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二刑政三律例下

译卷九十二 刑政三 律例下

复雠议并序

汪琬

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张潮儿亲手格杀其族兄、生员张三春，判处死刑。皇帝下诏命法司核查商议。而潮儿供称其母亲先前被三春所杀。于是该司员外郎汪婉认为应当交付御史再审，因此写下这篇议文。议文说：

关于复仇的议论，记载于《周官》《礼记》《春秋》，在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中论述得很详细了。我不敢再抄袭他们的言辞，只以国家的法律来阐明。法律规定：“如果祖父母、父母被杀，而子孙擅自杀死行凶人的，杖打六十。”注解说这是指没有告官的情况。又说：“如果是当时当场杀死的，不予论罪。”注解说稍微迟了一些就按擅自杀人论处。由此看来，凡是祖父母、父母有仇，即使积累到很久以后才报复，都可以称为迟，都可以援引擅自杀人的条款来判决。然而唯独不允许潮儿为母亲复仇，难道不是太苛刻了吗？一条命抵一条命，这是刑部现行的则例。别人既然杀了潮儿的母亲，却一定要让潮儿母子两条命来抵偿，这明显违背了法律的本意。现在议论的人说：潮儿曾经没有告官，那么口供恐怕不可信。当潮儿招供的时候，主管官员不曾审问；等到上报解送的时候，御史不曾驳斥。那口供的真伪，法司又从哪里知道呢？况且我并不是想要免除潮儿的死罪，仅仅是交付御史再审而已。万一再审之后，他的情有可原，冤屈可以洗雪，我将援引这条擅自杀人的条款，来为朝廷保全一个孝子，那么法司所保全的不就更多了吗？议论的人说：潮儿既然想要复仇，为什么不当时就杀了他？这大错特错。我曾经见过遭受祸患的家庭，有年幼的孩子、寡妇，门户单薄的情况。他们上面或者受权势压制，其次或者受贿赂阻隔，如果有复仇之心，不得不乘间伺便来图谋。如果没有机会，即使积蓄怨恨很久，推究法律的本意，都可以宽大为迟，又何必拘泥于几年之内或之外呢？法律规定：“人本来犯应死之罪，而擅自杀人的，杖打一百。”现在因为三春凶狠暴戾，敢于杀害他的族母，这也是应当杀死的无疑。这时候假设有像张氏亲属那样的旁观者，能代替潮儿诛杀他，也只不过杖打一百而已。何况是潮儿本人呢？假如他果真能为母亲复仇，又不按减死论处，不能说是法律公平。议论的人又说：屡次赦免怎么办？复仇不能用赦免来说。赦免，是朝廷用来怜悯保全有罪之人，而不是孝子慈孙不忍心亲人受冤屈所想要的。现在一定要因此赦免潮儿，岂不是助长行凶的气焰吗？所以我说判决这个案件的人，只应当穷究口供的来源，不应当问是赦前还是赦后。我又曾经查阅赦文来看，只有误杀的人才赦免，其他如谋杀、故杀都不赦免。我不知道三春所犯的符合误杀律呢，还是符合谋杀、故杀律呢？果真应当赦免呢，还是不应当赦免呢？都不是法司所能凭空断定的。如果真如我所说的，使得交付御史再审，不过是麻烦本部上奏请求，以及主管官员追查勘验罢了。这件事容易得像翻手掌一样，而所保全的实在很多。如果畏惧上奏请求、追查勘验的劳苦，而甘愿让自己处于错判入罪的地位，身为执法官吏的人，也真是不想一想啊。

理刑爰书

萧震

制定法律的根本，是用来禁止奸邪暴虐，安定民心。谨按：关于复仇的议论，见于经传与诸子史书，而律令中没有记载，因为互相杀戮的路径不能打开的缘故。卜起龙殴打杀死李存义，根据南和县的审理，说是为了母亲。于是引用经传来阐明，想要为起龙减轻刑罚，却又屈从于律令。厅堂审理起龙应判处死刑，虽然与律法相合，但未曾与经义相违背。暂且放下律法而谈论经义及子史。《周官》说：“凡是报仇的人，登记在士官那里，杀死他无罪。如果不登记在士官那里，就有杀人不可抵偿的罪了。”这是经义，也就是周代的法律。《公羊传》说：“父亲没有受到应有的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诛杀是上级杀下级的说法。倘若不应诛杀而诛杀他，而一定要复仇来杀死上级，那就是大乱的途径。这是传文中不可实行的部分。《左氏》说：“夫人逃到齐国，不称姜氏，断绝亲属关系，这是礼。”说的是子姜参与杀害鲁桓公，所以断绝关系。这是国史的法律。胡氏说：“梁国有继母杀死父亲的人，而他的儿子杀死了继母。孔季彦引用《春秋》以非司寇而擅自杀人来定罪。继母弑父，就是为父报仇了。知道有父亲不知道有继母，所以不能以叛逆论处，而又以擅自杀人来议罪。这是经义与律法不相违背的。”汉代张敏说：“杀人者死，这是三代通用的刑罚。现在想要趋向生路，反而打开杀戮的途径。一个人不死，天下受其害。”说的是杀人者不可以因为复仇而减刑。韩愈说：“凡是有为父复仇的人，具陈其事上奏听闻，斟酌适宜来处理。”说的是仇有深浅的不同，罪有轻重的区别。这是经传子史中关于复仇的言论。现在再依据律法而考察案情。如李存义威逼卜起龙的母亲王氏，投绳自尽，已经依据律法拟杖刑，没有谋杀、故杀、殴杀应当抵命的律法情节。李存义没有死罪，而起龙一定要复仇，殴打他至死。查殴杀的条款，律法没有比这更重的了。蔑视法律而行私情，情理没有比这更悖逆的了。如果因为复仇两个字，酌情从轻减刑，那就是故意设置犯罪的空隙，滋生祸乱的阶梯，不是保全安定的道理。孔子垂示经典，陶冶律令，原本

译其中的本意，并非不相通。然而世俗的儒生大多推崇古代而贬低当今，而执法官吏又拘泥于律条而不通晓经义，两方面都失之偏颇。将情理与法度相融合，参照经义与律法，卜起龙判处绞刑是毫无疑问的。张贵仍然处以杖刑。

译关于出继者是否免除缘坐的议论

姚文然

我听说朝廷的法令规定：凡是犯罪应当连坐的亲属，即使已经过继出去，也不允许原本免除连坐。这是为了断绝欺骗蒙混的途径，杜绝巧妙隐匿的奸诈行为。然而臣私下认为，特别旨意往往出于一时，而法令则垂范万世。过去唐太宗时期，有敕令规定依靠资历荫庇的人大多伪造次序，允许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人伪造荫庇之事被发觉，大理寺卿戴胄上奏认为应当流放。太宗愤怒地说：“朕的敕令规定不自首的处死，而你判决流放，这是向天下显示朕不守信。况且戴胄明知敕令如此，为何还奏请判处流放？”戴胄回答说：“法律如此就足够了。臣是法官，唯独不敢亏损法律。况且敕令或许是一时喜怒所发，而法律是英明的君主用来向天下昭示大信用的。陛下因一时的愤怒而下敕令杀人，既然知道这样不行，用法律裁断而判处流放，这就是所谓忍小忿而存大信。”太宗犹豫了很久，最终听从了戴胄的意见。所以法律是万世之法，根据情理定罪，斟酌古今而垂范后世的。

谨按礼制，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所后嗣的父母服丧三年，为本生父母服丧一年。这确实是因为人不能有两位根本的父母。谨按律法，犯罪的人，其子孙过继给别人的，都不追办连坐。这确实是因为罪行不应重复科处。现在如果让做后嗣的人，对于其本生的父母兄弟，不能依据律法宽免；倘若其所后嗣的父母兄弟犯罪，又应当依据律法连坐。这就是一人之身而承受两方父母兄弟的连坐。况且如果让做后嗣的人本身犯罪，那么其所后嗣的父母兄弟既应当从坐，而其本生的父母兄弟又不得宽免。这就是两处的父母兄弟都承受一人的连坐。

过去魏国毌丘俭被诛杀，嫁入刘家的女儿应当从坐。司隶主簿程咸上议论说：“女子出嫁，减轻对父母的服丧，是为了明确外嫁的节义。现在夫家被诛杀既随夫家处死，父母有罪又追刑，这是一人之身而同时承受内外两方的刑罚。男子不在他族遇罪，而女子在两门受戮，这不是用来均衡法制的方法。请求规定在室之女，可以跟随父母的刑罚；已出嫁的妇人，只跟随夫家的法律。”诏令将其定为法令，历代都遵循它。那过继的儿子，降低对本生父母的服丧等级，正与出嫁的女儿相同。女子跟随夫家，男子跟随所后嗣之家，其情理与法律是一致的。现在出嫁的女儿不在两门受戮，而过继的儿子却唯独祸延两方父亲，有重复罹难的法律，却没有一面之网的宽容。臣想皇上至仁至明，垂念及此，必定有恻隐不忍之心了。但因为律法有过继不连坐的条款，罪犯或许托名自匿，胥吏或许借法为奸，四海之大，难以保证没有这种情况。臣又想，人君如同天地。天的仁爱无所不覆盖，地的仁爱无所不承载，而日月的光明，幽暗隐蔽之处或许有所不照；雷霆的威严，奸邪之人或许有所不击。那有所不照、有所不击的，无损于日月的光明、雷霆的威严，而总体上成就了天地无所不覆盖、无所不承载的仁爱。所以古代帝王立法以惩治奸邪，而有罪者或许侥幸逃脱法网，最终不因奸邪而改变法律，使无辜者反而陷入法网。《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宁可失于不经常的法度。”这是尧舜好生的德行，所以成为万世君主的准则。臣愿皇上以尧舜为法，宸衷独断，参酌古今，念及法律是万世之法，仍命令法官，将过继不连坐的条例，一律遵循钦定事例。如果有托名出继情事可疑的，偶尔以特旨施行，不必永远定为法令。这样，则皇上无疆的仁爱、不测的威严，并行而不相违背了。谨议。

关于犯罪自首的议论

姚文然

律学不可不讲究，就是这样啊。我在官署任职时，见到强盗杀人、放火、奸淫不准自首的条例已经确定，常常想：假如有杀人、放火、奸淫、盗窃的案件，同案的盗贼中有自首的人，一概立即处决，似乎觉得不妥。如何稍微加以分别，使不自首的立即处决，自首的监候等待秋审，才是最恰当的法律。思考了几个月而不能得到答案。最近阅读律注，感叹说：古人先得我心了。损伤他人而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所因之罪，就是强盗的罪。盗罪仍然因自首而免除，但不免除故意杀人、强奸、放火、故意烧毁他人房屋的罪。然而这三项不免除的罪，都是监候。既然可以等待秋审，那么情节重的仍然处决，情节轻的可以减等。微妙啊微妙，神奇啊神奇。所以说只思考不学习就会危险。记得在少司寇任上时，有一次有强盗投首，刑部覆核立即处决，奉旨改为监候。这又是圣人天纵之明，暗合于古法了。

论自首的条例《佐治药言》

汪辉祖

全部律例的精义，全在名例中。求生的方法，没有比犯罪自首这一条更好的了。我初学法律家的言论时，县里抓获私铸钱币的人，以所供逃犯起意，案件已咨报刑部完结。过了两年，逃犯被抓获审讯，不承认是首犯。按例提审从犯质询，犯人已远戍，诸多掣肘。恰逢松江友人韩升庸在座，说可以依据原供，而将捕获改为闻拿。自首则罪仍不死，案件即可完结。我听从了他的话，犯人也很愉快地输供。我心里记住了这个方法。后来遇到情轻法重的情况，就袭用这个方法，保全的人很多。过去在《佐治药言》中，曾记载删改自首的报。辛亥年寓居长沙，听说绥宁盗

