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七礼政四学校

译有的郡县辅佐其法令，让诸生掌管六曹，有辟召、绝学和上书的情况。而任用他们的严苛，也附见于此。明朝初年，荐辟的制度已经废除。而在科举中，尤其重视进士。神宗以来，于是有了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等职位为进士缺，中下等职位为举人缺，最下等职位为贡生缺。举人和贡生即使做官做到方面大员，如果不是广西、云贵这样的地方，也不安排他们任职。这成为吏部选官的固定格式。偶尔有一两个举人或贡生得到皇上赏识，被提拔为乡贰或大僚，就必定全力攻击他们，使他们获罪被贬斥驱逐，甚至杀掉他们才罢休。于是，不由进士出身的人，就不得不投靠门户来自我庇护。资格与朋党，这两者牢不可破，而国事就大大败坏了。至于翰林院的官员，又以清贵高雅自居，而鄙视外朝官员。崇祯年间，天子忽然任用推知考授编修、检讨，而众人纷纷哗然，有“从哪里来，突然聚集在这里”的说法。这是唐代武儒衡的话。唉，科举第次并不期望形成资格，而资格的格局却形成了；资格并不期望形成朋党，而朋党的形态却确立了。防微杜渐，有国家的人，难道不应该有变通的计策吗？

译古代学校考

程晋芳

《礼经》中关于学校建置的名称各不相同。后世的解释者因此产生纷争。我辨析说：天子设立虞、夏、商、周四代的学校，是指周朝保留了虞、夏、商三代的学校，以及本朝（周朝）的诗、书、礼、乐，而不是在四个地方建立学校，也不是在一所学校之中，用东、西、南、北来区分虞、夏、商、周的不同。刘敞（字原父）的话，是可信的。唐虞时代官员众多，从天子的嫡长子，到公、乡大夫的儿子，不过二三百人，一所学校之中，已经足以容纳他们。后世官员增多，求学的人众多，或许另外建造房舍，以扩大教育范围，但一定要由大学统领，不一定非要固定有四处。比如《大戴礼记·学礼》说：“天子进入东学，崇尚亲爱而尊重诚信；天子进入南学，崇尚年长而尊重亲属；天子进入西学，崇尚贤能而尊重德行；天子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这些都是汉代儒生凭空捏造，喜欢用华丽绚烂的辞藻。又如《易传·太初篇》说：“太子早晨进入东学，白天进入南学，傍晚进入西学。”《五礼通考》认为这里下面应当有“夜晚进入北学”一句。然而一天之中，在四所学校之间转移，天天如此，学业怎能精通，心思怎能安定呢？学习贵在专一，地点专一则志向专一。所以我在关于建立学校的说法上，唯独遵从孟子。孟子说：“夏代叫校，殷代叫序，周代叫庠，说的是乡学。‘学’这个名称，三代共同使用，说的是国学。”可以说简明扼要，概括全面。用《汉书·儒林传》来印证，是无可更改的。有人问：“有虞氏在上庠供养国老，在下庠供养庶老；夏后氏在东序供养国老，在西序供养庶老；殷人在右学供养国老，在左学供养庶老；周人在东胶供养国老，在虞庠供养庶老。虞庠在国都的西郊。《王制》《内则》都相同，这难道不可信吗？”回答说：孟子所说的是学校的大致情况。名称稍有不同，是因为时代久远，中间有更改。仔细玩味《王制》《内则》的文字，似乎庶老就是乡老，那么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应该是国门外乡遂的学校。经文说“在国都的西郊”，是可以断定的。问：“按照你的说法，国都只有一所学校吗？”回答说：小学在公宫（王宫）的左边，大学在西边，这个说法可以作为依据。门内之学，就是小学。大体上，贵族子弟起初在小学学习，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有次序，那么地点也就不同。虞、殷的太学在西边，夏、周的太学在东北边，这又是设置的不同。至于“成均”这个名称，是古称，董仲舒的话足以作为依据。学习到了音乐，这才算是大成。“均”是音韵的意思。李光地先生辨析得最为详细。后世的人不知道，于是说天子的学校有五个，辟雍是太学，它的南边是成均，也叫南学。郑锷说辟雍就是成均，不知道辟雍乃是成均之中的沼泽，所谓在沼泽中练习射箭的地方，怎么能和成均并列呢。王应麟的《详说》，认为成均是上庠，是可以采纳的。《五礼通考》引用《诗经·灵台》的疏证，说灵台在国都东边二十五里。《韩诗》说辟雍在南方七里之内，中间建立明堂，是收藏五经文书的地方，用茅草覆盖，取其洁净。《左传》说，天子的灵台，在太庙之中，环绕的灵沼，叫做辟雍。诸侯有观台，也在庙中。关于学校的建置，古人的论说已经纷乱，又再把明堂、太庙、灵台、灵沼混杂其中，不是更加混乱吗？大体上，凡是朝南的第一座厅堂，都可以称为明堂。太庙有明堂，听政的地方叫明堂，太学朝南的前厅，或许也可以叫明堂。儒家想要把明堂和太学混为一谈，却不知道教学肄业的地方，不是祭祀和颁布朝政的地方。而且灵台用来观测天文，兼作游览观赏的地方，沼泽因为灵台而得名，诗人记录当时的营造，连带提到辟雍，而太学的钟鼓，在这里可以记载。辟雍绝对不是灵沼，也一定不和灵台在同一处。袁准《正论》说：“明堂、宗庙、太学，是礼仪中的重大事物。事理意义不同，各有其用途。而世上的论者把它们合为一体，选取《诗》《书》中放逸的文字，经典中相似的语言来附会，不再考察人情事理，偏离正道太远了。”袁准的话可以作为确切的论断。况且小学在公宫的南边，应当是这样的。太学在郊外，则必定没有这种道理。郊外有乡学，太学一定在国门内。五经的文书，不收藏在国都之中，却让贵族子弟每天跑到郊外研读吗？这都是因为拘泥于明堂建在郊外的说法，并且认为太学也在郊外，又混淆明堂和太学为一，解说礼仪反而使礼仪更加混乱，不可叹息吗？有人问：“教育学生的官员可以知道吗？”回答说：看舜任命夔掌管音乐，那么后世的大司乐，就是太学的长官了。《礼记》所说的大司成就是如此。郑玄注说大司成是司徒的属官，把师氏混淆了。有人问：《周官》中的师氏、保氏，反而在大司成之下吗？回答说：《周官》是后世儒生所撰写，因为太子有师保而设立这些名称。大乐正的官员，不仅仅像蒙瞍那样通晓音律而已。所谓推崇四种技艺，设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有专门的职责。近儒陆世仪想要让大司成担任宰相的职务，话虽然近乎迂腐，总之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一定是非同寻常的选拔。论说在东序。“序”，是墙。在太学的东边，堂上的墙叫序，不是乡学的序。看侍坐在大司成旁边，远近间隔三席，可以提问。结束后则背靠着墙，列举的事情没有说完，不提问，那么大司成的尊贵就可以知道了。

译问：“教育学生的具体时间安排，可以听听吗？”答：“人的资质有聪敏和迟钝的区别，应当根据他们的资质来辅助引导，不能用固定的时间来限制。总领教育成效的是大司成，自大司成以下，诗、书、礼、乐各有分管的官员。学生掌握了一门技艺后，再教他另一门技艺。按照礼家典籍所载，《王制》说：‘春秋两季教习礼乐，冬夏两季教习诗书。’《文王世子》则说：‘春夏学习干戈舞，秋冬学习羽钥舞。’又说：‘春季诵读，夏季弹琴，由乐师在瞽宗教导；秋季学习礼仪，由执掌礼仪的人教导；冬季阅读典籍，由掌管典籍的人教导。’它们的教学时间已经各不相同，而陈晋之仍然按照四季来分别施教，岂不是太固执拘泥了吗？”

译**教胄子论**

吕星垣

从前，舜咨询禹，让他担任百官之长；命令弃负责播种谷物；命令契推行教化；命令皋陶严明刑罚；命令垂掌管百工；命令益管理山林川泽；命令伯夷主持三礼。这些治理天下的手段都已经完备了。最后，命令夔教导贵族子弟。舜治理当时的天下，以此作为终结；治理万世的天下，却以此作为开端。“胄”，意思是长子，指从天子到乡大夫的嫡长子，他们都是将来要承担天下国家责任的人，所以不能不预先加以教育和培养。因此，乐正推崇四种学术，设立四种教化，顺应先王的诗、书、礼、乐来造就人才。春秋两季用礼乐来教导，冬夏两季用诗书来教导。天子的太子、王子的太子、诸侯的太子，以及乡大夫、元士的嫡长子，都来接受这种教育。遵循这条道路，所以上面没有放纵欲望、败坏法度、颠覆典章刑法、丧失国家大权的君主；下面没有放纵检点、逾越界限、残害百姓、灭绝万物、毁坏家庭、危害国家的臣子。这样能够延续一家的福祚，保全天下的安宁。孟子说：“为天下得到贤才的人叫做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秦汉三国以后，司马氏统一天下，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伦理道德已经亏损，祸乱变故因此加剧。当时的公卿世族，崇尚研习虚无玄远的学问，风流相尚，浮浅轻薄导致败坏，直到南渡长江，也没有停止。沿袭到南北割据时期，战事频繁，偶尔粉饰太平、整理图书，终究没有严格设立保傅之职。父兄艰难地开创基业，子弟却在玩乐中消磨灭亡。推究其病根，都在于失去了预先的教育。从争夺天下的初期，武将尽力效力，于是凭借功勋后裔联姻皇亲、依仗宠幸，早晨手持符节，晚上就毒害一方。唉！殷商的教训不远，为什么他们思考得如此不足呢！这在开国刚刚安定时，就应当建立学校、阐明伦理，长远考虑、回顾反思，何况是继承世袭拥有天下的人呢！

贵族子弟的体态品行，贵在像金声玉振那样和谐完美；与国家休戚与共，也贵在像世臣那样世代忠诚。三代世袭俸禄的制度，虽然在后世不再实行，但那些参与平定天下、辅佐定策的几个人，他们的子孙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君主也不忍心废弃他们。但如果只让他们足以逢迎权贵、窥伺时机，那么没有才能的人正好用来亡国败家；只让他们具备小信小忠，那么有才能的人也只限于出出进进、奔走效劳，而比这更差的就更不值得信任了。唐宋以后，家法相传，推崇教育贵族子弟。唐太宗撰写《帝范》十二篇传授给太子；宋真宗也撰写《元良箴》传授给太子。他们是有鉴戒的吗？终究没有听说广泛推行教育贵族子弟的制度，推广到卿大夫的嫡长子身上。五代时期纷争不断，又抛弃了这个制度。上面像放置死灰，下面像沸腾的锅，礼乐不兴盛，百姓无处安放手脚，说的就是这个吧。所以，治理天下基于典章学问这一件事，而恩泽遍及天下万世的国家命运和人民生命，必定从教育贵族子弟开始。

**书院议**

袁枚

百姓中优秀的人已经升入学校了，百姓中特别优秀的人，又升入书院。升入学校的人每年有粮食供给，升入书院的人每月有粮食供给。这是培养人才非常盛大的意图。然而士人中贫穷的多，富有的少，于是追求名声的少而谋求衣食的多。上面的人探知了这种情况，就又挟持微薄的津贴来震动升降黜陟，而自认为能够教育士人。唉，错了！儒者首先辨别义和利，现在用极微小的利益来束缚他们，用极苛刻的法令来警惕他们，那些谋求进入其中的人，多半是苟且卑贱、不廉洁的人。苟且卑贱、不廉洁的人，供养他们、教育他们，有什么用呢？供养士人与供养士兵不同，士兵不是百姓中的优秀者。那么书院应该怎样呢？回答说：百姓中优秀的人已经升入学校了，百姓中特别优秀的升入书院。百姓中特别优秀的人，一郡中不过几个人，我宁愿多取一些以备教育，也不过一郡二三十人而已。用供养数百人的费用，供养二三十人，既可以赡养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的旁骛，而这二三十人互相为师为友，吟诵先王的道义来自我快乐，那么又怎么会有害群之马，在其中虚张声势、轻浮险恶呢？担任老师的人不多，弟子广泛学习、亲近相处，因此愤懑容易启发，困惑容易抒发，经义容易传授，治事容易治理。国家将来用人，除了书院还能从哪里选取呢？《中庸》说：“忠诚守信，优厚的俸禄，是用来勉励士人的。”孟子说：“尧舜的仁爱，不吝惜，急于亲近贤人。”就是这个意思。汉代州郡推荐士人，二十万户以上，才推举一个孝廉；以京师之大，太常的弟子不过五十人；以吴公的贤能，洛阳的兴盛，所推举的秀才只有贾谊一人，他们的慎重程度如何！那么那些原来隶属书院，借此供养的人，要淘汰他们吗？回答说：供养士人与供养孤寡不同，那是哀怜他们的终老而收容他们，这是谨慎他们的开始而选择他们。为什么说不能淘汰呢？那么怎么知道特别优秀的人而选择他们呢？回答说：用人要看自身，选择士人的人优秀，那么所选择的也优秀。这就是所谓规矩有摹本而水有波纹。唉！现在宽厚供养士人的人，既把他们看作像无告的穷民，而严厉的人又把他们看作像出兵以下的士卒，况且不知道已经这样了，先要知道识人，这就是我叹息的原因。不然的话，书院到处都有，而没听说受到他们益处的是什么原因呢？

