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兵政一兵制上

译让耕种庄稼的农夫，听从号令，练习击刺，舍弃在乡里的安居生活，去经历刀箭的危险，轻视死亡的灾难，这对百姓的危害和对国家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眼睛不能同时看两个方向，耳朵不能同时听两个声音，手左右挥动就会错乱，踮起脚尖站立就会先疲劳。兵农合一，作战就会迅速失败，而田野也会荒芜，国家能依靠什么呢？然而古代君王的军队，未尝不来自农夫。为什么呢？古代的时候，征伐的事情本来很少，一旦作战而动用军队，达到一万人就算多了。每天行军三十里就驻扎，布阵作战一定要符合礼节。选择平时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在边境交战时进退止杀，不像在庭院户内作揖谦让那样从容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后世却不是这样，动不动就出动百万大军，在呼吸之间决胜，屠杀毁灭的惨状，山河都流淌着膏血。军队频繁出动，那么士兵和长官在营帐中就会衰老死亡。在这个时候，士兵只知道作战罢了，平时就暴戾轻率，与人好像不同类，本来就不能让他们安居在乡里，而百姓如果不是习惯于军事的，也不能让他们再当兵了。从前商汤讨伐夏桀时，百姓说耽误了我们的农事，商汤是至仁的，以百姓为兵，尚且不免于怨恨。如果是后世的军队，善于安抚，或许会踊跃从军，难道将领能比商汤周武王更贤明吗？这是因为兵民分离的缘故。从前管仲治理齐国，想凭借武力使诸侯臣服。管仲知道先王兵民合一的制度，不能用来决战，所以将国都分为三部分，将郊野分为五部分。国都中士人的乡有十五个，五个乡组成一军。将国都分为三部分，所以三军可以横行天下。将郊野分为五部分，所以郊野有五个属。五个属都是农夫罢了。国都组成军队，郊野从事农业，虽然不完全像唐宋以后的制度，但兵民分离是从这时开始的。所以齐国称霸天下，是因为士兵熟悉作战而农夫不劳累。因此管仲是天下的人才，认为军队不能扰乱农业，也不能让全国都当兵，定为三万人，用军令教导他们，使他们足以使用。因此士兵必须熟悉作战，农夫必须熟悉耕种，士兵不熟悉作战，农夫不熟悉耕种，即使人多也不如人少。唉，后世用兵的人，与管仲有什么不同呢？兵额多而不能全部作战，又不想养兵而让他们安逸，使他们不熟悉作战而熟悉各种劳役。自明朝以来，运粮的民夫，起初是士兵，最终却不能拿一根木棍，与怯懦的人一样。然而因为代替百姓转运的辛苦，还有理由。现在的军营，有战兵，有守兵，不熟悉作战守卫的事情，反而让他们混杂从事捕捉盗贼、查问私贩娼妓赌博的任务，没有不参与的。这简直是官府的事罢了。让士兵足以胜任，而官府不能胜任，为什么还要有官府呢？何况士兵凭借这个名义恐吓索取财物，扰乱地方造成危害的也有。士兵和农夫只是不想兼任，所以让他们专门当兵。现在在街市上纷纷呼喊，在路上盘查的人，难道不是兼任吗？那还不如让他们当农夫更好。

译府兵论

吕星垣

祖宗制定的制度，一旦改变就无法恢复；兵与农合二为一的形势，一旦分离就无法再合并。没有比唐代府兵制更好的了。开始废除府兵制的是张说，接着任用边疆人才的是李林甫。府兵解散后便任用边疆人才，于是唐朝天下因边疆节度使而陷入混乱，最终败亡于藩镇割据。所以说，灭亡唐朝的是张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符合古代寓兵于农道理的，只有府兵制。它的制度创立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太宗经历世事多，考虑祸患深远，亲自披甲上阵，经过百战才平定天下。于是考察古代帝王的规范，为子孙后代制定长久之计。设立府兵制，是为了将天下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手中，将天下的谋略分散于十道之中，这是有乘势制定长远策略的态势。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虽然想要休养生息，但仍习惯于征战带来的利益，他们看待征战戍守的劳役，胜过回归农耕。那种车马整齐、铁骑奔腾的风气，蓬勃可用。如果趁机确立制度，百姓会顺从祖辈的安排，而不会在子孙辈产生怨恨。这只有开国君主才能制定这样的制度。所以唐朝初年设立十二军，天下平定后便罢免了。贞观元年，将天下划分为十道，随即谋划十道的守御。十一年，改任统军、别将为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在十道共设置府兵府六百三十四所，其中关内道有二百六十一所，都隶属于诸卫及东宫六率。凡是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为一团，团设校尉；五十人为一队，队设正；十人为一火，火设长。每人所需的兵器、铠甲、粮食、装备都有定数，存入仓库，供给出征时使用。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役。能骑射的称为越骑，其余的为步兵。每个冬季，折冲都尉率领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应当配给马匹的，官府给予马价；应当宿卫的，轮流上值。兵部根据距离远近分配轮值班次，远近疏密，都是一月一换。太宗制定这些制度，名册藏在卫府，士兵散居田间，枭雄无法盗弄兵权。又让百姓进有爵位赏赐和斧钺的恩威，退有父母妻子和田里乡邻的牵念。可以让他们行动，也可以让他们静止。所以趁机确立制度，传给子孙。如今废除府兵的是张说，他之所以废除，实际上是唐朝子孙自己破坏了立法的本意。张说不能陈述府兵制败坏的原因，就径直废除了它。唐朝自显德五年以后，渡海远戍远征的士兵，官府不记录在案，那些为国事死去的也不加抚恤，不再像太宗时期那样吊祭追赠并授职给子弟。又加上州县官员征发士兵时，强壮富裕的人贿赂免役，弱小贫穷的人被迫服役。既已出发，其家中的赋役身份却依旧如故，所以刚出发就逃跑，否则就自残身体。到达驻地后，侥幸有勋级，又苦于被掠夺。这就是府兵制败坏的原因。到了玄宗开元十年，查核沿边兵籍，有六十多万人。如果彻底纠正那些败坏的政策，可以得到精兵六十多万。于是玄宗派张说巡视边疆，张说上奏罢免二十万人。张说又因为各府卫兵不能免除色役，多半贫弱逃亡，上奏请求招募宿卫兵十三万。于是兵农分离的形势形成，祖宗的制度改变，府兵制于是灭亡。这是张说秉承玄宗的旨意呢，还是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呢？直到安史之乱，临到用兵时，才进行招募，而一旦聚集就无法解散，导致外重则外叛，内重则内篡。方镇形成纵横交错的势力，宦官决定废立皇帝的策略，于是唐朝就此灭亡。从前德宗贞元二年，也曾与李泌商议恢复府兵制。李泌说，当初设立府兵，更替准时不失误。后来因为高宗派刘仁轨镇守洮河以图谋吐蕃，才开始长期戍守不轮换。等到边将羡慕牛仙客因积聚财富而获得宰相之位，于是命令戍卒等，将所携带的丝织品寄存在仓库，贪图他们死后没收这些财物。于是生还往返的人就少了。然而士兵很少叛变，所以应当恢复。德宗深以为然，于是设置十六卫上将军，称为左右卫、骁卫、武卫、威卫、领军、金吾、监门、千牛，每卫各设左右，所以是十六卫。每卫有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从左右卫到领军，掌管宫禁宿卫；金吾掌管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管各门禁卫；千牛掌管侍卫。设立主帅颁布法令，并非不整齐，但府兵终究没能恢复。距离太宗开国之初已经很久了。又加上先前承受朱泚、李怀光的叛乱，百姓都厌恶兵役。再加上显德年间各种败坏的政策，未能彻底清除，百姓不向往当兵。百姓既不向往，而且厌恶，如果突然征发他们，将会发生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所以时机一旦失去，制度就无法确立。子孙既不效法祖宗，祖宗虽有治法却没有治人，也就不能庇护子孙。后世看到唐朝末年的衰败，都清楚地知道是废除府兵导致的。府兵既已废除无法恢复，不得已出于招募，于是认为招募胜过府兵，这是不对的。韩愈在《淮西事宜状》中说，征兵满一万，不如招募几千。后人因此认为招募是上策。不知道韩愈所说的招募，正是符合府兵的本意。吴少诚凭借蔡地，使用蔡地的人，听任他们根据情况自行作战，人尽其才，有其利益，所以举三州之众，对抗天下军队四年。他的百姓知道吴少诚，不知道朝廷，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乡里而战。这是吴少诚本来窃取府兵的意思来使用。韩愈就是夺取他的长处，制约他的短处。并不是说作战用招募，戍守也用招募。从前田承嗣镇守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五千人为牙军。牙军骄横，擅自拥立主帅，史宪诚以下，都受制于他们手中。等到罗绍威不能控制，于是勾结朱全忠诛杀他们。而天雄牙将史仁遇于是起兵作乱。这是招募不如府兵的

