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户政七赋役四

译卷三十二 户政七 赋役四

浮粮变通议

王应奎

粮食为什么被称为“浮粮”呢？苏州府现在的定额是三百五十万石。松江府现在的定额是一百二十万石。然而在宋朝时，苏州府不过三十多万石。松江府不过二十多万石。即使到了元朝增加并确定赋税额度，苏州府也不过八十多万石。松江府也不过七十多万石。这样看来，今天的赋税额度，与宋朝相比，虚增了七倍。与元朝相比，也虚增了三倍。不仅如此，就像湖广全省，定额征收二百三十万石，而苏州一府的数量就超过了它。福建全省，定额征收一百多万石，而松江一府的数量就超过了它。难道天下的田地都生长粟米，而唯独这两个郡下雨落下金子吗？建文帝下诏免除，却在永乐年间恢复。周文襄请求减免，却在万历年间增加。这难道不是极重且难以逆转的趋势吗？近代巡抚大臣请求减免浮粮的接连不断，但事情逐渐没有实行。大概是因为苏松是财赋重地，作为国家的根本，难以讨论减免抚恤罢了。于是有人提出变通的说法。有人说：“明朝时虽然说是重额，但漕运赠送的米，就在正米之中。而且平米一石，除了派征本色五斗外，只征收折色银二钱五分。周文襄巡抚江南的时候，重粮田纳银一两，折合米四石。缴纳布一匹，折合米一石。正额如此，加耗的情况可以知道。现在每米一石，除去本色，折色达到五钱多，而加耗还在外面。既有五米十银，又有无数虚增的数额，甚至导致一亩的租子，不能办成一亩的税。这加耗的危害不浅啊。浮粮难以豁免，加耗和赠米不可以减少吗？”有人说：“前明朝的折色，在次年二月，然后分十限开征。现在却在当年正二月间，普遍截票催征。那时宿土尚未翻耕，青苗尚未插种，天时是否水旱尚未可知，秋天收成是否丰歉尚未确定，于是监司督促有司，有司督促里役，里役督促编户。有不按期限缴纳的，那么凶暴的官吏就紧随其后。如果不是向债主借债，把衣服送入当铺，他们将如何应对呢？这早征的祸害最烈啊。浮粮难以豁免，催征不可以延缓吗？”又有人说：“征收缴纳的方法，减少一分，小民就受一分的恩惠。试着以苏松的田地计算，如极重的科则，每亩三斗以至四斗以上的，每平米一石，请求减少一斗科则。二斗以上的，每平米一石，请求减少七升科则。二斗以内的，每平米一石，请求减少五升。那一斗五升以下的地荡山涂等，则不在讨论减少的行列。这样对国家财政没有亏损，而三百年的痼疾，从此就有好转的希望了。全部豁免难以讨论，递减难道不可以实行吗？”这三种说法，都是变通中得其道的。但减少加耗、延缓征收的说法，可以救济一时，不是用来垂范万世的。科则递减的说法，可以缓解百姓的困苦，不是用来充实国家储备的。为今天的计策，不如把苏松的浮粮，摊派到天下轻额的田地上。每亩以一合为比率，而两郡所虚增的，就可以减少大半。这样天下没有加征的痛苦，而两郡有减赋的实际。国家用度没有毫厘的亏损，而民生有再次复苏的快乐。从前宣德、正统年间，苏州一府，拖欠赋税七百九十万石。巡抚周文襄查明其中的缘故，于是规划便利的措施，命令民田加耗一斗有差，以通融官田的亏欠。到了嘉靖中期，苏州知府王仪，请求全部括算官田民田而调剂多寡，把官田中重额的粮食，摊派到轻额的民田上。这摊派的说法，前人已经有实行的。然而把苏松的粮食，就摊派在苏松，哪里比得上把苏松的粮食，摊派到天下呢？大概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百姓，本来不应该让苏松两郡的百姓，独自承受这种偏重的累赘。俗话说：“仁爱不区别远近，义理不推辞困难。”皇帝虚心询问，那么大臣入朝进言。希望南山恢复禹甸的田畴，大东没有饛簋的叹息吧。恭敬地议论。

浮粮变通议

沈德潜

苏松的困苦，没有比浮粮更严重的了。起初，贾似道倡导买官田的说法，而增加了额度。接着，明太祖愤怒吴地百姓依附强寇来守城，而加重了赋税。后来，杨宪改一亩为二亩，赵瀛把官田均给民田，而百姓更加受到其累。拖延至今，日积月累日益严重。与宋朝时的原额相比，七倍有余。与元朝时的原额相比，也两倍有余。宋朝时苏松税额共五十多万，元朝时共一百五十多万，现在共三百七十多万，而百姓的困苦就难以言说了。心中想着治理国家的人，不得不思考有什么办法来缓解它了。然而一旦想要立刻恢复宋元时的旧制，其势不能。为什么呢？苏松是天下的财赋地区，军需、廪禄、赏赐之类，仰赖已久。地方官只怕度支不够，就一定坚持祖制的说法，出来争辩。争辩而胜利，势力更加牢固，而不能再减少。就今天的财赋来说，只有变通的说法了。《易经》说：“通其变使民不倦。”大概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吧。议论的人纷纷扰扰，最终没有定论。我擅自先列举众议中的错误，然后折衷之道，大概可以实行。议论的人说：“天下的赋税，贵在能够平均。苏松的田地，占天下的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的赋税，承担天下的十三分之二。与其他省份相比，不均之甚。现在……”

译在其他地方稍微增加赋税，而苏州、松江可以全部减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增加赋税的名目，天下百姓共同畏惧。在今天可以稍微增加，在将来就同样成为旧例。这个开端一旦打开，只会增加不会停止。试想同样是皇家的子民，却把这里的祸患转移到那里，好比挖手臂的肉来补大腿的疮，旧痛稍微平息，新痛又加上去。况且苏州、松江减免的部分，后来或许因为其他缘故仍然增加，而其他地方增加的部分，定为规则，不能再减免，其弊端哪里能穷尽。

议论的人说，时下免除租税的诏令，虽然大多取自下层，但实际上大多赦免了百姓。所谓多赦免，是因为拖欠已久无法计算，才采取这种举措。钱财无处筹措，因而征收催逼，征收催逼不停止，因而百姓逃亡，逃亡不停止，因而牵连赔累。与其在追逼已经穷尽时赦免，不如在追逼尚未施加时妥善处置。况且免除租税所涉及的，大多被包揽侵蚀，是奸诈的胥吏和豪强之徒，对于良民未必都能均等地蒙受恩惠。可以暂时实行，不可以长久施行。