译杨辛宗在逃。官府限期比对其父，杨辛宗赴案投案。审理官员认为，这与案件未破、不知姓名而悔罪自首的情况不同，不准援引减刑，仍拟判斩决。我随即返回乡里，未见到邸报，不知刑部议定如何。

私下思考，犯罪自首律规定：“凡犯罪未被发觉而自首的，免除其罪。”这是针对案件未经侦破而言的。事发生逃律注规定：“若逃亡在官府尚未到案之前，本不加重罪名，仍可在原罪上减二等。”又乾隆三十八年，刑部议覆江苏按察使陈奏定例：“听到追捕风声而投案的，除盗犯按本例分别定罪外，其余罪犯都在原罪上准减一等。”这些都是指被告被缉捕而言，所以说“闻拏”。

杨辛宗事发在逃，听到限期比对其父，挺身投案，正符合江苏按察使所奏的情形。虽无悔过之心，尚存畏法之念，且多了一份不忍连累父亲的心，似乎可以怜悯宽恕。按本例免死发遣，不算枉法。却说与未经破案、不知姓名、悔罪自首不同，这必定是逃亡在事未到官、律得免罪者，方可依闻拏自首科减。

假如杨辛宗避罪远逃，不顾其父的比责，偷生许久，被捕抓获，也只判斩决，不会刑罚更重。反复阅读判词，心中深感不平。近日研究律法的友人，遇到加重判例，就手抄下来供模仿。杨辛宗的死何足可惜，万一闻拏自首的律例不可直接引用，那么凡是类似杨辛宗被缉捕，而案件非强盗的，也将棘手犹豫。

况且原判称：杨辛宗因事主家只有妇女，便向事主家抢劫，临时行强，被指名缉捕，其投案在伙犯抓获之后，不准援引减刑。查杨辛宗只抢劫一次，并未伤人，比起凶劫伤主的盗首，情事尚轻。只因投案在被缉捕之后，仍拟斩决，恐怕以此为准，从此盗首总无生路。

而且案件未破而自首的，千百中未闻一二。其甘心投案，多因捕缉紧急，牵连父兄子弟，动于一时天性之恩，到官伏罪。如果连这一线天良也断绝，那么在逃之犯更无自首，闻拏自首的例规几乎成为虚设了。

案件非我亲手办理，事情已过九年，疑窦在胸，终难自释。因论治术，商及律例，愿以正之高明。当今圣天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吏者遇到可出可入、介于律可轩轾之事，当与幕友虚心辩论，仰体圣慈，力求至当。名例一门义尽仁至，大概必不得已而用法者，尤宜细细体究。而自首各则，断不可略观大意。倘有投案之犯，务在求生以全民命。欧阳崇公所谓“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于我两无憾也”。敢为学治者敬告，幸勿嘲笑其老悖，鄙薄其说赘，重有望焉。

译陈刑名例案六条疏 嘉庆五年

云南巡抚初彭龄

现在正值秋审期限到来。臣在检查刑名条例案例时，以臣愚钝之见，有六条应当参酌之处，敢向皇上陈述。

一、关于官员失察的处分，自应查出后详细办理，但恳请酌情予以宽免。查地方文武正杂等官，对于所管辖的书吏、差役、兵丁以及衙门中一切养役卒，凡有索取诈取、贪赃枉法、诬陷良民、连累百姓等案件，主管官员都有失察的处分，轻则罚俸降职，重则降调革职。原本是为了让各该员平日用心约束，使得这些人知道奉公守法，不敢肆意妄为。倘若已经犯案，更应当据实详细办理，才足以严肃法纪、惩治奸邪。无奈束缚过严，规避的情况就越多。凡有这类案件，主管官员畏惧处分，多方包庇回护，或者将犯人当作平民处理，或者声称已经斥责革除，甚至自行轻微惩处以示警戒，将就结案，隐瞒不详细上报。即使有酿成人命死亡的情况，也多安顿调停，消弭了事。以致正犯反而侥幸逃脱法网，上司耳目难以周全，很少不被他们蒙蔽的。臣想，各官的处分，原本有自行检举的条款。这类案件，向来因为情节较重，一概按照原例议处，不能以自行查出为由请求免议。我皇上宽恕过错、施行仁政，凡是因公失误，并非有心故意犯法的，无不仰承圣上慈爱，宽恕其既往，给予自新的机会。这类失察处分，稍从末减，与吏治没有太大关系，而使得犯法之徒，有犯必惩，不至于让受害之家含冤负屈，恰恰足以彰显国家法令的严明，对于世道人心，实在有益。可否谕令吏部、兵部另行定议，此后遇到书吏、差役、兵丁等人犯赃酿命案件，如果主管官员确实有授意纵容等别情，仍当照例查参究治；若仅是失于觉察，能自行查出，据实详细办理，案犯全部抓获的，即予免议；倘若在任时未经查出，经后任详细办理的，查明仅是失察，也予减等议处。这样各该员自知失察处分不至于降革，对犯法之徒没有顾虑，得以随案惩治，使得这些人失去倚仗，也必然各自收敛了。

一、衙役诈赃殴打致人死亡，应当在条例内增补。查定例，衙门差役，如果有吓诈致人死亡的，不论赃款多少，判处绞监候。这是指差役奉票勾摄，藉端吓索，导致被索之人轻生自尽的情况。又定例，诬良民为窃贼，吓诈逼供，因而致死的，判处绞监候；若拷打重伤致死的，照故意杀人例判处斩监候。这是指捕役诬良民为窃贼这一项而言。如果起衅并非诬良，本是奉票勾摄，索诈不遂，逞凶殴打，捆缚吊拷，因伤身死的，这类案件，比起被逼自尽的，情节更重，如果仍照寻常杀人罪判处，也不足以显示情法的公平。查差役吓诈与殴打致死者，情罪也属相等，自当一律科断。恳请在“衙役诈赃致毙人命”条下，增补“若系殴打因伤身死的，即照故意杀人律，判处斩监候”。

一、假差吓诈即应照差役定罪。查条例记载，假充衙门差役，假借差遣缉捕为由，占据公馆住宿，妄自拘捕平民，以及搜查各船，吓取财物，扰害军民者，实犯死罪以外的，徒罪以上，枷号一月，发边远充军；杖罪以下，枷号一月发落等语。条例内所指实犯死罪，如有伪造印信、殴打故意杀人等类，无论常人、差役，皆系原犯死罪，自可照律定罪。如果仅是吓取财物，挟制逼迫，而被害之人忿激自尽的，在差役罪应判处绞刑，若常人律无正条，向来多系比照威逼人致死例，判处充军，也有比照差役诈赃毙命例判处绞刑的，终究没有明确立条，不免容易滋生出入。况且这类案犯，虽非真正差役，而其凶恶声势，实与差役无异。恳请此后凡有假充差役，吓取财物，无论银钱多少，曾否致人死亡，悉照差役一律定罪。其未经致人死亡，分别徒罪上下原例，恳请删除。

一、追迫跌堕致死的案件，恳请改定条例。查条例记载，凡谋杀人已实行，其人知觉奔逃，或跌失，或堕水等项，虽未受伤，因谋杀奔逃，死于他所的，判处满流；若其人迫于凶悍，当时失跌身死的，判处绞监候等语。查谋杀人至于已实行，其人知觉奔逃，失跌身死，无不迫于凶悍，也无不迫于当时。如果果然逃至他所，已无不可抵挡的凶锋，尽可从容潜避，何至于又复丧命。假设有在外毙命的，未必不是别有他故，自当另拟致死根由。如果以逃奔于谋杀，不应轻拟从宽。倘若相隔甚远，或死已越日，又岂可仍引死于他所的条款。因此，死于他所满流这一层，实属衍文。其当时失跌身死的，虽未受谋害之伤，而其仓卒失足，究系被谋所跌，死于跌犹死于伤，似乎不得以尚未受伤稍为开脱。况且查殴案内，凡有争情形，因逃走追逐，失

译跌死。全部依照因伤致死的本律拟判死刑。谋杀这一条。不宜单独区别对待。应当请求此后对于谋害、故意殴打等案件。凡是已经逃走。因为被追逐而失足跌倒。导致坠崖落身致死的。都依照因伤致死的本律办理。如果追逐的人。自己失足跌倒致死。逃走的人。先前虽然有殴打的情节。不能将致死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应当分别科处原本的罪行。

译关于依据赃物数额定罪的各项律条，应当请求详细添加注释。查律法规定，盗窃赃物一两以下杖责六十；一两以上至十两杖责七十；二十两杖责八十。所谓二十两，必定是指十两以上，至二十两为止，凡十一两至十九两都包括在内。之所以不写明“十两以上”，是因为上一条已有“一两以上至一十两”的字样，下一条顺承而上，意思可以贯通。只有《名例》中有“加者数满乃坐”一条，注解说：“如赃物加至四十两，即使只有三十九两九钱九分，也不能按四十两定罪”等语。因此，依据赃物数额定罪的案件，都以此语为准。凡是盗窃赃物达十余两的，并不引用二十两的律条，而是按照十两定罪，导致与一两以上至十两的同拟杖责七十。赃物数额虽有差异，但所拟定的罪名，将两条律文合而为一。这是由于拘泥于律文，导致相继出现错误。然而这还只是小问题。由此类推，一百一十两流刑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两流刑三千里，一百二十两以上绞监候。所谓一百二十两以上，即一百二十两零一分也算。现在凡是赃物达一百一十九两九钱九分的，只按一百一十两的律条，拟流刑二千五百里；若达一百二十两零一分，又拟绞监候。那么流刑三千里，必须恰好是一百二十两，不多一分，不少一分，才为合适。以距离死刑仅一步之遥的罪名，而银两数额相差极微，似乎不符合制定律法的本意。况且这条赃物数额，本是以十两为一等。现在除中间都是十两为一等外，只有杖责七十，是以十九两九钱九分为一等；而流刑三千里，则是一分为一等。实在觉得轻重失序。应当请求下部臣，在依据赃物数额定罪的各项律条内逐一添加注释。如盗窃赃物二十两杖责八十条，添加“十两以上至二十两”字样。自二十一两至一百二十两，以及此外监守自盗、常人枉法等赃物，都照此逐条添加“几两以上至几十两”字样。这样援引律法就不会失当。至于《名例》的小注，阐明了律法本意，曲折地引喻说明，应当无需更改。

