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六户政二十一漕运上

译卷四十六 户政二十一 漕运上

漕运议

任源祥

夏商周三代有贡道而没有漕运。漕运制度的设立始于汉代，在唐宋时期逐渐变得重要。至于元朝和明朝定都燕京以来，京城和边疆都依赖江南的粮食供应，漕运就显得尤为重要。漕运事务中，没有比运道更优先的，其次在于运法。这两者都有以往的成例和成效，但也不免有变化带来的弊端。可贵的是能够抓住关键所在并实心实意地推行，务必对军国大事有益，而百姓不致困苦。请先谈谈运道。燕京的运道有两条：一条是海路，一条是河路。元朝主要依靠海运，明朝初期也专门督理海运。海路有四条：一条从灵山洋出发抵达成山，一条经过黑水洋到达成山，这两条都是朱清、张暄开辟的；一条从黑水大洋出发，取道成山转向西行，比前两条更为便利；一条从淮安向东，经由登州、莱州停泊于天津，原名北海，其中多岛屿可以避风，更加安全便利，这些都是殷明略开辟的。海运虽然迅捷便利，但损失沉没的船只很多。永乐十二年，会通河修成。元朝的韩仲晖开辟了它的路线，明朝的潘叔正扩大了它的利益，于是停止了海运。从此以后，海运不可轻易议论，所议论的只是河运罢了。

会通河是运河的咽喉。南边连接黄河，北边连接卫河。从沽头到漳御，共四百五十多里。中间以南旺河为脊背，引汶水注入其中。分流向北流到漳御，地势下降九十尺，设置闸门十七座；分流向南流到沽头，地势下降一百一十六尺，设置闸门二十一座。地势的高下，形势如同从高屋倒水，所依赖的就是闸门。层层设置闸门，按时蓄水和泄水，谨慎开启和关闭，勤于修缮治理，这是会通河的既定法规。遵守既定法规并更加谨慎，即使遇到旱灾，有艰涩难行的担忧，但终究没有不可预测的祸害。至于黄河，则是运河最大的利害所在。淮安、徐州之间八百多里，依靠黄河来通航，可以说是极大的便利。但黄河迁徙变化迅速，没有十年不变的。隆庆四年，损坏船只多达八百艘，淹死人多达一千多，损失粮食多达二十二万六千石，那么黄河的危险，与海运的危险相差无几了。因此，治理漕运与治理黄河常常互为表里。黄河决口，自古就有，到向南迁徙后决口更加频繁。它向南迁徙，汉代有顿邱的决口，宋代有澶渊的决口，这是黄河自行溢出而侵蚀淮河的情况。隋朝引汴水并疏浚它使其向南，明朝利用它漕运并遏制它使其向南，这又是人力强行让黄河夺取淮河河道。在宋代以前，黄河虽然向南，但北边的河水依然向北，河水分流而势力减弱，所以溃决还比较少。到了明朝，在北边筑堤，让全部黄河水奔赴淮河，淮河不足以抵挡全部黄河水的怒涛，所以溃决更加多。因此，黄河有利于漕运也就侵蚀漕运。所以说，黄河是运河的贼寇，这是李化龙的话。治理黄河的人，并非不知道分支分流、上疏下泄的方法，但这项工程刚完成，那项祸患又兴起，浪费金钱于无用之处，把民力托付给洪涛之中，实在令人浩叹。大概黄河本性向北，一定要强行让它向南，一定要强行让它全部向南，难怪它屡次决口而无法治理。从今以后，黄河只要不决口就可以了。黄河如果决口，以前决口向南的，未必不会决口向北；以前决口向东南、向正南的，未必不会决口向东北。如果顺着它的决口顺应它的本性，引导它向东北，让它沿着汉代王景治理的德棣故道入海，那么黄河本性既顺，黄河就可以没有祸患。黄河没有祸患，那么漕运也可以没有祸患了。

如果说漕运没有黄河就不通，那么又有另一种说法。万历初年，舒应龙提议开凿泇河以避开黄河的危险，李化龙继承他的说法并完成了工程。从夏镇到直口，共三百六十多里，避开了黄河三百多里，可以不蹈吕梁二洪的危险，漕运因此得以安宁。由此说来，徐州、淮安之间，不经过黄河而疏通运道的，本来就有。大禹的贡道，对于徐州说“浮于淮泗”，对于青州说“浮于汶达于济”。那时汶水可以到达济水，泗水也可以到达济水。现在既然遏制汶水作为会通河，也可以引泗水到达会通河，而洸、沁、沂、泲等水，都可以资为利用，哪里在于不是黄河就不能用呢？以我的观点来看，治理漕运以不使用黄河为上策，治理黄河以引导它向东北为上策。如果害怕开创，拘泥于成见，那就不过多设支流，放宽河道，加高堤防，而侥幸于溃决稍微延迟罢了。

请接着谈谈运法。运法有两种：一种是军运，一种是民运。海运使用招募，本来不必多说。永乐初年，水陆递运。十二年，设立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实行支运法。递运和支运，都使用附近的卫所军队，转相交接卸货。十六年，初次命令民运，江浙湖广及苏州、松江等府，运粮交淮安仓，河南、山东及淮徐等处，运粮交临清仓，而支运照旧。正统年间，民运直接运到通州仓交纳，而存留四仓的支运也照旧。大体上军民各分担一半劳役。宣德五年，将江南民运改为兑运，因为民运多耽误农业，而卫军又空船往返，命令百姓在瓜洲、淮安两处加上脚费损耗，兑给军船。成化七年，确定长运法。兑运，是命令百姓加上脚费损耗，在瓜洲、淮安两处兑给军船领运。长运，是命令瓜洲、淮安兑运的军船，直接前往各州县水次领兑，百姓加上过江脚费损耗，视远近有所差别，而四仓存留的，仍然是民运交仓的，一并兑给军船，这就是所谓的改兑。兑运长运的法令实行后，百姓安心于本业，军队得到其饶益，军民两便，于是定为每年的定额，每年运米多达四百万石，国家储备充裕，确实是不易的良法。

译脚耗至今反而日益增加。它的弊端在哪里呢？在于兑运。

长江、湖南、浙江地区距离最远，每石米额外加耗米七斗六升，一平一尖，所以有尖米和耗米，每石明确赠送两尖，即一斗；又每石加脚耗六斗六升，除去四斗随船作为损耗，剩余三斗六升，折合银一钱八分，这叫做“三六轻赍”。

苏州、松江等府距离次远，每石减少耗米一斗，折合银一钱三分，这叫做“二六轻赍”。

凤阳、淮安的轻赍与苏州相同。

山东、河南每石加耗三斗一升，连同尖米共四斗一升，其中除去二斗五升随船作为损耗，剩余一斗六升，折合银八分，这叫做“一六轻赍”。

而在长运加耗之外，又加脚米六升；江西又加过湖米七升。

四仓改为兑运后，没有两尖米。浙江每石加脚耗四斗二升，苏州、松江加三斗二升，凤阳、淮安、扬州加二斗七升，其中折算米二升，换银一分，这叫做“折易轻赍”。

这大概是斟酌得十分恰当，被定为法令典章。而运军到达北京、通州，除了两平交兑之外，别无其他花费。所以轻赍和耗米，充裕有余。

然而权势显赫的官员和胥吏，把运军当作奇货可居的对象，横征暴敛层出不穷，剥削日益加深。

自从甘钦开始作俑，而羡余扣除的成例确立；自从王佐担任验封郎中，而搜刮使用费的弊端滋生。

其余如茶果、厘金、小荡、救斛之类，不可一一列举。

那么，用酌定好的轻赍和耗米，果真能满足无底洞般的需要吗？

运军在正耗和轻赍之外，难道还有身家财产，作为赔累的资本吗？

所以舍彼取此，上行下效，这是必然的趋势。

花费一钱却索取十钱，借名勒索，这也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两尖米已经明确计入加耗，却又有淋尖、踢斛、抛剩、漫筹等名目；

脚米六升，屡次经过斟酌确定，却又增加到一斗或二斗不等；

轻赍银两，已经由官府征收解送，却又加征兑费，每石四五钱不等，甚至有高达一两者。

顺治八年，浙江按察使杜果上奏规定，嘉兴、湖州、杭州每百石截头银三两七钱六分，遵行在案，不到一两年就增加到原来的数倍了。

顺治末年，台臣周季琬上奏规定，苏州等府每百石兑费银五两，遵行在案，而当年就增加到十两，反而以十两作为官方的兑费，而私下加征至今，有的增加五六倍，有的增加七八倍不等。

其余如折席、背手、网司、脚剥之类，不可一一列举。

唉！从北京、通州的视角看，运军如同鱼肉；从州县的视角看，运军如同刀俎。

想要以勒索为运军的重罪，而运军被鱼肉的情况，实在令人怜悯。

想要任由他们勒索里甲，而里甲有什么罪过？正常的赋税尚且无法办理，还要承受这无底洞般的需要，尤其令人怜悯。

俗话说：“十羊九牧。”试着起来询问当今管辖漕运的人，从上到下，有不向运军收取常例的吗？

运军的常例，有丝毫不出自百姓膏血的吗？

所以剥削运军就是剥削百姓，剥削百姓就是危害国家，实在令人痛心。

我认为，想要恩惠百姓，应从运军开始；想要整顿运军，应从胥吏开始；想要厘清胥吏，应从官府开始；想要端正官府，应从朝廷开始。

朝廷首先不贪图扣除的利益，而更能得到廉洁干练的臣子，彻底革除前弊，彻底澄清，漕运之法大概就能痊愈了吧。

所以说，谈论运道以治理河道为主，可贵的是审察大势，因地制宜，不局限于眼前的安逸，而讲求万世的利益。

谈论运法以剔除蛀虫为主，可贵的是连根拔起，清源及流，不单单为了显示揭发的能力，而确实看到统一规范的成效。

借箸而筹，择人以任，不可忽视啊。

译漕运

陆陇其

漕运的制度，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是没有的。依靠漕运来使国家富裕，不过是秦汉以来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京城地位如此重要，却要从遥远的地方获取供给。天下太平无事时，就有官吏侵吞贪污、延误误期的弊端；天下发生变故时，就有咽喉要道被阻塞的忧患。这实在不是长久安定、治理天下的办法。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以三代的制度为常态，而以秦汉的制度为变通。顺应变通，是为了获取一时的利益；恢复常态，是为了做万世的打算。所以我私下认为，漕运本身没有得失之分，漕运数量的多少，就是得失的体现。汉朝初年，从山东运输粮食供给中都，每年不过几十万石；到了后来，每年达到六百万石。唐朝初年，每年不过二十万石；到了后来，三年达到七百万石。宋朝初年，也不过几十万石；后来四条河道运输的粮食，达到五百五十万石。之所以不得不增加漕运量，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供养的士兵太多了，多余的官员没有完全裁减，西北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如果不消除导致漕运不得不多的根源，从而逐渐恢复到不靠漕运也能使国家富裕的方法，却只在漕运的得失上斤斤计较，不是太本末倒置了吗？

国家定都北京，依赖东南地区的供给，漕运是最为重要的事务。现在想要突然废除漕运，形势上固然不可能；但如果认为使国家富裕的根本，专门在于漕运，那就不是我敢认同的了。我请求先就漕运本身来讨论漕运，然后慢慢探究其根本大计，可以吗？运输延误期限，是因为沿途滞留。想要沿途没有滞留，不如责成督粮的各位大臣。旗兵和军官之所以侵吞没入粮食，是因为收纳不精细详细。想要收纳精细详细，不如责成仓场的各位大臣。河流危害漕运，在于将漕河的水全部排入大海。所以黄河决口的年代，陆地上受水灾之苦，河道里受干涸之苦；水势上涨时受水灾之苦，水势退去时受干涸之苦；齐鲁地区受水灾之苦，漕河受干涸之苦。治理的方法，让漕运避开黄河，不如让黄河避开漕运。黄河的水势，汇合则容易溃决，分流则自然消减。如果在黄河南北，观察地势，分析支流，条理分明地分开它们，大的成为川浍，小的成为沟洫，那么水势分散而黄河安定，黄河安定而漕运安定。这些都是就漕运本身讨论漕运，是当今的好策略。而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却不在于此。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必定在于开垦西北的闲置田地，从而减轻东南地区的运输负担。开垦田地之所以没有成效，不是因为开垦田地困难，而是因为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和正确的方法。天下如此之大，难道没有像赵充国那样能罢免骑兵留驻屯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邓艾那样能大力修筑堤坝、开凿渠道灌溉田地的人吗？难道没有像韩重华那样能依高地修筑堡垒、排列二十道栅栏的人吗？如果真的能用崇高的爵位来尊重他们，统一事权来委托他们，长期任用他们来等待成效，必定会有竭尽忠力、出来执行朝廷旨意的人。