**重学校**

侯方域

现在与古代相反，名与实不相符，没有比学校更严重的了。古代的学校，是用来培养人才的，而现在用来收容不才之人。名义上沿袭旧制似乎很尊贵，而实际上失去了依据则很耻辱。时间久了污秽泛滥而无可辨别，连名义也不值得尊贵，那么怎么振兴天下的学问，成就天下的人才呢？天下的学问不振兴，天下的人才不成就，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达到治理。想要反过来，必定从重视学校开始。在这里设立学校，必定让有才能的人进入。

译没有才能的人不能进入。因此，有才能的人有途径展现自己，而没有才能的人没有容身之处。倘若让各类人混杂着一起晋升，那就是有才能与无才能的人混淆了。有才能与无才能的人混淆，而天下有才能的人少，没有才能的人多，这就意味着有才能的人无法胜过没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无法胜过没有才能的人，那形势必然要全部变成没有才能的人才会停止。唉！将天下的学校全都变成了没有才能的人聚集的地方，朝廷还说“我在这里培养士人，将来会有大用”，这难道不是错误吗？那么，重视学校的人，一定要清除那些不属于学校的人，然后才可以。要清除那些不属于学校的人，一定要严格监督学校的人，然后才可以。过去，那些在学校游学的士人，用十年、五年的积累来考察他的学问，用一天的表现来考察他的文章。晋升的人谨慎，而淘汰的人严格。有公卿的子弟，望着泮宫（学校）而不能进入，已经进入的也不免于被罢黜革职的。现在在学校游学的，也考察他们的积累和表现，然而过去所积累的是才能，而现在所积累的是钱财。过去的表现，才能有一定的优劣；现在的表现，钱财有偶然的厚薄。才能超过别人，称为茂才；才能出众于别人，称为秀才，这是古代的制度。现在则称为请托比人熟，贿赂比人先罢了。从明朝中期开始，督学的人担忧的是请托；明朝末年，担忧的是贿赂。如果有做这件事的工具，那么就让卿大夫的奴仆、郡县的差役去做，也无法禁止，而且既然做了，还不免除他们的差役。那些像猴子一样狡诈、像市侩一样奸猾的人，士兵队伍里的人，去做也无法禁止，而且既然做了，还不改变他们的职业。然而因为这些人不是这几类人，就指着他们排斥他们，而他们有所不服，为什么呢？认为我所不能做的，你也不能做；而你之所以能做，是因为你有工具，我也能得到这种工具。唉！学校被轻视积累到无法尽言的地步，却还想要用姑息养奸当作有恩德，宽容假借当作有礼貌，那么天下的污秽之人，终究没有时候能清除；天下的滥竽充数之人，终究没有时候能裁减。所以要谨慎而又谨慎，这是为了明确区别；严格而又严格，这是为了显示尊严。全部去除天下的没有才能的人，然后真正的才能才会显现。即使得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也不认为不够；即使去除成百上千的没有才能的人，也不认为过分。现在大县的弟子，大概不少于两千人，中小县也各自有一千多人，这是可以做的。况且只有晋升而没有淘汰，晋升的时候，无论考试士人还是不考试士人，小小的公文，随手就下达。淘汰的人很少，又不等到一天结束，就提拔恢复他们，攀附钻营，整年不断。那些督学的人，不是不知道，只是因循守旧的看法拘泥于前，而贪图利益的心思横亘于后。前人教导后人，好像留下规矩；后人遵守前人，好像奉为律令。唉！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那么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呢？回答说：推行明朝大臣张居正的旧令并努力执行。晋升有制度，大县必须是四十人，中县必须是二十五人，小县必须是十五人。淘汰有制度，一百人不称职，就淘汰一百人；一千人不称职，就淘汰一千人。不容忍虚伪，容忍虚伪的人立刻被剥夺资格；不姑息徇私，姑息徇私的人立刻受罚。用培养的意思，来寄托澄清淘汰的权力；用文章的事情，来执行军旅的法度，大概就可以了吧。而其关键尤其在于不把文艺当作浮华，而以德行为借口。因为可以修饰的是行为，而不可修饰的是文章。现在如果依靠他们的才力来混淆名实，让人担保举荐说：“这是有德行的人。”那么督学的人，必然要等到岁月长久才能论定，无法一下子知道真假。假使人担保举荐说：“这是有文章的人。”取来考试，看几句，没看完一卷就明白了。然后考察说：“这个人，难道轻浮吗？”而士人的品行也可以整肃了。所以舍弃文章而考察行为的，是奔竞钻营的开端；先考察文章而后考察行为的，是统一标准的方法。天下本来有有文学而无德行的人，没听说过不文不学而有德行的人。道德显扬称为德，各种品行卓越称为行，这是文学所不及的，不是说它遗弃文学。况且有这样的人，用经书策问他不回答，考察文章他不会，询问文字他不认识，无论其实质不擅长，即使确实如此，也不过是市井的老实人、锄地的老人罢了。朔望日读法，举荐表彰他们，这是里正的事情，县令的职责，为什么用学校的名义来冒领呢？有人说，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张居正苛刻严酷的法度，不是先王宽大的恩泽。士人如果有才且贤，即使让他们住在高大的房屋里，享用丰盛的饮食，古人也不认为过分。不然，培养人才的地方现在沿袭成为施恩救济的机构，难道不也是羞辱朝廷而轻视当世的士人吗？

译制科对策

魏禧

古代选拔人才的途径很广。等到后来，就专门从制科这一条路出来了。而这种方法尤其不完善。八股文的法则，一方面在于摹仿圣人的言语，不敢称引三代以下的事情，不敢写出本题范围以外的文章；另一方面在于排比对偶有固定的格式。题目的义理，有的广博衍生出几十种端绪，然后才能穷尽；有的只要举出其中一端，扼要地说明就没有遗漏了。现在却一定要强行规定为排比对偶的格式，那么那些有多种端绪的题目就无法穷尽，而只要得到一个说法就能完结的题目，也必将强行凑出另一个说法来对应它。对应它的说法，又一定要摹仿那些排比对偶的语句，小心翼翼地逐句逐字地推敲，不敢稍有错乱。六朝的文章，以骈俪工整为能事，虽然杂用在游历、笺记等文体中，后人尚且讥讽它浅陋。现在用长篇的骈俪文来翻译经传，其浅陋就更可想而知了。圣贤的道理，以适用为根本。所以谈论道理如果不征引事实就会迂腐，疏解古人的言论如果不征引后世的得失，那么言论中丰富且精辟的内容就无法显现。现在一定认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增减，那么古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就跟着再说一遍；古人说得简短，我们就跟着说得冗长。言论中即使毫发之间能赶上圣人也没有益处，何况一定赶不上呢？明朝废除杂学，尊崇孔子，将四书五经定为题目，方法比起前代显得特别纯正。连贩夫竖子，没有不知道仁义道德的名号的。然而才略迂腐疏阔，远远不及汉唐。到了后来，甚至想成为东晋、南宋那样的人才都不可得。天下的奇才异能，不通过八股文就不能晋升。从童年到老死，只致力于这一件事。于是有身登甲第、年纪已老，却不识古今传国的世次，不知道当世州郡的名称，不清楚兵马财赋数量的人。而那些才俊之士，则在入仕之后才开始学习。所以如今要挽救制科的弊端，我认为没有比废除八股文，而改用论策更好的了。所以说，八股文作为经世济民的手段，用在论文中就腐朽了；论用在策问中就迂腐了；策用在奏议中就疏阔了。为什么呢？因为谈论礼义的人容易虚伪，而核实事务的人难以欺骗。因此，法令没有长久而不败坏的。然而立法之初，就不能不力求完善。论策的制度，其弊端必定会有抄袭冗长、夸饰而不实用的情况。但天下的人，则势必要去阅读古今治乱的书，去讲求天下兵马财赋、关隘险阻、时务利害的事情。现在捕鱼的人一定在大泽中张网，猎兽的人一定在深山中设陷阱。固然有捕不到鱼兽的情况，但如果在泽中去找兽，翻过山去问鱼，这就是所谓的向燧人氏索取三棱形的冰，拴住千里马的脚却要求它跑千里路。有人说，圣人的学问，如果不显扬于天下，而比较事功，那么刑名功利之说起，追求治理必定导致混乱。回答说，我的说法不是舍弃四书五经而另外寻求别的。四书五经命题以端正其根本，改变八股文，制定论策，使人能够尽其才，适于实用以挽救其弊端。请说说它的方法。凡是童子试，考小学论一道，科经书白文三篇，四书一篇，所考经书（易、书、诗、礼）各一篇，春秋传一篇，命令从某处起默写到某处止，兼有唐人考字、宋人帖括的意思。弟子员试，考四书一道，所考经书一道，策一道。乡试，考策一道，春秋一道，判一道，四书一道，所考经书一道。会试，考策二道，判六道，都是一次考试。凡是小学、四书、经书作为论题，没有固定的体裁，没有长短的格式，以及称引秦汉以下得失、当代时务等各种禁令。凡是命题不要割裂章句以巧饰文辞，如虚缩、巧搭、枯难等题型；也不要荒诞不经，如钻穴逾墙、杀鸡攘羊之类。凡是判词必须依据律法去掉对偶，如断案的语言。或者设置事件造题，让考生议论其罪行；假立一件事，让考生议论甲乙所犯的罪行，根据律例应得什么罪。凡是考策问，试州县的考生，策问以其州县的利害为题，或者问地方现在有什么事，如何处置，或者泛问利弊；乡试的策问以其乡为题，会试的策问以天下的利害为题。会试的策问，总论国势治道，或者以古人当国的事业为题一道，分吏、户、礼、兵、刑、工六职命题一道。从弟子员开始，各人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如习吏就在卷面写一个“吏”字，同考经书的例子一样。专才者应对一科，通才者应对数问。考中进士廷试，则让考生杂陈其所见，并考问难倒他，以确定他的官职。人有平日见识超出有司命题之外的，所以令其杂陈所见而互相考问难倒。或者天子亲自考试，或者公卿杂试，参用虞廷敷奏、周官论辨的意思。于是让通才者署理郡县选，专某职者，就到某部观政，授予某部官职。既受官职，以奏疏上言。奏疏的体裁必须简练而直白，简练没有繁文，直白没有隐事。天子一日万机，文辞繁冗则目眩追求虚名而失掉要害，事情隐晦则不足以知道事情的利害，以及人的贤否。奏某事，说某臣奏为某事，如何则利，否则害。言者能实行，就说臣所见如此，臣确实能胜任，朝廷试用他。否则就说，臣能言，臣不能行，以臣所察，某臣能胜任臣的言论，朝廷试用他。再否则就说，臣所言，臣与僚友不能胜任，朝廷悬挂其言论于朝堂，以待能者。

有人说，所言之事，廷臣举荐无能的人说，有什么益处？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人虽然都不能，天下或许有能人而我不知道。如果一时没有其人，有必不可不存此论的情况，如汉武帝下诏招募出使绝域的人，虽然不是当务之急，但其方法可以仿效。我认为国家有大难事，最终应当

