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五兵政六保甲下

译处置也有不妥当的地方。为什么呢？古代文武不分家，县令直接掌握兵权，所以督捕的责任，无法推卸。如今文武既已分开，势力互不相让，职权又不互相统辖。陆地上将领有兵，而县令无兵；水面上将领有船，而县令无船。有时将领贤能而县令玩忽职守，认为防守本是武臣的事；有时县令贤能而将领包庇奸邪，认为文吏拿我没办法。彼此互相抗衡，也彼此互相推诿。即使有严厉的法令在后面督促，心力终究不能统一。像这样要求成效，怎么能说是合适呢？我私下听说明代名将戚继光练兵的方法，千总、把总以下的裨将，由县令监督；参将、游击以下的偏将，由道台监督；协镇以下的大将，由总督、巡抚监督。为什么呢？确实知道事权不可不统一，而心力不可不协调。所以能够同舟共济，破贼成功。如果像如今那些愚钝悍勇的将领，无事时侵夺官权、玩忽职守，而有司无法惩治；一旦有事，又互相抗衡推诿，而有司不能拿出一个策略。作为州县官员，只有瞪眼束手无策罢了。又怎么指望他们能成功呢？所以常说如今的形势，必须像戚继光的建议那样，以县令为监督。县令身负地方重任，熟悉山川的险易，盗贼出没的地方，让他监督筹划，心力既已统一，盗贼自然瓦解。于是营将不接受方略，以致失事的，就专门归罪营将，与县令无关；如果措施失当，导致贻误事机的，就专门归罪县令，也与营将无关。像这样处置，那么文武虽然不同，事权仍然统一。既不烦劳道台，也不依赖保甲，在缉捕盗贼方面似乎有益。我实心任事，每次奉命查议，都有陈述。虽然说得未必恰当，仍想稍微贡献一点浅见。恳请陛下垂察施行。

译关于确定将弁协助缉捕事宜的奏疏 乾隆二十九年

江西巡抚辅德

臣私下认为，设置军队原本是为了保卫百姓。安定百姓，关键在于肃清匪类。早在乾隆二十六年，江苏巡抚陈宏谋奏请全省营汛官员，都督率士兵，协同缉捕。这样境内的窃贼，即使捕役没抓到，士兵也能抓到。等等这些理由，经兵部议定回复，通令遵照执行。随后在去年冬天，陈宏谋又奏请：营兵抓获的贼犯，如果到案后狡辩供词，允许会同原抓获的营官一起审讯。这样真正的贼人自然无处可逃；如果是良民被诬陷，且没有赃物证据，士兵和营官的罪责就无法推卸。等等这些理由。

臣查访得知，州县按规定设置的捕役，多的不过十名，少的只有几名，侦察缉捕难以周全。因此责令营兵协助缉捕。城池有驻防，大路有塘汛，耳目众多，足以资于巡逻缉捕。这个制度并非不完善，如果切实执行，匪贼自然难以隐藏踪迹。只是外省执行时，大多不力。而不力的原因，在于风气习俗未除，文武官员不能同心协力。

大概将领和军官多认为窃案不同于强盗抢劫，没有防不胜防的担忧；而士兵不同于捕役，又没有提审比对的惯例。既然赏罚涉及不到他们，就常常置身事外。而且他们以为文官最忌讳营汛抓获贼人，因为通报上司，就会显露他们的短处，担心产生嫌隙。更害怕县官将营兵抓获的贼人故意审讯后释放。以至于士兵心中熟悉的贼人，以及眼前常看到的贼人，还有某捕役豢养纵容并分赃的情况，都只能揣测在胸中，而不敢说出口。大概是害怕该营将领得知后，不认为这是奋勉，反而认为是多事。而他们本管营汛中，偶尔有不守法纪的士兵，或者暗中勾结匪类，或者收受贿赂纵放贼人，或者坐地分赃的，反而不知道畏惧处分而加强稽查。即使有迫于奉文命饬令缉捕的，大多也是抓捕曾经犯案的人，或者用乞丐来搪塞。其实缉获真正的贼人和赃物的很少。这是武官拘泥于沿袭已久的积习，不能与文官同心协力的原因。

至于州县，常常因为士兵抓获贼人而显露自己的短处，就立刻将贼犯巧妙地开脱。现在已定有会同原抓获的营官一起审讯的条例，固然已不敢施展他们的伎俩。却又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明知士兵胡乱抓捕，却以奉命饬令缉捕为由，曲意周旋，故弄玄虚。白白让士兵滋扰良民。这又是文官旧习多端，不能与武官同心协力的原因。

臣认为，想要收到缉捕的实际效果，必须使文武同心协力。又必须责成督抚、提督、总兵等大员，然后才能宣明赏罚，破除旧习，从而使全局转变，都归于同心协力。臣曾经仔细考察地方文武官员，大概不论职分上应该做的事，只看上司的意图。大员郑重对待此事，风气自然会震动。臣到任以来，屡次通令饬行，将文武积习逐一指出，禁止他们心存界限，展示所定的赏罚，并移文商请南昌、赣州两镇。除了拿获山贼，随时酌情给予赏赐外，如果是多赃及抢劫重案，或者能揭发捕役豢养纵容分赃，以及查获长期窝藏贼人的，守兵立即提拔为马战，马战记功提拔为外委，外委记功补授千总，千总以上，则另记名字，以备酌情保举。至于巡逻缉捕的军官士兵，都饬令该管营官挑选派遣，仍令不时考察，不许借机吓诈，挟私妄捕。那些并不尽力，长期没有抓获贼人的，就让营官随时惩处，略微仿效比缉的意思，使他们知道赏罚都由此产生，而又都由提督、总兵亲自决定，不再有辗转退缩，有所希冀或畏惧，不得不认真查缉。

计算自从春季会办以来，营兵拿获贼匪，将近百起案件。又拿获逃兵三名，都已饬令县官审办。其中有任士兵借缉捕之名索诈、混拿、私拷的把总二员，士兵数名，也已查出，立即斥革重处。由此可见，军官士兵的功过，原本可以随时劝勉惩处，岂能因为一两个军官士兵不肖，就导致因噎废食。只是军官士兵的勤勉懒惰，固然在于将备的稽查，而将备的积习，关键在于督抚、提督、总兵的随时振作刷洗，并以赏罚作为鼓舞的手段，那么就能彻底贯通，毫无阻碍。

查各省督抚每到年终，已抓获和未抓获盗贼多少，以及如何惩处劝勉的情况，已经由大学士尹继善奏请兵部覆准通行。不知可否恳请特别颁布谕旨，再令提督、总兵一体亲自督率，不时就近查考，以考核其实效。并令各根据本营情况，酌情显示赏罚，共同切实整顿。那么积习更容易破除，良法不同于旧套。不仅窃贼难以漏网，而且捕役也惧怕营兵揭发，不敢包庇。即使是历年逃避缉捕的各犯，未必不会一并抓获。

关于停止分缉协缉的奏疏 河南通志

田文镜

查访盗贼危害民生，失事处分非常严厉。臣竭力体察，时刻提防。因此文武印汛稽查缉捕的方法，府佐厅员督同协缉的事情，以及捕役充当窝主、线人，纵容狡猾之徒、诬陷良民的弊端，臣颇能了解一二。不敢说清朝已有定例，内部已经颁行，就缄默不言，以苟且容身于圣明之世。臣请为皇上恭敬陈述。臣在雍正五年，准兵部咨文，关于缉盗各有分司等事，内称：此后城内失事，缉拿之事，专门责成文官；同城武官，令其协助。道路墩铺失事，缉拿之事，专门责成武官；该管州县文官，令其协助。等等这些话。

