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吏政二吏论下

译第一条，以慈爱惠政来专门考核官吏。府、州、县的官员，是替国家养育百姓的人。然而现在的地方长官，弊病在于只知道有上级长官，却不知道有百姓。拟定公文案卷时，预先算计上级长官是否会驳回，而不问民间舆情；办理差使事务时，迎合上级长官的欢心，而不体恤民力。上级长官保举并评定考语，有的说才情练达，有的说办事勤能，往往声名平常的人，也滥登于荐举的文书中。甚至有刚刚送交吏部引见，而所属百姓已经到京城控告其扰民累民的。虽然所控告的不一定都属实，但如果平日真的爱民如子，小民都有天良，不应闹到这种地步。请求此后督抚保举官员，必须在奏疏中列出几条爱民的实政，不得空言陈奏。如果地方长官中有实政惠及百姓的，偶尔因过失受处分，允许督抚条列事实，酌情抵销。如果保举不实，对大吏治罪。这样，外面的人就清楚朝廷用人的意图，那么逢迎之路就堵塞了，慈爱惠政的风气就盛行。再，国史馆昭示善恶，作为臣子的明鉴，但循吏却没有列传，似乎无法以此劝勉良吏。请求下诏给史馆总裁，督促率领各位纂修官，遍查各种书籍，自开国以来，地方长官中有惠政可考的，按照设立忠义传的体例，编为循良传，使内外治理百姓的官员，知道所仰慕效法的榜样。这似乎也是扬清激浊的一个方面，对吏治不无裨益。

译第一条，禁止荐托，以杜绝弊端和累赘。上司强制荐举幕僚和长随，允许下属官员揭发举报。如果下属官员为了巴结上司，因为上司所荐的幕僚和长随勾结作弊，都要移交吏部议处。以往的禁令非常严厉，但我听说这种弊端竟然未能绝迹。上司向属员荐人，并规定束脩（酬金）的数额。处理刑名案件的幕僚，酬金高达数百两银子；处理钱谷事务的，也需要二三百两银子。有的地方刑名和钱谷的幕僚都已经齐备，还要额外荐举一人，称为“刑钱总管”，酬金更加丰厚。征收漕粮的地方，则额外荐举一人，称为“帮漕”。这样，州县官员的俸禄，几乎不足以供给幕僚的费用。至于长随，如果是官员自行招用的，一旦作弊败露，不难惩处驱逐；如果是上司所荐的，就不免投鼠忌器，难以处置。危害更大的，是上司的幕友和家丁，也向属员荐人，彼此串通，最容易作奸犯科。甚至文稿案卷的批准或驳回，也借此挟制本官，而本官也无可奈何。请求严谕各省，申明定例：凡上司不得向属员荐人。另外请求定为条例：上司的幕友和家丁，与州县官员勾结荐托，除了将幕友和家丁分别发落外，其上司按照自行向属员荐人的条例议处；属员如果收用，按照巴结上司荐人的条例治罪。

第二条，节省官差，以安定农务。驿站按规定配备马匹，以供公用。如果有紧急公务，规定的马匹不够，暂时向民间雇用，哪里会害民呢？然而这项差役，深深成为百姓的祸害。主要是因为旧设的规定马匹，往往不足额；而出差的官员，又往往在勘合规定的马匹限额之外，恣意滥用。州县官员不敢阻止，不得不取用民间的马匹。于是承办差票的胥吏，从中渔利作奸，车马骡驴，全部被查扣。其实官府取用的，十中不过一二，其余的都必须贿赂才能免除。至于应差的马匹，喂养不及时，驱使无节制，大多倒毙。所以每逢官差，农民停工，商旅不行，拖累极大。我访闻良乡县，距离京城才几十里，耳目很近，而拉用官车，已经深深成为行旅的祸害，何况外省呢？请求严谕各督抚，在所属地方，派遣道、府大员，清查驿马，务必使其足额。仍然申明定例，勘合之外，不许多用一个夫役、一匹马，违者严加参劾。偶尔有紧要差务，规定马匹不够，派遣吏胥按照实际数量雇用，倒毙的赔偿价款，将出票办马的弊端，永远禁止。

第三条，废除官价，以安定市场。外省官价的弊端，每行设立行头，各衙门需要的物品，都从行头那里取用，行头向铺户分摊征收，以应付官差。凡是行头所缴的物品，有的白白索取不给钱，有的只给半价。因此吏胥等人，借此作奸，用一取十。至于日用琐碎的物品，无法分类的，大体只给半价。又经过门仆、胥役层层剥削，才能到手。常常见到偏远乡村的穷苦百姓，收拾柴炭、鸡鸭等物，肩挑入市，以谋求生计，一遇到官差，就空手而归，实在令人怜悯。查规定，外省大小官员，除了日用零星食物外，需要的布匹、绸缎等一切货物，都不得在管辖地方赊买，何况以官价累民如此严重呢？请求严谕督抚，务必命令所属出示严厉禁止，将前弊断绝，永远不许有官价之名，违者严加参劾治罪。

第四条，惩处书吏和差役，以遏制暴横。查规定，司、道、府、州、县不察访衙门蛀虫的，按照徇私包庇的条例议处；督抚不访查参劾的，移交吏部议处。访查捉拿衙门蛀虫及赃私数目，年底造册上报。外面奉行日久，视为具文。六月内皇上谕旨，以后各督抚，应当严令属员，对于地方词讼申详的事件，务必依限完结；即使是自理词讼，也必须迅速完结。我查外省听讼迟延，一半是因为不能约束胥役。寻常关押捉拿的案件，衙门蛀虫的口袋不饱，诉讼案件的审办就没有期限。请求申明宪令，凡胥役犯有扰害等罪，都加重处罚。本官失察，被别处发觉的参处；能自行访查办理的免议。如果是前任的衙门蛀虫，后任查出，酌情议处。有能查办邻近衙门蛀虫的，按照捉拿邻境盗犯的条例酌情议处。仍然责成督抚大员，详细察访，年终汇总上报，以便考核。这样衙门蛀虫就会敛迹，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了。

第五条，申明禁令，以挽回奢侈僭越的风气。耕夫蚕妇，饿了没饭吃，冷了没衣穿，而吏胥、家丁、长随、优伶，衣服鲜艳华丽，纱罗绸缎细毛，在街市上炫耀。除了帽顶补服外，没有别的来分别贵贱。至于官职绅士，以俭朴为耻，浮华奢靡互相攀比，一天比一天严重。物产利益因此减少，赃罪案件因此兴起。皇上谨慎节俭的德行，为天下表率，应当可以感化四方。但流俗的情态，习以为常，共同奢侈僭越，而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我认为法制的建立，由近及远，奢靡的风气，京师在所难免。请求谕令在京的王公大臣官员，凡是车马、服饰、器用，务必节俭，并各自约束家人吏役，不得逾越制度。这样各省有所效法，人情返朴归真，物价逐渐平稳，生计可以充足，廉耻可以磨砺了。

以上几条，我在家乡时，都亲眼见到它们累民害俗。皇上政治以来，风气蒸蒸日上，发生巨大变化。到现在又过了几年，人情习惯于旧常，逐渐恢复

译这是以往的情况。现在正值三省处理善后事宜，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似乎应该重申法令，清除各种弊端，对于整顿吏治和改善民风，或许也能起到些许帮助。

译请求核实亏空、变通驿站管理的奏疏，出自《皇清文颖》，作者王杰。

我私下认为，皇上亲政以来，日夜操劳，恩威并施，内外臣子没有不洗心革面、共同砥砺廉洁操守的。只是积弊沿袭，有些极难扭转，却又不得不立即加以整顿。臣虽然未找到妥善的方法，但不敢不向圣上详细陈述。