译另外设立一个科目，公布标准以招募非凡的人才，储备人才以备紧急使用，事情完成后就撤销该科目，不将其定为常制，这样就可以了。乙酉年自记。

译制科策问下达

魏禧

童子为何要考《小学》？天下的动乱源于风俗败坏，风俗败坏源于《小学》被废弃。因此，让童子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奉行法度、遵守礼仪，从小学习这些，外表柔顺他们的筋骨，内心树立他们的品德。所以孔子说：“年少时形成的习惯如同天性，习惯久了就变成自然。”现在的人幼年学习章句，稍长治理文艺，童子能写时文，就安然自若地认为自己是成人。于是有人身登甲第，年纪强壮，却不能遵循侍奉长辈的礼节。为何不兼考四书？四书的宗旨，深奥而广博，兼考则粗疏，专考则精微。兼考则四书显得重要，《小学》必然被废弃。为何将《春秋》从四经中分离出来？董仲舒说：“不学习《春秋》，处理常规事务不知道适宜，处理变故不知道权变。”因此，君主不能推辞首恶的名声，臣子不能免除乱贼的诛杀。所以如果不人人学习、户户知晓，那么平民百姓就不能治理好一家。为何乡试、会试的首策如此？考中者必定授官，所以以熟悉事务为优先。乡试的策问，为何不分六职？坚守一职的人，必须兼知六职的缘故。所以官员希望他们专精，学习希望他们通晓。会试则是今天考中，明天就授官。为何乡试、会试只考一次？能者一次就足够了，不能者考十次、写百篇也无益。专才为何授任部官？将让他们死在职位上罢了。官禄以能力晋升而职位不变，终身习练其事不离开，那么形势便利而智力得以发挥。唐虞三代，未能改变这一点。早晨刑罚晚上礼仪，那么皋陶、契这样的人必然不能产生。通才的能力宏大，郡县选拔的职位卑下，说我将以此作为宰相。古时候宰相必定历练州郡，使了解民情。《尚书》说：“那高宗，曾在外面辛劳，于是与平民在一起。”天子不能坐着治理天下，而宰相专用翰林，大概后世没有宰相业绩的原因就在这里。然而治理《小学》，为何不治理《孝经》？回答说：这不是圣人的言语，肤浅得很。在《小学》中保留《孝经》的美，去除其肤浅。汉儒伪作无疑。《春秋》合题可以吗？回答说：或者事情相反而道理相同，或者道理相同而意义互为表里，在四书和其他经典中，那么可以拟定并实行。合传则不可以。《春秋》的文辞简略，又去掉弑逆、崩卒作为不解释，所以不得不取传注割裂而牵强附会来增加条目。如同射覆一样，劳心竭智而无用。况且武王占卜洛邑说：“有德容易兴盛，无德容易灭亡。”弑逆、崩卒，听到的人足以警戒，哪里在于它不吉祥呢？虽然如此，对于礼、诗、《小学》又有说法。礼出自小戴，其书多杂乱而违背道义，不可不厘正。否则不能尊为经。郑卫之诗，朱熹认为淫风占十分之七八，然而圣人为什么不删去？回答说：以示警戒。以示警戒就应当保留。《新台》《鹑奔》，男女赠答的秽词为何收录？考察古传就明白了。《小学》精微可以成为圣人，粗疏也不失为常人。然而有古礼不适时的，有缺略应当补次的，有意义精深不能向童子解释的，那么必须考定。刻成不可更改的书。

我变法三策，只有制科法，即使在动乱之时，中等才能的君主没有不可行的。然而其法与学校、官制互为表里。革除宦官，则君主必定是圣贤而后能，因为减少宫嫔数目、定时见臣的制度，寡欲勤政，未易言也。限田则与保甲互为表里，及篇中先事数款，所以说法必须相辅而后行。古人制度，有这一件事为尽善，而这一件事之所以尽善，实处并不专在这一件事。三策作于乙酉五月，其后稍加损益。云癸卯自记。

制科策

黄中坚

自汉朝以来，都以言论取士，而议论者唯独指责明朝的制度，甚至说八股一日不废，人才一日不出。唉，太过分了。我认为八股不可不变的是其势，因八股而议论明朝制度的过失则是不对的。推究明朝立法的初衷，实在是取历代之法而折衷之，其器具最为完备。因此，使用八股，是经术的遗留，而帖括的格式；使用判语，是因袭唐朝；使用策论，是因袭汉宋；使用诏表，是因袭诗赋的骈丽。先用经义，以观察其理学；继之以论，以观察其器识；继之以判，以观察其断案；继之以表，以观察其才华；而最后以策，以观察其通达时务。以此求士，岂不足以尽士之才？士果有能与其选者，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而佐理国家之治？所以说折衷至善，而器具最为完备的，没有比明朝制度更好的了。世之论者，徒见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明朝之制，为败坏人才之具，这岂是通论哉？虽然，凡人之才，莫不各有所能所不能。司马光论辨官材，论定然后官之，明白全才之难得，而当详为之辨。今必兼此数者而求之，则是必得天下之全才而后可。天下之全才不常有，而吾顾惟其全之求，则彼有勉强涂饰，以侥幸于一得已耳。且吾所以试之者，既多其端，势不得不分先后。一分先后，则吾无所轻重于其间，而轻重已自此而判矣。于是士皆尽力于八句，而其它但取办于临时，以应故事。校士者既已取其所长，即未有不曲护其所短。宜

译唉，那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日益沉溺于空泛疏略的学问，不再以通晓古今、博学多识为追求了。然而明代制度的可取之处，在于其科目设置完备；而其失误之处，也恰恰是因为它追求完备吧？况且天下本来就没有施行久了而不产生弊端的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已经实行了三百多年，士人的心思才力，全部耗费在其中，已经无法再有所增加了。现在如果顺从它而保持一致，就会因循守旧，几乎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如果顺从它而寻求不同，又会放纵不羁、难以驾驭，而不能作为准则。所以八股文在当今，也是到了穷尽而必须变革的境地。然而将八股文改为策论，或者改为诗赋，也只是片面的见解，并没有找到恰当的方法。我曾观察唐宋时期，他们选拔士人最初并不局限于一个科目，因此有“科目”的称呼。现在只设立一个科目来等待士人，那么士人只有“科”而没有“目”了。我认为应该仿照这种意图来实行，大致选取当今考试士人的方法，稍作变革而分为几个科目。第一个叫精通经术科，方法在于选取十三经的义疏，比较附会其异同，并用所疑惑的问题来质问，如同古代条议的例子。第二个叫博综典故科，方法在于选取史书所载的内容，或者专门列举一件事，或者同时列举几件事，让他们论述其中的得失，这就是古代的史学科目。第三个叫洞达时务科，这就是当今对策的方法，但一定要让他们直言不讳，直接陈述自己的见解，这样才能看出他们的抱负。第四个叫富有才华科，用诗赋来考试，兼用表文也可以。第五个叫明习法律科，方法在于选取古人已经发生的事例，以及刑部案件中疑难的问题，设定甲乙双方的言辞，让他们剖析决断，不要拘泥于声律对偶。像这样各自列出五条事项，用一场考试来测试，务必精选人才，而不必扩大录取名额。所录取的士人，根据才能授予职位，不要让他们立刻位列清贵显要之职。如果国家一定要寻求特别杰出的人才，那么应该偶尔设立拔萃一科，随时制定规则，使得所有在上述各条中合格的人，无论已经做官还是没有做官，都可以参加考试。录取标准极其严格，而对待他们则不拘泥于常规次序，这就更加足以鼓舞真正的人才了。至于童生的考试，不妨仍然使用八股文，初学的士人只以明白事理为急务。如果确实像这样，那么下面的人得以专精于实学，而没有迂腐疏略、不切实际的讥讽；上面的人得以兼收并蓄他们的长处，而没有用非其才的担忧。一举革除以往的弊端，而又仍然不失遵循旧制的思路，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

译《日知录》中关于科举考试的论述

顾炎武

明朝初年规定科举考试分为三场。虽然场次有先后之分，但没有轻重之别。然而士子的精力，大多专门用于钻研一经，而对考古之学则有所忽略。主考官阅卷时，又往往偏袒初场考中的试卷，而不深入考察第二、三场的答卷。过去所说的三场考试，如果不是闭门苦读十年，读书上千卷，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现在却追求快速成功，不过是在四书和一经之中，拟定一二百道题，窃取他人的文章背诵下来。进入考场那天，抄写一遍，就可以侥幸考中。而原本经书的全文，竟然有不去阅读的。导致天下人都成为急于求成的童子，学问因此衰退，心术因此败坏。

宋嘉祐年间，知谏院欧阳修上奏说：现在选拔人才以两千人为基数，请求放宽时间限制，先以策论考试来考察他们。选择那些文辞粗鄙恶劣的、文意颠倒重复杂乱的、不识题意的、不知典故略而不答所问的、误引事迹的、虽然能成文但理识乖谬荒诞的、杂犯旧例不符合格式的，这七类人首先剔除。计算两千人，可以剔除五六百人。用剩下的人，其次用论来考试，也按照前面的方法来考察，又可以剔除二三百人。留下来参加诗赋考试的，不过一千人了。在一千人中选拔五百人，人数少容易考察，不至于劳累昏乱。考察得精当就是尽善尽美了。即使考察得不精当，也不至于严重滥竽充数。那些节录抄袭剽窃的人，都因为先考策论而被剔除了。等到考诗赋时，都是已经通过策论考察、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于乖谬荒诞的人。即使诗赋不工巧，也可以入选了。这样可以让年幼初学、完全不懂事的人，没有途径进身。现在统治天下的人，不能恢复两汉选拔士人的方法，不得已而以言辞取人，那么欧阳修（文忠）的议论似乎也可以采纳。挽救今天的弊端，没有比剔除节录抄袭剽窃的人更紧迫的了。而这七类人首先被剔除，那么愚昧低劣之徒就没有侥幸的机会，前来应试的人逐渐减少，科举考场也从此清明了。

今天科举考试的弊病，没有比拟定题目更严重的了。且以经义来说，初场考试所习本经义四道题，而本经之中，考场可以出的题目，不过数十道。富家大族，聘请名士，在家塾中任教，将这数十道题，各写一篇，按篇数酬谢报酬，让他们的子弟以及聪明伶俐的童仆熟记背诵。进入考场命题，十道题中有八九道符合。就把所记的文章抄写上去，与在考场中临时构思相比，难易程度完全不同。四书也是如此。发榜之后，这些人便成为贵人。年少貌美的，多被选入翰林院。天下的士人，随风倒向，而本经也可以不读了。我听说往年五经之中，只有《春秋》只记题目，但也必须兼读四传。又听说嘉靖以前学政官员出《礼记》题目，有出丧服篇来测试士子是否能记住的。百年以来，丧服等篇都被删去不读。现在连《檀弓》也不读了。《尚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戡黎》《微子》《金縢》《顾命》《康王之诰》《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经》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经》则删去讼、否、剥、遯、明夷、暌、蹇、困、旅等卦不读。只记住可以出题的篇目，以及这数十道题的文章罢了。读《论语》只取一篇，披阅《庄子》不过盈尺。《隋书·崔颐传》说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旧唐书·薛谦光传》说前人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用一年完成；前人需要一年才能习得的，用一个月完成。成功于剿袭，得利于假借。最终问他们没读过的经书，有茫然不知是什么书的。所以我认为八股文的危害，等同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比咸阳郊外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还要严重。

请求更改其方法。凡是四书五经的文章，都询问疑难义理，使之以一经贯通五经。又一经之中，也各有疑难义理。如《易经》的郑玄、王弼之说，《诗经》的毛亨、郑玄之说，《春秋》的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的说法。四书五经，都依照此法发问。汉人所说的“发策决科”正是如此。回答者必须如朱子所说，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宋史·刘恕传》记载，举进士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召者才数十人。刘恕以《春秋》《礼记》对答，先列注疏，方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其所出的题目，不限盛衰治乱。《宋文鉴》载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的经义一篇，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自作。那么士人是否通经，可以知道；其能否作文，也可以验证了。

如果不这样，那么暂且使用唐宋赋韵的方法，还可以杜绝节录抄袭剽窃的弊端。题目可以拟定，但韵脚不可以。必定是文章的工拙取决于自己的创作，不至于以他人的文章抄写一遍而考中了。表题专门出自唐宋，策题兼问古今。如王梅溪集中所载，人自不得不读《通鉴》了。科举考试的文章，过去的人鄙斥认为对经学无益。现在竟然不出于本人之手，怎么越来越低下呢！

读书不通五经的人，一定不能通一经。不应当分经考试士人。况且如唐宋之时，还有以老庄诸书命题的。如言日出赋，甚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现在不过五经，加上三礼三传，也不过九经而已。这些都不学习，何名为士。石林

译燕语。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读五经。我曾见前辈，虽无科名之人，亦多能杂举五经，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贵经，自称为敝经，尤可笑也。

