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吏政三铨选

译卷十七 吏政三 铨选

铨法

任源祥

当今的铨选政事，应当讲求统一规范，以确立一代的制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以取得选拔人才的实效。为什么呢？凡是国家经过几代之后，贵在遵守旧制而不贵在频繁更改。现在虽然是沿袭前制，但实际上是初创，正是讲求统一规范的时候。凡是开创新局、草创之初，利用一切方法来整顿天下，而没有闲暇去衡量其是否最为恰当。现在虽然是初创，但也需要沿袭，正是权宜变通的时候。我曾阅览邸报，在铨选政事中的大小细节，有的屡次更改而成为定例，有的采纳台谏的议论而由皇帝亲自决断。例如寄凭候选，顺治以来屡次变更，不一而足，现在定例为投供点卯，以避免参差不齐。又怜悯候选人的困苦，一度议定截留，再议定折半，这是为了重视官职责任而体恤人情。旧例除了三条途径外，只有生员可以升任正印官，现在改定吏员准许按照贡监生的例子，都可以升任正印官，这是为了打破资历限制而寻求有特殊才能的人。旧例选官日期交错出现，现在改定为双月授补，单月推升，这是为了杜绝挪移舞弊而专一视听。六部官员互相升迁，官位如同旅馆，现在改定为司属官员在本部内升转，这是为了熟悉职掌而责求成功。至于停止荐举弹劾，停止考选，停止大计，都是为了平息奔竞之风而期望实际效果。如此详慎，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然而也有在朝廷议论中提出但未实行的，我请求加以申述。第一，科道官的改授应当斟酌。科道官的职责是掌管言路，必须让品行卓越、历经事务的人担任。旧例实行取考选，出自皇帝的英明裁断，现在只论资历，用道府级的郎中依次补缺，这不符合设官的本意。应当像台臣赵玉堂、张所志疏中所述的事理，或者仍然实行取考选，推知所升迁的人中实行评博改授，这样才得体。第二，内院中书官的初授应当慎重。内院中书，是贡监生员加授的职衔，旧例不让他们从其他衙门升用，现在定例可以升任主事、府同知，与推知所升迁的中书科中书没有区别。撰写文章、掌管典籍，确实是近侍积勤，应当优厚提拔。然而既然优厚提拔，就应当慎重选拔。何不按照台臣高而明、吴愈圣疏中所述的事理，或者与中行评博一体推授，或者由推知升补，这样才公平。第三，外任官吏应当长期任职。六部官员长期任职，仍然可以责成其完成任务，本部升转，已经准许实行，而有司承担治理百姓的责任，却坐不安席，即使有长才，哪里能施展呢？应当采纳江抚韩世琦所请求的留任三年之说，斟酌实行，奏报政绩优秀的必定很多。第四，州县官员应当更调。地方的难易不同，材力的长短迥别，用人违背其材力则双方都受其弊，人与地两相适宜则共同奏效。各省督抚郎廷佐等人纷纷上告，不约而同，应当斟酌采纳，成效必定迅速。而我还有话说。掣签的例子，起于万历末年，当时有讥讽签部的言论，现在却把掣签作为典要，不仅初授掣签，候补也掣签，推升也掣签，堂司监掣，科道监掣，都是为了远离嫌疑，宣告无罪罢了。唉，朝廷所依赖冢宰的，是说他能远离嫌疑、宣告无罪吗？冢宰的职责，只是远离嫌疑、宣告无罪，就认为胜任而愉快吗？为官择人，是谁的职责呢？难道知人本来不可学，而盲目行动听凭运气，也有得到一半的吗？不得已，请在地方上区分冲要、偏僻，在人才上区分杰出、平庸，分别掣签可以吗？签补签升，也根据事务的大小缓急，分类掣签可以吗？俗话说，为国事而忘家，为公事而忘私。在这讲求详慎的时候，任事者果然不以私家为念，那么嫌疑不必回避，而只图以人事君，皇上也稍微放宽文法，一代的制度就可以确定，选拔人才的实效就可以达到了。

职官议

任源祥

明代的官制，远远超过汉、唐、宋，上仿虞、周，而用机要来控制，用权术来驾驭，这也是因时制宜的道理。后来虽然有因袭变革、增减损益，考虑没有超出其范围的。纲纪细节，完备地记载在会典中，而历朝事例参差不齐，得失并见。我私下为此拟议一二，确定所遵循的。吏部是职官的要领，吏部的难，难在量材授任。在外任取人与地相宜，在内任取人与事相宜。知人则哲，所以难。查类选、急选、拣选都严于资格，切于比例，后来因为贿赂请托，于是用掣签的方法以求公平。顾公平则公平了，而一任其盲目行动，能不跌倒吗？查推升不等待考满，有类推、单推、廷推，廷推出于众议，其单推、类推都由吏部。吏部虽然贤能，能尽知天下人而周知吗？折衷而论，注选推升，都应当用保举的方法。保举，历朝各异，总之保举者，是正大之情。人主的聪明不自用，而寄耳目于吏部，吏部的聪明有限，而寄耳目于内外百官。所难的是吏部得到合适的人。选择任命尚书，在于人主。学校是用来储备人才的，是职官的根本。教官主管学校，顾以年老体衰的岁贡、乞恩举人处之，他们既已日暮途穷，甘心自弃，又怎能期望他们砥砺名节，主持风教。后世竟视为赘疣，非常不符合设官的初意。我私下认为，想要预先培养职官的效用，应当先重视教官的选拔。非实有品行才望者，不得居此职。职在教士，士之

译贤与不贤，作为教官考核的优劣标准。士人的保举，就责成教官负责。教官保举的士人越多，就按照知推一行的惯例进行选拔。正统年间，陈敬宗、李时勉担任两京国子监祭酒，天下的士风为之一变。建文初年，方孝孺由汉中教授被召入朝担任翰林学士。那时保举制度虽然尚未实行，但给予丰厚的回报，正是为了加重他们的责任。司马光提出的十科取士，首推“行谊纯固，可为师表”这一科。师表受到尊崇，士人就知道所效法的对象，这确实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由此说来，教官失职，吏部对治理之道就没有补益；教官尽职，教官就关系到选官政治。所以论官员有常典，论政治有要害。查考官员长期任职的规定，隆庆二年下令，在京各官与衙门政体相适宜，在外各官与地方人情相适宜，即使资历应当升迁，也照例加级，仍管理原职事务，以后的迁转就从加级中扣算。这就是《虞书》中三考之法而加以变通运用的体现。后世不遵守这种方法，官位如同旅店，即使是贤能的人，怎能竭尽他们的才能，展现实际的成效呢？六部政体各有适宜之处，隆庆年间的成例规定，户部、刑部、工部的司属官员，没有缘故不得轻易调动。我认为礼部、兵部也是如此。比如边疆有警报，如果不是熟悉形势、通晓兵马钱粮的人，怎能调拨无误、指挥得当而有所成效呢？府、州、县的政务有繁重和简略之分，人才也有适宜之处。除了吏部根据才能注选外，任职后根据才能改调，这是巡抚、巡按的责任，用来辅助选官政治的不足之处。查考边疆缺额有两种，一是戎马之地，因为人们畏惧艰苦，有时听任告老选官，有时听任抽签选官，都不是选官政治的好办法。他们全然不考虑个人的苦乐还算小事，而边疆民生社稷，关系极大。计算戎马之地，应当选择那些熟悉边务、才能足以抵御外侮的人授予职位。选拔能人而任用，并不是以此来苦待他们。如果确实建立功劳，就破格优厚提拔。嘉靖年间的成例，边远地区的司道、知府迁转，酌情减少年资限制。我认为知府以下，都采用这个例子也可以。瘴疠之地，应当选取原籍附近、风俗适宜的人来任用。熟悉那里的风俗而了解那里的民情，治理起来加倍容易。嘉靖年间的成例，远方县佐及杂职官员缺额，将附近的人选铨补。我认为除了方面官外，都采用这个例子也可以。府、州、县六部的事务齐备，而在太平时期，教化养育是重中之重；在战乱离散之后，安抚招集是首要任务。至于催征赋税，则是政务的末端罢了。后世考核地方官员，只以催征赋税作为优劣标准，其余不过是虚应故事。不仁爱的人严加督责，以符合考核要求，而国家的元气日益被削弱，好比剜肉充饥，这是等待死亡的做法。地方发生失事，固然有地方官的责任，但也必须放宽法度，以消除盗患为限度。现在只要有失事，就进行降职处罚，限期抓获不到，就斥逐，导致上下互相蒙蔽，隐忍而不敢上报，由此酿成大祸，最终不可挽救。总之，整治末端则法令严密而奸邪积聚，遵循根本则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教化养育、安抚招集，是治理的根本；催征赋税、捕拿盗贼，是治理的末端。舍弃根本而致力于末端，想要治理好国家能行吗？查考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起初只设置本司正副官，后来因为事务增加而添设守御道、巡抚道，遂成为惯例。往往一道只实际管辖一府，或者几道共同管辖一府，既有该府，又有该道，实在属于多余。现在的仕途，把这作为游荡之地、培养声望的区域，往来迁转，如同旅店一样，对地方有什么好处。我认为一府的军事本来应该归重于知府，而守御道、巡抚道可以裁撤。问刑衙门，既然设置了刑部、都察院，又设置大理寺，专门主管平反驳正，这是慎重狱讼的至深用意。然而如果任职者不能胜任，即使再设置平反的官员有什么好处。刑罚得到公平，就像皋陶担任士师，苏公担任司寇，难道有别衙门驳正吗？所以大理寺可以裁撤。至于镇抚司更是不可不裁撤。翰林院、詹事府都是备顾问的，可以裁并为一。宁可重视为官职选择人才，不要轻率地为人才设置官职，这是礼制。《中庸》说：“人存政举。”董仲舒说：“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制度未曾不善，而精神所贯通，机权控驭，因时制宜，也在于君主善于运用罢了。如果把握要领，厚植根本，综合典章法则而统一归于礼制，那么这就是当今整顿政治的善道。