关于命案中的赡养人犯，应当请求仍等候秋审办理。查赡养旧例，只允许将戏杀、误杀的案件，在文书中声请。至于杀人的案件，无论情节轻重，一概等候秋审时取结报部。上年经刑部上奏获准，认为情节本轻，应入缓决可矜之案，如果必须等候秋审时才核准赡养，在犯人本身犯死罪，即使监禁超时，尚属罪有应得。而其老病之亲，晚年凄凉，举目无亲，情状殊为可怜。请求此后殴打情节较轻之案，以及擅杀罪人，并无关人命，应拟死的人犯，按其情节，应入缓决可矜者，如果是亲老丁单、孀妇独子，该督抚在定案时，即取具各结，随本声请，准予赡养。其有介于实决与缓决之间的，在文书中声明，等候秋审时再行取结报部会核，等因，已通行在案。我想，殴打案件的人犯，情节虽有轻重之分，而死者之家，同样是被杀。从死者家属看来，轻重似乎相等。如果允许随本声请赡养，计算从犯事进监，到结案之日，远则一年，近则数月，突然释放，谁无父母兄弟，忿恨难消。以邻里之近，怒目相视，不仅易生报复之志，即使在凶手，也难保其不存自得之心。实在不是保全之道。恭读乾隆三十八年，奉皇上谕旨：赡养人犯，等候其拘禁经年，驯服其桀骜之气，不必在定案时将命案正犯遽行开释。可见我高宗纯皇帝睿虑精深，在矜恤之中，仍寓慎重之意。是否下部臣等，另行定议，除无关人命之死罪人犯，准予随案声请外，其余有关人命杀、擅杀及戏杀误杀等案，一概等候秋审时再行取结办理。并请求统待秋审三次之后，方准援免。其因情实可矜悯，秋审缓结，未届三次，由部臣奏请减等后，准予赡养。如此，则本犯拘禁经时，渐知悔罪；而死者之家，事经数载，也必心平气释，不致别生他衅。所保全的实在很多啊。

请免罪人及孥疏

王命岳

古代死罪之下，还有军刑、徒刑，流放之地不过二三千里。等到承袭明末败坏之余，人心不古，百弊丛生。世祖章皇帝忧虑非大加创惩，不足以振肃纪纲，挽回陋习，于是设立流徙之法，也是不得已的权宜教化罢了。假使数年之后，风俗丕变，人心归正，章皇帝未必不废除流徙而仅用军徒。我听说文王治理岐地，罪人不牵连妻儿。现在却连同父母兄弟妻子一起流徙了。其情罪重大的，还牵连祖孙。昔日魏主因有罪徙边者多逃亡，于是制定一人逃亡，全家充役。光州刺史崔珽劝谏说：“一人有罪，延及全家，那么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受盗跖之诛，岂不悲哀吗？”魏主立即听从了他的请求。现在国法方行，臣岂敢遽然参末

译议。但就奉行近法之中。祈稍寓宽恕体恤之意。如许嫁之女应归夫家，过继之子应归嗣父，孙不应带及孙女，子不应带及子媳，则法行而恩仍，威着而仁亦寓，于罪人不孥之意，尚有合焉矣。臣闻广东解家眷入官，至连及表妹，用刑一过，波滥无穷，此非朝廷之初意也。仰惟天语申饬，以养元和，实宗社灵长无疆之休。

讨论。但在执行现行法律的过程中，恳请略微体现宽恕体恤之意。比如已许配的女子应归夫家，过继的儿子应归嗣父，孙子不应牵连孙女，儿子不应牵连儿媳，这样法律得以执行而恩德依然留存，威严彰显而仁义也蕴含其中，这与“罪人不株连妻儿”的原则，还有相合之处。臣听说广东将家眷没入官府，甚至牵连到表妹，刑罚一旦过度，波及泛滥无穷，这并非朝廷的本意。仰赖圣上明谕告诫，以涵养元气，实在是国家社稷长治久安、福泽无疆的福祉。

译请求免除妻儿流徙的奏疏

安徽巡抚张朝珍

法律规定，亲属犯罪，允许互相隐瞒包庇。帝王以孝道治理天下。孔子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因此，同居且有丧服关系的亲属，互相包庇隐瞒的不予论罪，这是为了重视人伦常道。如果犯有谋反、谋叛以上重罪的，不适用这条法律。反叛是重情大罪，父亲犯反叛，儿子也有罪；儿子犯反逆，父亲也有罪，还能允许包庇隐瞒吗？那么重点在于谋反、谋叛的人。看“以上”二字，就知道谋叛以下的罪行，符合可以互相包庇隐瞒的条款。近来大功以上的亲属，包庇谋叛的妇女，都被判处流徙。不详细考察“谋叛以上”的含义，只说谋叛不适用此律，这是把叛犯的家属等同于谋叛的本犯，把期功服制的至亲当作陌路人了，这深深违背了法律的本义。凡是犯罪被流徙的人，他们的妻子儿女本来没有犯罪。近来的惯例，妻子和未分家的幼子，同本犯一起流徙。如果本犯在尚未解送之前已经死亡，已经奉皇上谕旨，妻子儿女都免予流徙。这确实是皇上怜悯无辜，造福无量。然而臣还有请求：流徙的人犯与妻子一同解送，本是不忍心让他们夫妇分离的缘故。但本犯罪由己作，跋涉千里，是罪有应得。妻子有什么罪过，却要一同承受这种苦难？或者本犯有父母在家，家中没有其他成年男子侍奉赡养，儿子因获罪而离开父母，妻子因跟随丈夫而抛弃公婆。垂老的亲人，时间久了必定会冻饿而死。冻饿而死的人，必定没有衣被棺椁，被抛弃在沟壑之中。如果有这样的苦情，相信皇上听闻后，必定会心生怜悯。况且既然不忍心让他们夫妇分离，原本就不是强迫他们一定要去，又怎么忍心让他们抛弃公婆，断绝孝义呢？臣愚以为，流徙人犯的妻子儿女，愿意去的，听凭他们自便，这样才能彰显朝廷“罪人不孥”（不株连妻儿）的德意。

请求宽恕罪臣送门的奏疏

姚文然

朝廷对待大臣，平时给予恩遇，使他们竭尽全力；有罪时保全他们的体面，使他们内心惭愧。唐太宗皇帝时，曾将囚犯引至岐州刺史郑善果面前。唐太宗说：“善果官至五品，不算低微了。现在虽然犯罪，怎么能与那些囚犯为伍？从今以后，五品以上官员犯罪，允许在朝堂等候旨意。”又自成周以来，历代帝王，以及会典记载，直到本朝《大清律》，都有八议之法。所谓议功，是指有才能，或者斩将夺旗，或者开拓疆土，有大功勋的人。所谓议贵，是指爵位一品，以及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的人。凡是这八议之人，如果不是犯十恶大罪，其他罪行都与平民不同，由此可见大臣虽然辜负了朝廷，而朝廷终究不失对待大臣的礼节，恩惠极厚。臣听说近日兵部满汉各位大臣，都因犯罪被禁闭在宫门。臣深深痛恨他们身为大臣，辜负了皇上的宏恩。但想到各位大臣都是位列高官，一向蒙受朝廷豢养，现在寒天冻夜，寒冷三重，寝食艰难，大小便也不安宁，恐怕有衰老疲惫之人，积劳成疾。这样不是死于国法，而是可能死于天灾，这不是弘扬皇仁的做法。况且被发配在各宫门上，通衢大路，万人观瞻，功臣贵臣，免冠去带，羞愧难当，这不是保全国体的做法。臣知道我们皇上至仁至慈，念及于此，必定会有不忍之心。臣愚以为，大臣犯罪，自然可以发配到刑部，派人看守，等待审明案定，处以应得的罪行，免除他们带锁发门的羞辱，以表明朝廷优待大臣，即使犯罪，也与平民稍有不同。那么国法与皇恩，并行不悖，如同雷霆雨露，都降自上天，这不是臣下所敢期望的。如果皇上认为臣的愚忠之言可取，关乎国体，仍乞请定为永久法令，传布天下，载入史册，说优待大臣，永远废除带锁发门的命令，从我们皇上开始，即使宋太祖传国戒碑，也不足为美了。难道不盛大吗？

请求宽恕妖言罪并禁止诬告的奏疏

曹一士

我私下听说古代太史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借此了解各国政治的得失，风俗的美好与丑恶，这就是《虞书》中“在治忽以出纳五言”的意思，使下情能够上达。降及周朝末年，郑国的子产，尚且不禁止乡校的议论。只有那些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论虚伪而巧辩，学习邪说而广博，顺从邪说而润饰的人，虽然属于知名人士，圣人也有在两观诛杀他们的先例，确实是厌恶他们迷惑大众。至于造作语言，明显有悖逆迹象的，如戴名世、汪景祺等人，圣祖仁皇帝和世宗宪皇帝，因为他们自己触犯大逆而诛杀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是赋诗作文，言语涉及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知府，游览虎丘作诗，有人密奏他大逆不道，圣祖仁皇帝明示九卿，认为是诬陷好人，如神般的智慧，洞察隐微，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近年来，街巷中的小人，不了解两朝诛杀大恶之人的原因，往往挟持微小的怨恨，借用似是而非的言辞，攻击私下的书信，指摘字句。地方官见事生风，多方严刑拷问，有时导致牵连师生，株连亲族，破家亡命，非常可怜。臣愚以为，井田制和封建制不过是迂腐儒生的常谈，不可以用来生今反古，抒发情怀咏

译史书不过是文人的习气常态，不能用来作为援引古事以讽刺今人的依据。即使序跋中偶尔遗漏了纪年，也可能是草野之人一时疏忽失检，未必是确实怀有悖逆之心，敢于在篇章中公然宣扬。如果将这类情况全部比附为妖言，罪当不赦，将会导致天下告发揭短之风不止，读书人因文章而心生戒惧，这实在不符合国家以正义来匡正法度、以仁爱来包容蒙昧的至深用意。臣恭敬地阅读皇上的谕旨，凡是奏疏和制义中，从前忌讳避讳的事情，一概扫除，由此仰见圣上英明，胸怀宽广，这正是古代敷陈奏对、采集风谣的盛事。私下认为，朝廷上的章奏尚且捐弃忌讳，那么民间的笔墨书信又何必吹毛求疵。恳请下令给各省大吏，查核从前是否有此类狱案，目前不准援引赦令的，逐条列出上报请求，等候圣旨钦定。此后凡是有举人、诗人、文书、信札中涉及悖逆讥刺的，如果审问没有确凿形迹，就按照所告发本人的罪名，依律反坐，以此作为对挟私仇诬告者的警戒。这样或许能使文章带来的牵连祸害全部免除，告发揭短的刁风得以平息，对于风俗人心，稍有裨益。

