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吏政十吏胥

译卷二十四 吏政十 吏胥

令史 日知录

顾炎武

《通典》记载：晋代设有尚书都令史八人，俸禄为二百石，与左右丞共同掌管尚书台的事务。宋、齐两代也是八人，梁代是五人，称为“五都令史”。过去任用的人选通常地位低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尚书令史十八人，俸禄二百石；然而《梁冀传》中说，学生桂阳人刘常，当世著名的儒生，梁冀召他补任令史以羞辱他，由此可知这个职位并非士大夫阶层所从事的。梁武帝下诏说：“尚书五都令史，职务参与政事要害，不仅总理各部门事务，而且地位与左右丞相当。近来虽然寻求人才，但未达到精妙选拔的标准。可以改用士大夫阶层的人，以尽用当代英才。”于是让都令史享有奉朝请的待遇，重视程度就是这样。他们所说的都令史，还是二百石的俸禄，而偶尔任用士大夫担任。然而南齐陆慧晓担任吏部郎时，吏部都令史历来参与选拔事务，陆慧晓却独断专行，未曾与他商议。皇帝派人告诉陆慧晓说：“都令史熟悉旧例，可以共同商议。”陆慧晓说：“我年已六十，不能再咨询都令史来担任吏部郎了。”所以当时担任吏部官员的人，大多能胜任用人之职。自隋代以来，令史的职务，文书案牍烦琐细碎，逐渐变得低微冗杂，不再列入官品。到了当今，则品级越低权力越重。原本用来控制诸侯的八种权柄，如今不在官员手中，而在吏胥手中了。

《金史》记载：皇统八年，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正隆二年废止。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年，再次任用进士担任尚书省令史。二十三年，对宰臣说：“女真进士，可以依照汉人进士的例补任尚书省令史。”儒者操行廉洁，不合礼法的事不做。以吏胥身份出身的人，从小做吏，习染贪污腐败，等到做官，本性不能改变。政治的兴衰，实际上就在于此。章宗纪记载：明昌二年，下诏御史台令史，全部由终场举人充任。《李完传》说：尚书省令史，正隆年间，任用杂流人员。大定初年，因太师张浩奏请，才开始统一选拔进士。天下人认为恰当。现在请求以三品官的子孙及终场举人，委托台官征召任用。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选举志》说：整个金代，科举选拔人才最为兴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驿的史令、通事等仕进途径，都列入正班。这是唐宋以来所没有的。难道不是因为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吗？

天子所依赖以平治天下的是百官。所以说：“臣子作为我的股肱耳目。”又说：“天工由人来替代。”如今剥夺百官的权力，而一切归于吏胥，这就是所谓的百官只是虚名，而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吏胥罢了。郭隗告诉燕昭王说：“亡国的人与役使的人相处。”唉，这多么可怕啊！秦国因为任用刀笔吏而亡天下，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然而吏胥的权力之所以日益加重且不可动摇，是因为任用法度的弊端造成的。如果开诚布公地任用大臣，用简略的纲目来治理庶务，那么文法就会减少而旁门左道就会清除，庸碌的人才就会退隐而奸邪之人就会消退了。

谢肇淛说：从来做官，法网之严密，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上自宰辅，下至驿站、仓库、巡检，无不以虚文相互应酬。而京官尚且可以，外吏则更加严重。大抵官员不留意政事，一切交给吏胥，而吏胥所奉行的，不过是以往的旧案牍、历年的成规，不敢分毫逾越。而上面的人既然以此要求下面，那么下面的人也不得不以旧例虚文应付。一旦不这样应付，那么上面的吏胥，又趁机用法律来约束他们了。所以郡县的官吏，日夜疲惫，惟恐时间不够，而吏治终究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明初立法太严，如户部官员不许苏松浙江人担任，因为担心这些地方赋税舞弊作奸。然而弊端的根源，都在于吏胥。堂司官员迁转不常，哪里知道这些呢？如今户部十三司的胥吏，都是绍兴人，可谓目察秋毫而不见其睫了。

额吏胥

侯方域

如今天下吏胥的横行，多么严重啊。即使人数少，还应当有所限制，何况人数众多呢。凭借我们君主和宰相朝夕讲求的法度，日夜安抚的百姓，励精图治地施行，踮起脚跟盼望治理好，却一旦在吏胥手中蛀蚀败坏。朝廷之上，大声疾呼，三令五申，却熟视无睹无可奈何。这是什么缘故呢？违背命令的惩罚不严厉，而包庇藏匿的窝点不破除。苏轼说：“天下的人，有甘于自暴自弃，作恶极毒而不可解救的，说的就是吏胥。”古代驾驭吏胥，一定有选拔任用的方法，所谓掾属就是如此。学习之后才进入，有才能之后才试用，他们的贤能大致与长官相当，不是乡里推举的，就不能担任。所以他们的途径不杂乱，人数不能多设，他们自己也爱惜自己，勉励自己在功名之路上进取，有士君子之风。如今却不是这样。奸猾的人做吏胥，无赖的人做吏胥，犯罪的人做吏胥，缙绅豪强的仆役、逃亡叛变的奴仆做吏胥，吏胥的子孙相沿袭，亲友相援引更迭担任。凡是像这样的人，哪里还有丝毫的余地呢？因此他们鸡鸣而起，勤勉地做坏事，不选择人而食，不选择科目而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唉，吏胥的牢固结合已经很久了。担任他们长官的人，精明强固的少，庸碌贪利的多。刚听说他们的危害，也未尝不震惊愤怒，不久就玩忽了，认为这本来是我的左右亲信啊

