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户政二十四盐课上

译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四 盐课上

行盐日知录

顾炎武

松江人李雯论述盐的产地，认为盐产自盐场，就像五谷生长于土地一样。应当在盐场确定定额，征收一次税之后，不再过问盐流向何处，这样对国家与百姓都有利。他又说：“如果天下都是私盐，那么天下也就都是官盐了。”这个论点切实可行。邱仲深在《大学衍义补》中主张恢复海运，并引用杜甫的诗句“云帆转辽海，稻来东吴”作为证据。我论述盐法，也引用杜甫的诗句：“蜀麻吴盐自古通”，又说“风渺吴蜀，舟通盐麻”，还说“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如果像今天的盐法那样，各自划定行销区域，吴地的盐怎么能运到蜀地呢？人们都诵读杜甫的诗，却不知道其中的历史典故，这就是所说的“诵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务却不通达”啊。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上奏说：大同的粮食储备，从陵县长芦运到太和岭，路途遥远，费用沉重。如果让商人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米，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米，都折算为一引盐，每引二百斤。商人卖完后，就拿着原来发给的盐引，亲自到当地官府缴销。这样，转运的费用就节省了，而军需储备也充足了。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就是中盐法的起源。

唐代刘晏担任转运使时，专门实行盐专卖法，以充军国之用。当时，许、汝、郑、邓以西的地区，都食用河东池盐，由度支使主管；汴、渭、唐、蔡以东的地区，都食用海盐，由刘晏主管。刘晏认为盐吏多了就会扰乱百姓，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制的盐，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往各地。其余州县不再设置盐官。那些距离产盐地较远的江岭地区，就把官盐转运到那里储存。如果商人断绝供应导致盐价昂贵，就减价出售，这叫做常平盐。官府获取利润，而百姓不缺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后来竟达到六百万缗。因此国家用度充足，而百姓不困苦疲敝。今天盐利之所以不能振兴，正是因为盐吏不能裁撤。读史的人可以对此感慨并有所醒悟。行销盐的地区有远近的不同，如果远离官府而靠近私盐产地，百姓就不得不购买私盐。既然购买了私盐，那么兴办贩卖的人必然兴起。于是盗贼增多，刑狱滋生了。《宋史》记载江西的虔州，地界连接广南，而福建的汀州，也与虔州相接。虔州的盐不好，汀州本来不产盐，两州的百姓大多盗贩广南的盐来谋取利润。又说虔州的官盐从淮南运来，卤水潮湿，质量恶劣，分量不足一斤，而价格高达四十七钱；岭南的盐贩进入虔州，用一斤半抵一斤，纯白不杂，卖二十钱。因此虔州人全都食用岭南盐。虔州就是今天的赣州府，宋朝时多次讨论都无法确定，最终还是食用广东盐。每年秋冬，农事刚结束，常常几十上百人结伙，拿着兵器旗帜，往来于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到之处掠夺谷物布帛，抢掠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有时甚至杀伤人，就起兵为盗，依仗险要地势，官府捕捉不到。有时赦免他们的罪行招抚他们。元末的张士诚，就是凭借盐徒身份盗据吴会地区。那些小小的兴办贩卖者，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未曾断绝。我年轻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行销盐的地区，而民间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而来，颜色青黑，比官盐好。等到我游历大同，所食用的都是蕃盐，坚实精致。这是地利方面的便利，不是国家法律所能禁止的。明明知道不能禁止，却设立巡捕的规章，以查获私盐的数量作为考核，每季规定一定的额度，这是掩耳盗铃的政策啊。宋朝嘉佑年间，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上书请求停止发放茶本钱，放任茶户贸易，而官府收取租钱，与各地征收的税款一起归入榷货务，用来偿还边境购粮的费用。这样可以疏通利源而宽缓民力。仁宗采纳了这个建议。诏书说：“历代以来的弊端，一旦得以消除。将其定为常法，不再更改制度。”因此，即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对于茶法也没有改变。这个说法可以通用于盐课。

盐法论

曹一士

天地有自然的利益，本来就是为百姓而产生的。为百姓产生利益，却不听任百姓去获取，那么利益就会壅塞在上层，而下层百姓就有断绝生计、无处依靠的忧患。然而听任百姓获取，而一切都不把权力揽在上层，那么豪强的宗族和狡猾的官吏，就会操纵盈亏来趁时机的缓急，最终利益归于奸人，而百姓更加困苦。天地自然的利益，没有比盐更大的了；而一切把权力揽在上层的，没有比盐法更甚的了。议论的人认为煮海制盐的谋略，禁令波及聚集的百姓，就归罪于桑弘羊、孔仅的法律，甚至上溯到管仲。耕作开凿的变化导致井田制的改变，井田制的变化导致阡陌制的出现，形势不可能再逆转了。如果听任盐自然生长和繁殖，而没有人为地严厉禁止，我看到海滨的百姓，也会在煮盐的柴薪和盐碱地之间每日寻找干戈争斗了。有圣明的君王在上，即使没有管仲，能不兴起并大力防范吗？禁止是对的，而禁止的方法，本来是为了利于百姓。考察古代，盐法屡次变化，大体不出收盐和收税两个方面，官卖和商卖两种方法。比如齐国，计算钟釜的数量，由官府出售，又征税并积蓄起来。汉代，利用官方的器具煮盐，设置盐官和牢盆。后汉，卫觊请求设置使者监督卖盐，魏武帝听从了他的建议。陈文帝，设立煮海盐税。后魏宣武帝，收取盐池的税利，直到永熙年间，在沿海设置煮盐。唐代开元年间，盐池有租，盐井有钱，拖欠的就平均征收户税。

译至于将盐收归官府再转卖给商人，设置亭户来管理盐丁，设立巡院来抓捕私盐贩子，这是采纳刘晏的建议。宋朝雍熙年间，命令商人向边塞输送粮食，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给予颗粒盐或末盐。端拱初年，设立折中仓，允许商人向京城输送粮食，优待其价格，给予江淮地区的盐。直到在真州建立盐仓，等待漕船空载返回时，就装载盐分散发到江浙湖广地区，这原本是李沆的主张。明朝参用汉、唐、宋的法律，洪武年间，每个盐丁给予工本钞二贯，又给予草荡和灰场，这就是官府提供煮盐设施的意思。又命令商人向边塞输送粮食换取盐引，边塞粮食充实而盐税不亏损，这是采用宋朝方法而取得的成效。从宣德年间开始有了存积常股的名称，用八分供给守支客商，用二分存留官府，等到缺粮时召商人到来，就支取，其价格昂贵，直到宏治朝徐溥倡议，叶淇完成，命令淮商引盐，全部向户部缴纳银两，送入太仓银库，分送到各边塞，这是采用唐朝转卖商人的方法，也没有大的失误。然而从成化年间，林诚奏定盐税的条例，一半折成银两解送京城，一半留在盐场供给客商，于是不再征收盐而征收银两，遇到需要补充盐引，就商议分摊赔偿，盐法开始与古代大不相同，私贩之徒有了借口的理由，而利益归于奸民，祸害集中于贫民，延续到万历年末，百姓困苦极了。法令既然败坏，没有不走到绝境的，走到绝境而没有出路，于是必然有一条途径，顺应形势不得不如此，而自然趋向它，在上位者因而给予它，那么百姓乐于其便利，而法令可以长久施行。现在商人从官府买盐，而官府向商人取税，确实是不易的好法。为什么呢？官府向商人征收银两，而私贩增多，那么官府受害；官府向商人取盐，而官吏上下其手，不免有压制勒索亏损的祸患，那么百姓受害。哪里比得上自己煮盐，自己卖盐，没有亭户总催的赔纳，没有各乡滨海地区的区分，商人自己收取，商人自己贩卖，没有存积常股的滞留，没有折征给发的纷乱，这法令虽然与古代大不相同，而历代的积弊一扫而空，百姓所便利的，形势不得不趋向于此，即使道理也不容不出于此，所以说法令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然而商人按照盐引的数额来买盐，盐引数额之外，商人不敢过问。而盐的产量，实际上不可以用盐引的数额来限制，于是私贩的弊端，又丛生其中。官府从而制定章程，说每年抓捕私盐应当有多少，抓捕不到额度的有惩罚，利益所在，即使严刑峻法，也不能制止，有早上戴上铁镣而晚上就贩卖私盐的。不仅如此，这数十万游手好闲的无赖之徒，既然没有空闲田地让他们从事农业，如果不做私贩，他们肯安然无事吗？况且上位者定下额度而限制抓捕，这是明知盐的产量不尽在商人的盐引之中，舍弃不管，却掩盖而取之，这在道义上怎么讲呢？难道不是天地所生用来利于我们百姓的东西吗？

译那么难道就放任他们私下贩卖而不加禁止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百姓有取之不尽的利益，我本来就要把取之不尽的利益给予他们，同时收取剩余的盐。请仿照唐代常平盐法，每年等到客商领取的盐引数量充足后，就命令百姓将剩余盐的数量统计清楚，到官府申报购买。官府给予价格，按照与商人交易的数量，登记造册，并上报给转运使司。对于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设置仓库并安排守卫，如同积储粮食的方法。遇到连年阴雨洪水，盐产量不足，商人的盐引销售停滞，价格将要暴涨时，转运使司就降低价格出售，分发到各州县。这样做的开始，盐场没有废弃的货物，这是利民的第一点；最终，市场上没有突然暴涨的价格，这是利民的第二点。而国家在盐引定额之外，每年也可以收取剩余盐数百万石，作为应急储备。这就是刘晏所以能使国家富裕，而百姓不感到困苦的原因。有人说：官府收购盐的价格，显然不能像私下售卖的价格那样高，怎么保证百姓一定不私下贩卖呢？回答说：我难道只是收购而已吗？我仍然要禁止私下贩卖。请重申旧制，在路上背负携带盐的人不要禁止，在盐场若干里以内的人不要禁止，而在江海出入的地方，对于大型船只，巡逻警戒加倍严格。以前不收购而只是禁止，百姓茫然不知上面的人打算把这些剩余的盐放到哪里。既然收购了，然后接着禁止，违犯者一定依法论处，百姓又有什么借口呢？像这样，为什么不增加盐引的定额，而一定要收取剩余盐呢？回答说：有固定数量的叫做定额，没有固定数量的叫做剩余。定额一旦增加，以后就不能再减少。况且商人正对正税难以办理感到恐惧，又增加他们的盐引，谁愿意接受呢？至于剩余盐，多少看天气晴雨，有无在于勤劳懒惰，不限制数量，不强迫他们来交。这是国家用来酬谢美好利益、恩惠穷苦百姓，而不纠缠于细微算计的方法，不同于所说的坐地起价十倍。那么官府收购并官府出售，与商人并行可以吗？这是争夺利益。汉献帝时，因为流民失业，想利用盐价购买牛只鼓励耕种，偶然实行一次，不是太平盛世应该有的。韩愈所说的“求利未得，敛怨已多”，不可以不引以为戒。有人说：我之所以收取剩余盐，本来就是为了让百姓获利，也不是为了损害商人。这个法令实行后，私盐绝迹，商人的盐引没有阻滞，盐价贵不至于伤害百姓，贱不至于伤害商人，百姓的利益，商人也得到了。商人和百姓，难道不是与国家共享自然之利的人吗？