译关于恢复盗案半数抓获旧例的奏疏 康熙十年 姚文然

臣认为，安定百姓必须先消除盗贼。如今盗贼日益猖獗，是由于官员忌讳盗贼。官员忌讳盗贼的处罚，严重到革职；而上报盗贼并负责缉捕的处罚，仅止于停发俸禄、停止升迁；超过期限未能抓获，仅止于降级调任。人之常情对于处罚，没有不避重就轻的。唯独到了盗案，官员必定不肯接受较轻的处罚，而甘愿触犯最重的罪责。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臣反复思考，才知道他们忌讳盗贼是不得已的。因为盗案一旦上报，限期全部抓获的法令，迫使他们如此。为什么呢？盗贼必定不能每案全部抓获、每人全部抓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各盗贼本来不是同一地方的人，聚集谋划抢劫，则是临时合伙；抢劫完毕分赃，则向四处逃散。逃散之后，有的真实病死，有的溺水而死，有的在别处抢劫时被杀死。死去的盗贼无法复活，案件中的盗贼从何全部抓获？即使像知名的大盗，到处挨家挨户搜捕，终究有的逃跑有的死亡，始终未能抓获，何况其余的小盗呢？所以案件中的盗贼想要按名全部抓获，势必不能。而现行条例，即使十个盗贼抓获九个，一名未抓获，仍然停发俸禄、停止升迁。限期一满，就降级调任。人之常情谁不顾惜功名，希望升迁？不幸地方发生盗案，在未上报之前，预先畏惧全部抓获的困难，采取冒险侥幸免祸的计策。于是有忌讳盗贼不上报的，有将强盗谎报为窃贼的，有将盗杀谎报为奸杀、仇杀的。既已上报之后，必定要结案全部抓获，以消除停发俸禄、停止升迁的案件。于是有减少上报盗贼数目的，有拷打良民，用醋灌鼻、香熏石压，来充作盗贼数目的，有案件盗贼未全部抓获，谎称溺水而死、被杀，来上报全部抓获的。这类盗案，既然忌讳而未上报，以及未抓获而谎报，全部抓获之后，案中漏网的盗贼，虽然公然在村市活动，捕役不敢查问，负责缉捕的官员不敢抓捕，恐怕一旦抓获真盗，上司得知，而从前忌讳盗贼、减少上报等罪行，与他们一并发作。盗贼未正法，官员先革职了。所以盗贼日益猖獗，是官员庇护他们。官员并非庇护盗贼，而是为了逃避法律而自我庇护。现在想要拔除忌讳盗贼的根源，应当迅速更改限期全部抓获的条例。臣查《大清律》开载：除盗劫仓库、狱囚，或杀死职官，或聚集至百人以上者，限期全部抓获外，其余各处民间被劫，负责印信和捕盗的官员一月未抓获，通行停发俸禄，等候抓获一半以上，准许开支俸禄等语。正是顾虑民间被劫，容易隐瞒，所以定例抓获一半以后，官员不停发俸禄、停止升迁，盗贼仍照案缉捕。对官员宽厚而对盗贼严厉，这法令很好。现在应当斟酌恢复旧例。为什么呢？文武负责缉捕的各官员知道恢复俸禄不难，望升迁有路，必定不肯忌讳盗贼以冒革职的风险，而从前忌讳上报、谎报等弊端自然平息了。又一案的盗贼未全部抓获的，不妨实报未抓获，照案缉捕，而从前减少上报盗贼数目、拷打良民充作盗贼、谎报全部抓获等弊端又自然平息了。盗贼一日未抓获，其照案缉捕的案件一日不销案。此后访得可以续捕，捕得可以续报，虽有未抓获的余盗，也人人处于畏缉之中，年年都是畏缉之时，而从前负责缉捕的各官员不敢抓捕漏网盗贼等弊端又自然平息了。这是恢复一条律例而具备三种善政。臣查康熙六年，山西巡抚杨熙曾引用律文上疏，奉有详细议论具奏的旨意。但杨熙疏中引用律文此款论述不详，而部覆此款也与律文不符。至今旧例未恢复，这是臣冒昧再次请求的原因。有人说官员不停升迁，那么官员在抓获一半之后，不尽力续捕，这是放纵一半的盗贼。此说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律例不勒令全部抓获，而报全部抓获的是实数；即使不能全部抓获而报半数抓获的也是实数。现行条例，勒令全部抓获而报全部抓获的是虚名，甚至忌讳盗贼不上报，将一案的盗贼全部放纵，不止于放纵一半。如果说每案果真全部抓获，天下应当已无盗贼，而盗贼日益猖獗，又是什么原因呢？总之，盗案以民间被劫的为容易，原本与盗劫城池、仓库等项，事情昭著，不能隐瞒的不同。如果立法太严而难行，则官员逃避法律，逃避法律则忌讳盗贼的多，盗贼不畏缉捕而更加猖獗；如果法令宽厚而易于遵守，则官员遵守法律，遵守法律则忌讳盗贼的少，盗贼畏缉捕而逐渐平息。倘若臣的话可采纳，乞请部院斟酌议定施行。

杀贼无抵命法论 钱维城

建立纲常、陈述法纪，以整顿天下，是为了防止动乱。动乱必定从盗贼开始，所以治理严厉。治理严厉所以百姓都能自救，而盗贼时时有可死之道，畏惧百姓而不敢逞凶。《周礼·朝士职》说：“盗贼攻击军队、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军，如同军队在南门驻扎，意为攻击。攻击一家一人，与攻击一乡一邑相同，杀之皆无罪。郑康成说：“即如今律无故进入人家，以及登上舟车牵引人想要为非作歹者，杀之无罪。”是正确的。唐律加上“夜”字，区分登时拘执，才开始失去古义，而其允许百姓杀贼则相同。保有身家，安分乐业，这称为良民，是国家应当保护的。衣食不足，流离迁徙，这称为穷民，是国家应当怜悯体恤的。如果既不能保守身家，又不

译能够忍受贫困饥饿。小的则像老鼠一样偷窃、像狗一样窃取。大的则明火执仗地抢劫。这被称为乱民，是国家应当铲除治理的对象。如果一个乡的盗贼不治理，那么祸患将蔓延到一个县；如果一个县不治理，祸患将蔓延到一个郡。所以法律条文从鼠窃狗偷、明火执仗，一直到叛逆，都称为贼盗。贼盗不可姑息，这是显而易见的。贼盗的案件重大，而治理他们必须有等级差别，从杖刑六十直到死刑，这是官府治理的职责。如果事情发生在仓促之间，就听任百姓自行处置。即使擅自杀人，也仅处以徒刑，其中的道理有二。其一，是说良民能够自行杀死盗贼，不麻烦官府，即使让天下没有盗贼，也是可以的。现在治理盗贼也很严厉了，因为积年狡猾的盗贼危害极大，给他们戴上枷锁，给他们戴上铁镣，都没有效果。不得已将他们流放到烟瘴之地，流放到黑龙江，他们不是仍然偷窃就是全部逃跑。他们的罪行不至于死，而治理他们的方法已经穷尽，就知道听任百姓杀死盗贼自有深意。其二，是说良民是皇上所深爱的，现在因为盗窃的缘故，而不能安居乐业。富人或许还有多余的资财，穷人只有这一升一斗的粮食。财产与生命相连，一时愤激，偶然致死，等到杖刑徒刑时，危害已经很深了。不忍心迁徙良民的身家性命，来抵偿盗贼的性命，何况是用良民的性命来抵偿盗贼的性命呢？捕亡律是官府勾摄人犯的法律。其中法律规定：罪人抗拒抓捕，殴打抓捕者致折伤以上的绞刑，致死的斩刑。又说：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杀他的绞刑。而窃盗律也引用此规定说：窃盗抛弃财物逃走，事主追逐，如果有手持金刃，戳伤事主的，按照罪人抗拒抓捕处绞刑。窃盗当场抗拒抓捕，以及杀伤人的都处斩刑。抛弃财物与当场有区别，所以从轻到折伤以上处绞刑。这本来是为了让窃贼在死刑中求生。而事主杀死盗贼，于是有用罪人不抗拒抓捕擅自杀人的规定来抵罪的。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窃盗抗拒抓捕，既然按照罪人抗拒抓捕来判决，那么事主杀死盗贼，就按照抓捕人杀死罪人来判决，事情相当，所以类推适用。二是因为夜间无故进入人家，条例区分黑夜白日，而不说当场，怀疑无法处置拘捕而杀人的情况，所以用捕亡律来补充。但其中有很大的不合理之处。考察律例，完全没有事主杀死盗贼比照罪人不抗拒抓捕的条文。立法如此，治罪如彼，怎么向愚昧的百姓昭示？而且因为使用捕亡律，于是把宽待盗贼的理由全部移用来苛待事主。于是区分抛弃财物与不抛弃财物，是否抛弃财物，只有窃盗自己知道，不能要求事主先检查家中财物然后抓捕盗贼。况且财物本来有在手中而不能知道的吗？又区分抗拒抓捕与不抗拒抓捕，事主杀死盗贼，到拘捕时才定罪，这是律文的规定。天下没有已经被拘捕还能抗拒抓捕的人，那么抗拒抓捕与否，事情发生在拘捕之前，怎么能再论断？又区分持杖与不持杖，盗贼多凶狠强悍，事主多良善，事主的其他物品，或许不如盗贼的手脚有力。现在用手脚抗拒殴打算作不抗拒抓捕，怎么能让事主信服？这种类推是错误的。律文夜间无故进入人家，本来是一个意思。例文将其分为二，黑夜偷窃，是夜间而不进入人家的；白日进入人家内，是进入人家而非夜间的。对于律文各得其半，所以不论当场与拘捕，杀人只处杖刑徒刑。这本来不符合律义。然而还只处杖刑徒刑，是因为事主殴打盗贼折伤以下都不论罪，所以即使致死也只处杖刑徒刑。现在将当场杀人的处杖刑徒刑，拘捕以及不抗拒抓捕杀人的处绞刑，那么杖刑徒刑加一等，就失去了递加的次序，更加奇怪的是，因为共同殴打律有多人，而殴打盗贼也有多人，于是殴打盗贼一人，杖刑良民百人，轻重倒置。这是弥补其缺漏者的错误。

译评论的人只说是官府差役抓捕犯人。为什么反而不如事主抓捕盗贼呢？不知道官府抓捕犯人，责任在于拘禁捆绑，如果犯人不抗拒抓捕，就不是不服从拘禁，所以按擅自殴打之罪论处。事主搏斗盗贼，情势在于自救，从未要求事主去拘禁捆绑。况且事主可以殴打盗贼，而官府差役却不能殴打罪人，即使是凶恶至极的盗贼，也必须查验没有拷打的伤痕，如果有伤痕，就先治抓捕之人的罪。这是官府原本就不能与事主相比，并不是轻视官府而严苛对待捕役。

又有人说人命至为重要，担心开启擅自杀人的弊端。不知道窃贼也是人命，良民也是人命。与其怜惜窃贼已经死去的人命，不如怜惜良民尚未死去的人命。况且厌恶擅自杀人的，是说他们没有报告官府。如果报告官府，而在诉讼庭上奔波，官吏差役索取费用，所损失的超过窃贼所窃取的。城市尚且如此，何况乡村野外。即使没有这些，而荒废了农时，荒废了职业，百姓尚且不能忍受。况且事情发生突然，来不及思考。

又有人说事情多发生在黑夜，容易起欺诈。不知道案件有疑点就审理案件，不应该改变法律来迁就疑点。如果案情涉及游移不定，就应当穷究根源，分别谋害、故意殴打。又不可以仅仅因为罪人不抗拒抓捕，就含糊了事。

又有人说强盗固然不论，窃贼不至于擅自轻易杀害。他们只是被贫困逼迫罢了。不能使百姓各自安守生计，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固然是上位者的责任。不仅窃贼可怜，强盗也可怜，但不可以此归咎于百姓。况且治理百姓的人，既然已经不能使百姓没有盗贼了，又因为盗贼的缘故而杀害百姓，这是增加上位者的责任。奸淫案中抓获奸夫杀人的有“勿论”的规定，奸淫也不至于擅自杀人。法律有允许抓捕奸夫的人，没有不允许抓捕盗贼的人。抓捕盗贼本来就重于抓捕奸夫。

从前孟子论述井田制说，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古人担心事主的力量不足以制服盗贼，而责成邻里协助。如果连事主也禁止，岂不是助长盗贼的势力而剥夺百姓自救的权利吗？考察古代，查考当今的法律，杀贼拟抵死，实在没有这样的条文。只是因为幕僚没有学问，支离破碎地牵强附会，导致几年之间，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一两个心里知道这是错误的，也勉强为之辩解，令人感慨啊。

