮税耗尽，而定额丁役不免单独存在，将仍然责成富户，而富户已经无法缴纳，将再分摊给贫户，而贫户脱离户籍已久，无法查究。这又是继承两税旧弊之外，又产生无穷的弊端。这难道是國家编审的本意吗？

我私下看到南宋南渡后，士大夫在乡里之间，颇仿效朱子社仓的遗意，有自己设立义役的规制。大约聚集宗族党羽，根据财力厚薄，割让若干亩租田，让应役的人，轮流收取每年的收入来充作役费，而官府不参与。宋宁宗、元英宗及泰定帝时，都曾将此法颁行天下，百姓称其便利。到了元朝至正年间，刘辉任上海尹，也劝告豪强大户和达官贵人出粟，作为义役常平仓的本钱。于是赋役得以平均。这些都是往事中可行的。

近来顺治年间，我的祖父逸六公担任全族户长，曾经深知赋役之苦，而忧虑我们族的官丁，只有增加没有止境。于是捐金寄存在子母钱家，作为免役的计策。不到二十年，既用其利息千金，建祠祭祀，而所缴纳的丁役费用，也大致相当。族中一两个好义的人，都闻风而相继捐献，至今认为这是永久利益。这是远追周人互相友爱帮助的习俗，而近符宋元义役的遗风，举世可以推行，来挽救丁粮困窘的方法吗？我希望有官位的君子，依照宋元旧法劝民，沿乡多敛财谷，各立义役，而选择富有且贤能的人主管出纳，另外加以旌表奖励，以风气劝勉。这大概足以辅助编审所不及的地方。如果只担忧徭役的不统一

译想要按丁口来分配粮税，或者将丁口合并计入粮税之中，我认为这些做法并不可取。至于近来我们县里推行变法的人，起初追随蒋县令的“十段锦”法，虽然寄米之弊有所改变，但变化迅速而祸患较小；最终追随杨县令的“一条鞭”法，虽然加赋之弊有所显现，但变化迟缓而祸患巨大。这些都是没有见识的人士所为，其做法更是低于鄠县县令的水平了。

译畿辅户口志序

李绂

赋税依据田亩征收，徭役依据户口制定。征发力役的制度由来已久。《周礼》中制定徭役的方法，根据土地的优劣来分配任务，根据国都郊野的远近来区分，根据年成的丰歉来调节，但实际上是以家庭为计算单位。然而徭役非常繁杂，有的在乡里服役，有的在官府服役，有的在军队服役，其他的如追捕守卫、修治城郭沟渠道路街巷、提供牛马车辇及物资运输，六乡都是如此。而大司徒掌管核查国都中部以及四郊都鄙的成年男子和家庭，九次统计的数目极为冗杂，那么畿辅地区的户役就尤其艰难了。汉唐以来，名称稍有改变但实质相同。名称错综复杂则官吏容易借此作奸犯科。自从明朝制定了条鞭法，然后名称简化而弊端清除。但土地优劣、国野远近、年成丰歉的区别，后世就听不到了。我朝爱惜百姓如同子女，担心民力不均，贫户的人头税不能按时缴纳，于是斟酌盈虚，视土地缓急，将人头税稍微分摊到田地上，以缓解人头税的困境。天下有贫民没有贫地，徭役按田亩征收，那么土地、国野与年成的区别就包含在其中了。但直隶地区还没有受到这种恩泽。雍正初年，皇上听从督臣的请求，畿辅地区的人头税徭役，全部分摊到粮食税中。于是户役的征发，下等丁口不再受扰，比起条鞭法更加简明。虽然如此，百姓是上天的心意，户口的繁盛，用来征验昌明的运数，不仅仅是为了制定徭役罢了。《周礼》中王拜受民数，圣人背负户籍版籍，明朝初年的法令，每次郊祀，中书省将户籍陈列在坛下，推荐给上天，祭祀完毕才收藏起来，其重视程度如此。我圣祖仁皇帝承受天命已久，念及人口日益繁盛，特别降下恩德诏令，丁口编审照例进行，而人头税永不增加，这是数千年以来未曾有的盛事。辉煌的圣典，垂范为世法，希望天下后世，知道户口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力役的征发，而人口数目的核查不可以停止。于是作《户口志》。

户口说 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周礼》中司民掌管登记万民的数目，出生满月的婴儿以上，都书写在版籍上，将数目献给王，王拜受它。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所以极其重视。皇甫谧《帝王世纪》，历载自古至汉的户口，遥远啊渺茫啊，不可查考了。只有豫州地处土中，在《周礼》中是二男三女之地。我朝深仁厚泽，养育百姓几乎两百年，繁衍已久，人口数目日益增加，这不可以不详细考证以记载其盛况。查《通志》顺治十六年，现有丁口九十九万三千一十七丁。到康熙五十五年，编审额管人丁，并收纳卫所一百八十四万一千四百五十五丁。盛世滋生人口，又五万五千二百余丁。凡丁口按三门九则定等级，每丁每年征收银两从八分到三两四钱有余。总共征收丁银十二万七千四百余两。从康熙五十二年，奉旨征收钱粮，只依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增。钦此。雍正四年，豫省巡抚田文镜，上奏请求豫省丁粮，按土地缴纳，以均平赋役。奏疏略说：丁粮同属正供，与其派在人身上而多给贫民带来累赘，哪里如分摊在土地上而使赋役公平。况且盛世人丁永不加赋，那么丁银按土地征收，更容易出力。现在就一个县的丁口，均摊在本县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律缴纳。如某县原额丁银一千两，摊入地银一万两之内，那么每地银一两，应加丁银一钱。在丁少地多的地区，每两不过增加分厘，即使间有丁多地少的地方，也不过增加一二钱而止。这样，那么地多的人家，有力缴纳，而无地的百姓，得以免除光丁的累赘了。粮食如有升增，应将丁粮随年另行均派摊入，使得额赋不亏，其对国家计民生，实在不是微小的益处。奉旨允行，永远作为定例。到乾隆三十一年，编审旧管额丁，并盛世滋生人口，共二百六万四千六百八十六口。截止到嘉庆二十一年烟户册，共二千三百四十万余口。近来力行保甲，而编审的方法就寓于其中，不待统计百姓而户口自然没有遗漏的数目，较开国时三倍有余。天地的气化，日趋于盛，不压抑其生长，那么繁衍不息而没有止境。不使其败坏，那么聚集相处而不互相伤害。不使游食懒惰之众，不从事劳作而衣食，其生殖繁庶，不可数计而亿度。方今休养生息，涵濡太和的效果，不昭昭显著吗？查古代使用民力，丰年则公事每旬用三日，中年则公事每旬用二日，荒年则公事每旬用一日，凶荒疫病则无力役。秦国用商鞅之法，每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充役，一岁屯戍。汉朝初年为算钱，即今丁银，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百二十为一算。而傅给徭徭役，则始自二十五至五十六而免除。这是百姓的一身，既征税，又服役了。其后减算钱为六十三钱。曹魏平定冀州，制定赋户绢二匹，绵二斤。晋平吴之后，制定赋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北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宇文

译周朝设置司役，掌管力役的征发。凡是男子从十八岁到五十九岁，都要承担劳役。每年不超过三十天，中年人为二十天，下年人为十天。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如果遇到灾荒或瘟疫，就不征发力役。隋朝初年规定，服役的丁男分为十二番，工匠分为六番，每番大约三天，等待考核。开皇十三年，将十二番减为三十天。唐朝制度，使用民力，每个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闰年增加两天。不服役的，每天折纳绢三尺。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宋朝继承五代十国之后，各路有身丁钱。大正年间，每三个丁男缴纳绢一匹。后来物价昂贵，于是命令每个丁男缴纳绢一丈、绵一两。元朝仿效唐朝的庸法制定丁税，每户征收粟米有定额，规定各路民户成丁的数量，每个丁男每年征收粟米一石到五升不等。后来在丁税之外，又增加了科差的名目，叫做丝料，叫做包银。丝料，或者是两户出丝一斤，或者是五户出丝一斤。包银，起初征收六两，后来征收四两二钱。征收数量的多少，各自根据户等高下来区分。明朝役法在洪武元年确定，田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足一顷的用其他田地补足，名叫均工夫。田多地少丁男的，用佃户充数，田主出米一石资助其用度。不是佃户而按亩出丁夫的，每亩资助米二升五合。以上中下户分为三等，五年均役一次，十年重新编造一次。自从实行条鞭法，通盘计算一省的丁粮，平均分配一省的徭役，均徭里甲与两税合为一体。当时又有银差、力差、马差的区别。崇祯年间，河南巡抚范景文上疏说：“百姓所担忧的，没有比差役更严重的了。钱粮有收户、解户，就是银差；驿递有马户，就是马差；供应有行户，就是力差。这类差役都征发有力之家来充当，名叫大户。究其实，所征发的并非富民，中等人家的财产，往往因此耗尽。这说明前明的丁役终究没有统一标准，这是历代的大弊。”

