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八户政二十三漕运下

译大约可以征调四百艘船。每艘船可装载大米一千五百多石。稍微使用兵船护卫，出尽山后，便驶入大洋。关于装卸的期限、运费的开销，都与之商议制定章程，以应对突发状况。交接卸货如果迅速，一年可以往返三次。与河运相比，可节省三分之二的费用。后来因为河道重新疏通，于是就不再采用海运。然而，防患于未然的准备，圣人是不会废弃的。况且近年百姓困苦于徭役，徭役又因治河而加重，东南地区的民力已经枯竭了。运费增加则民力困顿，运费减少则民力宽裕。因此重新整理旧说，凡是考证于古代、参酌于当今的内容，都详细地记录在简册上，编成《海运考》一册。从前明代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国家都城在燕京，地处极北，而财赋收入都来自东南。会通河就像人体的咽喉一样，如果有一天粮食无法通过，立刻就会发生大祸患。迂腐的儒生过于长远地考虑，请求在太平无事的时候，寻找元代海运的旧河道等等。”这正是我的志向。况且以圣人治理天下，山川显灵，也不必寻找遵循旧路，来作为千虑一得的成效。但以臣子过度担忧的心情，又有什么事做不到呢？所以不忍心舍弃，综合叙述这些内容。或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将江浙全部漕粮的十分之几，试行海运，可以吗？

译海运考（上）

浙江巡抚阮元

会通河既然有所堵塞，而胶莱河的故道又难以迅速恢复，那么不如采用大洋转运。现在试着将海运的费用与河运进行比较。按照元朝至元二十一年的规定，确定运输粮食的脚价，每石给予中统钞八两五钱。后来逐渐递减至六两五钱。元武宗至大三年，因为福建、浙东的船户，到平江装载粮食，路途遥远、费用浩大，统一增加为至元钞一两六钱，香糯一两七钱。至大四年又曾增加到二两，香糯二两八钱，稻谷一两四钱。元仁宗延佑元年，斟酌距离远近，再次增加其价格。福建船运糙粳米每石十三两，温州、台州、庆元的船运糙粳、香糯，每石十两五钱，绍兴、浙西的船，每石十一两，白粳的价格同稻谷，每石八两，黑豆每石依照糙白粮的例给予。又元成宗元贞元年，减少海运脚价钞一贯，计算每石六贯五百文，定为法令。依照当时的至元钞法计算，每花银一两，折合出库二贯五文，那么六贯五百文，相当于当今银三两二钱五分有余。所以邱浚进献《大学衍义补》，认为海船一载一千石，可以抵得上河船三艘，使用的士兵大大减少。河运漕粮比起陆运节省十分之三的费用，海运比起陆运节省十分之七的费用。虽然存在沉没溺亡的祸患，但是节省了牵引士兵的劳苦、驳运浅滩的费用、依次等候的守候，利害也相当。如果以明朝末年漕运正米四百万石来计算，河运公私耗费粮食八百万石，如果采用海运只给予耗米和月粮一百六十万石，每年节省六百四十万石。其便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明朝人仍然犹豫不决，他们的策略好像一定要出于胶莱故道才行，不过是因为“漕运耗费财物，海运耗费人力”的说法，在心中存有芥蒂。哪里知道耗费财物过于严重，其受害的难道唯独不在人吗？耗费人力有方法，其受益的难道唯独不在百姓吗？假使海运施行而有效，用其剩余的力量，宽减东南的财赋，其得到的利益难道仅仅在国家吗？为什么不衡量根本，而只去计较末节呢。

况且元朝一代，运输的数目都在。从至元二十年，开始运输四万六千五十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八升四合零。至元二十一年，运输二十九万五百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五升一合。至元二十二年，运输一十万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九升二合零。至元二十三年，运输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三斗四升九合零。至元二十四年，运输三十万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八合零。至元二十五年，运输四十万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九合零。至元二十六年，运输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一升六合零。至元二十七年，运输一百五十九万五千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五升零。至元二十八年，运输一百五十二万七千一百五十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一斗六升零。至元二十九年，运输一百四十万七千四百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三升三合零。至元三十年，运输九十万八千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二升二合零。至元三十一年，运输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三十三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二升一合零。元贞元年，运输三十四万五百石，到达如同数目。元贞二年，运输三十四万五百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一升零。大德元年，运输六十五万八千三百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一升五合零。大德二年，运输七十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一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四升九合零。大德三年，运输七十九万四千五百石，到达如同数目。大德四年，运输七十九万五千五百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八合零。大德五年，运输七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石，所损失的细微部分，每石三升三合

译五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五合有余。三年。运输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四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八合有余。四年。运输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五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三勺有余。五年。运输二百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四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三合有余。六年。运输三百二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一升二合有余。七年。运输三百二十六万四千六百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四合有余。至治元年。运输三百二十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一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九合有余。二年。运输三百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一合。三年。运输二百八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六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四合有余。泰定元年。运输二百八万七千二百三十一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四合有余。二年。运输二百六十七万一千一百八十四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一升二合有余三年。运输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八十四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三升六合有余。四年。运输三百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四合有余。天历元年。运输三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二十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一升二合有余二年。运输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损耗细微。每石损耗五升一合有余。总计上下四十七年中。每石的损耗。除去三斗四升九合的一年、一斗六升的一年外。其余最高至九升二合为止。那么其明显的成效也就可见了。

译因此，明朝末年的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胶莱河道无法开通。想要沿袭永乐初年的做法，例如山东巡抚梁梦龙，派遣指挥王惟精，从淮安运米两千石，从胶州运米一千五百石，分别命令它们出海到达天津以测试海道，没有不顺利的。其中淮安到天津，计算有三千二百里，顺风二十天即可到达。上报朝廷商议认为海运可行。而科臣宋良，辅佐山东左布政使王宗沐继续推行，不久因小挫折就停止了，实在可惜。那么实行起来该怎么办呢？如《筹海图编》所载太仓生员毛希秉的论述，似乎也可以采纳。首先招募沿海渔人、丁盐徒、番客，寻找辨认海流，以开辟运输航道。就像广东的船能到达漳州，漳州的船能到达宁波，宁波的船能到达崇明，崇明的船能到达通泰海州。从此以北，难道没有认识海路的人吗？那么任用人员是首要任务。其次应当兼采漳州船和蜈蚣船的形制并斟酌其中，有风则扬帆，无风则划桨。打造有法度，处置得宜，何必担忧耗费人力的说法。我曾观察沙船装载芦苇，山船装载竹子，如同漂浮的竹片一样，所以很少发生漂没溺亡。提议仿照刳木为舟的制度，上面留一个孔，用来进出米粮，全部用油灰黏合缝隙，附在海船两旁，以备不测。那么船只应当详细考究。至于实行的方法，或许先下诏江南，有能寻找恢复元人海运故道的给予赏赐；有能自备人船进行海运的，每运米一万石，给予耗米月粮四千，仍然允许带货回盐，永远不抽税。仍然严格禁止私自下海，不得侵犯他们的利益。谁不愿意运输呢？但应当招募番客、丁盐徒，以及傍海大户中习惯海涛的人，听任他们的意愿，不可强行规定内陆不习水性的军民，以败坏此事。那么政令应当专一。由此讲求测浅占风的方法，研究定盘望星的规则，详细确定放洋泊舟的地方。实行起来便捷，仿照元朝春夏两运固然可以；实行起来迟缓，仿照明朝三年两运也可以。确实有像所说的沙民富裕而海上的盐盗平息，解纲节省而农民的田耗减少，运卒休息而卫所的行伍充实的情况。那么东南民力所系，它对国家计策的关切难道不是非常巨大吗？

这篇文章作于嘉庆年间，所以所议论的任用人员、制造船只以及讲求风向停泊等事，尚且依据元代造船招募丁役而言。如果道光六年所实行的海运，则是从上海雇佣商船，因为商船由大洋往来关东，一年数次，驾驶得宜，更番无失，而且比官造船只更为简捷。然而雇佣商船转运漕粮，此前没有实行过，所以当时议论不及此。

道光六年海运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的漕白正耗米，共计一百五十一万七百七石三斗一升一合一勺八撮，又天津收买给船余米六万五千七百五斗，共米一百五十七万五千七百一十四石一斗一升一合一撮八勺。除去在洋遭风未经到津以及因风松舱短交请豁米三千八百八十六斗五升外，实际到津米一百五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石六升一合一撮八勺。以前项漂失米三千八百八十六斗五升验算，计每石短少米一合九勺六撮一圭六粟，附载于此。

海运考下

浙江巡抚阮元

海道如果可行，那么浙江的粮食应当从何处起运？有人怀疑即由杭嘉宁台诸府入海，却不知道不是这样。按照此事，元明两史虽然没有明言，然而以事迹核对，似乎都是运到太仓刘家港，上海船启行。考证史书，至元二十二年，用军队万人载江淮米泛海，由利津到达京师。又二十五年以前，江南米陆运到淮安，换船，然后入海。那么当时还没有完全使用刘家港海道。等到武宗至大四年，用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领海船，从洋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都损坏，年年如此。又湖广江西的粮食，运到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也不是江中所宜。于是用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作运输。这是完全使用刘家港入海的开始。从此以后海运的船只，总停泊在这里。所以至元十四年十一月，下诏江浙等处粮食，尽数赴仓等候海运，那么刘家港应当自有粮仓。浙江断无另外自行赴海起运的道理。况且元末方张之乱，史书特别记载下诏派遣兵部尚书巴延特穆尔（《元史》作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在江浙征调海运，先由海道到庆元抵达杭州，率领海舟等候在嘉兴的澉浦，而平江的粮食，辗转到达杭州的石墩，又一舍之后抵达澉浦，才装载到船上，海滩浅涩，亲身经历艰苦，那么此前不经过这条路可知。所以平江的粮食，反而运到杭州。如果本来就从嘉杭入海，这话不是多余吗？虽然其后户部尚书贡师泰，用闽盐换粮，由海道运到京师，或许仍然由此处，然而都是多事之秋，其实不是本意。到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令征南大将军汤和在明州造船，运粮输往直沽，海上多飓风，输往镇江而返回。又二年，令户部在苏州太仓储存粮食三十万石，以备海运，供给辽东。五年命令靖海侯吴桢督海运，总领舟师数万，由登州饷

译辽阳。二十五年。命令海运苏州太仓的米六十万石。供给辽东的官军。这些都是战乱时期的权宜之计。所以入海的地点不统一。但大局上也只是从太仓出发。所以《万历会计录》说。永乐元年。命令江南的民粮。全部运到太仓州。在平江刘家港。用海船绕过登莱大洋。到达直沽。每年六十万一千二百余石。那么将昆山州改为太仓卫。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此海陆兼运。到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建成。然后命令太仓原本缴纳的粮食。全部改缴淮安仓。不再海运。淮安也可以入海。而瓜仪的梗阻。前人已经论述过。所以海道起运。断定以太仓为最佳策略。至于到直沽这一路。《元史》所说的。到京师的，是统称罢了。《浙江通志》所说的到通州。似乎也专指米而言。其实还有许多曲折。查至元二十四年。内外分设漕运二司。其中在外面的。在河西务负责接运海道粮食事务。而《万历会计录》说。永乐二年。命令总兵官统领官军海运。又因为海运粮食到达直沽。用三板划船装运到通州等处交卸。水路搁浅。延误海船返回。命令在小直沽收粮一十万四千石。河西务收粮十四万五千石。转运北京。那么船重不能全部到达通州又可知。大概南边以太仓起程。北边以天津交卸。海船的用途就是这样罢了。只有史书说淮边两道用军运。那就与兑运无异。应当仍然设置小船。用来拨运入海罢了。我朝青州薛凤祚著《两河清汇》。内附海运数事。其中海道不经过浙江的。也知道浙江没有可以起运的地方。然而起运不在太仓而在淮安。似乎与元明两史不合。难道因为仪甫的精核。反而疏于考证吗。或者沙水有今昔的差异。也未可知。这又在于推测判断的一种方法了。至于观察风色的方法。邱浚引用沈氏《笔谈》。每天五鼓初起观察星月明洁。四周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就可以行舟。到己时就停止。就不会遇到暴风了。中途忽然看见云起。就立即转舵回船。仍泊在旧处。这样可以保证万全。永远没有沉溺的祸患。然而这也是一隅之见罢了。如《海道针经》记载想要到某地的。必须先定某针。然后把一昼夜分为十更。以燃烧香枝的数量为度。把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面行走检验风的迅缓。确定更多的多少。可以知道船到达某山洋界。这样的话那么转舵回船的说法。恐怕也是臆断。总之行海在于熟习。神而明之。在于其人。甚矣。得人的适宜是首要任务啊。

译如果用海运的说法告诉别人，人们没有不认为他的话像银河一样荒诞不经的。然而假如河运确实良好，这件事确实属于过分之举；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海运难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吗？所以《大学衍义补》也说：先下令给福建、广东两地的藩司，访寻旧时通过会通河出海航行的人，允许他们自首，免除他们的本罪，以及征调惯于驾驶海船的丁役，命令有关部门优厚地供给路费。等到他们到达后，询问其中了解海道曲折的人，让他们陈述海道的情况，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官职赏赐，让他们监督工程，依照海船的式样，制造运船以及所有合用的器物，就委任官员统领这些人，从苏州出发，经过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直达直沽沿海的地方，踏勘是否可行。先造成十几艘运船，交给他们驾驶，供给月粮，让他们沿海巡视，经过停泊的地方，所到之处以山岛港汊作为标识，询问查看是哪个州县地方，一一记录，编成图册。让他们往来十几次，已经通晓熟悉，保证决然可行无疑，才在昆山、太仓造船起运，可行就进行，不可行就停止。这件事，这番话，未尝不是一千次思考中得到的一次正确见解。所以说，可以乐于成就事业，难以在开始时进行谋划。

江浙的粮食总应当汇聚于吴淞海口，古今情形大致没有不同，只是本朝的海道比起元、明两代尤为便捷，商船驾驶也更加精详，这是因为承平日子长久，往来熟习的缘故罢了。

海运论 嘉庆十六年

高培源

将漕粮转运于海上，始于元朝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晖奏请开凿会通河，以疏通漕运。然而河岸狭窄水浅，不能承载重物，每年运输仅数十万石，所以整个元朝，海运没有废止。等到元朝末年，会通河淤塞，所以洪武初年转运粮饷到辽东，仍然沿用元朝的海运。永乐初年，户部尚书郁新奏请淮河运输，于是参用淮河、黄河两种运输方式。淮河运输是浮船于淮河进入黄河，到阳武陆路拖拽一百七十里抵达卫辉，再浮船于卫河，所以又称为陆运。然而海运多险，陆运也艰难。自从永乐九年开凿会通河，到十三年河成，海运才开始停止。隆庆以后，屡次发生河患，梁梦龙、王宗沐等人请求恢复海运。那时台谏诸臣，各有所见，所以议论搁置不实行，实行了又立即停止。海运的危险，人人都知道了。但是元朝一代实行它，洪武、永乐两朝也沿袭旧制，朝廷大臣没有提出异议的，是因为熟悉海运的道理。宋礼开浚会通河，本意不想废除海道，三年两次运输，与河运并行。接着因为河运大通，不再沿袭前议。我朝康熙三十九年，清口淤塞，圣祖仁皇帝曾将海运交给部臣议论奏报。总河张文端鹏翮奏称淤塞的地方，再加以疏浚，来年粮船，自然通行无误。随后封闭六坝，疏浚运河，增加帮运口至海滨两岸的堤工，于是运道通利，所以按照他的请求停止了海运。我皇上善于继承和发扬先帝遗志，念及河工，慎重对待国家粮储，开浚黄淮海口，不惜百万金钱，以成就治河的功绩。而睿虑周详，兼顾海道的变通，咨询洒带于大僚，作为准古酌今的计策。实在是因为东南漕运，既不能停止运输以治理黄河，又不便陆路转运以接济运输。江南正供，以石计算的，有二百八十余万。国家颁布常禄，供给军需，救荒赈灾，都出自其中。如果草率尝试，使之进入深不可测的海洋，议论的人不是斥责为好奇，就是指责为尝试。斥责为好奇似乎有理，然而王宗沐旁门之说，张采后户之喻，未尝不以河运为正，以海辅河，即以奇济正，奇难道违背正吗？海洋浩漫，惊涛骇浪，势所时有，又其间礁石流沙，分支歧路，潭渊深广，指责为尝试，固然不足怪。然而离开常规谈论变通，那么断潢绝港，载舟覆舟，往往起于意外。如果能够审察其弯曲直顺，辨别其险夷，万里汪洋哪里见得没有可以遵循的道路呢？朱清、张瑄开创海运，起初无虑十五六次往返，实行十年，才重新开辟新道，则不是贸然任事，审察清楚了。我朝自江南以至直隶，沿海水师，每年放洋巡哨，海径曲折，兵弁类能谙熟。想要实行海运，适宜命令熟识的将弁，携带商船伙长，从南到北，测水势，辨沙色，从某处到某处，凡是套岛屿，可以泊舟，可以避风，先做标识，绘成一图。于是仿效王宗沐、梁梦龙的遗意，拨出正兑的十分之二三，按图试探。等到往返路径熟习，如先臣谷应泰所论，成山、直沽，无异安澜，然后取岁运正额，仿效元人春夏二运的例制，分番起运。将看到高大的船只，十几天聚集而至，比起内河守浅，千人纤挽，蚊负蚁行，那么劳逸的不等，固然难以用倍数计算了。