更盐法

天津道郑祖琛

弊端没有比盐法更严重的了。而盐法的弊端，是由于盐引不能流通，价格不能平抑降低。所以弊端在商人而不在百姓。规定沿海和有盐井盐池的地方，允许百姓开辟土地作为盐场，开垦畦地设置盐灶，或者商人出资来收购，或者官府出资来收购，再转交给商人去销售。由户部发给盐引，在盐场领取，在批验所查验，运往应该销售的地方，都按照盐引来知道数量。进入别人的辖区，就是私盐。同样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同样是朝廷耕种的百姓，为什么要划分井界疆域，盐引的辖区不能稍微让步呢？推究立法之初，按人口分配盐，所以按地域发放盐引，又担心百姓吃不到咸味，设置商人转运，使百姓没有匮乏的忧虑。这是最完善的法令。实行久了，人口有增长不同的情况，道路有开辟不一的情况，而世代从事盐业的商人，就独占利益来损害百姓，各种弊端因此聚集。从盐场出来，就有偷漏的弊端，夹带的弊端；在监掣处查验，就有掌秤的弊端，捆包的弊端；运到中途，就有换船的弊端，改包的弊端；在口岸销售，就有加卤耗的弊端，加三带的弊端；卖给水贩，就有搀和的弊端，轻秤的弊端；甚至船户和商人的仆役，互相勾结串通，江湖险阻，捏报淹没消耗。所以盐法的弊端始于场商，成于运商，而百姓的私贩日益兴起。小百姓只趋利而行，现在看到盐场可以不凭盐引就销售，也就没有盐引去销售；商人可以夹带运输，也就夹带运输。而商人借官府之名行私利，认为官引滞销，都是百姓私贩造成的损害。他们贿赂地方文武官员，从郡县到营弁佐贰，没有不被他们指使的。而四方游客，下至佣工贩夫，人人都觊觎盐商的利益。于是做商人的，操行如同贱役，服用比拟公侯，匣费磨单，公销私用，巡船卡栅，朝改暮更，假借巡缉之名，巡逻骑兵四处出动，舍大私枭不问，而每天把步贩肩挑当作鱼肉宰割。最终经费越多，成本越重，官盐价格比私盐价格高出一半，即使驱使天下的穷民，全部投入监狱，其势头终究不能停止。持竿执棒，甚至成为盗贼的根源。况且狡猾的商人，又趁盐价贵贱之时，跨越盐引辖区去填充。所以起初，商人与百姓争利，后来，商人与商人争利，地方长官又各自为私而庇护他们，他们的弊端岂能说得完呢？现在议论盐法的人，一说是裁减费用，二说是缉拿私盐。无论费用不能完全裁减，即使裁减一二，盐价依然如故；无论私盐不能完全缉拿，即使缉拿千人，私盐依然如故。想要清除源头，不如全部免除，仿照古代刘晏的方法，在盐场起征课税，听任商民自行转运，而各种弊端就可以消除。怎么说呢？天下的盐场，除了奉天二十场

译不征收额外的课税。其余盐场共有一百零五个。大池一个。小池两个。大井十六口。小井七千七百零三口。都颁发盐引给商人，以保障课税收入。从前云南不颁发盐引。是按盐井发放盐票。贵州则是靠近湖南的吃湖南的盐。靠近四川的吃四川的盐。百姓就近贩运。向官府缴纳税款。现在都不再沿用旧制了。应当请求依照两省的旧例。参照施行。凡是产盐的地方。每年计算其面积有多少。产盐多少。像征收地税那样。责令盐场官员招募盐商经营管理。按盐场发放盐票。根据产盐地的情况确定课税的多寡。盐商向盐场官员缴纳课税。征收解送如同地丁银的处理方式。无论远近的商民。听任他们到盐场购买。并将课税并入盐价中。然后发给官票。不拘泥于引地。允许他们随时转运。各地的关卡渡口。查验盐票后放行。年终则将盐票缴给州县汇总销毁。囤积者治罪。这样。那么私盐就全部变成了官盐。而国家的课税就没有不足的了。有人说盐场有丰歉。盐场能确定课税吗。回答说那么为什么征收地税呢。盐场所产的盐。即使有时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终究不会大大偏离引额。如果一定说所产的盐。达不到引额的数量。那么现在先缴纳课税然后运销盐的人。没有盐怎么运销引额。难道要责成运商赔偿吗。只有确切核算每年出场盐的数量。以此搭配正课。定为盐场多少引。应征多少课。盐多于引额的部分就是余课。用来弥补歉收年份。以及蠲免缓征的不足。这必须严格盐场官员征收的处分。然后才能施行。有人说运商有河工报效的资金。其积引分年带销。如果把正课并入盐价。不仅报效没有资金。而且引额没有分年带销。不担心课税会有短缺吗。回答说现在的运商。名义上是报效。实际上是分年带销。从来没有一年清缴一年的定额。拖欠累累。不下千百万。有虚名而没有实际帮助。这是为什么呢。

译有人说，土地有远近之分，依靠商人的转运来核查盐的出入，如果不区分引地，那些距离产盐地遥远的地方，商贩不去，百姓难道不就要吃淡食了吗？回答说，这是没有认清形势的说法。长芦、山东、河东、浙、粤、川、淮，都是天下产盐的地方，与行销盐的地方，近的只有百里、数百里，远的也不过一千多里、一二千里，从来没有三四千里隔绝不通的情况。商人百姓追求利益，翻山越海，用有的换没有的，往来不断。那些近在数千百里内的地方，铅锡远超过万里，洋铜隔着重重海洋，然而铜、铅、锡的用途，遍及穷乡僻壤。如果真能借助贩盐的途径，富有的人带着资本前来，贫穷的人挑着担子到来，这难道不比让专营者垄断利益而损害百姓更好吗？

有人说，现在的私盐没有税赋，所以价格低廉；价格低廉所以贩卖的人多。如果产盐地有税赋，商人百姓又有什么利益可图而去做呢？回答说，盐产自盐场，按斤计算，不过几文钱。正税所征收的，也不到一分银子。即使加上卤水损耗的折耗、舟车运输的费用，也绝不会像今天盐价这么贵。今天的盐价，是因为官府代为计算行销利息、道路资费，并且督促责成、预先筹划，而且有余课需要搭销，有匣费需要应酬，有缉捕的经费，没有一项不归入成本，所以比正税的数额高出五六倍。如果真能免除那些名存实亡的余课，听任他们自行转运，那么一切费用都没有了，仅以盐场盐的自然价格，加上正税，每斤不过一分多银子。即使盐场有丰歉的不齐，场民有生计的不等，加上每斤也不到二分银子。商人百姓不用招唤就会自然前来了。

有人说，一天没有盐百姓就会受害，所以规定价格，使其不至于囤积居奇。如果听任他们自行交易，百姓难道不会不便吗？回答说，物品的盈亏消长，是自然的道理。百姓一天不能没有盐，也不能一天没有茶。天下专卖茶的人，有的有引票，有的没有引票，然而从来没有规定价格，而吃茶的人并不认为受害。况且现在所谓的定价，商人能遵守执行吗？运商卖给水贩，水贩卖给子店，处处分销，层层剥削，有的借口盐船不到，有的托词卤水损耗，他们依然囤积居奇。而且水贩必须按照官方的路程，乡镇市场必须卖给子店，所以水贩和子店可以垄断利益，小民虽然犯法却乐于吃私盐。如果从盐场起征税赋，那么出自盐场的都是官盐，没有地方不能行销，也就没有地方不能买卖。小民既然容易规避，商贩也就无法囤积居奇。放宽关税的防范，严格禁止囤积，价格没有不平的，百姓没有不便的。

像这样，朝廷有正赋的供给，官府没有督禁的骚扰，商人没有虚耗的费用，百姓没有私贩的担忧，而仿效刘晏的古法，恢复滇黔的旧例，与我们国家定税的成宪，又不相违背，似乎没有不可行的方法。

淮盐三策

包世臣

盐法以两淮最为重要，请论述两淮的情况并以此类推。议论的人都说私盐贩子充斥，阻碍破坏官方的盐引，于是把缉拿私盐贩子作为治理盐务的关键，这是下策。两淮的盐区，西边直到两湖，北边到河南的归德、陈州、光州而向东，下边直到徐州，南边从江宁起，沿江向西，直到江西的地域，范围涵盖六省，大约食盐二百万引，这是康熙初年按人口定额确定的。现在人口增加无数，而每年常短缺销售三五十万引，那么私盐畅通、官盐滞销的说法似乎是对的。然而私盐有十一种，私盐贩子只是其中的一两种，而且数量最少。正引定额三百四十斤，而淮南捆到五百多斤，淮北甚至达到一倍，这是官商夹带的私盐。官盐船户自带私盐，沿途销售的，叫船私。灌入安、襄、荆、郧地区的，叫潞私。灌入宜昌的，叫川私。灌入永、宝地区的，叫粤西私。灌入南、赣地区的，叫粤东与闽私。灌入归、陈地区的，叫芦私。灌入饶州、宁国地区的，叫浙私。回空的粮船夹带以灌入江广腹地的，叫漕私。又有各口岸商巡捕获私盐入店，名叫功盐，作为官盐售卖，而不遵守条例按斤配引输课的，叫功私。那些潞、芦、粤东、西、闽、浙的私盐，都是邻境官商转卖越境的盐，漕私也是买自天津公口岸以及淮南的江甘总。只有潞私有私贩夹带其中，而川私与淮北凤、颍、泗的私盐，是私贩自行贩卖的。私贩的头目，名叫大仗头，副手名叫副仗头，下面则有秤手、书手，总名叫当青皮。各站马头，私盐经过那里就输钱，所以叫盐关。为私贩过秤，主持交易，所以又叫盐行。争夺马头，打仗超过战场。又有趁夜率领众人贼杀的，名叫放黑刀。派人探听，名叫把沟。大私贩必防黑刀，所以常聚集数百人，筑土开壕，四面设炮位，鸟枪、长矛、大刀、鞭锤等器械齐全。然而相约不抗拒捕快，不是力量不足，而是知道抗拒捕快则官兵必伤败，恐成大狱，阻坏生计罢了。淮南以深江、孔家、涵子为下马头，而瓜州老虎颈为上马头。淮北以新坝、龙苴城为下马头，而钱家集、古寨为上马头。大伙常五六百人，小的也有二三百人为辈，都是强横有技能的，幸好文武吏卒……

译利规贿缉。捕不尽力。上司催促很急。就与商人商量，借其役使的几个人。用几百千斤盐解交。名叫送功。如果都认真缉捕。使私盐贩子清楚明白。都知道私盐不能再贩卖。那么他们就会化解仇怨。合力来争取一时的性命。他们的危害岂止是阻碍破坏盐法的十倍百倍而已呢。官船以前受载。大的三千引。小的也一千多引。每引水脚银一两。一年受载两三回。所以船户不等做奸事就自然富足。现在船一载。需要半年才能回空。而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的三四百引。水脚如旧。而埠头的抽分。比以前多四倍。船户剩下的。用来酬谢商伙商厮还不足。大约计算造一艘船的费用以万计。每年须归还船主官利银二千。每船舵手水手四十人。辛食的费用。连同篷缆油索。每年又需二千。计算半年不得银六千两。就不能偿还成本。都从卖私盐中取给。官商夹带加斤。十分中已浮取六分。加上船私。比起水程所载自变量。不止三倍。官船与私枭都聚集在仪真。仪真是改捆的地方。妇女扫其脚盐。已够仪真百姓食用。而大小官吏。都指着老虎颈为私窝。千方百计设计。却不知道其去路。知道的人为此进言。就获罪于商人。而为大吏所不容。掩耳盗铃。事情如同儿戏。灶户烧盐售与场商。而场商在停煎的时候。举钱救济。等到旺煎。用大桶中其盐。重利收其债。灶户交盐而不得值。不偷漏私盐就无法生存。所以商私之盐本则浮取于大桶。水费则隐射于水程。又没有官课。所以有识之士为此说曰。盐畅而引滞。商赢而课少。然而官引到岸。先卖商私。而船私则在半路卖出。又在商私之前。课既非常少。盐官不能不向商人诛求。赢者终归于少。畅者终归于滞。病势相互因循。没有人洞悉其根源。而都说缉私。严重的则酿成巨案。否则也徒增官费而无成效。所以说这是下策。善于治理盐政的。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是稽查火伙。一是烙验官场。场官有火伏簿扇。用来检查煎盐的数量。有定额。一昼夜。煎盐一〇。有定斤。名叫火伏。严禁大桶重利。命令灶户所有的盐。场商尽数收买。那么私盐贩子无盐可得。而私盐的源头就清了。运官盐必须用官船。律法有明文规定。官先按船编号排甲。衡量其承载的能力。烙在船上并注于册。载不及九分。就不准开行。而私盐的委曲就清了。革除埠头浮费。而在口岸建盐仓。船到即卸盐上仓。不过两月。船自然载米煤等物。顺流而下。船获得加倍利润。并方便百姓。这虽然不足以杜绝越境的私盐。而官商既然不能卖无引之盐。又不能使船户带私来代替水脚。私盐贩子无从得盐。那么众人自然解散。这也可以提升行销增加课税。而没有滞涩短缺的忧虑了。至于上策。则裁撤大小管盐官役。只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管灶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全面核算现行盐课。每斤定数若干。各地虽难统一。断然不至于悬殊。仿照现行铁硝的例子。听任商贩领本地州县印照。赴场官挂号。缴纳课税买盐。州县发照后。一方面具详运司查核。那么场官不能侵吞正课。而运司与场员都有平余。州县也借盐照纸朱的费用。津贴办公。长江大河。转运迅速。民间盐价。必比现在减少十之五六。而私盐十一种。都缴纳官课。课入的数量倍于现在。私盐贩子化为小贩。不至于失业。成为盗贼以扰害乡里。拨出现行课额。仍归正供。酌情提取盈余。增加翰詹科道部院司员的养廉银。略如同通州。使京职不为债务所累。而外放取偿于所属。冲要繁剧州县。适量设置公费。使廉吏可以不浮取于民。而没有赔累。这是一举而公私皆得。众美毕具。千年海盐的陋习。一朝尽革。六马朽索的凛然。万世无虞了。

