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学术四广论

译卷四 学术四 广论

思过图序

邵大业

《易经》说：“君子以此迁移善行，改正过错。”《春秋》的大义在于重视改正过错。大概除了文王那样明察、敦厚、敏捷的人之外，古代的圣贤，没有不通过改正过错来成就大道的。又听说《礼记》中说：“退下来思考以弥补过错。”只有经过思考，才能发现过错并改正它。思考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分水柯澹斋先生，过去绘制了一幅小像，并题名为“思过”。手中拿着玉玦，玦就是决断的意思，象征着风雷的意象。座位上放置玉环，环就是回归的意思，象征着从善如流的含义。思考得多么深刻啊！我因此有所感悟。人如果不是极其不肖，没有明明知道是过错却亲身去犯的。当他立志确立品行，严肃地用规矩法度约束自己，战战兢兢地害怕走入邪道，而赞誉者却接踵而至。起初受到赞誉，未曾不自我怀疑；随后拿来证明自己，于是暗自高兴；渐渐地，赞誉的人越来越多，听到赞誉的人越发安然自得；久而久之，自信自己在他人那里享有美誉，于是进而相信自己确实有善行在身。于是听到赞誉觉得平常，听到诋毁就愤怒不能承受，而诋毁者的言论，于是就无法传到耳朵里。甚至愧疚积累日久，赞誉者日益坚定，而沉沦陷溺已经很深，于是到了明明知道是过错却亲身陷入其中的地步。唉！直言规劝的朋友当面折服，不可求得而得到了。那些逐渐浸染沦丧以至于达到这种极端的，难道不是不思考的过错吗？我愚昧于大道，懵懂于学问，往往在宗族乡党中获得赞誉，而世俗事务纠缠，无法引发深刻的反省，曾经因此感到恐惧。如今这幅图，则让我深邃地深思了。从浓艳繁华进而达到淡泊，是一种变化；从淡泊进而达到恐惧敬畏，是另一种变化。充实这种心境直到年老，他所达到的境界哪里可以估量，而他谨慎戒惧的态度又哪里会有穷尽呢？

学说

白允谦

方鸿问起学问，说：“你问的是什么学问？学问难道不同吗？”回答说：“不同。上等的人得到学习的乐趣而去做，次一等的人审察学习的益处而不敢懈怠，世俗追求官职的学问，又是其中最末等的。从前有人说过：‘学问不可以小成，公卿不可以苟且任职。’孔子不让子羔做县令，子产不让尹何治理封邑，都是不想轻率地做官而轻视学问。因此，贫贱的人与富贵的人相比，地位常常相差很远；富贵的人与学者相比，也相差很远。这是术业道义的正统。因此，没有比知晓大道更尊贵的，而轩冕（高官显位）就显得微不足道；没有比博闻强识更富有的，而金玉就显得吝啬。贫贱而不忘记学习，这就可以衡量学习的益处；老死而不忘记学习，这就可以领悟学习的乐趣。天有四季，用来兴起百物；人有命运，用来建立万事。不学习就会荒废时运而违背天命，成为宇宙的罪人。因此，有追求名声的学问，成名就停止了；有追求官职的学问，安享禄位就停止了；有才略的学问，治理好邦国邑县就停止了；有追求显盛的学问，为人主大臣，功加于时代就停止了；有以道身为本的学问，奉行它作为言行出入而不可缺失；有纯化的学问，承担它作为生死旦暮而不可分离。日月在上面运行而不知道，万变在面前应对而不心动。居住没有它就无法积蓄德行，行动没有它就无法施展力量，年老没有它就无法保全自己，身体没有它就没有身体，心灵没有它就没有心灵。然后才知道学习的乐趣，谁因为别人而把学问当作事务呢？

茂才

张望

天降下才能，山川凝聚才能，学习培养才能。有的才能成为圣人，有的才能成为贤人，才能日益茂盛的是上等，才能止步不前的是次等，才能枯萎的是下等。才能枯萎的情况，自文字契约以来就有了。天、山川、学习，有所归属。确实还有存在。现在将要铸造言论来禁锢它。人效法天地，他的出生是从父母那里塑造形体、呼吸气息。刚出生时形成肾脏，肾脏有两个，左肾属水，效法天的一；右肾属火，效法地的二。天地人没有水火，就不能成就三才。肾脏以水为体，以火为用。它藏精与志，它主管骨骼。精是肾脏的真气。《易经》说：“精气构成万物。”说的是氤氲化生。水的流行，没有远到不能到达的地方，这是志的意象。骨骼是水的凝结。因此，饥饿时不空虚，口渴时不枯竭，寒冷时不战栗，暑热时不烦躁，霜冻时不迷乱，雾气时不迷惑，风吹时不弯曲，茧缚时不束缚，血液不辛辣，处在极高处不头晕，面对险境如同平坦。其内部大大充实，其应对外界无穷无尽。像这样的是谁造成的呢？是精造成的。因此，他的地位自然崇高，他对待自己非常厚道，他对世道的期望实在深远。以悲悯天命，以怜悯人的穷困。不随便吃饱，不经营居所。在家必定孝顺，在国家必定忠诚。像射手射中靶心，不中就不停止；像驾车者到达远方，不到就不休息。像这样的是谁造成的呢？是志造成的。因此，承担君父的重任，应对四海的变故，安定倾侧的危险，冒着嫌疑的时机，保持镇静的操守。朝廷表彰他的节操，天下佩服他的勇毅。像这样的是谁造成的呢？是骨造成的。天地的水火在人身，使用了几十年，而饮食、男女、六淫、七情，都作用于它。《曲礼》说：三十岁强壮，四十岁强健，五十岁衰老，六十岁老迈，七十岁年老，八十九十岁耄耋。《素问》说：四十岁开始衰老。衰老是肾脏的衰老。水衰则泛滥，火衰则焚烧。其正气委靡，其邪气当事。于是精衰则狂妄迷惑而喜欢遗忘；志衰则虚度岁月以消磨时光；骨衰则弯曲没有坚直。人身这个东西，从无到有。三个月大的婴儿，不能精，不能志，不能骨。始于肾脏终于肾脏，这也是消气归根，自有而无的验证。天所降下的，山川所

译所钟爱的。等到衰败的时候。天和山川也不能扶持。世间评论人才的人。推究本原，考察终局。虽然有人遗憾其不繁盛而至于枯萎。正应当反思其父母所赋予的天性。然而幽暗不明，没有人去省察。只有圣人用学问来涵养自己。圣人的才能。随着年岁增长而更加繁盛。圣人不能脱离。饮食男女。六淫七情。通过学习来节制它们。用诗书的精华来滋润。在仁义的府库中遨游。以此来保养他的精神。以此来磨砺他的意志。以此来强健他的筋骨。以此来扶持他的衰败。有所不足之处。不敢不努力，直到终身罢了。所以他的事业功德。年老时反而更加鲜明显著。学问变化的神奇能力真是伟大啊。

译澹泊明志论

徐旭旦

人之所以能够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是志向。人之所以能够实现其志向的，是不被外物所诱惑。心只有一个，而争夺它的事物却有上百种。如果辨别得不严格，坚守得不坚定，很少有不被它们所动摇的。只有知道我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性，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足，而穷困与显达的命运，完全听任它自然到来，不会因此增加或减少，那么就是我尊贵而外物卑贱，我伟大而外物渺小。平生所建立的一切，没有不能在隐居的日子里确信不疑的。从前诸葛亮教导儿子说：“澹泊明志。”请让我阐发其中的旨意。人从少年时期进入大学学习，必定要抛弃幼年的志向以顺应成就德行。这样看来，人的志向，难道不是在脱离经典学习的时候早就辨别清楚了吗？只是志向有不明朗的时候，眼睛极力追求美食，耳朵穷尽郑卫的靡靡之音，眼睛喜欢膏泽般的享受，而内心夸耀权势地位的荣耀。外在有所增加，内在必定有所减损；外在有所获取，内在必定有所舍弃。试着想想，志向是谁的志向，竟然让纷华靡丽将其改变呢？大抵都是因为不能淡泊志向，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古人的志向尚未得到实现时，渭水可以垂钓，莘野可以耕作，版筑的劳苦不辞，疏水箪瓢的贫困不厌。这难道是为了以淡泊来标榜高尚吗？实在是因为不经历尽天下的穷困，不足以彰显我志向的坚贞；不阅尽天下的困境，不足以彰显我志向的高洁。辨别得严格，所以坚守得坚定；坚守得坚定，所以无论经历长久还是短暂，都有理由自信而不怀疑。有时在草野中，是这种志向；有时在朝廷上，也是这种志向；有时穿着粗布衣，是这种志向；有时穿着华美的礼服，也是这种志向；有时吃着粗劣的食物，是这种志向；有时面对鼎镬烹煮，也是这种志向。别人喜欢声色，志向坚定，声色就不足以令人喜悦；别人喜好货利，志向高洁，货利就不足以令人喜好；别人夸耀权势，志向高远，权势就不足以令人夸耀；别人羡慕功名，志向宏大，功名就不足以令人羡慕。这难道是厌恶这些而逃避它们吗？我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足，只要用澹泊来彰显我本来的充足就够了，哪里会让区区外物扰乱我的志向呢？后来的君子，也曾有志于此。然而不明白本性所存的道理，修养得不够充裕，得失扰乱内心，利害逼迫外界，经受不住迁徙诱惑而志向因此毁坏，被天下人暗中嘲笑。我因此对于诸葛亮“澹泊明志”的教诲，反复诵读而不肯放下。