漕兑揭

陆世仪

天地生产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在官府，则官府获利，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仓库充实，府库丰盈”。在百姓手中，则百姓获利，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呢”。只有到了中间损耗这一环节，仅仅填饱了贪婪官吏和奸诈胥吏的肚子，而民生却日益困窘。民生困窘，国家财政就日益贫困。大概历来漕运事务的极端弊端，没有比江南更严重的了。明朝末年，到了崇祯末年，漕运事务被称为最困苦的了。然而官军临场兑粮时，粮长每百石加征的损耗不过三四石罢了。那时民间交米给粮长，每石就有加征二斗三升的，已经让人不胜其烦、怨声载道了。等到顺治三四年，漕运费用一天比一天增加。起初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希望后来会有减少的一天。到了七八年，竟然设立了随漕杂费的名目，日新月异，越来越盛。运军把粮长当作奇货可居的对象，奸猾之徒把仓场当作利益聚集的地方。平时有身家性命、自称良善的民户，都深深隐藏起来，唯恐被人鱼肉。而积年累月的奸猾市井无赖、劣等生员，无不群起进入仓场，串通各衙门的书吏，勾结运船的官旗，彼此交通，互相呼应，像蚕食桑叶一样侵蚀粮长。就像同一批兑粮一样，米多的应该先派，米少的应该后派。总书故意派米少的，或者后派或者先派，或者迟缓或者迅速，或者一石米拨给几个运军，使得粮长无往不受颠倒错乱之苦，那么总书从中取利，这叫做“拨花”。同一批出兑，粮长与官军，互相争论使费，此多彼少，还没有定局。粮长中如果有奸猾之徒，串通官军首先出兑，故意多赠送损耗，使得后来的人不得不遵循这个例子，这叫做“做样”。又各上级官员派遣的差役，蒙蔽上级官员，认为兑粮事务拖延，非催督不可。拿着牌票，以催督为名，这叫做“押兑”。其实与官旗互为表里。比如去年某县官旗，从民间获取损耗银一百两，押兑公然分得二十两。这三种人是官旗的羽翼。此外又有仓夫、本对等各种蛀虫，往来其间做媒，无非是奉承官旗、鱼肉粮长的人。不亲近官旗而厌恶粮长，大概是因为这样就能得利，不这样就不能得利。这些人也是以利益为主罢了。官旗得到这几项帮手，所以意气日益骄横，需索日益蛮横。于是有踢斛、淋尖、样米，以至于三笆、三涌、三棒，种种恶劣套路。又有开廒、画票、着押、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等等名目，以至于讲兑时相争如同作战，通关时繁难如同敕书。弊端日益严重，费用日益增加，又往往假借上级官员的威灵来推行。于是各处有司，那些贤良的

译明智的人，只能袖手旁观、忍气吞声而无能为力。那些不肖之徒，又借此牟取私利。这更有口难言、笔难书写的苦衷。所以拿去年漕粮兑运的情况，列举其中严重的来说。比如昆山一县，正米一百石，加耗银竟高达六七十两。去年米价，糙米每石六钱到七钱。如今耗银高达六七十两，这意味着正米一百石，耗赠的米也有一百石。那些粮长包揽兑运，向民间征收粮食，竟然达到每亩六斗。昆山定额米每亩仅一斗七八升，如今达到六斗，这是平常以两倍多的耗赠来抵偿一倍的正米。听说官军运粮，每米一百石，按规定只有六十多石能运抵京城，那么官府又有三十多石的损耗。这意味着民间拿出三百石米，朝廷只收到六十石的用度。朝廷每年从江南漕运四百万石，而江南每年实际产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全部归入朝廷，而一千万石常常供给官军旗丁及各类贪官污吏的口腹之欲。其中的悲痛哭泣，哪里说得尽呢？因此江南各县，没有哪县不拖欠钱粮；而江南各县官员及上级台谏，没有哪官不被弹劾处罚。最终对朝廷的正额赋税毫无益处，而江南州县，反而日益贫困。小民拖欠赋税不止，势必逃亡；逃亡不止，甚至有不可言说的祸患。这不是朝廷的福分。试想，如果留下这项耗费，作为朝廷正当的赋税，那么金花银、白折银等各项，何至于拖欠？官府何至于被参劾处罚？朝廷何至于财政不足？所以今日朝廷理财的头等大事，治理太平的头等大事，都在于清理漕运这一件事。而漕运这一件事，又不损害朝廷一丝一毫的利益，只在于清除中间的损耗和蛀虫罢了。清除损耗蛀虫的方法是什么？不如近日所议的“民收官兑”之法。起初也有人说“官收民兑”。官民之间，不可做买卖。况且收米这一项，事务非常琐碎，有修缮仓库、看守、翻晒等劳役，以及蒸折、窃取、鼠雀损耗等费用。官员不能承担这些劳役，势必责成吏胥；吏胥不能承担这些费用，势必责成粮长。而且日久弊生，吏胥借机作奸犯科，害处更是层出不穷。所以“官收”的说法，绝对不可行。况且今日的弊端，在于“兑”而不在于“收”，何必改弦更张，反而生出枝节呢？只有“民兑”确实不如“官兑”。让粮长不见运官的面，粮长的名字不填在卫所的单子上，这才是最完善的办法。

译但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有应当仔细讲明的。比如随漕这一项，在明朝不过称之为湿润米，每百石只有二三石而已。然而近年因为京城交兑，都是河运收取，兵丁混杂骚扰，苦乐不均，交卸颇为困难。因此圣旨也酌定有五两五石的规定。究竟有漕粮的地方，不能遵行，以至于形成极大的弊端。然而听说去年交卸，已经恢复仓收的旧制，每船只花费银三十两。这样每百石只花费银六两。又每船免除米三十石，官员和旗兵多赏赐花红。根本既然清明，下游的拯救也就容易了。这在于各上级官员斟酌事宜，或者严格遵照圣旨，或者再酌情增加，务必让军民都安定，双方都不受亏损，定为统一的标准，使各县遵守。不像往年虽然有奉旨的名义，实际上却有加倍于旨意的实情。那些官员和旗兵有争执的，必须让他们亲自开列一路衙门的使费，究竟是多少，那么根本情况就显而易见了。随漕既然确定，就发文给各县，按照数目，设立柜征收，贮存充足在库中。兑粮的时候，按照定例，每船五百石，给予随漕多少。或者县官当面给运官，或者刑厅到水次给散，或者运官领米到郡，刑厅领耗，没有不可以的。但务必要让粮长与旗军不相见，那么其中的争执弊端自然平息了。至于派兑，则不可以让总书有权力。州县官先将水次的仓廒，按照都图，编成字号，从一号起直到几十几百号止，不写粮长的名字，照常征收在仓中。运船将到水次，上级官员即颁发钤印循环号簿一样的两本，分送各州县。凡是粮船一到，就按照到岸日期，注明在簿上。先到者为一号，次者为二号三号，也编定号数。更严格限定日期，凡是粮船到水次的，几天之内，就要兑满开行。州县官全部依照限期，急忙兑米，先从第一号仓起，不必把仓廒都兑完。凡是仓中有米百石，就先兑三四十石，依次直到第二号第三号，周而复始，随兑随满，随满随开，不兑不开者，簿上有名，上级官员按册而知，可以用令箭提审追究。这样那么粮长不至于有苦乐不均的担忧，运船没有留难勒索的祸患，总书不得上下其手，州县不至于开兑稽迟，而且又可以节省各上级官员差遣承押兑的费用，是非常便利的方法。那如果在兑米时淋尖踢斛，这是因为运丁人多势杂，逐渐积累导致如此。现在的方法，各州县请示上级官员，每处颁发领兑牌十面，或者二十面，州县收贮。等到临兑时，应当几船兑米，州县官即发领兑牌几面，交给运官。凡是应当兑米的，允许拿着此牌，然后进仓。那无牌的，不得混入，混入者以违抗上级申文定罪，自然没有以前的各种弊端。又通关一事，既然不是粮长运官当面，就不必用通关。然而粮米交兑的数目，也不可没有凭证，那么就于兑粮当日，交兑完毕后，运官即同印官，在上级官员所颁循环簿上，注明某日某号兑米几百石足，各写花押，各用印记，十日一缴上级官员，循环往来，以便稽核。这样那么只凭一循环簿、领兑牌，上级官员可以安坐大堂，而以前的各种弊端，一概自然杜绝。各种弊端杜绝那么蛀虫恶人无可谋生而奸邪之人息心，奸邪之人息心那么良民安业，良民安业那么浮费节省而正供充足，正供充足那么没有参罚，而国计日益富裕，国用日益宽裕了。随漕一事，难道不是理财第一事、治平第一事吗？这筹划国事的人不必再计议就决定了。恭敬地揭帖。

厘剔漕弊疏康熙十九年

给事中徐旭龄

私下认为东南民力最困苦的，没有比漕运更甚的。近来看到各省粮道，因为漕务而贪赃的达到数十万。官员贪婪由于法律弊端，必定法律有弊端，然后官员借此为利孔。官员贪婪就应当更换官员，法律弊端就应当更改法律。各省虽然有漕粮，而江浙占天下的一半，就臣见闻最确切，百姓所最苦的，恭敬地为皇上陈述。其一为赠耗之苦。百万漕粮，全部是小民的膏血。漕粮贴截，五米十银，向来有定例。近来每粮百石，江南私截至百余两，浙江至三十余两。部议认为此项如果加剥减，恐怕盗卖正米。然而臣查漕臣帅颜保所参浙江粮道劉朝俊六年漕贴内贪赃一万二千余两，就是每百石所贴三十七两的银子。那以扣克如此之多，而本年漕粮全完，并没有盗卖正米的。是多贴只以饱官员，不是以资运。所以贴截银米应当减少非常明显。又如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有余，内有加册耗米，解至京通，除去在船耗米加一五外，交仓止四百石有余。是所兑米内，原有加一五为在船的折耗，不是正米。现在县官征收，不分正耗，百石加耗五石，是耗外加耗了。这耗米的加增应当裁减又非常明显。其一为转廒之苦。漕粮冬兑冬天开，立有准限。转廒者船未到水次，印官逼迫百姓交兑，姑且以廒易廒以

译这是考核政绩的缘由。各处的漕船，都在本地建造。只有直隶、山东、凤阳，因为当地不产木材，所以在淮安设立船厂。而江宁各帮的一千二百多艘船，也在淮安建造。实际上，木材和桐油都产自上江地区，顺着长江而下，经过却不进入，直到仪真，再逆流而上四百多里到达淮安。沿途动用民夫，昼夜拉拽。等到船造好之后，又渡过长江，行程千里，到达指定地点时往往延误。县官急于完成考核任务，旗丁利于敲诈勒索，于是船还没到就办理交接，名叫“转廒”。粮户已经遭受了一重赠送、损耗、使费的累赘。等到转廒之后，仍然让粮户管理粮仓，船到了再办理交接，又遭受了一重赔偿、补给的苛索。以至于民间卖儿卖女，无处申诉。推究其根源，总因为造船在淮安，船远所以到得迟，到得迟所以转廒，转廒所以害民。现在淮安船厂的漕船建造已归地方官管理，不如将江宁水次的船，归江宁建造；苏松水次的船，归苏松建造。木料和桐油，既就近容易办理，船造好交接，又没有迟到和转廒的弊端。这漕船应当归各地方建造，是非常明显的。

其一，是冒破之苦。如江南漕粮之外，名为漕项的，有兵粮、局粮、南粮、军储，这些都是本地支销，不需要赠送损耗的。现在赠送损耗反而多于正粮正兑，又设立了对支印票，分拨自行支取，经手人往往侵吞，常常重复征收，交纳了又交纳。一年之内，被杖打致死的数以千计、万计。这漕项不应当按照漕兑增加赠送，而且不得借对支之名重复征收，是非常明显的。

其二，是兵粮之苦。兵粮和漕粮应当分清，不宜混乱。漕粮除了解往京城外，就是兵粮，供本地营镇支销。其派拨支取多有颠倒错乱的。如镇江府有大兵驻扎，原本截留本地的米，现在改令江西的米运到镇江，反而将镇江的米运到通州。其意图是江西路远，恐怕帮船押尾给在漕的各官带来参罚的累赘。不知道两处的粮食，左边支出右边收入，在百姓既不免勒令赠送之苦，在官府又增加了转运的费用。又如提督驻扎松江，自应截留松江的米，现在分派苏松各州县支领，营官借此囤积居奇，于是差拨兵丁，撑驾沙船，将对支的粮户凌虐拷打，额外敲诈勒索。粮户因对支所累，死亡逃窜的，不知有多少。臣愚以为兵粮应当在驻防之处尽数截留，不宜将本地的米解出，反而将别地的米解进，往返劳费。如果有不足，才准许拨支近县的。但也必须由营官与县官交割，不许兵丁与粮户自行对支。这兵粮的支给，亟需厘定，是非常明显的。

运输挽运，是天下的大命脉。东南漕粮之苦如此，天下可以类推。只因为贪官污吏，利于侵吞，积弊相沿。现在漕臣帅颜保正受简拔重任，正是爱民厘清弊端的时候。恳请皇上将漕法中不利于百姓的，逐一更正。务必使法令严厉而官员不敢贪，也使法令简便而官员不能贪。漕规整肃，无弊不除。这对于培育民命而充实国家储备，不是小小的补益啊。

