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吏政十一幕友

译卷二十五 吏政十一 幕友

幕友论

韩振

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求助于他人的。上等的人辅助德行，次等的人辅助事务。天下的政事由谁治理？回答说：有两位显赫的，两位隐微的。什么是显赫的？回答说：三公统领六部，六部分别统领各自的部门，这是内部的显赫治理；用司道监察守令，用督抚监察司道，这是外部的显赫治理。什么是隐微的？回答说：在内部掌管六部郎官的事务，代替六部处理政务的，是胥吏；在外部掌管守令、司道、督抚的事务，代替十七省处理政务的，是幕友。这些都是在上位者辅助天子治理民事，而他们的踪迹却不显露的人。现在如果有才能过人、强有力的人，统管百里之内的赋税、狱讼、公文往来、簿籍、仓库、差役驿站，而把这些责任都加在一人身上，说：希望这边不失误那边，细节不忽略大事，那么眼睛必定不能同时看清而明亮，耳朵必定不能同时听清而聪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只靠自己承担，那么百姓的生命就汇聚在我自己的承担中了；如果说我没有胥吏吗？没有仆役门人吗？那么百姓的生命就汇聚在胥吏仆役门人中了。人有的可以驾驭但不能任用，有的可以任用但不能托付重任。可以托付重任的人，必定寻求朋友并得到贤士，而只是说我有幕友，那么百姓的生命又汇聚在幕友中了。为什么呢？倚仗自己而轻视他人，轻视之中就没有贤士；迎合请求而滥收幕友，滥收之中就没有贤士；容易相处而图自己方便，方便之中就没有贤士。寻求贤士了，得到贤士了，教导玉匠雕刻，离开的人占一半；用对待平庸之人的方式对待他们，离开的人占一半；用贞女的防备来防范他们，离开的人占一半。得到贤士却不能任用，就像没有贤士一样。然而有人说知人之明不可学习，那该怎么办？然而有人说任用他人安逸而求贤难，那该怎么办？回答说：腥膻为什么能招来蚂蚁？磁石为什么能吸引铁针？腐烂的老鼠难道能招来凤凰吗？干涸的沼泽难道能栖息鱼龙吗？有整天练习事务的人，而长久不能明白事理的吗？有透彻明白事理的人，而不能辨别谁能治理事务谁不能治理事务的吗？六部官员孜孜不倦地每天处理自己的职责，而胥吏不能作奸犯科；监司守令孜孜不倦地每天敬重自己的职业，而幕友都竭尽他们的才能。因此即使争论历经艰难，不同的意见也不会产生。说是为他们寻求公正的是非，而不是寻求自己的是非；参用亲故，旁人的肘腋不会牵制。说是为他们决断壅蔽，而去掉偏听；设置关防以保全不肖之人，而贤者得以自安。说是为了保存他们的意图，而不树立他们的踪迹。哪里会有逆耳之言不听，庶务杂乱无章的情况呢？哪里会有政事委托给仆童，权力归于令史的情况呢？所以说，选取人才以自身为根本，修养自身以勤奋为根本。勤奋所以明察，明察所以知人善任，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

佐治续言

汪辉祖

关防的名义必定不能接受，而可以不接受关防的原因全在于谨慎整饬。朋友是五伦之一，主宾只是朋友中的一种。重视一位主人而疏远其他朋友，固然不是正派人自我处身的方式。然而因为主人不给我关防，而律己不严，将会使声名受损，被主人轻视，最终有不得不接受关防的趋势。所以亲友往来，必须让主人知道名字；有事走出宅门，也必须让主人确切知道去向。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知其可信，自然不敢显露关防之意。否则主人将身家性命托付给你，怎么能禁止他不加以体察探访呢？不接受关防应当先谨慎整饬。

我的话不合就离开，不是愤愤不平。人的才质，各有所偏。宾客对于主人，贵在观察其偏颇而弥补它。审察韦弦水火的用途，才开始尽到辅助治理的责任。所谓不合，必定是公事确实有不便之处，不能全凭意气矜持张扬。主人做事尚未完善，本分应当引导他向善。不能就范，就引身而退，这叫做不合就离开。如果我的说法虽然正确，而主人另有善念，这就必须辗转筹划，以成就他的美德，才对百姓有益。断不宜坚持不合的道义，冷漠地舍弃离去。这就是谚语所说的公门中好修行。必须成就主人的美德。

人们知道宾主初交不易，却不知道交久更难。刚到馆舍之初，情谊尚未十分融洽，尽我的本分，就可以问心无愧。如果相处多年，交情已经投契，那么议论必定有裨益，事事必定谋求万全。承担劳苦分担诽谤，都是道义上应当得到的。避嫌避怨，就失去了朋友之道。只是不可倚仗主人倚重，挟势以济其私耳。相处久了交情更难。

交往到忘形的程度，才是亲密契合。唯独我们对于主人，宾主的形迹断不可忽略。幕客能够尽其言以行其志，全在于主人恭敬以致信。一言一动，须让主人有不敢简慢之意。忘形就容易狎昵，狎昵就产生玩忽之心，而话有不听的了。我与光山刘君仙圃非常融洽。仙圃任平湖县令时，想结为同辈之欢，我说等离开馆舍时如何。同事者多笑我。我不顾。所以我赠别诗，有形略存宾主分，情怀雅逼弟兄真之句。纪实云。宾主不可以忘形。

