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一户政二十六榷酤

译设置满汉官员共同担任关差，本是为了杜绝奸弊、澄清科派。近来看到告发关务弊端的案件，如淮安关有郭宗仪告发曹有大等人，扬州关有傅洪勋告发丁世芳等人，有的贪污赃款达数万，有的牵涉人命案件，目前正由刑部查办。由此可见，满汉兼差本意是体恤商人，反而导致商人受害；本意是充实国库，反而导致国库受损。要去除弊端，必须清除弊端的根源；要制止贪婪，必须断绝贪婪的途径。如今督理关税，不过是按定额征收，本来没有难事，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只派遣一名官员就足够了。如果一定要满汉同时派遣，官员多则费用多，费用多则额外加派，这是必然的趋势。曾经看到关差任命下达，还未出京城，亲友便来祝贺，有的赠送酒食，有的赠送马匹，大量招募随从，盛装行囊，其费用已不可胜数。等到上任后，过往的亲友迎接送别、馈赠礼物，直到差事结束，打点权贵，酬谢亲友，所有这些费用，无不从一次差事中获取。因此，与其多派一名官员而禁止其贪婪，不如少派一名官员以节省费用。恳请皇上敕令相关部门斟酌商议，以后的关差，不论满汉，只选择廉洁干练的官员，仅派遣一人，永远作为定例。这样节省一名官员，就能节省千万商人的血汗。至于旧日役吏盘踞，屡经严禁却依旧如故，是因为各关就近招募，这些人熟悉衙门情况，容易上下勾结蒙蔽。如扬州关旧役吴之等人，已经被科臣柯耸弹劾，而淮扬关各役吏仍然内外勾结作恶。如曹我植是曹元吉的儿子，贺森是贺尔植的儿子，张公玉是张一跃的儿子，夏永公是夏有奇的弟弟，陈尔联是陈在位的儿子，有儿子在役而父亲在外面收钱，有弟弟在役而哥哥在外面勒索，不仅旧役吏无法禁止，一个役吏反而变成了两个役吏。这都是因为各关就近招募的弊端。近来看到工部弹劾杭州关史缙，在法定编制之外私自招募典吏，目前正在议处。恳请皇上敕令吏部，将各关法定书吏，由吏部统一招募，严格核查确系殷实良民，取得印信担保，考核后分配，不许各关私自招募，这样旧役吏可以清除，而熟悉作恶的根源也就断绝了。又如漕运总督帅颜保奏请将淮安关归并，而户部又奉有各省相近的关隘，令一处兼管的圣旨。然而臣认为关隘固然应当合并，而各关纳税的名目尤其应当合并。比如淮安仓有正税、一税、由闸、由梁、手本等项名目，工部有抽单、丈量、加科等项名目，板闸有正钞、加钞、石头等项名目，合计三关名目，不下二十余项。推而广之，各关都有因循积累的弊病名目，无不如此。要知道名目多则商人容易迷惑，头绪繁杂则勒索容易增加。恳请皇上敕令督抚严查，将各关各项名目，全部禁止革除，总计税额多少，统一归为一项，刻石立于通衢大道，务必使商人容易看见、容易知晓，再在上面刻大字，照数纳税，增加分毫，即属私派，立即从重惩处。这样正项既明确，而额外的勒索欺诈也就杜绝了。如此则节省官员以清除私派的根本，节省役吏以铲除作弊的爪牙，简化事务以断绝勒索的途径，革除积弊以救济商人，没有比这更切中要害的了。

译请求禁止征收私税的奏疏 康熙十一年

李赞元

我私下认为，国家向百姓收取赋税，原本就有固定的制度。所以在田赋之外，设立关税，固然为了向商人征收以资助国家正项开支，也为了抑制从事商业投机并稽查奸邪之人。断没有市民之间交易，原本不是从事贩运，却也要对极细微的税额征税的道理。我们皇上日夜操劳，时刻以恩惠百姓为念。减免租税有诏令，禁止私征有禁令。近来甚至对开垦荒地规定十年后才开始收租，这是在正项赋税之中，也时常寄托着体恤百姓的深切用意。然而却有那些不遵守既定制度的人，借名目进行科派征收，积久的恶棍借此滋扰危害，差役肆意剥削。事情似乎成了习惯，危害于是变得巨大。我敢为我们皇上恳切陈述。臣查考设立关卡征税的原因，税课、税务等官员，都征收本地出产以及贩运的杂货，无论是船装车载，还是列肆造作，原本就是商人，自然应当遵照条例输纳以资助国家用度。至于那些白天在集市交易，互相买卖，所卖的不过是布帛、粮食作为口粮，鸡猪牛驴作为家畜，即使是布帛花绵以及蔬果等项，无非是肩挑背负，图谋少许粮食以糊口，起初并不是那些钻营逐利、从事贩运的人可比。却有奸民恶棍，勾结官府，借杂税的名目，在该地方官处贿赂营求行帖执照，有所谓斗子、秤子、牙行、经纪、集头、保长等项，名目虽然不一，大抵以朱票印信作为护身符券。凡是民间斗米、耕牛、只鸡、尺布，无不抽取钱财。因此落地有税，空舟有税，甚至到搜身开箱，而且遍及穷乡僻邑。卖菜的小贩固然不能免除，屠户也在必征之列。究竟杂税上报的，哪里有多少？而穷民的膏血，锱铢都不放过。稍有不顺从，就指为漏税，谁还敢起来与他们辩论呢？近日山东巡抚张凤仪上疏参奏鱼台县知县谈绍泰贪婪三条，而沿途盘查勒索客商货物，科派征收税银，已占其中两条，那么那些没有上奏的，又不知有多少了。过去王安石任命吕嘉问为市易使，实行坊郭钱、白地钱等法，郑侠说其查察到鸡猪，背水给薪，担粥提茶，都遭受毒害，记载在史册上，也足以作为警戒。何况不遵守朝廷明确的条例，敢于借名行私，官吏差役勾结，恶棍纵横，所以弊端牢固而无法解除，彼此盘结而不能上达。偶尔有上官出示严禁，也不过以按照定额征收为说辞，而且也没有完全知道他们扰害百姓到了这种地步。过去曹参接替萧何，嘱咐他的舍人说，不要扰乱我的狱市。事情虽然实行于一方，未尝不可以实行于天下；言语虽然出于一时，未尝不可以实行于后世。当今刑狱禁令，承蒙我们皇上再三慎重，狱无滥刑，而市井邻里的大害，尤其应当严厉清理剔除。查考前朝明洪武年间谕令户部，说奸臣对天下货物征税，甚至及于细微之处，朕深感耻辱。从今以后，凡是军民嫁娶丧祭、伏腊迎送的仪物，以及自己织造染练的布帛，和购买已税的物品，小民担挑蔬菜鱼肉果食，不是从事贩运的，不得征税。这在已经征收的尚且想着禁止革除，何况我们国家原本没有规定税及于此，怎么可以听任他们公然施行而无所顾忌呢？近来裁并关差，节省革除羡余，无非是为了商民不受拖累，而直省各官役，人人可以抽税，处处可以设关，不是大大违背了我们皇上爱民恤商的盛心吗？恳请敕令户部严格施行，在京城内外，痛禁前弊。凡是服食器用等项，不是从事贩运的，不得借名苛索。除了乡村应役的地方外，再有私自发给行帖执照，扰害百姓的，发觉之日，官员作何处分，差役作何究治，严定条例，务必使市肆不受扰乱，小民安居乐业，没有吁叹愁嗟之声，有优游作息之乐。皇恩普遍施加，又不独在民间贸易方面了。