海道

海终古不变，行海之道不能不变。江南大海，距离天津四千余里。元人海运，十年之中，道路三次变化。明初仍用元朝旧道，后人新开海道，见张采《海运论》中。其后间行海运，又自淮河出海，则有明海运，又不止三次变化了。我朝东南漕艘，全都从会通河转运，只有关东商贩，必

译渡海以追求捷径容易。即所经历。证以史志。五百年来。海道的变化。有不能更仆数者。考察元明出海。必由刘家港。如今刘家港外。几乎淤积为平坦的陆地。商船都进入吴淞口。那么出发地点的不同一也。元明运粮船。自崇明三沙转廖角嘴。如今廖家嘴淤积变浅。嘴内有大阴沙。与戏台沙相连。海船不能出入。改由崇明的十〇。那么出口的不同又一也。商船自老宝山嘴。航行一千三百余里。有大沙从西南斜亘向东北。长几乎千里。宽二百里。而元史明史及其他志乘所记载的元明运道。未记载此沙。那么沙洲阻塞有前后之异也。元明自黑水洋。沿绿水洋。即望见成山。投威海卫停泊。如今未至成山百六七十里。叫石岛。居民稠密。篙工伙长。有交易往来。而石岛之名。旧称荒僻。那么地势有今昔之异也。成山昔称水深一仟尺。船不可靠近。为南北扼要之地。如今与劳薛诸山。矗立在平地。那么水陆已有变迁也。成山之外。通志详细记载坞岛。如今海中有小岛。称为小成山。波涛冲击。潮水迅疾如箭。而志乘不与鹿岛驼圈并列。那么记载也尚有缺略也。自刘公岛至沙门岛三白余里。或西行至芝罘岛。转向西北而至。或径直指向西北。不经芝罘。或由新河海口蓬莱岛以至沙门。那么同一条路中又有岔路也。总而论之。沿内海而行。沿山寻找。水多沙礁。朱清等人畏惧为险恶。而明洪武永乐后。仍沿用此道也。如果径直驶入大洋。沿殷明略故道。那么船无搁浅触礁之患。而路更直接快捷。所以元人海运。开始则经年而至。后来则旬日而达。考察其险夷。稽其迟速。也在航海者谨慎选择所从而已。

译江南海道

江南的地理形势，东面濒临大海。南起金山，北至赣榆，绵延一千二百多里。口岸从海州的荻水往下，如柘汪、潮河、朱蓬、唐生、范家、青口、兴庄、小河，到安东交界处的云梯关为止。淮安有盐城、庙湾、窈子、新洋、野潮、龙；扬州有刘庄、白驹；通州有进鲜、掘港、石港；苏州有福山、徐六；太仓有七鸦、刘河；松江有吴淞口，都可以出海。而元朝海运的出口，只以平江的刘家河为标准。明朝初年还沿袭元朝旧制。自从会通河开浚后，专门实行河运。到隆庆四年，邳州河道淤塞一百八十里，皇帝下诏商议海运。五年，王惟精从淮安运米二千石入海，用来试验海道。六年，王宗沐运十二万石从淮安出海，两个月到达京城。后来沈廷扬率领淮安水次粮一万石，也从淮安入海，抵达天津，不再遵循刘家河的故道了。后来的议论者，有的想让江北各郡的漕粮从淮口出海，常州、镇江的漕粮从丹徒的月城出海，苏州的漕粮从福山出海，松江、太仓的漕粮从刘河出海。然而淮河从云梯关内淤塞的将近二百多里，关外到海口一百多里，水漫沙停，也都淤塞。丹徒出江，水势迅猛湍急。福山虽然是通途，但港口浅而窄，承受不了重载。刘河近来被潮沙堵塞，商贩往来，都归向上海。内地水道，已经和元明不同。江海广大，变迁尤其严重。如崇明岛从北迁移到南，海门县既坍陷又涨起。狼山旧时在江中，现在矗立在高原上。云台山本来位于海外，现在涨起与内地相连。用古代的例子来类比今天，这类情况不可尽数记载。现在想要寻求江南海运的出口之道，综合南北考虑，以吴淞江为便利。吴淞江从太湖分流，经过吴江县城东南，转向东北，历经庞山湖、唐浦角、直浦、淀湖，汇合五浦，从上海新闸口流出，到陆家嘴，与黄浦江合流入海。靠近闸口潮势迅猛，到处水深通畅。苏州、松江四郡一州的粮食，沿着这条路线出海，直达崇明岛的十〇沙。计算其放洋的远近，与江行相等，而且很少有险阻的祸患了。

山东海道

南方的漕粮泛海，必定经过山东到达京城。而山东斜向横跨东北，海船必须向东北行驶，经过成山，才开始向西行驶，再转向西北，最后到达天津，迂回的道路将近二千里。所以元朝人商议开凿新河，开凿麻湾到海仓三百多里，以避开大洋二千里的危险。然而元朝实行几年后就停止了。明朝时王献开凿马壕而没有成功，刘应节开凿匡庄而中途废弃。此后程守训、高举、颜思忠、杨一魁相继奏请，都没有施行。本朝雍正三年，朱轼奏请开凿山东胶莱运道，皇帝下诏内阁学士何国宗，会同山东巡抚陈世倌，详细查看并奏报。不久因为分水岭的碙石、糜沙，高于海口两丈多，而且麻湾以南，水底都是石块，海仓以北，满眼都是壅塞的沙，潮汐每天到来，工程难以施工，覆奏后停止。这样胶莱新道，无需再商议开浚了。其余出海的港口，从安东到海丰五十六处，都是通行的津渡。因为不关乎两省的运道，所以不记载。只有沂州、青州、登州、莱州、武定五府州属，三面濒临大海，形状像单独的舌头。南起安东卫的岚山口，沿着海岸东北行驶到宁津卫，向北转折经过成山，又转折西北到小清河口，是直隶沧州的边界。计算路程共一千四百多里。《莱州府志》分记十程，从鹰游门到大沽口，凡是岛屿汊港可以停泊的，拦礁嘴脚应该回避的，左右邻近岛套可以系泊的，没有不一一详细记载的。然而所记载的山岛，已经有一半成为陆地，而沿岸快速行驶，一旦遇到东风猛烈，就有触毁的恐惧。王宗沐不熟悉海道，沿着这条路行驶，所以导致事情失败。所以今天商船往来，只遵循殷明略开放大洋的道路。培源认为江南海运，必须经过山东洋面二千四百多里，所以既考定了水程，又论述其大略。

议放洋

吴淞江以外，放洋的道路有两条。一条从老宝山嘴趋向崇明十〇沙，向正东行驶到畲山西脚，开放大洋。一条转过崇明岛，从海门北岸，缓缓向东行驶，出廖角嘴放洋，这是元朝海运的故道。然而一出廖角嘴，就遇到楞头阴沙，稍南是小横阴沙，再东是大横阴沙，一望无际的浅滩，隐隐约约二百多里，潮退时可见，潮涨时淹没。即使是熟悉海路的舵手，还时时用篙点测。而且大阴沙涨塞，逐渐与戏台沙相接，重船难以行驶，不如南岸便利。现在重运开洋，似乎应该从南岸的崇明十〇沙作为正道。

议雇船

海船工料浩繁，一时难以制造。查《会典》记载粮船回南因冰冻受阻，不能按期归位，允许和雇民船，似乎应该请求照此例，在沿海各属雇募。然而船户不像隶属籍贯的旗丁那样，应该派遣殷实的船户，先取其本籍邻里的切结，五船互结，府县印结，造册通详，才不至于贻误。如果有更换，也取各结造册。六年无过失，照旗丁例优奖。受雇逃亡者，先令出结之人，另行

译雇佣、补充。由本人缉拿归案并治罪。

译关于商议船价

雇佣商船，应当按照民间价格支付。江南每年漕运粮食到京师，根据《会典》记载的数字计算，除去留作本省经费的部分，共得到正兑和改兑米一百五十九万四千六百九十四石有余，随正粮起交的耗米三十八万一千七百七十石有余，白粮六万九千四百四十七石。雇佣海船，经费自然应当筹款抵补。查《会典》及户部则例，记载江南漕船三千九百三十六艘，漕粮经费包括船耗、给运军沿途折耗、轻赍，漕船到达通州后，根据运道远近，每船给予羡余银两，又按照到达通州的米数，每石给予担夫银两作为赠贴。明代漕粮由军民交兑，百姓遭受需索之苦，国初改为官收官兑，因此酌定赠贴，江南每运米一百石，赠米五石，银五两或十两不等，随漕粮征收，由官府支给。行月、行粮在出运之年，军弁支取月粮，或折银，或银米各半，沿途给发津贴。江南运屯各府州属军民屯田，每亩征津银一钱二分至一二分不等，用于贴赡苏州、太仓、镇海等三卫漕船，每出运船一只，在行月之外，给旗丁贴运银二十两二钱七分七厘有余，金山帮每船一只，给旗丁赡运银二十一两四钱八分有余等项。向来这些项目都是体恤旗丁的费用。如果实行海运，海上航行迅速，请将船耗二十二万有余，以三分之一仍作为沿途折耗，其余的米请参照各省截留漕粮的年份，将漕耗银米照数征收，分别支解的成例，提取作为船价。其余如赠贴项内的漕赠五米、漕赠十银五银，轻赍项内的二六加耗折征银两，行粮月粮项内的余米，屯田津贴项内的余租，共计米不下四五十万石，银不下三四十万两。如果实行海运，运船和运丁都已减半，各项银米都可以提取一半充作费用。对于出运旗丁应得的分例，照旧给发，这样上不耗费国库，而旗丁的劳力也不致疲乏。

关于商议旗丁和军官

漕船选用卫军，定例每船正运、副运各一人。海船所载，仍照前例，十艘船由领运卫千总一人统领，由武举一人随船效力。一人所辖的船只，标明旗号，使停泊时便于稽查。至于河运的运弁，分年轮流休息，旗丁则三年更调，以防作弊。如果海运只依靠熟手，适宜长期任职。所以元朝用人，必定让他们长期从事其事，按照资历优厚升迁而不更换其职务。如朱张任万户府几乎二十年，黄头公唐兀世雄也前后九次渡海。明朝洪武年间海运长期任用张赫、吴桢等四人，永乐年间也只由平江伯陈瑄总领其事。以此类推，那么运官、运弁、旗丁作何年限更换，应当与内河的成例稍有变通了。

关于商议回程带货

查户部则例，重运粮船，每船准许携带土产一百石，舵工水手二十六石。等到回程空船时，每船准许携带梨、枣、瓜、豆等四项食物六十石，免除纳税。如果有多带，各按成例征税等语。但是粮船运米，一船仅五六百石，商贩海船，有多一倍以至三四倍的。带货多少，似乎适宜准许按照运米的石数，来确定各船所带的数量。至于海上航行必须重载，回程空船时，除核定所带货物，发给票证优免外，其余仍照商船纳税的成例，到各关卡完纳关税。舵工水手回程空船，本来没有带货的成例。现在海上航行危险，似乎适宜酌情允许回程携带若干石，一体免税，并免除船税，以示优恤，使大家踊跃从事。

关于商议赔偿豁免

《会典》记载漕船偶尔遭遇风浪，在河、淮、江、湖失事的，如果漕船漂没无存，地方官勘实报告总漕题请豁免。如果漕粮进入海洋，比江河更险，偶尔有漂没，自然必须遵照题请豁免的成例。至于海船向来是满载，如果风猛浪高，船将沉溺，就将货物抛弃十分之二三，使船轻浮在水面，名叫松载。漕粮是朝廷的正供，万万没有抛弃的道理。应当命令海船只装载八分，即使遇到风暴，自然可以没有沉溺的忧患。

漕粮兼资海运疏

蓝鼎元

我私下认为京师百姓的粮食专门依靠漕运，每年转运东南漕米数百万石，由江淮运河到达通州。百官的禄廪，满汉军民的饭食，无不仰给充裕，储积饶富，美好而盛大啊。然而我观察山东、北直隶，运河水小，输送艰难，有剥浅的费用，有挨次等待的守候，军夫整天牵挽，走不上几十里，他们的劳力很辛劳，而费用很巨大。大概一石米到京城，耗费十石米的价钱不止。我想到民食关系重大，千万百姓，家室的依靠，仅恃运河二三尺的水，似乎适宜多方筹划，拓宽途径来输送。想要寻求节省劳力、减少费用的策略，作为国家宏远的规划，没有比兼用海运更好的了。海运的方法，在元朝实行过，已有明验，不是我愚昧，穿凿附会，凭主观臆断妄逞己见。元初平定宋朝，因为河运不便，自从伯颜提出海运的建议，以沙民朱清、张瑄、罗璧等人，能识别海道，设立运粮万户府三处，让这三个人负责，海运于是兴起。起初每年运四万余石，后来逐渐增加

译（漕粮）多达三百余万石。百姓没有转运的劳苦。国家有积蓄的富足。《元史》认为这是一代良法。如今的海道已经变得平坦通畅。福建、广东的商民都知道这一点。臣生长在海边。熟悉海船出行的便利。商人建造船只装载货物。从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多天。就能到达天津。北到关东。南到胶州。上海、乍浦、宁波。都是福建、广东商船贸易的地方。往来岁岁如此。天津现有的福建船只可以询问。也很少见到有翻船淹死的。况且翻船淹死乃是天命。凭借民间市井数十个小百姓的福命。尚能顺利渡过风涛。作为奉养父母、养育子女的资财。何况圣天子深切关怀百姓。为亿万苍生创造无尽的福命。一定知道海神显灵。船只安稳。与内河航运是一样的。臣观察《元史》所载。也有每年翻船淹死的情况。然而将损失的数目。分摊到各船上。每石所少的无几。有的七八升。有的三五合。只有一次少到二斗四升。被视为大异。比起河运漕粮的损耗。还是所得更多。臣认为海运之法。在今天确实可行。请先行拨出苏州、松江漕粮十万石来试验。派遣一位实心任事的官员。雇佣福建、广东商船。从苏州、松江运到天津。再用小船转运到通州。看其运费多少。与河运相差多少。如果试验后确实可行。请将江南、浙江沿海漕粮改归海运。河南、湖广、江西、安徽仍旧河运。特别设立总督海运大臣一人。驻扎在上海、崇明等地。兼督三省水师军务。将江南、浙江、山东水师官兵。改归统辖调遣。巡视哨探各洋面。三省海洋盗案。专责其成。裁去崇明总兵官。设立海督标中军副将一营。左、右、前、后游击四营。分拨军官士兵押运。以二月半春分前后起运。八月停止。各运至天津交卸。运船以福建、广东的赶缯船为主。赶缯是尖底船。从崇明三沙放洋。向东行尽山花岛，在五沙头直放黑水大洋。取道成山转向西。经过刘公岛、登州沙门岛、莱州大洋。进入界河直到天津。顺风不过八九天。若用江南沙船。则从崇明逆流而上至淮河、胶州。都在内洋行走。内洋多沙洲浅滩。只有平底沙船可行。沙船所载很多。但只用布帆。只能顺风驾驶。若迎风逆涛。则寸步难进。倘若一年间运一次。也可以使用。臣又有臆想创见。沙船可行的道理。则台湾舢板头船。在此处最为相宜。其船式短而宽。只载六七百石。入水不深。轻快稳定。不论内洋外洋。不论风涛顺逆。都可以无虑。想要运漕粮数量多。此船似乎不可缺少。宜在江南开设船厂。分造赶缯、舢板头等船。招募福建、广东舵工水手。供给军粮。令其驾运。海船与河船不一样。河船怕浅宜于轻。海船怕飘宜于重。河运时家人团聚舟中。海运时舵工水手。都是只身数千里外。不能没有内顾之忧。须在每船载满后。量留一二百石余地。允许舵工搭载私货。体谅其情而抚恤其劳。自然无不踊跃从事。况且南方货物。都可以聚集京师。而回空的船。也可以装载北方货物以资助江浙。上下海关。都可以多征税课。尤其有利于国家富裕、百姓富足之道。每船安置大子母炮数位。鸟枪、火药、搭钩、牌刀足用。若遇贼船。便可顺势擒获。臣深知海洋宵小伎俩情形。断定不能为患害。伏思海运最为便捷。节省劳力费用。而向来没有人筹划到。一则因为不知道海道。一则害怕风涛漂溺。一则担心在洋盗劫。如今这三者都可以无虞。而且不仅粮船平安。凡商民都蒙受其福。这确实是可行的。况且舢板头船一设。可以无处不入。天下的岛澳险阻。都坦然在掌握之中。这是海督水师。甲于天下。而京东有了万里金汤之势。臣思天下的舟楫之利。没有比得上福建、广东的。而江南则逊于浙江。山东又逊于江南。海洋万里。不啻如同室内。天下的船都可以直抵山东。日本、琉球。也不过是一水之便。京东畿辅近地。海口宏大开阔。没有关隘阻隔。如今幸蒙睿虑周详。设立天津水师。这是元明两朝所未及的。万年久安长治的大庆也。若再行海运。设立海督联合山东、江浙为京东一大水师。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夷。上可以飞挽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惟皇上宸断举行。则天下万世幸甚