译铨政

储方庆

用人不可泛滥。泛滥则爵位俸禄不足以显得珍贵。而天下人便有了侥幸求得功名的心理。用人不可停滞。停滞则激励劝勉无处施展。而天下人便有自甘被弃置废用的祸患。这两种祸患程度相当。但因此遭受祸患的原因不同。追究其过失则是一样的。如今铨选制度的祸患将在于停滞了。议论的人说富贵的途径。是人们奔走趋附的。一定要使得慎重之后才升迁。以表明官职持久且难得。那么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不敢急躁谋求。所以与其过失在于泛滥。不如过失在于停滞。不知道停滞有因停滞而产生的。也有因泛滥而产生的。因停滞产生停滞的。救治停滞的方法不同于救治泛滥。因泛滥产生停滞的。救治停滞的方法就存在于救治泛滥之中。如今救治停滞的方法。不能说不详细且周到了。京官既改为外任官员。科举名额又减少了旧有的额度。补缺的人既多。而选取的人又少。积薪之患或许没有。而参加选任的人。经过年复一年。守候在京城门外。却得不到一个官职的人。比比皆是。这难道是法律还不完备吗？这是因为知道停滞源于停滞。却不知道停滞源于泛滥。因泛滥导致停滞。而不除去泛滥作为疏通的根本。那么即使每天从事于改任补缺的命令。裁减的方法。只是阻碍天下人进取的心志。而滋生其壅塞罢了。怎么能对选官制度有所裨益呢？我私下根据天下官员的名额来计算。京师各省大小职位。不少于两万多。而读书人通过科举正途进入仕途的。三年之中。不过一百五十人罢了。用一百五十人的数量。担任这两万多官员的职位。即使参杂以科举贡生。也应当充沛有余。而如今如此壅塞的原因。乃是其他途径的泛滥造成的。其他途径泛滥则正途不得不停滞。不清除其他途径的泛滥而只想要减少正途的名额。以求在停滞之中求得通达。这能做到吗？至于京师职位候补的人。这些人本来已经积累时日功劳才达到这一步。如今仅仅因为缺额少而一概补为外任官员。那么既无法酬谢他们服官的辛劳。而后来为国家任职的人。也没有对超常升迁的期望。从而产生激励奋发的心念了。空有滥升擢的名声。而停滞得到官职的实质。那么何不广泛授予任职的门路。而慎重登进的开始呢？然而议论的人必定说京职少而选任的人多。其不得不停滞是形势使然。而其他途径并进的法则。又是用来破除科举积弊的。怎么能全部废除它们来等待天下的读书人呢？我认为京职既然少了。如今只以主政一个官职。等待天下郡县的官吏。岂不是少而又少吗？我认为应当稍微拓宽其途径以表示激励。至于科举的弊端。祸患在于选拔人不精当。而用其他途径混淆进来。又未必能有什么成效。为什么呢？选拔人靠的是识见而不是法律。识见不足以了解人。却说我有兼收并蓄的法律。我恐怕法律确立了人还是老样子。所以如今的铨选制度。只应当在正途之中严格考核。而不必放任其他途径的泛滥。以致停滞正途。只应当广泛开启候补的门路。而不可放任改任的泛滥。以致停滞进取。如果说救治停滞的方法。没有比破格用人更好的了。那么如今官员多缺额少。早已以此为患。怎么可以再开设多门路来等待投机取巧的进身呢？如果投机取巧的人侵夺太过。那么笨拙的人迫促惊恐无所依托。其停滞应当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破格用人。可以救治因停滞而产生的停滞。而不可以救治因泛滥而产生的停滞。如今天下的停滞。是因泛滥而停滞的。所以我希望当权者除去其泛滥。

选补日知录

顾炎武

汉宣帝时盗贼同时兴起。征召张敞任命为胶东相。请求官吏追捕。有功效的。得以一切比照三辅地区特别优异者。如果说“一切”是权宜之计。赵广汉奏请让长安游徼狱吏秩级百石。又《循吏传》中左冯翊有二百石卒史。这就是所谓的特别优异者。天子允许了。上报名尚书调补县令的有数十人。自从汉代以来县令。多选取郡吏中特别优异者。因此熟悉事务而没有不胜任的祸患。如今则一概交给刚脱去布衣的读书人。其中通晓吏治的。十个人中不过一两个。而柔弱无能的。反而占据了八九成。又不选择人的才能。而用抽签投钩。作为选用的方法。因此百里之地的命脉。托付给庸劣无才的人。既危害百姓。而最终导致自害。于是烦杂艰巨的地区。就成为官吏的陷阱。而年年更替。其弊端更加深重。而不可振作了。然而汉代的官吏多通晓经术。所以张敞得以举荐他们。宣帝得以任用他们。如今天下儒者不像儒者。吏员不像吏员。那么我又不晓得任用他们从何下手了。

南方人选南方。北方人选北方。这是往年的旧例。宋政和六年诏令知县注选。即使很远。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是九百里。如今的选任的人。动辄涉及数千里。风土不熟悉。语音听不懂。而赴任安家之费用。又不可估量。这是率领天下人走上绝路。想要消除铨选制度的弊端。难道一定要这样才算是至公吗？君主如果能够开诚布公。那么从大臣以下。至于京朝官。没有不可信任的人。而铨选的地方有不必在京师的。唐贞观元年。京师谷价昂贵。开始分人在雒州设置选任。到开耀元年。因为关外道路遥远。河雒之邑。是天下的中心。开始诏令东西二曹。在两都分别简选。留放完毕后。一同赶赴京师。称为东选。这是东都掌管选任。黔中岭南闽中官员。不由吏部。委托都督选择本地人补授。上元高宗三年八月

译壬寅日，皇帝下诏：从今以后，每年派遣五品以上、刚强清明、公正廉直的官员，担任南选使，并命令御史一同前往，负责注拟官职。大历十四年十二月己亥日，下诏专门委任南选使，停止派遣御史。这是黔中、岭南、闽中各有一位掌管选官的人。《新唐书》记载张九龄担任桂州都督兼岭南按察选补使，而张九龄本身就是岭南人；《李岘传》说，代宗即位，征召李岘担任荆南节度使、江陵尹，主管江淮选补使；又说，罢免宰相后担任吏部尚书，主管江淮选举，在洪州设置铨选机构。《刘滋传》说，兴元元年，改任吏部侍郎，前往洪州主管选官事务。当时京城经历寇盗之后，天下遭遇旱灾蝗灾，谷价飞涨，候选官员无法前往报到，于是命令刘滋在江南主管选官，以方便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人。这是江南又有一位掌管选官的人。宋神宗下诏，川陕、福建、广南八路的官员，因离任时迎送劳苦，命令转运司制定标准就地注拟，免除他们赴京选官。这也是参用唐代的方法。建炎年间南渡后，开始下诏福建、两广的官缺都归吏部管理，只有四川依旧。现在的议论者，必定说这样会增多请托的门路，而开启受贿的途径。难道唐人全都清廉，而今人全都贪婪污浊吗？孔子告诉仲弓说：“推荐你所了解的人。”现在的取士，礼部用糊名的方法录取，这是推荐他所不了解的人；吏部用抽签的方法注拟，这是任用他所不了解的人。这是使臣下拙于知人，而巧于避事。等到赴任之后，人与地方不相适宜，那么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百姓就会背叛；百姓背叛，战争就会兴起。于是就在军前除授官吏，连那些细微的法律条文，也不能遵守。哪里比得上廓然大公，使人能够推荐他所了解的人，而公开试用以考察功绩，在其任职期间责求其成效呢？唐太宗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择，县令应当诏令五品以上官员，各推荐一人，观察其政绩善恶，对推荐者赏罚分明。”元宗开元九年敕令：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推荐县令一人。正统元年十一月乙卯日，敕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各推荐廉洁公正、明达事理、堪任御史者一人；在京四品官员，以及国子监、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员外郎，六科掌科给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推荐廉慎明敏、宽厚爱民、堪任知县者一人。吏部再加以详细考察而提拔任用。想要挽救当今的弊端，必须如此，然后贤才才能得到，政治治理才能振兴。

译自从南北互选制度实行之后，赴任官员动辄要跋涉数千里，必须举债，才能到达任所。然而他们不熟悉当地风俗，语言也难以听懂，政权的实际运作，大多寄托在狡诈的吏员手中。过去唐朝末世，曾在岭南短暂实行过这一制度。唐文宗开成五年十一月，岭南节度使卢钧上奏说：“我认为沿海边远地区选拔官吏，与江淮地区不同。如果不熟悉当地风俗，就难以探求百姓的疾苦。况且岭南过去的弊端，在于‘南选’；现在的弊端，在于‘北资’（北方官员赴任）。我管辖二十二州，只有韶州、广州两州的官僚，每年由吏部选拔任命。这些人如果不是下级衙门中贫弱无能的令史，就是来自远方没有能力的人。等到他们到任时，都背负着积欠的债务，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愿意保持廉耻之心。我到任四年，完全了解这种情况。对于潮州的官吏，恳请特别遵循以往的惯例，不要让吏部注拟任命，而是委托本道自行求取人才。如果代理官员廉洁谨慎且有声誉，依照前例允许观察使奏请转正。”

此事经得起长久检验，法令可以施行，皇帝下诏依从奏请。《唐书》记载，韩佽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担任桂管观察使，管辖二十多个州，从参军到县令大约三百人，吏部补授的只有十余人，其余都由观察使考察才能后补任职。这本来是前人认为有弊病而加以改革的方法。身居高位的人，难道可以不用读书人吗？

在抽签法未实行之前，选官部门还能按照意愿来填补空缺。虽然很多时候是为某人选择职位，但也还能根据职位需求来选择合适的人。自从新法实行后，一切都听凭不可预知的命运，于是繁重的地区，连续几任都得不到贤能的县令，相继被罢免斥责。君子的道理，在于极度的公正。存有一丝避嫌之心，以至于把用人当作尝试。过去唐皎担任吏部侍郎，当引入铨选时，有人说他家在蜀地，于是就把他派往吴地；又有人说他父母年老，先前在江南任职，就把他派往陇右。史书对此加以讥笑。像这样用人，怎么能达到太平治世呢？《实录》记载，洪武四年正月壬辰日，河南府知府徐麟，因为母亲居住在蕲州的广济，请求终养母亲。皇帝下诏改任徐麟为蕲州府知府，让他就近奉养母亲。圣明的君主兴起，胸怀坦荡对待万物，他用来勉励臣子的做法真是到了极点。

万历末年，常熟人顾大韶写了《竹签传》，文章模仿《毛颖传》写成。文中说竹签对皇上说：“上至庶吉士、科道官的选拔，下至乡试、会试取士，全都使用我，我才能施展我的才能。”这是愤世嫉俗的滑稽之言，但用来晓谕世人，可以说是少见的比喻而能让人明白。楚王厌恶纽结，盆子探取符命，古人用来确立帝王，而今天却用来选拔人才吗？

唐朝所谓的铨选，有留任和放归两种。《唐书·选举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有四种：一是身体，相貌丰伟；二是言辞，辩正清晰；三是书法，楷体遒劲美观；四是判词，文理优长。这四项都可以取用，则先考察德行，德行相同则考察才能，才能相同则考察资历，得到选中的为留，得不到的为放。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开始设立长名榜。宋白说，长名榜决定留放，留者入选，放者不得入选。《长安志》说，尚书省之南另有吏部选院，称为吏部南院，是选人集合的地方，榜文列在院外。《杨国忠传》记载，旧例每年在南院张贴榜文作为选官的格式，就是这样。已经确定注拟后，则经过门下省侍中、给事中审阅，如果有不可任用的就罢黜，所以放归的人多而留任的人少。景云年间，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都不畏惧强权，请托之路断绝。集合的一万余人中，留任的只有三人，铨选不过两千人，人们佩服他们的公正。宋朝时此法尚存。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乙亥日，下诏未通过铨试的人，不得由堂除任命。没有像近代那样，一旦登科就受禄如同持有债券一样的。

停年格

日知录

顾炎武

现在谈论停年格的人，都说起源于后魏的崔亮。现在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传记说：“升任吏部尚书时，羽林军新近杀害张彝之后，灵太后命令武官可以依据资历入选。官员名额既少，应选的人又多。前任尚书李韶按照常规提拔人，众人嗟叹怨恨。崔亮于是奏请制定格制，不问贤愚，专门以停职解官的时间长短为断限。即使官职需要这个人，但停职时间晚的，最终也不能得到任用。平庸才能、下等品级的人，如果年月久远的，就先提拔任用。沉滞不得志的人都称赞他的能力。崔亮的外甥司空咨议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殷周以乡塾贡举士人，两汉由州郡荐举人才，魏晋因循旧制，又设置中正。仔细观察过去，没有不审慎举荐的。虽然未尽完美，大概应该能收到六七成的效果。而朝廷贡举秀才，只使用他们的文章，不取用他们的义理；察举孝廉只论章句，不及治道；设立中正，只辨别氏族，不考察人才。至于取士的途径不广博，淘汰的道理不精当，而舅舅您正掌管铨衡，应当改弦更张。为什么反而制定停年格来限制他们？天下的士人，谁还会修习磨砺名节品行呢？’崔亮回信说：‘你所说的很有深意。我乘时侥幸，得以担任吏部尚书，常想着共同提拔正直之人，以报答明主的恩德，这是我的本愿。昨天制定这个格制，是有原因的。现在已经被你责怪，千载之后，谁还会了解我呢？古今不同，时宜必须不同。为什么呢？过去有中正品评才能等级，上报尚书，尚书根据情况，衡量人授予职位。这是与天下贤人共享爵位啊。我认为在那个时候，没有遗漏的人才，没有滥举的现象。而你却说只能收到六七成。况且今天的选拔，专门归于尚书，以一个人的鉴察，照看天下。刘毅所说的，一个吏部两个郎中，想要彻底考察人物，何异于用竹管看天