请求废除烦苛的榷税奏疏 乾隆三年

甘汝来

我私下查考，商人互通有无以便利百姓，管理市场贡纳货物以充足赋税。所以关津有过路税，镇集有落地税，斟酌所获利息的多寡，不过十取其一，以充赋税。下面不损害商人，上面可以增加国家收入，由来已久了。自从有司奉行不善，往往浮收过取，而盈余的数目就出现了。近日则视盈余多少作为议论标准，所以监督有司，竭力苛索，多方取盈，甚至不问则例有无定额，总借口于盈余无出，而诛求不已，毛发无遗。唉，这些商旅，哪里能承受剥削？况且其祸害不仅在于商人。商人增加一分税，物价就上涨一分，而百姓就遭受一分害。这就是所谓的盈余，不是富商的资本，实是穷民的脂膏。我们皇上爱惜百姓，德泽广布恩惠深厚，对于田房契纸一项，已经承蒙革除，深为百姓便利。臣私下认为商税一项，也可以准此意而略为厘定。谨将臣耳闻目睹，不便于商民的，恭敬陈述如下。一、榷税不宜重复。查一省之内，每有设关数处的，原本因为各有出入要口，不得不层层稽查，并非对已税货物越数百里而再次征收。然而浙江、两广等处，节节都是关卡，一关刚征收，一关又征收，这非常不符合设立关卡的本意，实在是奉行不善。请嗣后凡货

译货物经过关卡。如果初关已经纳税，就发给票据作为凭证。其他关卡只凭票据放行，不得重复征税或苛刻勒索。

关于米谷的税收应当豁免。查得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与其他货物不可同日而语。各省原本没有征收米谷税的先例，只有广西各关卡单独征收，所以广东独自承受米价昂贵的祸害。其余夔关、淮关等地，虽然不征收米谷税，但都按照船只尺寸的定例，抽取报料税，这实际上仍然是对米谷征税。米是穷苦百姓必需的物品，土地狭窄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偶尔遭遇水旱灾害的地区，都依赖邻省的供给。如果增加一道关卡的税银，米价就会上涨一层。何不免除这微不足道的税项，让百姓得到吃饱的恩惠呢？请求今后凡是米谷船到达关卡，只稽查有无夹带私盐违禁等物品，全部停止征收税银和船料。这样百姓就能得到无穷的实惠了。

沿海捕鱼船只不应缴纳赋税。查得边海之地，到处是汪洋大海，居民只有采捕鱼虾，借此维持生命。他们的船只使用单桅，不能出海贸易。旧例只在本县领取执照，稽查出入，并不纳税。近来听说各海关监督，即使是单桅船只，也令其请领关牌，与双桅出海贸易的船只一样缴纳赋税。这无论缴纳的赋税多少，仅请领关牌一次，就需要规费四五六两。唉，这些穷苦的渔民，怎么能承受得起呢？请求敕令海疆督抚，查明单桅渔船，全部免除领牌和缴纳赋税。这样海滨贫民才能维持生计，不至于因困迫而沦为盗贼。那么官员与商民，也就都能享受安定的福分了。

鱼埠、鸭埠的税收应当全部免除。凡是近海的贫民，没有产业维持生计，有用竹笼捕鱼的，有在埠头养鸭的。闽广之间，全都按照鱼笼、埠头征税，而穷苦百姓的生计更加窘迫了。这项税银不多，原本对国家财政没有益处，却对贫民极为有害。请求全部免除，以缓解百姓的负担。

各关卡的饭钱应当革除。商旅到达关卡，不问正税，先索要饭钱。曾经见到货物不多的客商，所花费的饭钱，竟然有数倍于正税的。请求敕令各省督抚及各关监督，务必严令胥吏差役，凡是商旅到达关卡，只按定例征收正税，一概不许需索饭钱。如果再有不法之徒，剥削商民，而督抚、监督视若无睹的，允许科道官不时弹劾参奏，严加议处。

以上几条，都是臣所见所闻，深知其对商民危害极大，所以敢不避烦琐，冒昧陈述。是否可取，恳请圣明鉴察施行。

译关于清理关务积弊的奏疏 乾隆四年 晏斯盛

臣私下认为，今年二月，督臣那苏图因龙江、西新各关税务一时缺乏人手，委派臣暂时代为管理。臣查访关税事务，极其琐碎细微，而大商人经营生计，小贩维持生活，土产人工、众多货物，都关系到百姓生计。其中存在沿袭已久的弊端，事情超出常理，违背了皇上的恩意，失去了征收关税的根本原则，损害了理财的大体，应当一一加以纠正。恭敬陈述如下：

第一，条例规定：江关、西关税钞，按照现行则例征收，耗羡包含在内；新关除了五城地租外，其余税钞均将耗羡包含在内等语。查雍正六年，监督关务的随赫德修定则例，将火耗并入正项，奏请批准后遵行。但所定则例内的各项税收，与顺治十四年钦定的则例相比，每正银一两，屡次增加，最轻的增加二钱，最重的增加二两有余。例如工税桶篓内的姜茶、瓷器、木杓、鱼桶等项，旧则例为二分，初次加耗二厘，二次又加耗六分一厘。又如青柳木税，旧则例每根银二钱五分，初次加一耗二分五厘，二次加二耗五分五厘，三次加平每两五分。又如杉木税，旧则例每根七厘，初次加一耗七毫，二次加二耗一厘五毫四丝，三次加平每两五分。又如户税白丝，旧则例每百斤四钱五厘，后增加七耗二钱八分三厘五毫，耗羡屡次增加，事实确凿如此。这是河臣高斌前任督关时刊发的则例，所以在各税项下都载明耗羡在内，而新关税钞，又声明除五城地租。此后乾隆元年，奉文规定各关除了正额盈余加一火耗之外，其余巧立名目的，一律革除，不得多取等因。因此龙江、西新各税并入正项征收的耗羡，既然已经奉文规定，自应像四川榆关裁去加四、只取加一那样，才与奉旨的案件不相违背。而江宁各税，在则例内原本增加的耗羡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饭食。查饭食即是照单钱的别名，并非在单钱之外，商贾又肯另外增加饭食。然而前督臣、织造臣在原奏中，指称此项为商贩给付的耗羡饭食，不知道耗羡是随正税在官的款项，而不是给付吏书的款项。因此耗羡与饭食，两者绝不可合并为一项。当时部臣洞悉其错误，行文驳斥查问。等到回奏中，将耗羡指为地租的三百余两，而饭食系各商贾给付，这就明显与则例所载“除五城地租外，各税钞均耗羡在内”的话显然相悖。而且在正项盈余火耗之外，另立加一饭食的名目，难怪舆论相传，说各关都蒙受皇恩减免，而龙江、西新三关却独被加增。再查近年该关盈余，与雍正元二等年相比，增加了五倍，这都是商民的脂膏，也是掌管关税的人有意为之，以多余为称职。这是不知道皇上的心意，不知不觉自己陷入了剥削。恳请皇上申谕各关，正额不至亏欠，盈余不为侵吞隐匿，据实报销，不必以每日增加为能事，那么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关务虽然极其琐碎细微，也能光明正大，轻而易举了。