译假如再进一步，让他们充当顾问。假如再进一步，让他们成为心腹。托付他们为爪牙，借以经营他们的私囊。于是官员们四顾踌躇，认为如果不是这些吏胥，谁能帮我治理政事呢？因此，一个郡曾经有好几位太守，一个县曾经有好几位县令。既然已经有了吏胥，而吏胥又各自有副手和代理。有的人身兼两职，有的一个职位却有几个人担任。他们都亲近自己的长官，并在乡里招摇撞骗，说：“我是吏胥。”县里有吏胥，郡里有吏胥，郡县的佐贰官属中也有吏胥。那些郡县的人，又有被各道层层遮蔽，而成为吏胥的。纵横于巡按的衙署，盘踞在督抚的官署，而成为吏胥的。唉！天下的官员冗杂，而吏胥日益增多，每个县恐怕不止一千人了。按三百人来计算，这就意味着在一座城邑之中，有三百只狐狸和老鼠；在一片郊野之中，有三百只老虎和狼。他们的灾祸所波及的，有的替他们服役纳税，有的无故被欺压鱼肉，有事时被勾摄传唤。头痛心痛的有多少人？吞声饮泣的有多少家？这是一个吏胥作恶，而受害的人多达上百。如今天下大县数以千计，每个县的吏胥三百人，那么一千个县就是三十万人。一个吏胥祸害一百人，三十万吏胥，就是祸害三千万人。天下幸好没有盗贼的骚扰、水旱的灾害，安宁无事，却每天有千万人不得其所。唉，这也太让人寒心了！这都是因为没有定员限额的过错。近来多次有裁减革除的诏令，也稍微有所奉行。然而今天淘汰了，明天又恢复了。巡按的衙署撤除了，督抚却把他们收来任用。吏胥中有罪过的，县里发觉了，他就逃到府里；府里发觉了，他就逃到道里；道里发觉了，他就逃到院里。到了院里，人们就不敢再追问他以前的行为了。府里和县里转而与他平起平坐，道里降低身份用温和的脸色接待他。这种不可接近的态势，起初还处在逐渐减弱的状态，后来反而把他推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那些不贤能的大官且不说，那些贤能的大官，虽然自身持守有节，但驾驭下属没有方法。吏胥趁着他们严峻刻薄的风气、威猛的性格，来谋取他们的重权，从而搜刮民间的财富，反而比过去加倍增加了。唉！从来天下的动乱，固然由气运造成，有洪水的祸害，有猛兽的祸害，有暴君的祸害，难道如今的气运就在吏胥身上吗？凭借朝廷的尊贵，立志要革除一件事，罢免一个人，更换大将，如同呼唤小孩一样容易；罢免遣送卿相，早晨下达命令，晚上就出了城门。唯独对于吏胥这样极其微贱的人，定员限额，本该像举手一样容易，却像泰山一样不可拔除，像决堤之水一样不可阻挡。天下的祸患，没有像这样壅塞蔽塞、因循守旧、懈怠废弛、不举正事，达到这种极点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不彻底了解不定员的弊端，以及必须定员的方法，虽然想要定员也是做不到的。不定员的弊端在于官员而不在于吏胥，必须定员的方法也在于官员而不在于吏胥。不定员的弊端有三点，而定员的方法只有一点。官员中无能且畏事的人，认为吏胥众多不是从我开始的，我暂且沿袭旧制，并且观望其他人是否还没有完全淘汰。互相观望，而吏胥最终依然如故。这是弊端之一。每月查阅他们的账簿，初一十五核查他们的名册，奉行命令裁减他们，张榜公示他们，表面上用虚文来搪塞责任，暗地里却挟持他们的金钱，让他们恢复原状。这是弊端之二。被裁撤的走了，而留下的没走，彼此营私护短，从而浸润迷惑长官。像有三个洞穴的兔子，像有一百只脚的虫子，一定要满足他们党羽的私利才肯罢休。这是弊端之三。如果朝廷不知道吏胥的弊端，假如知道了，而下令说：这些都有定额，超过三个人的，官员降职；超过五个人的，官员削职；超过十个人的，官员处死不赦。那些吏胥作恶而不顾死的人固然有，但也有官员代替吏胥去死的吗？《周书》说：“刑罚随着世道的轻重来调整轻重。”当弊端积累时，不用重法无法制止。杀一个人，而让天下三千万人都受到福泽，即使是尧舜用心，也不过如此，这难道是商鞅、韩非的严酷吗？

译吏胥议

储方庆

如今聚集上百个奸诈之人，日夜谋划行事，又借给他们得以施展的权势，且内心毫无畏惧顾忌，那么他们谋划事情就日益精巧，造成的祸害就日益严重。宜邑向来有吏胥的祸患，然而其毒害尚未像今天这样猛烈。二十年前，奸诈之人分散在豪强之家，有的偶尔混入士兵队伍，所以他们肆意害人的智谋，各有施展之处，而吏胥不至于毒害极深而难以控制。如今豪强之家都破败了，慑服于法令，而武夫的气势也稍显衰落，唯独吏胥这一条路，可以凭借官府的威势，肆意放纵。所以全邑的奸诈之人，都起来投奔他们。然而还庆幸他们有所畏惧，那么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或许在千百中还能保全一二。而邑中在朝廷显达的人，士人中刚毅有志节的人，很少有不被吏胥摧折的。因此吏胥心中更加无所顾忌，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吏胥心中既然无所畏惧，吏胥的奸诈又日益增多，吏胥即使万次获罪，吏胥又有什么后悔呢？只惋惜那些出身仕途、治理百姓的人，有幸得到一个官职来荣耀自身，却不幸来到我们邑中，深受吏胥的误导，从而陷入罪责而无法挽回。为什么呢？大凡人们刚做官时，没有不认为吏胥是可恶的，等到和他们相处久了，那么吏胥的话，都是顺从迎合我心意的。人情没有不喜欢顺从而厌恶逆耳的，所以对吏胥容易亲近。而士民遭受吏胥的毒害，前去申诉的，往往被认为是攻击我的私人而树立敌人，甚至有人不惜牺牲自身来迎合吏胥，以此摧抑士民的气势，而后只听从吏胥的话。吏胥的职权既然专断，士民的情况就日益被阻塞。士民的情况既然被阻塞，吏胥的毒害就日益加深。毒害发作在长官身上，而引发这种毒害的，必定是士民中狡猾奸诈的人；祸患形成于吏胥之手，而经营这种祸患的，又是同患难的吏胥。以至于和吏胥同患难，却憎视士民以为仇敌，所以即使陷入刑罚杀戮，最终也不醒悟。唉，何不谨慎于开始呢？谨慎于开始，那么吏胥的言论就不能进到我面前，来沟通士民的情况，有什么不可以呢？士民的情况各不相同，不能强行统一。愚钝懦弱无知的百姓，不能向守令自我陈述；而士人中坚守廉洁方正、不肯与吏胥勾结的，又多落落不合，招人憎恨。所以士民的情况，恐怕被吏胥利用，而吏胥隐藏在士民中的情况，极难辨别。我认为长官如果有抑制吏胥的心思，不必全部将他们置于法办，而应当孤立他们的党羽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寻求正直的士人咨询，接见无告的小民询问，使吏胥没有阻碍压抑而有所畏惧，那么吏胥的奸诈可以逐渐平息，而吏胥的毒害不至于波及自身。务必谨慎不要以吏胥为私人，而以士民为仇敌。