译窥探天道，难道是为了追求它的广博吗？如今功臣非常多，又有羽林军入选，武夫纷纷崛起，他们不通晓文书和计谋，只能充当弩手在前驱驰，追踪踪迹、捕杀敌人罢了。忽然让他们佩戴印绶、乘坐高车，要求他们取得治理的成效，这就是所说的未曾拿过刀却让他独自切割。况且武人最多，官员最少，假设让一千人共用一个官职，仍然没有官职可以授予，何况是一个人期望得到一个官职，怎么会不怨恨呢？我最近当面坚持认为不应该让武人入选，请求赐予他们爵位，厚待他们的俸禄，既然不被采纳，因此才权且设立这个标准，以停年作为限制罢了。从前子产铸造刑书来挽救弊政，叔向用正法来讥讽他，这与你用古礼来责难权宜之计有什么不同呢？孔子说过：“了解我的是《春秋》，怪罪我的也是《春秋》。”我的这个用意，大概也是如此。只希望将来的君子，能了解我的意图罢了。后来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担任吏部尚书，贪图这对自己有利，沿袭这种做法。从此贤能和愚钝的人混杂在一起，泾水和渭水没有区别。魏朝失去人才，是从高亮开始的。辛琡担任吏部尚书，上书说：“百姓的性命系于地方长官，如果只取资历年限，不考察贤能与否，道理就像大雁飞行一样，次序就像穿在绳上的鱼一样，拿着名册呼唤名字，一个官吏就足够了，几个人来任用，还叫什么选拔平衡？”奏书呈上后没有回复。然而观察他答复书信的用意，考察当时的时势，由于羽林军的变故，先前已经姑息迁就，武人的授官，后来又滥开先例，不得已才制定这个条例。如今上面没有凌驾压迫的功臣，下面没有喧哗造反的叛党，有什么怀疑和恐惧，而不恢复前代君王的制度，却以停年作为断限呢？

译《魏书·辛雄传》记载，辛雄上疏说：“自从神龟末年以來，选拔官员专门以任职年限为标准。士人不论善恶，任职时间长的就先授官；职位不论难易，名字轮到就授官。掌管文书的官吏，把按次序早晚作为功劳；负责考核选拔的人，把选用资历老旧的人作为公平正直。况且平庸低劣的人，没有不贪婪鄙陋的。把治理国家的重要职责托付给器量狭小的人，把百里之地的政令托付给贪官污吏。他们都只求贿赂，放纵心意。禁令虽然繁多，却抑制不住他们的欲望。导致徭役分配不均，征发调遣违背常理，横征暴敛的人挤满门庭，囚犯充斥道路。两位圣明的诏令，被搁置而不遵行；统一划一的法规，悬挂着而不使用。从此朝廷内外的百姓，相继作乱。这是因为官员任命不得其人，百姓无法忍受其命运的缘故。”

《北齐书·文襄帝纪》记载，文襄帝代理吏部尚书。北魏自从崔亮以后，选拔官员常常以资历年限为制度。文襄帝于是改革旧制，选拔提拔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又淘汰尚书郎，精心选拔出身名门的人来充任。至于有才能名声的士人，都被推荐提拔，这比北魏的制度好得远了。

《通典》记载，唐朝自从高宗麟德年间以后，太平已久，人民安康风俗富足，谋求晋升的人众多，候选官员逐渐增多。总章二年，裴行俭担任司列少常伯，开始设立长名姓历榜，推行铨注之法。又规定州县官员资历的高低升降，作为惯例。此后没有人能改变它。到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行俭的儿子裴光庭担任侍中，兼任吏部尚书。在此之前，选官部门注授官职，只看人的才能与否，有的越级超迁，有的老死在下位，有出身二十多年得不到俸禄的。又州县也没有等级，有的从大地方调到小地方，有的起初在近处后来去远处，都没有定制。裴光庭开始奏请采用循资格。《新唐书》本传记载，起初吏部选拔人不以资历考核为限制，所奖拔的只在于才能，往往得到俊杰，任职的士人也自我奋发。后来士人众多，专门致力于趋附竞争，选拔评定歪曲不正，裴光庭惩治这种情况，于是采用裴行俭的长名榜，制定了循资格。凡是官员任期届满，按若干选期集合，各有差等。官职高的选期少，官职低的选期多。不问才能与否，选期满就注授官职。限定年限按级晋升，不得超越。没有受罚的人，只有晋升没有降职。平庸愚笨沉滞的人都高兴，称之为圣书。虽然小有常规，但选拔人才的方针却丧失了。那些有异才高行的，听任越级提拔，然而有这种制度却没有实行。有关部门只是遵守条文奉行格式，按资历惯例办事而已。从宋代以后，资历制度的大体都本于裴光庭。

京债日知录

顾炎武

赴选等候，京债的拖累，如今最为严重。《旧唐书·武宗纪》记载，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省奏报赴选官员多欠京债，到任后偿还，导致他们贪婪索取，无不由此引起。今年三次铨选，在前述州府河东、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得官的人，允许联名担保，户部各预备两个月加给的料钱，到发放时扣除。希望初任官员到任，不带利息债务，衣食稍足，可以要求他们清廉。皇帝批准了。唐时有东选、南选，在京师铨授的，只有关内、河东两道。采访使所属的官员，不出千里之内，还念及他们举债的拖累，先在户部给予两个月料钱。不仅是体恤下属的仁爱，也有劝勉廉洁的方法。与如今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削下属还不够，有时借库银来偿还的相比，得失之数，明显可知。至于明初所行的制度，有超出前代的。《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七月丙子，任命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匹，绢六匹，罗二匹，夏布六匹，父亲同样，母亲、妻子及长子各减半。府、州、县佐贰官，比照长官减半，父亲同样，母亲、妻子及长子又减半。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比照佐贰官又减半。父母妻子都同样。他们的路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比照知府的五分之三，治中减半，通判、推官五分之二，州同知比照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比照府同知减半，县丞、主簿，比照知县又减半，知事、吏目、典史都是十两，著为法令。皇上说：“如今新授官员，多出自布衣，到任之初，或向人借贷，那么日后不免侵吞百姓。不有所供养他们的廉洁，而要求他们奉公，难啊。”洪武初年，皇上对中书臣说：“官员听选在京师的，应早点铨注，立即让他们赴任。听说久住客栈的，每天有费用，甚至空乏，向人借贷。过去元朝的弊政，这也是一个方面。那些常选官员滞留京师的，资用既缺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失操守，实在是朝廷对待他们的方法不对。从今以后铨选之后，按品级为差，都给予路费，仍令有关部门提供舟车送他们，著为法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说：“做官的人得到俸禄供养双亲，这是人子所愿的。然而有路途遥远而不能供养父母的，请求令有关部门，给予舟车，使他们得以迎养，以尽人子之情。”朝廷议论认为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的，官府提供舟车，已有定例，从今以后凡一千五百里以外的，应依例给予。皇帝批准。二十二年命令故官妻子还乡的也给予车舟，这难道不是爱民之仁，先于体恤官吏吗？

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

译古时候，有因为不偿还债务而被免去列侯爵位的人。《汉书》记载，孝文帝三年，河阳侯陈信，因欠他人债务过多，在六月被免去侯爵，就是这种情况。有因为不偿还债务而被贬官的人。《旧唐书》记载，李晟的儿子李惎，官职累升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溺于酒色，肆意挥霍奢侈，积欠债务达数千万。他的儿子向回鹘借贷一万多贯钱，不予偿还，被回鹘控告。唐文宗大怒，将李惎贬为定州司法参军，就是这种情况。然而这不过是前代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回鹘应当再借给他钱，并为他谋求好的官职空缺了。

译出仕年齿日知录

顾炎武

《礼记》说：四十岁称为“强”，可以出仕；七十岁称为“老”，应当传位给后人。因此，人担任官职的日子，不过三十年。汉顺帝阳嘉元年，采纳左雄的建议，规定孝廉年龄不满四十岁不得被察举，都要先到公府报到，儒生考核家传经法，文吏考核笺奏公文。宋文帝元嘉年间，限定年龄三十岁才能出仕。梁武帝天监四年，规定九流常选之人，年龄未满三十岁，不通晓一经，不得脱去布衣做官。如今却是刚刚戴上帽子，就已经跻身银印黄绶的行列；死期将至，还留在金印紫绶的班中。这对官常有什么补益？只是败坏了士人的风气。应当制定适中的制度，二十岁才允许应试，三十岁才允许做官。年龄到了六十岁，现任官员听任他们自己请求退休。《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命令文武官员年龄六十岁以上的都听任退休，发给诰敕，没有官职的人，一律勒令停职。这虽然比古书记载早了十年，但大体也不过三十年而已。在这三十年中，又有三年衍年、大忧以及期丧不得补选的日子，那么人在仕途的日子少，而隐居林下的日子多，可以消减追求名利的心理，而止息争名夺利的习俗。洪熙元年，郑府审理正俞廷辅说，近年参加科举的士人，大多只记诵虚文，寻求真正的人才，十人中不过两三个。有的年龄才二十岁，未曾学问，一旦挂名科目，就让他临政治民，职事废弛败坏，百姓遭受其害。从今以后，各处乡试，应当让有司先行审察访求，务必得到博古通今、行为端正庄重、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人，才允许入试。皇上虽然嘉奖采纳，但未能实行。积习相沿，二三百年，青云之路，几步就可以登上，五尺孩童，便想着奔走竞争。想要以此成就人才而敦厚风俗，难啊！宋代李伯玉请求废除童子科，意思也与此相同。

学仕解

陈祖范

人生不外乎求学和出仕两条途径。古代的求学和出仕，遵循年龄逐步晋升，没有捷径可走，没有侥幸可得。为什么呢？因为中等资质的人多，上等智慧的人少，颜渊、子奇这样的人，不可以作为普遍的例子。按照《礼记》，二十岁以后，博学而不教人，在内而不外出，是说专心自学勤奋，不敢教人，将所学存蓄于内，而不表现于外。像这样持续多年，过了三十岁，博学而无固定方向。之前的博学是有方向的，恐怕年少志向未坚定，或者杂乱而不纯正，所以必须给他指明方向。到了这时，志气已经坚定了，无固定方向也可以。《学记》说：七年考察论学和交友，称为小成；九年考察知类通达，坚强独立而不违背，称为大成。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吧。这是求学的阶段。四十岁称为“强”而可以出仕，五十岁任命为大夫，担任官职政事。未满四十岁，不要指望出仕；未满五十岁，不要指望成为大夫。古代在私家任职，庶人在官任职，担任闾胥、党正之类，都称为出仕。汉代三老、啬夫、掾属等职位也是如此。并不立即担任政事。然而即使是小官，也能自行其志，而无所牵制。面对事物出谋划策，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那不合而离去的情况，想必也不等到五十岁，就慨然自我废退了。如果五十岁任命为大夫，那一定是道义相合的人。担任政事二十年，自己的底蕴，无所不施展。国家已经尽其才，竭其力，说我不忍心再劳累您大夫，您大夫请稍安。于是离位以让给后来者。这是古代做官的阶段。唉！人寿几何？二十岁行冠礼，才开始成人；三十岁成家，才开始处理男子的事务。四十岁以前，都是求学的日子；四十岁以后，是跳跃自试的时候；到了五十岁才献身于国家；到了七十岁又请求退休。上天借给寿命，从容渐次，多么快乐啊！后代则不然。从六岁就学，父兄就指望他出仕，十几岁的子弟中聪明俊秀的，也只说我要出仕。从事科举的人，学的是科举所需，而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学问；不以科举出身的人，更加不知道什么是学问。偶尔有自命博学的人，无不好为人师，而自我炫耀自我兜售，哪有不自教不出的人呢？凡是学官先有事，士人先有志，所以入学一年考察离经辨志，三十岁以外，还谦让朋友考察志向。如今学士的志向，哪里值得询问呢？出仕则人人都期望越级晋升显要，只有智尽能索，中途差跌，这才罢了。哪里还谈得上道义相合不相合呢？又官无大小，一入仕就留任去职都不由自己，官位低不肯说离去，官位高又不敢说离去，而引年予告的意义难以言说了。统计一生，未出仕时，像渴像饥，像骤像驰；既出仕后，像沉像浮，像寐像迷，前瞻后顾而无所停泊栖息，一朝溘然长逝，身与名一同遮蔽。悲哀啊！

