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治体八臣职

译罢了。谢章得到举荐贤才以替代自己的机会。唐宋时期尚且如此。如今这种制度已荡然无存。即使偶尔有徒然耗费简牍纸张的情况，也不过是外任的高官。而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官，都是听到任命就立即接受职务。就像召用一个吏员一样，怎么能劝他们谦让呢？如果如实言所说，确实可以激励世风。虽然如此，我却有所担忧。担心的是，任命官员时允许其推荐他人，推荐者的意图尚未确定，而谋求官职的人已经挤满了门庭。得不到就会怨恨，这成了争端的源头。况且，如果推荐者不公正呢，有见识的人本来就会唾弃他；如果公正呢，必定会纷纷效仿。如实言所说，谦让最多的人必然如此。而那些想要争夺的人，只要被扣上朋党的帽子，就会一网打尽。因此，这种方法还不能立即实行。唉，是谁让古代贤臣的美好言论和正直议论变得不可实行呢？这难道不是人心的忧虑吗？

译大人包容事物、爱护事物的道理。

储大文

大人包容事物、爱护事物，广泛地说，即使换人讲述也说不完；简略地说，则以培养保护人才、举荐延揽士人为包容爱护的根本。不必远引古例，请引用宋明以来的各位宰相执政来证明。人物没有比宋朝更兴盛的，宰相的贤能也没有比宋朝更突出的。然而我曾说宋朝有三位宰相执政，就是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而已。寇准在澶渊之役时，何承矩、曹璨、荆嗣、马全节是老将而任用他们；张齐贤、雷有终是有威望的大臣而任用他们；田敏、杨延昭是勇猛果敢的人而任用他们；卢炎、宋搏、谢涛是文吏而任用他们。不仅如此，杨亿有文采而任用他；向敏中、张咏远在边藩也任用他们。即使是丁谓，也不因李沆的缘故而不任用他镇抚夹河。范仲淹掌管陕西三州及参与朝政时，孙复、胡瑗、石介有学问品行而任用他们；李师中、滕宗谅、孙沔、蔡挺气度恢弘、不拘常格而任用他们；种世衡、狄青、郭逵有将帅谋略而任用他们；尹洙、苏舜钦有文采而任用他们；王益柔有文采且不拘常格而任用他们。不仅如此，即使是李觏、徐复，也不因他们沉沦困顿而不任用他们。欧阳修主持嘉祐年间的科举考试，曾巩、苏轼、苏辙有文采而录取他们；张载、程颢研究理学而录取他们。而其他被举荐延揽的人，即使是王安石、常秩也举荐；吕惠卿也举荐。虽然听说邵雍的名声而没有举荐，但几乎等同于举荐了。因此无所不容，以爱护天下的人才来辅佐天子，寇准、范仲淹、欧阳修就是这样的人。富弼、韩琦、司马光，都号称名相，但在嘉祐、治平极盛的年代，不能不演变为熙宁、元丰；元祐不能不演变为绍圣。人才的任用与舍弃，大概还有遗憾之处。那李沆与王曾，也是宋朝的名宰相。然而凭借张齐贤的才能，又同在东府任职，李沆最终排挤他使他离去；凭借张咏的才能，又承受皇帝的询问，王曾却不能极力举荐他代替自己，这就不是大臣应有的做法。天地孕育人才，气势磅礴、郁积深厚，等待很久，才得到一个人。而这人的出生，尚且被世人讥笑排斥都来不及，幸好有自我振作的手段，以至于被天子任用，而世人也不因他不才而怀疑他。像张齐贤、张咏这样的人，尚且不免有被埋没的感叹，何况名位资历远远不如张齐贤、张咏的人呢？明朝末年的各位宰相，都局促狭隘没有远见，当时只引用一两个亲信党羽，最终不能成为天子的大臣。只有张居正当权，对于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了解他们而任用他们，任用他们而尽其才，还留有寇准、范仲淹的遗风。而如果像其他事情那样一概斥退，那么严嵩、申时行以上权臣之间的机谋权术，互相倾轧争夺；吴县、太仓以下官员的衣钵，秘密地互相传授，他们排挤士人，唯恐有人起来压制他们，这一点是一样的。而张居长善于驾驭天下的人才，功劳确实深远了。然而诛杀奖赏混淆，黑白颠倒，所以我曾说张居正的罪过，不在严嵩之下，这不是激愤之语。这也是叹息痛恨世上有才能的人而不能包容啊。那么像寇准、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人，他们的包容与爱护有差别吗？回答说：生犊破车，必致千里。包容之所以是爱护，而任用就是包容爱护罢了。那么像这三位公卿，果真可以称为大人吗？回答说：从前回鹘攻打唐朝，占卜的人说应当见到一位大人。后来郭子仪卸下头盔相见，而朱熹解释经书，说郭子仪虽然没有完全践行道义，就是当时的大人。那么像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也就是宋朝以来宰相执政中的大人罢了。

汲黯论

黄永年

古代大臣纠正君主的过失，不在其迹象已经明显时才去图谋，往往在其苗头尚未萌发时，或苗头刚刚萌动时，就暗中消除，这样君主不合道义的事情，就没有原因而滋长了。而且不仅仅依靠我一个人耿直地在朝廷上争辩、当面驳斥。在朝廷上争辩、当面驳斥，是人生所畏惧而不乐意亲近的。我投以君主所非常畏惧的，那些环绕在他身边的人，有的阿谀奉承、曲意顺从，投以君主所非常乐意的，那么君主有不疏远我而亲近他们的吗？那么我一个人就可以立即被驱逐，即使不遭受斧钺之刑、鼎镬之祸，或者被调任其他官职，置于局外，我只能坐观其成败，对朝廷的议论一无所与。只有君子，招揽贤才、进用士人，使朝廷上无论尊卑上下，没有不是我的同道之人，同心协力来辅助我的不足。因此不劳而功成。我看汲黯对于汉武帝，他的纠正过失、检举谬误，可以说到了极致。武帝也深深地礼敬他，汉朝公卿没有人能比得上。然而最终因为屡次切直进谏而不能进入内廷，而武帝奢侈放纵欲望的举动，最终没能匡正。最后被调任淮阳太守，叹息流泪，愤恨御史大夫张汤专门阿谀迎合主上之意，自己不能出入禁中，拾遗补阙。唉，这也太晚了。像汲黯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暗于大体的人了。当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首先举荐贤良方正、极言敢谏之士，深深赞赏董仲舒的对答。既然采纳了他的言论，下诏郡国各自举荐孝廉，供给宿卫，这可以说是英明的君主了。然而又任命他为江都相。汲黯当时就应当凭借董仲舒的贤能，极力对皇帝说：“臣认为陛下再三策问董仲舒，他确实是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君主。当今贤士，没有超出董仲舒的。陛下即位之初，上天大概把董仲舒授予陛下。陛下想要效法唐尧虞舜的治理，必须立即任用董仲舒。举用一位董仲舒，朝廷的根本就确立了。而又广泛寻求郡国中德高望重、老成持重的人，如申生、辕固之辈，多方劝……”

译皇上。从容地安置在左右。每天列举暴秦灭亡的原因、祖宗兴起的原因。让他们明白治乱的法度与警戒。以暗中遏制他们奢侈放纵的心。况且武帝生平。滥用武力。迷信神仙。大兴土木。几乎使天下危亡。这些祸患大概没有不在即位头几年就显露苗头的。在这个时候加以纠正本来很容易。况且每天与君子正人亲近。那些张汤、公孙弘、桑弘羊的权术。从哪里能投到他的面前呢？《易经》说：“给小牛加上横木，大吉。”孟子说：“在王身边的人。无论长幼卑尊。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王和谁去做坏事呢？一个薛居州对宋王有什么办法呢？”汲黯不在这个时候。趁着小人尚未得势。急切地引进贤士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等到他们已经掌权。才想凭一己之力。在朝廷上辱骂并指责他们。这也只能看出他白白牺牲生命却无济于事罢了。我曾经评论商朝的太甲、汉武帝。都是败坏礼法制度的君王。如果反过来利用他们的才能。就可以大有作为。太甲有伊尹为他辅导。所以早早端正了他的德行。武帝则没有人。到了晚年。才自己追悔。向天下下诏。归罪于自己，责备自己。唉。汲黯不能推卸责任也很明显了。虽然如此。汲黯在世时皇帝还能听到直率的话。有所敬畏忌惮。汲黯死后狂惑更加严重。那么汲黯也可以说是古代的违逆君意以匡正君失的贤士了。

译重刻陆忠宣公奏议序

沈近思

天地伦理的常道，没有比君父更重要的；儒者性命之学，没有比忠孝更优先的。从前孔子作《孝经》而没有《忠经》，后来的儒者于是有所补正。他们不知道忠孝原本没有两种道理，所以说：“孝道开始于侍奉亲人，中间阶段是侍奉君主。”又说：“用孝道来侍奉君主就是忠。”孔子四种教化的垂范，归结于忠信；曾子“一贯”的领悟，坚守于忠恕。六经四子，没有哪一部不是忠经的至理，只是不专门用“忠”来命名罢了。唐代陆忠宣公的《奏议》一书，真可以称为《忠经》。在孔子、颜回、曾子、孟子之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前，这一千多年间，道统几乎断绝。所谓的名臣大儒，功勋事业和文章，并非没有辉煌灿烂的，但大多夹杂了功名利禄的私心。那纯粹出于正道，而能以道事奉君主的，陆忠宣公大概接近了。现在取他的书来阅读，他告诫君主的重大道理，如推诚待人、听取言论、任用人才、改正过错、归罪于己、散发财物、杜绝贿赂、储备粮食、确定赋税、驾驭将领、治理边疆，天德王道，体用兼备，周全完备，可见古代大臣端正君主心志的学问。总之，义和利两者的辨别极为明晰，一切杂霸邪曲的学说，不敢在君主面前陈述。当时引导利益而危害道义的人，没有比裴延龄更严重的，所以陆公有《奸蠹》一书，直言不讳，九死也不推辞。他的忠诚激烈，足以震碎奸邪的胆魄，而百世之后，听到陆公风范的人，还可以激浊扬清。唉，这难道不盛大吗！遗憾陆公生不逢时，不能竭尽他的所学，来穷尽他的功用。假如让尧舜之道，遇到尧舜那样的君主，责难陈善，言听计从，弘扬至理，施展经纶，即使追随皋陶、夔，比肩稷、契也是可以的。近思来到颍川治理政务，在北城建立社学。在公文簿册的闲暇，与项子性存、宋子子逊稍微校定陆公的书，点读后付梓印刷，用来传授给社学的诸生。自从十五岁进入大学，读完《孝经》、《小学》、四书、本经之后，就让他们读陆公的《奏议》，使君父忠孝的大伦，在人性尚未被污染的日子就早早明白，而正谊明道、尧舜君民的志向，不被启蒙时先入为主的言论所误导。那么皋陶、夔、稷、契的本领，即使在成童初学时根基就已经奠定，有办法跳出习俗的横流，扫除物欲的锢蔽。从此扩展他的见识，锻炼他的才能，充实他的学问，加厚他的涵养，出仕后畅发事业，或许可以充当圣明时代的耳目股肱之一，成为当今第一流的人物呢。刻印完成后，于是写下这些话在篇首，使有志于读陆公书的人，日积月累，精思力践，饮食起居，时刻与陆公相对，心神智虑，暗中与陆公相通。精粹洁白的操守，正大光明的事业，体认它就成了真儒，运用它就成了纯臣，大概不辜负读陆公的书罢了。

