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礼政十三祭礼上

译从而互相成就功业。后世侍奉神灵，都是用鬼道的方式来侍奉的。为他们建造宫室来供奉，用衣冠来装饰，用歌舞啼笑、送迎来取悦他们。人与神灵关系过于轻慢狎昵，神灵就不降临，而鬼怪之物便趁机侵扰其间。于是有的降附于人，有的依附于物，颠倒黑白，兴起或毁灭事物，百姓因此惶恐警惕。现在，气不可能只有正气而没有邪气，所以有正神，也有邪神。拿人来说，聪明正直且专一的人，是君子；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小人。用邪佞谄媚的方式侍奉君子，君子一定会愤怒而离开他，而小人就会到来。所以说，上古时代天与人亲近，后世天与人疏远，并不是天本身有远近的变化，而是因为上古崇尚神灵，后世崇尚鬼怪，而神灵的职守有得失的缘故。所以，懂得神灵道理的人，可以侍奉上天，可以治理百姓。

译论鬼

钱维城

祖宗并非死去，是子孙将他们视为死者，他们才算是死了。人本来没有杀死自己祖父的，也没有生养自己祖宗的。活着时生养他们，死后将他们当作死者对待，这并不是真正的孝道。《礼记》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这是孝道的极致。这“如同”二字，并非等到死亡之后才知道，而是侍奉生者、侍奉存者时，必定有与常人侍奉不同的地方。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孔子说：“还不能侍奉好人，怎么能侍奉鬼呢？”子路又问关于死的事，孔子说：“还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呢？”人与鬼神，生与死，就像寒暑昼夜那样不同，而孔子这样说，为什么呢？鬼神并不远离人，而且常常以人作为载体，所以有在天上的鬼神，也有人心中的鬼神。死者回归到他赖以生存的本源，所以有死后真正死亡的，有活着时就精神死亡的，也有死后反而精神长存的。祖宗是我们形体和气息的来源。人生靠的是气而不是形体，死者只是形体死亡罢了，他们的气息化为精爽，向上发扬，表现为昭明、焄蒿、凄怆的景象，本来并没有消亡。古代孝子侍奉祖宗，不忍心他们的形体消亡，却只凭气息去寻求他们。于是设立尸位来象征他们，遵循本源而不遗漏末节。而后世进行祭祀的人，不讲究气息的相承，那么本源就已经消亡了。祖父的形体和气息分出一部分有了我，又分出一部分有了伯叔兄弟。伯叔兄弟也是祖父形体和气息的体现。家庭中的责骂争吵，手足间的愤怒争执，是人性中时常有的，然而不敢放纵，是害怕祖父或许听到而加以责备。等到祖父死后，却拿着刀锥甚至操起戈矛，认为祖父听不到也无法禁止了。这是忍心压抑情感、积蓄怒气而做出的行为，实际上在祖父活着时就已经在精神上杀死了他。齐桓公死后，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七天不收敛尸体，虫子从门外爬出。周天元在殡期间淫乱，抚摸杖痕说：“这老头死得太晚了。”这些都是当祖父活着时就在精神上杀死他的例子。人即使非常不仁，如果对他讲：“你杀了祖父”，他必定惶恐惊讶，勃然大怒，确实是畏惧这个名声。那么为什么等到祖父死后才在精神上杀死他呢？当祖父活着时，他以人的身份存在，人靠形体治理，形体有所阻隔，隐秘细微之处有所不知。他死后成为鬼，鬼靠气息治理，气息无所不通，一念头的动念没有不知道的。所以畏惧祖宗比畏惧祖父更加严格。《诗经》说：“你在室内，尚且无愧于屋角的隐蔽处。”我论述鬼神，是为了责备世人。

五祀礼略

李光地

古代只有大夫祭祀五祀，那么五祀的祭祀，士人和百姓大概不能兼行。然而现在即使是平民百姓之家，斋戒祭祀天地，祈祷河岳尊神，僭越妄为无所不至，反而对于五祀的祭祀，简慢轻亵，交给妇女奴婢去做。这是古代必定是大夫之后才能实行的祭祀典礼，现在却是士人百姓所不屑一顾的，一定要模仿古代天子诸侯的祭祀，然后才使用。风俗的悖谬越礼，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有家庭的人，对于祭祀五祀，不可不讲究。上古穴居野处，凿开最中间的地方以通光明，雨水也流注在那里，所以叫中溜。因为它在最中间，所以作为一家之主。后代改用宫室，但仍然沿袭中溜的称号，不忘古代。它在今天，对应的就是梁脊。居于一家之中，作为一家之主，它的神属土。古代士大夫的家，门都朝南，户都朝东。东西属阳，南北属阴。堂的门从外面进入，偶数属阴；室的户从里面出来，奇数属阳。只有天子的室，左右有房，那么左右中间，都应该有户。所以在《诗经》中说：“筑室百堵，西南其户。”说西南，是彰显天子所独有的。那东户，则是大夫以下所共有的，不必多说。大夫士的制度，西室东房，房向北，是主妇居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北堂。《诗经》说：“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就是这个意思。室的户向东，主席在西窗下，就是这个道理。大概古代门户祭祀，户属阳门属阴。现在建造房屋的人，大多以门为美观，至于东西两旁的出入之处，也不设户。阴盛阳衰，难道适宜吗？考察五行之内，各自适宜祭祀井。然而《月令》中祭祀行而不祭祀井，大概是因为古代几家共用一井，不能每家都有，所以用行来代替。或者认为行是门外軷祭的地方，恐怕不对。冬天是收藏的时候，哪里适宜进行出行的祭祀呢？大概两阶之下，屏风的中间，有行。雨水汇集就是水所注的地方，现在俗称为天井。所以用它来代替井祭祀。如果家里有井，那么必定祭祀井无疑。五祀的祭祀，现在世间已经极其简略。考察古代的意义，必定要亲身参与，不可委托给妇女婢仆，这才符合礼意。只有神的祭祀，妇女可以代理执行，让厨师执事。门户井神的祭祀，子弟可以代理执行，让守门的人、打水的人执事。中溜最尊贵，主人在家则必定亲身参与，让子弟执事是可以的。祭祀五祀的时间，《月令》有明文规定。现在俗间祭祀土神用二月，正是木克土受伤的时候；祭祀神用八月，又是金盛火衰的时候，都失去了道理。现在规定依照古礼，二月祭户，五月祭灶，六月祭土神，八月祭门，十一月祭井。其礼仪使用牲、鱼、五奠献，如同家祭的礼仪。

唐宋卿大夫庙制考

汪师韩

卿大夫的庙制，《礼经》所载，先儒争论纷纭，然而古制不可考

译而唐宋的制度有可考据。我观察周代的制度称为宗庙，唐宋称为先庙，宋代儒者所确定的称为祠堂。宗庙是重视宗族，体现等级递减的意义；先庙是尊崇祖先，体现推溯上源的意义；祠堂则是古制，庶人在寝宫祭祀，唐宋时期品级官员不得立庙者，也是在寝宫祭祀，这符合在寝宫祭祀的意义。后人想要遵循唐宋一二品官员立庙的制度，却又想实行三代的礼制，这就是之所以产生矛盾不合、情理大多不安的原因吧。天子的三公相当于公侯，天子的卿相当于伯，大夫相当于子男，元士相当于附庸。汉代以后没有建国封侯的制度，那么这些人都是天子的公、卿、大夫、士。古代从附庸起就可以立五庙，五庙是指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座。太祖是指别子为祖，所以百世不迁；继别之后自己就迁了。唐宋的庙制却不是这样。宋代儒者的礼书，都以《仪礼》为根本。朱熹鉴于大观年间改制的不当，因此会通司马光、张载、程颐、吕大临等人的著作，编写了《家礼》。从此儒者将唐宋的制度置之不论，于是使得《礼经》以后、《家礼》以前，中间一千四百年，再也没有人知道旧制了。礼制因时变化，如果有可考证的，不可忽略。庙制在秦汉时期废除，直到《隋书》补辑《五代史志》，才开始记载北齐建国时，自王及五等开国执事官、散官至从二品以上，都祭祀五世；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祭祀三世；正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祭祀二世；正八品以下，直到庶人，在寝宫祭祀。北齐享国时间短，仅存其说，未必有实行者。《旧唐书·职官志》祠部职说：“凡官爵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直到庶人，祭祖祢。”这与《新唐书》互相不同。《新唐书·礼志》说：“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此处应当有“四品五品二庙”一句，史书遗漏了。三品以上，不需要爵位者，也是四庙；四庙有始封者，为五庙；四品五品有兼爵者，也是三庙；六品以下，直到庶人，在寝宫祭祀。”这是开元十二年的礼制。又说：“始庙则署主而祔，后丧阕乃祔。”这是天宝十载的礼制。只说有祔，不说有迁。说到迁祧，宋代史书最详细。宋代制度，平章事以上，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立三庙；其余官员在寝宫祭祀。凡是得立庙者，允许嫡子袭爵以主持祭祀，其袭爵世降一等，死后即不得作主祔庙，另在寝宫祭祀。自当立庙者，就祔其主。其子孙承代，不论庙祭寝祭，都按世数计算迁祧。始得立庙者不迁，以比始封，有不迁者，通祭四庙五庙云。所谓袭爵世降一等的，王燕翼《诒谋录》说：“自国公至封男，凡五世；封爵卑者，仅一二世。”此议乃仁宗至和二年王尧臣等人所定，见于《文献通考》。先是，皇佑年间宋庠见《退朝录》及后至和年间苏颂，见颂本传，先后有袭爵之请，而事终不行。然而看袭爵之子不得祔，则庙中之主亦无迁矣。