译科举考试的制度，应当让它难而不宜让它容易。如果改变制度而使之变得困难，那么心存侥幸的人就会减少。减少一个心存侥幸的人，就减少一个四处钻营、患得患失的人，而士人的风气就可以逐渐变得清朗。况且士子知道考试很难，那么刻苦攻读的日子就会增多。多一个刻苦攻读的人，就少一个整天坐着却言不及义的人，而士人的习俗就可以逐渐变得端正了。墨子说，现在假如有一个诸侯在这里，治理他的国家，说：“凡是我国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奖赏并尊重他们；不能射箭驾车的人，我将惩罚并轻视他们。”问这个国家的士人，谁欢喜谁恐惧？我认为一定是能射箭驾车的人欢喜，不能射箭驾车的人恐惧。又说：“凡是我国忠诚守信的人，我将奖赏并尊重他们；不忠诚守信的人，我将惩罚并轻视他们。”问这个国家的士人谁欢喜谁恐惧？我认为一定是忠诚守信的人欢喜，不忠诚守信的人恐惧。现在如果要求士子兼通九经，熟记《通鉴》历代的历史，并且说像这样就能考中，不像这样就被淘汰，我认为一定是好学能文的人欢喜，而不学无文的人恐惧。然而那些用不可行的说法来扰乱我们制度的人，都是不学无文的人，君主可以不听从他们。然而今天想要革除科举的弊端，必须先展示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暂停考试几年然后再实行，这样才可以得到人才。晋元帝听从元坦的建议，允许孝廉等到第七年才进行考试，胡三省注释说“放宽期限”，说“申”是古人的做法，古人有这样做过的。

科举

黄宗羲

科举的弊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我看见高祖、曾祖以来做学问的人，《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以及唐宋八大家的著作，这几本书，没有不读的，用来作为科举应试的资粮。在这之后就把它们束之高阁，而钻研于《蒙存》《浅达》之类的讲章。又在这之后，认为讲章泛滥而出现了《说约》，又认为《说约》冗长，而只取《低头四书》中的要点。从小学习，直到脱去布衣出仕做官，不曾再见过其他书籍。此外只是选取科举中选的文章，诵读模仿，移前掇后，雷同下笔罢了。从前有举子拿尧舜的问题问主考官，欧阳修回答说：“像这样疑难的故事，不用也罢。”现在的举子，大概都是这类人。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对国家起到一堵墙、一个亭子那样的作用呢？只是让上天所生的百姓，遭受他们的鞭打，真是可悲啊。然而关心世道的人，也明知这些人没用，却都因循守旧而不能挽救，为什么呢？如果按照朱熹《学校贡举私议》的办法实行，未尝不可以。然而极难扭转的趋势，难免令人惶恐惊骇。不如就现在现行的事例稍作变通，未尝不可以得到真正的人才。现在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论、表、判，第三场考策问五道。经义应当依照朱熹的方法，贯通经文，条陈各种学说，而用自己的意见来决断，不必像今天那样分段破题、对偶敷衍的体裁。论用来观察他的见识，表用来观察他的辞藻华丽，判应当设立甲乙两方，用来观察他的决断能力，策用来观察他通晓时务、切合实用，所陈述的利害关系，其要害在哪里，不取用虚妄的言辞和偏僻的语句，抄袭套话。唉，举子如果能通晓这些，也就足够了。无奈主持考试的人相沿成风，取舍只在经义，经义又以首篇为主，第二场第三场，不曾过目。等到经义已经录取，才开始吊阅后场，以充数应付故事。虽然屡次申令告诫，却像充耳不闻，也是因为时间紧迫，不得不这样啊。我曾经和万季野私下议论，仅以浙江而论，举子一万人，分房十余人，每人所阅，不到一千卷。每天阅二百卷，五天可以完毕。第一场取一千卷揭榜，不在一千卷内的，不得进入第二场。第二场一千卷，每人阅一百卷，一天可以完毕，应当取五百卷揭榜，不在五百卷内的，不得进入第三场。第三场才依照定额揭榜，这才称为中式。这样那么主持考试的人就不能专以经义为主，而第二场第三场就有用了，举子也不敢以空虚浅薄应对世事。会试也是这样。这也是急救的办法，实行几科之后，再采取朱熹的建议实行，又何必担心人才不出呢？

经学家法论

陈廷敬

朱熹论述贡举治经，认为应当讨论诸经的学说，各自确立家法，而都以注疏为主。《易经》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的学说；《尚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的学说；《诗经》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的学说；《周礼》则取刘敞、王安石、杨时的学说；《仪礼》则取刘敞、二戴的学说；《礼记》则取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的学说；《春秋》则取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的学说；《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取《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人的学说也可以采纳。命令应举的人各自选择两家以上，在家状内，以及经义卷子的第一行内，一并声说。将来回答经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其他学说，来辨别其是非。那么治经的人就不敢妄自牵强己意，而一定有依据了。我按：朱熹这个建议，想要治经的人以注疏为主，而兼取诸家的学说以求其最正确，也不是想要他们专取一家的言论。而说以注疏为主，是更不想摒弃注疏而不用的意思明显了。现在的学者不是这样，《易经》则专取《本义》，《诗经》则取《集传》

译《尚书》则用蔡沈的注，《春秋》则用胡安国的传，《礼记》则用陈澔的集说。《周礼》《仪礼》废弃已久，不仅诸家的学说一概不被列入学官，而且举着朱子所说的“专以一家为主”的注疏，导致学者有终身不知《周礼》《仪礼》为何物的。

就像所谓的《大全》一书，又并非与专家之说有显著不同，而有独到见解的论述。这与朱子所说的“以所治之说为主，旁及他说，而后以己意辨晰，以求其至是”的做法，也大相径庭了。况且《大全》之书，是明朝永乐年间急就而成的书。永乐七年开设秘阁书馆，十三年皇帝询问编纂进度如何，馆中的人听说后害怕，仓促间抄录旧书，略加删改修饰后进呈。《四书》采用倪氏辑释，《周易》采用董楷辑疏，《尚书》采用董鼎辑录，《诗经》采用刘瑾通释，《春秋》采用汪克宽纂疏，《礼记》采用陈澔集说。所以《大全》是名不副实、大不全的书。

然而学者仍然畏惧其烦琐辛苦而不阅读，所熟读习用的，不过是《本义》《集传》以及蔡沈、胡安国、陈澔所谓的五经而已。《易》《诗》《书》《礼》四经，学习文章的人尚且加以诵读习练；《春秋》则一概删去圣人的经文不读，只读胡氏的传。传也不尽读，只选择那些可以作为题目内容的部分，按照自己的意思铺陈叙述写成文章，不敢稍微逾越分寸，以求符合考官的意图。

更严重的是，选取传中的字句文义，凭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妄自依托圣经，移花接木，名为切合题目。这不仅不符合经书的本意，衡量传注者的本意，也起初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安排位置、颠倒错乱。轻慢抛弃圣人的言论，割裂传注，这正如朱子所说的“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

经学的弊端，源于时文。从前经义考试的兴起，本以论断为体裁，不拘泥于一家之说，引据经传，不像后来那样描摹声口，巧言令色，像乳儿小生一样，侮辱圣言而代圣人说话。形势不得不让人单独固守一家的训诂，以便行文。而其内容腐朽恶烂，不过时历岁，便改头换面，以追求新奇巧妙。致使学者穷年累月，从事于无用的空谈，考察其实质，一无所得。又哪里谈得上经学呢？

那么用什么来纠正呢？回答说：必须按照朱子的话去做才可以。朱子论述经义，要求明确写出问目的文字，并疏解其上下文，总共约三十字以上；其次列出所治之说的观点，并论述其意；再次旁列其他说法，而以己意反复辨晰，以求达到最恰当合理的结论。只要求直接论述圣贤的本意及其施用的实效，不必像今天这样分段破题、对偶敷衍。每道题限制五六百字以上，那么即使多增加所治的经书，回答经义也不至于枉费辞说，日力也充裕了。

现在的时文，又与南宋时不同。朱子所说的“不问题目大小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其他语言，以暗中贴合题目中的字，务必极尽工巧而后已。后来多的有二三千字，别无他意，不过只是反复敷衍破题那两句的说法而已。现在的八股文，虽然与此不同，但其弊端则是一样的。

所以想要纠正经学的过失，必须革除时文的体裁。时文的体裁革除，然后学者可以旁通诸家的学说，以求得圣人精意所在，而士人不再苦于无用的空谈，国家也能收到实学的成效。

译关于经书取士的议论

朱彝尊

五经流传于世。过去的贤人把它比作大海，比作日月。时间越久越显出新意，汲取它却不会枯竭。它是综合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数位圣人而形成的，并非一人一家的言论。朱熹注解《论语》，从《礼记》中摘出《中庸》《大学》为之作章句，配上《孟子》，题名为“四书”。他谆谆教导人们读书的方法，应当先从这四部书开始。从此以后，各家对四书的解释，逐渐多于解说五经的了。元朝皇庆二年，确定了考试的程序。凡是汉人、南人，第一场考试经义疑问两道，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都采用朱熹的章句集注。经义一道，各自专治一经。如果是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考试经义五条，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也采用朱熹的章句。这就舍弃五经而专门研习四书了。明代沿袭这个制度。学政考核士子，以及府、州、县的考试，专门以四书出题。只有乡试、会试有经义四道。然而也是先考四书后考五经。沿袭习惯既久，士子对于经义，仅仅粗略涉猎罢了。至于研习《礼》的人，常常删去经文的大半；研习《春秋》的人，放置《左氏传》不看。询问他们事情的本末，茫然不知。经学因此日渐衰微。这是求学的人所深深担忧的。我愚昧浅陋的看法，斟酌古今，认为考试士子的方法，应当仿效洪武四年会试的例子，出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政、府、州、县、卫的考试，应当经书一起考，也是先经后书。四书是共同学习的，而五经是各自专攻的，在专攻的方面精益求精，而在共同学习的方面也不肯落后于人，那么经义和书义大概就能一起研习了。至于元人考试经义，《诗经》以朱熹的注解为主，《尚书》以蔡沈的注解为主，《周易》以程颐、朱熹的注解为主，这三经兼用古代的注疏。《春秋》允许使用三传，以及胡安国的传。《礼记》使用注疏。等到明朝洪武年间加以增减，《春秋》得以兼用张洽的集注，《礼记》则使用陈澔的集说。主要仍然不废弃古代的注疏。而永乐年间各位大臣编纂《大全》，大致是窃取一家的书作为自己的书，废弃注疏不采纳，这首先就与取士的程序不相协调，怎么能称为“大全”呢？应当核查各书的来源，各自归还给著书的人，另外从事编纂工作是可以的。

关于三礼取士的议论

郭起元

各种经典都汇聚为一，而《礼》却分为三种。《周礼》是体制，《仪礼》是践行，《仪礼》是经文，《曲台礼》是传文。过去的人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周礼》败坏于刘歆的窜改插入，王莽借它来篡夺汉朝，王安石用它来危害宋朝。后世的学者，几乎到了因为怕噎住而废食的地步。《仪礼》在秦朝焚书之后几乎灭绝，汉朝兴起时叔孙通寻找它，仅有粗略的草创。等到高堂生献上十七篇，并不怎么施用。后来得到郑玄、马融、王肃等人的注释，才开始流传于世。《曲台记》始于后苍，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戴德删减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减为四十六篇，马融增加《明堂》《会》《月令》《乐记》三篇，共四十九篇。唯独列入学官，用来取士。《周礼》精深详密，垂范百代的经制，不是周公不能创作。其中有不合常理的说法，不协调的意义，不妨斟酌增减而施行。《仪礼》除了勉斋黄氏的集录外，元朝吴澄辑录逸经十八篇，可以核对参证。《戴记》中，《学》《庸》升格为四子书，经文不尽像这两部书那样精粹。《月令》采自吕不韦，而不采用《夏小正》，它的取舍是疏漏的，学者不能没有遗憾。现在议论的人，想要三礼并列于学官，让博士弟子习读并参加考试，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建立制度必须本于人情，人情所不乐意遵从的，虽然勉强也难以长久。那些研习《易》《书》《诗》《春秋》的人，学业在一经，功夫专一而容易达到。研习《礼》的人，学业在三经，事情兼杂而难以通晓。成年人和年轻人，将会视《礼》为繁重，以苦难之，势必改学其他，那么研习的人就越来越少，而《礼》最终就湮没了。那么三礼兼行的说法，将只是空谈，而终究不可施行吗？我认为关键在于先加以劝导。凡是科场取士，兼立三礼，让举子自己注习某一部《礼》，统归于《礼记》项下，减少其他经的录取名额，来增加《礼》经的名额。又在岁考、科考的经义解释之外，另外设置关于《周礼》《仪礼》疏解的问答题，有能通晓解释的人，提拔到高等奖励他。那么士子讲习勤奋了。坐着说话站起来行动没有两条路，博士所从事的，就是朝廷所施行的。《史记》《汉书》有礼志，章和年间诏令曹褒条陈正定礼仪，得到一百五十篇。唐初制定《贞观礼》，中叶制定《开元礼》，宋初制定《开宝通礼》，明代有《大明会典》。制度详明，都是本朝应当效法的。诵读讲求，而切实实行于其中，涵养心性、美化自身，修养自己、治理他人，感通上下而感动鬼神，一以贯之了。这在于有志于复古的人。