署中银钱出入，其责任很重，其事很琐碎。不仅是刑名幕友，不可越俎代庖，即使是钱谷职司会计，也只主管簿籍的完成，掌管盈亏之数而已。出入经手，不是他的本分。既然经手银钱，势必不得不计较节省。其后必成为怨恨的根源。况且权力所归，将有窥探颜色逢迎意旨的人，而公事多受阻碍，人品因此容易败坏。而且出入簿记，一时难以交卸。即使有不合，也不能离去。怎么能自立呢？不宜经

译手边带着银钱，以宾客的名义进入幕府。主人礼节的盛衰，就是恭敬与轻慢的区别。大体上的礼仪规范，怎么可以不讲究呢？如果诚意没有改变，那么细微的礼节也可以省略。饮食等类，应当看主人自己的供养如何。如果主人自己供养向来丰厚，却用节俭对待我，这就叫做不真诚。如果对待我虽然节俭，但比起他对自己的供养来说已经丰厚，那就是增加了礼遇。更不应该琐碎地追求完美。从前在胡观察文伯那里，因为说肉坏了，斥责并赶走了厨师，我常常为此后悔。所以后来多次做幕僚，从不因为口腹之欲责备别人。至于主人所使用的仆从，大多不懂大体，万万不可稍微显露言辞脸色，或者开启他们谋求私利的端倪。如果他们有小小的过失，酌情包容，这也是远离怨恨的一个方面。不要在小节上追求完美。

译靠卖文为生，并非快意之事，固然不可有寒酸乞怜之相，致使主人轻视。但自己的本来面目，却须时时自省。饮食丰盛，有粱肉可食，想到家中有需要赡养的妻子儿女，自然不忍心在粱肉之外再计较肥美甘甜。赏赐优伶，想到家中有需要救济的亲戚朋友，自然没空向优伶中妄求欢笑。况且在客中节省一文钱的费用，家中就增加一文钱的积蓄。家中用度不亏，行装便可卸下。又何必以衰年的心力，长期为他人承担忧患呢？不要忘记根本的打算。

前文说聘请馆师应当谨慎，还是就馆师而言。实际上，人品的成败关系更为重大。寻常朋友，很少能长年聚在一起。只有幕友与主人朝夕相处，性情气质最容易受到影响而改变。所侍奉的主人不是贤人，往往就会背离自己的本性。当初我刚入幕府时，懵懂无知。在外祖父的官署待了两年，没有怎么参与官事。等到在常州侍奉海阳胡公，举目生疏，才开始警惕自励。胡公官居太守，但自我奉养俭约，超过贫寒的读书人。没有声色嗜好，没有游谈虚妄之语。天未亮，就先于仆从起床，坐在书房处理文书。夜里必定二更过后，才进入内室。风雨寒暑从不间断。每办一件事，必定从头到尾，反复辨析疑难以求得正确。他曾说，心的职责是思考，越是用思，智慧越能涌现。“思”字的含义，是以心为田，田中横竖两画，四面都要周到，缺一面都不行。所以他对事情的过去、现在、未来，无不周全筹划。我负责文书工作，胡公赞赏我持论公正。遇到刑名、钱谷的大事，必定召集众人共同商议，很多浅陋的意见也被采纳。我因此乐于被知己所用。既敬重胡公的正直廉洁勤勉，又因为胡公的出生年月与先父相同，仅比先父晚一天，更加严敬地侍奉他。胡公也器重我，视我为国士，礼貌比其他幕友更优厚。所以其他幕友都苦于胡公的琐碎，不乐意长久居住，唯独我与他相依六年，觉得立身处世之道，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不少。此后选择主人，与胡公做法不同的，我就不去。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侍奉其中贤良的大夫。”怎么可以苟且了事呢？选择主人能获益。

我安贫守节，固然秉承母亲的训诫，不敢堕落。但成就我，确实有其原因，而别人却不知道。往年庚辰年二月，我在长洲做幕友，有个大胡子的人用利益诱惑我，说如果不这样做不足以救济贫困，并且诡称玷污了前辈知名诸君来引诱我，并引导我接受贿赂的方法。我笑着不回答。大胡子以为我答应了，就按他的方法来。我严厉斥责他。他增加贿赂再来，我非常恐惧，拟批提审主讼人。大胡子来拜见，大为惊诧。我推辞说，这是主人的意思。于是断绝了关系。到了七月，我回家参加乡试。代理者误被诱惑。等到我九月回到幕府，刚三天事情就败露。奉桂林中丞查究，两人仓皇逃窜。于是我暗自庆幸，更加畏惧法律不可试探，利益不可接近。坚守最初的志向直到今天，未曾被大人先生所抛弃。数十年来得力，全在“怀刑”二字上。成就我有其原因。

访延贤友学治臆说

汪辉祖

官吏的职责，礼遇士人，勤勉为民，迎来送往，拜见上官，接待同僚下属，每天有应处理的公事，文书繁多杂乱，即使是能人也须借助幕友。况且各省惯例不同，风俗崇尚各异，只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知道。所以到省城后首先应当咨询访求贤友，聘请入幕。同僚推荐，不宜滥加许诺。上官的情势，有必不可推却的，宁可按数赠送酬金，以宾客之礼隆重对待，不要轻信妄任，导致误事。

唉，幕道难以言说啊。往年我二十二三岁时，刚学习幕学。那时主管刑名、钱谷的人，俨然以宾师自居。从早到晚，常据案处理文书，没有博弈的娱乐，没有应酬的费用。遇到公事援引律例，反复辩论。偶尔遇上上官驳斥命令，也能自己申辩说法。作为主人的，恭敬侍奉，唯命是从。礼貌稍衰，议论相违，就辞去。偶尔有一两个不自重的人，只是指指点点讥笑他们，没有唯唯诺诺从事的。到我三十七八岁时还这样。后来渐渐委曲求全，又过几年以守正为迂阔了。江河日下，砥柱难为。甚至贿赂公行，狼狈为奸，端正的操守，十无二三。初入仕途的人，往往坐受其误而不自知。在此想要得到贤友，应当向老成的同官，虚心延访，或许能遇到。