译如果说到子孙继承世代，不区分庙祭和寝祭的说法，既然儿子已经在寝宫单独祭祀，怎么还会有庙祭呢？大概是指如果子孙中又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应当自立家庙。然而既然已经有始封之祖在前，就不能再自立家庙，只允许将神位附祭于先人的家庙，而亲尽则迁入远祖之庙（祧庙）。这就是同为子孙，却有庙祭和寝祭区别的原因。他说后附祭的应当迁入祧庙，那么先立庙的就不迁入祧庙就显而易见了。如果让先立庙的也按次序迁入祧庙，而下辈又没有附祭的，四代之后，家庙里只剩一个神位，怎么能称为四庙五庙呢？他又说始得立庙的不迁入祧庙，为什么呢？大概始得立庙的人，他的神位也是后附祭的，按理似乎可以迁入祧庙，但以此比照始封之祖，所以不迁入祧庙。古代始封之祖，是从上到下推行的；这种比照，是从下到上推行的。这就明确了之所以能通四为五、通三为四的原因，是因为有这不迁入祧庙的人。正因为这种制度与古代不同，所以建立家庙必须等待疏奏请求，明确这不是子孙所能随意进退的。唐代制度虽然说四庙之外有始封之祖通祭五庙，但整个唐代，没听说有开始就立五庙的。权德舆在《于先庙碑》中又说：“本朝制度，凡是二品以上祭祀四庙，三公品级第一，虽然有始封之祖，也不敢超越这个规定。”如果是这样，那么品级第一者的四庙，有始封之祖也不敢超越，难道反而不如品级不是第一者，能够上及始封之祖，多祭祀一代吗？大概这里所说的始封不超越，也像宋代所说的立庙的子孙，又有应当自立庙的人。宋代因为有始封之祖，只允许附祭于庙，而唐代因为品级第一，得以又自立庙，这是不同的地方。权德舆又作《韦先庙碑》，从韦高祖韦机作为第一室，依次到曾祖、祖父、父亲共四室。这块碑是在家庙建成八年、谥号忠武之后作的，应当附祭家庙，而韦机在第一室的情况依旧，没有说将要迁入祧庙。又考证《旧唐书·德宗本纪》，马燧在贞元十一年去世，十三年附祭家庙，命令有关部门提供少牢祭品和仪仗队。这是立庙者丧期结束附祭家庙的证据。其他各先庙碑所载，李绅的高祖李敬元，在武则天朝任中书令，封赵国公，必定已经有家庙了。而李绅任检校户部尚书，请求立三庙，三庙不包括高祖，李绅的曾祖、祖父、父亲原来都没有家庙。这是子孙不附祭家庙，又始封之祖不是前代祖先的证据。再如王涯开始镇守剑南，请求建三庙，后来拜司空，增立四庙。这虽然是因晋升职位而增加，但由三扩为四，家庙可以增加，那么通四为五，制度应当没有不同。唐代的通祭五庙，也必定是以立庙者当作始封之祖。有人说，《开元礼》三品以下祫享仪注说：“如果始封之祖仍在曾祖以下，就空出东向的位置。”又有迁出毁庙神主、迁出未毁庙神主的文字。如果没有迁入祧庙，怎么能说毁庙、仍在呢？我私下思考，祫享是合祭，祫祭自然应当兼顾已毁和未毁的家庙来说。然而如果曾祖以下依次迁入，迁入就是家庙毁坏，而始封之祖正位东向，那些曾祖、祖父、父亲毁庙的神主，在祫享时，迁出还是不迁出？迁出就分开了尊卑，位置放在哪里？不迁出，那就是尊崇孙子而废弃祖先，这正是代宗、德宗时迁入祧庙献祖、懿祖的做法。玄宗刚创立九庙制度，追尊献祖、懿祖两位祖先，并且把已经迁入的神主，又还入家庙，难道他对于臣下预先立下这种制度吗？所以必须以事实可以验证的作为依据。我曾经推求其中的缘故，古代的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而子孙都作为诸侯，没有尊贵可言，所以只有太祖不迁入，其余都是五代则迁入，而特别重视宗子，这是亲爱亲属的原则。等级向下推行的道理。唐宋不是尊官不立家庙，家庙特别用来表彰有功德者显扬其祖先，所以只有立庙者，才能附祭家庙，这是尊重贵者的原则。推向上级的道理。大唐、宋代的家庙制度都像后世的专祠，特别因为那个人而及其祖先，这与专祠不同。然而先儒如司马光、程子、朱子都没有论及此。当时国家制度有定，不可以私下议论。又当时法令力量所不及的，仍听任在寝宫祭祀，那么应当有家庙而没有家庙的就多了。况且袭爵虽然不行，而立庙者的儿子，本来不允许附祭家庙，那么迁入祧庙只应当为在寝宫祭祀的人，斟酌以维护宗法，而怎么能以例特立的家庙呢？到宋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认为执政以上祭祀四庙，其余通祭三庙，不符合礼意，请求更改五世、三世、二世的制度。所说的通祭三世，到和之后不知何时改变礼制，史志缺载其文，而所议高祖上一祖称五世祖，则比古代的诸侯更过分，失礼太严重了。于是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还祖述他的说法，为什么呢？

按唐代史志所说三品以上不需要爵位的含义难以明白，大概唐代重视职事官，不重视爵位和勋官，所以祭祀四庙的都是以其官职，不以其勋爵。如令狐楚是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检校礼部尚书（正三品）、上柱国（正二品）、开国伯（正四品）；田宏正是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检校工部尚书（正三品）、兼御史大夫（从三品）、沂国公（从一品）；乌重允是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御史大夫（从三品）、开国郡公（正二品）。如果论上柱国的勋、国公郡公的爵，都不止三品，而他们的官职都是检校尚书、御史大夫，外出任节度使，考核为上州刺史，职级也是三品，所以家庙数量都只限于三，不以勋爵尊贵而增加。那四庙的，韦是太尉、中书令，封南康郡王；于守是司空、同中书门下

译下平章事、封燕国公的王涯，以尚书右仆射加司空，封代国公，他的四座家庙，是因为太尉、司空这一缘故，而不是因为王公的爵位。《唐会要》规定：郡王担任三品以下职事官的，其官阶品级在爵位之上；国公没有职事的，排在三品之下；郡公排在从三品之下；县公排在四品之下。如果担任侍中、中书令、尚书、御史大夫等官职，并且兼任保傅、仆射的，比如郑余庆以太子少保（从二品）判太常寺卿（正三品），得以建立四座家庙，这是三品官不需要爵位就能立庙的情况。大概说不需要爵位，是因为兼任了三品以上的职事，并不是说三品官中没有爵位的反而胜过有爵位的。大三品只看官职，所以即使兼任爵位尊贵，也不能建立四座家庙；四品、五品才开始看爵位，所以既然兼任爵位，就可以建立三座家庙。至于李绅以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的身份，在文宗开成年间请求建立三座家庙，是因为他的官职是三品。而白居易为他撰写先庙碑，却写着“检校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这是开成四年武宗即位后，李绅改镇淮南，加官至二品。李绅在这个时候未曾上疏请求增建家庙，只是请求为他最初得以立庙之事立碑。白居易也没有详细说明其制度，如果真的以请求立庙时的官阶为准，那么韩愈、柳宗元必定不会这样做了。直到天宝十年颁布法令，京官正员四品清望官，以及四品、五品清官，都允许建立家庙，不限定是否兼任爵位。清望官只有四品才有，清官从四品到八品都有。这是连四品、五品也不需要爵位就可以建立三座家庙了。至于崔圆担任淮南节度观察使、尚书左仆射，追赠太子太师，应当建立四座家庙，却是崔圆生前未曾上疏请求，死后他的儿子仅以崔圆及祖父、父亲为三座家庙。苏云卿撰写庙碑，只说不立五座家庙而立三座家庙，不说原因。查崔圆在天宝末年任剑南节度使，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宗还京后拜中书令，封赵国公，第二年削除阶官和封爵，后来才再次起用。他不遵循开元定制而只立三座家庙，应该是四座家庙非朝廷命令不得建立，而不论加官与赠官，作为节度使，他的子孙自然可以建立三座家庙。这在史书中都没有明文记载，如果没有这些庙碑，怎么能从十分之一中查考到遗留的制度呢？

译《会典》中关于品官家祭的礼仪规定如下：

品官的家祭礼仪，是在居室的东面建立家庙。一品至三品的官员，家庙为五间。中间三间作为正堂，左右各一间，隔着一道墙。北面是夹室，南面是厢房。正堂南面的屋檐下有三扇门，厢房南面的屋檐下各有一扇门。台阶为五级。庭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厢房，东厢存放遗留的衣物，西厢存放祭器。庭院四周环绕着围墙，南面正中是中门，再往南是外门，左右两侧各设侧门。四品至七品的官员，家庙为三间。中间是正堂，左右是夹室和厢房。台阶为三级。东西厢房各一间。其余规定与三品以上相同。八品、九品的官员，家庙为三间。中间宽敞，左右狭窄。台阶为一级。正堂和围墙都只有一扇门。庭院没有厢房，用箱子分别存放遗留物品和祭器，陈列在东西厢房。其余规定与七品以上相同。

家庙都设置四个室，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祖先。昭位（父辈）在左，穆位（祖辈）在右。祖母、母亲等女性祖先与丈夫匹配供奉。神位面向南。高祖以上的祖先，亲尽则迁入祧庙，将神主牌位藏在夹室中。东序和西序作为附祭的位置。伯叔祖父、兄弟、子孙中成年而没有后代的，以及伯叔父的长殇、兄弟的长殇和中殇、子孙的长殇、中殇和下殇，还有先于丈夫去世的妻子，都用木牌，按照辈分用墨书写。男性在东，女性在西，东西相对。每年在四季的仲月，选择吉日进行祭祀。每个室设置一张案几，附祭位置的东西两侧各设一张案几。正堂南面设置一张香案，配备香炉和烛台。祝文案几设在香案西侧。尊爵案几设在东序。盥洗盘设在东阶上。

查看牺牲的情况：一品至三品，用羊一头、猪一头；四品至七品，用特猪一头；八品以下，用豚肩，不单独宰杀。查看清洗祭器的情况：三品以上，每张案几配两个铏、两个敦、六个笾、六个豆；七品以上，四个笾、四个豆；八品以下，两个笾、两个豆。铏和敦的数量与笾豆相同。举行三献礼。行礼时，都是一跪三叩头。日中时分吃祭余食物。三品以上，四季都举行祭祀；七品以上，春秋两季举行；八品以下，春季举行一次。世袭爵位者，父亲是侯、伯、子的，视同为一品；男爵以下，按照品级递减。在籍的进士、举人视同为七品；恩贡、拔贡、岁贡、副贡生视同为九品。凡是品官的祖先，恭敬地遇到朝廷恩赐追赠，制书到达时，举行焚黄告祭礼。牺牲和膳食视同所追赠的爵位，膳食案几视同追赠的世数。主人及以下人员，跪着听宣读完制书后，捧着神主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改题神主牌位完毕后，读祝文，献酒，礼仪如同时祭。

贡监生员中有顶戴的，其家祭在寝堂北面设龛，用木牌区分四个室，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以母亲匹配供奉。服亲中男女成年而没有后代的，按照辈分书写纸位配享。祭祀完毕后焚烧纸位。每年在四季节日，请出神主牌位进献谷物。两盘肉食果蔬之类，四件器皿，两碗羹，两碗饭。进献完毕后，吃祭余食物如同八品礼仪。初一、十五，上香献茶行礼。因事告知祖先，礼仪如同初一、十五。庶民在正寝北面设龛，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岁时进献果蔬和新物，每张案几不超过四件器皿，包括羹和饭。初一、十五及告知祖先，礼仪如同贡监生员。

《家庙祭享礼略》

李光地

古代礼仪的败坏已经很久了。它的逐渐衰败有原因，根本有根源。虽然有贤人君子讨论并奉行它，但所谓不尊重、不相信，那么久而久之没有人跟随，这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复古很难，改变现状也不容易，那么凡是所讨论而仅存的，也多是贤人君子那种保留形式（如饩羊）的意思。自身尚且不能完全实行，却希望别人跟随实行，更是不可得的。礼仪没有比祭祀更重的了，而大宗小宗的制度，不讲究的已经几千年了。如果没有大宗小宗的制度，那么源远流长而末端分离，没有统摄，名分不定而情感不归属，虽然有详细的仪节，将有什么用呢？因此乡村风俗不同，家庭法则不同，有身列荐绅士类的人，却迷妄苟且简略，以至于犯分悖本而不自知。唉，是随俗而安呢，还是仅仅讲究论述，实行适合当今的礼仪，而不甚远离圣人的本意，或许能在千百中保存古道的十分之一呢？

乙巳年，家庙刚刚建成，先父将要率领族人修治岁祭之事。于是讲解其礼仪说：这就是古代所谓的大宗。在明朝时，族中先辈长老，也仿效古代设立宗子。然而有几个困难：古代没有俸禄就不祭祀，所以庶人只是进献而已，所谓“礼不下庶人”就是这个意思。那时卿大夫家，不是世袭官职，就是世袭俸禄，都是朝廷赐予的，而由宗子主持，所以得以用俸禄祭祀。现在都没有了，那么宗子没有俸禄，怎么还能备齐大夫士的礼仪来祭祀呢？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祭祀尚且不敢用大夫的礼仪，何况庶人呢？这是第一个困难。古代宗子是由朝廷设立的，所以那个人是一家的宗主，必然熟悉礼法。现在却有砍柴卖货的人，让他拜俯兴伏，茫然不知所以，怎么还能备齐盛大的礼仪来奉行呢？这是第二个困难。凡是作为宗子的人，因为他是族人所尊重的，冠婚丧祭必定由他主持，所以祖宗的神灵，由此凭依。现在却轻视贱视他已久，一旦穿上衣冠，面对祖宗，人情不归属，鬼神不依附，这是第三个困难。