第一，亏空应当核实。臣尚未入仕之前，州县官员交接时的闲杂款项，偶尔短缺二三百两银子，不仅不敢上报上司，甚至不敢告知同僚。那时上司也都廉洁公正，官员升迁调补，没有可钻营的途径，也就无所谓馈赠送礼。州县官员吃着廉洁的俸禄，自然宽裕，所谓亏空的说法并不存在。等到乾隆四十年以后，有人擅权作威作福，钳制内外，封疆大吏不得不为了自保而想办法，但费用无处筹措，于是根据职位的繁简，划分贿赂的等级。在馈赠送礼之外，上下级又各自中饱私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总之，这类赃款私利，起初并非州县官员的家财，而是直接以国家公款作为攀附权贵的工具。上级已经甘受其饵，明知却不过问，喜欢他们的殷勤，有过分的体恤；害怕他们揭发，便曲意包容。最终反而受到挟制，无可奈何。偶尔有初任官员，良心未泯，小心畏惧罪责，不肯接收亏空，上司反而为他们说情撮合。懦弱的人被千方抑勒，强硬的人被百计调停，务必让他们虚报通关后才罢休。一个县如此，全省都如此；一省如此，天下都如此。于是大县有亏空多达十余万两的。一遇奏销，便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催逼，却无人怜悯。大家随波逐流，安然不以为怪。至于名义上设法弥补，却遥遥无期。清查的数额，一次比一次多；完缴的银两，一限不如一限。辗转欺骗，年复一年。臣不知其最终结果如何。私下认为，嘉庆四年以前的州县官员，此时或许已升调他处，或早已去世，原难责成现任官员偿还弥补。然而从前州县官员，用度不节制，因而侵吞挪用仓库银两。如今皇上整顿纲纪，一概禁革，督抚大吏都以廉洁节操相尚，难道从前上司专讲应酬，州县官员都从容不迫，如今上司各矢清廉，州县官员反而显得拮据吗？于是州县官员任凭催逼也不回应，上司也一筹莫展。或许是因为乐善好施不均，未能调剂？或是贤愚不分，因而观望？似乎应当广泛寻求整顿的方法，以期望仓库逐渐充实。

第二，驿站应当变通。查考从前州县设立驿丞，专门负责邮递。其职位低微，俸禄微薄。职位低微，呵斥不算侮辱；俸禄微薄，过往官员无所贪求。凡有差使，各按品级乘骑之外，增加不过两三匹马，多了驿丞也不能派往民间。除了照常供给廪食外，一无使费。使臣及家人等也知道驿丞的俸禄无可榨取。日久相安，很少有骚扰之事。后来裁撤驿丞归州县管理，百弊丛生了。臣请先说其危害百姓的方面。大抵使臣按规定给予马匹，轻骑简从，原本没有不足。自从州县管理驿站，可以调派乡里百姓，于是乘骑的数量不妨增加，日增月盛，有增加到数十倍的。随从多人，无法查询。因此管号的长随、办差的书役，趁机需索。差使未到，火票飞驰，需要车辆数辆乃至十余辆的，调来数十辆至百余辆不等，骡马亦然。小民舍弃农务，自备口粮草料，提前守候，苦不堪言。又担心被揭发，便按亩均摊，甚至过往客商的车骡，被稽留售卖放走，无处申诉。难怪小民含怨。至于州县耗损国库银两，又有无可奈何之处。差使一过，从馆舍铺设，到满汉酒席，种种靡费，并有攀附馈赠之事。随从家人，有所谓抄牌礼、过站礼、门包、管厨等项，名目繁多，从数十两到数百两，多的更不可知。大抵视气焰大小，决定应酬多寡。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邻省大员，往来住宿，也需要供应。其家人借势满足欲望，不满足不止。而办差的长随，从中虚报冒领，本官也无法稽核。所有这些费用，州县的廉俸不能支撑，一概取自国库，亏空之风已成。等到后来任意侵用，虽上司明知，却不可穷究。议论者说驿站裁归州县，当时自为调剂邮政起见，每年一驿的钱粮，从数百两到数千两，交给微员，既非慎重之道，况且遇有紧要差使，及护送兵差之类，额马不足，必须借用民力，所以定议裁改。驿站未归州县以前，难道没有紧要差使，难道没有护送兵差之类？当时原有另设台站，或调拨营马，或筹款购买，事毕各自报销，与县站两不相关。若州县管驿，则平常供应即有不可计数者。那么亏空之弊，大半因此。欲杜绝亏空，先清理驿站，似乎也是逐渐转移的策略。况且体恤民间疾苦，更是今日急务。

译以上两条，是臣愚昧见识所及，长久以来就想上奏陈述。因为军务尚未完成，恐怕导致烦扰圣上思虑。如今军务已经完成了。我皇上勤勉探求治国之道，似乎没有比这两件事更大的了。然而鉴于积弊深重的形势，不能不思考最恰当的方法。或者追溯旧有的典章制度，或者广泛征询众人的意见，斟酌推敲至尽善尽美，由皇上独自决断。从此仓库充盈而邮政肃整，天下人真是幸运啊。

译节制仆从以减轻扰累疏 康熙四十一年 御史刘子章

仰承皇上恭敬节俭以树立德行，视百姓如受伤般怜悯。内外多余的官缺全部裁撤，侍卫近臣也有定数。即使有巡幸之事，也必定减少骑兵随从，自己携带行粮，传谕官员，免除迎送。圣虑周详，实在担心扈从烦杂则供应繁多，供应繁多则地方受扰，驿递烦苦，官民受累。所以亲自节俭约束，极力澄清淘汰，就是这样的原因。在下的众臣，却不仰体圣意，多带家眷仆从，漫无节制限制，连累地方，丧失操守。谨为皇上详细陈述。臣见外任官员，除了携带妻子兄弟之外，其奴婢多至数百人。他们赴任离任，有车马盘缠的费用；在任期间，有衣食豢养的费用。本官已不堪其苦。当他们入境出境时，驿递有人夫迎送的劳苦；州县有中伙供应的劳苦；在任期间，行户有按官价购买的劳苦；小民有柴炭力役的劳苦。而地方更不堪其累。即使本官初上任时，也常想着清廉自守，仰报国恩。但居住数月后，千百人口，嗷嗷待哺，不得已从下属那里索取以供应用。一次手脚滑腻，渐渐至再三，久而久之则习以为常而不顾。于是地方的官民大困。所以督抚藩臬的家眷多，则属员必定不能清廉，而全省受其累；府州县的家眷多，则本官必定不能清廉，而全辖区受其累。那些赃私狼藉、仓库亏空，大都由此而来。臣读《汉书》，见永和四年诏书说：“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穿着绮縠，请申饬有司逐渐禁止。”又规定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贡禹说官奴婢游嬉无事，白白耗费良民赋税来供养他们，应免为庶人。由此看来，限制奴婢自古已然。臣愚昧不识大体，伏请部严加裁节，制定定数。凡官员家眷，除妻子兄弟外，其奴婢则督抚只带五十人，藩臬四十人，道府三十人，州县十五人。有多携带者，一经指参，以违制论处。其超过额数的奴婢，或罚没入官变卖，或免为庶人。这样则地方迎送供应的费用减少，而官民得以喘息；本官盘缠豢养的用度小，而操守清廉。事情看似小而实际重大，极寻常而关系地方官民的就是这个。

请定营私自首之例疏 雍正四年 固原提督路振扬

私下以为国家设立俸禄以养廉，立法以惩贪，恩德至厚，法则至严。而贪黩的弊端，却仍未能完全消除。查条例记载，凡有以财物行贿，及说事过钱者，审实后，都计算所给予的赃款，与受贿人同罪。这是都有应得的罪责。又查名例自首条内，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除其罪，但仍追征正赃。这是自首者罪虽免而赃仍追。这固然是垂世常经，但必须使之败露，得到实据，而后才能定罪。私下思考这类营私之徒，彼此包庇隐瞒，其事不易败露。即使有人告发，也必定互相掩饰。臣愚昧请求仿照假冒军功，并官员在京借债过二千两的定例，开辟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的所属官员，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若属员以财物行贿，而上司受其赃私，已经染指，彼此都应治罪。如行贿者在事后能据实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免除其应得的罪，只治受贿者及说事过钱之人的罪。若说事过钱之人，能据实尽首，除免赃给赏例内分别已详外，也免除其应得的罪，只治行贿与受贿之人的罪。这样则彼此都存有顾虑之心，恐被出卖。未做事时畏惧不敢为，既做事后争着自首惟恐落后。这或许是除贪的一种方法。

敬陈吏治三事疏 汪志伊

臣思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因一个弊端就立一个法，而法终究不能周全。立一个法又生一个弊端，而弊端终不能消除。而且法愈密则规避愈多，则废弛愈甚。由此看来，与其详于议法，不如慎于用人。人正而弊端自除。但得人很难，大抵中等才能的人多，贤者少，不肖者也少。察不肖而痛惩之，则人心自振，而吏治可转浇为淳。见贤者而峻擢之，则人心愈劝，而吏治必精益求精。这样中等才能的人都奋发而效法贤者之所为，断不至于下与不肖者等同。只患执资格以限制之，使不得伸其志以作其气，复设科条以束缚之，使不得久其任以尽其材，且扣得项以窘迫之，使不得全其守以正其趋，这是可惜的。