范仲淹论

黄永年

士人没有英伟冠世的气概，不足以在末流中特立独行；没有痛惜天下疾苦的心，不足以恩泽被及一世。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周敦颐说：“立志像伊尹那样的志向。”这就是志，就是气。士人中有振兴衰败、矫正颓靡责任的人，不可一天没有这种气概。现在，气概盖过一乡，那么一乡中龌龊萎琐的习气，就不能沾染他；气概盖过一国，那么一国中龌龊萎靡颓败的习气，就不能沾染他；气概盖过天下，那么天下中龌龊萎靡颓败的习气，就不能染他。正因为他的自立很高，所以他的见识很远。等到他显达时，天下也翕然顺从他。因此，他的意念所经营，知虑所谋划，都截然不同于世俗所为。当他未出仕时，众人每天与他接触，也无法窥探他的内心。唉，观察宋代范文正公范仲淹，士人能不早早自立吗？五代以来，风气衰败，道义丧失，士人只知道苟且求荣、贪恋权位，四维既已断绝，人伦纲纪沦亡。宋朝初年颓风依然如此。范质、王溥不必说了，寇准以命世英才，刚罢免中书舍人，就请求担任使相，后来又附会天书，以图谋进取。大概是风气习俗移人，贤者也不能避免。一百多年以来，范仲淹出仕才开始激励廉隅，振作名节。他的取舍辞受，进退出处，断然有所不苟。世俗所谓的宠辱毁誉得失死生祸福利害，浩然一无足以动摇他的心意。天下的士人听到范公的行为，警惕地开始知道羞耻，而争相趋向名义的重用。宋朝的风俗因此一变。如果不是他的气概清明刚大，怎么能兴起呢？他从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饮食睡醒都念念不忘经世济民之心。他的学问从兵刑钱谷、水泉农政、职官边陲险塞无所不周。一旦出来任用，都取自胸怀而素来具备。开始在忧居期间给执政写信，极力论述天下大事。后来执政，都不改变他的说法。所以他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话如此，他的行为也如此。这不是所谓大丈夫的事业吗？真宗、仁宗时代，贤相很多。然而功绩存在于庙社，恩泽及于一时的，如果功在名教，道师百世，使天下闻风，使顽钝者廉洁，懦弱者自立，那么只有范公一人而已。光岳之气偏颇，士风堕落，下者怀想温饱，上者希求名位，诗书用作竿牍，道义假借为清谈，后先相师，轮蹄一轨，古代大人豪杰的志事，久绝于这些人的梦寐，适宜乎龌龊萎琐败坏而俱无。儒者说：“立志以帅气。”

译为什么要一定等待统帅来引导呢？世上足以损害我们心气的隐患非常多。而人出生时，如果不是凭借大贤清明之气，从上天那里禀受的清明之气就不多。进入社会之后，污浊之气四处泛滥，浸染渗透、蔓延扩散，不能牢固地保持清明的本体，就会日渐随波逐流，直到终身沉沦罢了。怎么还能指望他能自我树立成就呢？我因此借评论范公的人品而谈到这些。有志向的士人，可以由此反省了。

译韩琦论

黄永年

所谓度量是什么？斗的容量足以容纳升。用斗来容纳升，其痕迹就泯灭了。斛的容量足以容纳斗。用斛来容纳斗，其痕迹就泯灭了。由此类推，度量越大，它所容纳的东西就越没有痕迹。天下是巨大的事物，只有它的度量足以相互包容，然后才可以治理。现在天下有智慧的人，而我想要利用他们的明智，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退避；天下有才能的人，而我想要利用他们的能力，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退避；天下有力量的人，而我想要利用他们的强力，那么有力量的人就会退避。这样对于事务必定无法施行，对于功业必定无法成就，这是因为度量不足以相互容纳。《秦誓》说：“如果有一位大臣，诚恳专一，没有其他技艺，他的心地宽宏，好像有包容的样子。”商容观察周军进入，就知道周王（能成大事），说：“见到善行不欣喜，听到恶行不愤怒，神色与内心相符，因此我知道。”我曾经评论韩公在朝廷，淡泊而不显露他的功绩，惠及万物却不显露痕迹。当时的贤能、掌故、文学之士，都包容在他的范围之内。所以当他承担天下的大任，享有天下美好的名声，承受天下的大福而没有陨落。韩公的遗事，史传大多记载不全。他在政府时曾与范仲淹议论政事，有不合之处，范仲淹甚至拂衣而起，愤怒表现在脸色上。韩琦慢慢拉住他的衣袖，说：“希文难道不能再商量吗？”和气充满面容，范仲淹也释然了。欧阳修不相信《河图》，韩琦与欧阳修共同辅政，不曾有一句话涉及《易经》。他平时与同僚在仓促言语之间，从容涵养浸润，潜移默化地补救，有让人不知不觉进入境界的。何况在朝廷之上呢？有人说韩琦的宰相业绩无愧于古人，唯独文学不如古人。韩琦说：“我担任宰相，欧阳永叔担任学士，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韩琦经天纬地，用欧阳修来润色宏大的功业。欧阳修的文章，就是韩琦的文章。”这话尤其可以看出他的胸怀了。贤者与贤者相处，当时多有不同，其流弊于是发展到分门别户，纷争不止。而比较短长，想要超过别人的心，君子也不能避免。唉，观察韩琦，人们又何须使用忿恨嫉妒呢？为什么不能宽宏包容呢？这是宰相的准则啊。

江陵救时之相论

林潞

苏洵说：天下有权臣，有重臣，这两者相近而难以分辨。凡是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严，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而在紧急关头，能够有所坚忍持重而不可动摇。我曾经据此来评论张居正。张居正在世时，举世都把他看作权臣。当时的臣子，只看到他外表，而看不到他内心；看到他侵夺天子的权力，而不考察他所做之事有出于救时不得已的情况。从现在看张居正似乎像两个人。看他驱逐高拱，废黜辽王，夺情起复，几乎到了无视上级的地步。看他十五年的经世济民，趁着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以才能优越，以刚强济助，凶猛而建立功名，当时的朝臣，没有能超过他的。推究他的本意，认为满朝因循懈怠，正等待我的空隙，而我如果没有能力承担，那么事情必定不能成功，两宫太后和年轻皇帝的倚仗必定不能符合。当时旁观的人且不说，百年以来，曲解学问的腐儒，动不动就讲王霸，辨别义利，不考察本末，而一概以揽权震慑君主来指责。自世宗以来，没有宰相很久了。生来不是文武成康那样的圣君，却不明白救时是急务。我认为驱逐高拱、废黜辽王、夺情起复，这三者是最大的罪过。这些事记载在国史中，依仗宠幸违背情理还有什么可疑的？我宁愿相信它。不仅相信它，还要以此责备他。这些事暂且不论。洪武初年，废除丞相，以五品殿阁大学士，加封孤卿，称之为阁臣。阁臣，是文学侍从之臣。把职权分给六部，而职责在于票拟。不贤能的阁臣窃取一人的鼻息来张扬威福，贤能的阁臣在宫中府中斡旋调剂，上一道阁臣的揭帖，回复片言，宰相的职责到此为止了。功劳可以窃取，而罪过可以推卸，没有比阁臣更甚的了。张居正起来担忧这件事，想要举起宰相的职责。他进呈《直解》，进呈《大宝箴》，进呈《帝鉴图说》，想要天子敬重学习；进呈《皇陵碑》，进呈《宝训》，进呈《御札》，想要天子效法祖先；裁减进奉，谏止营造，想要天子节俭；引见贤能，想要天子懂得吏治；在御屏上画百官图，想要天子体恤臣下；请求大阅，想要天子念及边防；免除拖欠的赋税，想要天子爱民如子；断绝馈赠，戒止请托，想要天子知道大臣廉洁则小臣廉洁。不仅如此，当张居正在翰林院任职时，就立志成为公辅，四方使者回来，必定前往为他们造访请托。所到之处，户口扼塞，山川形势，地利平险，人民强弱，一一记录在案。肃皇帝二十多年间，他亲眼看见严嵩、夏言互相倾轧而边防废弛，天子纵然有所诛杀，最终没有成功。一旦执掌国政，辅佐十岁的天子，周密筹划，注重边防到了极点。张居正不只是宰相，而且直接以宰相统领将帅。所以南北守御，百粤滇蜀，必定托付给合适的人。将帅能效力的，衡量他的才能，端正他的责任，洗刷他的瑕疵，激励他的志向，用爵禄鼓舞他，用事权假借他，用法律威慑他，破除他的疑惧，用实效要求他。数万甲兵藏在胸中，而指挥在数千里之外。虚心咨询，削牍星驰，曾有数十上百的君臣，贯通将士的心，而戴在将士的头上。战胜攻取，代为奏报。应当以某事咨禀，功成凯旋，又告知朝廷的意思，应当以某