译使用民力较轻的，古公亶父“旬三日”的法度已经是极限了。然而那时寓兵于农，军需和戍守的劳役，全部由百姓承担。汉代按人口征收赋税，连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边的劳役。等到后世，雇役和杂泛差役名目繁多，又无可议论。大抵赋税必然源自田亩，授田给人，而没有另外征收户赋的，夏商周三代是这样；不授田给人，而减轻户赋的，两汉是这样；借着授田的名义而加重户赋，田地是否授予并不固定，而赋税加重后已无法再减轻，从魏到唐是这样；丁钱和徭役，根据时势的紧急，另外设立名目来征收的，从宋到明是这样。本朝建立制度以来，丁银既有定额，又将丁银分摊到田地上，没有遗漏和偏枯的担忧。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几乎不知道丁徭的名目。这是数千年未曾有过的盛世，使得天下耕种凿井的百姓，忘记了帝王的威力对自己有何作用，不仅仅是在康衢之间（无忧无虑）了。我又私下计算河南省，清初上报成熟的田地，大约六十多万顷，而服差役的人丁，也只有九十多万人。按亩计算，那么每人可以得到七十亩田。近来上报的开垦田和额定田共七十二万多顷，而人口成倍增加，田地没有遗留的利源，而人口更加繁衍。这就是粟米价格高昂，而百物随之涨价的原因。当权者应当抑制工商业，崇尚节俭质朴，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一个男子的力量耕种旱田可以三十亩，治理水田不过十亩，而每亩的收成水田比旱田可以翻倍，以此来仰助亿万年伟大的基业啊。

纪顺治年间户口数目

张玉书

古代司民官掌管登记百姓的人数，从长牙齿以上，都登记在版籍上，每年登记死亡和出生的人数，三年进行一次大统计，而百姓的人数上报给天府，那么君王要拜受它，重视百姓到了这种地步。户口有算赋，不是古代的制度。有田地就征税，有身体就服劳役，没有已经服劳役又再征税的。公家的事务，国都中从七尺到六十岁，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发他们。那些地位尊贵、贤能、服公事、年老、有病的人，都免除。也按时上报他们的名册。这是说长牙齿的人数，与服劳役的人数，应当各有名册，而不是以赋役的多寡，作为人口增减的依据。自从西汉初年有口钱算赋，而户口的赋税由此兴起。历代沿袭没有改变，唯独所记载户口增减的差异，不知道是从长牙齿以上全部记载呢，还是征收口钱算赋，然后列入丁男的数目呢？如果以口钱算赋作为记载标准，那么民间漏报户籍的情况不可胜数，而据此作为人口增减的依据可以吗？隋朝制度，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六十岁为老。唐朝制度，刚出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不知道隋唐所记载的户口，是否从黄口以上全部记载呢？我朝户口册，仍然沿用前明黄册的制度，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以田土跟随户口划分上中下三等，设立军、民、匠等籍，而劳役的轻重以此为准。然而西北土地广阔人口稀少，隐匿躲避的很少；东南则有田地然后有丁口，那些记载在册籍上的，都是实际缴纳丁粮的人，而一户之中，人口虽然兴旺，所登记的丁口，大抵来自高祖曾祖遗留下来的，不分割财产就不增加丁口，那么进入丁籍的，常常不过几个人而已。那些在仕籍以及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和隶属军队的人，都按例得到优免，而佣工、仆役、奴隶，又不列入丁口，那么所谓户口增减的数目，对于人口的增减完全没有关系。丁口不能没有隐匿躲避是势所必然。东南的赋税繁杂劳役沉重到了极点，想要审查丁口来增加赋税，虽然奸邪无处容身，而百姓更加不堪忍受，这本来是不可行的。按照黄册记载某户丁几名，在某丁下注明男女若干口，而总数专门记载实际当差的丁若干名，似乎应当变通古人的方法，分为两册，一册记载实际当差的丁共若干名，一册记载不当差的人口共若干名，作为每年人口增减的验证。那些缴纳丁粮的人，使他们日益增多，不至于有流离迁徙的祸患；而不缴纳丁粮的人，也生息繁衍，有增加而没有减少，那么民气旺盛而国势强大，差不多接近王政了。近来康熙九年，为了节省无用的费用，提议停止编造黄册。每个县编造册籍烦琐耗费，停止它确实是正确的。然而各省布政使司汇总编造简明册，开列人丁户口总数，上报给天府，以显示重视民事的意义，这或许也是古人保留饩羊的遗意吧。这里记载顺治年间的户口数如下。我朝疆域依次开拓，自从顺治十六年云南贵州平定后，而后疆域全部纳入版图，所以户口也每年有所增加。而世祖章皇帝休养疲惫的百姓，战胜残暴去除杀戮，仁义教化培育了十八年，然后战乱幸存的百姓，得以全部宽宥在成周太和的治理之下，那么后世子孙所以保有百姓的，能不慎重吗？

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李光坡

我私下认为，当道有政事，必定召集绅士、老人共同商议的，是因为居官办事一断于法，而读书人能够引用经典来议论。承蒙您就米均丁的命令，反复思考度量，竟然不可行。三代赋税归赋税，劳役归劳役，赋税出自田地，劳役出自丁口。《周官》载师掌管土地的征收，均人掌管人民的劳役，明确是两件事。然而丁口与赋税所

译这是关于相关事项的陈述。古代百姓二十岁授田，六十岁还田。因此每三年进行一次大比，以统计登记死亡、出生、年老、年幼的人数，这是后世编审制度所效仿的由来。自汉代以后，唐代的租庸调制最接近古法。有田就要缴纳租税，有身就要服庸役，所以天下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这就是所说的“无论贵贱都在王室事务中有所作为”。杨炎实行两税法，开始根据土地制定赋税，根据赋税制定徭役，大大扰乱了古代盛世的良好制度。然而自从这个制度确立后，历代虽然有所变革，都是仿效其意旨来实行的。如今天子仁德圣明，发布恩诏，自康熙五十年以后，编审中人口增加但赋税不增，恩德极为深厚。福州府县官员随意远思，想要将丁口粮额按田地来摊派丁税，通详上报上官。按察使又说就丁编丁，而不考虑田地的均匀。如今的编审，都是因米粮而增加丁口，这已经考虑了田地，何曾只是就丁编丁呢？况且富人虽然田地连片，也不过是一人；穷人虽然赋税没有升合，也有一人。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享用土地产出并缴纳赋税，赋税既然不能有所偏废；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民，都脚踏后土而仰望皇天，富人则被要求急公好义，穷人必定要免除其手足劳役，去除其公旬的义务，那么徭役不是偏废了吗？如今的丁银既有定额，与田粮一并征收，富人怎么可以卖身抵税？穷人怎么可以差役抵税？怎么能够脱漏？怎么会有额外加派？坡请陈述其利害。米粮种类不一，有屯米、寺米、民米、官米。屯米、寺米重于民米，民米重于官米。如今想要按田地摊派丁税，是要按粮额来平均摊派吗？那么轻的依轻，重的加重；是要按田亩来平均摊派吗？那么面积有宽窄不同，土壤有贫瘠肥沃之别。头绪繁杂交错，百弊丛生。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况且现在征收的粮额，有产业已去而名册尚存的情况，现在的额税尚且苦于缴纳，如果按米粮加征丁税，怎么能承受得住？坡不敢远引，就像如今感化里十甲张家，整年遭受拷打，官府受其拖累，人到了穷困时，毫厘难筹，如果再加丁折，必有不可言说的痛苦。以此类推，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人的贫富不固定，那么田地的去留也无常。如今按现在田地多的人增加多丁，田地少的人减少少丁，假使富人在世时有事，或者子孙不成器，将田地另卖，那买田的人买田怎肯买丁？卖田的人卖田怎能卖丁？那么一转手之间，富人依旧田多丁少，穷人依旧田少丁多。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如果说通计丁折的额银，均匀添加到全邑粮额之内，万一实行久了，户部官员、地方大吏，忘记这个额税是合并丁税于粮税，而认为有粮税没有丁税，再设立科征丁税的条款，万世的祸害，实际上由此产生。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大凡利益不到百倍就不兴起，祸害不到百倍就不去除。如今朝廷清明，大法小廉，保持清静，百姓自然安乐，不必再寻求良法了。仁人君子，应当考虑百世的宏大规划，不可顾及一时的虚名。父亲明通公正，此事必定看得像看火一样清楚。然而所关系的不轻，一隅的差错，或许导致天下的弊端；片刻的失误，或许遗患百年。因此仗着您的爱护忘记我的狂妄愚昧，絮絮叨叨地陈述这些。伏望采纳选择。