译漕运弊政疏

王命岳

国家的大计，没有比漕运更重要的了。近年以来，东南地区办理漕运的百姓，苦于运弁和旗丁的压榨，民脂民膏已尽，控告却没有门路。这难道可以安然放任不管，而不为他们想办法吗？查考前任苏松按察使秦世正曾题定：每兑漕粮一百石，准许加米五石，加银五两，已经奉旨遵行在案。然而听说近来民间前往水次兑粮，每漕粮一百石，加米多达三十石、四十石不等；加银多达六七两、十四五十两不等。此外还有润米，每石加五六升不等。百姓看待运弁旗丁，如同虎狼一般，以至于典妻卖子、拆屋卖衣，来填饱骄横军队的肚子。稍微不遂他们的意，甚至纠集众人欺凌官员，如漕臣周卜世所题报的吴江鼓噪一案。这不仅是民膏被吸尽，而且国家体面也大大受损。漕运事务到了这个地步，还能说什么呢？臣反复察访，才知道弊病之所以蔓延，必然有其根源，运弁旗丁也是有所逼迫才这样的。现在如果不先宽缓军队的负担，而只是禁止他们向百姓横征暴敛，即使每天在市集上斩首一个运弁，弊风也决不能停止。据臣所闻，运弁旗丁有水次的苦处，有过淮的苦处，有抵达通州的苦处。

什么是水次的苦处？第一是买帮的陋习。帮分高低，高帮的丁壮富裕容易完粮，低帮的丁壮贫穷必然欠粮。在佥派运军时，富有的运弁行贿买高帮，费用高达二三百金；贫穷的运弁只能得到低帮，处于必然欠粮的境地，而富有的运弁刚被佥派，就已经花费二三百金了。这是第一种苦处。第二是水次的陋规。卫所丁壮在承运时，有卫官、帮官的常例，每船二三两不等；粮道书办的常例，每船四五两到八九两不等。至于府、厅的书办，各有常规。常规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礼。漕院、粮道的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两到十两不等；刑厅的票差，每船送一两到二两不等。其名目有的查官丁，有的查粮船，有的查修船，有的查日报，有的查开帮，有的提头识，名目有数十种，难以一一列举。偶尔有清廉的上司，不肯派人到帮，书吏又巧立名目，只派人到粮道及刑厅处坐催，又有刑厅差人代为敛财。大概船还没离开水次，已经花费五六十金了。这是第二种苦处。第三是克扣行月二粮。布政司派发的行月钱粮，旧例行文各府县支领，每船约送书办六七两不等，否则就派拨远年难以支取的钱粮，以及极远州县的粮银，而州县粮书又有需索，每船约送二三两不等。名义上十金的粮饷，实际不到五金。这是第三种苦处。这三者应当在水次交兑之时加以清理，以体恤运弁旗丁。

什么是抵达通州的苦处？第一是投文的苦处。船一抵达通州，向仓院、粮厅、大部云南司等衙门投文，每船共费十两，都是保家包送书办，保家另外索取每船常例三两。这是第一种苦处。第二是胥役船规的苦处。坐粮厅、总督仓院、京粮厅、云南司书房各索常规，每船可达十金。又有走部代办的聚敛，不送的，就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米，或先追旧欠，种种各色，一张票必费十余金。这是第二种苦处。第三是过埧的苦处。则有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用，每船又须十余两。而车户倚仗强势，剪头偷盗，损耗更是不计其数。这是第三种苦处。第四是交仓的苦处。则有仓官常例，并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然已经奉旨题请革除，现在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目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的可以先收，没有送的则刁难阻冻。这是第四种苦处。第五是河兑的苦处。河兑法本来两便，但间有践踏、偷盗、混筹、抢筹等种种难言之弊。前经督部臣王永吉上疏题报，又经运官卢廷选登闻鼓控告，屡次经部臣上疏回复，未见整顿的方法。这是第五种苦处。这五者应当在抵达通州之后加以清理，以体恤运弁旗丁。至于过淮的苦处，也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等种种费用。往年过淮，每帮漕费高达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自从总漕臣蔡士英剔弊厘奸，并不差派一官一舍下帮，凡船到投文，即亲临河边，盘验发行，片刻不停，因此官丁分毫无费，今年完粮遂多。由此看来，天下没有不可清理的弊病，关键在于用人罢了。

以臣的愚见，水次的苦处，责任在粮道。运官应当全部使用守千，不使用土弁闲散人员。每逢佥派运军，将应委派的职员，或汇报漕抚、漕院，过堂拈阄，或公同布政司、按察司当堂拈阄，那么买帮的苦处就消除了。令箭牌票，片纸不到帮，将漕务责成刑厅，并禁止其杂票，那么水次陋规的苦处就消除了。布政司现给行月二粮，不要经由州县，那么克扣的苦处就消除了。布政司、粮道有不顺从的，立即纠举参劾，这是漕抚、漕院的责任。抵达通州

译百姓遭受的苦难，责任在于部堂和仓督。如果让投递文书的人立即收取、立即拆封，严厉革除保家的陋规，那么需索的苦难就消除了。禁止差票，严厉革除走部的陋规，那么胥吏和船规的苦难就消除了。严厉查访委官和伍长的弊端，那么过坝的苦难就消除了。按照船只的先后次序交纳，不允许插队越序，晾晒扬净有节制，那么交仓的苦难就消除了。每次遇到在河上兑粮，前一天主管官员应当亲自到河边，与运弁兑过多少石米，让本弁自备席子和木料，由官府拨派人役看守，第二天官员亲自兑给旗丁，那么流动兑粮和混杂抢夺的苦难就消除了。皇上仍然不时派遣专官察访，如果有官员不勤勉敏捷、役使仍需索的，依法惩治，这就是朝廷综核的权力。凡是我所说的，都是多年来的旧弊。去除弊端的方法，不在于追究过去，而在于严厉告诫将来。恳请皇上命令部臣及总督各位大臣，详细商议去除弊端的良法，无论我言论中涉及到的或未涉及到的，都悉心分条上奏施行，如同督捕条陈的旧例，然后重申约束，有敢违背圣旨、在五石五两之外横加增派的，官员逮捕问罪，旗丁斩首示众，谁敢不遵从。或许漕政能够焕然一新，东南的百姓，稍有起色，对国家大计也有益处。

译论漕弊疏 道光二年

江苏学政 姚文田

我私下认为，东南地区的大政要务有两项，即河务和漕务。近年海口疏通，南河目前的状况，十分安稳。只有漕务因法令施行日久，弊端丛生。虽然经过督抚等高级官员，多年来悉心调剂，但终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百姓仰承我朝圣祖、神宗的生成豢养之恩，至今一百八十年，愚贱之人都有天良，难道有不乐意缴纳赋税的道理吗？实在是因为东南财赋冠绝天下，而赋税额度如江苏的苏州、松江，浙江的嘉兴、湖州，其粮税之重更是冠绝天下，竟然有一县额定征收的粮食，多于其他地方一省的。乾隆三十年以前，并没有所谓浮收的事情。那时万物都便宜，官民都富裕。后来人口日益繁多，而用度日渐短缺，于是各种弊端逐渐产生。然而起初也不过是在斛面浮收而已。不久有了折扣之法，开始每石不过折扣几升，接着便五折、六折不等。百姓终年辛勤劳作，缴纳赋税之外，竟然不足以供养家口，势必要与官吏相对抗。官吏用来控制百姓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抗粮，二是包完，三是强行收取劣质米。赋税额度既然沉重，民间拖欠，是必然之势。但这大约只是零星的小户，以及贫苦之家，他们的坟墓、住房，都必须照例缴纳赋税。又有因灾荒缓征，新旧积欠，因而拖欠的，这确实是有的。至于那些家中有数十亩田产的人，既然自己食用田地的收入，却竟对官赋置之不理，这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现在所谓的抗粮，比如业户应当缴纳一百石，他已经如数运到仓库，并额外多带一二十石，以备折收。书吏等人先用淋尖、踢脚、洒散等手段，多方损耗，使得数量已经不足。再用折扣计算，如果准许作七折，便须再加三四十石。业户心中既然不甘，必然争执，不肯再交。也有因为书吏刁难赖账，又将原米运回的。州县就把前两项指为抗欠，这就是原因。包完的名义，是说老弱之户，其力量不能与官府对抗，就转交给有力者代为缴纳，可以不至于吃亏。然而官吏如果真的公平，这类业户，又何须托人代纳？这不用多说就能明白。百姓终年辛苦劳作，都把完粮作为一年的要事。比如运米进仓，一家男女老幼，无不进城守候。一遇到阴雨湿雾，还要千方百计保护，恐怕米色受损。如果官吏按期斛收，就回家酬神祭祖，认为今年可以安乐度过。所以说他们特意用劣质米强行缴纳，大概不符合人情。只是年成有好坏，米色不能统一，偶尔也有罢了。然而官吏不抓住这三条，就不能控制人。所以生员、监生就详请暂时革除功名，平民就动辄先拘禁，等到他们如数补交，然后以悔悟为由请求释放，竟然成为固定不变的做法。臣自去年到苏州，金坛、吴江等县，已经酿成事端，其他将就了结的，大概也不乏其人。不知道踊跃缴纳赋税的，实在都是良民而不是莠民，这是百姓无法上达的实情。然而在州县，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近来各种物品昂贵，所得的廉俸公项，即使能够支领，也绝对不够用。州县从开仓到兑运日止，修整仓廒、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等百种需用，以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应修馆工食，费用已经不少。加上运丁需索津贴，日益严重。至于他们衙门中的公用，除了延请幕友之外，无论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就必须出钱料理。又如办理一个徒罪犯人，从初详到结案，须花费百数十金，案件越大费用越多。再有递解人犯，运送饷鞘，事事都需要费用。如果将借用民力，一概禁止，谨厚的人就会辞官退隐，那些贪恋官位的人，非要从词讼事件中搜刮不可，而吏治就更不可问了。他们深思其他弊端一旦破除，获罪更重，不如浮收，还是上下都知道的，所以甘愿承受民怨而不顾。虽然地方有肥瘠之分，才能有无能之别，借此来肥己者，也不能说一定没有。总之，不得已而这样做的人，大概也不少。臣见近日言事的人，动不动就称不肖州县，私下想州县也是人，怎么一做官，就变得行为苟且卑贱。这又是州县无法上达的实情。州县承受搜刮之名，而运丁暗中受益，所以每提到运丁，无不切齿痛恨。然而其中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运船终年行走，日用必定比居家加倍。从前运道深通，督漕诸臣只求重运如期到达通州，一切并不苛察。各丁在开运时，多带南方货物，到通州售卖，再换北方货物，沿途销售，即使是水手等人，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也是归帮时糊口的用度。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次倒灌，未免运道受害，于是漕臣等担心船重难行，不得不严禁多带货物。又如从前商力充裕，军船回空过淮时，往往私带盐斤，众人认为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近因商力也枯竭，未免算计到琐屑之处，而各丁的出息尽完了。丁力既困，加上

译运河水道浅窄，反而增加了疏浚清淤的费用。况且经过紧要的闸坝时，牵拉船只往往需要数百人。若稍加节省人力，船只便担心受损。路途既长，期限又迫，这笔巨额费用，如果不从州县官府支出，便无处可出。这又是运丁无法向上层如实禀报的实际情况。

几年前，因为津贴日益增加，于是定下规矩，每只船只发给银三百两。然而运丁实际并不够用，船只无法开行。迟迟不开行，州县官员便会获罪。因此仍不免私下额外增给。所谓三百两的定额，不过是虚名罢了。

近来又因为浮收过重，严禁征收漕粮不得超过八折。然而州县入不敷出，强势的运丁不敢与之计较，弱势的百姓仍被肆意盘剥。所谓八折的规定，也同样是虚名罢了。

然而百姓借词抗官，官府必定设法压制，事端因此滋生，都源于民心不服。如果将这些不安分的百姓全部依法惩处，那么他们既受浮收之苦，又陷入法网，人心恐怕会更加不平。如果一味姑息容忍，那么小民就会开启犯上作乱的端绪，将来可能导致即使不征收漕粮，百姓也目无官长。这对于纪纲法度，关系重大。

臣深思熟虑，广泛访求，想找到一个万全之策却不可得。既然已经有所见闻，不敢不向圣主陈述。或许可以命令内外熟悉漕运事务的大臣们悉心筹议，以期上下相安。臣的话虽然看似迂阔，实则是当今的迫切要务。谨趁岁试结束上报之时，恭敬地折奏呈上。