译明验。果召募。必用府兵立法之旨。有断然无疑者。唐府兵既废，虽德宗李泌不能复之。晚而得杜《牧罪言》，为原十六卫，谓贞观至开元百三十年，被太宗之泽，忽从愚儒，败天下之大计。杜牧其晓然于唐之所以亡者乎？惜于乘机收权，一罢不可复之理势未及也，故论之。

译唐府兵论

秦蕙田

夏、商、周三代以后的兵制，没有比府兵制更好的了。用两个府统领十二军，用十二军统领天下的十道、六百三十四府。中央与地方相互制约，上级与下级相互维系，形势如同手臂指挥手指一样灵活，这是它的好处之一。士兵没有失去生计，可以节省供养军队的费用，这是它的好处之二。士兵有固定的户籍，可以省去招募的烦扰，这是它的好处之三。无事时分散耕种，有事时听从调遣。三代将兵寓于农，而府兵则是将农寓于兵。所谓将农寓于兵，是说兵农虽然分开，但实际上还是不分家的，这是它的好处之四。调发军队时，轮流更替休息，使得天下没有长期远征、久戍边关的士兵，从而民力不至于困顿，这是它的好处之五。战争兴起时任命将领，战争结束后将领归朝，使得将帅不能私有其兵，这是它的好处之六。士兵不精锐就惩罚折冲都尉，严重的就惩罚刺史，责任既专一明确，那么士兵都能平时训练有素，这是它的好处之七。士兵都是本地人，安居在田亩之中，顾念眷恋宗族亲人，人人自己作战，家家自己防守，没有逃亡迁徙的祸患，这是它的好处之八。府兵之中，有轮流上京宿卫的，那么天下的兵，都是天子的兵。所以天子不需要另设禁军，而统领禁军的长官不过只有百骑，这是它的好处之九。边防屯戍，不过是用来弥补府兵来不及赶到罢了。所以也不专门依赖边防兵，而屯戍的兵力不过是在军镇守捉而已，哪里会有尾大不掉的祸患呢，这是它的好处之十。自从府兵制败坏而方镇势力兴盛，唐玄宗西逃蜀地，唐德宗、唐宪宗流离迁徙，所依靠用来复兴国家的，都是方镇的力量。怎么能禁止方镇不强大而违抗命令呢？方镇既然强大，而天子所依靠来自卫的，已经没有兵了。能不增设禁军，而建立羽林、龙武、神策、神武等军队纷纷林立吗？这是府兵制废除之后，方镇和禁军，两者都有不得不强大的趋势，而它们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方镇强大，铠甲兵器、险要地势、财赋人民，都捐献委任给他们，而悍将得以挟持兵权来挟制天子。禁军强大，藏匿奸民，收留逃犯，没有能打仗的士兵却保留着空名籍，而且各军都由宦官统领，而宦官得以挟持兵权来控制天子。唐僖宗以后，方镇与宦官，互相仇视。天子袒护宦官就招致外患，袒护藩镇就引发内乱。于是祸乱兴起，都由天子承担。推究其根源，都是废除府兵制的缘故。有人说府兵制第一次败坏于张说设立骑军，第二次败坏于鱼朝恩专权神策军，这不是探究根本的论断。府兵的法度，确实是好的。而法度必须由人来遵守。训练没有法度，检阅不精细，那么府兵就会产生弊端。有了弊端就不得不改革。大概府兵是耕战之兵，骑军是招募之兵。耕战之兵废除了，那么招募之兵就兴起。府兵制的败坏，大概败坏于天宝年间的怠惰荒废，不是骑军的过错。

宋军制论

秦蕙田

宋朝的军制能够革除唐朝方镇的弊端，却不能恢复唐朝府卫的制度。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全都出于招募。其立法的谬误，大概是沿袭了唐朝中叶的弊政，而且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唐朝内部有禁军，外部委任方镇，当它们的势力足以相互制约时，还可以同时获得它们的好处。到了宋朝，却将四方的精锐之兵全部收归，列营在京畿地区，又设立更戍法，分遣禁军，戍守边城。往来交错，道路上繁忙杂乱。于是无事时白白耗费粮饷，有事时没有人分担忧患。天下如此之大，都由天子亲自作战防守。只有唐朝的弊端，却没有唐朝的好处。大致说来，也有三次变化。起初在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法度尚且严明，威令仍然严肃，也足以治理国家。时间久了弊端产生，士兵都不可用。第一次变化是韩琦刺选义勇，第二次变化是王安石推行保甲法，第三次变化是童贯增加兵额。每次变化都更加衰弱，都是因为立法原本就不完善。所以自从汉朝以来，战功没有值得称道的，国势的衰弱，没有比宋朝更厉害的。范氏、欧阳氏、司马氏，以及马贵与所论述的，招募的危害，与粮饷供给的祸患，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后人能不引以为戒吗？

唐宋兵制得失论

王昶

历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比治理军队更紧迫的了。君主任用良将，将领驾驭精兵，有可以强大不可以衰弱的士气，然后国家才能长久安定、长治久安。不应当沿袭将兵寓于农的迂腐言论来误国。唐、宋的君主，都是经过百战才得到天下。唐朝强大却失去了它所以强大的根本，于是败乱而倾覆。宋朝衰弱而不能振兴它所以衰弱的根本，于是疲弱而灭亡。有人说唐朝的制度，以府兵制为最好。将军统领各府，府中有郎将，坊主、圆主相互统治，这是驾驭控制的好处。宿卫的士兵根据距离远近，分为五番、七番、八番、十番、十二番的法度，这是戍守服役的好处。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免役，这是休养生息的好处。全府出发则折冲都尉以下都随行，不全出发或者果毅都尉随行，或者别将随行，这是调发的好处。军队中有坊设置主一人来督促农桑，这是劝课农桑的好处。这也取其与《周礼》略有相似之处。却不知道唐朝军队的强大不在于此。我常考察唐太宗设置禁军，挑选善于射箭的百人为两番，又挑选材力骁勇强壮的人设置飞骑，考试选拔他们非常精细。那十二道都尉，率领五校兵马来训练他们，步伐击刺，井然有序。所以横行天下而没有谁能抵挡。开元初年废除府兵，设置骑军各卫军，都是果敢而勇于作战的人。所以高仙芝擒获车鼻，裴行俭斩杀泥孰匐，王孝杰击败泥孰俟斤。此时士兵号称