译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征收的议

曾王孙

赋税徭役公平，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从而可以期待国家富庶；赋税徭役不公平，百姓就会遭受偏重的苦难，流亡的人就会日益增多，这是必然的趋势。沔县的丁口和赋税，确实是不公平到了极点。有的赋税几石却只摊派一个丁口，有的赋税十几石却只摊派两三个丁口，有的赋税几升却摊派一个丁口，甚至有的没有赋税却有丁口，有的有赋税却没有丁口。推究其中的原因，总归是因为积弊已久的书吏上下其手，富人善于钻营攀附，因此赋税多而丁口日益减少；穷人无力周旋，因此赋税少而丁口日益增加。难怪沔县留下的百姓都有离去的念头，而离去的百姓不再回来。如果能让沔县离去的百姓回归并恢复生计，留下的百姓安守而不离去，那么“丁口随赋税征收”的说法，确实是救急的当务之急。请允许我论述列举如下：丁口不随赋税征收有三条弊端。丁差之法，规定二十岁以上的为成丁，六十岁以上的为老丁。现在却是年老的人不被免除，强壮的人不被征用，这是第一条弊端。丁口有死亡绝户的应当开除，这是古来的制度。现在却是富裕人家多有绝户，穷苦人家却有赔补丁口的情况，这是第二条弊端。赋税多的是富人，赋税少的是穷人。现在富人大多侥幸逃脱，承担徭役的都是穷苦百姓，他们有的逃跑有的拖欠，向下连累里甲，向上妨碍考核政绩，这是第三条弊端。丁口随赋税征收有三条好处。合并赋税编派丁口，可以人为增减；如果一律根据赋税起征丁口，那么买田的人赋税增加丁口也随之增加，卖田的人赋税减少丁口也随之减少，永远断绝包赔的苦楚，这是第一条好处。就丁口论丁口，弊端百出；如果按照赋税编派丁口，那么每年有固定的数额，富人无处施展钻营之力，穷人恰好能得到常态，一举清除吏胥的弊端，这是第二条好处。丁口与赋税分开，那么没有赋税的丁口无所留恋而轻易离开家乡；丁口随赋税征收，那么丁口都有土地依托，不至于流亡，里甲不受连累，考核政绩不受妨碍，这是第三条好处。去除三条弊端而获得三条好处，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承蒙宪台将各方的言辞一并下发，当面讯问李登龙等人，都说情愿丁口随赋税征收，永远断绝大弊端，具结存档。查考汉中所属的城固县，在明朝崇祯八年，据乡绅张凤翮等人条陈议定丁口随赋税征收；南郑县在顺治十三年，据乡绅李圣翼等人也条陈议定丁口随赋税征收，都申报详文给院道批准遵行，百姓至今称便。褒城县也是如此。沔县的地理风俗，与南城、褒城三县没有不同，确实应该援引成例跟随实行，垂范永久。将会看到赋税徭役公平而逃亡的人回归，百里内的残存百姓，都将振臂欢呼安居乐业。这就是宪台一行而沔县百姓受到再造之恩，汉水虽然广阔，不足以比喻宪台的恩德了。

请丁银仍归地粮疏 乾隆三十年

监察御史戈涛

我担任山西道御史，对该省的事务时常加以体察。私下看到丁银归入地粮征收这一案件，各省遵循已久，唯独该省没有完全实行。我想，丁粮合办，对于无地有丁的人，既免去了追呼的骚扰；对于有丁有地的人，也省去了输纳的烦扰。吏胥不能借编审之机作奸犯科，小民也不至于因勾稽核查而受累。这种方法简约公平，天下称便。为什么唯独该省认为不宜实行？我谨就其历次改归的成案，推究始末，考较得失，恭敬地向皇上陈述。查考丁归地粮，自雍正九年试办之后，到乾隆元年，抚臣觉罗石麟奏请改归的有十八州县；乾隆八年，因盐臣吉庆条奏，议请改归的有十八州县；乾隆二十三年，因御史姚成烈条奏，又议请改归的有五州县。计算三次改归共四十一州县。其余的或者请求将丁银的一半及三分之一归入地粮，或者请求将丁银统按最低则征收，而将余额归入地粮，或者请求将无业穷丁尽行删除，而将其应征银两均匀摊入地粮。像这样所谓调剂办理的有三十七州县。此外二十六州县，则仍然丁粮分征。这是历年查办的大致情况。用天下通行的良法，而办理却多有参差，衡量统一的原则，已有不协调之处。而且那些所谓不可归办的理由，有的说山西赋额本来沉重，加征丁银则未免过多；有的说各地土地贫瘠，合并征收则担心有人逃亡；又认为顺从舆论，则民情相安，可以长久；并且认为偶尔有逃亡缺额，而编审期限已到，可以擦除填补。这几种说法，我都不能没有疑问。查考赋额之重，没有超过江苏的，而江苏则丁归地粮；土地之贫瘠，没有超过贵州的，而贵州也丁粮合办。为什么唯独山西不同呢？有土地而稍增其额，就担心逃亡；若无土地而按丁征收，逃亡不更严重吗？这尤其容易明白。我私下探究主张分办的说法，大概是说山西人多外出贸易，所以不想宽减丁赋而加重地征。如果这样，那就是想征收有力者的丁银，却因此遍征无力者，特别失去了持平的道义。况且无地的百姓，宽裕的终究少，拮据的实在多。从乾隆元年及二十三年查辨案中，所称祁县、寿阳各有无力穷丁三千七百余人，其他情况大概可以推知了。至于等待编审来擦补，正是前任抚臣所说的调剂之法，而实际上弊端不可胜言。为什么呢？在各次办理的时候，都说轻重适中，百姓没有不便；等到后次查办，便已多有逃亡。

译就像二十三年所办理的那样。距离乾隆八年仅仅十几年。而岢岚州却逃亡了六百三十多丁。五寨县也逃亡了二百五十多丁。如果真是顺应了民心，怎么逃亡到这种地步呢？这就是所谓的顺应民意、可以长久实行，不过是空话罢了。然而州县动不动就以民意为由请求，一是因为绅士富户害怕分摊丁税，二是因为经承里胥贪图保留编审之权。因为分开征收难免出现逃亡，必须依靠编审来填补空缺。而吏胥经手办理，趁机作恶。增加新丁就让富人升为贫户，剔除旧丁就调换甲乙，各种弊端丛生，无法查究。那么五年一次的编审，不过是这些人舞文弄法、谋取私利的时机。而百姓在填补空缺之前被迫赔补包纳的情况，更不必说了。臣所说的调剂终究不能没有弊端，就是这个原因。古今制定政令，固然想要顺应民心。但到了民心相同的时候，又要权衡轻重。贫民不愿意缴纳丁税，与地主不愿增加税额，心情是一样的。但轻重差别很大。历任巡抚都从民意出发。然而富人的意见容易传达，贫民的苦衷难以诉说。臣愚昧地认为，与其满足有产业者的愿望，不如缓解无产业者的困苦。与其向佣工小贩征收丁税，不如向有生计依靠的人稍微增加税额。与其等人逃亡绝户后再去填补，不如将丁税摊入地亩，使他们不至于逃亡。况且道理可信，事情就没有可疑之处。就三次办理的情况来看，以前所说的难以实行的，后来大多改归地亩征收。这就知道后来所说的难以归并的，原本都是可以实行的。臣请求敕令山西巡抚，精心筹划办理。将以前丁税和地税分开征收的各州县，统一核查归并。即使土地情况不一，也只在一县之内分等级摊入。不要再顾忌旧案，琐碎参差。这样，丁户就不会逃亡，吏胥就没有机会滋生弊端。良法美政，归于统一。而无业的贫民，将永远沐浴皇恩，没有尽头。

译关于拨粮均丁的奏疏 雍正六年

陕西兰州按察使李元英

臣私下沐浴着皇上天高地厚的恩德。凡是关系到全省的事务，无论是否属于臣管辖的范围，都应当时刻留心，仔细体察。谨将时下所听到的情况，以及个人见解所及之处，不揣冒昧，详细陈述奏报。

一是估拨粮粮的条例应当统一规范。查得甘肃省估拨粮粮，定例在九、十月间，将本年定额征收的粮石，估拨给次年的军队食用，先向兵部报备，次年再照数发放。又因为甘肃省军营驿站每年需要粮五十六万余石，而每年定额征收的粮只有四十九万余石，所以在实物粮之外，大约估拨折色（货币）。这个惯例实行已久。只是州县和军营汛地的多少远近，总没有一定的章程，导致胥吏作奸犯科，上下其手，竟然成了积久的弊病。每逢估拨之时，州县和军营汛地纷纷营谋，以求各自满足私欲。臣查得雍正二年，曾奉兵部公文，命令将兵粮秉公拨定，统一造册报部，永远作为定例。后来前任布政使傅德以甘肃省不同于其他省份为由，含糊其辞地回复，至今舞弊依旧。以臣愚见，仍请求将州县定额征收的多少，与军营汛地的远近，逐一计算，定为某州县应拨给某军营汛地若干，都统一制定章程，永远遵守。每年奏销时，不得增减改易。这样，积弊就可以消除，似乎对仓谷、士兵和百姓都有益处。

二是均丁的方法应当更加详细地商议。臣看到甘肃奉行均丁之法，有与其他省份看似相同而实际不同的地方。其他省份是将本州本县的定额丁口，均摊到本州本县的土地亩数上，原来的定额并没有增减，小民自然乐意缴纳。现在甘肃均丁，却不按土地亩数，只按全省定额征收的银粮，通盘合计，每银九钱零、每粮九斗零，摊入一个丁口。定额征收多的，摊派的丁口也多；定额征收少的，摊派的丁口也少。导致各州县有比原定额多增加二三千两不等的情况，难怪纷纷上呈，认为均丁不公。推究其缘故，是因为甘肃省州县中，有粮少丁多的地方，如果就在本州本县均摊，确实恐怕粮额少而承载的丁口过重，所以拘泥于通融的说法，不再详细商议。但查得甘肃州县，那些粮少丁多的地方，有产业有丁口、现在能够完纳赋税的，已占六七成；无产业有丁口、艰难完纳的，只占二三成。如果将这两三成的穷丁，归入六七成的粮户，仍然没有过多的负担。况且查得甘肃地多粮少，如果有剩余的穷丁，就在本地就近申报开垦但尚未升科纳税，以及所有熟地未申报粮税的户中均摊，那么有地的人不犯隐瞒粮税的罪过，而无粮的人免受空挂丁口的拖累，一举而两得。