因此世道变迁风俗转移，礼仪因义理而兴起。现在人家子孙中显贵的，不一定就是宗支，那么就不能拘泥于支子不祭祀的文字，而只断定为无禄不祭祀的法度。况且近世褒赠祖先，本来不选择宗支授予，褒赠所加之处，就是祭祀所及之处，衡量王法和人情，无可怀疑的。虽然如此，古代的遗

译这是废弃的。因为缁布冠这种冠饰被废弃已经很久了，但在冠礼的第一次加冠时却使用它；中溜这个称号已经久远，但五祀的名称却沿用它。解释说，这是为了不忘古代的制度。宗子的法度，是先王用来尊崇祖先、敬重宗族，以及将天下人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深远用意。现在虽然废除了，难道知道后来的人不会再复兴它吗？因此让在朝廷享有俸禄的人，手持爵杯进行奠祭和献祭，并设置宗子的位置参与其中。祝告时说：“主祭的孙子某某，宗孙某某。”这大概是权宜之计，以适应古今的适宜情况，形势不得不如此。

寒族族人极多，既然已经有了始祖的宗庙，那么又想让全族共同分担劳苦以表达敬意，于是又有直接祭祀的孙子，他的位置也排在主祭孙和宗孙的末尾，祝版上也一并提及。这是我余家宗庙中实行的礼仪。

质疑的人说：“宗孙也很尊贵，但如果爵位低于支子，那该怎么办？”回答说：“爵位稍次一些的，就先由宗子主祭；爵位相差悬殊的，就先由支子主祭。”

“如果家中恰好没有尊贵的人，那该怎么办？”回答说：“没有尊贵的人就没有俸禄，无法完备地举行祭礼。即使有祭田，但不是世袭的俸禄，必定要减少牺牲和豆器的数量，略备仪节，大致符合古代士人的礼仪，稍微优于平民百姓罢了。这样或许还可以避免僭越妄为的罪过吧。”

“那么主祭的人由谁来担任呢？”回答说：“让穿着儒服且辈分较长的人来担任。如果连这样的人也没有，就由宗子担任。”

前面所讲的，都是针对大宗而言的。至于小宗的礼仪，在当今尤其有极难处理的地方。因为既然祭祀四代祖先，那么必定以高祖的嫡长子为小宗，而其弊端与前面所说的大宗情况没有不同。然而，始祖的牌位不迁入祧庙，而四代祖先的牌位轮流迁入祧庙，这是事情体制不同的第一点。现在士大夫家中始祖大多有宗庙，而四代祖先没有宗庙，各自在家中祭祀而已，这是事情体制不同的第二点。所以人家祭祀四代祖先，没有不是高祖、曾祖相同而祖父不同的，或者高祖、曾祖相同而祖父、父亲不同的，或者高祖相同而曾祖、祖父、父亲不同的，混乱纷杂，已经不是复古者所说的小宗旧制了。这一点是我们余家未能纠正的，暂且顺从世俗，无可奈何。

然而，在高祖的忌日，就到高祖的宗子那里去拜祭；在曾祖的忌日，就到曾祖的宗子那里去拜祭。总之，大宗如果不确立，那么小宗就更加没有依附和依据。虽然有宋代大儒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朱熹等贤人，本来也没有对此进行极端的论述。所以说这是极难处理的。

译那么，对于当今的礼制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古代的礼制已经无法恢复，只能保留其精神实质罢了。始祖和四代近亲，在古代本来就不能人人都去祭祀。自从伊川程子提出：“人本源于祖先，始祖都可以祭祀。”服制既然延伸到高祖、曾祖，那么祭祀也应当如此。四代近亲都可以祭祀。这确实是顺应时代变化，顺从人情，而为后世做出的折中方案。然而，考察程颐和朱熹所实行的做法，朱熹却不敢祭祀他的始祖，说担心有僭越之嫌。伊川的遗命，却有“夺宗”的说法，认为自己的官法允许建立家庙。这样一来，大宗和小宗的祭祀，自从两位贤人实行之后，后学者更加疑惑该听从谁。大贤的言行，将作为万世的法则，难道会有偏见私意吗？以我推测，朱熹因避乱而侨居福建，他的族人远在婺源，所以朱熹不敢独自祭祀始祖，以符合礼制。假使当时族人聚居，且族人已经设立了祖庙，像现在的人所做的那样，朱熹难道会废除而不祭祀吗？我知道他必定会遵从伊川的说法，毫无疑问。伊川的“夺宗”，学者尤其困惑，说这是侯师圣的话，而非伊川的本意。然而，自从唐代以来，官位尊贵的人，按法才建立家庙。建立家庙从伊川开始，那么必定由伊川主持祭祀，所以说“夺宗”。但不知道所谓的庙，是大宗的庙，还是小宗的庙。如果是大宗的庙，那么只有伊川在世时，才能主持祭祀。如果他的子孙是没有俸禄的人，那么也不能世代主持祭祀了。以情理推断，必定是小宗的庙。因为四代近亲的庙，是自己建立的，那么子孙尤其可以世代主持祭祀，直到自己这一代为止。这也是所谓古代没有，但可以根据义理而兴起的事情。所以，如今斟酌两位贤人的意思，始祖的庙，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大概差不多吧。为什么呢？称为始祖，那么他的子孙众多，必定有按法应当建立家庙，并能主持祭祀的人。而且既然占据着不迁祧的位置，那么这座庙本来是属于始祖的。有了这座庙，就不能废除。所以他的子孙可以轮流用俸禄祭祀，没有什么可忌讳的。至于四代近亲，则亲尽则迁祧，而庙不是一个人的庙。高祖的祭祀，到了玄孙以下就废除了。所以祭祀不固定，庙也不固定。必定让按法应当建立家庙的人建立，而让他的子孙，仍然能够主持祭祀，直到自己迁祧为止。像伊川的说法，确实也是变通中的正道。如果还觉得疑惑，那么就参考我关于大宗的说法，建立家庙的人主持祭祀，但仍然设立小宗宗子的位置，奠献祝告相同，这样也可以了。如果在五世之中，没有应当建立家庙的人，而且形势不可能聚居，那么就各自准备士人和庶民的礼仪来奉祀四代近亲，并且应当在高祖、曾祖的忌日，各自到宗子家中，先拜祭。这样大概古人的心意没有完全湮没，可以等待后世有作为的人。

小宗家祭礼略

李光地

古代宗法实行，宗子祭祀他的亲庙。从天子往下，每降一等减少两代。大概大夫只祭祀到曾祖，适士只祭祀到祖父罢了。伊川程氏的祭礼，开始让上下都能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作为四代近亲的庙。认为祭法是由服制产生的。现在丧服延伸到高祖，那么祭祀也应当延伸到高祖。这确实符合人情的安定。王岩叟称赞他有制礼作乐的才能，不是虚话。然而，祭祀四代近亲的，也只限于宗子罢了。五服以内的支庶，本来就在宗子家中参与祭祀，而不是每家都建立家庙而人为地祭祀。然而，古代没有田地就不祭祀，祭祀用活着的人的俸禄，这样祭祀必定是大夫、士之后才具备，就很明白了。古代所谓的宗子，都是世袭官职和俸禄的人。现在显贵通达的人，未必是宗子，而宗子或许沦为平民奴隶。宗子的身份和俸禄，已经不足以祭祀四代近亲，而支子有爵位俸禄的人，反而受限于不能祭祀的条文，而不能伸展他们追念远祖的爱。这样，程朱的礼制又陷入困境。所以说：三代圣王时代不同，不沿袭相同的礼制。现在的礼制，僭越混乱到了极点。后世圣人兴起，即使根据时势增减也可以。不是天子，不议论礼制。我们身为大夫、士，在家中实行，去掉那些僭越妄为、混乱、严重违背情理的部分罢了。我家大宗的礼制，又应当另外讨论。以四代近亲来说，我在先人面前是宗子，而祖父以上就不是。按照法度，只能奉祀父亲罢了。然而小宗的法度，现在也不实行。我家过去通行的，都不论宗支，轮流每年主持祭祀。我的份额既然足以在合祭时以及高祖、曾祖的祭祀中参与，又担心将来做官，不能经常参与轮流主持祭祀者的祭祀。吃着君主的俸禄，却用来丰厚地祭祀亲近的祖先，恐怕不符合先人的心意。所以现在所奉祀的，设立四代近亲的牌位。幸好现在族人聚居在祖籍地，伯叔每年轮流主持高祖、曾祖、祖父的祭祀，我都参与。然而退下来修习四季的祭祀，也必定设立高祖、曾祖、祖父的牌位而再次祝告献祭。这不是僭越且亵渎，实在是根据情分而有所不能停止的。我家大宗的时祭，过去只限于春秋两季。那些奉祀祖考的则不是这样，只限于清明、七月等世俗祭祀罢了。我想到古人契合天道，春禘秋尝，用乐声迎接祖先降临，用哀思送别祖先离去。大概春秋的意义重大啊。恐惧悲伤的心情，从亲近的祖先开始，不应当在远祖那里单独实行。如果想用清明、七月世俗节日来代替，那么清明是春末，七月是秋初，迎接祖先降临太迟，送别祖先离去太急，也失去了礼经的本意。现在想要定在二分之日，另外选择日子作为春秋祭，而清明、七月则遵循世俗煎煮食物焚烧纸钱，像《家礼》中世俗节日的祭祀罢了。况且《家礼》还有四季的祭祀，都

译在仲月举行。如今除了春秋两季的祭祀之外，还有冬至时进献新鲜祭品的习俗，可以代替冬夏两季的祭祀，其礼仪比春秋两季稍减省一些也可以。又《礼记》说：“君子有终身的丧事，就是指父母的忌日。”所以祭祀属于吉礼，而忌日则是丧礼的余绪。如今世俗废除了春秋的吉祭，反而在忌日饮酒吃肉，称之为接受胙肉，吉凶混杂，不符合人情，大概不可采用。如今遇到忌日，也应当考察朱子《家礼》及《语类》所载，改变冠服，不饮酒吃肉，整天不宴请亲友，心意有所寄托，这才接近正道。生日忌日则不然，礼仪稍减省而情感稍舒缓也可以。墓祭原本起源于奠祭后土神，因为祖先的遗体寄托于此，每年祭祀，是为了报答恩情。如今祭墓的人，对亲近的祖先祭品丰盛，对土神却像对待仆役一样随便，极其简慢，必定会触怒神灵。所以如今规定墓祭的牲醴，祖先与土神相同，奠献则依照《家礼》，先祭祖先后祭土神，从内到外，并非尊卑的等级。这几项，都是大节，如果失去了礼的本意，不可不纠正。其余如元旦、五月节、中秋、重阳等，这些都可以不拘泥于丰俭，遵循俗例进行。所谓事死如事生，节令变迁，都寄托着不忍忘记亲人的心意。

译祭祀时节。春秋两季用羊和猪。冬夏两季有时用一只羊一只猪。父亲忌日以及父亲生日忌日都用羊和猪。高祖、曾祖、祖父的忌日用牲口和菜肴。生日忌日用牲口和水果。元旦、清明、七月半、除夕用牲口和菜肴。端午、中秋用酒。或者只用一道菜肴。都是角黍、月饼之类。在墓前祭祀祖先和土地神。都用整只羊或整只猪。

