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一户政十六荒政一

译根据粮食成熟程度的不同等级来做好相应的准备。第五，重申禁止囤积居奇的禁令。第六，放宽限制粮食收购的命令。第七，核算各州财政收支的盈余与亏空。第八，考察县级官吏的才能与品行。第九，委托各县分别制定赈济的具体方案。第十，顺应民心分别施行赈济的方法。第十一，派遣官员进行祈祷。第十二，抚恤流离失所的灾民。第十三，尽早查验灾情并减免赋税以安定人心。第十四，提前筹措储备以缓解州府的财政压力。第十五，利用有利条件来救济百姓的饥荒。第十六，分发药物以救治百姓的疾病。地方长官应当执行的二十条措施：第一，刚发生旱灾时就要诚心祈祷。第二，旱灾已成就要立即向州府申报。第三，上报旱情时不可故意阻挠。第四，查验旱情不可延误时机。第五，向上级申报请求动用常平仓粮进行平价出售。第六，向上级申报请求发放义仓粮食进行赈济。第七，劝导富裕人家开仓放粮。第八，诱导富裕商人开展粮食贩运。第九，防止偷漏粮食的奸诈行为。第十，遏制虚报文牍的弊端。第十一，允许客商自由买卖粮食。第十二，任由米价自然高低波动。第十三，请求提督官员介入。第十四，挑选监督人员。第十五，参考各方意见判断是非。第十六，激励和劝勉有功人员。第十七，表彰孝悌之人以激励风俗。第十八，施药以救治百姓。第十九，放宽赋税催缴。第二十，清除盗贼。

译宋元佑初年，河东、京东、淮南发生灾荒。监察御史上官均进言，赈济抚恤有五种方法：一是施舍救济要落到实处；二是运粮到灾民所在地；三是根据灾情轻重厚薄进行施散；四是选拔任用官吏；五是宣告免除夏秋两税。

明嘉靖八年，山西发生大饥荒。参政王尚絅提出救荒八条建议：一是怜悯饥荒，请求派遣使者巡视各道，询问百姓疾苦；二是体恤暴露于外的死者，请求有关部门祭祀掩埋，消除疫气；三是救济贫民，请求发放官仓积粮，待秋收后补还；四是停止征收赋税，请求截留应上缴的税款，等待丰年再征；五是信守并宣告政令，请求劝谕富户分粮；六是推广粮食买卖，请求令各地不要阻遏流通；七是谨慎预备，请求重申旧例，筹措储备，不要使粮仓空虚；八是体恤流亡者，请求所经州县加倍抚恤，不要使他们聚集生乱。

明佥事林希元上疏说：救荒有两个难点，即选拔人才难、核查户口难；有三个便利之处，即极贫者适合赈米，次贫者适合赈钱，稍贫者适合赈贷；有六个紧急事项，即垂死的贫民急需稀粥，患病的贫民急需医药，病愈的贫民急需汤米，已死的贫民急需募人掩埋，被遗弃的幼儿急需收养，轻重不同的囚犯急需宽恤；有三个权宜之计，即借官钱用于平粜，兴办工程以辅助赈济，借贷牛种以通应变；有六项禁令，即禁止侵吞渔利，禁止抢劫盗窃，禁止阻遏粮食流通，禁止压低粮价，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度人为僧；有三项戒律，即戒除迟缓，戒除拘泥文法，戒除派遣使者。

明周忱救荒，有六个优先事项：即先示谕，先请求蠲免，先筹措费用，先选拔人才，先编组保甲，先核查贫户；有八个适宜措施：即次贫者宜赈粜，极贫者宜赈济，远地者宜赈银，垂死者宜赈粥，患病者宜救药，罪囚者宜哀矜，死者宜掩埋，务农者宜贷种；有四个权宜之计：即奖赏尚义之人，安抚四境之内，兴办聚集众人的工程，免除纳粮赎罪之罪；有五项禁令：即禁止侵欺，禁止寇盗，禁止压低粮价，禁止溺杀女婴，禁止宰杀耕牛；有三项戒律：即戒除过时，戒除拘泥文法，戒除忘记预备。其纲领有五条，条目有二十六条。

颜茂猷说：正经的对策有五条：一是开仓赈贷；二是截留上缴朝廷的米粮用于赈贷；三是官府自出米粮，以及劝谕富民赈贷；四是借库银循环平粜赈贷；五是兴修水利、修补桥梁道路以赈贷，使饥民做工得食，而官府和富民也能集事。

备荒管见

鲁仕骥

防备荒年没有比重视农事更优先的了。重视农事的条目：一是爱护农民。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民终年勤劳，没有一天闲暇。法令规定农忙时停止诉讼，固然是为了体恤农民。但是富户呈报佃户的事，往往发生在农忙之时，关乎国家赋税，怎能不一一清理。但应迅速结案，使其不至于荒废时日。至于其他时候农家涉讼，也应迅速完结，这也大致寄托了我爱护农民的心意。二是筹划水利。两山之间，必有水流。大的称为溪，小的称为涧。旱时可以用来灌溉，涝时足以成为农田害处。蓄积或宣泄，依靠陂塘沟渠，这些是不可忽视的。凡是巡视所到之处，询问百姓疾苦，必定详细询问当地山溪情况，有无陂塘沟渠。已损坏的修复，废弃的恢复。如果地势低洼，常担心泛溢成灾，则筑堤防御，应当与地方有识之士，商议并慎重施行。三是培育山林。山多田少的地方，其田地大多贫瘠。如果山上没有林木，光秃秃成为童山，则山中的泉脉不旺盛，而雨水时常降落，泥沙石块随之俱下，田地就更加贫瘠了。必须让百姓按时砍柴，广泛蓄积大树，郁然成茂林，则上面承接雨露，下面滋润泉脉，雨水时常降落，甘泉奔流注入，田地因此肥沃。四是养护地力。人们都知道竭尽地力，却不知养护地力。如今百姓智虑日益增长，现在的地力，没有不竭尽的了。地力越竭尽，五谷就越少，结实者就少了。古代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不易之地每年可种谷物，是最好的。其次休耕一年才种，称为一易。其次休耕两年才种，称为再易。汉代赵过作代田法，还遵循这个意思。总之是想使地力宽裕有余。现在纵然不能像古代那样轮作代种，但朱虚侯所说的深根灌溉，立苗稀疏，不是该种的，锄掉除去，也是用来稍微养护地力的。立苗稀疏，则地力深厚，一种入土，结实百倍。而且精气充足，其谷物尤其养人。至于准备粪种，也有剂量。凡是怕旱的田地，粪宜淡宜少，而多蓄水以救济，则虫不为灾。怕涝的田地，粪宜燥宜厚，而深挖沟渠以宣泄，则水不能淹没。总之应以地气为主，地气占七分，粪占三分，调剂以生谷物，则其谷物结实大而多。五是多种谷种。古代谷种入土，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现在福建多种地瓜，超过五谷，几乎成为主食。但此外如粟、麦、黍、稷，南方不常种的，在山林水边，稍有隙土，就教百姓求其种子而种植。虽然地气不齐，未必广有收获，但多做准备，或许也能薄有所得。如果草废田荒谷物，应当严厉禁止

译这是禁令。第一是禁止私自宰杀耕牛。农民以牛作为产业。如果私自宰杀之风盛行，那么不仅盗牛的人多，而且牛疫也会滋生蔓延，尤其必须严厉禁止。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重视农事。其次应当安抚富人。富人，是贫民的母亲。平时有事相见，应该以礼接待，并且恳切地同情他们，劝勉他们崇尚节俭，广泛积蓄，节省浮华奢侈的费用，敦厚和睦姻亲、任恤孤弱的行为。这不仅是用来周济贫民，正是用来安抚他们的财富。至于广泛建造房屋，不合时宜地砍伐树木，过度地开采石头，都足以丧失地气，败坏田地，使五谷不结实，也应该劝勉他们崇尚朴素，坚守安静，不要擅自兴修土木工程。再其次就应当安置游民。游民，是百姓中的蛀虫。平时既没有固定的产业，只以酗酒赌博为事，趋向日益堕落，于是流落成为盗贼、乞丐。三五成群，百十结党，即使在丰年，这类人也是地方的大害。不幸遇到饥荒，抢夺掠夺，将无所不至了。因此应该设法来安置他们。如果有山林水边废弃的土地，招募他们去耕种；或者劝勉富人多设置闲职，如夜间巡逻之类，借以养活他们，使他们解散党羽，逐渐回归正道。其中鳏夫、寡妇、孤儿、独老、残疾之人，又多方面给予粮食供给。这些都是防备荒年的要务。其中尤其重要的，必须先清心寡欲，时常怀着敬畏上天、体恤百姓的心情，敦厚教化，清理诉讼案件，慎重使用刑罚，深切考虑一个百姓受冤屈，一个事物不得其所，都足以冒犯上天的和气，而导致水旱灾害。兢兢业业，早起晚睡，不敢有丝毫懈怠。这样，防备荒年的政令就推行了。

译荒政

惠士奇

荒政的弊端有四种。第一种是劝谕富人分粮。第二种是压制粮价。第三种是禁止粮食外运。第四种是施舍粥食。古代千户人家的城邑储存千钟粮食，万户人家的城邑储存万钟粮食。因此劝谕富人分粮给穷人，粮食自然充足。况且将米储存在圆仓中，一年就会陈化；将谷物储存在方仓中，十年也不会腐烂。吴地百姓争着追求眼前的利益，唯恐赶不上，却没有人做十年的长远打算。所以江南没有储存粮食的人家。拥有几十顷田地、几十仓米的，不过是数万家中的一家。让这一家分粮给数万家，无法供给，而这一家首先遭受损害。富人是穷人的母亲，损害了母亲却不能养活孩子，这有什么利益呢？这是荒政的第一种弊端。

凡是物品多了就便宜，少了就昂贵。因此古代治理国家的人，物品多时就收购使其变贵，物品少时就散发使其变便宜。从未听说过压制粮价的。确实因为粮价不可压制而能持平。江南既然没有储存的粮食，几十个州县的民众，都依赖商人供应粮食，那么米商实际上是民众的生命主宰。他们看到粮价高就聚集而来，粮价低就转而前往他处，根据利益趋向行动，对四方没有偏好。如果下达压制粮价的命令，米商就会因为亏损而不来。我担心粮食更加缺乏，粮价更加飞涨，将使豆类和粮食像珍珠玉石一样珍贵，谁能压制得住呢？况且压制粮价是教唆百姓争夺。狡猾奸诈之徒，必定会挟持法令，起来强行买粮。盗贼也将聚集饥民，趁时抢夺。那么盗贼四处出现而无法抵御。这是荒政的第二种弊端。

豆类和粮食流遍天下，就像血液流遍全身。流动就通畅，阻塞就淤塞。这个道理容易明白。何况一个郡的储备有限，而天下的积蓄无穷。不能打通无穷的积蓄，却只遏制有限的储备，其耗尽是可以立刻等待的。有人说禁止粮食外运是为了防备海寇。防备海寇的方法，常常听说了。现在不考虑防备的方法，只听说禁止粮食外运。我担心海寇买粮依然如故，只是让平民举手触犯禁令罢了。这是荒政的第三种弊端。

先王施舍糜粥是为了顺应时令，而不是为了救济荒年。东汉曾经实行过，但百姓大多饿死。确实因为官吏侵吞，赈济大多虚假。掺入石灰，揉入糠壳，名义上是救人，实际上是杀人。又加上强壮的人喝到了粥，却轮不到瘦弱老迈的百姓；近处的人吃到了饭，却轮不到深谷穷岩地区的百姓。活下来的只有两三个，而死亡的有十七八个。况且率领数千人到市场上施粥，那么气息蒸腾，将形成瘟疫。众人聚集，必定有奸盗。其祸患不小。只有在乡里中宽厚的人可以施行于一乡，而不是官府所适宜实行的。这是荒政的第四种弊端。

我认为劝谕分粮不如开凿渠道，压制粮价不如疏通商业，禁止粮食外运不如广泛买粮，施舍粥食不如按户分类救济。宋代汪纲担任兰溪县知县，恰逢年成干旱，亲自劝谕富人疏浚堰塘，大兴水利。饥民得以靠劳力获得食物，保全活命的人很多。这是开渠的方法。浙东发生饥荒，宰相王淮推荐朱熹担任提举常平事来赈济。朱熹刚接受任命，就写信给其他郡县，招募米商，免除他们的赋税。等到他到达时，客船运来的米已经聚集，百姓没有挨饿。这是通商的方法。江石发生饥荒，辛弃疾在通衢大道张贴榜文说：“禁止粮食外运的人发配，强行买粮的人斩首。”召集官吏、儒生、商贾，各自推举有才干诚实的人，借给官钱，免除利息，让他们到其他郡县买粮，约定月底在城下出售。因此船只接连而至，米价自然平稳。这是广籴的方法。江东发生旱灾，提刑使弥巩认为赈济荒年在于用人，于是将户口分为五等，甲户赈济乙户，乙户出售粮食，丙户自给自足，丁户买粮，戊户救济。这是厘户的方法。

但是在今日还有难以实行的地方。常平仓废除了，广泛买粮没有本钱；关税沉重，疏通商业没有厚利；按户分类救济则官吏上下其手，贫富不均；开凿渠道则富人吝惜钱财，怨恨抱怨或许产生。只有增减古人的方法而裁取其中，商讨今日的适宜而务必先处理紧急的，那么这四种方法都可以实行。江南素来被称为泽国，环绕三江，跨越五湖，横向为塘，纵向为浦，分支为泾、荡、泺，用来引导灌溉。用堰来蓄水，用堤来约束，用闸按时启闭，用来调节水旱。现在堰闸不修，而支渠浅淀，水来时无法排泄横流的溃水，水退时无法灌溉高仰的田地。所以雨多则泛滥，干旱则枯竭。应当劝谕富人按亩出钱，供给下户，使废弃的修复，浅的疏浚而加深。那么贫富双方都以为便利。救济一时的祸患，而成就数百年莫大的功业，那么开渠的方法可以实行。