变化气质论示弟

赵青藜

士人不学习，不足以称为士人；学习不能变化气质，不足以称为学习。张载说：有气质之性，善于反省回归，那么天地之性就存留了。周敦颐在《通书》中，将气质分为刚与柔，又在刚柔之中区分善与恶。凡是属于气质的，都应当加以变化。而我认为，变化阳刚之气尤为紧急。为什么呢？有一件事，是天理所不容许的，是人情所未有的，旁观者无不愤然捋袖想要争辩。然而其气势正盛，最终没有人敢触犯。阴柔的人只是在私下议论退缩罢了，而阳刚的人必定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庭堂上羞辱对方以为快乐。而且被那些萎靡退缩者的私下议论所激怒，更加必定大声疾呼，在庭堂上羞辱对方以为快乐。如果没有办法加以变化，势必会走向狂妄、癫狂、酗酒骂座、游侠任侠，最终也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假使圣人处于这种境地，必定不会这样。然而当时觉得痛快，就把它写进书里；今天觉得痛快，就把它挂在嘴边。如果不是圣人之道，谁能顺从并折服它，使它低头压抑志向，从而致力于变化呢？圣人之道，没有比让它自己看见本心更好的了。真诚地激发并在发泄之后，在清静的夜晚自我反思，得以看见那些所谓过分的行为而加以变化，得以看见那些所谓小不忍的行为而加以变化。看见所谓小不忍，并且得以看见变化之后仍然不安，以求得内心的安宁。而安宁得以获得，心的本体就显现出来了。那些不思考就看不见的，是因为平日里把气误认为心而习惯成自然不加察觉；那些一思考必定能看见的，是因为遮蔽仅仅在于气，尚未被世俗所淹没，所以心自然灵明。由此在礼乐的仪文中周旋，品味诗书的滋味，从容于朋友间相互观摩的善行，优游于仁义中正的领域，以此来涵养内心，时时看见那些所谓不安的地方，那么差不多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唉，以今天的气习风尚，哪里会有阳刚暴戾、忿争的情况呢？更严重的是，有些人装饰成矫健的节操，暗中施行逢迎取悦，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这简直是阳刚之气的贼害。加以变化，客气退去，正气伸张，自然不用担心举事不能胜任，从而能够配合格道义，充满天地。唉，士人必定有一个通向大道的根基，然后才有百折不回的气概。没有这样的人，我和谁谈论这些呢？

答张一衡书

魏礼

天下失去质朴已经很久了。质朴是人的根本，万物的根源，世道治乱的源头。只有质朴丧失殆尽，小人的盗贼、弑君叛逆、淫乱报应、杀戮等祸害才会相继出现。所以世道的治理，必定要先回归质朴；而其混乱，必定先表现为浮华靡丽、巧诈、言行乖戾，以此酝酿杀机。天地无可奈何，于是听任人的作为。日月星辰改变其运行规律，山崩川竭、地震裂开、贸易混乱的变故，形成兵戈、疾疫、水旱的灾害。这种形势是不得已的，不这样不足以芟除廓清气运。使天下之人困顿忧虑、无聊赖，巧诈无法施展，财力竭力耗尽，浮靡没有缘由兴起。于是浑厚质朴，太古时代重新出现。这就像秋冬凋零肃杀，树叶全部脱落，元气全部返回到根茎，春天才开始萌发。而君子修身也是如此。善于运用智巧的人也是如此。智巧如果不以质朴为本，那么最终必定跌倒沉溺，智巧也就穷尽了。土石是最质朴的，高耸的屋宇、雕饰的墙壁……

译黄金白玉制成的耳饰，凭借它们来增添华丽。草木的根茎最为质朴，却依靠它们来孕育花果。所以说，最大的智慧看起来像愚笨，最大的灵巧看起来像笨拙。愚笨，是最大智慧的根基；笨拙，是最大灵巧的根基。我私下观察您的书信笔迹，是多么质朴啊。人们没有不自夸自己家世显赫的，而您却用质朴的语言叙述。您向来交游于公卿权贵之间，但质朴的本性未曾流失。您对我说的话也非常质朴，没有溢美之辞。因此我想到，自古以来，当世风趋向浮华、质朴将要丧失的时候，必定有几位君子以他们的质朴来挽回天地间的正气，使文明的脉络得以在后世延续。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开天辟地者。中古时代走向衰微，衰微之后又迎来新的开天辟地，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您是坚守质朴的君子，我很遗憾当面错过与您相见。当时在轿子旁各自仔细端详、举手致意的时候，看到您身上没有浮华浅薄的气息，心里暗自觉得您与众不同。见过您的朋友说您太过质朴，不适合担任官府职务。他们大概是只看到了您的质朴，而没有看到您以质朴为根基所发挥的作用吧。我因为感佩您的质朴，所以深入阐述这些道理。

译乐俭堂记

朱彝尊

太原人刘炳，请求我为他居住的厅堂命名。我给它取名为“乐俭”，并写文章记述道：节俭作为一种品德，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日常饮食费用罢了。君子想要收敛那颗放纵的心，必须从这里开始。那些象牙、犀角、珍宝、贝壳、丝织品、锦缎以及楼台池苑、仆从车马的奢华，人们都羡慕并趋之若鹜。等到危机触发，繁华散尽，悔恨随之而来，往往退居之后便失去了安身之处，没有能够百年不变的。然后才知道节俭能够长久，正因为可以长久，快乐才存在于其中。我既然已经闲散，消除了奢侈的念头，天下就没有不满足的境界。吃粗劣的食物而感到充实，处在膏脂之中却不感到滋润，适宜没有忧愁的神色，而内心快乐，有不能自已的情况罢了。太原，是唐叔留下的故地。节俭，是唐地的风尚。请让我为你歌唱《唐风·蟋蟀》这首诗说：“蟋蟀在堂，岁聿云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这是忧虑时光容易逝去，思考行乐的方法。接着说“无已太康”，又说“好乐无荒”，因为“乐”这一个字，反复告诫，那么确实不曾快乐了。第二章说：“职思其外”，这种思考可以说是很深刻了。但还是不免急躁冒进。第三章说：“职思其忧”，到了思考忧虑的时候，那么那些值得忧虑的事情已经离去，只看到值得快乐的地方。然后说“良士休休焉”，这就是乐俭的道理。现在太原的风俗，所不足的，不是节俭，而是节俭却能够快乐的人很少。知道其中快乐的人，你试着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示程在仁

汪缙

程生名在仁，从海虞来到苏州。恰逢我有去来安的差事，于是跟随我出游。我想到程生年少时失去母亲，没有兄弟，离开他的父亲，跟随我远游。又想到程生有志于文学，想要在此修身养性。我对程生的期望非常深切，担忧程生的心情也非常迫切。我想告诫程生，必须是终身可以诵读的话。我现在用阅历中自得的话告诉程生说：修身养性于文学，必须随着年岁增长而进步。我没有理由一下子全部告诉程生。至于人之所以成为人，其品流的高下，几句话就可以决定，在于看见自己的过错，看见别人的过错，夸耀自己的善行，信服别人的善行罢了。只看见自己的过错，不看见世人的过错；只信服别人的善行，不知道自己有一毫的善行，这是上流的人。看见自己的过错，也看见世人的过错；知道自己的善行，也知道别人的善行，因此取长补短，人我互相为用，这是次一等的人。看见自己的过错，也看见世人的过错；知道自己的

译做侯王的人。残暴欺诈之徒。与将相比肩而立。而百姓的耳目心志随之改变。所崇尚的是权谋机变。所急切的是嗜欲享乐。轻视人伦纲纪。违背天理道义。却安然处之，仿佛本该如此。人的正道既然无法与禽兽区分开来。而被上天所断绝。所以不再以人道来对待他们。像割草一样屠杀，像捕兽一样猎杀。而没有人怜悯痛惜。自秦汉以来。中间经历衰败动乱。有时有几十上百年的安定。那么当时的政事必定稍微修明。民风必定稍微淳厚。而大乱的兴起。必定在政治法度与礼教风俗完全丧失之后。人的正道几乎无法自立。不加以铲除清除就无法更新。至于祸乱形成。那么无罪而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了。然而其中能从创伤残破中自我解脱。被剥夺得精光后又重新生长的人。必定是那些人道尚未完全丧失的人。唉。古人日夜辛劳安抚百姓。非常害怕他们失去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失去了上天所赋予的本性而不自知。任由其丧失而不为之设法补救。其积累的后果就足以招致上天的灾祸。而几乎灭绝人类。这就是三王的德行。之所以能与天地等同的原因吧。

译天人篇

张铪

天之所以形成形体，是靠气的作用。人之所以形成体质，也是靠气的作用。人既然有了这种气，必定有主宰这种气的东西，那就是心。心，是微妙地统摄万物而言的。正眼去看，看不见它的形状；侧耳去听，听不见它的声音；但它实际上流行于四肢百骸之中，没有一处遗漏。拿人来看天，气是最细微的。连如此细微的气，还有主宰者存在，难道广大虚空的深远、大化运行的幽深，却认为没有东西来主宰它吗？没有这样的道理。程子说：“从主宰的角度来说，称之为帝。”这固然不是路途遥远、言语妖异，像泰西（西方）所描述的那样。但在阴阳纯粹汇聚之处、造化微妙之所，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必定有元精作为主宰，这是不可诬蔑的。有人问：“那么天人感应的原因，都是主宰者有所察觉，所以有时培育人，有时覆灭人吗？”回答说：“不必这样。天与人是一体的。怎么证明这一点呢？天、地、人三才和万物，整体就是一个太极。形而上的，是同一道理的充盈周遍；形而下的，则是同一气的融合凝结。天之所以形成形体，是气；人之所以形成体质，也是气。气就像水一样，鱼游在江海之中，呼吸吞吐，鱼腹中的水，就是江海中的水。分开它，没有可分的界限；划分它，没有可划的界限。它们感应之准确无误，是因为道理相通，也就是气可以相互触动。就像心对于四肢百骸一样，头发痛，心必定感觉到；肢体痒，心必定知道。降下吉祥或灾祸，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那样迅捷。《诗经》说：‘上天说明亮，伴随你出行；上天说天亮，伴随你游乐。’‘伴随’这个词，说的是天与人本体同一。而人自己断绝与天的联系，是因为只看见自己的身躯，不知道那也是天的身躯。放纵嗜欲，蔑视礼义，丧失志向，戕害本性，从而伤害天的身躯，无所不至。上天正在悄然悲伤，深切痛惜，而那些昏昧的人却不知道，反而说天道模糊不清，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很可悲吗。唉，古代圣人在天人关系上再三强调，是想让人知道他们的本体原本是同一的。不悟本体为一，在幽暗独处之中就可以随心所欲，严重的甚至被天所断绝，而忍心降下割裂之灾，就像毒疽溃烂、痈疮破裂，虽然是一身的东西，有时也决然抛弃不再爱惜。这能不令人畏惧吗。