明吏部权重

赵翼

明初六部，隶属于中书省，权力轻，多仰承丞相的意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被废除，六部的权力才专一，而吏部尤其重要。此后制度屡有创设，令入觐官员各举所知，从浮山李信开始；朝觐官员各造事迹，图画土地民人，从昆山余熂开始；仿照唐代《六典》，从王府以下各机构，各自编集所职为书，称为《诸司职掌》；规定吏役考满，给由为首领官，选拔监生为州县官，兼除教职，从泰兴翟善开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从沂水杜泽开始。这是洪武年间吏政的大略。明代吏部陈修傅，虽然有这样的规制，但量能授职，核功过以定黜陟，则

译只有吏部主管此事。永乐年间，郭琎担任吏部尚书，请求从布政使到知府，都听从京官三品以上官员的荐举。随后又请求御史、知县，也都听从京官五品以上官员的荐举。议论的人认为他畏怯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开启了攀附权贵、投机钻营的开端。《郭琎传》记载，在郭琎之前，布政使等官员都是由吏部选用的。宣德年间，两京六部官员出现空缺，皇帝命令朝廷大臣推举方面官中适合担任京官的人选。郑辰因为蹇义的推荐，得以担任南京工部尚书。《郑辰传》记载，在这道旨意之前，六部堂官也是由吏部推举任用的。天顺年间，罢免了朝廷大臣荐举方面大吏的制度，专门归属吏部负责。《李贤传》记载，旧例方面官由三品京官保举，李贤担心人们营求竞争，请求让吏部每个空缺举荐两人，请皇帝简拔任用，并推举的惯例始于此时。王直担任尚书时，委任郎官，抑制奔竞之风。凡是巡方御史回来，就让他们列出所属地区官员的贤良与否，以备选用。《王直传》记载，崔恭担任吏部侍郎，设立劝惩簿，有所听闻都记录下来。尚书王翱非常倚重他。《崔恭传》记载，成化年间，选郎黄孔昭留心延访人才，用册子记录下来，任命官职根据才能的高低，搭配地方的繁简，因此铨选公平允当。尚书尹敏想推举他的同乡担任巡抚，黄孔昭不同意。那个人深夜来屈膝求情，黄孔昭更加鄙视他。尹敏对那个人说：“黄君不离开铨选岗位，你无法得到这个职位。”《黄孔昭传》记载，可见巡抚等官员都是由吏部任用的。吏部公正，那么选用的人都是合适的人才；否则就可以凭心意决定高低，任意予夺。所以严嵩掌权时，吏部、兵部的选郎，各自拿着簿册任由严嵩填写发放。当时称文选郎万寀为“文管家”，武选职方郎祁祥为“武管家”。于慎行《笔麈》记载，到了万历年间，孙丕扬主持吏部，不得已采用掣签法，来谢绝那些行贿请托的人。一时被称为极其公正。《孙丕扬传》记载，也是因为吏部注授官职，可以上下其手，所以设立此法来防止弊端。赵南星主持吏部，搜求举荐被遗漏的人才，布列在众官职位上，高攀龙等人都是他所推举任用的。山西巡抚空缺，郭尚文请求担任，赵南星轻视那个人，只推举谢应祥。可见当时虽然有会推的惯例，但也都由吏部主导。周延儒说会推，名义上虽然公正，主持的只有一两个人，其余的人都不敢说话。《温体仁传》记载，熊开元的奏疏也说，督抚官空缺，明天廷推，今天发传单，那人的姓名不列在其中，到了期限，吏部从袖中拿出名单，众臣只是唯唯诺诺罢了。《熊开元传》记载，综合来看，可见明朝一代，用人之权全由吏部掌握。吏部任用得人，那么所用都是正直之人。如王恕担任吏部尚书，所引荐的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维、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人，都是一时的德高望重之士。弘治二十年，众正盈朝，职事修治，号称极盛，这是王恕的功劳。其后天启初年，周嘉谟、张问达、赵南星先后掌管吏部，起用废黜籍没的正直之人，任用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担任科道官的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等人，都安置在卿贰职位上。万历朝废弛之后，依靠这数年，稍微支撑住倾颓的局面。不久更换为阉党，而官方不可问了。这是明朝一代吏部的大概情况。

译民爵论

韩菼

君王依据功劳来诏令封爵。所以先任命官职，然后才授予爵位。在朝廷上共同议定，或者在太庙中授予，以示不敢独断专行。春秋时期，不更、庶长等爵位已经有些滥授了。商鞅修订爵位品级之法，定为十八级，加上关内侯，总共二十等。晁错因此提出卖爵的建议，用来充实边境的粮食储备。景帝又裁减爵位的价格，以招引百姓前往边境。武帝创立武功爵，允许通过缴纳资财来补任官吏。所以卜式首先将家财输送到边境，被破格提拔为中郎将，直至御史大夫。东汉末年，这种弊端尤其严重。有缴纳粮食而获得关内侯爵位的，有出钱购买三公职位的。到了晋武帝的时候，卖官所得的钱财，进入私人腰包。唐朝至德年间之后，缴纳一百千钱，就赐予明经出身。官阶品秩的损耗败坏，到此达到了极点。宋朝时卖爵，也偶尔实行。缴纳六百石粮食，可以补授上造爵位；缴纳五千多石粮食，赐予第班行爵位。然而随着推行随即废止。而明朝时缴纳粮食，只限于授予监生资格。

我曾经议论过：商鞅的法令，是赐爵而不是卖爵；晁错的建议，是卖爵而不是卖官。考察商鞅的二十等爵，一等公士，二等上造，三等簪袅，四等不更，五等大夫，六等官大夫，七等公大夫，八等公乘。赐爵从公士以上，不得超过公乘，其余爵位不轻易滥赐。然而赐爵的人，有罪可以赎免，贫穷的人可以卖给他人。《汉书·高帝纪》诏书说：以前秦国爵位在公大夫以上的人，县令、县丞要和他们行平等的礼节。那么公士等爵位，还只是平民罢了。晁错卖爵，六百石粮食为上造，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而已。当时虽然只卖爵位，但文帝时有张释之，景帝时有司马相如，都凭借资财担任郎官。这只是在千百人中的极少数罢了。怎么可以用极少数的贤才，来概括期望千百人呢？况且张释之担任郎官，十年不能调任，后来因为袁盎推荐；司马相如也因病免职厌倦游历，后来因为杨得意推荐。他们未曾因为缴纳资财而进用，又因为缴纳资财而升迁。黄霸曾经两次缴纳钱粮，当时承接武帝之后，法令已经败坏了。然而他只是补任冯翊卒史罢了。冯翊因为黄霸出钱当官，不让他担任重要职位，那么当时的公众舆论就可以知道了。而黄霸自己凭借廉洁升到大官，哪里曾三次、四次缴纳钱粮呢？

卖爵不是古制，而赐爵则是旧例了。唐朝时称为古爵，从干元、神龙、天宝、大历年间，屡次赐给百姓。宋朝端拱、咸平、祥符年间也是如此。洪武初年，赐给百姓里士、公士爵位。虽然都没有卖爵，但到了不得已而为国家谋求权宜之利时，宁可明确禁止卖官，而修定卖爵的法令。因为百姓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侥幸获利，而获得高爵位有令丞抗礼的荣耀，有赎罪的便利，又可以将爵位卖给别人换钱，所以在位者也一定愿意，人们会像云一样聚集而来，这样可以辅助大农的财政。哪里至于一旦开启卖官，爵位就变成空名，不仅卖爵不应允，即使赐爵也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人们把官职当作市场，滔滔不绝地追求，于是不知道极限。更何况像晋武帝那样的时代，钱财进入私人腰包，失去官职又失去钱财，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我曾读宋神宗的诏书说：理财有道理，均衡调节收支就足够了。哪里需要用轻视官爵来增加货财？贤明的君主和正直的大臣，对于这两件事，都不愿意实行。而建议的人想要救济一时的困难，也应当考察古代的做法，权衡轻重的利弊。

选政策

陆陇其

人才不担心他们被阻塞停滞。天下的才能无穷无尽，而朝廷的官职有限。用有限的官职，供给无穷的才能，前后相守，经历岁月而不能立即被任用的，这是形势使然。只有上位者有办法鼓舞他们，使已经做官的人乐于自己的职位，而不觉得升迁调任困难；没有做官的人安于在下位，而不觉得选拔授职迟缓。上位者慢慢选择而任用他们，人才越多，官职就越能得到合适的人；任用得越迟，天下的人才就越能磨砺自己，从而为上位者效力。所以鼓舞的方法得当，阻塞停滞的弊端就消除了。善于用人的人，担心的是没有方法鼓舞他们，不担心的是没有方法疏通他们。自古以来人才多的，没有比得上三代的；设立官职少的，也没有比得上三代的。然而三代的时候，没听说有阻塞停滞的忧患。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鼓舞的方法得当罢了。后世的人才，不是比三代更多；设立的官职，不是比三代更少。然而常常担心阻塞停滞，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鼓舞的方法失当罢了。

现在初次授职的人，以考核定先后为顺序；升迁的人，以资历多寡为顺序。一切都出于至公。然而空缺有限，选拔途径日益艰难，应当让负责此事的人担忧阻塞停滞，而寻求疏通的方法，作为鼓舞之道。然而我认为今天的选政，应当以鼓舞作为疏通，不必以疏通作为鼓舞。鼓舞的方法没有比得上在遵循常规之中实行破格的典制，使中等才能的人不能越级进用，以遵守选法的常规；而杰出的人才得以超擢登用，以通达选法的变通。天下的士人将争相磨砺自己，以求符合上位者的意愿，而看不到阻塞停滞的情形。我私下认为，凡是现在在籍候选的人，应当命令所在地的督抚，每年各自根据他们的职业考核他们，推举最优秀的一人，上报吏部，使得他可以越级选拔；而郡县官吏，也命令督抚每年推举最优秀的一人，使得他可以越级升迁。越级选拔的人，一省不过每年一人，既不妨碍选法的常规，而杰出的人才得以及时任用；中等才能的人也将勉力自我砥砺，不至于萎靡自弃。选拔授职的时期虽然遥远，但都有早晚可选的希望，那么就不觉得遥远；升迁调任的途径虽然