译云南盐法议

王芝成

盐有官盐和私盐之分，盐法的弊端由此产生。各盐井都有指定的销售地区，各地区都有上缴税款的定额。如果私盐充斥市场，官盐就会堆积，而税款也就无从征收。在其他地方，还可以堵塞私贩的渠道，以疏通官盐的销售；唯独云南山路错综复杂，堵塞私盐很难做到。于是主管此事的官员，不得不采取按人口分配食盐、按户平均销售的办法，以求按照定额征收税款。然而，由此产生了克扣数量、抬高价格、掺杂沙土、苛派摊派等种种弊端。

设立官盐的目的，是为了区别于私盐。官盐与私盐的不同，在于销售地区和征收税款各有划分。人们购物，总是喜欢便宜而厌恶昂贵。官盐贵而私盐贱，却想让人违背这种常情，按地区销售盐，借助胥吏役夫之手，却想让他们保持价格公平，这即使繁设条款、加重刑罚，也是做不到的。

制止弊端的方法，贵在正本清源，而不在于拘泥末节。盐的弊端既然因区分官私而起，何不消除官私的痕迹，不必按地区销售盐，而让盐自然流通呢？

什么叫消除官私的痕迹？合计全省税银的总额，每口井应征收多少税款，又比较各井户所煎卤水的厚薄，取其中间值作为常例，按定额分配，每户征收多少税款。税银由户缴纳，征收解送只由井司负责。户缴纳税款后，所煎的盐，任凭其销售，销售的数量与纳税的数量，无论盈亏，都以派定的额为断。这也像商代的贡法，丰年与荒年一致。税款既已征收，买者不拘哪口井，卖者不拘何地，买卖的数量，不问多少，与市肆的货物相同。

这样，就没有不是私盐的盐，实际上也没有不是官盐的盐。官府省去了防制的劳苦，百姓减少了催缴的累赘。用全省的盐，供应全省人的食用，任凭其流向而没有阻碍，官民两得其便。

难道没见过田亩的税收吗？计算上中下等级而征收赋税，拥有田地的人按定额缴纳。田中所产出的粮食，虽然辗转买卖，不必指定某谷为官谷，某谷为私谷。

有人质疑说：户缴纳了税款是事实，倘若税款已纳而盐不能售出，怎么办？回答说：盐对于日常生活至关重要，与柴米同等重要。只有不烧柴、不吃米的人，才可以不需要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盐就不能不需要，需要就不能不买，买就不能不从井里买，还担心户不能售出吗？

又有人质疑说：人情乐于趋向便利，盐不分井，那么买者会争向附近的井，那些偏远地方的井还有什么指望？回答说：便利固然人们乐于趋向，贵贱也是人们必然比较的。量少则费高，量多则价贱，这是事物的常理。附近的井容易销售，必然导致量少而价贵，价贵那么人们将不怕远求以图便宜。况且偏远的井，难道不可以把盐运到交通便利的地方去销售吗？

又有人质疑说：税银责成户缴纳，而购买盐的多少，听任百姓自便。倘若买盐的数量，不足以弥补纳税的数量，户因定额所苦，将逃亡而不干了，怎么办？回答说：以往按地区销售，百姓除了食用官盐外，还购买私盐。现在官私合并，所食用的盐岂会反而减少。食用既不减，税款岂会不足。户煎盐而销售，也如同织布者销售布帛，陶工销售瓦器，世人不能不依赖而购买。人们将争相成为户，哪里会有逃亡的事呢？

又有人质疑说：做这些，是为了杜绝短秤昂价等弊端。现在由井司和户主持，弊端岂不会从井司和户那里产生吗？回答说：各种弊端的产生，是由于各有应销售的地区。既然不分地区，那么这口井销售不公，人们将改去其他井。户想要盐容易销售，井司想要税款容易征收，岂肯产生弊端以致买者稀少，而税款不能足额，利益不能获得呢？

请改云南盐法议

迤南道屠述濂

为了斟酌筹划滇省盐法，以清除积弊而体恤边民之事。私下查得滇省盐井二十八处，以供应十府三厅四州百姓食用。设立提举、大使等官，分辖管理。预先领取薪本，督率盐户，每年煎办定额盐三千七百一十万六千二十斤，按月交存井仓。而营销的方法，则是按照各州县户口多寡，酌定数额。地方官垫价雇夫，赴井运回本地，设店收贮，分发所属铺贩销售。每盐百斤，定价三两。各属每年共解送盐道库银一百四万三千四百一十八两，其中拨解司库正课银二十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三兩，其余作为开支、养廉经费，归还薪本、运价等项。按年造册，分别奏销。立法本为周备，但因为盐户是先给本钱后出盐，食户是先得盐后缴税，不免发生延误。所以乾隆四十五年，清查商民积欠四十六万一千六百余兩，奏蒙恩旨分别有着落和无着落追赔在案。

迄今又过了二十年，盐户延误煎盐斤数，商民积欠课银，数量又复不少。况且因为薪价日昂，原定薪本，实在不够。盐户无钱赔垫，不得不掺杂沙土，以低潮盐充数交官，而卖给私贩，则在成本之外，还能沾点余利。所以利于私贩，不乐于交官，反而偷煎净盐，以招徕私贩。这就是官盐之所以潮湿混杂，而私盐之所以纯净的原因。

私贩所买的私盐，无须完税，有利可图。井上司事，分润走漏，枭徒更加肆无忌惮，百十人为一伙，塘汛不能堵截。私盐成色既高，价值较贱。

译小百姓只求图个便宜，不顾忌私吞食盐的律法。这就是私盐充斥的原因，也是官盐销量日渐衰败的原因。

承销盐务的州县，盐有固定的配额，税课有固定的限额。为了顾及考核成绩，不得不分派给里甲，强迫他们领取销售。这就是“门户盐”无法禁绝的原因。

既然百姓不愿领盐，官府不得不签发差役去催促他们来领；既然税课并非百姓财力所能宽裕缴纳，官府不得不设定限期来严厉催比。催逼勒索，百姓已经不堪忍受。

而且发放盐的时候，从官店发给乡保，由乡保转交给火头小甲；征收税课的时候，由火头小甲转交给乡保，由乡保汇总交给官店。盐经过层层转交逐渐减少，税课经过层层征收逐渐增加。

各州县经手办理盐务的人，数以千百计，没有不把百姓当作鱼肉宰割的。百姓借贷卖儿卖女，春季的税课还没还清，夏季的税课又催得紧迫。鞭打责罚毫不吝惜，拖欠的税课仍然很多。

从前百姓财力稍宽，尚且能忍受被剥削的痛苦；近日百姓财力已尽，都怀有铤而走险的心思。前年迤西、迤南各属纷纷骚动，已经有明显的迹象。

因此应当紧急筹划好方法，使百姓没有摊派的累赘，税课没有拖欠失误的担忧，这才算是尽善尽美。

查考四川盐法的章程，现在是定额，招募商人去盐井买盐，配给盐引缴纳税课，任由他们运输销售。即使云南所属的东川、昭通二府，也销售四川的边引盐，不经过地方官吏之手，百姓随买随吃，实行久了，非常安定。似乎应当仿照办理。

查考云南各井的定额盐为三千七百一十万六千二十斤，现在全部归民间办理，配引营销。原定的薪柴、本钱、脚费，都不需要官府开支，而各州县的店费，一概可以裁汰。

每盐一百斤，只需征收正课银七钱五厘一毫二丝五忽，公费银二钱九分四厘一毫四丝五忽，合计银九钱九分九厘二毫七丝五忽。加上盐价和运费，大约每盐一斤卖银三分，足以支付商贩的本息。

议定之后，将各井的盐额、课款数目通盘核算。每引一张，配盐三百斤，该缴税课若干，计算每年每井该发多少引。由盐道编号盖印，发给井官收存。

命令地方官招募商人去盐井，领取盐引缴纳税课，自行向盐户给价配盐，发运售卖。

这样，盐户各自图谋销售多而快，自然会煎熬出纯净的盐来招揽商贩，而不至于潮湿混杂。商贩转运以多快获利，自然不敢短斤缺两、抬高价格，而盐的质量纯净。

百姓根据银钱的有无，任意购买盐的多寡，自然没有摊派的烦扰，追呼的骚扰。从前的积弊都可以扫除。

译议论的人说滇省很少有殷实富户，难以招徕商人。查访现在州县经销盐务，无不严厉缉捕私贩，百姓尚且冥顽不知畏惧，犯法走私。如今奉令招徕，似乎没有畏难退缩的道理。议论的人说私盐价格低廉，所以贩卖的人多；官盐引价增加，那么贩卖的人必然减少。查访市井的情形，只计较是否有剩余利润，不论本钱价格的贵贱。在官定价格之外，仍然不禁止其余的利润，贩卖自然必然踊跃。议论的人说盐利归官府，所以各地严缉私贩；如今归商人办理，地方官不再在意，私贩必然导致充斥。查访私盐也有成本和运费，其卖价原本不能非常低廉。实在是因为官盐过于昂贵且质量低劣，百姓不愿意领取食用，所以私贩得以乘机而入。如今听任百姓购买盐引运销盐，那么私贩可以不堵截而自行断绝。议论的人又担心盐井官员不贤良，收受贿赂放任私盐，定额的赋税必然短缺。查访各井既然有定额，该官员各自顾及考核成绩，况且盐井附近的要隘，自然应当设卡检查，不允许盐引分离，盐井官员不能伪造盐引而放任私盐，商贩岂肯不领取盐引而缴纳赋税。即使书吏和巡丁额外勒索，以致商贩裹足不前，请将商人所领取的盐引，交由地方官截去一角，每月申报缴纳给盐道核销。哪里的盐引特别少，就知道哪里的盐井办理不善，不难立即惩处。或者另换盐井官员，自然不至于因循误失赋税。议论的人又担心从前百姓拖欠的盐款，数以万计，难以追补。查访此前薪柴本就不够，民力日渐疲乏，以致导致煎盐业衰落。如今则听任他们按照成本发售，不再亏折，自然可以逐渐补煎。旧日的百姓欠款，实在是因为盐质低劣价格高昂，差役派累，官课尚可延缓十天，而官吏的使费不能等待片刻所致。如今则百姓运输百姓销售，官吏无从压迫勒索，胥役不得需索，百姓既然没有新的亏空，自然能专心完纳旧欠，断不至于无处着落。并查访滇省，虽然有四川私盐、交趾私盐冲入，然而陆路运费沉重，只能在近边地区流通；而腹地私盐，实在是本省各井泄漏，其数量不下于正额。如今则听任商贩运输，不分公私，凡是昔日私销的，都归入今日的公课，盐课两无耽误，办理更觉宽裕从容。所有这些情形，各就我所见所及，详细陈述供宪台鉴察，以备采择。

《粤西行盐议》（出自《广西通志》）

高熊征

考证古代盐法的好处，没有超过刘晏的。他管理盐务，不过是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户，所煮的盐，卖给商人，任他们运往各地。至于江岭之间距离产盐地远的地方，转运官盐在那里贮存，所以盐价得以保持常平。如今各县有各县的盐引，不能任他们运往各地。专门实行官引，禁绝私盐，那么不是等到商人断绝、盐价昂贵，然后减价出售。盐怎么能保持常平？况且刘晏理财，必定委任士人。如今商人都是囤积居奇的商贾，唯利是图，即使推选士人中的商人，又岂能都得到合适的人选。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只会滋生纷扰。法令虽然很好，利害仍然相等罢了。查访粤西以往的惯例，每引盐到桂林，该银八两三钱零。如今每引只银六两六钱三分零。而昔日盐价低廉，盐引能多销售，今日盐价昂贵，壅滞不能流通，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粤西自古实行盐法，不论官民商贾，只要有资本的，都能在东边买盐，只在梧州设立盐厂来征税。每盐一包，梧州纳银三钱，平厂纳银一钱二分，桂厂纳银一钱七分，任他们发售，官府没有考核成绩的责任。这就是刘晏只卖给商人，任他们运往各地的方法。所以经久没有弊端。康熙元年，广东巡抚因为盐引滞积上奏，前任巡抚金公开始行文各处，按人口分配盐。于是各府州县，都有定额。那时官吏有贤与不贤，百姓有巧与拙。贤能的官员虽然奉行上法，也体恤百姓艰难，申报人口，酌情执行。不贤能的官员专门从事逢迎，务必苛刻勒索，吃奶的孩子，全部申报。百姓中狡猾的，互相隐瞒，人口多而派盐最少。百姓中愚笨的，无处藏身，人口少而派盐反而多。起初立法，各处设埠，按额营销，未尝不好。但最终，能行盐的地方，得到的盐反而少。发售既快，别处的盐，不能掺杂售卖，百姓苦于淡食。那些山高路险，不能行盐的地方，得到的盐虽然未尝多，但壅滞不能流通。商人交接衣食从中支出，搬运脚费从中支出，盐价日益腾贵，百姓不能购买，尤其苦于淡食。县官既害怕因考核成绩获罪，又与商人多有交往，于是任商人开价，按人口发盐，追呼遍及鸡猪，拷打尽于乡里，百姓无法生活，比青苗法的危害还严重。后来不能行盐的地方，竟然有宁愿凑钱缴纳干引，听从商人在别处发售的。这是当时傅将军在梧州日久，目睹其弊端，所以特别上奏总商通融销售盐引，地方官没有征派商人和摊派食用的累赘，而商人完全掌握利权，高低任意，百姓食用贵盐，盐引定额仍然滞积，其弊端又有如今天的。要而论之，有近盐的地方，有不近盐的地方。近盐的地方，私盐必然便宜，穷苦小民，趋贱避贵，即使每天用刑罚，想求私盐断绝，也不可能。不近盐的地方，私盐既然没有，官盐又少，即使出示严禁，想商人不抬高价格，也