译辞别后入宫禀告。我筹划善后事宜。勇怯强弱。进退疾徐。看得清清楚楚。边吏向政府上奏章。命令他亲自书写。以免泄露机密。又一定命令他写上官衔。挑选那些重大紧要的事项。一一向天子陈述。从而使至尊知道他们的劳苦。知晓他们的姓名。所以能够擒获大恶之人。消灭敌寇。从而安定中原将近十年。直到江陵去世而享受他的余威。以巩固我国边防的。又有二十年。这就是江陵所履行的宰相职责。而且他不遗余力地综理各项政务。由此而严格清查田亩。整顿驿站。规划河工。疏通运粮船只。询问水利。整饬学校。核实名实。辨别职权。长久以来被视为虚文的。都按实际情况执行。除了揽权震动君主之外。世人所说的再加上他的严苛急切。诸葛君说。希望陛下以实效来责成臣。没有实效就治臣的罪。既然已经有了实效。两宫和年轻的圣主知道。满朝大臣知道。但他们心中未必知道。当他掌权时。诚恳地写信给贤者。辨明内心的想法。认为我不是不知道天下人的怨恨。既然已经承担了责任。我想留给年轻的圣主安宁。不专断就一定不能统一。不果断就一定不能成功。十年之间。两宫和年轻的圣主享受安逸。江陵承受辛劳。两宫和年轻的圣主。用人得当就安逸。六部大臣蒙受安逸。还说是侵夺官权。于是那些猥琐卑劣的人畏惧他。有才无胆的人憎恶他。清正拘泥的人非议他。畏难的人怨恨他。迎合的人忌惮他。深文周纳排挤诋毁的人怀疑他。流言蜚语喧嚣。而想要虚心衡量判断他的功过。怎么可能呢。虽然如此。江陵的三条罪过。不能不辨明。禁止什么地点。而奸邪之人得以混入。亲王参与议论。而大臣不为他们援救请求。时局安定。而军备为何改变礼仪。即使不刻意罗织罪名。罪过也不容逃避。才大而溢出。任重而疏忽。以忠君爱国之心。而夹杂着一概排斥的意思。这就是太史公责备淮阴侯不能学习道义谦让不矜持不夸耀的地方。我还有话说。宰相为天子统领百官。如同皮衣有领子。门有门栓。船有舵。宰相权重则朝廷尊贵。百事兴举。宰相权轻则朝廷卑贱。事权杂乱。自从江陵死后。而诋毁江陵的人。不仅自我轻视。最终导致误国。朝廷老臣敷衍了事没有建树。从而使神宗轻视宰相。厌恶谏官。安逸享乐无所顾忌。矿税使四处出动。后宫挟宠。九卿没有官员。朝廷不上朝。边疆大患。帷幄中没有谋略。以门户之见筹划边防。以朋党关系任用将领。一误再误。宦官乘虚而入。而国家无法治理了。思陵末年。拍着大腿思念江陵。而后才知道得到平庸的宰相。一百次不如得到一个救时的宰相一次。

译《书王介甫谏官论后》

张士元

王安石论述谏官，认为士人的地位，却承担着三公的责任，而天下国家大大小小的事务，没有不应当议论的。这不符合先王以尊贵治理卑贱、以贤能治理不贤的人的本意，是想让上下各自得到应有的本分，以接近古代的治理。他的论点虽然高深，但衡量治理的根本体制则是不对的。古代的官职中没有专门负责谏诤的，专门负责谏诤始于汉武帝设立谏大夫，这不是先王的制度。然而古代采纳谏言的途径非常广泛，官员互相规劝，百姓传话进言，谏诤本来不仅仅依靠官职。后世谏诤称职，而设有谏官，又有什么妨害呢？堤坊用来止水，水既然不造成灾害，不能因为旧的堤坊没有用处就拆掉它。不幸的是，公卿直到百工都失职，那么谏官固然未必能有所作为，但因此认为无用而废除它，这是因噎废食。况且公卿执行事务，谏官仅仅以言论进谏，哪里见得是卑下逾越尊贵而名分不正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官位尚且卑下，让他们能够在朝廷上发言，是为了能够沟通上下的情况罢了。如果说士人不能议论政事，乃是上下之道理所当然，那么在位者将会说：“我是公卿，对于别人的言论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在下位者也会说：“我是士人，对于国家有什么相干呢？”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位者厌恶听到过错、而下位者不敢说话更严重的了。引导他们说话，还有不肯说话的，难道可以因为不合本分，就想要废除他们的官职吗？王安石平日以孟子自命，这话大概是本于“位卑言高”的议论，不知道孟子所论述的“位卑言高”的罪过，固然是指所有在下位的人，而不是针对谏官而言的。后来他又说：“有官职职守的人，不能尽职就辞职；有进言责任的人，进言不被采纳就辞职。”孟子所说的“言责”，正是后世谏官的职责。而王安石把官职职守等同于进言责任，因此认为有官职就可以进言，而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言官，这也错了。大概是因为当时馆阁各位公卿，议论政事不免有过激之处，所以惩戒这种弊端，就想要连同台谏一并废除吧？那么台谏对国家的益处，也已经验证了。唐德宗罢免陆贽而提拔裴延龄，早晚就要拜相，阳城率领谏臣极力争辩，甚至想要撕毁任命裴延龄的白麻诏书，虽然不被听从，但最终没有让裴延龄拜相。宋嘉祐年间，仁宗年纪大了，没有继承人，知谏院范镇、司马光先后上疏请求确立储君，起初虽然不被允许，后来终究感动了皇帝，策立英宗，朝廷和民间得以安定。那些没有立即听从采纳的，功劳已经像这样了，其他听从采纳的成效，更可以知道了。至于说不得已设立谏官，应当与丞相等一起进见皇帝，让事务有所失误时，实时救正，不至于争辩已经颁布的命令，像唐贞观的制度，大概就接近古制了。这固然是公正的道理。然而朝廷已经设有侍御史了，如果一定要让谏官与公卿一起对答，那么君主所信任向往的，常常在公卿，而不在谏官。谏官在朝廷上议论，一旦不合，就不能继续进言了。况且他们议论政事，难道都是等到命令已经颁布于天下，然后才争辩吗？命令已经颁布而争辩的，是大臣促使他们这样做的。让大臣考虑到他们争辩已经颁布的命令，而在事前谨慎行事，这就是谏官不可没有的原因。事情有古代没有而现在有的，不违背先王本意的，这类就是。可惜王安石拘泥于古义而不深思治理的根本体制，最终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不然的话，以王安石的才能，又能进用贤人、乐于行善，从容地辅佐君主，不应当与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争辉吗？

《翰林论》

姚鼐

作为天子的侍从之臣，拾遗补阙，是他们的常规职责。天子虽然英明圣哲，不能说没有过失；人臣虽然不是大贤，不能说在位而不陈述君主的过失。与其让过失传播于天下然后改正，不如在朝廷上传达然后改正更好；在朝廷上传达然后改正，不如刚见到时就在君主左右改正更好。翰林居于天子左右，作为近臣，那么谏正君主的过失，应当先于众人。见到君主的过失，而智慧不足以辨别吗？那就是不明；智慧足以辨别却忌讳不言吗？那就是不忠。侍从之臣，是选择那些既忠诚又明智的人来担任的。唐朝初年设立翰林，各种工匠都进入其中，是低贱的职务。后来才越来越亲近尊贵，越来越亲近尊贵，所以责罚也就越来越重。现在如果有人，对于官职，接受它的亲近与尊贵而推辞它的重责，将不会遭受世人的讥讽吗？官职失职不也太久吗？以应当遭受世人讥讽的人，而上下都认为理所当然，因此安然无事而无所作为，安居而享受俸禄。从唐朝到宋朝再到元朝明朝，官制因袭变革，六七百年间，没有变革的是：御史有弹劾的责任而兼有谏争，翰林有制造文章的事务而兼有谏争。弹劾和制造文章是不同的，谏争是相同的。他们作为言官有什么差异呢？入朝在君主左右当面争辩，出朝上书陈述政事，他们作为谏官有什么差异呢？现在唯独认为御史是言官，而翰林不应当有谏书，这是知道一方面而失去另一方面。所以君子追求道，小人追求技艺。君子的职责在于道，小人的职责在于技艺。假使世上的君子，赋写得像相如、邹阳、枚乘那样，擅长史事像太史公、班固那样，诗写得像李白、杜甫那样，文章写得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轼那样，即使极其工巧，仍然是技艺。技艺之中固然有道，但不如极力忠诚谏争作为道的大者。仅仅凭借文字居于翰林的，是技艺罢了。像唐朝初年的翰林，那么像这样是可以的。现在的翰林，固然不能说都亲近居于左右，然而确实有亲近居于左右的。

译况且翰林、詹事在科道官之上列班，这是说他们是近臣。身处近臣的班列，却不知近臣的职责，可以吗？明朝的翰林，都知道自己的职责。进谏争辩的人接连不断，进谏争辩的言辞连篇累牍地记录在当时的史书中。现在的人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有的赞赏他们的忠诚，却议论他们的言论是越职妄为。如果把尽职视为越职，世上谁还肯尽职呢？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于是写了这篇《翰林论》。