译等到期限届满而未能破案，官员则处罚俸禄或降级，各有轻重不同；捕役和兵丁，则有赏罚劝惩的区别。在兵部上奏请求制定条例时，也认为文武官员各有职责，自然能够严格稽查兵役，各自分清界限，避免推诿责任，用意并非不善。但臣认为，朝廷设置官员、军队和差役，各有其主管事务。如知州、知县管理一州一县，那么这一州一县之中，无论是在城还是在乡，都是他们的辖区和百姓。一旦发生盗劫事件，都应当竭力缉捕，这是他们职责所在。臣查考定例，城市关厢发生案件的处分，比道路村庄更为严厉，是因为地方密度不同所致。况且当地邻保是他们治理的百姓，捕快是他们管辖的差役，一呼即应，责罚无可推辞。臣请求缉捕盗贼之事，城乡都应当责成地方官员负责。至于武职汛弁，分驻在州县的，都是千总、把总等微末官员，而且有一人兼防两三个县的情况。他们所管辖的士兵，也不过马步兵二三十名或四五十名而已。操练是他们的主要职责，防御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有盗贼时穷追务获是他们的主要责任。至于被劫之后，盗贼已经远逃，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至于兵丁，则有驻城、守铺、差操的不同。驻城的，守城、守库、守狱是他们的任务；守铺的，瞭望、盘查、巡防是他们的任务；差操的，押送粮饷、押解犯人、递送公文、按期调操是他们的任务。旷工则应当惩罚，离汛则有处罚，又不同于捕役可以持批文远行缉捕。况且让勇武的士兵进入百姓乡里搜捕盗贼，那么盗贼还没抓获，鸡犬桑麻已经不得安宁了。唯独捕役这一项，比其他差役最为狡猾，原本多是积年惯盗，改恶从善后充当捕役，地方官不得已而使用他们。如同杀人毒药，有时借以救人治病，所以医家不弃用。他们平时原本与盗贼勾结，盗贼的窝点和线索，他们无不知道；盗贼的风声，他们无不晓悉。盗贼如果不先拜入捕役门下，想要进入其辖区，连掏摸剪绺都尚且不能，何况强劫呢？况且他们既然身为捕役，那么邻邑、邻郡、邻省的捕役，也无不声气相通，彼此照应。此处抓获一名盗贼，就是彼处有案在逃的犯人；彼处起获一件赃物，就是此处待审的赃证。他们都能暗中通知，禀报官府关会，即使盗贼的去向下落，知道的人必定告知。而且他们还能改换装束，暗中查访。这就是捕役缉捕盗贼，如同探囊取物一样容易。如果未能抓获，那是地方官不能严限催逼罢了。如果能像臣平日所行的驭捕赏罚条约那样，切实执行，很少有无效的。臣所行的方法是，命令各地方官遴选捕役中最狡猾且有家属的人，大州县不过十余名，中小州县不过八九名。那些愚笨无用、年老体衰的，全部淘汰。厚给他们的工食，供养他们的家口。他们家口居住的地方，命令乡邻地保看守，仍责令捕役互相联保互结，防止他们携带家属远逃。无事时借以巡查，使百姓安居无恙；有事时给批文访缉，使盗贼不能远逃。并悬赏厚赏以等待他们，严限催逼以督促他们。他们前面期望赏赐，后面畏惧催逼，就会擒获盗贼中最愚笨、被诱入伙的人，以搪塞责任。狡猾的贼首，他们则不肯献出。如果地方官一定要穷尽根株，赏罚不懈怠，他们也必定会抓获并交出。无奈各地方官认为一案已抓获一二人，便可结案，此后就懒得严限催逼，或者接任官员视为非己任内之事，漠不关心，难怪盗贼不能全部抓获。

译如果听说兵部新定的条例，那么州县城池不过三里五里，是官兵聚居、商贾百姓汇聚的地方，比起道路上的墩铺，自然更加严密，盗窃案件发生得较少，稍加防范，匪类就会绝迹了。然而地方官认为城内没有警情，就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捕役认为城内无事，就是完成了自己的差事，其他一概不过问。如果让兵丁去缉捕道路墩铺的盗贼，这就好比让驾车的人去行船，让务农的人去经商一样。他们既不能彻底查清盗贼的窝点和线索，探听盗贼的风声，又不方便离开汛地远距离缉捕，不过是束手待毙等待参劾处罚罢了。那些捕役看到有兵丁代替他们承担责任，不但袖手旁观，以此为笑乐，而且放纵那些投靠门下的盗贼，在道路墩铺上肆意横行，其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

再查兵部定例，只分别了城内和道路墩铺而已。至于州县东西南北四乡，有很多偏僻的村庄，离道路很远，从未设置过墩铺，一个县中十之八九都是这种情况。这些地方发生失事，应当归责于文职官员呢，还是归责于武职官员呢？归责于文职，他们会说我只管城内；归责于武职，他们会说我只管道路墩铺。这岂不是把村庄置于无人管辖的境地吗？兵部未曾议及此事，让人无所适从。臣认为文武官员都是朝廷的臣子，凡事都应当秉公据理。臣身为文臣，不敢庇护州县，而使营员武弁独自承担严厉的谴责；况且如果州县受到的处分轻微，就会轻视盗案，从而贻害民生，祸害地方，关系重大。臣也不只是为武职偏私着想。因此臣请求皇上停止兵部新定的条例，仍照旧例，一体缉拿，一例处分。而限年缉盗的参罚，唯独应当归责于地方官和捕役。地方官怠慢玩忽，则由督抚题参；捕役废弛职责，则由道府提审比问。盗贼自然没有不抓获的。

又臣在雍正五年，接到刑部咨文，开列九卿议覆山东兖州府泇河通判断张若矩条奏的一折，其中说：“此后同知、通判等官，有捕盗责任的，都令其添设捕役，在所辖州县分别报名承充。遇到盗案，该厅即查明原报名承充的州县，易地差遣，协同缉拿。”等语。臣查外省同知、通判有捕盗责任的，不过是令其督捕，不像四路同知那样令其亲自缉捕勾拿。四路同知因为地处京畿重地，并设有该管兵丁番役，处分比外省督捕厅员严厉得多，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外省同知、通判衙门，从未设有捕役，责令协捕。如果同知、通判果真能不徇情面，按限提审比问，或者因公下县时，逐案就近查问比试，那么经承捕役，都不敢玩法作奸，受贿纵贼了。况且同知、通判，名义上是州县上司，实属佐贰闲职，虽然节礼捕规久经禁革，但平日物产土宜，不能不向地方官求取恩惠，缓急所需，不能不指望属吏接济。因此要求他们廉洁自持，正己率属，十人中选不出一个，还能大破情面，毫无瞻徇吗？虽然行文提审比问，无非是虚应故事。行提的厅差，也不过是索取县捕的酒饭差钱。州县则徇私庇护自己的捕役，代为具一帖子，请求宽限，便可回销。臣不得已，近日严饬各道府提审比问，臣也自行提审比问了。况且官场痼疾，很少有不庇护自己衙役的，把当官值役的人，看作如同世仆家人。凡是上司行文提审，就说让我无颜；属员触犯，就说目中无我。衙役知道本官曲意庇护，大多趾高气扬，肆意不法。臣对此又曾严行申饬，至再至三。私下恐怕能改正的人尚难其人，何况让州县的捕役，去缉拿厅捕贿赂庇护的盗贼呢？这必定不敢。如原条奏内所说“或捉拿一二小偷，混行搪塞”等语，这确实是县捕的弊端。但厅捕与县捕，有什么区别？县捕如此，能保证厅捕不如此吗？厅捕如果贪图赏赐，恐怕搪塞的不仅是小偷，而且可能是良民，岂不是多一个役就多一重骚扰吗？况且州县既然是同知、通判的属官，那么州县的捕役，就可以应同知、通判的差遣，何难依限提审比问？现在既然不肯勒令比问州县的捕役，却又要求勒令比问厅捕，这能做到吗？臣请求皇上停止厅捕这一项，以节省钱粮，以杜绝窝藏纵容。并将同知、通判不提审比问捕役，州县官不将捕役解送比问，作何处分，由兵部严行定例，未必不是捕盗的一个助力。

弭盗九条疏

佟国器

私下认为天下所有刑名案件，只有人命和强盗最为重要。然而人命案件有证佐可据，事情容易查明；有伤痕可验，痕迹容易看见。盗贼则不然，黑夜之中不知是谁，踪迹没有定所。等到拘捕到官，不施加严刑，必定不肯招认。然而他们自己盘算，与其摧残肢体，伤折肌骨，不如暂时苟且延缓，姑且等待日后。真正的盗贼固然不会轻易招认，招认的未必是真盗贼。臣认为刑讯之法，未尽可以依赖。如果使弭盗有术，缉盗有方，审盗有法，那么盗贼自然减少，地方得以安宁。臣谨分条议定九款，为我皇上陈述。

译首先考察那些做盗贼的人。凡是既不务农、也不经商、不做工匠、不当雇工的，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就与盗贼相近了。不从事生计，肆意赌博，那就与盗贼更加相近了。等到他们真的做了盗贼，其形迹自然不同：出入没有定时，偷偷离去又偷偷归来，这是第一点；往来的人多是面生可疑之人，这是第二点；常常有盈余的钱财，花费没有节制，这是第三点。这些都是民间的盗贼，是最容易觉察的。近来做盗贼的，大多是逃兵。他们冒充军营士兵的装束，却没有将领的管束，地方官不敢过问，捕快不能盘查。只有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对流寓之人务必稽查，那么这些人就无处藏身了。甚至那些正在领取军饷的士兵，也有做盗贼的。传闻各地禁城的居民，往往遭到抢劫。如果不是本营军官故意放纵，怎么能猖獗到这种地步？臣认为，在案件发生之日，该营的将领，应当按军法处斩。

译一是严格管控盗贼藏匿之地。除了深山老林、沼泽地带以及绿林豪杰啸聚之处外，那些想要劫掠城市百姓的盗贼，如果不是事先往来窥探、对路径十分熟悉，怎么可能突然来袭？因此，妓院、酒楼、旅店以及开设赌场等地方，都是盗贼藏身的渊薮；尼庵、道观、寺院则次之。如果真能做到奖赏守信、惩罚必行，严令捕快不时进行监视查察，那么不仅能抓获本地的盗贼，连四方的大盗也将无处容身。

二是严查窝藏盗贼的人家。世上如果没有窝主，盗贼又能藏身何处呢？盗贼的去来没有定规，而窝主的住处是固定的；盗贼的行踪隐秘，而窝主的举动却十分明显。凡是发生劫案的地方，盗贼的窝家，近的不超过五里，远的也不过十里到二十里罢了。强盗行劫，难以长途跋涉，一是怕腹饥力尽，二是怕天亮后被追捕。哪有劫掠许久、分赃喧闹之后，从二十里外而来，又回到二十里外去的道理呢？凡是案发之后，秘密探访附近地区，对情形可疑的人家进行排查，没有抓不到盗贼的。这是从被劫地点的角度来说的。还有那些长期惯于窝藏盗贼、四处行劫，并且仍串通本地窝主作为线索的人，这是因为乡甲制度没有严格执行的缘故。应当制定法令，查获实据者，一个窝主抵十个盗贼的赏格。凡是本州县的窝主，在别的州县案发者，就地在窝主所在地，由印官以昏庸无能参奏革职。