书天人篇后

陆耀

天与人同属一气，呼吸之间感通。修善得吉，悖逆招凶，全由人自己取舍。现在的人做一件善事，就期望福报。时间久了没有动静，就认为天道果然模糊不清，不再在意。然而看到作恶的人，没过多久，明显遭受灾祸，又认为天的报应，似乎急于惩恶，而迟缓于彰善。不知道人有了期望报应的一念，当天降下的福，却常觉得不足，就像人的血肉荣卫，每天受到滋养，起初并不知道感激。等到内部有脏腑的忧患，外部有疮疡的疾病，药物针灸，攻治救助同时施行，就像所说的毒疽溃烂、痈疮破裂，决然抛弃不再爱惜那样，然后才知道以前的饮食起居平安无事，都是用来报答他无病的躯体。天降福于人也是如此。怎么能说是迟缓于彰善呢。而且善也有分辨。如果不读书穷究事理，将会每天从事于不善却以为是善。做得越努力，不善波及人的范围越远。天想要去除他，应当不止像毒疽溃烂、痈疮破裂那样。比如教导子弟只追求辞章功利，对待朋友只依靠声气党援，侍奉上官只靠逢迎馈赠，治理百姓只靠宽纵因循。凡是人所谓的善，都是天所谓的不善。用这些来向天求取报应，怎么会有不失误的呢。那么人应该早晚自我反省说：我所做的，难道不是毒疽痈疮，是天想要决然抛弃的吗。为什么饮食起居还能平安无事呢。像这样，不善的途径就被堵塞，期望报应的念头就消除，天人感应的道理就真正显现，就像心主宰四肢百骸而不可遗漏一样。

天道论上

张尔歧

我们家乡的邢先生，写了《天道难知论》，来抒发他的怨恨。我读了感到悲伤，解释说：天道之所以难知，是因为探求天道的人自己让它变得不可知。他们看待天，好像国家的君主一样，每天悬挂赏罚，等待功罪，分毫必较地衡量，难怪越推求越不应验。推求而不应验，因此使君子之心衰颓，而使小人之气嚣张。我担心这种说法会盛行。天与人相接触，是靠气而已。寄托气于人而体质确立，体质确立而事情兴起，事情兴起而形势形成，而天的气就顺应它、任随它，就像水行走在山崖谷地空旷的废墟，有的奔涌，有的跳跃，有的干涸潜流，有的直立，有的安流，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圣人逆推观察形势，就知道衰亡兴盛，在数百年前就决断，应在数百年之后，好像有鬼神一样。人们认为圣人对天道的认识，如此显著明白。而留下的训诫，不过是说：顺从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险，福佑善人，祸害淫乱，积善留下余庆，积不善留下余殃罢了。那些曲折必然到达的形势，不能对人详细说。而人拿着这一句话，来衡量古今祸福的定数，看见不应验，就认为没有天道，这太固执了。古今称颂善与不善最显著的，没有像周朝和秦朝那样。人们把周朝八百年、秦朝二世而亡当作天道，又拿周朝八百年却被秦灭亡，秦祖孙相继作恶，最终灭亡周朝，当作没有天道。

译不知道周朝为何能延续八百年。这是因为周朝善的气运充足，能够支撑到那个程度。也是因为文王、武王、周公能够积累他们的善行，凭借这种趋势而覆盖八百年。周朝灭亡时，是因为趋势耗尽，善行也随之耗尽。没有这种趋势，没有这种善行，那么灭亡是理所当然的。秦朝用恶行灭亡周朝，是因为秦利用它的恶行乘人之危。当时没有文王、武王、周公那样的善行和长久的趋势来抑制它，所以秦获胜了。到了秦二世，恶的趋势达到极点，恶的气运也达到极点。达到极点就会耗尽，于是人们怨恨愤怒的趋势也因达到极点而完全形成。当时的人高兴地说这是天道。所谓天道，不过是说自然规律罢了。趋势必然到达的地方，气运必然到达的地方，怎么能不说是天道呢？国家的兴衰如此，寿命的长短，子孙的多少与兴衰，乃至突然的灾祸、意外的福分，有的按类别到来，有的不按类别到来，这种趋势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说：上天生育人，就像父母生育子女一样。气运到了就诞生了。而人得到这种气运就称为命。命的得失，就像容器盛物，狭窄就盛得少，宽广就盛得多罢了。命也是如此。如果给人东西，恰好多就给得多，恰好少就给得少罢了。那些行善却短命的人，是因为清纯的气运恰好短促；那些作恶却长寿的人，是因为浊乱的气运恰好长久。寿命的长短在出生之初就已注定，到了期限就结束，上天也无法改变。至于子孙，则是上天的气运与父母的气运相互作用，决定多少。父母贤德但气运恰好少，上天不能多给；父母不贤但气运恰好多，子孙或许能得到丰厚的福分，或许能得到众多的后代。恰好遇到清纯的气运，或许能得到贤良的后代。血脉性情、日常起居、伦理类别，都是气运所形成的趋势。贤者行善，人们看得见；气运的多少，人们看不见。用看得见的去怀疑看不见的，就错了。那么，恶人的子孙，百年难得有一个遇到吉运的，难道不是上天有所抑制吗？回答说：不善之人不足以招致善果，就像浑浊的律管不能发出清越的声音一样。他们使用上天的气运，就像烈火熔化物体，耗费极大。子孙遇到吉运，怎么能频繁见到呢？到了衰败的末期则不然。上天的气运背离清晨而趋向黄昏，就像从井里打水，清澈的水不够用。当时的君主和臣子，又每天用昏庸暴虐、淫荡邪僻的政令，掺杂扰乱，凝结成客气。上天也好像压抑其正常的本性，听任他们作为。凡是出现孛星、彗星、地震、阴霾、水灾、旱灾、疾疫、蝗虫，杀人害物的，都是恶人浇灌滋养、斟酌而自我繁衍的结果。世间用来禁止奸邪、防范百姓的措施，又恰好足以制约善人和贤人。君子只求自己行善而止步，不知道采取圣人的经法，来破除阴邪的趋势。财富丰厚、荣耀利益、子孙繁衍，如果不归向他们，又能归向谁呢？总之，趋势达到极点就会耗尽。耗尽之后，上天正常的本性于是重新伸张。趋势所到之处，善恶随之消长。这不仅仅关乎国家的大事。祸与福的偶然性是什么呢？回答说：这也不能归结为偶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非常渐进，人们不知道，以为它是偶然的。行善者遭遇灾祸，一定有招致灾祸的原因。否则就是防备周全方面疏忽了。防备周全方面疏忽，不因行善而免除灾祸，就像袒露身体面对白刃一样。如果作恶者恰好免于灾祸，一定有应当免除的原因。否则就是欺骗他人恰好成功了。欺骗他人而他人不知道，就像杂草遮蔽了灵芝蕙草一样。回答说：善恶气运的运行凭借趋势是这样，作恶者知道所依赖的是什么吗？回答说：不，不。善恶的事情，不只限于一个人身上，而且波及他人，也不只限于一个人，而且波及众人。被施加善行而不欢喜，被施加恶行而不愤怒，难道合乎情理吗？趋势，是积累众人的喜怒而形成的。善恶的趋势形成，人喜人怒的趋势也形成。趋势形成后，恶人自我防范的趋势，都是众人愤怒可以借用的趋势。如果不以这件事回应，而以其他事回应；不以此时回应，而以他时回应，只是在等待其形成罢了。所以善的趋势失去，可以被恶制约；恶的趋势形成，最终会被善制约。善可以使它达到极点，恶不可以使它达到极点。《易经》说：“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就名声，恶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这就是趋势已经形成的缘故。怎么能不专一于善呢？所以古代行善的人，严谨思考，断绝嗜欲以杜绝浪费；考察得失，谨慎言行以利于行事；亲近君子，依附众人以增强功业；端正基业，教育子孙以永保世代。行动而得到吉祥，人们认为上天报答善人很丰厚。也知道善人积累善行以保全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吗？人们探求天道，积累善行达不到应有的程度，却责备上天没有回应；回应已经达到应有的程度，却还责备上天没有回应。这就像早晨播种晚上就做饭，降下霜雪却要求长出嘉禾一样，是不可能的。那么，《尚书》说“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孔子说：“言行，是君子感动天地的方式。得罪了上天，祈祷也没有用。”这几句话，难道不是上天衡量人的标准达到了极致吗？回答说：不是。人不能脱离上天，就像草木不能脱离大地一样。根茎不依附大地，所以夺取它，它自己就不能生长。人接受这种气运，其末端在人，其根本在天。持守末端以触动根本，行善作恶必定有相互影响的地方。相互影响而违背其正常的本性，就是自我枯竭断绝的道路。孔子所说的感动上天，所说的得罪上天，是说人与天凭借气运相连接。所以善恶的自我体现，我通达上天的实质。人与人同属于上天，善恶波及他人，也是其相连而通达上天的实质。至于善恶已经显现，积累而形成趋势，趋势已经形成，祸福归于其中，白天所说的“只辅助有德之人”

译说的是那种局势已经形成，上天给予而人心归附的情况。它的断绝，并非上天故意断绝它；它的辅助，也并非上天故意辅助它。这都是由于善恶积累到一定程度而自然招致的结果。在善恶积累尚未达到极致的时候，也必然会有受损和受益的情况发生。微小的益处，人们来不及察觉；微小的损害，人们也来不及察觉。而积累到极大程度的情况，世间并不常见，这就是人们最终怀疑天道的原因。有人问：伯夷、比干的善恶积累难道没有达到极致吗？回答说：伯夷的贤德，贤德却导致他饿死；比干的仁义，仁义却导致他丧命。如果因为伯夷、比干饿死和丧命而怀疑天道，那是可惜他们的贤德和仁义啊。如果伯夷能享受千钟的俸禄，比干能够苟且偷生，那又何必可惜他们呢？顺应局势而成就，我的志向也就是天道罢了。那么，怀疑天道的人参与恶行，真是太过分了。对于善恶的规律，他们不知道其归宿；对于祸福的感应，他们不清楚其起源。只是想要一分一厘地去探求，天道难道会如此劳神吗？所以我说道，上天对于人，不能用心意去相互控制，而是用气机去相互感应。这就是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卑的道理。又说，顺应局势所至，归结于自然。那么天下有道时，小德服从大德，小贤服从大贤；天下无道时，小的服从大的，弱的服从强的。这两种情况都是天道的体现。