关于正学的议论四

程晋芳

古代的君子，置身于仁义道德的道路上，他们的强固清明，本来足以成为人的表率了。而拿出其余的技能如射箭、驾车之类，又足以备国家之用而抵御祸患、抗击外侮。这就是所谓的有用之学。上天生育人类，同样把五行的精华赋予他们，而气质的偏颇，多愚少智。愚笨的人好争斗、好享乐，弱肉强食；智慧的人与万物无争，每天处于谦让之中，忙个不停。等到一旦有事，而智慧人的才力又足以胜过好争斗、好享乐者的凶顽，那么那些愚昧的百姓怎么能不拱手顺服呢。古

译出行必定乘坐车马，作战也依靠车马。兵器中射程最远的，没有超过弓箭的。因此，在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射箭和驾车占据了其中两项。从乡党学校到朝廷庙堂，在选拔贤才、考核士人、宴饮聚会、朝见聘问、祭祀等事务中，没有不使用射箭的。这难道仅仅是崇尚能射穿皮革的技艺，以及符合节律的美感吗？更是为了将其应用于实际用途。春秋时期，士大夫秉承先王教化的余绪，研习诗书的人是这些人，练习武勇的也是这些人。所以尽管列国纷争，仍足以保全他们的疆土。等到汉朝以后，文事与武事逐渐分离，到了宋代，读书人更加趋向柔弱。然而校场射箭之事，偶尔在历代举行，朱熹还在射圃私下练习射箭。明朝初年考核文士，仍然以射箭作为考核内容。四百年来，文人穿着宽大的衣服，迈着方正的步子，勇猛强悍的武力，全都托付给武科出身和招募的士兵。于是诗书的学业，仅仅成为歌颂太平的工具。继承孔子、孟子学术流派的人，有子游、子夏那样的雍容华贵，却没有冉有、子路那样手持戈矛的人了。古代的军事，以射箭和驾车为首要。后来没有车战而改为骑兵，又出现了火铳等各种战法。如果真正的儒者出来筹划此事，就应当像古代教授射箭和驾车那样来教授他们，一定不会让他们束手旁观，自谦没有才能。况且火铳射击和刺击的事，或许来不及学习，而弓箭和马术的事，难道是士大夫所应当推辞的吗？我们国家太平了一百四十年，用来教习八旗的方法，文武并用，这是古法。北方的学者，以及边疆省份的文人儒士，还有兼习弓马的。东南的文士则专门以辞章吟咏为事，一旦遇到盗贼突然兴起，就脸色大变、手脚颤抖、嘴巴紧闭不能行动，却仍然俯视一切，洋洋自得，认为我学习的是先儒的道理。唉，先儒的道理，难道真的如此怯懦吗？有人说，张良相貌像妇人，辅佐汉朝消灭楚国；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摇羽扇，坐在车中指挥，也扶持蜀汉几十年，士人何必以技艺勇武著称呢？回答说，张良、诸葛亮是统领将领的人才。如果没有那种才能，那么在技艺上游历，近可保卫自身，远可备国家之用，不也可以吗？那么骑射这件事，也是笃信古学道的人所绝对不能废弃的。

译送张少渊赴省试序

张海珊

大概当今天下学术盛衰的缘故，已经可以看得清楚了。自从明太祖制定制度，用四书五经的义理来选拔士人，士人们都拘谨地诵读研习其中的内容，直到头发白了也不能停止。因此，在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士人的习俗纯正谨慎端庄，其中高明的人能够自己通达性命之理，即使是资质平庸低下的人，也无不模仿圣贤的成规，从而不至于犯过多过错。然而，对于历代典章制度，他们或许来不及详细考究，而经籍中异同得失的缘故，以及汉唐经师的遗言和断绝的学术脉络，也因此而大多沦丧失传。所以，本朝初年的诸位儒者往往把这当作弊病，而想着有办法来纠正这些过失。那么，应当像程子读史不遗漏一个字，朱子广泛综合典籍，或者像永嘉学派讲究经制、龙门学派讲究事功，这些没有不是对经学训诂有益而可以施行于世间的。可是，他们却抹杀一切理学的绪言，专门寻求前人散佚的篇章、支离驳杂的学说，用来互相夸耀崇尚。凡是古代先王用来阐明术数、推崇教化、修养自身、治理人民的道理，都被认为是空疏苟且而搁置一旁，不再提及。然而，国家选拔士人的既定格式，却本来没有改变旧制。于是，四书六经，才开始仅仅作为攀附荣华、谋取利益的资本，而不是高雅君子所从事的事情，而科举仕途，也就不可问了。所以我曾经私下议论，选拔士人的格式，增减百王的制度，到今天已经穷尽了，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可是，事情却更加卑下，而途径却更加显得浅狭固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们怀着苟且的心态去对待它啊。那些卑下的人本来只把它当作攀附荣华、谋取利益的资本，即使是一两个自命不凡的俊杰之士，也认为我自己有诗古文传世，而不再在意科举文章。那么，国家用来选拔士人的缘故，本来在哪里呢？近年来，一两个大省的教育长官，没有不深深惩戒这种弊病，而加以告诫严厉申饬的。然而，他们所说的，不过是在文章的体格格式之间，而凡是文章的本源，以及国家用来选拔士人的缘故，都含糊不清而不能明白其说。这就是为什么越变越不能恢复原状的原因。我的朋友张少渊，客居在我家乡教书，好学能思考，非常不愿意做科举之学。然而，他对于科举文章，确实能够清真脱俗，而不敢苟且从事，他大概懂得文章的本源，以及国家用来选拔士人的缘故吧。秋天八月，他将赴省城参加乡试，于是，我根据百余年学术盛衰的缘故，来解释他不愿意做科举之学的意思，也用来自我激励。

制科取士之法考 湖广通志

刘子壮

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寻求圣贤来共同治理，认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亿万民众安定。并且认为不这样就不能居于亿兆之上，而使他们相互安适。所以有天子向下访求平民百姓的事情。后来道统衰微，上位者以功名作为悬诱，而下位者有富贵的志向，上下互相猜疑，而用权术来驾驭。于是法令日益严密，而治理也日益不如古代了。尧举用舜的时候，内部有四凶，外部有洪水，而他所详细考察的，却在家人父子之间，又打算用这个来测试他，说他的道理不出于此。伊尹乐于尧舜之道，而商汤与他一起讨伐夏桀。周武王以吕尚为军师，而所陈述的是敬义。在当时，有的用币帛聘请，有的用车载着，向他学习而把他当作老师。几千年后，只有昭烈帝对诸葛亮是这样。那时还没有制科，而所选拔的士人如此。那些士人固然不同，选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他们之所以能够共同成就事业，也自然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到了士人出于选拔，选拔确立以法令，那么宾客老师的地位就空虚了，而道德的意义就衰微了。周朝最接近古代，有三年宾兴的典礼，这是后世制科的源头。然而考察它的制度，由乡学选拔的，由乡大夫掌管，而任用由大司徒决定；由国学选拔的，由大乐正掌管，而任用由大司马决定。然而都只记录他们的德行、道义、学问、技艺，而没有所谓文字辞藻的观赏。《礼记》说：用宾礼来礼遇他们，还有尊重贤人、敬重士人的意思，而没有一切束缚猜忌禁令，以及像徒隶役使那样的事情。等到周朝衰微，诸侯不贡士，士人不被养于学校，于是各自凭借所学，在列国中显扬，进而成为游说之士，退而成为著书立说之人，而上位者用文章取士，士人用文章自我表现的源头，从此开始了。到了汉文帝访求贾谊，汉武帝策问董仲舒，于是成为天子临轩策问士人的开始。他们所谈论的都是天下的大务，一代治乱的原因。可惜他们的君主只能知道他们言论的好，而不能把他们提升到师傅的位置，来完成他们的学问。假使两位君主，能像商汤、周武对待伊尹、吕尚那样，他们所表现出的必定有超过古代的，难道仅仅是这样而已吗？隋唐沿袭它，武后有洛阳殿的亲自询问，而后来直言如刘蕡的人，却考不中。那时士人不知道有三代的学问，而人君又大多不亲自询问，他们的言论既不能通达于上位，而上位者也没有为天下得到人才的意图，所以他们的文章不显扬，而士人也没有所表现。宋明以来，视为旧例，拘谨于声律对偶的文章，字画的整齐，固然适宜没有明道知治的士人了。这是制科在天子方面的情况。汉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列侯郡守，选择官吏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贡举两人，而茂才孝廉从此开始。后来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设置教射策，又制定限年的法令，儒者测试经学，文吏测试章奏。魏朝设立九品中正的法令，选择本州的人作为中正，吏部凭借它授官。

译还兼重经术与德行，并非专门以文章来选拔人才。到了晋代，推举秀异之士；宋代，采用策试；隋代，设立进士科，才开始专门以文章来选拔人才，于是士人都呈递文书自我推荐了。唐代的制度有三类：由天子直接选拔的称为制举，在国子监等学校学习的称为生徒，在州县选拔的称为乡贡，都由主管官员决定他们的升迁或罢黜。科目有十二种，但长期实行的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然而当时的考试方法以声韵、帖经、诵书为精熟，当时所崇尚的是诗赋，而后世谈论擅长诗歌的人，反而不在其中。宋代沿袭明经、进士的旧制，而进士科最为兴盛，又将经义和诗赋分为两类。评论的人说：如果能选择像胡瑗那样的师儒来教导国子监的学生，谨慎地任用像欧阳修那样的人来主持文坛，那么士人就能得到良好的培养，文章也能归于正道。但这都是在末端争胜。明代专门采用经义，兼取论策，其意图是兼以阐明道义、寻求治国之道，但士人都习惯于抄录拼凑，内心没有真正的收获，只求考取功名，其他方面又往往凭借诡诈的手段，于是士人的地位更加卑贱，制度也想变革却不知方向。这是主考官主持制科的情况。综合考察这些，以师礼相待，以宾礼相待，以臣礼相待，这是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制度。以经术、诗赋、文义为标准，这是汉唐以下的制度。亲自策问却不能任用其人，不亲自策问就不能了解其人，或者虽然得到其人但了解不深，任用不尽，这是天子主持制科的不同之处。不需要上级举荐，而是凭名字自我推荐，不一定其人值得选取，而是以文辞作为判断标准，甚至不一定看文辞，而是凭借诡诈手段使人认为制科可以废除，这是主考官主持制科的不同之处。古时候得到一个士人就可以治理天下，现在选拔数百个士人而天子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呢？古时候的人认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此，而现在的人认为拥有天下不依赖于此，所以轻视它。古时候一定先了解然后才授官，现在都是先授官然后才考察，因此上级没有真确的见解，也没有破格的举荐，下级也循规蹈矩安守本分，不敢说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大业。我曾见到国家缺乏人才，太平盛世未能彰显，而怀道守志的士人，等待时机听候命令，却无法在当世显达。不揣浅陋，冒昧地条陈上述考察结果，恳请裁断。

译唐摭言后序

程晋芳

我承蒙任命担任《四库全书》的纂修官。校勘《唐摭言》十五卷完毕后，作序附于其后说：从前我读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序》，认为进士科绝对不可废除。崇尚孝悌，孝悌还是人；崇尚经术，经术还是人。我感慨叹息说：柳子厚不读书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从古至今，墨守成规，致使人才不如古人，都是柳子厚的说法误导了人们。等到读了《唐摭言》，更加确信我的话没有错。大唐三百多年间，风气浮薄，远不及汉晋时代。那些没有考中科举的人，就干求请托而不以为耻；已经考中的，就夸耀自满而不停止。以至于诽谤辱骂主考官，讥讽斥责同辈，习以为常。幸好制科频繁举行，不专用这一途径，所以能够尽用天下的人才。不然的话，唐朝能成为唐朝，还很难说。大凡治理国家的人，不依赖自己制度的精详，而依赖自己设立制度的意图。假如用孝悌来选拔人才，而我确实有崇尚孝道、振兴悌道的诚心；用经术来选拔人才，而我确实有笃信古道、穷究经义的志向，士人怎么会不响应呢？还担心他们弄虚作假互相欺骗吗？况且同样是人，用诗赋来命名，称为进士；用德行来命名，也称为进士。我宁愿取用以德行为名的。如果实行乡举里选的法度，难道还会有上书求进、投献文章博取名誉的人吗？从宋朝到明朝，考核的法度更加严密，而制科更加稀少，又没有哪个朝代像唐朝那样（重视制科）。端正人心，寻求治国的方法，司马光、二程子、朱熹的学说都在那里。斟酌其中道理而施行，使它与科举制度相辅相成、相互维系，而不追求速效，那么士风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浮华靡丽的习气将会更加消除。