译海运提要序

谢占壬

我私下认为，史书所载的运输粮食的权宜之计，没有比海运更直接快捷的了。只是因为偶尔实行，在最初规划时未能完善方法，导致弊端在长久积累中产生。我们皇上励精图治，在嘉庆十五年间，偶然因为漕运稍有延误，就命令大臣尝试办理河海兼运的方法。江浙两省的高级官员，仰体圣上心意，委派官员详细查勘海道，并询问装载情况，这确实是深谋远虑、有备无患的至意。可惜因为舵手水手等人，未能斟酌情理，切实禀报，一概声称多有阻碍，不便举行，于是再次中止。我只是一个海隅末流的商人，不懂国家政事，只是自幼航海经营，亲身经历多年，从福建到奉天，常年往返，凡是经过的情形，无不随时记录。我不揣冒昧，私下认为海运漕粮的事，不难在装载，而难在官府事务与民情互相参议罢了。那些舵手水手的技艺，是亲身尝试而非老师传授，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而局外之人凭空询问其情况，必然语言矛盾，关键之处没有凭据。况且运粮的规则，从未经历过，尤其不免有畏难的想法，内心纷扰。既然实情不能上达，那么委员从何核实详情呢？苏轼《石钟山记》说：“士大夫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所以不能知道；而渔夫船工，虽然知道却不能说。”正是这个意思。况且海程辽远，更不是浅尝者所能心领神会的。我久历海滨，对于运载的成规，舵手水手的约束，以及风波的趋避，汛期的防守，向来熟视。至于运漕的具体事宜，不是我敢妄自拟定的。只是近年来在天津经商，得知大概，通盘计算，分条陈述，写在下面，以备大人君子有所采择。

古今海运异宜

驾船航海，自古就有。但要论其主旨，现在胜过古代，近代更胜过前代。其原因没有别的，在于船师是否熟悉罢了。江南的海船前往天津、奉天，所经过的海道，如吴淞口外的铜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阴沙、五条沙，都涨在水底，贴近西岸。而沙脉以东，海面深阔无边。船只行驶到这里，只需向东开行，以避开浅滩。熟悉的人用更香定时间，辨别泥色，衡量风潮的缓急，测算海面的路程，趋避原本有适中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驾轻就熟。不熟悉的人，或者避之太过而迂回遥远，遇到风浪就难以迅速收船靠岛；或者避之不及而搁浅，只能抛弃货物以保全人船。针向差之毫厘，路程谬以千里。这是古代疏漏而现代严密的第一点。又如登州所属的石岛、俚岛、鸡鸣岛，威海卫的芝罘岛、庙岛，都耸立在海滨，环抱内港。船只行驶到这里，如果遇到风潮不顺，都可以进港避风。熟悉的人知道各岛门户的深浅，各门潮水的顺逆，转旋有法，行止从容。不熟悉的人，船靠近山边不知进退，水山相激，最容易发生疏漏。这是古代生疏而现代熟练的第二点。陆路可以引导而行，海船不能并驾齐驱，每船都需要熟悉的人，不能向其他船只问路。前代天津、奉天，通商不广，江南的海船，多到胶州贸易，不需要经过登州。那么登州海面，既然没有商贾往来，船工的技艺，无从练习。所以前明海运南粮，是从江南出口，运到胶州，仍用漕船，由山东内河二千多里，运到登州，再装海船，转运天津。这是一石米三次换船，一次运输三次增加费用。且不说耗费劳工，诸多不便，而且头绪纷繁，弊端百出，路程越远，耗散越多，都不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假使以前的船师，也能熟识海道，那么从江南运到胶州，已经绕出浅沙，经过黑水大洋，海程已经走了二千多里。如果想直上天津，不过再远千里，而且有沿途岛岸，可以安歇避风。为什么已经过了险远的外洋，反而避开平静的内海？可知没有阅览登州的潮汛，不知道潮水的盘旋；没有经历登州的海岛，不熟悉岛门的深浅，适宜其寸步难行。至于汉唐之际，航海较少，而且都城不靠近海滨，虽然有海船，无从运达。因此运河淤塞，改为陆运，转输劳费不堪，甚至河漕两务，两难调剂，形势使然。只有我们圣朝深仁厚泽，远近均沾。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的盛况，亘古未有。从此航海船工，互相讲究，凡是造舟的方法，操舟的技艺，器用的完备，山礁沙水，趋避顺逆的方法，无不逐渐推演逐渐准确，越熟越精。所以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一年只有两次，近来一年行运四次。凡是北方所产的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千万石。这海道的安澜迅速，古今利钝悬殊，又可想而知了。那么汉唐不实行海运，既受限于地界；元明实行而不长久，又受限于人力。至于我们朝筹划海运，则地势人工均超越千古，似乎

译不可以拿前代的情形作为类比依据。

译**行船提要**

江南的海船，前往天津的航程，必定从吴淞江出口，到达崇明南面的畲山后，向东北方向驶过浅沙区，进入深水大洋。早晨看见登州的山岛，便以此作为航行的标志，转向西行，从而抵达天津。所经过的江南洋面，水不太深，沿途可以抛锚停泊休息。进入山东的深水大洋后，没有沙礁搁浅的担忧，可以畅通无阻地航行，无须停泊。从登州到天津，沿途的山岛都隶属于内地，都有军营汛地驻守弹压。如果遇到风浪不顺，随处都可以停泊守候风向。江南的海船，名叫沙船，因为船底平阔，可以在沙面上行驶和停泊，稍微搁浅也没有妨碍。沙船常从沙港航行到淮安，以贩卖螃蟹为业，因此对沙脉的深浅最为熟悉。沙港，就是沙洲之间的深沟。浙江的海船名叫蛋船，又名三不像，也能通过沙区，但不敢贴近浅处，因为船身比沙船重。只有闽广的海船，船底圆而船面高，底部贴有三段大木，名叫龙骨。一旦遇到浅沙，龙骨陷入沙中，如果风浪不顺，就会有危险。这种船在南洋航行时，山礁丛杂，因为有龙骨，转弯躲避较为灵便。但如果前往天津，必须先到达江南尽头的山岛停泊，等候西风，向东开行一天，避开浅沙后向北航行，才能确保无虞。所以前往天津、奉天的航程，一年只有一次。如果是运输漕粮，只要雇用江南的沙船就足够了。各省的海面不同，船式和器具也因此有别，而驾船的方法、器具使用的技巧，也各有其精通之处，不是局外人所能完全了解其关键要点的。

**四时风信**

海船从江南前往天津，往来的快慢，都以风向为准绳，而风向则因季节不同而有所差异。春季西北风少，东南风多，从南向北航行，大约需要二十天；从北向南航行，逆风无法驾驶，必须等到秋后北风起时，才能返航。秋季北风多，南风少，从南向北航行，大约需要一个月；从北向南航行，大约需要二十天。冬季西北风盛行，从南向北航行则无法进行；从北向南航行，半个月即可到达。这是四季风向的常规。如果在沿途进岛等候风向，即使有延误，最多也不过一个月。内河行船，必须顺风，而且一旦遇到狂风，逼近两岸，尤其容易损坏船只。外海宽敞，只要不是正南北方向的逆风，都可以调整帆向驾驶。即使遇到狂风，在大洋中没有山岸冲撞的担忧，不会造成危害。只有外国洋船，体积比海船大几倍，如果错过顺风，寸步难行，必须等到次年顺风的时候，才能扬帆起航。至于暴风也有固定的爆发日期，沿途可以守候岛屿躲避。假如初十日是暴风期，初一那天船在江南，看到天气晴朗且有顺风，就可以扬帆起航，三五天内，即可驶到山东石岛，在岛内停泊，以躲避暴风期。风向除了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个方向外，还包括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共计八个方向。如果在海中遇到风暴，所忌讳的只是担心单面东风将船吹搁浅在西岸浅处造成危害。其余七个方向的暴风，或者将船吹停在北岛，或者收泊在南洋，或者闯到东海，等待风停后再返回，都可以无害。由此可见，四季的风向有常规可以揣度，四季的暴风也有定期可以依据，占卜方法可以参考。而不了解情况的人一概说风波不可预测，这不是有航海经验的人说的话。

**趋平避险**

夏至后南风盛行，海船从南向北航行，很少出现失误。立秋后北风初起，从北向南航行，也很少出现危险。春季四面风向不定，不像冬季北风那样紧急，即使出现危险，大约一千次中只有两三次。冬季西北风当令，从南向北航行则无法进行；从北向南航行时，如果遇到东风紧急，被吹到浅处，将船中的货物抛弃几成，使船载重减轻，从而安然无恙的情况是有的；或者到达西岸沙脉极浅的地方，搁浅漏水受损的情况也是有的；或者遇到西北狂风，被吹到外国，几个月后才返回的情况也有，但这在百次中只有一两次。这只有商人乘时逐利，出高价雇船，不得不冒险赶运时才会发生。如果是运输漕粮，就不会在狂风险阻的时候进行，只需要在夏季运输装载，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谚语说：“夏至南风高挂天，海船朝北是神仙。”意思是说从夏至到立秋，大约有四十多天盛行的南风，一年中履险如夷，正是在这个时候。

**防弊清源**

浙江海船的水手，都安分守己，不同于游手好闲之人。每艘船大约二十人，各有专职，规矩严整。他们生长在海滨，航海经营习以为常，就像乡下人务农、山中人打柴一样。而且都是船户选用的可信之人，有家有室，来历清楚。假如损坏一艘船，商货价值五六千金，船价也值五六千金，没有不协力同心、互相保重的。不了解情况的人或许担心货物被盗卖，谎报人和船一起失事。货物或许会被盗卖，但船可以藏匿，船册上登记有姓名、年龄、相貌、箕斗（生辰八字）的舵手、水手等二十人，终究不能永远藏匿而不出现。或许担心谎报船货在内洋失事，人从海边登岸，既然可以登岸，就可以就近向军营汛地、保甲报告，查验受损船只的痕迹。或许担心谎报船搁浅在沙中，将货物抛入海中，以保全人和船。这种情况只有在冬季北风紧急时偶尔发生，但也必定有前后众船……

译消息是可以查考的。如果运输漕粮，不在冬季狂风巨浪、逆风难行的时候，就绝不会发生这种事。总之，船户各自保全身家性命，舵手和水手等人也都有家眷和保人，彼此相互牵制。倘若其中有舞弊行为，一船二十人的言语举止和行踪动向，没有不暴露的道理。因此，商贾的货物，从来不用人押运，只以揽载票据作为凭证。约定好如果上面漏水、下面潮湿，导致数量短缺或受潮发霉，船户就按数赔偿。只有遇到不可预测的风波，船户和商家才各自无需赔偿。如今如果装运漕粮，假如出现数量短缺或受潮发霉，就可以按照商例进行赔偿。至于不可预测的风波这一项，夏季顺风北上，本来没有这种祸患。然而官方的事务章程，必须统一划一，才算是万全之策。于是想到内河运船到达北方，时日长久，沿途消耗的米粮必然很多，而在交付正米之外，还有升合的盈余。外海海运到北方，毫无损耗，那么盈余的米数，自然必然更多。万一遇到不可预测的风波，就约定用众船的盈余米粮，均摊赔偿弥补。这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只有盈余没有不足。同时可以使众船互相监察弊端，极为周密。至于在南边装船、在北边卸货，自有官府人员弹压维持秩序；在岛屿暂泊，也有军营汛地稽查；各省沿海口岸，都有关防。海船进出，必须查验船牌来历，哪里容许丝毫隐瞒。或许担心船数众多，散漫没有查考，那么就可以造册编排某户的船，规定装载某县的粮，分县稽查，尤其简便。更有经过的牙行，可以充当众船的保领，自然不用担心其散漫无稽了。

译海程捍卫

当今圣上施行政治，天下太平，四海肃清。商贾往来贸易，共同享受安乐利益。我航海经商，私下观察到南洋的军营汛地，防御严密；而北省的海路行程，更需依靠护卫。因为福建、浙江、广东三省的海面，悬起的山石丛杂，水不很深，如果战船缉捕，容易躲避。所以往年洋匪滋扰，都在南洋。江苏洋面，都有沙洲脉络，匪徒船只的底部，都有龙骨。一旦官船追捕，匪船陷入沙中，寸步不能逃遁。所以此前洋匪未平定，江浙商船赴北方运货，都到江苏运售，不敢载回本籍，这是匪船不过江南的明证。往年偶尔有窜入北方的，不是因战舰严追，就是被暴风飘至，冒险逃命，苟延旦夕罢了。山东洋面，都是深水大洋，向东望去渺无边界，无处避风；西岸山岛，统连内地，海船出入，必有军营汛地稽查，匪船无执照，不敢停泊在岛内，在悬海中飘荡，一遇狂风，无处立足。天津则有黄坝，以守卫门户；利津则有牡蛎嘴，以作为咽喉；奉天地势，东边怀抱旅顺，南面对登州，堪作海防关键。这四省洋面是天然的保障。有人担心外国商船，暗中到北洋游荡，不知道外国水土，仰赖中华药物以养命，比水火还急迫，正都感激恐惧不暇，怎敢暗中游荡犯法？而且他们所经过的海面，如七洲、沙头、清水泻、万里长沙、千里石塘，都是海中极险的区域，不是船身巨大，不能驾驶。而船身既大，行走必慢，我国家战舰商船，便捷如飞，利钝悬殊，防御尤其容易。至于他们分驾散船，在闽广浅洋，还可以齐驱并驾，若到北海大洋，断难鱼贯而行。就像江南，商船同日扬帆出海，虽有百号之多，次日一到大洋，前后左右，四散开行，影踪莫辨，直到早晨看见登州山岛，才能进岛会齐。而巡缉营船，星罗棋布，常在岛外巡查，不容匪船混迹。这海面的辽阔，捍卫的森严，可想而知了。如果运输漕粮，一定要筹划万全，只需江南战舰，在江浙交界的尽山防护。南海悬山，到此而尽，所以名叫尽山。中间怀抱内港，恐怕匪类潜藏，此外直到天津，并没有悬海山岛，可以潜匿的。即使登州紧对的大钦、小钦、大黑、小黑、大竹、小竹等山，都是海面孤山，并没有环抱内港，四面受风，不能停泊。而且与登州近在咫尺，登镇哨船，巡查最密。有人说粮运大事，虽然北洋无须为护送之计，但国家体制，也应有官兵押运，作为稽查船户的需要。似乎只需粮道大员、运粮千总，以及各省水师千把百员，各省水师壮兵千名，分船押运，足以资于弹压。兼可使水师后进新兵，习熟海性，经历波涛，实在对海防大有裨益。

水脚汇筹

江浙两省商船，近年陆续增加，选择其中船户殷实、船具坚固的，足有一千多号。大小统计，每船可装仓斛南粮一千多石。至于水脚价目，原有贵贱不齐，大抵随货利的厚薄，定水脚的轻重。数十年来雇船大概情形，极贵之时，每关石计水脚规银三两，每两折实钱六百七十六文，每关担计仓斛二石五斗有余，合计每仓斛水脚实钱八百一十文。水脚每石三两，间有是价，而银非足银，斗非仓斗，不可不明辨。其每年揽载商货，可运三四次不等。现在如果夏季顺带便装漕米一次，每仓石酌与水脚若干，春秋冬三季，仍可运装商货三次。统计所获水脚价钱，仍如全年运商货四次了。只是必须每年春季，准其先运商货一次，立夏前后必可如期回南，夏至以前将江浙等处粮米，驳至上海，装下海船，陆续开行，到大暑节，必可齐到天津，停泊海口，即用官备驳船，卸存天津北仓，再为转驳通仓。处暑以前，务使海船扫数回空，使其再装秋冬两次商货回南，使官商并运，两无延误。那船户所深虑的，只恐装卸漕粮，迁延日月，错过顺风时令，以为一年仅行两次，则所获水脚价钱，不敷水手辛工，及添补船具之用。又虑南方兑粮，米色不干，到北方交卸，升斗不敷，天津驳运通仓，不知作何经理，一切章程，茫无头绪。所以有畏难不前之势。殊不知升斗例有盈余，驳船自有官备，南装北卸，自可刻期赶紧。兑漕米色，定例干圆洁净，海船顺风运北，为日无多，既无耗散，亦不蒸霉，且可安插气筒，露风透气，各令包封样米，可期一色无差。果能立法之初，官事民情，妥为参议，予以平允，则船户