译军机处题名记

王昶

军机处，是古代知制诰的职司。其制度没有固定的官署，大小事务没有专职官员。直庐起初设在乾清门外西侧，后来迁到门内，与南书房相邻。又在隆宗门西为夜间值班的人提供食宿。其中的大臣，只有尚书、侍郎中受到皇帝特别宠信的人才能进入。但必须兼任宰相或辅政大臣。其属官按例使用内阁中书舍人。舍人改任庶吉士就不再进入军机处。改任六部御史、给事中，依次升迁至卿寺，直到都察院副都御史、内阁学士，入值如故。只有升任侍郎的，也不再进入。偶尔有凭借捐纳或荫庇成为郎中而得以参与的人，大都是大臣的子弟如此。而张若霭、鄂容安，又以庶子、侍讲的身份入值。蒋炳、程岩，又以巡抚罢官回京的身份入值。这都是奉特旨执行的，不是旧例。在此之前，雍正七年，青海战事兴起，开始设置军机房，由亲王大臣统领，授予银印，印章藏在内奏事太监处，有事请示后使用。六年之后，世宗宪皇帝驾崩，新君居丧，改名为总理处。三年丧期结束，亲王大臣请求撤销它。皇帝下诏恢复军机处的名称。当时大学士是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蒋廷锡，尚书是海望。每当接到旨意，各自回到住所起草拟写，第二天交给属官进呈。后来大臣为了避免专擅的名声，于是命令属官起草，审定后进呈。从此选择属官更加精干谨慎，达到高位的人越来越多。而皇帝赏赐也不同于一般官员，纱缎、饼饵、水果时常赏赐，岁末赏赐鱼、鹿肉等物，都成为常例。因此皇帝出游、临幸，无不跟随。其职责在于恭敬地拟写皇帝谕旨，以及内外臣工所奏之事，有旨意命令商议的，审查其可行与否以报告皇帝。又对外臣的章奏，抄写副本收藏。本朝谕旨诰命，类别有四种。凡是批答内外臣工题本中的常事，称为“旨”；颁发给将军、总督、巡抚、学政、提督、总兵官、榷税使的，称为“敕”。都由内阁撰拟进呈。凡是南北郊时享的祝版，以及祭告山川，给予大臣死事者祭葬的文章，以及后妃、宗室、王公的封册，都由翰林院撰拟进呈。然而只有军机处恭敬拟写皇帝谕旨最为重要。皇帝谕旨也有两种。巡幸、上陵、经筵、蠲免赈济，以及内臣自侍郎以上，外臣自总兵、知府以上，升降调补，以及晓谕中外，称为“明发上谕”。告诫臣工，指授军事策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不当之处，称为“寄信上谕”。明发上谕交给内阁，依次交给部科；寄信上谕密封交给兵部，用马递送，或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甚至八百里传送。内外臣工所奏之事，经军机大臣定议取旨，密封递送也如此。然而内而六部各卿寺以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的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直到四方边远地区的属国，有事无不汇总。而且内阁、翰林院撰拟如果有不当之处，又下发军机处审定。所以所任职务最为严密繁重。我王昶在乾隆庚辰年由中书舍人入值，又升任刑部郎中，在这里八年了。中间平定准噶尔、回部，西北数十年的祸患，一朝削平殆尽。仰见圣天子武功显赫，超越万古。而当时又开设方略馆、国史馆、三通馆等馆，我都参与斟酌条例，以符合皇帝崇尚文治、考证古道的深意。下至梵夹佛典，隶属于经馆，有所翻译，就前往讨论。所以虽然职事极其繁重，私下以亲身遭遇美好盛世为大幸。军机处设立将近四十年，还没有记载。前人的姓名，大多散佚不可考。于是询问大宗伯张泰开、给事中明善，并将所听自先辈的话，依次书写下来。称职与否，可以数得出来。言辞详细而不简略，是让后世得以考察事实，并且彰显遭遇太平盛世的荣耀待遇罢了。

军机处述

赵翼

军机处，本是内阁的分支机构。清初承袭前明旧制，机要事务的出纳，全归内阁掌管。其军事事务交给议政王大臣议奏。康熙年间，谕旨，有时命令南书房翰林撰拟。这时南书房是最为亲近的地方，如同唐代翰林学士掌管内制一样。雍正年间，在西北两路用兵，因为内阁在太和门外，值班的人多，担心泄露机密，开始在隆宗门内设置军需房，挑选内阁中书中谨慎严密的人入值缮写。后来改名为军机处。地点靠近宫廷，便于宣召。担任军机大臣的，都是亲信重臣。于是承接旨意、发布政令都在这里了。直庐，起初只有几间板屋。当今皇帝特别命令改建为瓦屋。然而拟写旨意仍是军机大臣的事。在此之前，世宗宪皇帝时，都由桐城张文和公张廷玉担任。当今皇帝初年，张廷玉因为汪文端公汪由敦擅长文学，特别推荐他入值以代替自己的劳苦。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都由汪由敦执笔。国书则有舒文襄公赫德，以及大司马班第，蒙古文则有理藩院纳延泰，都担任起草的工作。等到傅文忠公傅恒担任宰相，满族官员想借此作为展示才能、谋求进升的途径，傅恒才稍微假手于人。起初不过是短幅片纸。

译后来就没有一件不是由司员拟定的了。文端公看到满族司员都这样，而汉族官员却一定要亲自拟定，恐怕被指责为揽权专断，于是也听从司员代为拟定。沿袭日久，这便成了军机司员的专职。虽然皇上也知道是司员所为，那些司员也不必都是内阁的人，凡是各部院中能干的人，都可以进入军机处，而且人员数量比过去增加了数倍。这是军机处前后不同的旧例。

查考诏令的发出与接收，自魏晋以来都归属于中书省，所以六朝时期中书令地位极其尊贵，必定由重臣担任。而中书令官位尊贵，不应当亲自向皇帝奏事，大多让中书舍人入宫奏报，于是中书舍人也成为了最有权势的要职。唐朝初年仍然如此。高宗时，才开始将职权分给北门学士。玄宗时，又移交给翰林学士，于是中书门下的权力稍微减轻。等到唐朝中叶以后，宦官掌握国家大权，设立了枢密使一职，生杀予夺的大权都由此发出，而学士和中书都沦为下属。因此枢密使这一官职极为重要。昭宗时，大肆诛杀宦官，宫中不再有宦官，才开始任命蒋元晖担任此职。这是枢密使由宦官转为朝臣的开始。地处要害，人们竞相羡慕，所以宣徽使孔循想得到这个位置，就向朱全忠进谗言诬陷蒋元晖并将其杀害。朱梁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崇政使。后唐恢复名为枢密院，以郭崇韬为枢密使。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晋高祖因为枢密使刘处尚不称职，于是废除了这个职位，将印信归还给中书省，而枢密院学士也一并废除。出帝时，桑维翰恢复了枢密院，再次设立枢密使。周世宗时，王朴担任此职。五代时期的枢密院，相当于六朝的中书省；对于唐朝而言，则是将初年的中书省、中叶的翰林学士、末期的枢密使合而为一了。

到了宋朝和金朝，枢密使专门掌管军事，与宰相分职，当时称为“两府”，其他政务不参与。元朝时，军国大事都归于中书省。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后，废除中书省不再设立，命令六部各自奏事，从此事权完全归于皇帝决断。然而每天事务繁多，登记撰写记录，不能不设置官员掌管此事，所以永乐年间，于是设立了内阁。批阅回复奏章，撰写拟定谕旨，逐渐恢复了中书省的旧制。后来皇帝与阁臣不常见面，有所谕示，就命令太监先写下事项交给内阁撰文，于是宫内有被称为秉笔太监的人，他们的权力便在内阁之上，与唐朝的枢密院没有不同了。

本朝则宦官不得参与政事。世祖章皇帝亲政之初，每天到票本房，大学士在御前进行票拟。康熙年间虽然有南书房拟旨的先例，但机密事务仍然属于内阁。雍正以来，奏章归于内阁，机密事务及用兵都由军机大臣承旨。天子没有一天不与大臣相见，无论宦官不得参与，即使是承旨的各位大臣也只是供给传述和撰写，而不能在其中稍有谋划建议。查考五代、宋、金时期的枢密院都有学士负责起草诏令，现在的军机司员也就像当时的枢密院学士一样。

译军机处有廷寄谕旨。凡是机密事务，担心泄露而不便公开发布的，就由军机大臣当面领受后，撰写拟稿进呈。发出后，立即封入纸函，用办理军机处的银印加盖，交给兵部加封后通过驿站快马传递。其传递的快慢都由军机司员在函件外部注明。注明“马上飞递”的，一天不过走三百里；如果有紧急情况，则另外注明每天行走的里数，有的四五百里，有的六百里，还有六百里加快的。仅这一件事，就是前代所没有的。机密事务必须颁发后由各部行文，那么消息已经传播到众人耳中，而且驿站传递迟缓，探听消息的人可以雇佣脚力快的人，比驿站传递先到。自从有了廷寄的制度，才开始既秘密又迅速。这个制度从雍正年间开始，其格式是张文和奏请确定的。军机印藏在皇宫深处，需要使用时就请出，用完立即缴回。自从用兵以来，军报纷繁交错，一天有时几起，难以屡次请出屡次缴回。所以每次请出印章，就预先盖好封好几百个函件，以便随时取用。而封好的函件没有专人收管，不免杂乱遗失。应该专门派一人，登记日期和数目，这样才更为慎重。

军机大臣一同进见，是从傅文忠公开始的。皇上初年，只有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记忆力强，但不太通晓文义。每次传达一道旨意，都让汪文端撰写拟稿。讷公唯恐不得当，就让他重新撰写，有屡次更改而最终仍用初稿的。一稿刚定，又传达一道旨意，更改也如此。汪文端对此颇为苦恼，但不敢争辩。当时傅文忠在旁边，私下感到不平。等到平定金川归来，担任首辅，就自己陈述不能多记，恐怕有遗忘，请求让军机各位大臣一同进见。于是这就成了惯例。各位大臣既感激和衷共济的美意，而傅文忠也确实稍微解脱了独自记忆的劳苦。然而皇上眷顾倚重有加，每天晚膳后，阅览内阁本章完毕，有所商议，又单独召见傅文忠进见，当时称为“晚面”。

以往军机大臣，很少有与督抚等外吏交往的。前辈曾经说，张文和公在雍正年间，最受宠眷，然而门前没有书信往来，馈赠的礼物价值百金的就推辞不受。讷公亲在如今皇上初年，也最受眷顾，然而他虽然苛刻，但门庭严峻隔绝，没有人能凭借私情接近他。我进入军机处时，已经来不及见到这两位公。当时傅文忠为首辅，颇为和蔼平易近人情了，然而外吏没有人能登他的门。督抚都是平等交往，不倚仗他作为靠山。我在汪文端家中，凡是书信大多代为答复，看到湖广巡抚陈文恭的附函，不过是獞锦两种东西；福建巡抚潘敏惠，是公的同科进士，节日馈赠也不过是葛纱而已。至于军机司员，更没有过来问候的。军机处不仅不与外吏交往，即使在京的部院官员，也很少往来。我刚入军机处时，看到前辈马少京兆璟，曾经正襟危坐，有部院官员站在台阶前，就拒绝说：“这是机密之地，不是你们应该到的地方。”同值中有与部院官员交谈的，更是当面斥责毫不留情。被斥责的人不敢说一句话。

军机处撰写谕旨，旧例是撰写定稿后，在第二天进呈。自从西陲用兵，军报送到，就立即递入，所拟的旨意，也随即撰写进呈。或者皇上巡幸在途中，马上一降旨，傅文忠当面领受后，让军机司员下马撰写缮写，快马加鞭到停宿的行营进奏，原本不算迟缓。然而从这一营到那一营，七八十里，必定半天才能到。而两营之间，还有一尖营，以备皇上中途小憩，国语称为乌墩。司员想要夸耀快捷，于是仓促缮写完成，急忙飞驰到乌墩进奏，名叫“赶乌墩”。这固然敏捷迅速集事，然而限于时间，终究不能详尽事理，常常烦劳御笔改定。