宗子主祭议

李绂

《白虎通》说。宗是什么意思。宗有尊崇的意思。是作为先祖的主持者。是宗族人所尊崇的。大概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大夫世代拥有家族。然后才另外设立宗子。来统领他们的族人。封建制度废除后。世袭俸禄不再实行。只有天子能够设立宗人府。至于臣下之中。只有衍圣公接近这种情况。如果公卿以下。都不能设立宗子。这种说法详细见于罗文恭公的《宗论》。而后世却想要从始祖往下。都把长子的子孙作为宗子。岂不是错误得很厉害。长子的子孙。他们世代的长子。不仅不能都显贵。也不能都贤能。于是有降为奴仆庶人的。甚至有人身败名裂行为卑贱。贫困饥饿不能自存的。怎么能奉为宗子来主持祭祀并统领族人。难怪高安相国讥讽这是亵渎祖先而不可采用。况且主祭者是祭祀的主持人。就是礼文所说的“主人”。主人行礼。一定要看他的爵位。士祭祀用三鼎。大夫祭祀用五鼎。庶人没有田地不能祭祀。所以朱熹解释《中庸》。说祭祀要用活着的人的俸禄。宗子如果是庶人就只能进献而不能祭祀了。哪里还有主祭一说。幸好支子的子孙。如果有大夫。就可以用五鼎祭祀。不这样而仅有士。也可以用三鼎祭祀。依据他们的名分来举行祭祀进献。那么礼法都符合。足以成为宗庙祭祀的光耀。而尊重显贵尊崇贤能。也足以鼓舞他们的族人。却想要用私立的宗子。取代朝廷的爵位任命。穿着农夫野人的衣服。僭越地举行灌酒进献。不也是逾越礼制而违背法律吗。有人说朝廷之上。按显贵和贤能排序。乡里则崇尚年长。宗庙则按昭穆排序。现在如果舍弃宗子而讨论爵位。岂不是偏重于崇尚显贵和贤能。而不是乡里宗族所适宜的吗。不知道这些人都不通晓礼制。而不知道古今的通用义理。丧服从齐衰期以下。诸侯断绝。大夫降低。所以《戴记》说受一命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受再命在宗族按年龄排序。受三命不按年龄排序。现在外官督抚。就是古代的方伯连帅。道台府尹。就是古代侯伯的国家。州县。也是古代子男的国家。从齐衰期以下都应当断绝。京朝官九卿比照督抚。五品以上比照道台府尹。大概他们的等级是大夫。卿大夫受封土地比照侯伯。七品以上比照州县。大概他们的等级是儒林文林等郎。就是古代的元士。元士受封土地比照子男。古代九命。现在九品。一命。就是现在的第九品。再命。就是现在的第八品。在宗族按年龄排序是可以的。七品。就是古代的三命。而列于子男之中了。齐衰期都断绝了。那些族人中没有丧服关系而愚笨卑贱的人。怎么能越位而上。来主持家祠的祭祀呢。程子说管理约束天下人心。收拢宗族。敦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必须明确谱系。收拢宗族。设立宗子法。我私下认为后世士大夫尊祖敬宗收拢宗族的方法。只有设立宗祠明确谱系这两者可行。如果设立宗子。就不知道如何设立。能保证宗子一定贤能一定显贵吗。如果不贤能不显贵。我没见过奴仆庶人之中的愚笨卑贱者。可以主持祖先祭祀而统领族属的。

答沈毓凫论家祠书

杨椿

承蒙您就家祠之事向下询问。因而涉及到支子不祭祀的道理。我不是懂礼的人。然而学习多年了。怎敢不详尽我所听到的来回答。现在家祠与古代宗庙不同。宗庙是为了尊敬宗子。也是为了尊重显贵。所以世代数量有多有少。一定设立在宗子家中。家祠则是祭祀在寝室的意旨并非宗庙。凡是作为子孙的。都可以设立。不一定限定长嫡。请让我为您陈述。古代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以天子的次嫡为宗。就像诸姬对于鲁国那样。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以诸侯的次嫡为宗。就像鲁国的孟孙叔孙对于季孙那样。大夫世袭爵位。做官的世袭俸禄。各自尊崇他们的长嫡。就像鲁国公父氏对于季孙。叔仲氏对于叔孙。子服氏对于孟孙。尊崇他们世代做大夫的嫡系。公父氏的庶出。尊崇公父氏。叔仲氏的庶出。尊崇叔仲氏。子服氏的庶出。尊崇子服氏。尊崇他们世代做士的嫡系。所以大宗一个。小宗四个。都称为宗子。庙有七庙有五庙有三庙有二庙有一庙。都称为宗庙。现在士大夫家中。嫡系不一定显贵。庶出不一定卑贱。显贵也不一定世代显贵。卑贱也不一定世代卑贱。那么所尊崇的在哪里呢。而为什么说支子不祭祀呢。况且古代的庙。只供奉一世的主位。门堂房室台阶陈列厢房塾室门户窗牖的制度非常完备。现在家祠用一个房间而排列数代的主位。数代指的是长房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长房分支多卑幼。所祭祀与各房共有的。或者是一世。或者是二世。或者是三世。其余则是各房的堂父堂兄或者堂弟堂子堂孙堂曾孙。让堂弟堂子堂孙堂曾孙庄严地处在上面。堂兄堂父堂祖父堂曾祖鞠躬在下面拜祭。那么不仅是活着的人不顺。死去的人也不安宁了。况且各房因为支子不祭祀。不敢在家中设立祠堂。长房又有世代数量的限制。将会各房的曾孙玄孙还在。而高祖曾祖已经祧出。并且有儿子孙子在。而父亲祖父也已经祧出。这样可以说合乎礼吗。曾子问说。宗子离开在他国。庶

译没有爵位而居家的人，可以祭祀吗？孔子说：可以祭祀。望着坟墓筑起土坛，按时进行祭祀。如果宗子死了，向坟墓禀告之后，再在家中祭祀。孔颖达疏解说：在家中祭祀，是指在庶子的家中祭祀。古代宗子所不祭祀的，没有爵位的庶子，尚且可以在家中祭祀，何况长房所迁出的祖先，支庶尚且为父、祖、曾祖、高祖祭祀呢？然而汉唐的儒者们很少谈论这一点。朱熹说：祭祀从高祖以下开始，亲尽就请出神主。高祖就伯叔之位，丧服未尽的，祭祀他们，可以弥补古礼所未能顾及的地方。只是宗子尚未迁出，那么已经以支子身份不祭祀；迁出后，又请其神主来祭祀。一个人身上，忽然不祭忽然又祭，这已经是不合礼了。况且一个高祖，玄孙必定不止一人，玄孙年龄有长幼，去世也有先后。用一个高祖的神主，东西移动，祭祀的人忽然甲忽然乙，似乎也不是最妥当的。不如各子孙都在家中设立一个祠堂，各自祭祀应当祭祀的祖先，各自迁出应当迁出的祖先，这样大概于情于理都协调。西河毛奇龄说：《诗经》《尚书》每次祭祀，只称曾孙。明初采用行唐知县胡秉中的建议，允许平民祭祀三代。现在士人和平民之家祭祀四代，是不对的。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祭法》说：大夫有三座庙、两座坛，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享尝之祭到此为止。孔颖达疏解说：父、祖、曾祖。显考、祖考没有庙，有祈祷时，筑坛祭祀他们。孔颖达疏解说：高祖、太祖。适士有两座庙、一座坛，称为考庙、王考庙，享尝之祭到此为止。显考没有庙，有祈祷时，筑坛祭祀他。《大传》说：大夫和士有大事，要向君主请示，合祭及其高祖。郑玄注说：干，犹空也。空祫，谓无庙，在坛墠上合祭。我认为干是求的意思，求在庙中合祭其高祖。如果在坛墠上合祭，那么公、祖、曾都有庙，反而在野外祭祀，没有这样的道理。至于高祖可以合祭，可以祈祷，大夫和士没有不同。士与大夫不同的地方，在于士没有太祖的祭祀，祈祷时高祖和曾祖同在一个坛上罢了。《祭法》没有提到士的曾祖，是脱简，并非不祭祀。郑康成认为显考是皇考的误写，这与他注释《大传》的说法相矛盾了。伊川程颐说：高祖自有丧服，不祭祀很不对。我家却祭祀高祖。朱熹说：祖宗恩泽有深浅，那么庙制就有隆杀之分。其分异时，七庙、五庙，祭祀只到高祖；三庙、二庙、一庙以至于祭寝，也必定及于高祖。其道理是相同的。话说得真精辟啊。后来设立家祠的人，可以以此为法则了。

译辨定祭礼通俗谱，四库全书提要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清代毛奇龄撰写。毛奇龄的《仲氏易》已著录。这部书又名《二重礼谱》，原本打算编成丧礼和祭礼两部分，后来因为丧礼另有《吾说编》一书，所以只保留了祭礼。其说法是取用古代礼制并斟酌当今制度，所以以“通俗”为名。全书共分七门：一是祭祀场所，二是祭祀对象，三是主祭之人，四是祭祀时间，五是祭祀仪节，六是祭祀器具，七是祭祀物品。末尾附录外神。其中各条论述，虽然偶尔与朱熹的《家礼》相抵触，但这也不出毛奇龄平日好争辩的习气。然而考察朱熹的年谱，《家礼》成书于乾道六年庚寅年，当时朱熹四十一岁。不久手稿被人窃取，过了三十年，朱熹去世后，才又有传本流行于世。儒者对此有的表示怀疑。黄干作为朱熹弟子中的佼佼者，也说这是朱熹来不及修订定稿的版本。那么《家礼》是否出自朱熹亲手审定，尚无确凿证据。即使真的获得了朱熹已失的手稿，而草创初成，恐怕也不是定本。以王懋竤那样笃信朱熹的人，他所写的《白田杂着》，却反复辩驳这本书是依托伪作，他的言论都有根据。那么毛奇龄的辩驳，又不能完全用争强好胜来看待了。其中如说汉唐以来，人臣没有建庙的记载，南宋绍兴、嘉泰等年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但制度最终没有确定。考察宋代龚鼎臣的《东原录》，称文彦博的家庙不建七间，而是采用唐代杜岐公家的旧式，那么怎么能说汉代以后人臣没有建庙的记载呢？他论述后世不世袭爵位和官职，现在的宗子不是古代的宗子，引用阡陌不同于井田、郡县不同于封建作为证据，他的说法是对的。然而井田制废除而正供（赋税）的意义没有废除，封建制废除而臂膀相互支撑维系的意义没有废除，世官制废除而宗子与支子的意义没有废除。《汉书》记载当时的诏令，常称赏赐天下为父亲后嗣的人，那时已经不再世袭官职，而说“为父后”，那么就有不为父后的人可知。现在的制度，父母在世而儿子先去世的，其长孙在祖父母的丧事中，服斩衰三年，这就是宗子为后嗣的意义，显然可以推知。怎么能一概废除，使得主祭的时候，只按照行辈年龄排序呢？至于“祭祀必须由儿子进行”这一条，说祠堂合祭先代，让宗子主持四亲的祭祀，导致凡是为人子者，不能祭祀父亲，那么所祭祀的四亲，是别人的亲人，不是自己的亲人；所祭祀的父亲，是别人的父亲，不是自己的父亲，措辞尤其违背常理。这些都不免有瑕疵。其大意，致力于通达人情，所以不免有违背古义之处。然而大致上对古礼中必不可行的部分，以及俗礼中错误依托古制的部分，进行斟酌变通，剖析考证，也往往条理清晰且恰当。所以不妨保存这一家之说。