现在山东丰收而荆湖成熟，江南千里赤地，贵的像金子，贱的像泥土。那么运输粮食的利益，权力在米商手中。如果不能免除他们的赋税，应当减半征收以招引他们。那么楚地的帆船、湘地的船桨，首尾相接而来，大船高桅，停泊在水市的相望可见。物品聚集价格就便宜，又何必压制呢？那么通商的方法可以实行。广泛买粮的方法，应当聚集乡老及乡先生，推举谨慎忠厚的富商，借给官钱作为本钱，让他们到荆湖买粮。买十卖二则有二分利息，卖三则有三分利息，将本钱归还官府，剖分利息而平分，一半赈济饥民，一半给予商人，而稍微优待他们的价格。其余则略仿照真德秀治理潭州，而设立惠民仓；辛弃疾治理福州，而设置备安库，作为水旱盗贼的防备。这是广籴法可以实行。按户分类救济的方法，应当仿照韩琦河北救灾政，而选择以资财为官的甲户，宪司以礼聘请他们，委托他们按口均分户口，而分为三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

译考察百姓居住地的稀疏与稠密，从而增减救济的人数。再发放粮食，并嘱咐他们亲自到某个乡里，聚集百姓平均发放。每人每天一升，年幼体弱者减半。每十天为一个周期，循环往复，直到麦子成熟时停止。仍然分别指定卖粮的地点和发粮的地点，让当地主管官员分别负责，由上级官府总领其事。这样就能以每户救济每户，以百姓救助百姓，既不会有人侵吞牟利，也不会出现拖延阻挠。况且人们都爱护自己的家乡，又恐怕辜负官府的意思，必定会互相鼓励督促去执行，并且唯恐分配不均，那么按户救济的方法就可以实行了。荒年救济的大致方略就是这样。至于是否以真诚之心推行切实的政策，那就取决于具体的人了。

译救荒策

魏禧

天灾没有比饥荒更严重的。天灾中可以用人为措施来挽救的，也没有比饥荒更迫切的。古代施行荒政、谈论救荒策略的人很多。有的策略具有永久利益，有的只适合一时使用而不能再次使用，有的可以实行，有的听起来令人信服但实行起来未必有效。这些策略大多散见于各种记载中，没有系统总结。我搜集所见所闻，选择那些可以长期实行且没有弊端的策略，分条列出。救荒的策略，事先预防为上策，灾时救济为中策，灾后补救为下策。事先预防，是指米价尚未上涨，百姓尚未挨饿，我有策略来经营筹划，使四方边境安宁饱足，而我却没有救荒的名声，这就是所谓“美好的利益不须张扬”。灾时救济，是指米价昂贵但尚未耗尽，百姓饥饿但尚未死亡，有策略来救济，使百姓不再遭受严重困苦，这就是所谓“紧急时治疗标症”。灾后补救，是指米粮已经匮乏枯竭，百姓多有饿死，勉强应付，稍微保全活命一些人，这就是所谓“选择危害不如选择较轻的”。凡是事先预防的策略有八条，灾时救济的策略有二十八条，灾后补救的策略有三条。

事先预防的策略

第一条是重视农业。农业是粮食的根本。或者兴办屯田，或者修筑水利，或者赈济借贷牛只和种子，或者亲自到田野间劝勉互助，或者分别督促里役和地方官，贬斥举荐游手好闲懒惰的人，或者推行开垦荒地的方法。而首要的是不因为工程劳役妨碍农时，不因为诉讼案件扰乱农家。这样农业事务就能兴办起来了。

第二条是设立义仓。贫民和富民，大多不能和睦相处。富人欺压穷人，穷人忌恨富人。一旦遭遇饥荒，起初还只是抢夺米粮，再后来富人受害，再后来穷人公然聚集成为盗贼。富民眼前遭受贫民的祸害，贫民日后遭受官府的刑罚，真是贫富双方都得不到好处。所以朱子修举社仓，不仅仅是为了救济一时的饿殍，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富人保全穷人，保护人身家性命，培养人的廉耻之心，这种方法非常完善。现在效法他的意图而稍作增减。凡是每个坊里设立义仓，不必分配多少家、多少人，根据相互邻近的地方，选择方便之处设立。听任百姓自己商议自行实施。先召集父老士民，恳切开导晓谕义仓的好处，自己首先捐出俸禄，来劝勉富室。然后出示远近，令十天内上报。凡是上报的，全坊具名呈递一张纸，推举管事的人一正二副，某人。造册两本，一本丁册，一本义谷出入册。凡是丁册，不论男女贫富贵贱都记载在内，官府都加盖印章，随即发给本坊收掌。官府所资助的谷若干，按照各坊丁口数量的多少，派发给仓内储存。那些富豪吝啬不肯资助义仓的，允许本坊呈报官府，视其应出的数量加罚三等。所推举的管事之人，有不守法或不公正的，本坊呈报官府重罚，公举他人代替。那呈报的文书仍加盖印章付还。或者坊中事务繁杂，三人不能料理，允许管事人随签几人辅助。本坊都要酌情处理公费，以酬谢他们的辛劳。至于义谷出入的数量，官府不干预。只在应当发售米粮时，提前出示，令各坊清查丁口数量，定于某日发售米粮。官府时常巡视查访。在应当收购谷物的时候，提前出示，从某日起收购谷物到某日报完，超过期限不完事的，根据欠谷多少议定处罚。凡是坊内参与收购的，设置签条写上户首姓名，下面注明几口人。收购米粮时，左边设一人发放签条，右边设二三人量米。来收购的人，先将名下应收购米粮的钱若干，到左边的人那里领取签条，即将签条投给右边的人，照签领取米粮。发放米粮完毕，右边的人缴回签条，交给左边的人收清。每天如此。富室以及僮仆婢女都允许参与收购。凡是发售米粮，如果原价每升一分，现在价格三分，则收取六厘；二分则收取四厘；一分半则收取二厘；二分则收取一分；一升一分则不出陈米了。酌情收取余息，用来供给损耗折耗，以及修仓杂用等各种费用。凡是石、斛、升、斗之类的量器，都听任官府制造。日久废弃损坏，允许如法私自制造，仍送官府检验加盖印章，以赏罚的权力归于官府，则人们知道畏惧；以出入的数量归于百姓，则官府没有可私吞的地方。所谓官民相互制约，这种方法没有弊端。○建造仓库的方法，如果是五间，只用四间储存谷物，空闲一间以便搬移仓谷，防止整仓及新谷发热等事情。方法详细记载于《治谱》，可以依照执行。

汤念平先生劝积义谷序说：百姓贫困日益严重，借贷无门，一旦有灾荒，坐以待毙。从前朱文公的社仓之法，最为完善。然而时运不济而强行举事，实在是难事。应该效法他的意图而努力实行，制定积义谷的方法。每个坊里制造一个木柜，放在本坊的神庙里。每月初一、十五，拜庙的人各自携带少许义谷，或一角，或半升，或一升，到小斗为止，不要过多。不愿意资助的听任其便，随其心意而因其能力，不勉强。数量少而不想要多的，相比则意气沮丧，力量轻则可以长久。共同推举一个端谨的人负责登记，即使一角半升，必定记录其名，以表彰好义。推举一个稍有恒产而向来行为忠信的人负责出入。每个初一、十五直到晚上，即将储存在柜里的谷物登记入仓。次年春夏，推陈出新，根据利息多少，借贷给农人，利息收取加二。小荒年则借贷给贫人，而减少利息，必须公议而酌情实行。如果大荒年则全部捐献以赈济困穷，必须计算众人而平均分配，先照顾老弱无告之人，以及孝子节妇中的贫穷者。这项举措，专门为了防备荒年而利于农业，其他虽然公事急需，不得轻易挪用，以致耗散。有恃强索取的，众人共同抵制，不听则控告官府，或许可以长久。

译行动而不废弃。因为所需数量很少，人们都乐意捐助。日积月累，年年实行，这样就可以没有大饥荒的祸患了。唉，节省眼前宴饮的费用，就能在日后救活几个人的性命；减少一个月鸡鹅的饲料，就能在他年拯救同类生物的生命。为什么还要犹豫而不去做呢？

又有人募集义谷的疏文说：乡里亲友生日祝寿，应当共同计算费用，拿出义谷；想要为别人祝寿的人，也计算费用拿出义谷。或者有些宴会不可省略，那就减少费用，用义谷来弥补。节省酒食的多余花费，用来救济饥寒贫困的人，这是祝寿的上等办法。又有生病以及一切祈求之事，也在神庙发愿拿出若干义谷。节省斋醮的虚文，用来救济饥寒贫困的人，这是祈求神灵的上等办法。天地鬼神，原本以爱护人为心。能够爱护别人的人，神灵也会爱护他。用这种方法祝寿，寿命必定长久；用这种方法祈福，疾病必定痊愈；用这种方法祈求名利子嗣，名利子嗣必定能得到。

按：这两条方法最为简便精妙，能够补救义仓的不足，所以详细记载下来。

译第一，设立寨堡。义仓的制度，仍应当劝谕乡间村落推行。有的一个乡自建一座，有的几个乡共建一座。这件事听任乡人自行决定，官府只是颁布格式、劝勉促成罢了。但是乡间村落没有城墙可以依靠，如果有兵寇骚扰，那么义仓的粮食就会消耗殆尽，断难重新聚集。应当命令各乡在附近山势险要、足以依靠的地方，凭借险势建立寨子；没有寨子的地方就建立堡垒，并在其中设置义仓。遇到紧急情况，就连同妇女、牲畜、衣物、器具一起迁入居住。设立寨堡，可以巩固人口聚集，可以保护义仓，可以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来困住敌人。这就是一举而具备三种好处。

第二，斟酌禁止向远方卖粮的法令。本地出产粮食，有足以支撑几年的，因为向远方贩运过多，导致产粮的地方顿时出现饿死的人。然而禁止向远方卖粮，那么一方因粮食短缺而死，一方因粮食滞销而死，这是互相困苦的途径。应当在收成时，出示告示晓谕百姓：凡是收粮的人，自己计算两年口粮之外，每十石粮食，卖出五石用于开支，储存五石以备荒年。又根据时价的贵贱，作为开启或禁止的标准。如果价格仅达到当地常价，听任其搬运售卖；超过常价三分之一以上，则不得向远方售卖。违者将粮食没收归公，分给义仓。等到新粮收成完毕，旧粮就任其售卖了。

第三，严格禁止游民。百姓不谋求生计的，应当设立常规的惩罚，命令乡里的长老及时检举。游手好闲的人，就像米里的蛀虫，饥荒之时，死亡尤其严重，大多成为盗贼。如果督促他们务必谋生，自然可以创造财富，有养活自身的工具了。然而想要乡里长老检举，如果不真心推行乡约保甲的法令，是不容易办到的。

第四，制定以粮食赎罪的法令。凡是有罪犯但情理上可以原谅的，一律按照购买粮食备赈的银两数额缴纳粮食，不让他们缴纳银两。这些粮食分别寄存在各坊的义仓，管事的人开具领状交给官府。等到赈济售卖时，按数取出，用来施舍给最穷苦无助的人。或者给米或者施粥，视米的多少而定。义仓虽然用来周济穷人，但必须有买米的本钱，那么鳏寡孤独、一文不名的人，就会全部饿死了。但是施米仍应当责成各坊的管事，每天早晨售卖米，饭后施舍米。仍效仿义仓领取签牌的例子，让各人来报名，每人写一张票子作为凭证。只是不需要交钱罢了。事情归一人负责，那么坊里人的姓名已经熟悉，虚实全都知道，自然不至于混领。如果将事情归官府，另外派胥吏执行，弊端就说不尽了。

第五，预先购粮。凡是地方遇到水旱灾害，就应当详细核查境内的人口，核算境内的粮食，计算缺少多少，就多方筹划，派遣富商预先前往粮食多的地方购买。有水旱灾害，就一定会有饥荒。如果临到饥荒才商议去别处购粮，就难以着手，而且米价也一定会暴涨。

第六，教导种植其他作物。地方遇到水旱灾害，种植一定不合时宜，就应当先考察地利。如果水多危害庄稼，就急忙种植不忌水的作物；旱久危害庄稼，就急忙种植不畏旱的作物。失去那样得到这样，还可以支撑一半。大体上以事先紧急准备为上策。

当权者的策略

第一，留下请求上供的米。地方大饥荒，或者有本地应当解送的粮米，以及从他处经过的米船，不妨暂时留下用于赈济，然后申报。秋天庄稼成熟时就购买偿还。在朝廷不过是延缓几个月的粮食，在百姓就能活数十万人的性命。即使以专断获罪，又有什么妨碍呢？

第二，借用库银转购粮食。地方大饥荒，想要去别处购买又苦于没有银两，不妨挪用借用库中的钱粮购买赈济，从容设法偿还。选择诚实能干的百姓负责此事，或者仍劝勉富民自行贩运，给予微薄的利润，使他们乐于从事。

第三，权宜折纳的适宜做法。时值凶灾，选择荒年和熟年相应的地方，以荒年折纳的价格，在熟年地方平价购买，那么荒年地方不至于太贵，熟年地方不至于太贱，这是两利的方法。凡是作为守令权力不自主的，就申请上司执行。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第四，捐出俸禄劝勉赈济。地方大饥荒，有司应当以至诚开导晓谕，劝勉富民赈济。或者减价出卖，或者干脆施舍。然而本官必须首先捐出俸禄倡导义举，这样大概不用命令就能行得通。