译最强盛的时候。李林甫停止了上下鱼书的制度。童仆侍从习惯于翘木扛铁。禁军松弛，各卫军也都败坏。轧荦山得以拥兵二十万。一旦发动，无人能抵挡。后来虽然被扑灭。但老兵悍卒。手持符节斧钺镇守要地。聚集财货来豢养死士。黑云、落雁、银枪、效节等军。感念私恩而效死力。起初各卫军衰弱不足以制约藩镇。纥干冻雀之祸发生，国家于是灭亡。所以说失去赖以强大的根本就会倾覆。宋朝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开国之初。曹彬、潘美。都是大将之才。却不足以抵挡一个耶律休哥。宝元年间韩琦、庞籍都是名臣。却不能平定西夏。军队本来就很弱。庆历初年。登记在籍的禁军有八十多万。王曙、王继英曾经说他们骄纵懒惰悍勇傲慢。大都不能使用。等到宋徽宗任用童贯。缺额达到二十四万。金人长驱直入。谁能抵挡得住。南渡后军队一半沦为盗贼。一半战死沙场。张浚的巡社。王庶的义士。一旦见到敌人。没有幸存的。自从枢密院颁布教阅之法，宿卫军才稍微强大。自从左右翼亲自教战，外军也稍微振奋。所以大敌与巨盗内外交攻。吴玠、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人还能巍然支撑东南半壁江山，原因就在这里。咸淳年间招募平民当兵。凑足人数以希望获得赏赐。兵制极其败坏。只有江淮水军。布置逐渐严密。其余都不值得称道。辽人有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拥兵一百六十万。善于作战且耐寒。金人兄弟子侄都是良将。部落保伍都是精锐之兵。元朝则有外部的秃鲁华等军。内部有四怯薛等军。战胜攻取。如电激风发。即使西夏僻处银州、绥州。而十二监军、六班、十部的设置。其雄才也有过人之处。而宋朝用疲惫衰弱的军队抵挡他们。难怪起初纳币求和。继而拜表称臣。最终导致崖山之痛。设立军队的善政没有比得上唐朝的。三百多年四方夷狄不敢弯弓南下。驾驭将领的善政没有比得上宋朝的。三百多年叛臣不敢举兵犯阙。然而开元以前。总管、节度使威震边关。诏书刚下。就解职奔赴朝廷。没听说跋扈抗拒王命。知道唐末的混乱不是立法不好。而是用人不当。论兵的人舍弃宋朝而取法唐朝。懂得用人来委任将领。委任将领来训练军队。或许内外就能安宁。而国家就有可强不可弱的态势了。

译兵论上

顾栋高

欧阳修在《尹师鲁墓志铭》中记载，说尹师鲁喜欢谈论军事，写了《燕息》《戍》两篇文章，流传于世。如今看他在《息戍》中所论述的，不过是想要征用平民百姓充当士兵，替代戍边的士卒，以此来减少边防开支罢了。他又为石曼卿撰写墓表，说西方战事吃紧，天子思念石曼卿，稍微采纳了他的建议，征发河北、河东、陕西的百姓，得到乡兵数十万人。石曼卿奉命出使，在河东征发乡兵后返回，符合皇帝旨意。唉，这两个人，欧阳修都非常赞赏他们。而石曼卿征发乡兵这件事，发生在康定元年。大体上，北宋的士大夫大多喜欢发表这种议论，都是盲目羡慕唐代的府兵制以及古代兵农合一的制度，却不探究其利害的实际状况。此后二十五年，到了英宗治平元年，韩琦推行刺义勇为兵；又过了七年，到了神宗熙宁三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都是继承他们的遗意，想要将士兵与百姓合为一体，以节省供养士兵的费用。他们推行得越卖力，其危害就越严重。即使欧阳修在当时，也只是喜欢他们议论的新奇，却不知道这种政策毒害百姓并非轻微。军队如果不使用，就会冗杂而不训练，治国者如果不严格加以检阅，淘汰老弱，选拔精锐，只是想要借乡里的平民来虚张声势，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对国家没有分毫的利益”，想要抵御敌人却一见到敌人就逃跑，想要依靠他们防盗却反而成为寇盗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与韩琦讨论刺义勇为兵时曾说：“百姓一旦在手背上刺字，就终身被束缚。有的人想远出到物价低的地方买粮，到物价高的地方贩卖，经营生计，都担心官府非正常时间点名集合，不敢随意走动。而且在点名编组的时候，胥吏难道没有索取财物？教阅训练的时候，教头难道没有勒索掠夺？在平时的杂役之外，又增添了一种科派徭役。况且登记之后，都有固定的数额，有人逃亡病死，必须补充缺额。这是让陕西的百姓，世世代代子孙，常有三分之一充当士兵。”这就是所说的对百姓有世世代代的危害。唐代的府兵，都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等官职来统辖，军队行进止驻，只听令指挥。如今乡兵所设置的军官层级，都是同乡同族姻亲，平日里一起勾肩搭背、饮酒赌博斗殴的人。平时聚集教阅，也有行列旗帜、关弓弩、坐作呐喊，一旦听说敌寇大举入侵，无不风声鹤唳，奔波逃散。那些军官层级，连逃窜自救都来不及，难道有一个人能为国家率领士兵等待敌寇吗？这就是所说的对国家没有分毫的利益。他又说：“我在康定、庆历年间，在陕西守丧，亲眼看见当时征发乡弓手的事情。从陕西以西，号哭之声弥漫天空、遍布荒野，全家逃避，官府拘禁他们的父母妻子，紧急追捕，卖卖田园来充作悬赏。等到刺面之后，人员教头，贪图他们家富，百般诛求剥削，衣粮不足以自给，必须从私家取用。有的甚至长期戍守边疆，更需要千里供应。祖辈父辈的财产，日销月耗，以至于耗尽。而且平日所习的只有农事，铠甲弩矛，虽然每天加以教阅，不免生疏，性格又愚钝，加上懦弱胆怯，临敌之际，得到机会就逃跑，不仅自己丧命，还拖垮大阵。官府知道他们无用，于是大量淘汰，放他们归农。但懒惰游荡已久，不再肯辛勤耕作，加上田产已空，更没有归处，都流落冻饿，不知所在。老辈人至今谈起，还长叹流泪。”唉，这就是石曼卿当时建议征发百姓得到乡兵数十万人的结果。如果欧阳修知道这样，难道还会写文章来表彰他们流传后世吗？世上的文人，喜欢纸上的空谈，拍案论兵，幸好不当事权罢了，一旦当事权，就喜欢推行自己的见解，使百姓糜烂，而耳食之流，还指此为庙算，像欧阳修尚且不免，何况那些不如他的人呢？司马光任仆射时，请求罢免保甲法，说：“乡村无赖子弟，忽然涉足城市，见闻纷华，自恃身为保丁，坐享本家供给，饮酒赌博游荡，习以为常。既家中藏有利器，又身挟武艺，因此勾结党羽，横行攻掠，州县不能制服，父兄不能禁止。所以数年来年不甚饥荒，而盗贼纵横，闯入县镇，杀害官吏。”唉，乡兵本想用来防盗，却反而自身成为寇盗，又哪里用得着他们呢？像石曼卿、尹师鲁之徒都自诩有良方，想要治愈北宋痿弱的病症，而司马光则亲眼看见庸医杀人，揭露其受害的景象来告诫世人。我因此详细记载他们的言论，附在欧阳修墓表志之后，使后世读书的人，不被异论所迷惑。

兵论下

顾栋高

质疑的人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古代所说的团结乡兵来抵御寇盗，就不能用了吗？”回答说：“这应当顺应形势而加以引导。大乱之时，土寇窃发，百姓不得已，共同团聚，以保护乡里，而豪杰之士，因而利用他们。如元末浙东的章溢、胡深之徒，都能以乡兵杀贼。然而想要用来长途征战、远御敌人，就不能了。所以当时上报功绩幕府，辄不接受。又如唐代淮西用兵，韩愈说：‘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也是因为当时与贼界连接处，百姓都愿意自备衣粮自防，朝廷又假借威令，自然能奋勇成军。贼平之后，仍让他们归农，没听说拘执终身以为兵的。就像老虎入室，那人设陷阱等待它，力量不能杀虎，却想要拘禁杀虎的人，编入