家庙记

杨名时

谨按《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百世不迁；继祢者为小宗，五世则迁。”别子是指或者出奔他国，与本国分离的人，或者其本人刚开始担任大夫的人。他的子孙世代将他作为始祖，并尊崇继承他的人。所以《礼记·王制》说：“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这是祭祀及始祖的明显证据。宋代司马光《家礼》，祭祀及曾祖。程子说服丧及高祖，那么祭祀也必然及高祖，即使是士庶人也不容有异。朱熹遵从了这一观点。后来讲礼的人，远取别子为祖的礼制，近依程朱祭祀及高祖的意义，认为应该推尊先世始迁，或初受封爵的人为始祖，世代祭祀他。祭祀始祖，那么宗族有所统领而不涣散，足以与谱系相维系，并统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实行一堂五龛的制度。这样大致援引古今，完备追念远祖的道理，是士大夫家庭可以斟酌实行的。大概将数代合为一庙供奉，比起古人三庙二庙的规模，已经简略了，那么即使祭祀及远祖，本来也不嫌越分。更何况现在所谓的祭祀，怎么能像古礼所说的那样索牛而祭，鼎俎豆边那样丰盛呢？也就是进献祭品罢了。田禄无常，丰约从宜，本来就是这样的。朱熹说神灵依附于人，适宜在住宅中立庙。现在在住宅的东南方开辟基地，幸好依附于住宅，因势营造，堂宇东向，不至于远远违背古意。庙中排列神主，唐宋都以西为上。司马光说神道尚右，而朱熹认为这也并非古礼。明代制度，允许庶人祭祀三代，以曾祖居中，左祖右祢。品官家庙可以祭祀四世，左右并列，而同一朝向。现在制度设五龛，恭敬地奉始迁先祖居成公居中，奉高祖北津公居中左，奉曾祖振南公居中右，奉祖考春晖公居次左，奉先考坦予公居次右，都依照堂的正向，东西各为一龛相隔，没有父子祖孙并位之嫌。祭祀在仲月，奉神位出龛就享。春、夏、秋之祭，则各正向，始迁祖居中，高祖居中左，而稍次于始迁祖，曾祖居中右，而稍次于高祖，祖居次左，稍次于曾祖，考居次右，稍次于祖，以伸高曾祖祢正位受享的尊严。冬至则始迁祖居中，正东向，高祖居左昭位而南向，曾祖居右穆位而北向，祖居次昭位而南向，考居次穆位而北向。除夕也相同，以敦厚合食的情谊。古代外臣入朝，四时之祭缺一，否则礼宜备举。只是现在

译因为墓祭并非只在一处，所以仲春在宗庙的祭祀，有时举行有时省略，似乎也可以偶尔根据情况变通。然而应当以举行祭祀为正统。端午节正值仲春之月，夏祭就定在这一天，或者夏至，或者另选日子，都可以。秋收后品尝新谷，则在仲秋举行。冬祭也可以使用冬至前一天。除夕可以当作立春的一次祭祀。祖先忌辰，请出神位放在左侧廊屋向南祭祀。忌日之祭源于哀思，祭品的种类和礼仪的规格，比照正式祭祀要简略，这就是所说的“有终身之丧”的意思。世俗有在先人诞辰祭祀的风俗，这也是为人子女思念亲人无法自抑的情感，与忌日祭祀的礼仪相同即可。年幼时侍奉我的祖父，诞辰祭祀也沿袭此例。古人除了四时祭祀外，还有冬至祭祀始祖、立春祭祀先祖、季秋祭祀父亲这三项祭祀。如今冬至已经祭祀了始迁祖和四代近亲，而居成公作为高祖北津公的父亲，正当先祖之位，奉为常规祭祀，立春就不需要特别祭祀了。只应当在季秋选择日子祭祀父亲，将神位请至左侧廊屋向南专门祭祀，礼仪同于正式祭祀，以表达追思怀念无穷尽的诚意。凡是正式祭祀不可在忌日举行，因为吉事凶事不在同一天。祭祀前必须先期斋戒，祭祀时的序立、献祭等礼仪，以及正日、至日、朔日、望日出入参拜的仪节，都仿照邱琼山先生所辑录的朱子家礼注文酌情实行。等到后来，高祖因亲尽而转为先祖，应当将神位供奉在右侧向西的房间。除夕时将神位请出到祠堂，按昭穆次序合祭。几代之后，开始受封爵位的祖先亲尽，应当将神位供奉在堂屋的左侧或右侧房间。春、夏、秋三季就在神位前设祭，冬至和除夕则按昭穆次序合祭。壬辰年九月，家庙落成，恰逢慈母丧期服满后的一个月。在二十八日戊申天刚亮时，将神主迎入祠堂安顿并祈祷。草拟的大致内容如此。虽然于礼制未必完全契合，但不敢因为实行中有失误就废弃不行，那样只会增加罪过。读邱琼山先生《朱子家礼序》，说儒者失去了礼制的权柄，反而让异教趁机窃取操纵，心中恐惧畏惧，想着稍微保存重视祭祀、报答本源的意义，以仰承圣朝孝治天下的德意于万一罢了。

译先祠记

张永铨

祠堂是用来敬奉宗族的。义田是用来凝聚族人的。祖宗的神灵依附于神主，神主则依附于祠堂。没有祠堂就无法安顿亡者。子孙的生存依赖于食物，食物则由田地供给。没有义田就无法保障生者。所以祠堂与义田原本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先王制定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官吏一庙，平民在寝宫祭祀。这是为了让人们都能依循本分而尽孝道。后世担心僭越礼制，将庙改为祠堂，于是士人和平民都可以建祠。古代先王引导百姓行孝的意图，其中周密完备的，没有比宗法更甚的了。富人将收入上缴给大宗，穷人将所需等待大宗供给。所以族中没有极度贫困或极度富裕的人。后世宗法不再实行，便设立义田来救济。读钱公辅所作的《范文正公义田记》，更加感叹文正公致力于凝聚族人如此勤勉。沿袭至今日，我们吴地官绅人家，居住则有华丽的厅堂深邃的居室，游玩则有曲折的水池层叠的台阁，仆役穿着丝绸，婢女佩戴珠玉，却从未有一寸木料来安顿先人的灵魂，一斗粮食一尺布匹来供给族人。我内心暗自悲伤，想劝他们崇尚古道，扭转时俗，却有一半人觉得怪异，一半人嗤之以鼻。甲申年冬天，我尽力赎回书室，改为先祠，以修持祭祀之事。私下认为五十年来，想要建立先祠的志向，或许稍微得到安慰。今天，率领高祖的子孙来祭祀我的高祖，那么高祖就好像在眼前一样；率领曾祖的子孙来祭祀我的曾祖，那么曾祖就好像在眼前一样；率领我祖父和父亲的子孙来祭祀祖父和父亲，那么祖父和父亲就好像在眼前一样。然而我的高祖既然如同在世，那么凡是高祖的子孙，难道没有吃不饱粗劣食物的人吗？难道没有成年不能结婚、死后不能安葬的人吗？我的曾祖既然如同在世，那么凡是曾祖的子孙，难道没有吃不饱粗劣食物、成年不能结婚、死后不能安葬的人吗？推而广之到始祖的子孙，无不都是这样。我祭祀高祖，却不能赡养高祖的子孙；我祭祀曾祖，却不能赡养曾祖的子孙；我祭祀始祖，却不能赡养始祖以来的子孙，那么祖宗在天之灵，能没有怨恨和悲痛吗？这就是祠堂建成后，不能设立义田来赡养族人，我终身抱憾而不能内心释然的原因。只是我们宗族自从始祖以来，居住在青溪的子孙，大半都已断绝，所剩下的只有松江一支和上海一支罢了。这两支的子孙，男丁不满四十人，其中吃不饱粗劣食物、成年不能结婚、死后不能葬的人，也寥寥无几。估计得到一百亩或五十亩田地，也可以稍微救济族人的困境。而我作为穷困的读书人，靠耕砚糊口，空怀此心，怎能救济呢？在送神主入祠的那天，题写东斋名为“五思”，大概是取思念其居处、思念其笑语、思念其志虑、思念其所爱、思念其所嗜的意义。又在座右写下对联说：“敬宗来此地，收族待其人。其人其人，有耶否耶？永铨之待其人，诚耶妄耶？他日其人之于永铨，果能继耶述耶，抑亦视为迂耶诞耶？”这些都不可预知。因此作这篇记来等待。

家堂

张履祥

古代平民在寝宫祭祀，不立庙。从官吏到士人及以上，没有不立庙的。《家礼》中祠堂的制度，则无论贵贱都可以使用。然而我们乡里千百家却没有一家有祠堂。如果说是因为没有钱财，那么房屋的宏伟、宅第的兴盛，又常常是平民比拟公卿的。只是每家设一个厨柜叫作家堂，有的放在正寝旁边的房间里，有的悬挂在中堂罢了。然而大多供奉神佛，如同佛教道教的宫观。那些稍懂礼仪的人，则立一个神主，叫作家堂香火之神，或者叫作天地君亲师，而将神主放在两旁，也没有昭穆祧祔的区别。他们岁时祭祀，大多凭借僧人的节关，称为三代宗亲，也没有宗支远近的统计。这其中的弊病，推究其缘故，是因为百余里内没有贤达之士出生，士人安于流俗，于是习非成是而不觉悟。南宋南渡以来，辅庆源、黄勉斋两位先生，虽然寓居做官于此，但经过元代的战乱，遗风泯灭。明初程巽隐先生，在远方做官求学，又殉难靖难之节，人们很少传述。而临川李公，也在当世庙之时，学者正以通经守礼为忌讳，没有人率先倡导并讲明这些道理。其余的人大抵在温饱之外没有别的志向。那些贫贱的士人，又因为力量不足而受阻，因而一同沉溺于此。闽南陈布衣与他的同乡讲明文公的《家礼》，风俗因此改变。风俗的淡薄，没有比不尊崇祖先、不敬奉宗族，而对同出一源的亲情漠不关心更严重的了。现在想要凝聚人心，没有比敦厚根本、凝聚族人更大的了；想要敦厚根本、凝聚族人，没有比建立祠堂更紧迫的了。其规制大小，根据财力、礼仪，没有不可以做的。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勉励。现在考察家堂香火之神，名义依据什么仿制？至于天地君亲师这五者，认为是民生所重视的，确实存在；但立一个神主来祭祀，则没有道理。如果把天地当作上帝和后土，那么郊坛的祭祀，从天子以下，没有人敢举行。如果不是上帝和后土，那么难道另有天地是民间普遍可以祭祀的吗？至于君，说是先君吗？那么九庙已经供奉了。认为不是先君吗？那么皇帝正在临朝执政，怎么能把他当作神呢？亲，那么祠堂已经立了四代的神主，又总称为亲，究竟是哪一位亲呢？先圣先师，那么从国学到各府州县的

译求学以及书院，没有不尊崇祭祀的，不应该让各家随意亵渎。至于所受的业师，本来就有子孙按时祭祀。况且世俗人心淡薄，今天还是师生，明天就成了路人。当老师生前，早已不再挂念，难道认为老师死后，还会念念不忘吗？所以设立这个牌位，实在是没有意义，只是人们没有考虑到罢了。

译古代大夫有权祭祀五祀，所以我的家乡钱氏不设立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改为在家堂祭祀五祀之神。然而家堂中两家的设置尚不合规，拟改为祭祀本宅的五祀之神，这样较为妥当。