译没有不踊跃跟随的。始终遵奉。况且殷实的商贾大户，一定会有添造海船来寻求利益的人。即使全部的漕粮也可以装运。如果像现在的商船那样，暂时赶运全部漕粮，那么必须分春夏两次装运，才能满足应用。至于山东、直隶两省，所需要的南方货物，在内河减少运输之后，海船装载南方货物，趋利如飞，更加容易充裕。即使遇到北方歉收、南方丰收的时候，更可以额外增添运输四川、广东、台湾的米粮，源源不断地接济，尤其迅速。所担心的是，事情固然难于开始，又更难于坚持到底。如果雇佣船只运输粮食装卸，日期必须限定节气，不要让其逾期。如果时间长久弊端产生，南北方的胥吏役卒索取陋规，驳船装卸，辗转延迟，给予的水脚钱扣色减平，种种侵吞牟利，必然导致公私两误。甚至那些殷实的船户，想成为无业的穷民都不可得，又不可不预先防备。

译春夏兼运时日

海船运输漕粮，夏季最为便捷。如果要想权宜赶运全部漕粮，只有春夏两次运输装载。其装载粮食的时间，必须在年内兑取粮食，陆续驳运装载到海船上，正月初一齐放船出发。等到天津开冻后，必定可以全部到达，驳卸到天津北仓，限定一个月内卸完。到谷雨节气，海船全部空船返回，赶赴关东，运输装载客商货物。到小满节气，必定可以如数返回南方，再次装载漕米。夏至后前往北方，立秋以前又可以全部到达，在天津交卸，仍限定一个月卸完。白露时即空船返回，再运输关东客商货物。如果能在九月内到达南方，还可以赶赴山东近处，赶装客商货物。年底全部返回南方，再次装载次年的漕米，那么海船更有裨益了。

河海总论

四季的风向不同，那么平稳与险恶就有区别。货物的利润不同，那么运费也就不同。询问的人来不及问关键要点，回答的人不能符合实际情况。所以如果不清晰剖白陈述，就无法汇总综合。现在如海船运输粮食，必定先将官方事务和民间情况通盘筹算。商船运输货物，一年之中，重在春、秋、冬三季。那时北方省份豆粮丰收，货物充足价格低廉，乘着顺风运往南方，商贾获利较多，船户运费也增加。夏季北方省份货物缺乏价格昂贵，商贾获利较少，船户运费也低廉。那时雇船，乘着顺风运粮前往北方，正可以舍弃昂贵选择低廉，趋向平稳避开危险。或者权宜赶运全部漕粮，也不妨春夏兼装，自然可以从容不迫。如果能通融办理，不仅上下两方面都没有阻碍，而且商船都有裨益。这是海运头绪分明、海程古今适宜不同的大略。再思考内河漕运的情况，偶尔遇到雨水失期，河湖干涸，船只首尾相接而来，进退有期限，不能缓慢等待清流，必定要借黄河水济运。或者遇到雨水过多，湖泊黄河一起上涨，黄河水流倒灌，决坏运河，种种阻碍，在所难免。如果趁着这个夏令，兼筹海运，以分散其势力，那么河运漕运两件事都能从容。既可以掌握引清激浊的权衡，也可以确定河低湖高的准则，自然不至于有治理黄河不能兼顾漕运、利于漕运不能治理黄河的弊端了。我草莽愚民，怎敢妄言国政。因为事情经过大宪详细查访，而船户没有陈述关键要点，所以私下将上下情况通融合拟，不知道是否有值得采纳之处呢。

海运南漕议

齐彦槐

驳斥海运说法的有三点。第一说，洋寇气息正警，正好资助盗贼粮食。第二说，重洋深阻，不时有漂没危险。第三说，粮船须另外建造，舵手水手须另外招募，事情不是旦夕能成，费用更是不计其数。然而这三点都可以不必忧虑。从吴淞口往南，由浙江到福建广东，都叫南洋。往北由通海、山东、直隶到关东都叫北洋。南洋多礁石岛屿，水深浪大，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鸟船必定吃水一丈多，沙船大的才吃水四五尺。洋寇在闽粤，都乘坐鸟船，断不能越过吴淞口往北，来争夺南粮。沙船聚集在上海，大约三千五六百艘。其船大的装载官斛三千石，小的装载一千五六百石。船主都是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的富民。每造一艘船，须银七八千两。多的甚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艘，所以名叫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到上海的有一千多万石。而布匹茶叶等南方货物到山东、直隶、关东的，也由沙船装载往北行。沙船有会馆，设立董事来总管。问他们每年漂没的数量，总共不过百分之一。现在南粮由运河运输，每年失事几乎数倍于此。上海人视江宁、清江为远路，而关东则每年四五次往来毫不介意。水线风向熟悉得像指掌一样。关东、天津的消息由海船寄送的，没有一天间断。这不能用元明的事来说事。秦汉唐漕运粮食入关，不曾说用官船。只有刘晏传中有宽估的说法，想必也是杂雇民船。国家除南粮之外，百货都由采办。采办是官与民做买卖。而且隔年有采买米粮，用民船运往通州的事。而山东、江南拨船都由雇备。所以雇船未尝不符合政体。取其便利合适没有其他祸患，何必用官船呢。沙船以北行为放空，南行为正载。凡客商在关东立庄的，上海都有店铺，有保载牙人。在上海店内写载，先给水脚，合官斛每石不过三百多文。船中主事者名叫耆老，持行票店信，放到关东装货，并没有客伙押载，从不听说有欺骗。又沙船顺带南方货物，不能满载，都在吴淞口挖草泥压船。现在如果在冬末传集船商明白晓谕，无论其船赴天津，赴关东，都先载南粮到七分，其余准带南方货物，到天津卸到拨船。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五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一升，卸载时以九五折收取。合计南粮三百五十万石，不过费水脚一百七八十万两，曾不及漕项十之三四。而陆续开行，二月初，江浙的粮食即可抵达淀。往返三次，全漕入仓了。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

译这样，节省的官方费用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州县官员也不能再以兑换费用津贴、旗柁名目等为借口，借机虚报勒索。这一举措使得诸多好处同时具备。事先已咨文通知浙江提督、镇守及哨官陈钱，在招宝山一带；江南提督、镇守及哨官，在大小洋山一带，共同在马迹山集结；山东镇守大臣及哨官，在成山、十岛一带，共同在鹰游门集结，以资弹压和护送。而淀津地区有拨船数千艘，足以装载货物。从淀津到通州只有二百里，没有运粮船只的阻滞，拖拽航行顺畅迅速。只是在装卸货物以及发放水脚费的时候，如果任由吏胥克扣勒索，那么船商或许会因畏惧而不敢前行。然而，只要悉心筹划，端正心意来解决这一环节，也并非非常困难的事。等到推行有效之后，再筹划裁撤运粮船只，安置舵手和水手，清查屯田，这些事情都有条理可循。只是目前无暇顾及罢了。恭敬地提出以上建议。

译关于海运的议论

施彦士

在当今筹划海运，其最为便利之处有四点，其毫无可疑之处也有四点。过去邱浚担心海路不熟，打算招募渔民造船，往返十多次，以探寻元朝人走过的旧航道。隆庆年间，王宗沐因不熟悉海路，发生了鹰游山的失误。崇明人沈廷扬虽生长在海边，仍然三次上疏抗争，才开始进行实地勘察和小规模试验，逐渐增加运量。如今开放海禁已有一百三十多年，江浙沿海一带，大多以行船为业，往来天津，早已熟习，这些人都是实地勘察的人，也都是经过试验的人，无需另外招募并反复试验，这是便利之一。过去有人提议在昆山、太仓设立船厂造船，然而一旦由官府制造，大多虚耗钱物，船只不堪使用。如今沙船大的有二三千石，小的也有千余石不等，招募那些坚固牢实的船只，百无一失，无需另外造船，这是便利之二。又因漕运多设置攒督官员，如今只需挑选殷实良善的船户来督管，无需另外委派，反而容易互相牵制，这是便利之三。其雇佣费用似乎可以参照沈廷扬的建议，每石二两六钱，折合苏石六百余文，即用造船的银子以及旗丁的行粮支付给他们，已经节省了一大半，无需另外动用国库，这是便利之四。然而有人怀疑大洋险恶，难免发生翻船溺亡之事。殊不知商民往来海外，遭遇翻船溺亡的百不一二，而且大多发生在秋冬季节。若在春夏两季运输，南风非常有利，极为稳妥。况且兑粮时，原本就有每石加耗的惯例，如今可以酌情裁减，取出一斗给船户，以备各船通融赔偿损失，而正额粮米万无一失，这是无可疑之一。然而有人怀疑改运后，旗丁难以安置。殊不知朝廷签派旗丁是为了漕运，并非因为旗丁没有生计，才用漕运来救济他们。况且变通之初，事情自有渐进的过程。近海如苏松常镇四十七个帮，大约军船有二千四百余只，每年大约需要造船二百多只。如今先选取二百多船的米数由海路抵达通州，从而节省这些旗丁造船的劳费，仍然发放月粮，让他们休整回归军伍，或者另开屯田，使他们安心耕种，逐渐转移，有何不便之处？这是无可疑之二。此前嘉庆十六年筹划海运，督抚以十二个不可行的理由奏覆，所说的头号沙船不过五六十号，海船不过载米四百石，这是有意往少了说。若实际计算总数，沙船大的有二三千石，即使慎重对待正供，只装载七成，也可装一二千石。况且其余次等沙船，载重超过一千石的，也不下一千多号，这是无可疑之三。至于所说的载米四百石，需要水脚费一千多两，是按照前明沈廷扬所议，每石二两六钱计算的。若按现在的民间价格，每石一两四钱，每两折钱六百三十文，合计足钱八百八十二文。而关东的一石，相当于江苏的二石五斗，那么苏石只需钱三百多文。即使是最贵的价格，如沈议的二两六钱，折合苏石，也只需钱六百余文。况且现在确定的价格，酌情议定增加，难道有不踊跃从事的人吗？这是无可疑之四。所可忧虑的，不在于装载，而在于卸载，恐怕斛手舞弊。不在于水力短缺，而在于胥吏勒索，恐怕浮费无穷。如果能让船户知道随到随卸，绝无压制扣留，他们将会争先恐后，海运又有什么不可行的呢？至于程志忠所禀报的五条沙的险恶，是针对尖底闽船而言的。若是平底沙船，远在沙外往来，经过成山时，风大利不必停泊，无风可以守风，从未听说沙船畏惧其险。沈廷扬有言，耕种须问奴仆，织布须问婢女，而将海路之事问于向来不习海事的委员，这可以依据吗？

筹划漕运变通全局疏 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 英和

奏为通盘筹划漕河全局，酌情变通，应请暂时雇佣海船，以分流滞运的漕粮，酌情折抵定额漕粮，以资助治河，作为一劳永逸、长治久安的计划，仰祈圣断，议定施行。

臣私下查访，去年江南御黄坝堵筑稍迟，导致洪泽湖受涨决口，清水溃泻，新漕粮紧迫临近，不得已采取借黄河水济运的计策。近日恭听圣旨，渡黄河的船只仅一千七百余只，黄河水又复停淤，后帮漕粮已多阻滞，那么全部漕粮不能抵达通州，是势所必然。宋朝臣子程颢说，治理国家从事而言，若救急则须变通，大变有大益，小变有小益。事至今日，没有不当决然改变计策的了。然而已经渡黄河的船只，如何催挽，速令回空；浅阻船只及尾帮江广漕粮，如何设法改运；高宝运河，如何得以疏浚；将来重运，如何不致滞碍，这应当预先筹划统计，策出万全之策，绝非可以苟且应付眼前，致使将来补救无术。臣受恩深重，职责所关，昼夜焦思，不敢隐默。谨就臣管见所及，与成案可援引的，似对漕河有裨益的，请为皇上陈述。

一、已渡黄河的船只，宜亟严饬催挽，设法卸运，速令回空。清水现既浅弱，黄水又值消落，沙停淤厚，运河旱阻的，几乎达数十里。若不及早回空，则黄水愈灌愈淤，势难飞渡。以一千七百余只停留不归的船只，人众食空，必难安静。且

译黄河以北，从未有过军船在冬季至春季期间滞留的情况。此时，第一批进帮的漕船已经进入山东境内，应当由山东巡抚严厉命令沿途的文武官员，合力催促赶路，不允许片刻停泊。同时命令运河道官宣泄湖水，视情况灌入河道以助行船；另一方面，迅速命令有泉水的各州县，切实疏浚河道，使泉水源源不断地注入，专门委派泉河厅官员亲自前往勘察，确保水位不致稍显干涸。一旦漕船出闸，立即由直隶总督迅速提报至坝，完成交接后空船返回。然而臣推测当前情形，恐怕等待缓慢，来不及完成。只有沿途驳运空船返回的速度较快。查嘉庆十四年，山东、河南两省的空返漕船，曾有再次运输截留的北仓米石的先例。今年河南、山东两省的漕船即将完成兑运准备空船返回，应当命令它们不必按原定次序返回，而是立即迎头南下，装载从北方来的第一批进帮船的米石，代为运输抵达通州。至于河南省今年应运的碾磨米石，应当命令暂缓归运，一并接运南方的粮食。又查山东闸河内外，定额设有官剥船三百只、民剥船三百只，原本是为全漕运拨用准备的。此时北上的船只仅一千七百余只，拨用非常宽裕，或许可以分出这部分剥船若干只，在出闸后代为拨运至通州。另外，杨村的拨船二千余只，也可以分提至闸口外，接驳代运。仍然命令原运的旗丁押运至通州完成交兑。那些接兑的船只，应当给予行月、折耗等项银米，都应当按照规定的装载米数和路程，照例核算发放。即从截卸米石的船只所扣出的银米中拨付。总之，期望尽早空船返回，以能够渡黄河归队为准。

译关于高宝一带因水浅受阻船只所载的米粮，应当命令迅速进行驳运，全部运往通州。查本年江苏出运的船只两千多只，浙江出运的船只约一千多只，江安出运的船只六百五十多只。此时除了已经渡过黄河的一千七百多只船，后面的各帮船只还很多。如果确实是早已进入港口、因淤积水浅而停滞、无法抽退的船只，似乎除了驳运之外，没有更好的策略。查乾隆、嘉庆年间的成例，有的截留拨给邻近省份平价出售，有的就地截留在淮扬各属储存，有的分给回空的漕船，责令来年带交。此时既然已经不需要赈济平价出售，而州县储存容易滋生抛洒遗漏，明年漕运尚属未定，也难以仿照前例。唯有驳运这一策略。淮安一带现今淤积水浅，粮船所带的划船，想必已经驳运。听说旱路三里，水路二三十里至八九十里不等。每米一石，挑运、席片等费用，大约需银二三钱。浅阻等帮，计船只约一千多只，共米百余万石，计需银三四十万两。所花费的还不算巨大。查黄河口额定设置的驳船七百五十只，本年两江总督奏请留作备用；江西、湖南代造的直隶官用驳船四百六十只，这些驳船尽可拨用。如果还不够，仍可就近雇船备用。只是寻常的官用、民用驳船，受载不过二百多石，舱小无篷，仅靠席片遮盖，容易渗湿偷漏。听说山东等省，向来有民间运粮船只，土名叫“西河牛”之类，腹部宽大受载多，楼篷俱全，这种船最宜雇用长距离运输。或者就由河南、山东两省接运一次，务必酌情转运，使浅阻的米粮全部北来，不要再迟延。只是雇用民船，例价较低，地方官向来有赔累，必然导致畏缩，雇募不力。应由该巡抚转饬各州县，将雇用的实价详细请奏开销，也不得勒派民船，以致滋扰百姓。所有各船交替换载，应扣应给的银米等项，应责成押运员弁随时核定详细上报，以免日久混乱。再想高宝挑运驳运之时，正值伏夏，南方暴雨不时，箩筐肩挑，小船分驳，势难躲避风雨。米粮稍沾潮湿，则以后驳运换载，必然导致发霉变质无用。这是挑运驳运时第一紧要的关系，尤应严饬督办各员，妥善设法筹备，不令致有潮湿，方为尽善。至于跟进进口、尚未浅搁的船只，无论何帮，一概抽退，转由镇江运往黄浦，并入海运，以节省盘剥。