议时文取士疏 乾隆三年礼部议覆

查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称：科举的制度，凭借文章来录取，按照格式来授官，已经不是好的方法。何况积弊日益加深，侥幸得中的人日益增多。古人询问政事、考察言论，他们所谈论的，就是他们做官时应当处理的职务。现在的时文，只是空谈而不切实用处，这是它不能得到人才的第一个原因。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浅诡辩的言辞，蔓延支离，只要能够考取科举就满足了，这是它不能得到人才的第二个原因。士子各自专攻一经，每经拟定题目，多的有一百多道，少的也不过几十道。古人用一生去研习都嫌不够，现在几个月就能有余力，这是它不能得到人才的第三个原因。表判可以预先拟好而获得，答策随题敷衍，没有发明创造，这是它不能得到人才的第四个原因。而且人才的盛衰，取决于心术的正邪。现在那些侥幸求售的人，弊端百出。探究根本、清理源头，应该将考试的条款，改变并革新，另外思考选拔真正有才能和学问的人的方法等语。谨按选拔人才的方法，夏商周三代以上出自学校，汉朝以后出自郡县官吏，魏晋以后出自九品中正制，隋唐至今出自科举。科举的方法，每个朝代不同，而从明朝至今，都出自时艺。三代崇尚道德，汉朝的法度接近古制，但最终不能恢复古制。到了汉朝以后，历代变法不一而足，最终都没有不产生弊端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毁誉出自一人之口，以至于贤愚不分，门第高低相争，刘毅所说的“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就是这种情况。科举的弊端，诗赋只崇尚浮华，而完全没有实用；明经只从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朝赵匡所说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就是这种情况。时艺的弊端，就是现在该侍郎所陈述上奏的。圣人不能使立法没有弊端，在于顺应时势进行补救。苏轼有话说：得到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方法在于要求实际。能够要求实际，那么即使沿用现在的方法，而振作鼓舞，人才自然可以奋起兴盛。如果只务求迎合名声，那么即使高谈复古，法度建立弊端产生，对于造就人才终究没有什么益处。现在说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都是空谈抄袭而没有用处，这正是不要求实际的过错啊。大凡说出口的话，写下来的文章，都是空言，为什么唯独现在的时艺是这样呢？况且用时艺选拔人才，从明朝到现在，将近四百年，人们知道它的弊端而坚守不变，不是不想改变，实在是因为改变之后没有好的方法和美好的意图，来善后处理。而且就时艺来要求它的实际用处，也并非没有实际用处，而不能一概诋毁。为什么呢？时艺所论述的，都是孔孟的遗绪，精微的深奥旨意，没有不深明书理而能称为佳文的。现在只看到世间的腐烂抄袭，认为没有用处，不知道明朝的大儒，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等人，以及本朝初年的各位名人，都寝食梦寐于经书之中，深入搜索、仔细探究，耗尽智慧精力，开始对圣贤的义理，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参酌经史子集，来发扬其光华，规范于规矩准绳，来严密其法度，然后才能称为文章。虽然说是小技，但文武兼备、干练通达、英伟杰出的人才，未曾不出自其中。至于奸邪的人，迂腐懦弱的人，本性如此，即使不擅长文章，也不能避免，不能归咎于时艺。如果现在抄袭腐烂的文章，乃是积久生弊，不思竭力挽回末流的过失，反而责怪制定法度的浅薄，不是太过分了吗？即使是经义、表判、策论等，如果要求它们的实际用处，又岂容易符合？经文虽然与四书并重，但积习相沿，怠慢疏忽已久，士子不肯专

译用心学习。确实像该侍郎所说的那样，几个月去实行就绰绰有余。现在如果把它定为法令，不精通就不录取，那么熟悉讲求，益处就不浅了。表、判、策、论，都加以复核，那么必须精通词章，然后才能写表；通晓律令，然后才能拟判；必须有论古的见识、决断的才能，然后才能写论；必须通达古今，明习时务，然后才能写策。所有这些科目，对内可以考察其根本学问，对外可以检验其经世济才，哪一项不切合士人的实用，哪一项不能体现在施政上呢？一定要改变现在的制度，实行古代的体制，那么就要建造宫室，供养游士，在百里之内设置官吏和教师，诉讼案件在这里审理，军事谋划在这里进行，又将挑选不听从教化的人放逐到远方，终身不予录用。这恐怕只是徒然造成纷扰而不可行。况且人心不如古人，上面以实质要求，下面以虚名应付。提倡孝道，就一定有割股、庐墓来博取名声的人；提倡廉洁，就一定有穿破衣、吃粗食、乘破车、驾瘦马来装饰节操的人。互相效仿虚伪，弊端更加繁多，甚至借此虚名来谋求晋升。等到做了官之后，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如普通人，这尤其是近日所举荐的孝廉方正中可以指出的。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不大加更改，而仍然只是在语言文字之间寻求，那么论、策现在所见实行的，表则是赋颂一类，这说明诗赋也没有完全废除。至于口试经义，背诵疏文，像古代所说的帖括，那么又只能用来资助诵读学习，而对于文义大多茫然无知。其余如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者驳杂纷歧，或者偏长于旁门左道，尤其不足以推崇圣学而激励真才。那么不如惩戒循名之失，追求责实之效，遵循现在的道路，振作补救才是得法的。我圣主洞察取士的源流，所降下的谕旨，细微之处都明察秋毫。主管文衡、考核士人的官员，如果能够真心仰体圣意，极力革除积习，杜绝侥幸，将会看到几年之后，士人都约束自身于诗礼之中，潜心于体用之学，文风日益兴盛，真才日益涌现。然而这也只是就文学而言。至于人的贤愚能否，有不是文字所能决定的。所以立法取士，不过如此。而治乱兴衰，起初并不由此决定，没有必要更改定制的。所奏请的应不予讨论。

译请求分别考试以广泛选拔真正人才的奏疏 康熙十七年

给事中 姚祖顼

臣充任省城官员。出入宫廷。仰见皇上励精图治。日夜操劳不得闲暇。又在万机政务之余。留心经史。笃志勤学。真足以超越百代君王。垂范万世了。然而皇上圣明不自以为圣。下诏求贤。命令内外众臣。各自举荐品行端正。文辞卓越的人。以备顾问著作之选。这是盛大的典礼啊。众臣仰体皇上崇尚文德的意旨。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共一百八十六人。凡是隐居乡野潜心修习的士人。以及已做官入仕的英才。都汇聚到京城。欢欣踊跃。无不希望贡献微薄之力。期望以华丽的辞藻陈述政见。歌颂太平盛世。这确实是臣子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只是考核的方法。圣意深远。不是凡愚之人所能揣测的。但臣出于愚忠。过分担忧的是。上天降生人才。原本是为了供一代使用。而人所负有的才能各不相同。有所长就不能无所短。在此方面优秀或许在那方面就不足。所以汉代诏书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科目。又诏举茂才异等。可以担任将相。以及出使绝远之地的人。如公孙弘为相。在客馆开设东阁以延揽贤人。第一类叫致贤馆。其中有德行足以辅佐治理阴阳的人居住。第二类叫翘材馆。其中有才能堪任九卿将军及中二千石官职的人居住。第三类叫接士馆。其中有一技之长或一行之善的人居住。都不曾拘泥于一种标准来衡量天下的士人。如今皇上所看重的。是学问渊博通达。必须通晓治乱天人之理。以有实用价值者为上。那些辞藻瑰丽。声韵铿锵。一切描写风云月露的文章。乃是次要的。轻重之别不是很明显吗？就像孔孟等贤人。也分为四类。可见兼具才能之难啊。恳请皇上圣裁。并与阁部大臣。斟酌确定考核的条例。那些贯通经史。辅助传注。擅长理学的人为一类。那些留心时务。考究政治。擅长经世济民的人为一类。那些才华典赡。文词高古。擅长诗赋的人为一类。临期命题。出自皇上裁定。各自发挥所长。不必苛求完美。不要以冷僻典故为博学。不要以雕虫小技为才能。总期选拔实学。以符合求贤的至意。不仅仅是空谈浮词。夸耀文人墨客的点缀而已。此外臣还有进言。历代荐举辟召。原本没有定额。少的只有几十人。如宋熙宁三年。各路荐送的人。只有二十二名。到达后在舍人院考试。赐官各有不同。多的达到数百人。如明初洪武十三年。诏令赴京的有八百六十多人。各自授予官职。现在一百八十六人之中。到京的有一百四十多人。未到的也很少了。其中或许有真正疾病实情。安于隐居的人。尧舜的时代。自有巢父许由。也可以听任他们隐居。不必过分强迫他们。那些已到的人。内有穿葛衣戴凉冠。不耐严寒的。如果一定要等齐集。既无确定期限。徒然烦扰催促。经年累月。恐怕最终难以齐集。而且白白浪费粮饷。非常没有意义。何不立即颁布恩旨。定期考核。不超过理学经济文章。以考察他们平素的怀抱。那么得人的盛况。传于史册。流芳百代了。

请求广泛举荐孝悌的奏疏

胡煦

伏见皇上宏开文运。广布教化。对于各府州县教育培养士人的方法。已经多次申明谕令。又在首善之地。亲自前往太学。亲临讲席。阐明经义。并且颁布诏诰。命令天下巡抚大臣。公举孝廉方正。给予六品服色。以示奖励。其余劝学兴贤的道理。也已经极尽而没有可加的了。现在看巡抚大臣所举荐的。各省之中。三五个不等。都是读书知礼义的士人。也足以风示流品。振奋愚顽。只是想到一省之中。地域千里不止。常有这个县邑的士人。已经蒙受荐拔。而那个县邑的士人。仍然默默无闻的情况了。文墨之士。已经蒙受宠赐。而愚贱之民。仍然茫然不觉的情况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形势必然遍及的。也不是本分上可以慢慢收效的。现在一个县邑之地。少的七八千户。多的则万户不止了。学校教养的士人。不及百分之二三。此外如农圃工商。樵夫渔夫小贩之类。眼睛未见过文字之书。耳朵未听过圣贤之训。即使是至愚极贱之人。难道就没有天性真诚的人吗？圣王的教化。原本不选择人而传授。而蒙昧之人的至性。也不因地域而拘束。况且爱亲敬长。谁没有感情呢？而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忠信之人。那些在生员贡生举人监生之外。有能竭力奉养。以粗茶淡饭承欢膝下。不违逆双亲的人吗？称为孝子。是适宜的。有能公正对待财物。和睦家庭。兄弟有序。三五代不分家的人吗？称为悌弟。是适宜的。臣请求每一州县。在每年中各举荐孝子一人。悌弟一人。命令全乡具文公举。由县申报府。由府申报司院。等到全省汇总上题。全部达于圣听。然后下达督抚。各给匾额。并免除本人一家的徭役。以荣耀其人。使得他们见官长。都像生员一样的体面。这固然不需要建立牌坊。而其人光宠实在很盛。臣知道此例一倡。必有心知其

译这是荣耀。这是遵守礼制、奉行法度，并因受到感化而相继兴起的人啊。那些愚昧卑贱的人有什么见识呢？他们不相信耳朵听到的，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不认为传闻的话可信，只认为前人的事迹值得效法。这应当也是情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前舜提拔皋陶，汤提拔伊尹，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圣人所具有的巧妙成全众生的心意，真切明确，确实足以让愚昧卑贱的人理解信服罢了。此外，像行为特立独行的义士，有的特别崇尚友谊，有的大力推崇慈爱恩惠，有的特别彰显廉洁的品行；又或是地位低下的仆婢，其品行值得称道，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事例。也请州县官员随时申报，不必拘泥于每年举荐的常规。像这样长久实行下去，臣知道教化推行、风气美好，人人都知道自我珍重，必定能够向上符合我皇上广施教化、淳厚风俗的宏大心愿了。