译天道论下

张尔岐说：认为天道必然不可知，这是不对的。认为不可知，就是认为上天不足以依赖。认为天道必然可知，这也是不对的。认为必然可知，就是认为上天可以凭主观臆测。认为上天不足以依赖，就是不能正确估量上天；认为上天可以凭主观臆测，就是不能正确估量自己。不能正确估量上天，就会对上天看得过于疏远，助长中庸之人的懈怠，而剥夺小人的敬畏之心。不能正确估量自己，就会对自己过于自信，忘记修养悖逆的忧虑，而责怪阴阳运行的失误。这两种情况都是诬蔑上天。那些认为天道不可知的人，没有不是起初妄意认为天道可知的。因为认为可知而责怪上天，责怪不上来，就转而认为不可知而听任上天。要求父亲慈爱，必然没有孝子；要求君主守礼，必然没有忠臣；要求福报应验于天道，必然没有良士。对上天要求过于笃切的人，是对自己要求过于微薄的人。他的心里想：我所做的，已经好了，没有过错，上天把我列在什么等级呢？看到别人得到福报就说：他哪里比我强而得到福报，我为什么不能立刻得到呢？看到别人遭受祸患就说：这按常理应该遭受祸患。等到自己身处忧患，又惊讶为什么祸患也降临到自己身上。有一次得到福报，就说天道存在；有一次遭受祸患，就说天道不存在。百年之内，不可能只有福报而没有祸患，所以怀疑天道存在，又怀疑天道不存在，反复而不能自己决断。上天不会因为厌恶草木枯萎而废除秋冬，不会因为厌恶山川险阻而废除山海，不会因为厌恶祸患而废除阴阳消长，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起初责怪上天可知，就立刻听任上天不可知呢？阴阳消长所趋向的地方，上天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到达的。人在其中得到兴盛或衰败，是人秉承了天的气而这样吗？是天自己把气赋予人吗？上天固然不能为愚者停止运转，也不能为智者改变轨道。而君子所获得的福报，小人必然不能得到；小人所获得的福报，君子必然不肯接受。这是兴盛之气是一样的，但承受兴盛的人本质不同。君子有时遭受祸患，必然不同于小人；小人免除祸患的情况很多，有时甚至比君子更严重。这是衰败之气是一样的，但经历衰败的人事情不同。认为天道可知吗？这是想让上天把自己区别于众人的常例。君子本来就有他的祸患，小人本来就有他的福报，上天已经不再区别君子了。认为天道可知，这是不能正确估量自己的过错。认为天道不可知吗？君子和小人，本来就已经不同等了。这是修养悖逆最可依据的，而天命的给予和剥夺是不可诬蔑的。认为天道不可知，这是不能正确估量上天的过错。《易经》说：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上天无可奈何，不能为君子区别对待，就是这样的。又说：《易经》使倾斜的变得倾斜，使危险的变得平安。上天有给予君子的地方，就是这样。天道从古至今都给予君子，而世人从古至今都怀疑天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命的定分无法明白地知晓。君主给予人，人知道原因，因为人知道定分的多少。即使有上等智慧的人，也必然不能知道上天所给予的定分。后来给予的，不知道原因；剥夺的，也不知道原因。而有时给予有时剥夺，必然有不如其定分的情况，可以凭主观臆测来决定。我从养生中验证并知道是这样。人的生死，必然有它的期限。然而精明强固往往在淡泊嗜欲、平和心气的时候得到，知道生命可以延长；昏惑疾病往往在放纵欢娱、极度思虑的时候得到，知道生命可以缩短。有时养生的人未必长寿，不养生的人未必短命。他们的寿命到达这个期限就停止了。怎么知道不养生的人不是先到达这个期限就停止了呢？他们的寿命能到达这个期限就停止。怎么知道善于养生的人不会更进一步超过这个期限呢？人的寿命不能预先确定，谁能指出所剩余的定分，是上天所给予的定分呢？富贵福泽，也是这类情况罢了。人们不知道君子的定分，所以看不到上天给予君子；人们不知道小人的定分，所以看不到上天剥夺小人。世上又很少有人怀疑自己不是君子，而惊讶自己所获得的已经优厚，所以怀疑天道可知不可知，没有停止的时候。然而君子奉行天道，洗涤积累，唯恐时日不足。对于欲望容易满足而不追求，对于祸害轻微承受而不恐惧。富贵就扩大我的事业，贫贱就精进我的事务。默默听任上天的作为，而尽我力所能及的限度。遵循自然的荒野而休息。对于可知，说：可知的是这样的，姑且以此自我安慰。对于不可知，说：不可知的是这样的，我以此自我警戒。可知与不可知交相信任，相信必然有定分罢了。不然的话，盯着睫毛间的细微之处而怀疑幽深玄妙，抱着奢侈的志向而责怪超越限度，舍弃日常饮食而迷惑于祸福征应之间，也是糊涂了。

原命

张望

古代推究天命的人，将天与人结合，先讲理而后讲气。现在谈论天命的人，将人与天分离，任气而遗弃理。唉，他们的言论多么悖谬而不可训导啊。人事有顺逆，天命有治乱。理与气不能同时并存，治与乱所以有不同的天命。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已经几千万年了。蔚然成为事功，显赫成为德行，古今日益遥远。天地长久存在的原因，是天命常常开始，人事常常因循；人事常常主导，天命常常辅助。然而天命不可以一天不治，那么理不可以一天屈服，气不可以一天伸张。怎么证明是这样呢？理就像君主，气就像臣子。君主有圣明和庸碌，臣子有忠良和奸横。理得到平衡，那么气就效顺；气效顺，那么气就辅助理，而天命治理。失去平衡，那么气就侵权；气侵权，那么理就役使于气，而天命混乱。所以有治命，有乱命。有天命将要混乱而又恢复治理的，有天命将要混乱而人治理的，有天命混乱而人治理的，有天命混乱而不能恢复治理的。治命是什么

译尧、舜、汤、武遵循正道而吉祥，桀、纣、幽、厉违背正道而凶险，这就是天命。

什么是天命混乱？后羿得以篡夺夏朝，秦朝得以取代周朝，咸阳的百姓没有幸存者，长平之战的尸体有几十万，这就是天命混乱。

什么是天命将乱而又恢复治理？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在陈、蔡被围困，这就是天命将乱而又恢复治理。

什么是天命将乱而由人来治理？焚烧粮仓可以使人下来，谋划可以使人脱身，改换服装可以使人远离危险，这就是天命将乱而由人来治理。

什么是天命混乱而由人来治理？少康恢复夏朝，光武帝复兴汉朝，这就是天命混乱而由人来治理。

什么是天命混乱而不可恢复治理？盗跖长寿而颜回早夭，孔鲤生病而死，孔子在鲁国困顿，孟子在邹国老去，这就是天命混乱而不可恢复治理。

从前古人所说的天人关系，大体就是这样。

所以说，人事有顺逆，天命有治乱，理与气不能并存，治与乱因此有不同的天命。

我由此感叹圣人的立身之道，圣人侍奉天命的方式：奉行天命的治理，违背天命的混乱；不奉行天命的混乱，违背天命的治理。奉行天命的治理而得到福分是常态，违背天命的混乱而得到福分也是常态，但有时两者都会落空。圣人不畏惧。奉行天命的混乱而得到祸患是常态，违背天命的治理而得到祸患也是常态，但有时两者都会落空。圣人不为之。

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

子思子说：“君子安于平易的处境以等待天命，小人冒险以求侥幸。”

孟子说：“长寿与夭折没有两样，修养身心以等待天命，这就是确立天命。”

又说：“懂得天命的人不站在危墙之下。”

又说：“口对于美味，眼对于美色，耳对于美声，鼻对于香气，四肢对于安逸，这是天性，但也有天命在其中，君子不把这归因于天性。”

“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客，智对于贤者，圣人对于天道，这是天命，但也有天性在其中，君子不把这归因于天命。”

那么，从内在来说，尽人事以符合天命；从外在来说，顺应天命而退守人事。这才真正懂得天命。

现在却不是这样。平庸的人以自以为是，杂乱的人以做事为能事。愚笨的人昏庸软弱而不进取，狡诈的人贪污腐败而自取灭亡。即使揭露他们的愚笨，惩罚他们的狡诈，不害怕告诉他们人伦道理，他们却说：“有天命啊，有天命啊。”

那么，将人从天命分离开来的人了，放任气数而抛弃道理的人了。将人从天命分离开来，难道还有事可做吗？放任气数而抛弃道理，不称之为混乱天命，可以吗？

只有以前的圣人，深知生死的原因，然而不知道出生的时候，不知道死亡的日子。等到事情已经发生而显现效果，所以违背了然后归之于天命罢了。这不仅不是仅仅解释众人的疑惑，以坚定行善而已，实在是因为气数加诸于道理之上，无可奈何罢了。从来没有忽视事情而放任天命的人。

如果有人在这里，苟且怠慢事情而抛弃生命，不能衣食，即将冻饿而死，难道是天命吗？如果说这是天命，那么在死者之前，将责备他的懒惰呢，还是预先料定他的死而暂不责备呢？假设他早先自己奋起，有了衣食，而不冻饿，将怜悯他的勤劳呢，还是预先料定他的不死而不使用我的怜悯呢？这与多做不义之事而招致罪过，改正而免除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唉，这可以说是没有思考了，这也不同于圣人了，这真是不知道天命了。