关于江广等帮及江口一带未经浅搁的船只，应当雇用海船运往天津。海运始于元代，六十余年，到明永乐年间，会通河修成，其法才开始废止。而明代臣子邱浚，还说会通河如同人的咽喉，一旦食物下咽不畅，事情就可忧虑，因此有河海并运的提议。嘉庆九年，给事中萧芝奏请采买海运一案中，浙江巡抚阮元覆奏，也称如果万不得已而行，只可量分额漕改为海运。可见当时也议论及此。上年御史查元偁又有上海商船购米运京的请求，经该省督抚奏称有妨害民食，于是搁置不议。臣今日论之，私下认为全漕都由海运则不可，而商船未尝不可分载。江苏购米海运则不可，而额漕未尝不可暂且携带。请说其四难，更陈其四善。国家河运已数百年，一旦改由海运，无论一切章程，难以骤然议定，只以数百万天庾之重，忽然轻试于素不相习的风涛，物议人情，容易滋生惶虑。这是第一难。官运必置船，置船必设官，费用既不可估量，船岂能猝然办到？元代得以任用熟悉水线之人，因而委任，现今既然难找其人，而大洋出没，又岂是官府号令所能约束。这是第二难。江河挽运，风火等事，在在不免，沿途员弁星罗棋布，而该丁等尚或假饰捏报，海中岛屿繁多，风色不一，既难连帮，何从稽察？倘更有放洋之失，谁执其咎？这是第三难。图海运之便捷，河工必致疏懈，挑挖疏浚必不力，渐成淤塞，百余年之成功，数千里之水利，一旦失之，后欲河运，不复可得。这是第四难。全漕似未可轻试。海运屡有定议，而臣私下认为暂雇商船分运漕粮则不虑此事。听说上海沙船有三千多号，大船可载三千石，小船可载一千五百石，多系通州、海门土著富民所造，立有会馆，保载牙行，通货往来，并不押载，从无欺骗等情。关东一岁数至，沙线风信，是所熟悉，不致歧误。这是第一善。雇船海运，无须制船之费，若令分载米石，应给脚价，仍可即于短运帮船之内，划出给与，不需多费。这是第二善。上海船商以北行为放空，以南行为正载，海船装带南货，不能满载，往往取草泥石块压船。今令赴津之船只，每船酌准七分装粮，三分带货，给与脚价，免征货税，自必踊跃。

译从事。而暂行仍可即止。这是第三种好处。闽粤南洋。或许会有海上的风浪。但从吴淞口往北。北洋沙礁水浅。南洋的鸟船。断然不能进入。从来没有什么其他顾虑。况且那些商人所得的运费。与贸易的利润相等。又经过官府取保结状。必定没有意外的损失。这是第四种好处。有这四种好处。而没有四种困难。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的呢。议论的人仍然以风涛为顾虑。查江广境内。如洞庭湖、鄱阳湖、长江都称得上险阻。历年的军船。多有漂没溺亡的情况。不只是海洋危险。况且海洋每年贸易的船只。为什么没听说有漂失的。而上年的台湾米船。又为什么能安稳抵达天津。虽然有数艘船遇风。驶到吴淞口岸。并非漂没。这是明显的证据。又以风向不定、守候时间为词。向来海船从上海到天津。顺风七八天可到。最迟不过十天半月。从来没有阻滞。比起河运。快了好几倍。又说盐水、盐风容易使粮食霉变。上年所运的台米。受潮的不到百分之一。现在已先行开放。领米的旗分。都认为完好洁净。况且南粮坚实。远胜台米。而且载运不过十天半月。时间不长。怎么会立刻出现蒸变。应请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饬上海道。在上海口岸。召集各商行。告知雇船出运。每官粮漕斛一石，应给运价多少。并允许折耗米多少。取具互保甘结。呈明存档。陆续兑开。江广等帮。共有船九百八十余只。米约一百万石内外。两个月之间。估计可以兑完。即令那些商人出具领运米数的清单。承认交兑。其抵达天津时。应请于仓场侍郎二人中。派一人前往兑收。严禁经纪人等。不得稍有勒索等弊。使那些商人不至于苦累。以严肃政体。再由杨村剥船。拨运前往通州。其应给那些商人的银两。应先在上海给领一半。其余一半。等交兑后。核明运米数目。按照实际补给。即由江苏、直隶酌情垫给。再由户部拨归款项。并严禁胥吏。克扣中饱等弊端。务必让实数归商。不至于使那些商人裹足不前。那些商人奉行妥速。应请照上年台商运米的案例。选择其中尤为出力者。酌情给予职衔。以示鼓励。至于江广帮船身重大。恐怕不能由丹阳运河运至海口。即饬令将江浙等帮。已经截卸的船只。在出瓜洲口时。交兑替运。或者雇船剥运。总在该督抚察看情形。妥善办理。如果行之有效。将来全漕运往京城时。酌情分百余万石交商代运。未必不是漕运中并行不悖的一策。

译一、明年请求暂停河运。将本年新征收的漕粮，酌情分配一部分通过海运，其余全部征收折色（银两），用这些银两治理黄河，同时可以治理淮河和湖泊，从而永久有利于漕运。查考可知，有利于漕运必须先治理黄河，而黄河与漕运确实难以兼顾治理。现在高宝运河亟需大规模挑挖。况且洪泽湖屡次被黄水灌入，湖底逐渐淤高，将来必然不能多蓄清水，以冲刷黄河泥沙并济助漕运，关系重大。即使山东微山等湖，也是闸河蓄泄的关键区域，近来听说也多淤积。虽然每年有冬季挑挖的惯例，但时间很短，疏浚仍然不够深。所以每逢漕船进闸，都需要拨船转运。因此湖泊和河流都应预先周密筹划，以资永久利用。如果不暂停河运，宽限几年时间，断不能专心合力，将湖泊和河流全面治理，作为一劳永逸的计策。因此康熙年间停运治河，行之已久且有效验，是百世不变的真理。而今日在工事的各位大臣，没有以此申请，是因为不知道京通粮仓的贮粮情况，就不敢议论停止河运；因为大工程费用浩繁，就不敢议论全面治理湖泊河流；况且现在正值黄河与漕运两难之际，更不敢议论搁置漕运而治理黄河。臣查京通各仓，现贮米石，数量有余。本年奉天、河南碾买的米石，也陆续可以到达。加上已经渡过黄河的新漕粮，约有一百二三十万石。其余浙江、江安、江广各帮，或剥运，或海运，必令抵达通州。豫东漕粮，仍可照常征运。那么仓贮已经充裕。如果在本年新粮中，尽江苏、浙江附近海口各州县，征收本色米一百万石，或一百五十万石，交兑给漕船，运至黄浦，仍由商船海运抵达天津，拨运交仓，那么皇家粮仓更加充盈。其余江苏各州县，及有漕各省，都征收折色，约计不下七八百万两。在百姓方面仍属正当的赋税，未曾减少，而对于工程需要大有裨益。本年冬季，即可开征，陆续起解，也没有缓不济急的担忧。在民间得以留存这些米石，日常饮食也宽裕。只是州县折征漕粮，每米一石，应征银若干，应等秋收时，由该督抚察看粮价情况，核定数目，奏明办理。并由该藩司将奏定的折色银数，出示通谕，各地方暂行折征，并严饬各州县，照数征解司库，汇解到工程处。如有加征勒索等弊病，立即严参惩办。至于停运的旗丁等，仍照减运年分的津贴成案办理。其篙工、舵工、水手，都是无业之民，道光二年，江浙两省，是由各地方官，查明籍贯，每人酌情给盘费制钱二三千文，备文押送回籍，由本籍出具收管各结，并晓谕暂令归农，办有成案。本人折征省份，即在本年各帮归次时，应由该督抚转饬查照办理。计算一州县应兑的船只，多者百余只，少者数十只，每船十人，以每名制钱三千计算，每县至多不过需银三千余两。冬季漕粮既系折色，各州县即将每年应给各帮兑运的杂费，用来安插这些人等，尚有节省。只是谕令各帮等明年冬季漕粮开兑时，仍听这些人等到次帮运，不必另换生手，以致引起争端。这一年里，河运既停，计算节省运费各项银七十二万余两，米二十二万余石，足够支付海船运脚，而征收折色银两，即可全部供给工程需要。费用既足，时间也宽裕，不仅江南湖泊河流可以治理，即使东省湖泊河流，均可一律疏浚。应在本年漕船办竣后，由该河督等，预筹湖泊河流全局，次第兴工，实力赶办，务必使黄河与漕运并治，永久资利用赖。

一、酌情雇佣海船装运，督办高宝剥运，催赶东境挽运，应当钦派大员督理。现在淮安一带，驻扎漕运总督一员，南河总督一员，两江总督一员。江督总理地方事务，河督专司全河，漕务均系兼辖。只有漕督职司漕务，向来押运尾帮北上。如今既高宝阻滞，黄河以北，声气恐怕不能相通。其由江南东境，直抵通州，长达一二千里，虽有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但相距较远，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况且淮安夫役挑船剥运，东境趱运交替，以及上海筹办，商船载运，均系权宜办理，尤须因时变通。道府各员，恐怕也不敢专断。应请钦派公正通达大员，协同该管督抚会议妥办，于海口河道，上下往来，不时稽察，这样责成专一而策应灵便了。

以上各条，据臣愚昧之见，通盘核计，如此办理，滞漕既可北来，河道乃能专治，减运费作为海船之脚价而不致使商疲困，折粮价作为疏浚之工需而无需另行筹措，目前得权宜之便，将来有永赖之安。今日之计，似乎不可迟缓。形势值此万难，不可稍事拘泥，必须破除成例，酌情变通，于事方能有益。若徒畏难苟安，总以仰仗圣主洪福，遂毕乃事，则其弊必至

译局面已无法挽回且停不下来。这确实不是臣子所敢揣测的。谨以沥血般的忠诚，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

译再次筹划海运及折漕章程的奏疏 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奏为再次陈述雇佣商船分运，以及折漕治河、变通章程，以期达到尽善无弊，仰祈圣鉴之事。

私下查访得知，今年河道淤塞，漕运阻滞，仰蒙圣上关怀，日夜焦劳，无微不至。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竭尽思虑，不敢隐瞒沉默。已将酌情变通、漕河并治的情形，在前奏中详细陈述，仰蒙圣明洞察。只是关于暂时雇佣商船，以及酌情折抵定额漕粮的条文中，尚有未曾详尽陈述之处，再为皇上陈述。

私下认为，臣先前提议暂时雇佣商船进行海运，确实是因为河道已经阻塞，重型运输中途停滞，河运与漕运无法兼顾，只有暂停河运以治理河道，雇佣海船以利运输。虽然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则是目前的紧急事务，舍此别无良策，舆论也一致认为如此。而在事诸臣，起初不敢涉及此议，固然因为风涛之险、盗贼之虞，处处可虑，况且旗丁、运官等人，素未经历海道，恐怕他们不能押运，似乎难以施行。以臣推测，其原因都不在于此，只是因为这属于开创性的举措，万一有失，舆论不能不归咎于定议之人，况且事后恐怕有赔累，如果办理不善，商情容易激愤，更惧怕自己成为怨恨的对象。

臣想，凡事有利即有弊，任事者只应当兴利而杜绝弊端，不可因为害怕有弊端而废弃事情。其中斟酌尽善，全在于当事者的权衡，怎么能因噎废食呢？

上年高堰决口，淹溺村庄，仰蒙圣恩体恤，无非是为了缓解民困，爱惜民力，以培养元气。东南是财赋之地，近年间收成歉薄，今年清口过船，多夫牵挽，至今起剥，尚有滞漕二百万石。船运车拉，每天需要数万人，完工还需数月以后。堤堰挑挖各工程，用力尚无底止，固然属于计工给价，然而让百姓在寒暑风雨之中劳作，疾疫不时发生，耕种或许中断，未能稍作休息，其劳民力到了极点。急切应当保留他们的余力，缓解他们的劳累而加以使用。

如果将滞漕全部盘坝剥运，则民力劳累而帑费不省；暂时雇佣海船分运，则民力安逸而生气益舒。

现据江省先后咨送本年二、三月内覆奏各折到部，仰见圣谕煌煌，垂询恺切，而诸臣覆奏始终含混，无一着实之语。筹议已及半年，计策仍不出剥运，其原因有二。

一是担心商船到天津难以交卸。素闻旗丁历来运漕，到通州交卸时，经纪等都依赖他们的津贴，而商情良懦，向来不习惯见官吏，已多畏缩。一旦闻令代运代交，必增疑虑。

臣以为，如果明年雇佣商船海运，应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专委一二廉洁干练的官员，先期在上海地方，传齐商行船户，恳切谕明：每官粮一石，给运脚银若干，净照漕斛兑交，无论正耗及二五耗米，均按漕斛计数实兑。即令该员监兑，按船给发各商实运米数执照，仍照臣前议取具各商承运米数的甘结，并令存委员手中。严禁胥吏等，不得与商船交涉滋弊。兑清后，仍令该员亲身押运。抵津时，分出仓场侍郎一人，并派臣部堂官一人，同赴天津，按照官给执照米数，漕斛兑收。如有经纪刁难勒掳，准该员咨送仓场，并分咨户部衙门，从严惩办。一切交兑事宜，由该员一手承办，经纪人等，不得向商船过问。其应给商船的脚价银两，每漕粮一石，需银七钱，向闻该处行用，以制钱七十文为一钱，按折核计，每石只须银四钱一二分，是海运的脚价甚廉，断不可稍有克扣，应亦由该员具结承领，亲交该商等按数实收，庶需索之弊可除，而商情踊跃偕来。

二是海运既行，恐漕运员弁及旗丁水手等人难以安插。有漕省分，办漕各员，各有所司，而漕标尤其专职。一旦暂停河运，前项人等，似属无所司事。不知商运既行，漕粮衙门，差务自简，费用自节，而例定养廉俸工等项，仍可照常支给。况且当河湖通治，大工需人孔多，漕标员弁，或可暂行酌拣数员，拨归河标，听候差委。员弁既不致闲散，而工次亦可多收得人之助，似属两有裨益。况且一俟湖河普治之后，员弁等仍可照常河运，永无阻滞。以视现在之办运吃力，劳逸迥殊。其津贴旗丁，按照减歇之例，办理安插，舵工水手等人，援照江浙成案，给与盘费归籍之处，臣已于前折内声叙矣。

海运之说，由来已久。查有元一代，全由海运，初岁运四万石，后增至三百余万石，其道里远近，载在《元史》甚悉。明初河海并运，永乐十年以后，会通河成，始由河

译海运。然而以往仍是每三年进行一次海运。弘治年间，邱浚奏请在太平无事时疏通海运旧道，与河运漕粮并行。一旦河运漕粮稍有阻滞堵塞，这边运不来而那边却能到达。嘉靖年间，胡槚请求疏通海运，以辅助河运漕粮的紧急需求。其他如梁梦龙、王宗沐等人，疏陈海道的里程数目，不胜枚举。他们所说的都条理清晰、有据可查。我朝雍正年间，蓝鼎元也上奏称当今的海道，已成为平坦大道，船只航行安稳，与内河航行如出一辙。海运在当今，确实可行等语。由此可见当时已有此论。嘉庆年间，各位大臣所请求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那时还需要造船、设置官员，雇佣寻找熟悉海路的人，所以当时认为费用巨大、形势困难，因此停止了这一提议。此时雇佣商船代运，费用既节省，仍可暂时实行，若不行再停止。而经历海洋，更如轻车熟路，运输便利快捷，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什么不可行的呢？

但臣还有请求：海运虽然无意外之虑，但防御尤其须计出万全。应当在上海交兑之时，由该督抚等提前咨照浙江提督、镇守水师营，出哨招宝、陈钱一带地方；江南提督、镇守水师营，出哨大小洋山，在马迹山会合；山东镇守大臣出哨成山、十岛，在鹰游门会合，以资弹压护送。不独使海洋永远安宁，即使商船偶尔有失事等事，也可借此稽查。似乎更为周密。

至于酌情将定额漕粮改为折色征收一节，有人说百姓缴纳粮食已久，似乎难以突然改为折色。况且此次改为征收折色，也恐怕百姓日后都援引此案不肯缴纳本色粮食，多有阻碍。查漕运前书内记载：凡漕粮题准改折，将该府州县应征改折的米数，以及酌定的价值，刊刻告示晓谕，不遵从者指名参劾。又漕粮遇有改折，其随漕的轻赍、席木、赠截等项，例应按数折征。又起运漕粮每正米一石，例有耗米，并给军行月赠耗等米，如遇改折，一律按照时价折征。又漕粮改折，只许按价征收，如仍借兑漕为名，滥行科索者，即行参处等语。载在册籍，各省皆知。

又查定额漕粮折色，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均经行之有案。而江苏的清河、阜宁、宿迁、桃源、海州、沐阳、赣榆、嘉定、宝山九县，安徽的宁国、太平、旌德、英山四县，江西的泸溪一县，湖北的通山、当阳、通城三县，河南的祥符等州县，均因距离水次遥远，奉准永远征收折色，由官府采办兑运，久经遵行，各在案。其征收折色银两，乾隆年以前，多系因灾改折，其折价多不超过二两。至各省永远征收折色者，系按照月报粮价，加上牙行、运脚、折耗等项，其折价则自三两数钱至四两数钱不等，悉归民户摊征。此系历年报部的成案，并非创始。且于正供未曾加增。