我在军机处值班时，值班宿舍就在军机大臣值庐的西边，只有一间半屋子，又逼近隆宗门的墙，所以狭窄且阴暗。后来迁到对面北向的五间屋子，与满洲司员同值，那时我已经改任其他官职，不再入值了。扈从木兰时，军帐中没有几案，大多伏在地上起草，或者用奏事黄匣当作书案，悬着手臂书写。夜里没有灯架，只用铁丝灯笼作座，把灯盘放在上面，借着灯光写字。偶尔缠绕拂动，就蜡烛泪污满全身。不仅军帐中如此，木兰外的行宫处，值班房也这样，只是多一张木榻罢了。我归田后，庚子年，皇上南巡，我在宿迁恭迎，看到行宫的军机房，明亮的几案，华丽的垫子绣毯，不觉怅然若失。

圣躬勤于政事，皇上每天早晨起床，必定在卯时。长夏时天已向明，到冬月才五更尽。当时同值军机的有十余人，每晚一人宿在值班舍，又担心第二天早晨突然有事，不是一个人能处理的，所以每天轮流一人早入相助，称为早班。大都在五鼓时入值。平时不知道圣躬起居，自从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皇上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门，必定鸣爆竹一声。我们在值班舍，远远听到爆竹声由远渐近，就知道圣驾已到干清宫。计算这时，还需要燃烛一寸左右，才天亮。我们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次早班，已觉得劳苦，谁知皇上日日如此。然而这还是寻常无事的时候。当西陲用兵，有军报送到，即使半夜也必定亲自阅览，催促召见军机大

译臣下指示机要事宜，动辄上千上万言，我时常负责起草拟定，从起草到写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时辰，皇上还披着衣服等待。

译章奏批答举要序

程晋芳

批答奏章，是宰相的职责。明朝中期，司礼太监实际上主持此事。内阁大臣暗中与之勾结，便共同掌握大权。于是，封爵、俸禄、废置、生杀、予夺的大权，转移到宠幸之人的门下，而威福不再出自皇帝了。我朝定鼎天下，吸取夏、殷的教训。票拟虽然由内阁处理，但天子总揽核查各项政务，逐一阅览批阅，没有人敢在其中凭私意决定进退高下。大概宰相的权力减轻了。雍正四年，才开始设置侍读二人，协助宰相审阅奏本。后来宰相多进入军机处，才开始将批阅奏章的事务交给侍读。如果有疑难之事，侍读捧着奏本请示皇帝；如果没有疑难，宰相签押即可。正值乾隆初年，每年批阅奏章两千多道。到现在三十多年，各地的章奏事务，大多用折子代替奏本，直接送达军机处，经由内阁的少了。而一年之中，各部奏本将近六千多道，是初年的三倍。圣明天子英明睿智，巨细无遗。内外臣工，事情无论多么细微，都不敢擅自专断，必定陈奏在皇帝面前，等待圣人决断选择。这确实是所谓“一日万机”啊。于是，在侍读之外，增设协办几人，协助处理繁杂的事务，逐渐增加到五六人之多。清晨前往，日落才返回。一字一句，恭敬谨慎，详细核查。虽然应当遵循定式，但贵在顺应时势通达权变。旁观的人说，机密重要的事务，都在军机处，内阁只是按照成例行事，如同邮驿传递罢了。哪里知道国家大政，内自九卿以下，外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凡是军事、农业、礼乐、刑罚、赏赐等事务，都由此出纳。能说不重要吗？我在乾隆三十三年夏五月，协办批阅奏本，直到年底，行走七个多月了。看那事务如茧丝牛毛般细密，不是一端所能尽述。而从事于此的人，岂敢不兢兢业业呢？于是利用少许闲暇，选取部通本式，以及简明本、黄档、丝纶、双签、说帖等各种档案，选择并删减，编为八卷，名为《章奏批答举要》。并非说成书，只是聊备遗忘罢了。至于年例有案可查的，本来不全部记载。即使在这七个月中，事情增改于旧例的，已经不胜枚举了。后来的作者，以这本书为开端，增益新条，编成全书，应该是掌故学家所急切采用的吧。

萧长源奏疏序

张玉书

萧长源公，受到先皇帝的知遇，在顺治十七年被提拔为御史。当今皇上登基的第七年秋天，因为他是台谏班列中的老成望重之人，被简拔进入卿贰之列。我私下认为，萧公在朝廷的本末，毅然以天下事为己任。中外想望他风采的人，也将辅佐宰相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不仅仅因为文章著名啊。奏对之言与著述不同。自广川家令以后，只有陆敬舆的奏札，通达治体，切合事理，不追求文章的工巧而文章流传下来。曾鲁公也说，张安道在君主面前论事，几句话就决断，都灿然成文，可以书写诵读。唉，文章与经济才能，都体现在这里了。萧公九年来，上奏章数百篇。除了密奏外，收集其所得若干篇。我读后赞叹萧公得到君主的恩宠之盛。萧公侍奉章皇帝不久，刚入台谏，就进献敦厚教化的言论。当今皇帝万机在握，萧公更加厉行刚直谏诤，展布腹心。凡是所条列的事项，有早晨上奏而晚上批复同意的，有补牍再三，部议中途受阻，最终得到皇帝旨意，听从萧公请求的。如警惕星变，体恤灾荒，核查覆奏，定纷更，核查督抚，严格考察，澄清铨选，革除挪解，朝常国纪，吏治民瘼，无不条分缕析，明朗如察眉。至于屯垦事宜，规划尤其清晰。先后奏牍共五次上呈，最终实行他的议论而后停止。多么伟大啊。欧阳永叔说，天下大计，只有宰相可以实行，谏官可以言说。军事、刑罚、钱谷，问而不答，是宰相的体制。然而如果诸司有一件事不接受宰相的成命，就是失职。言官对天下事没有专属，假使平日不曾心中思虑利弊，一旦身任建白，不得已用一句话塞责，言辞漫漶而无据，事情迂阔而多错，奏章下达诸司一加奏驳，那么他的说法立刻受阻了。就像屯垦之法，历代有成效，我朝二十年来，军兴无供，訾算迭增，而此法屡议屡罢。言事者没有成画，而任事者多借口。读萧公的奏疏，也可以愤然兴起吗？陆敬舆早年得到君主，风议切谏，常在密勿建梁之地。然而木蠹虫生，中途遭受沮抑，尚且不能最终被任用。因此更加赞叹萧公的忠诚，能上结主知，而又赞叹我皇上从谏如流，真不啻千载一时啊。这编成书，使读者知道士君子遭遇不讳之朝，不可以苟且缄默，遗天下议。岂独其文传也哉？

志壑堂序

姜宸英

我曾经想要条疏古今贤臣建言者，分而为三，汇成一书。一曰宰相，一曰侍从，其一则谏官也。大概古者谏无专官，所最重者，宰相有辅导之义，侍从有启沃之任，其责任与谏官等耳。独怪今之言事

译（这）已经是能够竭尽言论的人了。何况当今官职名为谏官的人，能够竭尽言论职责的，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两个。而能够竭尽言论的人，他们的言论又有实行与不实行之分。实行的常常很少，而不实行的常常很多。既然如此，怎么能不将责任归咎于宰相和侍从官呢？

顺治年间，有诏命词臣修撰《玉匣记》和《元帝化书》。当时检讨淄川人唐济武先生上言，认为不应该推崇这些非圣人的书籍，白白耗费纸笔，成为圣学的瑕疵。他又争辩御史张给事中阴润的事情，触怒圣旨，被遣返回乡。本朝能够以翰林身份共同承担谏职的，从这位检讨开始。从此他隐居在般水之阳，发愤著书，将近三十年。我读他经世致用的言论，所筹划的筹饷、积谷、铜钞、改漕等各种方法，他的宏大谋略可以与贾谊、陆贽相提并论。可惜他虽然能言善辩，却没能得到实际运用的机会。况且自身被任用与否，是命运决定的，并且也不能在朝廷上亲自展现他的言论，以等待有权力的人采纳并推行。实在可悲啊。

那么认为检讨的文章是因为困顿穷迫才足以在后世自立的，难道这是通行的论调吗？检讨在被罢黜闲置之后，忧心地以天下百姓的事为己任。然而他心中似乎有顾不上其他的事情，而那些应当承担忧患的人，反而终日忙忙碌碌，也似乎顾不上天下百姓的计策。照这样下去，百姓的祸患将何时安息呢？这就是我对这篇文章不禁三次叹息的原因。

译赵恭毅公治理官署文书序

胡煦

儒者入朝则考察核实，出外则施行效用，旨在推行政令、宣扬谋略，使百姓适宜、风俗善良罢了。然而贪图利益的人因贿赂而亵渎职责，矫饰世俗的人因苛刻而亵渎职责，顺从陋习的人因蛊惑而亵渎职责，拘泥古法的人因停滞而亵渎职责。如果事务的主干不能确立，就会因迎合而受损；如果主见不能确定，就会因牵制而败坏。如果不以见识来宽裕自己，以才能来充实自己，又以学问来辅助自己，没有不萎靡不振、因循守旧、很少能自我振作的。积累仁爱、积蓄恩惠，使百姓不怀疑，没有比诚信更大的了；公布公正、制止邪僻，使百姓不违逆，没有比正直更大的了；确定法令、专一听从，使百姓不轻易改变，没有比果断更大的了。以诚信来主持，以正直来决断，以果断来完成，这三者都具备了，政事就没有不美好的了。诚信贵在能明辨，执着偏颇、废弃全面，其过失在于闭塞；正直贵在能包容，放任情感、驾驭外物，其过失在于矫饰；果断贵在能详审，行动急促、很少顾念，其过失在于轻率。闭塞则百姓迷惑，矫饰则百姓逃避，轻率则百姓轻慢。这三者不消除，政事就没有不令人痛心的了。因此，以明辨来确立诚信，是诚意的通达；以包容来辅佐正直，是道义的伟大；以详审来产生果断，是智慧的周全。才能丰富而德行茂盛，见识广博而思虑周全，学问优异而应用宽裕，这不是政事的极致吗？恭毅公赵夫子做官几十年，历任内外官职，每次治理官署文书，不借助幕僚的帮助，而坚贞的心志、光明的节操，天下人敬仰他，圣明的君主嘉奖他。不仅是汉唐以下，很难找到这样的人选，即使是三代盛世，恐怕也不容易有一两个人能与他相比。阅读他文书的人，内在应当观察他的用心，外在应当观察他的举措行为，千万不要仅仅把它当作文字来看待。