现在与司道公同熟筹，谨就闽省民生吏治实在情形，为我圣主敬陈者有三。一征收粮米限期过严，处分太严，宜仍复旧例也。闽省负山环海，地瘠民贫，非他省可比。应完银粮，势难免于负欠。缓则尚可设法催交，急则转以力疲违抗。查向例征收

译关于展参分数的期限，原本都规定为一年。自乾隆五十三年起，经部议批准湖北巡抚姜晟的奏请，认为南粮关系到军队口粮，请求将期限定为三个月，逾期未完纳，即给予实降实革的处分，此令已通行在案。我私下认为，粮米固然关系到军队口粮，地丁银也关系到军饷发放，事情本无轻重之分。然而地丁仍限定一年，粮米却改为限定三月，缓急之间未免相差悬殊。对于经征官员，欠款不足一分，即停止升迁调转；对于接征官员，两次参劾未完，欠款不足一分，已给予降职调离。因此，在乾隆六十年以前，州县官员害怕受到处分，大多虚报全完。等到兵米不够发放时，便挪用碾磨仓谷来垫付。自从大力惩处之后，各属官员不敢挪用垫付和虚报，往往因此获罪，被指责为经征不力。于是，以前是因为规避处分而导致亏空，现在是因为据实造报而增加处分。计算一下，一个官员到任不过数月，初参、续参便相继而至。那些顽劣的户民明知本官不久即将离任，更加以抗缴赋税为得计。那些书吏差役也知道参劾期限将至，并不加紧催追，甚至乘机滋生弊端。这三月一参的新例，原本期望州县官员顾及考成，赶紧催征赋税，反而导致上下呼应不灵，拖欠赋税比往日更加严重。虽然这些因公被议的官员，都准许发给咨文赴部引见，仍发回本省，以原官职补用，但在一两年间，往返徒劳，交替频繁，对于一切公事，尤其难免废弛。只有仰恳朝廷，将未完粮米展参的期限，恢复为一年旧例，并将此前被议的官员，也照旧例改正，这对于吏治和兵食，两方面都有裨益。因为州县升调的缺额难得，符合例规的人员应当变通筹议。查乾隆十四年，奉皇上谕旨：此前因为郡守县令应当长久任职，以历俸三年，才准许调任繁缺，应当使吏治习熟、百姓安定，以收绩效。然而遇到冲要、繁剧、疲敝、艰难相兼的缺额，该督抚往往以受成例限制、调补无人为借口，言官也称俸满者才非干练，干练者历俸未久，仍请求不拘三年俸满之例。那么，原议限定年限调补者，又抵触而难以实行。将见久任的效果未显，而要地的缺额容易悬空，这难道是选官择人的道理吗？着大学士、九卿妥议具奏。钦此。经大学士等人议准，员缺果系紧要，非干练之员不能胜任，准许该督抚将其人其地实在相需之处，或应调补，或应升署，详悉声明，专折奏闻等因在案。如今在嘉庆四年四月接准部咨，议准御史李蘧条奏：嗣后各省遇有题调缺额，将不合例人员奏请者，臣部议驳时，将该督抚随本查议。如果再以人地相须，再三渎请，应将覆奏的督抚从严议处。又调署各员，有任意调委，以及将并无卓异保荐的佐杂，委署州县者，予以参劾等因又在案。当初议定此例，完全是为了地方紧要起见。现在该御史奏请停止此例，特别为了杜绝人们营求钻营起见。难道没想过，不合例的人可以营求升调，难道合例的人就不可以营求升调吗？与其奏除人地相须之例，贻误地方，何不参劾徇私作弊之人，以澄清仕途。弊人容易去除，而要地必不可废弛。

译臣查福建知县一官，共有六十二缺。除去降职、革职、离任者外，现在因银粮处分应停升转，以及命盗、盐课、杂项处分在十案以上者，共三十九员。其中刚刚到任、历俸未满者十三员。又部选、题补等项尚未到任者十员。每当出现应调应升的要缺，臣会同督臣及两司公同拣选，拟以操守廉洁、才能优异、官声最著者升调。等到查核处分时，辄以降级停升为由，碍难办理。有人说：这些官员如果才守兼优，能认真办事，为何屡次触犯条例受到议处？殊不知地方疲敝艰难，民情强悍，任事多而罹议也多，固不能以因公处分的多少，一概断定其人治行的优劣。若拘泥现定新例，则升调既缺乏合例之员，而要缺断无久悬之理。似应照旧不局限于三年俸满，以及参罚在十案以内之例，仍以人地相须者专折奏闻，恭候钦定。至于知县缺出，闲于府经、县丞中遴选委署，也因不得其人，为一时权宜之计。但佐贰官罕有卓异保荐之员，其未经保举者，诚如部议，出身本杂，未便委以民社，自应饬司遵照查明次第更正。再漳泉二府所属各县，陆路抢劫频闻，械斗之风未息，素称难治，甲于天下。若知县不能久于其任，整饬难而化导尤难。似宜仿效浙江玉环、平阳等一十五厅县，准其俸满保题，以升衔任注册，再满三年，核实题报，准其以应升之缺题请升用。其仅止循分供职者，即撤回以简缺题补。倘因循怠惰，贻误地方者，即查参分别议处。俾吏习民安，以收易俗移风之效。一、扣廉代赔前任核删军需银两，为数过多，为时太长，应请援免以资办公。臣思世宗宪皇帝于俸外复设养廉，为官亦为国为民。盖必励廉隅，然后不至侵渔国帑；亦必养廉耻，然后不至剥削民膏。兹查台湾林爽文军需报销银两，除经部臣按例准销外，其因军兴紧急，地方官变通办理，实经支给有据，而例不准报销，及续经部臣驳删者，共银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六百二十余两，业经前督臣伍拉纳奏请统归于通省司道府厅州县养廉分年摊扣归在案。复经前督臣奎伦照原摊每年额设养廉匀和银三万余两之数核算，约至嘉庆五十二年方能扣楚，为时太长，势必办公竭蹶。且闽省现任各官，均非原办军需之员，俱代前任捐赔，故恭照嘉庆元年恩诏，分赔代赔以及牵连着赔一概豁免之例，饬藩司查明造册，咨请部示。嗣准部覆，以此项摊捐军需银两，原因从前经手各员办理不善，经部核删摊扣，今以通省无辜之官代赔前任无着之项，于情理未协，而经手承办之人转得置身事外，更非事理之平，行令查明承办官员，分别查取切结，另行摊扣追缴等因。随经藩司查明，从前承办军需各员，即清查案内咨追亏赔之人，除田产变缴外，率皆由本籍取具家产尽绝甘结咨询。若将此项再行咨查，空文往返，终属有名无实。臣思闽省自六十年清查以后，陋规全除，各官全赖养廉一项以资办公，其旧有摊捐者，如采买铜铅、批解颜料纸张脚价，及缉捕洋盗经费，并帮贴船厂工料等项，已扣十之三四，加以摊扣前案军需十分之三，实得养廉不及一半，诚恐不肖之员藉资口实，又致侵亏仓库，扰累闾阎。可否仍照元年恩诏赐豁，俾现任官员不至代人摊扣，仍得办公有资，该员等益当感激，力图报称，更于地方有益。以上三条，实为目前更张难行之事，亦海疆政务最重之端。臣受恩深重，并不敢固执己见，轻议成例，市惠邀誉，实为地方吏治民生起见，不揣冒昧，谨奏。

上制军条陈利弊书

周镐

奉到宪札，令职等条陈地方利弊，及时事之当为变通者，各抒所见，以备采择。职窃惟州县为亲民之官，位虽卑而所系甚重，百姓之休戚，天下之治乱，恒必由之。惟其甚重也，故选用不可不精；惟其位卑也，故体恤不可不至。宪札欲周知利弊，夫利弊不胜穷也，有一利即有一弊。其始也因利立法，而弊即伏于法之中；其继也变法救弊，而弊又生于法之外。此虽朝更暮易，何补于地方毫末哉。故善求治者，不任法而任人。任得其人，则有利无弊；任失其人，则

译弊病多而利益少，这是自然的效应。当今所担忧的，不是担心法律条文不够完备，而是担心州县没有选到合适的人选，更担心州县虽然选到了合适的人选，却不足以治理好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过于细密，导致信用无法推行。法律过于细密，那么顾忌和顾虑就不能不多；信用无法推行，那么奖赏和惩罚就没有依据。我担任知县一职，请列举州县中应当变通的事项，向阁下陈述。