均编要略序 松江府志

沈荃

三吴地区受徭役困扰，户口惊惶不安，逐渐引发逃亡。当权者无日不抱着杞人忧天的担忧。武水给谏柯公列举利弊，请求均田均役。世祖章皇帝怜悯民间疾苦，迅速批准，下达给户部，移咨巡抚中丞。执行者难以改变旧规，多次催令却未有回应。山左李侯到任娄邑，怜悯徭役法日益败坏，慨然叹息说：“松江府旧有布解、南北运、收仓、收柜等各种重役，现在都由官府贴补料理，百姓得以卸下重担。如果图中催办，该年总甲，向来称为小役，而残害百姓如此，难道能胶柱鼓瑟而不思考拯救的办法吗？”不久，李侯因其他事情被弹劾，等待勘验一年多。后来事情得以澄清，奉旨复任，于是慨然以均田均役为己任。众官吏退缩犹豫，多筑舍语（推托之辞），只有马天麒说：“这确实是便民的良法。不经历百害就不会变法，现在正是时候。只看如何努力实行罢了。”李侯非常高兴，于是捐出俸禄，召集官吏，准备文书册籍，在西郊开设局所，专门委派马天麒主持此事。经过三个月而告成。其一切征收缴纳的方法，都直捷简便，可以永远遵守。华亭、上海、青浦都仿照娄邑的例子，也开设局所均编。松江百姓从此没有徭役，四邑欢呼，歌颂李侯的德行不衰。而李侯竟然因河工失误去职。娄邑百姓匍匐前往制抚处申诉冤屈，未能成功。李侯也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旅店。病重将死时，还以版荒未定为遗憾。娄邑百姓既在路上停止舂米，于是刊印其《均编要略》，嘱托我作序。我说：自从前明直到今天，造福我们云间（松江别称）的，有名宦三人。免除杂赋的，有巡抚周文襄；厘正田界的，有佥宪郑善夫；均田均役的，有我们李侯。都是世代不忘的人。而且不要说均役的功劳小。回想未均之时，奸人捋臂张拳，万姓被敲骨吸髓，于是有三害五不便四弊。等到均编实行后，雪霰（比喻弊端）都消散了。当权者也曾经听过这些说法吗？什么是三害？一是审役之害，二是补役之害，三是花分避役之害。徭役只有经过审核，贫富才开始确定。于是图奸得以肆意满足欲望。造册归并，填单开报，户户可以勒索。况且临近审核时，乡民往来守候，攀附贿赂脱免，告发争讼的费用百出。均编实行后，徭役不需要审核，审役之害就断绝了。以往编审，大役五年，小役十年，有刻册印册作为依据。自从徭役困迫导致逃亡，不得不申报另补。于是一图补而十图效仿，早晨

译张暮李。移甲换乙。图蠹和衙蠹。又喜欢役使人员没有定数。并以此作为牟利的途径。凡是有一点土地的人。每个人都自感危惧。如果实行均编法，役使人员不需要补充。那么补充役使人员的祸害就断绝了。有田地的百姓都是良民。自从役使沉重、祸患深重以来。于是想要逃避役使。行贿谋求奸巧。将户籍拆分成花分、鬼户。苦役则由小户承担。这就是民生日益窘迫的原因。如果实行均编法，有田的人乐于归入图册。无论田产多少。都全部如实申报。那么花分逃避役使的祸害就断绝了。这三者。都是在尚未服役之前就遭受其害的情况。至于服役之后。最大的不便有五点。第一是图册细碎。导致分属不同图册服役的不便。假如一个人有一百亩田地挂在五六个图册里。这个乡催办。那个乡由总甲负责。怎么能分身去应付呢。图册中的奸人趁机包揽。侵吞渔利，造成亏空。酿成无穷的祸患。现在将田地合并归入一个图册。就不必四处应付了。第二是田产少。导致代人服役的不便。主户有役使任务。必然要催办外户田地的赋役。这些人都是素不相识的。临近期限时，却要把别人的完纳或拖欠当作自己的完纳或拖欠。严刑拷打怎能避免呢。现在实行均图法。只汇总本名下的田地。责任既有专属。即使合并亲友的田地。利害也息息相关。第三是图册定额大小不一。导致服役不便。本郡的图册定额。大的有八九千亩。小的只有三五百亩。图册大则人力有余。但田地多、粮税多。难以催办。图册小则催办较易。但各项杂差。却与大图一样承担。民力怎能承受。现在实行均图法，田亩适当均衡。永远没有劳逸不均的祸患。第四是图册中田地的荒芜与熟耕不一。导致服役不便。大概各邑在熟耕图册之外。原本就有旧荒图册、新荒图册。记载在郡志中。从来没有彻底清理完纳的定额。守法的人甘心受杖。畏法的人结队隐匿。其中偶尔有殷实富户。则必然年年被摊派役使。层层拖累。直到家产耗尽不止。现在实行均图法，荒田图册与熟田图册。一并汇入本名下。凡是承受荒田图册田地的人。只有水旱歉收的祸患。再无株连抛累的痛苦了。第五是客户充当总甲不便。居住在几十里之外。有不耽误公事、触犯法律的吗。现在实行均图法，只使用排门甲长。邻里宗族之间。遇到诉讼案件。是非必定公正。遇到夜间警报。救护必定尽力。处于这三种祸害之中。再加上这五种不便。如果均役的法令不实行。就会产生这四种弊端。

译什么是四弊？各图的田地，多寡增减，全都出自图奸之手。近年来逃亡的人多，册籍散乱，隐匿漏报、飞洒转嫁难以查考，这叫图弊。实行均役后，田地都汇总征收，不再授权给图书（图籍）管理。既然没有制造弊端的人，也没有产生弊端的土壤，那么图弊就绝迹了。东南赋额繁多，虽然有刘度支，固然难以逐一计算。如果让图额粮额参差不齐，总房可以提前压制，管比可以在期限临近时贿赂脱身，这叫胥弊。实行均役后，每图每甲，只有这个数额，先后完纳欠欠的情况一目了然，即使是一行的算法也可以节省，那么胥弊就绝迹了。钱粮收入衙胥之手，难保他们没有侵蚀。或者银子已纳而未经出串，或者串已出而未经登号，或者号已登而未经投柜，种种欺诈，不一而足，这叫柜弊。实行均役后，提前书写串票，自行封包投柜，完纳者以领去的串票为据，未完者以未领的串根为据。完纳久暂既已分明，收书无从影射，那么柜弊就绝迹了。而且各房经承，没有不希望蝇头小利来滋润自己的。如向来所派的青树水夫等项，用一派十，玩法良多，这叫衙门的通弊。实行均役后，偶有杂差，必定召集乡三老从公酌派，申宪定夺。虽有意外之役，总无不均，那么各项的通弊都绝迹了。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均平。”如今这均编之法，直捷简便，平易近人，黄童白叟，都能遵而奉之。遵循这个道理，朝野官民，和蔼如家人父子，驯至剖斗折衡而天下平。然而如果不是侯智足以烛奸，勇足以服物，仁足以利济万姓，很少能排众议而力行的。后之览者，萧规曹随，成画一之治。先皇帝爱养黎元至意，于是乎大慰。岂独食侯之德勿忘哉。

均田均役议 松江府志

李复兴

我私下认为均田均役，久奉宪行。然而所定捆束，皆由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造册则朝改暮变，分数则换李移张。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虽有均田均役之名，初无均田均役之实。急公奉法，一时之贻累靡穷。迁徙他方，异日之株连难尽。始则年首逃亡，继则全图惊窜。以致催办无人，粮白毫无完纳。官府之受罚受参，经承之被提被解，总由于役法之不均。故其弊有不可胜数也。今试查历年之积欠，官儒役有乎？欠者唯图催也。今日之逃亡，官儒役有乎？逃者皆图民也。则知官儒役之田有定而累少，民户之田无定而累多。今惟从前之役，尽照旧册。来年之役，悉仿嘉湖事例。毋论官儒民役，将各图田亩汇为一处。其有真正陪荒绝户，造明圩段细号，通盘筹算，量行均派。使图棍不得移熟作荒，业户可以开荒成熟。俟收数既定，然后配搭成图。粮白则照田完纳，杂差则按亩均摊。以本名之田，完本名之税，则催办省而小民无赔累之苦，比较约而官长无督责之烦。以本门之田，立本门之户，则不必审役而役自定，不必均田而田自均。有利无害，一劳永逸。救时良策，莫便于此，亦莫急于此矣。今若因查旧册，现充者皮骨空存，佥补者脂膏殆尽。况役而复役，民实难堪。上台之催檄如云，图役之逃亡日众。将来国赋何由而足？兵饷何由而应乎？卑职荷蒙覆载，敢不以国计民瘼为念。回任以来，目击时艰，稔悉里困。于均役一案，只加意厘剔，不胜痛心疾首。于是严行饬革，不惮劳瘁，按户催征。非属逃亡，即系鬼户，种种无着，堕误粮饷。为查均田均役，久奉旨奉宪饬行，诚属爱民善政。第奉行不力，俾良法虚悬，国民交困。夫民之困于役者，催办差徭其大关也。今日之钱粮，考成綦严，乃日事追呼，而积欠如故者，皆因田役不均，逃亡所致耳。今据自行并田之议，如一人有田百亩，向皆花分为数十鬼户，跨立几图，思避差徭。殊不知反中图奸之计，此报彼除，东免西补，终归髓涸而后已。因之民日穷，而粮日逋，害官累民，固非一日。今尽议除年首甲首之民，将通县之田，仍照原详，均编三百图。每图一百束，每束办田二十八亩。计一年之饷，约四两五钱有零。每月所完四钱二分，一限完足，则给单免比。即力有未逮，两限输纳，亦仅二钱二三分。为数无多，十月全完，殊易为力矣。在田多者，自办自田之饷；田少者，朋办合束之银。