第五，重视对赈济粮食的劝勉。饥荒时，有能大量拿出粮食赈济的人，或者上报朝廷，加封官号；或者请求上司，给予冠带匾额，以示酬谢劝勉。

第六，兴办利民的事务。地方大饥荒，穷人多无生计。此时或者修桥铺路，或者疏浚水利，种种不得不做的事，应当进行修理。穷民借劳作来谋生，而我又借此兴办利事，这是一举两得的方法。

第七，劝勉富户兴办土木及各项礼仪。地方大饥荒，应当劝勉富户营造土木工程，以及一切应当推行的礼仪，使贫民得以谋生。损害富人而富人实际未受损，增益穷人而穷人并非虚得。劝谕时，应当以三种利益诱惑他们：一是成就他们想要做的事，二是借此赈济穷人，有大阴德，三是贫民安居乐业，不至于成为盗贼，富户所获利益更多了。

第八，平均购粮。米价既然昂贵，富人得以多买，那么穷人就更少。每天在市场上购粮，应当依据每家的丁口为准。人口少的，不得多买，那么米谷就平均了。

第九，严格禁止囤积居奇的方法。富民拥有大量粮食，除本家口粮外，剩余达到百石以上，囤积居奇牟取私利的，允许人们告发。官府全部没收粮食赈济穷人。告发不实的人反坐其罪。那么囤积居奇的人就很少了。温伯芳说：我们县荒年少，但粮食常常暴涨。

译弊端不在富户，而在米铺。米铺停止卖米，米价便突然高涨；米铺获得高价，富户的米价也跟着更高。总之，宁可让百姓家中没有舂米的器具，都到市场上买米，米铺于是掌握了主动权。以前叶县令，名叫向荣，是金华人，处理这件事极其得当。他每天早晨巡视各条街道，米铺不卖米的，杖打几十下。于是米铺想抬高米价也做不到，而富户知道市场价格如常，便争相卖米了。叶公深知此时并没有水灾、旱灾、战乱、饥荒等灾难，去年的收成如常，为什么明年的供给会不足？不过是阴晴偶尔失调，怎么会致使旧粮突然耗尽，以至于关闭市场呢？○按：这必须确实知道境内粮食充足才能施行，不可将其当作固定的法则。

译第一条是加重强买粮食的刑罚。当时正值大饥荒，百姓容易生乱。如果纵容他们强行购买粮食，那么有粮食的人就越不愿意卖出。各地的外地粮食，听到风声就不会运来，人们立刻就会饿死。况且如果不禁止强买，势必会演变成抢夺；抢夺势必会演变成抢劫杀人。应当颁布法令说：凡是不按照当时市价强买一升粮食的，立即斩首示众。这样强买粮食的人就很少了。○有人问：禁止卖粮是从一百石以上开始处罚，强买粮食是从一升以上开始处罚。禁止卖粮的人只限于登记粮食，而强买粮食的人却至于杀身，轻重差异不是太大吗？回答说：禁止卖粮的人虽然不仁义，但也不过是独占自己的利益；强买粮食则是妄取他人的财物，罪行自然不同。禁止卖粮的人少，强买粮食的人多吗？○彭躬庵说：这个办法必须不动声色，让百姓清楚地知道杀一个人可以救活众人，才开始不会激起变乱。

第二条是不降低米谷的价格。米价正非常昂贵，官吏乐于施恩，动不动就降低米价，以博取小民一时的欢心。不知道米价降低，富户就不愿意卖出，而各地的外地米也不会运来了。只应当听任民间自行调节，粮食贵金钱贱，人们争相追求金钱，米价不降低也会自然减少。○有人问：古人有遇到饥荒增加米价反而使米价变贱的，这个办法可行吗？回答说：这不是一定可行的办法。万一我增加米价，而外地米一时不来，那些贫民能承受这么久的重价吗？大抵地方富饶，所缺的只是粮食，那么不妨增加价格来招引外地粮食；如果地方贫民多，这个办法恐怕不可行。只有一条不降低米价，还算稳妥。

第三条是核查户口。当时正值饥荒，必须先详细核查户口有多少，计算赈济出售的粮食有多少，直接赈济的粮食有多少，每个成年男子应得多少，先有定数，就没有分配不均的祸患，而筹办的方法也可以早作谋划了。

第四条是不失期限。不论是赈济出售还是直接赈济，都应当提前四处张贴告示，确切在某时开始施行，不可迟到失期，辜负人心，而且白白让小民奔波劳累。第五条是确定乡村和城市分发粮食的方法。凡是赈济出售或直接赈济，每天发放一次则太繁琐，而小民容易荒废生计，到了乡村尤其难以施行。应当先颁布法令说：凡是城市每五天发放一次，乡村三十里以内的每十天发放一次，三十里以外的每半个月发放一次。有人说乡村路途遥远，应当每两个月发放一次。回答说每两个月发放一次，数量太多，小民不知道长远打算，多粮在手，就不加节制，甚至有人用来换酒肉的。等到粮尽酒干时，不束手待毙，又会产生邪念作乱。○有人说贫民没有资金，必须每天谋生，才能得到粮食购买。这条规定只适用于直接赈济，不适用于赈济出售，应当斟酌使其没有弊端才好。

第六条是多设置发放粮食的地方。发放粮食必须多设处所，分配确定某关卡某处发放，某关卡某处发放，就不会拥挤失序。

第七条是编制户口丁牌。领取粮食最容易争抢拥挤，人多容易混淆数目。如果仿照义仓领取签条，又因人多难以施行。应当按照户口编制牌子，像考试一样，依次领取发放，那么各种弊端都没有了。牌子每户只写户主一人。

第八条是慎重选择发放粮食的人。主管发放粮食，最要紧的是得到合适的人。必须平时实地访查那些公平廉洁能干的人，才可以托付事务。每处选择一个善耆主持，又听任他们各自选择一两个人做副手，决不可让衙役参与此事。

第九条是不时巡视查访。即使任用的人得当，未必个个都合适。官吏在发放粮食时，应当不时出去查访，或东或西，或详细或简略，或随手取米来检验好坏，或随叫领米人来检验是否克扣。至于出去查访，或轻车简从，或缓步而行，不可盛大排列随从，让人得以防备。

第十条是区别赏罚。不时巡视查访，那么办事人的贤能与否就显现出来了，赏罚就可以施行了。有公平廉洁能干的，就重重赏赐他，或者优待以冠带，或者表彰以财物，随其功劳大小而定。有奸贪私利的就重重惩罚他，或者加刑，或者罚粮，随其罪行轻重而定。至于没有其他罪行，只是才力不够，不能条理分明处理的，就不赏不罚，下次不再签用罢了。

第十一条是暂时减少衙门役期。当时正值大饥荒，衙役的工食，大多不足以赡养。此时应当减少他们一半的役期，让他们谋生。如旧例一个月供役十日，现在只取五日。

第十二条是清理监狱。饥荒时，平民已经难以谋生，狱囚死去的有八九成。清理监狱应当分三等，轻罪的干脆释放，次等的限定亲属邻里担保，等粮食成熟时再拘捕。大罪重犯，囚禁而稍微赈济他们。

第十三条是禁止诉讼。大荒之时，谋生尚且来不及，何况打官司呢。凡是除人命、贼情、抢劫外，一切财产、婚姻等诉讼，不准起诉。已经起诉的，停止不审理。

第十四条是放宽税收禁令。山泽、市货等利益，法律有禁止的，此时应当暂时放宽税收、放宽禁令，扩大他们谋生的道路。到粮食成熟时恢复旧制。

第十五条是修缮街道。街道污秽，容易滋生疾病。荒年和瘟疫相互因循，尤其不可不慎重。所以应当修缮清洁街道，以防患于未然。

第十六条是收养弃子。饥民有丢弃子女在道路上的，允许别人收养。凡是收养的人，呈报官府，说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收得子女几人，带回家抚养。官府为他们用印发给凭证。太平长大后，任凭收主照管，亲生父母不得争执。收主愿意赎回的听任。或者能收养几人以上的，官府设立赏格劝勉他们。

第十七条是赎重罪。重罪没有赎免的道理，然而如果能多出粮食救荒，那么即使枉法以生

译一个人。而实际上挽救了成百上千人的性命。这也是权宜之计。○重罪如一般杀人案件。允许赎罪。如果是杀死真正的盗贼。以及严重违背人伦道德的犯罪。则不允许赎罪。在旧历冬季以前所犯的人命案可以赎罪。今年所犯的。则不允许赎罪。这是担心富人趁机报复的缘故。

译第一条是收买民间的草料、薪柴、衣物和器具。在饥荒时期，贫民大多出售衣物和器具来换取食物，而富人趁人之危，甚至压低九成以上的价格。这时官府应当挪移钱粮，派人收购，使贫民不至于遭受巨大损失，那么谋生的道路就宽广了。到秋冬季节再将这些物品卖出，就可以弥补亏损。至于草料薪柴之类，也应当在此时收购，等到寒冷多雨时卖出，仍然可以获得利润。这是古人已经实行并证明有效的方法。

第二条是多准备空房来安置流民，并严格制定法规。在大灾荒时，有其他郡县的流民迁徙来此寻求食物，如果安置他们不得当，流民就会立即死亡，甚至可能引发骚乱。有关部门应当选择寺庙、道观、官署等一切空房，分别安置流民。每处安排一人管理此事，制定法规来约束他们。比如睡觉的地方有规定，出入有时间限制，领取口粮有定数。如果违反法规，初次犯者三天不给口粮，再次犯者驱逐出境。其中身体健壮的人，就让他们从事劳役，或者雇佣给民间，就不允许他们坐吃白食了。

事后补救的措施：

第一条是施粥。饥荒已经极其严重，无法发放粮食时，应当设法施粥。施粥必须按里坊设立粥厂，如果让饥民走远路，恐怕会在半路上倒下死去。又必须派人监理，让饥民到了之后，按照先后顺序，来一个人就坐一个人，后到的人坐在先到的人下面，已经坐下的人不允许再站起来。一排坐满后，再坐下一排，面对面坐，背靠背倚，中间留出通道，可以让挑粥的人行走。坐到正午，敲一次梆子，高声宣布发放第一次食物，让饥民按次序轮流领取。有吃得快先吃完的人，不得混入下一轮。一次发放完毕，然后敲两次梆子，高声宣布发放第二次食物，依照前面的方法。总共三次就停止。长期饥饿的人，肠胃骨骼枯细，突然吃饱就会死亡。只有饥民中声称有父母妻子卧病在家的，酌情给予他们带回去。安排妥当后，才让他们散去。散去的方法，是让后到坐在外面的人先走，依次走出粥厂，以免拥挤践踏。又因为人多聚集，容易因污秽感染生病，必须多放置苍术和醋碗，熏烧以驱除瘟疫之气。又不时检查，严禁管粥的人将生水掺入米中稀释，导致食用者突然死亡。碗筷等器具各令饥民自备。按：即使米多也不得施饭，长期饥饿的人吃米饭，有立即死亡的。

第二条是施药。施粥或许不能很多，服药也可以免于死亡。应当多配制救饥丸，普遍发放。这也是不得已的极端办法。各种经验奇方另载。

第三条是埋葬饿殍。饿死的人遍布道路，污秽邪气容易引发疾病，应当随时收葬，或者挖大坑集中埋葬，这也是补救的一个方面。

禧按：古人说救荒没有奇特的策略，大凡天下的策略没有奇特的，顺应时势制定措施，世人不能实行，而唯独实行，就称之为奇特罢了。这本书大多辑录古人的成法，偶尔根据自己的意思增减。然而一个人的耳目有限，心思有所达不到，又或许自己认为良法实行后不能没有弊端。增加美好的，去除邪恶的，以成就万世万民的利益，这在于后来的君子了。

救荒事宜十条

张伯行

赈济

极贫者赈济，或者散米，或者施粥，无需赘述。然而赈济的方法必须公正。现在查访饥民，只委托乡保和地方人员，这些人多是奸猾作弊之徒，或者借名造册，或者勒索钱财才肯入册，而真正的饥民反而不能入册。这是查访饥民的弊端，不可不知。应当命令乡地报告之后，在绅士中挑选品行声望公正的人，加以隆重的礼节，让他们查核，务必查得实情，然后才有赈济。然而饥民又不可一概而论。有的这个月饥饿，下个月可以存活，就将其除去；有的这个月还可以存活，下个月饥饿，就将其增加。务必使人人得以生存，不至于饿死才停止。现今养济的命令，从今年十月养到明年七月，共十个月为止。这十个月中，如果限定数目，分定月份，所养的人反而少。如果不限定数目，只以每月是否饥饿为依据，那么十二月、正月不妨多养，到五、六、七月可以少养，那么所救活的人实际上就多。林希元《荒政丛言》中陈述三难二便，最终告诫拘泥文法的人，就是这个意思。

赈粜

次贫者赈粜，就是现在各州县减价平粜的做法。然而其中也有应当审慎的地方。必须查明确实是次贫的百姓，才允许购买减价的米。如果不论贫富，人人都能购买，富人或许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而贫民受到的恩惠就少了。应当照赈济的方法，每家多少口人，每月需要米多少斗，每月只允许购买减价米若干。富人不允许一概购买，而次贫的百姓也不允许多买。这样恩惠就能均匀，大概可以避免欺诈冒领的弊端了。

赈贷

稍贫的百姓适宜赈贷，就是现在各州县借用仓谷的做法。但也有应当斟酌的地方。每见绅士大户，以及豪强有力之徒，平日结交官吏，官吏等或者喜欢他们依附自己，或者力量不能制约。一遇到借谷的时候，巧于攀附，有借三五石的，有借到三五十石的，甚至有借到三五百石的。辗转转卖，只求一己之利，不顾百姓之苦。多一个继富的谷，就少一个周济急难的谷。这稍贫的百姓，不可不力行查核。应当命令按人口受谷，每户多少口人，每天需要谷多少斗，每月也只允许