译困难。但都有早晚可以升迁的希望，就不觉得困难了。像这样，还有什么阻塞停滞值得忧虑的呢？这就是所说的用鼓舞来疏通。至于就疏通谈疏通，又有它的方法。第一，入仕的途径应当清明。如今仕途之所以阻塞，是因为人员类别太混杂。除了科举科目之外，有荫任子弟，又有捐纳监生，有投诚人员，有府史杂流。这本来是朝廷用来广开用人途径的，不可偏废。然而其中难道没有冒滥应当核查的吗？应当严格规定条例，使有一才一艺的人，都能踊跃追求功名，而不致开启侥幸之门。第二，考核的典章应当严格。不贤的人安于其位，那么贤才就不能上升。应当命令督抚考察所属官员，贪污的人随时纠举参劾。而在考核的时候，不仅一二等提拔的人，不能滥施恩惠，即使平常留任的人，也必须行为端正、过错少，有吏治清明、百姓安定的便利，然后才让他们长期任职。第三，征召的方法应当参用。汉朝的制度，长官可以自行征辟曹掾，当时的文学才俊之士，都出自其中。应当仿效这种制度，让天下长官，能够征辟有出身的士人担任掾吏。这既可以平息奸猾的风气，而尚未就职的士人，也能稍微施展他们的才能。这三点，都是今日疏通选官政治的方法。

译回答关于选拔任用官员的疑问

王心敬

有人询问选拔任用地方官员的适宜做法。回答说：自从前代制定法律的人刻意产生防范心理，设立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做官的规定。即使是佐贰等微末官员，仓巡等低贱职务，也不得在本省任职。他们的用意大概是认为本省人在本省做官，距离家乡近，不仅本官有私心妨碍的情况，也有事情难以推行的法律罢了。然而探究他们所防范的弊端，恰恰有出于防范范围之外的，而其中隐含的十种弊端，严重危害国家大计、民生、士气和吏治，其损害并非浅薄。十种弊端是什么呢？

第一，天下疆域广阔万里，让最南方的人遇到最北方的空缺，最西方的人遇到最东方的空缺，路途甚至有的在七八千里之外。纵然妻子儿女眷属最少，也不下八九口或十余口人。何况往上类推，从二十口到三十口的往往也有。即使初次赴任费用已不可计数，更不用说每年必定一一探望问候父母、顾盼全家的费用了。当他们长年往来京师，不是变卖产业，就是向亲友借贷。不仅是科举贡生从寒门出身如此，即使是荫生捐纳出身，也往往一赴远任，就债累满身了。刚刚步入仕途，却满身债务，虽然想廉洁做官，却不能顺遂自己的本心。官员一旦不廉洁，祸害不就已经暗中侵害国家了吗？

第二，官吏是士人的师表，首先应当使他们崇尚教化之道，作为风俗教化的倡导者。现在如果有双亲已老，又没有兄弟，而一选到远方，即使是平日天性纯良的士人，也不能不违背自己的本心，而离开亲人独自前往。这也并非国家教导孝道的方法。

第三，一选到远方，语言不通，官员与百姓上下之间的情意，都依赖长年供职的侍吏来沟通。即使是最明察的人，初到必定遭受蒙蔽欺诈的弊端。更如果书生终了一任，而上下都被其愚弄的情况，难以估量。这是官员与百姓都受害。

第四，南北风气不同，一选到远方，往往饮食起居不适应，有去时十余口人而回来仅四五口人的，甚至本官不免于死的。这是危害身家。

第五，路途一远，行程必定延误时日，旷废职事的弊端就多。这是危害在废职旷业。

第六，一选到远方，新旧官员交接，不能一一当面交接，中间必定加派一名署理事务的官员。当地百姓暗中遭受的弊端，其头目必定众多。这是危害百姓。

第七，本官有长途跋涉的辛苦。这是危害本官在无益之事上劳累。

第八，本衙门的役吏，有远途接待虚耗的费用。这是危害本官，又加害于本衙门的役吏。

第九，属于上级大吏的马匹骚扰费用，就不必说了。这是危害驿递。

第十，官吏能够奏效善治的，是由于洞悉地方的利害情形。地域一远，一切事情，向来不能知道，必定当官后才询问得知。询问果真能完全了解这个县的情形吗？况且边远空缺升迁转调，大约在三四年内。所以远任的官员，甚至有官阶已转，而尚不完全了解其州县情事的。这种弊端，又岂能说得完呢？

想要改变这种弊端，起初没有难事，也只是依照三单的方法而妥善施行。即将十五省分为南北中为三单。北单包括盛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五省；中单包括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广五省；南单包括云南、贵州、福建、广东、广西五省。除了督抚特差、边将重任、司道府尹大官，只论才识，不分南北外，其余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三单各自论俸，不得让最南方的人任最北方的空缺，最北方的人任最南方的空缺。只是中单尽可通融，但通融的也只限于一千五百里，甚至二千里为度，也不可超过这个限度。这样公私都方便，中间暗中收取无穷的利益。

况且古代不仅不回避近省，也不回避本省。不论过去的鲁人在鲁国做官，齐人在齐国做官，古代有先例。更不论过去的朱买臣、张镇周都守本郡，范文正公也曾守苏州，前代更有成例，不胜枚举。况且本朝北京人都仕王朝，各省中式武科，与行伍大小武员，本省无不任其试用，也没听说尽属包庇徇私，情法拘碍。即使从盛京可以推及天下，即使从武员可以推及文员，即使从前事可以推及后事。何况下至佐贰，不过是分令长的一臂，更至仓巡，其实下同役吏里正，而必定隔省除授，迁转于越省数千里外呢？所以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即使不遇到本省应得的空缺，以千百里为衡量标准，而佐贰以及仓巡，则应只以五六百里内外为衡量标准，这样情理才允当协调。

书雷顾二给事监掣疏后

蔡方炳

掣签的方法不是古法。起源于明万历年间，营私择地，请托公行，才开始改变此法。一时的营求请托，廓然风清。沿及明末，掣签之中，弊端又繁丛。本朝于是分满汉监视，不仅授权于选司，廓然风清，在此达到极点了。起初还只实行于新授，现在则兼行于升补。而且满汉堂司监掣的不足，又增加科道的监掣，廓然风清，在此更没有遗憾了。凭借一根竹签的无知，为官员杜绝趋竞规避的巧诈，为铨衡释放恩怨异

译同之祸患。难道不是很好吗？然而考虑到为地方选择合适的人选，为事务选择有才能的人，那么确实有难以决断的地方了。满汉官员共同监督掣签，科道官员监督掣签，法令已经非常严密，但揭发选拔官吏弊端的人仍然接连不断地出现。不得已，于是想要连吏部记录资历俸禄的册籍，也让职掌官员掌握，以穷尽其中的弊端。认为这样可以穷尽弊端是可以的。如果认为这是用人的关键事务，即使按照册籍核查，万无一失，也不过是宋代臣子所说的拿着名册呼喊名字，一个吏员就足够了的意思。还没有得到用人的益处，却先要消除用人的弊端，所以不得不依赖掣签。然而如果依赖掣签，难道能使每个人与地方都相适宜吗？只有督抚在群吏经过实际考核之后，所见必定真实，上奏请求调任补缺，正应当批准。有人说督抚的请求不足信，这一定是那个人不足以倚仗。如果确实不足以倚仗，就应当更换那个人。否则既然委任他负责一方事务，却不能更换一方的人才，分担职责无人，提挈引导不应，从哪里施展抱负呢？现在朝廷认为想要得到用人的益处，先要消除用人的弊端，所以集中精神于监督掣签之中，不久将看到用人的弊端断绝，必定会考核用人的益处了。

译关于因地制宜治理官吏的三条建议疏

陶正靖

臣认为，知府和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而知县对于百姓尤其亲近。民间的疾苦，必定通过知县向上禀报；朝廷的恩德意旨，必定通过知县向下传达。他们的官阶虽然低微，但责任却极为重大。劝勉和考核的方法，必须详尽地做到适宜，不可以马虎草率地一概施行。臣年轻时游历四方，对于南北方吏治的难易，内心有所感慨。请恭敬地向皇上陈述。大概北方省份风俗淳朴而事务简单，赋税少且容易缴纳。州县处理政务，从早晨到中午，案件就没有文书积压了。南方风俗浇薄而事务繁杂，赋税多且容易拖欠。讼师和衙门中的蛀虫，奸邪弊端层出不穷。如果不是精明强干的官吏，很少有不被困窘的。所以近日督抚所确定的冲、繁、疲、难四类缺额，北方兼具四项的，仅相当于南方的兼具三项；北方兼具两项的，仅相当于南方的简缺。这是大致的情况。至于劝勉考核的方法，必须充足他们的财用，才可以杜绝他们的侵吞渔利；优厚他们的升迁提拔，才可以鼓舞他们的志气。如今养廉银的制度，卓异官员被选拔调任的办法，固然已经具备。而臣私下认为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凡是州县的开支，没有比聘请幕宾更费钱的。像江浙那些事务繁重的县，没有七八个人不足以分工办理。而在其中尤其倚重的，没有二三百两银子不能聘请到。总计起来，已经超过一千两银子，养廉银的资财就耗尽了。他们一切日常用度、交际、舟车等费用，从哪里出呢？这是名为养廉，实为养不廉。明知他们不能保持廉洁，却不得不姑且听任；有案发又不得不依法惩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欺骗百姓的人也在欺骗官吏”。臣认为两司以上官员的养廉银，无不稍微丰厚一些，而州县以下，未免还是单薄。像江浙那样繁重的地方，像川黔那样贫瘠的地方，虽然多寡悬殊，但经费不足则是一样的。当初督抚制定议定时，之所以马虎草率如此，是拘泥于本省耗羡的常数，想要多留盈余归公罢了。臣恭敬地推演世宗宪皇帝的圣谕，盈余本来充作地方公用，国家在其中并没有获利。督抚或许误认为是另外储备的项目，以多为功，这不是立法的本意。至于普天之下，都是臣子，难道因为疆域的划分，导致俸禄突然不同吗？臣请求通盘合计，取多补少，如果仍有不足，各种杂税似乎可以拨支，务必使经费大致充足，然后用贪墨的法律来约束他们就没有借口了。至于盐差运使，职事本来简单，只是旧例成为利源，支给也觉得过多，应当一并通融定议，才没有不均的感叹。这是臣所请求因地制宜的一个方面。

往年县令被选拔调任，有时提拔到御史台，一是取用他们的进献建议，足以周知百姓的情况；二是奖赏他们的成就功劳，用来激励整顿吏治。如今选拔调任的制度虽然恢复，不过只是在部曹等待补缺。计算从正式授职到正郎，快的需要六七年，总计从出身做官之初，将近二十年。那些由举人出身的人，需要四五十年之久。锐气已经消磨，担心得利的祸患快要降临了。这不是用来鼓励能干官吏的方法。御史台的职务，没有经历民间社稷，谈到吏治事务，不免隔膜，这也不是用来周知下层情况的方法。议论的人认为县令看待科道官，品级相差悬殊，多用县令，那么编修、检讨和部曹，不免壅塞停滞。臣认为县令的艰难，比起编修、检讨和部曹，何止数倍。按照他们的品级，也与编修、检讨相同，何至于就造成悬殊隔绝。只是事务简单的地方，中等才能的人可以少犯过错；事务繁重的地方，即使长才也不免受罚。所以目前选拔调任的人员，多是简缺之地，仅得到中等才能的人，这还不是分别劝勉惩罚的方法。臣请求就所谓的冲、繁、疲、难，兼具四项和三项的大约划分年限，年满没有过错，一并准许选拔调任。督抚出具考语送交吏部，皇上亲自考试他们。最优的安置在科道，次等的或者升任外官，或者授予部曹。其中简缺选拔调任的，仍然遵循常例。那些冲、繁、疲、难之地，数年而没有过错，他们的才能必定有超出常人的。考试而选择最优的，那些被提拔到科道的也就少了。这对于编修、检讨和部曹不至于相互妨碍，而才能出众的官吏更加知道奋勉。这又是因地制宜的一个方面。