译将他们编为猎户，人们的本性一定不愿意。况且所谓的招募，尤其与将百姓登记入籍当兵不同。招募是设立丰厚的奖赏来招揽他们。比如虞诩设立三种科目，招募壮士，必定是那些勇猛强悍、无赖之徒，愿意入伍的就听任他们加入，而不愿意的人并不强迫。如果不分勇怯贫富，一概抽取三个男丁中的一个来当兵，那么百姓惊慌逃匿是必然的。君王贵在顺应人情而加以使用。比如唐代淮西任用本地人，汉代高祖招募壮士，都是人们踊跃奔赴，然后才能共同成就功业。哪里需要烦扰拘禁、苦待囚犯，甚至刺破他们的手背来防止逃跑呢？有人说：那么古代兵民合一，不对吗？回答说：古代征调很少，一家从军，八家供给。大司马依次征调的法令，王畿之内，凡是七十次征调才服役满一轮。春秋时期各国战争，也都在百里、数百里之内的地方，而且军队不出境超过一个季节。到了秦国商鞅开疆拓土日广，又常常举国远出作战，形势使得不能再让百姓全力从事农业。他诱导三晋的百姓在内地耕种，而让秦人在外作战，这也是处于兵民不得不分离的形势。更何况今天呢？世上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应当根据时势来制定适宜的政策，又应当根据各地情况来建立制度，不要拘泥于古代来衡量当今，不要将一方偶然见效的方法施行于天下，不要将暂时可行的事情确立为固定制度，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译养兵论

陈黄中

当今治理军队的方法，在于淘汰冗员使兵力精简，管理极其严格，丰厚他们的粮饷，加重赏罚，这样供养一名士兵就能得到一名士兵的效用。否则，士兵供养得越多，士卒常常忍受饥饿，财政开支无法持续，上下都陷入困境，即使拥有百万大军，也没有用处。绿营的士兵，除了沿边各镇之外，大致比例是骑兵一、步兵九。他们步兵每月的饷银，计算下来每月仅得九钱多一点。一个士兵的家庭，大约按三口人计算，这就意味着每人每天仅得一分多银。重赏才能得到勇士，而薄饷必然没有强壮的士卒。所以如今那些名字登记在军籍中的，都是市井中游手好闲、无法自食其力、走投无路、苟且度日的人才肯入伍，而且其中逃亡告退的人很多。如果这些人稍有谋生的办法，必定不肯当兵。其中更有挂名在军籍中，借以逃避差役，另谋职业来养活自己的人，至于他们的技艺不堪使用，更不必说了。自从兵民分开之后，军伍的政令不再修明，征收农夫辛勤耕种的赋税，来供养那些疲弱无能、坐吃山空的士兵，浪费日益增加，防御毫无效果，这军队恰恰成为耗费国力、祸害百姓的一个因素，不能不寻求妥善治理的方法。招募的士兵，从二十岁以上，直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其中足以披坚甲、冒白刃的，不过二十年罢了。而应征入伍后，就都终身由官府供给粮食，这就是一名士兵有二十年没有用处，却都依赖官府供养。由此推算，供养百万士兵，那么五十万人可以裁减；屯兵十年，那么五年是无效的。府兵制突然无法恢复，那么养兵的方法，也应当斟酌其中好的方面来实行。比如规定募兵的制度，二十岁以上就招收，年龄超过四十五岁，就恢复平民身份并除其名籍。让他们入伍时，就知道除籍的期限，那么除籍时就没有怨恨之心，况且他们的精力，还可以另谋生计。这个方法实行，军队中就没有老弱士兵，军中能获得简练精锐的实际效果。然而法律不宜骤然改变，现在的营制，暂且沿袭旧规，只是让营中现有的士兵，凡有事故，不再另外招募补充。实行十年，疲弱的人就可以淘汰殆尽。接着就用淘汰士兵节省下来的费用，加倍增加供养士兵的开支，那么士兵就可以日益精锐了。然而庸人习惯于旧例，必定认为频繁更改军制，并且减少几十万士兵，必然导致行伍缺乏，这必定不是事实。边疆和内地，凡是堡寨村落，既然有团练的士卒，各自成军，那么守卫自然不担心单薄弱小。况且所淘汰的，都是老弱无用的疲兵，留着他们只足以浪费钱财，淘汰他们无关紧要。治理军队的要领，必定从这里开始。何况用淘汰士兵的粮饷，增加精锐士兵的待遇，显示国家在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利，尤其足以鼓励有勇知方的人。至于月饷增加之后，搜检简拔的方法才可以整肃。现在外省督抚提镇的阅兵，务必姑息迁就，考试的时候，赏赐轻、惩罚少，积习已久，奖赏不足以鼓励，惩罚不足以惩戒，将领懦弱、士卒骄横，紧急时刻难以依靠。阅兵的方法，应当列为等级。凡是一队之中，勇敢怯懦、能干无能，必定有区别。所以选拔精锐是治军的重要事务。全才难得，贵在舍短取长，让这些人各自效命。应当命令督抚提镇通令偏将副将，在本队中，对每个人进行试验，选拔那些弓马出众、膂力过人、有胆气、有智略，四件事都具备，或者三件事兼擅的人，定为第一等；四件事中，两件事可取的，为第二等；一件事可取，或者一件事粗略可观的，为第三等；四件事都不足取，但年纪正强壮、勤于练习的，为第四等。他们演习器械，如果有专长胜过别人的，都可以作为第二等、第三等的备选。并令他们开列上报，仍然亲自阅视，按照教习条约来约束。奖赏一个人要重且必定守信，惩罚一个人要严且必定果断，使偏将士卒，畏惧我们不可预测的恩威，然后三军将士，赴汤蹈火，只听从上级的命令，这才是有节制的军队，而可以发挥貔虎般的效用啊。

阶级

储大文

宋代司马光曾经写札子论述阶级制度，说：“我听说治理军队没有礼制，那么威严就不能施行。礼制，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别。唐朝自从肃宗、代宗以后，致力于实行姑息的政策，因此藩镇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上级凌驾下级、下级取代上级，不再有纲纪，以至于五代时期，天下大乱，国运紧迫，百姓如陷炭火。祖宗承受上天美好的天命，圣德聪明，知道天下的动乱，产生于没有礼制，于是确立军中的制度说：一阶一级，完全遵循伏事上级的礼仪，敢有违犯的，处死。于是上至都指挥使，下至押官长行，等级差别相承，井然有序，好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没有人敢不听从。所以能够东征西伐，削平海内，为子孙建立长久伟大的基业，至今一百多年，天下太平，都是由于这个道统。近年来，内外主管军事的臣僚，往往不识大体，喜欢施小恩小惠来窃取虚名，军中有违犯阶级的人，务必宽恕贷免，致使军校大多不敢约束长行，用甜言蜜语、和颜悦色，曲意抚慰，以至于懦弱怯懦的兵官，也采取这种态度，于是使行伍之间，骄纵悖慢，渐渐不可控制，上级畏惧下级，尊贵受制于卑贱，所谓上级凌驾下级、下级取代上级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听说圣王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罚，现在宽恕贷免违犯阶级的人，虽然救活了一个人的性命，却不知道军法不……”

