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吏政五考察

译臣认为，担任州郡长官的重任，是从这里开始的。刘昭的议论认为，刺史的职责是监督纠察非法行为，不过六条规定。乘坐传车巡回流动，没有固定的驻地。俸禄只有六百石，因此没有产生凌驾侵犯的祸端。汉成帝改为州牧，其祸端才开始扩大。唐代戴叔伦在《抚州刺史厅壁记》中说：“汉代设置十三部刺史，用来察举天下非法之事，通籍殿中，乘坐传车奏报事务，居住没有固定之处，权力不用于统治百姓。”将这两种说法合起来观察，那么设置州牧，中等才能的人仅能循着资历保全自己，强势的人甚至专权割据。《新唐书》记载，李景伯任太子右庶子时，与太子舍人卢议说：“如今天下各州分别隶属于都督，专断生杀刑赏之权，如果任命的人选不当，就会权重祸生，这不符合强干弱枝的道理。希望罢免都督，由御史按时按察，俸禄低而责任重，以制约奸邪之人，这样更便利。”于是罢停了都督。由此可知，刺史六条是百代不变的良法。而今的监察御史巡按地方，是符合古人用意的。其善处还在于一年一任。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任期短，但监临之任不可以任期长。任期长则感情亲近而弊端产生，威望轻慢而法律被玩忽。所以一年一任的制度，又是汉代法律所不及的，而考察官吏、安定百姓的成效，已在二三百年间显现出来了。唐代李峤请求每十州设置御史一人，以一年为限，使其亲自到所属各县，或进入乡里督察奸伪，观察采集风俗，此法正是明代所实行的。至于倚仗权势作威作福、受贿枉法，这只是这些人不称职罢了。难道因为守令的贪婪残暴就废除郡县制吗？难道因为巡按官的浊乱就停罢御史吗？至于御史秩位仅七品，与汉代六百石制度相同。《王制》说：“天子派遣大夫作为三监，监督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金华应氏说：“方伯，是天子任用以总领外务的人。又有监官来监督他们。方伯权力重则容易专断，大夫地位低则不敢放肆。这是大小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统属的微妙用意。”何必担忧轻重不相匹配呢？如果不通晓前代法律的本意，而轻易议论变更，没有不招致祸乱而滋生事端的。我在汉成帝、哀帝之际，看到了汉代治理的无方了。

译唐朝自太宗贞观二十年，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依据六条规定巡察四方，考核官吏的升降。皇帝亲自临朝决断，州刺史和县令以下，因贤能而被提拔的有二十人，因犯罪被处死的有七人，那些被流放及以下刑罚或被免职罢黜的有数百人。此后频繁派遣使者，有的称为按察，有的称为巡抚。到了元宗天宝五年正月，任命礼部尚书席豫等人，分道巡视考察天下的风俗，以及考核官吏的升降。这就是“巡按”这一名称的由来。开元二十二年，设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后来有人请求专门选拔州县长官，停止派遣采访使。姚崇上奏说：“十道采访使尚未能完全选得合适的人选。天下三百多个州县，数量多达数倍，怎能使得州县长官都称职呢？”

于文定在《笔麈》中说：“元朝的风纪监察制度，对于中央各官署中有不法行为的人，由行台御史弹劾，这就是如今在内设道长、在外设按台的制度。只是所谓的行台御史，竟然隶属于行台，每年八月出巡，四月返回治所，这是长官的差遣，并非出自朝廷的命令，其体制显得轻微了。明代的御史统属于内台，奉命出巡考察，一年更换一次，与汉朝派遣刺史的制度相同。唐、宋以来，都不如这种制度。”唐中宗神龙二年派遣十道巡察使的诏书规定，每两年更换一次。韦忠谦说：“御史一出巡，应当能震动山岳，震慑州县。”明代多有这样的人。

《金史·宗雄传》记载：从熙宗时期开始，派遣使者考察吏治的得失。世宗即位后，每隔几年，就派遣使者进行考核升降。所以在大定年间，郡县官吏都奉行法律，百姓繁衍增多，号称小康。章宗即位后，设置五路提刑使，这就是如今的按察使。

汉朝时，部刺史的职权不过是用六条规定来考察郡国罢了，不应当干预州县长官的事务。《三国志》中司马宣王回复夏侯太初的信说：“奏事时没有刺史，只有郡守等长吏。汉朝虽然有刺史，也只是奉行六条规定罢了。所以刺史乘坐传车，他的属吏称为从事，没有固定的治所，属吏也不成建制。后来刺史转而成为正式的官署。所以朱博担任冀州刺史时，告诫吏民：想要控告县丞、县尉的，刺史不予考察，持有黄绶印信的官员各自到郡里去告状。鲍宣担任豫州牧，因为审理诉讼所考察的内容超出了诏书规定的条令而被弹劾。而薛宣上疏，说官吏多有苛刻政令，政教烦琐细碎，大抵过错在于部刺史，有的不遵循职守，举措各自凭自己的心意，过多地干预郡县事务。翟方进传记中说，他调任朔方刺史，在官任上不烦苛，所考察的符合条令的就举发。自从刺史的职权向下侵夺，州县长官才开始难以做官。天下的事务，就像梳理乱丝一样更加纷乱了。”《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告诫按治江西的监察御史花纶等人，从今以后，只有官吏贪污受贿、卖法以及事情重大的，才依照法律逮捕审问，那些细微的事情不得苛刻追究。

秦朝设置御史来监察各郡，汉朝废除。丞相派遣属吏分头刺探州郡，不常设此职。汉武帝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魏晋以后，刺史持节担任都督。《魏志》说，自从汉朝末年以来，刺史统管各郡，在地方施政，不再像从前那样只是担任监察的职责罢了。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除郡，以州统县。杜佑《通典》说，以州治理百姓，职权同于郡守，不再有刺举的职权。从此刺史的名称保留而职权废弃。后来虽然有刺史，都是太守的互称。有时改郡为州就称为刺史，有时改州为郡就称为太守，其实是一样的，并非旧日刺史的职权，只是治理一个郡罢了。由此说来，汉朝的刺史，犹如如今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的刺史，犹如如今的总督；隋朝以后的刺史，犹如如今的知府及直隶知州。

尹翁归担任右扶风时，各县都逮捕狡猾的官吏和豪强百姓，查办他们的罪行，高的判处死刑。逮捕人一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中，以及出行巡视各县时，不在无事的时候。他有所逮捕，是为了以一人警戒百人，官吏百姓都信服，恐惧而改过自新。所谓逮捕人，就是如今巡按御史访察恶人。那些武断专横的豪强、舞文弄法的官吏、主持诉讼的讼师，都能被访察到。到了政治浑浊混乱的时候，于是借此作为欺骗百姓的事情。纠正这种弊端的人，竟然连访察也一并停止了，无异于因为怕噎住而废食。