议论的人说，前明时期，官吏考核宽松，完成七分就算上等考核。现在应该仿效其遗意，在州县赋税最重的地方，另外设立奖惩的典章，不和小县一样考核。那么官吏可以长久任职，百姓能得到安抚的好处。不知道部议从宽，官吏既然稍微安定，百姓也懈怠。百姓中良善的，或许延缓征收但不误期限，百姓中狡猾的，就沿袭欺骗上级。徒有重赋的名声，最终很少缴纳的实际。要说没有弊端，未曾听说过。

议论的人又说，苏州、松江田地荒芜，到处都有。现在对于可以耕种的田地，招集穷苦百姓，酌情给予牛车，同时给予谷种，让他们耕作。几年以后，按亩升科。新赋既增加，旧赋可以减免。田地荒芜并非必不可耕种的土地，只是担心已经升科后，逐渐增加，赋税从上等开始，官私交迫，力量难以承担役务。旧赋的累赘未去，新赋的累赘日益滋生。小民谁肯不顾身家，贸然承佃。这也不是救时的策略。

那么变通的方法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比酌情减免更切合的了。曾经考察明宣宗时，周文襄忱安抚吴地，与知府况钟，奏请减免官田的税赋，根据田则的多寡，酌情裁减。苏州减免到八十余万，松江减免到三十余万。户部指责他们变乱成法，而宣宗没有怪罪他们。那时百姓因此稍微宽慰，国家殷实兴盛。现在如果真正举用古人的善法，仿效实行，以救济百姓的穷困，以培植国家的根本，记载在简册上，流传千秋万世，确实是圣朝的盛典。

又有话说，嘉兴、湖州、常州、镇江等郡，虽然地域分属两省，与苏州、松江实际上接壤。而赋税的多寡轻重，难以比较。难道四郡的田额都狭窄，而苏州、松江的田额独宽？四郡的年岁都歉收，而苏州、松江的年岁独丰？四郡的民俗都贫穷，而苏州、松江的民俗独富？为眼前的变通计，或许参照嘉兴、湖州、常州、镇江中赋税较重的，来定苏州、松江的税额，使其他郡的百姓也免除追呼，那么百姓的困顿逐渐消除，民力逐渐充裕，而亡身破家、鬻卖男女的祸患，不至于再出现在盛明之世。这就是先举出众议的错误，然后才能实行折衷的方法。

至于因为东南的重困，全部更改，使仍恢复宝佑以前的旧额，这是圣天子的隆恩，而不是草野之人所敢妄论的。谨议。

译《书扬州田赋后》

胡渭

当今天下号称财赋聚集之地的，不过是江东浙西数百里之间的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这五郡罢了。这些地方有的濒临太湖，有的夹在松江两岸。自从唐代以来，这里的田地日益增加，大抵都是围占江湖而成的。大禹治水时，腾空旁边的低地来容纳洪水，所以大水到来时水有地方蓄积。对于震泽（太湖），也应当是这样。绍兴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说浙西百姓的田地最广，平时没有太大危害，是因为有太湖的好处。近年来，靠近湖边的土地，大多被士兵侵占，堆土增高，长堤一眼望不到边，名叫坝田。旱灾时，他们据守这些坝田灌溉，而百姓的田地得不到好处；涝灾时，远近泛滥，水不能流入太湖，而百姓的田地全部被淹没。这是上游围田的危害。

至于下游，吴地南部古时有笠泽，在松江左右。春秋时这个泽还存在，不知哪个朝代开始变成了田地。那地方就是叶少蕴所说的：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可以筑堤成为田地的地方。这在今天吴江县的边界。五代梁开平三年，吴越在吴县的松陵镇设置吴江县，所以苏子瞻说：如果想要吴淞江不堵塞，吴江一县的百姓，可以全部迁徙到其他地方。上游宽阔，清水力量强劲，沙泥自然不能堆积，怎么会招致湮塞的祸患呢？单锷说：松江涨水堵塞，因此三春霖雨时，苏州、湖州、常州、秀州都担忧水漫。即使增加吴江一县的赋税，考虑到三州拖欠的赋税不计其数。笠泽既然全部变成了田地，仅存松江一条衣带般的水流。上游狭隘，水流不清澈迅疾，所以江尾的潮沙日益堆积，茭芦丛生，而太湖的水流入大海更加缓慢了。好利的人，趁着堵塞筑堤土成为田地，潮沙茭芦之地，全都成了田垄。元代潘应武说：淀山湖中有山寺，宋代时在水中心，归附朝廷后，权势人家占据成为田地，现在山寺在田地中。虽然有港溇，都是浅狭的潮水，湖水不能相互往来。归熙甫说：沿江的百姓，积占茭芦，以告佃为名，所缴纳的升斗之税，所占的就是百顷之田，而税又多被吏胥隐没。从前宋代围田，都有禁令约束。现在奸民豪强，占田以遏止水道，再经过两三年，就没有吴淞江了。这又是下游壅塞，以邻为壑，五郡共同遭受灾祸。

自从江左偏安，局限于一方，务必尽用地力，以供给军需，而不暇考虑长远。这与战国时大河堤内的土地，贪图其填淤肥美，在其中耕田筑室，弊端正相同。而后世谈论垦田的人，说人力的修治，浙西最兴盛。不知道扬州土质涂泥，所以田地属于下下等，而围田的土，则是涂泥中更差的。十年之中，不能五次丰收。而又累及上游，得不偿失。田地日益增加，百姓之所以日益困顿。哪里值得称道呢？然而宋代两浙的田地，每亩税不过一斗。见杜实桓给巡抚周忱的书信。按熙宁二年郏亶上书说：本朝的法令，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这就是杜说所依据的来源，百姓还容易办理。自从景定公田之法实行，丞相贾似道主持这个议论，浙西于是多了官田。下至元明，籍没的田地越来越多，都按照租簿来缴纳定额。而浙西的税粮，天下没有能比的。韩愈说赋税出自天下而江南占九份，以今天来看，浙西又占两江十九份。即使以苏州府计算，以推及其他。垦田九万六千五百顷，居于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地之中，而输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在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征收苛重，民力枯竭，可以知道了。苏州一府，差不多都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税粮是五郡中最高的。夺取百姓的财产作为官田，而加重赋税，实在不是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然而所夺取的，都是豪家富人的田地，与小民无关。小民租种官田，也与缴纳豪家富人的租税，相差不远。而私田的赋税依然如故。等到后来，版籍混乱错误，拖欠租税无数，国家有官田的名义，而没有官田的实质。有司考核政绩，因此受累。到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级，一切以三斗起征。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从而效仿。从官田的七斗六斗，开始（官田有多至一石以上的，宣德五年诏令递减三分二分，所以止于七斗），下至民田的五升，统一为一个标准。而州县的定额，各自视其所有官田的多少轻重为准。多的，长洲达到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太仓每亩征收二斗九升。顾宁人说：国家失去累代的公田，而小民却代替官府佃种无边的租赋，事情的不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唉，田地还是下下的田地，而赋税却不啻比上上等田地多几倍。三江震泽的地区，昔日的百姓溺于水，今日的百姓溺于赋。有能恻隐于东南民力的枯竭，而为之豁然改变其法，使水恢复安定，而赋税不失则壤的规矩，这真可以说是功不在禹下了。