译这是做不到的。广西盐政的弊端，全在于按照定额销售。而按照定额销售的弊端，全在于能够销售食盐的地方，食盐短缺且价格高昂；不能销售食盐的地方，食盐积压且难以售出。如果不向百姓摊派，食盐滞销，就会损害商人且损害官员；如果向百姓摊派食盐，就会追缴不及，损害百姓也损害官员。为什么呢？因为官员有考核指标的缘故。然而如今定额盐引已经确定，国家赋税不容许亏损，古代的良法，哪里还能再次施行？挽救时弊的政策，只应如宪谕所说革除东商，让总商实际承担拆引的费用、脚力的费用，其余滥费与各陋规，全部查办革除。总要在梧州盐厂合计运到食盐的多少，确定价格的高低，任由他们通融各处发售。对于不能销售食盐的地方，摊派帮助拆引的费用，这样大概国家赋税没有亏损，公私两方面都便利。然而总商完全掌握利权，实际上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总之，有善于治理的人而没有完善的制度，关键在于选拔并任用合适的人罢了。

译关于将盐课并入地丁不如征收盐税的议论

龚景瀚

我私下认为，甘肃的盐政，自从雍正九年革除民运之后，商人的财力已经疲惫，官府和百姓都陷入困境。以我所经历的几任官员的情况来说，中鸣沙八堡，商人则挨户轮流充当，盐课则按户分摊帮派。奸猾顽劣者抗拒拖欠，官府为之赔垫；善良百姓被拖累，甚至遭到重罚。其危害一半在官府，一半在百姓。平凉没有充当商人的户，前任官员命令自行办理运输，但交通四通八达，私盐充斥，势不可行，不久也就停止了。年年官府为之赔补盐课，其危害专门在于官府。固原由四五个富户合伙充当，三年一换。盐课虽然没有拖欠，但充当商人未免遭受赔累。有钱有势者千方百计谋求免除，胥吏和乡保都能从中操纵，而不肖官吏借此渔利。每当轮换之时，一州之内骚动不安。其危害又专门在于百姓。由这三个州县推而广之，其余的大概可以知晓。不是累及官府就是累及百姓，然而累及官府必然波及百姓，累及百姓也必然波及官府，这是两种弊端并存的做法。主管官员鉴于此，慨然思考变法以解除这种困境，详细请求上级大员，仿照雍正九年以前的方法，将盐课摊入地亩征收，允许民间自行运输食盐。这确实是消除弊端的良策，是救急的当务之急。然而立法必须在初始时谨慎，才不至于留下后悔。雍正九年以前，百姓按粮缴纳盐课，脚夫商贩随地卖盐，那方法与现在所说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它没有弊端，就可以一直遵行至今。为什么到了雍正九年，平凉府忽然详细请求招募商人，上级官员又忽然允许呢？这说明当时的弊端，已经有不可胜言的了。盐课归于地丁，足以解救目前的急难，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远的策略。为什么呢？缴纳盐课的百姓，不一定都是贩卖食盐的百姓。肩挑背负，借此糊口，只有近地的各州县百姓可以这样做。那些距离遥远，经过数站或十余站的，用车载马驮，转运取利，没有财力的人不能做到。有财力的家庭，精于算计，一定不肯多置田产，以逃避差役；他们广蓄牛马，贱买贵卖，小贩都领取他们的资本，四处营运，有利则同分，不缴纳盐税，坐享厚利。却让努力耕作的农民代替他们缴纳盐课，这不是重本轻末的道理，这是弊端之一。利权不可以假手于人。现在官府不配给食盐，就没有人来管理。游手好闲、无赖之徒聚集其中，趋利如飞，这是放纵他们去争夺。如同云贵的银矿铜场，口外的金矿，处处成事，事端滋生。既不能驱逐，又不易稽查，积久生奸，必然酿成事变，这是弊端之二。甘肃土地贫瘠，百姓贫穷，而河东尤其严重。屯田更地，一田三赋，重的就不必说了。民田赋税较轻，监田尤其轻。数年以来，幸好遇到丰收，尚且不能没有拖欠。现在突然加上盐课，又增加规纸价，以及减下平规、小锭、火钱、官吏饭食等各种费用。盐茶地丁银六千五百七两二钱八分七厘，课费为银五百三十六两七钱六分四厘，所增加的几乎达到十分之一。固原地丁，共银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两一钱一厘，课费为银三千一百九十三两八厘，则增加了十分之三。能保证不拖欠吗？以已经发生的事来看，泾州所属的盐课，早就归于地丁。我曾为各处监交，其交代折中所开，自四十七年至今，官府代垫的，每年或千金，或数百金不等。这是名义上虽不累及官府，但实际上仍不免于赔垫。官府必然严刑拷打催逼，无可奈何，然后才甘心代为赔垫。丰年尚可勉强催征，一遇到水旱灾害，百姓死亡流离，正项钱粮，可以奏请免除，而盐课一定不能减免。那时仍将向百姓收取吗？百姓必然不堪忍受。不向百姓收取吗？盐课从何而出？这是弊端之三。况且当时各州县分配盐引的多少，并没有参照地亩的多少。大城市则多，偏僻小邑则少。并非大城市的百姓，食盐独多于偏僻小邑。行盐虽然有地界，但四通八达的道路，可以闯入。地界销盐多，所以配引多；偏僻小邑，无可通融，销盐少，所以配引少。平凉一府，销引三万三千二百七十张，而固原一处，销引一万二千四十张，已占三分之一。静宁、平凉、隆德、庄浪、盐茶、华亭六属，仅占三分之二。因为固原四通五达，可以通融他处。盐茶原额，仅四百四十一张，后协销隆德县二千零九张，合计为二千四百五十张。除去归并固原的四百二十六张，为引二千二十四张。招募商人办理运输，随时还可以酌情变通。现在如果归于地丁，则永远成为定额，一成不变。多少不一，苦乐不均，这是弊端之四。

在变法之初，各州县如释重负，无不乐意遵从。实行几年，弊端立刻显现。再想变法，势必难以推行。不如在开始时谨慎呢？谨按唐代刘晏治理盐政，只在产盐之乡，设置盐官收盐。官府收购盐户所煮的盐，转卖给商人，任其所往。其余州县，不再设置官员。官府获得利益，而百姓不缺乏食盐。史称江淮盐利，起初不过四十万缗，末年竟达六百万缗。由此国

译用度充足，而百姓不致困顿疲敝。我私下认为，美好的意图和优良的制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似乎应当仿照此法实行。在盐场确定定额，征收一次税之后，不再过问盐的去向，这样对国家与百姓都有利。

查考花马小池，每年定额发放盐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张，每年定额征收课银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两二钱三分。每引一张，配盐一石，应缴课银二钱一分五厘五毫，加上公用纸价杂费银四分九厘七毫，总计盐一石，需缴银二钱六分五厘二毫。

现在应当专门责成盐捕厅，在盐池设立机构。每出盐一石，抽取税银二钱七分，官吏的饭食杂费都从这笔收入中支出，已经绰绰有余。征收一次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还是贫民小贩，听任他们在各地贩卖。计算下来，盐一斤，抽取税银二厘有余。如今平凉、固原等地，盐价每斤十余文到二十文不等，扣除工本后，获利甚多，人们自然乐意从事。脚力贩运日益广泛，盐价日益低廉，没有摊派的骚扰，没有催缴的烦扰，没有拖欠的担忧，没有赔垫的累赘。上不亏空国库，下不损害百姓，确实是良法。

然而有人会说，课税有定额，分摊到地丁税中，可以恰好符合定额数目；如果在盐池纳税，多寡没有常准，担心会出现缺额。却不知道十六个厅州县，户数何止数百万，按照吃盐的人征收课税，每年必定不止万余两银子。从前之所以商人疲敝、盐引积压，是因为私盐多而官盐滞销。现在实行此法，那么私盐的漏洞无从产生，私盐也就都成了官盐。没有不吃盐的人，也就没有不纳税的人。合计一年的收入，国库的课税必定有盈余而没有短缺。

况且产盐的地区，本来不止惠安堡一处。据我所知，靖远、宁夏等地都有盐池。靖远因为妨碍官盐，严厉封禁，然而私自取盐的人终究不能断绝。宁夏的盐池，就在靠近城池的地方，向来因为优待边疆百姓，没有盐引也没有课税，历年成为官盐的拖累。陕西定边，有连烂两个盐池，环县、庆阳，一直到西凤，都食用那里的盐。河西产盐的地方，也不少，都听任百姓自行取用，所以甘肃、凉州的课税额度很少。都是国家的子民，为什么厚薄待遇突然如此不同？

恳请饬令各厅州县，普遍查明。除了煮土制盐，所得有限，听任其自行处理外，其余有盐池的地方，都设立机构征收税银。靠近惠安堡的，兼由盐捕厅统领；远处的，就由各厅州县统领。用全省的盐供应全省食用，抽取全省的税银来完成全省的定额，没有见到不足的情况。

此外，我还有请求。中边外有大小盐池，就是《唐书》中温池县的盐池，现在归阿拉善王管辖。那里的盐洁白坚硬质量好，内地百姓都喜欢食用。私贩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一路从中渡河，经过平凉府界，进入陇州、凤翔，到达西安、汉中；其中一路由大靖、皮家营，到皋兰，转入巩昌、秦州、阶州，然后到达汉中；其中一路由镇番、柳林湖，到达甘肃、凉州一带。大致甘肃全省，食用花马小池盐的，仅占十分之二；食用各州县私池盐的，占十分之一；而食用阿拉善王盐的，占十分之七。陕西也占一半。

听说阿拉善王只在两个盐池设置官员收税，只看到驴和骆驼经过，就缴纳一定数量的银子，都有定数，不论蒙古人还是汉人，听任其转运，这就是实行刘晏的方法。内地官引积压，正是这个原因。现在也命令沿边各州县，在各隘口盐所进入的地方，设立机构抽取税银，也根据骆驼和驴驮运的多少，确定税银的轻重。一年的收入，必定是现在定额课税的十倍。他们收取的是池税，而我们收取的是过境税，既不妨碍阿拉善王，又容易将私贩转为官贩，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如果能够遵照此法办理，三年之后，内地盐池的税少，那么边口的税必定多；边口的税少，那么内地盐池的税必定多。通盘合计，定额也就确定了。这不仅甘肃一省可行，推广到长芦、天津、两淮、浙江、福建，都可以仿照此法实行。陕西延榆、山西大同，向来食用河套私盐的地方，也在隘口收税，那么天下都是私盐，天下也都是官盐了。

我不揣浅陋，谨陈述这一得之愚见，恳请垂察。

译关于增加盐引并降低盐价的奏疏

兵部尚书卢询

我私下认为，历来盐政败坏的原因，都归咎于官盐的滞销；官盐滞销的原因，又都归咎于私盐的盛行。因此，讲求盐政的人，没有不把禁止私盐作为首要任务的。然而法令越严密，缉捕越严厉，私盐终究无法禁止，导致商人和百姓共同陷入困境，税收额度屡次亏损。如果没有好方法来妥善解决后续问题，这都是不治理源头而只治理流弊，不寻求根本而只追求末节的表现。