译在《立命说》辨析之后

罗有高

明朝中期有一位袁先生，写了《立命说》。他的观点说：人做善事，美好的回报就会随之而来。有一件善事，就必然有一个回报。善事的大小，立刻确立标准，每天登记下来，按日计算数量并禀告上天。上天将衡量其多少、长短、轻重，来匹配相应的等级，丝毫不差地给予其应得的份额。济阳的张先生听说后，认为这是错误的，说：这是异端的歪理邪说。这是炫耀微小的恩惠和勤勉，与天地鬼神做交易的人。做臣子却夸耀功劳，谋求宠幸和利益，不能称为忠诚；做儿子却显摆勤劳，谋求丰厚的家产，不能称为孝顺；凭借微小的恩惠和勤勉，向天谋求福报，不能称为善人，不能称为敬畏上天的人。舍弃六经和《论语》《孟子》所教导的公善、诚善，而学习伪善来谋取私利，虽然说是为了济助万物，但怀着自私虚伪的心，积累善行以期望回报，回报不到就会怀疑，回报到了就会懈怠，这样对万物的济助又能有多少呢？罗有高说：张先生的议论很高明。虽然如此，我担心这会堵塞中等和中等以下的人行善的道路。《礼记》说：没有私欲而喜好仁德的人，没有恐惧而厌恶不仁的人，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因此，上等的人对于善，是自然而成的，皮肤、筋骨、毛发、骨髓，都充满了善气；中等的人清楚地知道善的好处，就像水行需要船只和壶一样；他们见到不善，就像污泥一样玷污自己。中等以下的人对于善与不善，就像影子一样，像梦境一样，不必分辨。显明地用严厉的王法来勉励他们，幽隐地用严厉的鬼神来勉励他们，或者用名声来感动他们，或者用礼服来警示他们，依靠朋友同类和习惯来上下浮动。下等的人对于恶，是自然而成的，他们的欲望，邪僻而强悍，触犯王法，欺骗鬼神，以便直接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恶，名声推崇他们也不改变，讥讽毁谤聚集在他们身上也不改变，公开做恶不太怕被人知道，诚心做恶一定不屑于用伪善来掺杂。所以说：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畏惧罪过的人勉强行仁，下愚的人不可改变。因此，上等的人是天地清纯之气聚集而偶尔有的，下等的人是天地浊驳之气聚集而偶尔有的，常有的是中等人。而中等人有欲望和畏惧，先王知道中等人的欲望和畏惧是可以利用的。因此，树立皇极来端正他们的观念，确立彝伦来治理他们的纲纪，制定礼仪来安定他们的位置，用颂辞来驯服他们的野性，用筐篚燕好来联络他们的情感，担心有昏暗而不明白的，于是通过师友讲说来穷尽其奥妙，担心有强横而不谦逊的，于是用音乐鼓舞来感动他们的天性，由此才能美好的人超出他们的同类，于是用爵位赏赐来表彰他们，教化周全完备而恬静不遵循，放纵傲慢虚伪，于是用刑罚鞭打来威慑他们，迁移郊遂划分井田来使他们羞愧，刑罚赏赐明确而欲望畏惧统一，欲望畏惧统一而王道兴盛，像这样迂腐且困难，当那个时代没有欲望没有畏惧，中道如同本性的人，固然应该有，而因为欲望畏惧而服从教化趋向善的人，难道不很多吗？羡慕风声，观察象魏，然后明白好恶的方向，确定欲望畏惧的分界，以畏惧为堤防，以欲望为标志，勉励而趋向事务的人，难道不很多吗？这都是不能离开私心和伪善的。先王不忍心将他们区别对待，包容保护没有边际，总括而教化他们，用艺术来使他们愉悦玩赏，用宽裕的时间来坚定树立他们，等到他们成功，和顺渗透，诚信通达，欲望厌恶泯灭，天理显著，德性产生精微的极致，人人都知道是固有的，曲折杀伐经等繁复的数目贯穿习得，说乐而调和，敦厚亲近而不厌倦，而王道四通八达了。上等的人没有欲望畏惧而成功，没有什么需要我的教化，下等的人邪僻没有畏惧，我的教化施加而穷尽，只有诛杀流放等待他们。中等的人喜好仁厌恶不仁，真诚与不真诚混杂，而对于欲望畏惧没有不真诚的，对于欲望畏惧真诚，这就是他们良知良能的显现，可以引导驾驭而充实的。所以说圣人制定行为，不根据自己的标准制定，所以说议论道从自己开始而制定法律为了百姓。张先生的说法，难道不是不用养鸟的方法养鸟，而用养人的方法养鸟吗？我看到爰居鸟被笙镛惊吓而逃匿。而且他在天人之际似乎明察，而远离未深的游历，意而为之辞。说大禹孔子的话天，以理势的自然者为天，不是说记录功劳过失，丝丝计较者为天。说天的可畏，不是说天的可邀。这是对的。张先生的所谓自然，还是说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罢了。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这不是细微阔略偶会其适之谓至神至精，肖类应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朕，所以说各正性命，物与无妄也夫。那么天的记录功劳过失，丝丝计较，比人自己疏簿书更加严密核实了。权衡不言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绳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规矩不言而人取方圆焉。这其程品井辨，极于锱铢厘忽累黍，而人不谓苛。数者之陈于前，即大奸猾，无所施其谬巧而诡遁。人人之准威福于天地鬼神如斯矣。所以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所以先王的严天地鬼神则白矣。本太一，专阴阳，柄四时，记日星，殽地则曰降之社，仁义则曰降之祖庙，兴作则曰降之山川，制度则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听祭，报丧者不哭

译不敢穿凶丧的服饰。广泛清扫，使道路恢复原状。乡里为祭祀准备田烛。帝王用于祭祀的牛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那些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受到奉行上天之实的恩泽的。为了社祭的事，单独从里中派出人员。为了社田的耕作，国人竭尽全力劳作。邱乘之地，供给齐盛的祭品。那些愚昧的百姓，没有不受到奉奉大地之实的恩泽的。在禘祭时，颁发爵位和服饰，出巡田邑。在尝祭时，发布秋季政令。重大的政事、重大的礼仪、重大的军事、重大的刑罚、重大的劳役，无不以上天和祖先来统摄，以百神来约束。神明的恩惠，下赐给守门、厨师、阍人等卑贱之人。报答享用的礼仪，通达于猫和虎。居于天下之中而立，却不敢擅自做一件事。独占万物之利，却显示上面有所承奉。精审厘定祭祀的典章，不混杂淫祀，也不遗漏对小鬼小神的劳苦。这并不是为了文饰，而是真诚地透彻知晓神明的德行、幽明之理、众生的本源。他的情感深厚，礼仪恭敬，办事忠诚。他亲身奉行得详尽，推广到治理上明察。所以那时百姓和乐，鬼神安怀，胎卵顺利孕育，都是由于遵循这条道理。

距离圣人时代久远，失去大义而只陈述数目，主持者懈怠轻慢，勉强沿袭旧例行事，与工祝同样昏昧。秦汉之际，礼器的数目败坏散失，装饰淫巧，混杂采用陋儒愚巫的方法，施行于太常寺。后来的儒者鉴其诬妄亵渎、不合常理，矫枉过正，一切虚妄冒称的都说成是“理”，大家都认为没有实物，看待前圣的礼制，几乎像优伶表演一样。张载祖述这种意思，不再探求本末，从而加以辞绝。这是想要人真诚向善，却堵塞了真诚的源头；想要人敬畏上天，却以空泛疏略作为教化。

张载说：“我忧虑的是立志为善却不以六经、《论语》、《孟子》为根本。”六经、《论语》、《孟子》与袁氏的学说相差悬殊，难道还需要辩说吗？虽然如此，我且通融一下。卖假金的人，所夹杂的金子不符合标准，一倍地掺杂，再倍地掺杂，使得成色与良金相当，那么卖物的人和物就混同了。这与夹杂恶金而强卖的人不同，与制造伪金冒充良金的人又不同，与空手而立志盗窃的人又不同，与持刀抢劫的人又不同。假如有告发的人说：“储存良金，金子不耗费而货物美好。”他难道不相信吗？又有告发的人说：“努力储存良金，不要为了货物。”将有请求的人来请教。他难道不相信吗？所以我以为奉行袁氏的学说，真诚劝勉遵循实行而不懈怠，这将可以和他谈论六经、《论语》、《孟子》了。我私下担忧奉行袁氏学说却若存若亡，那么善的萌芽已经焦枯了。我又担忧精心制造伪金，与良金混淆，篡夺六经、《论语》、《孟子》，像帮助猛虎展翅飞翔一样。等级再往下，不还是说金子不符合标准，我以此为耻；制造伪金，我还有所耗费，不如空手盗窃；空手盗窃，不如持刀抢劫吗？

张载说：“当他作恶时，不夹杂一点善；当他为善时，不夹杂一点恶。这是贬低齐桓公、晋文公而推崇高洋、朱温吗？推崇他们作恶不夹杂一点善，认为他们的强暴资质可用于善吗？这是说持刀抢劫的人，可以劝勉他纯粹使用良金而不欺骗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张载说：“人的胃里有积虫，因此不喜爱五谷，喜爱泥炭。积虫夺取了他饮食的正道。知道这是病，急忙舍弃所嗜好的，用药杀虫，逐渐进食五谷，那么元气可以恢复。不然，这将不能成为完整的人。”我也说：“胃里有积虫，不可以突然进食五谷。进食五谷将抵触而呕吐，无益于胃反而伤害它。必须先用药杀虫。”袁氏的学说，即使未必符合古代的汤液，也是杀虫从治的药剂。为什么呢？世人违背天地鬼神已经很久了。明朝中期，纲纪紊乱，政刑失当，国法不足以作为威吓和劝勉，而有个人，从天上取得威吓和劝勉，从鬼神那里取得威吓和劝勉，他有反省自身、涤除罪恶的意思。

张载说：“人胃中的积虫是什么东西呢？是急躁进取、侥幸获得的念头。”我说：“确实是急躁进取和侥幸获得吗？狡猾桀骜的人将奔向权宠之门，寻求满足，券取索取。而信奉袁氏的徒众，固然还是移动他们接近权宠的心，向上邀求苍天和不闻不见的鬼神，不敢空邀，而一定自我督促小善微勤以求鉴察。遵循这个而不休止，将觉察到急躁进取、侥幸获得的念头是不对的，回归到公善诚善，就不难虫杀而五谷进，将品尝到甘甜，饱足而不舍弃。”

《易经》说：“纳约自牖。”《孟子》说：“教也有多种方法。”天地鬼神的德行盛大，他们哀怜这些人，与人宽恕，与善广博，他们一定不专守一道，可以推究而明白。张载的意思，说天是积理的精博者，鬼神是气的能力、理的作用。所以说理势的自然，而不知道它堕入空泛疏略。想要达到尊畏，而不知道它的弊端流于空荡轻慢。《论语》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解释说：“民义是鬼神的奥妙，务民义是敬鬼神的实质。远之是说天难以信赖，皇天没有亲疏。一念善，鬼神喜欢，不因为以往的恶而阻隔；一念恶，鬼神厌恶，不因为以往的善而赎免。好恶无常，只鉴察善恶，不像骨肉亲属、伦类那样与之缠绵。以此称为远之。”所以说：“父尊而不亲，天尊而不亲，鬼尊而不亲，命尊而不亲，火尊而不亲。”火是日常用于人的，放置不当则焚烧无所选择，不因为长久使用于人而有爱。以此称为远之。《易经》大传说：“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状，是体质

译这是《颂》篇的内容。所谓情，就是喜好与厌恶。它的形态极其细微，所以说看它却看不见，听它却听不到。喜好与厌恶充盈内心，周流于天地四方，所以说它体现于万物而不可遗漏。确实如此啊。

译功行录序

陆陇其

圣贤的著作，不过是劝人向善、警戒为恶罢了。有的用道义来匡正，有的用福报来诱导，但劝善的目的相同；有的用道义来禁止，有的用灾祸来恐吓，但戒恶的目的相同。灾祸与福报对于善与恶，就像影子对于形体一样。君子衡量的是道理而不是气数，但他们教化世人时，没有不同时谈论祸福的。道理足以使天下的君子尊崇，但只有谈论福报，才足以引导天下的中等之人；只有谈论灾祸，才足以使天下的不肖之徒畏惧。这在经传中记载的，本来就已经深刻而显明了。君子虽然不因为贪图福报而行善，不因为畏惧灾祸而不作恶，但孔子还说君子心中常怀刑罚（敬畏法度）。因此圣贤自我勉励，而常常以不肖之徒来自我防范。唉，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君子的原因啊。