译剔除漕运弊端

包世臣

漕运是天下的大政，又是官吏谋取利益的渊薮。贪婪的官吏向良民搜刮，奸猾的百姓挟制贪婪的官吏，起初互相征敛，后来必定互相仇视，关系到国家政体非常重大。议论的人都说漕运弊端已经极深，然而清理整顿实在没有好办法。有人认为州县一年的用度，都取自漕运，所以不能不纵容他们浮收勒折。那么没有漕运的州县，它们的用度又将从哪里出呢？有人认为漕帮船丁需索兑费，多达成千上万，如果裁革这项费用，势必耽误运输，州县的亏空，实际上由此产生。那么没有漕运以及有漕运但不起运的州县，它们的亏空又从何而来呢？以上这两种说法，都是贪婪的州县官员编造的话，用来愚弄上司，以遂其盘剥百姓、充实私囊的私欲。而作为上司的人，有的被他们愚弄而不加省察，有的贪图他们的贿赂而为他们掩饰，以致浮收勒折日益严重。谁还肯推究根本、统筹全局，广泛思考、集思广益，使百姓免除被掠夺的痛苦，漕帮船丁消除赔累的弊病，州县没有枯竭的忧患呢？查州县征收漕粮，有规定耗米，从加一四到每石八升不等，用来作为修理仓库、斗级薪俸、车脚津贴、旗丁口粮的费用。办理漕运有余，就留作该州县办公的资金。所以清理漕运本来不是州县的负担。合计各卫所，没有屯田的不到十分之一，多的每船多达千亩，少的也有数百亩。田地随船转移，到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时，所领的例价虽然不够用，但逐年节省屯田租入，那么津贴就宽裕了。头舵水手有工食，家口有月粮，又有轻赍月赠席银，头舵又允许携带土特产免税，漕帮船丁附带客货，每船约一二千石，得到水脚费，哪里还应该有赔累呢？无奈政令不一，用人不当，多方耗剥。各卫有本帮千总统领运输，足够了，而漕臣每年另外委派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船、一人押空船。每省有粮道督押，足够了，又另外委派同知、通判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官员催促，足够了，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从瓜洲到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这些差委对公务无益，但不得不借漕帮船丁的脂膏，来酬谢属员的奔走钻营，并且作为保举私人的途径。淮安盘查粮食，漕臣亲自核查米数，却委派给弁兵；通州入仓，仓臣亲自检验米色，却听任花户。这两处所费，数额都不小。一个总运所费二三万金，一个重运所费二三千金，一个空运、一个催趱所费都超过千金。又沿途过闸，闸夫需索，每一船过一闸不下千文。所以漕帮船丁专门说运粮，其费用取自官府还有余。合计陋规贿赂，即使极力搜刮州县的兑费，仍然不够。善于治理漕运的人，先清理屯田，责成卫所督促耕作，衡量其收入，一半供给家计，一半准备公需。停止委派重空押运，责成本帮裁派总运，责成粮道尽撤催趱委员，责成沿途文武裁汰闸夫，责成闸官看守、缴关闸板。每一帮船到达闸口，听任他们通力合作，提溜更快。在水次则严禁嫖赌，以及随帮收帐的人。盘粮厅专责漕臣，而使督臣稽查；通州专责仓臣，督同坐粮厅，革退作为积弊的花户。那么漕帮船丁办理运输从容，无须州县津贴，而州县没有借口向小民搜刮，奸民不能煽动众人来凌辱长官。藏富于民，以培植元气，以尊大体统。否则浮收勒折，日增一日，竭尽民财以积累众怒，东南的祸患，最终必然在这里。

清理漕运事务疏 雍正七年

尹继善

据查江苏省征收漕粮，积弊多端，上烦圣虑，特颁谕旨。听到命令之后，心中非常惶恐。臣日夜谋划，留心体察访查，凡是民间完纳漕粮的耗费，州县办理漕运的需用，以及旗丁挽运用度，细细察核，务求对漕务官民都有益处，才可以永远实行而无弊端。查鄂尔泰先前任苏州布政使时，曾有每石收漕费六分的提议，其中一半帮给旗丁，每船银二十两，一半给州县作为办理漕运之用。臣通盘合计，在从前旗丁抵达通过淮安，浮费很多，原本不够用。现在蒙圣明，已将旗丁一切浮费禁革，他们原有行月钱粮，又加额编五米十银，再帮银二十两，足够用度。旗丁既有定规，州县不被勒索，有这每石三分的费用，也可以办公。即使民间完纳漕粮，每石只令交费六分，一切耗米斛面，全部禁革，也不觉得苦。臣在清江时，已经拟定规条。听说署理督抚诸臣，因为先前奉谕旨发钞奏折内写有江苏省收漕，每石应收漕费三分，官吏多收六七分不等的话，想避开这个名目，署理督臣范时绎行文司议详，每石只许收费三分，署理抚臣彭维新，命令每米一石，准许折扣九斗。臣查九扣收漕，每石已加米一斗一升，畏惧存有六七分的名目，暗中实行八九分的实际，小民怎能受惠，此议断不可

译实行。如果每石收费三分，将一半发给旗丁，每船只能得到银十两；将另一半发给州县，每石仅得一分五厘。所有的铺垫、人工、脚力等费用，实际上不够使用。处理事务必须追求恰当，制定法规务必让人能够遵守。如果矫枉过正，虽然小民一时感激称颂，但公事难以推行，将来势必再次增加费用。况且奏折中所称，既收取六七分的费用，又额外加征米粮，两项合计，实在虚浮过多。如果米粮不允许升合加增，仅收取漕费六分，原本就是官民两便。臣随即行文会商署理督抚及漕运大臣，商定统一标准，收取六分费用，通令各地遵照执行。再者，向来随漕粮收取的余米，最容易滋生弊端和混乱，便于侵吞冒领。那常平社仓捐谷一项，原本是劝导百姓乐意捐献，而近来竟然随漕粮强行征收，也一并下令禁止。至于旗丁既然已经议定，每船帮贴银二十两，自然不允许再向各州县勒索。而州县向来有呈送各衙门征收漕粮的陋规，近年以来，虽然院、司、道、府衙门都已不再收取，但监兑、押运等官员，以及吏役、催漕人员等，仍有额外费用。如果听任其因循旧习，则弊端无法根除，州县仍能借此借口，也一并分条缕析，出示严禁。今年法令初行，还担心官吏执行不力，臣督率司道各级官员，都时时加意，处处留心。除了玩法的兴化县等，已经严厉参劾，各处现在秘密查访，公开警戒，务求漕运弊端肃清，以仰副我皇上惠爱百姓的至意。

译拟更定漕政章程疏

蒋攸铦

臣阿霖、臣蒋攸铦奏言。查江苏以漕务为最急，而漕粮又以米色为重。自嘉庆四年以来，仰蒙皇上洞察积弊，三令五申，并承蒙圣恩，屡次设法调剂旗丁，按理应当日渐好转。然而民间仍以虚报勒索为由上控，州县官又以刁顽抗命为患，往往视征收漕粮为畏途。究其根源，各方各执一词，皆非虚妄捏造。这是因为旗丁财力长久疲敝，所领的行粮赠银，本有扣减；而长途运输，必须多雇人夫，以及提溜打闸，并间有遇浅盘剥的情况，人工加倍繁杂，物价昂贵，用度实在不足，势不得不向州县索费。州县既然需要贴费，势不得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然有浮收，势不得不受包揽户的挟制。臣等访闻，缙绅的米，称为衿米；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的米，称为科米；素来好打官司的米，称为讼米。这三项中，缙绅的米，仅仅不能多收；那些刁生劣监、好讼包揽之辈，非但不能多收，即使升合不足、米包潮湿混杂，也不敢驳斥。甚至有无能的州县，虚收给串，坐吃漕规，以求买静就安。于是导致狡黠之徒，视此为利源，成群包揽，诉讼不休。州县受制于刁衿讼棍，仍向弱户良民取偿。那些安分守己的举贡生监，所加多少不一，大约总在加二三之间。最苦的，是良善乡愚、零星小户，即使收至加五六也不敢抗违。畏暴欺良，此盈彼绌，本想清理漕政，反而转为奸民牟利之源，而良民受困更深了。况且乡僻愚民，起初忍受剥削，后来也渐渐生出心机。他们贿赂包户代交，比起自己前往交漕加五六的数目，所省实在很多。愚民何乐而不为？因此近年包户日多，乡户日少。不仅刁民群相效尤，即使良民也渐渐趋向莠民。吏治、民风、士习，由此日坏。这是漕弊相互因循，造成积重难返的实在情形。从前帮丁贴费，每船不过百余至二三百两不等。近来旗丁积欠愈重，需费愈繁，且路费正用之外，或偿还旧债，或任意花销，或帮弁需索，皆所必有，并非全由于路费不足。他们知道州县浮收有加五六之多，遂得借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因此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而苏松尤为严重。民强官懦之处，仅得良善之赢余，不足供奸丁之讹索，遂致亏空挪垫，固属实情。即使民情较好的地方，牧令任意剥削，仍借口兑费繁多，故作亏空，亦所难免。稍借民力以济运，尚属因公；又因济运而亏挪，弊端将何底止？况且州县既多浮收，则米色不能认真；帮丁既多贴费，则受兑亦不复深求。及至通州，贿买仓书经纪，通挪交卸，米色之潮杂不纯，率皆由此。这又是官民交困，彼此挟持，南收北兑，流弊无穷的实在情形。漕务积弊至此，岂可不大加整饬，力挽颓风？然而弊有不可不除，而又有不能尽除者。若徒事饰说空言，听其言似属至公，究其实必无成效。臣等甫经到任，毫无回护，已恪遵功令，严行示禁，升合不准多收，帮费全行裁汰，稍有不遵，即行查参。原属办漕正理，亦未始非臣等自全之道。只是帮丁长途苦累，费用实非小可。若竟丝毫不给津贴，则势必不能开行；若责令州县颗粒无浮，亦势必不能交兑。伏思天庾正供，迟尚不可，况明知必误，而听其决裂，即惩办亦于事无济。臣等非特不能承担此重咎，具有天良，亦不忍出此。但清漕之说，既属窒碍难行，而酌加之事，又断无明发谕旨之理。臣等忝列封疆重任，所以察吏安民者，惟在令行禁止，劝廉惩贪。今有所闻而不敢问，即惩之而无辞以解，令之不必其行，禁之不必其止。江苏讼案，大半在漕。一事如此，事事掣肘。若不立定章程，仍事颟顸敷衍，收过一漕，臣等亦必致士民等执为口实，而州县不予以限制，转难分别惩创。官与民不能开心见诚，吏治民风将愈趋愈下，仓库亦无清厘之日。徒知自顾考绩，遂尔因循缄默，负恩更重，问心何安？夙夜筹维，并与司道等反复熟计，不得不于无术万全之计，苦思酌中权宜之道。谨就管见所达，不揣冒昧，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每年秋成时，酌定收米准则，以免偏枯。查粮艘半载抵通，水蒸日晒，米质必酥，加以起剥折耗，进仓簸扬，恐余米尚不足抵补

译应当请求在漕运即将开始之前，由布政使、粮道督同所属知府，察看秋收情形，酌情确定斛面（粮食容量标准）的数额，总之不得超过八折的限度。总督、巡抚核实清楚后，等到开漕时，无论绅士还是平民百姓，一律统一征收。如果再有控告的人，经查实该州县并没有违犯规定，自然应当妥善晓谕，不准刁难抗拒。如果稍有额外浮收，即使未经告发，但经访查属实，立即严加参劾。至于刁劣的生员、监生，仍然像以前一样包揽漕粮、强行交付，勒索漕规，也立即严加查办。这样，帮费就有来源，漕粮就能迅速兑运。对于拥有田地的绅士来说，本属富裕之家，所花费的有限，而小民得以避免偏枯（负担不均）的祸害。况且绅士与平民百姓统一缴纳粮赋，刁徒无法挟制，包揽户也会自行断绝了。

译关于旗丁各船帮费，应当严格限定数额，以杜绝苛求勒索。州县因为帮费必须补贴，不得不稍微增加斛面，这仍然是为了公事而办公，并非允许他们任意多收。但如果帮费不设定限制，那么勒索就不会停止，必然导致加收。因此请求适中地制定标准，每艘船除了向来不超过二百两的，仍应照旧外，对于三百两以上的，考察该帮的情况，定为三百两为限。漕运大臣严厉晓谕，不准丝毫多索。米色必须干燥洁净，即使是应当给付本色的食米，也不准违反条例折价征收。等到兑足时，地方官将各帮的米样，密封呈报本省各上司。运弁出具印结三张，也将米样申报粮道，陆续转送总漕、坐粮厅、仓场侍郎查考。那些应当发给旗丁的银两，应当命令县官和船帮共同发放，不允许伍长和奸诈的旗丁包揽领取、侵占扣减。如果有奸丁领出后私自花费，责成粮道严查追究处理。所有沿途催船的漕运委员，以及过淮河抵达通州的一切额外费用，全部禁止革除。这样米色就不能通融作弊，旗丁不至于困苦劳累，而州县也没有借口了。