译按照数额领取借贷，不得多支取。也发给印信票证，持票前往领取。同时劝谕有积蓄的人家，允许他们放贷取息给他人。等到丰收成熟之时，令其偿还。如果有奸猾之人不肯偿还的，由州县官员代为追索，不得拖欠。那么，借贷的人中，那些贫穷困乏得以活命的，必定很多了。

译担粥法

极度贫困的人适合施粥救济。然而施粥只有官员去做，而士绅富豪很少去做。并非他们完全没有怜悯之心，而是有所畏惧，情势上不能去做罢了。施粥的名声一传出，来的人一定很多。这个人得到了食物，而那个人没得到，那么那个人就会怨恨；今天得到了食物，而明天没得到，那么明天就会怨恨；这个月得到了食物，而下个月没得到，那么下个月就会怨恨。恩情尚未结下，怨恨已经随之而来。所以虽然他们有救济的心，却不敢付诸实施。那么，量力施粥，使人感恩而不怨恨的方法，难道没有吗？现在设立担粥的方法：富家有力愿意施粥的人，每逢风雪寒冷难以谋食的日子，挑一担粥，让人肩挑粥担，随处发放食物，吃完就停止，明天再挑，陆续挑给。担粥的人多，那么救活的人就多，而且没有聚集怨恨、争抢拥挤的祸患了。又在风雪之日，饥民不能出门，每人酌情给一顿粥，等到天气暖和，才能出门谋生。这在富人方面花费有限，而穷人因此延续生命已很多。如果施食达到数十户的，地方官也立即申报，酌情给予奖励。

劝捐

一、设立奖励的方法。地方上虽然有富户，未必人人都喜好道义乐于施舍。必须得到上级官员的奖励劝勉，才会有所仰慕而更加尽力行善。应当晓谕富户，各自量力捐施。有捐得极多的，作为一等尚义之民，巡抚给予匾额表彰奖励，地方官应当加以隆重对待；次一等的作为二等尚义之民，知府给予匾额表彰奖励；再次一等的作为三等尚义之民，州县给予匾额表彰奖励。如果有打破常规捐得极多，为人所不能做到的，就申报巡抚，具文上奏表彰奖励。

安流民

一、流民应当互相供养救济。每十个人编为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也可以立一个排头。来的人就让他归入排头，如果来的人多，再分排头，命令聚集在一处。白天各自分路谋食，晚上仍然聚会在一处。或者在庵观寺院，让排头代为料理，而由僧人监督。恐怕流来的人多，或者有死亡、拐带、盗窃、争执等事故，有了这样的归属，就像佃户依附里主，行旅依附店主，自然安然自得。至于男女，尤其应当分别。寺院有男僧的，让他们收养流来的没有妻女的男人；庵观有女尼的，让他们收养流来的没有丈夫的女人。如果一家有男女几口人的，不得分别拆散。或者在寺观，或者在各乡村处所，查设空闲房屋来安置他们，由乡老乡约主持其事。然而流民又应当各州县都均匀安置。如果这里安置，那里不安置，那么这里的聚集一定很多，必定有不能周全的担忧。只有各处都均匀安置，那么供养救济自然容易，而人们也没有拥挤的祸患了。

稽察

人的饥饿而死，一定是几天得不到食物然后才死，断没有一两天得不到食物就饿死的道理。应当命令流民头目，或者僧人稽查，有一两天得不到食物的，就立即报告官府，给一顿粥，使他能够行走，再让他出门谋食。如果是居民，就命令公正的乡老，会同乡地，不时稽查一两天得不到食物的人，就命令报告所在地的官长，让他给一顿粥。至于风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门谋食的，尤其应当稽查，报告官长，或者酌情给米几升几合，或者酌情给钱几十文，或者用担粥法来喂饱他们。但要每日留心，如果有冻饿而死的人，就报告官长，捐出棺木来埋葬。如果事先不报告几天没吃到食物，而立即报告饿死人的，严加治罪。如果地方官对冻饿死人不予申报的，以隐瞒灾荒论处。如果有隆冬真正没有衣服的，命令乡老会同乡地查明，报告所在地的官长，捐给棉衣。流民也这样处理。或者乡老确切查明，禀报所在地的官长，设法捐给。或者劝谕士绅富户，酌情多少捐给。这样那么花费的少，而救活的人多了。

收养

一、卖子女的人，原本是被迫无奈。全家饥饿，束手等死，不如忍痛割爱来挽救旦夕的生命。而且买的人一定是家有粮食的，卖的人一定得到食物了。现在凡是卖子女的，责令地方官捐出俸禄，代为赎回。这虽然是怜悯贫民，曲意保全家庭的方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买，而灾民穷困到了极点，必定有遗弃在道路上，冻饿而死的人。现在应当命令如果有穷苦孤零，不能自存的，允许亲戚收养。如果没有亲戚的，由邻里收养。或者所到之处有愿意收留的，任其收留，役使与雇卖的人相同。而人多不肯收养的原因，确实是担心年成歉收代为收养，等到年成丰饶时他又将回到本家，不再供使唤，所以不肯收养罢了。现在应当官府发给凭证，听任他们自己定下期限，以多少时间为满。那些遗弃的孤儿，人家收养长大的，就拜养父母为父母，丰年不得归还本家，定为常例。父母生了他们却不能养活，这些人能养活他们，也就是父母了。那么人们收养的就自然多了，而孤儿或许能免于冻饿而死。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忙掩埋。从前周文王的恩泽遍及枯骨，何况现在因饥饿而死的人呢。每看见有抛弃骸骨，日晒暴露，非常惨痛。应当

译严厉告诫城关各乡的乡约及地方人士。凡是街市、道路、田间，有抛弃尸骨的，都命令掩埋，以顺应生机。灾祸之后，往往多发生疫病，都是因为饿死的人多，疫病之气熏蒸所致。一旦掩埋，不仅死者得以安息，生者也能免除灾祸疫气的侵害了。

译禁止演戏

《周礼》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第九条叫“蕃乐”。注解说：“禁止演奏音乐。”在饥荒接连发生的时候，流离失所的人布满道路，何必还要以音乐为乐呢？因此要严加禁止。人们正愁苦于衣食不济，我却演戏来取乐，无论那些伤心的人不愿听，恐怕天地神明也一定不保佑了。不如省下这笔费用来救济百姓，这才是得体的做法。自从禁止之后，如果有搭台以及宴请宾客仍像以前一样演戏的，每天罚谷十石，按日增加，立即折算入库，用来赈济饥民。这样既可以把无用的花费变为有用的救济，也可以把游手好闲变为勤勉谨慎。

赈济条例十五条

方观承

核查户口的办法，始于宋朝的苏次参。各家在门上写明大小人口数，应领米若干，而余童则分为上中下三等。李珏分为四等。林希元分为六等。这些办法都还不够完善。现在我私下认为，百姓在六七月间，灾象已经显现，应当及早安抚他们。于是颁布规条，制定格式，分派官员实地勘察，一律限定在八月初旬按等级厘定并举报，紧急请求普遍赈济。既然大家已经知道有期限可以得到食物，而加赈又相继进行，这样百姓有所眷恋而没有离开的念头。这种方法对每一粒米都谨慎对待，主要在于没有滥发，不夺取饥饿者的食物去填饱不饥饿者的肚子，自然没有遗漏。所以用义理来裁制，而仁爱的手段就不会落空了。这一年有刁民多次到都察院告状要求赈济，查验红册，都注明了去留增减的原因并回复，百姓最终无言以对。只有站在可信的立场上，才有这样的依据。虽然如此，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更是首要任务。阳明先生安抚河南时，下令每家放置小牌，写明有多少丁口，从事什么技艺，有无残疾以及田粮等项，编排得确实无误。作为地方长官，在一个州县中，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一旦遇到灾荒赈济，按照名册处理，百无一失。朱熹分都支给的办法，都是由此而来。那么，临期核查户口，就是后面的事情了。

右核户

查赈先在勘定地亩，灾害分轻重。轻重一旦搞错，后来核查办理户口，就极难调剂。然而九分重灾容易勘察，而七八分与六分逐渐减轻的等级，所辨别的已经很细微。至于六分与五分，关系到是否赈济，尤其应当审慎。大旨是与其偏轻不如偏重。重了可以在核查户口时伸缩调整，轻了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今年成灾的州县，九分灾的居多，所报六七分灾的，似乎也是拘泥于成例，认为报灾不可少于两层。其实收成，未必真的有三分四分。幸好蒙受天恩优厚，凡是六七八分灾的村庄，比较常年九分灾的灾民，得到的食物还多。否则那时六分的极贫、七八分的次贫，只吃一次赈济，百姓就支撑不住了。这件事的责任，全在地方官。他们在勘察上报轻重之间，不仅核查赈济以此为依据，即使钱粮减免缓征的分数也由此而定。这确实是办理赈济的第一要义。至于委员不过是临时经过，看白地而定为十分九分，看苗的高低密疏而定为七八分、五六分，哪里知道十天半月之后全部枯死而同归于尽呢。相反的情况，则是前面没雨而后突然有雨，这里有雨而那里仍然没雨，局势已经大变，却拘泥于委员上报的文书已经呈上，不加以更正，那就错到底了。所以在灾册没有送达兵部以前，地方官不妨具结申请，即使驳查覆勘，而他的话果然应验，自然应当顺从。千万不要维护前面的错误反而留下后面的罪责。

右勘灾

告诫委员，一定说无滥无遗。然而刚说无滥，弊端就在遗漏；刚说无遗，弊端又在滥发。所以不得已而说宁滥无遗。至于本地的胥吏差役，只允许委员带上一两名以供缮写使令，不许干预核查户口的事。这样户口就无法舞弊混淆，百姓沾受实惠，而官员也很少有后患了。再此时就应当飞速发檄文给各州县，督令该管乡地，先按村按户按口，开造草册，不许遗漏。到期移送委员，察明应赈的，填入格册。那些不应赈济与外出的户，都在草册内注明。以草册作为赈册的根本，又以本有的门牌作为草册的根本。

右造册

田禾受灾而赈济施行，赈济是用来救农民的。农民终年勤勉辛苦，力气出于自己，赋税效用于公家。凡是国家府库仓廪的积蓄，都是农民劳力的收入。拿出丰年所收入的来赈济凶灾，德意无穷而恩惠有来源，不同于侥幸求得的了。主管赈济的人先看田亩受灾轻重，再审查其居处器用牛具的有无存弃，以区别极贫次贫。那些不因灾而贫的就不是农民。受雇做工的农民，农具停止而饥饿随之而来，极贫的为多。这与受雇吃主人家饭的有别。孟子说：“好年景终身困苦，坏年景不免于死亡。”这是农民等待赈济迫切，而急赈加赈的恩泽非常深厚。不因灾而贫的也赈济，是误把赈济当作博施的举动。不必都是贫者而衰老者也赈济，是误把赈济当作养老的典礼。乞丐在凶年得到饱食，将不启发他们乐祸之心吗？佣人安坐而得到食物，将不堕落他们四肢的勤勉吗？农民饥饿则四民都饥饿，谷物贵则百物都贵，推广恩泽而波及他们罢了，这不是赈政的本意。看给贫生，就用存公余；给旗庄，就用井田官谷。

译知道在大规模开拨国库赈灾时，首要重视的是救济农民。其余缺粮的百姓，只要加以区分对待就可以了，不能与农民相提并论。

译右农

水旱灾害交替发生，饥饿的百姓依赖官府供给食物，有时多达数百万人。谁该供给，谁该减少，都需按照条例、依据期限来定。大旱之年，一次灌溉，是枯渴之人必然争夺的。厌恶他们争抢不合道义，因而制定法规随之约束，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概在这种时候，亲身走访穷困的屋檐下，悲悯哀痛，这是父母般的心肠；用崇高威严来镇服，惩罚他们的顽抗，这是师帅的职责。外表严肃内心慈爱，所到之处都能办理妥当。如果只是温和地姑息迁就，败坏威严、开启轻慢之心，他们的争抢反而更多，这是陷他们于罪过。又曾看到救济灾民时，虽然有很多官员，但百姓一心谨慎服从的只有地方长官。拯救他们免于死亡，保全他们的家庭，应当把握关键措施，皇上的恩德最为重大，其次地方长官也应享有美名，不可推让也不可强夺，使百姓知道感激，在疾苦中相互依赖，有言语共同信任，那么争抢就没有由头产生，大家都能受到福泽了。这又是上级官员所应当知道的。

右严法

村民在领取赈济时，急于得到食物吃饱，如果不制定严密的法规来防范，那么各种祸患就会产生。路途远近不均，有往返的劳苦；场地不宽敞，有拥挤的担忧；时间不固定，有等候的痛苦；称量有高低，斗斛有盈缩；垫席少而米粮担心蒸湿，校核串数有误差而钱款或许短少。外出人口遗漏和重报的，保甲邻居亲属互相包庇捏造虚饰的，都是应当防范的祸患。商议实行十条规约，期望弊端消除而利益能普及。只有当权者事先筹划，身体虽未到达但心意已至，心意虽未到达但法规已至，或许弊端就不会萌发，恩泽就能下达到底了。

右防弊

加发赈济的月份，人口中有病死的人，按规定应按人数裁减，这是为了核查实情。然而想到死者收敛埋葬需要费用，况且在灾年，即使积累一个人几个月的口粮，还不足以抵偿，怎么能减少呢？也有隐瞒不报的，乡里地保从而分摊他们的份额，这仅仅是夺去他们半个人的口粮而对公家没有益处。因此明确颁布命令，凡是赈济户中死亡的人口，不核减，全部依照户口原数报销也可以。