子产向然明问政，然明回答说：“看待百姓像对待子女一样，看见不仁爱的人，诛杀他们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所以诛杀不仁爱的人，是为了爱护百姓。”董安于治理晋阳，向蹇老问政，蹇老说：“忠、信、敢。”董安于说：“这是什么意思？”蹇老说：“忠于君主，信守法令，敢于对付不善之人。所以除去不善之人，是为了保全善人。”

明初吏治

赵翼

《明史·魏观等传》赞语说：太祖起于民间，深知贪墨官吏是百姓的祸害，曾经用极刑处置他们。然而每当表彰举荐贤良以示鼓励，并不专门依赖刑法。曾经派遣行人带着敕书赐给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表彰他们的治理政绩。又有时因为士人百姓请求挽留良吏，就提升官阶留任。甚至有因事被逮捕的，百姓列举善状上报，也恢复其官职，并且转任超擢的。既然提拔了，如果那个人改节易操，就又用重法制裁他。所以激励劝勉做得非常周到。因此一时之间的吏治多有可记载之处，如今《循吏传》可以考证。天下府州县官来朝见，皇帝告诫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像刚飞起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种的树，不可摇动它的根。在于赡养生息罢了。只有廉洁的人能约束自己而利于他人，你们应当深思。”又曾经告诫户部：“国家赋税

译局势已经安定。节省开支用度，自然会有富余。让百姓能够尽力从事农耕和蚕桑，自然家家丰足、人人饱暖，何必去聚敛财富呢？沿袭到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各位皇帝，也都注重吏治。那些政绩卓著的官员，往往特别下诏奖赏他们。比如成祖对史诚祖，仁宗对刘纲，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些良吏任期届满应当升迁，或者因过失被罢免，也大多因为当地百姓的请求，让他们晋升官职继续任职。往往长达二三十年不更换。如果有借此作奸犯科的，比如永宁税课使刘连，勾结乡老请求留任；汉中同知王聚，请求下属官吏保举上奏，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斥责贬谪。这些都是宣宗时期的事情。每隔几年，就派遣大臣，分别前往各直省考察官吏，严格规定罢免和升迁的标准。而对于紧要显要的地方，则特别下诏让大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担任知府、知县。比如宣德年间，先挑选九名京官担任知府，接着挑选二十五人担任知府；正统年间挑选十一名京官担任知府。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良吏，成为名臣。朝廷既然把吏治看得很重，朝廷内外的重臣也没有不留意人才的。仁宗下诏让各位大臣举荐所知的人才，郎中况锺因为张宗琏的推荐而被举荐。皇帝问杨士奇，杨士奇说：“张宗琏确实贤能，我和王直正要举荐他，没想到被况锺抢先了。”后来况锺出任地方长官，是蹇义、胡濙所推荐的。翟溥是魏源所推荐的。李湘是胡濙所推荐的。李信圭担任蕲州知州，是张敞所推荐的；后来担任处州知府，则是金濂所推荐的。吉水县令钱一本被罢官，郡人胡广在朝廷极力保举他，于是恢复了他的官职。杨荣掌权时，他的家人犯法，县令鲁穆严厉惩处了他们，杨荣反而认为他贤能而向朝廷推荐。当时朝臣汲引人才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外的大官也多持心公正。比如叶宗人担任钱塘县令，人们称他为“一叶清”。他去世时，按察使周新为他痛哭。田铎担任蓬州知州，巡按御史经过他的辖区，没有一起诉讼案件，知道下面没有冤屈的百姓，于是推荐他，提拔为广东佥事。这又是外省举荐和弹劾的大致情况。而且当时吏部考察的权力最重。蹇义、王直、马文升先后主持吏部事务，尤其以奖励廉洁、罢黜贪官为要务。史书称蹇义慎重选择知府、知县，考察时明察且宽恕。而王直考察举荐天下的廉吏，把范衷列为第一。翟溥任期届满到吏部，因为年老请求退休。侍郎赵新，过去曾做过他的上司，说：“这是江西第一贤能的知府。”于是没有听从他离职的请求。句容县令徐九思被巡抚弹劾，吏部尚书熊浃知道他的贤能，特意留用他。这又是吏部能够选择人才并任用他们的表现。以上都见于各自的传记，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所以担任知府、知县的人，没有不洁身自好、爱护百姓的，以触犯清议为耻。《循吏传序》说：“从洪武以来，吏治清明有一百多年。到了英宗、武宗时期，内外多事，但民心没有土崩瓦解的担忧，是因为官吏少有贪婪残暴的缘故。”嘉靖、隆庆以后，吏部考察的方法，只是徒具形式，而人们都不再顾惜自身。巡抚、巡按的权力太重，举荐和弹劾只看贿赂多少，而人们都贪污受贿来奉承上司。于是吏治日益败坏，民生日益困苦，国家也就因此灭亡了。后人只看到中叶以来，官制崩坏，吏治腐败，动不动就说是衰败朝代的弊政，却哪里知道它先前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乎有两汉的遗风，而且超越了唐宋呢。

译立法议

储方庆

国家惩治贪官的法律非常严厉。官员受贿满十两，吏役受贿满一两，就判处流放、绞刑或斩首的罪名，根据赃物数量的多少依次加重处罚。然而赦免宽恕频繁施行，宽纵的人很多。我私下感叹，朝廷立法为何如此严厉，而用法却如此宽纵呢？立法严厉，人们就会手足无措；用法宽纵，人们就会习以为常，轻率地触犯法律而不感到恐惧。所以善于立法的人，不制定不合情理的条款，使天下人能够遵守我们的法律；如果不幸有小人心存侥幸而触犯法律，就向天下展示必定执行的信用，而不需要施行那些频繁的小恩小惠。因此天下犯法的人少，君主法律足以在天下树立威严。现在犯赃的人，从一两以上，就判处流放。流放是重罪，与绞刑斩首相差无几。现在因为一两赃物就定罪，天下的官吏，不至于被流放的几乎没有。必定有一天犯几次罪的，必定有一月犯几十次罪的。他们心中难道不害怕灾祸，而甘愿做不肖之人，让自己陷入刑罚之中吗？把他们驱赶到无处容身的境地，那么举手投足，就落入法网。即使有畏惧灾祸的心，也不如转而谋划避祸之计。并且有人逆料朝廷的法律未必完全执行，而我不妨姑且尝试，以实现私欲。侥幸没有发现奸情的，朝廷的法律就不加在他身上；不幸奸情败露了，所谓的流放、斩绞，随后就商议定案了。过了一两年，流放的案件定案，赦免又到了。所以今天的官吏，都不相信朝廷的法律，因此法律虽然严厉却不足以让人畏惧。立法用来威慑天下，却使人不足以畏惧，法律虽然严厉却等同于没有法律。我认为与其立法严厉而用法宽纵，不如立法宽纵而用法严厉。立法宽纵，那么犯法的人就少；犯法的人少，那么官吏都能在法律之外从容自得，以培养自己的廉耻之心，而没有紧迫无法容身的状况。像这样还触犯我们的法律，那是他内心喜好放纵，去蹈入不可测度的罪责，更不必有所顾忌，以滋养天下的奸邪。治以流放就流放，治以斩绞就斩绞。天下既然能在法律之外自安，又不能在法律之中侥幸逃脱，贪官的风气，大概就能稍微平息了。

