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户政四赋役一

译二千八百七十。人口六千五百零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弘治四年编造户籍册。人户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四口。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三。私下估算，洪武年间战乱之后，户口损耗严重。弘治盛世，人口繁衍不止是前代的数倍。然而造册统计的总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这是因为脱漏的人口太多了。对于脱漏户口，法律并非不严厉。弘治朝的君臣，查察并非不精密。之所以能够容忍其脱漏，是因为这对财政收支的大数没有太大影响。地方官吏只以赋税徭役的征办完成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而不以户口的增减作为贤能与否的依据。长期玩忽职守之余，一是隐匿于游手好闲之人，二是隐匿于互相冒名顶替，三是隐匿于流动人口。土地有兼并，人口也有兼并，这也是法律流弊造成的结果啊。唉，商鞅变革古制，井田制便不可恢复；杨炎变革古制，租庸调制便不可恢复；王安石变革古制，践更卒更制便不可恢复。吕祖谦说：寓兵于农，赋役才能安定。寓兵于农，人人都能说，但施行于实际事务，衡量当时的时势，很少见到成效。在赋役弊端严重之后，想要妥善善后，也只能顺应形势加以引导，随顺风俗制定法律，而不失古代圣人爱护百姓的本意，这就够了。

译关于赋役的议论

任源祥

赋役的弊端，没有比折色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呢？自开天辟地以来，向百姓征收的不过三项。孟子所说的粟米、布缕、力役，就是唐初的租庸调。这三项，古代有古代的定额，现在有现在的定额，即使想要额外加征，也有所不可。因此，谋取私利的人巧立名目，制定各种法令，来蒙蔽天下人的耳目。既削去名义而收取实际，又隐藏实际而增加名义，在中间收放之际，因而暗中侵吞贪污，这也是折色带来的危害。查考洪武十八年，下令两浙及京畿官田折收税粮，钞、绢、金银、棉、布各折合米若干。三十年又规定折色的价额，大约银每两折合米四石。两浙及官田折收，并非两浙官田，未曾折收。钞、绢、金银、棉、苎、布都准许折收，未曾专门以银折收。两浙地区人多田少，从事商业的人多，所以采用折色。其余府州县，舟车不通，有时采用折色。折色起初不过是顺从百姓的便利，后来却通行折色，只征收银两。时间久了，折色的名目繁多，难以督催合并，于是将说法隐藏在一条鞭法中。折色久了，人们忘记了它是税粮；一条鞭法久了，人们甚至忘记了它是折色。忘记了它是折色，折色的危害就大了。查考正德六年，题准山西州县可通车的地方，都顺从百姓的便利，征收运输本色。嘉靖九年，题准浙江温州、台州、处州三府的税粮，照旧征收缴纳本色，不许巧立名目，征收价额害民。由此看来，折色害民，本色便民，显而易见。就像江浙，每年漕粮，没有升合拖欠，而折色拖欠，不下数十万以上。那么本色容易征收，显而易见。大致折色有五种危害，本色有五种好处。折色用银，银不是百姓本来所有的，缴纳艰难，这是一害。银两轻便容易隐藏，便于官吏差役侵吞欺诈，这是二害。银不是通过贸易不能得到，人多从事商业，这是三害。银不由上面控制，像泉府那样掌握权柄，又不从下面产生，像布帛那样可以穿衣，菽粟那样可以食用，而偏偏重在银，使豪强狡猾的人得以独占其利，这是四害。银虽然多，不是国家的本货，一旦有急事，京城和边疆空虚，这是五害。百姓所有的，是劳力；土地所产的，是粟麦、布帛。征收他们所有和所产的，而不责求他们没有的，百姓不苦于赋税不拖欠，这是一善。税粮的科则，各有原额，数目容易明白，不能借端挪移，上下其手，这是二善。缴纳不用银，银就不珍贵，人多不从事商业而务农，田地都开垦，这是三善。务农则勤俭，勤俭则人心向善，风俗容易形成，这是四善。所担心的是本色沉重滞涩，难于起运。然而通漕的地方，漕运事例，可以参照不通漕的地方，斟酌道路里程，在都会要害之地，建仓收贮，顺从其长远便利。几年间，京城和边疆要地，本货充足，军国所需充裕，富强之形成，这是五善。总计天下便于折色的，只有舟车不通的地方而已。其余都便于本色，而不便于折色。即使有时偶然便于折色，最终也不便于折色。谋划国家的人，为什么不谋求这五种好处，而拘泥于各种法令，使天下受害呢？

关于赋役的后续议论

任源祥

三代井田的法度，坏于商鞅；隋唐均田的法度，废于杨炎。商鞅兴起一时的利益，杨炎补救一时的弊端，而古制再次消亡。为什么呢？赋税出于田地，徭役出于丁口。古代没有无田的丁口，丁口与田地不相分离，所以赋役相称，用度宽缓可以权衡。自从阡陌开辟，丁口自是丁口，田地自是田地，丁田分离，那么赋役没有标准而百姓受害。自从两税法实行，丁口计入田地，将徭役并入赋税，既削去名义而收取实际，又隐藏实际而增加名目，那么赋役没有止境而百姓受害。然而观察古代王者有分土没有分民，那么后世赋役都出于田地，本来是势所必然的。明朝制度，鱼鳞册以田地为主干，以人户为脉络；黄册以人户为主干，以田地脉络。人户有消长，田地没有消长。编审以丁田为宗旨，采用两税法的长处，去除两税法的弊端，所谓因势利导，随时立法，而不失古圣人谨慎的本意。只是法度久了弊端产生，万历初年，因为天下困于丁徭杂泛，于是实行一条鞭法，头绪归一，百姓非常便利。崇祯年间，江南里甲，如仓头北解，无不破家。改朝换代以来，首先改白粮为官解，其次改仓头为图兑，而江南于是没有重累。康熙二年实行匀图法，总计每县图甲田地，截数均编，推广实行，与隋唐均田相似，法度也很好。虽然如此，今天下的形势，积重在银，积轻在田。怎么说呢？古代粟米布缕力役，看百姓所有的，土地所产的而征收，间有折征，所以权衡一时的轻重，不是定额。而唐代的庸钱，宋代的免役钱，开始以钱为定额，然而只有徭役折钱，赋税不折钱。明代一条鞭法，开始以银为定额，然而一条鞭法征收至七八分，不妨碍有司考成，是在税粮徭杂项中，还存有宽缓的意义。现在起运存留裁扣，总作十分，未完分厘，都在参处之例。且一条鞭法既合并杂

译广泛地征收赋税了。因此，原本编定的存留款项得以保留，是为了免除杂泛的徭役。如今都将这些裁减作为正赋起运，那么杂泛徭役就不得不重新摊派。所以，征收越急迫，银价就越昂贵；银价越昂贵，谷价就越低廉；谷价越低廉，农民就越困苦；农民越困苦，田地就越被轻视。田地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国家宝贵的财富。然而，田地日益被轻视的趋势，已经到了有人将其像破鞋一样抛弃，有人将其像毒虫叮咬一样厌恶的地步。唉！这难道是谋划国家、巩固根本的方法吗？周敦颐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势罢了。”势就是轻重。认识到什么是重，并迅速加以纠正，就可以了。谋划国家的人，如果确实能够审察形势并权衡其平衡，就不会失去谨慎持重的本意，而赋税徭役也就没有弊病了。

译**钱粮论上**

顾炎武

自从大禹、商汤的时代，就不能没有荒年。但百姓到了连稀粥都喝不上、只能卖儿卖女的地步，这是禹、汤时代所不能没有的；而在丰收之年卖儿卖女的，却是唐宋末年未曾有过的事。

从前我在山东，看见登州、莱州沿海的人，大多抱怨谷价低廉。他们身处偏僻山区，无法得到白银来缴纳官税。如今我来到关中，从鄠县以西，直到岐山脚下，虽然年成极好，粮食极多，但百姓却相继卖儿卖女。到了征收粮税的日子，村民全部出动，这被称为“人市”。询问当地长官，他们说全县卖给军营并领取印信凭证的，每年接近千人；那些逃亡或自杀的，更不知有多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粮食却没有白银。百姓所收获的不是官府所征收的，官府所要求的也不是百姓所产出的。白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矿山的开采已经停止了，“廾人”（古“矿”字）已经废止；海上的商船也已经撤回了。中国民间的白银，已经日渐消耗，何况那些偏僻山区，商贾绝迹，即使用尽鞭打拷问的力量去搜刮，又从哪里能得到呢？

所以粮食一天比一天便宜，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赋税一天比一天短缺。拖欠的税款一年比一年多，人口一年比一年减少。如果沿袭这种状况而不改变，将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

况且白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货币的呢？古代富有的人，拥有的只是豆类和粮食。因为交易的需要，不得已才用铜钱作为权衡。然而从夏商周三代直到唐代，向百姓征收的只是粮食和布帛。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才开始改为征收铜钱，但那时还没有白银。

《汉书·食货志》说秦朝的货币只有二等，而银、锡之类，只用于器物装饰，不作为货币。从梁朝时才开始有交州、广州以金钱作为货物的说法。宋仁宗景佑二年，才下诏各路每年缴纳铜钱，福建、两广地区改用白银，江东地区用布帛。之所以向福建、两广征收白银，是因为那里矿山冶炼多且海外贸易获利丰厚。直到金章宗才开始铸造银锭，名叫“承安宝货”，公私交易都视同现钱使用。金哀宗正大年间，百姓只拿白银做买卖，而不使用铸币。直到今天，上下通行白银，却忘记了它的来历。

然而考察《元史》，每年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数额是最少的。那么国家赋税使用白银，大概不过二三百年罢了。现在谈论赋税，一定说是“钱粮”。钱，就是铜钱；粮，就是粮食。哪里有所谓的白银呢？

况且天地之间，白银不会增加，而赋税却加倍，这必定是百姓供不起的数额。从前唐穆宗时，物价低廉而铜钱贵重，采纳户部尚书杨于陵的建议，命令两税等铜钱，都改用布帛丝绵缴纳，百姓觉得便利。吴国徐知诰听从宋齐邱的话，认为铜钱不是耕种桑麻所能得到的，让百姓缴纳铜钱，是教他们抛弃根本去追逐末节。于是各种税收都收取粮食、布帛、绸绢。这说明古人谈论征收赋税，尚且认为铜钱难得，认为百姓求取铜钱是不务正业，何况是白银呢？

先王制定赋税，一定取用当地所出产的东西。现在如果在通都大邑、商贾聚集的地方，即使全部征收白银，百姓也不会叫苦。至于偏远角落、舟车不到的地方，即使只征收其中的十分之三，也仍然得不到。用这种必然无法得到的东西来祸害百姓，最终导致祸害国家，那为什么不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权衡每年的收入数额，斟酌转运的方法，在其中通融调剂呢？凡是州县不通商贾的，命令全部缴纳实物。不得已要征收铜钱的，只征收十分之三。铜钱从下往上缴纳，那么劣质钱币就没有容身之地，铜钱的价格就会上涨。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没有减免赋税造成的亏损，却有救济百姓的实效；没有督责征收的困难，却有逐渐还清欠款的希望。今天的计策，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

种粮食却征收白银，就像养羊却想要马一样；依靠白银来使国家富强，就像依靠酒来充饥一样。这样自己欺骗自己，其弊端导致国家和百姓都陷入绝境，这种计策比唐宋末年那些臣子还要低下。

**钱粮论下**

顾炎武

唉！自古以来，统治国家的人向百姓索取已经非常详尽苛刻了。然而没听说过有“火耗”这种说法。火耗之所以得名，大概起源于征收白银的时代吧？这就是所谓正税之外还有三成额外赋税的情况吧？这就是所谓国库空虚而奸吏致富的情况吧？这是国家严厉防范的，却是贪官污吏世代坚守并作为传给子孙的宝贝的。这是穷困百姓的祸根，匮乏财物的源头，开启盗贼的大门，却是平庸的在位者视而不见、不予挽救的。

推究火耗产生的原因，因为一个州县的赋税繁多，如果逐户收取，逐铢缴纳，不能将这些琐碎细小的东西上缴给上级官府，所以不得不借助于熔炼。有熔炼就一定会有损耗。所谓的损耗，特别只是百分之一二罢了。

有个卑鄙小人，认为额外的征收难免触犯吏议，选择对象来搜刮，还不足以满足他的贪婪。于是借着火耗的名义，作为巧取豪夺的手段。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这种方法代代相传，官职每升一级，损耗就增加一层，直到今天。于是官员从中牟取两三分的利润，而百姓用十三份的钱来缴纳国家的十分税；里胥之类的小吏又从中牟取一两分的利润，而百姓用十五份的钱来缴纳国家的十分税。他们索取时，对大户薄征，对小户厚取。凡是征收的数额，两（重量单位，指大户），一定是当地豪强有力、可以挟制官府长短的人；铢（重量单位，指小户），一定是贫穷的下户，即使多取他们也不敢说话。