驭吏论

储方庆

如今天下的祸患，唯独在于胥吏。胥吏的骄横，与官长相同。缙绅士大夫，低头屈志，顺从他们的欲望；小民遭受他们的掠夺，无处控诉，转而死在沟壑之中，怨恨诽谤深入人心。推究其原因，在于驾驭胥吏的方法不得当，而胥吏心中无所畏惧。大凡出身做胥吏的人，大都是乡里中狡猾奸诈之流，不肯安心于耕种劳作，然后受雇于官府而做胥吏。胥吏的所作所为，本来就已经不同于常人了。因此先王驾驭胥吏的法令，比驾驭百姓的法令加倍严格。如今的胥吏，如果触犯法令禁令，向上比照官长，官长有罪叫做革职，胥吏有罪叫做革役。胥吏的役职难道可以和官长的官职相提并论吗？官长接受官职，有的继承先世的勋业，以承袭荫庇；有的积累数十年的劳苦，才得到一个官职，取得极其不易。如果不幸遭遇挫折，那么以前的辛劳全部废弃而无法再振兴，因此官长都有非常爱惜官职的心思，而朝廷也能借此威慑天下。至于胥吏的役职，不过向官府缴纳数十金或数百金的资财罢了。如果不幸遭遇祸败，不过损失这数十金或数百金的资财，而侥幸不至于获罪，就可以横行无忌，耗尽百姓的脂膏，来使自家富裕。而他们所谓的祸败，又不是有不可再进入的禁令，像官长被除名那样。所以胥吏都有不太爱惜役职的心思，而朝廷想以此来制约他们的为非作歹，怎么可能做到呢？先前朝廷也曾担忧胥吏盘踞，思考禁止他们的办法，已经设立了年限，来确定他们供职的岁月。然而胥吏的姓名，不像士人登天府、列贤书那样，可以一一查考。早上被革职，晚上又进入；在这里被革职，又转移到那里；直到万不得已，又让他们的子弟来做。做官长的人，只选取敏捷能干、可供事奉左右的人罢了，本来就没有空闲去考察他们的来历。朝廷虽然设立重法来纠察，但人们也不敢揭发他们的奸诈。所以革职的说法，很不足以震慑豪强胥吏的心。我认为胥吏的役职，既然不足以革除，而胥吏的奸诈，又不可制止，那些因赃罪治罪的做法，又足以拖累法司的考核成绩，而没有人严厉诘问，那么胥吏的心，还有什么畏惧而不做的呢？小民爱惜身家、顾念妻子儿女，只怕触犯他们放纵的怒气，所以拱手听命都来不及。我认为胥吏的心，所畏惧的只有一死，他们所凭借来欺凌百姓的

译这也意味着他们自认为即使犯了贪赃罪，也不能把我置于死地，所以肆无忌惮、毫无顾忌。朝廷想要禁止他们的奸恶行为，应当选择他们所畏惧的事情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样他们或许还能在万一之间存有不敢触犯的心理，而且也不可以一概用死刑来责罚他们。不如宽恕他们的小过错，以保全这些品行不端之人的性命；对于那些绝对不能宽恕的罪行，则依法处置以警示其他人。即使遇到赦免，对于吏胥的罪行也不应稍有宽贷。吏胥虽然品行不良，难道都像那些凶狠不怕死的盗贼一样吗？

译再次陈述书吏衙役不必限定名额的奏疏，雍正七年，河东总督田文镜上奏：

臣查核条奏中称，杜绝盗贼的方法，首先要严厉整治窝藏盗贼的人家。而窝藏盗贼的人，有一半属于挂名的书吏衙役。查核各省督抚、司道以下，其书吏衙役都有经制规定的名额，不容许冒名顶替。但有一类游手好闲、无业的贫民，常在额定书吏衙役的名额之下，空挂一个名字。书吏方面称为贴写、掌案，下层衙役方面称为帮役、白役。小的方面希望免除差役徭赋，大的方面借机生事。他们自恃熟悉衙门内情，因而包揽钱粮征收，把持市场行情，窝藏娼妓赌徒，无所不为。然而这还未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常常与捕役上下勾结，窝藏盗贼，提供线索指示，名叫“放线”。所获赃物，盗贼得三成，他们得七成。并且用言语恐吓事主，令其不要报官。即使事情败露，而州县捕役向来与他们串通一气，有的将强盗案说成盗窃案，有的故意放走盗贼，主管官员受到牵制，百姓遭受他们的骚扰侵害。请求今后各省挂名的书吏衙役，严格禁止革除。按照额定设置的数目，每名只允许添一人帮办。一正一副，可以不误公事。现在挂名的书吏衙役，全部令其回家务农，那么窝藏盗贼的人就少了，盗贼藏身的地方也就少了。等等话语。

臣查核挂名的书吏衙役，各处都有。如科臣顾祖镇所奏的贴写、掌案、帮役、白役等名目，都不是挂名的书吏衙役。贴写是刚刚学习帮忙书写公文的人，掌案是在衙门久任、熟悉章程、办理稿案的人。帮役、白役，就是各衙役中的副役，跟随正役奔走的人，都不是徒挂空名的人。所谓挂名的书吏衙役，是指足迹不到衙门，整年不见主管官员，不知道办案是什么事，差遣是什么事，名册上有名，服役无人，只津贴纸笔的费用，来帮办事务的书吏衙役，这才叫挂名的书吏衙役。