申明事主盗贼杀伤例案疏 乾隆二十六年

都御史窦光鼐

臣在秋审两议时，与刑部官员陆续签注商讨，其中有关罪名出入的，共计十二案，而盗贼与事主的案件占八案。如湖广司唐成添戳死贼首张得一案，则将临时行强之贼犯，误依窃盗未得财律拟杖；将格杀贼首之事主，误依罪人不拒捕律拟绞。如浙江司陳永贵等殴死吴郁元一案，则将贼首纠众夺犯杀人，误以罪人拒捕论拟。又直隶司法犯刘老等拒捕戳死无名人一案，安徽司法犯杨德士拒捕刃伤事主妻女一案，则皆以护赃格杀伤事主之犯，而误依罪人拒捕科罪。这些都是臣依据法律签注商讨，而刑部官员已依签注改驳的。

又有山西司法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认为贼首杜九思与弟杜九维弃牛逃跑，事主并未追及，乃闻伙被护，复转回抢夺，立毙事主，与情急图脱者不同，签注商讨一次，随即据刑部官员签复，以为弃财即属合例，臣也即行画题了。

又有山西司法主曹守仁一案，则将贼犯张永贤黑夜行窃，而拘执殴打致死；又有福建司法主蔡朝一案，则将不知姓名窃贼，掏摸财物，获赃拒捕，而殴打致死；又江西司法主黄魁成一案，则将贼犯曾辛发窃牛拒捕，而殴打致死。这些都是例应杖徒之犯，而误引罪人已就拘执，及不拒捕而擅杀，以杀论律拟绞。这些与刑部官员往复签注商讨，而未有定论。

臣谨按罪人追捕律，本为官府差人拒捕犯人而设。若窃盗临事抗拒抓捕，法律有正条。只有弃财求脱之窃贼，及盗田野谷麦，准窃盗免刺者，始依罪人抗拒抓捕律科罪，都是减等论拟的。若贼人偷窃财物，被事主殴打致死，则比照夜无故入人家，已就拘执而擅杀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只有在旷野白日，摘取苜蓿蔬果等类，始依罪人抗拒抓捕科罪，因为其物细微，不同货物，不得竟以窃盗论也。

若窃盗持仗抗拒抓捕，则官差、事主、邻右，均得依律格杀勿论。而抗拒抓捕不持仗者，在窃盗则有边卫充军之本例，在事主则以殴打致死一语概括。因为事主拘执而擅杀，罪止杖徒，则抗拒抓捕而杀，更不待言。其不更议减等的，所以防止擅杀，重视人命。

近来各省问刑衙门，以罪人所该者广，多援罪人抗拒抓捕、罪人不抗拒抓捕，以为通用活例。又以窃盗抗拒抓捕而被杀，比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擅杀，皆以论，遂于律应斩决、斩候之贼犯，致有轻纵，而例得勿论，及罪止杖徒之事主，并拟绞抵。半年之内，已有数案。臣各据本例，与刑部官员签注商讨，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误出于偶然，是以刑部官员从臣

译关于这种说法，曹守仁等三个案件，各省成案援引本来就有参差不一，向来大多属于照例覆奏，因此刑部大臣与臣下的说法难以统一。

况且臣仔细查考“夜无故入人家，就拘执而擅杀”的律文，注解说为了防止奸盗的祸端，所以宽恕擅杀的罪责。又解释说，这与“罪人拒捕，已就拘执而擅杀，以杀论”的条文不同，是因为罪人已经属于官府拘押的人犯，而此处虽然已经拘执，却并非官府之人，情理各有区别，所以定罪不一律。那么这两条律文轻重悬殊，不得相互牵强比附，其说法非常明白。

如果将窃盗拒捕而擅杀，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杀，在律例中实在没有这样的条文。臣再三推究其说法，不过说是人命为重罢了。然而人命的说法，不可以用来类推贼盗。人命律中所谓的谋杀、故杀、共殴杀，都是平民相互杀害。凡是斩绞之刑，是想让人不要相互杀害罢了。

如果是事主擅杀窃盗，那么罪责只到杖刑和徒刑，并不是说宽待事主。盗贼危害于人，活着不能与平民并列，死了也不能用平民的命来抵偿，这样后来的人才有所畏惧而不敢做盗贼，这是辅助教化的深意。

邻居都寄托了捕盗的责任，而事主更是被害之人，即使擅杀致死，也只判满徒刑，这样后来的人才无所畏惧，而勇于捕盗，这是禁止暴力的微妙权宜。

盗贼始于盗窃而加剧于强盗，为了防止盗窃演变为强盗，所以拒捕的条文特别列在强盗律内，这是加重处罚。如果拒捕不持器械，就称之为强盗，那么捕盗的人就会有所畏惧，而盗贼逐渐无所顾忌了。

去年刑部议准蒋嘉年条奏中写道：“贼犯持杖拒捕，捕者格杀之，不问。事主、邻居俱照律勿论外。如有携赃逃走，而邻居等人直前追捕，仓促间致毙，抑或贼势强横，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殴打戕害性命的，照偷盗财物事主殴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语。”

所谓强横不能力擒送官的，就是拒捕不持器械的。邻居杀了他，得以照事主殴打致死的例子减等判杖徒，那么事主殴打致死更没有加罪的明文规定。然而各省办理，尚且援引成案以杀人罪拟绞的，往往很多。恐怕问刑衙门，得以随意轻重其手，而法司反而难以考核稽查。

臣愚昧的意见，仰祈皇上特降谕旨，通饬内外问刑衙门，凡遇盗贼事主杀伤案件，一律遵行钦定本例及议准新例，统一办理，那么例案不至于两歧，而盗贼会更加收敛止息了。

译关于依照律法处置窃盗，对于不应处死的情况，赵俞说：

县里有人进言说：“窃盗是百姓的祸患。过去抓获他们，大多使用连须节大板，每打十板加打两板，责打过后用牛倒拖，以此结束他们的性命。又有人用铁锤挫伤他们的小腿。现在都不这样做了，难道不是宽纵了吗？”我说：“不敢这样认为。律文中关于根据赃物定罪的规定非常明确，初犯刺字杖责，三犯拟判绞刑，原本就没有立即处死的条款。现在抓获窃盗查实后，夹讯、责打、刺字、枷号，分别发落，比照律文并不轻了。况且大盗杀人立即斩首，奉旨处决，也需要半年时间。如果真像过去的惯例，比起大盗的死，更加惨烈而迅速。小盗看着大盗反而加重论处吗？三人共同偷一个瓜，事发都处死，前史中有记载。那是衰败末世的状况。如今圣上英明崇尚好生之德，大盗还有减等发配黑龙江的。地方官敢以非罪非法全部杀死他们吗？仲山甫的德行，柔和美好作为准则。柔和失去准则就是软弱。我用柔和之道治理百姓，对于窃盗从未放纵宽恕一人。严格保甲制度，清除窝藏囤积，务必断绝根源。柔和并未失去准则。如果为了博取显赫的名声，顺从俗下的请求，这是杀人来讨好别人，违背正道来求取声誉，仁爱的人不会这样做。我只知道遵循天理、奉行国法罢了。了解我或指责我，听之任之就可以了。

关于捉奸致伤尊长不予论处的奏议，秦蕙田说：

乾隆二十年，江苏巡抚庄有恭上奏。蔡奕凡与嫡侄蔡通的妻子卢氏通奸，被蔡通撞见。蔡通砍伤奸夫蔡奕凡，杀死奸妇卢氏。将蔡奕凡拟判绞刑立即执行，蔡通依照刃伤伯叔父母的律法拟判绞刑立即执行等因。议定断案务必公平允当，援引成例贵在折中。律法记载本夫在奸情现场亲自抓获奸夫奸妇，当场杀死的不予论处。这是说本夫捉奸，杀死奸夫，一概不予论处。即使杀死有服制的尊长，也没有另外治罪的条款。如果本夫因为捉奸仅仅致伤尊长，那就更可以不追究了。又杀奸条例记载本夫本妇有服制的亲属，都允许捉奸。但卑幼不得杀死尊长，犯法则依照故意杀死伯叔母姑兄姊的律法科断。这是专门说应该允许捉奸的两家卑幼服属，不得冒犯尊长。也只说杀而不说伤。而本夫捉奸致伤尊长的，就更可以不追究了。因此乾隆六年，臣部议覆河南按察使沈起元的条奏，本夫捉奸杀死尊长，应当随时酌情议拟，已有案可查。这是因为奸情而杀死尊长，还在矜恤疑罪的律法范围内。如果致伤未死，自然应当依照律法不予论处。尊长内乱，律法判处斩绞重刑。既然给予本夫捉奸的权利，自然难以禁止他必定不发生致伤的事情。详细查考律例，检阅条议，从来没有本夫抓获奸情，致伤有服制尊长，仍然应该科罪的条文。此案蔡通因为胞叔蔡奕凡与他的妻子卢氏白日行奸，撞见后，当场互殴致伤，并未致死。该巡抚竟然将蔡通援引刃伤胞叔的律法，拟判绞决，实在不够公允恰当。臣等详细阅览案情，折中成例，蔡通既然没有科罪的条款，自然应当给予不予论处。应该将该巡抚拟判绞决之处不再议处。

关于请求详细议定旌表条例的奏疏，嘉庆八年，纪昀说：

私下认为旌表节烈，是维持风化的大权，必须一一符合人心，才足以表示鼓励。伏查定例，凡是妇女遭受强奸不从，因而被杀的，都准予旌表。那些突然遭受强暴，力量不能支撑，被捆绑压制，竟然被奸污的，虽然始终不屈，仍然被杀害，则条例不予旌表。臣愚昧的看法，私下认为这类妇女舍生取义，她们的志向本来相同。只是因为有的孱弱而遭遇犷悍，有的孤身而遇到多人，强行奸淫，竟然遭到污辱。这是力量不敌，并非节操不固。最终能够抗节不屈，抵御刀刃捐躯，她们的心与抗节被杀的人实在没有不同。譬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而四肢被捆绑，众人把持，强使跪拜，能说是屈膝于贼庭吗？臣掌管礼部，职司旌表，每遇到这类案件，不敢不照例核办。但衡量情理，心里实在觉得不安。质问众人的议论，也多说不公允。可否仰恳皇上天恩，敕令大学士、九卿、科道，共同详细议定。如果怜悯他们同样是强奸见杀，而这类只是遭遇不幸，与未被奸污的略作区别，酌情给予旌表，使人人知道蒙受圣朝奖善，略原其心，对于风化教化似乎有裨益。如果其中果真有不可旌表的精微道理，是庸耳俗目所不能测度的，也明白指驳，宣示中外，以消除天下后世的疑虑。是否有当，伏祈训示。

按：此奏经部议，嗣后凡是强奸遇到男子二人以上，力量不敌而身死的，虽然被污辱，仍准予旌表。

关于捕奸的议论，余廷灿说：

某女已经许配给某人却与他人有私情。某人侦知此事，等候私通者进入她的房间，袖藏木椎敲门。私通者踉跄走出，某人迎击他，他就翻墙逃跑。与某人一起来的有数人，合力殴打致死。事情上报，官府以某人是平民，不得捕奸，罪应抵命。相国诸城座主说：“不是这样。”一天在史馆，对桂林相国说起此事，各位翰林都在。有人进而请教说：“女子未过门而死，归葬于女方家族，因为她未成为媳妇。是许配的人吗？许配的人捕奸，某人怎么能无罪呢？”