译于是两税的附加税达到了十二三，而铢两的附加税达到了十五六。正税较轻，杂税较重。正税是百姓首先关注的，杂税则是后来才关注的。于是正税的附加税达到了十二三，而杂税的附加税甚至达到了十七八。藩司将其称为羡余，进贡给节度使称为常例。以不得不做来逼迫，以不可破坏来保护，百姓的困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我曾经长期在山东，山东的百姓，无不头痛皱眉，诉说火耗的暴虐。唯独德州不是这样。询问原因，他们说：德州的赋税两万九千二，其中二分是银，八分是钱。钱没有火耗的附加，所以百姓的负担比其他县轻松。并不是德州的官员都贤良，里胥都善良，是形势使他们这样的。又听长老说，近代的贪官，比唐宋时期更严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钱重难以运输，银轻容易携带。难以运输就少取而以为多，容易携带就多取而犹以为少。并不是唐宋的官员多廉洁，现在的官员贪婪，是形势使他们这样的。那么银的流通，钱的停滞，是官吏的宝物，百姓的祸害。在明朝初年，曾经禁止百姓使用金银，犯者按奸恶论处。使用金银有什么奸恶呢？而严厉禁止的原因，大概是预知弊端一定会达到这种地步。当时市场所用，都是唐宋的钱，而制钱只是偶尔铸造，以补充不足。现在货币衰弱而害金兴起，市场困窘而伪物出现，国家货币被上层夺取，百姓力量在下层单薄。假如陆贽、白居易、李翱等人生活在今天，他们的叹息感慨，一定比唐朝中期更严重了。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说：国家的赋税必须衡量人的力量，适合土地的特性，所以所征收的只有布麻绘纩和百谷而已。先王担心物价贵贱失衡，百姓交易难以标准，又制定泉布之法以调节轻重适宜，敛散弛张必须由此，这是理财的大权，国家的利权，掌握在官府，不交给下层。那么谷帛是百姓所生产的，钱货是官府所铸造的。所以国家朝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何尝有用钱作为赋税的呢？现在的两税独异旧章，只估计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只计较求得之利，不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于是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说：钱是官府所铸，粟帛是农民所产，现在让农民贱卖粟帛换钱入官，这难道不是颠倒而取其所无吗？因此豪家大商都多积钱以逐轻重，所以农民日益困顿，末业日益增加，请求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白居易集有赠友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卖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说：你认为火耗是百姓的弊病，如果改为征收粟米，难道没有淋尖踢斛，巧取于民的手段吗？说：我没有见过罢任的仓官，宁家的斗级，负米而行的，必定卖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那么大盗所注视的常在后车。那么难道只是现在的贪官，比唐宋时期更严重，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的，也应当比唐宋时期更严重了。

译田赋总说

朱泽澐

先王井田的制度，不能骤然恢复。为此，应当采取多者减损、少者增益的办法，广泛推行社仓制度，以贯通其意旨。而之所以必须先建立里甲、排门、鱼鳞等册籍，为什么呢？张载先生说：“仁政必定要从厘清田界开始。如果贫富不均，教化养育没有方法，即使想要谈论治理，也不过是苟且应付罢了。”井田的田界固然无法恢复，但治理百姓的人，如果不知道百姓数量的多少、户口的贫富、田亩的肥沃与贫瘠，即使想要进行多者减损、少者增益，其道途从何而来？里甲册籍，由来已久，其中混乱不清，书吏奸诈，任意虚报冒领，弊端万端。如果不彻底澄清，那么百姓的数量终究没有真实的依据。所以首先要确立里甲册籍。排门册，就是《周礼》中伍、两、卒、旅、比、闾、族、党的制度，保甲的纲目，实际上基于此。鱼鳞册，就是《周礼》中辨别野外土地为上、中、下三等的制度，遂、沟、洫、浍等水道的通塞情况，实际上记载于此。这不仅仅是确定制度而已，必须要求地方长官亲自踏勘土地，沿着村庄和田畔依次巡视，考察道路，识别住址，与父老子弟常常接见训告，才能熟悉户口的流变、田亩的高低，从而使条教号令得以施行。借此劝导百姓自行节俭，实行耕种三年存留一年余粮的方法，以防备水旱灾害。又劝导邻里互相担保，稍微分出百分之几的余粮，作为社仓的本钱。全在于积累诚意以感动百姓，使他们明白义理，良心显现，人人都知道贤能的长官是为了地方爱护养育穷民，而后才有头绪可以治理。所以必须贤才长期任职，一年而诚意感动信服，三年而规模确定，五年而治绩成就。等到从家到族、庄、乡、铺、仓，乃至一邑，那么《周礼》中遗人、乡、里、门关、郊、野、鄙、县、都，都有储备物资以等待施惠的制度，就可以重新见到了。这难道是偶然吗？三种册籍的方法：里甲、排门两册，以人为经，以田为纬，那么百姓的贫富善恶、风俗的淳薄，时时在心中，有赏罚政教的用途。鱼鳞册，以田为经，以人为纬，那么田数的多少、田土的肥瘠、田利的盈缩，时时在心中，有因地制宜的用途。凡是保甲的方法、彰善瘅恶的典章、力役的征发、水利救荒、经界射猎等事，都从这三册田图中产生，具有无限的妙用。只有有见识的人用心精研，安静推行，才能知道其条理脉络。

田赋说（出自《豫乘识小录》）

朱云锦

夏后氏已经修治六府，依据三壤的法则，在中邦征收赋税。其役法有殷代的助法、周代的彻法，方法虽然不同，其实质都是什一税。自从暴秦开辟阡陌而废除井田，古代的制度不可再追溯。两汉以后，因时设立制度，评论者说接近古制的，没有比得上唐代的租庸调法。这种方法以丁口为本。一是租，丁男十八岁以上，授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田，以八十亩为口分田。凡是授田的人，丁男每年缴纳粟二石。二是调，每丁根据当地出产，每年缴纳绢、绫、絁各二丈，绵二两；如果缴纳布，则增加五分之一，麻三斤。三是庸，使用人力，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闰年加二日；不服役的，每天折纳绢三尺。有事而增加役期，超过二十五日的免除调，超过三十日的租和调都免除，并且不超过五十日。这正是孟子所说的粟米、布缕、力役。其简单明了，方便易行，则又推崇明代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总括一邑的赋役，衡量土地、计算丁口，丁粮全部缴纳给官府。一年的役事，由官府招募。力差则计算其工食费用，酌情增减；银差则计算其交纳费用，加上损耗。凡是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以及存留供亿的各种费用，还有土贡方物，全部合并为一条，都按亩征收银两，折价办理给官府，所以称为一条鞭。嘉靖年间屡次推行又屡次停止，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当政，才开始大力推行。后来因为四方有战事，三次叠加征收九厘银，现在所说的九厘银就是由此而来。本朝顺治十四年，颁布《赋役全书》于各省。恭读御制序文，其中有说：“当明朝初年，取民有制度，休养生息，到了万历年间，海内殷实富足，家给人足。到了天启、崇祯时代，因为战争增加军饷，加派繁多兴起，贪吏借此作奸，百姓不堪忍受，国运随之衰败，实在足以深刻借鉴。现在特别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宏祚，将各直省每年额定征收、起存、总撒的实数，编撰成册，查考往日的文书，参酌时宜，凡有参差遗漏，全部驳正。钱粮则例，都依照万历年间的标准，天启、崇祯时加增的，全部免除。地丁则列出原额多少，原额以万历刊书为准，除荒以覆奉谕旨为凭，地丁清核，其次列出实征，又其次列出起存、起运者，部寺仓口，种种分派，存留者，项细数，事事条理分明。至于九厘银旧书未记载的，现在已增入。宗禄银过去为存留的，现在为起运。漕粮、白粮，确切依照旧额。运丁行月，必须令其均平。胖袄、盔甲，过去解送本色，现在都改为折色。南粮本折，过去留在南方使用，现在抵充军需。官员经费，定有新规，会议裁减冗费，改归正项本色。绢、布、颜料、银朱、铜、锡、茶、蜡等项，收折色的，照督抚所题价值开列；本色的，照刊书价值造入。”

译每年由督抚确切查核当时的时值，上奏说明。填入易知单内。按照数额办理解送。之后若有新增的地亩钱粮，督抚按年汇总上奏，造册报部，以便核查稽考。纲举目张，编成一部书，名叫《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希望使百姓遵循这法令格式，容易缴纳；官吏奉行这章程，不敢苛刻搜刮。这是一代的好法度，百世的成规。伟大的君王之言，真可与《周礼》媲美了。

推究序言，可知本朝赋役实际上采用万历年的法度。然而明朝自制定法度后，粮长、里长名义上罢免，实际上仍存在，各种徭役突然到来，又进行征派。到崇祯年间，剿练的军饷屡次增加，到末年竟有七百万两之多，哪里还在遵守成法呢？

圣朝定鼎之后，明朝末年一切累及百姓的政策，都已全部废除。征收有定则，索取有常规。不仅减免缓征的诏令，史书上不断记载。康熙五十二年奉恩诏说：“天下太平已久，户口日益繁多，地亩并未增加，应当施行广博的大恩，共同享受安宁欢乐。”此后直隶各地方官，遇到编审期限，查出增加的人丁，只将实际数目，另造清册奏报。征收钱粮，只依据康熙五十年的丁册，定为常额，新增的人丁，永远不加赋税。钦此。钦遵在案。

雍正四年奉旨，将各色丁粮，均摊入各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级，一律缴纳，以显示统一，以垂范永久。又匠价一向是另外征收，乾隆三年奉旨，均摊入本邑地粮之内，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律缴纳。由此地丁、匠价统一归于一则，真可谓一条鞭法了。

又荒缺这项，按例不补额。荒缺者，是说按旧例所定的支银数额，后来因为熟田报荒，征收不及额，所以支领的数目也随之裁减。而府州县文庙祭祀缺额的银两，雍正八年奉旨，在地丁内支给。民壮工食缺额，雍正十年奉旨，民壮工食，以及置备器械，每名按八两的数额支给。乾隆元年奉旨，教职增添全俸。又在三年奉旨，各役工食银，不扣除荒缺，按额全支。在经费有常之中，体恤又无微不至。沐浴和乐、享受德泽的民众，都仰首瞻望帝王的恩力了。

查考河南田则，明朝洪武年间，因为中原田地多荒芜，命令省臣商议计算百姓授田，设立司农司开治河南，掌管此事。田地仅有二十七万五千顷，编为鱼鳞册。

译鱼鳞册，是命令官员分赴州县，根据粮食产量划定区域，每个区域设置四名粮长，测量田地的方圆大小，依次用字号分别登记主人姓名以及田地的丈尺，编制成册，形状像鱼鳞一样。又诏令天下编造黄册，以户为主，详细列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量，采用四柱式。鱼鳞册作为经线，土地纠纷以此为依据；黄册作为纬线，赋税徭役的法度以此为准。另外，徭役法中的里甲制度，除去应当复除的人，根据丁口多少编排先后顺序，称为鼠尾册。嘉靖年间，登记在册的田地有八十多万顷，比洪武年间几乎增加了三倍。到了万历年间，定额田地有九十五万多顷。清初的田地定额，完全沿袭万历旧制，免除荒地赋税，征收熟地赋税，除去荒地二十六万多顷，陆续上报开垦升科。到嘉庆十五年，新修的《赋役全书》记载，原额民田、卫田、更名等则田地，共一百零七万四千八百五顷九十三亩零；除去荒地以及豁除的沙压、河占等地，共三十五万四千五百七十九顷九十四亩零；现种行粮成熟的民田、卫田、更名等则，共田地七十二万二百二十五顷九十八亩零，比明代中叶的田地定额还要少。然而一旦遇到局部灾荒，就减免赋税和赈济兼施；国家有庆典，就免除钱粮漕运。小民蒙受浩荡的恩德，圣上的福寿有无边的喜庆，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现在将征收支出的各项数目列在下面，以供谨慎恭敬者的考察借鉴。

田赋总考 邵阳县志

佚名

荆州的土地，是黏重的泥土，田地等级为下中，赋税等级为上下。根据土壤制定赋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已经非常详细了。汉初约法省禁，实行十五税一。晋成帝咸和五年，开始丈量百姓田地，征收十分之一，每亩税米三升。唐高祖武德七年，确定均田赋税，建立租庸调法。开元年间，又规定庸调租课都用米缴纳。南唐宋齐丘请求免除丁口钱，其余税收全部征收谷物和丝织品，绸绢每匹价值一千钱的税三十钱，又在正赋之外，另外缴纳盐斤，称为盐米。宋太祖建隆初年，派遣使者监督征收民粮，荆湖夏税从五月一日开始缴纳，七月十五日结束；秋税从九月一日开始缴纳，十二月十五日结束。后来因为荆湖地区多产稻米，直到十一月一日才开始收租。神宗熙宁十年，确定荆湖北路有官田和民田定额税的区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税收仍沿袭宋朝旧例，折纳绵绢杂物。成宗元贞二年，确定秋税只命令缴纳租米，夏税则缴纳木棉、有绢、丝等物，数量视粮食多少而定。不久阿里海牙攻克湖广时，废除宋朝夏税，依照中原惯例，改征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增加钞五万多锭。明太祖平定天下后，核实天下土地，以及夏税秋粮。弘治年间再次编造官田民田，夏税有米、麦、桑、丝、绵、花准折的不同，秋粮又有米、豆、芝麻、绵、布折色的课税。嘉靖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根据土地计算丁口，丁粮全部缴纳给官府，力差银、差额办一切，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合并为一条，都按亩征收银两，折办给官府，百姓确实感到方便。我朝顺治元年，确定直省钱粮，照明万历年间则例，天启、崇祯时增加的，全部免除。十年题准截票之法，以便于追缴。十八年覆准州县征收，将花名缮造粮册，称为易知由单。又规定州县官不许在私室称量兑换，命令纳户亲眼看着投入柜中，以免扣克。又命令设立循环二簿，按月征收。康熙四年，题准征收钱粮定限，四月完成三分之二，八月内全部完成。六年覆准夏税定于五六月，秋粮定于九十月。三十九年，题准征粮设立滚单，发给甲内首名，挨次滚催，命令遵照部例，自封投柜。雍正三年，以耗羡充公供给养廉，因此有七分三分的成例。这是赋税制度的大概。考察清初明朝藩王的田亩，招民纳价，其米一斗以上起科，民田米一年以下起科，均为正赋。自康熙三年，布政使郎永清因为宝庆滩河陡险，改漕为折，开始没有漕粮。又明代有南粮的名称，现在改为折色，称为秋折米，也叫本色米，凡是兵丁及曾出师打仗、年老废疾、赐养都取用这个，就是古代的粟米之征。所谓夏税桑丝税改折征米，其新加颜料改折征银，就是古代的布缕之征。所谓条编银，给官薪役食为均徭，祭祀杂支为均平，按里佥民为民壮，计粮点马为驿传，命令均摊于粮，就是古代的力役之征。九厘饷，起于明万历年间，康熙初年滇黔用兵，因此再次实行，称为辽饷，其民丁每丁派银二钱六分零，屯丁每丁征银二钱，都在秋粮中带征，所谓丁随粮派。此外如麂皮、京摃、杂课、商税、班匠、地基，则派于丁粮之外，分部起解。至关榷、盐引一切杂支，或裁或存，或增或减，都有成例，详细列在正赋之下。