译赋税简省而徭役减轻，那么那些诡称寄籍的弊端，又有什么利益可图而愿意分割呢？像这样，图册不必改革而自然退去，有财力的人不需众人推举而徭役就确定了。那归并朋办的方法，听从百姓的便利，让他们与相识的人一起承担，以便于催征罢了。使得每块田地都有徭役，每户人家均摊差役，这真是众人合力容易举事的良法，贫富都安定的善政啊。

再查徭役这一项，奉皇帝旨意和上级命令，士绅与百姓一体均摊差役。浙江全省及苏州所属各县，都全部遵行。唯独松江府仍有官户、儒户服役而民户不服役的区别。查得除塘工这一项徭役外，其余杂役，全都由民图承担，导致田地兼并的豪强逃避徭役，徭役归于小户，纷纷逃窜，军饷因此亏损。现在议定必须均摊的方法，总共以三百图为准。遇到重大工程的徭役，详细请示上级裁决，按田亩均摊派定。如果有万不得已的小徭役，依次轮流，按图承担。设立号簿三百本，申请巡抚印发各图。凡有徭役，允许图民明确登记在簿上，按季度缴纳到县，汇总上报查核。这样既断绝了规避不均的弊端，也杜绝了骚扰横索的弊病了。

再有一事请求。查得娄县荒地，比其他县更多，并非全是田地荒芜，而是逃亡的人众多，那么有田无户，或者贫民无力开垦，自己放弃土地，或者田地归豪强所有，而原户主仍逃亡，偏累图民代赔。现在议定必须均摊的方法，将全县版籍中的荒田，统计全县额度，均摊在三百图内，共同开垦。这样不至于抛荒缺饷，并且可以开垦荒地使其成熟，不仅百姓受其恩惠，即使国家用度也由此充足了。

又查塘工旷废的徭役，对上无助于军需，对下确实是民间的重负，白白充当无益的侵吞渔利，遂成难以革除的积弊。也应详细请示永远禁止免除其名目。遇到开浚小工程，附近居民和业户，均摊承担。大工程遵照海塘事例，全县合算，按亩均摊。使没有偏枯的弊端。至于坊厢的徭役，比乡图的苦处更甚。排门小夫，比户日益繁多。同是一体的子民，怎么忍心劳逸差别如此之大？必须斟酌安逸与劳苦，以资助其费用。卑职待罪多年，已深知徭役中的弊端。况且职司民牧，怎么忍心让百姓疾呼，而不为他们请命？以上数款，都是均徭的切要之处，仰祈逐一批示，这不是卑职所敢擅自专断的。

译第一条是均图的方法。一个县的区图和田地额度，多寡并不齐整。如果一律承担差役，必然导致大小不均。如今蒙受科道官员柯公题定均图之法，先将该县的田地通盘计算，平均分成若干图，每图应平均核定熟田若干亩。一图再分为十甲，每甲应核定熟田若干亩。无论绅士、生员还是役民，都一并按照田地编入甲内，那么田地必然纳入图中，图中不会有亏缺的田地，永远杜绝偏枯不均的弊端了。

第二条是并田的方法。拥有田地的人，不一定全部集中在同一图中。如果不全在同一图中，却又要逐图承担差役，田地多的就要催办他人的田地，田地少的又要被派办到他人名下，四处应付，终日不得休息。为了思考穷尽变化、通达久远的办法，确实没有比并田之法更便利的了。凡是有田地的人，不拘泥于原来的区图界限，如果一人有数百亩田地，但坐落分布在不同区图的，就将这数百亩分布在不同区图的田地，汇总归入本户，遵照均定的新图田地额度，分为各口，编列在一处缴纳赋税。那些田地不足一甲的小户，仍然允许因亲属而合并，因朋友而合并，共同并入一甲，就在甲内分注明白，各自承担份额，听任他们自行造册呈递。册内写明收并的原某某都、某某图、某某圩号的田地若干。等到册子递到之日，查核住址相近的，依次编配。这是让田地跟随人走，而不是让人跟随田地走。人人自己收取自己的田地，自己缴纳自己的赋税，不用催办的劳苦，可以杜绝佥点（摊派）的弊端，征收缴纳都方便。比起原来按图依次割配的方法，更为完善。

第三条是均役的方法。里役的辛苦，到了今天尤其严重，到了今天以年首（里长）最为严重。一图所征收的漕粮和折银，盈千累百，分摊到各甲，还担心花户拖欠，却竟然全部责成年首一人承担，每日遭受拷打，终究对正供没有补益。加上株连不断，欺诈勒索手段百出，逃亡的人日益增多，能不产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恐惧吗？绅士、生员和役户，向来有优免差役的条例，所以田地多的大多诡寄田地以逃避差役。在图中承担差役的，全是贫民小户，独自承受繁重的劳苦。如今已仰遵朝廷一体当差的旨意，并入均图，按照田地编甲。在钱粮方面各自缴纳，差徭方面各自承担。既不偏枯不均，也没有牵累拖累。差役的均衡，源于田地的均衡；等到田地均衡了，那么就没有差役之苦了。

第四条是销图的方法。全县的田地，每图都有圩号，务必先命令各图造明挨号一册，开注现业户姓名，呈递存档，作为均田的依据，使从前飞洒（分散隐匿）、隐漏的弊端，全部厘清剔除。然后命令业户查明号册，照数收并。即将业户造成的田册，逐号与原图参对，核准无误，随即在该图原号内注销。等到编图之日，注明新编某图完毕。如果有田地不多，不愿自己出名，寄并到亲友名下的，务必开明原户姓名，以便销图。再取一份户领号册，与号册互为经纬。比如某图一人，共有田地若干，其中某某圩某某号各若干，就根据田地的多少，依次攒造。那些留在图中零星无人收并的田亩，也按田按户，编归一甲，各自照章征收缴纳，那么就没有不纳税的田地了。

第五条是征输的方法。征收条银，奉有部定新的期限。如果分数不归统一，串单不编定，那么顽户就会拖欠，奸胥就会舞文弄法，弊端从此产生。务必将业户的额银，依照会计，先行算派。即将所派的额银，分成十分，每月一分。一个月之中，又分三限。先令柜书编定串单，其格式是一单存查，作为根串，写明某区图甲户，某月首限银若干，二限银若干，三限银若干。前面连着三单，称为甲户免比单。每限一单，则各开一限的银数，令业户完全按照串额，将银自封入柜。投缴一限的银，就截去一限的单。遵守期限完缴截单者，不用比追，竟自回家务农，不用差役押解，以杜绝滋扰。如果一个月不截单，就吊取柜上的串根，缴查明白。倘有存留未截的单，立即差役拘捕，着令完缴截单，不可预先差役押解，致使完纳与拖欠不分，勤勉与懒惰无别。其算额编串，如果一图十甲只有一户，就以一户出额，即以一户编串；一甲而各户朋并的，以各户出额，即以各户编串，才算是便民。至于秋粮，应作三限，以一月为一限，也必须编定串单，照前征收缴纳。此法一定，那么急公好义者截票回家，可以不见差役的面，而费累全消；即使抗顽者，拘到必完，也不致有拖欠的担忧，而奸弊毕除。总之，串单在则欠，串单去则完。竟查串根，而比薄可以不用了。只是粮书没有压欠的弊端，而皂快没有索钱的门路，那么此法不是他们所愿。然而想要便利这些人，就不便利小民了。

第六条是分户的方法。一年之内，田地有授受，户有去来。粮从田出，田随户转。倘若编图之后，如果有售卖的田地，验明文契，务必将业户姓名，即在甲内另行分出，以便各自完纳，不得移之他处，导致图额复有盈亏。或者有不出户名的田地，起初寄并在一人名下