臣伏思明岁通治湖河，不得不暂停河运。故臣前议，除豫东照常征运外，江浙漕粮，暂雇商船海运一百万石，或一百五十万石，增益仓庾。其余各省应征漕粮，为数孔多，既不能全缓带征，而各州县仓廒无多，亦未便令征存暂贮。惟有将此项米数，按照时价，暂收折色，以济工需，毋庸另行筹画，实为目前一举两得之计。惟在该上司善于奉行，既不病官，尤不累民，以归妥协。

至改收折色，酌照市价，由该督抚奏定，藩司出示晓谕，不许科索。其折征期限，应请稍宽。漕既改折，地方粮石充裕，势难克期出粜，易银上兑。若必令如限完银，未免迫促。所有此次征收折色，应请自本年十月开征起，至次年四月止，勒限扫数全完，不准丝毫拖欠。如此则期限既宽，民力自裕，工需亦可无误。其随漕轻赍、席木、赠截等项，亦应折征，并数汇解，协济工需。如各州县仍借兑漀为名，滥行科征，抑或于此次折征时，欲豫留将来勒折地步，于奏定折价之外，加重苛派，该督抚立即从重参处，勿稍姑容。

以上二条，总在各督抚实心实力，勿计一己之利害，而忘国家缓急之要图；勿徇属吏之私情，而失当时权宜之至计。应仍请旨，下各督抚，速议施行。臣愚昧之见，谨缮折再陈，恭祈圣鉴训示。

译驳议盘运章程疏 道光五年

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

奉皇上谕旨：孙玉庭等人奏请酌议漕粮盘坝接运的章程，并请求拨给经费。着照所请，准许将江苏藩库现存的十八万两银子、安徽藩库现存的三十万两银子，以及两淮运库现存应归还江苏、安徽三处藩库的二十四万两银子，就近动用拨付。那广东省筹备南河工程所需的三十万两银子，现在已经在起运途中，也准许就近截留，以应急需。钦此。并将协办大学士孙玉庭等人的原奏折抄出送到户部。

臣等伏查，治理黄河是为了保障漕运，有利于漕运必须先疏通河道，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而其中的机宜关键，尤其在于事先预先筹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不可忽视。今年借黄水济运，原本属于办理过的成例。只是去年清水泄尽，与嘉庆年间清水稍弱、随即可以蓄放的情形不同。所以议论的人早就担忧后进的重船无法渡过黄河。现在据该督等人奏称，军船磨浅艰涩，必须筹划盘坝接运。现在尚未渡过黄河的军船，计浙江二十一帮、江广一十九帮，大约接运的漕米总计以二百万石为率。江苏各州县以及河南、山东两省封雇的各船，陆续解到。那些应该修筑的道路、搭建的马头，以及预备的米袋、席片、人夫、车辆，计算总共大约需要银子一百二十多万两。比起海运还算节省，并且可以避免意外的忧患等语。

查今年出运的漕船，共计四千七百多只。经该督等人奏准，令各省飞速催促开兑，在夏初依次挽入瓜仪口内。首先进入的帮船，已经属于起剥磨浅。那时就应当预先筹划，将后进的帮船立即截留在江口以外，由盘坝起剥，或者由雇船海运，在这两者之中，选择那个能在钱粮上节省、丁民不至于苦累的，酌情实行其中一种。或者将浅滞的船只起剥，而后进的重船全部由海运，这才算是尽善尽美。然而该督等人不在后帮船刚刚抵达瓜仪之前就预先筹划，却在重船磨浅艰涩之后才定下计策。虽然想不实行盘运，也已经不可能了。以致多耗费脚价，多达一百二十万两。而在暑热之中，每天役使数万人，挽载扛卸，抛撒折耗，更是难免。而该督等人，还说比起海运，还算节省。

臣等请求核算：上海商船，雇运载米，每石听说需要脚价七折制钱七钱，即使如此也没有不踊跃的。每石折合银子不过四钱三分。以二百万石核算，共需银子八十余万两。比起盘运已经少了四十万两。即使说从镇江到黄浦口，计程数站，另外需要雇船运兑，似乎也不需要四十万两银子。况且该督等人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先后五次，共请求拨给银子四百三十九万两。其中除了堵筑高堰决口一项开销，其余多是增倍堤岸、盘剥漕石的费用。而此后挑淤的费用，恐怕还不止这个数目。

臣等听说上海商船，往来奉天、天津，贩运麦豆，一年数次到达，百不失一。外洋与内河无异。如果再出示晓谕，按照时价，给予运费，每船贮米七成，仍准许带货三成，经过关口，免除纳税。如果妥速到达天津，照例给予赏赐顶戴，严禁吏胥、经纪人等不相交涉。那些商人谁不乐从？然而该省大吏，游移迟误，日久不办，以致吏胥等人趁此羁留船只，商人们反而产生疑惧，即使不得不出钱求放。等到商船暂时放驶，而委员前往查验河边，见船只不多，就借口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是该省决意盘运，不想海运，并非海运真的不可行。

为今之计，总宜预先筹划办法，作为明年漕运的计策。只是现在清口淤高，里河垫塞，事关河漕，并非小事。究竟如何筹议，何时得以兴工，工程需要多少费用。今年既已落后时机，明年怎么可以再误？应请皇上饬令该督等人，妥议章程，奏请办理，不要再失去时机。至于所请拨截的银子中，广东一项，是奏明解送户部的。此时既然已经截留，应不再议。但此后遇到各省解送户部，以及关税实存的银两，应令该督等人，不得截拨，以充实内帑而重视急需。

那该督等人，另单约议盘运章程十条，臣等公同查阅，多有未尽确实之处。谨按各条，分款指陈，恭请圣裁。

一、滞漕二百万石，据称须雇船三千余只，才够装运。都运至天津北仓交收，一应费用，事竣报销等语。查雇用船数既然很多，需费甚巨，必须将滞漕全数运到通州，才可以称为事竣。该督等人为什么只议运至天津，截卸北仓？查天津北仓，共有廒四十八座，仅能贮米四十万石。从前截卸北仓的案件，是因为偶尔遇到军船来迟，米数也不甚多，所以令暂卸北仓，以便迅速回空，受兑新漕。这次既然雇用内河民船，并非军船必须回空者可比，尽可全数运到通州。为什么只令交卸北仓？是虽然船多

译费用巨大。仍然属于未能完成的事情。将来又必须由北仓转运到通州。那费用更需要额外增加。数目也相当不少。而仓库中的出入。必然有折损消耗。况且该仓库绝对容纳不下二百万石之多。应当命令直接运抵通州。以节省繁杂混乱而归于简单节省。又商议酌情给予商船食米津贴。只是各帮是否有剩余米粮。可供津贴。现在命令各粮道全面筹划商议。如果不能津贴食米。就在每石运费之外。折成银三分等语。查这次在后面不能渡过黄河的各帮。漕粮既然商议盘剥。军船回空较早。食用自行节省。所领取的行月等项银米。自然应当按照未走的行程计算扣除。以抵充这项津贴商船食米的费用。应当命令转告核算扣给。务必确保随时应用。不得多消耗正项经费。

译一、关于漕米过坝的脚费。据称自清江高头起卸下米，至黄河水口装载上船，雇用小船、小车及扛夫等项脚费，每石需银二分八厘，事后报销等语。查高头至黄河水口的里程并未说明，船载、车拉、人扛，价格必定不同，为何每石都需二分八厘？如遇风雨如何处置？途中如何稽查？能否保证不致混乱狼藉？将来能否完全不发生损耗？零星搬运，按日计算可转运多少石米？何时可以转运完毕？这是盘运第一紧要的关键，为何仅以事毕核算为词，一概不详细说明？

一、关于雇用各船给予坐粮。据称每日给银八分，事毕报销。山东、河南两省，在雇用船只未到以前，由该省开报；江苏雇到但未装载的船只，也照此支给等语。查此项坐粮本就属于浮费，况且二百余万石滞漕，各船轮流装载，尚需时日，那么坐粮的数额，应当也不少。即便议定按名给发，如何能使各船既不冒领也不遗漏？自应分条详细说明，核定章程。

一、关于各项须用器具，广为置备。据称随时添补，难以预定，事毕报销等语。查既然是盘运，米袋、席片、绳索、竹牌等项，自然必需。但这些东西价值微小，而需用频繁，稽查难以周全，那么数量应当核实。其如何限制稽查，不致虚冒开销之处，也应议及并预先审核。

一、关于垫筑车路，添挖小河。据称请照河工惯例，事毕报销等语。查高头至黄河口的道路远近，马头宽长丈尺，以及汰黄堤内积水挑渠的宽深若干，数目容易看清，也应核算估计，据实入奏，以便将来奏销时，按照审核批复。

一、关于设立分局。据称将库平折算实银，发给船价，平余扣存支销等语。查发给船费，各项置备物料，自应按照曹平分给。其平余一项，各局支用，仍应饬令作为正项开销。总之，滞漕全由盘运，多费脚价则损害国库，易船押运则损害漕丁，多雇驳船则损害百姓，折耗米石则损害漕粮。该督等人不早做通盘筹划，及至事势无可如何，更不能不用前次所驳斥的不行下策，以至自相矛盾。但既然实行驳运，那么清口如何交卸？风雨如何隐蔽？脚价如何实及商民？漕粮如何不致折耗？盘坝究竟何时可以竣工？全船约计何时到达通州？转瞬大汛来临，如何预备？自当妥善筹划议定，以安慰皇上日夜焦劳之心。然而折单十条，无非是声明开销的余地，至于应办事宜，则完全没有议及。据称运米二百万石，约需银一百二十万两。以臣等计算，盘坝各费及雇船运脚，已需银九十二万余两，其置备器具、挑挖小河，以及沿途雇用民夫，并山东、河南、江南在受载以前之食米开销，事后奏销尚多，不知所谓节省者何在？今据该督等人奏称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恭请皇上敕令该督等人，节约支用，如有多余，按数解缴，断不得再有增加。又奏称内河连船前进，限期可到，不致意外有失，应令督剥押运各员，认真稽察防范，毋令潮湿折耗，致干参处分赔。再臣等更有请求：盘坝接运固然已多耗费国库、折耗漕粮，而民夫竭力劳作，商丁疲惫于差役，清口的运道既已淤塞，黄河的河身更加垫高，疏通的费用待以后筹措，溃决的隐患当前已深。这更是近日刻不容缓的图谋，似应统计妥善筹划，以收补救之效，不可临时周章，以请求国库开销为事。应并请皇上敕令该督等人，将臣等指陈之处，逐款妥善议定，另行具奏，不要遗漏隐瞒。臣等认为河漕大局，均关紧要，且臣部职司度支，将来该督等人题销钱粮，尤当核实办理。谨为河漕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覆奏海运疏 道光五年

河南巡抚 程祖洛

承蒙皇上发下协办大学士英和奏折一件，臣详细阅看，大意是暂雇海船，以分担滞运；酌量折抵额漕，以济工程所需。而其切要之处，则是“河漕断难兼治”一语，实为至当不易之论。海运之说，不行已久，臣从未悉知江浙海口情形，不敢妄议。只是臣的同乡贩运茶叶赴京及关东售卖，向来装至江苏上海县，雇觅沙船运送。闻其船式，与粮船相似，而更加坚实。船户水手，素习海洋水性，兼能预知风信。每船押送客商，不过一人。开洋后，其行泊悉听船户。每年正二月雇船，则二三月出口；五月雇船，则小暑前出口。遇西南风始行开洋，驶至东境海面，俟有东南风，即可直达天津。速则六七日，或八九日，迟亦月余。秋风一起，即难行走。近年因浒墅关短税，始行饬禁，商民至今犹以为未便。又有籍隶……

译锦州在河南任职的官员，也说关东的船商，每年装运豆石，前往江南售卖，习以为常，行走顺畅如同内河，似乎没有商运可行而官粮反而不能通行的情况。至于借黄河水济助运河，导致内河受淤，这是势所必然的。而黄河水流既然已经分流泄出，水流缓慢沙石停积，海口也必然淤塞，上游形势愈发滞重。现在河南各河厅探量水势，与上年相比，水位已高出四五六尺不等，并非因为水势上涨，实在是因为河身淤垫所致。今年借黄济运的做法，其弊端已经显现，明年的新漕粮岂可再蹈前辙？自应暂停河运，才能河湖并治。臣愚以为，提议借黄者，原本是为了济助漕运。如今历时两月之久，已渡过的军船仅止一千七百余只，未渡过的还有三分之二。现在距离夏至不过十余日，即使每日穷尽昼夜之力，能催促赶运数十只或百余只，计算未渡之船尚多，终究须另议剥运。况且河北多了一重转运的船只，将来回空时，就多了一重停滞的累赘。而御黄坝每迟堵一日，则坝内外河身均多淤积一日。转眼大汛将至，下流壅塞上流溃决，其危害岂可胜言。为今之计，似乎应当急令堵塞御黄坝，专心筹议剥运和海运，趁大汛未至之前，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使江南河臣专治河务，疏浚海口，或许还能补救万一。如果仍以多渡一只漕船为有益为说辞，那么河务耽误而漕运仍不能完全济助，臣实在未见其可行。又英和提议河南碾运通米船只，饬令剥运南粮一节，查河南初运通米十万石，分为两帮起运，现在头帮业已开行，二帮也已装载，计算到达通州须在七月。如果交卸后再赴山东，剥运漕粮，恐怕来不及。况且此项船只，多系天津盐船，一经交卸，即须接办秋运芦盐赴豫，关乎民生食粮，难以停待。这一节似乎可以不必置议。臣管见所及，不揣冒昧，一并附陈说明。

译覆奏海河并运疏 道光五年

江苏巡抚陶澍

我私下认为，我们皇上念及黄河与漕运之事，日夜辛劳，勤勉不懈。身为臣子，谁不感激敬畏之情倍增？我深受皇上简拔任用，调任江苏，这是钱粮最为繁重的地区。正值河漕事务棘手之时，发号施令的责任所在，我责无旁贷，更怎敢迁就游移，以致贻误大事？我私下认为，漕米关系国家根本大计，而治理黄河也就是为了治理漕运。去年洪湖决口，洪水一泻无余，起初只是因为堵塞堤坝稍迟，就导致诸事相互牵制。到了今年，借黄河水行船不足，接着就开挑河道；开挑不足，接着就用驳船转运；驳船转运仍不够，接着就用车陆运。现在时日紧迫，而淮南的漕米尚有一百数十万石。忙碌了半年，困顿疲乏的情形加倍严重。那么，变通的方法，怎么可以不预先谋划呢？

查考海运的方法，从元朝到明朝，实行起来卓有成效。只是因为时间久远，章程难以恢复。协办大学士英和，在之前的奏折中所陈述的“四难”之说，论述得非常详细。然而，全部漕粮都通过海运则不可行，但商船未尝不可分担运载。我仔细阅览英和的条陈建议，确实是识时务的关键举措。目前筹划运输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自然可行。只是现在正值秋季，西北风多，船只航行不便，只能预先布置，以运输新漕粮。至于章程各项，奏折中所列举的照标准斛斗兑交、官府给予运费，以及派遣大员赴天津兑收等条款，都非常周密。我刚到江苏境内，与督理漕运的各位大臣尚未见面，倘若条款还有未尽之处，自然应当随时妥善商议办理，以期实行起来有益。

至于漕粮折银一事，向来只在歉收年份偶尔实行，或者在山区米少、距离水运码头太远的地方，意在方便百姓，作为朝廷特别的恩典。如今如果普遍在各属实行，则阻碍非常多。最难的是银子没有来源。米是民间自有的，而银子则不能家家都有，只能等待谷米出售。漕米改征折银，就与地丁银没有区别。以江苏一省来说，额定漕粮将近二百万石。假如以百万石征米通过海运，而百万石折银，大约计算应折银二三百万两。平时一百数十万的地丁银，分为上忙、下忙征收，官府有怠慢征收的处分，百姓有抗粮的责罚，尚且催征不前，积累成百姓欠粮。何况在几个月之内，突然增加一倍以上的正银，势必造成谷贱伤农，有卖无买，家家户户需要银子却得不到，民间的气象就会骚动不安。况且一省的漕粮，有的征收实物，有的折银，办理参差不齐，尤其多有掣肘。我私下认为，漕粮折银，其他省份情况不一，但如果江苏则势在难行。

至于停止漕运以治理黄河，一劳永逸，最为上策。只是在去年冬天洪湖初决时实行则很容易，此时石工即将完工，蓄水逐渐加深，沙泥在底，挑挖难以施工。如微山湖现在本来就能蓄水，又不便排干湖水以进行挑挖。至于漕运渡黄河吃紧，只在御黄坝一处，其余工段，均不与运道相连，不必停止漕运，才能兴工。况且京师四方辐辏，除了漕米之外，需用物资很多。如果停止漕运一年，将导致南方货物不至，北方枣豆难销，物情多有不便。因此，折银与停运二者，都不可行。