第二，条例规定：江关、西关税银，按照现行则例市平征收；新关除了五城地租外，其余均照市平征收等语。查顺治十四则例内的税收，与现行则例，轻重悬殊之处，都包含有平砝在内。例如工税桶篓姜茶瓷器木杓鱼桶等项正耗，都是三八下平。青柳杉木税，每两包部砝五分。只有五城地租一项，与地丁钱粮相同，另收部砝。这就是现行则例各税项下都载明市平征收，而新关税钞又声明除五城地租的原因。查江宁市平，较部颁司砝每百两轻二两，而部颁关砝，又较部颁司砝每百两轻三钱。因此市平较关砝，每百两应轻一两七钱，每一两应轻一分七厘。民间蝇头小利，分厘必较。则例内已包含有平砝，那么一切征收，自应直接使用市平。而市平或轻重不齐，就以一分一钱至十百两遵照部砝，分出小砝，另减分厘钱两，以符合市平。使零星小贩，能沾分厘的实惠，而大商大贾，也信服平砝的公正了。

第三，条例规定丈量簰筏，深度长短，层次底面，算法非常精密，都是实在的，并没有虚数。查龙江关丈量，有连天、连水、连人的口号，这都是虚浮的榷算，商贾不甘心的话。访查连天的说法，是在簰的表面，因为水的深度，见尺加寸，见丈加尺，高量虚数，所以称连天。其连水则是因爬口所到无水之处，虚深二尺八寸，以水为木，所以称连水。其连人则是因簰边无水的虚空，飞宽三尺，以虚为实，所以称连人。将无形的高深虚数，都作为实在科征，虽然税收可以有盈余，但商贾难以心服。国家理财，久有常规，溢额尚且实行裁减，岂肯在青天白日之下

译中。没有树木却计算树木。却在虚无之地征收赋税。商人囤积货物，如同粮户拥有田地。完税的则例，与田地的科则没有不同。而测量木材的爬竿，又如同丈量田亩的弓口。名称不同但意义相同，都不可虚报浮溢。况且税收有正额，有盈余，还有耗羡，又怎么能将虚无的部分算入其中呢。因此，按实际计算是确定的道理。然而有人说，木排像船底一样，两边浅中间深，所以用爬口来计算。但是爬口很长，已经到达中间最深的地方，那么两边的浅处，就增加了深度数值，而中间深二尺八寸的部分，更是多算了数值。又有人说，木排大多下面宽上面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不以窄处和宽处相乘，得出实际数值，却只以宽处为标准？况且凭什么知道宽处一定是三尺呢？况且前面说木排像船底，那是下面窄上面宽，又与此所说的下面宽上面窄，完全相反。至于平面高出，见尺加寸，见丈加尺，那就完全无法解释了。这就是丈量应当依据实际情况的原因。再者，木排之中，四川、湖北所贩卖的，有青柳木这一项，其税额是杉木的三十倍。虽然纳税的数额，并没有判定比例的规定。如今丈量的方法，计算木材数量，以十分之一来征收。凡是四川、湖北的木排，即使没有青柳木在内，按规定也在杉木混杂中，判定出青柳木的数量，或三分，或四分，或五分，随意多寡，可以操纵高低，大大滋生弊端。这又应当确定统一的标准，不得随意判定。再者，则例中有招木、零木等名目，都可以明确数出根数，按照则例实际征收。然而算法也使用虚派，每排三项各二十五根，按照木排深度递增，并不询问其多寡有无，也属于没有名目。再者，则例中有牮木一项，附着木排而行，以防粘连搁浅。大的每根五分五厘四毫四丝，次的每根四分一厘五毫八丝，原本应当点明实际数量，分别按上、次等级征收。然而丈量时不点数，不分别，都按五分五厘的上等税额征收，或一百根增加到五六百根，递增八九百，至一千多根不等。即使没有牮木的，也必定多出四五百根，尤其虚幻不实。这些都应当改正核实。

译凡出城进城之人，不全是富商大贾，有的货物极少，单人独货，如布一匹，鞋靴一二件，帽子数顶，扇子数把，鸡鸭数只，以及鸡鸭蛋数十枚等类，手眼目睹，并无藏匿掩映，且多是穷民谋生的计策，与商人负贩求利者大相悬殊，应请求完全免除征收税银，那么小民尤其能沾受实惠。

现行则例，应当加以厘正。查各货物则例内，都以银数多少分类，客商难以查找考证，应将服食器用分析门类，以类相从，而在下面载其银数，这样大概意揣可知，一找就能得到。至于如稻箩、粪箕、撮簸，都是农家之用；鸡鸭狗杂毛、短发，都是粪田之需；又秧鞋、蒲鞋、草靸、凉鞋、布条带、扫帚、蒿苗帚、竹筷、竹簏、扇料、旧篦子、碎布头、半截驴皮、菜种、茨菇、荸荠、樱桃、葡萄、甘蔗、萝卜、冬瓜、青白梨、鸡鸭蜑，都是穷人度日之物；又失风破船板，尤其属于患难之余资，这些都不应当入税。又出城货物，有入城曾经税过的，货卖未完，出城又照入城例投税，这是重复收征，也应当删除。又如下关零油则例载四为一篓，现在都不使用磁器，改用小篓，所盛之油，约与磁器相等，应当以四小篓为一石，现在以两小篓为一石，这与则例不符，而未经开明。又如牛马尾与冰片麝香同税，牛羊角与犀角同税，又同一燕窝海参等货，而聚宝、朝阳两司与龙江一司不同税，这又参差不伦，所当正定。

五城地租，应当归上元、江宁两县输纳。查关税只征货物，而地丁则属有司，章程一定，催科有方，偶遇灾歉，减赋蠲租，都能均沾恩泽。或其地之荒熟不一，垦废不常，可以随时详请，分别轻重多寡，时日缓急，以定催征。自从此项并入关税，则岁有定额，额有定限，限有不足则差役滋扰，甚者地已别售，而租仍本户，无可稽考。且或岁遇大歉，皇仁大泽，一切地丁，都能邀免，而五城地租，无可宽贷。即如上年以及本年，上下两江，两沐恩免，而该地不在其内，虽荒月可以酌量缓征，而应蠲之数，不得与地丁一例。今计此项地租，仅一千七百一十四两三钱八分五厘七丝，在关在县，均属钱粮，而与佃民实有未便，应请该关划交上江两县，照民赋催征，归入地丁，一例奏报，并查明上年及本年应免之数，同民赋一例蠲免，那么皇恩无处不到，而穷佃也永远沾被了。

前明范文夹编《龙江西新则例序》说：“夹编至此，未尝不叹民生之无遗利也。凡日用零星杂物，无不籍而榷之，其病在细。夫三十税一，制甚善也。即折钞法行，贯以毫计，始止二算，未为过征。迨六毫议定，已三倍税矣。继以新饷倍加，又六倍税矣。其病在重。贤者虽然不能免于例内，也不宜增于例外。”有感慨地这样说。今查顺治十四年之例，折中酌定，足为法守。至雍正十三年定例，取屡增之耗，尽并例内征收，则已属无可复加之数。是例外之加征，诚可以停止。而例内有所减无多足以便利穷民的，应并请求皇上仁恩，敕行酌减，那么闾阎出入，被泽靡涯了。