译确立军纪。逐渐形成衰败更替的风气。那么所关系的就是亿万人的性命啊。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别降下诏旨。申明等级制度的法规。告诫内外主管军事的臣僚。让他们一律遵循祖宗的制度。如果有敢擅自宽恕赦免。曲意收买人心的人。严厉加以罪罚。以警示其他人。希望纲纪重新振作。基业永远安定。这在司马光的各种奏章中尤为深刻。而韩琦以虎翼指挥使武赟告谕本指挥关元一事。也曾请求严明军律。说国家驻扎军队。人数超过百万。一个营只委派几名将校。如果管束稍微严格。就立即搜集小过错。在引见皇帝的时候。冒犯地申诉控告。朝廷如果不从大局出发来决断。双方都获罪。必定担心此后士兵率领将校。逐渐废弃等级制度。只图姑息养奸以求没有过错。如果一旦边境有紧急情况。让他们舍弃生命去赴汤蹈火。一定不能为陛下所用。这可以与司马光的奏章互相印证阐发。叶适曾经极力论述宋太祖的等级制度。而认为王安石想要废除它是缺乏远见。并且说王安石固然不知道。而不替王安石说话的人。又怎么能知道呢。大概他的感慨很深啊。陈亮的乐府诗说。感激您原本不认识等级制度。这只是为士大夫在宴饮场合从容自若。忘记贵贱分别的人寄托言意的。而不是用来施行于军队之间的。

译阶级二

储大文

我已经记录了韩魏公和司马温公关于军阶等级的论述。又复核了范文正公坚持攻讦的事例。他曾以御史梁坚弹劾知庆州滕宗谅使用官钱十六万贯账目不清为由，又有上言指责知渭州张亢骄横僭越，极力请求彻底查办辨明。并且说如果确有违犯法度，臣甘愿一同接受贬黜。等到燕度查办完毕，他又上呈辩白札子说：边疆的臣僚，看到这种深文周纳的做法，认为朝廷对待将帅缺乏恩德，在已拨付的公用钱中搜求罪过，想要陷害边疆大臣。况且塞下的州郡，风沙极其恶劣，触目皆是愁苦之人，如果没有丰厚的公用经费，靠什么度过日子？怎能与其他地方的臣僚相比，悠闲安稳，坐享荣华禄位？陛下深居九重宫阙，应当体察这种实际情况，知晓他们的艰苦。怎么能让狱吏以此邀功，而使劳苦的大臣抱怨呢？他任副枢密使时，曾因为陕西路停止同州、解州、乾州、耀州等九个州的军公使钱一千八百贯，上札请求恢复旧制。说现在供养一名民兵，每年不少于百贯。现在削减公用钱一千八百贯，只够养活十八名士兵。用十八人的资财，废掉十余郡的礼仪，这是朝廷考虑得太不周详了。况且现在各州除了使臣之外，各有军营，每年春后，边防士兵休整，动不动就长达半年，军中人员，并没有宴饮犒劳的器具。虽然条令上有每旬设宴的名义，各州每月一次举行，军员各给钱一百文，以及官营薄酒二升，既然没有公用经费，更不去赴宴，也不奏乐，这哪里是朝廷宴享将校的本意？州郡力量削弱，道路上人们叹息。在国力强盛的时候，难道应该这样吗？朝廷用武之际，对于这件事，尤其应当关照。这与韩魏公、司马温公的札子并行不悖。大概必须有范文正公宽宏的见识，然后才能施行韩魏公、司马温公整齐的法度。

明季利弊论

魏裔介

治理天下的道理，固然有很多方面，大要在于确定常制，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罢了。然而确定常制的要点，没有比取民有度更优先的了。取民有度的制度，在于审察天下各郡县土地肥瘠的不同，而确定其高低收获的多寡，权衡其轻重丈尺的大小，而审察其规则。比如南方多种稻，而稻田有肥瘠的不同；北方多种麦谷，而麦谷地也有肥瘠的不同。收获的多寡，有很大悬殊的；尺丈的大小，也有迥然不同的。如果不详细考察核实而确定，百姓的痛苦，从哪里得以缓解呢？户籍分为九等，是明朝的制度。自从明朝末年，就已经不能实行了，又何况在今天呢？种马的弊端，起于永乐年间。将马种散给民间，而每年收取马驹，名叫俵马，成为河北、山东等省的极大祸害。百姓因此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不可胜数。到了我们大清，革除了俵马，如同解救了百姓的倒悬之苦。然而马既去除了，每县折银，多达二千余两，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明朝末年驿站的马，命令民间喂养，又每驿设置驴。那些喂养马驴的人，称为马头、驴头，由驿丞管理。雇佣人夫，则由递运所管理。凡是交通要道的州县，则命令偏僻的州县帮贴。然而民间赔累到了极点。到了我们大清，命令官府喂养、官府供应，其收买草豆，不免派发给民间，有短少给予价值的弊端，然而百姓甘心而没有怨恨，因为大利所在，小小有弊，不值得计较了。又如天下的卫所，是明朝蓄兵养马、武备军政的地方。无事时耕种，有事时作战。其卫所的官长，都由指挥使、千户、百户担任，而统属于京师的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的同知、佥事，都由公、侯、伯担任。如果有征讨，则设置挂印总兵，任用文臣参赞，调取各卫兵马。事情平定后各自回归本卫所，法度非常完善。等到后来天下多事，于是认为卫所的军队不够用，而招募民间骁勇强悍的人作为士兵。这些人多是四方无籍之徒，主将得人，供养丰厚而驾驭严格，也能有功；否则就鼓噪逃窜，离去后成为盗贼。明朝的流贼，虽然起于饥民，实际上是由这些人混入其中，成为首领，往往有弓马技艺精熟过人者。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逃兵中的头目，所以官兵遇到他们就溃败。如果是饥民乌合之众，即使百万也不能作战。葛荣的寇乱，败于滏口；窦建德的军队，败于虎牢，都是乌合之众。安史之乱难以平定，正是因为他们的手下都是边疆劲旅。这几项，有的沿用旧法而弊端丛生，有的改变旧法而失败。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在于斟酌时事，变通以尽利，不要拘泥于胶柱鼓瑟的见解，这样就可以矫正偏颇、补救弊端，不至于使国事民生大坏。能不审慎吗？能不谨慎吗？

宋太祖欲令武臣读书论

魏世俨

作为文臣，广泛阅读书史，通晓古今治乱的道理，辅佐天子以守卫国家。作为武臣，冒着霜露，踏着白刃，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奉行君命以捍卫边疆。这是文武各有其职责。然而固守其一而不通晓其二，就不能没有弊端。文臣如果不懂军事，就会失于懦弱；武臣如果不读书，就会鄙野犯上，而不知礼法。而武臣的弊端尤其严重。从前宋太祖想要让武臣都读书以通晓治国之道，他的用意可

译这话说得真是深远啊。如今书籍，记载着古代圣王的道理、君臣的大义、治理天下的根本，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威严，法律制度正是由此产生的。昏庸的人读了书，就可以转化为明智；鄙陋粗野的人读了书，就可以转化为知礼。只有明智之后，才能通晓治国的道理；只有知礼之后，才能长久地保住自己的地位。武臣性情大多粗犷强悍，不懂礼法，逾越制度。唐代的尉迟敬德，倚仗功劳争抢座次，甚至在朝廷上殴打皇叔李道宗，唐太宗特意宽恕了他。这虽然是保全功臣的做法，却难免有失国法。周亚夫向尚方索取筷子，汉景帝认为他傲慢不逊，不是辅佐幼主的臣子，最终因此杀了他。这在法律上似乎正当，但残害功臣的名声却不可承受。那么，国法与功臣，一举而两全的，莫过于让武臣读书了。这正是宋太祖用意至为深远之处。吕蒙作为将领，孙权劝他学习，说：“我在军中，不曾有一天废弃书本。”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译兵部职掌疏 顺治十三年

兵部员外郎 叶舟

臣恭读皇上谕旨，命令在京七品以上的文武满汉官员，凡属职掌范围内的事务，都要详细切实地陈述，以供采纳采用。务必各自抒发表见解，不得泛泛空谈，随声附和以敷衍塞责。臣怎敢不针对职掌相关的事务，恭敬地陈述自己的浅见，向皇上陈述。