幕宾的名称，叫刑名，叫钱谷，叫征比，叫挂号，叫书启，这是大概的分类。刑名、钱谷，关系到考核成绩，人人都知道应当重视。但知道赋税繁重的地方，漏催、捺阁以及大头小尾等弊端，实际上都由征比核查。而词讼案牍，刑名、钱谷多不上紧，全在号友稽查催办。至于书启庸俗拙劣、疏忽怠慢，也足以贻笑招尤。没有一项可以轻视。吝惜小费的人，往往计较岁修的多寡。但那些人不自重，往往随缘曲就。如果心地光明，才学谙练之士，岁修外别无染指，如果俸禄不足以称心，必定不久安于其位。与其省费误公而留下悔恨，不如隆礼厚币而获得帮助。

人的气质，大概不同。偏向阳的刚强，不免刚直忤逆他人。偏向阴的柔弱，大多和易近人。但如果不平日研究律例，断不能高自持议。与随波逐流、胸无定见的人相比，遇事终究可以倚赖。选择朋友自辅，当然不取那些软美之人。

幕宾固然不可不重视。

译所有公务，终究应当亲身练习掌握，不可完全依赖他人。自己如果不通晓事务，就无法识别幕僚的贤良与否，托付重任自然难以完全奏效。况且处理诉讼案件、回复上级官府，在仓促之间自有应对的权宜之计，并非幕僚所能辅佐。如果不能在心里清楚明白，又怎能从口中清楚表达？如果只是照搬旧例，一旦底细暴露，势必被上级轻视，被下级玩弄，想要尽好职责就难了。

译佐治药言

汪辉祖

读书人不能亲自出仕治理政事，只能辅佐他人治理，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然而每年修金所得，实际上是从官员俸禄中分出的，也是为官的俸禄。吃了别人的饭食，却谋划不忠诚，上天难道会降福给他吗？况且官员与幕僚，并非都是同乡亲戚，也没有亲友间的欢情。给予丰厚的薪俸并以宾客之礼相待，比对待同乡亲友厚上百倍，说是因为职责所在，倚重他们为左右手。如果对主人的忧喜漠不关心，内心毫无触动，纵然没有上天谴责，难道能免除人们的指责吗？所以辅佐治理以尽心为根本。

所谓尽心，并不是顺从主人的意思去左右逢源。凡是做官的人，他的至亲骨肉，未必都明晓事理；而随从仆役和胥吏，大都是颐指气使的对象。无论涉及什么利害关系，这些人不能进言；即使有忠诚的人或许能进言，但地位低微言语轻贱，一定不能打动主人倾听，甚至可能招致主人的愤怒，谴责随之而来。只有幕友处于宾客师长的地位，对于事务的曲折，既然心中了然，又能在礼节上与主人抗衡，可以恳切地陈述意见。能够辩论明确，自然有引导源头、挽回狂澜的力量。所以必须尽自己所想说的，然后才能算是尽了心。

唉，尽言太难了！公事公说，那些可以用道理争辩的，言语还容易说尽。对方正想满足私欲，而我坚持公理，很少有不相抵触的。所以那些圆滑应付的人，动不动就说要揣摩主人的心意，甚至顺势诱导，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唉，这是什么话！人跌倒却不扶持，要那辅助的人做什么？利益虽然是人容易贪图的，祸害也是人共同畏惧的。果真能依据情理，反复阐明事情应当如此以及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剖析利害并极力争辩，没有不使人醒悟的。况且宾客与主人，并没有权势等级的压制。合作，我本来就不辜负别人；不合作就离开，我自己问心无愧。如果以去留相争，而他始终不醒悟，这确实是不可与他行善的人了，我又何必吝惜呢？所以想要尽言，非有随时退出的准备不可。

有人说：“贫寒的读书人以砚台为田产，早上得到一个主人，因为进言而离开；晚上得到一个主人，又因为进言而离开，将到哪里去找做主人的人呢？”唉，这又是见识短浅的议论。幕僚依靠别人做事，没有功业可以显现，言行就是道行的体现，只以主人的贤与不贤作为自己的贤与不贤。主人不贤，那么受治的百姓没有不受牵连的。官员的俸禄，是百姓的血汗，而幕僚的修金，出自官员的俸禄。我留恋一个幕职，却坐视官员虐待百姓，忍心还是不忍心？况且当世本来就不缺乏贤良的官吏，果真能卓然自立，声望日益显著，不善的人所厌恶的，正是善人所喜爱的。所以留恋幕位的人或许穷途潦倒，而坚守正道的人最终到处受人敬信，得失自有定数。

一定要实行自己的言论，弊端或许流于自以为是，这又不可以。宾主的情义，全以公事为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况且幕僚的智慧不一定比官员贤明，只是官员被利害所拘束，不免在当局者迷中动摇，幕僚则论理而不论势，可以不迷惑罢了。然而隔着墙听声音，或许不如当场辨别神色，也有官员胜过幕僚的时候。只听从正确的，原本是因为声望无损，意在坚持，闲杂之事也会败坏事情。所以读书人在知己面前伸张己见，尤其不可以不虚心。