惩贪日知录

顾炎武

汉代赃罪被弹劾，有的死在狱中，有的在途中自杀。唐代赃罪，多在朝堂上决杀。特别宽恕的，才长期流放到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诏令，官吏主管枉法受贿，一匹以上，都先决杖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免的文书，每次都说，死刑以下的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囚犯现被流放，罪无轻重，全部赦免。官吏犯赃，不在此限。然而仍有被贬到远方、谪官到蛮荒边界的。而卢怀慎慎重地对此发表意见，说屈从法律恩惠奸人，不是正本清源的办法。由此可知，扰乱政令同处高位，商朝后代制定了严酷的刑罚；贪婪导致败坏官职，夏书训诫必定处死。三代圣王没有不遵循这个原则的。

宋初郡县官吏，承袭五代时期的习气，贪财害民，所以特别严厉惩治贪污的罪行。开宝三年，董元吉任英州知州，受贿七十余万。皇帝因为岭南刚平定，想要惩治搜刮民财的官吏，特别下诏将他处死示众。而南郊大赦，十恶、故意杀人，以及官吏受贿者不予赦免。史书说宋法有可以造就循吏的三点，不赦免犯赃是其中之一。天圣以后，士大夫都知道整顿饮食器具而砥砺廉洁的品行，上面有鼓励他们的措施。《石林燕语》记载，熙宁年间，苏子容任审刑院判官，金州知州张仲宣因枉法受贿论罪当死。按旧例，命官因赃罪论死都免死，改为杖脊、刺字并流配海岛。苏子容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可杀就杀。张仲宣是五品官，现在杖刑并刺字，难道不侮辱众多士人吗？于是下诏免除刺字杖刑，只流放到岭外。从此就成了惯例，然而惩治贪污的法律也渐渐宽纵了。于文定慎行说，明代姑息的政策，比宋代更严重。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的刑名案件，反而有凝脂般的严密。这是轻重都失当啊。自从永乐年间赃吏被谪令戍边，宣德年间改为运粮赎罪，渐渐至于宽纵，不再追究前朝的法律。宣德年间，都御史刘观因受贿数千金论斩，皇上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刘观虽然不好，我终究不忍心施加刑罚，命令遣戍辽东。正统初年，于是多有特旨曲意宽恕。唉，法律不确立，诛杀不必然，却想让做官吏的不贪污，是不可能的。君主既然委托了太阿剑的权柄，而那些所谓的大臣，都是刀笔吏、筐箧之徒，罗列细故，来应对天下的事务，吏治怎么能好呢？

《北梦琐言》记载，后唐明宗特别厌恶贪官。邓州留后陶〇，被内乡令成归仁弹劾，税外科配，贬为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剥夺历任告敕，长期流放到绥州。亳州刺史李邺，因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其中有史彦珣，是旧将之子，又是驸马石敬塘的亲戚。王建立上奏，希望免死。皇上说，王法无私，岂可徇私情。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贵方便地救他。皇上说，吃我的厚禄，盗我的仓储，苏秦再生，也说服不了我。一并处死。因此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册府元龟》记载，天成四年，蔡州西平

译县令李商，被百姓告发处理不公。大理寺判决仅处以赎铜之刑。皇帝下诏说：“古代制定法律，本意在于爱惜百姓。何况自从历代圣君相继传承，天下太平无事，百姓都知晓禁令，刑罚于是从轻。自丧乱以来，懂得廉耻的人很少。我一旦统御天下，历经多年，常宣扬一视同仁的风气，每每革除以往的弊端，只期望不滥用刑罚，都坚守无私的原则。李商不致力于养育百姓，专门谋求私利。起初听说他处理不公的案件，就杖责了原告；又强夺有主的庄田，鞭打原主。国家颁发州县的官印，只用于处理公文，他却带着官印下乡，向百姓索取财物。依据这些行为，还配做官吗？应当剥夺他历任的官职，杖杀。读这篇诏书，明宗可以说掌握了刑罚轻重的权衡之道了。”

译《金史》记载，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因贪赃罪在狱中死去。皇上说，不将他陈尸于市，已经是很大的恩幸了。因为贫穷而沦为盗贼，是迫不得已；但身为三品职官却因贪赃而死，愚蠢也太严重了。他的所有儿子都应削去官籍。让贪赃官吏的罪责牵连到其子，似乎不符合“恶行只止于其身”的原则。然而，贪婪之人败坏门风，其子必定没有廉洁清正的品质，那么世宗的诏令，也不算过分。《汉书》说，李固、杜乔同心合力，辅佐君主达到文宣之治。而汉桓帝即位时的诏书中有说：“贪赃官吏的子孙不得被详细举荐。”这难道不是汉人已经实行的做法吗？

有庸碌官吏的贪婪，也有有才官吏的贪婪。《唐书·牛僧孺传》记载，唐穆宗初年，牛僧孺任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因贪赃罪当死，宦官为他申辩求情。皇帝说：“李直臣有才能，我想宽恕他并任用他。”牛僧孺说：“那些没有才能的人，不过是持禄取容罢了。天子制定法律，正是为了约束有才能的人。安禄山、朱泚因为才能过人，所以扰乱天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作罢。如今那些贪婪放纵的人，大抵都是有才的官吏。如果让他们敬畏法律，并以正道运用其才能，未必不是治世中的能臣。

《后汉书》称袁安任河南尹时，政令号称严明，但从未因贪赃罪审讯过人。这是近日主张宽厚政治的人所拿来作为借口的。但我所见数十年来，姑息养奸的政治，导致纲纪松弛，都是这种言论留下的弊端。唉！范仲淹曾说：“一家哭泣怎比得上一路百姓哭泣呢？”至于唐代柳氏的家法：做官不奏报祥瑞，不度僧道，不宽贷贪赃官吏，这是今日士大夫做官应遵循的法度。宋代包拯告诫子孙，若有犯贪赃罪的，不得回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入家族墓地，这是今日士大夫教育子孙应遵循的法度。