第一，清理冒名占额的士兵。冗杂的士兵不裁减就会浪费军饷，冒名占额的士兵不剔除就会损耗兵力。如今镇将以下各营的士兵，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不下几百人。难道人人都是精锐士卒，足以供驰骋作战之用吗？臣查得十年六月间，前任尚书王永吉奏称兵制应当核查，请求皇上敕令各督抚，将境内的官兵通盘计算。某镇地势险要，防守兵力应当雄厚；某营地势平缓，戍守士卒应当裁减。各督抚也逐步施行，增减得当。唯独逃亡缺额、老弱冒占的士兵，终究是积弊相沿，上报的很少。即使每年有季度报告，也不过是虚应故事，未曾切实执行。这样只是核查了额外可以节省的士兵，而没有核查额内不实的士兵。士兵更加减少而力量更加单薄，岂不是因为裁兵反而遭受兵少的祸害吗？臣认为应当严令各督抚，实心查核。近处的亲自校阅，远处的转交檄文给有才能的兵巡道查阅。务必做到军营中没有弱兵，士兵中没有虚报的军饷。有不实的情况，该督抚立即上奏参劾处理。这样稽查严格而冒滥杜绝，永远能收到骁勇善战的效果了。

第二，公正地执行举荐和弹劾的典章。奖赏善行和惩罚恶行，两者不可偏废。如果奖赏重而惩罚轻，武夫悍卒会更加骄横而不可制服。臣近来看到军政这一典章，本朝十年以来，才刚开始施行。等到核查督抚上报的各册，八法处分大小武职，将近三百四十多人。其中只有总兵两名，副将两名，参将、游击也不过三十名。其他都是都司、守备、千总而已。即便这三十多名镇将，又大半是解任裁缺、因事升任的人。其中现任被贬谪处分的，寥寥数人，点缀了事，并不都是大贪大恶之人。难道其余的镇将、参将、游击等官，都是兢兢业业守法、贤良名声素著的人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在任的人弥缝掩饰的手段高明，官职大的人应援庇护的途径广阔。臣认为应当通令各督抚，以后每年严格甄别。举荐宁可苛刻不可泛滥，弹劾宁可严厉不可宽纵。有恶迹显著的，不时据实纠劾参奏。更应当法律从权贵开始执行，不要仅仅因为官职卑微就敷衍塞责。倘若容情徇私庇护，养虎遗患，听任科道官查访纠举，该督抚就以失职论处。这样举劾严格，武臣就知道有所畏惧忌惮了。

第三，防止骄横的苗头。武职与文职，事务有关联，名位实际上不相统辖。所以凡是镇将的文书，必定说一应钱粮诉讼，是有司的职掌，不得干预。臣阅览邸报，看到督臣金砺参劾固原总兵李茂的奏疏，里面称每年派各斗行半价购买豆子，私自派堡寨交纳马草。又看到科臣张文光参劾寿春营参将徐长春的奏疏，里面称侵占民房，强霸市场，吊打生员王巩运，甚至用秽物填入他的口中。固原总兵驻扎的地方，有道、府、县官；寿春营驻扎的地方，有寿州州官。生员百姓，与镇将有什么关系，却听任他们凌辱，肆意科派。道、府、州、县官，不敢过问一句，他们的强横还可以说吗？臣认为应当严令镇将等官，不许欺压弱小的士民，凌驾控制有司。并申明文武不相统辖的道理。有肆意害民科派的，有司申报督抚，上奏参劾重治。这样体制明确就不受制于人，骄横之气就可以逐渐消解了。

第四，堵塞规避的路径。文职京官告病，查验清楚后，准许回籍，病愈后起用；外官则直接准许退休，没有病愈起用的例子。这是为了杜绝规避。如今武职忽然称病，督抚代为上奏解任；忽然病愈，督抚又上疏请求补任，移咨求用。这难道不是遇到多事的时候，就托病以推卸责任；遇到事平之后，又侥幸以图谋荣耀吗？又督抚提镇，一遇升迁调转，多上奏请求营将带赴新任。不说效用需要人，就说臂指得力。假使新任确实属于险要边疆，尚且不妨借才以供驱使。倘若趋逸避劳，去苦就甘，不正好滋长侥幸的门路吗？受爵于公朝，拜恩于私室，太不公正了。这两者都是规避的路径，不可以不堵塞。

第五，严格效用的选拔。臣衙门旧有奉旨设立的上本办事、堂候、听差等官。上本办事的人为数不多，有的来自科举，有的是效劳，都在衙门供职。只有差官这一途径，额定粮饷一百名，用来供奉差遣、押解、投文、护送之用。旧日多有无赖积棍，冒充其中。一经奉差，如虎如狼，多骑越站，骚扰驿递，无所不至。以前坏事被革职，或者饱食扬长而去的人，往往有之。查得十一年三月，奉旨斟酌考用，授予守备职衔。臣想武进士才选为守备，武举只选为千总，外委各官，冲锋破敌，没有纪录，不准题补。如今以白丁效用数年，就得到四品职官，终究觉得不妥。而且这些人奔走的日子多，学习弓马韬略的日子少。一旦授予汛防

译这是关键之地。人员空缺未必适合随意填补。臣认为，遇到差遣官职空缺时，应当选用一科、二科的武举人。他们出身于科举正途，必定懂得爱惜自己的名声，派他们去执行差事，自然能够遵守法纪。再规定效劳的年限，期满后分别评定等级，考核补授各项守备职务。至于以前因效力而担任差官的人，或许考虑到他们奔走日久，不便立即裁撤，必须严格审查核实，如果向来没有过错，又精通弓马韬略，才准许按照旧例考核任用。这样官员与人才就能相称，而“效用”这一途径，就不会滋生任用匪人的弊端了。至于各总督、巡抚题请补授的惯例，也是用来鼓励武臣的一个方面，又不可不加以审察。边疆重镇的总督、巡抚，所依靠用来鼓舞部下、奋勇建功的，就是凭借爵位赏赐来激励他们。臣查考，十年间经略辅臣曾奉有吏部、兵部不得掣肘的圣旨。请求从今以后，在用兵地区的总督、巡抚，遇到题请补授时，经查实确实人与地相宜，有功绩可录，不妨酌情准许。其他平定无事的地方，不将此作为惯例。这样军心才能振奋踊跃，可以收到得人的效果了。以上各项，都关系到臣的职责所在，所以敢详细恳切地陈述，恳请皇上采纳选择。

译关于虚名冒领军饷的奏疏 康熙五十一年

左都御史赵申乔

国家任命将领、设置军队，分布如星罗棋布。每年供养军队的军饷，不止千万计。这是为了树立威严、消除祸患，安定百姓、保持太平，考虑得极为深远，用意也极为长远。设立一名士兵，必须得到一名士兵的效用，这样军队才不会虚设；花费一份军饷，必须得到一份军饷的实际效用，这样军饷才不会白白浪费。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名册上有士兵，而队伍里没有士兵，这些士兵到哪里去了呢？纸面上有军饷，而军营里没有军饷，这些军饷又归谁所有呢？罪责固然在于侵吞军饷的官员，但弊端总起源于顶替名额的士兵。士兵招募来的，就作为新收编；士兵因故离职的，就作为开除。这是确定的道理，也是确定的法规。自从吃粮的士兵都是顶替名额而非真实姓名，虽然有招募，但全是旧有的名字，就无法辨别哪些是新收编的；即使有离职事故，仍然保留旧有的名字，就无法查察哪些是开除的。应该开除而没有开除，那么未开除之后的军饷，都填饱了侵吞军饷者的肚子；应该收编而没有收编，那么未收编之前的军饷，都装进了侵吞军饷者的口袋。有时经过查点，涂改人名使得人人都是士兵，不妨张冠李戴，谁能识别其中的真假？有时遭到揭发，但沿袭已久，不难指东话西，谁能突然加以改变？朝廷捐出资粮来供养军队，军营里没有士兵却浪费军饷，难道不是大可惋惜吗？不仅如此，士兵如果有犯下命案、盗窃案的事情，而粮册上没有名字，就可以安然置身事外，那么顶替名额的士兵就成了藏匿奸邪的地方。不仅如此，士兵有准许入场考试的条例，而私下替换人员，就可以侥幸获取功名，那么顶替名额的士兵又成了玩弄文字舞弊的首恶。种种弊端，都源于顶替名额吃粮，而其流弊竟然到了不可追查的地步。臣请求下旨给直省将军、督抚、提督、总兵，严查各营士兵，从前有顶替名额吃粮的，迅速据实上报并改正。此后吃粮的士兵，遇到离职事故，立即申报开除；一旦有招募，也立即按名注录收编。并将士兵改正后的姓名，以及真实的年龄、相貌、籍贯，造册上报兵部。如果有不遵守的，就以虚冒兵粮论处。这样士兵都是真实姓名，自然没有虚设的士兵；军饷都是实际军饷，自然没有冒领的军饷。军队中多持戈的战士，地方凭借防守的益处，而国家大概能享受磐石般的安定了。