译倘若有人懈怠玩忽、抗拒缴纳粮税，也允许甲户向官府禀明其应分担的税额，专门进行追缴和比试。在编定好的鱼鳞图册中，只有户主可以更换，而田产则不可更换。

译编审论

盛百二

编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为天下是由州县积累而成的，州县是由乡里积累而成的，乡里是由户口积累而成的。所以户口清楚，乡里就治理得好；乡里治理得好，州县就治理得好；州县治理得好，天下也就治理好了。《周礼》中关于乡遂的制度，从比邻开始，详细核查家庭中人口的多少、贵贱、老幼、残疾，以及六畜、车马、田地，以此来实施政教，推行征令，辨别施舍，征发徭役，从而使奸邪之人无处藏身。这是历代以来不可改变的法度。明朝洪武十四年，下令全国编制黄册。城内的称为坊，近城的称为厢，乡都的称为里，共同编入册籍。每册开头有一幅图，一个里有百十户，以十户为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里长和甲首，负责管理一个里和一个甲的事务。鳏寡孤独等无法承担徭役的人，附在十甲之后作为零户。这册籍每年重新核定一次，这就是现在的编审制度。明朝初期只有夏税小麦、秋税粟米，以及丝绵的征收，百姓都听命于官府服役，十六岁成丁服役，六十岁免除，没有所谓丁银的说法。此后才有了银差和力差两种徭役。力差是指差役，银差是指雇役。再后来虽然仍有二差的名义，但也都是一律征收银两罢了。于是胥吏上下其手，隐匿脱漏，弊端丛生。而且丁银的增加或减少，关系到官员的考核，所以丁银只增不减。所谓沟渠中的瘦弱之人，仍然登记在册为丁；黄口小儿，也已经列入追缴的名册。这是仁人君子叹息的原因。从我朝康熙五十二年，规定滋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四年，又实行丁银归入地亩的法令，百姓在耕作中安居乐业，官员没有考核的负担，从容地征收赋税，这样的好法度和美意，三代以来未曾有过。然而因此官员便将编审视为形式，只交给胥吏办理，以至于户口不清，贫富不分。贫穷的人有贫穷的实质却没有贫穷的名分，富有的人没有富有的名分却有富有的实质。再加上飞洒诡寄等手段，于是出现了无田却纳税、有田却不纳税的情况。况且雇役只适用于平时，如果遇到非正常的力役，如河防土工之类，形势上不得不从差役中出。于是徭役有不均的感叹。况且编审时，吏胥按户索取饮食、笔墨的费用，百姓又害怕差徭落到自己身上，于是合并户头、减少人口，专门从事各种侥幸之事。平时查阅名册，常看到人口减少；不幸天灾流行，朝廷有大恩恤，按人口发放救济，那么人口数量又突然增加。于是编审册和赈恤册自相矛盾，即使有才能的人，也手足无措，开始后悔平时的失策，也为时已晚。况且想要追求赋役均平，奸邪之人屏息，怎么可能做到呢？议论的人不察实情，竟然认为编审不足为凭，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更加迷惑了。

请编审仍照旧规疏

苏霖渤

臣仔细查核各省仓库的粮食，确实关乎民生依赖。每年将存粮和用粮的实际数目，全面汇总核算，可以调节盈虚，确实对民生大有裨益。只是每年查核各省人口一事，臣私下反复思考，觉得有不便施行之处，不敢不陈述。古代百姓都由官府授田，所以人口数量和田地数量，互为表里，可以按名册稽查，不容隐瞒混淆。而且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都是确实有数年的积蓄，然后可以根据粮食数量的盈亏，来对待人口数量的多少。后世时移势易，古代的制度远远不能恢复，百姓都各自谋生。然而作为统治者，如果确实顺着百姓的利益去利益他们，选择合适的人来治理他们，厚积储备来补助他们，有所供养而不加扰害，也足以达到安定。古今适宜不同，事势各有区别，正不必完全规仿旧制，才能讲求康乐富足。现在天下人口日益繁多，上一届编审的新旧人丁，共二千六百三十余万，虽然是照例按户定丁，尚非详细实数，但是一户的人口，不过八口以内，按册推算，再参考粮赋的多少，也可以得到大概。至于各省仓谷，现在奏报有二千六百余万石，也属于丰裕。但是储存的粮食虽然多，也只是存着以备常年借贷出售、灾荒时散赈，作为因时补救的计策，原本不能按人口授食，普遍供给民间。而借贷出售应听凭贫民自便，无需按户派领。如果散赈，则都是由地方大吏，临时督率官员，清查受灾各户，分别造册赈济。这是不遇到荒歉，不动用仓储，既然无法据此人口数量办理，即使遇到荒歉散赈的时候，也是另外造应赈的确切名册，势必不能照平时的户口均摊，这是又无法据此人口数量办理。至于如果担心人口过多，事先筹划，那么如开垦种植、薄征免赋、转运粮食、通商等一切政务，我皇上深切关怀民生，已经无不依次举行，难道要等到查清人口数量，然后才实施这些措施吗？所以臣根据此时揣度事势，觉得人口数量一项，仅可以显示繁衍兴旺，实在难以作为施行政务的依据，似乎可以暂缓清查。至于如果清查反而导致滋生弊端，那么又有难以一一陈述的。因为州县民户众多，大多散处在乡野僻静之处，如果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络绎不绝地到公堂接受点验，那么百姓不能忍受；如果让地方官遍历村庄，挨家查验以稽查人口数量，那么官员不能忍受。这仍然不过是委托吏胥造册，以完成此事罢了。而吏胥果真可以委任吗？

译事务原本繁杂沉重，便借口需要索取繁多；地域又复辽阔，便趁机贪求不知满足。严重的则入室搜查，制造事端挟制欺诈；轻微的则索要册籍费用、路途费用，坐着勒索没有休止。至于向乡保人等敛钱，从中分取利益，都是情理上难以避免的。州县官员处理刑名钱谷，忙得来不及办理，加上造册事务纷乱，每日忙不过来。即使有精明的官员，也难以承担稽查的力量。这是百姓还没来得及得到恩惠，先已经耗费了无数的钱财。五年一次编审，事情已经不容易，何况想要年年普遍查察而没有遗漏，这即使是奉行得极其完善，似乎也难以长久维持。再如行商旅客，往来没有定所；流民工役，聚散没有常期；以及番界苗疆，人性愚顽，也有种种不便清查的地方。况且吏胥造册，自料地广人众，本官不能一一诘问，晚上修改早上变迁，实际数目没有凭据指证，势必任意隐瞒遗漏，草率完事。等到汇总册籍奏报朝廷，仍然只得到大概情况，终究不是确切的数目。而百姓受到的拖累，也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恳请皇上俯念编审，已有成规，亿万生民，不适宜年年轻易打扰。考虑批准将每年清查民数一事，收回成命，特别恩赐停止。只在各省仓储方面，严格查实储存，以期有备无患。因利劝导，顺时休养，四海百姓，自然能长久沐浴皇恩了。

译关于整顿编审弊端的奏疏，顺治十八年，户科给事中柯耸上言：

我私下认为，根据土地状况制定赋税，依据地域情况征发徭役，这是古今不变的常规，也是各省通行的通例。担心人户数量增减不同，田亩面积伸缩各异，所以制定了每十年进行一次编审的制度。这样徭役随田地转移，册籍因时而定，富裕者没有逃避的弊端，贫穷者没有难以承受的忧虑，劳逸适当均衡，缴纳赋税争先恐后，这是极好的制度。臣在家乡居住三年，常常见到考核虽然严厉，但各省上报完成的情况很少；恩诏屡次赦免，但钱粮拖欠的情况仍然很多。仔细思考其中的原因，官吏的侵吞掠夺，徭役的繁重，固然不止一个方面，但其根源，总在于点选徭役的不公，积存的弊端没有清除。今年的前册已满，目前编审期限已到，此前户部已经上疏回复，请求停止无益的黄册编制，也说从十四年开始，每五年编审一次。这关系到百姓身家利害，也是胥吏张牙舞爪、吮吸民血的时机。如果不彻底改革，痛除旧弊，怎么能够拯救百姓困苦并垂范久远呢？根据臣所听所见，大约归纳为五点，向皇上陈述：

第一，里甲田亩的定额应当均衡。查核一县的田额有多少，应审核甲长有多少，每里十甲，每甲该有多少田地，田多的单独充当一名，田少的合并充当一名，那些最零星的，附在田尾，名叫花户，这是定例。所以各项差役，都由里长挨甲充当，因此力气不劳累而事情容易办理。唯独苏州、松江两府，名叫佥报殷实，竟然不稽查田亩，虽然说是十年定役，又每年小审，前册里甲轮到后册，有田地已经卖尽，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却仍然被报为重役的；也有田地连片，坐享肥沃土地，却完全不应对徭役的。不仅十年之中，偏枯现象非常严重，甚至每年小审，行贿求情，挪移脱换，弊端丛生。田地归于不役之家，徭役累及无田之户，以致贫民竭尽骨血难以支撑，逃往他乡，亏欠朝廷的正赋，荒芜成熟的肥沃田地。恳请严令抚臣，通行两府，趁现在大造册籍之时，务必使田地全部落入甲内，徭役务必按照田地征收，务必将本区的田地，均匀纳入本区十甲。如果本区田地多，就派入下区，按田起役，至公至当，不得凭空佥报，以致造成卖富差贫的弊端。这样徭役均衡而百姓便利，没有不急于公家输纳的。