教忠祠规序

方苞

宗法与祭礼的废除已经很久了。唐宋各位贤人所讨论的，在他们自身尚不能完全实行，却想让它世代作为天下的法则，能行得通吗？礼制虽然先王未曾有过的，可以根据道义来创立，以契合人心，而众人认为安适的。古代建立国家，起初只能设立五座宗庙。北宋以前，还有四庙、三庙、二庙的制度。自从程子说人根本在于祖先，丧服制度以高祖、曾祖相连接，那么时祭应当及于高祖、曾祖，冬至应当祭祀始祖和远祖。从此以后，学士大夫以及平民百姓都遵行，而朝廷法令也不再为此制定规范，因为人情所安适的，不可强行压抑罢了。而朱子对于始祖和远祖则不敢祭祀，不仅仅是怀疑这是僭越。大概是因为内心反省自身，觉得哀痛敬重思念的诚意达到高祖、曾祖，已经觉得难以满足本分，又进而推及远祖和始祖，恐怕德行浅薄而在礼制上显得虚妄。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不足以胜任一次献礼；一次献礼的礼仪，不足以胜任大飨之礼；大飨之礼，不足以胜任大旅之礼；大旅之礼具备了，不足以飨祭天帝。”不要轻率地议论礼制，比较事物以明此志。大概程子以自己的心量度他人，觉得高祖、始祖的祭祀缺一项而情感不能安适。朱子则以礼制的实质自我约束，觉得始祖、远祖的祭祀全部举行而诚意不能贯穿。道义各有恰当之处，并行而不相违背。我本性愚钝浅薄，年少壮年时远游，祭祀大多不参与。战乱之后涉及公事，早晚匆匆忙忙，有祭祀而没有斋戒。抚摸自身思考，只有父母兄弟的忌日，必定感到悲伤。春秋两季的定期祭祀，摆设几案，供奉祭品而进献，即使是我的父亲母亲，也没有像见到他们在位，听到他们的容貌声音。何况祖父母以上未曾侍奉过的祖先呢？因此，在祭祀之前，祭祀之后，以面对尸主不惭愧以及爱护所亲近的人的道义进行内心责问，才知道对祖先不惭愧、对高祖曾祖不惭愧的困难，为此感到惊惧。从而因此看到朱子的心意。又想到如果完全废除高祖曾祖的祭祀，那么惭愧之心也无从产生。这又是程子让中等以上的人，各自尽致其情，在礼制上自我勉励的意思。这里斟酌确定祭礼，兼立祠规，都以我内心所安适的，依据古代礼经而衡量众人所能实行的。我的子孙如果能恪守，那么对于古代建立宗族、凝聚族人的意义，还存有十分之一。这或许比毫无节制要好一些吧。

始祖先祖之祭

秦蕙田

程子有祭祀始祖先祖的说法，朱子认为这似乎僭越而废除了它，这是对的。我私下曾思考古今适宜不同，其礼制应当根据道义来创立。程子所说的，最初生民的祖先，道理属于渺茫，在经典中没有依据。如果现在人家的始祖，其意义与宗法中别子相同，固然应当祭祀。为什么呢？古代所谓的始祖，在诸侯那里是始封的人，在大夫士那里是别子。别子有三种，后世封建制度不实行，那么作为有国之始祖的就少了。然而有大功勋，爵位达到王公的人，虽然没有土地，应当与古代诸侯同等，那么他们的子孙应当奉为始祖而祭祀。又后世天下一家，仕宦迁徙，那些子孙繁衍而成族的人，那么最先到达的人，应当作为始迁之祖，与古代别子的公子，从其他国家而来的人没有不同，这也应当奉为祖而祭祀。如果崛起而为公卿的人，虽然不能等同于诸侯，也应当与古代九命、八命、七命的人同等，他们的子孙奉为始祖，也与古人别子的意义相合。朱子所说的，王朝的大夫，从上世到后世，都不改变其初来的姓号的人，不就是这类人吗？所以有的建立为宗祠，有的合并为家庙，凡是属于子姓的，聚集在其中，有宗法的，大宗奉祀他，因此成为百世不迁的祖先。倘若宗法未立，或者大宗无后，那么诸小宗选择其中年长且尊贵与贤能的人，祭祀时主持献奠，原本与祭祀别子的意义相符，不可以因为士大夫不得祭祀始祖而说这是僭越。只有程子说立春祭祀初祖以下的祖先，这是不可行的。邱氏以累世同灶的人通融，那么差不多可以了。

家祭

陆耀

宗庙制度恢复，宗法实行，然后才可以举行始祖的祭祀。即使祭祀始祖，士庶人必定没有祧主合食的礼仪。只有让人各自祭祀其高祖曾祖考，才便于民众，而适宜于风俗。这是为什么呢？始祖，支子不祭祀，祭祀必须告知宗子。宗庙制度既已丧失，宗法不实行，族众离析，谱牒散亡，不知何人应当作为大宗，因而妄自承担宗子的责任，人自为礼，家自为尊，必定导致人人都祭祀其始祖。近来江右，此风最盛。戴姓的人，甚至奉戴妫为其始祖，以此传笑四方，借为口实。本意是复古，却恰好扰乱了风俗。朱子之所以说不尽当祭祀，而《家礼》一书，特意去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义深远啊。所以我所以说，宗庙制度恢复，宗法实行，然后才可以举行始祖之祭。然而始祖虽然不尽当祭祀，而固有祭祀其始迁之祖与始为大夫的人，报本追远，诚意也不禁止其主，应当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则都在迁毁之列。古代始死立重，三虞卒哭，撤去重埋之。重也是主。埋瘗的制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得归咎于魏晋。琼山邱

译氏认为始祖的亲属关系已尽，将神主藏于墓所，大宗每年率领宗人祭祀一次。这就是将神主藏于墓中，而不放在祠堂里。又说，第一世以下的祖先亲属关系已尽，以及小宗之家高祖的亲属关系已尽，就迁移神主并埋葬，每年率领子孙祭祀一次。这就是埋葬神主，而不藏在祧室中。何况祫祭，是礼仪中最为重大的。天子举行单独的礿祭、祫祭禘祭、祫祭尝祭、祫祭烝祭；诸侯举行单独的礿祭、单独的禘祭、一次单独一次祫祭的尝祭、祫祭烝祭，而且礿祭时不举行禘祭，禘祭时不举行尝祭，尝祭时不举行烝祭，烝祭时不举行礿祭。凡是四季的祫祭，只在太庙享用宗庙的神主，而不涉及祧庙。只有大祫祭才合并宗庙和毁庙的神主，一起在太庙祭祀。然而其制度有的以三年为期，有的以五年为期。《公羊传》称之为大事，《礼器》称之为大飨王事，其礼仪之隆重如此。如今士人和庶民却想要每年举行一次祫祭，并在冬至时祭祀，不是太过轻率了吗？《中庸》中关于上祀的礼仪，朱子认为推究太王、王季的心意以至于无穷，而在“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这一句中，没有说也推究士庶人祖先的心意以至于无穷，在朱子看来大概是经过斟酌才这样说的，没想到今日又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所以说，即使祭祀始祖，士庶人必定没有祧主合食之礼。如果族兄弟同堂共居，只设立高祖一个神主，而嫡长子孙主持祭祀，也还有宗法的意味。假如分家之后，作为支子的人，远在百里、数十里之外，甚至迁徙流转，远至隔府隔省，起初只供奉父亲的神主随行，后来难道就不祭祀高祖、曾祖吗？如果设立虚位祭祀，而不为他们立神主，那么能够拥有四亲神主的人就少了。又哪里会有高祖、曾祖以上所祧的神主呢？能够供奉始祖、祧祖及四亲神主的，必定是大宗的子孙才行。支子供奉父亲的神主随行，尚且不能为高祖、曾祖立神主，宗子既然供奉四亲，又得以向上与始祖、祧祖一同奉祀。然而所谓宗子，不知其果真是大宗与否，经过一两次传承，又迷失了统绪。如此则必定有人以伊川自任，说：不能当我的世代而以不是大宗为借口推脱。仁孝之心，人人都有，仍然归于家有始祖之祀，而不尽当祭之说不行。不问宗之大小而都祭祀始祖，何如不问宗之大小而都祭祀四亲，使人能够各尽其诚于有服之尊，而不至于越礼犯分呢？所以我又推究《家礼》所未详之处而说，人各自祭祀其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对于民众便利，对于风俗适宜。

译祠堂示长子

陆耀

昨天沈家外甥思序转述女方来叔的话，认为现在适宜建立祠堂。询问费用，回答说需要几百两银子。这不过是看到世俗之人，在交通要道或空闲之地，建立祠庙，向乡邻炫耀，以显示自己的尊贵奇异，却不知这是违背礼制、不合规范的，不值得效仿。古代宗庙与寝宫相连，神灵与生人相互依存，必定建在中门之外、正寝之东。每一代祖先各自有一座庙，各有门、堂、寝。后来才演变成同堂异室的制度，而祭祀的世数，必定以官爵的高低为标准。做官的人家，即使贵至宰相，在古代仅相当于大夫，只能建立三座庙罢了。因为那种制度繁重，难以遵行，经过程颐、朱熹等大儒，依据情理斟酌，创立了祠堂，得以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四代祖先。而其地点必定仍在正寝之东。正寝，就是现在的厅堂。或一间或三间，中间设四个龛位，龛中放置木匣，木匣中藏有神主牌位，龛外垂挂帘子，用一张长桌盛放。其位次以西边为尊。如此而已。这是我祖先未曾实行，也不能实行的。因此想到嘉兴的住宅，在厅堂之东，又有正屋，现在适宜在第三层向南的屋内设立祠堂，完全依照《家礼》的制度。从我高祖到我父亲，共四代。古人有的以始封之君为始祖，有的以始迁之祖为始祖。论始封，我祖先确实受过大夫之命，子孙可以世代祭祀不废。但既然遵行《家礼》，就可以不奉始祖之祀。这留待后世斟酌实行，不必预先确定。至于以西为尊，有人说鬼神崇尚右边。但如今世俗生人以东为尊，死后又以西为尊，于人情有所不安。明初采用行唐令胡秉中的建议，允许庶民祭祀三代，以曾祖居中，祖父在左，父亲在右。邱琼山说士大夫家祭祀四代的，也应当如此。徐健庵《读礼通考》记载此图式：中间的左边是高祖考妣，中间的右边是曾祖考妣，高祖的左边是祖父考妣，曾祖的右边是父亲考妣。四个龛位相隔，都面向南。这既符合当时的制度，人情也安适。如果像现在世俗的祠堂，既不与寝宫相连，神灵不依傍生人，而又祭祀到数十世之远，其旁系亲属不问愚笨聪明，一律奉神主入祠，其子孙不分贵贱，竟然执持香酒主祭，只是扩大宫室，不以僭越逾制为耻，这哪里值得仿效呢？女儿在接收房屋之后，应当将此作为首要事务。《礼记》说：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为先。《家礼》也说：先在正寝之东建立祠堂。其他如神主牌位的制度、祭器的品式、献享的仪节，按照《家礼》所载，斟酌损益实行。有疑问而不能决断的，邮寄询问详细确定也可以。

祠堂再示长子

陆耀

古代大夫的祭器不借用，祭器未制成，不制造宴饮之器。何况现在不必像古代那样使用簠、簋、笾、豆之类，只使用今器以从简便，所需瓷器几种而已。邵康节说：我的高祖、曾祖是今时之人，用簠、簋、笾、豆进献牲肉是不可以的。此说最通达，适宜遵用。朱子《家礼》有椅、桌、席、香炉、香盒、香匙、烛檠、茅沙盘、祝版、杯珓、酒注、酒盏、茶瓶、茶盏、楪、匙、箸、盥盘、帨巾等物。椅、桌、状席，都设在正寝，因为祭祀时开启木匣请出神主，安放在正寝，所以预设这些物品。现在如果就在祠堂致祭，只在每个龛位各设祭桌一张，又在稍南中间设香案一张，上面陈列香炉、香盒、香匙、烛檠、祝版、杯珓。祝版用于书写祭文，娶妇嫁女大祭时使用，常祭可省去。杯珓用于占卜祭祀日期，现在用四仲宜祭日，只有婚嫁疾病时才占卜。这两样物品不必常设。茅沙盘在香案之下，用于缩酒降神，现在或作为奠池也可以。其余各物，随便置办。将要祭祀时，在每个龛位桌子的南端设果楪，《家礼》六品，酌情用四品，蔬菜、脯（干肉）、醢（肉酱）相间排列，都用盘子，《家礼》各三品，酌情用二品。在桌子北端设盏、盘、醋、楪、匙、箸，每位各一盏，西边是楪，东边是匙箸，居中。庶羞每个龛位酌情用四样，鸡、鱼、羊、豕，羊豕在西，鸡鱼在东。面食、米食每个龛位各一盘，面又在羊豕之西，米又在鸡鱼之东。羹、饭每位各一，羹在楪东，饭在盏西。以上每个龛位合计用四六盘、四楪，又盏、楪、匙、箸各二。比《家礼》大为减省。不是吝惜费用，礼的委曲繁重，贫穷不能举行，必定导致废弃。我家自祖宗以来，时祭四代，只用一张桌子，常切不安。又恐怕分为四张桌子，后来不能相继，因循至今，才始减之又减，定为此制。不是想要通行于其他姓氏。《家礼》置祭田、具祭器下注云：计算现有田地，每个龛位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现在我无一亩之产，怎能长久实行此礼呢？这是不能不对世世子孙有所期望。