信任然后进谏，只有朋友也是这样。想要主人一定采纳我的言论，必须先使主人不怀疑我的品行。为主人忠诚谋划，大略是顾全名声而不计较利益，而其他人效忠于主人的，大率只看利益。不能遂其欲望，往往容易成为挑拨离间的媒介。他的势力既然孤立，中间容易产生嫌隙，稍不自我检点，毁谤随之而来。所以想要实行我的志向，不可不树立品行。

幕僚靠力气自食其力，名义上是受雇写文书，早晚筹划，都是胥吏的事务，而官员名声的美丑系于其中，百姓生活的利害依靠于此。如果不是与官员百姓都有宿世的缘分，必定不能长久。坐在这个位置上，自我看待不可过高，过高则气质用事；也不可过低，过低则与休戚无关，平素就要确立品行。

谚语说：“官员断案有十条路。”幕僚制定事务也是如此。拿着三寸毛笔，主观揣测官事，得失各占一半。所争辩的，只是公私的区别罢了。公心，那么无心的过错最终会被舆论宽容；私心，那么遵循惯例的案件也会受到上天谴责。所以确立心思不可不正。

正心的学问，首先在于廉洁的操守。操守不慎，心思就会偏颇。我们从事幕僚工作的人，大都是研读章句的儒生，做儿童老师，每年的修金不过几十两银子，幕僚修金所得，或许数倍于此，没有不供给使用的。况且官员有应酬的费用，而幕僚没有需索的人，还等待其他谋求，那是为什么呢？过去有为我说好话的人说：“这位君子操守可信。”我听后很不高兴。客人说：“这是了解您的人说的话，有什么可责怪的呢？”我回答说：“现在有为淑女做媒的，称赞她不淫荡，可以吗？”客人大笑而去。自我处身应当廉洁。

古语有志，节俭以培养廉洁。我们游幕的读书人，家境果真富裕，必定不忍心离开父母、离别妻子，寄人篱下，卖文所得的钱，用来供养家畜。有的人却强行效仿豪华，任情挥霍，炫耀裘马，美化行为，已经失去了寒士的本色，甚至宠爱优伶童仆，狎昵娼妓，一次宴饮的费用，赏赐也达数金，分出其余的钱财，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闻。当他得意的时候，已经被识者所鄙视，或许一朝失去幕职，典当质押不足，接着借贷，负累既重。

译受到的恩惠逐渐增多。进入馆阁任职之后，被情势所牵绊，想要保持操守的纯洁，终究难以自主。习惯与本性相融合，导致身败名裂。所以我们这些人丧失检点，并非完全出于本心。想要保全我的真性，首先应当崇尚节俭。节俭使用

译自身如果不节俭，就绝对无法规范家庭；家庭如果不节俭，必定会连累自身。那些靠教书为生的寒士，几个月的薪水，少的只有几两银子，多的也不过十几两银子。家里人亲眼目睹其艰难，因此互相节制吝啬以作辅助。而那些游幕的人，每月的薪水有时能达到几十两银子，积累几个月寄回家，数目就比较多。家人因为觉得他们赚钱容易，起初不太爱惜，后来甚至到了浪费的地步。得到馆职时仅仅够维持生计，失去馆职时必定陷入亏空。这就是谚语所说的“搁笔穷”。所以一定要让家里人都知道收入来之不易，然后才能互相带领着节俭。那些不自爱的人，收入更容易，所以消耗也更快。这不仅仅是人事的问题，还有天道的规律呢。规范家庭

衙门里一定有六房书吏，刑名案件由刑书掌管，钱粮事务由户书掌管。并非没有熟悉业务的人，却只依赖幕友的原因，在于幕友的职责是辅助官员并检举书吏的弊端。谚语说：“清官难逃猾吏。”官员统领书吏，而书吏各自运用他们的精力，互相勾结来利用官员的疏漏。官员处理的事务非常繁杂，势不可能一一察知。只有幕友各有专门职责，可以察觉书吏的弊端。书吏没有固定的俸禄收入，他们沿袭的一些陋习，原本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本来不必过分搜求挑剔。如果是舞弊害人的事情，则绝对不能不杜绝其源头。总之，幕友与书吏，选择的道路截然不同。书吏乐于骚扰百姓，然后借此获利；幕友乐于百姓和睦，然后才能安于无事。无缘无故地，书吏献上一条计策，事情看似对百姓有益，他们的说法往往非常正当。如果不彻底深思熟虑，轻易听信并执行，百姓必定遭受无尽的祸害。所以约束书吏，是幕友的第一要务。检点书吏

谚语说：“衙门六房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并不是说官员一定贪婪，书吏一定贪墨。一旦诉状被受理，差役到家，就有饮食馈赠的费用；探听消息进城，就有舟车旅费。等到告示审讯日期时，讼师、词证以及关系密切的亲友，相继前来，无不从原告那里索取费用。如果审讯日期更改，费用就要重新支出。其他差房的陋规，名目不一，有官方法令所不能禁止的。至于勒索欺诈的赃款，更不用说了。我曾经说，做幕友的人，对于斩、绞、流、徒等重罪，无不加倍小心检点。那些累人造孽的，大多在词讼之中。比如乡民有十亩田地，男耕女织，可以供养几口人。一旦遭受诉讼的拖累，花费三千文钱，就必须借高利贷来应急。不到两年，必定卖地。卖一亩地就少一亩地的收入，辗转借贷出售，不到七八年就无法生存了。他们的贫困在七八年之后才显现，但导致贫困的原因，实在在于受理诉状之初。所以事情如果不是急切，适宜批示开导，不适宜传唤差役提审。人如果不是紧要，适宜随时释放，不适宜信手牵连。被告多人，不妨挑选传唤；干证分列，自然可以删减。少传唤一人，就少拖累一人。堂上的一点朱笔，民间就是千点鲜血。下笔时多费一刻的心思，涉讼的人就已经受到无穷的好处。所以幕友中存心以省事为上。省事