商茶违限赎镮宜免状

曾王孙

查茶法有官商之分，曩者官三商七，现在则官商各半，商力已经枯竭了。小引商人，力微而苦较剧，那么凡可以抚恤的，不可不急为之所。查近例小引商人，在汉中盘验时，按其月日，如违限期，拟笞，折赎，至司交茶也如此，这是官茶拟罪的大概。商茶盘验违限，也如官茶拟赎，运至该州县发卖也如此，这是商茶拟罪的大概。现在小引商人马腾雷等，合词吁请，除免商茶二罪，蒙批查议，这诚是洞烛商困，而急为抚恤的至意，请为宪台议之。官茶是公事，商茶是私事，大义先公而后私，所以不急公者有罚。凡官茶未盘，不得先盘商茶，盘既后于官茶，则至州县发卖必迟，诚有势难依限者，恒情之所以自为者无所不至，所以商茶之至于违限者是势，非得已也。官茶违限者罪之，所以儆凡为商之不急公者，天下之大法也。商茶违限者免之，所以悯凡为商之不得已而不自为者，天下之大体也。嗣后小引商人，商茶违限，其盘验并发卖州县，应概免拟罪。至于官茶违限，仍照前例。

五代盐曲之禁

赵翼

五代横征

译无艺。洪容斋随笔。记载朱温凭借夷门一个藩镇的力量，通过征战而获得天下。士兵虽然苦于征战，百姓却乐于输送物资。末帝与唐庄宗在黄河边上对峙，百姓虽然困于转运劳役，也没有流离失所，这是因为赋税较轻而田园值得留恋的缘故。等到唐庄宗任用吏人孔谦担任三司使，用严酷的法律剥削下层，用厚重的赋税供奉上层，于是赋税日益加重，而历代沿袭这种制度。现在仅就盐、曲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大概了。凡是盐户应缴纳的盐利，每斗折纳白米一斗五升，晋初开始命令折钱收纳，每户缴纳的数额如此，盐价之昂贵就可以知道了。海盐的辖区，每年收钱一千七万贯，以区区数十个州的地方，收取的盐价如此之多，其价格更可以知道了。每个城坊，官府自己卖盐，乡村则按户分配食盐，依照田税缴纳钱款。对于私贩的禁令，十斤以上就处死，刮盐、煎盐的人，不论斤两多少都处死。凡是告发的人，私盐十斤以上，赏钱二十千，五十斤以上，赏钱三十千，百斤以上，赏钱五十千，其法令之严酷就可以知道了。晋高祖知道盐价昂贵危害百姓，于是下诏按户征税，每户从一千文到二百文，分为五等，允许商人贩卖盐，百姓自己购买食用，当时颇为便利。出帝时，又命令各州郡对盐征税，过境税每斤七钱，驻地税每斤十钱，已经按户征收盐钱，不便更改法令，于是又增加征收商税，使利益归于官府。汉乾祐年间，青盐一石，抽税一千文，盐一斗，这比出帝时又加重了。周广顺年间，开始下诏青盐一石，抽税八百文，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五百文，盐五升。然而盐价既然因为抽税而增贵，而按户征收的盐税又不免除，这是一盐而征二税，百姓更加困苦。这是盐法的大概情况。关于酒曲的禁令，孔循曾因为曲法在洛阳杀了一家，私曲五斤以上都处死，明宗于是下诏乡村人户，在秋田苗上，每亩缴纳钱五文，允许百姓自己制造酒曲酿酒。城坊也允许自己制造而征收其税。长兴年间又减少五文为三文，不久又下诏官府自己制造酒曲，以旧价的一半卖给百姓酿酒。汉乾祐年间私曲的禁令，不论斤两多少都处死。周广顺年间仍然改为五斤以上，然而五斤私曲，就处极刑，也可以看出法令之酷烈了。这是曲法的大概情况。以上都见于薛史及《五代会要》，仅就这两件事，严酷的法律垄断利益，百姓已经不堪忍受，何况赋役繁重，横征暴敛层出不穷，加上藩镇的私征，如赵在礼的拔钉钱，每户一千，刘铢的加派秋苗，每亩征收钱三千，夏苗每亩二千，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令人感慨万千啊。

译关于请求撤销湖口关、恢复九江关的奏疏（出自《湖广通志》）

王泽宏

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根本大计，在于财政与赋税。财政赋税的充足，依赖于盐税与关税。我们皇上频繁颁布免除租税的诏令，屡次削减额外的征敛。几十年来，农民、工匠、商贾无不仰戴皇恩，这恩德已经深入人心。如今，有一种办法不耗费内府的金钱，不损害朝廷的定额税收，圣旨一下，各省欢呼，那莫过于将湖口关重新归并到九江关最为妥善。

当初在九江设关，是因为上游有龙开河、官牌夹，下游有老鹳塘、白水港，都可以停泊许多船只，冬夏不枯竭，没有波涛汹涌的危险，运输缴纳非常便利。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经久不变的良地。后来因为江西向东下行的船只也需要纳税，才暂时移到湖口，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当初没有考虑到湖口这一县，地势低洼，是长江与湖水交汇的要冲，又有上下钟山险峻的岩石峭壁插入江中。既然已经设关，就成了商船纳税必须停泊的地方。只有虹桥一个港口，水涨的时候，大船仅能容纳几艘，小船仅能容纳几十只。倘若水浅船多，不得已全部停泊在江外，大风暴起，巨浪滔天，想进入港口而不得，想渡过关口而不能。所以其祸患不可胜数。这是湖口绝对不宜设关的明显证据。

有人会说，从江西出湖口以下往江南，从江南入湖口以上往江西，恐怕有漏税的弊端。殊不知九江这一关，是对船征税而不是对货物征税，船只的尺寸已经确定，税无法隐藏。臣查访得知，大姑塘距离九江四十里，在湖口境内，旧时是停泊船只的地方。应当听从部司委派官员，在那里收税，汇总缴纳到关库，以发给税票为凭证。至于各省出湖口的船只，在大姑塘收税的，在九江验票放行；各省进入湖口的船只，在九江纳税的，在大姑塘验票放行。这样两处自然没有漏税的顾虑了。

近年来风涛时常兴起，沉船溺人事件接连发生，商人的冤情因积久不得申诉，差役官员因时间短暂不敢请求。这是臣不得不代为请命的原因。如果承蒙允许施行，那么往来的船只，没有倾覆的担忧；东西的商贾，没有漂没的痛苦。既对定额的国家税收毫无亏损，又对贸易民生都得到便利，这是经久没有弊端的长远规划。臣本是楚地人，九江、湖口都是臣久居之地，所以对情况非常熟悉。恳请部院详细斟酌批复，务必审察税课的盈虚，查考风涛的险易，考察人心的向背。一经改正，或许船只多而税足，商人喜悦而百姓安宁，无不仰颂覆载之恩，如同天地一样了。

酒禁

顾炎武

先王对于酒，用礼制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周书·酒诰》说：“如果有人报告说：‘饮酒。’你不要放纵，全部拘捕押送到周都，我将处死他们。”这是治理乱世使用重典。《周官》中萍氏稽查酒类、谨慎酒类，而司虣禁止那些在市场上游荡饮食的人，如果不可禁止，就搏斗并诛杀他们。这是治理太平国家使用中等刑罚。一献的礼仪，宾主互相拜了一百次，整天饮酒而不至于醉，那么还没到用刑罚的时候，就用礼制来防范了。所以成王、康王以后，天子没有贪酒的过失，卿士没有酣歌的过错。到了周幽王，才出现了“天不湎尔”的诗句，可见其教化严厉。

汉朝兴起，萧何制定法律，三人以上无故饮酒，罚金四两。曹参接替萧何，自认为遵守他的约束，却在园中听到官吏醉歌呼喊，也取酒张设酒席，与他们相应和，连那统一划一的法规也废弃了。用礼制防范百姓，酇侯（曹参）在前面已经缺失；用刑罚纠正百姓，平阳侯（曹参封号）在后面又失去了。桑弘羊继承这个做法，从而实行酒类专卖。这也是逐渐开启的吧。汉武帝天汉三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