《周礼》中司徒掌管国家教化，以安抚安定邦国。用“保息”六事来养育百姓，用“本俗”六事来安定百姓，用“三物”来兴举百姓，用“八刑”来纠察百姓。每月吉日开始调和，年终接受汇报。在乡、州、党、族、闾、比等基层组织中，没有不按时诵读法令的。所以他们的教化，有本源有根基，广博而贯通，简约而详尽，浩荡而平和，没有细碎繁杂的言论。而当时的人，也只把它当作正道而不当作利益，知道畏惧法令却不知道畏惧上天。关于吉凶祸福的说法，仅仅见于圣君贤相的告诫中，并不是用来教化百姓的工具。彰明正道，断绝天地之间的私通，这就是它之所以兴盛的原因。

圣贤不再出现，教化不再清明。法律足以禁止明显的恶行，却不足以禁止隐藏的邪念。只有上天的报应，从古至今不曾改变，用来补救人力所不及的地方，但又不能没有盈亏迟速的差异，错综复杂的变故。推究始末，不差毫厘，但当时很少有人不认为它虚无缥缈而不可知。由人造成的祸福直接而明显，由天造成的祸福细微而多变。直接而明显的既然有所不及，而细微多变的又不能使天下人信服，那么中等以下的人将无所畏惧而无所不为，仁人君子能不担忧吗？不得已而广泛考察古今，记述那些福善祸淫的事迹，并详细记载其缘由，以表明天道必然如此。就像在隐秘之处悬挂一律令，在席上放置一斧钺，使阅览者心中警惕，以消除他们的疑虑而坚定他们的畏惧。虽然言语似乎琐碎，但分类归纳，深入探究隐微，显露恶行而严惩隐恶，观察事物没有遁形，这难道不是辅助慎独的好方法吗？

宋朝末年，《感应篇》出现；明朝末年，《功过格》出现。这些都是仁人君子身处下位，不得已而救世的著作。所以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王道在上层不明，所以孔子作《春秋》。现在虽然万万不敢与此相比，但心意大概相近。这本来就不是盛世所应该有的。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有人创作，那么即使在盛世也不应废弃，又岂止是不废弃而已，必将为之阐发其义理，扩充其未备之处，阐明其未达之处，以叮咛天下的耳目，而惟恐人们不信从而跟随。这也是仁人君子用心之处。

邑人李子荪奇，所辑录的《功行录广义》，我非常敬佩他用心之深厚，用力之勤勉。唉，士人君子如果在世得志，身负治理百姓的责任，举先王的教化而阐明它，大纲举起，万目张开，不需要细碎繁杂的言论，而用来劝戒人的，也不等待上天降下的威福，那么这本书就可以不作了。现在李子荪奇既然在世不得志，蕴藏其心意而无处抒发，忧目伤怀而不能不言，又不愿意他的言论太大太深而不合于流俗，于是选取世人容易相信的书，广泛加以衍说，平易朴实，不修饰不文采，而勤恳周到，合乎规矩，期望不违背圣贤的本意而后已。过去的贤人有云：不做良相，就愿做良医。李子的书，大概也是世间的药石吧。假使李子得到执政的权柄，来实行他的意愿，而不只是停留在空谈上，他的成就究竟会如何呢？

州泉积善录序

姜宸英

客人说：古人说阴德就像耳鸣，自己可以知道，别人却听不到。现在刊刻《积善录》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那位八十岁的老友朱纮先生所做的，不是吴子的本意。而且我已经向孔子请教过了。从前子路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给他一头牛作为感谢，子路接受了。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去救溺水的人了。鲁国的法律，鲁国人从诸侯那里赎回臣妾的，可以从官府领取金钱。子贡从诸侯那里赎回人，却退还了金钱。孔子说：君子的举动，自身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于百姓的，不仅仅适合自身的品行。鲁国富人少而穷人多，赎回而接受金钱则不廉洁，不接受则以后就没有人再赎回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再赎回了。接受牛是贪婪，不接受金钱是极度的廉洁。孔子对于这两个人，所赞同的是这样，而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圣人的乐于行善真是没有止境啊。如果这样可以诱导人向善，利益尚且不避，何况名声呢？

从前宋朝富郑公在青州，赵清献公在越州，赈济灾荒的方法，当时的名儒都写文章记载它。而元朝的何长者，地位极其卑微，胡汲仲也写文章详细记述他的事迹。这本录书记载的赈济灾荒、施药、救灾、助丧、施棺等事，都有良好的方法可以遵循。后人仿效实行，利益无穷。君子与人一同行善，不仅仅跟随称道他，又因为他的方法不可埋没，又乐于书写他的事迹以留给后人。如果说这有嫌疑于名声和利益而

译避开它。见到它的人也说这是接近于追求名声，接近于追求利益。我不加以称述。这是私心，不是公心，应当是圣人所不采纳的。吴子名振，字孟，是浙江石门人。他学识渊博，擅长写文章。当时正在京城等待任职，在当时享有盛名。

译感应汇传序

彭定求

我私下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但一个“感应”的道理就足以概括它们了。所谓感应，是理与气结合并参杂其中的现象。追溯那清静玄妙的宇宙初始，理浑然完整，这就是纯粹至善的状态。一阳一阴，交错往来，没有穷尽。人出生后，因禀赋的清浊不同而有所区别，因刚柔不同而有所判定，于是有善就不能没有恶，而祸福随之而来。推动它运行的是气，主宰它的是理。这是感应必然的规律，没有人刻意招致却自然发生。如今学士大夫们的议论有两种：一种是想感应却忌讳谈论它，一种是想感应却轻视忽略它。那些忌讳谈论的人，看重富贵利达的习气，深谙机巧欺诈的手段，常常援引“天道远，人道近”的说法来方便自己的私欲。他们说那些至高无上的言论，探究起来茫茫无边，搜索起来幽暗不明，作为儒者却沿袭道家藏书的绪论，不是愚昧就是荒诞。所以有人强辩掩饰错误，即使到了报应昭彰明显之后，也不肯以前车之鉴为戒。这确实是肆无忌惮的一类人。那些轻视忽略的人，沉溺于高明的境界，游心于旷远的途程，于是误信了“无善无恶”的说法，认为行善去恶，就落入了计较功利谋利的门径，起初并非君子立教的根本。如果人人都寄托于上智之人，而防范检点日益减少，补救措施日益稀少，那也是偏执的过错。遵循这两种说法，纠纷煽惑，如同痼疾深入膏肓而无法解除。所以善不能抵销恶，祸不能抵销福，难怪夏子深切忧虑而汇编成这部传了。我认为这部传的优点有三：一是辅翼圣经，二是赞助王化，三是顺应天心。福善祸淫的大旨，都见于五经四书之中，而文中因纲列目，使人反省自身而查验，依据事实而考察，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书。有这部传来为之条理清晰，为之贯通，无非是慎独工夫的条目，所以说它辅翼圣经。士人行径浮华靡费，民俗苟且轻薄，用章服来劝勉他们，用刑罚来整齐他们，而冒滥的情况已经很多，侥幸免罪的人尤其众多，那么用来矫正他们邪僻的手段，决不是刑罚驱使、权势禁止所能达到的。有这部传，天地鬼神如同亲临、如同质对，或许能使人惊心动魄，可以潜移默化，所以说它赞助王化。上天仁爱世人到了极点，风雨露雷，无非是最高的教化。昊天明亮，昊天清晨，哪里涉及矫饰诬妄的说法呢？神道显明灵验，通达于天地之间。有这部传，道义在传令人的木铎声中警醒，征兆在卜史的口诀中显现，所以说它顺应天心。我希望尽快将它刊印，给持有异论的人展示针砭。

与翁止园书

方苞

我晚年结交得到您，心目中未曾敢以今人看待您。等到遭遇祸患，我怜悯您颠沛危困，用理义开导您，都不违背我所期望的。这是您结交我的道理已经尽到了。如果有疑惑却不拿来问我，那就与您结交我的情谊不相称。所以敢坦露我愚钝的心意。最近听说您与亲戚因为锥刀之利产生嫌隙，议论纷纷，流传于朋友之间。虽然告发的人说法一致，我坚定地相信没有这回事。然而苏子有话说：人必定贪婪钱财，然后别人才怀疑他偷盗；必定好色，然后别人才怀疑他淫乱。难道您平素，还有不能使那些人完全信任的地方吗？我过去在京师，见到同辈中有公然做轻薄亵渎之事的人，青阳徐诒孙说：如果无害，他们不知道那是恶行而去做。我们这些人如果有这种行为，上天就会厌弃我们了。从前叔孙豹因为庚宗的住宿导致饿死，叔向娶了巫臣氏的女儿而灭了他的宗族。修养严谨的君子，不仅被人责备，上天也会责备他。徐诒孙的话，可以说彻底知晓天人的缘故了。我自遭遇祸患，长久思考以前的过错，那些表现在声音动作上的恶行并不多。而竟然达到这种极境，是因为既以士君子作为追求向往的目标，而在幽暗独处中有时不能自我洗涤，所以不被鬼神宽恕。您高洁的品行清白的德行，难道只是朋友信任吗？即使是乡里间愚昧无知的人也赞叹羡慕。那么您修身行事要谨慎啊！我又听说古人有朋友，在患难时互相救助，在显达时互相引荐，都是次要的事务。考察其本义，以劝善规过为先。我自与人交往，即使向来相亲信的人，如果这样做，必定招致愤怒而遭遇非难。我常为此自伤，但不敢以此揣测您。对于前面所听说的，既然相信您必定不会那样；对于后面所陈述的，又相信您必定心里知道是这样。所以敢全部坦露。

答门人问学

李中孚

承蒙您说在静坐中反而觉得思虑纷乱，这也是初入门的常态。只有随着思虑随着觉察，随着觉察随着收敛罢了。然而思绪多端，都是因为心中没有主宰。倘若开始未能立刻免除，不妨涵泳圣贤的格言，使义理津津有味地悦心，天机自然流畅。以此寄托心神，胜过空持强制。久而久之，内外澄澈，自然成为一片。自己存养的得力，那么惠及他人自然宏大。处处可以转移人心。纵然平时所应之事、所接之人有限，而心中生生不息的机括原本无穷。这是立人达人、邦家无怨的根本。想要知道孔颜之乐，须知世俗之忧。没有世俗之所以忧的原因，便是孔颜之所以乐的原因。乐的话，富贵贫贱患难流离，无往而不自得。即使不幸到了饥饿而死的地步，俯仰无愧，莫非都是乐。轮回的说法，我们儒者未曾谈论。君子只尽到自己该做的，三涂八苦，四生六道，有与无听之而已。如果因此而动心，那么平日所砥砺修养的