听讼是主人的事情，不是幕友所能专断的。但是权衡事理的缓急，计算道路的远近，催促差役集合审讯，则是幕友的责任。告示审讯的日期，最需斟酌。应当衡量主人的才能，使他宽裕有余，而不致因畏难而自我沮丧。既然已经告示了审讯日期，双方已经集合，断然不适宜临时更改。万一到了日期有别的事情，别的事情一处理完，就立即处理此事。所以逾期的原因，也可以明白地让人共同知晓。如果无故更改，那么双方每多等候一天，就多一天的费用，浪费钱财耽误事情，民怨必定沸腾。与其受理而不审讯，不如在受理时郑重其事；与其告示后更改日期，不如在告示日期之初郑重其事。所以便民的事情，没有比听讼快速结案更好的了。词讼速结

词讼中应当审讯的，十成中不过四五成。那些邻里口角、骨肉不和的细故，不过是一时争气，冒昧提起诉讼；否则是有不肖之人，从中挑拨。如果能审理时平心静气，明确透彻地譬喻晓谕，这类人大多能悔悟，都可以随时消解。偶尔有受理之后，亲邻调处，请求息讼销案的，双方既然恢复和睦，官府应当给予保全。可以息讼就息讼，也是宁人的道理。断然不可固执成见，一定要使诉讼终结，伤害邻里之间的和睦，来满足差房的欲望。息讼

保全生命是千古以来法家的要诀。法律规定必须处死的，国家有常刑，原本不是幕友敢曲意纵容的。那些介于可轻可重之间的，所争的只是词句，但出入却关系重大。这里非设身处地诚心求索不可。诚心反复求索，必定有一线生机，可以借此下手。我治理刑名辅助官吏共二十六年，入于死罪的只有六人而已。仁和县的莫氏，因奸情谋杀亲夫的；钱塘县的郑氏，谋杀一家中非死罪两人的，起意及同谋加功的两人；平湖县犯盗窃罪而故意杀害妻子的，有毛氏一人；盗窃时临时行强而抗拒杀害事主的，有唐氏一人。其他没有入情实的，都是在初报时，与主人再三审慎。所以秋审之后，都得以蒙受恩赦缓减。由此可知，生命本来不是不可以求取的。求生

案件贵在初情。县里的初报，最关紧要。驳诘的繁杂，累官累民，都是初报不慎的缘故。初报以简明为上。情节中与罪名无关的，人证中与出入无关的，都应当详细审慎地删节。多一个情节，就多一个疑窦；多一个人证，就多一个拖累。

译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办案的方法，不仅在于定罪应当谨慎，即使是要开脱罪责，也绝非易事。如果那人本该抵罪，却故意将其开脱，那么死者就会含冤。我每当想要开脱罪责时，必定反复推敲案情，假设死者前来对质，我有言辞可以应对，这才下笔撰写详文。否则，不敢草率动笔。所以二十多年来，可以面对鬼神无愧的，这颗心始终如一。慎重初报

译命案判决的出入，全在于对情形的考察。所谓“情”，是指案件发生的缘由；所谓“形”，是指争斗殴打时的具体状况。根据缘由的曲直，在秋审时决定是定为“情实”（立即执行），还是“缓决”（暂缓执行），或是“可矜”（值得怜悯），以此加以区别。争斗殴打时所使用的器具，以及受伤的部位，可以判定是有心还是无心。有心者属于故意杀人，必然判处情实；无心者属于过失杀人，可以归入缓决。如果殴打的情形不明确，那么案情就容易混淆，这是判决出入最关键的地方。审理时，必须让仵作与凶手按照供词进行比对演示，所详细陈述的供词，要宛然呈现出争斗殴打的状况，清晰确凿地摆在眼前，才不会有犹豫不决或遭驳斥的祸患。命案需考察情形。

赃物确凿，那么盗窃罪名就确定无疑，窃贼也是如此。正式的强盗、窃盗，罪行无可宽恕。应当谨慎对待的，是指控牵连的人以及购买、寄藏赃物的人家。对于指控牵连的人，固然需要质询审问，那些没有实据的，也可以摘除释放。至于不知情而购买、寄藏赃物的人，按律本无罪，但不得不根据供词进行查访吊问。过去从不派遣捕役，只让地保传达谕令，檄文中注明：如果有赃物就交给地保，不需要投案；如果没有就呈报剖白，不允许带人审讯。也从未有过隐匿赃物不缴纳、因而自招差役提审的情况。这也是保全善良百姓的一种方法。一旦经过差役提审，不仅耗费多，而且窃盗案件牵连拖累，几乎被乡里人所不齿。让无辜的良民与盗贼在法庭上对质，这不是贤能的官吏所忍心做的。盗案需谨慎株连。

吏治以安抚良民为根本，而安抚良民没有比去除暴徒更重要的了。乡里有地痞流氓，家家户户因此不得安宁。勒索借款不遂，就制造事端诬告。其中最为恶劣的，莫过于首告赌博、首告娼妓。事情本来没有凭据，可以将有旧怨的人家一网打尽。无论冤屈是否立即洗雪，即使到了审明诬告的地步，破家荡产也是接踵而至的。只有专门惩处原告，不提取被告，善良百姓才有依靠。只是这类人倚仗胥吏作为爪牙，胥吏依靠这类人作为心腹，如果不是贤明的长官与他们有深厚的信任基础，就像逆水行舟，不容易用百丈长绳牵引了。必须严治地痞流氓。