关于收米既然有限制，那么涉及诉讼的粮食，应当委派官员检验明确后上仓，以防止积欠。查向来包揽纳粮的户头，揽纳的米石数量不少，到仓时，官吏稍微查问，就抗拒不交纳，或者将潮湿破碎短少的米，丢在仓外，一哄而散，到上司衙门控告，反而需要代为看守。而漕米不允许挂欠，州县官不能不买米供应兑运。旗丁利于多折价，彼此通融，于是将食米全部折价征收，途中又将折价用去，不免用正米作口粮，购买补充没有期限，弊端丛生。现在斛面一定，遇到诉讼案件，委派官员检验米色，押令进仓，与其他花户一律办理。其控告的是非曲直，再行秉公审理。这样地方官可以没有垫资兑运的祸患，不至于用漕尾辗转交代作抵，日久渐渐归于无处着落，这也是清理亏欠的一个方面。

关于州县预先购买劣质米垫仓，强行征收折色的弊端，应当严厉禁止革除。近年州县因为兑费既重，斛面不足，不肖且狡猾的官吏，千方百计张罗，竟然在即将开仓收漕时，借名垫仓铺底，让漕总胥吏，预先购买劣质米，私自运入仓中。等到开仓收米时，仓中已经半满，不过十日半月，就以米足封仓。乡僻小民，往往运米到仓，无处交收，仍然运回，强行命令以重价折纳。乡民不堪其累，而漕粮米色之不纯，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州县反而用劣质米强行交付，将过错全部推给粮户，这个弊端尤其应当严厉查禁。现在已经谆切札饬藩司、粮道及各该管知府，实力严查禁革。一经访查得实，立即严参治罪。这样米色才能归于纯洁，而小民也免于困苦累赘了。

以上各种情形，臣等明知本来不是正规办法，但是天庾正供，关系重大，如果不是权宜斟酌调剂，必然导致阻碍难以实行。臣等既然确有见闻，怎敢因循隐饰，自蹈贻误的罪责。谨将斟酌确定的办理章程，据实陈述。伏乞皇上圣鉴。

丁除弊疏

两江总督孙玉庭

私下认为江南是漕粮重地，如果不是办理得当，必然导致百弊丛生。而想要期望官民都免受累，必须使县官和旗丁长久相安。所以想要禁止州县的浮收，必须先杜绝旗丁的苛索；而想要减少帮船的浮费，必须先解决旗丁的积疲。查漕船有例给的漕赠月粮，又奉恩旨，允许他们加带南北土产，并在通州变卖余米，优恤固然已经周厚，而旗丁仍然不免疲乏。臣详细体察，还有应当体恤的两端：一在没有屯田的赔垫，一在漕运委员的滋扰。而弁丁因此刁难州县的，也有两端：一在没有理由停兑开行，一在强行扣留通关米结。臣请求详细陈述其缘故。查各帮大造船只，物料饭食，日益增昂，例价实在不足。那些有屯田津贴的旗丁，均匀贴补造船，力量还可以支撑。至于江淮兴武等帮，并没有屯田津贴，轮到大造时，重利借贷，债务纠缠，日益严重。等到兑漕时，借词横索，势所难免。臣想只有仿照浙江的办法，请在粮道、藩司两库，斟酌筹办闲款，发给典当生息，在例价之外，适当增加造船运粮的费用，使旗丁不至于拮据，这样办公稍知自爱。这样虽然没有屯田津贴，可以避免赔垫了。关于漕运委员这一节，嘉庆十二年，钦奉上谕，漕督不得多派委员，并禁止该弁等收受馈赠。随后在十四年间，又经巡漕御史，奏请大大减省在案。臣查沿途督攒，本系沿河卫备专责，至今运道通行，只有闸多水溜之处，自然需要酌情委派数员，迎接提领粮船过闸，其他一概从减省。臣现在移会抚臣、河臣、漕臣，一体酌情裁减。这样适当减少委员，不至于滋扰累赘了。至于旗丁勒索州县，必定借米色为刁难制约。各州县开仓十天，各廒就已经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须先兑，每借看米色为由，逐廒挑剔，不

译肯受兑。致使粮户没有仓库缴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趁机肆意勒索。州县不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或者所索求未得逞。就借口称米色不纯。停止兑运喧闹扰乱。等到委员催促兑运开行。各丁不等米兑足。就开船。希望连累州县承受随帮交兑的苦难。这是旗丁在受兑前刁难控制州县的弊端。漕米兑运完毕。运弁应当发给通关。而通关出自尖丁。尖丁是多年办事的旗丁。众丁及运弁都听其指挥。尖丁索取费用。必须先议定私费。再议定通帮公费。所以有尖丁后手及程仪等名目。州县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扣留通关不交。致使州县无辜遭受迟延的处分。这是弁丁在既兑后刁难控制州县的弊端。臣认为漕粮首要重视米色。米色纯洁。总以粮道、运官看定为凭。临兑之时。既然已经验明米好。就令共同封取样米通送。定期开兑。令将每天交兑米数。每五日一次通报。仍填写晴雨日期备查。如果有无故停兑。以及未兑足而开船者。允许州县禀明。立即抓捕为首之丁究办。并将帮弁撤回。如果县帮有以米色争执者。也应当立即禀报粮道亲自查验。如果米色潮湿混杂。责令筛净交兑。仍将州县处分。倘若系弁丁捏造禀报挟制。立即将帮弁撤回参究。帮丁从严惩办。就令依限兑收。所有尖丁私费。永久革除。这样则旗丁临兑前的弊端可除了。帮丁兑米。本来有每日给的兑单。既然已经受兑给单。则不得推卸过错给州县。伏查雍正年间定例。漕粮在未受兑以前。一切责任归于州县。既兑以后。责任归于弁丁。又例载交兑漕粮。应当令监兑官秉公查验兑完。出具通关、米结。不得勒掯推诿。这是漕粮一经受兑。弁丁就应当出结。断不应该在兑竣开行后。仍以米色潮杂为借口。勒掯通关。应当请求此后在兑数报竣。帮船离开的次日。就令州县将兑单先呈粮道。命令该帮头伍交出米结。不得超过五日限期。如果逾期不呈。允许州县通禀。委员持令箭提取。仍将头伍德枷示水次。另委运弁。其在淮河盘验。如果有米色霉变等情况。帮丁既然已经受兑给单在先。就应当照嘉庆十七年定例。州县与弁丁一同参处分赔。不得以通关未付为借口。借以免除参赔。这样则弁丁既兑后的弊端可除了。

译再者，臣在之前的奏折中，曾将每艘漕船每年所需的费用详细附片陈述，奉皇上朱批命查明并会同商议后具奏。如今据苏松粮道禀报称：松江帮的船丁劳力最为疲困，所需费用最大；苏州、太仓次之；常州、镇江又次之；其中镇江府的丹徒、丹阳两属最少。大致估算，松江府帮船不足银四百余两，苏州、太仓不足银三百余两，常州不足银二百余两，镇江府的丹徒、丹阳两属不足银一百余两，尚需津贴等情况。

臣查考，旗丁长途领运，按规定在银米内扣除剥价以及解往淮安、通州的费用，且协助运输的江兴等各帮，并没有屯田贴费。帮丁疲乏，势必要酌情给予津贴。只是各船行驶，快慢不同，道路远近不一，即使各丁管理，也有好坏之分，绝对不能以一年一帮的开支，定为各帮永远需要的数目。而向来关于津贴的提议，实际上开启了争执的端绪。追溯查考江苏省，嘉庆五年曾议定松江、太仓等属，每船补贴银三百两；十五年又复议每船五百两。而帮丁不仅不遵从，反而将此数视为定额给付的项目，仍想另议津贴，导致逐渐增加，流弊没有止境。

又，帮船有“加一免雇存次配造船只”，每帮自五六七只到十余只不等。因为出运满额，按规定轮减停运，将应装的米分摊到通帮，称为“虚船”。这些船停歇在次地，仍准许照旧支给月粮，且有垫盖钱粮足以供养。州县给费，专为接济运输，船既轮减存次，岂能再给兑费？而近来刁钻的旗丁勒索，一定要将其计算在内，导致县帮争执拖延，不仅苦累州县，而且耽误兑粮开船日期，其弊端尤其应当紧急革除。

臣想，与其每船给费，不如按米津贴更为核实。此后无论正兑、改本、洒带，应统一以米石多寡为标准。每米一石，各按水次旧章，酌情给予津贴，总不得超过该道所禀报的需费数目。这样立法较为简捷，县帮永远免除争执。只是在按米津贴中，仍应分别正米和耗米，以显示核实。查领运正供有加四耗米，有改本加三耗米。既然属于耗米，就不应再给贴费。只是此项耗米，也有交官备用的部分。如果一概议定裁减费用，不足以显示体恤。所有加四耗米内计二斗五升，改本加三耗米内计一斗五升，均系交官之项，应仍照依正米计石津贴。其余耗米二斗五升，系备该丁等沿途折耗之用。查每米石，折耗未必达到此数，自然有盈余而无短缺，应与行月等米一样，一概不准津贴。这样在随时调剂之中，仍给予一定限制，帮丁就不能格外多求，而地方官也不致借口浮勒，才对丁民两有裨益。

请停预佥备丁以免扰累疏

杨锡绂

私下查考江南江苏等府，每年起运漕粮一百五十余万石，内除苏松等四卫船五百余只外，其余一千七百余只，均系江安所属十卫船只协助运输。本年四月间，江苏按察使胡文伯以江安十卫距离苏松水次道里遥远为由，称每年兑运回空时，遇有应行更换的旗丁，运官赴卫查验，往返需时，导致受兑之时，官丁都难以按期齐集。请求命令协助运输苏松漕米的江安十卫，将各帮家道殷实的闲丁预先查选，大帮三十名，中帮十五名，小帮十名，造册呈送粮道点验之后，转送总漕存案。每年在粮船抵达通州后，查有应行更换的旗丁，乘总漕押运抵达天津时，帮弁就近报明，即查预备丁册，按名次点定某丁派管某船，飞报各卫，传齐新点各丁，限令十月初间在镇江守候。船一渡江，即押船驾赴水次候兑，则官丁俱得如期到次，不致受兑迟延等因具奏。

经户部议覆，定例：粮船未经抵次之前，原有预选殷丁注册的旧例。只是日久法弛，或有临时高下其手，也未可定。至于大中小帮酌定名数之处，原例未经议及，应并行令漕运总督，量照情形，酌定办理。移咨到臣，臣查原任按察使胡文伯的条奏，因江安十卫道途遥远，临期佥换，恐或迟延，而未计及预佥闲丁无益而滋扰。部臣议准，盖因原有预佥殷丁定例，故不但江安十卫，而并令推行各省。而不知各卫帮丁今昔情形之不同，即定例亦难胶执。若以部议已定为理由，即勉强奉行，转非所以仰体我皇上政求实济之意。所有预佥闲丁，其不必者有二，不便者有二，谨为我皇上陈之。各省卫帮，贫富原有不同。殷富之帮，年年长运，且有子孙世守者，每岁原无需换丁，即间有一二应行另佥者，帮弁随佥随得，亦无俟于闲丁之预备。其贫乏之帮，或地处瘠薄，或本无屯田，或自来人丁稀少，每岁

译遇到需要更换的军丁，便千方百计地搜查，想求得一两个殷实的军丁都不可得，又怎么会有数十名殷实富足的闲丁可以预先挑选呢？这是第一点不必预选的理由。

再说军丁都属于乡野平民，所谓的殷实，不过是有田地可以耕种，有房屋可以居住，计算他们的生计，只是比穷人稍好罢了，并非真有千金万金的财富。这类军丁，如果遇到收成歉薄，一两年后，就转为贫乏的情况也是有的。现在挑选数十名之多，预先登记造册，假设到了需要用的时候，而名次在前的已经贫乏，如果舍弃他们而挑选后面的，那么人人都有借口推脱；如果依据名册来定选，那么仍然是让疲弱的军丁应选。这是第二点不必预选的理由。

又原奏令卫所选定殷实闲丁，送往道台处点验。这无论通行各省，只会徒增纷扰，即便是江安一道，所辖十个卫所，共计五十二帮船只，无故驱赶每帮数十名闲丁，奔波前往省城点验，或者加上吏胥的阻挠压制，时日拖延，岂不是白白让百姓浪费时间、荒废生计吗？这是第一点不便之处。

又卫所、州县的书吏，大多喜欢有事可做。每年帮弁，或许需要一两个换丁，臣与各道严加申诫，还担心这些人不免滋扰百姓。现在一帮忽然佥报数十名闲丁，那么这些人就会借机虚报十倍，从中牟取利益。最终富者贿赂脱身，贫者勉强应选。这是第二点不便之处。

臣查访各省需要军丁，都是在船只回空后更换，并没有迟误。即便是江安十个卫所协运苏松各帮，臣办理已经七年，每当受兑之时，官丁都赶赴水次，重运北上，一同开行，并没有迟缓。可知兑运的快慢，总在于各道的实心管理，并不在于闲丁的预先佥选。应当请求停止预选闲丁并登记造册的做法，这样各省军丁不至于受到扰累，而对于漕运也是有益的。