盐能否流通，其根本总在于盐价的贵贱。私盐之所以容易流通，是因为价格低廉而食用它的百姓众多；官盐之所以难以流通，是因为价格昂贵而食用它的百姓稀少。然而，私贩原本是为了谋取利益，必定不会亏本而又去触犯重罪，而价格竟然低廉，是因为不必昂贵，价格低廉而利润已经很多了。官盐也是为了谋取利益，也必定不会亏本而再使税收额度亏损，而价格终究昂贵，是因为不能低廉，价格昂贵还恐怕没有利润呢。

官商之盐，固然要用资本从盐场购买；私盐，也要用资本从盐场购买。官盐销售，固然耗费人工和脚力运费；私盐销售，也必定耗费人工和脚力运费。然而作为官盐就昂贵，作为私盐就低廉。私盐虽然价格低廉也有利润，官盐虽然价格昂贵也没有利润，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概私盐在资本、人工、脚力运费之外，每斤多卖一厘，这一厘就属于额外利润，那么它的价格怎么能不低廉，而它的利润怎么能不多呢？官盐在资本、脚力运费、人工之外，其费用将是私盐的数倍，每斤必须比照私盐多卖数倍，才有额外利润，那么它的价格怎么能不昂贵，而它的利润怎么能不难得呢？

然而，官商之盐，其比私盐多出的费用，在盐本、人工、脚力运费之外，完纳课税这一项，实际上不过占十分之一二罢了。商人生活奢侈浪费，积习成性，身家花费，已无限量；而各衙门的定额规费，千头万绪。盐院、盐道等官，固然是他们的直属上司，定额规费决不可缺；而行盐地方的文官，从总督、巡抚直到州县杂职，下至胥吏差役；武官，从提督、总兵直到千总、把总，下至士兵，无不都有定额规费。而定额之外的交际勒索，又不可计算。各项费用，全都加在盐价之上。

商人并非都是极其愚蠢的人，他们宁愿亏损国家税收，成为身家子孙的累赘，也决不敢缺少定额规费。这是因为盐引规定的盐量，原本就不够用，他们也各自依赖引外销售私盐，来弥补引盐的不足。引外之盐就是私盐。他们虽然是官商，既然也卖私盐，那么怎么能不受地方官吏的挟制，而多出无穷的费用呢？

但是，官商虽然与私贩同样卖私盐，而私贩的盐没有费用，盐商的私盐则费用沉重。所以盐商的私盐，其价格终究与官盐相等。怎么能禁止百姓不吃私盐，以及私盐不盛行呢？所以盐商销售官盐也困顿，销售私盐也困顿。究其私贩盛行的原因，实在是官商价格昂贵驱使的。商盐价格昂贵以致滞销的原因，实在是官吏的定额规费造成的。

因此，要想使商盐流通，只有在价格低廉；使私盐无利可图，那么私盐将不禁止而自止。要想使商盐价格低廉，只有杜绝定额规费，使可以低价出售，那么商盐自然通行而没有滞销了。

臣愚以为，不如增加盐引而不增加税额，大幅降低盐价。如过去销售一万引，原本需要二万引才足够使用，就将一引分为二引；需要三万引才足够使用的，就将一引分为三引。而课银仍然只缴纳原额的数目，正课丝毫不必增加。总之，所卖的都成为官盐，那么地方官就没有挟制的余地。盐价低廉多卖，自然就有利润。盐价既然低廉，那么私盐还有什么利润，而要去触犯重罪来耗费自己的资本呢？百姓又有什么利润，而要去冒犯法禁来吃私盐呢？这实在是正本清源，治理盐政的方法。

有人怀疑现今税收短缺，都是因为引盐不能全部销完，那么即使增加盐引又有什么益处？如今私贩卖私盐，盐商夹带私盐，都数倍于引盐的数目，这固然是人人所共知的。所以只有盐不够用的情况，决不至于有用不完的盐的道理。盐引之所以不能全部销完，是因为地方官既然得到了盐商的定额规费，听任他们肆意销售私盐，不能按比例销完的缘故。那么增加盐引之后，难道还会有税收短缺的担忧吗？只是地方官一无所利罢了。

但是增加盐引之后，所使用的盐引数目，必定全部显露出来。我皇上如天般的仁德，以惠民通商为念，臣所以敢进此言。然而此法一旦确立，就万世永行。只是恐怕后来有言利侥幸进身的臣子，只需一纸文书，按照增加盐引的数目，令其依照增加课税。商民都无可推辞，那么盐法必定大坏，害商害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臣将成为万世的罪人了。如果此说可行，恳请皇上特别降下德音，垂示万世，增加盐引之后，总共只照原额输纳课税，永远不得增加。对天对日发誓，对山河立誓，或许商民能永远享受其利，而盐政永远没有弊端了。

关于甘肃盐务请求改为收税的奏疏 嘉庆五年

甘肃按察使姜开阳

查得甘肃一省的盐税，每年不过二万四千零几两，其税额很微薄，而官民反而遭受无穷的拖累，这是因为立法不善。虽然屡次更改法令，但弊端却更加滋生了。

译臣在甘肃任职五年，仔细查访。暂且就我所知的各州县情况来说。比如中鸣沙八堡，商人则挨户摊派充任，盐税则按户摊派。奸顽之徒抗缴拖欠，官府代为赔垫；良善百姓被牵连，甚至遭到重罚。其害一半在官府，一半在百姓。平凉没有充任商人的大户，此前历任官员自行办理运输，但交通四通八达，私盐充斥，势不可行，不久便中止了。每年官府都要赔垫盐税，其害专在官府。固原州由四五个殷实之家合伙充任，三年轮换一次，历年尚无拖欠，但充任商人者大多赔累。有力之家千方百计，提前营谋免除。胥吏乡保，都上下其手。每逢点换之年，全州骚动。其害又专在百姓。由这三个州县推及其余，大概情形可知。不是累官就是累民，然而官累必然波及百姓，民累也必然波及官府，这是两种弊端。前任总督松筠，臣曾将盐政的利弊详细禀明，而松筠慨然想变法以解救困境。当时因远在汉中，军务繁忙，来不及上奏，随即离开甘肃。现在总督长麟，又驻扎在徽城，当此军务紧要之际，也无暇顾及此事。臣愚昧之见，认为早除一日之弊，官民就早受一日之益。当此皇上大开言路，广思集益之际，若迟疑不言，实在不忍心官民受累更深。臣查甘肃本省本无殷实大户，最富的也不过数千金，以此充任商人，定至疲乏。数十年之后，轮充一遍，使有力之家，全都变为无力。现在各商人纷纷呈控，欲将盐税归入地丁税，各州县无不乐从。多次详细商议，臣认为盐税归商人办理，既然不可行，即使归入地丁税，也不是长久之计。缴纳盐税的百姓，不必都是贩盐的百姓，肩挑背负，借此糊口，只有近盐池的百姓可以。那些距离数站或十余站远的，车载驴驮，转运取利，非有大力者不能。他们精于心计，必不肯多置田产，以避差徭，广储牛马，贱积贵售，小贩都依赖他们的资本，四处营运，有利同分。他们对官课分毫无出，而坐享厚利，却令力田务本的农民，代为纳课，这不是重本轻末之道，这是弊端一。利权不可以假手于人，如今官府不配盐，无人为之经理，游手好闲之徒，聚集其中，趋利如骛，这是使之争利。争端既起，既不可以驱逐，又不易于稽查，积久生奸，必酿事变，这是弊端二。甘肃地瘠民贫，而河东尤其严重。数年以来，幸逢丰收，尚不能无拖欠，今骤然加上盐税，又增加盐规、纸价、官吏饭食等费用，能保证其不拖欠吗？就像泾州所属盐税，早已归入地丁，听说自四十七年至今，官府代为垫补的，每年或千金数百金不等，这是名义上虽不累官，而实际上仍不免于赔垫。况且历任官员，岂尽爱民如子，必严行苦逼，无可奈何，而后甘心代为赔垫。何况丰稔之年，尚可勉强催科，一遇水旱，流离转徙，正项钱粮，可以奏明蠲免，而盐税必不能减，仍将向百姓征收，而百姓不能承受，若不向百姓征收，而盐税无所出，这是弊端三。当立法之初，各州县如释重负，无不乐从，行之数年，其弊立见，再思变法，势必有所难行，何如慎之于始。臣谨按唐代刘晏治理盐政，只在产盐之乡，设置盐官，收取盐户所煮之盐，转卖给商人，任其所往，其余州县，不再设官，官府获利，而百姓不乏盐，史称江淮盐利，起初不过四十万缗，末年乃六百万，由此国用充足，而百姓始不困敝，这是法良意美，莫过于此，宜仿而行之。就场定额，一税之后，皆任其所往，则国与民两利。查花马小池，每年额设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张，每年课征银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两二钱二分，每引一张，应课银二钱一分五厘零，公用纸张杂费银四分九厘零，统计盐一引，为二钱六分五厘零。今专责于盐捕厅，每盐一引重若干斤，抽税二钱八分，官吏饭食、税皆出其中，各给税票为凭，一税之后，不论富商大贾、贫民小贩，听其随地售卖，除扣工本，得利甚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无摊派之扰，无追呼之烦，无逋欠之忧，无赔垫之累，上不亏国帑，下不病闾阎，诚良法也。

译其余各州县有盐池的，也不止一处。都设立机构征收盐税。靠近惠安堡的，兼由盐捕厅管辖；较远的，则由各厅、州、县管辖。用全省的盐供应全省食用，就抽取全省的盐税来完成全省的税额，自然看到有余而不会不足。

况且臣还有请求：中卫边外，有大小盐池，现在归阿拉善王管辖。那里的盐洁白坚硬质量好，内地百姓都喜欢食用，私贩者络绎不绝。大概甘肃全省，吃花马小池盐的，仅占十分之三；吃各县私池盐的，占十分之一；吃阿拉善王盐的，约占十分之六。陕西一省，也占其中的三成。听说阿拉善王只在两个盐池设置官员收税，不论蒙古人还是汉人，听任他们转运，他正是实行刘晏的方法，所以对百姓很方便。私贩日益增多，骆驼、牛、骡子，十头百头成群，都手持棍棒，官吏差役不敢呵斥制止，只得到他们的常例钱。以此为例，私盐盛行，而官盐滞销，原因就在这里。长久以来，这不是国法所能禁止的。不如明确开放禁令，令沿边各州县、各隘口盐入之处，都设立机构收税。但既然他们已在阿拉善王处纳税，不得再按内地定额征税，只按定额减半发给税票，令其通行。关津渡口有需索的常例，其费用也大致相当，这确实是两便的办法。这样办理，那么三年之中，章程既已确立，内地盐池的税少了，边口的税必然增多；边口的税少了，内地盐池的税必然增多。通盘核算，永远可行。全省的私盐都成了全省的官盐，刑狱平息而贼盗减少，官税节省而国用充足，万世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闽盐请改收税疏 嘉庆九年 福建布政使裘行简

私下臣向来听说闽省漳州、泉州一带，民俗强悍，逞凶斗殴，水陆盗匪，结伙成群，最难治理。臣去年承蒙恩宠署理藩司，随即实授。到任一年多以来，留心体察，该处民情，本性正直，也最能忍受贫困、吃苦耐劳。官吏如果清廉，百姓就都顺从信服；再加上勤于听讼断案，百姓更感激颂扬不止。这是极有良心的百姓。那地方是山海贫瘠的区域，贫民多食用地瓜，有终身不见米谷的。而且收获地瓜后，全家男女，尚且都吃那粗皮，将瓜瓤磨成粉出售，以资助用度，不肯自己食用，这是极可怜的苦百姓。他们之所以沦为贼盗，是因为没有固定产业；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固定产业，是因为从前更改盐法不善的缘故。

查海滨盐碱之地，向来难以耕种，贫民多就地堆土作埂，垫以砖块瓦砾，称为盐埕。等潮水退后，晴天日晒晾干，就都扫成白盐。不过稍费人力，无须本钱，不像淮、浙等地的盐，必须煎熬，需要花费成本那样。这是上天自然的恩惠，穷苦百姓借此糊口养家，所谓以海为田。然而自从盐由商人经营之后，就把百姓的土地视为私埕，把潮水视为私盐，尽其所有都归之于商人，官府还用法令约束他们。沿海百姓，既无资本，不能另作贸易，怎么能不入海为盗？法令日益严厉，而洋盗却更加猖獗，这不是愚民甘心受死，而是谋生的念头重，触犯法律的念头轻罢了。