考盘集序

方苞

众人对于做官，常常急切追求而不停止，是因为他们向上不寻求如何自我修养以侍奉君主，向下不思考如何对他人负责，只考虑自身的利益。所以得到官职就战栗不安，失去官职就悲伤痛苦。君子难以进取而容易退隐，并不是为了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境界宏大，所以进取时常觉得志向难以称心，而退隐时就像卸下了重担一样。从前欧阳修生活在北宋的盛世，顺应时势实现志向，功业显现而名声确立，从世人看来，不能说不是做官最称心如意的人了。等到读了欧阳修思念颍州的诗，才知道他心中原本就有不足之感。古代君子自我要求严格而不欺骗自己志向的人都是这样。渭师范公，家中世代为将相，继承宗族职务，当官时刚直不阿，常跟随天子出征边远之地，以材能武勇在军中闻名。等到凯旋论功，突然称病引退，众人都感到诧异，却不知道他尽心奉职与勇于辞官，其道本来互为表里。范公一向喜好诗歌，等到退休更加寄托情志其中，收集平生所作，命名为《考盘》，这是他的素志啊。譬如草木，枝叶必然类似根本，范公立身有方，视做官如脱掉鞋子，那么他的诗歌不类似众人，是有原因的。

寄周开捷书

陈宏谋

国家培养百年，人才竞相奋起，不缺随分供职的人，缺少的是实心任事的人。实心任事的人，考虑长远而不计较眼前，致力于大体而不拘泥小节，以国家为重，凡是暂时的得失，个人的功过，都不暇顾及。这似乎迂阔接近好事，但防患于未然，事后思虑周全，按月计算不足，按年计算有余。如今士风不古，学问没有实用，都是因为义利不明，所以一旦进入仕途，其才识本可以成为君子，时位也能成为君子，但计较得失，不计较是非，一念之差，最终归于小人。来信所说地方官谨慎有余，亲切不足，真切地切中了近日官场中的通病。大凡我们如果心存利济，便觉得功业没有尽头，而世间万事万物也到处显露缺陷。生平没有其他嗜好，每到一个地方，面临一件事，就针对那地方那件事，悉心讲求，以期稍有裨益。然而志向广博愿望奢侈，百件愿望很少如愿，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内心实在难以停止。有时过于劳苦憔悴，也不觉得，觉得了也不爱惜。近年来精力，渐渐不如从前，而又处于这繁杂剧务之地，随事经理，已经难以支撑，如果遇到疑难，心里想要这样而力量不能做到的，那么寝食作息，常悬心目，不能摆脱。不以事务累心，役使外物而不被外物役使，捧读您的明训，更加佩服您了解我的深切和爱护我的深厚。

寄周人骥书

陈宏谋

圣明的天子明目达聪，广开言路，作为臣子，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算尽职，不必询问部议是否准许实行。司马温公说，应当志在大处，舍弃细处，先急后缓，而汲汲于名声的人要深戒，这是为台谏树立的目标。台谏言事，自然以事情可行，才不使建议落空。然而如果关系到国计民生，虽然一时被时议阻碍，不能完全施行，但言论是人人心中想说的，事情是近今共同看到的，保留这一建议，怎么知道日后不施行呢？这又不在于一时的顺从或违背，而在于情理的不易改变。如果有事在必行，但实行没有益处，甚至不如不实行，那还不如罢了。至于入告的体例，尤其需要平心静气地提出，言辞不必过于严厉，意思不必过于激烈，这才得体，对事情才能有益。古人之所以感叹立说之难，建言者执着一二，动辄以所见不错，极力形容，起初不知道情态不一，知道有此

译有一种说法。却不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因此双方难以互相信服。反而引发矛盾冲突。都是这个缘故。

译与某公

方苞

接到您的来信。我自忖这一生，恐怕没有机缘再在经学上完成志向。这是嗜学之人的肺腑之言。然而古人能够实现他们的志向，就不需要著书立说。圣人创作经典，也是希望学者切实地将其体现在自身行为上，遵循并通达它，以便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罢了。哪怕是一命之吏，如果能够思考并胜任自己的职位，天德王道，就将寄托于此了。何况您肩负着古代牧伯那样的重任，管辖方圆数千里，人们视您的施政举措为休戚相关呢。我私下观察近代，那些被称为德高望重的人，大多把保全生命当作仁德，却不知道保全那些不该保全的生命，就是对生者的仁，而对死者的大不仁；把宽容当作美德，却不知道宽容那些不可宽容的人，就是对有罪者的德，而对无辜者的大不德。《传》中说：“恶人占据职位，不除去他们就是不祥。”恶人在他人身上，却引来成为自己的不祥，为什么呢？因为有能力除去他们，却任由他们在众人中散布恶行，那么这恶就不是他们的恶了。这就叫做违背天地的本性，而损害本心的光明，其不祥是很大的。我又听说君子的行为，必定在结束时严格。过去环溪魏公，践行笃实，在朝廷直言敢谏，被权贵之家所忌惮，进见皇帝时的言论，天下人敬重传诵，认为他无愧于古代贤人，但舆论评定之后，终究不能与汤斌、陆陇其齐名，只是因为他在巡察京城周边地区时，不再有特殊的气节罢了。孝先张公，天资浑厚朴实，可以用正道欺骗他。他巡抚江苏时，有过一些过当的举动，未能满足众人的心意。一旦奋起不顾利害，排斥打击奸邪小人，然后平生的志向事业，就昭然若揭，像日月一样运行。您历任县令、知府、监司，逐渐升任大官，仁声义问，所到之处都人心归附。可惜没有机会在朝廷中展现刚直的气节。然而就您现在所处的地方，而言您职位上应当说的话，那么比张公容易，比魏公尤其容易了。如果真能把邦人所举足期待、海内士大夫所倾耳倾听的话，宣扬于朝廷，使天下知道儒者的学问刚柔没有定规，顺应事物而变化，都可以成为后世的准则，那么对圣道的功劳是怎样的呢？又何必口诵手翻，去做那些隐居闲处之人的经学呢？我晚年结交您，道义相合，比起平生亲密的好友，大概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表达相爱重之道的，希望您兼具魏公、张公的刚直气节，而与汤斌、陆陇其并肩，希望您不要认为这是妄言而随便听听。

调燮弭灾疏 顺治十七年

御史季振宜

奏为政辅调燮适宜施行以消除灾异之事。臣最近阅读圣上谕旨，痛加严厉责备，想天下养育百姓的人，没有不流泪的，满朝臣子，应当有惭愧而死的人了。但是圣上谕旨中，兴利除弊的责任归于各部院，条陈奏议的责任归于科道，而内阁诸臣反而缺失没有提及。臣听说三公得到合适的人就安逸，得不到合适的人就劳累。而且阴阳不调和，是宰相的责任。所以有因为水旱灾害而被策免的，有不等待策免而自己引退的，在史册中往往可以看到。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进言。倘若任用一个人不当，那么一方的安危就系于他；而以人事奉君主的人，难道可以沉默闭口吗？或者施行一项政令不妥，那么天下的治乱就关系于此；而言无不尽的人，难道肯敷衍从事吗？用人行政，在将用未用、将行未行的时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间不容许有丝毫差错。天颜近在咫尺，呼吸可通，只有内阁诸臣而已。身处密切之地，如果怀有缄默的风气，宰相又哪里会有呢？一切凡人都可以担任，又何必通过占卜来寻求呢？当今天下大事，没有超过军事和财政的。内外章奏，或许有燃眉之急，势如风火的情况，也一定要等待各部的议奏，旷日持久，等到议覆时，不论妥当与否，又都依照议奏了。臣因此想到内阁诸臣，皇上都加给他们六卿的头衔，原本不是虚加名位来宠幸，而是实际上要求他们顾名思义，不辱没他们的职位。内阁诸臣，由六卿晋升的占大多数，难道在部任职的时候，还知道部务，改头换面后，就竟然忘记了吗？臣阅读圣上谕旨说：“十二三年间，时有过当的举动。”皇上亲政以来，忧劳警惕，百事革新，原本没有看到过当的举动。皇上既然认为有过当的举动，那一定有过当的举动了。试问在举动之时，也曾有人进言其过当吗？宰相不言，这不是验证吗？总之天时不齐，不过是眼前的祸患，可以凭借皇上的修省而感动上天。宰相不言，却是万世的忧患，必须彻底破除从前的积习而另谋对策。倘若皇上原本禁止正直的言论和危险的议论，从今以后，恳请皇上下问，以收到嘉谋的实效。皇上已经将心腹股肱之任寄托给他们了，而内阁诸臣，依然畏首畏尾，空空如也，或者避开施恩的嫌疑，或者以公文应付自便，只拟票四五个字，来结束宰相的事业，那么活着吃一品二品的俸禄，死后享受三坛六坛的祭祀，生死都蒙受君恩，还不如懦夫立志。皇上优待大臣，纵然不加以谴责，深夜扪心自问，恐怕有难以自我安慰的地方了。

敬陈一德之箴疏 顺治十七年

给事中姜希辙

臣听说君臣一心，上下同心，所以《大禹谟》说：“君主能艰难地做好君主，臣子能艰难地做好臣子。”孔子也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易。”古代的君臣互相警戒，原本不曾把忧劳的责任单独归于君主，以此作为臣子推卸责任的借口。我

译皇上勤勉不懈地追求治国之道，每日处理繁杂的政务，已经竭尽了心力。然而，因为百姓的生活尚未完全得到改善，贪婪的官吏尚未完全清除，潜伏的盗贼尚未平定，征发调遣仍然繁多，疾苦时常上报，救济抚恤尚不周全，所以特别颁布了责备自己的诏书，施行恩赦，加惠于百姓。天下的民众，没有不欢欣鼓舞的。