关于整饬营务的奏疏 雍正十一年

广西巡抚金

私下认为我们皇上思虑周密，恩泽优厚，希望武臣等人有资财供养，以激励操守。从提督、总兵以下，酌情确定马步军的名额和粮饷，比以前颇为丰裕。此外不许一名虚冒，定例极其严格。凡是提督、总兵等人如果都能严格遵守定额，弊端绝迹、风气清明，自然威令严肃，将弁奉行法度，操练精勤，没有不整饬的营伍了。但臣心中体察访查，仍然不免有沿袭的积弊。将弁以扣缴为名，常常巧取豪夺。提督、总兵操持不慎，容易落入圈套。在定额名额粮饷之外，或者仍有坐食粮饷数十份至一二百份不等。因而将官、备弁依次有私弊，而且开除兵马以及顶替补额的日期，上报多不真实。支销公费名粮，也有虚报分肥的情况。即使总督稽查严明，稍微敬畏于一时，难免沿袭如故。或者遇到新旧交接，暂时招募补充，以示无私，并有焚毁底册以灭迹的。至于同城的文职官员监放粮饷，临时也只得遵例出具保结，终究无法查察其虚实。这营伍的弊端，实在难以彻底清查。如果提督、总兵的操持，不能自我激励，就有想要不刚正，恐怕失去众心，因而博取宽厚的名声，姑且宽容放纵，以在弁兵中邀取赞誉。即使操练整顿，也只是敷衍形式。总因为源头不清，互相掩饰，这又是大概营伍的通弊。

臣仰体圣明整饬的至意，伏思各标都有中军，凡是兵马钱粮出入的数目，中军无不知晓。中军刚正，则上下都有顾忌；中军庸劣，则只从事迎合取容。中军这一官职实在关系紧要。以臣的愚见，请求令总督，将统辖省份的抚标、提标、镇标中的中军等官，允许不时拣择调换稽查。如果有虚冒等弊，令其密禀总督。如果所调的中军，不能觉察，或涉嫌蒙蔽，总督即调回改委。如果查访确实，一并参究。这样中军都畏惧法纪，将弁无不凛遵。凡是营中的陋弊，总督无不知晓，而各标的良法，彼此互相效仿。总督寄耳目于各标之中军，中军尽心力于所管的营伍。稽查既容易，虚冒自然清除；虚冒既清除，训练必然努力了。

关于筹划昌化营汛兵制的议论

陶元

近来宪驾初临，就把抵御暴乱作为急务，通令州县，大概因为琼州郡内黎外海，是逃犯聚集的地方，所以不得不做未雨绸缪的准备。国家对待士兵很宽厚，供给军饷很丰厚，而士兵却更加穷困。弱者抵押军器还债，强者至于作乱，这一定有受其责罚的人了。现在帅府不追究他们致穷的原因，而只是禁止商人收当，不反求诸己而责备他人，不探究根本而寻求末节，这也太过分了。现在职谨陈三弊。一曰抽汛。士兵各有营，营各有汛，汛各有地，不得擅自离开。现在防守昌化的营兵，自从奉命裁减之后，仅存九十一名，除去

译墩台塘汛之外，现在番上服役的，只有三十三名，又抽去六名，派去给帅府服役。又听说各营汛的士兵，都有被抽去服役的情况。我私下考虑，琼州地区的文武官员，驻防相望，已经取得了居重驭轻的优势了。水陆三营，海南一卫，兵力厚集，已经没有兵力寡弱的担忧了。昌化边地辽阔，营兵只有这么多，却又抽去六名，让现役士兵代替他们当差。那么兵力怎能不困乏，地方怎能没有忧患。即使侥幸无事，但扰乱了经制的适宜，缺了行伍的用处，上有私役官军的罪过，下有擅自离开汛地的灾殃，谁来做统率者，却任由这样。确实应该移文咨告帅府，立即命令发还士兵。这样多一个人就能收一个人的用处，多一伍就能宽缓众伍的劳力，对上成就帅府的美德，对下收服兵士的心，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一是杂派。国家百万兵饷，既然已经解送军营，又命令州县监督发放，是担心他们克扣，担心他们虚报冒领。现在防冒兵六名，在府里支取军饷的，封疆大臣，想必没有虚报冒领的事。此外八十余名，在县里支取军饷的，共同查验发放，也没有克扣的情况。然而听说军中交际费用无数，用度奢侈，上自帅府执事人员，下至汛目管队，凡有公私杂费，无不派在士兵身上。区区每月给的军饷，剩余多少。幸好海南士兵都是土著，都有父母妻子的眷恋，吞声忍气，不敢稍有异心。如果像白沙的士兵那样，无籍贯的人聚集在一起，那么近日的事变就发生了。国家的制度，文武不相统摄，虽然命令州县监督发放，但州县不能禁止他们的交际，不能禁止他们的奢侈，那么又怎能禁止他们的杂派。至于士兵日益贫困，用债务折抵军器，又日益贫困以至于作乱，却还责备州县监督发放，勒令出具印结。州县的印结出具了，将领认为理所当然而不感激；州县的印结不出具，将领反而嫉妒憎视州县而不和睦。况且不只是将领这样，士卒畏惧将领的威严，不敢向州县申诉；将领畏惧士卒有后话，放纵他们生事地方。等到州县约束，将领又从而庇护他们。于是士卒乐于宽纵，反而忘记了将领的剥削，而深深仇视有司的绳押。这样士卒也不感激。我私下认为兵饷已经解送军营，应当像前年提督的奏疏那样，干脆让营将发放支取，不要再关白州县。如果仍然责备州县监督发放，因循旧套，下不感激士卒，上不感激将领，州县正救过不暇，却想与不相统摄、离心离德的将士共同商议抵御暴乱的适宜，这必定有所不能。确实应该授予州县察核的权力，让发放粮食之后，士卒出具并无杂派的结状，投递存案，有即允许到州县告理，不要出具结状。如果不告理而出具结状的，州县请求不要连坐。先收服士卒的心，作为州县的护卫，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一是补伍。我听说明将戚继光的话，天下的官没有比守令更好的，兵没有比父子兄弟更好的。父子兄弟的兵，非守令不能调集。所以他防备倭寇在浙东时，官已至参将，特别推荐知县赵大河为监军，让赵大河签报，而自己选择任用。戚继光当时奉朝廷命令，团练土著，难道不能自行召募吗？确实因为土著的兵，必系里甲，非亲民之官，不能知道他们的丁粮多寡，所以不敢以兵备妨碍国家赋税。现在海南兵都是里甲，而营将竟自行召募，不让州县参与。奸兵逃避赋役的，早上进入行伍，晚上就瞪眼看待州县，认为无可奈何了。戚继光训练土兵，用子弟保卫父兄，使他们知道亲上死长的道义。海南使用土兵，率领子弟背叛父兄，先假借犯上凌长的威严。他们既然没有道义，又怎能勇敢。这不是用来整齐士心的方法。我私下认为从今以后，行伍有缺，确实应该嘱托州县签报，而营将选择任用，一如戚继光的方法。这样兵民不相为害，文武不相掣肘，而抵御暴乱的计策，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这三件事，所以体恤百姓，也就是抵御暴乱。在职官守所关，不得不言。仰祈体恤兵民，移文咨告帅府，通怀商榷，酌议允行。舍此而求之于末，终无所济。