考察汉代郡县的任用，有时就使用本地人。唐代制度选拔官员不超过千里。我世宗宪皇帝，在挑选人员时，多分发到邻近省份，大概是以至公之心待人，同时也体恤他们跋涉的艰难。旧例除官只回避本省，后来又有五百里回避的条例。做臣子的如果不能秉公执法，即使在数千里之外，难道一定没有姻亲故旧吗？如果公正无私的人，即使在本籍，又怎么能扰乱他呢？臣愚昧地认为唐代制度所说的不超过三十驿的，应当酌情采纳。地近则到任之初，节省借贷的费用；或者家有老亲，便于迎养。推公心以驾驭事物，而求忠臣于孝子，就在这里。这又是因地制宜的一个方面。以上三条，臣不敢苟且凭借主观意见，妄议纷纷更改。考证古代的义理，衡量当时的适宜，对于劝勉考核的方法，似乎有益。

恭敬陈述用人三条建议疏 顺治十二年

吏部侍郎 梁清标

一、尊崇知府知县的职责。百姓生活的安危，全关乎知府知县。汉代特别重视这个官职，如龚遂、黄霸、卓茂等人，政绩显著，有的给予便宜行事之权，放宽法律条文；有的用玺书褒奖赞美，赐予爵位通侯。因此古今吏治，汉代最为兴盛。如今体制衰微，法律条文

译拘泥牵制。官吏竭力疲于奔走迎合，心中畏惧法令。稍有不合上级心意，斥责便频繁施加。兵马往来，横遭侵凌侮辱。即使有贤能之人，想要兴办一件利事、消除一件弊害，动辄受到牵制阻碍。这怎能怪责职事不修、治理太平少有成效呢？

臣认为，想要考核实际功效，必须先统一体制。请陛下下令督抚，尊崇礼遇文辞。若有豪强凌侮把持者，允许申请追究惩治。这样四方官吏才能宽舒自在，或许可以施展抱负。

又查明初有《到任须知》一书，内列规条三十一则，纲目清晰，都切合民事。按例在任命官员之日分发给选任的官员，使他们知道所应遵守的规范。后来逐渐废弃不实行，官吏甚至茫然不知职守为何事。

如今该书尚存，也应当重新加以修订刊刻，照例分发。道德准则与法律规范，上下共同修持。用优厚的奖赏来鼓励循良官吏，用严厉的惩罚来警戒懈怠庸劣之人。这样，谁不自我勉励于吏治呢？

译第一，关于言官的选拔。皇上广开言路，以辅佐盛世的治理。既然对言官的责任要求很重，那么选拔任命就不能不详细审慎。在外任推官、同知中，经过举荐卓异、治行高等的人，自然应当优先授予清要显贵的职位。然而等到俸禄资历达到标准时，往往升调至各部曹，完全凭抽签决定。等到考核选拔时，那些平庸无过的人，不得不全部被选取。这并不是奖励廉洁能干、慎重名器的方式。考察职掌内，旧例有部郎改授言官的先例，到了本朝也屡次实行。况且这些人近在眼前，才能品德众人皆知。臣愚昧地认为，应当照旧例，除了臣所在的吏部外，五部的郎中、员外郎、主事在遇到考核选拔时，允许各部堂官遴选品行端正、内心正直的人，咨送吏部。允许卓异的推官、同知一同考核授任科道等官。这样御史台人才济济，贤才就不会有沉沦压抑的叹息了。

第二，严格功过的衡量。激励世道的权柄，在于罢黜和升迁。贤能的人提拔，不贤的人退下，这是铨选衡量的可贵之处。如今只遵循资历俸禄，按名册升迁，即使有特殊才能异能的人，也与平庸无能者等同。激励劝勉没有依据，治理的成效从何而来？臣请求在选功二司设立纪功、纪过两本簿册，命令督抚考察所属各官在任内完成赋税、开垦荒地、抓获盗贼、清理狱讼，凡是地方应当办理的事务，有能推行一项政事的，就登记实际事迹上报吏部，详细注录在册。除了不贤官员由官员上疏纠举参劾外，那些有过失可指出的，也及时上报吏部注册。吏部在升迁时考核其政绩多少，评定人才长短，上等者优先提拔，中等者平级升迁，下等者降职调任。在内部寺衙等衙门，也将所属人员的功过，不时咨送吏部，一同详细注录。推举升迁分别的方法也如此。这样就能名实相符，人才竞相奋发了。至于摒弃浮泛的议论，核实成功的政绩，任用贤人而不怀疑，信任诏令而不变更，这在于皇上果断独断，还担心积弊不能消除吗？

请恢复进士观政旧例的奏疏 康熙五十六年

御史许惟模

私下思考，国家培养士人，期望他们有用。古代兵、农、礼、乐，各自施展才能，得到一个人才就收到一个人才的效用。虽然说是功名靠自己奋发，也是因为造就方法多样，确实可见于施行，而不成为空洞无用的学问。伏见皇上爱护培养人才，近科新中的进士，又特别命令词臣教习三年，这确实是皇上长寿育人、训育极致的用意。臣认为，未做官时看他的学问，做了官看他的作为。士子读书应试，从进入学校直到登科，历经考核，都以文章区分次第。因此凡是入选进士的人，不担心不熟习文义，担心的是不能通晓世务、经济才能优异罢了。那么教习进士，都应当以钱粮、军事、刑法等事务考核其实政，不必像教习词臣那样，穷究经学历史、考核诗文以定高下。臣查考国初进士，原本按照历来旧例，发榜之后，分拨到各部，观政三个月，然后铨选。想要让新进的官员，熟悉部务，以便治理繁杂剧务之地。然而只经历一部，而各部各司的事务尚未周知。臣请求以后每科馆选之外，剩余的进士仍照观政的旧例，分派到各部，每期限三个月，依次轮转。将现行的则例，让他们讲究学习。不过两年，六部的事务没有不熟知的。其中果然有才能品德超卓、通达治体的人，听任各部满汉堂官，填写考语，破格保举题奏引见。遇到应当知道县空缺时，先任用他们以作鼓舞。其余期限满后报明，仍归科分挨次选拔。那么时日虽少而历练倍多，学习不空泛而考核更实在。将来亲自承担民社重任，驾轻就熟，上承皇上教习的深恩，大概不辜负委任的盛意了。

请举人分部学习的奏疏 乾隆九年

吏部尚书讷亲

私下查照，州县是亲近百姓最重要的官员，职责兼管教化养育，督抚与他们共同治理。一省司、道、府官的表率纠察稽查，都以牧令为政教之所由起。一州一邑的事务，官员没有不周知的。臣此次奉差外出，在经过的州县，询问地方事务，竟然有茫然不知的。问他们的出身，多是远科举人。有的精力衰退，有的见闻本来浅陋。远科举人，等待补缺常达二十年，距离拣选之日已经很久。月选后分别员缺繁简调补，督抚考察他们能否称职，有的奏请改任教职，有的参劾降调。然而也必须等到一年半年后，才能试看得实。而此时的事务废弛已经不少。而且更换一个官员，新旧委署之间，交接纷繁，官员经过多次更易，百姓不相熟悉，都对吏治有妨碍。臣想，姑息一人，就贻误一方，有不得不筹划变通的。查考从前举人有分部学习的旧例，后经部议，认为部中事务，与外省州县不同，各种钱粮刑名、催科听断的方法，自须因地制宜，随时变通，不必在部行走，方可学习等原因，停止在案。私下思考，部务与外省体制虽有不同，而所办理的即是各省之事，其理没有不可通的。学习人员即使不能实有谙练，而出入闻见之间，自必知识渐开，举动稍娴，对于做官的资历，不能说没有益处。查考该员赴选之时，虽然例规是本省督抚验看咨部，才准许以知县选用，但知县定例，不用本省人。

译从前督抚，多因无关所属吏治，姑且宽容。况且距离验看之时，已经年远，不可遽然凭信。应请暂停铨选，行文各省督抚，将现在届选举人，情愿领咨赴部者，再行加意拣选。年力尚强，人才可用，方准给咨赴部。臣部覆加验看，签派各部学习行走。其已经在部投供之举人，亦暂停铨选，令九卿验看甄别，分部学习。均于一年期满之后，如才具可用，该堂官出具堪胜县令考语具奏，仍交臣部，按其科分名次，照例选用。其有科分在前、期满在后，并科分在后、期满在前者，统归各本科挨次铨选。如遇外省需用人员，臣部即将项内举人，一体拣选引见，发往该省，准其酌量题补。并请嗣后定于各省举人选科分之前二年，臣部行文各督抚，照例陆续拣选送部分派学习，期满具奏，咨部选用。其不入拣选、不称保奏之人，俱以学正、教谕铨选，有情愿告降训导者，准其告降。再查教职各官，有董率士子、整饬文教之责。其中进士、拔贡等项出身者，尚多年力壮盛之人；而恩岁等贡生出身者，类皆衰老难用。应请一并酌议，何项照旧铨补，何项停其选用，并于铨选之前，作何拣选甄别，详细酌定。俾县令既各称其才能，教职亦悉尽其官守，庶牧民教士，均属得人，而国家设官分职之意，亦尽收实济矣。

译实际考察政务奏疏 康熙十六年

给事中徐旭龄

为谋求政务实效、用人贵在储备真才事。我私下认为，朝廷会试是大典，每三年举行一次。旧例在殿试之后，随即考核翰林院官员。除考核中者特别授予庶吉士入馆教习外，其余不论二甲三甲，都分配到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衙门，观摩政务三个月，然后授予官职。

考虑到各位进士刚刚庆祝脱去布衣（即考中进士），突然承担地方治理重任，恐怕对刑法、财政等事务向来不熟悉，一旦执政治理百姓，难免有“拿着美锦却不懂裁制”的讥讽。所以让他们先观摩政务而后选任官职，立法非常完善。但近年来，逐渐失去了初衷。各位进士被分配观摩政务的，不过视为例行公事。刚到衙门，没过几天，就各自请假回乡。名义上是观摩政务，不知所观的是什么政务。也应当想想古人做秀才时，便欲以天下事为己任。况且他们已登仕籍，当面受到皇上特别恩宠，还因循陋习，达不到实际效果，实在不符合我皇上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本意。臣请求下诏给相关部门，严厉申明告诫。凡观摩政务的进士，必须按照分配的衙门，每天早到，建立簿册核查，不要让空职旷工。对于各衙门的一切事务，务必悉心讨论。如在吏部，就研究官员升降黜陟的方法；在户部，就核算财政收支盈缩的数字；以及礼、兵、刑、工等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都是纲纪法度产生的地方，对于地方各官，尤其最为切要。如果能在此处考核详明，通晓大义，那么任职时，自然不至于冒昧周章了。