译诸城的座主说：“难道说被聘娶的女子也和普通人一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婚礼从纳采、问名、纳吉到纳征，占据六礼中的四项，都是聘礼，为什么如此敬慎郑重呢？民间争娶无法决断的案件，现在的法律一律以先聘者为断，又有什么可牵系的呢？现在暂且替某人谋划，是抛弃她而不娶呢，还是忍耐而不发作呢？忍耐而不发作就不是人，抛弃而不娶她，对方未必会顺从服气。这两者既然都不可行，而秉持礼法议论的人，又接着禁止说：‘你是普通人，不得捕捉奸夫。’这难道合乎情理吗？情、法、理，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衡量情理而不安，那么大家都不会安心。那么某人无罪吗？回答说：捕捉奸夫是可以的，但应按照‘罪人不抗拒抓捕而擅自杀害’的律条定罪判决。发言的人于是一致赞同。有人仍然对礼书上所说的种种不能释怀。廷灿恭敬地按照礼文推究，也没有不合的地方。礼书说：‘娶女子定好了吉日却死了，穿齐衰去吊唁。丈夫只是定好了吉日，说明她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比尚未在宗庙拜见祖先的情况还要疏远。没有成为正式媳妇就死了，可以穿齐衰去吊唁；没有成为正式媳妇受到污辱，难道就不可以捕捉奸夫吗？况且名义上是媳妇，服丧穿齐衰，不能把她当作普通人看待，这就更明显了。请求将此定为法令，以后审理这类案件的人，就可以没有疑惑了。’

译陈斗杀父妾的辩词

钱维城

陈斗，是淮安清河人。他的父亲陈恭，曾任固原州知州。母亲是胡氏。当陈恭担任扶风县令时，在京城买了一个婢女，得到王氏。当时约定说：“某某因为贫穷，将女儿卖给陈家做婢女，婚嫁听从命令，不得私自逃跑。”王氏稍大一些，陈恭宠爱她，于是就没有让她出嫁。王氏妖艳且谄媚，因为受宠的缘故，对正妻胡氏没有礼节。胡氏对此感到怨恨，但最终没有办法压制她。多次责骂，却没能取胜，忧郁愤懑于是得了重病。陈斗当时还小，私下里感到不平，却无可奈何。陈恭因为事情被罢官，回到清河养老。王氏更加受宠，掌管家务，胡氏更加被疏远，病情于是大大加重。等到病危时，陈恭和王氏都不去看望。胡氏握着陈斗的手哭泣并嘱咐他说：“我的病是因为王氏。我死后，你一定要报仇。王氏只是个婢女，契约在这里，你拿着它作为凭证。报仇后一定要告诉我，我将帮助你。”说完话就死了。陈斗收起契约并藏好它。过了一年，没找到机会。乾隆二十六年四月，陈恭因为别的事出门，家里没有其他人。陈斗说：“可以了。”带着刀等候，只见王氏正在石台上洗衣服。起初，陈斗年少时有虚弱的疾病，到这时正发作。害怕不能制服对方，颤抖不敢上前。王氏突然大声呼救，自己投倒在地。陈斗说：“母亲来帮助我了。”径直上前刺她，刺中脖子，王氏死了。割下她的头，连同刀和契约，陈列在母亲的灵柩前，哭着祭祀说：“儿子已经报了王氏的仇了。我将向官府自首，母亲请想念我。”于是自己投案。案件审结，以故意杀人论处斩刑。评论的人说：“陈斗的母亲是病死罢了。王氏是父亲所安顿的，陈斗怎么能把她当作仇人呢？”辩解说：“病是因为王氏，那么王氏就是致死之人。父亲所安顿的，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就当作仇人，这是申生不报复姬氏的道理，不适用于母亲的情况。况且人子为母亲死罢了，如果不这样，难道要违背母亲临终的遗言吗？”评论的人说：“王氏虐待正妻没有确凿证据。怎么知道不是胡氏自己招致疾病呢？”辩解说：“这是陈斗感到为难的地方。如果证实了，父亲就有纵容妾室欺凌正妻的罪过。陈斗的志向，是厌恶让父亲坐实罪名来为自己求活命。况且即使是胡氏，陈斗既然不知道父亲纵容妄为，又怎么知道母亲的情况呢？只知道王氏是我的母亲仇人罢了。”评论的人说：“陈斗知道母亲的重要了，难道不知道父亲的重要吗？章子的母亲得罪了父亲，死了，父亲把她埋了。父亲死后，国君命令改葬而章子不敢。齐王因此任用他为将军。陈斗读书难道没听说过吗？”辩解说：“这不是章子的事。如果这样，那么章子就是大恶之人了。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传文说：‘如果是正道，那么终身不改变也可以。如果不是正道，何必要等三年。’魏颗的父亲，曾经命令魏颗让妾殉葬。父亲死后魏颗却嫁了她。君子认为他遵从治国之命是孝道。把妻子埋了，是乱命，非常不合正道。父亲死后改葬，这是过错。何况再加上国君的命令呢。章子的说法，是战国时期倾危之士所为，也和吴起杀妻求将之类一样。曾子、孟子会这样吗？这显然不能用来约束陈斗。”评论的人说：“那么这案件应该怎么判决？”回答说：“按杀婢女判决。礼法说：‘律法规定为庶母服齐衰期。’律法说：‘庶母指父亲妾室中有子女的。’妾与婢女等同。王氏最初以婢女身份被卖受宠，而没有子女，那么确实是婢女。况且妾没有凭证而婢女有凭证，拿出胡氏的契约，审理这案件了。”

审办独子承祧两房各娶妻的议刑部说帖

阙名

复核山东省咨文：独子承祧两房，两房各自娶妻，后娶的妻子有罪，如何办理，请部里指示回复一案。我们查律法记载：有妻更娶妻的，杖打九十，后娶的妻子，离异归宗。又例文记载：嫁娶违反律法，应当离异的，与其丈夫及丈夫的亲属有罪，如果是先奸后娶，或私自苟合，或知情买休，虽然有媒妁婚书，都按凡人定罪。如果只是同姓及尊卑良贱为婚，或居丧嫁娶，或有妻更娶或将妻嫁卖，娶的人果真不知情，确实是明媒正娶的，虽然律法应当离异，有罪仍按服制定罪。又查礼部在嘉庆十九年，据河南学政咨文：宝丰县附生余万全的父亲余笃生，承继两门，各自娶妻。长门为他初娶张氏，继娶王氏，生子万全。二门为他初娶雷氏无子女，纳妾杜氏，生子万德，各自承继其嗣。因为雷氏病故，万德以嫡母丁忧，万全应如何称名，如何服制等因，咨请部里指示。经礼部以余笃生在长房已娶正室张氏，继娶王氏，次房只应当为他纳妾，不应当为他娶妻，是雷氏在世时称名，已混淆于嫡庶之间，雷氏死后，长子何得滥列斩衰之列。万德既然已呈报丁忧，尚可比照慈母之例，斩衰三年。万全无需持服。至于余笃生二妻并娶，嫡庶混淆，事属错误，业经身故，应毋庸议等因，咨覆在案。查有妻更娶，与其丈夫及丈夫的亲属有罪，仍按服制定罪的例文，是指其人并未承祧而言。如两房各自娶妻，希望生孙续嗣，这是愚民不知嫡庶之礼，与有妻更娶不同，只宜区别先后而正名分，不便按离异之条定罪。参核礼部议覆河南省余笃生的案件，那么后娶的妇人应为妾是明显的。既然以妾论，如与丈夫及丈夫的亲属

译若有犯罪行为，自然应当以妾的身份来定罪。此案中，彭高氏为侄子彭文汉聘娶郑氏，是希望生子以继承宗祧。经查，彭文汉先前已由父亲彭自立为他娶妻郑氏。等到郑氏去世后，又续娶王氏。由此可见，彭文汉已有正妻。彭高氏后来所娶的郑氏，虽然是出于承祧续嗣的考虑，但与有妻再娶正妻的情况不同，不便判决离婚。然而，一个男子只应有一位正妻，绝没有两位妇人并称为妻的道理。因此，自然应当按照礼部的意见，将后娶的妇人作为妾来论处。该司法官拘泥于“有妻再娶”的条文，仍按限制定罪，将彭自立按照杀死子妇的律法科罪，似乎并不妥当。至于该司法官所称，彭文汉正妻郑氏的儿子，与后娶的郑氏有犯罪行为，可比照八母中的慈母、养母来处理一节，经查，郑氏只有成为彭文汉的正妻，才能成为其子的母亲。如今郑氏既被列为妾，与先娶的郑氏就有了嫡庶之分。以正妻之子与父亲的妾有犯罪行为，律法有明文规定，怎么能比照慈母、养母来处理呢？此外，与家长正妻以及亲属有犯罪行为，都有律例可循，办理起来自然不会矛盾。又该司法官所称，将女儿嫁人为次妻的，其主婚都是由父母决定，起初并非自愿，如果一律按照律法判决离婚，是因为父母主婚的错误，而导致其女儿不能从一而终，这种情况实在值得怜悯一节，经查，人情没有不爱惜自己女儿的，明知对方已有正妻而仍然许配的，事情很少见。至于承祧两房的人，愚昧的百姓大多误以为两房所娶的都是正妻，所以将女儿许配。议定礼制首先要正名分，不便使嫡庶混淆。而王法本于人情，原本无需判决离婚。有犯罪行为应当以妾论处，情理与法律都得到公正。所有彭自立一案，应当请求立即按照礼部议覆河南学政的案件，依照殴死子妾的律法来判决。

译审查办理雇工殴伤旧雇主一案的刑部说帖

佚名

交安徽司复核审拟车夫李二踢伤旧主人齐兆熊一案。我们查得条例规定：赎身的奴婢冒犯家长，按雇工人的律例判决；放出的奴婢冒犯家长的，仍按奴婢本律定罪。又律法规定：奴婢殴打旧家长，按普通人论处。注解说：这也是针对转卖给他人的情况而言，赎身的奴婢不适用此律。等等。这是因为奴婢对于家长有恩义，卖身则恩义断绝，所以转卖后互相殴打，就按普通人论处；赎身放出的奴婢，恩义尚存，所以放出的按主仆论处，赎身的按雇工人定罪。至于雇工殴伤旧日家长，律例中没有专门治罪的条款。我们想，雇工与奴婢，名分虽然相同，但恩义有别。奴婢一经契约购买，就终身服役，饮食衣服都仰仗主人，恩义重，所以名分也重。而雇工只是为了生计，受雇佣做工，因为既受役使，不得不显示上下之分。如果工满，离开就自由了，在时是主仆，离开就没有名分。律法不规定雇工殴打旧家长，是因为工价已尽，就属于普通人了。此案李二先前受雇于齐兆熊驾车，齐兆熊因李二怠惰，在一个月工满后，就让他辞工离开。后来李二因向张幅索要欠款，与刘成吵嚷，齐兆熊出来呵斥，李二不服，出言顶撞，齐兆熊上前，与刘成将李二按倒想要殴打，李二情急之下，踢伤了齐兆熊左胯。李二对于齐兆熊虽是旧日雇主，但律法规定奴婢殴伤旧家长，也应按普通人定罪。查康熙十九年陕西司审拟雇工良生儿殴伤日雇主宗室越一案，将良儿按普通人照殴伤宗室本例定罪。现在李二一案，该司也按普通人论处。因为该犯在齐兆熊出来吆喝时，不思退避，竟敢顶撞，其平日轻慢可知，不便仅拟杖责，以免轻纵，判处不应重杖并枷号两个月。查核情罪，尚属恰当，应请照办。