译关于展缓裁兵期限的奏疏

姚文然

臣近来风闻朝廷有裁减兵员的议论。私下思考，内地冗杂的士兵，耗费粮食军饷，士兵日益增加则军饷日益短缺，裁减士兵以充裕军饷，朝廷的谋略确实深远，筹划自然周全完备。但臣愚昧短见，多虑认为裁兵应当循序渐进。兵员中有新增加的士兵，有长期制度下设立的旧兵。议论裁减新增的士兵，还可以在旧兵缺额中补充兵员。如果将新旧士兵同时议论裁减，那么旧兵会有失去粮饷的怨恨，新兵没有补充兵员的希望，将众多无赖且无处归依的人聚集在一地，迫使他们短时间内分散，恐怕众人聚集则势力形成，人处于急迫境地则变故产生。即使有贤能的督抚提镇用心安插，也不是容易的事。当今太平无事的地方，只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南等地，士兵收敛，百姓安宁，财赋足额，实在是天下的根本。至于这些地方，虽然称为腹地，也有很多深山险阻之处。万一有走投无路而冒险作乱的人，虽然不足以担忧，但也不可不深深忧虑。臣请求兵部斟酌商议，就在目前议定裁减的士兵中，将新增的士兵区分缓急，依次裁减。那些制度内的旧兵，暂时照旧保留。等到新兵裁汰完毕之后，再行斟酌商议，命令管理军务的各官员，将老弱病残者陆续裁汰，因事离职者不再补充，逐渐消减，直到达到裁减的定额为止。不必新旧各类士兵同时裁减。这样裁兵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军饷也就逐渐充裕了。臣是书生，迂腐愚昧，多虑的看法，既然日夜萦绕在胸中，不敢不根据所见冒昧陈述。是否采纳，仰候皇上明察施行。

关于广南藩下兵员的议论

潘耒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日，命令朝廷大臣集议尚之信的事情。臣等都认为尚之信叛逆罪恶极大，请求处以极刑。皇上念及他祖先的劳绩，特别赐给尚之信自尽。臣认为叛党不可宽恕，坚持上奏多次，仅仅诛杀了他同谋的四个弟弟，其余的人也没有追究。皇上如天般的度量，于是卓绝千古了。平南藩下，旧有士兵一万人。既然诛杀了尚之信，他的军队没有归属。处置的方法，说法各不相同。比较衡量，似乎分隶八旗的说法最为妥当。虽然如此，也不易实行。这样做有四个好处，也有三个困难。请概括说说。藩下的人，习惯于骄横，战争兴起以来，曾经有咆哮放纵之心，大抵不是其他将领所能约束的。对他们宽松则骄纵不可用，对他们严厉则走投无路而冒险作乱。岭南之地，依山阻海，一旦有战乱警报，容易煽动。不如使他们离开巢穴，迁徙到京师，以九重皇权的尊严临视，以六军之威震慑，编入伍部，扼住要害。这是第一个好处。岭南之地，凋敝很久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藩下的众人，与百姓杂居，持刀横行街市，骑马驰骋郊外，凶暴万状，没人敢怎么样。谋取利益，以片言只语陷害人，夺取田产房屋，掠卖子女，不知有多少了。现在一旦全部迁徙这些人，使这一方市场安宁，耕种的人安居乐业，平时有安定的快乐，紧急时没有意外的忧患。这是第二个好处。禁军虽然强盛，连年调发，不无损耗。士兵在外，十人中只有七个。那支军队，坐镇一方，士兵马匹饱足，器械甲胄完好。确实挑选其中的骁勇果敢者，训练并整顿他们，可以得到精兵数千，足以补充禁军的缺额，剪除羽翼以厚植根本。这是第三个好处。参与叛乱的众人，实在很多，暗中观察我们处置的得失来决定向背。声息相近，还有勾结串联的想法。如果远隔万里，势孤望绝，必定没有其他图谋。又看到皇上推心置腹，兼容并包，将藩卒作为亲军，安置降人在环卫之中。度量如天，无疑无贰，谁不倾心解体，归顺诚服唯恐落后。这是第四个好处。但是有未然的忧虑，不可不谋划的。那支军队居住在岭南，四十年了。买田宅，结婚姻，繁衍子孙，与土著没有区别。一旦驱使他们离开安乐的土地，前往迁徙之地，保证没有愁苦怨叹，环视而私下议论的人吗？这是第一个困难。战争兴起以来，物力耗尽。江西刚脱离战火，中原京畿地区，到处灾荒。即使那众人顺从，收拾行李上路，而一军一万人，总计家口不下数万。从广东到京城，不下七八千里。水运陆运，舟车之力，费用巨大。时局窘迫而举措宏大，能令筹措办理而不扰民吗？这是第二个困难。近畿之地，都是庄屯。圈占田地房屋，是百姓的大病。即使让他们携带资财，安然到达京城，数万之众，怎么安置？让他们租房居住，开垦荒地吃饭吗？还是仍然夺取百姓的房屋居住，剥夺百姓的田地吃饭吗？这是第三个困难。有一个困难在这里，即使众善也不能骤然实行，何况种种隔阂阻碍，能不为之长远考虑而退缩吗？过去窦建德平定后，召他的旧将范愿等人入关，众人心惊疑惧，而刘黑闼又扰乱河北。刘孜献地后，他的部下朱克融等人久居京师，贫困不能自存，又占据卢龙叛乱。蚁穴的渗漏，实在能溃决金堤。星星之火，或许能燎原。事情常发生在疏忽之处，变故常潜伏在粗略安定之中，不可不熟虑。那么处置的方法应当如何？听说故王所一起起兵的人，十人中存留不到一二，其余大多是从南方招募的人，大抵都是市井游手好闲之徒，逃

译居住在他们中间。也有温饱之家。一向苦于藩下侵夺剥削。愿意出巨资。借以占有名籍。依靠来自我庇护。这类人本来就是南方人。不喜欢北来。又厌恶藩下之名。以能洗刷干净为快。不如颁布诏令。让藩下之人愿意自行脱籍为民的。允许向幕府递交文书。缴纳军资。发给文书。听任他们自便。他们一定会争相响应。十个人中可以除去六七成。这是淘汰并遣散他们的策略。这种方法宜于快速施行。至于老营旧部。边关河朔地区的人。饮食嗜好。与满人汉军没有不同。怀有代马北风之思。必定愿意北还。必须得到雄伟豁达且有威望的将领。部署约束。厚加抚恤存问。晓谕八旗的好处。有官职的仍然给予官职。有粮饷的仍然供给粮饷。充裕他们衣食的来源。开辟功名之路。仍然宽限期限。让他们得以变卖田宅收办资装。欢欢喜喜地乐于迁徙。不违背他们的性情。等到年岁稍好。民力大致充足。然后率领他们北来。人数既然少。事情也容易办理。这是安抚并接纳他们的策略。这种方法宜于缓慢施行。除去疾病必须去除其根源。平定动乱必须剪除其祸根。俗话说。战事难以远程揣度。事情贵在沉着洞察先机。平定动乱固然难。善后尤其不易。谋划国事务必周全。只有广集谋议而明断决断才可以。恭敬地陈述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