议新进士分省学习奏疏 雍正三年

鄂尔泰

我私下查知广西布政使元展成，先前请求将分发进士派往各府知府处学习一折，承蒙皇上朱批，让督抚商酌办理。遵此。臣谨按先前奉上的谕旨，将今科中式的进士，分派到各省布政使、按察使衙门，令其学习三年，即在所派省份试用补授的，正是因为布政使衙门，是一省钱粮的总汇；按察使衙门，是一省刑法的总汇。只要能用心学习三年，必有一技之长，对该进士大有裨益，即对该省也大有裨益。现在据元展成奏称：全省政事，虽然出自布政使，但都是总揽纲领，与州县官亲近百姓不同。况且收放钱粮，事务有成规，可以不用学习。再如命盗案件，按例由州县解送府审详，到按察使衙门，已属成案。即使有供词情理不协，也仍驳回府。民间细事，并非按察使逐一亲理。若令进入布政使、按察使署内学习，又与内幕亲近，也恐怕滋生弊端。是分派各省进士，不如在知府衙门学习更为亲切等语。臣查所有事件，无非情理，守正持平，关键看大吏。所以宣化教化是布政使，不止管理钱谷；辅佐教化是按察使，不止管理刑法。此外省枢纽之地，确实是观摩政务者的标准。若不令在布政使、按察使学习，转令在知府学习，这就像让观水者舍弃江河而走向沟渠，能认识源流的能有几人。臣愚以为分派学习，除布政使、按察使衙门外，督抚、粮盐道衙门，也应酌情派遣。总在省会，易于观摩。似乎不必分派各府，转而不能时常接见，无法试验其优劣。只是有教导才有学习，有传授才有习练。不止于升堂片刻，令其侍立静听，即可望其知能。或偶尔发一案，令其批阅；或故意问一事，令其裁答；或实指一事，令其条陈；或虚设一疑，令其剖断；或差令查勘，或委令督催；或闲谈夷情，或详说地势。就其言动，观察其才识，指示是非，改正错谬。如此三年，或许学习进士，或可半有成材。至于学习署内，恐怕与内幕亲近，将来滋生弊端。此事只在于本官。就像书吏，未尝不在署内，与内幕隔别，原不得相通。作弊不作弊，又岂限于署内署外。各衙门二堂之外，仪门之内，只要选择闲房两三间，即可作为学习之所。其日用薪水，应酌情资助，使其不窘迫，或许更奋兴。臣现于分发云南新进士九人中，将一等次等的派往抚藩各衙门学习，又次等二人，在臣衙门学习。仍不时传集，合考其所学，分别勤惰，以示劝诫。在各省各有不同，总期仰体圣意，造就人才，可不必题请通饬。

请考试正印官奏疏

陈廷敬

我私下认为与国家共同治理百姓的，外则有督抚司道府州县等官。督抚司道，是弹压表率以治理百姓的。而与百姓最亲近的，没有超过知府、知州、知县的。臣愚以为亲民之官，其职责至重。至于公文往来、簿籍文书、期限集会、诉讼狱讼之事，都亲自经理，不得假手胥吏，使其攀附为奸。其事又甚难。自从捐纳以来，有未经考试之人，辄授正印亲民之官的。古代以经术为吏治，必学古然后可以入官。现在即使不能尽然，也须略晓文义之人，委以民社之寄。臣查俊秀

译这是一项。起初捐纳官职时，这些人都是没有功名的白身，主管官员从未对他们进行过考核，而吏部却直接给予选任补缺，那么他们对于文章义理是通晓还是愚钝，从何得知呢？这类人如果将他们束之高阁，那么既然已经许诺他们可以得官；如果全部录用，那么自古以来，没有不懂文章义理的人可以做百姓的父母官的。臣查考兵部有考核武职的成例，凡是副将、参将、游击等官员，单月双月选任补缺，事先都要考核弓箭，不符合标准的，不准选任补缺，下个月重新考核，反复多次，一定要等到他们符合标准才任用他们。武职尚且如此重视，何况是亲近百姓的官吏呢？臣又查考吏部有考核招民知县的成例，招民与捐资，事情性质相似，也不应该那边重视而这边轻视。臣愚昧地认为，知府、知州、知县，凡是俊秀捐纳官职的，有已经考核任职后再捐纳的，依照成例选任补缺；有未经考核就直接捐纳的，在补缺选任的时候，仍然进行考核。文章义理略知一二的，就给予选任补缺；否则暂且让他们学习，听凭他们再次考试。凡是考试的时候，如果用八股经义来严格要求，既不是他们平时所熟悉的，也难以突然就能做到。何不试用时务策一道、判词一条，但必须严格防范监察，不要让他人代笔，徒有虚名。这样既不断绝他们功名仕进的道路，也让他们知道有重视名位器物的想法，或许可以求得吏治的实效。恳请圣明鉴察，敕令商议施行。

译疏通选法疏

田从典

臣恭敬地陈述。因为铨选政事原本有确定的条例，用人务必及时。谨此陈述举人、贡生积压滞涩，急切请求疏通选法一事。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要使天下人都欢欣鼓舞，自发地追求功名，而国家因此能收到任用人才的成效，这全靠铨选政事的疏通来实现。上天造就人才，原本足够供给一个朝代使用，关键在于趁其时加以任用。即使是一技之长的人，也能与奇士争能；如果过了时机才任用，即使是豪杰也会与平庸之辈同列。古代用人不拘泥于资历等级，等到后世以资历等级用人，在先后多寡之间，竟然导致积压滞涩，人才于是受困。然而这种制度实行已久，不便突然更改。按照名额数量，斟酌变通，不至于频繁更改破坏成例，却能达到疏通的实际效果。我皇上广开仕途，招揽贤才，接连征召，而且卓异选拔的举措时常听闻，优秀者破格提拔，宽大的诏令屡次下达，小过错予以宽恕更新。至于慎重对待捐纳，必定是朝廷大臣屡次请求，然后才暂时允许实行；疏通正途，则名额较多，并且永远定为常例。本来已经使人思进取，士人庆贺即将做官了。但臣还有请求，是因为举人、贡生这一途径，尚有很多积压滞涩，应当紧急商议变通。过去进士曾经积压滞涩，疏通后就通了；举人、贡生又积压滞涩，疏通后却没有立即通畅。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从选法来看，十七人为一班，推升和捐纳共占七个名额，进士和举人、贡生共占十个名额，不能说不多了。然而举人、贡生以两条途径只得到五个名额，不仅少于进士，甚至也少于推升和捐纳。为什么呢？推升和捐纳，人数虽然多，估计不至于像历科拣选的举人那样动辄数以千计，其途径已经自身积压滞涩了。再加上历科的恩拔、岁贡、副贡生，后来堆积如柴薪的人，更是无法计算。选法怎能不日益滞涩，士气怎能不日益受损呢？更严重的是，举人、贡生名义上是分选，实际上却有停止选拔的时候。为什么呢？现在吏部的选法，举人、贡生都依据科第先后顺序，这是适宜的。但在每科举人之后，附带教习贡生，举人选完就轮到贡生，贡生选完再轮到举人。那么在举人依次选拔的时候，贡生不能参与其中；等到轮到贡生依次选拔的时候，下一科的举人又不能参与其中。这期间难道没有非常杰出的人才吗？他们大多被困于闲居的岁月，不能在圣明的时代展现自己。即使侥幸获得半通印信（指小官职），大多已是年老之时，非常可惜啊。士人的老与少，就像日子的早晨与傍晚一样。现在不用他们的朝气，而用他们的暮气，人才可惜是不用说的。皇上对待举人、贡生与进士同等，而积压滞涩如此，是因为选法定议之时，未能完全体察皇上之意，融通其法罢了。法不融通，那么即使举人拣选的条例，无论是由五科减为三科，即使令其一科拣选，完全像边省那样，对于选法的名额又有什么关系呢？臣查考旧例选法，以十三人为一班，后来增加到十七人。既然增加，为什么不能屡次增加呢？合计增加一人，以十八人为定额，使举人、贡生共得六个名额，又将举人、贡生分为两部分，使举人得四个，贡生得两个，不要让举人、贡生有偏废的时候。至于科第依次选拔，完全依照旧例，这样每次选拔都有举人，每次选拔都有贡生了。所谓不至于频繁更改破坏成例，而有疏通的实际效果，就是这个意思。有人说，班数实行已久，永远定为常例，现在特意因为举人、贡生的缘故增加人数，如果其他途径都请求增加名额，怎么办？臣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把举人、贡生的人数与其他途径分别比较，即使增加仍然偏少。现在进士、推升都得到公平，不用说了。至于捐纳这一途径，多出自权贵豪强之家，并非素有才能著称，而是早上出资晚上就佩戴印绶，那些白头穷究经书的儒生，终年忧愁，即使宽恕增加他们的名额，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绝对应当紧急变通。恳请皇上明察施行。

请速停保举永闭先用疏

陆陇其

题为请求迅速停止保举的捐纳，永远关闭先用的条例，澄清仕途以安定民生一事。臣看到同衙门御史陈菁的奏疏，请求停止捐纳保举，而开启先用的条例，兵部覆奏都认为不可议，奉旨由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臣私下认为保举的捐纳不可不停止，而先用的条例不可开启。捐纳一事，原本不是皇上想要实行的，只是因为一时军需紧迫，不得已暂时开放，又担心贤愚混杂，危害百姓，所以设立保举之法来防止弊端，考虑得很深远了。近来又因为大同、宣府运送草料豆饼，连同保举也允许捐纳，这就与正途没有分别了，非常不符合皇上立法防弊的初衷。况且保举所看重的，没有比清廉更重要的，所以督抚保举，必须有“清廉”字样，才符合条例。如果保举可以捐纳，那就是“清廉”二字可以用钱买得了，这不用辩驳就知道不可行了。至于此前有捐纳先用的条例，正途因此积压滞涩，至今尚未疏通，所以皇上明察其弊端，早已停止。虽然此前九卿因为运送草料豆饼，会议酌定开启事例，也未涉及这一点，确实知道这是选途的祸害，而不敢轻易议论。况且捐纳先用的人，大抵都是奔走钻营、急躁进取的人，所以

译多一个先任用的人，就是多一个危害百姓的人。这不用辩驳就知道是不行的。况且臣还有请求。臣私下看到近日总督、巡抚，对于捐纳出身的官员，有的拖延数年，既不保举，也不参劾。不知道这些官员，究竟是清廉呢，还是不清廉呢？还是处于清廉与污浊之间，不能立即保举或参劾呢？既然以捐纳出身，又不能发愤自励，那么他们志向卑劣浅陋，甘心处于污浊低下之地，是可以知道的。让他们长期占据百姓之上的职位，他们荼毒百姓，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步。所以臣私下认为，不仅保举捐纳出身的官员应当立即停止，而且保举的期限更应当斟酌确定。不仅目前先任用的惯例万万不可开启，而且从前先任用的人，不能不进行稽核。恳请皇帝命令吏部查核一切捐纳出身的官员，到任三年而没有保举的，立即免去职务，听任他们退休。这样官风可以澄清，选拔途径可以疏通，而百姓生活可以安定了。