盗贼课 日知录

顾炎武

《史记·酷吏传》记载，汉武帝制定了“沈命法”，规定：盗贼兴起，没有发觉；发觉后捕获人数不满定额的，从二千石以下到小吏，主管者都处死。小吏害怕被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担心抓不到人，会因考核连累郡府。郡府也让他们不要上报。所以盗贼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用文书辞令来逃避法律。这就是汉代所谓的“盗贼课”，而法律的弊端，已经尽在这几句话中了。《汉书》说，张敞任山阳太守时，勃海、胶东盗贼兴起，他上书请求治理，说山阳郡，户九万三千，人口五十万以上，统计未抓获的盗贼有七十七人（《汉纪》作十七人），其他考核事项也是如此。他长期在清闲的郡任职，希望调任治理剧县。未抓获的盗贼还有七十七人，却认为郡内治安清明，《汉纪》说张敞任太守时郡内治安清明，这难道不是宣帝使用法律，比武帝时宽松吗？然而武帝末年，直到大盗兴起，派遣绣衣使者，持斧在郡国斩决，才能战胜盗贼。而宣帝时期，那些带牛佩犊的人，都被驱赶回到农田，最终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有不依赖严法而行的，不能与那些只懂刀笔文书的小人商议。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十六年，郡国盗贼处处兴起，攻击所在地方，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了就解散，离开后又聚集。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皇上于是派遣使者，下达郡国，听任盗贼互相揭发检举，五人共斩一人的，免除其罪。官吏即使逗留回避、故意纵容的都不追究，听任以擒获讨伐作为成效。那些牧守令长因境内有盗贼而不捕抓的，以及因畏惧而弃城委守的，都不视为罪过，只以抓获盗贼多少作为考核优劣。只有包庇隐匿的才治罪。于是互相追捕，盗贼解散，将魁首迁徙到其他郡，分配田地供给粮食，让他们安生立业。从此牛马放牧，城门不闭。光武帝精通吏治，所以治理盗贼的方法如此。天下的事情，往往在疏阔中成功，而在严密中失败，大抵都是这样。又岂止是盗贼课呢？

惩贪议

王命岳

臣听说，要达到治理清明，必须在惩治贪婪。惩治贪婪没有比表彰廉洁更优先的。如今天下吏治正在整顿，而检举贪墨的奏章，每天堆满公车。议论的人说，小吏不廉洁，是大吏引导的。至于大吏不守法，又是谁引导的呢？臣于是不能为在位的大臣隐瞒。有一种人能够出卖朝廷的爵位，使得天下没有廉洁的官吏；有一种人能够出卖朝廷的法律，使得天下正直善良的人没有劝勉，污浊的人没有惩罚。天下没有廉洁的官吏，而且善人没有劝勉，恶人没有惩罚，这几乎等于放纵千百头虎狼在天下，吸干天下百姓的血肉。满朝大小臣工，没有不知道其中原因的，然而不肯为皇上说的，是因为人人怀着自私自利的心。如今同样的升迁调动，有的迟缓，有的迅速。迟缓必定有原因而迟缓，迅速必定有原因而迅速。同样的削职罢免，有的恢复原职，有的终身禁锢。禁锢必定有原因而禁锢，恢复也必定有原因而恢复。如今同样犯同一科条，有的释放，有的入狱。释放不是无故释放，入狱不是无故入狱。同罪同情，有的议罪轻，有的议罪重。重不是无故而重，轻不是无故而轻。凡是像这样的，都是贪人用来盗取名位、窃取威福，而实行其贪财私欲的手段。他们所借用来掩饰其贪婪的，就是“例”作为阶梯罢了。朝廷只有典章法度是不可改变的，至于“例”则有轻有重，有予有夺，都足以方便他们转移迁就的开端，以遂

译这是他们谋取私利的图谋。如今惩治贪婪必须从亲近的人开始。然而惩治贪婪确实不容易。朝廷法令规定检举弹劾贪赃官吏，必须有确凿的事实和证据。否则就用他们自己的罪行来惩罚他们。在选官部门买官的人，收受钱财的人隐瞒，接受官职的人也隐瞒，怎肯站出来作证说：“那个人用某种官职购买我的钱财呢？”在司法部门买法的人，卖法的人隐瞒，逃脱法律制裁的人也隐瞒，怎敢站出来作证说：“那个人收了我的钱财而使我免罪呢？”像这样，那么证据必然无法获得，确凿的事实必然无法求得。贪婪与廉洁的行为是不同的。廉洁的人不向人宣扬自己的廉洁，贪婪的人也不向人宣扬自己的贪婪。然而品行在于个人，公众的舆论难以掩盖。以国民的舆论、朝廷大臣的公议来验证，与众人一起抛弃他们是可以的。从前杨绾担任宰相，百官就减少了随从，拆毁了豪华宅第；毛玠担任尚书，官吏就没有人敢穿好衣服、吃美食。如今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专门委任他们，用至诚的态度对待他们，用来风气激励众官，矫正改变世俗风尚，即使有贪婪的人，能不改变面貌而回头改心吗？而其根本在于朝廷崇尚敦厚宽大的政治，不要让贪婪的人借此谋取私利。因为贪婪的人往往在贿赂不通的时候施行苛刻严酷的手段，所以爱惜名位器用看似忠诚，严格使用法律看似公正。君主不察明而相信他们的用心，那么他们在接受贿赂时就能径直谋取私利，而君主不会怀疑。如今朝廷事事宽大，那么贪吏就无法凭借急迫的手段来要挟索取宠幸和贿赂。这难道只是吏治可以清明吗？国家长久的福气，实际上就由此奠基了。

译原盗

彭维新

有做盗贼的人，有抓捕盗贼的人，还有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做盗贼的人是被贫困所驱使的，抓捕盗贼的人是被神明的威严所愚弄的，而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是残害百姓的。这三者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宜阳城南有一个富家的后代叫张承，年轻时游手好闲，丧失了生计，靠偷窃来维持衣食。一天晚上，他到一个小村子去偷窃，挖穿了墙壁，进出多次，把偷得的衣物堆积在洞外，没有东西捆绑，又进去偷了井上的辘轳绳。恰好邻村的农夫吴禄和他的儿子夜里经过那里，看见墙边隆起一堆东西，推测是盗贼的赃物，就背回家去了。张承拿到绳子出来，四下张望，发现赃物一件也不剩了，愤怒悔恨之下，便在树林里上吊自杀。绳子断了，他摔在地上，大腿受伤，一瘸一拐地躲藏在乱坟堆中，从小路逃跑到嵩山寺庙里做了和尚。过了一年，吴禄把背回来的衣物给家里的妇女穿，被县里的巡逻人员查访到，全都指着他们家的衣物说是盗赃。因为知道吴禄家向来不贫穷，便诡诈地呼叫他的同党，轮流索取他们的财物。没过多久，邻县的巡逻役卒也接踵而至，借故拷问逼迫，没有一个月停止。恐吓勒索，最终使吴禄家破人亡。吴禄父子迁徙躲避到别处，过了十多年，受不住寒冷饥饿，于是跟随臣子做了盗贼。河内、济源的盗案里都有他们的名字。吴禄已经被抓获，官府又悬赏缉拿他的儿子，家里的妇女再次被拘禁。当初那些勒索财物的巡逻卒，已经无法说出他们的姓名和住址了。而嵩山那个做和尚的人，如今因为持戒修行，被人们争相礼敬。那么，张承得以保全性命，是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给他的；吴禄父子遭受罪祸，是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逼迫的，这已经很明白了。所以，盗贼不值得厌恶，百姓不贫穷，就没有盗贼了；抓捕盗贼的人也不值得厌恶，有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盗贼就会悔改并改正了。只有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特别值得厌恶，他们有能力使不贫穷的人变得贫穷，使不做盗贼的人去做盗贼，而自己反而能置身事外逃脱干系。他们必定要使所有贫穷的人都去做盗贼，所有不贫穷的人都去抓捕盗贼，然后自己才能尽情地把他们吞噬殆尽。唉，这是谁让他们这样的呢？既然不能使百姓不做盗贼，又不能使抓捕盗贼的人得以申辩实情而不致贫困，只是让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天天四处出动逼迫百姓去做盗贼，那么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的罪过还可以稍微减轻吗？豢养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纵容借抓捕盗贼之名行掠夺之实的人，就应当由他们来承担后果了。因为阅读吴禄的供词，所以写了这篇《原盗》。