查核各衙门书吏衙役，除了州县书吏衙役，因近在本处，向来不换班外，其督抚、司道、府书吏衙役，都散处在各属，大抵分为上下班，轮流办事。如果按照经制额定的数目，每名再添一人，那么各衙门不过寥寥数人，怎么能办公无误呢？就像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现在办事的书吏，头班二班，都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事务殷繁，尚且苦于赶办不及。如果以一正一副计算，每班不过二十人，用百余人办理不及的事，而想责成于一二十人，怎么可能做到呢？由此推论，那么各衙门书吏以一正一副留用，是万万不能的事。

那贴写一项，跟随学习帮写，就是将来办事的经承，而且书写需要人手，是不能革除的。经制典吏役满出缺，新募的典吏，怎么能办理文案？所以必需熟谙书办，职掌稿案，没有掌案则事务茫然，这是掌案不能革除的原因。至于帮役、白役，专门看差遣的繁简。如果差多事繁，正役不能亲身出差，因为有帮役、白役代为劳苦。上司稽查不严，本官有意徇纵，那么一张票到手，便成为利益渊薮。所到之处，如狼似虎，恣意勒索，正副分肥。臣深知其弊端，所以严禁司道的差遣，不许下到府州；府州的差遣，不许下到属县。如果有万不得已的事，必须差提的，则令所差遣的衙门，将差役姓名，报臣查考。如果犯有需索的弊端，必定痛加惩处。所以一年之内，各衙门的差提很少。差遣既绝少，利益从哪里找呢？正役的盘费尚且竭蹶，怎么能更养副役？这又是帮役、白役不禁而自除的原因。

至于挂名的书吏衙役，既不在衙门服役，他们之所以挂这个空名，也有缘故。或者家有田产，借此支持门户；或者居乡被人欺凌，借此抵御外侮。具呈投认之后，必定由地方官查核其身家是否殷实，有无过犯违碍，取具印甘各结，才准予注册。虽然人的诚实虚伪难以必然，大抵都是有产业的人。如果像科臣所奏，那是市井无赖，一无恒产的穷民，不但不能在官府挂名，并且书吏衙役也不肯与他们为伍，又怎么能把持行市，窝匿娼赌，使令盗贼呢？其他包揽钱粮等事，更不必说了。

总之，窝盗通盗第一是不法捕役，其次是不肖营兵与势豪土棍。臣虽然不敢说挂名书吏衙役中必定没有窝盗的人，然而像科臣所奏，窝盗的人，一半属于挂名的衙役，去掉挂名的衙役，就少了窝盗的人家，实在不是确论。臣愚以为，只应当严查其行止，以分别去留。如果平时果然有生事把持等类，不但挂名书吏衙役，急当革除究办，即使现在办事的书吏衙役，也当革除究办。如果实系安分自守，借此支应门户以抵御外侮，虽有书吏衙役之名，实与农民无异，似乎不必尽行革除。

司道、府衙门书吏，本来没有额定工食，又有纸笔等费。既然将各项陋规裁革，不许受贿作弊，如果连这挂名津贴，也一并革除，那么纸笔的费用，也无从出了。况且各衙门书吏衙役，实非一

译正一副所能办理。所有科臣顾祖镇所上奏章，主张尽数废除挂名之役，仅保留一正一副之处，应不必再行议论。

译觉察奸蠹内外画一疏

李之芳

臣认为吏员书办作弊败坏法纪，处处都是这样，实在没有比京城各衙门更严重的。所以整顿弊端、剔除蛀虫，应当先从京城各衙门开始。京城的蛀虫消除了，天下的蛀虫也就消除了；京城的弊端除去了，天下的弊端也就都除去了。无奈各衙门事务繁杂，容易滋生奸弊，主管官员一旦疏忽，他们便招摇撞骗，无所不为。而且行贿受贿隐秘，难以揭发。对于同罪同罚的赃款，出钱的人一定不肯告发；即使旁人告发，他们也一定不肯如实供认。那些审理案件的官员，也不过以夹讯不服为由，含糊结案。所以朝廷清理各项政务，各种弊端都容易铲除，唯独这胥吏的奸邪，牢固得不可打破。就像现在各衙门的吏员书办，难道真的个个都奉公守法，没有作奸犯科的人吗？然而多年来，没听说哪个衙门清除了一个蛀虫，哪个衙门揭发了一种弊端，即使是平常的斥责革职，也属罕见之事。可见向来书吏作弊，都是主管官员因循纵容，装作没听见，并且认为即使事发自己也不承担责任。臣想，衙役犯赃，事先觉察到的，本官革职，这是光辉的朝廷法令，全国都敬畏遵从。唯独京城衙门不照此例办理。如往年门文秀一案，书办犯赃多达数千两，主管官员竟然不以失察定罪，这实在不是公平的法度。在内在外，都是朝廷法纪之地；内外官员，都是朝廷揭发弊端之人。况且部院事务，关系更重，部院胥吏作弊，贿赂更多。如果说衙役犯赃难以觉察，难道外官偏偏有超人的精明，而京官都应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对内宽松对外严厉，凭什么让郡县官员心服呢？臣请求部院确切商议，以后在内地的蛀役犯赃，本官失于觉察的，一律照例处分。那么京城各衙门的官员，一定会自觉觉察他们的胥吏，奸邪蛀虫就会收敛踪迹，内外就肃清了。