第一，任职资格的限制应当打破。官职有空缺的繁简之分，人才有才能的大小之别。根据才能授予相应的官职，那么人与职位就能相适宜。现在的惯例，对于挑选派遣试用的人员，不问其长短优劣，只根据到达省城的先后顺序，以及官职空缺出现的早晚，依次递补。如果出现一个繁重的官职空缺，而应补的人才能有所不足，只求符合规定，不顾及事务繁重而人手不足；如果出现一个简单的官职空缺，而应补的人才能有所富余，也只求符合规定，不惜让人才过剩而事务清闲。近来又规定必须实授三年才允许调任繁职的惯例，这使得才能高的人沉沦于低微的职位，恐怕会产生抑郁颓废的心态；即使才能低的人苦于承担重任，也必然有翻车废弛的祸患。这非常不利于激励人才和担忧国事。提出这种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上司的喜好厌恶不统一，下属官员的巧拙不一，巧诈的人迎合上司的喜好而先得到晋升，拙笨的人逢迎上司的厌恶而被埋没废弃，只有制定这样的惯例，督抚才没有地方容下私心。哪里知道督抚都是朝廷简拔任用的大臣，正依靠他们作为国家的屏障，怎么会有仅仅因为补任一个县令，就还担心他们不公不正的呢？如果不公正，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舞弊，还怎么能依靠他们作为国家的屏障呢？这是防备也防不胜防的。

第二，处罚应当放宽。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始于州县的。精神耳目稍有照顾不周，各种弊病就随之产生。所以用处罚来督促责成，小的处罚扣罚俸禄，大的处罚降级革职，几乎是一件事就有一个处罚。推究其初衷，确实是害怕州县官员玩忽拖延、隐瞒不报，不得不大大地加以防范。等到后来，州县官员害怕忌讳处罚，不得不巧妙地加以规避。这简直是厌恶污秽却又禁止洗涤。例如规定，失察私刻假印、诓骗侵盗的，降级调用；明知而听任行事的，与犯人同罪。立法极其公平允当。然而近年如温州乐清县查办假印诓骗钱财一案，吏议认为虽然经过自行查办，但行用假印已在两个月以上，仍然按照失察的处罚办理。这样查办的人与始终失察的人完全没有区别。失察不过是降级调用，查办也不免降级调用。失察的降级调用迟缓而未显露，查办的降级调用迅速而立即显现，那么谁愿意自己揭发真相而不安心于隐瞒掩饰呢？由此类推，州县官员害怕处罚而隐瞒事情，以及化大为小、避重就轻的情况，不可胜数了。我认为案件无论巨细，凡是本任不办理，经后任查出，或另行发觉的，都按照惯例议处。那些自行查办，以及查出前任案件继续上报办理的，不论时间久近，应当将查办的官员一概免除处罚。这样州县官员自然顾全考核成绩而又乐于免除连累，天下就没有不明的案件了。

第三，事权应当假借（下放）。民情土俗，各地适宜不同，全在于地方官员根据时势进行调剂，审察轻重，视其缓急，而依次布置，或许可以取得成效。现在列举州县细微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够自主专断，而在文书往来之间，苛责无暇，稍微强硬一点，议论就随之而来了。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还切切地以受掣肘为忧虑，何况今日州县官员的才能品德，万万不如宓子贱呢？我认为应当稍微假借事权，使他们能够从容施展抱负，阁下则只总揽纲领，而考核他们的成功，那些昏庸不称职的立即罢免，又不在有权无权的问题上。

第四，捐纳应当裁减。古代制定俸禄起源于代替耕种，从下士到卿大夫，都根据收支情况来确定等级差别，凡是使归于各自自足而已。现在州县的廉俸，多的千两，少的五六百两，用来延请幕友，尚且担心不够，加上赡养父母、养活妻子仆役的费用，差使的往来，上司的应酬，亲友同僚的赠答，都是人情事势所不能停止的。又在其任职之初，以及交代盘查、奏销册报等项，从府房到司院，各房随举一事，必有规费，与廉俸相比，不止数倍了。何况以捐款派之。

译一年之中，征收的数额没有定数。小小的州县，哪里会有填补亏空的方法呢？因此，情况缓和时，就敲骨吸髓地向百姓索取；情况紧急时，就剜肉补疮地从库中盗取。如今各县的亏空，捐款占了十分之四五，这就是明显的证据。国家的经费，必定有旧有的章程。动用民力的，由民力承担，不需要捐款；动用国库的，由国库承担，也不需要捐款。如今下不归于民，上不归于国，却说要由州县捐款，哪里知道州县对上侵犯国库，对下祸害百姓，最终都归结为积欠呢？我认为以前亏空的捐款，一概予以豁免；此后永远不再摊派，并且将各房门的规费彻底革除。这样州县的力量才能稍微恢复，仓库的亏空也可以逐渐谋求弥补。

第五点，名义与实际应当核实。人的才能资质不同，志向追求也各异。有专心为民而疏于奉承上司的，也有善于奉承上司而无意为民的。如果以一个人的意向作为依据，而不考察万民的喜好与厌恶，那么名义与实际就会混乱，是非就会颠倒。阁下试想，现在所谓的大能员，是选取他们能治理百姓呢，还是选取他们能侍奉上司呢？如果是选取他们治理百姓，就应当询问民心是否爱戴，不必询问我们内心是否顺适。如果是选取他们侍奉上司，那么他们不过是逢迎罢了，勾结罢了，百姓生活的利弊，哪里值得他们关切呢？况且名是实的附属物，感动百姓就会兴起歌颂，怨恨百姓就会产生诽谤，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州县招致诽谤的，不考察他们招致怨恨的实际原因，全都归咎于百姓刁蛮强悍；那些得到歌颂的，又不考察他们赢得感动的实际原因，却认为这是特意沽名钓誉。如果名声可以买卖，那么那些对百姓像老虎一样凶猛、对上司像狐狸一样谄媚的人，为什么不买个好名声来沽名钓誉，却一定要买千万人的诽谤呢？在上位者遵循名声进而考察实际，这样才能得到真相。

第六点，赏罚应当守信。帝王用来驾驭人才并教化天下的，只有赏罚而已。应当奖赏而不奖赏，叫做阻碍善行；应当惩罚而不惩罚，叫做纵容奸恶。常听各长官评价州县，说某人廉洁，某人贪婪，某人有才，某人无才，议论并非不公正。然而所谓廉洁而有才的人依然故我，没有见到提拔晋升他们；所谓贪婪而无才的人也依然故我，没有见到弹劾罢免他们。从前齐桓公问郭氏灭亡的原因，野人说：“郭氏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桓公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灭亡呢？”野人说：“郭氏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罢退。”今天的弊病，大概与此类似。所以赏罚严明，能激励天下的中等人才进入建功立业的途径；赏罚废弛，会把天下的中等人才推向暴弃的境地。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是至理名言。打破资历限制就能收得任用人才的功效；放宽处分就能开辟自我救赎的道路；假借事权就能让贤才得以施展志向；裁减捐款就能让官员砥砺廉洁；核实名实就能使巧伪之人无法互相蒙蔽；信守赏罚就能使恶行受到惩戒而善行得到鼓励。所谓州县应当变通的就是这些。当今浙江大吏，大多洁身自好，然而政治未能日益进步，是因为上下都致力于因循苟且，以苟且偷安于眼前。无事时与州县争名，有事时与州县推诿过错。哪里知道州县应当把四境当作一家，督抚司道应当把七十六个州县当作一家。州县用人得当而治理得好，不必名声出自自己，州县的功劳就是他们的功劳；州县用人失当而废弛，不必过错出自自己，州县的罪责就是他们的罪责。先以知人的明察，以无我的公心，再加上这六件事变通而力行之，大概可以求得治理了。至于地方的利弊，本来是不胜枚举的。

答汪方伯书

曾镛

吕叔简说：改变民风容易，改变士风难；改变士风容易，改变仕风难。仕风改变了天下就治理好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民风追随习俗，不一定有追求名誉和俸禄的见解，所以牢固地结聚而不可改变；士风追随学问，不一定立刻有患得患失的心思，战战兢兢而不能改变；仕风则是富贵的权位在外部诱惑，利害的念头在内部逼迫，有想要改变而不能自主的人，有改变了此风却无处容身的人。董仲舒说：琴瑟不调和，严重的必须解开重新张弦；为政不能推行，严重的必须变革重新教化。如今下至州县，是官员，承担着改变民风和士风的职责；上至督抚，也是官员，又掌握着改变仕风的权力。督抚中的贤者，确实不缺乏人，我私下认为他们失于粉饰太平的意思太多了。州县中的无才之人，确实不只是一方面，我私下认为败坏于收支困难、弥补亏空的缘故也不少。财赋是国家的大政，天下的大命，盛衰兴废，没有不由此产生的。如今州县亏空的弊病到了极点。以前作为上司的人，既不能在开始时谨慎，姑息调护，酿成了巨大的弊病。到了今天，新旧交替，各自存有侥幸苟免的心思。谨慎软弱的人，日夜核算以免除罪责，而整年有所支撑不住；强干的人，苟且修补以求进身，而对外面的举措所不知晓。又哪里有空闲在意于泛泛的士风民风，从容地在农桑学校间磨砺教化呢？因此谈论兵刑，过去说办案，现在竟有所谓做案的；谈论钱谷，过去说交盘，现在竟有交账的。这是仕风的一大弊病。州县中的无才之人，也是上司粉