译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共四篇

杨锡绂

回到衙署后，我写了几封信给您，想必您都已阅看。江西各帮漕船，今年在坝上时，虽然米质不算太差，但一切剥船费用、个儿钱、抗价等项，都让船丁们拮据到了极点。以每运各丁所得的银米、家费等项计算，本不应落到这般田地，然而却一天比一天疲敝，实在令人不解。就拿赣州帮来说，向来号称殷实，如今却穷得彻骨。等到在河西务剥米时，米已装上船，却拿不出剥价，全靠千总代为挪借，才免于误了公事。回程时，连身工饭米都没有，什么东西都卖，甚至还有被遗弃的危险。仔细推究其原因，都是因为江西的船丁是由州县官府征派的，官府对他们痛痒不关，任由书吏蒙混作弊。富裕的人狡猾逃脱，贫穷的人无法避免。又有游手好闲、奸猾之徒，反而借此充当旗丁，作为度日的手段。所以才落到这般地步。由此推想，各帮的情形，大概都是如此。

再说旗丁领到钱粮、家费等项后，大多留作家用，或在省城胡乱花销，完全不用于抵补通州交纳时的预存费用。等到在通州缺乏经费时，又挟制伍长、头船以及领运千总，不得不挪用借款来完公，以暂缓一时。这种恶习沿袭下来，几乎与江浙两省无异。如果不趁早整顿，将来贫疲之势将没有止境。依我之见，应当严令州县，首先在征派船丁时，实心查察，不让富裕者侥幸逃脱，也不让贫穷者滥充，以清理源头。至于本年新运，则应当传集各帮领运的千总、守备，令他们将各帮新运的钱粮、家费一一计算。在水次应当使用的，听任他们支用；其余的全部设立公柜，令该帮运弁同头伍等人掌管。沿途及抵坝用费，有所支领时，都要与头伍共同登记在公簿上，令各丁不得任意花销。这样抵通时自然不至于拮据。领运的官员，如有不公不清者，查明后参劾处置。那么官员和船丁都会知道以公事为重。实行几年，或许稍有转机。

再则，江西的米石，除了南新两县向来没有潮湿问题外，其余州县的米，沿途长途解运，家人、吏胥、船户多有通同泼水作弊的弊端。否则验米时不泼水，一旦验过之后，就再也查问不得了。米石既然潮湿，折耗必然很多。这也是旗丁受累的先兆。足下身为督理，一切无不预先筹划，此事尤其应当严加查察。若能去掉潮米的弊端，旗丁首先就能免除折耗之苦。至于钱粮封贮公柜一事，就江西的情况而言，如何施行才妥当，也望您详细斟酌后告知我。

现在浙江各帮漕船过淮南下的，截止到十五日，已有十二帮，其余的也接连来到淮安。大约这个月底，都可以全部渡江了。各帮到达水次后，就有修船以及制备什物等事。不但三修银两应当早发，即使一运应领的钱粮也应当早发，而且应当整批发放。因为浙江的尖丁，各自勾串道房书吏，以迟发或分几次发放来居奇牟利。虽然名义上是慎重钱粮，其实多一次请领，就多一次使费。又因为发放得迟、发放得少，他们便借口预先挪垫以取利，而老实的众丁无从查究。况且每年有船已开行，而钱粮终究未全领的情况，随后尖丁具领时，多指称公事，蒙混开销，而众丁却分文不得到手。这是浙江向来存在的积弊。我认为一运钱粮，有一定数额，少发迟发，终究还是要发，不能扣留分毫。早发全发，他们也不能再行请领。与其少发而滋生弊端，不如全发而节省费用，并且杜绝这帮人借名开销的计谋。如果担心全发后他们花销殆尽，临期无银接济，那么就应当严责运弁及头伍等人公平掌管，设立公簿，按时支给。未到当用某项银两之时，丝毫不得预支。稍有错乱，以及办理不善，导致沿途到坝缺乏费用的，就详细揭发重惩。那些贤能的官员，固然得以预先料理，从容应对；即使老实的官员，也能有所遵循，不至于落入奸丁的圈套。近年来江安谕令早发整发，未曾听说有误。浙江似乎也可以照此施行。

又，浙江帮船开行时，没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向来彼此争先，有米未兑足，就争着开行，后来用小船载米赶上受兑的。不论小船另费脚价，而米色的好坏、上船的足数与否，更无从查察。去年雷监司才觉察此弊，不许小船赶载，但恐怕故智复萌，这必须严行示禁。至于最疲敝的帮，如严州所、金衢所、处州前后；次疲敝的帮，如绍兴前后、温州前后，自应令他们排在前面，以便得到坝时先行兑交。但也须有一定的次序，才不至于争竞。查江西十四帮，每年是由粮道当堂令各帮拈阄决定。浙江可否令几个疲帮应在前面的，为一阄以定次序；其余不疲的，另一阄以定次序，由足下斟酌施行。

至于圣驾南巡，向来都饬令赶早一个月开兑。其实苏松的船，尚且不能赶过镇江口，何况浙江的船。所以上届南巡，浙江船只在宝带桥等处回避即可。我的意思是今冬自应比常年略早，但不必过于急迫，使收米的人潦草收米，兑米的人也潦草兑米。

译这是兑卦的卦辞。

译湖北的漕运事务，如大造佥丁，以及钱粮运费等各项，都归守备管理。千总不过是隔年才出运一次罢了。那些因循苟且、庸碌无能，操守卑劣的人，对公事毫无振作整顿，弊病的根源全在于守备。就拿大造这件事来说，本是守备的专责，但湖广造的船板薄钉稀，油灰减省，极为不堪使用，却又一味追求高大，不切实用。推究其缘故，都是由于守备完全不认真，听任丁旗自行建造。丁旗包给舵役，舵役包给厂户，再加上官吏从中克扣分肥。像这样，怎么能指望有坚固的船只呢？又如疲丁这一项，每年必须更换佥派。千总请求革除的丁役，守备反而包庇，仍然姑且留用。即使另外佥派的，也多佥派贫户而卖放富户。每年有船只已经出运，而丁役尚未到帮的；有走到中途坝上就逃跑的。像这样，怎么能指望得到殷实的丁役呢？又湖广的积弊，全由舵丁包运，旗丁大多不过是虚挂名色。有的奸猾舵役偷卖米石，到通州挂欠，或者行为不法，经千总请求革除或缉拿，而守备听任其在这条船上被革除，仍进入那条船；在这帮被革除，仍进入别帮。像这样，舵役包运的弊病，从哪里禁止呢？又如运费这一项，本是各丁赖以维持漕运的，必须按名实给实领，才对运务有帮助。但湖广的运费，征收出入，大多不可查问。听说各卫守备每年在开兑之际，到水次与各帮头丁旗等人结算一次，或抵或扣，有的毫无剩余。像这样，怎么能指望实惠均沾呢？以上不过是列举其梗概，其他种种积习锢弊，不一而足。所以湖北漕运，首先要治理守备。守备得人，弊病可以剔除，利益可以兴办。否则，即使说得口干舌燥，最终也无补于事。至于千总虽然有劣等武官，其弊病在于路途，这是手足之疾，而不是腹心之疾。您上任伊始，期望大力整顿，所以陈述所知情形如此。

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州县征收漕粮，从来没有实在自行管理的。每年不过是坐收书吏差役认纳规费利息。他们一切经收交兑的文解，都由书吏差役包办，官员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操纵权都在漕总之手。大约十万石米，征收本色米的不过六七万石，那三四万石，则纯粹实行折征。这折征，一是便于绅衿大户及有力之家，可以省去上米时的刁难繁费，所以宁愿稍增价格折银，而不愿交本色米；二是漕总书吏差役多得价值，即使需要买米，也可以压低价格，买低劣的市米，搀入所收的好米之中，无从辨别。所以浙江的米色，不但不及江南其他府县，就连松江也不如。至于各帮丁旗，住在水次，与这些漕总胥役彼此熟识，互相勾引。每年在水次交兑，不但行月折干，即使耗赠等米，也都折干。其中尖丁，则有连正供都不够的。他们利于折银入手，即便花用，而漕总书吏差役等人，也趁其急需，既可得价，且可不必买米罢了。至于领运员弁，廉洁干练的稍能自立，但苦于查察难以周全；庸懦贪鄙的，则用利益引诱他们，稍微贪其饵，就被旗丁所驱使，要求他们除弊，万万不能。等到中途，穷乏的丁役，固然需要盗卖，而奸刁的丁役尤其严重。穷乏者为费用计，势不得不卖；奸刁者则本殷实而也盗卖。他们认为到坝短少，运弁自顾考成，势不得不令众丁凑数以满足其数。无可凑数，也不得不借贷以完公事。事情完之后，即依法处置，不过薄责，而他们已大得其利了。这种刁恶奸丁，江省也有，而浙省尤为锢弊难除。想要清除其源头，必须先端正州县收漕之法，其次禁止丁旗折干之弊。折干绝了，米就足了；米足了，抵通就没有揭借滚剥之苦，而每年钱粮，无庸扣除了。

论漕船余米书

陈宏谋

近来漕政，多半由于条例太多。偶尔有不完善之处，就设立一条条例。终究是法立弊生，所消除的是一二人的弊病，而所苦的却多了。就像粮船食米余米，原本可以听任其沿途得价变卖，既有益于旗丁，也有助于沿河民食。竟然被视为来历不明之物，层层查禁。之所以禁止的缘故，不过说是盗卖漕米。试问自从有漕运以来，通州仓库果真都挂欠吗？偶尔有挂欠，果真都无追缴吗？不审查这些，而只以卖米苦为禁例。终究旗丁所带余米，岂甘置之无用，不过是徒为一路弁兵所利罢了。于事无益。这也是防弊生弊，而条例太多的一端。由此推之，其余多类此。

拨船困民疏

赵之符

私下认为，国家创制立法，取其便民，尤其期望不损害国家。没有上下都受其弊，而不思变计的。如今近畿通州、武清、宝坻、香河、东安、永清，计一州五县，额设剥船六百余只，都隶属总督仓场衙门。每船一只，给地十顷，免纳正项钱粮，以应船差，名叫按船给地，实则照地佥船。立法未尝不善。

译只是这一制度实行已久，种种不便之处层出不穷，导致百姓的负担日益沉重。臣请求向皇上详细陈述这些弊端。

考虑到小民既然因承担船只差役而被分配了土地，那么造船有费用，驾驶撑船有费用，水手的伙食有费用，篷帆桅杆席片等也有费用。凡是船只日常所需，都从地亩收入中获取。这样一来，百姓在春、夏、秋三季辛勤耕作，势必无法分身到河边去应付官府的差役。即使想一心一意急于为公家效力，又不能竭尽全力在田间劳作，以解决终年的生计需求。这是不利于百姓的第一点。

至于各州县距离河道非常遥远，势必要在河边雇佣民船，代为服役。计算一只船的费用，一年大约需要银五六十两。与原来在地亩上缴纳粮食相比，费用增加了一倍。而河下游的游手好闲之徒，常常借此谋取利益。等到接运漕粮时，往往有盗卖粮食、掺杂使假的弊端，甚至有将粮食盗卖殆尽，故意弄翻船只的情况。等到运官查明真相，领船的人役已经逃散一空，仍然要追究原土地户主赔偿，导致他们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痛苦无处申诉。这是不利于百姓的第二点。

况且南方漕粮需要剥运时，虽然由仓场衙门负责，但领船的船户，实际上是由天津钞关的部派差役统辖。每年河冰尚未完全融化时，部派差役催逼提调如雨点般密集，导致船户往返千里，匍匐前往天津汇合，过堂查点。因此，差役提调有费用，过堂有费用，等候有费用，种种苦累，难以一一列举。这是不利于百姓的第三点。

尤其令人怜悯的是，连年遭受水旱灾荒，凡是缴纳粮食的土地，按例可以得到皇恩，根据受灾程度减免赋税。唯独承担船只差役的土地，即使受灾严重，颗粒无收，也不敢不竭尽全力供应一年的差役。同样是朝廷的子民，同样是受灾的土地，承担船只差役的人却不能像缴纳粮食的人一样同等享受皇恩。这是不利于百姓的第四点。

更有小民原本的土地，已经被圈拨补充到其他州县，远的有一千多里，近的也有七八百里。往返征收地租，行旅本身就已经叫苦连天。然而还有征收不到地租的情况，逐年滞留异乡，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而州县按名册解送船只，查无正户，导致牵连亲族，破产赔偿垫付，代为服役。这是不利于百姓的第五点。

况且剥船的设立，原本是为了应对河道浅阻的情况。有时河道畅通，船虽然设置了却不使用，而领船的人役，仍然全额勒索土地户主一年的雇价。因此，朝廷正项的赋税，小民终年的辛勤劳作，白白供养河下游游手好闲者的坐食。这是不利于百姓且同时损害国家的第六点。

查现在按土地承担船只差役，有几家共同承担一只船的，有数十家共同承担一只船的。以土地多的人作为承担船只差役的正头，土地少的人共同分担。往往穷民无法承担差役，抛弃土地逃跑。一户逃亡，众户为他赔偿拖累；数户逃亡，赔偿拖累更是无穷无尽。私下担心穷民赔偿拖累越深，相继逃跑，那么田地大多导致抛荒，而船只差役也没有着落。这是想要加速漕运反而耽误漕运，是不利于百姓且同时损害国家的第七点。