畿辅田赋志序

李绂

从前大禹根据三种土壤，制定赋税，治理国家。冀州的赋税，独居上上等。现在畿辅之地，就是古代冀州的区域。比起尧舜所建都城，稍微向东迁移。然而

译天下的地气，总是从西向东流动。自元明以来，在此建都立极，至今已近五百年。天地发生变迁，草木繁茂生长，那么土地和农作物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禹贡》称那里的田地等级为中等，然而收割的秸秆和米粟，唯独在甸服地区记载得最详细。自汉唐以来，便通过运输草料和粮食来充实京城。京畿之内的土地，只缴纳金贡，而不征收粟米。这难道是有所偏私吗？因为这里是四方辐辏的中心，吃粮的人众多，又是国家的根本重地，储备应当充足。我朝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京城没有改变，而八旗部众跟随皇帝向西迁都。五百里以内，划拨土地给旗人。人口比过去增加，土地却没有增多。旗人与百姓杂居，土地交错参差。旗地有授予、有退还、有重新授予，还有官庄和王庄，征收租税、督促缴纳，事务繁杂如刺猬聚集。民地有圈占、有补圈，这里圈占那里补圈，东边居住西边纳粮，代征转解，有时不能按时进行。百姓的申诉繁多冗杂，户部核查文书往来烦琐。直隶地区承担了天下赋税的五分之四或五分之五。《易经》所说的“天下极其幽深微妙而令人不厌烦，天下极其变动不居而不可混乱”，说的就是直隶的田赋吧。考察我朝定鼎以来，两位先祖如天般仁爱，温暖养育，百姓沐浴恩泽，勤勉劳作，已经家家衣食充足。当今皇上即位，恩泽遍及天下，而京畿地区尤为深厚。亲王和大臣们经营治理疆土，兴修水利，开辟水田，观察风俗、劝勉农事的使者，在路上往来奔驰。免除租税、截留漕粮，建立粮仓积蓄储备，民力得以宽裕，民生得以富足。和乐融洽，仿佛回到了唐虞三代的盛世风范。因此撰写《田赋志》。

译巴陵县志·田赋论

古代的田赋制度，一是顺应天时，二是顺应地利，三是顺应人力，但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官府的管理。比如荆州将田地分为八等，而赋税只列三等，这是根据民力的勤惰来确定的，这是顺应人力的体现。岳州的赋税，山区重而洲地轻，这是顺应地利的体现。水旱灾害不一，灾荒损耗不时发生，因此减免租税，这是顺应天时的体现。然而，考察年成的凶歉与丰收来增减赋税，审察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来调整征收，询问民生的困苦与安乐来缓急征派，考核户口的贫富来均衡安抚，阅览疆域的盈缩变迁来调节政策，这都是官府的职责。东陵这块地方，宋元以前的情况，无法详细得知。偶尔考证史书，尚且听说唐代的田赋，有户口税，有土贡，有租庸两税。而岳州所属的五县中，巴陵位居首位。户口日益增加，丁粮日益增多，山上采集纻布，水中获取甲胄原料，可以说非常详尽。五代战乱时期，马氏割据一方，起初放任采买，铸造铅铁，兴办蚕桑，公私都获利，上下都殷实富足。后来在正税之外，又征收地税、屋税、牛税、骨税，横征暴敛，百姓不得安宁。宋朝建立后，全部废除了马氏的苛政，百姓都称方便。而酒税的年度定额，岳州设置了四个酒务；茶税的年度定额，巴陵分为十个等级，有大巴陵、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双上、绿芽、大小方，共十个等级。酒由民间酿造而税课日益繁重，茶产出不多而供应日益繁杂。劝勉爱惜粮食而损耗日益增多，赐予美好的名号而生计日益紧迫。明朝的正税，也算平薄，但经费没有定数，摊派无数，征收名目日益增多，小百姓不知道名目为何。改解制度每年变更，胥吏借此成为蛀虫。自从条编法出台，民气才开始复苏。我朝秋粮夏税，有固定的准则。户口滋生，免除造册上报的烦扰。有开除，有减则，有裁解。高亢肥沃之地有田、塘、地亩的区别，低洼之地有稀、密、芦地的辨别。每年有旱涝灾害，就为之减租；国家有大庆典，就借此免税。对于民生，培养深厚了，体恤周到到了。虽然如此，却又另有说法。巴陵，土地贫瘠，百姓贫穷，高处苦于干旱，低处苦于水患。十分土地中，山水占七份；十分百姓中，工匠商人占四份；十分农民中，佃户占六份；十分劳力中，佣工占五份；十分收入中，耗用占一半。这就是古人叹息民生不易的原因。观察乡邻的疾苦，缓解妇孺的愁困，根据年成的上下计算国家用度，根据年成的丰歉制定征收方法，这是期望于良好官员的。

论赋役

陆世仪

古代有田地就有赋税，有身丁就有徭役，没有对人身征税的。汉高帝四年，初次实行算赋，百姓年满十五以上出一赋，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到五十六岁免除。二十岁登记服徭役，也到五十六岁免除。这是一个人既服役又纳税。后世沿袭按人口出财物的办法，于是称之为户口。唐代的租庸调法，也都按丁口计算。一年之中，缴纳租税之外，一个丁口出银十四两，出力二十天。这不仅将税役兼于一身，而且税役的法度，又比汉代更重了。现在的制度，赋税全部出自田地，役使民力，全部以黄册为定。每十年编审一次，依次轮流当差。这法度比汉唐简单。然而汉唐的弊端在于将赋役合并于丁口，丁口困苦就多有逃亡；现在的弊端在于将赋役合并于田地，田地困苦就多有抛荒。两者都没有得到古法。

差役和雇役两种方法，王安石和司马光各主张一种。邵伯温认为吴蜀适合雇役，秦晋适合差役。吕公着又说两种方法利害各半，取其利而去其害，两种方法都可行。这些都是得到了一方面的道理，而不是最恰当的。邱文庄有话说，古今役使百姓的方法，必须兼用这两种，然后实行起来才不会偏颇。这话特别中肯。大概即使在一个县中，也有某种徭役适宜用差役的，有某种徭役适宜用雇役的；一种徭役中，有某地适宜雇役的，有某地适宜差役的。这必须县官一一用心管理，不可以执泥成法来用药。

凡是户口丁田的册籍，最难确定。不是县官坐在堂上，耆正吏胥在堂下奔走，就可以敷衍办事的。必须选拔一个县的人才，县官亲自参与，讲究明白其中的道理，然后传授给他们方法，让他们逐乡逐里，一一踏勘上报，没有分毫渗漏，才算得法。这是治理县邑达到治世的根本。根本一旦确立，用来行政教化，用来比追胥吏，用来审问诉讼狱案，用来简选军队，万事都源于此。治理县邑的人不可不知道。我在《治乡三约》中，详细说明了这种方法。

凡是户口丁田的册籍，在州县断不可不详细，而在朝廷则应当只掌握纲要，不必掌握细节。每见十年大造册，耗费民间无限金钱，不过放在高阁上，终究未必能得到实数，那么不如命令州县只具报总数送达兵部更为得当呢。只是府和司不可不保存副本，恐怕有散失遗失的祸患。

歌谣有极其切合时事的，也有不能完全依据的。贾似道当政时，推行推排法，民间大受扰乱。太学生作诗说：“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总使一坵添

译告诉沙鸥不要随意安睡。然而当时吴中的田界划分早已败坏，赋税徭役极不均匀，得到这次整顿才开始纠正，直到今天人们还依赖它，但这不能全部作为依据。总之，同是一种法令，任用合适的人就能治理好，任用不合适的人就会混乱，君子也是选择合适的人并谨慎地使用罢了。至于愚昧的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孔子和子产尚且不能免除初期施政时的诽谤，何况其他人呢？如果实行法令有章法，那么一两年之间，公正的舆论自然就会显现出来。

译田亩赋税沉重，百姓就会争相隐瞒土地以逃避赋税。想要增加田亩登记，不如减轻赋税。所以李翱说：人们知道重赋可以获取钱财，却不知道轻敛获取的钱财更多。丁口徭役沉重，百姓就会争相隐瞒人口以逃避役务。想要增加丁口登记，不如减轻徭役。所以马端临说：庸调征收得越多，户口数目就越减少。这两位先生的话，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

凡是州县的钱粮，有多年未能完纳的，有已完纳但挪借账目不清的，有未解运的，有已解运但多年未获批复回文的。因为头绪繁多，文书卷宗浩大，官府来不及详细查核，吏胥因而作弊。刚设格眼册，凡是一应钱粮，都按照年份逐年开列。哪项已解运，哪项未解运，哪项领否批回，其存留给放等项，也都细细开列。凡是遇到巡抚、巡按巡视，不必重新造册，即将此册送交比对。比对后，印官仍亲自收取。遇到升迁或事故，即申报抚院，交代清楚，才允许离任。这样可以杜绝官吏侵吞渔利的弊端。

钱粮之外还有均徭一事。钱粮正供有定额，唯独均徭由官员自行决定，时时增加。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无处控诉。刚设均徭法，凡是一县之中，核算其田地人丁及一年杂费的数目，大致制定通法定制。每亩出均徭银若干，不增不减。一县的用度，听任县官在均徭银中自行伸缩，断然不允许超出均徭定额，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这确实是至善的法度。

纪顺治年间钱粮数目

张玉书

历来创业的君主，享有战胜国的资财，不烦劳征敛，而国家用度日益富足。汉朝继承秦朝，唐朝继承隋朝，明朝继承元朝，都是这个道理。只有宋朝处于五代纷争之后，海内衰败耗损，稍逊于汉唐，但左藏库中，积金如山，还有剩余积蓄。前明末年，政令严酷，百姓困苦，起初因为军务繁忙，商议增加辽饷；接着因为百姓贫困盗贼兴起，又增加剿饷；最后因为各边抽练军队，又增加练饷。催征无度，中外萧条。等到国家以仁义之师入关平定寇乱，中原百姓已经在百战之余折骸断骨。所谓内库的帑藏，又已尽遭贼寇劫掠。实际上留给我的是一个空虚的国家。

世祖章皇帝平定大业，面对疲惫的百姓，下诏首先废除三饷，如同拯救水火中的百姓；接着制定《赋役全书》，一律依据前明万历中年的旧额，税敛也非常轻了。只是四方尚未平定，军队四处征伐。今年平定两浙，明年平定八闽，又明年攻克楚蜀，攻克两粤，运送金银粮食的车辆在路上相望。正当顺治八九年间，岁入额赋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有余，而各路兵饷，每年需要一千三百余万，加上各项经费二百余万，计算岁出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有余。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共有八十七万五千有余。到十三年以后，又增加兵饷至二千万，随后又增至二千四百万。当时额赋的收入，除去存留项外，仅有一千九百六十万，兵饷缺口达到四百万，而各项经费还不包括在内。国家用度的匮乏，大概比前代更为严重。而我先皇帝爱民如子，必定不忍心采取苟且应付眼前的计策，在额赋之外稍微增加毫末。裁减冗员，抑制繁杂费用，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表率。自从亲政以后，在位十年，未曾兴建一项不急的工程，采买一件玩好之物。军需浩繁，全部取自节省之余。而发放帑金以赈济凶荒，赐予田租以缓解疾苦困顿。数年间，诏书屡次颁布。自古开创的君主，宽仁恭俭，没有像这样盛大的。谨录十七年岁入数目如下。后来阅览的人，仰思先皇帝忠厚开基，损上益下，其经营缔造之艰难如此。希望圣子神孙，承袭丰盛基业，而更加致力于休养生息、重视农业，减轻征敛、放宽赋税。那些掌管国家财政的人，一心秉承法度、师法节俭，辅佐圣明君主，那么祖宗撙节爱养的人力物力，不至于浪费在土木工程和军队兵器上，而人口殷实、物资丰富，可以与成康之治相媲美了。