《苏郡田赋议》（《苏州府志》）

蒋伊

现在谈论苏州府田赋的人，都说：元末张士诚，长期占据苏州不投降，于是明洪武初年，将伪吴

译当时叛军首领等人的田地，被没收成为官田。官府核查他们家中缴纳私租的账簿，以此来确定税法。这就是今天苏州、松江两地的税粮，比天下其他地方都特别沉重的原因。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人们未曾彻底探究其危害并详细论述。凡是没收为官田的，起初粮食税额高达七八斗。洪武十三年，所有官田中按七斗五升起征的，都减至四斗四升为止；按四斗三升、三斗六升起征的，都减至三斗五升为止。如果是民田，则不过五升到一斗起征罢了。那时官田早已减免了税额，民田未曾增加税额。到了建文二年，有诏书说：“苏州、松江按照私人拖欠的税额征税，只是用来惩戒一时的顽劣百姓罢了，怎么能作为固定的准则，来困顿一方百姓呢？应当全部减免，按照各地的标准起征，每亩不超过一斗。”这专门是为了体恤官田的困境。那时官田的粮食税额，虽然减少了但仍然沉重；民田的粮食税额，没有减少但自然较轻。宣德、正统年间，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达七百九十万石。吉水人周文襄公周忱，先后巡抚江南，察知其中的缘故：一是官田粮食税额沉重，百姓无法承担；二是豪强大户不缴纳附加损耗，导致小户百姓加倍赔偿。因此贫民逃亡迁徙，积累的拖欠如山。周文襄在税额较轻的民田上，每亩增加附加损耗一斗多，用来通融官田的亏欠。他又与苏州知府况公钟，反复计算筹划，上疏请求减免苏州一府沉重的秋粮八十余万石，其他府县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免。那时苏州一府的粮食税额，正米二百多万石，耗米七十多万石。那耗米命令大户与小户平均缴纳，称为“平米”。这样，官田的粮食税额虽然减轻了，民田的粮食税额却加重了。然而所增加的是耗米，不是正额。正因为它是耗米，周文襄在拨运之外若有剩余，就存入济农仓，以备水旱灾荒时的赈济借贷，以及农民缺乏粮食，还有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的费用，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用，运夫遭遇风浪或被盗，修筑堤岸、疏导河道等不同情况的口粮，都从这里取足。那时粮食虽然加征于民，但剩余的利益也归于民。除了耗米之外，更没有扰民的名目。到了嘉靖中期，苏州知府王公仪，请求将官田和民田全部合并，取多补少。对于官田中税额沉重的，将其粮食摊派到税额较轻的民田上，进行逐亩清丈，开始确定不等的科则。长洲县三则，重至三斗七升五合；吴县二则，重至三斗四升四合；昆山三则，重至三斗三升五合；吴江三则，重至三斗七升六合；常熟四则，重至三斗二升；太仓三则，重至三斗三升；嘉定科则不等，重至二斗八升。这种均田的策略，由嘉兴知府赵公凉发起。那时周文襄所说的耗米，突然加征在轻则民田上的，就变成了正额。这样，官田的粮食虽然减轻了但仍然沉重，民田的粮食一旦加重就不再减轻了。然而王公仪相比周文襄时期，又请求减免粮食税额三十多万石。总计苏州一府的粮食税额，正米二百三十多万石，耗米四十万四千二百多石。那时粮食一石，折征白银只到二钱五分。兑米的损耗和赠送就在原额之中，未曾加在原额之外。又查永乐十一年，重新规定京库金花银，每米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宣德、正统年间，周文襄奏请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允许折纳金花银，白银一两，准折米四石，解送京城折支官员俸禄。如今折银的沉重，几乎达到五钱了。兑米以及轻白两粮，在损耗之外又加损耗了。据我考察，宋朝初年，苏州地区田地一亩，秋米八升；下等田地一亩，米七升四合。元世祖时期，江南税粮，完全依照宋朝旧制。又查《元史》，元朝的税粮，取自江南的，大约仿效唐朝的两税法。中统年间，旱地每亩诏令征收三升，水田每亩诏令征收五升。那夏税布、绢、丝、绵等物，所缴纳的贯数，以粮食为差。粮食一石，有的缴纳三贯，有的两贯，有一贯，有一贯五百文，有一贯七百文。元朝柳贯《经世大典》中，赋税一则也是如此。元朝的钱法，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田地二十亩即五升征收粮食，不过一石。粮食一石，即缴纳三贯，计算白银不过一两五钱。