幕僚佐助官吏，全在于精通熟悉律例。律例这本书，各条都蕴含精深的道理，仁义尽致，理解领悟并不容易。如果不就其相同与不同的地方融会贯通，很少有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幕僚运用律例，就像秀才运用四书一样。四书解释错误，其害处只在于考试列在下等；律文解释错误，其害处甚至波及百姓的生命。从前有位朋友办理因奸拐逃的案件，意在开脱奸夫，说是奸妇在逃改嫁，并非因奸而拐。后来因为妇人背夫自嫁，罪当绞首，被驳诘平反，大费周折。这是宽免了奸夫的遣戍，却几乎让奸妇陷入死地，这就是所谓的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神明地领悟律意，在于能够规避律条的僵化，而不仅仅在于引用律条。如果只是能引用律条，那么悬挂一条律例，用来比附定罪，一个刑胥就足够了，哪里还需要幕僚呢？读律。

学习古书后入仕做官，本来不能要求幕友做到。然而幕友佐助官员治理，实际上与长官有议论参详的责任。遇到疑难大事，有必须引用经典来决断的，不读书是不行的。以前在秀水时，有个陶氏某人，作为长房的独子，过继给叔父，生了五个儿子，而长子去世绝嗣。按例可以用次子的儿子作为后嗣。他的三子谋划用己子过继给伯兄，于是趁着父亲去世，假托遗命，让仲子回归本生家庭。袒护次房的人说，用孙子祭祀祖父，按礼难以归继；袒护三房的人说，本生有儿子却没有后嗣，在情理上不顺，归继的说法，未尝不可。荐绅先生们纷纷争论，上级官府下檄文让县里商议，我也无法执中。长夜求索，忽然想起《礼经》中关于殇者与无后者祔食于祖父的条文，于是佐助县令持议，认为祢祖的说法，必不可行。陶某既然已经过继给叔父，断难让儿子归继本宗。本宗有儿子却绝嗣，情理上难以安宁，请求让他的主位祔食于他父亲，听任陶某子孙奉祀，大为上级官府所赞赏。后来在乌程，有个冯氏子，因为本宗没有可以序继的人，自己抚养姑母的孙子作为后嗣。等到他去世，同姓不同宗的冯氏出来争继，太守允许了。我佐助县令持议，依据宋儒陈氏《北溪字义》中“义重同宗，同姓不宗，即与异姓无殊”的说法，断绝了争端。以前如果不是通晓典籍，几乎就要坐困愁城了。常常见到幕僚公事闲暇时，往往饮酒下棋，闲谈打发日子，或者用稗官小说消遣自娱，究其根本对身心无益，对世务无关。何不屏除一切，读有用的书，用它来处理事务，所补益的岂是浅薄的呢？读书。

提审人犯不可不谨慎，固然如此。事情涉及妇女，尤其应当详细审慎。除非万不得已，绝对不应该轻易传唤对簿公堂。妇人犯罪则连坐男夫，递交诉状则用抱告，律意何等严谨，何等矜恤。幽静娴雅的女子，保全她的颜面，也就是保全她的贞操；而强悍的妇人，保存她的廉耻，也可以杜绝她的泼辣蛮横。我的老师孙尔周先生，说他在吴桥做县令时，所聘请的刑名幕客叶某，是个才士。一天晚上正在饮酒，突然仆倒在地，口水横流，气息微弱如缕，过了两个时辰才苏醒，请求回到外寓居住。询问他缘故，他说：“我八年前在山东馆陶做馆师，有个士人控告恶少调戏他的妻子。当时核阅文稿时，我想嘱咐居停只惩处恶少，不必提审妇人当堂对质。友人谢某说：‘这妇人应当有姿色，何不顺便看看？’我认为依法应当到官，于是传唤了她。不久妇人投缳自尽，恶少也依法判死。如今恶少在冥府控告我，说妇人如果不死，他就不会死。”

译然而那妇人的死，确实是因为衙门传唤所致。馆陶城隍神关某对此进行质询审理。我说：“那妇人被恶少调戏，按法律应当传唤到官府。况且传唤妇人的主意，起初是谢某提出的。”城隍神说：“妇人被调戏之后，她丈夫已经告官，她原本没有求死的念头。等到官府传唤她来对质审问，她才愤激之下自尽。而传唤对质的用意，在于窥探她的姿色，并非审理她的冤屈。念头虽然起于谢某，但笔下主事的是叶某。谢某已经被拘捕，叶某就不可能宽恕，我也一定无法幸免了。”于是（叶某）为她迁移住所到外面，过了一个晚上就死了。那妇人按法律本应传唤，却因起念不端，尚且不能侥幸逃脱阴间的谴责，何况是法律本可以不传唤的人呢？妇女不可轻易传唤。

译我的家族居住在偏僻的乡村。常常见到地方总领派遣差役勾摄应审的犯人和证人，气势如同狼虎一般。即使是身穿儒服的士人，也不敢与他们对抗。遇到懦弱善良的百姓，勒索索取尤其严重。如果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就厉声呵斥辱骂，有时甚至自己撕毁官方的传票，以“拒捕”为由禀报追究。人们都看见而畏惧他们，没有人敢公然与他们冲突。那些凶恶的盗贼重犯，自知必死，抗拒逮捕的事情，偶尔会有。如果是户婚田债这类细微的小事，双方都是平民，必定没有敢撕毁传票来抗拒的。关于拒捕的禀报，多半是由勒索欺诈引起的。然而一旦以拒捕为由传讯质对，即使最终审出是虚妄的，百姓也承受不了这种折磨了。我在幕府中遇到这类事情，直接将撕毁的传票存档销毁，改派其他差役承办，只就原案办理。至于是否真的拒捕，嘱咐主人秘密确切查访。而在改派的差票中，不涉及拒捕的说法，以避免串通欺诈。然而这类事情每次查访都是虚妄的，所以差役禀报拒捕，绝对不可偏听。差役的禀报言语应当仔细考察。