论吏治不清皆由举劾不当疏

王命岳

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治理与混乱，取决于百姓生活的安定与否。能与皇上共同安定百姓的，不过是一两个地方官吏罢了。皇上孜孜不倦地寻求治国之道，痛恨天下的贪官污吏，不得已颁布了犯赃银十两以上就籍没家产的谕令，无非是想让各地的官吏洗心革面，洁身自好，爱护百姓，以彰显朝廷的恩德意旨。按理说，地方长官应当各自怀着敬畏谨慎之心，使贪婪变为廉洁。然而，检举贪污的奏章，没有一天不上呈，法律越严厉而贪污却不止息，这是什么原因呢？臣愚昧地认为，这都是因为举荐和弹劾不恰当。所举荐的人未必都是贤能的，所以举荐不足以劝勉人向善；所弹劾的人未必都是不肖的，所以弹劾不足以使人畏惧。人人都想着谋取眼前的利益，作为讨好上官的资本，那么即使天天悬挂惩治贪污的命令，贪污也必然不能止息。在明朝末年，由于巡抚、巡按的奏报不实，廉洁谨慎的人，贿赂不进门，就被视为软弱无能；贪婪无度的人，金银财帛互相奉承，就被盛赞为干练之才。甚至被纠举为贪官的都是真正的廉洁之士，被奖誉为廉洁的却是大贪官。黑白颠倒，污浊的官吏横行，百姓的生活日益窘迫，逐渐导致动乱灭亡。提起往事，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我们皇上独揽纲纪，官吏承风效尤，各位总督、巡抚、巡按必定不敢公然颠倒是非，辜负朝廷。但臣因为贪风未息，不得不请求责成总督、巡抚、巡按。对于臣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不敢指陈。就像去年十月内，科臣、道臣各自驳斥纠举，总督、巡按的举荐和弹劾互相矛盾，其中提到陕西四川总督金砺，所首荐的左布政使黄纪，以及兴屯道佥事白士麟，随即被巡按陕西御史王继文特别参奏贪污，赃私累累。总督已经奉旨罚俸。如果不是巡按御史在后面执掌白简（指御史弹劾权），那么黄纪、白士麟，正等着凭借荐举希望升迁到中央任职呢。这是同一个人，总督推荐他，巡按却参劾他。又如总督金砺，起初为遵旨荐举官员的事，其中提到分守关内道左参议何承都，持身品格如同金玉，忧国忧民之心深切。随即又因为道臣贪婪的事被纠参。根据总督的疏文称，藩司黄纪，起初揭发何承都的考语非常好，列入应荐举的名单内。等到黄纪被巡按御史纠参，仍然再次揭发何承都的事迹。这是同一个人，起初推荐他，后来却参劾他。又如偏沅巡抚袁廓宇，起初推荐永兴知县周浑，随即因为士民执词赴诉，才上奏检举，是因为有司纵容蛀虫等事。这又是同一个人，起初推荐他，后来却参劾他。（原文此处似有重复或笔误，结合上下文意，应为始荐之继参之，即先推荐后参劾）。由此推论，那么从前那些不可查问的官员评价，恐怕不止一两个人、一两件事了吧。举荐和弹劾关系到劝勉和惩戒，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应当亲自访查确切恰当，然后才可以向君父报告。那些游移不定，忽然说贤能忽然说愚蠢的，如果不是轻率失于详查，就是线索受人操纵。至于贿赂偏私，又是臣不忍心推测各位大臣会有的行为。前事已经蒙皇上处分，臣不必再多说。现在再次陈述这些，是为了表明总督、巡抚、巡按的举荐和弹劾，未必件件都确切恰当，应当立法振作，慎重对待将来。以后凡是遇到总督、巡抚、巡按的举荐弹劾疏文上呈，奉旨下发到部里的，吏部应当参酌公议，如果确实有贤能的人被毁谤，不肖的人蒙受赞誉，部臣应当据实覆奏驳斥，不得只凭原疏，就回复记录功绩或革职的字样。

译负责吏部的臣子耳目有限。科道言官都能上奏弹劾驳斥。这样贤能与否得以辨别，吏治才能清明，百姓生计或许能有所依靠吧。又按察使原本有都察院的考核甄别。虽然贤愚不齐，但罢黜或升迁也紧随其后。至于总督、巡抚本是重臣，而且大多长期任职。负责选官的臣子和言官，每年都有外调的可能，心中存有顾虑，担心一旦成为地方官，就要仰仗属下的鼻息。所以言官弹劾总督、巡抚的极少。恳请皇上特别发出圣旨，普遍晓谕并责成各省总督、巡抚，从头彻底整顿，不要以喜怒来决定高低，不要以亲疏厚薄来决定爱憎，务必期望选拔精简切实，以符合皇上的旨意。每年年终，仍然命令负责选官的臣子和负责监察的臣子一同加以考核。某总督、某巡抚举荐某人、弹劾某人，都准确恰当；某总督、某巡抚举荐某人、弹劾某人有失实之处，详细列出呈报，听凭皇上亲自加以甄别取舍。这样大概根源既已澄清，末流自然洁净。这也是激励的大法，用以倡导树立小廉之一助。