第二，花分子户的积弊应当清除。里甲十年一定，田多的佥选里长，田少的作为花户，本来是这样。浙江各属，有等奸顽富民，串通本里册书，每逢编审之年，捏造鬼户，飞洒田数，少的四五亩、五六亩不等，多的不超过十亩。田数既然不多，重役便已漏脱。等到临审缺额，反而将贫民的瘠薄产业，串立应充。这是田多的以花分而得以卸担，田少的以愚实而应重差。这都是册书舞弊，以致苦乐不均。今后各县审役，全部照上届榜册，其一应推收，必须验明实有绝卖税契，才允许分户。如果并无户丁，诡立花名的，查出后，其田地入官，册书与本人，依律治罪。这样飞洒的奸弊断绝，而田地都归本户了。

第三，诡寄的陋规应当惩处。本朝优免则例，原本按照品级的大小，派免丁银的多寡，后来部覆，只免本身丁徭，将优免丁粮，全部应当停免，那么绅衿士民，很久以来一体当差了。但查前册定自顺治八年，当时部覆科臣刘显绩优免有画一规制的奏疏，只准免其杂办，不得滥免正赋，致累小民等因，奉旨遵行。所以进士、举人、贡生、生员，还有各自的名目，或书职衔，名叫官户、儒户，凡杂项差徭，量行豁免，至于正额粮赋，各自照规完纳。但因为杂差繁苦，未免有亲族人等冒借名户，希图幸免，以致绅衿名下的田地，半皆影冒。苏州长吴等县，有名自输户，有名下几甲，任意捏名，挂立甲外，而且有乡绅物故已久，生员学册无名，以及寺观香火，上司承差书役，也都各自立户名，公然讨免各差。从今造册，务必将绅衿名下的田地，另造一册，送达户部存案。如果仍前陋习，借名入册，将田地入官，本绅及亲族人等，严加议罪。如果有仕绅远宦，其亲族私自立户，竟将本人加等治罪，原田仍行入官。这样诡寄的弊端革除，而小民不致偏累了。

第四，冒籍的立户应当禁止。绅衿即使在本邑，只免本身丁徭，何况是隔省，岂宜冒免。即使邻近各邑，偶尔有置买地亩，也应当编入民里，一体应差。乃是江浙陋习，竟有隔省邻县，并无寸土，偶尔有亲戚往来，便捏立册户，冒籍的客户日多，本地充役更苦。今编审之时，凡有隔属仕宦，另立名户，希图免差的，本县据实申报，严行处分。如果县官徇情，不行具申，另被发觉，一体治罪。各绅也应当在邻省各县，着意稽查，如果有冒立本户的，即以早自首明

译不能等到事情败露之后，才借口说不知情，企图逃避议处。这样，客籍人口就不会泛滥成灾，赋税额度自然就能统一规范了。购买册书以充抵名额的做法，应当废除。

译江浙各县，每在经制吏书之外，每里各有一名册书，有的叫里书，有的称扇书，专门负责书写计算，似乎不可缺少。然而这些人见到金钱就昏了头，舞弊的手段十分高明。趁着如今大造黄册的时候，每人各自拿出若干顶首银，买定里区。至于造册的弊端，如移甲换乙、漏富差贫，以及先前花分诡寄的弊病，都出自他们之手。更有臣家乡秀水县的积惯痞棍包头，名叫歇家，其实就是区书。一人买充数里的职务，每年包纳钱粮，额外的私派，都掌握在这些积歇手中。甚至收取愚民应缴的额课，却临近限期仍不完纳；包揽富户应出的差徭，却分散派给各户。况且各县并没有这种差役，唯独秀水这一役，盘踞难以革除，积弊万端。又听说杭州各邑，有让生员包充册书的，官府的法纪既然对他们不加惩处，他们舞文弄法更加肆无忌惮。此次紧急请求皇帝敕令新任巡抚大臣，将秀水的歇家、杭州应充册书的生员，严厉檄文革除。至于各县的册书，只允许本里公正诚实无过失、精通推算的人，专门管理推收书算等事务，这是革除蠹虫奸邪的根本。以上五款，实在是编审时的大弊病，臣在江浙两省访查得最为真切。计算如今编审期限将至，必须预先禁止约束。祈请皇帝敕令两省巡抚大臣，通行所属各州县，尽法除革，并限定日期造册上报部科，以便稽查。这样差役才能均平，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征收赋税才有法度，国家赋税才不会亏损。

雍正四年《请改编审行保甲疏》

直隶总督李绂

臣查丁银这一项，就是古代力役的征收。国家定例，五年编审一次，稽查户口，仍然造具滋生册籍，进呈皇帝御览，这是为了重视民生、体恤民力。只是每逢编审的年份，民间派派的费用很多，有里书里长的费用，有州县造册的费用，有院司道府吏书纸笔的费用，有部册的费用，有黄绫纸张解送册籍的各种费用，全都向里户公派，追索比丁粮还严厉。各省都是这样，而直隶尤其严重。臣查直隶丁银，已经按照田粮均摊，所以编丁的增加减少，与固定的丁银，完全没有关系，却白白增加小民繁重的费用，似乎应该斟酌变通。臣伏见皇帝特别谕令直省臣工，力行保甲，现在九卿正在会议，臣因此想到编审之法五年举行一次，虽然意在清查户口，却还不能稽查游民，不如保甲之法更为详密。既可以稽查游民，而且不必另外清查户口。从后请严饬奉行州县，在编排保甲时，逐户清查实在的人丁，十五岁以上的，不允许一名遗漏。岁底造册，申送布政司，汇总另造总册具题，进呈皇帝御览。册内只开列里户人丁实数，免除列开花户，那么簿籍就不烦琐，而丁数大大完备。那向来编审的成例，在直隶永远停止，那么户口既清楚，扰累也节省，确实两便。

《福惠全书·论编审》

黄六鸿

编审的时候有两个，一在十年大造，将钱粮户口攒造黄册，进呈皇帝御览，这是为了重视民数。一在五年均役，清核丁差，这是为了缓解民累。如今黄册停造，只有五年均役，直省遵行没有不同。均役的事也有两个，一是田与役均，一是专均役而不均田。田役均，是将全县的都图里甲，合并都图里甲田粮的数目而均分，使多的减少少的增加，没有偏多偏少的弊病。粮由产业派，差照粮行，粮的数目定了，差也就由此定了，也没有畸轻畸重的担忧，法度未尝不好。然而如今的百姓不像古代井田制度，按口授亩，子孙相守作为世业，十年之内，贫富无常，卖产业的时候常有。如果任凭交易，那么彼图售入此图，阡亩仍然参差不齐。如果贸易不出图，那么贫产骤然难以脱手，势豪更加刁难，这就是均田之所以不容易实行的原因。只有专均役而不均田，应该永远实行，百姓大有依赖。然而役的均也有两个，一是有田而有丁，叫做粮差，一是光丁而无粮，叫做力役。田多则粮多，粮多则差多，所谓差照粮行的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奸豪巨猾，想要灭多粮而就少，避重差而就轻，于是花立户名，诡寄别里，而总书册房，或者受人贿赂嘱托，或者将自己田粮，飞洒各户，移换斗则，脱漏顷亩，冒裁田地，种种弊端，不可穷尽诘问。留心这政事的人，如果不先除去这弊病，虽然天天求均，最终也没有可均的日子。况且在审丁的时候，户长的开报不实，有司的升擦无凭，其弊病又不可尽述呢。虽然如此，想要除去匿粮的弊病，只在推收的逼清；想要除去匿丁的弊病，只在减增的悉当而已。大约南方粮重，重在审役；北方粮轻，重在审丁，因为役系于丁而不系于粮。这是在司牧者，有以权衡而变通罢了。

按南方土地粮重，照产业派役，不重丁银，所以田地虽多，立一户即是一丁，丁银多寡不远。北方土地粮轻，照丁派差，丁银大有轻重，所以届期审丁，不可不慎重。除去新成之丁。

译依照法令，由户长申报人口入册。对于逃亡、年老、绝嗣者，允许由里正、里长逐级公推上报，以确定除名。如果在增加或减少丁口时，只以产业的增减作为最公正的标准，应当将上一届全里的丁口总数，通盘计算，估算出粮银多少，该有丁银多少，比较衡量后分配，使贫富都能均衡，而不偏累穷苦之人。

又查北方地区粮税轻而丁税重，每当有差徭，都按照丁口摊派，所以每丁有时被摊派到一两二两银子。如果是穷苦之人，将从哪里筹措呢？这就是按照粮税来增减丁口之所以最为恰当的原因。然而，绅士阶层中豪强之人，以包揽赋税成风，安然自若，不以为怪。贫穷的亲友，以及乡间稍富裕的人，将其田地归入绅士名下，每年的钱粮，由绅士代为缴纳。百姓的火耗有加收三成、两成、一成的不等，而绅士包纳时的火耗也不减少。等到绅士完纳粮税时，借口自行封存投柜，竟然有银两不足、数目短少的情况。县官如果一旦查究追补，他们便以官府长短不一为借口，罗列控告，拖累衙役。所以绅士公然包揽，大获其利。而百姓也乐于让绅士包揽，其本户的丁口，就是绅士的供丁。乡绅的供丁多达数十名，秀才也有十数个丁口的。每当有差徭，里正、里长不敢摊派到他们头上。每逢编审丁口，供丁名下若有应增加的新丁，户长、总书也不敢开报。如果完全依照粮税来增减丁口，那么绅士所包揽的田地，势必会增加丁口。那么所增加的，不是绅士本人的丁口，而是包揽来的丁口。这又是为绅士增加了包揽的丁口。于是百姓看到按粮税增加丁口，更加害怕丁口多成为累赘，争相依附绅士的人更多。恐怕那些只有丁口没有粮税的人，也请求依附供丁以逃避差徭。这样，穷民常常处于苦累之中，而绅士常常处于安乐获利之中。