右死

散发赈济的定例，州县在本城设立赈厂，四乡各自在适中地点设立赈厂，使得一天可以往返。倘若一乡一个厂，距离仍然遥远，天寒日短，领取赈济的男女无处栖身，地方官员不应拘泥于成例，不应吝惜小费，多设立一两个厂以便贫民。如景州设立了七个厂，这是因地制宜的方法。现在核查各属上报的赈厂，有已经筹划得宜的，有地点不都适中的，并且有只设立一两个厂的。冬季大规模赈济临近，紧急命令办理，不足数量的，迅速补设；已经分设的，再详细考量。村庄有远在三十里外的，就添设一两个地方，务必使妇女老弱，早晨出发晚上归来，不要导致在寒天中力竭、露宿独行。这不仅累及百姓，又恐怕滋生事端。监赈官员务必在前一晚就在赈厂住宿，及早开放，不得任凭个人意愿，导致累及等候的人。仍将设立赈厂的地点，各距村庄远近的里数，列册上报查核。

右增厂

八月普遍赈济之后，按照受灾程度，来确定加发赈济的月份，次贫比极贫递减，这是常例。即使不拘常例，也不分极贫次贫，一再加发赈济就停止了。今年因为九、十月，孤独老病无法自存的人，按日供给，这叫做续赈。更有紧急不能等待的，就立即给予钱米来救济，这叫做摘赈。那些没有受灾的地区，有减免赋税但没有赈济，因为毗邻受灾村庄，也波及到他们，这叫做抽赈。城关也是这样。又想到次贫的人，再过几个月后就无异于极贫，一概从优厚对待，赈济已经结束，预料距离麦秋尚远，取二、三、四、五月，有加无已，统称为展赈。从古至今，未曾有过。所以灾区绵延，没有一个人转死于沟壑。现在续赈已成为成例，告灾的地方，都仿效实行。对孤独老病的供养，在荒年尤其加意，这是圣人的政令，即使百世不变也可以。

右展赈

查乾隆元年，条例记载流民一人，每日给银六分。五年改定制钱二十文，小口减半。那年八月，批准台臣奏请，仍照元年条例执行。国家施布恩泽，以体恤民间疾苦，更在于明确设立限制，以安定民心。如果流民所到之处，比本籍所得，食物多出数倍，于是没有受灾的地方，也都假装携带行李，相率上路。风声所树立的，何异于悬赏格来招引呢？随后在十月停止此令，流徙顿时平息。现在奉旨令督抚随宜安插，不必拘定资送，遏止他们希冀侥幸的路径，这就是用来安定聚集他们的。宋元祐年间，监司搜查长安，得到两个人，说是流民毕伸游阅，实际上都是追逐利益的人。明代周祭酒洪谟，著《流民说》，听任就近附籍，编入甲里，安顿生计，百姓觉得便利。那么推广圣人的德意，只有奉行的人，与时宜相合就可以了。

右止流民

昨天京师两次派人来，都说途中并未见到北去的流民。又说京中的流民，却不少。竟不知道从哪条路偷偷前往。仔细思考这件事，与其沿途禁制难以周全，不如本地稽查容易办理。州县官总以丰年也有外出之说，存于心中，未曾经心，就认为必然难以查禁。现在只立法责成，断然实行，以安定民心，或许简约而可以遵守。拟在各州县每一村庄，选拔乡地

译可任用的人选只有一两人。明确颁布赏罚规定。责令他们宣布条约。稽查并劝谕百姓。村庄内，如果冬春两季没有整户外出的人，就给予奖赏。如果有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诱惑乡间愚民结伴出走，且势难阻止的，就查明其去向报告官府。查清为首号召的人，从重处以枷号示众。包庇纵容而不报告的，一律追究治罪。或者那人确实是因为遗漏赈济而出走的，禀明地方官，立即补给赈粮。不允许徇私庇护，导致有人失望。就以冬春两季有无外出户口的情况，来评定各地方长官考核成绩的优劣。再从此次查赈中熟悉情况的佐贰官和教职官员中，挑选几位年长有才干的人，分别指定州县，使其清楚明白。派遣他们前往，与地方官商议，携带查户的原册，走遍村庄，环绕察看。既用来劝谕百姓安心务农，又用来体察民情。领取赈济之后，有无无故外出的人；回乡的百姓，有无遗漏赈济的情况。凡是村庄道路的各种情形，都让他们随时禀报。有关外出户口的事宜，就会同地方官禀报上级办理。其余事务不予干预。只要使十月以内，人心安定，那么往后严寒时节，即使是愚昧顽固的人，想必也不会再生出非分之想，轻率地远走他乡了。

译右劝安业

因灾荒而出售粮食，仍然限制按三成比例出售，是为了留下米粮以备赈济。当时米粮稀少、价格高昂，不得不借此稍微平抑米价，以维系民心。究其根本，能够买米的人，还不是极度贫困的；极度贫困的人没有钱买米，所以也不需要大量出售。对于受灾较轻的偏远县邑，以及歉收后米少价高的情况，这样做确实有实际益处。然而只在城里设厂，村民难以往返于几十里之外，而且老弱妇女，常常拿着钱整天空等到傍晚。因此必须在四乡分设厂点，选择适中的地点，使四面相距十几里，村庄环绕着前往。又分村分日，提前出示告示，明白传达谕令，这样才可以惠及百姓而没有多余的弊端。

右粜米

此时督促劝勉乡间农民，广泛种植越冬小麦，这对来春的生计关系不小。因灾荒借贷种子，是皇上深切的关怀，屡次烦劳上级公文指示。州县办理此事，必须稽查详细严密，使所借出的种子确实都用于种植有麦地的农户，那么百姓能沾受实惠，而官员也能避免留下后患。然而愚昧的百姓贪图借贷，几乎没有什么剩余的土地。州县也据此转请上级批准。殊不知直隶的土地，并非全都适宜种麦，民间也不常以麦为主食，不能与河南、山东两省相比。即使是河南、山东的田地，种麦的也不过占十分之六七，直隶还不到一半。因此下令查明拥有百亩土地的人，允许借贷三十亩的种子，以此作为限制。超过这个比例就知道是冒领而非实情了。岂料州县又拘泥于三十亩的说法，凡是借贷的，都按土地给予十分之三，这又属于错误。先前本道台的告示中，有查明地亩是否适宜种麦，或几亩或几十亩的话，分析得很明白。起初并不是不问是否适宜种麦，一概按十分之三出借。如果没有适宜种麦的土地，那么一亩也不应借贷；如果几十亩确实都适宜种麦，就不妨按亩全部借贷。只有达到百亩以上，才以十分之三作为限制。如果不核实办理，先就拘泥于固定的比例，反而恐怕虚报冒领不少。再说民间有预留麦地，麦收后不种秋季作物的，大概都是有力气办理种子的人。他们在秋禾旱灾后，趁种荞麦、小豆，希望获得微薄收成的人，目前尚未收获。这与预留麦地的人相比，其无力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有力气早种的人，不需要借贷；晚种的人，未必都存有种子，也应该借助借贷。这又是州县应当加以体察，因地制宜酌情办理的。又如为了避免出借的繁琐，担心将来的赔累，只图自己方便，不顾百姓艰难，计较多而实心少，那么在细微之处，更愧对养育百姓的责任了。这次核查造册户口，委派专员办理，正是为了州县借贷种子等事，关系到根本生计，使他们得以亲自到村庄，专心察勘。如果仍然潦草塞责，该借的不借，耽误贫民种植，而冒借的人没有麦种，难道不会反而滋长日后的追讨吗？至于胥吏串通冒领的弊端，尤其应当立法察禁，以劝课勤勉来劝勉懒惰，以此评定官员的优劣，已经奉到督宪再三申谕了。

右借种

没有衣服穿，怎么度过这一年？人没有挨饿而不受冻的。百谷既然都不丰收，那么来年的小麦，就急切地寄予厚望。然而没有牛怎么耕作？没有草怎么放牧？没有柴薪怎么做饭？没有房屋怎么栖身？只有富有力量的人抚慰他们，赈济所不能接续的，就兴办工程来代替；刁民中强硬不服的，就加以禁制。古人说救荒没有奇特的策略，果真能周知利弊，参用刚柔手段，折中于正道，人们看它平平无奇，这才是最奇特的。

右推广惠政

这一年受灾的州县有三十七个，都在京城以南。已经各自按照灾情的轻重，就地赈恤了。又担心轻灾地区离开家乡的人转而流亡，并且窜入都市，所以在靠近京城的州县，多设置供食的地方。西起良乡，到固安，到永清，到武清，到安次，东到通州，其中如霸州、文安，又在固安、永清以南，都是流民北来必经之路，所在之处设厂赈济，使他们安心吃饭度过三个冬天，没有越轨的念头。到次年二月，京城以南普降甘雨，回归春耕，依然庆幸是安乐之地。办理人员固然要看他的才能如何，又应当察看他性情的宽严而量才使用。使宽厚的人负责重灾区，那么虽然滥发也不会伤害恩惠；苛刻严谨的人负责轻灾区，那么虽然遗漏也不会囤积恩惠。反之就两败俱伤了。

右用人

荒政辑要附论六条

汪志伊

查考《周礼》中的荒政十二条，其中如散财、薄征、缓刑、弛力，确实是备荒各项政事的源头。自从两汉以来，谈论荒政的，史书不断记载。然而古今适宜不同，南北风尚殊异。比如汲黯发放粟米，施行于后世就是擅权，而谒者的命令，有所不能执行。范仲淹增加米价，施行于浅薄世俗就是错乱，而求买米的百姓，必定会产生诽谤。其他如捕杀蛟龙的言论，在宣州、歙州之地适宜，对河朔的百姓说，他们不相信。捕蝗的各种器具，是兖州、豫州、梁州、宋州之地所必备，拿着这些去谋划闽广吴越的百姓，必定会嘲笑并逃跑。那么固执一法的人不能变通，拘泥古法的人很少通达，难道只有荒政是这样吗？看朱熹的社仓诸记，以及各种规约法，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变通也在于人，随着当时当地的适宜而使用，不可固执一法。查考黄震任广德军通判时，社仓弊病很大，众人认为始于朱文公，不敢另议。黄震说：“法出于圣人，尚且有通变，哪有先儒制定的法，就不得救其弊病呢？”

译啊。随即另外购买了六百亩田地。用这些田地的租税来代替社仓的利息。如果不是灾荒之年，不得借贷。借贷时不收取利息。这可以说是善于效法朱熹的人了。

译宋代范文正公范仲淹任杭州知州。两浙地区遭遇饥荒。谷价正高涨。每斗一百二十文。范公将价格增至一百八十文。众人不知他为何这样做。他仍然大量张贴告示。详细陈述杭州饥荒的情况。以及米价增加的数量。于是商人们争先恐后。唯恐落后。米粮既已大量聚集。价格也随之下降。考察范公仁德与智慧兼备。实行起来固然极其完善。后世的法令。不可轻率行事。必须估量时势。假如杭州米价昂贵。增加价格的告示。必须预先派人到产米的地方张贴。约定他们到达之后。我方才增加价格。否则那里的米商不知道。而我先增加价格。贫民哪里能承受长期食用高价米。但是增加价格的告示。切不可让一个人知道。恐怕他们都等待涨价后再卖。那么百姓更加困苦了。

宋代范忠宣公范纯仁。在襄城任职时。长时间干旱不下雨。范公估计来年必定缺乏粮食。于是全部登记境内的客船。召集船主并告谕他们说。百姓将要没有粮食。你们这些商贩。只把五谷储存在佛寺中。等到缺乏粮食时。我为你们主持出售。众商人听从命令。运输贩卖不停。直到春季初。所积蓄的粮食不少于十数万。各县发生饥荒。唯独境内的百姓不知道。又宋代绍兴五年。米价涨到每斗千钱。当时留守参政孟庾。户部尚书章谊。不加压价格。只大量出售陈粮。每升只卖二十五文。仅得到当时价格的四分之一罢了。百姓依靠此得以救济。这两件事相似。都可以实行。米价太贵。百姓即使卖妻卖女。总共也救不了几十天的困苦。为什么呢。米贵则人贱。所得的钱很少罢了。两位公卿大量出售陈粮。减价救民。秋收后仍可低价买入。这不是仁德与智慧两全的方法吗。所以考虑米价昂贵时，拿出国家粮仓的粮食低价出售。这是第一点。借国库资金来兴办贩运。这是第二点。王侯贵戚大小臣工军民人等。有米的按照时价出售。看其数量多少。依次给予恩赏奖励。这是第三点。责成地方官员。广泛借贷牛只和种子。督促百姓春耕。根据他们劝勉懒惰者的情况。决定升降黜免。这是第四点。朝廷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优厚体恤穷苦百姓。这是第五点。

乾隆丁未年夏天。山西大同郡旱灾饥荒。郡中有很多从关中、直隶、陕西来做工的百姓。粮食价格飞涨。做工不通畅。百姓去无食物。回无路费。往往成百上千地到富人家强行索要。甚至抢夺饮食财物。而本地没有食物来源的隐民跟随其后。像屯集的蚂蚁一样聚集。城乡受到骚扰。呼号禀报的每天有几十起。总镇沐公派遣官兵巡逻保卫。太守文公商议驱逐他们。当时我任霍州知州。奉命赴大同审理案件。走到雁门关。得知这种情况。想到大同的客民一半不是本地人。大同虽然歉收。本地原本丰收。官府资助送他们回去。百姓自然乐意听从。于是通过急递禀报抚军。飞速命令地方官招集流民。查明籍贯。分四路造册。每名发给一百文钱作为路费。拨派差役护送。凡是经过的州县也这样做。客民既已散去。然后专门赈济本地人。郡县于是得以安宁。这也是因地制宜的一种方法。