译请复入觐考察疏 顺治十年

给事中魏象枢

臣认为，君主治理天下的权柄，没有比奖赏善行、惩罚恶行更大的了。国家考察官吏的典章制度，不外乎罢黜昏庸、提拔贤明。所以虞朝朝廷考核三年政绩，周朝官制确立六计之法，这些典章制度非常重大。我朝两次举行朝觐大典，正值刚定鼎中原之初，虽然进退官员的规矩很严，但制度尚未完备。虽然表达了万国臣民朝拜舞蹈的忠心，却还缺少在御前考察官员的事项。如今正值皇上亲自处理国家大政，首先举行考核大典，明确一代的法令，以此建立万世的章程，这与从前草创时期相比，大不相同。臣于是考察旧有章制，私下认为，三年一次的朝觐，意义在于汇报职务情况。其名称为“大计”，乃是天子亲自考核天下官员的贤能与否，命令部院、科道等官员分别管理并共同辅佐。就像在御前有奏报，大班有弹劾，怠慢职守者有免冠受责的处分，回任者有训诫的敕令。廉洁能干、超出众人者，当面给予奖赏；地方利弊，各自允许陈奏。这些在会典中都有明确记载，但此前都未曾实行。现在如果严慎之心更加增强，澄清吏治的效益更加显著，倘若让入觐的各位大臣，不聆听皇上威严显赫的圣言，尤其不足以用来劝勉和惩戒天下。臣认为，像鱼鳞般聚集在宫阙之下的，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实际上是百官的纲领。两司称职，那么道、府、州、县官员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恭敬地请求皇上当面召见各省两司等官员，询问水旱灾害频繁发生，有无救济和招抚流民的措施；所上报的土地荒芜、人口逃亡，是谁造成的；询问钱粮混同冒领，官员侵吞、吏员中饱私囊，每次多达数百余万两，是谁掌管；询问劣等官员减少税收、损害国家，却长期获得优良评价，是谁纵容的；询问款项混杂开具，征收解运混乱，《赋役全书》屡次训诫仍不能确定，是谁负责的；询问地方上有藐视法律、徇私舞弊，纵容盗贼、窝藏盗匪，罪害波及官员百姓的，是谁制约的；询问法律不明，任凭私意出入人罪，是谁议定的；询问钦案搁置，长期不能完结，是谁推诿的；询问奸恶蛀虫盗取折价官粮，成千上万，弊端源于私下勾结、滥派差役，是谁主使的。凡是三年中，国家赋税的增减，百姓性命的生死，官员评价、吏员议论的是非公私，关系到大纲的，逐一当面奏报。称职者如何奖赏，不称职者如何处分，这才足以作为百官的表率与警戒。倘若有人支吾搪塞、欺骗掩饰，允许科道官员拿着白简跟随纠察驳斥，使其心服。让郡邑小吏，在咫尺之间感受天威，在雷霆雨露之下感到恐惧，仰见盛世考核典章的昭明，海内人心受到鼓励，即使千万世也将永远遵奉。

严饬官箴疏 顺治三年

给事中林起龙

臣认为，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百姓的安危；百姓的安危，系于守令（地方官）的贤能与否。我皇上在明朝衰乱之后夺取天下，励精图治，决心安定百姓，四海都仰慕太平的教化。但是守令不尽职责，积弊未除，实政未举，辜负了皇上期望治世的诚意。臣作为新进儒生，不知忌讳避嫌，敢为皇上痛陈此事。为朝廷教养百姓的，是守令。如今的守令，有能招抚流亡的人吗？有能开垦荒芜土地的人吗？有能巡视田间小路的人吗？有能教导百姓种植的人吗？有能核查户口的人吗？有能均平赋税的人吗？有能减轻徭役的人吗？有能驱除盗贼的人吗？有能抑制豪强的人吗？有能禁止衙门蛀虫的人吗？有能赈济灾荒的人吗？有能救济孤寡的人吗？有能修浚城池的人吗？有能平整桥梁的人吗？有能兴办学校的人吗？这十五件事，都是守令的职责。臣并非苛刻地议论天下，知道没有能全部实行的人。即使其中较好的，也不过是急于征收赋税，听断狱讼，谨慎文书簿籍罢了。至于那些贪婪残酷、暴虐无道，榨取百姓膏血以肥己的；昏庸无能、软弱无力，纵容虎狼般的人噬人的，守令如此，百姓怎么能得以生存呢？臣请求敕令有关部门，申明守令的职责，严厉命令巡抚、巡按，加紧督促考核，务必让他们实心任事，不要崇尚虚文。仍将臣所说的十五件事，分别多寡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如全部实行的为上等，实行一半的为中等，实行少的为下等。上等的允许巡按御史不时特别推荐，中等的复命保举，下等的予以弹劾。这样或许人们就知道职责所在，实政得以举行，积弊自然消除。至于贪婪残酷、暴虐无道的，必须逮捕审问，从重处罚。这类人出身市井无行，盗取名位，一旦进入仕籍，就垂涎百姓骨髓。等到装满口袋，自忖不过是被罢官而已，回去购买良田美宅，洋洋得意，这正是他们的心愿。请求从今以后，如遇赃官，不论数量多少，必须如数追回充作军饷，依照法律定罪。赃款达到五七百两的，必须没收家产，使他们有身家子孙的顾虑，或许贪婪残暴之徒才会收敛行迹，遵守法律。至于昏庸无能的，必须上奏参劾，斥责革职。这类人年老体衰、耳聋眼花，错误地承担重任，任凭书吏纵横，满堂都是官，与贪吏相比虽然未得钱财，但误国殃民，危害更大。如今法律只规定降调至偏远之地，哪里不是皇上的疆土，哪个百姓不是皇上的子民？况且偏远之地，穷乡下邑，都是无处申诉的穷苦百姓，让这类人去治理，是更加加重他们的穷困了。何况天下这么大，何必担心没有人才，一定要如此姑息呢？臣请求从今以后，如遇老迈龙钟者，立即斥责革职，不必降调。