汉昭帝始元六年，采纳贤良文学的建议废除了专卖，但还是允许百姓按照法律估算租税卖酒，每升四钱，于是把这作为利国的一门途径，而酒禁的松弛，实际上滥觞于此。《困学纪闻》说酒类专卖的危害甚于鲁国初行税亩，然而史书记载，自汉宣帝以后，有时禁止，有时开放。到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令天下州县，各量定卖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从此名义上禁止而实际上允许，卖酒的意图在于专卖钱财而不在于酒了。

宋仁宗乾兴初年，进言的人认为天下酒税，每月比每年增加，没有极限，不符合古代禁止饮酒、节约用度的本意。宋孝宗乾道年间，李焘上奏说设法劝人饮酒，以敛取民财，周辉《杂志》认为这是惟恐人们喝得不多，而税不盈余，这是酒类专卖的弊端。到现在一代，既不专卖钱财，也没有禁令，民间于是把酒作为日常所需，比作饮食不可或缺，像水流一样，滔滔皆是，而提倡厚养生命、端正德行的议论，没有人起来坚持它了。所以知道邴原游学不曾饮酒，大禹疏远仪狄，诸葛亮治理蜀地，路上没有醉人，周武王教化妹邦。

《旧唐书·杨惠元传》记载，杨惠元担任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守奉天。诏令移京西戍兵一万二千人，以防备关东。皇帝在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座。酒到神策将士面前，都不喝。皇帝派人问他们，杨惠元当时是都将，回答说：“臣初发奉天时，本军帅张巨济与我们约定说：‘这次出征，将建立大功，成就大名，凯旋之日，应当共同欢乐。如果还没有战胜

译捷报传来，没有用来饮酒的财物，所以我们不敢违背约定而饮酒。军队出发后，有关部门在道路上供应熟食，只惠及元一军，酒器未曾开启。皇上称赞感叹了很久，下诏书慰劳。等到田悦叛乱，诏令惠元率领禁军三千人，与各将领一起讨伐。在御河夺取三座桥，都是惠元的功劳。能够像这样使军队严整，那么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沈括《梦溪笔谈》说，太守规定，禁止士兵购买鱼肉以及酒进入营门，违者有罪。

译水是大地的险阻，酒是人的险阻。所以《易经》爻辞中谈到酒的，没有不是坎卦的。萍氏掌管国家的水事，禁止水患与禁止酒祸由同一官员负责。黄鲁直在《黄彝字说》中说：酒善于使人沉溺，所以六彝都以船作为足。徐尚书石麟曾说：传曰：“水柔弱，人们轻慢戏弄它，所以多死于水。”酒的祸害比火更猛烈，但它亲近人却比水更甚，是有原因的。世人都在酒中夭折却不觉察。读这些话的人，可以知道保养生命的道理。《萤雪丛说》记载：近年陈公大卿生平喜好饮酒，一天在席上与同僚交谈，引用“知道天命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的话，问对方。那人说：“酒也是危墙。”陈公因此有所感悟，于是终身不饮酒。近来米酒不足，而酒兴却起来了，那就真的变成火一样的祸患了。

与徐司空蝶园书

方苞

河北各州府发生旱灾荒年，圣上减膳撤乐，下诏让朝廷大臣议论政事，而您没有听说进献良策来辅助百姓度过急难。防备灾荒应当预先准备，不是仓促之间所能办到的。现在田野荒芜，百姓流散，新谷尚未生长，所能做的，只是不让旧谷白白消耗罢了。古代治理天下，极其详尽，所以积蓄足以依赖。《周礼》规定所有的酒都由官府酿造，百姓能饮酒，只有在乡党正、族师主持的岁时节令及蜡祭酺饮时才行。汉代制度，三人无故一起饮酒，罚金一锾。三国时期，家中藏有酒具，犯罪不予宽恕。确实知道无形之中消耗优质谷物，而众人忽视不察的，以酒最为严重。如今天下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都有卖酒的人。在富饶人口聚集的地方，饮酒的人常常十人中占五个；与贫瘠土地上的贫民相比，大约六个人中有一个饮酒。中等人的饮酒量，必定消耗两天食用的谷物。如果能够严明酒禁，那么三年的积蓄，可以供给天下人一年的口粮。这使财富藏于民间，与古代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数额相当。孟子说：“圣人治理天下，使百姓有豆粟像水火一样充足。”难道是虚言欺骗世人吗？民间使用酒，没有比祭祀和婚嫁更适宜的。然而周公制定法度，不耕种的人没有盛装祭品的容器，不纺织的人没有衰绖丧服。祭祀没有盛器尚且可以，何况因为年成凶荒而废除酒呢？至于公家的事务，不过每年祭祀孔子庙，以及宾兴乡饮，有关部门自然可以及时酿造，这就是《周礼》所说的“事酒”。现在的法令，全面禁止烧高粱酿酒，而其他酒及酒肆没有禁止，所以众人视为具文，官吏反而得以借此谋取奸利。应当颁布法令，凡是酒，都禁止断绝。法令到达之日，有关部门巡视乡城，已经酿成的酒，都输送到官府，让酿酒者自行售卖而由官府监管，卖完为止。从此以后，有违反禁令的，其店铺房屋器物全部没收。如果在家中私自酿造，那么绅士生员剥夺功名，平民百姓杖责，处罚沿用汉法。凡境内有酒肆，而有关部门不能禁止查察的，罢免其官职。首先举报的人赏赐五十千。周公在政治清明、连年丰收的时候，还让天下人祭祀没有盛器，丧事没有衰绖，并非故意违背人的情感。不这样做，不足以统一民众、增加财富，并使百姓长久地获得利益。等到几年之后，谷粟陈陈相因，然后采用汉法变通，每隔一年官府赐给百姓每户三斗酒，让他们储存起来用于祭祀婚嫁、养老济疾。有特殊的恩泽，然后赐酺。这样政令就有常规，而且可以端正百姓的礼俗了。世人喜欢因循苟且，如果有叙述古事、陈述古义的，就视为迂阔。然而自从公卿大夫吏士，务求适应时宜，而以迂阔为羞耻，已经几十年了。那么其效果可以看到了。老夫人年事已高，不敢告诉您难以实行的事。像这类言论，说话的人没有过错，而实际上是良策，希望您留滞这些愚见。

禁止跴曲疏

尹会一

臣查探烧酒所需，以高粱为多，而中州所种植的高粱最为兴盛。大概因为土地平坦广阔，蓄泄没有防备，雨水稍多，就担心淹没。只有高粱质地粗糙而秆长，比其他谷物更耐水，所以种植广泛。它的秆名叫秫，民间编篱笆、修屋顶、织席子、烧柴火，无不取给于此。而黄河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筑两次，必须用秫垫镶，所用更不可胜计。只是高粱这种东西，容易腐朽而难以久存，因此用来造酒，凭借它的利润来救济日常需要。沿袭已久，习以为常。而大开烧锅、兴贩射利的人很少。民间取用，以明流居多。它的颜色类似烧酒，味道稍淡，也用高粱制成。大喝烧酒的占十分之二三，饮明流的占十分之八九。这种酒，家常大多能自己酿造，随处都可以零卖，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如果禁止烧酒而不禁止明流，那么造酒的人仍然很多。如果禁止烧酒而一并禁止明流，那么犯禁的人就更多。这是臣仰体天心，反复筹划，顺应民情，因循民利，而不敢立即请求严禁的原因。只是造酒必需酒曲，踩曲必用二麦。豫省产粮，以二麦为最广，而耗费麦粮的，没有比踩曲更严重的。凡是直隶、山陕等省，需要用的酒曲，大多取资于豫省。所以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水陆码头、有名镇集，大量收购麦石，开坊踩曲，耗费麦子何止数千万石。麦子乃是五谷中的精良，不像高粱那样质地粗糙而易朽。豫省的百姓尤其每餐必需。耗费一分麦粮，就损害一分民食。如果节省一分踩曲，就充裕一分积贮。这是禁止