林希元的荒政。首先说得到合适的人难。审查户口难。说审查户口不清晰。各种弊端从此产生。所以是荒政中最难的事。然而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而能清理清楚的。在院司应当寻求牧令。在州县应当选择生员和乡绅。务必得到合适的人。才能成事。而得到合适的人审查户口的办法。我认为应当实行保甲法。为什么呢。保甲不建立。烟户不清晰。那么生员和乡绅的贤与不贤无法区别。怎么能得到人来分担劳苦。民间的贫富不分。怎么能审查户口而彻底消除弊端。况且保甲法。平时为了防盗而实行。那么官员畏惧麻烦困难。百姓也嫌其骚扰拖累。此时为了减免赈济而实行。那么官员很方便。百姓也乐于从事。而盗贼奸邪无处容身。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举而无不善不备的。如果遭遇灾象已成。确实对此现成的规制。不畏惧其困难。斟酌而大力实行。那么其余的都容易用力了。

有人说务必安抚辑睦。赎回被卖的孩子。信守赏罚。这三件事确实是善后的政令。而水利、农桑、仓储、节俭、风俗这几大项。应当在事前预先做有准备的计策。现在反而放在后面考虑。为什么呢。不知道这几大项。我国家已经平时讲求而谋划精详了。只是因地方官日久懈怠。在无事之日反复叮咛。往往视为老生常谈。在荒年之后申明。创伤巨大痛苦深重。言语容易听进去而行动必定果断。虽然如此也有说法。燃眉之急则紧急。痛定之后则忘记。人情大抵都是这样。而办理灾荒尤为严重。有的请求减免缓征以舒缓民力。有的增加赈济以救济民穷。地方官往往认为尽力尽心。事情可以告竣了。而不知道饥馑余生。创伤未愈。试着为他们四处看看民间。居住有固定场所吗。人都团聚了吗。食物能吃饱肚子吗。田地不荒芜吗。事业不怠惰吗。一旦有不这样。民情就为之不安。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能安然不为刚刚能吃饱的百姓。谋划长久之计吗。所以必须考虑始终如一。一劳永逸。然后荒政才完备。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趁此时实行。预先命令饥民中能写字的都能进见。每人写一张纸。不写姓名。各自将应当兴办应当革除的。以及官吏豪强横行侵刻的。一一开列。散布在地上。选择众人舆论一致的而考察。如果确实属实。立即施行。更是遇到灾荒求取言论以通达下情的关键策略。

勘灾筹济编

杨景仁

《谷梁传》。一种谷物不丰收叫做嗛。两种

译粮食歉收称为饥。三种粮食歉收称为馑。四种粮食歉收称为荒。五种粮食歉收称为大祲。古人根据五谷歉收程度的多寡，来区分灾害的名称。后世的灾害等级，则是根据实地踏勘每亩土地的受灾情况，各有轻重之分。《周官》中没有记载减免灾害的条文，但是乡师主管救灾巡视国都，野司稼巡视郊野，遂师巡视庄稼，没有不详细知晓受灾数量的。因此均人官有丰年、中年、无年、凶年、札年的区别，这必定是经过多次审察，然后才执行司徒的荒政。夏季的灾害和秋季的灾害，轻重不一，如果不亲自到田间地头，就无法确定受灾的比例。在勘验上报灾害轻重的过程中，不仅核实赈济以此为依据，就连钱粮减免缓征的等级差别也是由此判定的。担心的是不能尽早辨别清楚。康熙三十三年，河南发生灾荒，内阁大臣商议派遣官员前往勘验。内阁学士汤斌说：“这样做没有益处。使者所到之处，苛扰百姓实在严重。州县官员一听说派遣使者，就停止耕作等待勘验，这是造成第二次荒年。不如命令地方官员自行勘验更为便利。即使使者不苛扰百姓，也会增加许多供应接待的烦扰。因此盛世偶尔实行一次，原本是为了慎重对待灾害，但不能将其定为常例。大体上勘验灾害的弊端，有一半是由于书吏勒索牵混造成的，往往把丰收说成荒年，把荒年说成丰收，把轻灾说成重灾，把重灾说成轻灾。在预先征收田赋漕粮、办理减免缓征时，这是舞文弄法谋取利益的地方。富人出钱买通申报荒灾，希望免除赋税；穷人没钱申报荒灾，反而遭受催逼追缴。而江苏所属州县，办理田粮有不归入正式版图而称为顺庄的，田地在甲图，赋税却在乙图。每逢灾荒，受灾的图与办理赋税的图，错综复杂，核查困难，滋生的弊端尤其严重。这又在于清理源头以去除弊端。灾害有所隐瞒，危害在于民生；灾害有所粉饰，亏损在于国家财政。地方长官能不亲自踏勘，杜绝弊端，以切实达到救济百姓的目的吗？

译报灾筹济编

杨景仁

地方遭遇灾荒却不上报，那么民间的隐情就无法上达天听，朝廷的恩泽也就无从下及百姓，以至于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盗贼伺机而动，往往酿成事端。而朝廷近臣却不知情，等到知道时，虽多方安抚辑宁，也已经来不及了。所以，隐瞒灾情的，是国家的大患。即使已经奏报，但稍有拖延，哀号待救的百姓等待救命只争片刻，辗转之间就已经足以残害生灵，亏损国家元气。这种拖延与隐瞒粉饰，其危害虽有轻重之分，但都足以祸害百姓、蛀蚀国家。

顺治十七年，覆准直省灾伤，先以情形入奏。夏灾限定六月终旬，秋灾限定七月终旬，仍扣除路途日期。如果详报到省在限外，而计算应扣的路途时间也已逾限的，予以参劾处分。州县官迟报逾限一月以内的，罚俸六月；一月以外的，降一级调用；二月以外的，降二级调用；三月以外的，革职。抚司道府等官，以州县报到之日起算，逾限一例处分。后来定例，夏灾仍以六月为限，秋灾限定九月终旬。实在是因为报灾逾限，缓不及事，而秋收则恐怕临时或有变更，所以稍微放宽期限。

十八年覆准，州县官不将民生苦情详报上司，使百姓无处可诉的，革职永不录用。如果州县官详报，上司不接准题达的，将上司也革职。康熙七年，题准各旗灾地，远近不一，准宽至八月初十日，逾期不准。十五年议准，被灾地方，迟报逾限半月以内的，罚俸六月；一月以内的，罚俸一年；一月以外的，仍照前例议处。雍正六年议准，一月内造报被灾分数，为时太迫，嗣后勘灾，宽以十日，察覆上司，宽以五日，总以四十五日为限。七年议准，甘肃地处极边，河西一带，山高气冷，收成更晚，受灾之田，兼有冰雹风沙虫蚀雪霜之患，于定例外稍加变通。河东巩昌、兰州二府，河西宁夏、西宁、甘州、凉州直隶、肃州，并口外安西、靖逆二属，倘夏秋二禾，于六、九两月被灾，仍照定限申报。其有六、九月田禾本属青葱，此后忽被灾伤的，准各展限半月，夏灾不出七月中，秋灾不出十月中，即为勘明申报，仍将被灾日期，于题疏内详悉声明，以便察核。十二年议准，州县勘报续被灾伤分数，其续报被霜、被风、被水之灾较重，距原报情形之日，未过十五日，不准展限，统于正限内查勘请题；十五日以外者，准于正限外展限二十日。如已过正均，均准另起限期勘报。历来报灾的条例，至此而更加详密如此。

恭查乾隆六年上谕：“向来各省报灾，原有定期，若先期题报，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题报者，乃指其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为督抚者察其端倪，早为区画，随时密奏，则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得以有备。若过拘成例，则未免后时矣。至于督抚报灾，有故为掩饰，不肯奏出实情者，亦有好行其德，希冀取悦地方者。惟公正之大臣，既不肯匿灾以病民，亦不肯违道以干誉。外此不能无过、不及之失。朕恫瘝在抱，再四思惟，匿灾者使百姓受流离之苦，其害甚大；违道干誉，虽非正理，以二者较之，究竟此善于彼。宁使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钦此。

伟大的皇言，对于臣工的过与不及，权衡至当。宽容干名求誉之过，正是为了严惩匿灾之罪。守土之官能不敬畏吗？考察古代忠臣执掌国政，常以灾异上陈，奉命出使辄以饥荒入告，所以能打动君主，勤勉天戒，畏惧民怨之心，考虑得极为深远，不因为非己专责而惧怕皇上厌闻，从而安于简略沉默。何况是守土之吏、亲民之官呢？

煮赈筹济编

杨景仁

吕东莱论救荒，以设糜粥为下策；惠仲孺也说荒政的弊端有四，而行粥居第一。实在是因为行粥之举，壮者得以喝粥，而不能顾及幼孤老病之人；近处的人获得食物，而不能周济僻壤深山之境。况且聚集数千饥馁疲弱的百姓于一厂中，热气蒸腾而疫病易染，众人聚集而奸盗易生。强者数次重餐，弱者后时空返。即使那些得到食物的人，仰赖一盂粥，奔驰数里，晨往夕还，冲风冒雪，难道不疲惫至极吗？何况加上吏胥侵蚀，掺入石灰，混杂糠秕，唉，那些哀号待救的百姓，活下来的只有二三成，而死者有十六七成。然而这是此法的弊端，终究不是此法本身的弊端，而是执行此法者的弊端。如果执行不善，即使良法也会成为弊端丛生的渊薮；如果执行得当，即使常法也能杜绝弊端。我私下认为，灾民未赈之前，待哺不迫；既赈之后，续命犹难。只有施粥以调剂其间，则费用易办而事情易集。又如外来的流民，户口难以稽查，人数没有定数，不施粥又怎能救济呢？这不仅仅是富

译年高德劭、德高望重的长者应当在乡里推行这些措施。地方官员也应当在郡县推行这些措施。这是不可废弃的。前代施舍糜粥的举措，历来都有良好的规制。本朝偶尔遇到灾荒歉收的年份，朝廷多方关怀体恤百姓。而赈济的典章制度，从未被偏废。于是采集编录这些良法，阐明其中的利弊。贤明的地方官以及乡里中德高望重、有志于救济穷困者的长者，了解其中的弊端并加以杜绝，推广其中的益处使其普及。虽然将赈济称为尽善尽美的仁爱之术，也是可以的。

译通商筹济编

杨景仁

谨按：灾荒之年，百姓没有买粮的地方，就会无粮可吃而引发祸乱。贤能的长官预料到这种必然结果并对此感到担忧，便在祸乱发生之前加以消除，那么通过通商来充裕粮食，确实是赈济的辅助措施，也是平粜的先声。大体上，商业不通畅是有原因的。禁止外地粮食进入的人，借口是本地的粮食，却不知道米商因此抬高价格，而外地商贩不再前来；压低粮价的人，本意是惠及缺粮的民众，却不知道囤粮大户暗中将粮食卖往他方，而贸易往来无法到达。不禁止外地粮食进入，买粮的来源就广；不压低粮价，价格自然平稳；再加上没有粗暴的关卡来阻碍，商人百姓难道不会奔走前来吗？查雍正三年，直隶天津等地遭受水灾，米价非常昂贵。行文给将军、府尹等，将盛京的粮米十万石，由海运至天津新仓。有圣旨令：商人百姓自行海运米粮的，不必禁止，听任他们运到天津贸易。四年，因为山东登州、青州、莱州连年丰收，圣旨谕令巡抚动用国库资金采购，分别储存在济南等缺粮的州县，再劝谕各商贩运输。八年议定，命令盛京将军、奉天府尹，转告守口官员，如果有商人百姓贩运米谷的，听任他们出口，该管州县发给商人百姓船票。十年奏准，凡有商贾贩运米谷到山东、直隶卖粮的，米船一到，就立即放行。临清、淮扬等关卡，将梁头米税，从五月到七月，暂时宽免，秋收之后，再行征收。乾隆元年议定，命令督抚，转告管理关务的各官员，凡有米船过关，询问各商如果前往受灾各县卖粮的，免税，发给印票，责令到达当地之日，呈送该地方官盖章确认，以便回空核销。如果有免税米船，偷运到省城，并未到受灾地方先行卖粮的，将宽免的税加倍追出，仍照违禁条例治罪。十三年，圣旨谕令：地方偶尔有局部灾害，就将该处关口应征的米豆税，加恩宽免，那么船只闻风云集，市价自然平稳，奸商不能囤积居奇，穷苦百姓都能沾到实惠，反而使得权柄操持在上等，因此，此后每逢灾年，米商应征的关税，不是免除就是减免，几乎成为常例。皇恩深厚如此，甚至各关米税的免除，将到期停止，又再次延期，所以鼓舞招徕的措施非常周到。二十五年，京城附近，谷价未能大幅降低，派遣侍郎、给事中，会同直隶总督，到德州沿河一带察看，务必让舟车无阻，担心临河州县因为粮船需要驳运，或者藉名多封船车，导致商人运输停滞。