论鱼鳞图册

陆世仪

旧制制定赋役有两册，一叫黄册，以人户为主，以田地为辅。凡是确定徭役、征收赋税，就使用它。一叫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以人户为辅。凡是划分号数、稽查四至，就使用它。向来通行没有弊端，但法令久了就产生懈怠，弊端百出。如果想要整顿，方法应当从简，不如废除黄册，专用鱼鳞图册。凡是赋税徭役，一律以鱼鳞图册为主，即所谓坐图还粮。其说法是用黄册有六种不便，用鱼鳞册有六种便利。什么叫六种不便？凡是州县田地，分为都、图共有若干亩，都有定额；斗则，都有定数。主管者一看就知道。自从使用黄册，即使有推收，田地已经混淆，数目难以稽核，开启奸人飞洒的弊端，这是一。有推收就有簿书纸笔的费用，书写计算的劳苦，耗费朝廷的工食，役使长吏的心目，这是二。荒区熟区，本来说的是坐落位置，自从推收一乱，荒熟混淆，豪强者得以减轻粮税，贫弱者累加重税。偶遇水旱，蠲免减少全归强有力者，贫弱者毫

译不沾受恩惠。这是第三点。开河筑圩，有的人得利，有的人不得利，都应当以田产所在的区域为标准。如果依照赋役册，那么彼此杂乱，不同区域的利弊，终究不关心。这是第四点。建国初年设立里甲，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都是选取居住相近的。如今实行十家牌法，里长催办赋役，不出本里本巷。现在推收田产任意变更，里长终日奔走，也来不及顾及。又征派徭役，十年一次，征派之后，人户增减不齐，田产已去而徭役仍在，受累无穷。这是第五点。所征收的田产，既然不在同一区域，人户大多互不相识，遇到水旱灾害或人口逃亡，就由轮值的排年连带赔偿，动辄导致家破人亡。这是第六点。

什么是六便？如果专用鱼鳞图册，那么田地就归于坐落，顷亩斗则，向来成为定额，不可增减。或者加减钱粮，或者比较赋税，一目了然，奸猾的胥吏不能上下其手。这是第一便。去除推收的繁琐，节省无限的纸笔费用，免除计算的劳苦，官吏得以休息，治理百姓的官员也有更多闲暇。这是第二便。荒地与熟地不混杂，水旱灾害减免赋税，易于分派。这是第三便。开河筑圩，全部听从本都耆正的意见，用本地方的人，办本地方的事，事半功倍。那些利弊关系全邑的事情，就统筹公共费用，百姓助役而官府承担，不偏累塘长。这是第四便。只有征派徭役，户头分散，那么贫富难以查考；征收赋税，大户田多，那么零星不便。然而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化有役为无役。为什么呢？现在所谓的徭役，大的就是南北两地的漕运，小的就是粮长、塘长、里老罢了。南北漕运，可以由官府征收、官府解运。十排年，就可以不用了，专用耆正。凡是担任耆正的，必须慎重选择其人，不仅要求丁口田产优厚，还必须此人公平正道，为一乡人所信服。酌情减免他的税粮，优待他的礼遇，一乡的事情，都委托给他。一应征收税粮，开浚河道，都由耆正主持其事，而县官看其成效，仍然辨别其可否而给予赏罚。或者终身任职，或者三年更换一次。只要一乡的需要，那么南北漕运与十排年，都可以不用了。何必还要征派呢？而且一区的税粮，就由本邑耆正收纳。如果田主遥远，就在佃户处收取并给票，与田主算清，有什么办理缴纳的不便呢？这是第五便。至于逃亡连带赔偿，是因为排年不认识甲下所管的田、所管的人。现在既然任用耆正，那么田地坐落本区，田主的奸顽良善，与田地的肥瘠荒熟，都预先知道，可以预先谋划，不至于束手无策代为赔偿。这是第六便。

有这六便而人们不实行，是不了解它的好处啊。从前元末，靖江朱本思曾经详尽了解它的好处，著有论著名叫《宵练匣》，福建各郡曾经仿行，方法非常称便。嘉靖年间，海忠介公也想在吴地实行这种方法，离任而没有成功。那么知道这种方法先贤本来就有实行的了。做百姓牧养者，不可以不知道啊。

译一条鞭法议

袁一相

关于起运解缴钱粮的议论。每年额定的钱粮，应当在当年内全部缴完。如果当年没有缴完，就会流转到下一年继续征收。年复一年，拖欠便无穷无尽。按照朝廷下发的文书，有当年全部缴完便可获得记录奖赏的规定，又有六月全部缴完的期限。地方官员奉行功令，谁不想符合考核要求、急于建立功名呢？然而拖欠不能缴完，其原因在哪里呢？大概是因为钱粮账目不清的缘故。查考钱粮的弊端有六种：一是侵吞欺诈，二是挪用转移，三是超额支取，四是虚报冒领，五是未获批准，六是未获领取。总之，这些都是侵吞欺诈。其中挪用转移这一条，将这一项挪作另一项，将这一年的挪作另一年的，并非据为己有的赃款。按照大清律，凡是挪用转移出纳款项，归还充作官用者，都计算赃款数额以监守自盗论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免于刺字。对于归还充作官用的钱粮，却如此严厉惩罚，这是因为侵吞欺诈的根源，实际上就在于挪用转移。只有挪用转移，胥吏才能借此作奸犯科，得以实施侵吞欺诈；只有侵吞欺诈，百姓的脂膏，上不在官府，下不在百姓，而全部落入中间人的腰包。这就是钱粮不能缴完的原因。然而，如果兵饷紧急，就解缴兵饷；协饷紧急，就解缴协饷；漕粮款项紧急，就解缴漕项；起运到各部寺的钱粮紧急，就解缴起运到各部寺的钱粮；或者大军经过，军机紧急，就解缴军需。这些都是通融缓急，万不得已的做法。至于昏庸愚昧的地方官员，任意挪用转移，或者存留款项非常缓慢，反而挪用起运款项来供给存留；或者杂费没有定额，反而挪用正项来充作杂费，那么额定的解缴钱粮，就像滔滔流水一样消逝了。于是经承胥役，乘机作弊，千变万化，无法查究诘问。他们蒙混上司，是希望银两能够销账；蒙混本官，是只图银两能够支取。因为一旦挪用转移，彼此牵混，账簿文书极其繁杂，款项极其繁琐。制定法令的人，都是刚步入仕途的人，即使有明敏的长才，大多也不通晓会计，何况中等才能以下的人呢？这就是钱粮积弊之所以没有止境的原因。本司恭敬地陈述一个建议：各州县向百姓征收，实行一条鞭法征收，应当命令按照一条鞭法起运解缴。假如仁和一县，起运到户部的折色银若干，礼部的折色银若干，工部的折色银若干，额编兵饷若干，裁扣充饷若干，里马优免、裁官经费等项各若干，以及科举、历日、海来等项，将近二百余项。统计每年额定解缴到司的钱粮共若干，除去轻行月浅贡应解缴粮道、站银应解缴驿道、盐课应解缴运司、采办本色钱粮应解缴该府外，凡是解缴到司的钱粮，汇总为一条。又除去缺官柴马、契税、牙税、牛驴杂税等项，原本没有定额，应当另外立案起运解缴。只将全书刊载的每年额定解缴到司的钱粮，以及全书确定以后，里马优免等项也有定额，每年总共该解缴到司的银两，核算总额若干，其中拨留府里供给兵饷若干，实际该解缴到司的银两若干。各县随着征收随着解缴。解缴文书内，开列每年额定解缴到司的条银若干，第一次解缴条银若干，还剩余未解缴若干。第二次解缴文书内，仍然开列每年额定若干，除去第一次解缴过的若干外，现在第二次解缴到司的条银若干，还剩余未解缴若干。第三次解缴文书内，乃开列每年额定若干，除去第一次解缴过的若干、第二次解缴过的若干外，现在第三次解缴到司的条银若干，还剩余未解缴费若干。此后逐次起运解缴，都仿照这个格式。这样全县解缴到司的钱粮只有一条，没有第二条，完欠情况一目了然，不容许丝毫掩饰。并且经承涂改补写、解役拖延逗留、隐匿批文不投递的弊端，都可以杜绝了。只是奏销和岁参两册，各部钱粮应当分项列出，本司查明该县解缴过的若干，以及解缴到府的兵饷若干，完缴十分者，将各部各注十分全完；完缴九分者，将各部各注一分未完。因为各钱粮合起来是一条，分开则是数百条。假如一条未完一分，则数百条都未完一分；一条未完二分，则数百条都未完二分。司书造册既不能把欠作完，也不能把完作欠。这是最直捷、最简明的良法。而且让地方官员先前因为款项庞杂、完欠难以稽查，现在心中只有一条，则完欠情况一目了然。如果从夏天到秋天，完解还很少，自然必然警惕畏惧，谁不想十分全完，以符合考核要求呢？再有解缴粮道一条，解缴驿道一条，解缴运司一条，解缴府一条，每年额定应解缴的钱粮，只有五条。再有缺官柴马、契税、牙税、杂税等项，数量不多，另外立案考核，也很容易办理。这个方法如果确立，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官吏，也可以鸣琴而治，不费稽核，而钱粮自然清明，吏胥没有地方施展奸诈了。至于奏销岁参两册，本司仍然照旧例造报，未曾轻易改变旧章，似乎可行。恳请宪台俯赐裁夺。如果可行，特地上疏题明，请以康熙二年为始，各县都按照一条鞭法起运解缴是可以的。

问条编征收之法

任源祥

明代的条编法，就像唐代的两税法。两税法实行时，天下有不得不实行两税法的形势。杨炎不过是顺应这种形势而推行它。议论的人有时责怪他轻易改变古制，最终没有更改两税法而能治理得更好的。

译这种办法，就是“一条鞭法”的实施。天下有不得不实行一条鞭法的趋势，张居正不过是顺应这种趋势而推行它罢了。议论的人有的指责他执行得不严谨，名实不符，但最终也没有人舍弃一条鞭法而能完善其制度的。我认为即使圣人再生，这种制度也不会改变。只是执行的责任在于地方官吏，地方官吏的根本在于总督巡抚，总督巡抚的根本在于中央各部，中央各部的根本在于朝廷。所以一条鞭法的要害，在于审察其名实罢了。

自古以来，赋税出自土地，徭役出自人丁。明朝初年编审税粮，以土地为经，人丁为纬；编审银差、力差等徭役，则以人丁为经，土地为纬。二者互为经纬，制度非常完善。只是银差、力差有定数，而杂泛差役没有定数。明朝中期以后，官吏得以从中上下其手，而供应耗费没有止境，里长往往导致家破人亡。隆庆年间，江西巡抚奏请实行一条鞭法，将银差、力差、杂泛差役的数额合并计算，折算入田亩一并征收，头绪不繁杂，征收缴纳两便，百姓有了重新生活的喜悦，这是一条鞭法开始的缘由。

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知道天下差役之苦，不仅仅江西是这样，于是通行天下，定为法令。当时，天下有不得不实行一条鞭法的趋势，而顺势促成它的是张居正。因此，两税合并而租庸调一并征收，一条鞭法合并而税粮、银差、力差、杂差一并征收，其道理是一样的。人丁有增减，而土地没有增减；人丁不能统一标准，而土地可以统一标准。凡是有土地的人，就是他的丁口。将丁口合并到土地中，天下人觉得便利且标准统一，那么胥吏难以作奸犯科；而官府代为支给费用，那么小民能够尽力于农田。整个万历年间，百姓大多富裕，天下安乐，这是一条鞭法明显的功效。

本朝户部征收钱粮，完全按照万历初年的科则，刊布《赋役全书》和《易知由单》。如今又屡次申饬，严禁额外摊派，难道不是因为一条鞭法不可改变吗？虽然如此，一条鞭法已经折算了差役，而里徭的摊派不止，那么一条鞭法的名实就相违背了。禁止摊派的圣旨明明昭著，而地方官吏却视而不见，公然进行摊派，这罪过确实在于地方官吏。然而法令的执行来自总督巡抚，而摊派的名义有出自总督巡抚的；法令的制定来自中央各部，而摊派的实质有出自中央各部的，那么就不全是地方官吏的罪过。而要追溯其根源，则始于裁扣。

按照旧的《赋役全书》，存留项下，大多是将里徭折算入一条鞭法的数额。比如供应这一项，原本属于里长供应官府的钱银，不是正赋。现在都裁减作为正赋起运，本州县毫无留存。如果上司经过，果真能不扰民吗？即使本州县的公务支出，果真能不取之于民吗？州县官的俸薪，所剩无几，他们一家老小果真能空腹度日吗？果真能不取之于民吗？所以裁扣不除去，而想禁止摊派，这是必然做不到的。摊派不止，那么一条鞭法的名实就相违背。

至于动不动就声称要设法，去问总督巡抚，说核减太苛刻；去问中央各部，说借名多派；去问地方官吏，凡此种种都是诟病一条鞭法的原因，而裁扣实际上开启了端绪。如果裁扣仍归还原款，那么摊派应当不待禁止就会自然停止。即使地方官吏因摊派获罪，也没有借口了。所以说，地方官吏的根本在于总督巡抚，总督巡抚的根本在中央各部，中央各部的根本在于朝廷。一条鞭法的要害，在于审察其名实罢了。