译这乃是有所企图而为之。这就已经是贪心和利心了。又怎么能出离有为、超越无为，不堕入轮回之中呢？积累善行会有多余的福庆，积累恶行会有多余的灾殃。报应的说法，原本真实而非虚幻。即使中间行善未必蒙受福报，作恶未必遭受祸患，怎么知道自己所谓的善，不是上天所谓的恶呢？人确实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砥砺操守，却在暗中败坏检点的人；平时看似谨慎老实，没有过错可指责，但反过来一念之间的隐秘处，却有不堪自问的情况。何况即使表里如一、纯粹无瑕，但艰难才能成就德行，深切的忧患能开启圣智。烈火猛焰，无非是锤炼的凭借。身体虽然坎坷困顿，内心自然通达安泰。至于作恶或许没有立即遭受祸患，但又何曾最终不遭受祸患呢？明处有人指责，暗处有鬼责罚。不显性地遭受王法制裁，便暗中受到上天谴责。甚至家中风气败坏，子孙倾覆。想到这些，真让人骨寒战栗。从形体寿命来说，确实有颜回早夭而盗跖长寿的情况。但如果论及实质，颜回未曾早夭，而盗跖又何曾长寿呢？唉。遵循正道而早夭，虽然早夭却如同长寿，何况还有不与死亡一同消亡的东西呢？违背正道而长寿，虽然长寿却如同早夭，何况还有不与生存一同存在的东西呢？《诗经》称颂文王在上，光辉照耀于天，在上帝左右，原本不是虚妄之语。而孟子所说的被命名为幽王、厉王，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那么，生前享年虽然长久，却被有识之士所羞耻提及，这又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道理本来极其明白，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总之，学习贵在知道要领，而辨析疑惑必须循序渐进。刚谈论静坐功夫，就泛泛涉及位育参赞等说法，未免心志驰骋，恐怕不符合切问近思的初衷吧。

译回复范彪西的信

王复初

承蒙您赐予经书训诫，我极为敬服。蒙您虚怀若谷地向下询问，我就把自己所见的观点陈述如下。如今，人的本性本来是善良的，圣贤的体用，每个人本来都具备。只是因为气质、物欲的沉溺迷乱，导致人与天理之间悬隔如天渊。那些愚昧的众人，在日常生活中不知晓这些，就不必说了。然而，那些学问丰富、才华雄健的人，却师心自用，以至于机巧变诈、罗网陷阱，流变为小人而毫无忌惮。为什么呢？古人在幽暗独处之中，也如同在众人面前、在君王面前一样庄重，神明降下鉴察，所以妄念不生，天理得以恢复。这是“戒慎恐惧”的正统脉络。然而近来谈论道术的人，认为谈论天理就不必谈论感应。无所畏惧而不作恶，那是生来就知道、安然践行的圣人境界。君子心怀法度，智者利于仁德，生来就知且安行的人有几位呢？既然生来知且安行的人不可得，如果扫除感应之说，不几乎开了人们放纵恣肆的门路吗？羿、奡、禹、稷，南宫适的提问，孔子不回答，正是深深契合于心。他的提问明明是在折贬三家，推崇孔子，如果一旦回答，未免有所妨碍。而极力称赞他是君子，再次赞叹他崇尚德行，那么孔子对他的赞许就可以知道了，而善恶的报应断然不差也可以知道了。又说地震、阴雨等纷乱现象，是偶然的，与人事无关。上天垂示天象，是用来警戒人的；人修德行善，是用来挽回天意的。所以成汤自责而招致甘霖，宋景公一句话而挽回星变。日有异常就修德，月有异常就修刑，这类事情，史书不胜记载。圣明的天子尚且多所修省，怎敢说不关人事呢？又说人死后无知。如果死后无知，那就无鬼神了，无报应了。其他的不详细论述，只以《易经》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又说“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鬼神不仅有其理，而且有其情；不仅有其情，而且有其状。人世有赏罚，也有报应。侍奉神明、侍奉鬼魂，知晓生、知晓死，一以贯之。这是孔圣人的训诫，而不是后人的臆测。又有人说圣人去世后，他的气也消散了。那么郊社禘尝的祭祀，在帝左右，都成了空话。“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也都成了荒诞不经的妄说了。那么报应森严的道理，不仅仅是为了劝诫愚昧的人，也是用来警戒贤智的人。愚昧的人尚且知道相信，而贤智的人不相信，其酿成的祸害更深了。先生谈论道理，必定取其精当，而一以劝善警恶为旨归。我的佩服，出于内心的真诚。偶然因为您的垂问，敢布露素心。

持盈论

刘开

兴盛就必定衰败，满溢就必定亏损，天下没有不同意的。即使是君子的道理也不免如此。名节兴盛而党锢之祸兴起，道学兴盛而伪学之禁兴起。事物忌讳太盛，不仅仅是世运的罪过。积聚财富超过万贯而盗贼窥视，积聚书籍超过万卷而火灾毁坏。上天并非不知道积聚书籍比积聚财富好，而灾祸随之而来的原因是数不可盈。上天厌恶盈满，甚于厌恶不善。人厌恶满溢，甚于厌恶不义。齐桓公以义在葵丘会盟，而背叛的有九国，因为他骄傲自满。王莽包藏祸心，而开始都喜悦他，因为他谦卑待人。天道对于人情，也不相去甚远。高的就抑制它，低的就扬举它，这是确定而不可改变的。善就有福，恶就有祸，这是理之宜然。善有时而有祸，恶有时而有福，这是数之适然。虚则无不福，满则无不祸，理数皆如此。理不可过度，数不可极尽，无论善恶，自损者益，从古至今，百不失一。有盛就有衰，有喜就有戚，君子小人，交替为祸福。圣贤知道如此，所以顺应天意不以乐而以惧，接人不仅爱而且加以敬。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因此积微而彰，持盈戒满，是道的纲纪。不仅仅是圣贤如此，即使是天地也不敢自处于盈满。不是天地的力量不敢，而是道本来如此，天地不能违背。所以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太阳到了中午必定偏斜，月亮盈满必定亏损，春夏生长，秋冬敛藏，四季也有退位的时候。狂风不刮一整天，暴雨不下一个早晨，风雨也不敢超过常规。天地日月四季风雨所不能做到的，而人敢居之吗？舜的五位臣子，子孙都有天下，因为他们的功德惠及百姓巨大。上天笃生孔子，他前世的德行，必定远远超过各位圣人的积累。而孟僖子所称道的，不过是说恭敬。恭敬是道所给予的，天所保佑的，神所赐福的。而从事君子之学的人，可以察知盛衰盈亏的缘故，而不必仅仅以善恶来论天道。

贵齿论

刘开

古时候，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所以即使是天子的嫡长子，也等同于士。当他入学时，必定与众人按年龄排序。这是为了表明有尊。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始终卑贱的人。所以即使是平民，年龄超过八十岁以上，天子必定加礼。这是为了表明有敬。尊齿敬老的意义，始于朝廷，遍及天下，没有不同意的。自三代以来，未曾改变。如今世情轻视老人而尊贵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新进的人多，速成的念头重，学习不按次序，而名声可以侥幸得到。这就是鄙视老人而无用，而轻视年龄的原因。班固有言，古代的学者耕种且供养，三年通晓一门技艺，用力少而蓄

译德行深厚。三十岁时五经的学问确立。让他从容自得地修养心志。从而逐渐通晓修身治人的道理。所以在他尚未出仕的时候。那些开启、救济百姓事物的道理。已经讲习得很熟练了。等到四十岁。道理明了而德行确立。才可以出仕。到了五十岁。经历的事情已经很多。才可以担任官职政事。出仕不一定非要等到四十岁。担任政事不一定非要等到五十岁。然而以此作为界限。难道不是为了培养恬淡宁静的风气。杜绝浮躁争竞的习气吗。况且古人三十岁通晓五经。学问已经完成了。必定推迟十年才开始要求他出仕。想要逐渐磨砺他的学问。熟悉时事。并且想要涵养他的性情。增加他的智识。因此出仕为君主谋划。处理起来从容不迫。恩泽施加于百姓。功业垂范于史册。后世的人追求早日显达。少年时期。就期望获得富贵。所崇尚的不是通晓经义。而是应付考试的辞章。所追求的不是经世致用。而是求取俸禄的手段。终身出仕或隐居的大事。却早晚都在图谋。贤能的人不能宽裕地给予时间。以加深研究古道的功夫。愚笨的人没有地方耗费心思。却都有突然获得的意思。一旦得志。授予他政事。难怪他们不知所措了。学问出于草率粗疏。治理之所以败坏。难道不是由此而来的吗。因此世间纷扰。浇薄成为习气。士人争着急于利禄。年龄刚过三十而没有考中进士的。就都有怀才不遇的感慨。年老色衰的悲哀。唉。也知道古人这个时候。尚且不敢说出仕的话吗。从前那些以衰老为恐惧的人。是担心自己的德行不能更加修习而行为不能尽力。后来那些以衰老为恐惧的人。没有显达就感叹进取没有希望。已经显达就担心荣华富贵难以长久。所以世间有资深学者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学问德行在当时受到重视。而后辈初学的人。就轻慢侮辱他们而不加以尊敬。而这些人自己也哀伤自己衰老迟钝。不再有刚毅的气概。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人把自身当作仁义道德的载体。年龄越高见识就越增进。而美好的名声日益显赫。所以天下都尊重年长的人。后人把自身当作声色货利的载体。年龄越衰老精力就越消耗。而不能有所作为。所以天下于是轻视年长的人。年齿。是先王用来尊崇、敬重而不敢忽视的。国家优待老人的典制。未曾不隆重。而世俗之情以早日显达为重。逐渐形成这种习气。以至于厌恶抛弃老成之人。三代那样尊贵。后世这样卑贱。可以由此观察人心的变化了。