请求停止籍没窝藏逃人者的奏疏 顺治十一年

兵部侍郎 魏管

臣担任法官十年，又蒙皇上简任今职，捕盗审逃是臣的专责。到任后，即查逃人旧例，除科臣晋淑轼关于督捕既设专官的奏疏已经定议，不敢再陈述外，私下认为籍没不是好办法。曾按律例，籍没只用于处置叛逆，而强盗尚且不在此列。唯独窝藏逃人一罪，条例竟规定籍没，实行数年而未改，难道窃逃的罪行就比强盗重吗？即使窝藏强盗的律法，知情分赃的，与强盗同罪而已，不知情的与知情但不分赃的，仍有轻重等级。然而初犯再犯的逃人，罪责鞭一百，而窝主却实行籍没，为何逃跑的反而轻，而窝藏的反而重呢？这不是法律的公平。或许是因为起初见逃人太多，所以设法不得不严厉。现在已是十一年了，因法律而死、因牵连而死的人，几乎有数千百家，而治理越用力，逃人越多，这是什么缘故呢？今天的逃人与当初不同，当初是人从盛京而来，谁没有思念父母妻子之情，而收留他们的人，见骨肉刚归，谁没有难以割舍的天性，且法度未明，冒昧容隐，逃的是真逃，窝的是真窝，即使犯法籍没，他们也必心服无怨。现在则不然，自从投充之门打开，所逃的不都是东边人，自从放假之事实行，逃的不全是私自前往，甚至有逃人乘机诈害本主，通同以牟取暴利，变态多端，难以悉数，所以逃的不一定都是真逃，窝的不一定都是真窝。也想想今天天下的百姓，都是朝廷的赤子，今天籍没一家，民间就少一家，明天没一人，版图就少一人，又反复多次，或一人株连数家，因而舍贫择富，或一事骚动全邑，导致民间重足而立、吞声忍气，问官愁眉不展、棘手难办，起初不利于民的，渐渐也不利于国了。臣所以说籍没不是好办法。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一定要使没有诉讼。现在要使诉讼减少，不如废除籍没法，要废除籍没法，须先确定逃窝的罪责。前臣部覆左侍郎卫周允奏疏内，其第三次窝家议责四十板，罚银二十两入官，如无银，本身入官，奉有谕旨。逃人则有再三，窝家何分彼此，难道皇上不忍于第三次窝家，独忍于初次再次者吗？一视同仁，谅也是圣心所关怀的。伏乞下旨罢免籍没之令，确定逃窝之法，务求平允，刊入条例，使臣等知所遵守，后世可为法程，这关系到国本民生，不是小事。

请求革除投充的奏疏 顺治九年

刘余佑

私下认为投充名色，自古所无。帝王临天下，一民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土，安得有不属朝廷之民，不属朝廷之地，而可罔上行私，为他人分据之物哉。此事起于墨勒根王，许各旗收投贫民。

译作为役使之用。随后又有身家有土地的人，一概投充收编。于是那些积惯奸邪、无赖之徒，有的害怕圈地，宁愿将土地投充；有的本来没有土地，却暗中将他人的土地投充。甚至投充的土地有限，却倚仗强权霸占，弊端层出不穷。他们借旗人之势作恶，横行害人。被投充的主人，原本并不完全知情，只是听信投充者的话，加以庇护纵容，导致御状、鼓状、通状等各种诉讼纷争不断，案件繁多兴起。况且投充之后，他们自命为满洲同旗之人，地方官员明知百姓受冤，也不敢向朝廷申明法律。这样，投充到旗下的，就成了法律无法制裁的人了。朝廷设置官员来治理百姓，反而不如旗下的私人有权势，这是投充之人比朝廷的命官还要重要。朝廷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呢？却养奸遗祸，使得在统一之时，没有统一的政令。天下的人民都是这些，地方的土地也都是这些，减少一个人，朝廷就少一份徭役；带走一块土地，朝廷就少一份赋税。况且他们倚仗权势武断行事，民怨日益积聚，告状日益繁多，而庇护他们的人更滋长了不平之恨。如果全面清查投充之人，全部发回各州县，那么朝廷的百姓，就没有已投充和未投充的区别对待，即使是积惯奸邪之徒也没有倚仗来欺压良民，这难道不是太平清明的景象吗？至于土地，除了奉旨圈给旗下的，按照确定的地界，立石为限，不许奸民妄自争夺外，其余投充人带投的土地，一律清还户籍。如果是自己的土地，仍然允许本人领种。如果有带占的土地，允许各地方官查审清楚，各还原主领种，纳粮当差。他们所缴纳的粮食，即作为佐领、披甲等项岁赉的费用。这样，恩惠出自朝廷，而旗下共同遵守王义；职守归于地方官，而天下才开始没有法外之人。诉讼简省，刑罚清明，百姓安居，物产丰富，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方法。

译关于私铸案犯分别定罪拟奏

秦蕙田

我私下查访得知，设立铸钱局铸造钱币，是为了疏通钱法，救济民用。然而奸徒为了牟利，私自销毁、私自铸造，都是钱政的祸害。因此定例都判处斩首。后来因为私销案件比私铸更重，将熔化制钱以及私自剪削钱边的人，改判斩决；而私铸案件，仍判斩候，列入秋审。这类案犯触犯法纪，自然应当拟入情实，明正典刑，以彰显国法。臣等查阅审核各案，其中有潜藏在深山密林之中，伙同党羽雇佣工匠，铸钱多达数十千乃至百千不等的；也有私自在家中偷铸，随即因畏惧罪行而停工，钱数仅止数百文乃至数十文不等的；还有制造古样钱文、砂壳小钱，不能流通买卖，以及刚开炉即被查获，尚未铸成的。向来外省督抚，有的拟入情实，有的拟入缓决，既不足以严肃刑章，更有钱多而拟缓决、钱少而拟情实的，尤其不能显示公平允当。直省秋审，关系重大，督抚是内外刑名的关键。如果办理参差不齐，必定等到廷谳之时，九卿改驳，这也不是众意所弃的意思。如今外省秋审将至，似乎应当酌定章程，以求统一。我查考条例记载：伙同党羽雇佣工匠私铸铅钱，达到十千以上的，判处绞监候；熔化少许铅斤，铸钱不足十千的，依照私铸铜钱情有可原的条例，请旨发遣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等语。铜钱铅钱按律虽有斩绞的区别，但钱多钱少，论情原本有轻重之分。臣等详细斟酌商议，请求以后外省秋审，私铸铜钱案犯，也依照私铸铅钱的条例，核算其钱数达到十千以上的，不论砂壳古钱、人数多寡，秋审时令拟入情实，请旨勾决。其钱数虽不足十千，但私铸不止一次，后来被发觉的，也一并列入情实。至于偶然偷铸，钱数不足十千，以及铸造未成，随即因畏惧罪行而中止的，这类情节，督抚列入缓决，似乎稍可原谅。但将他们照常监禁，徒然使他们安坐牢狱，反而不足以显示警戒。臣等共同商议，似乎应当酌情变通。查今年二月内，军机大臣会同臣部，议覆御史刘宗魏条奏，强盗免死减等人犯，改发巴里坤种地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我思忖私铸旧例，原本有分别发遣的条款。这类情节较轻、缓决的罪犯，可否援引强盗免死减等的例子，改发巴里坤等处，令其种地效力，以赎其死罪。这样奸徒才知道警戒畏惧，而宽大的典制不至于被侥幸求得。

记右司事

王友亮

乾隆乙巳年春天，我在右司任职。有个某甲，盗伐祖父坟上的树木两株，按律论罪。吏员说应当刺字。我说律法中没有这条。吏员说确实如此，近日浙江司某乙的事相同，问官比照窃盗条例，已经刺字了。满族主事感到疑惑。我说不是这样。子孙盗取祖父财物，祖父在家责打，而不告发于市，是不忍心给他加上盗贼的名声。盗取死者的财物与盗取生者的财物有什么不同？况且律法只规定杖刑和戴枷，大概是说盗取祖父财物与盗取他人财物有区别。虽然痛惩他的不肖，还是希望他将来悔改。现在加上刺字，那就使他成为盗贼了。这岂不是伤害已死之人的心，断绝自新的路吗？法律不是可以随意增减的。愚民无知，如果诛求隐情以求深究，比照不孝，杀了他也听命，又何必顾虑肌肤呢？满族主事说，你的话很对。虽然如此，某甲某乙都是贫无赖，以后必定再犯。再犯而查考前案，大司寇必定是刺字的。我和你将会被议处。请分担责任。过了一年果然如他所说。吏部议处各夺俸六月。而续纂刑例，于是增加了不得以赃少罪轻免刺的条款。我在秋曹任职六年，同辈中议论很少契合，这位主事哪里容易得到呢？主事名叫五泰，静斋是他的号。

秋审班签商二事

王友亮

安徽一案，绞犯陶王氏守寡多年，丈夫的哥哥陶奉廷常向她借贷。王氏丈夫在世时，典当了赵姓的园地。陶奉廷听人误传赵姓赎回了地，又向王氏当街索要钱款。王氏回答说地实际上没有赎回。陶奉廷就掌掴她的脸颊。因为王氏回击，陶奉廷又向她撞头拼命。王氏被撞仰面跌倒在地。陶奉廷用力过猛，顺势扑压在她身上。陶奉廷痰壅气闭，立即死亡。服制关系重大，陶王氏应拟情实。我看陶奉廷对寡居的弟妇，勒索欺凌，已经不是一天。甚至当街掌掴脸颊，毫无男女之嫌，尤其不合情理。看他扑压王氏身体，而痰壅立毙，孽由自作，并非王氏推扭所致。这是死于病，不是死于殴，不应当以殴杀论处。再查服制，丈夫的兄弟都是小功，远远不同于期亲尊长可比。弟妹殴打兄妻致死的，条例以凡人论处。那么弟妇与丈夫的哥哥，正可以比照。哪有同一小功，那边等于凡人，这边却入于情实的呢？况且丈夫的哥哥理亏情凶，自致于死，反而使被欺侮的孀妇，坐抵偿的重罪，冒干犯的恶名，似乎不足以显示公平允当。陶王氏应改缓决。

直隶一案，绞犯吴三红眼，旧欠周二蛋

译饼钱。经由伊祖母承认并归还。随后该犯在地里拾柴。遇见周二蛋卖饼回来。又赊欠剩下的饼三枚。约定第二天还钱。因此吃完之后。周二蛋再次向吴三红眼索要。吴三红眼恳求让他一同回家给钱。周二蛋不答应，胡乱辱骂。并捡起石头追赶殴打。该犯夺过石头。又被揪住衣服撞头。情急之下试图脱身。用石头殴打致其脑后受伤死亡。理亏负久。死者是幼童。吴三红眼应判情实。查看吴三红眼的石头是从对方手中夺获。受伤是因为被揪住。饼的价值不多。约定次日归还。周二蛋先前答应后来反悔。胡乱辱骂追赶殴打。过错确实在死者身上。再查殴打致死老人或幼童。均列入情实。这是皇上深怀安抚之念。想要使年少者侵犯年长者、欺凌幼小者知道惩戒。如果是老人殴打老人。幼童殴打幼童。似乎不能援引这条规定。如今死者年龄十四岁。而凶犯仅长一岁。都是童年。为何举彼而遗此。如果说十五岁为成童。十四岁为幼童。就列入情实。假设十四岁者殴打致死十五岁者。那么将一概列入可矜吗。那些三四十岁而殴打杀死幼童的人。又将如何加刑。此事属于寻常杀人。年龄并非长幼悬殊。吴三红眼应该缓决。