译甄捐纳以恤人材疏 康熙十八年

蒋伊

臣听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凭德行授予爵位，凭功劳授予俸禄。这确实是因为人才不可不加以爱护培养，而名位和器物不可不慎重对待啊。皇上每三年举行一次选拔士人的典礼，那些得以名列朝廷的人才，不知经历了多少寒窗苦读的辛劳。然而选官的途径阻塞停滞，形势如同堆积的柴薪（后入者居上）。查考从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应当选授官职的人不下两千。每次遇到选官除授，捐纳出身的人占十分之六，应选出身的人占十分之四。按照他们的资历次序来任用，非二三十年不可。即使年轻时刚脱下布衣入仕，必定等到头发白了才戴上官帽。大凡臣子初入仕途，体力正旺盛，无不卓越地思有所表现。等到头发白了、牙齿脱落的时候，才得按资历逐级升迁，其中不为子孙打算的人能有几个呢？闲居的日子长，而在任的日子短。臣担心他们顾念身家的念头重，而顾念百姓社稷的念头轻了。这是臣不得不为人才感到惋惜的原因。历来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县令更切近的。县令贤能，那么一县百姓就蒙受恩泽；推而广之，天下的百姓就困苦了。捐纳知县，原本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却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职这一途径，作为终南捷径。揣度他们急于求成的心，无非是打算收回成本。指望这类人不侵吞掠夺百姓，怎么可能呢？古人说郎官上应列宿，却让他们像仆役厮养一样，晚上供使唤，早晨就捧着印信，这是臣不得不为名位器物感到惋惜的原因。捐纳的人中未必没有贤能，但不可不加以选择。臣请求将捐纳尚未选授的人，在京城内责成吏部，实行拣选之法，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切实加以考验，选取文理才干足以担任百姓牧守的人，按次序除授官职；如果文义荒谬、出身低贱的，给予知县职衔，让他们担任佐贰官以效力。捐纳已选授的人，在外地责成督抚，实行保举之法。一年之中，通过政务考察他们的才能，通过操守考察他们的品行。如果才能出众、操守谨慎，允许该督抚保奏，不拘资格，一体升迁调转；那些贪婪残暴、庸劣无能的人，立即请求罢免斥退。这样，选官的法度就澄清了，吏治就端正了。臣还有请求：现在捐纳的条例，只有广西一省，而近来因为规避边疆缺额，纳捐的人寥寥无几。恳请皇上立即颁布诏令，将知县这一项，赶快停止；其余的条例，不妨暂时开放，以救济军需。这样所停止的只是一时的小利，而所维护的是一代的大体。垂之于史册，布告于四方，其关系并非浅薄。

酌议捐纳官员疏

徐元文

臣私下看见皇上激励整顿吏治，特意加以澄清。只是因为军饷浩繁，民力凋敝，暂且准许众臣的建议，酌情开放捐纳事例，权宜救济用度。然而名位器物既然泛滥，吏治确实受到损害。如今幸而圣明的教化广泛传播，平定战乱迅速奏效，确实是整顿百官、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时候。臣伏察康熙十八年定下的条例，凡是捐纳授官，以及捐纳恢复州县官职的，到任三年后，称职的具题升迁调转，不称职的题参，照例议处；那些官箴有污点的随时题参。这是凡是捐纳的人，无论称职不称职，都应当以三年为限，分别具题。然而现在各督抚具题，称职的尚不乏人，而以不称职题参的，一概没有见到。甚至有受任四五年，既不纠劾也不举荐，无法辨别其贤与不贤的，这难道不是督抚的宽容徇私吗？臣认为督抚在三年之内，考察各官的治理行为，知道的应当已经很熟悉了。应当确立一定的期限，任期届满之日，就必须分别去留，应当降职或革职的，立即上奏，不得拖延时日，姑且留下不论不议的人，以误伤民生而滋生奸弊。至于佐贰官、教职等官，只需咨报吏部汇总上题，这是亟需酌情商议的。又如户部条例，道员、府尹以下捐银的，三年后免除具题，照常升迁调转。国家大体所关，只有贤与不贤的辨别罢了。现在仕途很杂，所以命令三年具题，是想让贤者受到鼓励而不肖者感到畏惧。如果听许捐银，那么钱多的就可以和称职的同列了。臣认为称职不是可以捐纳得到的，况且这类人以现任官员的身份，谋求输入钱财的计谋，势必剥削百姓脂膏而助长贪婪冒进，这是亟需停止的。岁贡这一项，所谓正途，自从捐纳事例逐渐推广，生员中的俊秀，也得以输纳；后来又开放捐纳生员的条例，虽然目不识丁，但今天纳生员，他日就纳岁贡，名义上是清流，实际多带铜臭，公然冒滥，自诩正途。臣认为正途不是可以捐纳得到的，那些由捐纳岁贡得官的人，仍须保举，才与正途一体升迁调转，这是应当亟需更正的。至于各种捐纳事例，总属一时暂行，皇上厘正官方的本意，本来久欲停罢。臣愿在滇南收复之日，就赐旨停止实行，不拘泥于先前十二月停止的成命，那么圣政一新，人心没有不大快的。

复黄菉园书

魏裔介

著书立说，只是一件事。如果坐视百姓处于危险境地而不能救助，先圣的家法，绝不像这样。《经世编》日后刷印，另当寄上。大计举行，足以激浊扬清，拯救一时的困局，而新任的几位抚官，驱车就道，草木也觉得为之改色。

译罢了。承蒙教诲，想要纠劾弹劾一两个人。如果掌握了他们的事实，我认为这也不值得去做。从前我在翰林院任职，后来担任御史，从未曾攻击揭发别人的隐私。凡是所论劾的，都体现在章奏之中，有实际证据的。您想要培养大臣的格局气度，正不必去争那一两个人的得失。当今人才最为紧要，通过科举选拔录取他们，让他们奔波于道路途中却被抛弃。那些捐纳出身的人先被任用，应当先用于捐纳者原本的职事上。怎么能将历科进士、举人，皇上亲临殿前亲自策问的人，也排在捐纳者之后呢？进士是一类，举人是一类，例监捐纳是一类，丞簿捐纳是一类，教习是一类，这样就可以了。天下的钱财，全部被火耗吞没，这意味着皇上的天下，其财物有一半落入了地方官吏手中。禁止它却找不到禁止的方法，地方官吏的火耗，征收粮食的书吏差役，又有额外费用。虽然有禁令约束，但就像一张亭长家的墙壁，立刻就被高高挂在户部书吏的房间里（意指禁令形同虚设）。应当命令各巡抚制定天平、法码等的标准样式，发给州县。银钱折算的多少数额，按照当时市价征收。每个季度上报一次。知府主管钱粮，不时查核，呈报给巡抚衙门。这样银钱多收的弊端就可以革除了。武备是国家的大事，把总是军队的首领，却任用无功且卑贱的人，贿赂滥收，剥削士兵，以讨好上级官员。水旱灾害之后，盗贼窃发，靠什么来控制驾驭？应当用武举人来充任，如同文举人拣选的例子。这样冒滥的现象就可以革除，军营的操练也就强壮了。天下的事情，可以谈论的很多，姑且列举我偶然想到的，可以分条上疏陈述，总括为一疏来陈说。至于我还没有想到的，更是数不胜数。至于纠劾弹劾，那么在章奏中察觉其破绽，在臣僚中看见其奸邪，才可以依据事实捧着白简上奏听闻。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自然可以正颜厉色等待别人，不必因为疑似就冒然上奏，反而心中悬念数月，耽误了正经事务。

译请分繁简重名器疏

顾琮

皇上即位以来，时时求取贤才，事事爱护百姓，文教日益宣扬，武备如云聚集。恰逢逆贼犯上作乱，户部每日以军需为急务。而提出条议的人纷纷不断，无不全都顺从，于是开纳捐官的先例了。在京的官员，起初不过是中书省闲散的官职，继而上升到主事、员外郎等项官职。在外的官员，起初不过是有司的下级僚属，继而上升到道员、知府等项官职。那捐纳这一项，头绪繁多，仕途混浊，难以一一列举。臣姑且就知府、知县这些亲近百姓的官职来说。比如知府这一官职，大府管辖三二十个州县不等，钱粮有数十万到一二百万的，户口有数百万的，不亚于一个小省的巡抚。其降级后恢复原职，还可以说得过去。而被革职的人，早上还是平民百姓，晚上却用五千两银子就当了知府了。他既然花费了重金，能保他不向百姓索取补偿吗？回想世祖章皇帝特别开设四十大府，用来等待贤能之人。现在何不仍然实行长久的法度，将钱粮多的定为大府，大约以八十府为期，其余小府作为恢复原职、降级以及捐纳者的缺额。这并不是苛刻，用五千两银子骤然恢复四品大夫的职位，专门掌管几座城池，也不算过分。至于知县，轻视的人认为不过是百里之地的寄托罢了。却不知道大县的钱粮，也有十余万到二三十万不等的。土地人民，生员童生胥吏，听凭他裁度处置。现在不问是否有才能，是否文理优通，早上还是平民，上交一千七百两银子，晚上就成了堂堂的县令了。再交一千两银子就列为“先用”，再交一千两银子就列为“即用”。总计不过三千七百两银子，就授予一个小县，而万家百姓，由其掌管政令，光荣到了极点。这难道是薄待他吗？查考世祖章皇帝时招募百姓授予职衔，所花费的有七八千两银子，甚至有上万金的，尚且实行考试，文理通顺的授予知县，不通的改授守备。户部的案卷都在，为什么不举用施行呢？现在何不将应选县缺通盘打算，除了钱粮重、事务繁的之外，将钱粮轻、事务简的十分之三作为录用、先用、即用的缺额，那么甄别补充就互不干扰了。从前仲叔于奚请求使用繁缨，孔子为此惋惜，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繁缨是微小的物品，圣人尚且看重它，何况大府大县呢？现在银子既然已经缴纳，无法挽回了。不得已分别繁简，以保存激励和惩戒的意图。如果臣的话可以采纳，恳请敕令户部议复施行。

请禁杂流委署疏

李之芳

臣阅览邸报，见到直隶巡抚金具上奏《谨陈新旧交代之益等事》一疏，其中称委派官员署理印信，对百姓大有不便，不如通行直隶各省，令新旧官员当面交接。现在兵部覆奏不准施行，势必按照惯例委派署理。私下认为委派署理的害处不止一端，只有杂流钻营委派署理的害处最严重。向来吏部题定吏员委派署理，不是督抚具题保举，不得升转正印，久有成例。然而各省委派官员署理印信，一概不论出身履历，就有与定例大相违背的情况。如成都府照磨詹文通，署理新都县知县；庐州府经历杨大发，署理庐江县知县；布政司理问张文彬，署理眉州知州；按察使经历孙良弼，署理富顺县知县，又署理广元县知县。以吏员委派署理正印的，相沿成习，不可胜数。这些人各自能够胜任正印，该督抚难道不具题保举吗？以不堪保举正印的人，委派署理正印，那就是不敢上闻朝廷，却敢在本属擅自施行。其中微末官员因钻营而越权行事，上官因地方关系而徇私情面，都不可知。虽然委派署理的官员，与实授不同，但他们作为正印则相同。况且委派署理害民，大有不同于实授的地方。因为委派署理官员所署理的事务，原本不是本职职掌；所署理的百姓，原本没有情分相关。不过是为了暂时充实钱袋、肥润家计，对于地方的利害甘苦，本来无关紧要。何况那些渺小的小吏，没有名节值得顾惜，玩弄法度、残害百姓，十有八九。他们自视身份本来就很轻贱，却想让他们重视国家社稷之事，怎么可能做到呢？臣恳请敕令该部，按照保举定例，严行禁止告诫。凡是正印偶然空缺，那些吏员出身等项人员，一概不得滥加委派。这样大概官风才能清明，地方才能蒙受福泽。此外臣还有请求：地方有署理官员，实在是由于选补迟缓、空缺日久的原因。吏部单月急选，双月大选，急选所剩余的缺额，必须等待次月大选，然后填补。如三月内急选，空缺正印三十余缺；五月内急选，空缺正印二十余缺。这是一个缺额报到吏部，无故而拖延不选的，常常达到两个月。不知道地方已经长年遭受署理官员的害处了。臣愚昧地请求，除了将单月的缺额，按照惯例全部急选外，如果还有剩余缺额，应当将下月应得大选的人，立即按次序补充。人是应选此缺的人，缺是应选此人的缺，没有容许挪移越级的余地。只求早一天除授官员，地方早一天得到救济；少一天委派署理，百姓早一天安定生活罢了。

卷十八吏政四官制

制禄议

任源祥

明朝的官制，上效法周代，但俸禄供给则大大不同于古代。定额数量既少，又折价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