译这是治理过度的弊病。大臣亲身承担着民生国计的重托，即使不考虑长久之后罪行暴露，罪责也会牵连自身。一旦突然发生方圆千里的大灾，一省之内骤然出现数个州郡的盗贼，仓促间等待救济，请问拿什么来供给？虽然想要弥补亏空，必定要设法筹措。仔细思考该设什么法，财赋不是从天上降下的，也不是从地下涌出的，想要把一二十年的积弊，在短时间内索取补偿，不剥削百姓从哪里得到这些钱财呢？征收赋税的时候，正是贪污腐败的渊薮，他们之所以不敢肆意像溪壑一样贪婪，仅仅是依靠国家理财，秉持宏大的纲纪大体来堤防约束罢了。如果再迫于无可奈何的形势，给他们得以借口的机会，他们就会明目张胆，无所不为。我私下担心，在亏空的时候，他们相互习惯成为盗窃国财的臣子；在弥补的时候，他们又相互习惯成为聚敛钱财的臣子。伤害国家的根本来弥补国计，其祸患是不胜枚举的。我认为病没有良医，与其使百姓受害，不如使国家受害；与其吝惜不能割舍，致使寅年挪用卯年的粮食，府库中已经缺少了一年的实存，而催征赋税却从未有安宁的时刻，不如发布宽大的号令，破格施予恩惠，使天下人免除从前的累赘，而征收赋税得以遵循旧章。除了现任州县官员，本任期间的亏空数额，限定期限追补之外，那些确凿是前任官员造成的亏空，一并免除，不再深究。于是肃清本源，再遵循成法，按期输送赋税，或许积弊一旦清除，可以谋求国家的重新振兴。料想天下赋税的收入，与州县仓库的亏空，最多不过损失国家半年的费用罢了，算不上大毛病。而府库没有空名下的承受，岁时无需提前催征，百姓免除额外额度的诛求，官吏减少借端剥削的机会，不弥补而财力反而充实，不填补而法度已经施行，难道不是直截了当吗？为什么计策出于孩童所知，而事情却苦于国家难以做到呢？古今国家势力的强弱治乱，不担心积蓄不多，担心度支没有实数；不在于灾荒寇盗的有无，在于吏治人心的动静。从前孔子与子贡谈论政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说去掉粮食，去掉它正是为了充足它。如果做不到这样，那么就选取州县中贪污放纵的人诛杀追究，剥夺并追缴他们的赃款，以惩戒一时。对于中等才能的官员，就查看历任造成的亏空，衡量其多少，给予他们时间，或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赔偿弥补。一切急遽苟且的法子，一概废除。或许州县的职务，得以从容从事；知府、知州以上官员，也得以用风化相互督促率领，而不致使财赋偏注于一途。国家的财力还可以得以治理，师帅的风气，也不至于迅速败坏。如果不这样，紧急之下就会败坏。上级以此逼迫官员，官员必然以此剥削百姓。幸好没有变故，也只是招致怨恨罢了。假如不幸稍微加上灾荒寇盗，

译一个壮汉袒露臂膀，千百人便如影随形地跟随。此时若想倾尽一邑亏空补额的数目，作为一邑抵御灾患的需要，难道能相当吗？因此，国家可以贫穷，百姓却一定不能让他们陷入绝境。这难道仅仅是百姓不能让他们穷困吗？即使是州县官员也不能让他们过于穷困。百姓穷困就会作乱，官员穷困就会贪婪。贪婪本来就是作乱的根源。这是当今转变官场风气最紧急的任务。至于想要端正其根本，无非是崇尚节俭。节俭的风气败坏，其中最大的弊病，莫过于上司公然收受贿赂，以及逢年过节舟车往来络绎不绝。然而，如果上级能够杜绝，使得上行不正；下级不能抑制，使得自身放纵，那么即使能在公务上节俭，不能在私欲上节俭，终究也是没有益处的。

每当看到一个人出任官吏，衣食住行，便改变了儒生的朴素本色。当他刚到任时，负债无数，而远近之人还把他视为聚宝盆，辗转引荐，捧场献媚，充满厅堂廊屋。一个人所侵蚀的财产，少的有数十，多的有数百，甚至上千。一个衙门之内，因此致富的人不止一个。唉，怎么能不穷困且贪婪呢？我认为，差役众多危害百姓，使令众多危害官员，这些都是应当大力裁减抑制的。如果想要遵循职守，不如减少调动。古今吏治败坏，多起因于任职不久。汉宣帝认为官吏频繁更替，下属就会不安；任职长久，百姓就会顺从教化。那些二千石高官有治理成效的，就赏赐金钱提升官阶，有的甚至封爵至关内侯。等到公卿职位空缺，就按次序任用他们。所以那时官吏称职，百姓安居乐业，号称中兴。宋文帝恭敬节俭勤于政事，百官都任职长久，郡守县令以六年为任期界限。元嘉年间，四境安宁，户口繁衍，也持续了三十年。左雄上疏说，掌管百里城池的官员，调动无常，各自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特别选拔频繁调动，损害政事伤害百姓，罪责都在于此。这真是通达吏治的言论啊。

国家的爵位俸禄，高低大小，本来是用来激励人才的。年限限制太严，未免会埋没人才。但也应当稍微持久一些，不宜过于烦琐。希望上下相互期待，贤能的人得以充分施展才能，中等才能的人也不敢心存苟且。所以，官吏中不才的人，即使当天罢免也不算突然。如果看到一个官吏有才，就调动一个空缺；所调动的员缺，又加派调动，并且委派其他人署理。且不说五月报政，一个月就已经可以了。世上难得其人，恐怕两三个干练的官员，辗转催促急切，精神作用，不在百姓身上，专门在上司身上，又何必奇怪尽心守职的人难以见到呢？我认为，地方多一个衙门，正好多一个地方的累赘；官府多一次调动，也多一个仓库的累赘。吏胥得以趁机舞弊，因此这尤其应当谨慎。至于下级所揣摩的，大员所顾忌的，内从献纳的细微之处，外到军国的大事，有不是法制所能限制的，而今天不敢全部说出来。再者，嘉兴、湖州征收漕粮大多超过定额，自己顾全大局归诸方伯，提取剩余留存以弥补亏空。听说方伯离开浙江的时候，曾经流泪说，认为没有来得及罢除这个弊病。近来阁下视察州县，发现亏空依然如故，认为不除去弊病，而只是提取剩余，这正好是拖累百姓。于是列举历来的所谓漕规，严禁并彻底革除。并且就用该县所征收的，来补救该县的亏空。百姓承担同样的数额，而官员没有虚耗，期望得到弥补就停止。这确实是不得已一时的权宜之计。我私下认为，今年的漕粮剩余，就是明年的征收额度。恐怕漕粮剩余之外，又有漕粮剩余了。恳切真诚地希望，不要让人说漕粮剩余有所增加。当今像您这样的人，也还没有察觉。斗胆一并提及。