况且每只船，蒙受皇上体恤苦役，每年仍然给予水脚银十余两。计算六百多只船，大约耗费库银六七千两。查每只船剥运，仅能装载百石。即使遇到河道浅阻的日子，用河下雇佣的现成船剥运，按当时价格估算，远的运费也不过五六两而已。何况遇到河道畅通的日子，又不需要剥运吗？为何竟然以国家正项的定额赋税，又额外耗费帑银的发放，而保留这些有时用有时不用的剥船，从而加重百姓的负担呢？这是不利于百姓且同时损害国家的第八点。

种种滋生的拖累，上下都陷入弊病，不图谋变革，祸害将何时终结。以臣愚昧的意见，各州县剥船六百多只，计算土地不下六千多顷。按亩定赋，照原额每亩二分五厘起征，大约可以征收银一万五六千两。与河下雇佣民船的运费相比，抵支有余。伏请皇上下令该部查核各州县承担船只差役的土地有多少，是否可以让各州县全部按照额定粮食催征，汇解到仓场衙门，储存以备使用。如果遇到河道浅阻，南方漕粮需要剥运的日子，就动用这项银两，按河下雇船的时价，发给领运各官接济剥运，无需再额外支取库银，仍然发放水脚等项。至于河道畅通，不需要剥运时，应将这项银两在年终解送户部。这样穷民不至于受到沉重拖累，漕务得以迅速完成，而国家赋税也免去了虚耗的担忧了。

译与蔡总漕论南米拨解书

姚文然

我们府征收的南米，原定额为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余石。如今扣除荒田、征收熟田，至顺治十三年，实际征收为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余石。按规定应解缴给江南布政司，听任其改拨为兵饷和运粮两项。但是，将运米送入省城，既有上水船钱、挂号取批等各项费用，他们百计留难，多方勒索。有的米到了几个月还不能交接，有的交了米却拿不到批文，有的米到了南京又被改拨给其他府的兵饷或其他卫所的运粮。我们府旧例，指派粮长作为区头来解送南米，一次轮值，便倾家荡产。再加上公家贴补、私下帮衬，全府百姓都深受其苦累，到了近日更是达到了极点。我亲眼目睹，心中伤痛，仔细考察其中的缘故，总因为南米这一件事，拨解没有固定的数目，拨解没有固定的地点，拨解没有固定的期限。有时拨作兵饷，有时拨作运粮，多少远近，都在临时决定。布政司、郡县的小吏们，像用一根线穿起珍珠一样，上下层层盘剥。如果这一年拨入安徽兵饷，他们就说是调停上下花费了重金；如果这一年拨解给其他府，他们就说是打点不周，惩罚你远途跋涉。因此，我们府没有不破家的区头，也没有不饱食区头钱财的小吏。穷究其根本，救治其大弊，只有将南米定为安徽米，用安徽的粮食满足安徽的兵饷这一办法。因为南米记载在《赋役全书》中，原规定解缴布政司听任其改拨兵饷和运粮，并没有一定不可更改的成例。安徽也有兵饷，与其拨安徽的米供给别地的兵，不如拨安徽的米供给本府的兵。安徽也有运粮，与其拨安徽的米供给别卫的粮，不如拨安徽的米供给本卫的粮。安徽是操江、抚治驻扎的地方，与其他府不同。驻防标兵的饷米，共有三万余石，本卫运丁的行月粮也苦于不足，年年等待池州等府解米协济。那么，解送我们府的米，供给别府的兵饷和运粮，又解送别府的米，供给我们府的兵饷和运粮，劳累两地的民力，耗费两地的民财，不如用安徽的米供给安徽的粮，这是两利且长久之便。况且布政司每年也未尝不拨安徽的米作为安徽的粮。以顺治十三年计算，安庆府的南米全部拨作安徽标兵的兵饷，共一万零八百三十余石，拨作安徽卫的行月粮一千九百余石，拨作江宁右卫的行月粮，不过六百六十石而已。以我们府南米全额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余石，只改拨给别卫六百六十石，那么别卫得到我们府六百六十石的米，无关紧要，由此可见我们府南米，与别卫行月粮的轻重无关是明显的。那么，定拨安徽米作为安徽兵饷，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运米的人利于有固定的规章，而拨米的人利于有临时的拨解。宁可事后分散拨解，不肯事先固定拨解，收放权力在手，高低由心而定。蒋抚军为拨去年南米作安徽兵饷一事，布政司的小吏执拗推诿，直到受到惩处责罚才停止。俗话说，利于百姓的必定不利于官吏，这难道不难吗？

请改折漕粮疏 康熙十一年

浙江巡抚范承谟

奏为浙西连年遭受水旱灾害，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仰蒙皇恩，允许免除和折征，得以避免流离失所。今年从夏天到秋天，旱灾蝗灾在前惊扰，大水淹没在后，多方补救，正庆幸将有收成，而八月初，雷雨一夜，奇异虫害遍布田野，啃食禾稻，瞬间变成奇荒。受灾情形，臣与总督先后题报，现在正在确切勘查，另疏具请之外。只是各府的漕粮、白粮、南粮，总计一百余万石，受灾严重的，固然没有一粒米可获，收成稍好的，也都是青腰瘪秕。九月将过半，开征在即，各项本色粮食，无从筹措办理。三府百姓，恳请全部免除，号哭的情状，悲惨难以尽述。荒歉到如此地步，至诚不能立刻责成他们缴纳。私下考虑，漕粮是军国重务，白粮是天子的玉粒，怎敢擅自请求免除。但是本地既遭受重灾，邻省也多歉收，想要办理本色粮食，势有万万不能的。臣既不敢亏欠国家赋税以耽误军饷，又不敢置百姓困苦而不顾，日夜踌躇，审慎寻求最恰当的办法，才敢在皇上面前备陈。查杭州府的仁、钱二县，嘉兴府的嘉、秀等七县，湖州府的安吉、归、乌等六州县，自受灾五分以至十分，约计应征漕粮正米三十二万四千余石的，只有改折征银，可以稍救民命。仰祈皇上怜悯异灾，甚于前年，准援康熙九年的成例，改折征银。其漕粮截留、耗米、赠米，也循照九年的成例免除。在小民方面，可免耗米十二万九千余石，漕截银十四万余两。其轻赍等银，仍照定额解送户部。又应减存漕船六百六十只，可省造船银三万九千六百余两，修船篙具银四千余两，行月安家等银三万七千余两，运军行月米四万五千余石。总计扣存银米十二万余，不仅岁额无亏，又可节省这么多，以补助国用。一转移间，遂得百姓复苏而国家富裕。再查康熙九年折漕每石一两，这是因为地方初次受灾，尚可勉强缴纳。如今已三年大灾，民力耗竭，断不能如九年的价格。备查漕运议单，漕荒改折，每石折银五钱至七钱。

译顺治九年，户部议定，遇到灾年改征折色，惯例每石只折银五钱，最多不超过七钱，已有圣旨颁布，恭敬遵行在案。如今三府的漕粮，臣不敢在议定清单之外，再议减少。从五分灾到十分灾，不论正兑还是改兑，每石一律改折银七钱，脚费另外征收。比起旧例，颇有盈余，而且与市场粮价相差不远。特恳请皇上大发慈悲，按照每石七钱的成例，折银征收解运，以拯救百姓于倒悬之急。其中乌德清地区地势最为低洼，百姓尤其困苦。三县的漕粮折色，如果蒙受皇恩全部批准蠲免，三地的百姓，或许可以避免逃亡。如果实在无法蠲免，臣仿照江南旧例，宽限两年带征，那么朝廷的定额赋税，不过稍迟缴纳，而灾民得以从容筹措。至于受灾三四分的地区，按例不蠲免也不改折。然而所收的稻谷，受水浸虫伤，不能全部达到常年米的质量。其应缴纳的漕粮和南粮两项，请求允许用江楚地区的籼米，随意交兑，这样才可以勉强完成。臣因为亲眼目睹灾荒损伤，无力挽救，请求蠲免、请求赈济，更请求缓征，而尤其万不容缓的，首在漕运，不得不急切呼吁改折。只是因为头绪繁多，笔墨难以尽述，加上忧虑成疾，在竭诚陈述之下，情词有些失序。然而从国家计度和民生出发，不敢不冒昧陈请。只希望皇上明察征兑期限紧迫，特别施予皇恩，立即批准所请，使得圣旨早一天到达浙江，那么百万灾民，就能从危险转为安定，从死亡转为生还了。

译请求放宽对粮船盘查的奏疏 康熙二年

漕运总督林起龙

我查得东南地区每年漕运粮食四百万石，转运至京城皇家粮仓，关系军国第一大事。凡是漕运储备等官员，首要计算空船早日返回并抵达指定位置进行修缮。冬季兑粮刚刚完毕，就督促押运开船，逐节催促赶运，循环不断，才符合一年的规定期限。以一年来说，北方地区风寒，十一月结冰，天津、临清以南一带，没有不结冰的河流，到二月才解冻。一年中只有八个月的期限，往返六千里的水路行程，而逆风暴雨导致延误时日，尚且不算在内。通漕船只约有六千多只，稍有稽留阻滞，到达通州必定迟到。到达通州迟到，那么返回空船必定迟到。返回空船迟到，那么回到卫所必定迟到。回到卫所迟到，那么修缮船只必定迟到。修缮船只迟到，那么前往指定位置必定迟到。前往指定位置迟到，那么接受兑粮必定迟到。接受兑粮迟到，那么开船必定迟到。即使昼夜不停，要求冬季兑粮冬季开船的限制，五月间全部过淮河，万万不能做到。如果一旦遇到冰冻阻滞，沿河敲冰，费尽官民之力，终究无助于漕运期限。这是因为拘泥于有限的日期。因此沿河督抚文武关司，都有催促重船、催赶空船的责任，而没有拘留船只的规定。无非是趁着时机快速运输，期望不误朝廷根本重务罢了。

最近接到部文，内称请求敕令总漕、沿河督抚及各关监督，凡是粮船经过的地方，各关口严格查验。如果有夹带私货，立即上奏弹劾。如果没有夹带，立即快速放行，钦遵通饬在案。但是自从湖广、江西、浙江直到河西务，设有十多位监督，关口不下十几二十处。船只行走，不能盘查，势必令其停泊。船船搜查，舱舱搜查，才称得上严查的命令。一帮如此，帮帮如此。通漕六千多号船，恐怕一船延误一天，则整帮延误一天。一帮迟一天，则通漕超过期限，不止一天了。一处耽延，不论多少天，只算三天，共有一二十处关口，误去一两个月工夫了。逐节稽留，层层阻滞，即使想要不误漕运，怎么可能做到呢？

我查漕运议单，记载：凡是运军土宜，每船允许携带六十石。沿途遇浅滩盘剥，责令旗丁自备脚价。例外多带的，照数入官。监兑粮储等官员，在水次先行搜检。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员，沿途稽查。经过仪真，听候趱运御史盘查。淮安、天津，听候理刑主事、兵备道盘查。其余衙门，都免除盘查。这是旧例只有两处盘查，其余衙门都免除盘查，是担心延误运输，确实有深意存在。现在部覆令监督各关口，都进行盘查，立法确实严格，但恐怕延误漕运，尚须筹划一番。

恳请皇上俯念漕粮根本要务，敕令该部，再加斟酌商议。或者在仪真、瓜州，责令漕储道盘查一次；在淮安，责令臣衙门同淮海道推官盘查一次；在天津，责令仓场差通仓分司盘查一次。或者另有良法，或者另立抽查盘查之法。其余衙门，都照议单定例，仍旧免除盘查。凡是粮船一到关口，放关的放关，启闸的启闸，即刻催促前行，不许一概如同民船一样拘留等候。这样长行无阻，重运早日抵达通州，回空不致失期，岁岁无虞迟误了。

然而想要清除夹带私货的弊端，还有正本清源的方法，应当商议的有四条，我请求为皇上陈述。

一是水次附载的弊端。军船一到水次，就应当连夜兑粮。却有一种积年牙侩，专为漕船说情，引装客货，只图牙佣，不畏法度。以后应当在交兑之初，端责粮道，大张告示，晓谕牙侩，禁约旗丁，不许夹带私货。漕粮兑毕，随即在未开船之前，专责监兑推官，逐船搜检。如有犯者，即将商丁并牙侩拿解粮道，呈报臣衙门，飞章题参，按以大法。事毕，粮道仍取推官甘结，分送臣衙门、总河、仓场三处，以备稽考。后经盘查衙门，查出私货，粮道推官一并参论，治以禁约不严、搜查不力之罪。

二是沿途包买的弊端。水次既然已经禁绝，无处容其奸巧，沿途不无包揽兜买。凡是在城市镇店，货物辐辏之所，希图逗留，揽载买货。以后专责押运通判，极力催促赶运，不许停泊，疾速长行。通帮前后，不时稽察。如有犯者，立刻申报题参。如稽察不严，催促不力，任其逍遥市镇的，通判参论，治以纵容徇隐之罪。