译制曲既已用来节制二麦的耗费，更应借此澄清酿酒之源。臣请求此后，除了民间零星制曲供自己使用的人，免除逐户查禁外，那些开设作坊、大量收购并囤积贩卖的人，要严格按照定例治罪，并对失察纵容的地方官予以处分。在所有关隘渡口，要严密稽查，如果有用车载船装、牲畜驮运，数量成千累百，贩往各省的，立即查拿究治。这样大概麦粮每年会有剩余积蓄，储备日益丰饶，而制曲之风不盛行，那么烧酒作坊也可以逐渐减少了。其他如查禁的困难、滋扰的弊端，以及枣、柿等类都可以用来酿酒，各位大臣已经陈述奏报，不敢再多言冒犯。

译给鄂相国论酒禁书

陈兆仑

昨日奉旨商议。尚书孙公上奏请求禁止酿酒。蒙陛下虚心下问。往日曾听尊长教诲说。弊端中有利处。利处中有弊端。身为地方大吏。不要轻易谈论兴利除弊。这是老谋深算的至理。常常萦绕于心不能忘记。孙公所奏关于开设烧酒作坊一事。其言论确实与此类似。希望先生明察。孙公认为高粱只适合用来酿酒。由此推论禁止酿酒的弊端。说对百姓生计有损害。这种说法确实矫枉过正。假如真的加重刑罚。并立即见效。那么家中没有藏酒。街巷没有饮酒。这难道不是治理者最大的愿望。而没有丝毫弊端吗。但我所担忧的。在于酒禁万万无法禁止。为什么呢。天下太平日子久了。人们习惯于休养生息之乐。他们哪里知道耗费粮食的祸患。只认为这是最大的欲望所在。日常生活的常态。所以聚众赌博、私铸钱币的奸邪之事。未必人人都能做。时时都在做。而酿酒则是事情熟悉且省工。无论资本多少。都可以按份额收取利息。我曾往来经过齐鲁燕赵一带。五里十里的驿站。三四家的村落。空旷萧条。一无所有。只有烧酒和鸡蛋。则是家家户户积蓄且成堆。那些寒冬把婴儿抱在怀里。两人合穿一件衣服。下面没有短衣的人。双腿颤抖而脸色通红。不止一人。至于用草捆扎成亭子。招呼客人停下马。一叫就答应。高兴地掏钱。为什么呢。因为酒不费钱。而且温暖如同穿着丝棉袄的缘故。其他的老翁老妇。裸体的孩童。扶着路边叫喊。不给一个钱。他们比亭子里的人差的。不过几升资本的差距。就已经狼狈到这种地步。这些村落驿站的老百姓。难道都是有财力能开设烧酒作坊的人吗。而既然禁止烧酒。却没有安置这些人的地方。而这些人数目众多遍布在齐鲁燕赵之间。如果有财力的人家。平时以此谋生宽裕。突然在某一时刻严厉执法。其势头不外乎是拼死触犯禁令不止。而这些拼死触犯禁令的人。又遍布在河北五省之中。弊端有积重难返的。利益有极美好却难以兴起的。尚书担忧禁止之后。以利益为祸害。我却担忧在重申禁令之时。未见利益而先见祸害。似乎应该深思熟虑。当今君臣同心。动辄动用国库资金。数额超过巨万。一切赈济免除赋税。不需再计。尤其关注京畿各道。屡次询问疾苦。此时民气和谐快乐。自不待言。似乎不宜求治过于急切。而稍微损害他们乐生的心。或许再等几年之后。使凋敝日益显现。那么民气稳固。而政令没有不行的。以上所列。姑且备作舆论参考。恳请钧裁。并赐以训示。

请开酒禁疏

孙嘉淦

恭读圣旨。河北五省。烧酒盛行。特别因为喝一点就醉。其价格容易出售。人们都乐于它的便利。所以制造的人多。那么制造酒的原因。皇上已经知道了。又读圣旨说烧酒禁令。官吏表面奉命暗中违背。狡猾强悍的富人。利用他们的资财。串通差役。敢于触犯禁令肆意横行。那么禁酒的弊端。皇上也已经知道了。知道制造的多而禁止难。却仍然决断必须禁止。是因为制造酒的人家。大都是富人。而不是贫民的生计。禁酒而保存米谷。那么富人不过暂缓一时。而贫民将享受无穷的利益。这就是决断禁止而不怀疑的原因。臣愚昧无知。则认为烧酒的禁令。无论禁止而滋扰。滋扰而终究不能禁止。假使禁止而不滋扰且能永远禁止。那贫民的生计。米谷的储藏。不仅无益。而且有所损害。臣请详细陈述。希望皇上鉴宥并采纳。所谓用粮食酿酒来浪费谷物。是针对黄酒而言的。黄酒的酿造。必须用小麦。其米则需要糯米、粳米、秫米、黍米。这些都是五谷之中。最精良且优质的。浪费它们确实可惜。如果是白酒则用高粱。并辅以豆皮、黍壳、谷糠之类。其酒曲则用大麦。大麦与高粱。不是早晚常吃的食物。而糠壳等项。本属于废弃物。混合酿成酒。可以获得高价。其酒糟可以喂牲畜。这是化无用为有用。不是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其他如枣、柿、葡萄等类。都可以烧酒。这是天地自然的利益。不需米谷而成。现在想要禁烧酒而一并禁黄酒。那么就没有东西用于祭祀、待客、养老之用。确实不可行。如果不禁黄酒而只禁烧酒。那就是让天下亿万喝烧酒的人。都转而喝黄酒。喝烧酒四两就醉的人。喝黄酒二三斤还不够。那么黄酒的销量。必定十倍于从前。而小麦、糯米、黍米的耗费。不可胜数了。节省大麦、高粱这种粗劣且便宜的粮食。而加倍耗费小麦、糯米、黍米这种精良且昂贵的粮食。这就是臣所说的对粮食储藏无益的原因。至于小民的生计。难道只是口粮而已吗。必定要用釜甑做饭而用铁器耕种。百工所做的东西。都需要用粮食交换。而且有税粮的征收。衣服、盐、蔬菜的用途。婚姻、疾病、丧葬的费用。不卖五谷就无法得到。

所以粮食太贵则损害工商业。太贱则伤害农民。得到适中然后农商都获利。所以农业有歉收的荒年。也有丰收的荒年。计算十年之内。歉收的年份占三而丰收的年份占七。那么粮食应当有所宣泄。不只是堆积不用而已。现在北五省的地方。不种高粱。就没有东西用于薪柴、席子、房屋墙壁之用。种植