译又考察元朝的赋税制度。上等田每亩三升，中等田每亩二升半，下等田每亩二升，两户共出丝一斤，这是特别轻的。如果以苏州一郡来说，洪武十二年修《苏郡志》记载，元朝时苏州的税，夏税叫丝税，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五斤一十两五钱七分；秋税叫租粮，为八十八万二千一百五十石九斗六合；轻赍二千二百四锭二十七两三分；官房地粮六十四石七斗七合；钞二百二十三锭一十一两三钱三分一厘，比较其收入，已大大超过宋朝。伊是常熟人。如果以常熟一县来说，嘉靖年间修《常熟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秋粮正耗四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八石，比元朝增加十一万四百八十九石，这还没有分出太仓州的地。弘治十年，分出太仓州官民田地后，秋粮减至二十九万八千一百石，这些都记载在前人的县志中。如今常熟正粮，增至四十余万，一县如此，一郡可知。又王文恪公王鏊《姑苏志》说，按《禹贡》扬州的田地属下下等，唐天宝以后，东南财赋才开始增加，苏州秋粮，宋朝三十余万石，元朝八十余万石，明朝几乎达到三百万石，苏州今天的百姓，怎能不大大困弊？苏州今天的赋税，怎能不积欠呢？如今如果商议减少粮额，有大清户律一条可以援引。按户律，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五勺四秒；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普天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率土之滨没有不是王的臣民，为何唯独苏松的百姓，不能得到宽恤的政策呢？又有顺治十八年查洪武年间加重钱粮处所命部臣具奏的一道诏书可以援引。洪武年间加重钱粮的地方，没有比张士诚长期占据更久的，没有比苏州粮赋更重的，十八年的那道诏书，正是针对苏松说的。又有本朝江西布政使庄应会奏减袁州、瑞州二府陈友谅所加浮粮的先例可以援引。江南的田粮重，一年只有一熟；江西的田，其粮重于江南，一年却有二熟。江西的浮粮，尚且得以减免，而江南终究没有解除悬案的日子，为何吴地百姓如此不幸，竟到了这个地步呢？尤其有不可不辩明的，以前苏松的粮，完纳到七八成的，在官员考核中即属上等，百姓可免于追呼。如今赋役已有全书，毫厘挂欠，官员有考成的累赘，百姓有征比的痛苦，形势不同事情各异，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何况连年以来，苏松水旱相继，十室九空，百姓不堪命，减粮一事，虽然是极难挽回的形势，实是救时的急务，也是国家根本所系。我又查嘉、湖、杭、苏、松、常六府，昔日的理财者，都并举此为东南财赋之地，如今常州起科，每亩重至一斗五升六升，唯独苏松的粮，重至三斗六升七升，田赋不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倘若能请求减少苏松粮额，照如今常州起科，或许二郡的百姓性命，得以稍得喘息。如果想以宋元的赋法，施行于今天，那又是不识时务的论调了。

贾似道公田论

林潞

一时的利益，万世的祸害，圣人之所以厌恶谈论利，是因为自古小人的误人家国，必定以利进言。他们起初以裕国便民，耸动君主，君主在国家财政匮乏之时，突然听到这种说法，欢喜而施行，府库顿时充盈，公私都得到供给，认为其言果然可用，而不料其祸害竟到了这个极点。宋朝王安石，是言利之徒。神宗时，开边生事，用兵耗费军饷，王安石创行青苗、助役、均输等新法，剥削百姓奉养君主，四海困穷，而北宋最终遂以亡。南宋至理宗宝佑年间，贾似道首创买公田之策，刘良贵、吴势卿等人助之，借口祖制限田，而实以聚敛困民，敌未压境，民心溃散，以加速其亡，而其流祸且历宋而元而明以至于今未艾。曾考察公田初买之时，以官品计，将官户田产逾限之数，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这还有抑制强豪嫉恨富人的意思。继而敷派，除二百亩以下者免，其余各买三分之一，又后来百亩之家亦不免。官吏奉行，率以多买为功，有不胜任者，知临安府刘良贵辄劾之，追毁出身，永不收叙。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买田皆有专官，而包恢在平江，至以肉刑从事。廖邦杰催督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无田而以归并抑买自缢者。浙西六郡，买田多至三百余万亩，号曰公田。呜呼，自秦商君废井田，开阡陌，以至于宋，几二千年，民俗习之，各田其田，各业其业，祖父以长其子孙，其间虽有多寡广狭肥瘠之不同，而贫不必忌，富不必藏。今纵不能举井田复之，反一旦取民间之田，不问可否，强进于公，且从而刻减其价，石租之田，偿以十八界会子四十

译如果价钱稍多，就给付银子和绢各一半；如果更多，就给付度牒和告身来抵值。登仕郎的告身抵值二百张楮币，将仕郎的告身抵值一千张楮币，允许参加漕试；校尉的告身抵值一万张楮币，承信郎的告身抵值一万五千张楮币，承节郎的告身抵值二万张楮币；安人的告身抵值四千张楮币，孺人的告身抵值二千张楮币。百姓得到的是虚名告身，失去的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即使是富户，也难免家破业亡。想要国家富强，却不允许国内有富户，这可以吗？然而贾似道的用意，并不曾认为这是在祸害百姓。他假借公田的名义，向百姓购买土地，并非强夺豪取。每年秋租，特意给予减免；遇到水旱灾害，就另外商议征收数额。替官府耕种的人，按照惯例缴纳租税，并没有多取的名目。委屈君主的尊贵身份来做田主，田地三百五十多万亩，每年收入可达二三百万石以上。在赋税常额之外，忽然增加这么多，即使是天下的贤明君主，没有不心动而高兴的。哪里知道它的流毒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呢。公田的名称，始于殷周时期。那时私田都归属公家，所以有授田和还田的制度，不像贾似道那样把私田买为公田。把私田买为公田，那么田地的数量就有定数，公家多了，私家必然减少，名义上是公田，实际上并非如此。又设立官仓来储存粮食，分设机构来管理，由官佃来耕种，由庄官来督促。等到收租时，原定的额度已经亏损，就从田主那里补足。有的田地内部贫瘠，以及租佃者顽劣等类情况，又反过来向田主责罚更换。百姓的产业既然失去，却遭受无穷的连累。比起白天抢劫的盗贼，荼毒百姓，几乎更加严重。明太祖在江南起兵，平定天下，推行新政，理应改正。但他因吴地人为张士诚死守，沿袭元朝的旧制，以此来苦待他们。议论的人说明太祖开创太平，豁达大度，反而因私怨仇视百姓。不知道贾似道掌权时，如果不制定这种凉薄之法，后世的君主即使极其刻薄寡恩，又怎么能创立这种苛政来困害百姓呢。所以在明初，公田的赋税，每亩高达九斗八升。苏州拖欠的赋税多达七百九十一万石。百姓抛弃官田逃跑，邻居的田地一旦沾足，就被抓来抵偿赋税。良田都废弃而不耕种。宣德年间，周文襄公巡按江南，才上奏减免每年四斗一升以上的赋税，其中一百石以上的，减为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的，减为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的，减为一斗。苏州一府，减免赋税七十多万石。那些绝户的官田，招募佃户开垦，并减轻赋税，按照民田的条例，百姓性命得以喘息。然而公田的赋税虽然减免，但减免的赋税仍然均摊给民田。凡是州县中公田数量少的，民田的税就轻；公田数量多的，民田的税就重。所以直到今天，浙西的田赋轻重交错出现，相比浙东更加繁重。贾似道变法之后四百五十多年，大害虽然消除，余毒仍未停止。古今的法令，那些应当革除却没有革除的，又岂在少数呢。唉，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唯独利欲的漏洞一旦打开，难以遏止。本朝深仁厚泽，逐渐遍布四海。前朝江西瑞州、临江等地的赋税，大多增加到十余万石。