译请求制定教职调补的法度 雍正六年

山西学政 励宗万

臣督理山西学务，在辞别陛下的日子，恭敬地领受了皇上谆谆的训诫，恳切地叮咛，以端正士人习气和民间风俗为首要任务。臣私下思考，学校是教化的根本，而士人习气是民间风俗的表率。想要端正士人习气，不仅仅要考核他们的文章技艺，必须严格区分优劣，以显示奖劝和惩戒。但是学政在一年之中，遍历全省各郡的生员，考察他们的贤良与否，势不可能一时全部了解清楚。而教官每所学校有两位，访察他们非常容易。所以教官职位虽然低微，关系却实在重大。臣仔细查核全省教官的名册，壮年的人固然不缺，但大多是年龄超过六十岁的居多。这些人不是白吃饭不尽职守，就是只知道索取学费，争抢拜师礼，怎么能指望他们访察优劣，对士风有所裨益呢？查州县官员，有调任繁缺、简缺的先例。现在各学的教职空缺，虽然不能与地方繁简相比，但学校有大小不同，风俗有厚薄各异。那些年壮才长的人，被安排在小学以及士风淳厚的地方；而年衰才拙的人，反而被安排在大学以及士习浇薄的地方，人与地似乎不相适宜。臣愚昧地请求将山西全省的教职，陆续调取到省城，会同巡抚大臣，共同查看，详细区分。至于教官原本有由学政考试的先例，查验之后，再考核他们的文章技艺。除了文理荒疏、年老力衰、不堪供职的人，会同巡抚大臣详细题请退休外，那些年壮才优、学问渊博的人，调任大学要缺；那些年力尚壮、文理平通的人，调任中等缺；那些年龄虽已老迈、尚能办事、文章也平通的人，调任小学缺。这样虽然不能保证人人都是贤良、官员没有旷职，但量才授职，稍微收到了人地相宜的实际效果。或者皇上特别颁下谕旨，命令该部将教职调补的法度详细商议，定为常例。调补要缺之后，那些确实能实心办事、对士风有裨益的人，酌情规定年限，给予优厚待遇；那些调任之后，不思报效、有亏职守的人，命令学政列疏弹劾，按照特用人员的先例，加倍治罪。

新疆设学疏 乾隆三十四年

伊犁将军 温福

我私下查照乌鲁木齐一带地方，仰赖圣主德威远播，西域平定。自乾隆二十三年驻兵屯田，二十六年招来内地户民前来屯垦，二十九年迁移安西眷兵永远驻防，到现在已有种地的民人四千二百多户，携眷兵丁三千六百多户，人口日渐繁盛。而兵丁子弟中，资质聪慧、可以造就的人很多。臣等在乾隆三十二年，奏请在乌鲁木齐、特纳格尔、昌吉等三城，各设义学一所，选择师长教读，兼令学习骑射技艺，已有案可查。自设义学以来，兵民都踊跃让子弟入学读书，而延请选定的教读之人，也各尽心训导。近日颇有成效。现在读书的文童，能写文章的固然很多，而兼习骑射的武童，人材弓马可观的，也不缺乏。查从前安西裁改厅卫，设立官学的案卷内，经军机大臣议准，敦煌等三县，各设训导一员，各建文庙一所，每县岁试、科试两试，准许考取文生四名，岁试各考取武生四名，已有案可查。现在查乌鲁木齐即迪化城，设有同知一员，所属的特纳格尔即阜康城，设有县丞一员，昌吉即宁边城，设有通判一员，所属的呼图壁即景化城，设有巡检一员，也隶属安西道管辖。从前议设同知、通判之初，其设学考取文武诸生，并应建文庙等事，原本应与安西府敦煌等县一律办理。因为当时未安置民户，而眷兵也未迁徙来屯，所以未经议及。现今兵民增至七八千户，当此人文渐盛之际，似乎应照安西敦煌等县，统一办理。请求在迪化、宁边二厅，每厅照敦煌等县的先例，岁试、科试两试，各考取文生四名，岁试考取武生四名，暂令两厅管束，等考取的生员，每厅约有百名之后，另行请旨设立训导。至于廪生、增生的名额，敦煌等学，是由卫学改设，所以各设二缺，依次帮补。现在两厅是初设的学校，应等生员考满二十名，然后照西安的先例，帮补出贡。再查敦煌等县距离肃州很近，所以各童生赴肃州考棚，听候学政考试。现在乌鲁木齐距离肃州往返六千多里，路途遥远，请童生赴试，路费艰难。应请求将迪化、宁边二厅的童生，酌情仿照台湾的先例，由厅道录送臣等衙门考试，秉公考取，将考取的童生名次，及前列生员的试卷，咨送陕甘学政，汇入岁科册卷上报兵部。如果遇到不能足额的情况，即遵照定例，宁缺毋滥。如果蒙圣恩允准，每厅各建文庙一所，在本年秋收后，趁兵丁闲暇之时，臣等选择地基，酌情派兵丁，照依修建先农坛的先例，量给口粮，兴工修建。每岁祭祀银两，也照敦煌等县的先例，一体开

译销。在本地备用的银两中开支。这样，新疆的士兵和百姓子弟都知道晋升有途径，读书的人更加振奋志向，习练骑射的人更追求技艺娴熟，对地方治理似乎也不无益处。

译读墨小序

任源祥

年少时，我执笔撰写科举应试的文章。读书于官署之中，未能与天下的士人相见，却私下听到父亲说：“文章没有比程墨更重要的了。过去在盛世，坊间刻印的书籍很少，房稿尚且不多见，何况社稿呢？社稿的盛行，是从崇祯初年开始的；房稿的盛行，是从万历末年才开始的。古人并非没有房稿和社稿，而不被采用的，并非文章不好，而是被程墨所掩盖罢了。天下的精华在于科举，科举的精华在于程墨。进士的第一名，必定确实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所以第一名出来，天下人都以他为师。进士没有侥幸考中的，也没有不幸落第的。所以进士出来，天下人也以他为师。在那个时候，天下的风气统一而不混杂。统一的是什么？就是程墨罢了。等到风气变了，第一名不足以使天下信服，于是房稿盛行；进士不足以完全使天下信服，于是社稿盛行。以至于举国上下，只读社稿，当时主持科举考试的人的心思就可以知道了。有见识的人说：坊刻并非古法。汉朝衰微时，上层政治失当，所以清议兴起于下层，这不是国家的福气。孔子不说过吗：天下政治清明，那么平民百姓就不会议论。所谓‘程’，就是成法；所谓‘墨’，就是法式。成法不确立，是主考官的过错；成法确立了而学者不遵从，也是学者的过错。卯辰年的程墨，我小子汇集起来阅读，它正确呢还是不正确呢？盛世的文风统一而不混杂，衰世的文风混杂而不统一。这就是我对当时文风有时重视上层标准，有时重视下层风尚，而不胜感慨于世道升降的原因。”

湖南试卷序

钱沣

使者巡视数郡进行考试，惯例是检阅几篇优秀的试卷刻印出来，不埋没作者的长处。于是参加考试的生员和童生，也争先恐后地以此为快事，想要窥探使者的喜好，从而揣摩模仿。使者听说后感到羞耻，说：“这就是义与利的界限，不可不立刻辨明啊。朝廷由此选拔人才，人才由此进入朝廷。学习圣贤的道理，代圣贤立言，不追求如何符合圣贤的本意，仅仅想要迎合使者的喜好，扩充这种念头，将来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圣贤的道理是深远的。现在说写文章的人所说的话，都是圣贤的话，不仅听的人不信，就连说的人也不敢自信。然而人之所以不能达到圣贤的境界，是因为自我尽力的功夫不够；圣贤之所以不能远远高于常人，是因为这同样的天理。圣贤道理充实于自身而发为言论，学者就通过圣贤的言论来认识道理。认识既真实，那么他的言论也就不会相差太远了。天下同是人，同是道。突然在路上相遇，如果是燕国人，如果是越国人，彼此迥然不同。然而这个人说的话是对的，那个人就高兴；那个人说的话是错的，这个人就愤怒。文章作为事物也是如此。有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天下应该没有不被赏识的文人了。庄子说：宏大的声音不入里巷之人的耳朵，听到折杨、黄荂这样的俗曲就呵呵大笑，怎么可以强行统一呢？回答说：天赋于人的道理没有不同，但人自身尽力的功夫则不能强求。创作的人有高低差别，理解的人也有高低差别。然而既然已经进入了圣贤的道理，却不向上追求，而是采取降低标准的方法来希求眼前的机遇，听说喜欢高髻就梳高一尺，听说喜欢广眉就画宽半额，这样的人不被人憎恶，又能有多少呢？

北卷日知录

顾炎武

现在的制度，科场分为南卷、北卷、中卷。《实录》记载，洪熙元年行在礼部奏定科举录取的名额，南方士子录取十分之六，北方士子录取十分之四，后来又命令南北各退五卷作为中卷。景泰二年会试，礼部奏准录取士子不分南北，户科给事中李侃等人说北方人拙于文辞声律，过去定为南北之分不可更改，这是调停之术，而不是造就人才的方法。北方人自从宋朝时就有人说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的举人，拙于文辞声律。王辟之《挥麈录》说：建国初年每年发榜录取士子极少，安德裕做状元时只有九人罢了，因为天下尚未统一。到了太宗朝逐渐增多，所得到的大多是江南的俊秀，后来又另外设立分数考核五路举人，因为北方人拙于辞令所以优待录取。况且又经历了金元之乱，文学这一项，不及南方人已经很久了。现在南方人教小学，先让练习对仗，还是唐宋以来相传的旧法。北方人完全不这样做，所以要求他们习惯对偶、调整平仄的，千户人家的城镇，几乎没有一两个人，而在八股文之外一无所通的，比比皆是。我小时候四书五经，都读完整的注疏。后来见到平庸的老师、懒惰的学生，想要快速成功，大多删减涂抹，而北方则有完全不读的。王槐野给郑少潭提学的信中说关中士人不读朱熹注疏，不看《大全》、《性理》、《通鉴》等书，在嘉靖年间已经如此。想要让他们像前代人那样，参酌各家注疏，通晓其得失，固然数百年也得不到一人，况且不知道十三经注疏是什么东西。偶尔有一二本五经刻本，也多脱漏文字、错别字，而人也不能辨别。这是因为古书善本，绝不传到北方，而蔡虚斋、林次崖等经学训诂的儒者，都出自南方。所以今天北方有两个祸患：一是土地荒芜，二是人才荒芜。如果没有大有作为的君主兴起而革新它，不免会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感叹。

书张佩璁事

张士元

我居住的地方往西南几里处，明朝末年有位张佩璁先生，名嘉玲，师从桐乡张杨园先生的学问。居家生活，仓促匆忙之时也不违背礼节。

译有一天，（他）去参加乡试。看见进入考场的士子，必须先被搜身。由两个人夹持着他，（他）惊愕地说：“国家选拔人才，上位者成为公卿辅臣，下位者成为百官属吏。不加以征召而自行前往应试，已经显得卑微了，竟然防备他们夹带书籍，如同防备盗贼一样吗？我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于是离开，终身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夏、商、周三代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法，沿袭到汉代，还有乡里推举的制度。后来加上考试，也是至为公正的道理，是不可改变的制度。进而进行搜身，那么法制才开始严密。这条法令从唐代就已经实行了。当时礼部侍郎李揆因为主考官搜书，防范太严，于是说：“才能达不到的人，即使身处文史的园圃，也不能擅长写文章。”于是在考试当天陈列五经和各种史书，听任贡士查找检阅。这是矫枉过正的做法。然而搜身虽然严密，但夹带的弊端仍然不能杜绝，那么只有教育他们自重罢了。观察裴璁这件事，有值得效法的风范，所以记录下来。