上高抚军论地方利弊书

张贞

听说抚军入境，清廉的节操峻峭刚劲，一扫内外贿赂的旧习。对羡金的禁令，凛然如严霜。部下的守令，人人想自我奋发，洗手奉公，岂不是盛事。我独认为羡金可以减少而不能废除，禁令应当缓和而不应当突然。为什么呢？现在的守令，谁没有家室？谁没有使令？谁没有交游？服食器用，每月俸禄的收入，实在不足以办理这些。所依靠的只有这羡金罢了。现在想要全部革除而去掉它，那么必须屏弃妻子，赶走僮仆，闭门塞兑，穿鹑衣吃雏食，然后才可以。如果不能这样，必然要从词讼中获取供给。计虑涉及到词讼，必定会改变曲直，颠倒是非。民间的祸患，还忍心说吗？羡金的利益分散而人们不觉察，卖狱的危害大而百姓不能忍受。以此比较彼，哪个重哪个轻，一定有能辨别的人。所以不如用俭朴的风气来引导他们。用度不多，那么取用自然少。如果真的得到这样的人就立即推荐，给予破格提拔，吏治就会迅速统一改变。小小的羡金肯自己玷污吗？这是想要减少而立即废除，禁令缓和而实际上突然。说到诉讼狱讼在今天，变态可以说到了极点。近来因为东土赋役缺额，告发者又多在隐占田地了。少的有数百顷，多的有数千顷。村落方位，说得清清楚楚。听断之下，毫无情实。那些奸人难道是随意尝试吗？因为我们的东土田地空旷遥远，下中等户，也可以有千户。凡是有丈量，必然不能前后一致。尺的长短，步的斜正，都足以导致错误。不一定真的有隐匿在其中。如果有几弓的盈余，告发者已经得到借口，审讯者就不敢用诬告的律法来约束他。一审再审，虽然无可得的罪，而一家的财产罄尽了。这是投牒的时候，告发者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下檄之日，被告已无自

译这是保全他们的策略。况且那些奸诈之人，原本就没有家业，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又有什么可失去的呢？只要上级官府肯受理他们的诉状，他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判决书中的是非曲直，他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只应当在受理诉状的初期审慎处理，看到证据确实充分，才将案件下发给郡县，务必命令他们详细核查。如果是诬告的人，必定立即按照应得的罪责惩处。上级不存有姑息之心，下级自然能获得安宁祥和的福分了。

国家利用盐政来补助财政，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并非一日之故。历代制度不同，南北情况适宜各异，无法一一列举。以我们省来说，招募商人运销食盐，是前代的既定法规。我朝开创之初，偶尔有按人口征税，而听任民间自由贸易的做法，这确实是好的方法。后来担心涉及私自摊派，于是下令永远停止，仍然恢复招募商人的旧例。像我们县在官府那里，只有一名盐商，税额仅六百两。但他呼朋引类，动辄数十人，划分地盘开设店铺，也有数十处。他们想要谋取暴利，百姓哪里能承受得了？如果确实抓获私贩，即使让他们倾家荡产、丧命，也是理所当然的。有时东村买了盐，西村的人查获了，就被定为盗贩；南店卖盐，北店的人看见了，也称其为私商。拷打勒索，极其残酷毒辣。一年从地方上搜刮的利益，不下三四千两银子，而国家的赋税仍然多有拖欠，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原本就是市井无赖，一旦得到大量钱财，就穿着轻暖的皮衣，骑着肥壮的马匹，挑选妓女，征召歌女，转眼间就挥霍一空。不像南方的大商人，家底原本丰厚，量入为出，子孙可以世代守护家业。我们县有四万多人口，每个丁口征收二分银子，这个额度已经足够了，而且与徭役银一起征收，百姓不觉得烦扰。国家的赋税得以办理，而民间节省下来的费用不可胜数。一个县是这样，一个郡可以推知；一个郡是这样，全省可以推知。这是应当急切上奏请求改变的。

至于互通有无，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况且水旱灾荒和丰收，确实是各地不均衡的情况，专门依赖转运粮食来救济，所以有灾荒之年却没有饥饿的百姓。现在的地方官员，往往禁止粮食流入自己的辖区。从前秦国饥荒向晋国请求买粮，晋国人不给，庆郑尚且讥讽晋国有四大过失。如今天下一家，谁不是朝廷的百姓，却斥责禁止粮食流通，这究竟是什么用心？有人说天灾流行，那里已经支撑不住了，现在如果听任他们转移粮食，我们的地方也将随之陷入困境。不知道为百姓谋划，不如让百姓自己谋划。那些出来与人进行贸易的，都是他们积蓄有余的人。况且在连年饥荒的时候，谁肯坐以待毙？买粮也必定无法禁止。禁令一下，奸诈的官吏和胥吏，就控制商贩，肆意勒索，贪欲得到满足后，仍然让他们离开。这禁止流通的命令，白白成为这些人谋取利益的手段罢了。不如定为严厉禁令，有趁灾荒而禁止粮食流通的，就治他的罪，这就是常平仓的好政策，商人永远没有官吏胥吏的骚扰了。百姓的利害，固然难以一一列举，目前最紧急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详细陈述。至于利害只涉及一家、只涉及一县的，那就属于私情，哪里足以回报您殷切询问的心意呢？

译给王观察大人的信

杨于果

收到您的亲笔信，谈到制定宪章、商讨吏治。您说像保甲、社仓这些，都是好办法，如今弊端却多到无法言说。您命令我将地方上正在实行的事务，应当如何兴利除弊，分条详细禀报。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产生弊端的法令，这也是时势造成的，不完全是州县官员执行不力的缘故。《论语》中多次谈到为政，起初并没有专门谈论法令。孔子斟酌夏、商、周、虞四代的制度，寻求那些可以长久实行而没有弊端的，只有虞代的韶乐、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辆、周代的礼帽而已，其他一概不涉及。实在是因为法令应当随着时势变化而变通，它的因袭、变革、增加、删减，都是根据时势来制定的。就像黑色的衣服一样，破旧了就改换；就像琴瑟一样，音律不调就重新张弦，不是单一的方法所能穷尽的。试着以保甲法来说，周代的鄙师、酇长，汉代的三老、啬夫，宋代的什长、里魁，就是现在的乡耆、保甲。古代担任这些职务的人，看重他们的品德声望，免除他们的徭役兵役，与县令、县丞、县尉共同治理民事，因此纲纪提起，目张网罗，教化就容易推行。汉文帝的诏书，让三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引导百姓，大概是对他们优厚礼遇到了极点。如今却成了苦差使和赋役，人们都想逃脱免除，追呼奔走，还不如胥吏役夫，又怎么能按照心意引导百姓呢？保甲的职责既被轻视，那么一切教化养育的事，都全部责成州县。编审的法令早已废置不行，山野泽畔的平民，不诉讼就见不到官长，上下之间的情意隔绝不通，这就是奸邪之人容易滋生，而百姓多犯法的原因。法令是治理的工具，法令不能自己实行，必须依靠人才能实行。州县是奉行法令的官吏，法令希望它容易规避而难以触犯。如今条文繁多，只把文书簿籍和期限会议当作急务，稍有抵触，就触犯吏议。即使有愿意治理的心，也不能自行其是，也无不苟且行事，想着保全自己的计策。那么所谓的教化养育，不过是空话罢了。试着以常平仓法来说，北方各省囤积粮食，都计算老鼠损耗，唯独常平仓的谷物没有损耗，原本是因为每年卖出陈粮换入新粮，价值的增减足以弥补。如今因为州县亏缺的缘故，而严厉禁止。卖出仓粮，必须先申报上级官员，不申报就卖出，就以专擅论处。无论年成好坏，大概二三月间，谷价较高，初春申报，等到批准时，二麦已经成熟，价格本来已经平稳了，这是不便之一。卖粮的时候，又必须委派官员监视，资助干粮和牵马的费用，还算是小开销。仓粮一出仓一入仓，必有损耗，所报的价值，或许有虚报冒领，这也是形势使然。委派官员知道这样，或许就挟持短长，随意勒索，这是不便之二。所得的谷价，解送存入司库，到了秋天丰收时，又再次请领，出入之间，自然多有变故，这是不便之三。州县苦于烦难，不敢轻易说卖粮，以致仓粮被老鼠损耗、霉变，每天有损耗也不顾惜。社仓的弊病，大体类似。商人囤积货物并不完全残害百姓，州县发放收取仓粮以平抑市价，即使稍有盈余，终究对百姓有益，对事情无害。这就是刘晏所说的，私用无穷，那么官物就坚固完好。现在却多方拘禁，使贪婪的人在法外冒险，狡猾的人在法中钻营，廉洁正直的人举足无措，听任损耗折耗，然后设法弥补，以至于自累其身，这也是法令中可以议论的地方。榷盐的法令，起源于《管子》，但事情烦琐，可以在一国实行，不能通行天下。汉代以下不可考证。唐代的盐法，只是在盐场设置官员收买，转卖给商人，任其所往，没有多余的事。到了北宋末年，每年的赋税不够，甚至强制摊派给编户，扰民非常严重。现在行盐虽然有纲地，但没有强制摊派的累赘，法令非常完善。至于查禁私盐，条例稍微严密了。律法说私盐事发，只审理当场抓获的人和盐，注解说抓获盐没抓获人的不追究，抓获人没抓获盐的不定罪，大概是顾虑辗转攀扯株连无辜。宋代的法令，各种犯榷货罪的，不得根究来历，违者以故意入人罪论处。唯独茶法根究来历，导致妄引平民，来报私怨。官司不敢阻止抑制，追呼蔓延，监狱充斥，经过长时间不能决断，龟山先生已经极力陈述其弊端了。现在条例规定私盐达到三百斤以上，必须查明买自何处，承审官含糊完结，题参议处。州县查获私盐，恐怕触犯功令，不是多报少，就是搁置不问。这是立法禁止私贩，而私贩更加兴盛，道理就是这样。其他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所以汉代的三老都能按照心意来尊重百姓，现在州县反而不能自行其是，这就是吏治日益败坏而不振的原因。我私下认为，法令应当根据时势增减。当今的急务，那些一切无谓的条例，全部废除，让州县宽绰有余，专门以教化养育百姓为急务。法令简单则事务减少，事务减少则官员容易办理，官员容易办理则吏胥可以减少，吏胥减少则扰民的就少。平民耕田经商，他们用来谋取口粮的方法，不必由官府经理。官府不扰民，百姓自然富足。编审即使不能恢复，州县按时询问他们的疾苦，惩治他们的奸恶，那些习俗既久，骤然难以转变的，勤加告诫训导，不急于岁月，而让他们自我感化。耳目所不能周全的地方，然后辅以保甲法，仍然应当优厚礼遇奖劝，以观察其效果，不必限定岁月。说服役期满就退，是因为苦乐不均。