圣虑精详，没有细微之处不被洞察。而且皇恩超过常规，既多次宽免关市税收，又暂时放松海运禁令。乾隆元年，圣旨谕令：近年以来，直隶收成歉薄，百姓吃饭艰难。从前议定开放海运，以资接济。后来盛京将军奏称锦州等地米价加贵，请求永远禁止海运。朕谕令：今年直隶收获平常，等明年再执行将军等人的请求。朕听说秋冬收获之后，各商民携带资本，前赴海城平等处采购杂粮，只因为时届隆冬，海风劲烈，船只难以航行，已将所买米粮收贮各店，待春融装运。该商民惟恐地方官员遵照明年停运的提议，封闭阻碍，非常惶恐。朕想商民这些粮食购买在先，暂时存贮各店，不应在明年禁止之列。而且奉天素来称为产米之乡，虽因贩运过多，价值比过去加贵，然而比起直隶歉收之地，等待粮食做饭，其情形缓急，实在大不相同。着等明年内地麦熟之后，再将海运禁止。四年，因为京师雨水未降，上年海运放松禁令的期限已满，奉圣旨又放宽一年禁令。随后多次奉到恩旨，凡灾年放松海禁，在直隶、山东实行的不止一次，为百姓谋求口粮非常详细。于是外省以及外国产米的地区，偶尔也有权宜开放海运的。乾隆十二年奏准，福建台湾，虽然隔着重洋，与漳州、泉州二府同属一省，商船往来如织，原本不在禁令之列。就像江南崇明县，向来有给执照赴内地买米载回的惯例。此后如遇台郡丰收之年，应听任漳州、泉州二府商贾，以及在台的二府百姓，从十月到次年二月，在地方官处请执照买运。又议定暹罗国产米甚多，如商民愿意前往买米，造船运回的，给牌以便验放无阻，仍严饬兵役，不得需索扰累。如果商民没有粮米载回，只载货归的，加倍处罚船税，以示惩戒。这虽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念及百姓吃饭艰难，多方筹划，使商贩往来接济，不惜打破常规的措施，确实不是苟且而已。有养育百姓责任的官员，知道灾荒之年以通商为重要图谋，航海尚且放松禁令，而内地过分划分界限的可以惭愧了。关卡渡口都免除税收，而城市借端勒索的可以诛杀了。不要让谋利者转而谋害，大概利于商人的就是利于百姓吧。

辑流移筹济篇

杨景仁

谨按：流民就是饥民。与其在流离之后去安抚，不如在流离之前去抚慰。然而饥荒接连发生，本乡无处觅食，有不得不迁徙他方的

译形体瘦小，流离失所。困顿跌倒，狼狈不堪。如果不尽早为他们安置妥当，弱者将濒临危亡，强者则会沦为盗贼，这是值得忧虑的。前代如汉、隋、唐，移民就食，这种民众的迁徙流动，完全出于上位者的意愿。战国时梁惠王曾实行过，虽然沿袭了周代《大司徒》中移民通财、《廪人》中移民就谷的制度，但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其余因时制宜的补救措施，都有良好的规制。本朝尤为详尽，而资助送返、收养的方法，有时实行有时不实行，则是根据时势变通以适宜之，旨在让实惠真正惠及百姓罢了。

查康熙三十一年，陕西流民在襄阳等地，奉旨有情愿运送潼关米石的，就给予价款让他们运送。这是让流民通过受雇来救济转运，顺便使他们返回原籍。四十三年，山东流民流入京城，命大臣官员设立饭厂数十处，分别进行赈济。随后直隶河间等府的百姓，前往赈济厂的人很多，奉旨将山东、直隶的流民，派遣官员带领送回原籍，仍然捐助给籽粒，使他们能够耕种田地。雍正元年，谕令直隶、山东、河南的流民，有到京城就食的，着五城御史查问人数，酌情给予盘费，送回本籍等因。钦此。遵照旨意议定，每人每程给银六分，老病不能行走的，加给三分作为脚力费。委派官员护送，地方官逐程出具收据结报，转送至原籍。中途患病的，令地方官供养医治，病愈之日，再行转送。这是资助送返流民路费制度的开始。

九年议准，直隶、山东、河南的穷民，渡河向南以图就食，令沿河州县，在各渡口详细察访，有力气但不能自己到达的，酌情给予路费。如果有依靠亲属、受雇做工以换取食物的，听任其自便；那些乞讨食物的，按照载运漕粮的惯例，按人口赈给；想要返回本籍的，资助遣回；不愿立即回去的，等到来年春耕种的时候，仍然都给予资粮，令其回籍。凡是资助的费用，动用存公款项，造册送交户部。八年，凡是外出的穷民，有应当在冬月收养的，谕令动用常平仓谷，大口每天给一小升，小口五合，按日支取。

乾隆初年，议准此后送流民路费，每大口每天给制钱二十文，小口减半，老病者照例给脚力三分。水路行程，按照大小口应给的数量，减半给予船价。奉旨依议速行。这与以前定为每人每程给银六分的旧例不同。旧例以行程计算，一程大约一百里，流民徒步，一天怎么能走完一程？如果以所经过的州县作为一程，相距有的六七十里，有的四五十里，流民经过一个州县，就给银六分，又不区分大口小口，一天所得，不仅超过赈济数量的两倍，而且比民间营生谋食的人更加宽裕。愚昧的人将会转而把流移当作获利之事，不想再恢复本业。所以改为按日计算，并分别大口小口，这样才较为完善。

七年，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凡是遇到江南灾民所到之地，就随地安顿收养，或者借用寺庙，或者搭建棚厂，使他们有栖身之所，动用该处的常平仓谷，按人口发放粮食，据实报销，并训诫约束，不得借端滋事。至于灾民聚集众多的地方，更委派道府大员，专门督察。等到冬月水退，春初耕种之时，有愿意归回本乡的，就资助送回原籍，给予麦种；那些不愿回籍的，也不必强迫等因。圣主为流民通盘筹划，如此无微不至。

然而资助送返的旧例并非都有益处，有时反而滋生弊端。无业的愚民懒惰游荡，侥幸获取恩泽，带着家人结队而行，仰赖官府供给。有的刚被送回原籍，又再次前来，不符合朝廷就近安顿安抚的德意，反而滋长了民间贪婪欺诈的坏风气，关系到政体，防范维系应当急切。因此八年谕令，河间、天津等处，来京就食的百姓，日益众多，因为愚民无知，见京城既设饭厂，又有资助盘费，所以本地虽有赈济，他们仍然轻易离开家乡而不顾，而且有已经离开又回来的。这不但抛荒了本业，即使京城的饭厂，聚集的人太多，春暖时恐怕感染时疫，也不合适。着高斌设法安插，妥善办理。钦此。

随即经大学士等议定，在通州、良乡两处添设饭厂席棚，以赡养陆续到来的流民。又经直隶总督饬令下属固安、永清、东安、武清、霸州、文安，设粥赈济，使北来的流民，随处就食。愿意回籍的，资助路费，仍令本籍查明补发赈济。从此流民不再聚集于京城了。自那以后，就斟酌处理，而不拘泥于成例。

译乾隆十三年。谕示：向来外省有资助流民回乡的先例，用意确实深厚。然而到了饥荒接连发生的时候，本地米粮匮乏断绝，而邻近地区尚可觅得食物。如果一定要驱赶他们返回故乡，难道能让他们坐以待毙吗？形势又将迫使他们转而投奔其他地方。南北东西，辗转资助送回，对于邻省来说既不胜其烦劳，而对于灾民来说反而更加流离失所。朕考虑，灾情较轻的地方，不可让他们抛弃家业，自然应当照例资助送回原籍。倘若遇到连年歉收的年份，本地无法糊口，转而流徙他乡，有的依靠亲旧来救济匮乏，有的佣工耕种来维持生计。况且其中有些极度无依无靠的人，国家又有收养的惯例。地方官员怜悯他们流离失所，不分地域界限，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安置，等到灾祸平息、本地可以耕种时，然后再让他们返回故里，也未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关键在于权衡轻重，审察缓急，斟酌办理，不可拘泥于一种说法。应命令地方官员酌情妥善办理，不必拘守既定成例等因。

乾隆十八年。谕示：御史奏请敕谕江南邻近省份的督抚，按照旧例收养流民，春季资助送回原籍等语。收养流民的方法，以前曾经实行过，有名无实，反而滋生许多事端，而且对灾民实际上没有益处，只是诱导他们轻易离开家乡罢了。近日巡抚已经上奏，所以没有批准实行。与其在异地收养，不如厚加赈济，使他们不流移转徙，这样更好。今年淮徐等地遭受水灾，朕多次筹划救济，不惜花费数百万两国库银两，以资助送的费用来计算，何止百分之一二，难道是因为吝啬吗？如果把资助送的费用，增加到本地赈济中，岂不是更能让百姓沾受实惠呢？灾地专门委派多名官员，挨户查赈，尚且担心不能毫无遗漏，邻省州县各有应办的事务，又从哪里辨别灾民呢？徒然滋生奸民在本地趁机混冒，等到资助送时聚众强抢，去了又返回，日不暇给。而实在受灾的流民，有的依靠亲属，有的佣工糊口，又必须逐一稽查安插，对他们的生计更加造成阻碍。所以停止此例等因。

乾隆二十八年。谕示：御史奏请资助送贫民回籍议覆一折，认为这一惯例一旦开启，恐怕会导致无业之徒混冒虚耗，对灾民没有益处。这只是推究其流弊，而没有深究有名无实的原因。无知的人，将不免仍然怀疑是为了节省国库银两。朕因为直属地区两年秋雨过多，加恩蠲免赈济，不止一次两次，即使耗费巨额赋税，也不吝惜，又怎么会吝惜区区资助送这一节呢？然而已经洞悉其毫无实际救济，却还曲意顺从陈言，矫情示惠，必定不会这样做。况且流民故乡既然没有生计，四处佣工谋生，即使参照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的条例，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同时获得生计，又何至于束缚驰骤，强迫他们做力不能及的事呢？朕认为与其资助送而无实际救济，不如增加赈济的期限，使百姓获得实惠更好。救荒没有奇策，只以体恤民间疾苦为要。假设灾情严重到极点，甚至有田的农户也全部远徙，那么用来筹划安抚的措施，必定会有更大的举措，又岂是依靠这资助送的虚文所能救济万一的呢？将此通谕中外，使大家明白朕的意思，钦此。

纵观停止资助送收养的谕旨，可谓深切明确。大抵法令积久而生弊，道理随时代而变通。因此圣谕一则说增加到本地赈济，再则说不如增加赈济的期限，实在是因为安抚已经流离的人，不如在尚未流离之前抚慰他们。国库银两不担心多耗费，恩惠必须施予实际获得的地方。又说假设灾情严重到极点，必定会有更大的举措，可见神明化裁，包含无数经纶，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至于流民回归，既然无需资助送，也无需差遣押送。

嘉庆七年。谕示万凝等人：现在清苑等县，有差人领回本地贫民，就想让各州县仿照办理，势必不得不征派差役，纷纷押送，竟与递解人犯无异，这是驱使他们转而陷入沟壑啊。况且各州县所差的役人，难道能对本地的饥民全部指认，彼此认领吗？徒然滋生纷扰。此事断不可行，钦此。此外出谋食的人，应当听任他们自行回归，不必官府差遣认领。

主管民政的官员，偶尔遇到灾荒，预料百姓可能流移，提前出示告示各乡村，告知即将有赈济，令他们安静等候，不要远离。一方面设粥平粜，以安定民心。那些迫不及待，举家四处出走的人，在查户时即为登记，等待他们闻讯赈济归来，补行赈济。归来后贷与牛种，以资助生计。流民所到的地方，不分此疆尔界，加意抚慰，妥善处置，那么百姓虽然遭受荡析离居的痛苦，但能得到劳来还定的方法了。

备杂粮筹济编

杨景仁

《王制》说百姓没有菜色，注解说没有吃菜的饥色。确实因为耕九余三，即使遇到水旱，饭食常能接续，所以菜色不显现。然而菜不熟叫馑，次于谷不熟叫饥，可见杂粮对于百姓饮食，裨益非浅。在丰年，还借以辅助谷物，何况正值大灾，或连年饥荒，粒米如珠，嗷嗷待命。既然难以谋求粗粝，又告匮于糟糠，纵然在上位者赈济百方，而恩惠不能周遍，力量难以持续。当一饱无时的时候，希望稍微延缓片刻不死，非要有杂粮不可。

译如何填补空虚的肚子？而杂粮并非能在灾荒临时到来时立刻筹备到的。有准备才能无患，救济灾荒的人对此早已深思熟虑。恭敬地阅读雍正二年的皇帝谕旨：“房舍旁边的田地、田埂，以及荒山等无法耕种的地方，要衡量土壤的适宜性，种植树木。桑树和柘树可以用来养蚕，枣和栗可以用来辅助饮食，柏树和桐树可以提供实用材料。即使是榛、楛等杂木，也足以供烧火做饭。命令地方官员督促种植。”乾隆七年，皇帝谕旨：“如果园林、虞衡（掌管山泽鸟兽的官职）、薮牧（沼泽牧场）的储备，能够依次修举，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无疑会有益处。我们国家人口日益繁多，凡是关乎生存供养的资源，不能不紧急讲求。”钦此。由此可以看出皇帝思虑周全，即使是民间琐碎的事务，也无不尽心尽力。在督促农业之余，还顾及果木种植，为百姓辅助食用，甚至用来防备饥荒，谋划得极为深远。

自古以来，循良的官吏研究谋划民生事务，固然期望米谷充盈，但也未曾不留意蔬菜果实的种植。人之常情，一天不吃饭就会饥饿，在紧急时刻无法挑剔，只能向草根树皮乞求生机，分不清它们的寒凉温热性质，也不懂得蒸煮的方法，得到一样东西就慌忙吞咽，希望以此充实饥饿的肠胃，延续残喘的生命。哪里知道如果不了解物性，把昌阳当作豨苓来吃，用毒蛇代替蘼芜，本想乞求残生，反而加速死亡的例子太多了。