译考试点名除弊法

徐文弼

往年我在陈复斋担任湖南学政的幕僚时。因为考试是为了求取功名。担心人多拥挤。比如衡州府所属的衡阳。在未分设两县之前。应考的童生。多达四千余人。临近考试日期齐集听候点名。势必难以按次序进入。众童生唯恐错过点名。越序争先。反而导致堵塞。曾经在四更天开始点名。直到巳时（上午九至十一时）才结束。虽然多方反复告诫。终究难以改变。反复筹划。只有由廪生担保带领进入这一办法。用以往考试分棚的方法实行非常便利。陈公于是命令我起草奏稿。打算在科试结束后。上奏请求通行全国。不久因为遭遇父母丧事未能实现。这种方法是在童生参加县试之日。按惯例由廪生画押担保送考。一名廪生所担保的人数。从几名到几十名不等。现在就在县试结束。案卷送交府试的时候。不必依照录取名次造册。只需将廪生担保者逐人开列。每人后面。记载所担保童生的姓名。府考结束。录取案卷和名册送交院试的时候如前一样。院试时就按照册子上廪生的名次。提前挂牌告示第一名廪生某某。逐人依次排列。使各廪生知道谁先谁后。临场先点名让第一名廪生进入。那么他所担保的童生随之进入。像鱼贯一样依次而入。点名完毕。就让他们退出。随即点名让次名廪生进入。他所担保的童生。依旧跟随进入。如果有越序拥挤的人。责任归咎于廪生。这样众童生就依据廪生的先后顺序。廪生视名次决定快慢。众童生不用担心错过点名。自然不再越序争先。而且在未进入点名之前。廪生在何处众童生就跟随在何处。既可以加以约束。也便于稽查。设置廪生担保。原本是为了杜绝顶替和枪手作弊的弊端。向来所担保的各童生。按照试案名次。编牌听候点名。一名廪生所担保的人。前后分散排列。在点名之时。廪生一齐进入。侍立在两旁。从开始点名直到点名结束。必须逐牌记忆所担保的人名。应接不暇。势必难以仔细辨认。所以偶尔有顶替枪手。乘机混入。等到发觉。归责于廪生。廪生每每以来不及仔细辨认为借口。这种方法实行后。这类人就没有乘机混入的担忧。而廪生担保杜绝了借端推卸责任的弊端。众童生免去了奔跑追逐之苦。而老童生省去了站立等候的劳累。真是一举而四便啊。谨此记录。

征滇士入书院敕云南通志

鄂尔泰

国家最重视的只有人才。臣子最急迫的也只有人才。使者奉命总制三省。凡是三省文武官吏中贤良有才能的人。必定上报朝廷。提升他们的官阶。优厚他们的俸禄。把他们当作指臂一样倚重。托付他们心腹重任。人才极其重要啊。举子准备上公车赴京应试的。使者必定资助他们的路费。命令当地官员。以加快他们的行程。士子进入考场考试的。使者必定视察他们的号舍。供给他们的试卷费用。丰富他们的供给。优待他们的礼遇。以鼓舞他们的气概。而当时登科及第的人。都是知名士子。赴礼部会试的。考中十人。被选为县令。担任博士的。又有几十人。都是此前云南未曾有的。而使者不惜费用。不怕辛劳。勤勉不懈地做的。都是为了人才考虑啊。书院是储备人才的场所。使者初到云南。云南原有书院。使者将其分为三舍。考核他们的优劣。以此决定廪饩的高低。然而使者私下担忧。担心那些应对上级的人缺乏实心。而操作没有具体办法。所以奇才异能之士。不曾屡次出现。有人为之解释说。云南地处偏远。周秦汉魏六朝唐宋的书籍大多未见。十三经、廿一史。有直到老了也不认识其名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寻求奇才异能之士。这就像对盲人谈论日月。向聋人询问鼓钟一样。势必不能做到。使者听后叹息说。这是谁的过错呢。是使者的过错啊。学者力量不能获取经史。以及前代历代的书籍。而身为上级的又不考虑代为获取。这样经历数千年之后。想要寻求一名奇才异能之士。而终究不可得啊。使者先前已在书院中置备了廿一史等书籍。学者还没来得及阅读。至此又取出书架上的十三经。以及周秦以来的书籍若干部。各自盖上图书印记。登记在册。贮存在书院。由学官掌管。流传永久。又将招致四方善于读书且喜好古学的人。来充实学舍。优厚他们的廪饩。并时常亲自考核他们的诵读。怎么知道其中不会出现奇才异能之士呢。云南的山川秀丽。如太华、昆池、碧鸡、点苍等山甲天下。近年来。卿云出现在天空。醴泉涌出地面。神龙天马行于海上。嘉禾异卉遍布南中。而老挝来朝。缅甸仰慕教化。车里江外。符合倒归汉的谣谚。八仙海边。应验了乌蒙必了的谶语。所有这些吉祥征兆。无论远近、灵蠢。无不展现奇异争奇斗艳。如果想要在圣世彰显。而不愿落后于时代。况且秀美而灵秀的只有人。人中秀美而灵秀的只有士。难道可以让云南在天下面前让出美名吗。于是取出全考场落选的试卷遍观。恰逢军务文书频繁。片刻没有安宁。暂时中断。等到三边都平定。每当夜深人静闲暇时。挑灯批阅。往往到四更五更。共得到五十二卷。如同玉石在石头中。尚未命名一件器物。而打磨它。无论大小都可以。各自得到其用途。确定后。就拆封号码写下姓名。下发郡县。各自送到省城。聚集在书院。使者的心。看待云南子弟如同看待自己的子弟一样。有能读我书的人。我就以贤良子弟对待他。衣食必定周全。寒暑

译一定要体恤。家中日常所需的柴米油盐，书房里点灯读书的油烛费用，必须接续供应。倘若你们果真以贤良子弟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反而期望你们能专心致志，深入钻研儒家经典，探究历史，从而成为具有非凡才能和特殊技能的人才，这是为圣明天子储备人才、选拔贤能的长远打算，怎么肯听任你们分散精力去从事外面的杂务，从而埋没你们的才思呢？古代的校舍，常常容纳不下数千名学生。如今在考场中选拔人才，从那些残存的书籍和器物中，只得到了五十二人，难道这就足以说此地没有人才了吗？使者已经当面告诉学政吴公，既然他有伯乐相马的才能，自然能选拔出千里马，让他们汇聚到京城金马碧鸡这样的显贵之地。各地的郡县以及县学教官，如果知道有学问优长通达的人，或者天资高妙、记忆力强、聪明过人的人，就应当会同保送。如果因为吝惜费用而犹豫，使者自会补偿，不能借口说此地无人，从而让优秀人才沉沦埋没。读书人只怕不读书罢了。倘若肯潜心在书院中，像董仲舒那样放下帷帐，目不窥园，每天依次阅读十三经和廿一史，自然可以开阔心胸，压倒豪杰，不要自我设限。读书的方法，以经学为主，史学为辅。四书和《孝经》，这是孩童时期就学习的。除此之外，就先学习五经。其次如《左传》的渊博，《公羊传》《谷梁传》的精微，《仪礼》的严谨，《周礼》的宏大，《尔雅》的辨析毫厘。大到无所不包，小到无隙不入。这十三经，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就像手脚不全一样，不能算是完整的人。

译至于史书，则先读《史记》，次读《前汉书》，再次读《后汉书》。这三部史书，缺一不可。读本纪，可以了解一代王朝兴衰盛衰的原因；读年表、世家，可以了解大臣开创基业、建立功业的渊源；读列传，可以了解臣子邪正公私的区别，以及关乎国家得失利害的分野；读忠孝、节义、隐逸、儒林、文学、方技等传，可以了解他们各自成就德行、精通专业，从而各达极致，并得知他们有的在当时显赫、有的流传后世的原因；读匈奴、大宛、南夷、西域等传，可以了解安内攘外、怀柔远方、安抚边疆，恩威并施的运用之道；读天官、历律、五行等志，可以观察天象，从而了解天人感应的本源；读河渠、地理、沟洫、郡国等志，可以考察地理，从而了解险要关隘的关键；读礼乐、郊祀、仪卫、舆服等志，可以了解典礼掌故的沿袭变革，从而有所参考订正；读艺文、经籍等志，可以了解七略、九种、四部、六库著作的源流，从而有所考证稽查；读平准、食货等志，可以了解财政收支、节制谨慎的大要，从而有所规劝借鉴；读刑法、兵营等志，可以了解赏罚征伐、惩恶劝善、讨罪立功的大法，从而有所权衡折中。这就是读史的大要。

况且善于读史的人，不仅把史书当作史书来看。凡是诏诰、奏疏、檄文、谕令、论策之类，都是文章的祖源；乐章、歌词之类，都是乐府诗歌的祖源；屈原、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传中所载的骚赋之类，都是词赋的祖源。所以熟读三史，那么文人、诗人、骚人都会一并俯首称臣了。何况不止三史呢？

一定要等到读完经书后才读史书，那么史学就太迟了。只有读《左传》而以《史记》为辅，读《公羊》、《谷梁》、《仪礼》、《周官》、《尔雅》，而以前后两《汉书》为辅。十三经与三史既已读完，此外如《家语》、《国语》、《国策》、《离骚》、《文选》、《老子》、《庄子》、《荀子》、《列子》、《管子》、《韩非子》，以及汉、唐、宋、元人的文集，与《三国志》、《晋书》以下的诸史，参读参看，选择其中特别精粹的来读，其余的则每天分记浏览。天资超绝、过目成诵的人，浏览即是阅读；能力不及的人，原本就不能全部读完。博览强记，有十三经、三史作为根本，其余的都能一以贯之。阅读固然重要，浏览也有功效。一定要你们全部读完，不符合人情，不可勉强。

经书庄重，史书闲雅。庄重的难读，闲雅的易读。读经书以修养本性，读史书以陶冶情操。早上读经，晚上读史，交错互读，那么就有体有用，内外兼该，相互补充而不相互妨碍，相互依托而不相互混乱。然后反过来探求根本，归结到至为统一的境地，那么根本在于自身，施用于世间，无处不恰当。说出的话是经术之言，做的事是经济之事，建立的功业，是经天纬地的功业。这样之后才可以藉手回报说：“臣为国家得到了人才。”这是使者对天下厚望，而对你们二三子不能没有期望的原因。

使者奉天子之命，准许入京陛见。事情办完后，将再次前来。你们不要因为使者离去而疑虑。现在来署理篆印的，是前任高部院，与使者同心；抚军张都院，又能成全使者的志向。使者已经定下规模，托付给这两位公卿。仰请该府接到文书后立即送至省城。纵然使者已经离去，两院知道使者的意图，对于诸生必定会更加礼遇。千万不要瞻前顾后、停滞不前，辜负使者、辜负两院，只是辜负自己罢了。至于借书院作为结交声气之地，饮酒酬酢，庆贺往还，在门外游荡，在市中招摇，这是尤其不肖的行为，给书院带来羞辱，被士林耻笑，这是使者深恶痛绝的，不要越过我的门庭。

使者对你们二三子的期望，不仅是为了书院，为了云南，更是为了国家得到人才。在天下得到人才并不难，而在云南得到人才，并且得到奇才异能者于云南，是云南的荣耀，国家的光荣。使者对此独有厚望。你们二三子将如何不负使者的期望？

再请改建南闱疏

李发甲

臣查得恳请建立南闱一案，先前据湖南士子屡次陈述洞庭湖危险，请求分设考场。臣因关系科场大典，不敢轻率上疏题奏，恭敬折奏请求圣旨。蒙皇上御批，即当具题。臣随即钦遵缮疏具题。如今奉到礼部等衙门，以科场定例年久，不便纷纷更改为由议覆，奉旨依议。臣何敢冒昧再次请求，以增添罪过。只是恭逢我皇上振兴文教，培养人才，事事超越千古，如乡试屡次扩大名额，会试分省取中，万寿逢旬加科，苗猺一体科贡，弁兵允许参加武试，以及文人入武闱、武人入文闱，凡是这些旷世大典，古代所没有的，何曾拘泥于定例？况且湖南士子，因洞庭湖危险，覆溺甚多，请求分设考场，愿意共同捐献三年廪膳等银，兴建贡院，不费国库钱财。这种迫切情状，实出于万不得已，更有不忍以定例拘束的。往年圣驾巡视河工，怜悯洪泽湖风涛危险，设立救生椿，保全无数生灵，远近感戴。如今洞庭湖的危险，十倍于洪泽湖，万难设立救生椿，只有分设考场一策，可以保全士子的性命，这就是洪泽湖的救生椿了。圣恩浩荡

译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此前，巡抚大臣赵申乔曾向朝廷详细奏报，但被兵部等部门的议定所阻挠。随后，巡抚大臣潘宗洛再次奏报，又被部议所阻挠。如今，臣先奉上了圣上的旨意，然后才正式具文奏报，仍然被部议所阻挠。如果不是洞庭湖局势万分危急，士子们迫切呼救，何至于前后三位巡抚大臣，接连不断地上奏不止。臣私下思量，当今尧舜般的圣明君主在上，臣身负地方重任，凡是对士民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的事，按例都应当详尽地禀告。如今分设考场一事，对上可以彰显圣主好生之德，对下可以挽救士子们溺水丧命的危险，而且对于科举大典，更能体现其昌盛光明。如果因为部议的阻碍而不再沥血陈情，向上通达天听，那么臣就辜负了皇上的恩德，罪过更加深重。除了另行缮写奏疏会同其他大臣上奏外，臣谨此单独呈递奏折，派遣专人恭敬地捧持进献。恳请皇上明察，特别恩准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