译食货策

任源祥

问：粮食有丰歉的常情，物价有轻重的权变，所以有道治世的根本与末节都能互利，王者的百姓在饥荒或丰收时都没有忧患。近来湖广、两江等地水旱灾害不断，百姓不免流离失所；幸而遇到丰年，则谷价大跌，导致征收的银两无从筹措。难道百姓以粮食为根本，而物资的有无都积聚了轻贱的趋势？通行的宝货只有银两，而上下都陷入了偏重银两的困境吗？我听说穷困就会变革，变革就能通达，或许彼此调剂缓急是其中的道理，或许顺应时势制定本折（实物或折银）的适宜办法也是其中的道理。各位士子依据古法斟酌当今，必定有确切的见解，请竭尽诚意陈述，可以借此上奏。自古以来的理财之道，没有不明晓常道与权变，掌握轻重之权，而能使国家富裕、百姓便利的。土地产出赋税，一定不变叫做“经”；随时制宜，变通而不固执叫做“权”。权变不违背常道，而能使贵的变贱，贱的变贵，由上级掌控，标准恰好达到公平，叫做“轻重”。掌握了轻重的权变，那么丰收和灾荒时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失去了轻重的权变，那么公私两方面都遭受困苦。如果到了公私两困，丰歉皆病的境地，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能不知道改变计策，以疏通困局，妥善处理后事。自古赋税出自田地，田地所产只有米，赋税也只有米。米之外有布、绢、棉、丝，也是土地所生的。其他如竹木、材器、品金、珠宝之类，不过是各自依据土产，特意设置的贡品，不是常规的赋税。大禹、商汤铸造金属作为货币来救济荒年，姜太公设立九府圜法来流通货币，管仲辅佐齐国，通达轻重的权变，说：“年成有凶有丰，所以谷物有贵有贱；政令有缓有急，所以物品有轻有重。”李悝辅佐魏国，实行平籴政策鼓励农耕，所以谷价不很贵，也不很贱。后世的贤者，仿效他们的意思设立常平仓、义社仓等。这是赋税为常道，货物为权变；粮食为常道，金属为权变。金属的作用，是用来救济粮食的困窘，而不是因为金属的作用而使粮食的作用陷入困窘，这已经很明白了。汉代称为田租，唐代称为租庸调，明代称为税粮。查洪武年间，有一两金子折合米二十石，一两银子折合米四石，一斤棉花折合米二斗的例子。永乐、宣德以后，有时征实物有时折银，而所谓折色，有时是布，有时是绢，有时是钞，有时是棉丝，未曾专门征收银两。嘉靖年间实行条鞭法，正税和折色都用银两征收，漕粮偶尔改折，但这是因时制宜的权变，不作为定例。大体上改实物为折银，也是轻重的道理。顺治年间《赋役全书》，一律依据条鞭法，正税折色与漕粮相配合。近年来，有时漕粮改折，有时苏、松、常、嘉、湖五府的白粮改折。顺治十八年，江西米价，每石不到四钱，而漕粮折银每石一两二钱，十分之三都完不成。康熙三年，江南米价，每石不过五钱，而五府白粮折银每石二两，十分之四都完不成。我私下计算，改折本意是为了轻重便民，而高价定额征收，难道是轻重的本意吗？况且如果年成确实丰收，米确实多，拿出数倍的价钱来完粮，谁敢不听？如果秋收无几，而米价日益下跌，米已经告罄，而改折的银两还没完纳。丰收时米贱，还可以说通；荒年时米贱，就说不过去了。米贵而百姓饥饿，还可以说通；米贱而百姓饥饿，就说不过去了。如果不是轻重失当，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认为条鞭法征银，已经不符合古制；粮米改折，尤其不是定例。如果真的遇到饥荒，除了酌情减免外，应该责令地方官确切考察民情，斟酌定价，暂时改折。今年可行的，未必明年可行；此地可行的，未必彼地可行。依据时势和地域，疏通缓急，而实物和折银都顺从便利，那么征收容易完成，民生可以得到安顿。我所说的权变不违背常道，而能使贵的变贱、贱的变贵，由上级掌控，标准恰好公平，就是这个意思。

况且我还有话说：天下的物品，轻重在于形势，缓急在于意向。所以缓和则轻，紧急则重，在于天子的意向趋向哪里。现在天下积聚的重压在于银两，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钱这种东西，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吃，不像布帛菽粟那样必不可少。倘若一旦赫然改制，凡是征收和支放，一概不用银两，那么银两也就像珠玉一样藏在箱箧中，只适合玩赏罢了，哪里说没有它就不通呢？果真如此，那么布帛菽粟日益加重，而制钱必定大行其道。布帛菽粟加重，那么农民受到鼓励；制钱通行，那么国家用度充裕。过去用来制约一时轻重的，现在用来制约百世轻重。听起来似乎骇人听闻，但实际上是救时的急务，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设立里催议

袁一相

海宁县设立里催一案，该县共有三百六十里，每里议定设立里催一人，统管催收一里的粮赋。先前据该府县详细议定呈报上来，本司起初有疑虑：所设立的里催，是用里民呢，还是用衙役呢？如果用里民，那么在编审之年，审查其户内的丁口和产业，有承担一二分的，有承担一二厘的，每任一名里长，共同承担者有数十人，这都是按照产业定役的。现在推举一人承担一里的差役，只选取殷实忠诚的人，不论产业厚薄，谁来承担这差役呢？势必报名充当，既然报了名必定想着逃脱，势必再报一人，每里一报，全邑沸腾，这是用里民不可行的原因。如果用衙役，这就是坐里总催，各县往往都有。吏书欺骗官员，每当开征之时，民壮重贿户书，每里写一张催牌，县令不知其奸诈，只看到催粮，

译于是推行此法。钱粮从此无法征完。官声从此大大受损了。催缴粮税反而导致粮税征不完的原因，是衙役谋求票证来催粮，原本就不是为了完成官府的任务，只是凭借一张催缴牌，作为全家衣食的来源。私下欺诈越严重，正项税款亏损越多。这是使用衙役不可行的原因。里民和衙役都不可用，那么所谓的“里催”，将使用何人呢？本司因此提议说，只允许里民自愿承担，不允许报名充任等语，详细禀报并奉到上级批复。本司随即遵令传集该县绅士儒生会议。如今据该县详细陈述各乡绅士的公议前来，都说本县粮长零星共同充任差役的人多，所以公推一人，催缴应比对的粮税。而比对时的杖责，完全不涉及粮长本人。虽然每年有饭食和年规的费用，粮长也心甘情愿。所使用的人，勤慎则全里委托他，怠惰则十甲呈报革除。其任用与否在于百姓而不在官府，绝非差役可比等语。本司仔细推敲各位绅士的话，然后才知道所谓的“里催”，是粮长雇佣代为催缴的人，而不是报名充任的殷实户，也不是奉命差遣的衙役。大概里长这一名目，共同充任的有一二十人，凡是士农工商有产业的人，都充任里长。平时催缴粮税，到了比对期限则听候比对。于是读书人停止读书，农夫停止耕种，工匠商贾手艺之民，都舍弃本业，而听命于催缴赋税。甚至鳏寡孤独之民，如果有寸土尺田，都不免充任差役。一进衙门，就腿抖而声音嘶哑了。因此公推雇佣一人，来承担催缴粮税的事务。既代为催收，又代为受比对责罚。众人享受安逸，而他独自承担辛劳。于是各甲的人，给他饭食，资助他的脚力，而担任里催的人，在催缴粮税应比对之外，也沾沾余资以自肥。这是情理上应当如此的。零星共同充任的人，不是此人不能总揽其事；花户分散各处，不是此人不能认识他们的面貌。但如果此人勤慎，则年年可用；此人怠惰失误，则同里商议革除。所谓任用与否在于百姓而不在官府，这是顺应民情的第一点。再查催缴赋税的条例，每里十甲，每里长一名，催缴十甲的粮税，应有一年的期限。但里长一名，原本不是一个人，或者几十人共同充任。而县令比对期限，并非所有人都去比对。以一名为十分，计分轮流期限。计算一年的限期，每一分应值一个月零六天。所以充任一二分的人，不必催缴粮税全部征完，只要出钱应比对。轮过应比对的期限，则下一期限轮与他人，与自己无关了。所以严刑酷比对，而粮税仍然征不完，原因就在这里。这是昔日贤人未曾阐发的议论，而主管催缴赋税的人，从未有善政，只是未曾讲求到这里罢了。如今公推设立里催一人，则一年比对期限，总在一人身上。如果粮税一天不征完，则逐期限听候比对。征完粮税后，花费可以节省，那么正项税款没有不征完的。这是有利于吏治的第一点。县令的事务，没有比催缴赋税更重要的。考核政绩的完欠，与民生的休戚，全在于此。如今陈、杨各位乡绅，公议里催一事，既便于百姓，又便于官府，理应举行。但该府县之前的详文，陈述未明，所以本司犹豫未定。自从奉到宪台驳查之后，而直接回答详明，确实是有利无弊。应请宪台批允举行。只是各里有愿意自行充任的人，即使一里之内，也有愿意自行充任的人，听任他们自行催缴粮税，自行赴比对期限，不必固执一定，强迫他们整齐划一。况且本司还有顾虑，天下事从未有利而无害的。里催之事，确实如任用与否的权力，操于百姓而不操于官府。好则任用，不好则更换。那么国家赋税与民间疾苦，都受到利益。但恐怕积渐日久，里催不得其人，或者报名充当，或者衙役包揽，那么其流弊有不可言说的。辨别在疑似之间，而利害有天壤之别。本司因此悉数利弊，是否得当，伏请宪台申饬，悉听各里粮长，任用里催，以代催缴粮税应比对的辛劳。而严禁其流弊。那么不仅一县，通省举行也可以。不仅一时，百世遵行也可以。统候宪台批示，以便转行该县，勒石县门，永为遵守。

译关于制定催征方法的奏疏

赵廷臣

当今天下百姓生活的利害，也是多方面的。臣谨就催征若能得其法，百姓便受无穷之利；若不得其法，百姓便受无穷之害这一情况，详细陈述如下。征收粮赋的方法，极不统一。如果能在催征中寓含安抚体恤之意，即使两项征派并举，百姓也能蒙受其福。因此，关心百姓的官吏，必定在催征上表现出殷勤；关心官吏的督抚，也必定通过催征来考察他们的贤能。因为催征不扰民，其他方面的好坏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催征不扰民，其他方面就都不必过问了。近来催征没有章法，弊端有八种：厌恶劳苦喜好安逸，不亲自查阅账簿，这是一。假手于户房书吏，任由他们作奸犯科，这是二。只核查里甲的欠额，不稽查各户的欠额，临到比限时不清不楚，将甲户的欠款移作乙户，这是三。在里甲设立图差，责成比限催办，进入乡里大声呵斥，坐着索要酒食，欠粮者要进贡钱财，完粮者要代为比限，这是四。一个月六次比限，期限紧迫，四乡百姓在路上奔波劳碌，公私事务都耽误了，这是五。现征与带征一起征收，合并日期进行比限，百姓无所适从，于是都拖欠，这是六。军需不可延缓，但开征时数额却超过了军需；协饷不可延缓，但追比时却超过协饷一倍；起运与存留应有先后之分，但催征时却不分起运与存留，这是七。刑具陈列在堂下，拶指夹棍同时使用，小民畏惧一时的刑罚，不惜借高利贷，减价变卖产业而不顾后果，虽然明知是剜肉补疮，但为了救急，不再考虑生死，这是八。这八种弊端之外，又有坐管经承的费用，有坐差摘追的费用，有奔走赴比的费用，有守候应比的费用，有转限宽比的费用，有请人代比的费用。小民只有这些膏血，多一分旁费，必然导致少一分正供。由于这些积弊，粮赋终究无法收完，而百姓日益困苦。不仅是百姓困苦，官吏也受牵连。那么，催征本身并不能祸害百姓，而是以催征祸害百姓的，是因为用人不当和方法不对。现在如果真的想要找到合适的人和方法来施行，偷惰应当戒除，披星戴月地工作，秉烛而息，事事精察，户户详细，这是以勤补拙的方法，可以施行。坐簿必须剔除流水账，红簿必须由亲手填写，甲欠乙欠，完多完少，毫厘都要经心，这是不假手混征的方法，可以施行。里有总数之欠，户有散数之欠，如果只稽查里欠，不稽查顽户，那么雇人比限代完的人，身任其事，而拖延不交的人，反而置身事外了。临到比限时分别清楚，洞若观火，这是澄清完欠的方法，可以施行。官吏的精力有限，役吏的机变无穷，临到比限时，按簿稽查，如果让图差催欠多者赴比，必定没有受贿的私心；欠少者应卯，必定有卖放的弊端，这是杜绝大户躲避的方法，可以施行。百姓没有多余的力量，比限太多，则一时交纳不起；比限太勤，则日日奔驰不暇。宁可减少比限而放宽期限，不要滥设比限而增加次数，这是留余力给百姓的方法，可以施行。百姓没有多余的积蓄，今天完现征，必定不能完带征；今天完带征，必定不能又完现征。分限比征，先比现征，后比带征，这是用一缓二的方法，可以施行。本省军需要紧，邻省协饷要紧，解院项下要紧，约数先征；俸薪可缓且缓，工食可缓且缓，大凡存留可缓且缓。先急后缓，这是分别先后的方法，可以施行。急公好义，人情大抵如此，谁肯甘心拖欠粮赋，忍辱受比？做官吏的，只以鞭打为能干，而鞭打之外，一无别法；只以拶夹比限为长才，而拶夹之外，毫无鼓舞。百姓怎能不借高利贷、减价卖产呢？钱粮虽然收完，但地方却败坏了。听说廉洁的官吏禁革火耗，在吉日集合士民约定说：只要能交完正赋，切勿再添耗羡。天平不敢欺天，法马不敢违法，人没有不争先交纳的。又听说良吏比粮，禁绝差扰，城里有歇保就禁止，乡里有坐催就禁止，定限征比，去除差扰，凡是一酒一饭，无不替百姓节省，人没有不交纳恐后的。又听说贤吏比粮，不动声色，遇到良里殷户，依期交纳，用花红鼓乐送出县堂，人们都欢悦，惟恐输纳不及。遇到绅士大户，刚开比限，就尽数先交，或给匾额，或予以奖励，相率传播，惟恐趋纳不勇。遇到穷民小户，有谷帛而无售主，有豚而待市贩，或代为设法，或曲示变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此相劝全完。这又是催征兼抚字的方法，可以施行。征收粮赋的关键在于人，不在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施行，也能得到一半的效果。今天的官吏，如果能斟酌此法施行，又加上精勤，兼以明敏，实征户籍，都立实在户名，以杜绝诡计推卸的弊端；流水红簿，都送本府印发，以杜绝私换侵蚀的弊端；易知由单，必遍散穷山深谷，以杜绝横索的弊端。这样，即使有顽户奸书，也无从施展蠹伪。上裨国计，下苏民困，岂不是吏治第一要务吗？虽