三是清理审讯盗贼的弊端。凡是抓获一名盗贼，没有不让他供出同伙的。刚抓获时，盗贼心神无主，实情容易暴露；但也有狡猾之徒，故意将不相干的人诬陷牵连，以逃避严刑拷打。审讯官员如果不加辨别，就会产生落笔入卷的危害。仅凭盗贼口供，随意填写，这份供单一经粘附入卷，凡是上面有姓名的，都成了盗案中人。纵然后来辩白清楚，家业也已不可保全了。所以作为审讯官员，必须细心辨别其声口，观察其情状。真情假意，言辞神色自然不同；虚捏之语，反复盘问就会穷尽。我多方辨别，那么掩护之术来不及准备；我隔离审讯，那么无备之语来不及串通。如果情节确实无疑，这份供单才可以附卷。如果反复回答有差错，其中必有诬陷牵连。玉石不分，是最大的祸害。所以审理盗贼的官员，切不可因为供单参差，就草率附卷。

四是剔除审讯赃物的弊端。盗贼以赃物获得、主人认取作为定案依据。然而仅凭赃物论断盗贼，往往失真。臣常看到一份供招中，盗贼多达二三十人，某人分得某物，一一分明，种种招出，不禁感叹审讯狱讼的僵化刻板。如今有杂物数十件，分给二十个人，几天后问他们各自分得了什么，能不差错吗？让一个人说出十几个人分得了什么，能一一不差吗？况且盗贼都是乌合之众，在黑夜之中，做仓皇之事，能靠一个人记住某人分得某物吗？这都是沿袭叙述供招的格式套路，而不近情理的做法。追究所分赃物，应当说花费殆尽。因为真赃花费了，没有凭证坐实盗贼，谁不说花费殆尽呢？凡是盗情尚未确凿的，就应当审讯赃物归往何处，卖给了何人。如果盗情已经确凿，就不必等待赃物来定案。律法称只要得了财物的就斩首，意思是只要一人得财，同行者皆斩。所以又称同行而不分赃，分赃而不同行，都斩首。如今定案拘泥于赃物，那么真盗贼因无赃物而脱罪的太多了。

五是严格抓捕盗贼的方法。除了负隅顽抗、连营固守的，应当由官兵剿除外，凡是往来劫掠、出没无常的，只责成捕快办理。因为盗贼原本是捕快的“供户”，捕快就是盗贼的窝主。如果信赏必罚，法令严明，没有抓不到盗贼的。又因为盗贼的动静，只有同伙知道。应当悬赏重赏，宣布盗贼同伙中，有能揭发首恶及党羽，并引领兵役剿捕的，除了免除本人罪责外，仍按功劳提拔任用。那么盗贼党羽人人自危猜疑，就有解散之势了。

六是谨慎缉拿盗贼的票证。凡是缉拿余党，不可不填明住址、年龄相貌。如果糊涂地混写姓名，那么处处可以设下陷阱，家家可以施行吓诈。凡是审讯供出余盗时，首先要讯明某人年龄多少，身材高矮，有无胡须，脸色黑白，住在何处，一一开注在票证上，这样才能避免影射吓诈的弊端。臣曾见有关叛逆重案，跨省关提人犯的，并不开注籍贯、年龄相貌，只列姓名，导致逐县搜查，各里取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其中的诈索勒索，哪里能计算得尽。恳请皇上明谕申饬各省，凡是有涉及叛逆、盗贼两案，关提人犯的，必须注明籍贯、年龄相貌，一一明确。如果没有籍贯、年龄相貌，不许行文提拿。

七是申明自首盗贼的法令。凡是盗贼自首，原本准许免罪。如果是大功以上的亲属，以及同居亲属，即使没有服制，揭发与自首相同，也准许免罪。这条律法愚民不懂，所以父兄明知子弟为盗，却溺于情爱，于是隐瞒不报。凡是做了一两次盗贼的，父兄知道；做了一两个月的，乡邻知道。乡邻揭发盗贼，其实很难。因为官府抓获真盗，或者赃物有可疑之处，常常经过十几次驳审仍未结束。良善百姓出面揭发盗贼，东奔西走，耽误工钱花费钱财，万一最终审不成案，不仅自己坐受虚枉之罪，而且导致盗贼报复，性命难保。用难事要求小民，似乎不合情理。只有乡甲制度实行，责成非常严格，那么人们畏惧法令

译却不怕盗贼。盗贼也遵守法度而不侵害人了。往后查清是初犯盗贼，他的父兄应当连坐受罚。查清是惯犯盗贼，他的乡邻应当从重处置。

译一清是盗贼产生的根源。劝人向善没有比乡约更好的了。消除盗贼没有比保甲更好的了。只是切实执行就能事理通达、百姓安宁；敷衍执行就会事务繁杂、百姓受扰。盗贼难道能不和本乡人同住一个里巷、朝夕相见吗？他们谋生的经营方式，同乡人会有不知道的吗？他们所交往的人的姓名面貌，同乡人会有不认识的吗？即使在偏僻的村落，难道没有亲戚族人往来吗？即使是外来寄居的人，他们的来路踪迹，寄宿的主人会有不熟悉的吗？如果用乡甲的制度，切实推行，如果有一个人做盗贼，那么全乡约的人都举报他；如果有一个人不是盗贼，却被盗贼诬陷牵连，那么全乡约的人都担保救助他。只有乡甲制度废弛，盗贼才敢公然行盗；乡甲制度废弛，盗贼才开始有了藏身之所；乡甲制度废弛，被抢劫的人没有声援；乡甲制度废弛，真正的盗贼无人举报；乡甲制度废弛，被诬陷的人不敢担保救助。这就是盗风日益猖獗的原因。乡甲的制度如果很严格，那么奸邪之人就没有藏身之处，天下就不愁治理不好了。

消除盗贼四条

沈荃

一、清除窝藏以铲除盗贼的巢穴。盗贼行动，一定有共同谋划的地方，寄放赃物的家庭。盗贼的去来没有定规，有时难以追查到底，而窝主的住址是固定的，自然容易稽查。盗贼实施抢劫，常在旷野荒郊，而赃物的窝藏，反而在繁华的大都市。现在请求严厉命令缉捕官员和保甲长，在各乡村保甲中，仔细查察。只要有窝藏的形迹，允许立即共同秘密举报。有能举报查实，抓获真贼和真赃的，准许赏给银五十两。如果有藐视法律、徇私舞弊，隐匿不举报的，如果不是因为畏缩避祸，就是通同收受赃款。事发后一并定罪。窝主既然清除，那么盗党就没有依靠，这确实是治本穷源的方法。

一、禁止游猎以消除异端萌芽。近来访查各属地，有一种浪荡子弟和游手好闲之徒，不从事耕作，专门从事游乐。有的拿着鸟铳奔走于城市，有的带着鹰犬进入山林。借打猎的名义，作为谋生的策略。常看到他们出入无常，其实行迹闪烁不定。现在即命令各州县，严厉告诫保甲，凡乡村中有这类人，使用鸟铳、带着鹰犬的，全部上报官府试验。如果技艺确实精良，就应当收入民壮的队伍，酌情供给衣粮，立即让他们巡逻道路，擒拿贼盗，以束缚他们的身体。如果有不肯改行，仍旧胡作非为的，该乡邻保甲，立即举报，没收他们的枪械，严厉驱逐并重重惩罚。因为利器不可以借给他人，而防范奸邪不嫌过于严密。

一、毁坏空庙以穷尽伏莽。中原地区土地荒芜，村落稀少，唯独古庙空祠，到处都有。有的倚靠山岗，有的依靠树林。近来多次审讯盗案，凡是聚集谋划、落脚、插秤分赃的，多在此处潜藏踪迹，供词招认历历在目，毫无差错。现在请求命令各州县，凡郊野原野安静偏僻、人迹稀疏的地方，有空闲庙宇，严厉告诫乡保，上报主管官员。如果确实是古刹名祠，暂时命令堵塞封闭，或者拨派防甲居住守卫，使不轨之徒，无处歇脚。将会看到原野廓清，而盗贼屏息了。

一、修葺废弃的堡垒以保障安宁居住。北方居民，往往修葺堡垒而居住，依靠楼台作为坚固的防御，瞭望周全防备。这个方法很好。自从遭受兵火之后，往日的土堡垒，毁坏很多。现在地方多事，即使是大镇大乡，也难以安居高枕，何况村落寂静，井舍寥寥，一旦有不测，谁来做救援？现在请求仍然命令远近居民，修葺废弃的堡垒，或者十里五里之内，有三家五家的村落，合并成团居住，互相捍卫。内部既坚固，外寇不侵犯，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代赣州消除盗贼的议论