译如果使用高粱秆，那么高粱颗粒就应当有地方出售。既然烧酒被禁止，富人就不购买高粱，而贫民的高粱，即使价格低廉也卖不出去。高粱卖不出去，而人们又必须喝酒，那就只能卖掉米谷去买黄酒。过去一年内，八口之家卖高粱的收入，可以得到七八两银子，现在只有二三两了。买白酒的费用，不过二三两，现在买黄酒却要花费七八两。既然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再加上糠、穗、谷之类堆积起来无法换成钱，园林果木的果实腐烂而归于无用，牛羊等牲畜因缺乏饲料而不能肥壮，天然的利益都丧失了，那么日常所需，只能靠卖出米麦。卖出米麦能卖掉，家里就没有积蓄；卖不出去，那么缴纳赋税，以及衣服、婚丧等费用都不够用。这就是臣所说的损害生计的情况。

况且小民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不是政令和刑罚所能防范的。利益不在的地方，即使奖赏他们也不去做；利益所在的地方，即使禁止他们反而更加严重。烧酒被禁止，白酒就少，酒少价格必然昂贵，价格昂贵，私烧白酒的利益就十倍增长。十倍利益所在的地方，人们就会拿性命去争夺。私铸铜钱、私造赌具，罪行达到斩首、绞刑、充军、流放，而百姓仍然有人触犯，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为了争夺利益。现在私烧白酒，将定什么罪呢？我们皇上大圣至仁，决不忍心因为饮食的小事，而把百姓置于死刑，那么它的罪行一定比不上私铸铜钱和私造赌具。罪行比那些轻，而利益却比那些大，想要百姓不触犯就难了。

不得已，加重官吏的处分。官吏害怕处分就去查缉，中等商人和小商贩，大都失业，而豪富之家，高墙深院，查缉不到，敢于触犯禁令，那么富人更加获得渔利的利益，贫民无法满足欲望而想效仿，将改造器具，改变方法，于是酿醋的盆，都可以用来酿酒，蒸饭的甑，都可以用来蒸酒。有司奉行命令不谨慎，就受贿放纵并分取钱财；奉行命令过于谨慎，就横加查缉而倾家荡产。不仅如此，醋盆饭甑，哪一家没有呢？一家的盆甑偶尔犯法，那么万家的盆甑，都属于可疑，将做饭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可以查缉，日常用品，随手就可以讹诈。公堂上无非是揭发酿酒诉讼，而监狱也不能容纳犯酒的人。孟子说，君子不用养育人的东西去害人。本来是为了小民的生计，却滋扰如此，那么立法不可不慎重。

臣愚昧地认为，烧酒的禁令，或许适宜于歉收之年，而不适宜于丰收之年。歉收之年粮食艰难，那么大麦高粱之类，也可以充饥，禁止确实有益。但只可以禁止在受灾的地方，而各地不必通行，也只好好好劝导，暂时封存，而不必毁坏器具并加以刑罚。至于丰收之年米谷充足，那么大麦高粱之类，原本不是早晚常吃的食物，自然应当开放酒禁，使官吏没有借口勒索，而民间也可以拿出那些不急需的粮食，没有用的糠，转移售卖，以补助不时之需。那么上下不骚扰，而百姓自然享受安宁的福庆了。希望皇上为百姓仔细考虑。

译乾隆三年六月初八日，办理军机大臣面奉皇上谕旨：据江苏巡抚杨永斌奏称严禁酿酒一事，朕认为，从前民间制造酿酒器具，都耗费工本，如今既然禁止酿酒，按理应当允许百姓将器具变价出售，或改作他用，这样才方便。如果一概封存贮藏，那么此前制造器具的费用就全部白费，这实在不符合体恤商民的本意，办理得并不妥当。至于杨永斌所称在接到禁令之前已有酿成的酒，朕不知道他所说的“接到禁令”是指什么时候。朕禁止酿酒的旨意早已颁布，却还有这么多未售出的酒，可见地方大吏和官员接到前旨后，不过视为具文，并没有切实遵奉。如果今年二麦丰收，除了百姓食用外，要么应当劝勉民间积贮，要么应当按官价采买，必须有一番切实的布置，才对地方有益，难道禁止贩卖就可以了事吗？大凡大臣管理国家事务，如果有不利于百姓的地方，就应当据实奏报，朕不难收回成命；如果确实对百姓有益，就应当实心遵奉，付诸实施，即使经过数年或数十年，也应当始终如一。然而对于朕斟酌后下达的旨意，这些督抚起初稍微料理一下，不久就产生懈怠之心，再久就逐渐弃置不顾，难道一定要等朕每件事每年都再三提醒，他们才知道警惕反省吗？这在朝廷固然不是应有的政体，而在封疆大臣也不应当这样存心。现在因为杨永斌的奏报，一并谕令各省督抚知晓。钦此。仰见我皇上圣明远烛、勤恤民隐的至意。臣愚昧之心，如果有所见闻，不敢不据实陈述。查禁酿酒的命令，是因为禁酒而起，认为酒是酿酒的原料，严禁酿酒，就可以不消耗麦子而充实储备，而且既然不贩卖，就可以少造酒，以节省五谷，这是议禁的本意。然而自从设立禁令以来，奉行不力的人既将其视为具文，而陈酒贮存的情况到处都有；竭力奉行的人，却又毁坏器具，拆毁酒坊，封存酒曲，查禁贩卖囤积，官员在道路上奔波忙碌，差役在乡村中勒索欺诈，像江苏巡抚杨永斌所做的那样，处处都是如此。皇上也已经知道这种扰民累民的情况，因而心生不忍。假如一时的扰民累民，而对日后有益，那么就不必为了眼前的姑息而破坏长远的至计。然而臣反复思考，知道这对百姓没有益处。如今五谷的产量，干燥潮湿适宜不同，只有麦子南北普遍种植，普天之下，种麦子的田地占十分之七八。每逢丰年，收获最广，而麦子的性质不能久贮。今年的麦子，到明年夏天就会变质，靠近潮湿就生虫蛀，靠近风口就飞蛾，再过一个夏天就发霉，再过一个夏天就成灰，即使小心收藏也不能挽救。收获广而难贮存，于是口粮之余，急于出售，以补助日常所需。但是家家都卖，那么买的人就少了。于是丰年的麦子，价格低廉而卖不出去。富商大贾趁百姓急切而低价收购，收购多了无处转卖，于是酿酒因为其质地轻而可以运往远方。这虽然是商贾渔民为了逐利，然而农民确实利于麦子得以出售而可以解急，所以彼此相安，从古至今未曾改变。

现在夺取商民原有的职业，一旦禁止，不仅毁坏器具封存酒曲，商贾的资本全部亏损，而且民间多余的麦子将如何售卖呢？二麦丰收，家家户户粮食充足，本地百姓既不购买，酿酒已禁，商贾不来，农夫忙于耕种，无暇远贩，于是衣服婚丧日用所需都短缺。加上税银征收，以麦子成熟为期限，麦子卖不出去，那么粮食就无法缴纳。既损害民生，又亏损国计，积存岁月而因暑热蒸腾发霉变质，化为乌有，并无益于储备。这虽然皇上洪恩远播，发官价采买，但国库资金有限，岂能全部收购民间的滞销积存？而且贮存仓库必定不能长久，这是百姓急难暂时缓解而官府负担无穷，也不是没有弊端的方法。再查酿酒坊肆，只有河南、江苏最多，各省都依赖它们。假如禁止两省的酿酒，而果真能减少各省的造酒，又何妨苦一方以利天下？但有所必然不能的，是因为酒是家家必用的物品，也是家家能酿制的。过去只是两省的价格便宜罢了。便宜的既然得不到，那么自己酿制自己饮用，是必然的。禁令虽然严格，不能禁止人们自己酿酒。那么过去集中在两省酿酒，现在分散在四方酿酒；过去在麦子便宜的地方酿酒，现在在麦子贵的地方酿酒，所消耗的麦子还是这个数目，却使麦子贵的地方因为酿酒而更贵，麦子便宜的地方因为不酿酒而更贱。商贾已经失业，而对百姓毫无裨益，这不过是徒然造成纷扰罢了。至于禁止贩运、查禁囤积，则更加不可行。卖粟麦以完税粮，这是官府敲扑督责的；充实储备以备荒歉，这是法令反复教导的。然而贩运与卖卖，事情不同而形式相同；囤积与储备，名称不同而实质相似。禁止贩运必然一并阻碍卖卖，查禁囤积将一并稽查储备，那么官吏的侵吞渔利何时才有尽头，而百姓如何逃避这法网呢？天下农民，幸逢皇上