译因为陈友谅的降将错误地登记了册籍，以讹传讹，沿袭成为定例，而我朝全部予以豁免，那么浙西的田赋将来必定会获得削减，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前范忠贞公在两浙设立官府，想要奏请减免赋税，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就离任了。唉！后来的继任者，也应当体察朝廷仁爱节俭的至深意旨，将几百年来未能革除的弊端，一下子清理掉，不要让范忠贞公遗留的恩德，不能再被世人见到。然而这很难做到。

浮粮坍荒二弊议

慕天颜

根据吏部咨文指出，全面查访所属地方，从未有官员升任，是因为什么事故，要悉心确切地考察，采取什么调剂措施，不至于白白浪费人才。本司查看得知，朝廷设置官员、分配职事，无非是爱护恩惠百姓的意思；士人考取功名、奉行公事，无非是报答朝廷养育士人的恩情。所以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如果不是丧失节操、败坏品行，没有不自知勉励、稍期振作奋发的。然而只有苏州、松江等郡，长官动辄被削职，只是因为钱粮没有清理完毕，被羁留牵连，项背相望，面目可怜。三十年来，想要求得升迁的一点阶梯，如同黄河水清那样难以见到。这难道是朝廷的法律唯独对苏松的官员严厉，而苏松的官员难道都是庸碌低劣、才能短浅的人吗？地方的艰难，是百姓困苦；人才的废弃，是官员困苦。如果百姓困苦而对官员有益，官员困苦而对百姓有益，即使官民都困苦而对国家有益，在盛世尚且不愿意有这样的事，何况百姓日益困顿，官员日益败坏，对国家毫无裨益，能不急切地寻求调剂补救的方法吗？本司谬承简拔重任，正在力图兴利除弊，现在蒙受颁布旨意访查，遵奉宪令，采集属郡的议论，现在陈述其中情势切中要害的两点：第一点说钱粮定额过重，征收难以完成。江南赋税之重冠绝天下，而苏州、松江二府尤其严重。计算它们的定额粮税，不仅与其他省份轻重悬殊，即使与接壤的常州、镇江相比，也已加倍有余。考察其由来，明朝初年因为张士诚窃据苏州，愤怒地方依附叛逆、抗拒顺从，于是取用民间租籍，按照额定课税。所以常州、镇江的田地，每亩征收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苏州、松江独有浮粮，重在明朝，虽然已经屡次减免，仍然每亩达到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二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等田地也征收一斗九升。收取的粮食不能比别处的产量多一倍，而缴纳的课税却比别处的定额多。丰收年景则谷贱伤农，入不敷出，一亩的租税，未能完成一亩的赋税；荒年则颗粒无收，追逼不应，一亩的粮税，反而增加数亩的费用。富人变穷，穷人逃亡，在小民膏血无存，有司智勇俱困，付之无可如何。而且定额征收的课税，奉拨紧急饷银，完纳解送稍迟，就遭受谴责贬谪，席位还未坐暖，已经制造交接账目。所以被削职的人几乎没有空过一年的，而拖欠的赋税终究成为逝去的流水。现在总计苏州、松江二府，从元年至七年，百姓拖欠未完的有九十二万多。司府的催逼檄文，已经舌敝唇焦；州县的敲榨追逼，致使血飞肉烂。官员徒然被削籍，饷银竟成虚悬。这实在是因为赋税过重，导致地方败坏，而人才被枉弃的原因。第二点说坍荒田地缺额无法弥补。三吴州县，有地处极高，遇到干旱则无水可抽的；有地处极低，遇到水涝则连禾苗都被漂没的。如此贫瘠的地区，全靠雨水阳光适时，才稍微可望薄收，否则终年辛勤劳作，竟然没有颗粒收获。然而年成偶尔歉收，皇恩尚且可以救济，良吏尚且能够补救。如果板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经请求豁免，累及百姓包赔，其痛苦实在严重。沿江沿海州县，如太仓、嘉定、常熟、上海等处，怒潮冲击，肥沃的土地立刻付之洪流，沙土崩塌，片刻能消数顷。起初坍去的还少，摊派赔偿已属难堪，继而日削月深，拖欠累赘渐多，逃亡断绝，无田无主，县官向谁征索？他们不束手待罪，难道可能吗？至于板荒的田地，大抵在高燥的地区，佃户抛荒逃亡，业主故去断绝，沿袭几十载，一望不毛。即使广为招募，给予牛种，土坚如石，苇根盘结，难以犁锄，何况地绝水源，栽种之后，仍然没有灌溉，断难开垦升科。这是坍荒、板荒的危害，定额粮税从何筹措办理？

此外又有公占的荒地。公占的，是马路、桥梁、烽墩、土堡、营房等类。太仓、常熟、昆山、嘉定、上海等州县，各有公占田亩，以及长洲、丹阳、武进、无锡逼近官塘之处，又有马踏荒田。国家为封疆之计，立堡设墩，特筑马路，无非保护百姓。但沿海各省，迁界截留界外田粮，例都蠲免豁除。这虽然不是迁界截留之比，但地已为朝廷公用，贫民且悲失业，岂堪又苦于赔粮？不知当日有司，何不申请豁除，锢害一至于此？现在总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坍江、坍海、板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钱粮，不下数十万。在有司即使八面长才，未有力竭计穷、蒙冤削职的，实为此荒缺，导致地方败坏，而枉弃人才。赋额之繁重如此，荒粮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时，州县有司完及七分者即得报最优，所以尚且间有升任