魏礼

听范蠡说：夏天储备皮货，冬天储备细葛布，旱年储备船只，水年储备车辆。事情未发生而预先防备，物品未需要而事先准备。何况现在盗贼充斥，百姓流离失所，分兵屯驻剿杀，那么士兵劳苦而粮饷耗费，官府烦于调发，残民困于输送。我奉命征剿各贼，仰赖威德，所在之处奏报捷报。然而贼情难以预测，兵至则散，兵退复聚，形势必须各处分兵驻防，用有限的兵力，应对无穷的盗贼，似乎不是长久之计。我认为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的，没有比团练乡兵自己战守更好的了。每乡设立练长正副二人，必须全乡公举，有才力而为众人所信服的人。官府给予委任状，免除他们的杂项徭役，令乡众各自置办火器器械，定期操练。无事则耕种，有事则作战。如同汉代赵充国、唐代府兵的遗意。要令各乡联络，互相救助。在高敞处，各设烽火墩。贼来，白天举烽，夜晚放炮为号。约定声音相闻处为一联。如果有两乡辽远，烽火不及闻见的，酌情在边境地带，另立亭障，设人守候。仍然设立烽火以相传通。从近郊的村落开始，某村起，至某村止，首村放一炮，二村放二炮，递增至止处。像边上一旗二喜峰口之类。如果贼到首一村，本村放一炮，各村次第放一炮。贼到二村，则本村各村俱放二炮，虽首村也放二炮，至所联界内而止。如果村落繁多，则以所近的数村，合为一村限。其它联闻警的，虽不在赴救之例，也须戒严，以防冲突，备剿截。奋勇有功的，官府给花红奖赏。懦怯不前，及观望不救应的，各轻重治罪。有司平日，考察他们的勤惰而赏罚之。上官复考察有司而总结其成效，参入黜

译这是选拔乡兵的科目。倘若贼寇势力浩大，乡兵无法制服，才允许前来请求官兵。因为组织训练乡兵，其好处有八项。贼寇大多是福建、广东人，以及本地的追随者，这些人习惯于险峻阻隔之地，奔跑跳跃轻便容易，利于步兵而不利于骑兵。乡兵熟悉路径，矫健敏捷如同贼寇，正好足以相互制约，这是第一点。乡兵的父母妻子、田地房屋器具，都在这一方，虽然是为官府杀贼，但保全自身家室的心意，更不容迟缓，勇气自然加倍，这是第二点。邻近乡里都是他们的姻亲朋友，奔赴救援必定急切，这是第三点。人们相互熟识，奸诈虚伪容易察觉，和睦之气容易融合，所谓白天作战目光能互相看见，夜晚作战声音能互相知晓，这是第四点。年岁丰收，粮食有剩余积蓄，一年不丰收，尚且可以支撑。倘若兵寇不停息，田地必定荒芜，粮食匮乏断绝，新的盗贼又会滋生。如果组织训练乡兵，可以各自安守生计，按时耕种收获，保守种子粮食，新旧粮食接续不断。古人说，只要使陶甑中有麦饭，有破旧的棉絮，即使驱使他们做盗贼，他们尚且不肯，这是第五点。节省官兵调发之类的费用，得以巩固防守城池，这是第六点。节省运输的劳苦，百姓暂时可以得到休息，这是第七点。相互救援如同率然蛇一样，内外必须形成犄角之势，这是第八点。我认为没有比这更便利的计策了。又有未发生前的防备，必须及早处置，使得事半功倍，去除祸害而获得利益。某镇在赣地屯垦，日子已经很久，部队士兵满一万，近来屡次建立功劳。大概他的部下，多是福建、广东以及本地投奔而来的人，习惯于奔走险隘之地，也足以制服贼寇。如今朝廷用名位爵禄宠信他，调遣他进军征讨，部下未能全部随行，况且听说不想去的人很多，现在纷纷逃入山林沼泽。倘若某镇已经出发，所依靠的只有城中的士兵，而那些不想离开的人，没有归属统领，势必流入各个贼寇之中。他们居住在赣地日久，事情机密的虚实，都所熟知，又曾经经常经历战阵，比起其他贼寇，深为可虑。请求秘密与某镇商议，用美好的言辞，将他那些不随行的屯田兵官，选择其中有才勇的人，给予委任牌符，统领其余众人，仍然暂居原地屯田，听候调遣协助征讨。官兵需要招募的就选择这些人应募，需要补充军伍的就用这些人补充军伍。这样不仅没有增加贼寇的祸害，而且有增加兵力的益处。郊外和城内有呼应的灵便，百姓受到安息的恩泽。这是曲突徙薪的道理，所以应当预先谋划。

译给四川地方官员的信

陈宏谋

四川的风气强悍粗野。各地的人混杂居住。不像广东那样淳朴。平时所说的“嘓噜子”（游手好闲之徒）。不仅要在他们犯罪后加以惩处。更必须在他们尚未作恶时就将其解散。这些人平时依附于各种势力。呼朋引类。遇到事情就随声附和。所以分散时看起来人少。聚集时就显得人多。保甲制度在其他省份或许难以见效。在四川则容易见到功效。对这些人在到达四川的地方。进行稽查。大概不至于让他们猖獗作害了。然而盗贼都起于贫穷。贫穷都由于没有职业。历来把保甲作为消除盗贼的计策。却不知道防止他们不敢做盗贼。不如供养他们使他们不必做盗贼。所说的查究懒惰无业之人。确实符合这个意思。只是编造户籍的方法。不担心遗漏和泛滥。而担心纷扰百姓。安置的方法。不担心疏忽大意。而担心失去供养。还应当通盘筹划。不可舍本逐末只清理表面。

以盗止盗说

黄六鸿

我曾经问客人说。强盗的刑罚是什么？客人说。应当处死。窃盗的刑罚是什么？客人说。也应当处死。开始时有区别。结束时却没有区别。为什么呢？因为做窃盗的开始。最终一定会成为强盗。与其等到他们害人严重了再处死。不如在他们尚未严重时就处死。处死盗贼是为了安抚百姓。处死他们不也是应该的吗？就像捕捉蝗虫。一定要在刚出生的蝻虫时就扑灭。如果一定要等到它们茂盛了才惊慌失措地去捕捉。那么对庄稼的危害已经很多了。我说。人的生存也很艰难。为什么一旦触犯法律。就导致死刑。这是生存艰难。而死却很容易。这难道是上天好生之心吗？客人说。那么你将怎么做？我说。我就用活命的办法代替死刑。也就是用安抚百姓的方法来安抚盗贼。你没看见叶猴捕捉黄鼠吗？猴子和老鼠是一类。都是危害庄稼的。北方边境的人。捕捉猴子并饲养它。用黍米喂养它。用绳索拴住它。在旷野幽深的地方。猴子嗅到老鼠的气味就追踪它。看见老鼠洞就钻进去。很久之后咬死老鼠出来。不杀尽不止。于是老鼠害怕猴子而远走迁徙。庄稼不再受害。主人也因为猴子有功而更加勤快地喂养它。现在盗贼和盗贼也是一类。都是危害百姓的。为民牧守的人如果能蓄养盗贼来捕捉盗贼。也就如同畜养猴子来咬死老鼠。使盗贼都远避踪迹而不危害百姓。那么盗贼有罪而死。我改为有功而生。百姓因为盗贼不危害而安定。盗贼也因为百姓安定而被畜养。这就是盗贼自我安定的方法。又何必担心盗贼日益严重。而一定要都处死他们呢？黄六鸿以前担任郯城知县。郯城是盗贼聚集的地方。厌恶他们危害百姓。捕捉并扑杀了很多。等到他担任东昌知府。东昌又是盗贼聚集的地方。黄六鸿更加担忧。刚上任。就暗中查访得到几个老奸巨猾的人。责罚并枷号示众。一天出衙门。看见盗贼在炎热烈日中戴着枷锁。脸像焦炭。气息微弱。于是怜悯伤痛他们。急忙命令亲属取保。都犹豫不敢来。担心他们不悔改。连累到自己。不到一晚上全都死了。黄六鸿于是对以生易死的办法深有感触。而宽恕旧盗贼以严厉对待新盗贼。命令近处的盗贼以遏制远处的盗贼。实行半年。四境之内。夜不闭户。所以黄六鸿以前所说的用盗贼来制止盗贼。也就是这个良法美意。现在恭敬地附上他的方法在下面。

县有四个乡。每乡一定有盗贼。盗贼一定有年久且狡猾。被众盗贼推尊的。作为首领。那个乡如果想要抢劫。事情大一定由首领谋划。斟酌才能而派遣。事情小则各自以同类相求。那个乡有丢失财物。报告给首领。首领替他们查访并归还。所以丢失的财物不出乡。各有分地不混乱。邻近县有所行动。或者想向我境借才。必须先拜访素来认识的人商量。约定人数。订好日期。然后从事。有所收获。就献给首领。否则唆使捕役借事捆绑并鞭打。将要搜刮所有财物。至于鼠窃狗偷。首领固然驱使奴仆。而众盗贼又分别隶属于他的近亲与下属。作为门墙桃李（门徒）的人。黄六鸿私下计算四个乡的捕盗。盗贼害怕而逃跑。想要得到一个首领而招致他。让他听从我驱策作为众盗贼的倡导者。那么余党可以坐等到来。很久之后查访到西乡有个大盗叫白五。家产数千金。做窝主几十年。各县令到任。每次搜捕大盗。以及失事各案。没有敢举首的。所以得以漏网长期做温饱贼。于是用计谋秘密引诱他前来。因此对他说。你所做的。我知道。不问你。你只把这乡中谁是强盗。谁是窃盗。全部报告给我。我不加害。不过登记姓名。而让你统领他们。也姑且巩固我的防务罢了。白五于是开列强盗窃盗若干人。先让白五具结自认改过自新。并亲族邻右甲长庄地各保结存档。就让白五拘捕替换所开列的人。三天内都集合。各自讯问他们的行为。以强盗为首的都多年不问。令各自陈述近日行窃有据的事。于是唤失主质询果真。都宽恕不治罪。只记录他们所供行窃的事在案卷中。仍照白五取认保结状。都编为土番。以白五为西乡土番的总。又以居址相近的五人。内中才具出众的一人为伍长。当堂给番总花红衣服帽子。伍长花红有帽子无衣服。其余花红无衣服帽子。鼓吹从西角门导出。白五等才知道县官果然没有加害的意思。且不费一钱。而也欣然从事了。于是召捕役中老成可用的人。而讯问东南