亲近百姓的官吏，理当与百姓同心一体。何况我们这类辅佐官吏治理的人，本身也是百姓啊。曾见过幕友地位过高，俨然以官员的架子自处，年轻衣着轻浮，渐渐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一件事到手，不免任意轻重处置，甚至所持论点未必全对，却强词夺理，主人也曲意顺从他们。恐怕其中造下的罪孽不少。我在幕府中，协助处理案牍，无论事情大小，必定静坐片刻，为犯事者设身处地着想，并为其父母亲人通盘筹划。开始时愤怒，接着平静，久了便觉得他们值得怜悯。然后与主人商量，细心推究审讯，从不轻易使用夹棍。而真情自然流露。所以定案的案件，很少有翻供的。所以辅佐治理所忌讳的，没有比心浮气躁更大的了，以及拘泥于成见。必须为犯事者着想。

成案就像科举范文一样，只保留其体裁罢了。如果必定援引它作为标准，就像刻舟求剑一样，很少有恰当的。同样是贼盗，纠集团伙为盗，事态大多不同。同样是殴打，动手下手的情形有别。由此类推，其他没有不是这样的。人情万变，总没有完全吻合的事情。稍有参差，就大费斟酌审断。求生的道理在这里，错判的原因也在这里。不在此处精辨，而援引成案，小的会导致翻供，大的会导致误判，不可不慎重啊。不要轻易援引成案。

倚仗才干的官员，喜欢以私人为耳目，访察公事。他所倚任的人，或者动摇于利益，或者蒙蔽于见识，未必都可以深信。官员的听信，原本不可依赖，全在幕友持正不屈，不被其所左右。如果官员以私人的话为先入之见，幕友又以深奥的话为确凿依据，很少有不败坏事情的。官员处理事务，妙在置身事外，所以能虚心听断。一旦以先入之言为主，则成见在心中，行动多有挂碍了。所以访查案件切勿轻率办理，访查案件应当谨慎。

办理幕府事务，最要紧的是勤快。一件事进入公门，伺候的人不止几个，多拖延一刻，就多累赘一刻。比如乡下人进城探听事情，上午得到了消息，就可以回家；拖延到下午，就必须在城里找住宿。不仅费钱，而且耽误一天的事情。小民以劳力为生，耽误他一天的事情，就缺少他一天的生计。那些被羁管监禁的人，更不堪忍受了。怎么能不念及呢？何况事情到了就办理，那么头绪清楚，稽查比较容易。一天积累一件事，两天就积累两件事，积累得越多，处理越难。势必要草率塞责。讼师和狡猾的吏役，百弊丛生，其流毒有不可胜言的。好比船在市中河流行驶，来的自来，去的自往，本来没有壅塞的祸患。一条船滞留，那么十百条船相继受阻，而河路有拥挤到整日的。所以能勤快，即使辅佐繁剧的事务也有闲暇；闲暇自然心神清明。不勤快，即使辅佐简单的事务也忙碌；忙碌先使精神混乱。勤快做事。

官员能给予人信用，人自然顺服。我们辅佐官员，须先要求信用。凡是批发呈状，出示审词讼事，其日期早晚，都有定准，那么人可以依期伺候，没有废时失业的忧虑。日期快的必定招致众人的称颂，即使稍微延缓，也不会产生怨恨。只是想要官员能守信，必须先幕友不失信。官员如果失信，幕友可以力争；幕友自己失信，官员或许乐从。官员的公事很多，偶尔偷安，就会超过期限，全在幕友随时劝勉。至于幕友不能按期，而官员且以此为借口，那么官员的不信，过错有一半在幕友身上。向百姓显示信用。

条教号令，是道齐中的一项事务。告示原本不可缺少。然而必须事实有关系，须得指出利弊，与众人共同明白。或者劝诫，或者警戒，不是空话，才有益处。如果书吏视为故纸，士民目为常谈，抄录旧稿，率意涂饰的，尽可不必。不仅省事，也可以积福。每见贴示的地方，墙下多有阳沟，以及安设粪缸溺桶之类。风吹雨打，示纸堕落秽中，亵渎文字造孽，所损正不细啊。不要轻易发出告示。

广交游，通声气，世人所谓觅馆之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所交太滥，费多力匮，致有不能自立之势。又不若硁硁自守则转得自全。且善善恶恶，直道在人。苟律己无媿，即素不相识之人，亦未尝不交相推重也。至于寒士，声名所系，原不能不藉在上位者齿牙奖借。然彼有相赏之实，自能说项。如攀援依

译附。事情最终毫无补益。况且上位者即便非常虚心礼贤下士，但公务繁忙，势必不能像陈蕃那样空悬榻床、像杨雄那样倒穿鞋子来迎接宾客。守门的人大多不能领会主人的心意，带着名帖去拜谒，徒然被这些人轻慢侮辱，实在没有意义。总之，他们若需要我，自然能来找我；我若去求他们，反而变得无用。所以我们的处世之道以自立为主，不要攀附权贵。