答王惺斋论家祭书

陆耀

您指示讲求家祭的意义，所以使我豁然开朗、解除蒙蔽的很多。只是愚陋所及，也有向您提出疑问的地方，希望先生教导。古代大夫、士，才开始得以立庙。现在没有世禄世官，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庶人的很多。如果不随即建立又随即毁坏，是不可以的。儿子是庶人，孙子又是大夫，那么随即毁坏又应当随即建立。因此这种制度难以实行，而名分也不可冒居。为什么呢？汉唐以来，没有

译在朝廷建立功业。奉诏令特别祭祀。不得建立宗庙。前代儒者斟酌制定了同堂异室的制度。而称之为祠堂。以顺应民心而改良风俗。这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根本常法。来信中仍然沿用祧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考庙的名称。恐怕还有不妥当之处吧。坟墓安藏魄。宗庙安藏神主。道理确实是一致的。然而王者对于远祖的庙称为祧。离开祧庙称为坛。离开坛称为墠。离开墠称为鬼。都是根据亲疏关系来隆重或减杀礼仪。如今对于士人百姓的家庭。追祭的典制。竟然无穷无尽。或许有些不适宜。过去程颐、朱熹等大儒。对此论述得很透彻了。万不得已而援引丧服的制度作为标准。说丧服到高祖就停止。那么祭祀的典制也到高祖而不逾越。超过这个界限。不是僭越就是奢侈。这是显而易见的。魏晋时期关于毁弃和埋藏神主的议论。没有记载在礼经中。然而如果没有大事而不向君主报告。迁移神主数十次。大合祭时甚至追溯到始祖。难道有左证吗？《曲礼》说：席位朝南或朝北。以西方为上。席位朝东或朝西。以南方为上。朱子说：朝东和朝南的席位都崇尚右边。朝西和朝北的席位都崇尚左边。因为古人以室西南角为尊位。所以朝南和朝北的席位都以西为上。宗庙制度。事奉死者如同事奉生者。不得不这样。如果说鬼道崇尚右边。那么朝南的昭位固然崇尚右边。而朝北的穆位不崇尚左边吗？现在的居室制度。以中间为尊。那么太祖正坐朝南的位置。而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分列东西。就像古制中太祖朝东而坐。昭位在北、穆位在南一样。古代的宗庙制度。各有门、堂、寝。它们轮流毁弃和迁移。虽然说昭位常在昭位。穆位常在穆位。然而都是从南庙迁移到北庙。而且在太庙举行合祭的时候。必定将各庙的神主集中到太庙共同祭祀。祭祀结束后又将神主归还到各庙。这迁移的次数确实很多了。现在在同堂异室之中。经过几十年才迁移一次位置。虽然有忽左忽右的嫌疑。但不违背神道清静的意义。既然不区分昭穆。那么那些次要的本来就可以省略了。至于没有后嗣的神主。只有可以附祭在高祖以下的才附祭就可以了。过去恭敬地拜谒孔陵。看见在丛冢之外。另外设立坛来祭祀无后嗣的鬼。虽然是出于义理。也只有公侯之家可以这样做罢了。

译再次回复王惺斋关于家祭的信

陆耀

接到您的来信。仁义之人，言辞温和，确实足以弘扬孝道、敦厚风俗。只是人们各自怀有无尽的愿望，以及一定要自我表达的诚意，如果不用礼制来规范，那么尊重尊长的意义就没有分别，而亲近亲属的道理反而会被遮蔽。所以，即使是法令所不及的地方，也一定要参照经典训诫，验证先儒的说法，以求得万一的契合。我陆耀是学识浅薄的人，哪里懂得礼义，但也想仰望大贤的门墙，效法他们的行为，那么如果有丝毫不能释怀的地方，难道可以不在君子面前自我暴露吗？古代宗子的法度，大宗的儿子只有一个，小宗的儿子有四个。只有继承高祖的小宗，可以祭祀高祖，其余的只祭祀他们的曾祖和父亲。现在宗法废弛，不再问所宗的是大宗还是小宗，一概都可以祭祀他们的四代祖先，那么这种道义已经稍微宽泛了。如果古礼至今还存在，伊川先生的议论，也在裁减损省的行列之中。那么，祭祀四代祖先而最终去掉始祖，这是朱子辨析义理极其精微，勇于改正过错，而不是有所迷惑。他回复潘立之的话说：“古人虽然有始祖，也只是在大宗之家祭祀。如果是小宗，则只祭祀高祖及以下。又有三庙、二庙、一庙祭祀寝庙的区别。其尊卑的递减，极为详细。并不是说家家户户都可以祭祀始祖。”这明确说明了始祖并不都应当祭祀，而祭祀寝庙的法度不规定世数，也不说可以上溯到无穷。现在一室四龛的制度，如果认为它如同庙宇，那么程朱的说法似乎可以遵从；如果认为它如同寝庙而不拘泥于世数，又何必另外区分出祧庙，而把它封闭在最西边的一个龛位里呢？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一点。古代只有一世自为一庙，所以四季的祭祀，各自在应当祭祀的庙里举行，而所谓祧主的牌位，自然在太庙的夹室里，到冬至才开始合祭。在这里不觉为多，在那里不觉为疏，所以可以并行而没有妨碍。现在同在一室之中，四季的祭祀，陈列在四个龛位里，既没有用来区别冬至合祭的方式，而祧主的灵位，却在一旁看着子孙的顾享而不能参与，直到祫祭之后才打开椟盒取出牌位，展示一下仪式，以为聊备岁祀而已。又因为龛位地方不多，积久不足以容纳，不知道安置在哪里。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二点。以西为上，古代固然实行。只是左宗庙而右社稷，那么王者的制度本来崇尚左边；为祠堂必在正寝的东边，那么儒生的议论也崇尚左边。现在生人行礼，又没有不以中间为尊的。生者以中间为尊，死者以西为上，拘泥于阴阳方位的说法，而不考察古今宫室的差异，能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吗？金氏贲亨说：“宗子宗妇，祭祀时站在中间，而高祖、曾祖、祖考妣，偏在一隅，不符合对越之义。况且现在国家祀典，都以南向的中间为尊，而私祀的礼仪，一定说以西为上。考察古代而不一定完全协调，寻求现在而又似乎明显违背。”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三点。我见您想要对祖先表达仁孝诚敬，却认为这样不对，甘愿蹈入不韪的名声，而自入非人的道路，即使愚笨的人也不会做出这种事。然而您的来信也说：“心虽然无穷，分则有限。分不仅仅是格令所及，以及庙数品物之间，也就是礼。如果对于礼没有伤害，正应当开门祭祀，让乡邻亲戚羡慕效仿。如果只说我有无尽的愿望，以及一定要自我表达的诚意，苟且可以做就去做，而不必经过经典训诫和先儒的契合，那么神灵升降于你的居室，一定是在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吗？”我不是懂礼的人，您的教诲叙述范恕斋不虞的赞誉，既惭愧又感激，所以妄自抒发我的谬误而不敢隐瞒，希望您体谅我的浅薄鄙陋而一笑置之。陆耀再拜。

书陆朗夫先生祠堂论后

王元启

我在辛巳年夏天迁居郡城，在中门外正寝的东边，设立五个龛位。最西边叫祧室，其次东边叫高祖室，再东边叫曾祖室，又东边叫祖室，最东边叫考室。从高祖以下，四季常祭，祧主的牌位则只在年终才祭祀到它。旁亲没有后代的牌位，就让以孙子附祭于祖，到高祖已经祧而止。祧室的制度，是我特别创制的。大概古代有始祖的庙，凡是已经祧的牌位，可以各自按照昭穆次序附祭于左右的夹室。现在没有始祖庙，那么五世以前的牌位，位置无所，与高祖以下四代祖先同列，就没有亲疏的递减。如果从魏晋以来毁瘗的议论，不仅不是礼经所有，为人孙子的心，尤其有恻然不安的。庙与墓是一样的。墓藏魄，庙藏主，主依神，神与魄哪里有不同呢？现在假设有个人，对于五世以前的祖墓，砍伐松柏，平毁邱垄，更甚者焚烧遗骸，使先人的体魄，不能长久安宁其所，世人且认为这还有人心吗？所以祧室的设立，是因为礼缘人情可以义起。以西为上又为什么呢？人道尚左，鬼道尚右，不是拘泥古训，阴阳之义，自然之理也。而且古代庙分昭穆，虽然迭毁迭迁，始终不离故所。现在以中左为高，中右为曾，高左为祖，曾右为考，庙有定而高曾祖考无定，那么迁毁之际，右者忽左，左者忽右，数徙无常，恐怕不是神道尚清静之意。现在只从左到右，取古人渐而即远之义，庶几人鬼

译都能得到安顿。虽然沿袭宋代儒者的议论，但之所以坚决不遵从当今的世俗做法，也是鄙人依据道义而做出的决定。凡是祖先的功德即使微小，只要是高祖所由出的来源，我的子孙都是他们的遗脉，怎么忍心排斥他们，使他们不能参与血食祭祀呢？只有旧有的神位长久毁坏，即使有名迹品行可以考证，也只能记载在谱牒中，正如《礼记》所说：“有废弃的，没有人敢再举用。”至于旁系亲属中没有后嗣的主祭对象，我的子孙本来并非他们的直系后代，只是因亲属关系尚未断绝，所以现在附祭于旁。亲属关系断绝后，道义上就不再相关，就成了不该祭祀的鬼魂。如果空设神位，又担心祧庙不足以容纳，两者都不可行，那么就采纳魏晋时期毁弃或埋藏神位的议论，或许也是道义上可以心安的做法。以上全是鄙人的私人见解，因为未能亲自请教有道之士，无法得到纠正。现在读到朗夫先生关于祠堂的论述，斥责世俗违背礼制、违反制度的错误，特别依据朱子的《家礼》，稍作增减，以此昭示后世子孙。知道先生深谙礼制，斗胆一并提出私意，请求指教。