译北三乡的盗匪首领。三乡的盗首见到官府宽恕，并免除五等罪责，又破格任用他们充当官差。众人都愿意协助清理地方治安，以此赎免死罪。王鸿于是命令将他们全部招来，记录供词，取得保证文书，并设立总、伍编制，给予赏赐，完全依照西乡的先例。合计四乡，共有五十多人，其中窃贼占了一半。大概因为强盗多盘踞在旗人屯田，本地人若想谋害上盗，就派同党去通报，等到事情做完，分赃后离去。所以发生案件时，往往以捕获盗贼为困难。王鸿于是召集各土著番民告诫他们说：“我之所以宽恕你们的罪过，是不忍心让你们去死。你们作为总头目，应当亲身率先奉行法律，来统率一乡众人，使大家都遵守法度。稍有不法行为，只追究总头目的责任；五人中有犯法的，只责罚伍长。如果有外盗来侵犯，或者勾结他们去别处，你们就立即抓捕首恶以彰显功劳。如果某乡再发生失事，那是总头目防范不周，这案件的盗贼，也只由总头目负责抓捕。至于偷窃之事，你们众人互相监视觉察。此后地方上，如果有新出现的匪类，允许立即举报。查实后编入伍制。凡是一年内，该乡没有强盗窃贼的消息，总头目、伍长及众人分别给予赏赐。每月初一、十五，总头目、伍长率领众人到县衙，唱名报到。其中有患病未到场的，允许伍长和邻甲出具保证文书存档。众人都叩头说：“谨遵大人命令。”刚过一个月，东西两乡的土著番民中，有南皮、沧州勾结的同党前来自首，审讯他们，发现是向来同伙，不知道他们已改正当差，还来勾结他们做盗贼。王鸿隐瞒了他们的供词，仅以面生可疑之人，关押在本州县，取回管束回复，而私下将此事告知他们，使他们知道防备。对于自首的土著番民，赏给制钱二千文、小米二石，使他们因贪图赏赐而踊跃擒拿盗贼。从此外盗不敢入境，而土著番民害怕他们报仇，也不敢越境为非，这实在是内外交相制约的方法。后来王鸿因为初一、十五点卯，周围跪满庭院，于是自己忧虑说：“这些人难道都是真心归顺教化的人吗？也是依靠我的法令来禁止他们罢了。如果点卯之后，聚集而不散去，假设有意外情况，将怎么办？”于是在四门各放置一册簿籍，命令四乡土著番民，各自从自己的门出入，凡出入都在其姓名下注明。到晚上有入无出的，就在城门稽查重究。然而也没有违反的人。施行不到一年，四方安宁平静，颇觉有效。于是深深后悔在郯城白白死伤许多性命，而没有早点考虑到这个方法。然而刑房书吏和捕役，把盗贼当作奇货，把地方当作产业。如果盗贼是土著番民，捕役有什么生计来源？地方安静无事，捕役有什么发财的机会？正担心书吏捕役欺骗官府，用这种方法正好助长盗贼奸邪而废弃它，那我就无可奈何了。

译关于陇地剿匪的议论

蒋熏

陇地以外平息盗匪的方法，只有保甲和汛兵这两项罢了。然而过去有实际的利益，现在却成了空名。名称保留而利益丧失的原因，必须先消除其中的弊端，接着斟酌适宜的措施，最后加重奖赏，自然没有不能收到成效的。

保甲的弊端，一在于失去统辖驾驭。保长不能驾驭甲长，甲长不能驾驭住户。平时涣散，突然难以指使。这是弊端导致的离散。二在于苦于查核。命令委派县尉查核，百姓苦于“红钱”（贿赂）；县尉率领差役查核，百姓苦于酒食招待。政令因贿赂而推行，百姓不得安宁。这是弊端导致的骚扰。三在于疏于防御。聚族而居，不防备要道，不抵御险隘。听到警报喧哗追逐，致使盗贼像兔子一样逃脱。这是弊端导致的混乱。

汛兵的弊端，一在于顾虑兵力单薄弱小。分守汛地，不过一两个营兵。如果地方靠近村堡，尚可以声气相援。如果是荒僻旷野，拿什么来对抗敌人？这是弊端导致的孤立。二在于轻视行粮。凡是轮值汛地的士兵，风餐露宿，不能加厚饷食，与在营士兵同等对待。致使汛兵认为这是苦差，因而骚扰摊派里甲，勒索薪米。这是弊端导致的贫困。三在于废弃墩台。州县官吏懈怠松弛，所在地的墩台，上面没有茅舍，下面没有墙围，拿什么来安顿士兵、瞭望盗贼？必然要借住在民家，谁去埋伏在路上？这是弊端导致的空虚。

以我愚昧的看法，务必让大户富家担任保长，让年轻勇武的人担任甲长。那么权势声望足以使人信服，体力足以战胜敌人。并且严厉告诫知县、捕快等官员，禁止需索。让所属的要道险隘之处，建造一座土楼，命令保甲长根据人数排班守夜，设置梆子、锣和器械来堵截防御。每月造好守夜名册，上报县捕，稽查勤勉与懒惰。有抗拒不遵的，依法惩处。这就是保甲斟酌适宜的措施。

至于营兵防汛，应当责成该管将领，亲自到地方，勘察村堡荒野。兵多的地方十人，兵少的地方三四人，相隔数十里，由一名千总或把总统领。加厚他们的行粮，配备弓矢、火药、马匹等项。责令州县修葺墩台，根据士兵多少决定墩台大小。不得寄住在民家，索取薪米。昼夜有防备，那么解送饷银和行旅，就可以没有祸患。这就是防汛斟酌适宜的措施。

每年四季，知州县没有发生失事，或者失事但盗犯全部抓获，以至于逃人、逃兵、私茶、私马，有能缉捕拿获的，具文上报上级。等到年终，将知县、捕官以及该管将领记功。如果按照记录功绩的惯例，后来有小过错，允许抵销功次。而知县、捕官、将领，自行奖赏保甲长、千把总、防兵等人，不妨打破常规来鼓舞他们。这就是重赏在于力行的体现。

关于蜀地嘓噜的状论

邱仰文

嘓噜，是良民中的害虫。婚姻文书繁杂而廉耻丧失，田界诉讼积累而信任衰败。这些都是急需清理的。然而稂莠不除，嘉禾不生。如果不先治理嘓噜，那么政令革新就没有途径。好比疾病疼痛违背常理的危害，切于肌肤，不除去那些特别令人患苦的东西，而想要元气充沛，四肢舒畅，即使是扁鹊也无能为力。

查考嘓噜的种类最多，大概始于赌博，终于盗窃抢劫。中间酗酒斗殴，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至杀人放火，或者同伙自杀，都称为“红钱”，自称也叫“红钱兄弟”。以上各类，都不算作盗贼。比这低一等的掏摸、掐包、剪绺，已经刺面的人就不入“红钱”，另称为“黑钱”。这就是嘓噜的情况。

而祸害都起于窝藏。有贪图其利益的，如嘓噜赌博，店家抽头就是如此。有不得不窝藏的，如荒山孤店，零星一二户人家，嘓噜成群，力量不能抗拒；或者场镇人心不齐，这些人结队，再多凶横盘踞，隐忍停留，不敢追究诘问，就是如此。有碍于情面的，如以前是嘓噜，现在有了钱财，已经不入伙，从前同伙经过他家，牵连聚赌，既有挟制，又关乎颜面，不便驱逐，因缘奸拐杀人，都由此而起，就是红钱称兄弟的那种。种类不一，都是地方的祸害。

其实里甲如果清明严整，他们立足就没有顾忌。想要清理里甲，不先选拔保牌就不行。四川省份五方杂处，大多是流寓之人，往往有田产的人，尚且移来移去。现在让朝东暮西的人，担任甲役，授予稽查的责任，按册则有，查甲则无，有名无实，怎么能收到成效？所以保正、牌头，必须选拔老练干练、有田业妻室的人充任。得人任事，久住其地，各户门牌，命令移去的缴销，新增的注册。这是第一要点。

其次则必须严格约束。约束的方法，以值日为关键。事情没有专责，彼此观望，有事就推诿卸罪。在于确切指名，分日稽查，以专责成。某场共有几保，某保共有几牌，计算保牌共有多少人，某日应由某保牌值日，发给印簿，用朱签标记，使他们轮流分查。某值日则签簿都传到某保甲家，有无窝藏匪徒，一一登记注明，立即举报。从甲到乙，周而复始。一切巡查，不累及花名册，只责成保牌月底一缴一换。既不繁苛，也不扰民。场镇大的，一人值日，耳目难周，就分上中下来界定，察查如前法。这样责任专一而约束严格了。