访惩衙蠹之法疏

张惟赤

自古以来，敲榨勒索百姓，没有比衙门蛀虫更恶劣的了。皇上严令申饬，不止再三，禁止旧役，革除顶替，有犯赃十两的明确刑罚，又有犯赃一两的新法令。然而立法虽然严厉，但蒙蔽的局势却愈发不可打破。究其根本，残害百姓、中饱私囊，盈千累百，却未曾被发觉；即使被发觉，又有多种巧妙手段，打点弥缝，最终漏网。所以肆意虐待百姓，毫无顾忌。而且从郡县到督抚衙门，串通成一片，互相救援。虽然有三年更替的法令，但改姓换名，出此入彼，引荐接手，不是他们的亲族，就是他们的子孙。盘踞日益加深，线索日益熟悉。对内窥探本官的性情，寻找打点的捷径；对外勾结唆讼的积棍，结交不肖的绅衿。因而瞒官害民，无所不至。最近看到浙江巡抚佟某的奏疏，自巡抚三省以来，严格遵守法令，只要有蛀役，凭借民间告发，然后访查捉拿。在巡抚有方清理剔除，自然应当清除蛀虫。但恐怕这些人，日日上官左右，声势显赫。如果督抚按三衙门的各役，郡县还在曲意逢迎，惟恐得罪，小民怎敢立刻告发？即使巡按访查属实捉拿审讯，捉拿之后，必向臬司索取，臬司转而向刑厅索取，刑厅无从查验，必询问本厅书役。然而本厅书役，必与这些人向来结为心腹之交，因而秘密互通消息，即使让本人自行造册，便将真实恶迹一字不提，反而假造无影无干的条目，上报塞责。蛀役作恶，必定名闻全国，才被巡按访查捉拿。在访查捉拿之时，并非不真知灼见，等到公堂质审，大多虚假。或者姓名不对，或者被证差讹，一无实据。无论问官徇私庇护，即使执法者想要彻底查清，而其事实属无干，无从定罪。幸免之后，招摇得意，自夸打点神通，人人畏服。所以访查捉拿一次，愈增一次威名。在初次访查之时，并非不出示告示让人告发，但近年巡按所访查的人犯，往往发下府县监禁，以致央求保释，盛装逍遥，游行市上。愚民见到，认为他们虽属访查捉拿，现在安然无事，又有谁敢触犯他们的凶锋呢？惟恐补状告发，而这些人弥缝术巧，日后仍在衙门，便借端报复，身家立破。况且每见县衙各蛀虫，访查捉拿问罪革职后，反而买通府厅顶替；府厅各蛀虫，访查捉拿问罪革职后، 反而买通充任道抚按顶替。衙门愈大，则肆恶愈深。至于种种赃私，告出的未及十之一二，而审问时且尽付子虚。或者不过问成八九钱赃银而止。为什么呢？上谕有一两籍没流徙的新例，所以必不满一两之数。上下蒙蔽，打成一片。总之，这些人的身家，必不至于败坏，那么小民的冤苦，必不敢自鸣。臣请求部院严行各省抚按，以后必须严拿，勿待告发。捉拿到之日，先责打迎风，然后发下按察司监禁，不许转发府县以致保释。仍即出示招人补状。其采访各条，务必开列实迹。若造册塞责，以致审质全虚者，即

译追究制造冤案的人，以包庇同党、助长恶行的罪名惩处。查访缉拿衙门中的蛀虫，必定不会冤枉好人，其贪污的赃款必定很多，受害的人必定众多。一切依据真实情况，再依据告发者的陈述，秉公严厉审讯，依照法律定罪。被缉拿的衙门蛀虫决不再留在当地，那么百姓知道这些蛀虫可以被清除，自然无所顾忌，而敢于伸冤了。除了巡抚、巡按不时查访缉拿之外，各级官员更应将本衙门的蛀虫自行察觉。府、厅、县每季各自造具本衙门人役的花名册，并附上未经查访过再次进入衙门的印信甘结，移送刑官。刑官不时严厉督察，如果有犯法者，立刻揭发移送巡抚、巡按，判处该官员徇私包庇的罪名。倘若刑官隐匿不报，巡抚、巡按查访属实后上奏弹劾，刑官一并治罪。倘若巡抚、巡按隐匿不弹劾，科道官听到风声一并参奏，治以徇私纵容的罪名。这样积久的蛀虫就可以清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了。

译剔除衙门蠹害应当疏通其源头的奏疏

孙光祀

剔除弊端、整顿奸邪的法度，朝廷内外官员都有参劾的制度，府县的吏胥也有考察的规定，唯独京师的衙门蠹害，以及外省巡抚、按察使、布政使、道台衙门的蠹害，没有确定的法度可以揭发他们的奸恶。这就是玩弄法律、丛聚弊端之所以日益严重的原因。就像各部衙门的差役，天下官职、财用、兵刑、工役等大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倚仗法律作奸犯科，上下其手。外官中不贤良的人，攀附钻营，先与这帮人勾结，共同行贿，能使仕途上的功过没有凭据，钱粮的多寡容易混淆，公文传递的快慢由他们决定，财用的侵吞不清不楚。他们的手段遮天蔽日，他们的赃款成千上万。该衙门的官员有的被他们蒙蔽而不觉察，即使察觉了也掩饰庇护，不肯追究搜求。这帮人积弊相沿，更加肆无忌惮了。至于巡抚、按察使、布政使、道台的衙役，全省的事务都经过他们的手，欺诈官员、祸害百姓，弊端难以一一列举。下级官员既不敢过问，上级官员又庇护短处，唯恐事情败露，有碍官声，因此因循容隐，越来越难以禁制。况且这帮人像狡兔一样有三个窟穴，在州县作恶已极，就转投司道衙门；在外省罪迹已露，就潜入京师。衙门地位越尊贵，越成为这帮人藏奸的巢穴。不赶快进行清理剔除，弊端的源头从哪里清除呢？恳请从今制定法度，命令各衙门每年自行察核。那些蠹役有奸恶行为被听闻，犯赃有据的，如果是部院司官，就列名呈报堂官；如果是司道官员，就据实报告巡抚、按察使，以便汇总奏报。不允许像老鼠一样同眠共寝，曲意庇护。等候审实赃罪，按照原定衙役的条例，按律发遣，重者处以死刑。这样大蠹害就不会漏网，而衙门也难以容奸。如果年终该衙门不肯开列衙门蠹害，就令本官注明结报。日后如果被其他官员指参，仍要查究犯事的年月，以徇私纵容的罪名追论。每年实行一次，如同甄别官员的法度，使大奸容易揭发，狡猾的胥吏知道警戒，扰乱法纪的人减少，而京师和省内外各衙门肃然治理有序。这件事看似细小，但关系实在重大。