译平民百姓知道受到鼓励，就不会因循守旧、懈怠废弛了。

译奖劝清吏疏 顺治十六年

御史田六善

臣认为，清廉与贪浊是人品高下的分野；奖劝与惩戒，是朝廷的重大法度。这种惩戒，是紧接着奖劝而言说的。如今贪污的风气日益严重，处于极其严重、难以挽回的境地，不得不严厉惩处来警示众人。然而，虽然惩处严厉，弊端却日益巧妙隐蔽，廉耻之心渐渐沦落到无法询问的地步。只有惩戒与奖劝并行，那么今天虽然不能一定让人自我奖劝，但实行久了，人们将看到清廉官吏值得效法，从而勤勉自我约束，也可以不靠惩处而自我奖劝，这样向上达到大治就不难了。现在州县并非没有奖劝了：缉捕逃人则有奖劝，缴纳银两粮食以及开垦荒地、完成赋税则有奖劝。百姓的安危，原本取决于官吏的清廉与否，而用来奖劝清廉官吏的方法，未曾讨论过。督抚也并非没有奖劝了：州县能缉捕逃人，督抚就有奖劝；州县能开垦荒地以及完成赋税等事，督抚就有奖劝。官吏的清廉与否，原本取决于督抚的公正与否，而用来奖劝督抚的方法，未曾讨论过。况且，缉捕逃人、开垦荒地等奖劝，是奖赏有才能的人；缴纳银两粮食等奖劝，是奖赏富有的人。这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清廉官吏更有益处呢？况且州县有功，督抚都积累作为自己的功劳，因为他们能督率下属。这哪里比得上能使官吏没有不清廉的更有益处呢？督抚不能获得荐举，不过是说他们有虚文而无实用。然而参劾容易而荐举困难，此后督抚将每年参劾几个人来敷衍塞责，至于官吏的清廉与否，也就漠然视之了。恳请皇上敕令督抚，不得效仿平常荐举的习套，只查地方历年所得清廉官吏，究竟有几人，一一开列上报。恳请皇上记名在侧，以便优厚提拔。恳请皇上敕令该部，或一年，或两年，分类核查各督抚辖区，有清廉官吏五人的，如何褒奖嘉许；有清廉官吏十人的，如何特别优待；没有清廉官吏一人的，如何处分。这样大家各自奋发，治道可以振兴。然而实行此法有五便，议论此法有三难，不可不加以讲明。什么是五便？奖劝清廉官吏，那么那些忍受清苦的人，会说别人虽然荣华富贵，自己虽然冷落，但公道尚存，声名尚美，那么持守节操的志向更加坚定，这是一便。奖劝清廉官吏，那么不在清廉官吏行列的人，会说即使自己有缉捕逃人、赈济灾荒等功劳，操守尚未被信任，御史弹劾的奏章令人畏惧，谁敢不努力自我磨砺？这是二便。奖劝清廉官吏，那么皇上担忧吏治日益败坏，寻求人才而得不到，今后可以知道某省还有几位清廉官吏，以此检验吏治的兴废，这是三便。奖劝清廉官吏，使天下清楚地知道国家奖劝有才能的人如此，奖劝有德行的人如彼，风俗可以大为改变，这是四便。至于奖劝清廉官吏兼奖劝督抚，那么督抚过去认为清廉官吏对自己无益，摧残斥责，使廉洁正直之士灰心丧气，现在看到清廉官吏万万不可没有，就一定会像呵护鸟卵一样保护他们，亲近喜爱他们了，这是五便。什么是三难？议论的人必定说，一旦奖劝清廉官吏，那么其余不清廉的就可想而知了，无法处置那些不在清廉官吏行列的人，这是一难。如今天下果真都是清廉官吏吗？与其不奖劝而导致泾渭不分，哪里比得上奖劝他们，使有清廉名声的人知道勉励，无清廉名声的人知道警戒呢？议论的人必定说，一旦奖劝清廉官吏，恐怕督抚依旧受贿徇私，这是二难。难道没有巡按御史互相监察吗？巡按御史在地方，虽然不如督抚任职长久，但考察督抚所荐举的是虚是实却很容易。不公不明，法律已经严厉，督抚又怎肯为了自己的功名，为他人留下地步呢？议论的人必定说，一旦奖劝清廉官吏，担心钱粮等事未必没有牵累，这是三难。周礼六计考核官吏，总以廉洁贯穿其中。平常的加级纪录，都可以抵算罚降，难道一尘不染的官吏，为皇上爱护养育百姓，独独不可以加级纪录，并承受皇上的特殊恩宠吗？如果实行的人极力促成这五便，议论的人不被这三难所迷惑，将看到廉耻可以兴起，名节可以振作，循良的风气，不让于前代了。臣工幸运，天下幸运。

请分别贤能疏

曹一士

臣看到皇上即位以来，勤求民间疾苦，加惠百姓，恭敬阅读谕旨，上面说百姓安定那么朕的身体就安定了。伟大的皇言，听到的人都感动流泪。臣愚昧地认为，要使百姓安定，务必在于不扰民罢了。而其关键没有比慎重选择督抚更优先的了。督抚是地方长官的表率。督抚不扰地方长官，地方长官不扰小民，那么天下的百姓没有不安定的了。从大官到小官，都有贤员，有能员。贤能兼备的是上等，贤而不足以能的是次等，能有余而贤不足的是再次等。什么是贤？致力于持守大体，与民休息的，是贤。什么是能？致力于做事建功，综合考核名实的，是能。天下能吏多而贤吏少，那么吏治必定有不公平的地方，不可不赶快加以甄别。臣查督抚保举题奏地方长官，其言辞大约有几种：说年力强盛、富有精力，为人明白，办事勤慎。其实际事迹，则是钱粮没有拖欠，开垦多方，善于捕盗。如果像他们所说，确实是所谓的能吏。然而不久有的因贪污亏空被闻知，有的因草菅人命被弹劾，所谓的贪吏酷吏，没有一个不出自能吏之中。他们确实有才能，用来助长他们的恶罢了。至于官吏中的贤者则

译不是这样的。只是心怀悲悯爱护百姓罢了。只是诚恳朴实没有浮华罢了。在侍奉上级时，不阿谀逢迎罢了。官吏百姓同声称赞他不烦扰罢了。这几点，都是总督巡抚视为无能的表现。然而贤德的人，必定出自其中。推度当今世上这样的人不少，但总督巡抚的推荐奏章却从未涉及这些人。难道是因为重视才能而轻视贤德的原因吗？还是因为拘泥于积习，把能干的官吏就当作贤德的官吏呢？况且我担心总督巡抚所说的“能”，并不是真正的能。把奔走效劳便利称为能，那么老成持重的人就被视为迟钝了；把应对敏捷称为能，那么质朴寡言的人就被视为迂腐疏远了；把逞强好胜、喜欢多事称为能，那么沉着冷静的人就被视为怠慢迟缓了。甚至有人把刚猛严酷、不顾他人议论称为能，那么那些致力于安抚百姓、不擅长罗织罪名的人，就被指责为沽名钓誉、才力不足，于是搜集细枝末节的小事来弹劾罢免他们。喜好风尚一旦偏颇，取舍标准就立刻不同。等到所选取的人失败崩溃时，就说：“我不该在以前错误地举荐，只听从吏部的评议罢了。”既然有错误举荐，就一定有错误弹劾。错误举荐的人可以议处其罪，错误弹劾的人又从哪里施加惩罚呢？我从孟子那里听说：“尊重贤人，使用能人。”又说：“贤人在高位，能人在职位。”明确了贤与能应当区别开来。我愚昧地认为，现在的总督巡抚，追求显赫功绩的想法多，而敦厚宏大、宽裕包容的道理少；损害下级利益来增益上级的事情多，而损害上级利益来增益下级的道义少。这确实是关系到当世治国根本的大问题。治国根本一旦偏颇，必定滋生流弊。扭转局势的关键，实在就在今天。我见皇上对于凡是丈量土地、开垦荒地、割让隶属州县、改调地方官等一切频繁变更、烦扰百姓的措施，都颁布旨意予以罢免革除。身为总督巡抚的人，推度没有不顺应潮流宣扬教化的。我所担心的是，他们或许固执己见，就会掩饰错误来自我保护；或者意图迎合，又会姑息迁就以求得暂时安宁。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明白贤与能的区别。斗胆请求皇上特别颁布一道谕旨，剖析贤与能的区别，详细加以开导，使他们在精明严肃之中，施行从容宽大的政治。让能人务必努力成为贤人，而贤人更加勉励自己具备才能。《尚书》说：“人有才能，要使他羞于自己的行为。”这是勉励他成为贤人。《诗经》说：“唉，你们君子，不要常常安逸休息。”这是勉励他具备才能。如果贤不是真正的贤，能不是真正的能，那么必定是告诫他不醒悟，引导他不听从。只有皇上立即赐予果断的决定，将他们罢免斥退。这样总督巡抚就没有不洗心革面、涤荡杂念，来向上报答圣明的。至于他们所属的地方长官，皇上敕令在保举题奏时，分别填写“贤员”“能员”的字样，然后在下面详细陈述事实。如果是能员而有败坏品行，允许总督巡抚自行检举；如果是贤员而留下恶劣行迹，则对总督巡抚从重处分。倘若他们所属所举荐的都是能员而没有一位贤员，那么不是大官缺乏端正自身、统领下属的方法，就是贤人有被堵塞无法上达天听的祸患。总督巡抚的贤与不贤，且看他们所举荐的人就一目了然了。像这样，用知人的智慧，作为安民的恩惠，那么皇上的仁心仁政，寄托在这几个人身上，天下百姓，有不共同接受福泽的吗？