况且里胥知道以粮税多少作为增减丁口的依据，又怎么能保证他们不把粮税分摊到其他户，以多换少，避开增加而希望减少呢？这也是按照粮税增减丁口，也不能完全没有弊端的原因。

那么北方地区的丁口，终究不能均衡吗？追求均衡没有别的奇特方法，也只是将丁口和粮税一并核算，以及酌情裁减供丁罢了。对于有丁口无粮税的人，按照丁口据实增减；对于有丁口有粮税的人，又按照粮税据实增减。首先严厉告诫里书，不许私自增减；慎重选择户长，不许捏造虚报。无论是丁口还是粮税，都清晰可查。至于供丁的说法，乃是陋习成风。朝廷除了免除绅士本人的丁徭外，并没有另外所谓的供丁。如果全部废除，必定产生怨恨诽谤。在旧例之中，稍作裁减，所谓制定法令去除其过分之处，那么富贵贫贱，不至于苦乐失衡，如此而已。

然而立法必须没有弊端，法令确立在于必须执行。又须平时保持清廉操守，日常政事崇尚仁爱宽恕，优待绅士，而严格驾驭里胥。凡是地方上的规划，都出于极度的公正和明察，秉持极度的真诚和信用，而我个人不夹杂私意于其中。于是绅士不因为苛刻自己而怨恨，胥役不敢作弊获罪，百姓也不忍心侥幸违法而受欺骗。用这样的方式治理政事，将无往而不利，难道还担心小小的编役不能均衡吗？

译关于编审的详细文书

陆陇其

查得灵寿县的人丁旧有定额。顺治十四年的《赋役全书》记载，分为三等九则，全部折算为下下等人丁，共一万四千七百零一丁。历年逐渐增加，到康熙二十二年《赋役全书》时，实际的下下则人丁为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究其逐年增加的原因，并非百姓真的富裕起来，比过去增加了。而是因为负责编审的人只怕被吏部驳斥，必定要凑足定额，所以逃亡、死绝的人丁都不敢删除，而是摊派给现存的住户。而且又担心仅仅维持旧额，仍然不免被驳斥，必定要稍微增加一些才肯罢休。于是更加严厉地搜求，年老体弱、残疾、鳏寡孤独的人都没有能幸免的。沟渠中瘦弱的尸体，仍算作四十岁以上的壮丁；黄口小儿，已经登记在催征的名册中。小民含辛茹苦，无处申诉。加上连年荒旱，去年又遭受水灾，现在强壮的百姓，饥寒交迫，不能自给，却又责令他们包赔逃亡者的赋粮，代供老幼的差役。所以民生日益困窘，街巷萧条。卑职在编审的时候，听到满堂的哭号，不忍心看和听。但也担心缺额太多，不敢全部删去。其中逃亡但有下落、可以招抚的，就不删除；死亡但留有田亩的，就酌情加给承受田亩的人，也不删除；孩童但有产业的，就不删除；老人但有产业的，就酌情加给子孙，也不删除；穷得没有一寸土地，但还没有到垂死地步的，也不删除。只有那些逃亡没有踪迹、老幼没有立锥之地的，形如鸠鸟、面色如鹄，奄奄一息的，虽然想不删除，也不得不删除。于是又搜求新增的人丁，希望不失去旧有的定额。但应该增加的数量，不足以抵销删去的数量。总计现在审定的人丁数，与《赋役全书》的定额相比，缺少一千五百五十六丁。这些缺额的人丁，实在是因为连年编审，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现在如果照旧摊派，以求没有缺额，恐怕不符合上级体恤穷民的本意，而卑职的一点良心，也不肯自欺欺人。谨将增减的数目，造册呈报，恭候上级裁决。

与县令讨论编审

叶映榴

近来国家的赋税法令非常严厉，差役事务断难片刻延缓。我在草野之中遥测，只有修筑粮囤这一办法，可以快速完成，而不妨碍目前的征收比配。现在父母官已经先想到了这一点，利国便民，两全其美，真是值得庆幸。从来大的编审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提拔充任差役贵在合乎人情。一个图之中，业户的贫富不同，田亩的多寡不同，主管官员怎么能每家每户去询问呢？形势所迫不得不借助于里书、图正，并听取公正的意见。然而里书、图正并不是愚昧百姓乐意担任的。地方上那些桀骜不驯、巧言令色的人担任了这些职务。富人田地广阔，行贿就放纵他们；穷人田地稀少，懦弱就波及他们。这是卖富差贫的一大弊端。又如各图的田地，不一定都是本图人的产业，外图的人也可能拥有。如果不选择本地殷实人家，承担催办差役，那些想逃避差役的人就多了。于是里书、图正出于亲戚故旧的私情，庇护本地人而役使外来户，主客之间的情理格格不入，赔累的痛苦，使得民脂民膏都枯竭了。对于百姓来说，竭尽财力也无济于事；对于官府来说，呼应不灵。这是卖近差远的一大弊端。又如各图的业户，家道有兴衰，田地有买卖。有的勉强充任前役但力量不能持续，有的田地已经另卖但名字还在册上。这些里书、图正是很清楚的。力量不能持续的，给他们休息；田地另卖的，为他们更改登记。这也是里书、图正容易做到的。于是他们利用家道兴衰、田地买卖的不同，借此行奸，穷民手足无措。这是蒙蔽上级、徇私舞弊的一大弊端。清除弊端则利益兴起，利益兴起则赋税充足。自古兴利的方法，就在除弊之中。就像梳理乱丝，解开它的结扣，丝线不牵引自然就会出来；就像疏通流泉，决开它的壅塞，水不引导自然就会流动。何况父母官以宏大的济世之才，治理弹丸小邑，在上面总揽大要，而吏书、图正在下面承顺潮流，只需一声令下就能立刻办成。

粤西编审议（选自《广西通志》）

熊飞渭

遵查旧例，编审的方法，五年进行一次。根据人丁田粮的随时增减，计算粮赋的多寡，作为差役轻重的依据。这作为对民生的长远考虑，可以说是意图美好而方法优良。广西不知哪一年进行编审，以至于今天丁粮混淆，差徭苦累。一个县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甲，户不成户，粮差怎么能不偏累，百姓怎么能不逃亡。现在想要紧急施行补救的方法，只有均并便民，以弥补其残缺；查核欺瞒隐匿，搜剔飞洒诡寄，严禁科派，以杜绝其奸弊。正如上级所说的那样，这几项，如果只是整顿大纲，去除太过分的弊端，那么召集甲户到庭，按照名册进行编审厘正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彻底澄清，以垂范久远，那么非实地丈量田亩不可。然而丈量难以言说。从来清丈必须考量土地，必须考量时机。广西的土地，实行丈量比其他省份更难；今天的广西，实行丈量比过去更难。丈量就必须端正疆界，必须选择人员，必须严明法令。先端正县界，其次端正里界、户界，应当预先发文布置。不使用户房里的书吏，必须得到各里中老成持重、殷实可靠的一两个人作为首领，预先命令公举。分发各里的印信簿册，四乡同日举行。里长挨户丈量，印官抽查丈量。有奸民抗命冒认，大户阻挠，或者丈量后挪移田界，以多作少，以熟作荒的，本人依法处置，邻居连带受罚。

译不予赦免。应当预先加以申明。况且不论那地方如何，如今是什么时候呢？大乱刚刚平定，战事尚未停息，创伤尚未恢复，田野村落尚未安定，流离失所的人尚未归乡。此时若急于推行土地丈量，必然会引起纷乱滋扰。虽然说是为了查核隐瞒欺骗的行为，但查核本身就会带来查核的扰民；虽然说是为了搜剔虚报诡寄、严禁摊派勒索，但搜剔严禁本身也会带来搜剔严禁的扰民。天下哪里能得到真心实意担当事务、视国家如自家的人来任用呢？所以说这件事很难。

对于当今的对策，只有依据旧有的户籍册籍进行编审，责令各州县官员，去除那些对百姓极为不便的做法，将丁口赋税中负担不均的部分加以平均合并。务必秉持公正，不徇私情，不听信奸邪私利。颁布自首免罪的条例，杜绝诡寄花名的弊端。只要大政方针得以确立，各种弊端就会大致清除。安居的人乐于生活，逃亡的人思虑返回。然后从容展开部署，逐步兴利除弊。

自古以来，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完美无缺的治理之法。慎重选拔人才并委任事务，以考核其成效。把握大体而不苛求细节，天下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呢？难道仅仅是编审这一件事吗？

本县定额丁口，只有一千零三十七丁半，民粮二千五百九十七石三斗。但计算里数却有六十九里，里甲制度的残缺尤为严重。卑职将那些地理位置相近的里甲，相互参验比较加以附合，合并为十一里。其中尚有一些未尽事宜，应当等到编审核查清楚后，再加以厘定并详细裁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