译臣在浙江所属地区，看到目前立法已经通行，而那些征收赋税方法得当的官吏，如果不稍加劝勉奖励，那么钱粮全部缴清、地方百姓受益的官员，与钱粮虽然缴清但地方暗中遭受损害的官员，又有什么区别呢？恳请户部斟酌议定，如果有催征赋税与安抚百姓兼施，百姓没有追逼呼喝骚扰的，允许督抚查明情况，据实上奏请求，以便给予奖励。如果这样，那么督促课税征收的官吏，怎敢不关心百姓疾苦，推广皇上嘉惠百姓的宏大心意呢？

译征收赋税的良法

胡衍虞

催征赋税的方法，没有比滚单更好的了。然而有的地方实行，有的地方不实行，或者实行了却时断时续、不能坚持，这是因为吏胥厌恶它损害自己的私利，从而将其搁置不办。如果是贤明有德的县令，必定应当始终大力推行。每个图设置一本滚簿，首先依据易知由单，核实派定本折各项银米的数量；其次列出都图内的官田、民田、山荡、溇圩、基地、征地等类别各有多少；本年通编的本色、折色共计多少；各色条鞭、加饷、加需、乡丁、市丁银等，共计多少，以此作为一图总数的依据。每甲每户，也先在前头登记田亩数量，其次在后头列出实征银数，以此作为花户（纳税户）分摊数额的依据，使百姓一目了然。那比较簿册，也照滚单那样，每图每甲每户，先在前头登记田亩数量，其次在后头列出实征收银数，务必使比簿与滚簿相对照而相同，总数与分摊数额相符合。官府手持比簿用来稽查，百姓遵循滚簿作为凭证，中间就不会产生飞洒（摊派不均）和私加（额外加征）的弊端了。编派赋税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将滚簿在十甲中，只挑选银数拖欠最多的那一甲，滚到那户人家，令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携带簿册销账比较，那么这一甲必定会如数缴纳清楚。这一甲既已缴纳，又选择其他甲中拖欠次数较多的滚去，那么拖欠较少的也必定会按规定期限完纳。倘若担心一次滚动难以清理，每个图设置两件滚单，上五甲为一单，下五甲为一单，从五甲中各自进行滚动，利于快速周转，也非常便利。催征赋税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缴纳银两提前两天投柜，提前一天装填数目，随即把比簿缴进内衙，仔细查核完纳和拖欠的各图各甲，有依限完纳的，当天清晨挂牌，免除其听候比较，那么急公好善的百姓，幸免一日守候之苦，下一个期限必定会争先恐后地缴纳。这天只限于应在比较图中的，令他们携带簿册听候比较，对照查核滚簿，责罚比较毫不宽恕。如果滚簿所纳数目多，而比簿所装数目少，便知道是吏胥作弊，应当对收吏、柜书严加审讯查办，于是真相大白，而急公好善的百姓，就免除了赔补比较之苦了。倘若滚簿被搁置，临近期限不到者，立即勒令提提到县，加倍责打惩治，罚令完清限头，然后才交接卸任给别的甲。如果有藐视提审的，不妨偶尔发出飞签，作为搁置滚单的警戒。清除弊端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况且主管官员不必全部比较，只摘取拖欠多的图甲，挂牌听候比较，人们知道完限销欠，可以免除伺候，无不争先赴纳，将看到县庭应比之人，日渐稀少，渐渐可以不烦劳敲扑，那么节省比较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滚单一到，那么这一甲的人户，如果有听候比较、飞签提督的监督，其后自然会依限赴纳，以求免除比较，比起差票催提，节省多少费用，节省多少敲扑，节省多少弊端，那么又不劳差役扰民的良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所以说，滚单一实行，五种良法就具备了。这在于贤明有德的县令，加意大力推行，始终没有间断罢了。

杂征余论

黄六鸿

主管官员的职责，大要以钱粮为重。而钱粮之重，只在催征、比较、折贮、解给，以及漕项收兑这几项罢了。催征有法，百姓就不会受其拖累；比较有法，胥吏乡里就不能播弄奸诈；折贮有法，侵蚀的弊端就可以避免；解给有法，款项数目就可以清楚。想要求得欺瞒官府、侮辱典制、盗取饷银、拖欠粮赋的情况，可能吗？至于漕项，只有收取时便利百姓，堵塞仓库中的漏洞；兑运时便利漕丁，杜绝帮众中的掣肘，那么钱粮的主管，大概就没有多余的事了。田地的税收叫作粮，人丁的供给叫作丁，统称为正赋的名字叫地丁。然而南北繁简不同，各处项目不一。如直隶、山东只有一条编，总归于地丁；江南、浙江财赋甲天下，银两则有地亩、漕项耗赠、渔芦等课、牙杂等税；银米则有漕粮、耗赠、白粮白耗、南粮南耗等米。至于定额之外，或者又有本年开垦的新增，有闰年的加闰，有淹荒豁余奉赦奉蠲等银两米粮，那么本年征收的额度，赋役全书、易知由单，尤其必须预先改刊。如今由单停刊，只有全书与司核会计册，东南地区必不可少。然而正项钱粮，都是解支的定额，额度有缺，就会连累百姓包赔；征比无法，就会滋扰百姓害民；解给不清，就关系到上下考成。所以这几项不得不严格稽核防范。这固然不是苛刻居心，向奸胥猾棍结怨。至于杂课，除了有额征的，不敢稍微宽免一丝一粟；至于尽收尽解，原本没有定额，这是圣君贤辅早已给百姓留有余地不尽征，而主管官员也不至于累及考成。如果认为这是羡余所在，我不加察核，将会让奸胥饱食，唉，这是不了解实情与道理啊。杂课对于田房应当纳税，那是有力者的交易，我虽然逐一稽查，尚且无损于心肉；至于牛驴等项，是小民日用的需要，如果翼征蹄算（苛征细算），商贩将裹足不前，民用因此日渐缩减而物价腾贵；牙行身帖，市侩养生的器具，他们终年早晚奔驰，不畏惧严霜烈日，而仅获此蝇头小利，以养活父母妻子，尤其必须剜筋剔髓，而诛索无遗，这是官府与胥吏争夺剥削小民。衡量情理道义，两方面都不安。作为主管官员计较毫末之征，只是厘剔太过罢了。

译不必过分苛求。尤其应当出示告示，晓谕城乡市集的牙行和经纪人。除了经过本县投领执照的以外，其余考虑到他们是穷苦百姓，不忍心严加查究。如果这些差役私下恐吓诈骗，切勿给他们一文钱，以辜负本县的美意。那些客商凡是进行贸易的，必须当面会同该牙行，将买卖何种物品、缴纳多少税银，登记填写在印簿上。如果不当面登记入簿，而是私自收取税银的，一律不准擅自发给执照，以杜绝他们中饱私囊。违者追究。这样那些差役就不敢暗中勒索，牙行会感激，牙行也不敢私自侵吞商贩的财物，前来贸易的人自然会增多。这又是地方官留给穷苦百姓不尽的恩德。上天将会把不尽的福报赐予子孙，那么所得到的难道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利益吗？

译白粮本折议

董以宁

历代征收赋税的额度，没有所谓白粮的名目。有白粮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初年定都金陵，供用库、光禄寺的供给都取自这里。五府、六部、都察院，以及国学、内官监，也都取自这里。后来沿袭此制，南京和北京的供给都取自这里。再后来，瑞王、惠王等亲王的禄米也取自这里。供给白粮的，只有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五个郡罢了。而计算其数量，正米为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石有余，加耗及舂办米为十六万六千一百四十石有余，又需夫船等银二十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两有余。在漕运之外，又征收这些数额，更责令百姓自己运送到京城。虽然兑运制度几经更改，但白粮仍由百姓运输的情况依旧。那么白粮长奔波劳顿，亏空折损需包赔，与里甲共同分摊贴补，他们遭受的拖累都依旧如故。这是最不利于百姓的。而我朝初平定江南，就批准了巡抚大臣的请求，改为由官府解送。于是这五个郡三百年来积累的困顿，一下子得以缓解。征收实物米粮，就按额度缴纳，百姓固然不承担运输的责任；即使偶尔征收折色（银两），也不过是用米换银，一转手之间，就能节省夫船经费数十万两银子，解入户部，以充实国家用度。这对官府便利，百姓也未尝不便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米价正高，折征银两的数额，不超过缴纳米粮的数额。查考顺治初年，江浙地区的米每石都在二两银子以上，即使折征二两，再加上盈余，其数额也大致相当。太平以来，米价日益下跌，每石的价值，起初还有一两银子有余，后来甚至不足五六钱。即使是正项折色中较轻的，尚且难以供给，而白粮的折征，每石必定是二两，连耗米、办米也与正米同样科征，而夫船等银，又不在此数之内。户部议论说：“这是旧例，不可更改。”州县说：“这是部里的公文，不敢违抗。”于是每石折色征收的银两，耗费民间五石有余的实物米粮还不足以支撑。虽然说是官府解送比百姓自运容易，况且这五个郡之间，银两并非本地所产，除去夫船经费，每年征收三十多万石米，那么仅拿出田间所有的，就能全部如期解送；若加上夫船经费，每年征收九十多两银子，就多责求民间田间所没有的东西，必然导致催征不足，在鞭笞之下，百姓只能贱卖米粮来偿还，而米价更加低廉。米价越低廉，那么银两就越难征收。旧债还在追讨，新征更加紧急，累积十多年而无可奈何，甚至负责征收的官员大多已经故去或离任，而账簿难以查考，于是导致急于公事的人连毫厘都不挂账，而摊派增加又波及到他们。民生与国家财政，两者都受损受伤。当事的大臣，不得不仰仗皇上的宽大恩德，全部予以蠲免。合起来计算，这是朝廷徒然承受多折征的名声，小民原本并没有全部缴纳的实情；这是小民空受剥削之苦，而朝廷原本没有得到加倍的收入。为什么不减少折征更好呢？又为什么不折征更好呢？而愚臣在此甚至想要合并减少白粮的数额，增入漕运之中。大概明代白粮额度之所以多，是因为两京官监的俸禄，以及瑞王、惠王亲王的禄米。如今我朝定鼎以来，旧藩已废，江宁也改为行省，不需要白粮了。而京城自亲王以下、品官以上，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万两，大多也不从白粮中支给。应当按照正米、耗米、舂办米的数额，摊派在漕运之中，不必另外征收解送。至于供用库、光禄寺，是必需的，那么也分拨漕船，令其带运。将浮费减少，而正额也没有亏损。不烦劳损害上级而自然能惠及下级，就是这样的道理。愚臣私下认为这样便利。

请稽保甲以便征输疏 雍正五年

杭嘉湖道徐鼎

我私下查考，保甲这一方法，屡次奉旨通行。而浙西里书的弊端，又长久蒙受皇上洞察，曾颁布谕旨。这两者确实相辅相成，可以一举两得，一劳永逸。大概浙西湖河交错，支港相通，贼船忽去忽来，最难防范；沿岸寄囤窝引，最难踪迹。无事时他们都属于平民，遇事时顿时变成匪类。必须水陆一体都建立保甲，而且不只是空造文册，务必挨户核实，按船编号，才可以厘清剔除。至于钱粮包揽、飞洒，导致历年拖欠，也是由于户名不清、村庄不顺。所以里长虽然实行禁革，却变为圩头、图总、甲首种种名目，甚至还有生员、监生、吏胥暗中占据为缺的。大概浙西风俗，粮册中没有确切的姓氏姓名，或者子孙分家，承用假名，辗转授受，又联合数姓，报作一户，因而互相推诿，并不知道是谁。或者投托豪户名下代纳，任其侵蚀，无从查考。又或者一户的粮税，数人应交，而散居各处；别乡的人，置产此地，而相隔遥远。于是滚单不能挨户送交，不得不使用一个熟识根底的人，令其查造传催。他们既然掌握了权力，就导致从中舞弊。如果真按保甲的实户，询问田产的坐落，以田产的确切姓名编排粮税的图甲，挨庄理顺，户户可查，那么钱粮从哪里诡寄？抗欠何难追比呢？但是浙西州县，事务极繁，保甲顺庄，以及船只编号等事，有司实在没有专责亲身查验，只是虚应故事，终于无济于事。臣已禀请抚臣，于奉命前往浙省