那么，上古时代吃草木的果实，近世效仿这种做法，也足以疗饥。只是必须辨别出可吃的才吃，而且要知道哪些可吃并提前种植，预先储备。明永乐年间，周宪王撰写《救荒本草》，有图画描绘其形状，有文字说明其用途。首先讲述生长的土壤、名称的同异，其次讲述寒热的性质、甘苦的味道，以及淘洗、浸泡、烹煮、蒸晒、调和的方法。包括草木、米谷、果菜，共四百一十四种。其中可食用的，有的是叶子，有的是花，有的是果实，有的是根，有的是皮，有的是茎，各有几种。一种植物中，有的叶子和果实都可吃，有的根和叶子都可吃，有的花、叶子和果实都可吃，条理清晰，汇编成书。嘉靖四年，巡抚毕蒙斋认为这本书对荒政有益，下令重印。正德年间，王西楼编写《野菜谱》，因为江淮地区的饥民采摘野菜充饥，担心他们误食伤身，他广泛阅览、详细询问，得到六十多种野菜，每种都画了图像并配上诗歌，采风的人诵读它，不禁为百姓生活的艰苦而触动。这两本书都精通格物致知，且切合百姓疾苦。

只是《救荒本草》中，如黄芪、桔梗之类，一半是药物，那么在旧本草中，新增的如竹节菜出自新郑，紫云菜生长在密县，因为周王在河南就藩，当时种植在园圃里的，多是中原地区的产物，其他地方未必都有。至于百合、石榴、柿、梨、梅、杏等物，是寻常果品，人人都知道吃，现在挑选那些可以磨成饼或蒸食的，记载得较为详细。至于《野菜谱》，如丝屩、屩板、荞荞之类，世人并不全认识，现在检查那些村野常有的、便于采摘的，载入其中，以补救《救荒本草》所未能完备之处。近世吴仪洛编纂《本草从新》，所收录的救荒品种，较为容易获取；而前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所载食用草木叶的方法，以及辟谷等方剂，也附录其中。屠隆《荒政考》说：“受灾的地方，混杂放置豆、粟、薷、麦、荞、蕨粉之类，都足以充饥。”现在根据各书记载，斟酌摘录并汇存。世上关心百姓疾苦的人，知道这些可食用，就提前种植并预先储备，使它们能弥补五谷的不足，而没有伤生的叹息，岂不是救荒的一个助力呢？

唉！看到这些，百姓艰难求食的情形令人悲伤怜悯。仁人君子因此探访沟洫的遗留模式，讲求积贮的成法，在灾荒未发生前谨慎预防；考察平粜的旧制，遵循散赈的良规，在灾荒发生后真诚援助。思考艰难以谋求简易，只有这些杂粮借以辅助谷物，而不依赖它们作为延续生命的唯一资源，这才是有备无患的上等愿望啊。

译兴工筹济编

杨景仁

荒年役使百姓，是出于不得已，但并非不是好的方法。疏浚河道、修筑堤坝等事务，支付他们工钱，可以救济眼前的饥荒；借助他们的劳力，可以预防将来的水旱灾害。其他如修缮城墙、整修学校，都是重大的工程。即使是修缮寺庙道观，似乎不是紧急事务，但使用钱财没有虚耗浪费，受雇的人也没有白吃干饭的劳苦。役使百姓却便利百姓，难道不是好的方法吗？

查考康熙五十二年覆准，命令陕西各州县修缮城墙，使穷苦百姓得以受雇做工度日。雍正四年，皇上谕示：“朕怜悯山东被水灾的穷苦百姓，粮食极为艰难，特别批准山东巡抚的请求，在大清河兴修疏浚工程，让缺粮的百姓，获得做工的报酬，作为糊口的生计。”

如今天气和暖，土壤松软湿润，正是使用畚箕铁锹施工的时候。去年秋天该巡抚奏请设立粥厂赈济，现在去工地的人众多，粥厂可以停止。但考虑到这些来领救济粮的百姓，其中难道没有老弱残疾、不能去工地的人吗？赈济既然停止，麦收的季节尚远，这些人穷困无处可归，或许仍然会导致流离失所，朕心中深深怜悯。着令山东巡抚，将不能去工地做工的穷苦百姓，查明有多少人，每人仍给予升合之数的资助，等到秋收后停止。所用的银两均作为正项开销。该巡抚严令各州县官员，务必实心奉行，以符合朕养育百姓的至意。钦此。

圣主怜悯饥民，让壮丁去服役，又考虑到不能去工地做工的老弱残疾，给予他们口粮，恩德极为深厚。而工程的兴修，在于事先筹划，区分缓急轻重，那么遇到灾荒想要办理工赈，就没有困难可以依次举行。

乾隆二年，皇上谕示：“今年春夏之交，直隶、山东两省，雨水延迟，小麦歉收，朕已多方筹划，接济百姓粮食，并且命令直隶总督，有应该兴修的工程，依次举行，使小百姓得以借助营建修缮，来糊口。现在想到山东百姓，多依靠小麦度日，今年麦收既少，虽然屡次降下谕旨，减免赈济平价卖粮，仍恐怕民间还有缺粮的忧虑。着令该巡抚悉心计议，如开渠筑堤、修缮城墙等事，酌情举行，使贫民受雇做工领食，同时赡养家口，或许可以避免流离失所。”

“再则，年成丰歉，难以预先确定，而应该修理的工程，必须先有规划，然后可以随时兴修。一省之中，重大的工程，莫过于城墙，而地方何处最为重要，重要之地又以何处为先，应命令各省督抚一一确切查访，分别缓急，预先估算，造册上报兵部。将来如水旱灾害不时发生时，想要以工代赈，就可以按照册籍查考，迅速办理，不至于迟滞，对民生特别有益。”钦此。

仰见圣主施恩惠于困穷，精神贯彻于事前事后，思患预防，事先准备则事情能成功。

乾隆八年奏准，直隶河津两郡旱灾，将沧州改筑土城，景州土城，也在开春时修筑残缺部分，灾民都得以受雇做工自给。十三年，山东修筑沂河两岸堤工，部议按照以工代赈的惯例，土方工价，准许给一半。皇上考虑到山东受灾严重，民情艰难窘迫，不同于其他地方，将土方工价，按数全额给予，这又是破例的特殊恩惠。二十五年，直隶有应该修缮的河道沟渠等工程，将上年截留北仓漕米，所存的十万石，作为修浚河渠以工代赈的用途。二十七年，敕令步军统领，派员修治德胜门外至清沙一带石道，其余各门有未平坦处，并令查勘酌情办理，奉有“多兴土木工程，也是为了养活穷苦百姓”的谕旨。四十七年，河南青龙冈堵筑漫口，下游居民，经过黄水淹浸，粮食艰难，另外筹划开挑引河，改建堤岸，使江南、山东两省附近灾民，去工地做工领食。五十七年，直隶遭受旱灾，敕令保定、天津、河间，以及顺天、广大等府城墙，趁此时兴修，并查明各该州县城墙工程，如有应该紧急修缮之处，赶紧勘估，奏明办理。这是乾隆年间工赈的大略。

嘉庆元年，皇上谕示：“今年湖北各属，因汉江涨水，突然被水淹，荆门灾情较重，该处堤工，原本是百姓自卫田庐，按规定应由官府监督百姓修筑。但考虑到楚省教匪滋事的地方，既被扰累，那些未经受贼寇的地方，又突然遭遇水灾，实在可怜。着加恩将此次堤工，由官府修理。”

又谕示：“救荒的策略，没有比以工代赈更好的。因此想到附近城池河道等处，很久没有疏浚，多有淤塞，以致骤雨不能消退干涸。着令通行查勘，将应该疏浚的地方，雇佣附近穷苦百姓，兴工挑挖，对工程和赈济都有益处。”钦此。

圣恩高厚，将百姓修筑的费用改为官府修筑，体恤百姓已经至极，而以工赈作为救荒的好策略，确实是万世不可更改的训诫。六年，京师右安、永定各门被水淹，将永定河东西两岸决口堵筑，有旨令官府给予工钱，使被水淹的难民，去工地帮助用力劳作，以充口粮。十三年，因上年直隶通州等处被淹，凡坐落在永定河西岸，并靠近大道的宛平、良乡等十余州县，有应该疏浚的牧牛河淤浅

译等到挑挖大路两旁的沟渠等工程，动用赈灾剩余的银两，实行以工代赈。十五年，甘肃遭遇旱灾，俞督臣请求，在来年春天冰层融化后，立即抢修皋兰、固原等地的城墙工程，使贫民得以获得糊口的资财。这就是嘉庆以来以工代赈的大致情况。地方官吏善于经营管理，工程聚集而民众得以聚集，出力谋食而农民能够替代粮食救济，沐浴恩泽而勤劳刻苦，不也很安康吗？

译安富以救贫说 筹济编

杨景仁

考察保息六条，最终归结于安富。注释说平定徭役，不专门征取，那么安富确实有方法。从前周武王的百姓，有粮食达到百鼓的，却去戍守以躲避重泉之祸；齐桓公的百姓，有建成粮囤两家的，却去聘问以隆重的玉璧。这是君主将财富藏于百姓之中的最佳计策，也就是重视农业、积蓄粮食的微妙权柄。然而三代以上，划分井田、授予田地，使百姓富裕的权力掌握在上层手中，那个时代没有特别贫穷的百姓，也没有特别富裕的百姓。井田制废除后，民间的生计，完全听任百姓自己谋划，而他们所说的富人，一半来自商业经营，不完全出自农田。所以《史记》有根本之富与末节之富的辨析。近代人口日益繁多，游手好闲的人日益众多，取多补少，那么根本之富固然可以依赖，而末节之富也可以借助。于是官吏每天跟随着侵凌侮辱他们，日削月割，不久富人也就变穷了。富人不安心，而日益流于凋敝。假如饥荒接连到来，国库不擅自动用，常平仓、社仓的米谷发放，又再次不够，将凭借什么来养活环绕等待哺食的穷苦百姓呢？只有平时培养富户，然后临事才能借助他们的力量。平时减轻徭役赋税，用心保护扶持，临时如平抑物价、施粥、助赈、贷种等事务，都从他们那里获取供给，而不可以压制勒索。引导劝勉有方法，奖励有法规，足谷翁虽然非常吝啬，见到地方官从容开导，加以优厚礼遇，都以此为荣耀，而踊跃听从命令了。雍正二年，皇帝谕令：社仓的设立，原本是为了防备荒年歉收不时之需。我认为劝谕百姓，听任百姓方便自行办理，而不应当用官方法度来约束他们等因。钦此。社仓的米谷，小民不过得到斗斛的益处，而圣心体恤如此，深深忧虑有司执行不好，导致滋生烦扰。而凡是劝分所依靠的富民，怎么可以用官方法度来约束，涉及摊派累及呢？即使他们急公好义、爱护百姓，但道理劝谕、形势禁止，强迫他们必须服从，或者不信任以情，而操之过急，或者不衡量他们的能力，而索取过于奢侈，私下担心志向在于救贫，而弊端先在于扰乱富人。周济穷人的急难，不可以扰乱富人。富人的余财，这才可以救贫。地方官推演《周官》保息安富的意义，为我国家培养元气，使缓急可以依赖，贫富相互维系，那就差不多了。

卷四十二 户政十七 荒政二

救荒贵得人疏 康熙十八年

蒋伊

臣认为救荒的方法，一在于奖励良吏。官吏对于百姓，休戚利病，时刻相关的，没有比得上守令的。如果他们不廉洁、无才能，坐视百姓死亡而不救助，一旦盗贼兴起，百姓也会痛恨他们的上级而没有人愿意效命。如果他们确实贤良且有才能，百姓信任他们既深，有所劝谕，一定乐意帮助；有所委任，一定尽力。他们对百姓的顽劣善良，一定能洞察；百姓的贫富，一定能周知。他们在发放赈济时，一定能核查出纳的奸弊，一定能杜绝侵吞渔利的弊端。流离失所的人可以指望他们招徕，抛荒的土地可以指望他们开垦。所以天下没有救荒的奇策，而有救荒的良吏。然而选择良吏绝对不可以拘泥于成规。不专门赋予职权，那么官吏无法施行他们的志向；不厚加赏赐，那么官吏未必竭尽心力。臣愚以为受灾地方，全靠守令。平时如果能清廉自守，杜绝一尘不染，赈济之时，又能清查人口数量，按人发放，实惠均沾，不至于克扣减损，体恤灾患，多方筹划，使数十万户口，家中虽然空无一物，而人们庆幸获得新生。允许该督抚题请，朝廷大臣共同核实，不拘泥于钱粮盗案，特别准许立即升迁，那么廉吏更加知道努力了。天下最可怜的人，没有比得上饥民的；而天下最可忧虑的人，也没有比得上饥民的。因为救济饥民，正是为了平息盗贼。如果确实能保全数万人的性命，而土地不至于荒芜，户口不至于耗散，真可以说是循吏了。却还用考成之法限制他们，这怎么能劝勉天下呢？一在于专责成。赈济固然依赖守令，然而守令中廉洁有才能的不多见，而贪婪残忍的比比皆是。饿死的人填满沟壑，啼哭呼喊的人布满道路，守令不闻不问。上面有赈贷的恩膏，想了解饥民的实际数量，而守令向来不究查。委托给胥吏，那么所赈济的又不是真实无告的人。想要特别派遣使臣察勘灾伤，却徒然滋生骚扰的弊端，而且民情不相通，而侵吞渔利如故。那么所谓的赈济，不过是公文下达，造册上报，说赈济过若干而已。他们的生与死，本来不得而知。臣请求敕令该督抚，在监司府厅中荐举两三个廉洁干练的官员，总理荒政，分地任事。如虚报应当禁止，扣克应当禁止，闭籴应当禁止，攘夺应当禁止，宰牛应当禁止，都是他们的职责。命令各州县确勘饥民实际数量，一面赈济，不得迟缓，一面报明册籍。总理官根据册籍按数，不时亲自察访。如果到某里某村，而没有其人，这是混开；有其人，而发放不及时、不真实，这是冒侵。立即揭发参劾，作为不能抚恤百姓者的警戒。如果总理官不能承上恤下，反而掣肘良吏，该督抚立即指参。务必使地方各官实心任事，朝夕经营，视为万命生死所关，凡束手待毙者，都令全活而后已，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