其次则必须勤于巡视。巡视的方法，以亲身前往为关键。派差下乡，除了嘓噜之外，又多了一重差役骚扰罢了。捕官职位低微，弹压困难。根据地形相机行事，方法难以固定。其大要总在知县，身任地方，必须……

译必须亲自过问。选择那些规模最大、距离县城最远、或者与邻县交界且嘓噜（土匪）最容易出没往来的地方。例如定邑地区，连接川北的烈面溪、走马场、新场等地就是如此。除了因公务顺便巡视外，还要每月精简随从、轻装骑马，亲自前往这些地方，当面说明并约束他们，恳切地开导他们。这样该地的保甲牌头受到镇抚的约束，弊端就会暗中消除。开始时法令严明，久而久之情义就能融洽了。

其次，一定要信守赏罚。空话没有用处，多次听闻容易使人玩忽。某场某甲有窝藏匪徒的情况，一定要追究保甲牌头，追究邻居，尽力根究，连坐不赦。某场某甲的保甲牌头不举报，被其他途径查出，或者被花户（纳税户）举报，一定要立即提审严办，更换人员。如果几个月内安宁无事，就慰劳奖赏，极力称赞，亲自发放赏银以激励他们，使他们没有后续的懈怠。于是红钱、黑钱等各类情况，以及窝藏的各种情形，都能全部查清得知。

除了荒山孤店，并非往来大道，既对行旅没有益处，只危害地方，应当立即摧毁其窝点，宽恕其过去的罪行，劝告另谋生计，彻底铲除根源外；那些嘓噜结队横行，强占酒肆，胁迫良民的人，就在全县的场镇，挨门逐户，每家准备一根大棍，上面大字写着“专打拒捕嘓噜匪类”，立在门口。以鸣锣为号，合力擒拿解送。一旦拘捕，不得聚众殴打。即使未必能让他们闻风远遁，他们停止犯罪案件，就会大大减少了。

至于碍于情面而窝藏的人，事情不常有，总之期望萌芽彻底断绝，处置得当。这是亲自询问民间现处理情形，或许一个县如此，大体都是这样。

还有请求的是：查访嘓噜来自贵州、广东的，十中不过一二，大多是湖南省的流寓人口。他们原本在籍，都是良民。清初蜀地，荒凉人少，移来即可占耕，俗名叫“插业”。近来太平日子久了，人口繁衍教化，百余年来，居民密集，几乎土地占满。流民照旧而来，没有产业可栖身。一旦失去依靠，同乡同类，相聚为匪，是势所必然。我认为，来了再驱逐，不如禁止他们不来；而且驱逐这里逃往那里，总在四川境内，不如安顿他们并使他们成为良民。现在让担任地方官的人，每天警惕于驱逐匪徒，对于宣扬德意、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方法，未免稍显疏漏。诉讼案件繁多兴起，职责由此造成。

查访乾隆六年，广东百姓有发给执照入川的先例。是否可以比照湖南百姓入川，一并发给执照？除了来川已有产业成为土著，以及有亲族依托已久，确实是良民，并有资财贸易的人，一概不必查究外；那些湖南百姓入川，没有生计，或单身，或结伴，无论投靠亲友还是就业，都要呈报本地管辖的州县，取得族邻的甘结（保证书），通知所住地方，注明人数，以及投靠亲族的姓名住址，发给执照准许进入四川。仍然在所到地方，验对执照相符，取得该地牌邻的甘结，才准许编入册籍。那些无照入川的，沿途营县，一律查察，立即递送回籍。或者到四川犯事，除了根据情罪分别定罪外，还要查明有无执照，递送回籍管束。又清理甲户、清除窝点，断绝他们的生计。这样来踪去路，两方面查拿，嘓噜的名号，归于乌有。而教导他们廉耻，人伦可以端正；引导他们任职，疆域自然清明。民风逐渐回归淳厚了。

事关入告（向朝廷报告），下级官吏见识浅陋，不审根本原因，只凭目睹，妄陈刍荛（谦称自己的意见），不胜大愿，只待采择。

译再次论述嘓噜的情况

邱仰文

我认为，嘓噜是各类不法之徒的总称。保甲制度是治理社会的纲领。保甲制度建立，嘓噜就会肃清；嘓噜肃清，保甲制度就会整肃。地方的形势就会界限分明，就像网有了纲绳，就像皮衣提起了领子。《周礼》中的比、闾、族、党，管仲的参国设乡，程子治理晋城时排列保伍，它们的施行有疏密之分，效果就有深浅之别，这也是王道没有速效的一个方面。在四川地区施行，尤其是治理嘓噜的首要关键。我在定远任职时，曾经奉命垂问，分条议论保甲九则，大体不外乎选拔保牌，严明约束，信守赏罚，勤于巡视，清理场镇，考察胥吏差役，使他们不能暗中与奸匪内外勾结。这些意见此前已经全部陈述在案。现在公文询问关于本地奸民和外来流窜棍徒的事，以庙宇客店为紧急要务，以劝惩保牌和捕役为先决条件，可以说洞察了民间弊端，考虑周密而计划周全。然而顺着支流去治理，不如探寻源头去治理来得得当。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省力。四川地区各方人士混杂，外来无籍的流窜匪徒，大抵一定有本地奸民为他们提供窝藏。那些本地奸民也就是外来流寓时间长久的人，贪图掠夺钱财的利益，合伙盘踞，出没作恶。清理保甲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清理窝点罢了。清理窝点的方法，寄托于保牌。县里用奖赏的规格，用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方法确实很好。但是保牌中有告发的，也有不告发的；有贪图分润利益的，有侧目而视、为了远避祸害而不与之结仇的。计算他们急公好义、向上之心，大多比不上保全自家性命迫切。依靠官府稽查，经过的地方，听到风声暂时躲避，事情确实存在。所过之处一旦清理，也就罢了。这难道不是确切地访查、严厉地抓捕，彻底清除他们的巢穴不可吗？或者某处报案，就在某处觉察，仔细侦查他们的窝点线索；或者随事随地，遇到德高望重的老人，就向他追问根底。访查确实后，一旦提到官府，尽力根究。本地人责令包管，流寓者立即遣返，务必穷尽法律手段为止。抓捕一处就清理一处，抓捕几处就清理几处。窝家畏惧法律，嘓噜红黑各种团伙，自然无处立足。这就是釜底抽薪的说法。再进一步严格保牌，以激励后来者并分担责任，似乎劝惩就有地方施行了。访查的地方首先在场镇。嘓噜聚集，常在人口辐辏、民居密集的区域，窝藏者也就在这里。宪台公文中所说的客店，是其中的要害。冷落的庙宇，往往足迹罕至。计算一个县有几处场镇，哪些是边界，最容易藏奸；哪些是腹地，比边界好一些；哪些是大场，四通八达，匪徒必经之地；哪些是小场，隐匿踪迹，防察容易疏忽。哪个场镇客店极多，哪个店尚属清白，哪个店最无畏忌。严厉抓捕审讯处置，惩罚一个，警戒百人，这是必然的道理。而了解嘓噜的情状、出入路径、藏匿寄顿地方的，只有捕役最清楚。用捕役去治理，却百无一效，为什么呢？嘓噜这一类人，一半是革职的捕役。在这县犯案，投奔那县，大抵与各捕役声息相通，借机作恶。官府给予百利，不如豢养一个盗贼的利益更多。严刑重赏，而极少响应者，是因为攻击的是同类。因此，分散各地的保牌，既遥远又难以亲近；像鹰眼一样狡猾的差役，也狡诈而善于变化。必须选择有田产、有妻室儿女、明白强干老练的人，选拔充任快壮各班。用本地居民，察访本地的奸良，引到身边，究查实情。对于某场某店，谁人多窝藏，窝藏何人，是暂住还是久住，都熟悉透彻。随即任命副捕役，让他们跟踪踪迹，出其不意。一旦有疏漏逃脱，只问捕役的罪。这就与该地保牌相辅相成。人不必多，只求实在；事不必多，只求得当。总之，清理保甲是清理匪徒的源头，清理窝点是清理保甲的根本。窝点线索既已清理，那么保牌警戒森严，劝惩更加有力。至于庵观寺院，原本与平民一样编入户籍。捕役这一项，好比用乌喙治病，不至于杀人就可以了。

论述平息盗贼的信 给广东文海

颜鸣汉

我在福建做官将近十年，福建的弊端，略知一二，确实不容易治理。如今吏治坏到了极点，百姓困苦到了极点，有司也困苦到了极点。不仅八闽是这样，而八闽最为严重。泉州又是八闽各郡中最严重的。先生学术经济，平时充裕，想要振作风俗以报效国家，深可嘉奖推崇。但听说近日抓获洋盗，不问首犯从犯，一概判处斩刑。这虽然是《周官》使用重典的意思，但是整顿实际政务，一定有至高的道理。希望慎重对待。大洋劫夺的人，一半属于近海的闲散百姓，以及被行商胁迫跟随的人。这些人难道生来就有盗心吗？官府没有善政，酿成盗风，那么从小到长，习见习闻，潜移默化改变心志，所以到了这一步。我认为治理洋盗，应当先治理闲散百姓，使他们各自从事职业，成为富裕的地方。职业安定，廉耻就树立，父亲率领儿子，兄长率领弟弟，不出三四年，都不忍心做盗贼了。百姓不忍心做盗贼，那么盗贼也会受到感化而改变。哪里用得着杀戮。从前某制宪制造飞舸捕盗，每月擒获百十人斩首，到一年而盗贼依旧。某提军设立焚盗法，到三年而盗贼又依旧。为什么呢？只是法律陈旧罢了。君子谋划家国大事，固然不能废除法律，但是在公正宽恕、廉洁清明，以实心实行实政，才是长久之计。如果武健严酷，不是所崇尚的。