译况且要以优厚的礼节对待他们，奖励并劝勉他们，去除他们所受的困苦，用分治的责任来要求他们。只要让这些人足以依靠，又何必拘泥于年限的限制呢？对于他们在分管区域内，如果在两三年间，地方安宁平静，盗贼减少平息，应当如何赏赐的地方，制定为固定的规章，以示鼓励。像这样做了，而百姓不发生巨大的改变，风俗不变得美好的，大概是没有的。我还有请求：如今南漳等州县，自嘉庆元年以后，又有所谓的棋头寨首，这些人都是乡间的豪强大户，而且偶尔有奸诈狡猾之人充当。事态平定之后，似乎应该革除他们的名号，用职司来要求他们。其中在防守抵御方面，有微小功劳的，酌情上奏请求议叙；其余的仍听从官员的约束，不得随意行动，以杜绝将来武断聚众的弊端。我浅陋的意见，如果有可采纳之处，恳请立刻转达给制宪大人，以备我愚者的一点考虑。

译与陈季方

杨名时

抵达云南，转眼又过了一年。行政事务与军需供应，错综复杂，连年不断。旧有的学问将要荒废，何况期望新的收获。这种不读书却以百姓和国家作为学问的做法，是圣人深深斥责的。如果没有切磋研讨的功夫，那么道理就不明，事迹也粗糙了。就像没有源头的水，立刻就会干枯。能不恐惧吗？在这一年里，我每天把平均徭役、清理粮政、疏通积压滞后的事务作为急务。并且让百姓的困苦稍微缓解，再慢慢谋划。我眼睛有病，不能阅读文书，亲自考察验证。志向被气力所夺，邪路不堵塞，下属官员的心志未能安定，还在犹豫不决。藩司常常以和睦同心来劝勉我。所谓和睦，是参酌调和的意思；所谓衷，是不偏私的含义。哪有共同趋向私利却称为和睦，偏私于私利却称为衷的呢？世俗的看法，大多像这样。承受君父的重托，立于官民之上，却只图自私自利，难道是本性中没有理义吗？也是因为平时不讲究这些的缘故。担忧老师传授的学问不熟练，就借他人来审视自己，向知己的人陈述一番罢了。春天和暖，万物生长，静心观察都能有所得。兄长何必羡慕当权者，我何必在意穷巷呢？各自把穷究事理、反省自身作为第一要务罢了。

寄杨清江锡绂书

陈宏谋

来信说想要端正民风，先要端正士人的习气，真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我私下认为，各种风俗，都是从上面影响到下面，而转变的关键，全在于上面。想要端正士人的习气，先要澄清做官的习气。做官的人怀着便利私利的私心，每逢遇到一件事，为自己打算的念头重，为百姓打算的念头轻。明明知道这件事对百姓有益，但对自己无益，也不肯去做。如果对自己更有拖累，那就脸色严肃地互相告诫。他们所说的拖累，也不必是重大的劳费，即使是眼前稍微费心筹划，稍微费口舌开导，并非完全不能做到，只是不肯做。不说“何必这样辛苦”，就说“不如算了”。先代儒者说：古代的学者为自己，他们做官是为了别人；现在的学者为了别人，他们做官是为了自己。文中子说：古代做官是为了养活别人，现在做官是为了养活自己。吕叔简说：改变民风容易，改变士风难；改变士风容易，改变仕风难。这种风气不改变，流弊哪有穷尽。仰赖圣明的君主在上，爱护百姓，考核官吏，事事期望实在，注重长远。然而执行却很少见效，这是我们奉行者的责任。大体上，如今下属官员中，能在民事上勤勤恳恳、不肯漠视的，都是有志向上的人，虽然所做的事未必完全令人满意，但方向不错，自然应当鼓舞并振作他们。至于凡事只图自占地步，不顾百姓苦乐的，即使才具敏捷，或者自认为老练，终究对地方没有益处。曾经有上司交口称赞为能干的官员，但体察访问舆论，竟然完全不是这样。三代以来的直道，至今还在人们心中。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考察言论，询问事务，大概是非黜陟，上下相争，举用正直，罢黜邪曲，百姓就会信服了。

寄桐城张相国书

陈宏谋

州县官的一举一动与百姓息息相关。不仅贪廉关系到小民的身家性命，即使勤惰明昧之间，缓急宽严之别，也关系到小民的休戚。现在随时劝勉戒饬，希望他们各自发扬天良，体察朝廷设官为民的意义，不再存有自利自私之心，大概随着他们才分的长短，逐渐显现出为民的实效。大体上，慰劳、匡正、辅助、振作德行，只完成了一个“教”字。因事因人，随时随地，一切引人向善，禁止人为恶，以及防患于未然，惩恶于已犯，无非是教化中的能事。所以在发强刚毅之中，具有忠厚恻隐之意。近世论治，动不动以主宽主严立论，主则不免于偏颇，常常导致积重难返，矫枉过正。所谓宽而有节制，严而不苛刻，乃是一意公平，实事求是，心中并没有宽严之见存在。我学问没有根基，从政以来，才觉得浅陋空虚，所谓平时不学，用时后悔。即使想退下来谈论学问，实在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偶尔打开书本，或者抽取向来记诵的内容，参合时事，未尝不隐隐触发，可以互相印证。更加确信仕途不振，都是由所学的非正所致。动不动说做官可以不通过学问，学问对做官也没有补益，更是同梦各梦了。

与各属论治

陈宏谋

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际惠及百姓的很少。官府有事于民，而百姓反而不知道；百姓迫切期望于官府，而官府却不知道。官民情意不通，虽然法令良好，意图美好，执行反而滋生弊端。甚至因为偶尔出现的弊端，而废除长久应当实行的法令，这都是官府苟且安适、自图方便，奉行不实的缘故。至于州县，尤为亲切相关。所以州县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州一邑就受福了。圣主勤政爱民，公正听取意见，全面观察，臣工条陈对答，意图美好，法令良好，不一而足。那些言论可以听取，但执行很难，固然有很多。然而也有名义上奉行，实际上未曾执行的。就像每次奉到部里的公文，层层转行，上下衙门，案卷将成捆，似乎已经奉行，而士民却还不知道，地方从哪里受益。总归是上司以转行作为了事，州县以发给房科作为了事。即使发出告示，也只贴在城门通衢，远乡的士民，怎么能普遍观看尽知。出示之后，官府也完全不照应。等到士民有违犯，不是说事情不可行，就是说百姓不肯行，而不知道实际上未曾

译实行吧。地方官员如果真能事事从百姓生计出发，每推行一项政令，都体察民情，逐一筹划，明确利益在何处，危害在何处，只求对百姓有利，并防止对百姓造成拖累。如果实行后利多弊少，就应当补救弊端以保全利益，不可因为存在弊端就废弃利益。这样即使法令未能立即见效，也能纠正偏差、补救弊端，逐渐收到成效。大凡对世间有益的事情，开始时难免会遇到困难，等到后来又难免不会毫无拖累。畏惧困难，害怕拖累，必然导致认为天下事都可以不做。不仅自己不做，还劝别人不做，甚至忌恨别人去做。看到有人去做，就抓住其小缺点来非议其大优点，使人最终无法自我辩解。这就是驱使天下人都走向苟且安适、自私自利之路，而很少有人站出来承担天下大事的原因。