臣仰体皇上怜悯百姓、整顿地方的深意，再三思考，悉心筹划，私下认为想要清除盗贼的根源，必须先挽救盐法的弊端。然而改归地丁税的说法，对富商有利而对小民不利，不是好的立法。福建土地贫瘠，定额征收的钱粮，每年征收一百二十多万两，尤其不能与山西相比。因此仔细查阅旧案，与在闽任职最久的官员，特意讲求。查从前闽省盐课原额，编载每年征收银八万五千四百七十两零。到雍正年间，正课收到十五万九千两有余，每年盈余，没有固定数额。而那时产盐丰旺，贩运踊跃，逐年盈余，就收到十四万有余，合计正溢课银三十万三千六百六十两零。那时福州府以西各府，都是水运贩盐；福州府以南，到漳泉一带，准许民间肩挑贩卖。地方随处设卡，委派官员收税，每担从一百文到一百五十文，先定课额而后给单，一如各省关税的例子。不论本省哪个盐场、哪个地方，听任其配运售卖，都不由官府经营。因此从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税课日增，民生日益富裕，官府没有缉私漏税的担忧，百姓没有欠税犯法的事情，确实是法令良善、用意美好。

等到乾隆七年，本省富户以及外省客贩，见产盐旺盛，有劳力而无本钱，利息极大，于是呈请归商人办理，领引疏销。大官不加查察，就照所呈，议请签商分地办理，即以当年现收银数为准，每年应完正溢课银三十万两有余，即现在所谓的定额。此法一实行，既多了运脚的繁琐，又有请引挂号、设馆设哨以及一切公私杂用，浮费既然增多，课额就逐渐显得不足。而且商人们只贪图利益，只求自肥身家，不肯急于缴纳公课。年久欠多，就又借口疲乏。

译认为私盐如果不借助官府势力就无法查禁。于是将产盐不旺盛、私盐较多的地方，推托给官府办理。于是同安、晋江、惠安、诏安等县，都相继设立盐馆卖盐。官府缴纳盐税，让那些治理百姓的正印官员，几乎如同市井商人。坐着车列队贩卖，拿着算盘计算盈亏，这已经违背了政治体制。况且不能同时收回本金和利息，于是导致亏欠日益增多。这是从前更改盐法，造成盐税亏损、百姓受害的根源。查福建省现在的盐税，计算到嘉庆六年秋季拨止为止，官帮欠款，已经批准咨文通知各省及各旗籍责令追缴的，共银二十七万一百两有余。商欠款项中奏准八年带征的，二十一万四千四百七十两有余。又现在应当清理归缴的，一十一万一千二百余两。又印折银二万余两。统计各项欠款已有六十二万五千余两，都经过奏报咨文备案。至于嘉庆七、八两年的欠款，还不在这个数目之内。这就是说，仅就盐政而言，拖延至此，疲沓玩忽已经到了极点。如果继续因循迁就，将来国库和盐税，必定全部成为赔款。对于国家正常的赋税供给，也应当紧急加以调剂。何况剥夺百姓自然的利益，导致私盐贩子充斥，海盗日益增多呢。

译查访海边居民晒盐的场地，与平民的田赋并无不同。从前纳税的惯例，与按照定额缴纳粮食并无不同。势不能凭借富人的田地，来代为升科报垦。为何偏偏掠夺贫民的产业，却立即准许领取运销食盐的许可？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臣愚以为，福建省城西北，如延平、建宁、邵武等府的盐课，现在都等待确定定额，商民相安无事，应当按照现行的例子办理，不必轻易议论更改。其省城东南的兴化、福宁、泉州、漳州等府的盐课，请仍查照乾隆七年以前的例子，听任百姓自己晒盐、自己售卖、自己运输、自己销售。每盐一担，交税钱一百五十文。都是先缴纳盐课而后发给凭证。凡是商人、渔船户、肩挑背负的人，都任其在省南各府境内，无论哪个盐场、何地，自行售卖。百姓没有私盐的禁令，盐场没有商人持引的盐。就以部发的盐引作为官方的凭证。查明从前原设的卡馆作为关口，以现在的场员作为税官，稽查收税。所收的钱文，即令税官在各该地方，就近兑换成银子，随同州县的钱粮，解交盐道库内收存，汇入报销一案等待拨付。如此恢复原来的制度，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没有签商定地的烦扰，减少缉私拒捕的案件。沿海穷民既免于罪责，又得以自食其力，生活有所依靠，自然必定争先恐后地缴纳。即使洋匪得到消息，或许也不招抚就投降。而且保全县令的体制，不与市贩卖盐，不与小民争利。似乎对国家税收、官制、民生，都有裨益。至于试行之初，或许担心盐课定额，稍有欠缺，臣也不能没有疑虑。伏思我皇上念切民依，地方偶遇水旱偏灾，不惜亿万金抚绥安集，天下臣民，无不共知共睹。况且这并非变更成例，乃是追溯旧规，行之有效，使良民不为洋匪，洋匪可化为良民，则每年在洋船工口粮等项，皆可大有节省。挹彼注此，计算经费所省之数，必多于额课所缺之数。况且现在正溢课银，悬欠至六十余万之多，催征筹备，皆属空文，徒有征课之名，而无收课之实。岂可不变通盐法，保卫民生？臣因系地方要务，既确有见闻，不敢以身非专政，稍为缄默。可否仰恳敕部查核乾隆七年以前，闽省盐务章程，行令兼管盐政之督臣玉德，详查酌办。所有嘉庆六年以前欠课，已经部议核覆，仍可遵照完缴。七八两年欠课若干，亦可一并核明，另筹妥议，皆不致虚悬无着。况且裁撤官商卖盐，令归民贩纳税，以臣私心窃计，事属便民，盐无偷漏，将来税课较原额必有增多。即以此后之余赢，酌补从前之欠缺，则帑项尤得早归有着，而官商叨荷鸿施，益无既极矣。

请改汉中盐课归地丁疏

方维甸

窃陕西盐务，尚在试办期内。本年二月，臣与山西巡抚成龄，奏请将凤翔府属，仍照旧制，准许食用花马大池盐，摊纳盐课银，不必设立土商，业经户部议准，民情称便。现在据汉中府禀称：汉中各属坝定远，本无盐课。南郑等九县，额引二万五千道，每年应交盐课三千七百五十两。设有土商抽税办课，而各州县内洋县、西乡两县盐法，于康熙年间议定，由各里摊纳课银，并不抽税，这是汉中向来办理的章程。现在又设立土商，抽税办课，汉中本无殷实大商，认充者率皆市侩，抽盐抽钱，未免贪得无厌。即使公平抽收，而肩挑背负之人，获利有限，不肯分给他人，所以每遇抽课，殴斗口角，争竞纷然，随时惩办，不能尽绝。请照凤翔之例，裁去土商，于洋县、西乡，一律摊纳课银，以免滋扰等语。臣详加查核，雍正十一年十月，甘肃巡抚题请汉中改食花马大池盐，户部议令将如何可以实销，照例截角之处，妥议题覆。于乾隆元年，会同陕甘总督刘于义，河东盐政孙嘉淦具题，以汉中窵远，不得不赖小贩以济民食，实运势所难行，亦当俯从民便。若于课项有亏，民食有误，自当责以实运实销。现在既然两无违碍，仍照旧空截引角，不必另议更张。经部题覆，奉旨准行。又汉中府属之洋县，于康熙三十三年，该县士庶公议，按里摊纳，详定章程，西乡县亦即仿照办理，各在案。缘汉中地处万山之中，仅通负贩。该处食盐，有自花马大池由凤翔山内运来的，有自川甘边界运来的。所设土商，向不持引运盐，皆俟小贩到境，抽钱抽盐，谓之抽盐办课。俟课项交足，即将官引截角缴销，谓之空截引角。从前因土商苛勒小商，乾隆二年，布政

译帅念祖等人，曾有详细奏请裁撤土商、依照凤翔洋县章程摊纳盐税银两的提议。如今既然重新设立土商，那么土商强行勒索、多收盐税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况且小贩进入境内，不再抽取盐税，已经过了十多年。一旦让土商坐享其利，人心总是不服。这些没有职业的贫民，其中也有从军营中散出的人，性情又很桀骜不驯。如果彻底断绝他们的生计，商贩相互激怒，恐怕会酿成事端。这确实是地方的隐患，不仅仅是导致盐运不畅、百姓食盐昂贵而已。臣查访询问情况，汉中地区的文武官员和军民，所说的话大体相同。臣反复思考，汉中的盐法，从建国初至今，都是由小商贩经营，并非由大商人运输销售。额外设立土商，只会连累百姓、滋生事端。似乎应当依照帅念祖原来的提议，将汉中一府的盐税，按照洋县、西乡的章程，一律摊纳。并请求参照凤翔的先例，裁撤土商，永远杜绝垄断的弊端。这样办理，还是遵循旧有的规章，并非轻易更改成法。盐价更加低廉，民心更加安定。每年上缴官府的税银，仍然可以丝毫不缺。这对官府和百姓都有益处。而且汉中的盐价比兴安贵，向来不贩运到西乡的地界，对兴安销售河东盐斤，也没有妨碍。至于空白截角的盐引，原本就不是核实的方法。汉中自从改变计量标准后，又不属于河东定额盐引之内。如今既然裁撤土商，也可以停止发放盐引，以求简便易行。

译再次请求将汉中盐税并入地丁征收的奏疏

方维甸

臣先前奏请将汉中食盐摊派缴纳课银一事，接到户部议复，其中指出：汉中府百姓食盐摊纳课银，固然是因地制宜的办法。但现在汉中盐价高于兴安，自然不会出现越境贩卖的弊端。倘若将来产量旺盛、盐价低廉，或许难免有人偷运入境，妨碍官引。况且盐引原本是为了行盐征税、稽查私贩而设立的，有盐就应当有引。现在裁撤本地盐商，不再使用盐引，凭什么进行稽查？又如按里摊派缴纳，必须专门指派催收人员，也难以保证没有派累百姓的事情发生。应当如何制定限制，妥善稽查，令该巡抚悉心议奏等语。当时已行文司道转饬汉中府妥善商议。现在据会详呈报前来，臣又当面加以商讨斟酌。查考行盐定例，原本应当持引运盐，不准盐与引分离，以便于稽查。但汉中盐务，与其他地方不同。本地盐商向来不持引运盐，只是抽收小贩的盐斤，缴纳课税后，便将官引截角缴销。此前陕甘总督刘于义、甘肃巡抚许容、河东盐政孙嘉淦，在乾隆元年上疏称：实际持引运盐实在难以实行，仍请求空截引角，题明覆准在案。可见汉中盐引从来不用来行盐，即使虚设盐引，也无处稽查。现在既然裁撤本地盐商，应请求停止发放盐引，以归于简易。再说汉中盐价高于兴安的原因，并非因为产盐多少，都是因为贩运盐路遥远，成本较重，其价格不得不高。如果从汉中陆路运往兴安，大山重叠，运输成本更加增加，贩运无利可图。如果由汉江水路运输，必须经过黄金峡。此峡内滩流湍急，漩涡甚险，重载船只向来不敢通行，无需担心偷越邻境，妨碍兴安官引。至于按里摊派缴纳，与正项钱粮没有区别。陕西缴纳正赋，都是由里长等人催交。这项盐课，也一并责成里长、乡约办理，无需另外派遣催收人员。凤翔府及洋县等处，都是这样办理。现在拟定在开征之前，将各县摊派缴纳的细数，刊入易由单，并由司出示晓谕，务必使各里周知，吏胥无从影射牟利，自然不会出现派累百姓的情弊。臣因为汉中盐务，商贩不能相安，恐怕滋生事端，所以查照向来例案，奏请裁商摊课。现在准部咨，再次体察情形，悉心妥议。可否照臣前奏办理，伏乞敕部议覆施行。