译先生认为怎么样。

译讹言

惠士奇

《周礼》八种刑罚中，制造谣言占有一种。等到社会衰败时，谣言无法得到惩处。从周代到汉代，散布妖言的人被处死。谣言的兴起源于妖异，形成于捏造，传播于讹传。依托于事物，假借于神灵，一个人说，万人传扬，没有翅膀却能飞，没有脚却能行，让人怀疑鬼神，使百姓无缘无故地互相惊恐。如果放任不管，恐怕会因此作乱；如果追究治理，却又幽深隐秘不见踪迹。君子用镇静来安定局面，用法律来约束行为。什么叫用镇静来安定局面？汉建始三年，京城百姓传言大水将至，人们奔走践踏，老弱呼号，长安大乱。成帝召集公卿商议，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后与皇上以及后宫可以乘船，命令官吏百姓上城墙以避水灾，大臣们都赞同王凤的意见。左将军王商独自说：“自古以来，无道的国家，洪水尚且不会淹没城墙。如今政治清明和平，为什么大水会一天之内突然到来？这一定是谣言，不应该让百姓上城墙，加重惊扰百姓。”皇上于是停止。不久去查问，果然是谣言。唐开成初年，京城妄传大军将至，喧哗奔走尘土飞扬，百官有的弃车骑马，台省官吏渐渐逃跑。宰相郑覃将要出去，同僚李石说：“事情还不确定，应该坐着等待局势稳定。宰相如果逃跑，就会作乱了。如果变故出乎意料，逃又能逃到哪里去？百姓所瞻仰的人，不可疏忽。”于是更加整理文书，从容不迫如同平时，京城无赖之徒望着南关，暗中持兵等待变故。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领众人站在望仙门，内侍催促关门，陈君赏不从。很久之后去查问，原来是宦官从边境回来，骑马进入金光门。大水来了不躲避，大军来了不移动，这就叫用镇静来安定局面。什么叫用法律来约束行为？宋太宗时，益州百姓谣言说有白头翁，午后吃人儿女，全郡喧哗，到傍晚路上没有行人。知州张咏抓到造谣的人杀了他，百姓于是安定。哲宗时，郓州百姓想作乱，在城角竖起旗帜，百姓都害怕。不久草场白天起火，大概是所竖旗帜一事。百姓更加害怕，有人请求大搜城中。知州杜纮笑着说：“妖言迷惑众人，趁我们慌乱时发动，怎么能落入他们的圈套？他们无能为力。”没过多久，抓到盗贼，果然是奸民作妖，正如所料。于是依法诛杀。又潞州有谋乱的人，写书约定日期张贴在路上。部使者听说后害怕，发文紧急搜捕奸人。知州李琮置之不理，在那天设酒高会，最终没有别的变故。孝宗时，温州乐清县有人宣扬方腊之变将要再起，县令抓捕数人押回州府。知州楼钥说：“定罪则没有可坐实的罪名，放纵则迷惑百姓。将为首者编入贱籍，而驱逐其党徒出境，百姓的谣言才停止。”有的杀戮，有的流放，所以刑罚有轻重；有的放置，有的放纵，所以安抚安定百姓。这就叫用法律来约束行为。大概不镇静就会昏乱，昏乱则法律紊乱；镇静则清明，清明则法律公平。没有不先镇静而后能用法律约束的。又听说，妖异有形，谣言有声，妖异谣言相继，奸邪之人就会兴起。郑国的动乱因为蛇，秦朝的灭亡因为狐鸣，谁能禁止？又谁能诛杀？因此君子不依赖法律而修养德行来保存国家。真诚实行信用，诚信确立，妖异谣言就会平息。那些造谣的人，还凭什么作乱呢？

编查渔船保甲疏 雍正六年

湖广总督 迈柱

一、沿江沿海的小船，应当挨个编排字号，设立连环保结。查得楚省江河渡驳江划小船，与茅蓬船只，这些船户，都是穷苦无赖之徒，有的属于沿江沿湖附近村庄，有的四处混杂聚集，不知来历，也没有牙埠约束。黄昏深夜，巧妙以捕鱼为名，趁空即将过客行舟，逞志截劫。塘汛地方，因为他们捕鱼，不便拿获缉捕，甚有窃劫乡村，盗贼已抓获而没有窝主，借船作为巢穴。如臣属江夏县的八吉堡地方，素来被称为盗匪聚集地，其原因都是因为附近村庄多以捕鱼为业，家中设有划船茅蓬，借名为匪，碍难查缉。臣于是命令将八吉堡一切小船，编联字号，两傍烙印，取五船互结，一船为匪，四船同罪。每晚点查明白，才允许放行。现在实行两个月，颇觉有效。臣于是推广此法，请求将南北两省，沿江近湖地方，一切小船，逐一清查，各归就近堤岸，彼此认保，每十船具一连环保结，挨次编号，遇晚令其务必在本埠一处湾泊，其有别埠别号混入者，即行查逐。每船船户，不得超过二人，取鱼器具，只许带罾网等类，其叉鱼铁钢叉打鱼之棍棒等物，一概查禁。均责令就近典史巡检塘汛兵丁，不时清查，并令每十号船内，自行首报匪类免罪。如平日已经认保，及后为匪又通同徇隐不行首出的，一船犯事，十船连坐。这样，所有小船，彼此自相察觉，似乎是消除盗贼的一种方法。

湖滨备御事宜

张海珊

我们乡里北靠太湖，南面则诸漾环绕，芦苇茭白丛杂，水道交错，向来是逃犯聚集的地方。而西北四安、广德、长兴诸山，绵延数百里，每当天下多事，则饥民啸聚，尤其容易藏奸。如明末赤脚张三等，沿湖受害尤其严重。国家承平日久，意外之事，似乎不是

译这是我所担忧的。然而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十户人家中就有九户空荡。旱灾与涝灾交替到来，一石米要价五两银子。在穷山深林之中，恐怕难免发生聚众作乱之事。况且苏州、湖州地区虽然内部空虚匮乏，外表却看似富饶充裕。我的家乡又是两郡的分界，人口稠密，在东西溇港地区首屈一指，尤其容易成为盗贼觊觎的目标。事先防备意外之事，是古代良好的政令。有志向的人士，正应当讲求防御抵御的方法，以分担郡县长官的忧虑，为乡里造福。如果认为这是越职妄议，那就不是我敢听见的了。

译第一条，防御盗贼的方法，没有比保甲制度更好的了。近日朝廷颁布实行十家牌法，是采用王阳明先生在南方赣地所用的方法。这种方法规定每家各置一块牌子，详细写明门户籍贯，以及成年男子和未成年男子的数量，有无暂住或借宿的人，张贴在各家门口。仍将十家编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每天轮流一家，挨门按牌审察动静。只要有面目生疏的人，踪迹可疑的事，就立即上报官府追究处理。当时如揭阳县，在编写牌册之外还加上义勇的名目。王阳明虽然认为这是生事扰民，但后来又有建造望楼、击鼓报警的谕令，说各人随才力去做，不在牌册规定之内。并且说此法一旦实行，就不必等待调发军队、蓄养兵丁，而家家户户都是兵，人人都是兵，确实像所说的把兵法寓于保甲之中。无奈十家牌法，虽然经过官府申令告诫，但上下仍然以虚文敷衍了事。现在也不必另求防御方法，即遵照此法而酌情变通就可以了。

第二条，我们乡里桑麻遍布田野，村间小路纵横交错。如果守备严密，那么寇盗就无处落脚。方法适宜各家各置一钲（一种铜制打击乐器，用于报警）。一家听到警报，十家一齐起来。如果有不救援响应的，同族的族长责备他，异姓的牌长责备他，并且以粟米布帛作为惩罚。再在水陆塘桥的地方树立栅栏防守，每天轮流三人看护。每个村庄各自划分地段，用更夫两名，早晚巡视，都在十家中轮流值班。用私钱雇佣的听便。

第三条，私自习练器械，法律有明确禁令。然而王安石保甲法，设置弓箭，习练技勇，并且让他们轮流上京训练。近日楚蜀教匪之乱，乡勇都习练弓刀，那么有事讲习武备，朝廷未曾禁止。即使置备精良器械很难，但锄头、木棒等农具，比钩戟更锋利，用木棒打败秦楚军队的例子是有的，何况寇盗是乌合之众呢？

第四条，寇盗来袭，在岸边抵御难以成功，在湖中抵御容易得力。《翠微北征录》所载禁止涉水的方法不一。弯曲铁制成钩，用绳索拖着，叫做聚钩，那么所触碰的没有不受伤的。直铁制成针，穿透木头，叫做涉针，那么所经过的没有不受伤的。编竹做成绳索，扭篾做成刺，叫做水毛猬，用来刺破涉水者的肌肤。截断木头做成轴，钉铁做成锥，叫做水蒺藜，用来刺伤水兵的腿股。以上四种方法，适宜于浅滩。如果在湖中深阔的地方，则用击索网来绊住他们的船桨，树立刀口木、曲膝锥来凿他们的船。贼寇怎么能登上我们的岸边呢？然而如果贼寇不能来，我也不能出去，这不是好计策。适宜在聚涉针不施用的地方，插柳条，编渔沪（一种捕鱼设施），暗中记住曲折往复的道路，以便出入方便。