译与粤西当事书

陈宏谋

广西百姓贫穷且愚昧。读书人质朴但见识浅陋。历来主管政务的人所持的见解，都主张保持安静。只是觉得鄙夷厌薄的情绪多，而体恤关怀、振兴发展的意图少。我私下认为，有百姓就不能没有劝勉和惩戒；有土地就都可以开垦种植。一省之地如此广大，没有不能兴办有利之事、不能革除弊端的。我们大清王朝休养生息已久，人口繁盛。即使水边山崖都成为百姓的产业，还担心有限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日益增多的百姓。却坐视土地有余、人力有余，却不为他们安排生计，反而说事情没有近期的成效，或者说不要轻举妄动才是大局。用官员的俸禄来养活百姓，而不是让百姓自食其力，力量达不到，形势就会陷入困境。况且观察天下古今的事情，越是远大的事业，越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见到成效的；而朝夕之间就能见到成效的，决不是远大的事业。利害往往要经过长久才能显现，是非也要经过长久才更加明白。有见识的人考虑长远而不计较眼前，为百姓和万物着想而不为一己私利。当时的人或许认为这是迂腐，但长久伟大的事业，常常以此为基础。如果有懈怠之心，那么稍有挫折，就会产生消沉沮丧的情绪，这样怎么能成功呢？

与阎阜宁

韩梦周

我又成了山中的隐士了。笨拙的人手段有限，只知道蜷缩潜伏，实在令人鄙夷。只是心中没有杂事，梦魂常常清静，这倒是有一点美好的情趣罢了。官位不是自己能独占的，时机难得而易失。做一天官，就竭尽一天的心力。要诀没有多少，只是在足下所说的“诚”字上，努力再努力罢了。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婴儿，防备胥吏如同防备鬼怪。不要在流俗中求取虚名，不要对左右近侍虚情假意。不要凭言语神色来选取人才，一定要考察他们的实际；不要凭个人情感来决定喜怒，一定要合乎恰当。对外审视他人，对内反省自己，可以面对君主，可以质问鬼神，那么表里就会通达，而“诚”的德行就充实了。又在勤奋敏捷之中，应当蕴含节制和宣导的意思。抓紧紧要的事务，忽略细微的小事，戒除冗长的言语，节省无谓的精力。劳累而不疲惫，才能胜任繁重的工作。不然的话，事务丛集紧迫而没有节制，必然导致烦恼。烦恼不止，就会变成急躁草率。既然伤害了性情，必然对公务有害，只是忙碌中察觉不到罢了。大体上世事变化无常，以“诚”作为主宰，以从容作为节制，以安定作为统领。其中高下轻重的区别，随时都可以权衡。执法的人容易固执，通情达理的人容易流于放纵，气性勇猛的人必定拗执，心思杂乱的人多被人利用。既想自立，却不知道效法古人，只是追求胜过平庸之辈，这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说法，不是贤者所愿意处的境地。

唐风蟋蟀官箴说

杨锡绂

《诗经·唐风·蟋蟀》篇，评论者认为它体现了勤俭质朴，有帝尧的遗风，这是对的。我曾经细细玩味，私下认为这是圣人的学问，也就是切要的为官准则。诗中说道：“职思其居”，心的功能是思考，担心它杂乱而不谨慎，所以君子思考不超出自己的本分。位就是居。又说：“职思其外”，这不是追求外在。人这一身，上下四周，亲近疏远，各有不可遗漏、不可忽视的地方。不思考就会变成愚钝的物体。伊尹在莘野亲自耕种，却思考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不受到尧舜恩泽的；范文正公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怎么能说是外在而不应当思考呢？《中庸》把小人冒险侥幸称为“愿外”，那么事情不是冒险，心中没有侥幸，都不能称为“外”，由此可知。又说：“职思其忧”，人生的祸患，常常出于防备之外。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近处的忧患。君子有终身的忧虑，没有一朝的祸患。大概忧虑不在千里之外，祸患就在几席之间。古代圣人防微杜渐，忧虑勤勉、警惕激励，就是这种志向。难道不是圣人的学问吗？然而怎么看出它是切要的为官准则呢？国家设置官吏，从大官到小吏，各有其职，也就各有其居。各思考其居，就是各尽其职。一县的官员，各尽其职，一县就治理好了；天下的官员，各尽其职，天下就治理好了。职务未尽而另谋他图，这是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耘别人的田地。职务没有不尽的，而上下四周，远近亲疏，考虑周全，思虑周到，这不是外在。比如州县以安抚百姓、惩治奸恶为职责，如果有百姓流亡到我的地方，难道能因为他们是别的县的人就不体恤吗？盗贼逃窜到我的境内，难道能推托说是别的县的盗贼就不缉捕吗？由此推论，思考其外正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本职。如果思考忧虑，那么不但自身的祸害是忧虑，凡事后来的弊端和祸患都是忧虑。发出一道命令，有在这里有利，在那里却有害的；推行一项政事，有眼前看似可喜，实际上却酿成后来无穷祸患的。思考不审慎，很少有能避免偏见而后悔成为始作俑者的。因此诗中的三句“思”，都是做官者的要务，不可一天不省察。诗又说：“蟋蟀在堂，岁聿云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小民终年勤劳，到了岁末，职业稍微空闲，才开始相聚享乐。计算一年之中，时间很短。而且他们所乐的，不过是豆觞酒醴，亲戚邻居偶然往来罢了。难道就会使心志放荡而意志懈怠吗？于是立刻警惕地互相告诫不要过度。如今士大夫身佩符节绶带，身居显赫富贵的职位，本来不等到年终才谈享乐。宾客僚属聚会，事情时常发生。摆设宴席，习以为常。味道追求珍美，厨房期望精良。舞袖缠头，酣畅歌唱纵情饮酒，既占卜白天，又占卜夜晚，哪里只是豆觞酒醴而已呢？又其

译如果情况更严重，就会广泛纳妾，亲近顽劣的童子，在衣饰车马方面，已经很多了还觉得少，已经精致了还觉得粗糙，只是沉溺于享乐、懈怠傲慢，觉得时间不够用罢了。哪里会想到自己身处官位、思考外部事务、担忧忧患的人，肯这样做呢？人生修养德行、建立功业，没有比效法正直的人、仰慕贤哲更重要的了。现在《诗经》中说：“喜好享乐但不荒废，贤良之士谨慎戒惧。”贤良之士就是贤德的人。即使是那些普通百姓，尚且知道仰慕贤德、喜好美德，互相效仿；何况士大夫，怎么能以安逸享乐、懈怠傲慢的姿容，厚颜无耻地居于百姓之上呢？那么，所谓的为官准则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就像《蟋蟀》这首诗所讲的那样罢了。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各自竭尽自己的力量，各自恭敬地对待自己的事务，每天勤勉不懈，在职位上不松懈，这就是思考自己身处官位了。此外，凡是我内心应当尽到的、力量能够达到的，周全而详细地去做，不遗漏、不搁置，这就是思考外部事务了。想到祸福相互依存，警惕外患的发生有其原因，不敢让自己有一天放纵地居于百姓之上，不敢让自己有一刻在独处时放松警惕，这就是思考忧患了。至于饮食宴饮聚会，虽然一定不能完全省去，但只取足以适口即可，只取足以合欢即可。车马衣服，不必华丽；姬妾仆从，不必娇奢。并且时时警醒自己：难道不是暴殄天物吗？难道不是僭越礼制吗？这样就能享乐而不荒废了。至于尊重贤人、结交朋友，是德行得以增进的途径。季孙、子贱成为君子，是因为能够结交朋友从而成就他们的德行。不仅上级官员中德行声望都很高的人，应当尊敬、爱护他们；即使是同僚中贤能素来显著的，下级官员中品行端正、才华美好的，也应当尊敬、看重他们。这样就能与贤良之士日益亲近，与世俗之人日益疏远了。像这样，努力勤勉则心思不会外驰，而职务事务不用担心不被办好；费用节省则心思没有贪念，而廉洁不担心不能始终如一。对上不负君王，对下可对百姓，身体因辛劳而得到安宁，内心因清正而更加安泰。这比起那些荒废官职而沉溺于逸乐，或者因为放荡而遭遇祸患的人，难道不是相差万倍吗？所以说：《蟋蟀》这一首诗，为官的准则都具备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