译盗伐官柳误刺字记述

姚文然

康熙十一年四月，有人盗伐官柳一株带回家中，被抓获押送到刑部。刑部判决依照赃物价值一两以下杖责八十，并刺上“盗官物”三个字。当天我代理尚书职务后，偶然与陕西司正郎王明德讨论律法，涉及盗伐园陵树木的一条，其罪重到都要杖责一百，流放三年。如果计算赃物价值重于本罪的，各加盗罪一等。然而律法没有说刺字，所以免刺。查考律法，盗取田野中的谷麦菜果，以及无人看守的器物，都计算赃物按窃盗论处，免刺。在盗掘坟墓的条款中，盗取器物砖石的，计算赃物按一般盗罪论处，免刺。大意与此相同。等到回家查阅《笺释》，在盗伐园林树木的条例下注云：“除擅自进入山陵间毁伐属于官家的树木，加计赃物按窃盗论处”一句。于是反复查阅直到户律田宅篇，在弃毁器物稼穑等条下，凡弃毁他人器物，以及毁伐树木稼穑的，赃物按窃盗论处，免刺，官物加二等。读到这里，我感慨地长叹。起初以为窃盗的条款，不过是在本律中查看，误以为官树就是官物。哪里能知道毁伐树木属于官物，加准窃盗赃物上二等，是在户律田宅的条款中呢？按窃盗论处的不在刺字的范围内，而一时误刺了。三次窃盗者绞刑，以曾经刺字作为定罪依据。刺一个字就是去人性命的三分之一啊。怎么忍心说呢。我曾经说新任官员初到任所，半年之内，不应该用心剖断一事，恐怕出错。而现在自己蹈入此误，罪过岂能说得尽呢。第二天进入官署，再同满汉各位君子，仔细考证详细商议，一致认为仍然依照律法是正确的。又等到本月十三日，又遇到有数人，每人盗伐柳栽一根，公议照准窃盗赃物一两以下，杖责六十加二等，杖责八十而免刺。

除养蛊告示（广西通志）

金

蛊毒杀人，最为隐蔽的罪恶，是王法所不宽恕，天理所不容忍的。以前听说岭南地方，多有制造畜养蛊毒，谋财害命的事情。本部院留心访查已久，务必期望净绝根株，为你们地方除去隐蔽的危害。仰告汉地居民及外来之人，遵照避蛊的方法，解蛊的方术，使蛊毒不能为害，各应敬畏遵守，不要辜负谆切劝诫的心意。所有条约，开列如下：

一、申明律法。大清律记载，凡制造畜养蛊毒足以杀人以及教令他人的斩首。制造畜养者财产入官，妻子及同居家口，虽然不知情，也流放二千里安置。如果用蛊毒毒害同居的人，被毒的人，父母妻妾子孙不知造蛊情由的，不在流放远方的范围内。如果里长知道而不举报的，各杖责一百，不知道的不予定罪。告发抓获的官府给赏银二十两。以上律法记载用蛊杀人的罪行，何等森严。你们这些愚民，为何亲身蹈入法网。特为申明，共同知晓敬畏。

二、开导愚惑。访得养蛊的家庭，世代秘密传授，每当有女儿出嫁，其母亲分给蛊虫，并传授方法。又有本人临死，才将蛊虫交付给亲爱子女，以为至宝。藏养日久，更有滋生蛊仔，遗留的祸孽逐渐繁多，为害日益众多。总之愚民无知，贪爱财物，迷惑于邪术，以阴谋毒害为家业，以他人性命为生涯。间有良心偶尔发动，不肯害人，蛊虫无所依养，将养蛊的人咬蚀，以至肌肉黄瘦，面有青痕，甚至亲生儿女，也被蛊虫所吃。忍心到如此地步，至死不悟。殊不知人生天地间，男耕女织，辛苦力作，赚得银钱，子孙享用，何等长久，何等快活。却丧尽天良，造此恶孽。事败则身遭国法，死后也难见阎罗。各应及早回头，千万不要终身迷惑。

三、立限自首。养蛊的罪行，律法记载甚严。本部院仰体皇上的仁德，不忍不教而杀，为你们愚民开一条生路。自告示之后，限三个月内，凡有家传蛊虫，以及他人分给畜养的，将所有蛊虫数目，赴地方官尽数首报。当堂验明，依法封送，永远断绝，改过自新。其从前所犯养蛊的罪行，详明宽免。如果是妇女养蛊，其本夫及同居亲属，能将养蛊实情，以及蛊虫数目，代为出首，也准许同自首，一概免罪。如果抗违不首，以及首报不尽，仍藏匿蛊虫，致使被官役查出，或经旁人告首，定行照例治罪。

四、设法查拿。自告示后，除准许自首外，该地方官一面责令练总保甲，也限三个月内，各于所管户，实力挨查。如有实系养蛊的家庭，向彼陈说利害，劝令自首。如果查有养蛊凭据，而狡辩抵赖，不肯首报的，立即禀明地方官，差人拿获究治。如果练总等人，藉此挟仇诬报，陷害良民，经地方官审明，即于彼地村镇处死，以作为诬陷者的警戒。如果无养蛊之人，也责令练总保甲出具甘结，该地方官加结申报。日后事发，该管练总保甲及养蛊者的左右，一并治罪。

五、识认之法。访得养蛊的家庭，屋子桌椅，俱皆干净。其养

译蛊惑之人，面容多显黄瘦，头面带有青痕。人们来到他家，他便把手插在衣服底下，或者用手去摸头。他所使用的东西，都带有腥气。饲养蛊虫日久，被蛊虫侵蚀，因此头面黄瘦，兼有青痕。他所养的蛊虫，常以邪术拘束握在掌中，不敢轻易张开。又若遇见佩戴朱砂、红豆的人，蛊虫便不安宁，所以将手或插于衣下，或摸于头上，急忙将蛊虫藏匿躲避。有这几种情形，心中便应稽查审察。

译一、解救蛊毒的药物。凡是偷窃蛊毒的人，都害怕朱砂、辰砂、黄连、红豆等物品。红豆在土话里叫水银子。此后，凡是有蛊毒的州县村庄，不论男女老少，命令各自携带朱砂二三钱、红豆三四个，或者缝在衣领内，或者常带在身边，蛊虫就不敢靠近身体，养蛊的人就不能为害。如果乡村贫民买不起朱砂，已经命令当地官员购买施舍，到官府领取价款。百姓各自向官府禀报讨要领取。如果前述那些形迹可疑的人家，又不肯佩戴朱砂、红豆，总甲、里正就应当察访查实后禀报。倘若有人中了蛊毒，用朱砂、辰砂、野芝麻、老蒜头、老生姜、黄土六种各等分，先将一半在口中嚼一会儿，吐出来，再将另一半嚼碎咽下，就可以不死。又据平乐县练总供称，曾经误食了养蛊人家的饭，忽然患肚子痛，曾经医治，先用苦练树皮、枇杷树根、岭上白薢、三月抛根四种各等分，煎汤喝下，再用乌柏树根，涂上煤，煎水喝下，等待一个时辰左右，吐出蛊毒。又每次吃饭时用黄铜做筷子，也可以解蛊毒。详细晓谕，大家都应当知道。

一、消灭和送离蛊毒的方法。向来习惯养蛊的人，都有解除和送离蛊毒的方法。此后凡是遇到自首以及查拿追出蛊虫的，在堂上验明后，立即命令封固在罐子里，依法远远送到深潭里，以断绝蛊毒的根源。又访闻有养蛊日久，冤魂谴责相缠，本人虽然有悔过之心，无奈蛊虫变幻攒绕，遣送不走，只得又害他人来养蛊虫。那么养蛊的人，也并非全有杀人的心，无奈家中传有此恶物，不能断绝，又不敢声张，其情势也觉得非常痛苦。所以本部院开出自首的门路，让他们能成为良民。现在将封蛊的方法，以及送蛊灭蛊的法语，刊发给各州县存案。倘有本人不能消灭送离的蛊，申报到官府，自有神明之法断绝根株，为地方永远除害。

以上各条，都应当凛然遵行。地方官身为百姓的父母官，哪里忍心让愚昧的人甘愿遭受刑罚杀戮，无辜的人暗中被残害。务必应当切实奉行，不要视为迂腐空泛。谨慎啊，不要忽视。

卷九十三 刑政四 治狱上

理刑存〇自序

黎士宏

理刑，是郡一级的官员，没有专职。所以每年一次值季会城，接受大吏的指挥，因此十三郡的诉讼案件都能审理。凡是民间控告而特别下发给理刑官审理的，叫发审。郡县上报给监司而转下来的，叫覆审。事情重大，集合郡县官员共同听审的，叫会审。会审，是名义上的，执笔裁决的实际上是一个人。监司上报给两院，意见不协调而再次下发复核的，叫院驳。两院议定，朝廷请示，经过法司复核而再次审理的，叫部驳。驳回到刑部，事情更加重大，如果判决有误，罪责将连累问官。我担任理刑官六年，受理十三郡的诉讼文书，大小案件共计七百五十件，在庭前听审的约数千人。他们的父兄子弟亲戚知交，愁苦相望，视这些案件为死生荣辱的，将近万家。将数千人近万家视为死生荣辱的事情，而待定于一人的笔与舌，那么刑狱的审理，也非常困难了。那些卖法营私的人，是贪婪；断案迟缓的人，是昏聩。不是贪婪与昏聩，又有偏私与固执。这数万人的性命，也几乎不能保全了。我常听讼，中午不吃饭，有时暑雨蒸湿，墨迹混乱，苍蝇飞舞，两扇窗子交相鼓动，汗水流湿席子；有时严寒冻得大腿发抖，口唇干裂，手生冻疮，禁鼓戒严，双方争执，不无意烦气结，厌苦表现在脸色上。一定从自我责备说：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案件，怎么能用片刻的倦怠，换取别人的性命呢？仍然平心静气，从容展开案卷，再次听审更换理由，一定得到实情后才罢休。六年中，依靠当事官员谅解我没有其他私心，每次上报都批准。岂敢说自己有能力，也只是不敢贪婪、不敢昏聩，又不敢偏私与固执，以希望无罪罢了。丁未年，奉命裁撤缺额。戊申年，补任永新。署中稍有空闲，于是检查旧案卷中，得到可以保存的若干篇，刻印而藏在家中。俗话说：陷入水中可以脱身，陷入文字中不能活命。文字何至于陷害人呢？我的子孙有起来担任这个官职的，还是应当谨慎啊。

洗冤录合刻序

萧震

从前陶为虞士师，能明辨五刑以辅助五教。到了春秋时期而不祭祀忽诸。汉朝于公在东海任决曹，治狱多有阴德，曾说：“我后世必有兴盛的人。”儿子于定国，果然拜为丞相，封西平侯，直到今天不绝。陶，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传承。于公，是狱吏，他的苗裔还有存在的。难道狱吏本来明智而圣人本来昏聩吗？还是上天厚待报答于公，偏吝惜对待陶呢？现在国家建立官职，礼乐兵农，各有分司。唯独刑名一事，内设三法司共同管理，外设臬司，每郡设刑官专门管理。刑名的职掌，非常重要且严格。现在狱案在州县审理，在府厅定案，在司道复核，在抚按完成，然后上报皇上，核于法司，狱案才判决。凡是州县狱案中的冤案，刑官可以纠正，因为他的耳目接触下层，是非通达上层，而且职有专司的缘故。如果刑官因为州县的冤案而也冤屈，那么后次的部院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