译至诚之心上达天听，终于迎来丰年。广泛地赐予小麦大麦，用来让百姓安乐。然而，在百姓口粮剩余之后，他们无法通过售卖来补充家用。商人收购粮食，就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而遭到严厉查禁；富户收购粮食，就被指为囤积居奇而遭受敲诈勒索；百姓自行出售粮食，又被指为非法贩运而遭到勒索。这彻底断绝了粮食流通的途径，使得百姓在内因日常生活而困窘，在外因官府催逼而紧迫，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麦子发霉变质。妇女和孩子忧愁叹息，不仅没有感受到丰收之年的快乐，反而觉得痛苦。这正是仁人君子应当急切设法扭转的局面。

治理政事自有其根本原则，使百姓富裕自有其常规方法。减轻徭役和赋税以保留百姓的财富，放宽刑罚和停止劳役以舒缓百姓的精力，简化法令以杜绝骚扰。安静地休养百姓，等待岁月的积累，百姓自然会达到家家富裕、人人充足的美好境界。决没有通过严酷禁令、改变百姓本业、增加侵吞掠夺，就能使百姓富裕的道理。

臣希望皇上发扬如天般光明的德行，不被少数人的言论所动摇，深刻认识到宽大简易的政策才能长久，透彻了解繁琐的法令禁令毫无益处。凡是所谓禁止酿酒、禁止粮食交易、禁止贩运和窝藏囤积的禁令，全部清除，彻底废除。让百姓能够自由地进行物资交换，让商人能够畅通地流通财货，让百姓各自享有自然的利益，让官吏永远没有查禁抓捕的骚扰。这样，上天的福佑就会接连到来，民心就会和乐。这才是平坦正直的王道，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

译关于禁酒情况的奏疏

孙嘉淦

查禁酒一事。此前因为步军统领衙门抓获了几起私设烧锅的案件，涉案者都是山西人。奉承皇上谕旨询问，臣谨将目前禁止烧锅贩运的情况，整理成奏折呈明。近日阅览邸报，看到侍郎方苞又重申之前的建议，更加扩大范围，想要将南北各省都永久禁止酿酒。又说直隶严禁烧锅，已经半年了，山东至今未曾放松禁令，两省的百姓，没听说因此感到困苦。又想要连酿酒原料的种植也一并禁止，对种植者进行扑打责罚等语。经大学士等议定回复，说臣现在将烧锅器具全部封存禁止，而山东禁酒已有成效，应当命令各省一律通行严禁。即使是丰收之年，也不得再议放松禁令。都命令效仿山东的方法执行。就连宣化府的高粱，以及山西陕西的枣、柿、葡萄等物，也不许再用来酿酒。从乾隆四年开始，凡是种植这些作物的土地，全部命令改种蔬菜和谷物。种植的人，按照私自开设烧锅的条例治罪等语。臣反复思考，内心震惊恐惧。臣之所以封存禁止烧锅器具，是因为皇上怜悯京城附近地区收成不好，于是颁布谕旨，重申严格酒禁。臣刚上任，没有奏明，怎敢擅自开放。又烧锅的禁令，适宜于歉收之年，而不适宜于丰收之年，这也是臣的本意。所以试着实行，以观察事情是否可行。现在遵照法令，禁酒一个多月了。没有一天不报告抓获酒犯的文件，没有一刻不批复审理酒案的文书。查前任总督李卫在任期间，一年之间，抓获烧锅酒案共三百六十四起，人犯共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到任以来，抓获烧锅运贩七十八起，人犯共三百五十五名。总计酒四十多万斤，三十多万块，车辆骡马器具难以全部统计。这些只是报告给总督衙门的案件。各府州县自行结案的，还不知道有多少。这只是官方抓获的。那些官吏差役兵丁已经抓获却受贿放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得到贿赂而不抓获的，又不知道有多少。这只是酒犯本人。那些本地的乡保邻甲，沿途的脚夫店家，牵连而受累的，又不知道有多少。一省如此，其他省可以想见。酒禁如此，其他禁令可以想见。假如酒禁真的实行，总计天下，一年之间，犯法的人，破产的家，或许也不可胜数了。我们皇上如天般好生，体恤刑罚谨慎处罚，即使是命案盗案，自当受重刑的人，尚且再三斟酌商议，寻求一线可原谅的途径。现在却因为饮食日用的缘故，将千万无罪的人，驱赶纳入刑具拷打之下。如果真的想要建立万世的长策，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似乎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现今直隶地方，大小衙门，都有封存的酒，和变卖酒所得的银两。那些未变卖的酒，丢弃可惜，储存无用，卖又不合体制。已变卖的银两，有的想用来赏赐兵役，有的想用来修缮衙署，有的想用来充作公费。官吏兵役，虎视眈眈，把抓获酒犯当作获利之源。百姓哀号，弱者失业，强者违令。成群结队，肩挑背负，翻山越岭。盐枭尚未平定，酒枭又兴起。臣因此日夜隐忧，多方劝谕，命令他们暂时封存禁止，许诺明年再开放。民情对日后有所期望，所以目前暂缓执行。山东的事情，臣不详知。直隶的情况，则是亲眼所见。如果说酒可以永久禁止，而百姓因此感激喜悦，臣实在不敢说这种粉饰的话。天下的事，必须做了才知道，也实践了才知道难。从前禁酒的议论，不仅是大学士九卿等，都属于纸上的空谈。即使臣说适宜于歉收之年，而不适宜于丰收之年，还是书生的谬论。亲身办理，逐案处理，才知道夺取百姓的财物而使其狼藉，毁坏百姓的肌肤而拷打，夺取百姓的生计而禁锢。饥荒之后没有坚定的志向，失业的人众多，什么事不做呢？那么歉收之年的难禁，似乎更甚于丰收之年。所以周礼荒政，舍弃禁令去除讥讽，是有原因的。尚书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是说立论必须有事实来证明。现在大学士及方苞等所议，都是空话，不适合实际。臣不敢再用空话指驳。谨将直隶烧锅酒的一切案件，撮取条目，另写两折，进呈御览。这是信而有征的事，不是臣所能凭空捏造的。这件事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在难。普天之下，大半都受其骚扰，实在不可以轻举妄动。伏望皇上慎重而详细思考，那么天下就幸运了。

卷五十二 户政二十七 钱币上

金日知录

顾炎武

宋太宗问学士杜镐说：两汉赏赐多用黄金，而后代却成为难得的货物，为什么呢？回答说：当时佛教事务尚未兴盛，所以金价很贱。现在根据我亲眼所见所记，以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来推究，也大致可以考证。《会典》钞法卷内说：洪武八年，制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合银一两。每钞四贯，换赤金一两，相当于银四两。征收卷内说：洪武十八年，命令凡是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这样金一两，相当于银五两。三十年，皇上说：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