译当时在试用人员中，选派几名，酌情委派办事，借此考察他们是否有才能，专门让他们协助，逐步处理事务。这样即使有豪强不愿配合，也无借口阻挠，实行起来自然会有成效。只是事情办成之后，民间人口迁徙不定，田地时常典当买卖，必须随时办理赋税转移和过户手续，才不会导致日久混淆，而税契也不至于隐瞒漏报。然而想要让他们随时申报、改注册籍，事情确实繁杂。州县官只能总体负责监察审核，或许让副职官员代收代注，或者在人口众多的大县酌情增加闲散官员协助办理。恳请皇上批准，似乎应当将实地逐一清查水陆各项事宜，并请求朝廷行文苏松等府，这样太湖、泖湖交界的地方，奸民就无处隐藏，而三吴地区的田赋，都能清理清楚了。

译请求均平赋役以收揽民心的奏疏 顺治二年

巡按御史赵宏文

我私下听闻先贤论述治国之道，曾说：治理天下有正道，亲近贤人、疏远奸佞，明白就行了；治理天下有法度，奖赏守信、惩罚必行，果断就行了；治理天下有根本，礼乐教化，顺应就行了。恭敬地认为，我们大清以明察果断开国，远远超越前代。只是疆域刚刚开辟，礼教还来不及施行。我因此斟酌时势，也说治理天下有关键，去除那些过于严苛的，抓住契机就行了。为什么说关键呢？小民愚昧顽固，哪里知道深远的计策？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就想趋附；深夜沉思，大多有深切愿望却未必能实现的事；看到对自己有害的，就想去除。辗转彷徨，心中多有忍死难言的痛苦。只要在取舍之间，稍微加以体恤，那么天下的精神意志，就全部维系在皇上身上而不可解脱。古代的圣王一定顺从天下人的欲望，就是运用这个道理。请就江南的赋役来说。明朝建立基业，攻取苏州，张士诚抵抗坚守，很久没有攻下。等到天下平定，就用极重的粮额来困迫他们。这导致吴县每亩三斗四升四合，长洲县每亩三斗七升五合，于是给民间留下了三百年未曾有过的苦难。况且目前商贾不通，城市停止纺织，百姓没有生计。如果再用旧额重重困迫，恐怕富人变穷，穷人致死，这也是走向绝境的态势。恳请户部详细核查，或者参照宋元旧制，或者参照常镇二府，减轻过重的赋税以缓解民困，这也是收揽人心的首要之义。赋税如此，再就江南的徭役来说。以往阅读邸报，看到保抚郝晋有弹劾优免过于泛滥的奏疏，奉旨说：优免过于泛滥，导致正额亏损，取盈摊派，最危害百姓，应当严加禁革。此后再有违犯，着令该巡抚、巡按将滥免之人以及地方官一并参奏究治。钦此。这是巡抚大臣从赋税方面说的，我则从徭役方面说。我私下查考，江南有官户，有民户，又有子户。民户应当服差役，这不必说。到如今，今天做官，明天就自称官户。《会典》规定一品官免除千亩田赋，现在甚至超过万亩了。即使降到九品，乃至阴阳医学，处处都是这样。况且本官如果有这些田，免除是可以的。然而刚登仕籍，原本出身寒微，而一切大姓富室，都寄名在他门下，拿出平时的力役费用，来供给本官的薪俸。里下的差役，终身轮不到他们。这是市井平民，公然又成了官户。那些想要投献却苦于没有资金的人该怎么办呢？况且本官说死了，可以停止了。又巧立子户的名目，一代又一代，这样下去哪有穷尽？江南小民，哪条路不是成为沟渠中的枯骨呢？这种滥觞，比起江北免除赋税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恳请下交部议覆，详细规定某官应免除多少亩，此外与百姓一体当差。按品级详细列出，定为法令。敢有仍然像以前那样投献的，一定以欺瞒隐匿治罪。如果本官没有田地，代人优免，就以其罪惩罚他。这样穷苦百姓，就没有再抱怨苦乐不均了。

条陈赋役利弊的奏疏 顺治元年

巡按御史何承都

我私下认为，一个朝代的兴起，必定有一个朝代的制度。汉高祖元年，建立献纳郡国口赋的法令；唐高祖七年，初次制定租庸调法；宋太祖二年，丈量民田，二月派遣使者监督征收民租，都革除了旧弊，采纳良法，施行美政，符合时宜，使天下欢欣，一个朝代的德意，浩荡绵长如此。我们皇上定鼎以来，赋役一律依照万历初年条编的条例，很好了。我听说，天道三十年一变，三百年一大变。明代实行了三百年，法令久了就弊坏，弊坏到了极点就思求变通，天意以此授予我们皇上政治革新之时。我奉命前往甘肃，刚入境，首先询问百姓疾苦，于是秦地最苦的，没有比赋役一事更甚的。我因此思考，国家用度的丰裕与匮乏，关键在于理财。理财的责任，专在藩司。现在所依赖稽核的，只是销算册罢了。销算册，逐年逐日计算，锱铢必较，记载在册上的尺寸不差，其实文饰巧妙周密，侵吞挪用，并非册上所载。我认为在于清理根本罢了。请先说弊端。一是征比，二是支销，三是借题。征比这一项，一律依照部文，然而长官追呼，愚民哪里知道？胥吏拿着簿册敲榨，惟恐落后。一旦踏入吏衙，鞭打笞责，魂惊魄悸，哪里敢质问？追比已经足额，吏员收起凭证烧毁，小民即使控诉抢呼，也已经没有案卷可结了。上下互相蒙蔽，百姓被榨取骨髓，这是征收的弊端。支销这一项，一律按照实收，现在任意挪移，账目不明，毫无定规。有的说本地支销，有的说客兵支销，支取者有名无实，销账者扯甲移乙，头绪繁碎，舞文弄法作奸，这是支销的弊端。至于借题的危害，更不可言说。比如大军经过郡县，不能立即供应，偶尔向民间借用，小民奉公输送，于是行之成为惯例。借题之外，又有预办。吏员派给里甲，里甲派给住户，起于分毫，积累到百千，辗转加增，愚民哪里知道？哪里敢锱铢抗拒长官？于是行之成为惯例。这是借题的弊端。清除这三种弊端，方法有二。一是赤历

译凡是应当征收的款项，都登记在红色的账簿上。由州县申报给道台和知府，道台和知府转报给布政使司，布政使司呈报给总督、巡抚和按察使。事先将征收项目印制成册下发，然后由布政使司下达给道台和知府，道台和知府下达给州县，州县张贴大榜广泛告知百姓，然后才开始征收。如果印发的册籍没有截断（即未明确限定额度），那就是巧立名目、加重征收。偶尔有大军借用款项的情况，也事先像前面那样逐级呈报，印行借征的文书。这就是“赤历”的制度。实行赤历制度，征收、比追、借支等弊病就消除了。

第一点是关于存留和起解。估算一个府中现有的士兵数量，应当发放的本色军饷有多少，折色军饷有多少，文武官员的俸禄、驿站费用、公共经费有多少。再估算一个府中当前征收的本色物资有多少，折色物资有多少，商税、盐课、地亩税、草价以及节余裁减的杂项有多少。应当供给本府使用的，就留存下来支取；其余的，起运解送到布政使司。如果本府经费不足，布政使司就从其他府应当解送的款项中拨定支取，不允许临时挪移。这样，本地的开支就确定了。偶尔有外地驻军经过，另外设立为预备项。一个府预备多少，计算全省预算多少，明确列出项目，有预备金就开支，没有就作为预备。这样，外地驻军的开支就确定了。

现在秦地的弊端是，所有军饷都解送到布政使司，远的有数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都要到布政使司关领。在出纳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十分中浪费其一；兵将经过时，关领盘缠的费用，十分中又浪费其一；经过州县时，驿站供应，借名目勒索，十分中浪费两到三成。往来转手，络绎不绝，疲惫困顿。更严重的是钱车一事，从巩昌到省城，有一千多里。从巩昌运铜到省城鼓铸成钱，再从省城运钱到巩昌发放军饷。钱重车疲，一辆车不过运几十贯。几十贯的钱，作为军饷没多少，而在这一千多里内，经过州县雇佣车辆的费用，已经超过了所领钱款的数额了。再严重的，将领夹带货物，士兵鞭打车夫，驿站困顿，百姓受苦，都是因为存留和起解没有确定的制度。存留和起解确定了，那么开销核算就简省，而挪移的弊病就消除了。

而且不独如此，秦地和晋地苦于丁徭沉重，江南苦于赋税沉重，这些应当商议变通。另外臣还有请求。臣先前赴兵部进京，途经江南，父老们都说，过去明太祖因为苏州百姓为张士诚固守，于是增加征收烦杂的赋役，税及牛头，敛及丝毫。因此苏松等郡的赋税苛重，比其他各省加倍。如今已经三百年了，百姓不堪忍受。朝代已经更替，近来水旱灾害频繁，或许也是上天仁爱，怜悯下民，以此显示我皇上广开恩网，减免赋税、救济百姓、革新政治吧？

请下部商议，颁行赤历制度，严格确定起解和存留的数额，禁止钱车运输，以杜绝出纳过程中的损耗，以及兵将往返、驿站疲困的痛苦。平均赋税，减轻徭役，使章程统一，昭著于治书，刊布天下，永远遵行。那么亿万年的圣子神孙，将真正依赖于此了。

译因灾请求折征漕米疏 顺治八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认为，国家的制度规定，每年运送东南地区的漕米数百万石，以充实京城。计算费用，耗费数石才能运到一石。这是因为东南是产米的地方，西北是耗米的地方，互通有无，以预备荒年歉收。所以不计较道路转运以及船闸人夫的费用。至于今年，则与往年情况大不相同。臣请求迫切陈述。今年江南、浙江水灾异常，现任经抚按等大臣屡次上疏报告。圣心怜悯，奉旨查察议处。而近来昆山、吴江各县士民，也因水灾奇荒，匍匐数千里，伏阙上疏。据所闻所见，痛苦不忍言说。至于直隶、河南等地，都是年岁丰收，夏麦秋禾，价格非常低廉，也是数年所未有。这是东南反而苦于无米，而西北不担心无粮。这是天时与往年不同的第一点。又几年来，漕政积弊深重。在兑米水次，将银折成米，留米在南方，挟带银两北上，名叫折干。所以南方有余积的米，北方多挂欠的粮。我皇上亲政，漕务肃清，革除折干的弊端，粮米颗粒登船。估计今年年底抵达通州的，较前两运，可多运米一百多万石。这是东南的积米一空，而京通仓库的储藏应当加倍。这是人事与往年不同的第一点。方今江浙大水，一望汪洋，田地不得耕种，米从哪里产出？米不得收获，粮从哪里征收？七月尚报水灾，九月便征漕米。这是今年极力征米，米无可征；明年百计催漕，漕粮必然多欠。民困既不得缓解，国家储备又必然误事。臣等到明年为皇上陈述，就晚了。臣考察漕运议单第一条：各省遇有灾伤，奏留、奏免、改折。又一条：灾伤改折漕粮，查被灾八分以上、七分以下，分别折价，都有成例。臣请求户部速议，将江浙漕米，酌情改折，酌定分数价值，下达该督抚察勘所属地方，以被灾的轻重，作为改折的多寡。不要使灾轻者折多，灾重者折少，致使百姓受苦而得不到实惠。况且今年漕米抵达通州的，数量超过往年。乞请户部细查兑收多少，剩余可收贮京通仓多少，以备来年凑给军粮之用。又西北各省大熟，粮价甚贱。或将漕米改折银两，及省出脚价等费，催解贮部，以备一时收买杂粮之资。这样则国家储备不误，百姓性命得保。通变权宜，计无出此。不然，今年不议改折，明年便成挂欠。纸上索粮，不可充饥；欠后追银，不及措饷。东南财赋之区，逃亡日多，隐忧方大。臣疏具在，言责尽矣。事关重大，贴黄难尽。仰祈睿鉴施行。