三是运官通同的弊端。各军包揽客货，希图谋利，没有不禀知运官、帮官，就敢载货上船的。皆因运官利其馈献，以致旗丁无所顾忌。以后专责运官、帮官，严加钤束。遇有奸顽旗丁，不服管辖，敢揽客货者，许于随在司漕衙门，据实出首，免其罪过。如隐匿不报，实系受赃卖法，一经查出，革职加倍究拟，仍照新例治罪。

四是奸商搭船的弊端。为民纳粮，为商纳税，千古通义。却有一等

译奸商企图逃避税课，将朝廷的粮船视为藏匿奸邪、谋取非法利益的渊薮。旗丁水手无知浅陋，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利害，落入奸商的圈套，固然令人可恨。唯独那些商人拥有巨额财富，掌握巨大利益，不缴纳关税，竟敢登上粮船，企图诡计脱逃，这让他们如何向朝廷交代？今后若有奸商混入粮船，导致国家税课流失，一经抓获，必定执行死刑，其家产全部没收充公。严刑峻法一旦施行，奸人就会受到震慑，不敢再登上粮船，旗军即便想夹带私货，也没有可夹带的东西了。以上是根据原查议单遗留的意旨，结合时宜，无非是为了加快漕运起见，应当听从户部的议定。至于运军携带土产，每船允许携带六十石，自从有漕运以来，便在议单中明确规定。这是因为屯丁负责运输漕粮，冬季出发冬季返回，穿越湖泊、江河，耗尽劳力，涉险犯难，备极艰苦。考虑到他们为国出力，允许携带六十石土产，这是优待抚恤的盛大典制。

译然而其好处也有三点。用南方的货物装载北去，充实京城，使各种物品不至于涨价，公私都富足，这是第一个好处。屯田士兵借此谋取利益，沿途装卸货物，脚力费用有了来源，不消耗官粮，稍微帮助缴纳赋税，近期没有拖欠，这是第二个好处。即使谈论水手，也是赤贫的穷汉，一年中，每人只得到六两身银，撑船拉纤，在泥水风雨中，使尽筋力，只图转卖货物维持生计，稍微资助长途费用，保全衣食，不至于吃用正粮，这是第三个好处。

实在担心新例普遍颁布后，南北关卡官吏不查核议单旧例，将土特产改作私货，一概计算。又担心盘查的差役需索扰害，导致生出事端。将来旗丁不带土特产，装卸无资，必定盗取官粮；水手不带土特产，无法维持生计，必定导致星散离去，拖延漕运事务，拖欠漕粮。揣度情理，可以预料。恳请皇上大施恩泽，敕令有关部门迅速商议，查照议单旧例，除去六十石之外，才以私货夹带论处。南北关卡官吏知道有成例，那么全船十万家旗丁水手，都在皇上的恩泽之中了。

况且臣还有请求的。每年从东南漕运粮食以充实京城，所驾的是皇上的船，所运的是皇上的米，天下大事，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查明朝马快座船，都是进献鲜品上供的紧急差船，尚且不允许人员挟持权势，越过漕船的帮队，强行开启闸座，浪费水利。如今官座船只，充满河路，不知真假，不辨大小，前列旗帜枪矛，后竖坐纛，喝骂粮船，丢缆让路，甚至启板闯闸，横行无忌。稍微违背其意，就率领众人群殴。官丁身驾重船，朝廷钱粮关系重大，岂肯甘心，往往拼命相拒。这就是河路多事的原因。

殊不知粮船有万万不能丢缆让路的道理。一帮不是一船，少则三四十只，多则七八十只。一联不是一帮，少则十数帮，多则一二十帮。或在打闸之际，或在提溜之中，或遇滩浅之处，衔尾而进，堤防有失。若一船让路，必一帮都应当让路；一帮让路，则帮帮都应当让路。用有限的时日，披星戴月，昼夜飞速挽运，尚且担心违限，担心迟到，禁得住几处让路，禁得住几遭丢缆？况且河路之多，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前船未远，后船续至。且当周闸提溜之时，万斛重船，正在呼吸危急之际，性命关系，漕粮关系，谁敢松手丢缆让路呢？这就是议单中规定马快座船人员，不许越过漕船帮队的原因。

近年臣见钦差很多，未见有用本旗坐纛的。不知满河官船，为何擅自用到这个地步，络绎不绝，滥觞极矣。恳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酌议，以后钦差有紧急公务，或是重大事情，出京回京，给予什么号令，使通漕粮船遵奉让路。其余一切赴任、回籍、告假、闲行的家眷仆从，乘坐官船，买卖大船，都不许竖立八旗坐纛，擅自使用鼓乐，恐吓运军，争夺河路。这样真假分别，缓急明白，不至于阻滞粮船，闯开闸座，浪费水利。河道肃清，重船抵达通州，不得违限。每年四百万石，早登天庾，其对漕运的裨益，实在不小。

粮船量米捷法说 研经室文集

阮元

漕运总督，管理八省的粮食，应过淮河盘算的，共有五千船。船有千余舱，每舱载米数十石至百余石不等。用尺量船舱的宽、长、深，从而得出米的数量。漕运书吏的旧法，名叫“三乘四因”。书吏拿着算盘，根据营将所报的尺寸计算说：某船多米多少，某船少米多少。探求其多其少的原因，总漕自己反省询问，也没有完全明白。漕务有尺，以备造船、勾水等事之用。旧以此尺宽一丈，长一尺，深二寸五分，合漕斛米一石。所以量的人先须得到船舱宽、长、深三者，丈、寸、分、厘的数目而再乘之，再四因之，为石、斗、升、合的数目。因此珠算非常繁杂，总漕不能忍受。《漕运全书》内，也只记载总漕亲自率领善于计算的人仔细核算一句话，其如何算法，也没有说。

如今我用部颁铁斛较准一石米，立为六面相同的立方体，即命其一面之宽长为一尺。因此平方的一面，分十条为十尺，每尺一升也。又分一条为十寸，每寸一合。连十合为一条得一升，排十条为一面平方一层得一斗。再叠平方一尺一斗者十层，即得立方体为一石。此理易明，人所共晓。即用此尺以量船舱，得其宽长二数，初乘之得丈、寸、分、厘的数目。再以初乘之数与深者之数乘之，得丈、寸、分、厘的数目。这再乘所得的丈、寸、分、厘的数目，即是米的石、斗、升、合的数目。所以较旧法快捷省一半，简便易晓。且珠盘指拨，随手变灭，不足以为案据。今用铺地锦乘法，画界填数，但用纸笔，不用珠盘，则笔笔具

译留存下来，无法改变。况且我们儒生习惯于书写计算，终究以笔墨为便利，与算盘的性质不相接近。这里将立方尺的形制记载在后面，并绘制铺地锦法来说明其中的道理。铺地锦法记载在方中通度数衍内，静心玩味半日，即可通晓。如果总漕有确实知道多寡的依据，那么营卫军吏都不敢欺骗了。况且即使让吏人习惯使用算盘来计算，而总漕用这种笔算来抽查核实，也没有不可以的。假如吏人用算盘计算，旧尺十船，需要十刻工夫，这新尺用算盘计算五六刻即可得出结果，这是吏人也乐于这种便捷。不只是船只，即使拿着这尺量仓谷也很便捷。因此刻石嵌在墙壁上，与志同道合的人商讨。

译（＊此页为图表，未打出＊）

乘法时，先将假设的宽长尺寸填入空圆圈内。先从长数末行的五分这一行开始，与宽数一一六八相乘。喊曰：“一五得五”，在斜格下方填五；再喊曰：“一五得五”，又在斜格下方填五；第三次喊曰：“五六得三十”，在斜格上方填三；第四次喊曰：“五八得四十”，在斜格上方填四。这样，五分这一位的乘法就完成了。接着从四寸这一行与一一六八相乘。喊曰：“一四得四”；再喊曰：“一四得四”；第三次喊曰：“四六得二十四”；第四次喊曰：“四八得三十二”。这样，四寸这一位的乘法就完成了。接着从二尺这一行与一一六八相乘。喊曰：“一二得二”；再喊曰：“一二得二”；第三次喊曰：“二六得一十二”；第四次喊曰：“二八得一十六”。这样，二尺这一位的乘法就完成了。然后将斜格顺着方向侧着看，第一个斜格得到四、二这两个数，合起来是六，于是将六填在本位上。第二个斜格得到五、三、四、三、六这几个数，合起来是二十一，于是将一填在本位上，将二十进位到上位，在上位填二。第三个斜格得到五、四、二、二、一这几个数，加上从下位进上来的二，合起来是十六，于是将六填在本位上，将十进位到上位。第四个斜格得到四、二、一这几个数，加上从下位进上来的一，合起来是八，于是将八填在本位上，没有进位。第五个斜格只得到一个二，于是将二填在本位上。这样，所记录的二八六一六，即是二百八十六丈一尺六寸，这是第一次乘法得到的数。

（＊上半页为图表，未打出＊）

再进行乘法，将第一次乘法得到的二八六一六横排在上方，以深三尺七寸九分直写在左方。按照第一次乘法的方法，依次喊出乘数，乘完后再将斜格顺着方向侧着看，依次填在各个数位上。这样，所记录的一零八四五四六四，即是再次乘法得到的实际数值。而且，这个所得的一，代表一百石；八，代表八石；四五四六四，代表四斗五升四合六勺四杪。不像旧法那样，还需要将这些数再换算成石、斗、升、合，并加倍计算，那样就迟缓繁琐了。

新喻东门漕仓记

恽敬

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从诸侯、卿、大夫到士，都是本国的人。而邻长、里宰、酇长、鄙师，就是同住在井庐中互相推举选拔的人。所以下层的民情容易通达于上层，上层的教化容易贯彻到下层。天子只是考核他们的政绩罢了。汉高祖和秦朝设立郡县，所任命的官员拿着三尺法律，来裁断山海千万里之内的百姓。于是上层所推行的政令，有下层百姓所不能承受的，因此治理日益衰败。然而那时三代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废弃，乡亭的官员就是证据。等到唐宋以后，担任三老、啬夫、游徼的人，苦于官府的侵凌侮辱，大多避而远之，因此全部改为轮差制，归由保正、户长负责。保正、户长，因为是小民，与官府隔绝遥远，不能通晓乡里的情状，对于郡县如同乡亭的官员，与县令、县丞、县尉相互教令。唉！这就是郡县长吏之所以嚣张独断，其心意背离上级，而百姓最终无法治理的原因啊。新喻县附城分为五坊，每坊有坊长；乡分为五十七图，每图有地保。坊长、地保如同保正；坊、图都有十甲，每甲有管首。管首如同户长。轮到差役的那一年，就由管首轮流担任坊长、地保。诉讼、赋税、盗贼都由他们督管。诉讼案件，他们负责居中调解及提供左证；盗贼案件，他们负责践更（轮流服役）；而赋税则到了期限，坊长、地保用酒食召来管首，管首召来户丁约定日期，全部缴纳给坊长、地保，坊长、地保再缴纳给官府。所以赋税没有延误的时候。我担任县令时，对坊长、地保都以礼教训督他们，可以处理各种事务。凡是县中有举荐或罢免的事，就告知缙绅先生和学弟子，让坊长、地保明白意图，衡量其公平与否，众人赞同后才施行，事情都能办成。漕仓最初在城的南门。康熙年间，改建于中城的保房。前任鲍君，又迁到治所的东南角。地基高峻而狭窄，百姓感到不便。于是坊长、地保请求改建。县中大姓胡萼有宅第在东门内，门堂、廊屋、球场都很宏伟整齐，价值五千缗钱，他以一千缗卖给众人，而旁边的房屋及土地不收取价值。大姓章美也用地来增加。于是又将漕仓迁到东门。湖北试用州判黎士等人负责此事，勤勉而没有私利，三个月工程完工。漕仓是为了国家而设的。为了国家，必不可使百姓受害。看胡萼、章美的好义，以及在事诸君子的所作所为，天下哪有不能驱使的百姓呢？然而想要驱使百姓，必须从训督坊长、地保开始。后来的人不要认为我恽敬是复古即可。

卷四十七 户政二十二 漕运中

舟行日记节录

姚文然

船行御河十三站，道路最为迂回曲折，德州次之，故城最为严重。水的本性是直下，那么上游容易干涸；曲折则水流迟留，所以谚语说“三湾抵一闸”。临清以下没有闸，而这十三站水路最曲折，开河的人因地形的曲折来代替闸。又我记得亡友魏子的一句话：漕河之所以不淤塞，是因为它曲折。曲折则水流力量专一，不停留泥沙，这也是一个道理。

听船夫说，船主买米，通常是一百几十石。从南边来，有时在淮河买；从长江上游来，就在江、楚、皖买。从北往南，就在通州或河西务买。大概是从南边就在米的生产地买，从北边就在米的聚集地买。不零散买，不在路上买。零散买则银两损耗，在路上买则价格昂贵。然而船夫中能干的人，饮食通常与水手相同，不另外买米，这也是古人偕同士卒分甘共苦的道义啊。又船主有时带私盐，如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