论抽盐税疏 雍正九年

浙江总督李卫

发到顾成天条奏一事，交臣议奏。臣前年在丹阳舟中，遇到顾成天来见，告知说进京后，即将条陈盐政，创所未行。臣回答说：此法如果可行，那么古人如管仲煮海、刘晏度支，早已实行了，何待今日？况且初抵云南时，卢询也曾条陈，盐井尚且难以看住无漏，沿海数千里，凭借什么关卡拦收税？他起初仍辩论，后又理屈。没想到到京城果然有此条陈。至于顾成天所陈更定之政，想要留给亿万年生民乐业者，臣请得以论述。如悬挂盐场三十里，听任百姓自行买卖，不设巡逻，这类似于现行例内仁钱等十余县额销肩引的意思。然而只是沿海县分，不限定三十里，而纳课定期，每日准挑百斤，分境杜绝私盐，冒支越界，皆有一定明禁，无所谓听任百姓买卖、不设巡逻。这三十里外，以至千百余里，江河山岭水陆间隔的州县，数十百处，如果不让商人转运，那么盐既不能不胫而走，人又岂能越远而来，将听任他们吃淡盐吗？如果说将应输之额，摊派给各夫，丁多系烧刮赤贫，本身煎盐的荡地丁课，征比尚且不能全纳，现在责其代人完课，而后卖盐，则力量既所不逮；如果任其卖盐而后完课，则通天下之户，盈万累千，昼夜所煎多寡数目，谁为稽查？况且即使省官吏之费了，舟车捆运亦可减乎？即不问所卖之地了，越海过江可不问乎？臣见其说已穷，又变而为商人抽税于关之论。榷货之关，直省不过数十处耳，其不经由于关者，无税也。今天下无不食盐之家，即无不为盐所到之处。若内地尽行添置，数不可计；即止就沿海建置，则自奉天以迄粤省，东南半壁，水陆口岸，处处可走，防范何止盈千？且臣亲见山西安邑县，止有一处盐池，数十里，四围高墙，悉由总门出入，专设院司，官役巡守，尚不能免其偷漏作弊，何况沿海辽阔遥远，毫无关拦堵截？臣恐所省盐院道员以下之官吏俸薪金食，不足以抵，势将百倍而过之矣。又他既云利之所在，刑不能止，则滨海地，山水沙泥交错，寂寞荒凉之区，强梁伙众，孰非攘夺之场？人人可煎，户亦难自主，无引之盐既行，即有商人，亦便于营私，谁肯又

译征收赋税。那些争执喧闹甚至杀人酿成大祸，危害百姓，实际上比私贩拒捕所引发的刑狱案件还要严重。其他如孤弱无依的户，有什么甲家资丰厚而乙家资微薄。历代的章程，难道能有盐利而没有盐害吗？这些都是纸上的空谈，不能落实到实际事务中，实在是荒谬到了极点。这种迂腐固执，不能用口舌去争辩，也无法使其信服并消除其偏见之心。只能恳请皇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大的如盐道，小的如分司，让他们将平时所筹划的使百姓安居乐业的方法，在一两个地方试行。如果有好处，就干脆授予他们管理盐政的职务，再听任他们进行改正，然后推广到各省。这样大概就能分清是非，而成效与对错也就立刻显现了。

译查考盐场收税的制度，实际上始于刘晏，而敏达在这份奏疏中却说“刘晏为何不早点实行”之类的话，这是不学无术的过错。只是顾成天原来的奏疏也有不够细致确切的地方，所以敏达得以抓住其中的漏洞进行反驳。暂且保留这份奏疏，以表明提出建议的人不能不筹划周密，否则反而给反对者留下口实，导致良法最终无法施行。

广盐屯

邱嘉穗

穷苦百姓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去贩盐，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需罢了。他们实在是因为家中没有积蓄，专门依靠经商营运，挑着担子出去，换回米粮归来，这是一家老小赖以生存的根本。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井田制无法恢复，有田的人占十分之一，无田的人占十分之九。那些有田的人，还常常困于苛捐杂税；那些无田的人，如果不从百货中获取生活资料，势必无法生存。而百货的来源，又实际上掌握在富商大贾手中，并非普通贩夫贩妇所能参与。唯独盐这种资源，是天地自然的恩赐，穷苦百姓能够肩挑背扛的，还可以借此稍微延续残喘，却终究不免触犯朝廷严厉的禁令。因此，那些无食可吃的百姓，不是转而死在沟壑之中，就是最终沦为盗贼罢了。

然而当今国家用度浩繁，皇帝日夜操劳，虽然四方每日开放捐纳的例子，仍然不够用，却一定要像西汉文学之士、北魏甄琛的议论那样，完全废除海内的盐禁，将盐业归还给百姓。从爱护百姓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的，但国家的经费从哪里筹措呢？这就是所谓的书生之论，可以说出来，却不可实行。那么，在当今之世，想要使爱护百姓的仁政和治理国家的道义并行不悖，应该遵循什么方法呢？回答说：没有比先利用现有的盐田，挑选当地强壮的士兵和民间力大过人者，仿照二十岁授田、六十岁还田的制度，每人授予百亩土地，让他们轮流在盐田屯戍，以抵充军饷。从辽东、山东一直到淮河、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数千里的地方，大多受限于禁止私煮的禁令，而不能充分开发，估计也不下数百万亩。这时应当采用元代虞集垦荒的策略，招募千人或百人的队伍进行开垦治理，随即授予他们军职，并裁减其中的税收。仍然禁止屯兵及将领等人擅自离开盐屯，到远处贩卖以谋取专利，只允许四方商民转手贩卖流通，不再限制行盐的地界。这样，禁止私盐的法令就可以废除了。官府既增加了利益，对穷苦百姓也非常便利。

现在田亩的税收、米粟的征收，从古至今，都遵循大禹留下的方法，根据三种土壤来制定赋税。即使是商鞅开阡陌、杨炎变革两税法，也一定是随着土地在民间，向有田的百姓征收，没听说过不听从百姓分地输租给官府，反而想要在各处设置官员，提供本钱督促耕种，自己来收买和出售的。为什么唯独到了盐田就大不相同呢？我请求权衡其中的利弊来比较论述。

国家每年征收田税，用来充作军饷，而在两淮、两浙等盐场，地广人稠，又不免集结兵团训练，以防备不测。现在既然设立盐屯，正税可以节省，盐兵可以解散，不用海防，黄巢、王仙芝那样的动乱就不会发生，这是第一个利弊。淋卤煮盐，自宋元以来，按照盐引酌情给予工本费，而钱落入穷人手中，不免胡乱使用，等到督促缴纳盐税时，常常积欠，甚至有人逃亡无法办理。如果设立盐屯，免除定额税科，军队自己谋取利益，谁肯听任其荒废？而工本的费用，又可以全部免除，这是第二个利弊。行销盐必须划分地区，近处的盐价常常便宜，远处的盐价常常昂贵。地区广阔则拨给的盐引不足而价格也贵，地区狭小则销售的盐引有限而价格也贱。而官府和商人逞其贪心，又贿赂道台、知府，来控制价格的低昂，使之只有高价而没有低价，那么青苗法强制摊派的弊端必然产生，而公私争夺地界、越境贩卖的危害，还不在其中。只有盐屯所产的盐，允许商人转手贩卖，有无相易，远近广狭，无不流通，而后价格才能平稳，这是第三个利弊。自从设立盐禁以来，亡命之徒，谋生无策，借查盐之名，投靠官商，辅以巡拦、牙侩，捕捉私贩，搜查私煎，从而在其中形成窝点，凭借威势制造事端，恐吓欺诈财物，陷害善良之人，所到之处骚动不安，人民不堪忍受。甚至权奸的爪牙，勾结贩卖，也都骑着怒马，穿着鲜亮的衣服，在公庭上傲慢无礼，纲纪败坏，至此已到了极点。而盐屯哪有这种情况呢？这是第四个利弊。朝廷派遣官员管理盐务，有巡盐御史，有盐运司，有盐法道，有管盐的同知、通判、知事、经历、主簿等官员，而其下的人役，更难悉数，无不每月耗费俸禄，勒索船夫。又听说海滨颇有多余的滩涂，以及村落的土盐，都可以用来煎盐，而畏惧官吏禁止私垦的禁令，不敢开垦耕种，以致人力有剩余，地利有剩余。计算所得，抵偿不了所失。如果确实将盐利分散给屯军，废除禁止私垦的命令，那么冗官、冗役、冗费，十成中去除八九成，而朝廷可以坐收军需无穷的利，这是第五个利弊。由此论述，广设盐屯与设立盐场，哪个充实哪个空虚，哪个便利哪个不便利，其大概也可以看出来了。舍弃这些不图谋，而想要独占煮海的财富，必定说禁止私盐不可行。我担心穷苦百姓换米做饭，隔日而食，少夺他们几文钱，就已经扼住了他们一家八口的咽喉。而比较国家用度的利弊，最终又相差数倍，而徒然为皇帝招致怨恨。可悲啊。

开中盐法

储大文

明初

译征调安南的军队八十万，北征的军队五十万，而兵力没有告急，粮饷没有匮乏。这虽然是因为屯田卫所和府兵制的缘故，也是因为有用开中盐法来辅助它。开中，是沿袭宋代的制度并加以完善。宋代的制度以折色（折纳银钱）为利，明代的制度以本色（实物）为利。从洪武三年起，山西行省上言说，大同的粮食储备，路途遥远，费用沉重。如果让商人在大同仓缴纳米一石，在太原仓缴纳米一石三斗，给予长芦、淮盐各一引，一引为二百斤，那么转运的费用就节省了，军需储备也容易充实了。朝廷听从了建议，而开中法实际上就发端于此。后来因为边防粮饷接济不上，户部尚书郁新于是制定了召商开中法，命令商人向九边塞下输送粮食，按照盐引支取盐。凡是盐一引，计算折合价银八分。如果商人能够捐资开垦荒地，等到成熟后酌情征收其租税的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允许就近在附近的堡垒申报缴纳盐粮。军队如果有侵扰的，予以惩治。永乐年间，规定盐一引，向边塞输送粮食二斗五升。成化年间稍微增加到二斗七升二合。粮食进入，盐引发出；盐引进入，盐发出。费用少而利益厚。而且如果不向边塞报中，就没有办法谋取厚利。所以想要卖盐就不得不报中，想要报中就不得不积蓄粮食，想要积蓄粮食就不得不耕种塞下的田地。而米谷有多余的，也不得不登记在堡垒，而在边塞出售。这就是所说的用盐法来推行屯田政令。军卫屯田的米，六石用来供养军队，六石用来储存仓库。超出十二石以外的，官府不再多取，而又有开中盐法的年例来辅助它。如果偶尔遇到边防警报，斗斛缺乏，又有开中先支法来辅助它。常股盐户的盐作为年例，存积盐用来准备先支。盐法疏通，而盐引没有壅滞。因此在那个时候，商人未曾有边商和内商的区别，内商都是边商。赋税未曾有盐课和余盐的区别，余盐都是盐课。而盐也未曾有河盐和堆盐的区别，河盐都是堆盐。现在考察河东盐法，到弘治年间，常股盐二十九万四千引，存积盐十二万六千引，才开始制定运司召商办课的方法，而成化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它在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的情况也可以知道了。这是从洪武到成化盐法的大略。弘治五年，山阳人叶淇担任户部尚书，看到当时塞上一钱银子可以换粟四斗，商人费用更少，而利益更厚，于是制定缴纳银两到运司，解送户部，供给边防费用。于是库银骤然增加到百万两有余。当时的人都认为有利。现在考察盐政志，弘治时，六运司的纳银数额不一，而河东最薄，达到二钱一分。嘉靖二十七年，六运司的增银数额不一，而河东最薄，也达到三钱二分。以及万历年间周宾所著的《识小编》，说每年收入余盐课税等银，大约一百零三万两有余，各边中盐引价，大约五十七万两七千有余，这相当于常赋的五分之一，而两淮中盐引课不包括在内。那么盐利的丰厚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边地因此荒芜，粮食更加涌贵，即使尽一引的价，或者还要加倍，以至于不能换得一斗粟米。军队多呼庚癸（指缺粮），而大同、山西二镇，也时常发生李国贞、邓景山的变乱。议论的人慨然叹息，说实际上是由叶淇轻率改变祖制开始的。等到后来九边都缺乏粮食，剿饷、练饷频繁加征，而行人陈际泰论述得尤其详细且核实，大概有他所说的道理。况且人情没有不趋利而避害的，也没有不趋逸而避劳的。只有用他们趋利的心来替代他们避劳的心，事情才能成功。自从改法弊端出现后，又想恢复本色，而本色又不能立刻恢复。于是命令河东以及两浙、长芦、山东，都缴纳折色，只有两淮利益较厚，独自缴纳本色。隆庆年间，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曾经上疏说盐法，议论的人每每归咎于叶淇，而不知道自从叶淇改废的，现在已经恢复旧制了。凡是盐一引，官价五钱，缴纳粮食多的五六斗，少的也不下三斗以上，路途近价格贱，将近一石，比起国初不止一倍。以及崇祯年间绍兴推官陈子龙，也说淮盐仍然中本色，至今还是这样，而议论的人不考察，认为全部实行折色，这都是盐政掌故。