译任职官员。在我朝世祖章皇帝时期，未完税款不足一分的，也给予免予议处。如今，未完税款在一分以下的，州县官罚俸一年，司府官罚俸半年，都停止升迁调任。各州县定额征收的存留地丁银，虽然数额多寡不等，但分厘都关系到考核成绩。即使赋税不是重额，田地没有荒废，但巨额金钱，怎能没有零星尾欠？一概用严法来约束他们，只有坐等被参劾处分。然而就州县官来说，或许还有努力完成定额的。至于知府管辖的各属县，这个县刚报完，那个县又或许挂欠。这项或许偶然没有欠，其他项断无全部完纳的。只要分厘有欠，就列入停职罚俸的条款，这似乎不是激励劝勉的方法。像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没有一年能全部完纳的，没有一位官员不被参劾的。至于布政使统辖的范围，每年定额三百五十多万两，苏州、松江等地，四郡的钱粮最为紧迫。镇江或许完纳而常州不完纳，常州、镇江或许完纳而苏州、松江不完纳。总计每年的定额，即使极力督催，或许欠额不超过两分之多，也仅能完纳九分以上。如果一概与其他省份钱粮容易完纳的布政使，同等奏报考核，自然不免挂名参劾罚俸了。正因为考核如此严格，参劾罚俸如此紧迫，州县官为了保全功名，因而挪用垫补款项，连年不清。前任官员所缺的银两，成为后任官员的连带累赘。一年又一年，一任官又一任官。如今在钱粮逐年挪移混淆的案件中，累计借支达六十多万两有余，这不是明显显著的事实吗？

译此外还有没有编入预算的、最紧迫的开支，如修造沙船、备办将军船只、供应巡界章京、藩兵养马、闽浙往来满汉官员船只等项，都关系到军国重务，应付刻不容缓。既然没有定额的钱粮，又不敢丝毫分派，自然不得不挪用库银来应对燃眉之急。等到详细请销，上报朝廷和户部，审核驳斥又需要时日。等到户部批准销算的时候，挪用库银的官员，早已被参劾降职革职了。何况未经咨报销算的，数以千百计。在苏松常镇四府那混案中，虚报冒领达到三十九万五千余两，难道都是官吏侵吞入己的吗？这是赋税沉重、赔偿荒田导致垫支应赔的累赘，地方败坏、枉弃人才的缘由，不得不痛切并陈。

现在奉旨确切考察地方，从未有升任官员的缘由。本司所属州县，如苏州府的太仓、长洲、吴县、常熟、昆山、嘉定、崇明，松江府的华亭、娄县、上海、青浦，常州府的无锡、宜兴，镇江府的丹徒、金坛，共计十五个州县，从顺治年间直到今天，从未有升转的官员。这种情况，多是因为考成制度。即使是在开辟之初，有一两个量移的，那时的功令还比较宽松。有的因为贪残，被露章参劾处理，仍有钱粮未清的；偶尔有刚调任的，而新任的席位还未坐热，旋即因为旧任的钱粮问题被革职的；更有署理印信仅两三个月，就因误饷误漕按例被革职的，这种压抑尤其令人痛心。

为今之计，请宪台特赐具题，急切制定调救的方法，以垂永久之利。苏松两郡的额赋，酌情略微减少，即使不能像其他省份那样轻，也能按照常镇的科则，一体分别征输。这样民力稍微宽裕一分，国家赋税总能收到实数，而民困可以缓解了。坍海坍江、板荒、公占田地，现在遴选官员到各府州县，逐一踏勘，造册呈报宪台并报部。其中板荒田内，有尚堪招募开垦的，力行设法，劝谕垦种，许诺五年后升科，有司仍准许守录。这样虚粮既已豁免，款项也减少了，没有包赔挂欠的忧虑了。

至于考成则例，即使不敢过分期望宽息，请照世祖章皇帝旧例，未完不及一分的，准予免议。这样司府多方督征，长吏安心比解。像这样，地方的官员，如果不能整顿精神，以树立尺寸之效，这是庸驽不肖之材，立即褫革，又有什么枉弃的叹息呢？

本司还有请求的：人才各有长短之别，地方各有烦简之别。往代旧例，得以量才调补。我朝向来未曾举行。私下认为苏松常镇，财赋浩繁，半处冲剧。即使将来蒙恩宽豁，赋额仍十倍于他省之中。请求宪台特题破例，仍准许调烦调简，或于邻省采访长才有司，调补此地；或于本省徽宁庐凤，及淮扬属邑内，果有才堪任剧者，请调苏松常镇，他省不得为例。拙短之材，而处以剧地，则不惟钱粮不能完解，即民间一切利病，也皆阘茸废弛。若夫肆应之才，则综核既见其井然，干办自见其优裕，大小事宜，皆随人而振起矣。确实，调烦调简之举，断断宜行。诚如是，而长才得展其能，即才短之官，原非贪墨昏庸者，补一僻简之地，亦得保全寸进。这是经权互用之道，而鼓舞人才之大端也。

或者认为浮粮豁荒二事，现在国用未当充裕之时，似难轻议减豁。且既请减豁，未便更宽考成。然而三吴重地，财赋甲于天下，即今日布减赋豁荒之令，岁额犹繁。披枝者其根必伤，源远者其流必长。与其悉索敝賦，加之以弗胜，无宁节力养民，取之而不匮。况且今日徒有烦赋之名，止悬挂欠之累，得失轻重，较若列眉。若仍苟且因循，期于奉法无过，窃恐苏松四郡，民艰日甚，吏困日深，地方之敝坏，将来实切隐忧，不止于枉弃人才，使国家不收养士之报而已也。

至于淮扬二属，向来钱粮尚称易完，止因迩年迭受水灾，奉蠲缺额。高宝山清桃宿邳州县，七八九年蠲缺驿站银四万几千余两，各属应差无资，飞章申吁，业经屡请咨部拨补在案。这虽是一时的天灾人事，非关经久之谋。然而台疏内，原称有或系驿站倒毙难支之语，是皇华要务，二属亟望解悬，统祈采择入告。倘邀俞允，则吏图自效，民庆更生，地方可无敝坏之虞，人材亦无枉弃之叹矣。

苏松浮粮疏

韩世琦

臣查当今财赋之重，首称江南，而江南之中，苏松为最。按其地，在禹贡本属下下之壤，厥后地窄人稠，小民勤于耕作，渐输上上之赋。自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复论。自秦而降，率皆税亩。汉初田租，十五而税一。东汉初行十一之税，后仍汉末三十而税一。迄唐末