译请求禁止越级升迁疏 顺治十五年

给事中姜希辙

臣认为，朝廷对于有功有德之人，设有爵位俸禄；对于贤能勤劳之人，臣子应当恪守本分、奉献忠诚。这是因为职责所在，臣子应当尽心竭力，不敢荒废职守，以免招致“鼎覆食溢”（比喻因失职而获罪）的讥讽。否则，就会受到降职罢免的惩罚，以此警戒冥顽不灵之人。这是为了激励人们振作精神，勤于职守。如果一个人已经履行了职责，器物整洁有序，行为不违背八法（指古代官吏考核的八项标准），才能或许有一技之长，积累俸禄资历，升迁不会落后，从未听说掩盖勤劳而不核实名实相符的情况。

然而现在的吏治却大不相同。例如缉获逃人、开垦荒地、漕粮征收完毕，这些情况，有的加级，有的不论俸满年限，越级迅速升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探究越级升迁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逃人容易隐藏难以抓获，荒地容易抛荒难以开垦，漕粮容易拖欠难以缴完。不得不开辟功名之路，作为激励迟钝者的手段。否则人心不畅，难以奏效。

这三者，都是臣子职分中应当做的事。对于应当履行的职守，如果懈怠玩忽不举，自然有惩罚在后。现在不仅给予纪录，又加级，前面已经升迁，后面又再次升迁，甚至级别无可再加，升迁却仍不止。对于国家劝勉贤能的制度，不免流于泛滥；而臣子循分守职的心态，也觉得不安。况且这三者，并非当事人有特异才能卓越出众，应当破格提拔。而是看地方情况。如果在京城周边、齐豫一带，即使逃人缉捕不尽，荒地开垦不尽，漕粮征收不尽，但问其他省份，有的说逃人不是故乡人而没有隐匿，有的说没有一寸土地不开垦，这就不用费力了。至于漕粮，又依赖天时年景。如果年成荒歉百姓贫困，即使想竭尽智谋，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所谓贪图天功作为己力，难道可以作为臣下的榜样吗？

臣认为这三者，不应当有加级和不论俸满的特典。只应当一年一次考核，根据事务设立标准。尽职者给予纪录以表彰其功，怠废者严加惩罚以警戒其后。何至于让人因为一事修举，胜过三年的考绩；轻视循分守职的升迁，期望非常规的侥幸晋升呢？况且国家考核功绩的制度，不止这三者。如征收赋税、教化士人、祭祀神灵、劝课农桑、训练军队、训诫将领、兴办教化、淳厚风俗，从未听说事事都有加级，事事都有升迁。

此外臣还有请求：捐俸也属于臣子的道义，给予纪录用以彰显劝勉。竟然有人夸耀多费，金钱米谷，成千累百。这是纪录不足以风示，反而足以奖励贪婪。这难道是國家鼓励的初心吗？此后恳请皇上敕谕督抚按，务必核实数目，才上奏题报，不得徒尚虚文，用来夸耀耳目。这也是警戒的微权。

卷二十 吏政六大吏

奏陈封疆难以胜任疏 雍正七年

山东布政使费金吾

伏念臣资质浅薄平庸，仰承皇上的眷顾，寄托屏藩的重任，历经嵩岱的重要区域。常因措置不当，自知罪过很多。竟然蒙受圣上嘉许，钦召赴京。私下欢喜小臣，或许可以常依于京城。哪料圣意，竟想委任我以封疆大吏。恩遇之隆，到了极点。微臣有何德行，能蒙受眷顾至此。只有奋勉以报答高深之恩，怎敢暴弃以辜负化育之恩。只是臣报答之心甚切，而臣力难以承担，有不得不直陈于圣主之前的。

巡抚总揽庶务的成效，虽然案牍比藩司稍减，但巡抚统率僚属的职责，其督导率领比藩司加倍困难。必须有经天纬地之才，具备通达权变之识，能在片刻之间决断疑难，能在征兆未显之前审察机微。面对巧诈幻变而来，心中自有主宰；知晓缓急次序，从容应对。纠正前人的偏颇而不致矫枉过正，弥补庶事的缺失而不使弊端随法而生。持守大体而不图琐碎，务求远谋而不计眼前之利。如果有益于国家，不要存有畏首畏尾之心；只要无愧于人，不要躲避招怨招尤之举。然后才能整顿地方，挽回风俗，练兵筹饷，使饷足兵精；整饬吏治安民，使民安吏肃。必须如此方可承受封疆的重托，才不辜负委任的隆恩。

现在臣性格既迂腐拘谨，才能又驽钝，况且风闻湖北安徽二省，吏治民风，尚须加意整饬。以臣的愚陋，尤其恐怕难以胜任。在人臣宣力效忠，东西南北，只听君主驱使，岂容趋易避难。但必须力克肩任，才对国事有济。臣之所以自揣而惴惴不安。孙国玺来山东，约在年底。微臣赴京，约在春初。统乞皇上衡量臣的才力以授职，指示臣的法守以循行。臣只有更加竭尽愚诚，不敢一事苟且塞责，一毫瞻顾因循，以仰报特达之知，逾格之恩于万一耳。

自陈办事情形疏 雍正四年

鄂尔泰

十月初二日，云南府知府袁安煜到任，口传圣谕：“你到云南，下旨给总督鄂尔泰，听说他不论小事，每办至二三更天。若是劳坏身体，不是欲报朕恩，反为负朕矣。嗣后但办大事，断不可如此。”钦此。臣既捧诵朱批，复跪聆慈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