译然而边疆土地一旦荒芜，就再也无法重新开垦。而开中法又不敢完全废除其名目。商人无可奈何，于是区分边商与内商的说法来应对。边商办理盐税，内商办理余盐。内商财力充裕，而且他们凭借盐引获取的利益，起初并不依赖于边疆。即使能够开垦荒地，又能有什么用呢？边商财力不足，况且烽火台警报的危险，又恰好发生在边疆。即使想要开垦荒地，也只能暂且作罢。因此祖制最终无法恢复，边疆储备最终无法充实，盐利虽然丰厚，但军事防备却更加空虚，而一代长久安定、治理有序的常法，于是消亡而不可再问。如今河东盐法，虽然与两淮制度不同，但有坐商又有运商，还是本着边商内商的遗意。有人说：那么开中法可以恢复吗？回答说：万历年间，商丘人宋纁任户部尚书，曾谈论边疆储备的大计，认为最重要的是屯田和盐政。近来各边年例银增加到三百六十一万，比弘治初年增加了八倍，应当整顿屯田政务，招募商人开垦荒地换取盐引。皇上认为很好，很久才表示赞同，但他的建议也被削减成了空文罢了。况且明朝末年，连军屯都顾不上，哪里还谈得上开中呢？有人说：沿边供给军粮的困难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征用明初的粮食如此便宜？回答说：尚鹏上疏陈述甘肃屯田，曾说西宁遇到丰年，白银一钱可以换粟五斗，所以西宁供给军队的月粮，都愿意得到折色。庄浪白银一钱仅能换粟一斗四五升，各军月粮，都愿意得到本色。这是粟价低至白银七八分，已经觉得贵了。蒲州人王崇古总制三边，尚鹏又曾写信说，榆林白银一钱当时估价粮食八升，他们只缴纳五升，还称艰苦。这是粟价高达白银二钱，于是成为极贵了。开中垦荒的利益，还有存在的，而不像万历以后那样特别凋残。有人说：同样是开中，为什么宋朝范祥征收折色，就是有利；明朝叶淇征收折色，就是有害？回答说：范祥的盐钞，这是以本色的虚估变化，而缴纳折色的实价，所以在宋朝有利。叶淇的盐课，这是以折色的时估变化，而忘记本色的常价，所以在明朝有害。况且宋朝边疆靠近，所以得到本色还容易；明朝边疆遥远，所以得到本色加倍困难。而那些距离东胜、嘉峪关更远的地方，就更可知了。这又应当综合时代和路程来计算。有人说：襄城人李敏，曾巡抚大同，看到山东、河南转运军粮到达，路途遥远耗费巨大，于是计算年度支出之外，都命令转运白银，百姓轻便携带容易到达，而将士得以用盈余整治军装，双方都便利。等到任户部尚书，又请求京畿、山西、陕西州县，每年转运粮食到各边的，每粮一石，征收白银一两，以十九两输送到边疆，按当时价值折算军饷，有剩余则招募购买以备军需。皇上听从了他。从此北方两税，都折算成白银，实际上是从襄城开始的。襄城是在山阳之前担任户部尚书的，为什么襄城轻便携带就是有利，山阳折色就是有害？回答说：襄城轻便携带，还可以缓解齐、豫转运的劳苦；山阳折色，于是就给边疆转运带来危害。他们的法令只相差毫芒，其错误不止千里。说山阳的错误，不用说完就知道了。然而布政使文贵，最初将迤荒改为折色，侍郎冯青，又完全将本色改为折色，而陕西塞上的粮食更加缺乏，那么其危害也不始于开中。说齐、豫或许偶尔可以实行轻便携带，全秦绝对不可以实行折色。税粮折色虽然利于百姓，但实际上深深危害军队。开中折色只利于商人，于是永远危害国家。利于百姓尚且不能没有，其危害仍然由百姓承受；而利于商人更加严重的，其危害直接由国家、军队和百姓共同承受，而且历经七代都无法挽救。河东靠近边疆，解池盐利，实际救济边疆需求，这是记载河东盐法，应当勤勤恳恳特别书写的。

复阳郝公巡视两淮盐政序

李呈祥

宋朝大臣筹划国事的，说东南民力已经枯竭了，又说朝廷征税获利到了极限。那些经略西夏的，则说首先诏告内外，不要随意谈论边疆事务。唐朝大臣请求讨伐淮蔡的，则说朝见天子返回朝廷，必定以消灭贼寇为期。这几位公卿，起初并不互相谋划。然而不宽缓民力，怎么储备军需物资？不减少议论，怎么要求成功？不勉励臣子的忠贞，怎么壮大君主的威严？所以这几位公卿，都是后世臣子的老师。复阳先生学习道义磨砺节操，明辨本体推致实用，自从回到台谏职位，所陈述的都是天下大计，本来不是草野之人所能听到的。现在奉新命督理两淮盐政，我看到他像炎热毒气，而用清澈深潭洗涤；像纠纷积累，而用条理秩序整顿；像盘根错节，而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虽然如此，难道没有谨慎而深思的吗？吉安平定，怎么抚恤恢复产业的百姓？长沙驻军，怎么招来归顺的民众？这都是淮盐流通的地区。军前的需要，急在本色呢，还是急在折色呢？官府运输折色而耗费，不如商人自己输送本色而节省呢？官府用商人的折色召买本色而又耗费，不如商人用商人的折色自己输送本色而又节省呢？征剿的时候，既然依靠充足供应，即使恢复之后，尤其烦扰赈济。如果让百姓屯田，那么牛种没有资金，不如让商人为百姓屯田呢？如果让军队屯田，那么扛着武器没有空闲，不如让商人为军队屯田呢？官府节省费用而官府没有多余财物吗？

译减少商人的费用，商人难道就没有多余的财力吗？让百姓屯田，百姓难道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吗？让军队屯田，军队难道就没有多余的锐气吗？这种办法难道只适宜于淮盐的流通地区吗？大概因为盐税银两所获得的数目不过如此。如果利用盐权的时机高低变化，与各种货物相互流通，难道不会使粮仓充实从而停止陕西的漕运吗？难道不会在不增加丝毫赋税的情况下，就足以供给军需吗？这不过是官府垄断矿山和煮海制盐罢了。凭借齐国一隅之地，尚且能用它来匡正天下，难道以天下之大，反而不能用它来安定一隅之地吗？然而盐使的职务，每年周期结束就完成任务了。想要做长远的规划，难道不担心耽误紧迫的期限吗？想要扩大生财的源头，难道不担心缺少上报户部的定额吗？虽然如此，接受一件事就办好一件事，这是臣子的职责；所办的一件事而周全考虑的不止一件事，这是忠臣的志向。所以不竭泽而渔，是为了国家长远的打算，而不一定是权宜之计；不筑舍而谋，是为了战胜敌人的胜算，而不一定是繁琐的商议；不畏艰难而前行，是为了讨伐贼寇的大义，而不一定是师长子弟的责任。复阳对古人用心研究到了极点，深思熟虑而更加详细斟酌，难道就只以办好一件事作为称职吗？田间老友，私下附赠言的义理，在他出发的时候，敢以古代的忠臣作为规劝。

译商屯议

董以宁

当今世上，有些名义上非常美好，但实际上难以推行的，商屯之说就是如此。商屯的好处，在于不强制商人屯田，而商人自然不得不屯田；又在于商人不必亲自屯田，而边防士兵自然会代为屯田。将粮食运到边境，发给商人盐引，让他们前往产盐的地方支取。起初是想让商人自己承担转运的任务。然而商人若想从产米的地方长途运输，费用难以支撑；若想在缺米的地方就近购买，米价就会更加高涨。于是就在边境招募耕种，商屯由此兴起。屯田士兵在边境，起初依靠商人的利润，作为购买牛种的费用；又在秋收时与商人进行贸易，粮食得以出售。而商人对于边防士兵，就像招募佃户收取利息一样，稍微获得一些利润。双方互利且都方便，所以永乐年间，就仿照宋朝雍熙年间的做法，将边境中纳海盐支取的制度定为法令。自从叶淇与扬州商人勾结，请求改为折纳白银，商人将银两交给盐运使，盐运使解送户部，户部再发放到边境。边境原先由商人屯田的地方，耕种没有资金，收获后也没有销路。这对商人方便，对屯田不便，于是屯田就废弛了。然而商人之所以觉得方便，不过是因就近缴纳银两，可以节省往返的劳顿和费用。于是朝廷议论因为米价低廉，每石只有二钱，计算缴纳二斗五升，就可以支取二百斤的盐引，折合银两不过五分，少于洪武年间每石八分的定额，于是增加到四钱有余。后来又多次增加，甚至超过一两。这已经对商人不便，商人也因此受害了。等到商人受害而中纳的盐引逐渐减少，那么缴纳的银两必然减少，而解送到边境的数额就不够。于是就用折漕、折白来充抵。内地的百姓，争着想要用米换银，米价都暴涨而变得便宜，农民因此受困。边境的士兵，又争着想要用银换米，米价都暴涨而变得昂贵，军队又难以维持。前朝商屯废弛，其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然而想在当今恢复商屯，那绝对不可行。商人的屯田，是在边境屯田。宋朝的边境，与西夏、北辽接壤，所以有雍熙年间的制度。明朝的边境，在宣府、大同、蓟州、辽东等地，所以有永乐年间的制度。如今全国都是臣民，过去的边境，都属于内地，而重兵已经裁减，各省的税粮拨派本地还有剩余，不必由商人输纳。计算下来，只有亲王重藩驻扎的地方，如云南、广东，才称为边境，可以屯田。只是这些地方距离给盐的地方太远。策划商屯的人，将就近给他们盐呢？还是仍然在淮地给盐并搭配浙盐呢？就近给盐，则苦于盐少。广东盐每年办理只有四万余引，云南盐每年办理只有数百余万斤。转贩的利润不多，那么中纳的商人就很少。即使实行屯田，也是有限的屯田。如果仍然给他们淮浙的盐，而在数千里之外奔波，又再次陷入坐吃山空的困境，日夜不得安宁。一年中纳的盐引既然没有多少，那么丁盐与屯卒的军粮，必然都无处销售。只是让行盐的地区，难以得到盐而价格日益高涨，岂不是屯田还没实行，盐先就壅滞了呢？有人说，云南、广东的边饷，固然不必议论了。在西北京畿附近的地方实行商屯，让商人自行招募流民，提供牛种并互相贸易，粮食在京通地区改纳，盐仍然在淮浙受支，大致仿照宋朝端拱年间的制度，不也可以吗？不知道京畿自从圈地以来，几乎再也没有余地。即使有，而辽东招募流民的差役，又几乎再也没有剩余的人口。商人想要屯田，商人本来就不能自己屯田。空谈无益，不如认真议论兵屯。

卷五十 户政二十五 盐课下

盐法议

吕星垣

如今天下的大利，只有天下无欲的人才能治理。无欲则明，明则能去除积弊，而天下的大利就出现了。自从管子创立煮海制盐的方法，汉朝兴起，修明法令禁令，历代沿袭，军费开支和边境军饷，都从中获取供给。世上议论盐法的人，说体恤商人，缉捕私贩。假如私盐平息，官盐畅销，商人乐于获利，上不缺乏税课，下不损害百姓，但问题的根源不在此。查阅两浙盐志，参以见闻，提出盐法六议，使想要厘清剔抉的人有所采纳。第一，勉励官员廉洁以清除源头。如今盐官动不动就谈论缉私，文书上下往来没有空闲的日子。究其根本，私盐多是因为官盐壅滞，积压拖延支盐期限。知道私枭贩卖私盐，却不知道官盐也在贩卖私盐；知道官盐夹带私盐，却不知道官员纵容夹带。那么支盐规费的弊端不可不革除。定例每引三百斤，包卤损耗二十斤，胥役工食统一增加三十五斤，官费商本，并无缺乏。因为商人捆运引盐，重达七八十斤，甚至百余斤不等。所以奉部颁发的秤子，索重一斤八两，钩重十七斤六两，严格清查，如果有超重，全船烧毁。然而场官不检查捆发，隐瞒多出的斤两，引盐还没到支盐亭，胥吏已经打通线索。名义上是抽签点验，实际上都是暗中记号提包，假称超重，一律至三四斤为止。抽验一包，全船照罚。但只罚超重，不实行全毁。官员贪图罚款，商人在其余十引中，夹带四五引。支盐期限怎能不拖延，盐课怎能不亏空？所以顺治十三年，户科给事中王益朋，直言四境的私贩，就是盐的官役；那么连年的缺课，就是连季的支盐规费。假如尽除支盐规费，那么引盐实际销售而价格低廉，商力充足，税课怎么会不足？私贩又有什么利益可图？第二，严格功过以督促缉捕。官吏治理百姓，关键在于按功过进行考察。如今缉私的人，虽然设立了循环功过簿，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