译战争四处爆发，东南地区的赋税开始增加。到了宋代，重新制定江浙地区的税法，每亩征收不超过一斗。查阅地方志记载，宋代在苏州征收的赋税，夏税征收钱币，秋粮征收米粮，大约税额不过三十多万。在松江征收的，不过二十多万。元朝初期沿袭宋代的旧制，到了延祐年间，增加并确定了赋税额度，苏州征收达到八十多万，松江征收达到七十多万。元末有个叫张士诚的人，窃据姑苏，对百姓盘剥没有节制，苏州征收达到一百万，松江也比旧额有所增加。等到明朝洪武初年，皇帝恼怒百姓依附寇贼，于是拿取豪族收取租入的私簿，交给官府，以此确定田税，于是赋税一时骤增，有一亩征收粮食七斗以上的。从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于是百姓困苦不堪，连年拖欠赋税。到了洪武十三年，皇帝知道征收百姓赋税不均，命令稍微减少税额，从七斗五升到四斗四升的，减少十分之二；从四斗三升到三斗六升的，都只征收三斗五升；从三斗四升以下的，各自按原来的标准。等到建文二年下诏，说苏州、松江按照私租起征赋税，只是用来惩罚一时的顽民罢了，难道可以作为定例，从而重重困害一方吗？应该全部减免，按照各地起征的标准，每亩不得超过一斗。不久永乐帝夺取皇位，完全废除建文帝的政令，苏州、松江的百姓，又遭受重赋。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百姓拖欠赋税日益严重，特别派遣侍郎周忱巡抚那里，清理追缴不能成功，多次商议捐免，苏州得以减免秋粮七十多万石，松江得以减免秋粮三十多万石。然而十分之中只减轻了二三成，留存下来的税额仍然繁重，不仅与别处按亩征税的惯例，相差如同天渊，即使与同省接壤的常州，起征标准也自不相同。从此以后，主管财政的人只说东南是财赋之乡，减少了国家用度就不够，从万历年间直到明朝末年，只有不时额外的增加，不再有宽减省察的恩泽了。虽然如此，明朝的科征，悬有固定的额度，而百姓实际缴纳给官府的，每年不过十分之五六。所以考核苏州、松江地方官的政绩，整个明朝，能够完成七成的，就被评为上等。徒有重敛的名声，原本没有输纳的实际。我们大清开国，万物更新，凡是明朝的弊政，无不彻底革除，而田赋一律按照万历年间的则例，那末代冒滥浮加的项目，固然已经删去。只是所参照万历年间应征的数额，记载在当今新订的《赋役全书》中的，苏州则平米二百五十余万石，每亩还有征收至三斗七升，与三斗四升不等的。松江则共平米一百二十余万石，每亩还有征收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的。私下观察疆域田土，古今只有这么多，与宋元之前没有不同。赋税的缴纳，即使不能远比起宋代以前的太轻，唯独怎么比元代时增加了三倍呢？在明朝，有虚额而不责求实际缴完，民力难以支撑，已经不可言说。如今主管财政的官员掌握计算，只按照全书所载，有一项编征，就有一项拨解，完成期限的考核，必定责求十分全完，否则参劾惩罚随之而来。所以顺治二年至康熙元年，年年积压拖欠，积欠的数额，动辄盈千万。被任命治理这片土地的守令，往往座位还没坐暖，就被削职，日夜怀着被参奏处分的恐惧，无法施展催征赋税、安抚百姓的才能。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孤苦伶仃仅存皮骨，衣食不保，惨受追呼敲打的痛苦，而没有安居乐业之心。即使现在康熙二、三年，臣竭尽心力，多方劝征，虽然仅能如额筹措缴完，这实在是迫于功令，于是让我的百姓剜肉医疮。论及考核，虽然可以免过，但衡量安抚百姓之道，罪过实在深重。私下担心从此以后，日甚一日，民髓更加枯竭，民力更加困窘，尚且最终想要取足，而不急忙图谋变通之计，那么鸠形鹄面、啼饥号寒的遗民，不都填于沟壑，必定流散于四方了。伏念我们皇上仁德覆盖如天，明见万里，去年察知旧欠难以追缴，怜悯百姓生活的困苦，特别降下谕旨，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的逋赋了。如今又因为星变，再次颁布旨意尽数捐免顺治十八年以前的钱粮了。臣愚昧，私下敢推广计度，与其民力不胜，逃亡无法保全，在催征不得之后商议蠲免，哪如在浮赋应当减少之前，预先涣发恩纶，施惠于民？将苏州、松江二府的钱粮，仿照元代制赋的旧额，兼照各省现征的大例，准许酌量，大赐减省。如果因为目前军国多需，势难多减，那么也请求依照常州接壤地区的科则。如果万万不能，也祈求在十分之中，稍微减少二三成，庶几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观，苏民困而召天庥，永培国本于亿万斯年矣。

译上萧巡抚关于抵补粮赋、支放仓谷的奏议

陶元淳

去年六月，昌邑遭遇水灾。幸好正值小熟收割之后，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正项赋税也不曾严重亏缺。然而被冲毁掩埋的田地，无法再次耕种，这实在不是寻常的水涝灾害，可以按比例计算，并指望来年秋天恢复的。可是儋州知府李牧，妄称灾情只有五分，竟然将此事搁置不报。前任知府汤君，又以违反条例为由委派勘验，揭发参劾我的职名。他们处心积虑，不过是因为题请豁除赋税很难，为了迎合时局，一概置之不理罢了。题请豁除赋税确实很难，但身为地方父母官，坐视百姓死亡，难道不可以从长计议、商量变通吗？昌邑除了正项赋税之外，每年办公经费尚有多余的金银，难道不可以酌情商议通融，免除这一县的赋税吗？如今那些残酷搜刮百姓的人，虽然违反条例而不顾，虽然触犯法律而不辞，但一到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却又总是拿条例作为借口。即使是那些可以商量变通、可以通融的事情，也不肯稍加用心。百姓多么不幸，竟然遇到这样只会死守条例的所谓良吏！如今昌化的灾祸，积累于去年，而祸患爆发在今年。老弱者在公堂上行乞，壮年人流离失所于道路。确实想要开仓借贷，但失业的百姓，春天可以散发粮食，秋天却无力偿还。百姓敢支取而官府不敢发放。除了未受灾的残存百姓勉强完成兵饷外，其余万难筹措。加上浮粮挂额，从前已经实行摊派，此后哪里还有抵销的可能？只有束手待毙罢了。我深思熟虑、反复计算，既为昌邑百姓作一时的打算，又为昌邑百姓作永远的打算，恭敬地分条陈述两件事，仰求仁人君子俯赐采纳选择。

一是抵补浮粮。本朝《临高县赋役全书》中，有拨补昌化县广储仓米银三百七十多两；琼州府、临高县两地的志书，抽拨昌化县秋粮米一千五百七十多石，一半充作兵饷，一半备用。这是从前抵补的额度。如今查得临高自三十年捐免荒田赋税之后，多解送银三百四十多两，又报垦田银二百七十多两。这两项，已经上报户部的，可以咨文说明予以归还；未上报户部的，可以暂时拨补。共计银六百多两，恰好符合昌邑浮粮的数额。这是昌邑百姓永远的打算。这件事的始末，详见《撰浮粮考》中，恭敬地抄写呈览。