译与陆朗夫论祭祀书

王元启

士人和庶民可以祭祀始祖先祖。之所以不怀疑这是僭越，是因为只设立牌位而没有专门的祠堂罢了。古人说官员和教师只建一座庙，难道是说官员和教师不祭祀他们的祖先吗？祖先以上有在寝宫祭祀的方法存在。至于建立庙宇来祭祀，其礼仪特别隆重，那就只有对父亲（考）是这样了。后人不知道心意与名分的区别，以及不可僭越的在于庙宇，就认为官员和教师以下只祭祀他们的父亲。程颐在《六礼大略》中，特别援引丧服中齐衰的条例作为例子，说士人和庶民都可以向上祭祀高祖和曾祖。这个论点一出，千古以来的祭祀法则就确定了。周公制定礼仪，所说的贯通上下，得到这个论点后其意义更加明确了。然而我认为祭祀与奉养意义相同，不应当援引丧服作为例子。为什么呢？大夫不能在庙中祭祀高祖和曾祖，但能在庙中祭祀他刚开始成为大夫的那位祖先。刚开始成为大夫的祖先，与主持祭祀的孙子，难道一定都在五服之内吗？既然他是我的祖先，生前不得不尽奉养之责，死后不得不尽祭祀之礼。只是功德有深浅，所以隆重与简略等级不同，世室与夹室就是如此。世代有远近，所以祭祀的疏密不同，时祭与祫祭就是如此。这就是所说的礼仪由道义产生。况且程子的方法，冬至祭祀始祖，立春祭祀先祖。祭祀始祖，有人怀疑世代太远。先祖不是得姓受氏的祖先，不过是五世以前已经祧迁的祖先。现在只是对于已经祧迁的祖先遗留的牌位不忍心毁弃，让他们能参与年终的一次祭祀，对于国家的法令，并没有明确禁止。至于关于祧主毁弃埋藏的议论，实际上出自魏晋以后。晋代永和年间虞喜引用魏时论者的说法如此，昌黎韩愈博览群书，特别因为事情没有经典依据而驳斥他。议论的人于是引用“既虞埋重”的文字，说埋藏牌位自古就是如此。这是不知道牌位与重木的区别，而竟然执着地把重木当作牌位。古人在下葬之后制作牌位，刚死时设置重木来依附神灵，放在庭院三分之一的南部，在西阶殡宫的左边。将要下葬时，重木先于棺木跟随，表示神灵与魄不相分离。下葬之后，就应当捧着牌位来祭祀。如果又迎接重木回来，那么我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仍然放在中庭，那么在义理上说不通。列在几案席位上，则好像两个牌位并立，神灵将不知道依附哪一个。所以把它埋在土中，使神灵能专门依附于牌位。这也是墓藏庙祭的意义，对于做儿子的心意没有不安的。所以说重木有牌位的道理。重木有牌位的道理，不能就把重木当作牌位。又说周朝的牌位，重木撤去。意思是既然已经制作了牌位，那么重木就可以撤去。现在对于历代崇奉的牌位，在祧迁之后，又不设置其他物品来依附神灵，就敢毁弃它吗？地气自东向西，所以以东北为阳方，西南为阴方。人生病，躺卧必定头朝东，接受生气。迁移牌位自东向西，大概是取逐渐远离的意义，在礼仪上没有可疑的。一定要斟酌亲疏来制定隆重与简略，那么祧主只参与年终一次祭祀，本来就没有与高祖以下一起举行四季的祭祀。我私下认为考究礼仪的人，必须先明白心意与名分的区别。名分不可侵犯，心意不可遏制，这样才算是两方面都得其道。元启有个老朋友，笃实好学且崇尚古法，后来阅读儒先的书，于是讲求道学。看到现在本家的《家礼》，后人增加的关于祧主毁弃埋藏的议论，就举起五世以前的旧牌位，全部砍伐焚烧。不久他在壮年得了奇怪的疾病而死。人们说是他的祖先谴责所致。怪异神灵的事情，虽然是儒者所不谈论的，然而礼仪必定有它的起源。报答根本、追念远古，是礼仪的起源。现在竟然忍心戕害毁弃他先世的牌位，礼仪的根本已经丧失，他所奉行的礼仪，只是简策上的文字罢了。这难道不是所说的非礼之礼吗？至于朱熹回答潘立之的信，说古人虽然有始祖，只在大宗之家祭祀，所以议论的人说始祖的祭祀，一定要宗法建立之后，才可以实行。我之所以在祭祀法则上斤斤计较，正是想借由远祖的祭祀来寄托宗法。大概祭祀法则建立，宗法就可以及身而定。我的嫡长子，就是继承父亲的小宗。继承父亲者的嫡长孙，就是继承别支的大宗。因此家家祭祀始祖固然不可以，没有一家祭祀始祖尤其不可以。祭祀法则既已建立，宗法既已实行，不必家家设立始祖的祭祀，自然不担心他们或许会饥饿。而且推演朱熹的意思，只是说始祖不一定都应当祭祀，那么一定要在举世同姓中，另外确立一个应当祭祀的人然后才可以。而在举世同姓中，我知道谁是嫡长的大宗？知道他是嫡长的大宗，我能强迫同姓的各位孙子来尊奉他，而特别为始祖设立祭祀吗？又阁下说不问所尊奉的是大宗还是小宗，都能祭祀他们的四亲，也恐怕考察得不够详细。现在大宗的废弛已经很久了，而小宗的法度，也没有废弃。现在同族兄弟同锅吃饭的很少了，那些共同守护先人旧居的，接连不断。同锅吃饭则偶尔涉及从祖兄弟，至于从父兄弟，则十之八九都同锅吃饭。所以从父兄弟，世称同堂兄弟。同堂兄弟，少也须有三四人。当他们的祖父死而各位父亲都在时，没听说各位父亲各设一个牌位，另外准备几案席位来祭祀的。如果有嫡子先死，那么只有继承祖父的人能承担重任，没听说同堂兄弟纷纷各设一个牌位，多达三四个的。至于支庶分家时，只有捧着父亲的牌位离去，没有一并夺取祖父以上的牌位离去的。那么凡是祖父以上的牌位，只有继承祖父、继承曾祖、继承高祖的人捧着，支庶分家的，或许设立虚位来祭祀是有的。一定要在牌位前祭祀，难道有不告知

译宗子吗？这就是说，支子不能祭祀，祭祀必须禀告宗子。这种礼制大概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怎么能说不问宗族的大小，就可以祭祀自己的四亲呢？

译这一论述与陆朗夫各执一说，或许王氏先前设有远祖的神主，不忍心毁弃埋藏，因而权且设立祧室，实行每年合祭的制度，这样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是因为创立寝东的家祠，而在士人庶人的支系中设立远祖的新神主，这在礼制上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后世有通姓的宗祠，这就是古代大宗的遗意；有寝东的家祠，就是小宗的遗意。五世以上的远祖神主既然已经安放在宗祠中，同族人在岁时公共祭祀了，而寝东的家祠又再次设立，势必导致各家都有众多神主，人人自认为是大宗，这哪里符合合族正名的道理呢？即便王氏论述四亲的祭祀，也说只有嫡长宗子得以供奉高祖、曾祖、祖父的神主，没有听说支系庶子分居后纷纷各自设立四亲神主的情况，难道远祖的神主反而可以纷纷各家各自设立吗？为什么小宗不可以没有宗子，而大宗却人人可以成为宗子呢？王氏又说，祭祀的法度确立了，宗法就可以由我自己决定，这也只能决定自身以后的小宗，而不能夺取自身以前的大宗。比如顾炎武想要借助远祖的祭祀来寄托宗法，这就是宗祠族祭的意思，分立大小宗祠，各自率领子孙祭祀，不像各家一个祠堂、每个祠堂众多神主那样扰乱宗法，而不是寄托宗法。程颐的“夺宗”是援引古代大夫立庙的礼制，而王氏又想让士人庶人僭越，难怪陆朗夫不遵从。因为陆氏考订埋主、埋重的区别，以及小宗四亲和官师一庙的制度，有可供参考的价值，所以删录保存下来。

卷六十七 礼政十四 祭礼下

祔庙说

邵长蘅

《士虞礼》记载说：“第二天按照昭穆班次祔祭。”《礼记》说：“卒哭的第二天祔祭于祖父。”又说：“殷代在小祥时祔祭，周代在卒哭时祔祭。孔子认为殷代的做法好。”祔祭的文字在经书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自从郑玄有“祔祭后神主又返回寝宫，小祥后才迁入宗庙”的注解，诸儒的说法才开始纷纷不一。程颐说：“丧礼必须三年后才祔祭。如果在卒哭时就祔祭，那么三年间就无事可做了。礼制规定卒哭后仍然保留朝夕哭，如果没有神主在寝宫，哭在哪里呢？”张载说：“古代国君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吉禘之后才祔祭。趁着合祭时，将祧主藏于夹室，新神主于是从殡宫进入宗庙。大概三年之中，不撤去几筵，必须三年丧期结束才可以祔祭。”这两位的说法，都不遵从周代的祔祭制度。吕大临说：“祔祭的名称，是按照昭穆的班次，祔祭于祖庙。有祭就祭祀，除去丧服后，才迁入新庙。”这是遵从周代的祔祭，而不主张郑玄祔祭后神主返回寝宫的说法。唐代开元礼和宋代政和礼，都是在禫祭后才祔庙。宋代儒者高闶认为，卒哭时祔祭太急促，禫祭时祔祭太迟缓，应当在大祥的第二天祔祭。这三种说法都不主张郑玄的观点。司马光的《书仪》说，卒哭的第二天祔祭，祭祀结束后，先供奉曾祖父母的神主，放回原处，接着供奉亡者的神主，回到灵座，这是主张郑玄祔祭后神主返回寝宫的观点。朱熹的《家礼》沿袭了这一点，而陆九渊极力辩驳其错误，认为既然已经祔祭，就不应当再返回寝宫。查考《礼记·坊记》说：“丧礼每次都要增加疏远。”子游也说：“丧事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又查考《士虞礼》说：“进献完毕，没有撤去，于是饯行。”郑玄注解说：“卒哭的祭祀，已经三献了。饯，是送行者的酒。尸将要开始祔祭于皇祖，所以饯送他。人子对于他的亲人，既然饯送他，随即又返回，对于生者来说是轻慢，对于死者来说是亵渎。衡量礼制的意旨，我私下认为不安。”所以陆九渊的辩驳是对的。那么应当遵从哪种说法呢？回答说：诸儒依据礼制都是对的。弊端在于古今适宜不同，而议论礼制的人拘泥得太过了。每一代各建一个庙，每次迁移神主必须毁坏旧庙。《谷梁传》说：“更换屋檐，重涂墙壁。”《礼志》说：“重新衅祭其庙。”意思必定是先迁移高祖的神主到夹室，然后才可以重新衅祭高祖庙。又等待迁移曾祖、祖父到新庙，然后才可以重新衅祭祖父庙，而接纳新祔的神主。这件事非常重大，所以告知不可不早。朱熹所说的告知祖先应当迁移太庙，而告知新死者应当进入此庙的逐渐过程。现在父子祖孙同处一室，改题神主，以及每个龛位依次迁移，片刻可以完成事情。迁移神主在两年后，而告知祔祭在卒哭之时，不是太急促了吗？况且迁移神主的日子，告知不告知呢？不告知就已经简略，再次告知不担心亵渎吗？告知而不进入，那么告知不是虚文吗？又有不可理解的，古代礼制，昭常跟随昭，穆常跟随穆，所以只告知于祖父。其文辞说：“前往你的皇祖某父，以升祔你的孙子某甫。”现在既然没有昭穆的次序，新神主进入宗庙，神主都迁移，不跟随宗室进入祖父的旧室，而祔祭仍然告知于祖父，礼制似乎已经，在义理上怎么安置呢？我认为卒哭时祔祭的祭祀，古代礼制必定不可没有，而现在礼制可以不必有。省去这一祭，那么几筵如故，返回寝宫的应当与否，可以不必辩驳，而诸说也无须纷纷了。然后完全遵从朱熹《家礼》，大祥前一天告知迁移，改题神主，祥祭结束，供奉新神主进入宗庙，而在大祥的第二天，供奉祧主埋于墓，而祔祭的事情就完成了。所以说古今适宜不同，而议论礼制的人拘泥得太过了

论祔祭

孔继汾

查考礼制，卒哭的第二天按照昭穆班次祔祭。郑康成说：“凡是祔祭后神主又返回寝宫。如同已经合祭，神主返回其庙。小祥后才迁入宗庙。”《檀弓》说，殷代在小祥时祔祭，周代在卒哭時祔祭。孔子认为殷代的做法好。唐代开元礼则在禫祭后才祔祭。程子也说：“丧礼必须三年后才祔祭。礼制规定卒哭后仍然保留朝夕哭。如果没有神主在寝宫，哭在哪里呢。”《书仪》《家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