译州县幕友的名目有五种，即刑名、钱谷、书记、挂号、征比。事务繁重的州县，需要的人才多达十余人；事务简单的，有时由两三人兼任。他们各自掌管不同的事务，而刑名和钱谷实际上总揽了关键。官员的考核成绩依赖他们，百姓的身家性命托付给他们。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必须把官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不分彼此界限，知道的不隐瞒，说话不保留，这样才可以。在官宅以内，职责分为两项；而在官宅以外，官员只有一人。谚语说，一个人的谋略不如两个人的智慧。如果认为事情与自己无关，坐视失误发生，却不发表一言；或者因为是自己专门掌管的事务，不允许别人再参与见解，这都不是恭敬公事的态度。特意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以局外人的身份，贡献千虑之一得，那么是应当委婉还是应当直率，必须观察当权者的性情而善于运用。否则，贤能智慧的人先于他人进言，反而容易激起乖张违逆。办事不要划分界限。

幕友所治之学，研读律法已经很好了，其运用的妙处，尤其在于善于体察人情。各地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察询问，顺应当地习俗所适宜的方式，随时进行调节，然后再辅以律令，这样上下才能协调，官声得以树立，幕友的声望自然崇高。如果一味我行我素，或者甚至招致怨恨和诽谤。古人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兴办，弊端不到百倍就不废除，这真是有阅历的话，不可不牢记。必须体察世俗人情。

我从前在胡公的幕府中，刚开始研读律法，心中惶恐，担心不能胜任幕友的工作。友人骆君炳文，品行端正且熟悉事务，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曾对我说：“凭你的才能和见识，为人辅佐治理，所谓用儒学来腌制咸菜，不是不能做，只怕是太能干了。”我询问其中的缘故，他说：“衙门中的事情，可以了结的就了结，情节没有重大关系的，不必深究。往往仗着明察秋毫，一丝一毫也不肯放过，那么枝节横生，连累人没有止境，这叫做过分，是圣贤所告诫的。”我内心铭记不敢忘记，几十年来，觉得受这句话的益处很多。戒除过分。

幕友辅佐主人，所办的无非是公事，关键在于和睦协商，不可稍夹杂私心。私心这个词，不一定指自己有不良的念头，坚持自己的本意，却因为与主人的意见不同，稍作迁就，便是私心在起作用。一旦存有迁就的想法，对事情必定耗费周旋，不能恰当地达到公平。出于这种心态的人，大概是被幕职所牵绊，不知道我们身处幕府，不仅是因为宾主有缘，而且对于所处的地方，必定有因果关联。千虑之一得有所利益，千虑之一失有所连累，小的只涉及一家，大的或许波及全邑。施予者没有恩怨的旧情，接受者忘记了报复的缘由，这就是所谓的缘。宿世的缘分存在，即使非常抵触，未必会解散；至于缘分尽了，留恋也无益。况且辜负良心与失去幕职，轻重悬殊，哪里比得上秉持正道自我持守，不失去本心来得好呢。公事不宜迁就。

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这是身处幕府的要义。然而有不能立即离开的人，不仅仅是留恋幕职的缘故。平日过多接受了主人的情分，往往一时难以割舍。每年的酬金无论多少，俸禄与事务相称，总是分内应得的，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接受了非分的情分，或许就不得不办非分的事情。所以主宾即使非常相得，与受必须分明。即使预支每年的酬金，也应当有节制。预支过度，那么遇到不合时，势必不能洁身而去了。不要过多接受主人的情分。

官员是否得到民心，在离任时看得最真切；幕友是否自爱，在离开幕府时完全显露。辅佐主人治理，必须考虑到离任的那一天，不可让恶名传到耳朵里。与主人相处，必须考虑到离开幕府的那一天，不可有遗留的议论败坏名声。总之，官员得到民心，关键在于清廉、勤勉、慈爱、恩惠，所以苛刻琐碎的人与昏庸冗杂的人同样受到讥讽；幕友自爱，关键在于廉洁、谨慎、公正、勤勉，所以依附迎合的人与刚愎自用的人同样有弊病。离开幕府时不要让人有指责。

幕友行善或作恶，各自取决于他们所辅佐的主人。幕友利于主人的修养，主人利于幕友的才能，起初本来是以利益相交，但宾主相得，没有不以道义亲近的。香草与臭草强行结合必定不能长久，与其在不合之后决裂，不如在未就任之前先慎重。彼此同心，自然没有掣肘的忧患，时间越久越巩固，异己的人也无法离间。我自忖朴实刚直，所以就任幕职最慎重，然而从未有半途割席断交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任幕职应当慎重。

卷二十六 户政一 理财上

刘晏理财论

郭起元

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人，不蓄养谈论利益的臣子。后世有主张流通天下的财富以救济国家用度的，其中的利害各不相同。有的失于损害下层而增益上层，有的失于上下都受到损害，有的得于上下都受益，它们的等级差别悬殊极了。考察汉武帝时期，用兵导致财力匮乏，桑弘羊于是创立买贱卖贵的政策，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再通行，盗贼滋生猖獗，几乎导致动乱，这是损害下层而增益上层的。宋神宗时，王安石以治理财政的说法误导神宗，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散放青苗钱，派遣使者数十批，走遍天下，讲求遗留的利益，最终百姓生活困苦疲敝，宋朝国运中途断绝，这是上下都受到损害的。至于刘晏的理财，有上下都受益的情况。唐肃宗朝，刘晏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兼任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的转运租庸盐铁使。当时战乱之后，内外粮食艰难，京城一斗米价值一千钱。刘晏所经过的地方，完全了解利害的缘由，运用他的谋略，转运漕粮输送到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