但是，臣听说过去的训诫说：做臣子的道义，有善行就归于君主，有过错就归于自己。如今天下尚未呈现太平景象，都是臣子职责有所缺失。内外臣工中，责任尤其重大的，莫过于部院九卿以及总督、巡抚、按察使。皇上不加以责备，反而亲自替臣下承担罪责，做臣子的如果还厚颜苟且偷安，不知道痛切地自我责备，引咎反省改正，以努力谋求日后的成效，这难道符合《警无逸》的道理吗？臣请求进献一条关于“一德”的箴言，作为对内外各位臣子的告诫。

皇上总揽国家大权，不能亲自处理所有事务，必须依靠辅佐的臣子，真心实意地承担责任，谋划议论事情的可行与否。如果百姓生活未遂，怎样才能使家家富足，没有夜间犬吠惊扰的麻烦？如果贪吏未除，怎样才能使他们闻风解印离职，有对“暮夜四知”的畏惧？如果伏莽未靖，征调烦扰，怎样才能使剿抚取得成功，没有轮番征戍的劳苦？如果疾苦时告，拯恤未周，怎样才能使家庭得以保全，没有恩泽不能下达的担忧？这些都是内外各位臣子应当悉心筹划、合力经营的事情。有关重大事务，应当请皇上圣明裁决的，应当分条详细上奏，以听候采纳选择；有属于本职范围，无可推卸的，应当专心致力，付诸实际行动，这样才能体现君臣如腹心手足一体相关的深切用意。

拿一个家庭来比喻，皇上如同父母，臣下则如同管家和仆役。家政没有治理好，父母焦急忧虑，难道会有管家和仆役坐视父母兢兢业业，而不感到惶恐惭愧，不去分担忧虑、弥补过失的道理吗？

臣观察当今沿袭下来的积弊，大概病根有两点：那些善于推卸责任的人，借着详审谨慎的名义，实行推诿塞责的实质；那些害怕承担责任的人，粉饰持重稳当的文辞，陷入萎靡不振的弊端。这些都是各位臣子失职的原因。恳请皇上严词告诫臣工，晓谕他们各自振奋精神，彻底扫除推诿和萎靡的痼疾。凡是颁布一道命令，一定要事前事后谋划周全，不要只顾眼前而忘记长远的计划；凡是确立一项法规，一定要考虑始末，顾虑到潜在的忧患，不要拘泥于成见而害怕变革的辛劳；凡是提出一项建议，一定要使朝廷内外合成一体，不要心存猜疑信任的隔阂而形成彼此疏离的看法。这更是克服艰难、不懈怠的关键，而“一德一心”的盛况，都根源于此。这样才不辜负皇上反省自身、引咎自责的深厚用心。

译**责成部议疏**

孙光祀

皇上英明神武，谋求治理天下。面对纷繁复杂的政务，始终勤勉不懈。对于天下的各项事务，期望事事都能处理得当，迅速实现太平盛世。这确实是时运和百姓的幸运。而臣私下认为，各部商议的各项事务，都应当体察皇上建立政令的本意，那么天下的治理之道也就由此产生了。朝廷的事务，容易因偏私而失误，更因推诿而失误；推行变革的方法，害怕轻率从事，也害怕因循守旧。就像奉旨交由各部商议的事务，倘若确实不清楚事情的始末，自然应当斟酌详慎，力求万无一失，哪里会有冒昧行事、在皇上面前尝试的做法呢？所以，如果事情涉及其他衙门，就请旨令其他衙门具奏；如果事情涉及总督、巡抚、按察使，就请旨令总督、巡抚、按察使具奏。这是事理本来如此，不可改变的。然而，恐怕有过于慎重的情况，流于推卸责任。凡事一到手，难免左顾右盼，不肯承担。即使有不需查办、不需另行商议的事情，也再次请旨，听任另行商议。现在试着假设来说，就一件事请旨上一道奏疏，其他衙门具奏上一道奏疏，本衙门具覆又上一道奏疏。在京师者公文往返，在外地者时间拖延，其中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原来的三倍，劳烦皇上阅览的也是原来的三倍。无论其中因拖延滋生弊端，即使每次都能按限期完成，但合计前后时间，已经经过年累月了。关乎政务，能忍受这样坐误时机吗？恳请皇上毅然申斥告诫，以后凡是奉旨议奏的事务，务必秉持公正，极力杜绝瞻前顾后。应当移文查办的，固然不可擅自专断以任己意；应当直接覆奏的，也不必曲意推谢以留余地给他人。可以采纳的就采纳，可以驳斥的就驳斥，不必因循旧套；应当沿袭的就沿袭，应当革除的就革除，不必固执成见。这样官员就有责成，事务没有积压搁置，以此来革除弊端、谋求功效，确实有所依赖了。臣又在科道衙门中，看到部覆本科臣李荣宗关于防范禁地的一疏，其中有“设防是你部的职掌，不必再移文刑部”的旨意。臣再三捧读，更加佩服皇上的果断决断。由此推行，这就是帝王英明则有功的急务啊。

**请复六科旧制疏**

曹一士

我私下认为，设置官职必须划分职责，要求实效应当遵循名分。让守官的人先端正名分，然后在公事上各自履行其职责。查考给事中这一官职，自汉代以来，沿袭已久。因为有事在殿廷，所以叫给事中；因为出入宫门，所以叫黄门给事；因为统属于门下省，领于待中，所以与中书省同称为“省”。前代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现在的内阁大学士的职务，都居住在禁苑之内，号称“两省”。而御史则称为“台”。台和省所在地不同，所以科道分属不同衙门，至今称科道为“两衙门”，显然不是一个衙门的官属。等到明初才分为六科，以省察六部的事务，并纠举其弊端错误。当时废除了门下省不设，而六科独自主持封驳，以补阙拾遗。虽然与御史同为言官，但御史的职务在于监察百官，所以居于外朝；六科的职务在于宣行制敕，所以居于内朝。这是为了尊重王言、尊崇国体，内外秩序井然，不可改变。

本朝《会典》记载，该科所奉旨意，有明确见到不适宜的地方，允许封还执奏；部院、督抚的奏章，有情理不协调的，都可以驳正题参。至于朝政的得失、百官的贤佞，或者特疏，或者公本奏闻。这是立制之初，只在于慎重命令，辨别是非，专门负责言论，不担任其他事务，使得他们能够从容谋议以竭尽心力，朝夕论思以尽其职责。况且天下百姓的休戚、吏治的好坏，都能在退食之余，广泛咨询博访以便入告，从而弥补庙堂耳目所不及之处。这是我国家立制的本意，参酌历代而没有弊端的。雍正元年，因为六科内升外转一事，奉旨着归都察院管辖。这是一时的权宜之法。然而从此以后，台臣依照台例，一切城仓、漕盐等差遣，与御史一体开列。于是六科各位官员，奔走内外，朝夕不得空闲，或者互相代理，甚至有本科只有一人的情况。奏章到科，匆匆过目，就交给部里，来不及详细审读。又特别不得已时，民间琐碎的文书，混杂进入内朝；簿书期会的吏员，接连出现在禁苑。判署纷纭，轻重倒置，这不是用来钦崇纶綍、整肃纲常的做法。臣请求敕令在廷考正六科的制度，一切恢复旧制。那么台自为台，省自为省。给事中的名分既正，然后专门负责言论，谁敢不思考其居处，竭诚尽慎，以仰报国家呢？至于内升外转，《会典》旧例，各科将条陈参劾的奏章，造册移送吏科，按资历开列，题请钦定。这样资历的深浅、言论的当否，皇上阅览昭然若揭，原本不需要其他部门来定夺。况且国初以来，台省未曾合一，没听说差遣缺乏人员。如果认为城仓、漕盐等差遣，事情紧要，人数不足，那么只应当增置御史的员额，不必再分给事中的任务。另外臣还有请求，《会典》记载，凡是内阁交出的密本，由各该科挂号，即将原封送各该部，取职名附簿备查。这是从前密本没有从内阁直接下达的，也就是前代中书、门下两省更互校验的意思啊。

译如今臣到任以来，见到所发出的各科本章，只有红本，而密本却一次也未见到。至于皇上谕旨，直接由内阁发给六部的，臣等往往要等到十天之后，才能从邸报上读到。像这样，即使想要有所议论陈述，或许也已经来不及了。这似乎不符合设立科臣的初衷。此后，请求允许臣等派出本科两名笔帖式，每天轮流前往内阁，恭敬抄录谕旨，以及所发出的各位大臣条奏的密本。这样既省去了挂号转发的麻烦，臣等也不必等待邸报，就能预先知晓旨意，全面看到奏章。或许可以及时议论陈述，以略微赞襄皇上高深的圣意。恳请皇上明察施行。

译劝忠崇让疏 顺治八年

吏部左侍郎熊文举

奏为想要劝勉臣子尽忠，首先应崇尚礼让一事。臣蒙受圣上恩德，从田间被召起用，又蒙受圣上恩德，选拔补任协助选拔官员的职务。反省自身，不知如何报答。伏念臣请假归隐田园，已经七年。接连遭遇大乱，生死流离。臣父年老体衰，如风中之烛，残年无几。臣侍奉亲长，无心追求禄位仕途。只是鉴于天恩浩荡，心中有草野之见，不敢擅自陈述。然而臣从荒僻江边而来，深知吏治腐败，民生凄惨。私下有一两条建议。臣认为吏治不清，始于大臣没有进退辞让的大节，终于小臣没有奉公守法的谨慎。大臣是小臣的表率。古代大臣以自身为百官先导，对职务无所不统辖。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则大臣引咎自责。如今在朝诸臣，固然曾有以此道义向皇上陈述的吗？舍弃这些不图谋，却只知以爵位崇高为得意，以升官封荫为感恩，臣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大臣不能谦让逊辞，或许有人认为本朝没有辞让的先例。臣听说人臣以尧舜之道侍奉君主，未曾听说拘泥于先例而泯灭辞让之心的人。大臣既然没有进退辞让的大节，那么小臣自然没有奉公守法的谨慎。难怪官常日渐败坏，纪纲日渐颓废，士气日渐衰微，人心喧嚣杂乱。几年之后，相习成风而萎靡。臣担心名节风义扫地。臣请求皇上敕令勉励大臣，共同秉持赤诚，各自敦厚名节，务必矢忠靖共的道义，常存退让之心。确实已经颓废病弱无能者，允许其自行陈述，给予优厚礼遇使其退休。确实有至深亲情应当顺遂者，允许其引咎请求，给予归乡奉养依亲。使人清楚知道进退出处的大节，不仅仅为了身家妻子而做官。坊表既已树立，风纪屹立，内外小臣也各自顾名思义，知道畏惧影衾，知道愧对清夜。或许吏治清明而民困可以复苏，以此建立忠谋而激励士气，或许不至于完全沉沦于风尘而沾染于势利吧。孔子说：“能以礼让治国，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以礼让治国，礼又能如何呢？”在朝诸臣，骤然听到这话，也必定有猛然醒悟而恍然惭愧的人。臣言语疏率，无所顾忌回避，只是举出私心中耿耿于怀的，不敢不禀告。至于臣自揣衰庸已极，百脉俱枯，老父病支，呻吟入梦，衡量于诸臣，尤为浅陋低劣，让贤求斥，臣实在应当先行，那么只希望皇上早日施行放逐罢了。