第五条，守御的器具，没有比火更好的了。但是火枪不是民间所有，制造尤其艰难。茅氏《止生志》中，记载有竹将军这一器具，似乎尤其便于使用。用圆厚的大竹，长约四尺，将竹节凿通，只留头节作底。节后一尺四五寸处，用一个木柄，柄头按照竹节凹凸的形状，直抵竹节处，周围用四枚粗钉，像犬牙一样钉住。用苎麻编成辫子，或三股绳，从柄到口紧紧缚固。旁边节底光滑处，放置润黄泥二寸，用一个一分厚、彀筒口大的铁钱盖在泥上。旁边铁钱上开一个药线眼，先将双药线引入四五寸，直透上去为好。然后放入药一觔，看竹的大小增减。药放入后，用木杆轻轻筑实，少用纸团，或干土填实。又用一个一分厚、彀筒口大的铁钱，钻眼如莲房式，放在药上。然后用一个彀筒口大的圆石弹放在铁钱上，或者再加碎生铁小铅子放在铁钱上更好。外面用粗柴直径一寸的两根，长约三尺，缚加权架支撑。此器具的妙处，费用低廉，工省，而且随地随时可造。身轻可背负及远。一村中若得数百具，便不患外寇了。又志中所载粪罐法、白云神水法、水箭法、弩箭药法，似乎都省便可用，因方杂不录。

第六条，兵法以坚忍为上。孙子说，以治军对待乱军，以静待哗，这是治理人心的。太公说，事情没有比必胜更大的，重要没有比沉默更重要的。东吴朱伺善于作战，有人问他，两军相对，只应当忍耐。对方不能忍，我能忍，因此胜利。朱子说，只就在胸腔内呼吸之间，就可以变弱为强，变怯为勇。现在如岁首谣言，一人夜间呼喊，而奔逃的人数十里，这是不能忍耐的缘故。如果有寇盗，就像进入无人之境了。须知室家田庐都在这里，离开这里将去哪里呢？我能去，寇也能去。平时应当常以此意为乡人解说，那么临时大概不至于仓皇。

第七条，一乡之中，有一等强横不法之徒，太平时期为民害，有事时即为乱首。然而也未尝没有用处。适宜以恩结纳他们，以诚对待他们，以大度等待他们，以严威制约他们，不要拘泥于小节。当他们得到任用，或许反而胜过善良之人。使贪使诈，有何不可。

第八条，我们乡里房屋鲜有储藏，即使是殷实户也没有数百石的积蓄。户数三千，计算人口不下万余。通计老幼，以每人每日八合约计算，当天需食米八十石。除去殷实户自给外，都须到平望枫桥等处采买。倘若各处闭籴，道路疏虞，终有流离之患，遑论保障。所以积谷之策，平时不可不讲。惟此一条，最为难处。

译在尚未下雨时就修补好门窗，这是我所期望于那些有能力的仁人君子的。

译给赵观察论广东风俗的信

姚延启

我观察到广东百姓的风俗有四点不同于其他省份。追逐利益而轻视生命，这是第一点。顽固粗野且不知羞耻，这是第二点。强悍好斗而不讲道理，这是第三点。喜好贪婪而厌恶廉洁，这是第四点。天下的百姓，没有不好利的。然而畏惧死亡的心情，终究胜过对利益的追求，没听说过有人为了二三十两银子就卖掉自己头颅的。而广东却有这种情况。天下的百姓，固然很难说都有羞耻心。然而大户人家和读书人，仍然顾全名节义理，除非是大奸大恶之徒，没有与盗贼勾结谋利的。而广东不仅有这种情况，而且人数众多。天下的百姓，对于强悍好斗的人，可以用是非曲直来化解。只有广东百姓专门凭借富强互相欺凌，不把是非曲直当作道理。天下的百姓，对于地方官吏，没有不喜欢廉洁而厌恶贪腐的。只有广东百姓喜欢贪腐，而把廉洁看作是不方便。这四点都大大违背了人之常情，不能用常规的道理去衡量。而惠州、潮州尤其严重。我曾推究其根源，是因为广东地处海边，百姓历来靠海外贸易为生。大户人家和大商人，只看海外船只的大小，有利可图就能获得百万的利息，无利可图则人船俱毁。这就是追逐利益、轻视生命的风俗形成的原因。那些贫穷没有资财的人，既然不能从事这种行业，又懒惰不做事，只靠抢劫为生，而官吏无可奈何，难怪盗贼纷纷出现。广东百姓聚族而居，大的家族有上万人，小的也有上千户。自从明朝以来，他们的祖业非常丰厚，常常拥有巨万的钱财，无处使用，只用来供给诉讼的费用。因为聚族而居，所以容易煽动众人；又因为挟带重金，所以容易作奸犯科。一旦有小的怨恨，就成千上百地结伙行动，兵器互相碰撞，然后贿赂官吏，使官吏不去追究惩治凶犯。官吏既然因为人多势众无法分辨是谁，也就依赖这种混乱来结案，每次都顺从他们。这是潮州府积年来的恶习。唉！那些粗野狠毒的歹徒，手持利刃杀人却不被清除，只抓捕无罪的饥饿之人，当作杀人的贼寇。这与抓捕盗贼抓不到首犯，却抓捕小偷来邀功请赏一样，这两种弊端实在是广东根本的忧患，是仁人君子深深叹息的地方。百姓安居乐业时，崇尚镇静平和的教化；时事动荡危急时，则思念刚强坚毅的大臣。西汉时三辅地区盗贼很多，黄霸虽然贤能却治理不好，张敞以严酷的手段治理好了。北宋时西边战事频繁，范纯仁率领军队而威望轻，范仲淹率领军队而威望重。自古以来担任繁重复杂职务的人，没有不凭借威严果断而能成就事业的。广东十多年来，百姓轻视官吏了。边疆地区尤其重视国家威严。以前海盗横行，蹂躏内河，打败军队杀害百姓，惨毒尤其严重，已经损失了两位大将，才勉强招安。贼首反而得到了爵位赏赐，这是全广东士民所指斥而痛心的事。投降的人数万，一时散归乡里，他们狠毒的心机和旧有的智谋，何曾有一天忘记。所以外洋暂时安宁，而内河的土匪却更加众多。所谓的土匪不是别人，就是前日的海盗。过去在外部的祸患，现在全都逼近内部，而大户豪强，又成为他们的藏身之所。这些人散归本族，有的就挺身而出成为他们的首领，而奸民抗拒交租，也依靠他们来欺压官吏。所以州县催缴赋税，往往发生抗拒的变故。上级官吏拘泥于考核成绩，不全部上报，没有人敢轻易议论惩治。在众力尚未聚集之时，不制定策略诛杀制止，还坐着损害威严到如此地步，万一祸患再次爆发，其灾祸岂是说得尽的。如果真的想在祸乱未形成时消除它，在事情发生前预防它，谋划很大，举动不轻，这应该咨询请示上级官府，深思熟虑地商议。用诚信来团结他们，用威严来震慑他们，用情理来平抑他们，用法律来约束他们。打破平庸之人的见解，寻求补救的适宜方法。明确看到可行的，就应当果断决定。为百年做长远打算，不要拘泥于旦夕的安宁。《尚书》说：“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又说：“治理乱世，使用重典。”衡量当今情况，恰好有相似之处。从前王阳明作为理学大儒，亲自讨伐藤峡等地的盗贼，威震一时，百姓得以安宁。我的老师一向以实用自许，做到这样难道很难吗？如果像韩愈当年守潮州，那时的时势民情，固然与现在不同，大概不能同日而语了。

请求惩治械斗主持人的奏疏 雍正六年

浙闽总督高其倬

查福建泉州、漳州两府，大族强横，这种风气相延不息，都是因为泉漳两地，每一个大族中多事的人，其中必有奸恶有力的人，暗中提引线索，众人听其指挥，他却置身事外，另外寻找一个愚悍无赖的人，率领众人出动。就像此案，大族率领人械斗的是李邦，固然是一个凶顽惯盗，然而臣仔细查访，此族中平日为之主持、暗中提引线索的人，乃是李衷，是原任参将李若骥的哥哥，捐纳的贡生。一切争斗，都由他主持；一切诉讼盗贼，都由他护庇。如果只根据表面情节，惩处李邦，不惩处李衷，仍然不足以警戒奸顽。臣的愚见，以后凡是泉漳生事的大族，必须仔细查访，像这样暗中提引线索的人，以及敢于率领众人打斗的人，重的杖毙，稍轻的充发远省，使众人知道警戒，不敢做主张倡率的人，或许这种风气可以逐渐平息。而充发远方的人，地方遥远势力孤立，也一定不能附和为非。再则泉漳两府，向来因为防备海寇，家家有刀枪器械自卫，于是沿袭为积习，认为理所当然。现在应该借此机会格查收缴。但地方守令，以及营汛员弁，如果不善于办理，稍微假手胥役目兵，不但滋扰百姓，而且所收缴的也不能清楚。臣先拣选最紧要之处，选择能办事的人

译文武各员，立即进行查收和料理。其余的依次料理。这是为了惩戒为首的人，以及查收枪械。臣必定竭尽全力办理，期望取得成效，绝不会因循守旧、拖延迟缓。谨此一并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