译这是《是亦楼记》

全祖望

袁正献公世代居住在城南。他的讲堂就是人们所称的城南书院。讲堂旁边有一座小楼，取名为“是亦”。这是正献公游息、登临眺望的地方。深宁居士记述正献公的话说：“这小小的地方，只是不高大罢了，这也算是楼了。不只是这座楼，推而广之到山石、花木、衣服、饮食、财物、仆役，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再推而广之到我自从入仕以来的宦海情怀，也都看作像这座楼一样，说只是不高显罢了，这也算是做官了。凡是身外之物，都可以少求而容易满足。只有这自身与天地一样广大，一样高明，是我本来就拥有的，早晚磨砺，不容许稍有懈怠。如果自安于流俗，说这也算是人了，那么我是不敢的。”正献公命名的用意就是这样。我曾经说，圣贤的学问，总不容许苟且的说法。所以不仅不可以苟且地活着，也不可以苟且地死去；不仅不可以苟且地获取，也不可以苟且地给予。苟且地活着、苟且地获取，这种人本来就是庸劣的资质，即使想让他振作起来也不能，这是流俗的人所做的事。苟且地死去、苟且地给予，那么本来就有求异于流俗的心思，却不知道这是急功近利的见解，君子以此为耻。于是只有不妨苟且的，就只有居处日常用度之间，孔子之所以称赞卫荆善于居家，就是这个道理。历来文章家所记述的，园林亭榭的胜景，不过是流连光景，夸耀其布局的工巧，没有用儒家的法言来论述的。所以我在正献公的楼上，特别详细地记述他的话，以表明这座楼的留存，就是先哲学术传统的寄托。正献公去世，已经五百多年了。我重新寻找遗址并把它发掘出来，使经过这里求学的学子返回来反省内心，就像听到谆谆教诲在耳边一样。以此来去除他们求安逸、求饱食的想法，而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这就是正献公所期望的。

这是《与友人书十首》

顾炎武

大难刚刚平定，应当反省自己、治理自身，作为善后的计策。从前傅说告诫高宗说：“只有减少干戈，反省自身。”而孔子在解释《易经》时说：“山上有水，是蹇卦，君子因此反省自身修养品德。”孟子说：“行为有不得心的，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左传》记载孔子的话说：“臧武仲有智慧却不被鲁国容许，是有原因的，做事不顺理而施恩不宽恕。”如果能够省察这颗心，使克制、攻击、怨恨、欲望的情念不在心中萌发，而顺理行事、宽恕施恩，以至于在朝廷没有怨恨，在家里也没有怨恨，这样就可以进入圣人的道了。把以前横逆而来的事，当作他山之石，这就是张载所说的成就你的意思。至于褒贬人物的议论，很容易招致怨恨而损害德行。自己审视这个人，能像许子将那样，才可以掌握汝南的月旦评。然而那还只是一郡而已，不敢涉及天下。不致力于反省自己却喜欢评论别人，这是现在的君子终身不能与道相合的原因，我不愿我的朋友这样。

每次听到高谈阔论，无非是评论别人的言论。孔子说：“三个人同行，一定有我可以的老师。选择他的优点来学习，看到他的缺点就改正自己。”您的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然而子贡评论别人，孔子说：“赐啊，你贤德吗？我没有空闲。”这就是圣门弟子孜孜以求的，不仅仅在于了解别人。《论语》二十篇，只有《公冶长》一篇多谈论古今人物，而最后说：“算了吧，我没有见过能看见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又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某个人那样忠信的人，但不如那个人好学。”这就是评论人物的人，作为内心自我责备的地方，而不是好学深入，就不能看见自己的过错，虽然想改正不善以迁向善，但方法无从着手。在末尾记下这两章，其用意应当也有所在，希望您与我详细探讨。

古代迷惑众人的，行为虚伪而坚定；现在迷惑众人的，行为虚伪而脆弱。他们在利害得失的关头，尚且不能坚持自己的正确，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所以现在好名的人都不值得担忧，只把他们当作普通人看待就可以了。

《宋史》说刘忠肃每次告诫子弟说：“士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旦被称为文人，就不值得一看了。”我自从一读这句话，就断绝应酬文字，用来培养器量见识，而不堕入文人的行列。在室内悬挂牌子，以拒绝来请，人们都看见，您还不知道吗？还是认为随俗为之，对器量见识没有伤害呢？中孚为他先母请求写传多次，最终我都推辞了。只为一人的家事，而与经术政理的大道无关，就不写。韩愈的文章兴起八代之衰，如果只写《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等篇，而一切铭状都谢绝，那么确实是近代的泰山北斗了。现在我还不敢这样说。这不是我的话，当时刘乂已经讥讽他了。

能写文章而不做文人，能讲学而不做讲师。我看见近日做文人、做讲师的人，他们的意图都想以文名、以讲名。孔子不说过吗：“这是听闻，不是通达。”默记在心，我虽然不聪明，请奉行这句话了。

君子做学问，是为了阐明大道，是为了拯救世道。仅仅凭借诗文而已，所谓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从十五岁以后，专心致力于经史，在音韵学上，深有心得。现在写五本书来续接《诗经》以来断绝的传承，另外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多卷。如果有王者兴起，将把这些付诸实行，以达到

译当今世道，已不及上古治世的鼎盛时期，因此不敢对今人讲述那些道理。先前所流传的刻本，不过是其残余罢了。

译孔子删定编纂六经，就是伊尹、太公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那颗心。而当今那些注解虫鱼、命名草木的人，都不足以谈论这种境界。所以说，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实际的行事中。《春秋》的写作，只是言语罢了，却被称为行事，因为天下后世用它来治理百姓，将要称它为空泛的言论也是不可以的。我不自量力，对此有所见解，所以凡是文章不关乎六经的宗旨、不关乎当世事务的，一概不写。既然已经以阐明道义、拯救百姓为目的，那么对于当今普遍存在的祸患，而没有专门指责具体某人的，也就不敢回避了。夜里梦见写了一封信给执事，说：“路过蒲地时称赞子路，到达平陆时责备距心。”唉，梦中的心意，就是清醒时的心意；普通人的心意，就是天下人的心意。现在将要暂时告别贵地，百姓生活的利弊，希望全都教导我。人虽然卑微，言语虽然轻微，或许凭借它而变得重要。

引用古事来筹划当今，也是我们儒者经世致用的方法。然而这类故事，不想让在位的人知道。今天的事情，兴办一项利益就是增添一项祸害。如果实行沁水的转运法，那么河南必定受到骚扰；开辟胶莱的运河，那么山东必定动乱了。

亲眼目睹世风的趋向，才知道治乱的关键，一定在于人心风俗。而用来转变人心风俗的，那么教化和纲纪是不可缺少的。一百年成就它尚且不足，一天败坏它却绰绰有余。

君子将要立言以流传后世，那么他与平时待人接物的方式不同。孔子对于阳货，以大夫的礼节对待他，而在《春秋》中却记载说他是盗贼。又曾经路过楚国见到楚昭王，当他们在问答时，自己必定称他为王，而在《春秋》中却记载“楚子轸卒”，贬低他的王号，削去他的葬礼记载。他顺从众人称呼他，不认为是阿谀；他特别记载而贬低他，不认为是高傲。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之时者的原因。孟子说：“平常的敬意在于兄长，片刻的敬意在于同乡人。”现在您想用一时的周旋应酬，来施加于久远的文字，恐怕是不懂得《春秋》的大义吧。

接连读到您的诗，更加增添了我的愧疚和伤感。名言在此，不亚于您亲口说出。古人有这种情况。然而假如您遭受朋党的讥讽，而我承受虚名的祸患，未必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韩伯休不想让女子知道他的名字，您却想将我的名声传播给士大夫，这与古代贤人的见识相差多么远啊！人们在大道中相互遗忘，鱼在江湖中相互遗忘。如果每写一首诗，就互相推崇看重，这是古人标榜的习气，是大雅君子所不做的。希望老弟从今以后，不再在笔墨言语之间提及我这个朽人，那么保全我的地方就大了。

寄居在外的人，疾病缠身、处境艰难，而寄托在相识的人那里。虽然主人相爱，时常供应蔬菜，但饮食一切自己供给。对我没有惭愧，对他们是厚待。这是人事的常理。如果想要前往三四十里之外，去赴张兄的邀请，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必须像执事所说，有真心向学的契机，多则数人，少则三四人，制定课程，两三天聚会一次，质疑问难，希望造就人才，以延续斯文的统绪。即使不能完全依照白鹿洞书院的规矩，但其遗意必须保留一二。恐怕未必能办到，这只是白白吃喝罢了，难道是君子所为吗？一个人去留，关系到四方的观瞻，不可不慎重。广文孙君，与我有些旧交，同张兄来到这里，激烈辩论了半日，应当也知道我是固执拘谨、孤身独行的人了。

卷五 学术五 文学

钞书自序

顾炎武

我的祖先，家住海边，世代为儒生。自从先祖高祖担任给事中，正值正德末年，当时天下只有王府官司以及建宁书坊才有刻板印刷。流传于民间的，不过是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类的书籍。其他书籍即使有刻印的，不是喜好古道的家庭也不收藏。而我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年间，家道中落，但这些书尚且完好无损。先祖曾祖继起担任行人，出使岭南，而倭寇入侵江东，郡县所藏的书，连同房屋，都焚烧得一无所有。等到万历初年，先祖曾祖历任官职至兵部侍郎，中间担任方镇官职三四年，清廉正直的操守，虽然一钱也不从官府取用，但性格唯独嗜好书籍，常常拿出俸禄购买。到了晚年，所得的书超过了以前的数量。然而完全没有明初以前的刻本，而先祖曾祖常说：“我所收藏的书，只求有文字内容罢了，牙签锦轴的精美装帧，不是我喜欢的。”他的书后来分成了四份。我继承祖业的太学公，是侍郎公的第二个儿子，又更加喜好读书，增加并丰富了藏书。到了我顾炎武，又有五六千卷。自从遭遇变故，辗转迁徙没有定所，散失亡佚的十分之六七。那些损失大多出于意外。二十年来，背着行囊游历四方，又另外有所收获，合上先世所传的，尚且不下二三千卷。这些书因为选择精良，与旧日相比，虽然减少了一半，仍然超过从前。而汉唐碑刻也获得八九十通。又抄写的本子，另外存放两个箱子，称得上多且博了。自幼学习帖括之学二十年，后来学习写诗古文，在这期间纂录记载故事。到了四十岁，斐然想要有所著作。又过了十多年，读书日益增多，而后悔以前立言的不当。自从我祖先，都通晓经学、喜好古学，也常常写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多达数百篇，而没有著书流传于世的人。过去曾经向先祖询问，先祖说：“著书不如抄书。凡是今人的学问，一定不及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