敬陈弭灾修省疏 康熙十一年

御史徐旭龄

伏见今年二月彗星出现，太白星横贯天空。三月十九日，雨雪冰雹。臣书生不知占卜验证，私下听说和气致祥，戾气致异。彗星是戾气中尤其严重的。此前一次出现之后，灾异接连而至，地震几乎遍及天下，直省大水大旱，民不聊生。如今妖彗再次出现，万一又有水旱饥荒的应验，那么以极度困苦的百姓，遭遇频繁的祸患，如何能承受。大小臣工，不能仰体睿怀，每多顾恤身家，瞻徇情面，不肯担当任事，为国为民。这是灾变到来，都是臣的罪过。私下思考天下事权，都总持于六部，而分寄于督抚。责成至重，然而部臣只求偷安，而不以天下利弊为心。督抚只求免过，而不以全省民生为念。因循推诿，习以成风。伏见六部事务，堂官不立即决断，而以查照说堂委之司属。该司也不都熟谙条例，甚至以拟〇委之吏胥。或者遇到事关重大，每不肯定议，即结而仍推诿于督抚。如漕运大臣帅颜保议裁屯卫冗员，每年节省俸银六千余两。该督身在地方，岂无确见。何必又行江南督抚议复。如直隶巡抚金世德条请晓谕旗庄筑墙设栅，事关弭盗，自应速行通饬。何必等待其再奏，方才允行。又如河工虚报分数，钱粮也多扣克。经新任何臣题知，行旧督罗多回奏，始议处分。在先的估报，为何没有察核。至于督抚肩负全省重寄，地方利弊未见兴除，属吏贤否未必深悉。凡事转行司道，据详具题，也多蒙混草率因循委卸。钱粮应当清查，楚藩刘显贵一案，缺至九万余两，竟令优升离任，为何没有觉察。盗贼应当抓获，伙盗流入信属一案，浙江推给江西，江西推给福建。大盗至八十余人，已进入闽境，而闽抚尚以复往江西为辞，为何全不踏缉。官评应当核查，滇省知府李率祖，即经白成功告发，该抚为何不从公察参，致使烦劳平藩奏请，遣部员审理。惩贪至急，江南知县陈恭一案，移取孔贞来口供，福建为何迟延不复，致使江督屡催，悬案多年不结。略举数端，内外诸臣的怠玩推诿可见。臣听说彗星所以除旧布新，值此天象示警，正宜大破懈弛之积习，而振作有为之气。只是思考每遇灾变，何常不特颁上谕，戒饬臣工。而内外诸臣，当修省之时，其为殚

译《心经》中说要兴利除弊，这是什么事呢？那些能够洗涤心灵、清除杂念、磨砺廉洁正直品格的人又有几个呢？由此可见，以往的修身反省，都只停留在空洞的形式上，而完全没有实际内容。恳请皇上严厉训示，告诫内外各级官员，务必保持敬畏谨慎、专心勤勉，努力改变旧有的弊端。外地的总督、巡抚，应当杜绝馈赠贿赂，彻底废除陋规，以自身廉洁来率领下属，不得顾念情面，容忍不称职的官员，包庇失察的弊端。皇帝钦命办理的事务，要按规定速度完结；地方的利弊情况，要广泛咨询并详尽陈述。内地的六部尚书，务必将各衙门的职责权限，逐一研究讲求，综合天下的形势情况，制定有利于国家、便利百姓的长远规划。现行条例中，如果有繁琐苛刻、阻碍实施的，不必拘泥于旧法而害怕变革。重大的方针政策，关系到民生利害的，不要认为难以凭空议论而推卸责任。满汉各司官员，都应当熟悉本部事务，勤勉敏捷地办理公务，每起案件都应当在堂上当场裁定，不得假手于胥吏。如果有庸碌昏暗、懈怠而不能胜任职务的，尚书应立即弹劾处理。尤其要严厉剔除害群之马，揭发奸邪私弊。其他各衙门中有官职、有谏议责任的官员，都应当纯洁专一，立志报国。考虑到康熙十二年京察为期不远，应当立即备查遵奉皇上训示修身反省以来，所做过的事迹，是否真心任事，有无整顿刷新。六部、都察院据此来升降督抚，皇上据此来甄别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官员。这样大家才会心存敬畏，各项政务才能清明，吏治得以提升，民生得以安定，从而可以消除灾祸、招致吉祥了。

译请求禁止咨议停搁疏 顺治八年

给事中魏象枢

臣认为，建立政令应以宽和舒缓为根本，谋求治世应以振作有为为先导。我皇上施行的仁政与仁言，需要仰体并奉行的，在内是六部等衙门，在外是督抚等衙门，这是最切要的关键。臣看到顺治八年以前，有时一件事奉旨下发到部，经过多年累月却不回复；有时一件事在外查访，经过多年累月却不上报。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治世体制吗？即使从前不必深究，如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后，臣见朝廷之上雷厉风行，内外之间官员严肃、吏员整肃，不再担忧天下事务有稽留滞碍了。但见一切奉旨的章奏，以及各衙门应办理的事宜，已经回复和执行的固然很多，但未回复未执行的，仍然不少。其中虽有需查访咨议的，颇需时日，但也有不需查访咨议、应当奏报和执行的，却一味停搁，不知是何缘故。似乎近日朝廷的鼓舞奋励，又比皇上亲政之初迟缓了。臣心中暗自惋惜。臣子应当逢遇圣明君主之时，为国为民，任劳任怨，满汉同心，大小官员竭力，正是此时啊。然而却因循渐积，司官有尘务积压，堂官不过问；书吏有迟延，司官不查察，推诿事务而虚设责成，臣私下认为不可取。况且督抚按奉行各项事务，都视各部处理的缓急来决定迟速，如果督催限期不严格，那么在外的稽迟就会更加严重，能保稽迟之间没有徼幸夤缘的情弊吗？臣愚以为，事体有轻重，道里有远近，限期有宽严。那些发往外地的咨文，地方近的限定三月，地方远的限定半年可以回复。如果事关重大，需要反复详慎处理的，或者限定九月，或者限定一年归结。必须将内外行咨、咨到、批驳、申详以及咨覆案呈的年、月、日，在咨文中逐一注明，在题本中逐一开写，这样部院稽迟参驳就有依据了。至于在京各衙门，事务的繁简不一，官员的多寡也不一，但近在京城，不过由司官议定、堂官裁决，一月之内可以回复。如果事关重大，需要长虑熟筹的，或者迟至一月半，或者迟至两月归结。除军国机密，原本密封的，自然应当密奏外，其余诸事中，曾有一二口头奏报之事、口头传达的旨意，不经过发抄的。臣思虑皇上的言论至为重要，恐怕有万一的失误，以后都应当具本请旨，让天下共同看见。如果行文移发处理，定期不超过五日，那么吏书蒙混耽搁就可以杜绝了。

请求端正人心疏 顺治十七年

御史萧震

臣私下认为，天下事务最可忧虑的，不在于今日的盗贼水旱，而在于今日的人心。因为人心是古今治乱所系，也是世道污浊或隆盛所由出的根源。我皇上因为贪官害民，所以加重惩治贪官的法律，然而法律越重，贪官行贪之心却越变化多端、诡谲难测。如河南河内县孙灏、福建古田县吴来仪，都是奇贪异恶，事后败露的，却一个被选为行取，一个滥获卓异之例。臣实在不知举荐者是何居心。不肖的官吏，哪个朝代没有？乃至把不肖当作贤能，那就必然把贤能当作不肖，由此是非颠倒，毁誉不可胜言。这是人心败坏在吏治方面的一点。臣听说宋朝岳飞曾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则天下平。”如今武臣不仅惜死，而且爱钱。除沿海的情弊，臣已在另疏中指明外，内地将领则以克扣军饷为心，所以营伍日益空虚，盗贼日益放纵。臣听说大名游击宜大明，家中蓄养优伶数十人，昼夜酣歌，不论他醉梦中的精神，不能用来申饬约束和整顿军备，但仅这数十人的鲜衣怒马，不知出自私囊，还是取自军中。如调发的将领，则以贪财为心，所以大军所到之处，田舍一空。臣查顺治十五年七月，有山西城守都司苗之秀等人，统兵防浙，经过直隶清河县，索要该县折车银一千两，经贡生顾民俊、千总董奇俊交给把总郭志、史东壁转交苗之秀等人，随即带着南宫县的车驴越站而去。仅一个都司、一个县如此，其余便可类推。这是人心败坏在封疆方面的第二点。臣认为，教化推行，则礼义兴起而风俗美好。我皇上维新之治，已十七载，凡是四海之内，想必无不革面洗心者。然而近来如韦成贤以子逆父，接着有韦述贤以弟告发其兄，王大经等人以仆弑主，又有王重以主党同其仆，业经诸臣纠参在案。至于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小官压制大官，种种悖逆，都相率成风，实在不是盛世所应有的。大概浇薄之端，始于士大夫，而攻讦之祸，遂中于人心。臣实在不胜江河日下之感。这是人心败坏在风俗方面的第三点。虽然天下事务不尽这几端，但仅这几端，已足以见其大体了。伏惟皇上敦厚教化以治理，而后敕正法纪以整齐，其大要在于得人以挽回。倘若内外臣工，能共同洗去偏私之肺

译（这）完全遵循使天下太平的王道，那么人心就会端正，风俗就会淳厚，社会安定的景象就可以立刻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