请除折漕溷冒疏 顺治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臣认为我皇上体念南北灾荒，俯允部议，量折漕米，且天语谆谆，务令灾黎均沾实惠。尧舜犹病之心，何以踰此。臣愚以为惠本出自朝廷，而令民沾实惠者，则有司奉行之责也。盖漕折项已多，规则新立，小民难以周知，官吏易于作弊。且米价甚贵，折价稍贱，多寡之际，即有侵渔；迟速之间，便生朦溷。或有既折正米，复将免折耗米溷算入随漕、银两项下，一同征折。是既征改折正米之银，又征免折耗米之银也。此谓重征之弊。或有先征漕米，及改折文至，不肯退米于民，托言别项销算，反再征折价。是既征米又征银。此谓重征之弊。或府县户房书吏表里为奸，将布政司改折文书，暗行停搁，先期严此勒限，正耗米全完，然后张挂藩文，折银汇解。是百姓所纳官者，重价加耗之米，而官所解布政司者，轻价无耗之银也。此谓后先挪移之弊。或有一府一县之中，折数本多，而贪官奸吏，诡言折少，希图多征漕米，巧肥私橐。是百姓所输重价之粮，其数不全纳于朝廷，而朝廷许折轻价之银，其恩又不尽沾于百姓也。此谓多寡朦胧之弊。如此弊端不一，皆臣鳃鳃过虑，恐灾黎不得沾实惠者此也。方今督漕臣剔厘夙着，巡漕臣叱驭方新，有弊必烛，有闻必纠。但臣以为纠绳于事后，不若严饬于事前。请各省藩司，速将户部改折全疏，及某府某县改折漕米若干细目，一同刊示，勒定限期，下之郡县，颁之学宫，使地方处处张挂，百姓人人知晓。又耗润米一项，最易溷征。本年二月户部题复，遇灾改折，止折正米，原无折耗润等米之例，自应免征。奉旨钦遵在案。再祈天语明行申饬，其有郡县奉行不实，巧于作弊者，总漕、巡漕及该

译对于总督、巡抚、按察使等官员，立即用御史弹劾的奏章来约束他们。而今年江南、浙江、江西、山东、河南五省的按察使，正同时奉旨出京。他们亲自巡视各郡县时，考察情况的变化，纠举弹劾必定严格。这样灾民才能普遍得到实惠，不辜负皇上叮咛的圣意了。

译请求将流抵款项填入由单的奏疏 康熙六年

给事中姚文然

关于流抵款项必须载入由单，蠲免才能惠及百姓的实际利益。恭敬地陈述一种简明可行的方法，以杜绝官吏扰民和侵吞的弊端。臣认为，蠲免灾荒，是朝廷极大的恩德。除了本年应当蠲免的钱粮在本年扣除外，也有本年纳税户的钱粮，先前已经收完，后来才奉到蠲免命令的情况。这就用本年应当蠲免他们的钱粮，抵充他们次年应当缴纳的正税，这叫做“流抵”。这是朝廷为民委曲体恤的德意。如果不让每个人都均沾实惠，那么蠲免就徒有虚名，岂不是辜负了朝廷的大恩吗？要想让每个人都均沾实惠，必须先将流抵这一项填入由单。各州县每年给每户颁发一张单子，作为征收粮税的依据。户户都有，人人皆知，所以叫做“易知单”。臣查考康熙二年，户部回复科臣史彪古《由单关系国赋等事》的奏疏中说，各直省应当蠲免的钱粮流抵次年的，如科臣所请，填入次年的由单，请求敕令各直省巡抚严厉命令通行执行。奉有圣旨，遵行在案。确实是因为由单最为重要。等到臣查考康熙五年，各直省已经送到臣所在科道的奏销册内，除了山东蒙受皇恩全部蠲免外，其余各直省，康熙四年蠲免的银两，应当流抵康熙五年正税的，大约有十数万两。又查考各直省送到臣所在科道的康熙五年由单，互相查对，竟然没有记载流抵这一项的。臣私下对此感到诧异，认为奏销册是上报给朝廷的，既然有流抵这一项，由单是颁发给百姓的，为什么又没有流抵这一项呢？难道各地方官竟然都不遵照旨意奉行吗？反复思考，才知道流抵这一项不填入次年由单，并非完全是地方官不奉行，而是形势不允许。为什么呢？部中题定例规，次年的由单要在上年十一月颁发给里民，计算该州县核算钱粮数目项目，制成式样，送布政司核对，必须在上年九十月间完成。而各巡抚题报灾伤，夏灾在六月报告，秋灾在九月报告。计算题报到部，又需要时日。部中具覆行查，必须该巡抚查回再题，部覆奉旨，然后行文咨会该巡抚，又转行各地方官。极速也已经是在本年十一十二月及次年正二月间，早已在颁发由单之后了。从哪里填入呢？这样看来，流抵这一项，终究没有填入次年由单的方法。流抵竟然不填由单，那么部中所取的，不过是地方官的印结罢了。然而印结不过出自官吏之手，民间未必知道。又所申饬的，该巡抚不过是大张告示罢了。然而不肖官吏，有的隐匿告示而不张挂，即使张挂也不过数日，城市的人知道，而偏远乡村的愚民，怎么能人人尽知呢？私下恐怕贪官奸吏因此侵吞冒领的不少。臣思之又思，流抵这一项，不填入由单是不行的，想要填入次年由单又必定不能，那么在开征之前晓谕里民的方法已经穷尽了。然而既然必定不能在之前晓谕，也必定要立法在之后稽查。只有在下年由单中填入流抵这一项的方法。譬如康熙五年免灾钱粮，应当流抵康熙六年的，自然应当在康熙六年抵免完毕，即在康熙七年由单之首填入“内开某府某县，在康熙五年分蒙皇恩蠲免本县重灾田若干亩，每亩免钱粮十分之三；或次灾田若干亩，每亩免钱粮十分之二；轻灾田若干亩，每亩免十分之一。合县共该免银若干两，除本年已免若干亩外，尚该流抵银若干两，俱于康熙六年分内，于本户名下额赋，各照数流抵完毕，并无官吏侵欺等情”。此后才刊入康熙七年分地丁额赋等项，譬如奏销册内，各州县钱粮，先开上年旧管的格式一样。这样由单之上，增刊不过百余字，而朝廷应当蠲免的分数，与本地方已抵免的银数，每户各执一单，一目了然。这既明布朝廷的大恩，刊载于由单之上，又暗取有司的结状，分送入百姓之手。倘有不肖官吏，将上年被灾各户额赋，未与流抵，以及流抵而短少不全的，灾户即可执此由单赴上控告。即使有富有而懦弱的百姓，不敢赴控，然而上年多完的银两，虽不能退还，而本年应纳的银两，也可以扣算。此法一实行，那么即使有不肖官吏，在流抵之年，虽然想要隐匿中饱私囊，但恐有下年的告发，也预先有所忌惮，不敢恣意肆行了。至于有应当蠲免本年钱粮，即在本年蠲免的，那么本年由单颁发在上年，钱粮蠲免在本年，更无从填入。相应也应当在由单之首，照依此式填载明白，只是将“流抵”字样改为“蠲免”而已。立法不难，行之甚易。而更有要紧的稽查一着，则在每年由单到时，其中有蠲免流抵项，该部科将上年奏销册内，某州某县所开蠲免流抵银若干

译等若干斤。逐一磨对。如有册内报多。而由单上开少者。即行指参查结。如此则册单画一。上之奏报朝廷者有此数。下之颁发百姓者亦同数。一两一钱不得参差。官吏无所容侵冒。不虚朝廷至大之恩矣。

译给张慕莘漕运总督的信

彭维新

征收漕粮的弊端由来已久。府、州、县官员知道，交粮的农户知道，路过的士大夫和游客知道，往来的商人和百姓都知道。而总督、巡抚却苦于不能全部知晓。至于漕运总督，也不敢断定他是否知道。为什么呢？府、州、县官员舞弊，粮户受害，士大夫和行旅之人饱闻这些弊端。总督、巡抚职务繁杂冗多，漕运事务只是其中一项，想要查察弊端，难以做到精细详实，所以苦于不能全部知晓。漕运总督专门掌管漕运政务，按理说对漕运弊端没有不知道的，但有时却不知，有时知道了也好像不知道，所以他的知与不知，我不敢凭主观臆断来断定。我刚刚奉命巡抚苏州，恰逢征收漕粮的期限，深知毒疮不宜姑息养奸。然而想要上奏报告、请示，恐怕都会耽误时日。况且开仓兑粮的期限有常规，民间挑运缴纳，也不宜屡次疲劳往返。情况紧急就先治标，去除那些过于严重的弊端，应当先杜绝超额征收。于是查验各州县旧有的量器，大多上面宽下面窄，木板稀疏，边角开裂，量器口沿四周，木板厚度达到一寸，正好用来教唆淋尖踢斛（作弊手段）。因此我咨文领取部颁的铁制量器，亲自率领负责漕运的各官员，用干净均匀的胡椒籽装满，反复校准其确切的容量，储存在小口量器中。沿着铁片边缘，陡峭薄削，斜杀处理，不能溢出堆积。底部宽阔平稳，无法撼动摇动。不过是缩小旧式量器的上部宽度，以弥补旧式量器下部的狭窄。底部和上部的形状稍有不同，但腹部的容量是一样的。称之为整顿弊端是可以的，称之为更改制度则不可以。遵循制度还是违背制度，只看其实质是否相同。如果只追求外表形式的细微末节，就失去实质更严重了。校准量器是漕运总督的职责，现在您每年校准发放，是校准其内部容量的实际数值呢，还是校准其外部形状呢？校准实际容量，实际容量也未必能完全相信没有差错。听说铁制量器虽然存放在郡库，但管理它的人另有其人，常常用盐醋浇在里面，片刻之间铁锈堆积如山。各省粮道校准量器时，这些人根据情谊的厚薄，酌情决定烧灼刮刷的程度，从而控制铁锈去除的有无和多寡。所谓的实际容量就是这样。运输兑粮时不至于短缺，是因为这量器每年经过烧灼刮刷，难免像泰山上的水滴一样流失，而且各省征收漕粮，并不都是平整概平的缘故。至于核查其形状，查看各属旧量器，有的高有的低，有的脆有的坚，这些都是经过漕运衙门校准发放的，而形状制度已经如此不统一。只有大口狭底宽边这一点，没有不相同的。现在这个小口量器，方的仍然是方的，并没有把方的改成圆的。实际容量固然符合标准，形状也大体相同。您昨天校准山阳、桃沭的小口量器，曾有丝毫的增减吗？更改制度的说法，可以停止了。现在扬州知府杨继桩传达您的话说：“小口量器确实便民，但恐怕因更改制度而招致口实。”这一定是害民的府州县官员诡辩出这种说法，来混淆清明的视听。希望您不要代为过度忧虑。这是整顿弊端，并没有更改制度。圣明的君主在上，我不敢做畏首畏尾的行为了。琐碎冗长的文字，恳请明察。

请通融停征方法的奏疏

李绂

臣私下查访，直隶去年偶然因为水灾歉收。皇上大大施予恩泽，蠲免和赈济并行，卖粮和借粮兼施。又特别降下谕旨，将新旧钱粮，一律停止征收。既满足了百姓的生活，又缓解了百姓的财力。百万百姓，鼓舞欢欣，尽力在田间耕作。甘霖应时而降，夏天三麦丰收，是几十年所未有的。眼下秋粮登场，丰收的盛况，与夏麦相当。这都是我们皇上敬天勤民，所以美好的事物全部汇集，天人感应，达到如此兴盛的地步。但是停止征收这一方法，臣反复筹划，似乎应当稍微变通。凡是小百姓愚昧，不能深谋远虑，在丰裕的时候，即使是无益的费用也不免胡乱使用；等到艰难窘迫时，即使是正当的赋税也不免拖延缴纳。现在两季庄稼丰收，而钱粮停止征收，恐怕在婚丧嫁娶等开销之间，该用的钱可能过度使用；即使是烧香还愿等陋习，不该用的钱也胡乱使用。等到明年丰歉未定，而一年要征收两年的粮食，如果真的丰收，还恐怕不够；如果歉收，肯定无法支撑。臣请求从九月开始，允许州县开柜征收粮食，听任百姓方便自行缴纳。州县官吏只允许出示劝缴，不允许发出一票就派出一批差役。对皇上停止征收的恩惠毫无妨碍，而良民中踊跃急公好义的人，得以先完成本年的粮赋，不至于把有用的钱花在无用之处，以免明年新旧两粮并征的累赘。似乎对公私都有益处。这是臣的一点愚见，可否采纳，恳请命令有关部门议决回复施行。

病愈后给蓟门当权者的信

顾炎武

上天造就豪杰，必定有所任用。就像君主对于臣子，授予官职并给予职责。今天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万世开创太平，这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把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死而后已。所以我一旦病危，神志不乱。如果就这样突然长逝，对于这份责任也不能说没有尺寸之功。现在既然得以生存，这是上天认为我稍微能承担事务，而不立即放我回去。又怎敢怠慢自己的职责呢？现在有一句话可以救活千百万人的性命，尤其对秦陇地区最为迫切。如果能实行，那么阴德比于公（汉代于定国之父）还要大万倍。请列举秦地百姓的夏麦、秋米以及豆草，一切征收实物，储存在官仓中。等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卖出，那么司农的金钱固然还在，而民间节省了数倍的支出。而且一年计算可能不足，十年计算则有余。开始在秦中实行。

译这一做法可以推广到天下。然而，为什么说秦地的情况尤其紧急呢？因为亲眼看见凤翔的百姓向权贵借贷，每借一两银子就要偿还四石米，这还能支撑多久呢？征收那些无法得到的虚数，计划尚且还要实行，更何况只需稍微变通一下，对国家赋税并没有损失呢？然而恐怕难以实行。《易经》说：“牵着羊，悔恨消亡；听到这话却不相信。”等到形势困窘、道理穷尽，黄河决口、鱼烂自溃之后，即使想要征收实物，也得不到东西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我在病中已经把它写下来，却没有告诉当权者。近来阅读国史，正统年间曾经派遣右通政李畛等人，通过官府卖米得到白银若干万两，那么前人已经有这样做的先例了。只是提出这个建议，等待高明的人士来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