寇永修日记：治道的衰败起于文法禁令的繁盛，弊端的滋生始于簿册文书的繁杂。所谓的文法簿册，不但读书人和百姓茫然不知，即使是有司专职人员，也未曾一一检阅校勘。为什么呢？因为千宗百架，被鼠虫蛀蚀、雨水浸湿，有时一事反复异同，有时一时互有可否，后来想要遵守，不知从何适从。这徒然成为积年老猾之徒谋取利益、市侩权谋的资本罢了。其实对事体毫无裨益，对弊端毫无损害。唉！百家之言不焚毁，而大道终究不能明；后世的文法不省减，而世道终究不能治理。

上给玉抚军的条议

周镐

书吏的弊端，到现在已经极点了。然而我认为州县的书吏容易治理，而上司的书吏难以治理。为什么呢？州县的书吏，弊端在于虐待百姓，对富人百般勒索，对贫人任意留难，或者勾结讼棍，借事兴风作浪，或者授意罪人，诬告嫁祸，甚至藏匿旧案，抽换卷宗，使是非可以混淆，而本末无从考信。他们的弊端确实不胜枚举。然而州县是亲民之官，统驭的人少而耳目近，少则容易遍知，近则容易知晓。只要担任州县官的人，确实能以民心为己心，视民事如家事，每天坐在大堂，与百姓相见，表里通达，没有阻碍没有隐瞒。那些勒索而留难的人，允许百姓当面申诉，立即提审追究，那么弊端就消除了。那些被诬告牵连的人，就根据诬告牵连的原因，讯问出勾结授意的缘由，立即责打革职，那么弊端就消除了。而且藏匿抽换，必定趁着新旧交接的时候，或者数年数十年之后才发觉，防范最难。然而如果给卷宗钤印，又命令各书吏将经手案件，登记号簿，由官员用印，以入交代。倘有遗失，只追究最后接收的书吏，那么他们的弊端也可以肃清。所以说州县的书吏容易治理。至于上司的书吏，则鱼肉州县的书吏并且能挟制州县官员。州县官员上任，先索要到任陋规，其后交代有费用，盘查有费用，经征有费用，奏销有费用，滋生户有费用，赋役全书有费用，蠲除有费用，工程有费用，恩赏有费用，领取有领取费用，解送有解送费用，划扣有划扣费用，举凡州县毫毛之事，没有不有费用的。确实如宪札所说，动笔即索，事无空过者。稍不遂意，就驳换捺延，处分降罚，祸患立至。所以州县官员畏惧他们如虎，而奉承他们如神。州县的书吏，也不得不多方搜索，以求解免。这是吏治之所以日益艰难，而亏欠之所以日益积累的原因。况且州县的书吏，上司可以惩治他们；上司的书吏，州县不能约束他们，并且不敢公开议论。譬如城狐社鼠，灌之不可，焚之不得，稍一非议，不以为去狐鼠也，而反以为攻城社也。所以说上司的书吏难以治理。他们难以治理的原因有二。一是书缺买定。某书吏管某县，某吏值某科，都量其出息的多寡，作为授受的标准。州县不过是他们的佃户罢了。买定之后，就把这个缺位作为传家之宝。官员有迁调，而书吏没有变更。即使因事革除，而易名顶替的仍是同一个人。所以州县宁愿隐忍以免目前，不敢触犯以贻后

译祸患。第一是权力从书吏手中产生。幕僚处理的文书案卷既然繁多，所有的公文草稿，有一半是由书吏拟写送审的。稍微有些出入，便已决定优劣高低。虽然有审核裁断，难道没有疏忽大意吗？确实如宪台所说，高下全凭心意。更有不可理解的是，像户口的增减、仓库的盈虚，只有州县官知道确切数目。如果认为只是走形式，那么走形式也可以；如果认为应当如实上报，那么如实上报也可以。可是书吏却说他们有固定的程序。所谓的程序，又不肯公开颁布给下级。屡次报送屡次被驳回，无所适从。等到费用耗尽，册籍才最终确定。其实上下仍然互相蒙蔽。去除这两种弊端，大概有三条措施。第一是淘汰冗杂滥设的人员。根据公务的繁简，确定书吏的多少。挑选那些勤勉谨慎、廉洁能干的人，留在衙门办事。其余的全部裁撤，让他们回归平民职业。如果敢挂名牟利，以及私下互相顶替，要严惩他们的罪行。第二是确定定额费用。让各衙门的书吏，开具实际必须的费用，详细呈报院部核定，通知州县，遵行为定额。上下都清楚明白。敢有额外滥索，以及借事刁难陷害的，允许州县据实指证禀报。违犯的就参劾办理。又如处州在全省最为贫苦，甚至有年收入不及千金的。日常用度尚且担心不足，哪有力气应酬各种费用？应当请求全部删除。而将该县应办的事务，并入由经管大县的书吏兼办。这样公私两方面都不会贻误。第三是颁布册籍格式。所有造册的章程，县里书吏没有见过的，就请求颁下一个样本，命令县里书吏按照格式照造。以免被驳回更换。这样，那么宪台文书的事情就简单了，而书吏的权力也减轻了，大概就没有地方容许他们行奸作恶了。至于州县的书吏，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假设有昏庸不称职的县令，任由他们舞弊的，自有宪法制裁，不难立即决断。虽然治理人比治理法更重要，在高位的人如果能端正自己并率领下属，剔除蛀虫铲除奸邪，那么书吏自然会收敛行迹。否则防止一种弊端又生出一种弊端，州县官尚且救过不暇，哪敢和他们争夺费用呢。