我私下思考，来年应当以海河并运为宜。广泛招募商船，分作两次装载，计算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余仍由运河运输。秋冬之间，即由河臣派员，将运河挑挖深通，以便顺利运输。计算来年春天湖水更加增多，自然可以引导济运，不至于像借黄河水那样劳累。大抵专办海运，则担心商船不足；专办河运，又担心清水难以依靠。只有两者相辅而行，可以期望不误全漕。而且米运既分，则运道舒缓而治河也容易，对于国家储备仍可扩充。衡量有备无患的道理，更加相宜。所有我遵旨筹议河漕的大概情形，谨据实分别可行与不可行，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者，海运是暂时试行，将来河道全通，自然应当仍由河运。万一浅阻，也是时常有的事。应请仿照唐代转运之法，在沿河沿淮一带，建置仓库。遇到阻滞，暂为存贮，等到水足时，或由驳船载运，或由原船次年搭运。即使存贮稍久，但距离京城较近，缓急终究有可恃之处。只是建仓之初，所费颇多。但以搬运各策计算，其所费差足相等，而仓库历久尚存，其利较长，似乎也是转运漕粮的一法，可以济运道之穷。因为奉谕旨，此外有可利漕济运者，各抒所见，谨就我管见所及，附片具陈。

复魏制府询海运书

魏源

海运之事，其所利者有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所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而此三者之人，所挟海为难，使人不敢行者亦有三：曰风涛也，盗贼也，霉湿也。所挠海为难，使人不能行者亦有三：曰商船雇价也，仓胥勒索也，漕丁安置也。必洞悉夫海之情形，与人之情伪，且权衡时势之缓急，而后知无难行，无

译不可行。而且不得不行。我自从二月中旬，承蒙您示下廷寄，命令筹划海运以来，日夜讨论，寝食都在谋划。征询属下的官吏，向沿海人士求证，向海客和奇异之人咨询。众人的疑难都被驳解，越推究越审慎，万无一失，更没有可怀疑的地方。斗胆将这些意见进献给大人。

元代开创海运，十年间航道变了三次。明代王宗沐也因为海道不熟，在鹰游门遭遇风浪而停止海运。如今海禁大开，已经一百三十多年了，辽东、山东和吴地仿佛近在咫尺，早晨在洋面，晚上在岛屿，就像在内地一样，所以航道不需要再去探访。

元代初年制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运输四万六千石粮食。后来船只逐年增加，费用无法计算。如今上海的沙船，以及浙江的蜑船、三不像船，还有天津卫的船只，从一千石到三千石的，不少于两千艘，都坚固完好可以使用。总共计算每船装载一千多石米，一次运输就可以达到二百多万石，两次运输就能完成全部漕粮的运输。如果只运输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的粮食，更是绰绰有余。所以船只不需要再建造。

元代初年用开河卫的军队以及数万水手供应海运，并招募海盗来壮大他们的队伍。如果像现在江浙的船商，都是上海、崇明等地的土著富民，出入重洋，没有机会侵吞漏税。每年关货往来，曾经没有估客监载，从未欺骗爽约。何况是漕粮，各自效忠前来，不需要烦劳监运的官吏。所以船工不需要另外招募。

今年二月才开始商议海运，那时公私津贴已经发给旗丁，不能不从国库支出。明年海运，就把旗丁领取的款项，转为沙船的雇佣费用。所以费用不需要另外筹措。

有人说不可行的理由是盗贼。不知道海盗都在闽浙南洋，水深多岛，容易出没。船只尖锐底深，叫做鸟船。北洋水浅多礁，不是平底船、熟悉沙线的人不能航行。所以南洋的海盗不敢越过吴淞口向北。如今南洋还没有盗贼，何况北洋。这是第一个无可怀疑的理由。

又有人说不可行的理由是风涛。不知道大洋的风暴，大多在秋冬。如果春夏东南风，有顺风，没有暴险。商贾以钱财为命，既然不难冒险，追求万全，难道海神显灵，只厚待商船，而对粮船危险吗？而且遭遇风浪搁浅，砍断桅杆松解船舱，即使在秋冬也只是一千几百中的极少数，何况春夏。这是第二个无可怀疑的理由。

又有人说不可行的理由是霉湿。运河经过几个月到达通州，积久蒸热，米可能会变黑坏掉。而沙船到达天津，不过十天。如果说盐风容易霉变，盐水容易潮湿，那么最害怕盐风的，莫过于茉莉、珠兰等柔脆的花朵；见水立刻膨胀的，莫过于豆麦。这些都每年由沙船载向北，运向南。盐风盐水不坏花豆，却只坏米，哪有这种道理。北洋风寒，不像南洋风暖。而海船舱底有夹板，舷旁有水槽，下面有水孔，水从槽进入，就从孔流出，舱中从来没有潮湿。这是第三个无可怀疑的理由。

然而如果运道畅通，粮船没有阻碍，固然可以不实行海运。如今运河淤塞日益加深，清口倒灌已经非常严重，河身淤垫已经很高，舍弃海运走河运，万万难以飞渡。这是不得不行的原因。

然而如果太仓充裕，陈粮堆积，还可以不实行海运。如今京城仰食非常紧急，天庾正供有定数，一年停止运输，势所难支。这是不得不行的原因。

然而如果有其他策略，舍弃水路走陆路，也可以不实行海运。如今漕运的弊端，公私骚然，国家苦于耗费国库，漕运苦于损耗粮食，官员苦于督催，船丁苦于换船卸载，百姓苦于派车派船。舍弃安逸选择劳苦，利害相差万倍。这是不得不行的原因。

国家建都在西北，仰给东南，只依靠咽喉一线。岂止是河道梗阻可虑，也是人事难以整齐。忠于国家的人贵在未雨绸缪的防备，有远见的人存有另开旁门的议论。机会恰逢，发端来自上面，因熟乘便，天人一致。

译成就事业固然在于谋划，而完成事业必定在于决断。此时最紧要的关键，用两句话概括就是：上海和天津两地，得到合适的人选就能推行，得不到合适的人选就不能推行。海船从吴淞向南装载，向北在天津卸载，两地是出口和入口的总汇，实在是海运开始和结束的关键枢纽。如果上海海关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船只数量可以多报少报，商人的情绪可以使乐于转运变为畏惧，雇佣费用可以使节省反而高昂。天津收兑粮食，如果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干净的米可以变得潮湿，盈余的石数可以变得不足，空船返回可以拖延滞留。上海的牙行把货物税收当作自家的田产，天津的仓胥把运丁当作奇货。海运实行，海关必定免税，运丁不交米，这两处的利益源泉都空了，他们肯甘心吗？所以倡议开始之初，出全力来公开显示困难的人，一定是上海海关的人；既已实行之后，暗中阻挠使人放弃前功、畏惧再次尝试的人，一定是天津通仓的人。此外还有屯弁运军，也因为实行海运废弃漕运而认为不利。然而此时运丁即使想运也不能运。将来河道通行，即使漕运恢复旧制，暂停一年，还有漕项银米可以安置，不至于十分为难。即使是天津通仓，也属于实行之后的事情，顾虑还可以暂缓。况且原奏中有临时另外选派大臣驻守天津弹压稽查的建议，自然可以无虑。只有海关是总雇沙船的地方，首先应当核实。就像二月间委派官员查勘，根据税牙蒙混的言辞，把关石比漕石大出一倍半的，变为仅大一倍；把一两四钱折成六十三串实漕石银三钱六厘的，变为每石实银七钱，较民间时价不止加倍。所以现在商议海运，不询问商船，却询问上海海关，这就是所谓想要制作价值千金的皮衣，却去和狐狸商量它的皮。如果当时按照定时价格，动用国库不多，正值南风司令，江浙漕米，已经抵达天津了。承蒙垂询，道义上不能沉默。其中条件，尚多纠缠不清，统一等待议定，记录呈览。伏望随时疏示，不宣。

进呈海运图疏

陶澍

私下查照苏松常镇太五府州的定额漕粮，因为河运阻滞，改由上海沙船运往天津，现在已经办成定局，依次开行。臣私下认为海运与河道，原本互为表里。《禹贡》记载扬州贡赋沿海到达淮河，冀州夹着右边的碣石山入海，这就是海运的开始。秦唐虽然也偶尔实行，其道路难以查考。明朝则由胶莱内河，转运到登州，实在是劳费。只有元代海运最久，然而至元十九年，初次运米，仅止四万三千石，明年才抵达直沽，实行了六七年，每年只运米三四十万不等。随即因为道路险恶，另开生道，运米逐渐增多。海船怕浅不怕深，怕礁不怕风，而怕浅尤其甚于怕礁。明朝人沿袭寻找道路，不是礁就是浅，难怪其难。自然不如元代所开的生道，即现在沙船所行的最为妥善。查考元明入海的道路，或由刘河转廖角沙，或由黄河口至鹰游门，现在都堵塞了。只有吴淞口，至十〇一路为宜。而由此运米入海，实在开创于今年。臣因为初次试行，就要装米一百五六十万石，倍于从前，不敢不倍加慎重。每遇到熟悉海洋的人，详细询问，印证以记载，得到径直的道路。至于大洋浩瀚，本来没有边界，虽然舟人用更香测定，用水色检验，用针盘格定，终究难以确指其道路里程数目。只有就西岸对出的州县汛地比照核计，不相径庭。那些小岛微屿，也难以全部记载。谨摘叙大概，略分段落，并绘图贴说，恭呈御览。

第一段。海船从上海县黄浦口岸，向东行驶五十里，出吴淞口入洋，绕行宝山县的复宝沙，迤逦到崇明县的新开河，计一百一十里。又七十里，到十〇，这是内洋。十〇可以停船作为候风放洋的地方，属于崇明县地。

第二段。从十〇开行，即属外洋。向东迤逦一百八十里，到畲山，一名蛇山，又名南槎山，是荒礁，上面没有居民不可停泊，但能寄锚，作为东出大洋的标准，属于苏松镇所辖。

第三段。从畲山驶入大洋，向正北微偏东行驶，到通州吕泗场对出的洋面，约二百余里，水深十丈，可以寄锚。从此以北，进入黑水大洋，到大洋梢对出的洋面，约一百四十里，属于狼山镇右营所辖。又北从如皋县对出的洋面起到黄沙洋港对出的洋面，约二百六十里。又北从泰州对出的洋面起到黄家港对出的洋面，约二百二十里，属于狼山镇掘港营所辖。又北到龙港对出的洋面，约二百里。又北到射阳湖对出的洋面，约一百二十里，属于盐城营所辖。又北到黄河口对出的洋面，约一百二十里，属于庙湾营所辖。黄河口稍南有五条沙埂，船行遇到东风，则顾虑浅搁，宜避开。又北到安东县灌河口对出的洋面，约九十里，属于佃湖营所辖。又北到海州赣榆县鹰游门对出的洋面，约一百八十里，属于东海营所辖。

译计算从畲山大洋以北开始，到鹰游门对面海域为止，大约共一千五六百里，全部归属于狼山镇汛地管辖。凡是船只经过畲山，四周便是一片汪洋，没有岛屿可以依靠。行船需用罗盘测定方向，调转指针向北略偏东航行。如果遇到东南风，则针头向东偏转一个字；如果遇到西南风，则针头使用子午正针。查考江南的畲山与山东的铁槎山南北遥遥相对，称为南槎和北槎。行船本应使用子午正针，但因为江境云梯关外向东延伸有一道大沙洲，自西向东延伸很远，暗伏在海中。担心东风过猛，船只向西偏离，因此针头必须向东偏转一个字，避开暗沙后，再换回正针。这道沙洲向东北延伸堆积成沙埂，船夫称之为沙头山。如果船只过于偏东，一直向北航行，便会看到高丽（朝鲜）的群山。所以在接近大沙洲时，仍需向西偏转，才能对准成山一带。

译第四段。船行经过鹰游门，对着出口处的洋面。往北就是山东日照县的边界，属于山东水师南洋汛管辖。再往北到文登县的铁槎山，又名北槎山。从畲山到这里，才开始见到岛屿。再往北到文登县的马头嘴，进入东洋汛的边界。经由苏山岛、靖海卫，以及荣城县的石岛、养鱼池。石岛居民稠密，可以停泊。只是岛屿入口朝向东南，春季顺风时容易进入却难以驶出。从鹰游门到石岛，大约六百余里。在大洋中，虽然舵工用罗盘确定方向，但仍须经常使用水托。水托是用铅块做坠子，用绳子系着，用来探测水深以作为准则。每五尺为一托。查从十〇开船试水，从十托到二十托上下。行过畲山试水，都在三十托上下。顺风两天多，都是黑水。再试水到十托上下，就知道船到了大沙洋面。行过大沙，试水逐渐变深，到五十托上下，看到水是绿色的，那就是山东洋面。顺风再走一天，试水二十托上下，水仍是绿色。远远望见北槎山及石岛一带的山头，隐隐可见。再走半天，就到了石岛洋面。这是商船赴北方一定的针路。

第五段。从石岛到俚岛洋面，大约一百六十里。俚岛到成山洋面，大约一百四十里。都是荣城县的地界，是南北扼要的地方，可以停泊。水是绿色的。罗盘仍用子午针，略微偏东。从成山转头，改针向西，略微偏北，进入北洋汛的边界。到文登县的刘公岛，大约一百多里。再往西到威海卫，一百多里。再往西到福山县的芝罘岛，一百多里。再往北到蓬莱县的庙岛，二百多里。以上从石岛起至庙岛止，大约共九百余里。芝罘岛西北一带，有暗礁，船行要偏东以避开它。又庙岛的东边，有常山头浅滩，宜避开。试水在十五六托到二十托不等。船到庙岛，以东南风为最顺。计算东省洋面，有一百零五个岛屿，其中有二十五个岛屿是海道要地，而庙岛尤其大，可以停泊。

第六段。从庙岛经过掖县小石岛，就进入直隶天津海口，大约九百里。针向大西偏北。沿途试水，在十四五托。再试水到六托上下，水是黄色的，水底是软泥，就可以抛锚。等候潮水进口。大约计算天津海口，逆流拉纤，一百八十余里，就抵达天津东关外。

以上海程，计算从吴淞口出十〇，向东进入大洋到畲山，向北到铁槎山，历经成山，向西转到芝罘岛，稍向北抵达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臣私下查考，我朝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以来，商船往还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凡是驾驶的技术，趋向的方向，无不逐渐推敲逐渐准确，时间越久越精通。所以海运虽然属于试行，海船实际上已经习惯。而春夏之时，东南风多，行走尤为顺利。臣谨就见闻所及，罗列陈述大概。恳请皇上圣明鉴察。

勘覆胶莱河疏 雍正三年

内阁学士何国宗

查升任吏部尚书朱轼，开具胶莱运河节略，内称嘉靖十一年御史方远宜，亲自到海边，汇总为图说上奏。疏中说淮河之北岸，有一里名叫支家河，是安东县到海州的路。从支家河到涟河海口，共三百八十里。既出涟河口，由海道历经赣榆县到安东卫，就是山东边界。由安东卫经过石臼所、灵山所、夏河所，于是到胶州瞭头营，进入麻湾口，共二百八十里，都沿着海边而行。一入麻湾口，其中只有马家湾是陆路，这里必须用畚箕铁锹开浚，然而只有五里。由此经过平度州，以至莱州所属的海仓口，都是小河，共二百七十里。自海仓口进入大洋，便直抵直沽口，到天津卫，凡是泛海只有四百里，风顺半日可达等语。臣等会同勘验得知，淮水出清口与黄河汇合，经过安东县城南，向东流入大海。方远宜所称支家河在淮河北岸，固然是黄河的北岸。查安东县志书记载，县西十五里有支家河，现在已淤塞，无迹可寻，当地人也没有知道的。惟有盐河一道，上自中河的盐河闸，分运河的余流，到王营坝口，分为两支，东为中盐河，西为西盐河。到安东县北新安镇，合而为一。又向东北再分为二，东流为五丈河，直接入海，北流则汇合涟河到恬风渡入海。现今淮北盐船，由此转运。自盐河闸到恬风渡出海口，计程三百余里，应当就是方远宜所称自支家河到涟河海口的故道。既出涟河口，由海州历经赣榆县境，到山东安东卫，虽然是海道，而大洋隔在云台、鹰游诸山之外，自安东卫岚头山口，才开始入海程，经灵山卫到淮子口，也都沿着海边而行。自淮子口经灵浮两山之间，进入麻湾口，即为胶莱新河。浮山之西，有陈、薛二岛，石礁林立，非常险阻。薛岛之西十里许，有平岗叫马家壕，南北几乎