译请求杜绝书吏玩弄文字以疏陈嘉庆六年

御史乔远煐

臣查考各部办理题奏咨报事务，只以条例和成案作为依据。而书吏便从中勾结外省，串通舞弊。上年恭奉谕旨，严厉申饬禁止。现在内外官员奉公守法，吏胥已不敢营谋私利。但积习相沿，其弊端或许未能完全清除。这是因为条例有明文规定，遵循已久；而成案没有固定标准，出入多端。这是由于从前办理事务时，私意决定高低，导致事情没有区分，一部之内彼此分歧，一司之中前后互异。因而书吏借机影射，贿赂既成，便援引旧日核准的成案，有意偏袒；诈骗未成，便援引旧日驳斥的成案，多方勒索。即使是明干能事的司员以及持正堂官，也多被欺瞒蒙蔽；也有堂官与司官意见抵触，偏执不能决断的情况，在所难免。臣认为各部遵循旧章，都有则例奉行，又每届五年，即将该衙门则例续纂一次。由堂官拣派熟练司员，对随时修改的事宜，分别增删，校勘缮写黄册，恭呈御览，刊行各直省一体遵照。立法极为详备，那些已经载入则例的，自然是通行的成案；若已经续纂但未载入则例的，即是不通行的成案，显而易见。哪有舍弃定例、近例不遵，反而远取十数年前的成案，反而足以作为依据的道理？况且在条例之外寻求成案，部中或许援引成案议驳，而外间也可援引成案求准，往返究诘，最终导致部中驳斥无辞，违例议准，实在不成体统。这无论准驳，都中了狡猾书吏玩弄文字的弊端，不可不大力防范。臣愚以为，想要杜绝弊源，不如明确申示条例禁令。各部既有钦颁则例，无论准驳事务，都应当援引条例遵行。除了没有条例可援引的，自然应由部臣随时条议请旨遵办外，那些一切远年成案，凡是原刊则例及续纂则例中未予采入的，不许附会援引，以杜绝书吏蒙混的弊端。至于按查核，因何与条例相符、与条例不符之处，有适宜明确指明例文的，即明确指明例文，不准准驳含糊；有适宜全文引用例文的，即全文引用例文，不准节删要义；有条例涉及两可，适宜折衷至当的，即悉心稽核，回堂秉公酌办，不准比拟失当。更有在条例之外苛求，甚至称不便仅照常例办理的，也应禁止。如此详慎综核，诸事靠实，用以垂定条例而昭示法度，虽有狡猾书吏取巧尝试，也将无所用其伎俩，或许也是剔除积习的一个方面。

说吏胥

牟愿相

汉朝以前，吏胥是士人，卿大夫多出自其中。这些人自爱而重视不犯法，因此吏胥尊贵。唐宋以来，以读书为业的人，不做吏胥；做吏胥的，则是市井奸猾之徒、大户人家的奴仆以及犯罪之人，因此吏胥卑贱。吏胥既卑贱，做这行的人皆甘心自弃于恶，行为像狗猪，噬人如虎狼，因此吏胥横行。吏胥日益横行，其势力足以攫取财货、快意恩仇。因而向来以读书为业的人，稍加羡慕而为之；不久，士大夫家族中不肖者也复为之。士大夫家族的人做吏胥，虽然很不肖，也不能排斥。士大夫们，仍然称他们为兄、弟、伯叔父、祖父，异姓的仍称他们为中表，与他们抗礼了。士大夫所与之抗礼的，是姻亲关系的吏胥。久而久之，凡是吏胥，即使不是姻亲，都能与士大夫抗礼，因此吏胥势力壮大。

分发在官法戒录檄

陈宏谋

有官员就必有吏员，有官员就必有差役。周代官制中有府、史、胥、徒的名称，汉唐以后，名称不一，职掌则相同。居官者，责任不可推卸，事务需要多方协助，抱着案牍考察章程、准备缮写，官员依赖吏员的地方不少；拘提奔走，差役效力于官员的地方也不少。凡上下公文往来，不称该管官吏，就称一应官役，吏役不可忽视了。只是因为人的才质不同，趋向各异，往往一进入公门，图利之心既盛，办公之念遂轻，竭智尽能，无非为网利营私之用；气求声应，不外乎舞文弄法之中；行险侥幸，恬不知非。而人们指目他们，都称为奸，吏员称为滑，衙役则称为蠹，所以贱视而厌恶他们也太甚了。不知道人都有天良，哪里独无君子？况且吏役中多有名家子弟，科举未成，依托公门谋生，未必都是卑污苟贱之流。纵观古今以来，由掾吏起家成为名臣的，固不可胜数；而我本朝由吏员出身跻身显贵官位的，也有存在。至于身为吏役，行善积德，以致子孙贵盛的，更复不少。若一概鄙夷他们，不加教训，大非有教无类之意。况且官衙所处理的，不是关乎国家大事，就是涉及民生疾苦，何事不经吏胥之手，而竟视为不可与之言的人，不思所以感发其天良，洗刷其积习，任其陷于罪戾，纵容吏役不足惜，而吏治何以肃清，民生又将何赖呢？本都院自入仕以来，历任内外官职，驾驭吏员不敢不严，而期望吏役迁善远罪也不得不殷切。所

译到达任所后，必定开诚布公地劝勉他们。不打算立刻施加刑罚，但对于敢于蔑视良善、营私舞弊的人，追查惩处也绝不稍加宽贷。如今我忝任封疆大吏，粗略估计全省的官吏和差役，不下数千人。既然不能将这番心意对每一位吏役耳提面命，想要发文告诫，又担心言辞不够详尽，听闻的人不够广泛。因此搜集旧例编纂成书，以扩大劝诫的范围。请各司官吏立即行文遵照执行，将清单上各衙门应领取的官方法戒录，遇到有便差到省城时，颁发带回分发。官员留存一本，其余的分别散发给各房的书吏，并普及到差役。只希望得到此书的人，偶尔映入眼帘，内心有所触动，常常想到祸福没有定数，因果感应确实可信。善良的人可以跻身显贵成为名臣，即使不能完全步入仕途，只要取法于高标准，也能达到中等水平。果真能够积德行善，可以福泽子孙；奉公守法，可以保全自身和家庭。那些邪恶的人，则一个念头不正，谋取毫厘之利，近期会损害身体、羞辱亲人，远期会祸及身后，没有方法能够逃脱，后悔就已经晚了。不如随时提醒自己的良心，处处务必存有公道。从一两个人推广到人人，从一两件事推广到事事。衙门多一个奉公守法的吏役，百姓就少遭冤屈牵连；官府多一个奉公守法的吏役，吏治就日渐肃清。官员的恩泽，可以下达到民间；官员推行的教化，可以改变风俗。而那些能够以此利益乡里、为子孙种福的书吏，自然也不在少数。本都院以此劝诫吏役，正是为了保全吏役。各位吏役都要体察这番心意，以谋求自身的保全。地方官员也应当体察这番心意，以保全吏役。大家都不要违背疏忽。