译五里。元朝人开凿它。遇到石头就停止了。明朝嘉靖十六年。海防副使王献开凿马家壕的石渠。一千三百多步。一直通到麻湾。就是方远宜所说的马家湾。一进入麻湾。从把浪庙经过胶州、平度、高密、昌邑等地。到达掖县的海仓口出海。计算路程二百八十二里。中间分设八座水闸。距离麻湾口二十里是陈村闸。又向北三十里是吴家口闸。又三十里是窝铺闸。吴家口和窝铺之间。地势最高。名叫分水岭。是南北分流的脊梁。窝铺闸以北二十五里是亭口闸。又三十里是周家闸。又三十里是玉皇庙闸。又三十里是杨家圈闸。又三十里是新河闸。又三十里是海仓闸。又二十七里到达海口。以上各闸。都是元朝人创建的。至今沿河仍然沿用旧名。而闸座都已经湮没废弃。查明朝时商议开凿胶莱新河。其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想从分水岭深深开凿。使河底与海口相平。在南北河口各建一座水闸。每天潮水刚到之时。就开闸纳潮。船只可以乘潮而入。潮水将退之时。就闭闸蓄水。船只可以通行而出。一种是想从分水岭开通河渠。修复闸座。广泛引入水源。设立水柜。按照启闭蓄泄的方法。来资助转运。两种说法都似乎近于合理。现在臣等仔细测量。分水岭以南。比麻湾口高两丈二尺。以北。比新河闸高一丈八尺八寸。又将分水岭试着开凿。虽然有坚硬的石头和细沙。还可以挑浚。只是南海口的潮水只到陈村闸。北海口的潮水只到新河闸。那么两潮之间不相通的中间有二百多里。如果想要南北水流贯通。必须逐渐开凿。深达两丈二三尺。况且朔望大潮。水深不过四五尺。其余日子小潮。水深不过三四尺。潮落之后。水深仅有一二尺。即使在河口建闸。而想要依靠这随涨随落几尺深的水。贯通二百多里的水流。恐怕不能成功。而且麻湾以南。水底都是石块。海仓以北。一望都是淤积的沙土。所以麻湾口、海仓口虽然可以通潮。但商船渔船。绝无停泊。如果想要将海口开浚。而潮汐每日到来。施工难以施展。这是通潮不值得依赖的原因。再查分水岭。地处水脊。所依赖作为分水之源的。只有平度州的白河。水源本来就微弱。又没有泉水可以引入。雨多则水涨喷沙。雨少则整条河干涩。陈村闸下。虽然有姑尤河汇流。但其地已靠近麻湾。顺流南下。对于运道也无益。分水岭北有胶河。从胶州的铁橛山发源。流到高密县东。与五龙河、张鲁河、陂水汇合。到亭口闸下进入新河北流。水源稍盛。中间有百脉湖。地势低洼。周围一百多里。如果修筑堤坝蓄水。作为水柜。还可以开引。使其南北分流。然而一条河一个湖。又没有泉水输送辅助。想要以此济助二百八十余里的运道。势必不能。这是蓄泄不值得依赖的原因。考察胶莱通运的提议。创始于元朝人。于是开凿几年后就停止了。明朝时屡次尝试但最终没有实行。确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至于由河达海。更造船只。以及开凿。劳费巨大。又是其余的小事。至于来往商船。现在只停泊在赣榆县的青口。以及胶州的淮子口。都是滨海水深之处。不肯乘潮深入。恐怕导致搁浅。即使开通胶河。而海口淤浅依旧。难以通行。对于客商也无益。只有两岸民田的陂水。都借此河宣泄。现在抚臣依照升任平度州州同温文桂的条奏。用民力疏浚。每人按日给米一升。（已）足以通流泄水。如果转运漕粮通商。势所不能。似乎可以不必再议。

译海运全案序

魏源

道光四年冬天，高家堰决口，运河干涸。天子深思海水与河水的消长关系，咨询沿河故道的情况。当时辅政大臣极力赞成，各地方长官也都同意。而臣长龄正好镇守南方，掌管海国的漕粮贡赋，于是协助商议，筹划费用，遴选人员，聚集粮食，征召船只。僚属齐心协力，文武同心。第二年便航海运粮，将一百五十万石粮食运抵京师。道光六年夏天，事情完成后，大家说：这次行动，对国家、百姓、商人、官员、河道、漕运都有利，是千古未有之事。于是作序说道：时机未到，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违背天道去开导世人。实行海运必定在今天，这大概是既开创又因循吧。古代的帝王，并不都建都于海边，有的建都于海边，但海道未通，海况未定，海商海船未备，即使想借助海洋，也没有办法。所以三代有贡道而无漕运，汉唐有漕运而无海运，元明有海运，但有官运而无商运。用海运代替河运，用商运代替官运，必定要等到我道光五年，趁着天时人事极其顺遂而实行，所以没有风涛、盗贼、潮湿的疑虑，没有招募民夫、建造船只、探访航道的费用和劳苦。趁着天时人事交迫而实行，河道告灾，不靠海运无法解决；官府告竭，不靠商运不能成功。趁着百年海禁长久开放，以及台湾、洋面十万石米已经试验成功而实行，事情看似不难，道理极易明白。然而还是先迟疑借用黄河，再迟疑转运，不能说不谨慎。然而如果没有天子的决断和枢臣的赞助，必定不能实行。众人议论纷纷，还将被关隘折价的实惠所迷惑，被通仓胥吏的勒索所胁迫，被屯丁安置的困难所阻碍，不能说不艰难。成事多么容易，任事多么困难。《易经》说：乾，是天下的至健，德行恒常平易以知晓险阻；坤，是天下的至顺，德行恒常简略以知晓阻碍。又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神妙地变化它，使百姓适宜。所以知道法度不平易简略不足以适宜百姓，百姓不夷平艰险而勇于变通也不能做到平易简略。用海运的安逸来救济河运的劳苦，却说治理河道必须停止漕运，不是这样。用海运的变通来救济漕运的穷困，却说治理漕运必定损害河道，也不是这样。有百年的计策，有焦急不到一天的计策。现在官府与百姓为难，民夫与官府为难，粮仓与民夫为难，而人心习俗在下面喧嚣；黄河与淮河为难，漕运与河道为难，而财力国计在上面消耗。方枘圆凿，沸腾翻滚，不知何时能到。中流一壶，难道没有人在吗？或许有人想用苏松两府的漕粮，每年由海运为常，而改用小江，扩大重船以利漕运，变通目前的河道以利黄河。大圣人端坐清静，采纳群策，掌握参伍，探求万物本源而斟酌，王道何愁不坦荡，王道何愁不平正。老子说：大道很平坦，但百姓喜欢走小路。不是海运难为人，而是人难为海运；不是漕运难为人，而是人难为漕运。推究本源，万事可知。不难于祛除百年的积患，而难于祛除人心的积利。反之则正，百废可举。弊端不极不更改，时机不到不乘势。正本清源，顺势而行；补救末节，逆势而乱。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功业不会凭空创立，事情不会凭空因循。海运就是它的雏形。

道光丙戌海运记

魏源

传文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又说：百姓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难以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观察道光五年的海运之事，难道不令人信服吗？国家建都于西北，转运漕粮于东南，沿袭元明，以河易海。虽然康熙、嘉庆年间，因河患屡次议论海运，屡次不能决定。至于在仓促之余实行，用一百六十多万石粮食试运，抵达太仓，而百姓不知道劳役，国家不知道费用，天下看见实行得非常容易。然而知道谋划得非常周密，天下看见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然而知道发动得很微小，关系非常重大。幸以小臣遭遇时机奔走，始终其事，亲见圣上穆穆清静，都俞咨访，贯周万虑，岳牧佥同。如果不有所记述，使后世仅见与元代招盗造舟、募丁访道、劳费相比，即使不然，也仅认为是一时权宜，备缓急，无关利国利民久远大计。怎么能看见圣神举事，一备百费，至简易，可久大，永永与天地无极。因此敢拜手而为之记。起初，四年冬天，高家堰决口，运道堵塞，中外争言济漕之策，有的主张借黄，有的主张盘坝，发言盈廷，莫适所从。天启帝心，有开必先，则有首咨海运之诏。群疑朋兴，葸沓苟安，不是说是风飓，就是说是盗贼，不是说是霉湿，就是说是侵耗，造募则说是劳费，招雇则说是价巨，以及屯军的闲散，通仓的勒索，河防的弛废，争先为难，百议一喙，坐失事机。自春徂夏，既而借黄盘坝皆病。天子喟然念东南民力之不支，是用畴咨于左右辅弼之臣。于是协办大臣英和奏言：治道久则穷，穷必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敝且变者。国家承平日久，海不扬波，航东吴至辽海者，昼夜往反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虞，霉湿

译侵耗不足是祸患。用商运代替官运，那么船只不必等待建造，民夫不必等待招募，运费不必重新筹划。至于屯军的安置在于人，仓胥的稽查在于人，河务的张弛在于人。况且借黄河运粮既苦于盘坝，又苦于不能变通，还有什么策略可出呢？臣认为没有比海运更便利的了。

皇帝下诏仍让有漕运任务的各省大吏商议。于是臣琦善从山东移任两江总督，臣陶澍从安徽移任江苏巡抚，都请求将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的粮食，全部由海运。

皇帝说可以。这年秋天，臣陶澍和江苏布政使臣贺长龄先后到达上海，招集商船，宣扬皇上的恩德意旨，允许免税，允许优厚价格，允许奖励，商人们闻风聚集，像子女归附父母一样唯恐落后。于是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由川沙同知臣李景峄、苏州府督粮同知臣俞德渊主持，与道、府各级官员共同协助办理此事。又派遣道、府、丞、倅等官员先携带案册及十余万经费，由陆路北上，与直隶办事官员在天津各自设立局所。而钦差理藩院尚书臣穆彰阿担任验米大臣，会同仓场侍郎驻守天津，与直隶总督共同筹划收兑事宜。于是南北同时并举，纲举目张。至于誓师水军，壮大声势，以联络其间，则由江南提督、苏松镇狼山镇总兵，从吴淞会哨至鹰游门；山东登莱镇总兵，从鹰游门会哨至庙岛；直隶天津镇总兵，从庙岛会哨至直沽口。章程既定，次年正月，巡抚大臣亲自莅临海上，提纲挈领，部署先后，申明号令。各州县剥运的粮食，首尾相接而至，依次兑运。十几天内得到一百三十余万石作为首运，其余三十余万石归入次运。告祭风神、海神、天后，召集长年、三老，犒劳酒食银牌后遣散他们。万艘船只喧闹，江水澄澈，海面明亮，旌旗飘动，鼋龙踊跃。从崇明十〇向东，绕过千里长沙，十几天全部到达。空船返回再次运粮，到五月两运完成。一粒粮食也没有损失，比起河运的粮食，莹洁程度超过一倍。天津、通州的人，见到从未有过的情景。先后下诏奖赏任事各臣，各有差别。

译这次海运，相比元代海运有三点优势。即：顺应海洋利用海洋，顺应商人利用商人，顺应船只利用船只。由于承袭了两百年海禁大开后的局面，水路行程的险峻与平缓，风汛的迟速，驾驶时的趋利避害，越经历越熟练，做起来毫不费力。知道北洋不担心水深而担心水浅，所以使用平底沙船来适应；知道海船不怕浪而怕礁石，所以直接驶入大洋来避开；知道秋冬的风飓比春夏更危险，所以乘着东南风令来航行。因利乘便，事半功倍，这是元代所没有的。

相比河运有四方面的好处。即：利于国家，利于百姓，利于官员，利于商人。河运有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催攒费、通仓费，所以朝廷既支出百余万两漕项来支付公费，下面又支出百余万两帮费来支付私费。这次海运不经过内地，不经过层层盘剥，所以运送一百六十万多石米，费用仅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公费节省则私费可以大幅削减，私费节省则公费可以全部省去。实报实销，节省了三成中的两成，这是河运所没有的。

实施海运有三点关键。即：招商雇船，在南边兑米，在北边交米。

如何招商雇船？沙船载米，从五百石以上到二千石以下，计算四府一州的粮食，需要一千五百六十二艘船。每石给予运费银四钱，每船赛神银四两，犒赏三两，天津挖泥压空钱一千文，每百石垫舱芦席银一两三四钱不等。每米一石，白粮给予损耗一斗，糙粮给予损耗八升。每船装载货物两成，免除其税。所有受雇的船只，限定十一月聚集在上海等候兑米，迟到的予以处罚。这是海运开始的关键。

如何在南边兑米？沙船整齐停泊在黄浦江，按照各县先到的粮食，依次分配。某船就发给某县的旗帜作为标志。各县的粮食剥运到达后，监兑官率领船商用铁斛校量其容量，验米官呈报米粮道检验其米质。仿照河运的惯例，每船封存样品米一斗，令其呈报天津以检验是否相符。再截发三联执照，一联存局，一联给船户，一联移交给天津收米官，以稽查其真伪。随兑随放，到达崇明后，等候东南风齐发前进。这是海运中间的关键。

如何在北边交米？沙船到达天津口，由直沽河逆流而上百八十里，拉纤而至天津东门，停泊等待检验。如果在海上遇到风浪导致砍断桅杆、松动船舱的，依照漕船失风的条例，奏请豁免。其他因故短缺损坏的，用损耗米补足。再不足的，责令其赔偿。那些领运万石以上的，赏赐官阶。到天津检验米质后，兑交给剥船，就与沙船无关了。其余的米收买，货物免税，仍然给予三联执照，如同上海的例子。这是海运结束的关键。

这些都是今年试行海运的既定事实。如果要再次实行并定为永久制度，该怎么办？说：还应当筹划尽善尽美的也有三点。初创实行之初，商人观望，愿意载货而不全载米，等到交卸迅速而受雇报酬丰厚，知道载米比载货获利更多，那么应当一运完毕而不烦再运，这样第一点就没有遗憾了。禁止上海牙人前往北方，确定商船到天津停泊的界限，稽查山东各岛逗留以免滞留，购买天津挖泥官地以防争夺，纤夫令其自雇以免勒索，旗帜缴回再用以节省耗费，这样第二点就没有遗憾了。那些由天津运往通州的两千艘剥船，中途难免侵吞损耗，应当令通仓各胥吏，在天津收米具结后，立即令其押运剥船至通州，再有损失潮湿，只追究各胥吏的责任，这样第三点就没有遗憾了。至于法令久行弊端滋生，因时制宜变化，那么神妙适宜，在于用人得当。

海运全案跋

魏源

现在谈论海运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变通河道的困境，河道通畅就无所用武之地了。这只是从运道的角度而言，而没有从漕运事务的角度而言。而且这只是可以为江西、湖北、湖南的漕运而言，而不能为江苏的漕运而言。江西、湖北、湖南赋税轻而船只重，到达淮河迟，汛期涨水就担心堵塞，所以谈论漕运事务容易，而运道困难。江苏赋税重而船只轻，到达淮河早，汛期前还可以筹划渡河，所以谈论运道容易，而漕运事务困难。然而江西、湖北、湖南的船只，离河远，离海更远，终究不能不以运道的通塞为利弊。如果江苏的船只，离河近，离海更近，并不以运道的通塞为利弊。臣作为守土官员，所职司的是漕运。请直言漕运事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漕运，赋额几乎占天下的一半。而每年例给旗丁的运费，为银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两，为米四十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计算米折价直银九十三万六千七百五十九兩，共计给丁银米两项，为银一百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两。上面出于国库的如此，而下面用来津贴帮船的，几乎不止加倍超过。总计公私所费，几乎数两银子才致一石米。官员不是乐于给予，百姓不是乐于支出，旗丁不是都饱享厚利。军船行驶数千里的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用，督运催攒有费用，淮安通坝验米又有费用，也知道这些费用从哪里出来吗？出于那里的必取于此，而公私名实不符，有所盈余的必有所短缺，而良莠强弱不平，吏治何由而清明，民气何由而安定。只有海

译运输所需粮食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而计算费用仅一百四十万。抵充漕运项下的银米数额。所盈余的并不多。而帮船的额外开销。丝毫也没有。如果决意推行。永远作为定制。不经过闸河。不饱填深壑。那么只动用漕运项下的正项公款。就已足够办理公务。将一百多年来丁役费用的沉重负担。一旦解除如同沉疴离体。这难道不是东南地区的一大快事幸事吗。那些说变通以济助漕运的人。所增益的固然在于国家财政。而调剂漕运事务。所增益的尤其在于民生。圣人兴举事务。没有一件不根植于民众依赖。并且善于顺应时势。所以兴举一件事而百事顺从。由此可知杂乱无章不能终日的做法。必定没有简易良法。而事情能够长久且宏大的。必定出于行所无事。海运的利益。不是河运可比。本朝的海运。又不是前代可比。江苏的海运。又不是其他省份可比。而苏松等属的海运。又不是其他府州可比。如果真想要事半功倍。一劳永逸。百全无弊。人心风俗日益淳厚。吏治日益兴盛。国家财政日益充裕。必定由此途径。没有其他方法了。至于谋划议论的始末。设施安排的纲目。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记述已经完备了。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