译关于急切更改役法的疏议

臣认为，当今弊坏严重且极难扭转的，没有比役法更甚的了。现在所实行的是雇役制。雇役，就是《周礼》中所说的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人。其弊端无穷无尽，难以逐一列举。如果官员聪明明察，就借官府的严厉来害民；如果官员贪婪横行，就张扬官威来害民；有的暗中利用官府的权势来害民；有的公然窃取官府的权力来害民；有的通过害民来奉承官员；有的通过害民来败坏官员的名声。官员陷入这种权术之中，百姓遭受其痛苦，役吏从中牟利，以至于钱粮被他们侵吞欺诈。是非因此颠倒，刑罚因此不平，诉讼案件因此反复变化。地方官员频繁更替，而朝廷的选拔任用因此更加混乱，人才受到的摧折更加严重，大体上都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苏轼说：“数十万虎狼在民间，这怎么可以呢？”皇上赫然颁布明谕，对蠹役按赃款定罪拟刑，不许援引无俸禄者的轻罪条款，凡情罪重大的，分别判处绞刑或斩刑，其余的一律流放迁徙，而且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赦免，也可以说是法律严厉且执行果断了。然而为什么执行后反而更加繁杂呢？其他的不详细论述，仅就流放迁徙这一项来说，势必需要两名解役押送。无论南方数千里，还是近处几百里，这两名解役的盘缠费用是自备呢，还是需索百姓呢？必定是需索百姓的物品。这两名解役又应当流放迁徙，如果对他们需索百姓的行为不追究，这是纵容蠹役；如果追究他们，那又将追究到何处为止呢？况且一名役吏的工食费，每年最多不过十二两，有的只有七两二钱，每天不过三二分，仅够夫妇一餐之用。古人说：“百姓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这数十万游手好闲的人，肯空腹站在堂侧，跟在马前奔走吗？必定不能。穷则变，变则通，现在正是变革的时候了。臣请求逐一陈述古代的役法。《周礼》中小司徒的职责是：凡是征发徒役，不要超过每家一人，把其余的人作为预备。汉代的法律是二十岁开始服徭役。唐代建立租庸调法，有丁口就有庸役，每丁定役二十天。宋代有衙前等各种役职，韩绛担任三司使时，曾陈述衙前的危害，而王安石推行新法，则改为雇役。应当服役的人按等级出免役钱，即使是单丁女户，也都出助役钱。司马光认为这非常不对。从古代到宋代，实际上都出自里甲，只是名称不同，方法各异，然而又何尝没有变革呢？臣认为，想要彻底清除弊端，不如仿效古制实行里役法。以一个州县来计算，裁减多余的役职，只酌情保留必须使用的役职。然后以里甲顺序排列，从书吏、门子、皂隶、快班所用的数量开始计算。如果按丁口算，或者一百丁出一人，或者七十丁出一人；如果按田亩算，或者五百亩出一人，或者七百亩出一人。每三年审查一次，编定某里某人，到某人出一役，或者某人的田亩，到某人的田亩出一役。临时由其父老里长自行推举，便让他们检举约束。其余的人每丁出资一二分作为日费。州县官衡量其才能，授予役职，每年更换两次，大致几年轮完一周。督抚、道、府则从州县中选取，每个州县推举并酌情授予，先拨出一部分作为上司的役职。这样，他们方才成为衙役，随即又成为乡民，怎敢害民呢？怎敢害民呢？即使想让他们有蠹役害民，也不可能了。原来设置的工食费，裁减冗役后，扣除解送充作军饷，每年可获得数十万金，而所保留的役职，仍然供给现役，也稍微帮助户部解决财政困难。然而朝廷又没有抽扣的名义，所谓上下两全之道就是这样。如果有擅自使用旧雇役的，官员参奏革职，役吏立即重治。假设有起来为难臣的人说：“从前乡户衙前，往往导致破产，宋代吴充论述得很详细了，里役难道不类似吗？”臣认为，宋代的乡户典领官物，衙前部送纲运，乡户就是现在的收头，衙前就是现在的解户，现在并非没有这些。里役只是让他们奔走服事，又不像宋代那样临门登记造册，哪里会有破产之事呢？为难臣的人必定说：“每年更换两次，不增添骚扰吗？”臣认为，现在的里长甲首，大都是每季度更换，按年轮值，百姓也不受骚扰，为什么呢？因为丁口田亩有一定之数，编审没有挪移，哪里会有增添骚扰呢？为难臣的人必定又说：“宋代司马光不是说山野愚笨的人不能干事吗？”臣认为，这是针对破损官物的人说的。如果只是奔走服事，哪里用得着他们能干事呢？况且现在各地的衙门蠹役，大都是向来所称能干事的人啊。又必定说：“门子、皂隶等役可以了，书办不熟悉公文往来，怎么办？”臣又认为，书办一职，现在缴纳吏员及五年起送的法令既然已经实行，那么各衙门的房科，就有主管公文的人选了。其次不过是誊写，况且现在巡视地方的官员，都不使用旧役，既然已经可行，为什么各衙门不可行呢？以前定例书办五年起送，在衙门五年就积累弊病了，不如更改法令为三年。每个房科，应当以两名吏员为比率。旧府州县，有司吏、典吏的名称，大衙门，有掾吏、都吏的名称，可以一一综理。考察宋代的雇役，苏辙的疏议称用坊场钱雇佣衙前，其他杂色人役只按旧法，未曾说各种役职都雇佣。各种役职都雇佣，也是明朝的变法罢了。臣不敢强行难以实行的办法，给百姓增加负担，只是认为衙役的法令一天不更改，那么衙蠹的危害一天不消除，导致皇上勤劳宵衣旰食，披阅案卷，不胜其烦。所以臣请求皇上在这盛朝开创之初，创立制度彰显功业，这是其中一个方面。伏乞敕令廷臣集议

译商议是否可行。再次等候皇上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