二是放支仓谷。昌化旧有三十年的放支仓谷四百一十六石，在康熙三十四年奉文追补；又有士民捐输谷三十八石二斗。这两项未经上报户部，我另具文书，详细请求赈济，仰求俯从所请，准许百姓支取受领，免除归还官府。虽然不足以救济灾伤的万一，但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以上两条，一条属于藩司职掌，一条属于粮司职掌。势必需要行司查议。恳请大人严格限定日期，立即给予处分，不要假手于吏胥，拖延时日。躺在席上的人，哪里知道水火之苦；饥渴的民众，哪里指望水陆珍馐。早一天，就受一天的恩赐；捐出一分，就受一分的利益。伏望大人破格行事，以救生灵。昌邑百姓幸甚。

请查田粮影射疏 雍正元年

阙名

按地亩征收丁税，原本是优恤穷民的善意。但是直隶、江浙等地的田地，多有名义上有地，而实际上无租税可收的情况。其原因大致有四种。历来购置产业的人家，多是乡绅富户。那些抛弃田地的人，贿赂通融给置田的家人，将高低混杂的田地，一概指为良田。往往以九亩作十亩，或以九亩五六分作十亩。当他们在富裕之时，无从仔细查察，也不觉得有代为纳粮的负担。等到家业渐渐贫困，必然出卖其实实在在八九分的产业，而这一二分虚地虚粮，无从推卸去除，不得不照户纳课。这是有地无租的第一种情况。再则，往日购置产业时，原本是高下混杂的，如今急于求售，不得不尽卖其高地，而独留低地。这低地的收入，十年有九年是空的，偶有收成，仅够完纳一年的粮税，不足以赔偿九年的累赘。这是有地无租的第二种情况。再有一种抛弃产业的人，是因为一时急用，希望日后取赎，所以赵甲的田地，卖给钱乙，而户名不立即改换。赵甲收取钱乙的粮税，为之代为完纳。久而久之，终究无力取赎，传及子孙，户名仍在，而赵甲遂成为无田有户，不得不照户纳粮。这是有地无租的第三种情况。又有一种抛弃产业的人，原本是出入衙门、穷困无赖之徒，或是武举劣等生员，身倚护符，既然抛弃产业，仍复希图包纳，从中取利。然而其利只在一时，而其累及于子孙，遂有年代久远，无从推收过户的情况。赵甲之家，有不得不为钱乙每年纳粮的。这是有地无租的第四种情况。至于直隶的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五府，多有圈占之地，其所拨补的田地，大约远隔数百里不等，而地亩半属洼下，每年除完粮之外，所余无几。应当令该巡抚查明，分为上、中、下三则。其上则、中则，按其多寡摊入丁银；至于下则，以及有地无租之人，免除其一体均摊。务必使粮税归于实在有田之人，不得私相影射。如此，则无地的穷民，与有地无租的穷民，均不至于有赔累之苦了。

严察派征檄 河南通志

贾

译汉朝再次恢复钱币制度。钱粮关系着军队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征收少了则亏空国家，征收多了则祸害百姓。原本就不允许丝毫增加，也不允许丝毫减少。所以先前奉旨钦定，全部按照万历年间的等级标准来派征，刊刻赋役全书，免除荒地、征收熟地，永远作为遵守的准则。朝廷对百姓的恩惠，是多么周全且详细啊。如果执行者上能体谅国家的赋税，下能挂念百姓的疾苦，在顺治十二年刊造赋役的时候，如果都按照万历年间的则例银数，核对清楚，刻在版图上，颁发由单，怎么会亏空国家，又怎么会连累百姓呢？现在本部院接到户部的咨文，要求查办多派或少派的原因，并将各属地的派征文册与《赋役全书》逐一查对。发现各州县每亩征收的银两数目，有的比赋役全书多，有的比赋役全书少，都与万历年间的册籍不符。至于少派导致亏空国家，是不用说的了。那些多派的，每亩有多几毫的，有多几厘几分的，甚至有多至一钱的。比如河南府新安县，上等土地每亩征收银六钱零；宜阳县上等土地征收熟地则例，每亩比旧则例多至一钱零。如果以土地恢复原额来计算，多征的银两数目，每个州县不下成千上万。祸害百姓之大，没有超过这一点的。况且豫省百姓，自经历凋残之后，寥寥无几，都是患难中幸存的人，按照额定征收，尚且苦于无处筹措，这额外的包荒加派，他们怎么能够承受？这都是因为顺治十二年，开始造册的赋役官员，全都不详细谨慎，导致赋役错乱，遗留下千百年的巨大祸害，使得穷苦百姓割肉来填补荒地的赋税，冤枉受苦无处申诉，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所以谚语说：“粮税是万年的赃款”，说的就是这个吧。本部院治理河南以来，什么利益不为百姓兴办，什么祸害不为百姓铲除。像这样多派祸害百姓的事情，既然了解得深切，查察得真实，决不肯任由前任官员的错误，给残存的百姓留下无穷的累赘。除了行文布政使，查核所属地方，遵照万历年间则例派征的是哪些州县，比照赋役全书包荒多派的是哪些州县，比照赋役全书少派的是哪些州县，其中多派的原因是什么，少派的原因是什么，再全面筹划计算，多派的州县，除去荒熟地的额定银两之外，共计额外多出银两若干，少派的州县，合计荒熟地的额定银两，共计额内尚少银两若干，逐一查明，如何更正，造册详细上报。但这多派少派的数目，虽然都是从前司府州县官员的错误，其中少派的，仅仅是毫厘之间的谬误，数目不多；而多派的，竟然达到每亩几分几钱，危害最大。等布政使查清后，咨报户部上奏。但事关百姓长久的祸害，本部院不避嫌疑怨恨，期望尽力铲除，以解除百姓的累赘。特此仰告抚属官民人等，一体知晓，也可见本部院一心为民的至诚之意。

译革除场税疏（出自《贵州通志》）

阎兴邦

贵州一省，旧设贵阳、安顺、普安、镇远四大税，又有永宁、毕节、乌撒、鸭池四中税，都记载在经制之中，是可以查考的。后来伪逆占据，横征暴敛，于是设立各山场小税名目，深深成为百姓的祸害。我朝开辟贵州之初，钱粮需用繁多，沿袭旧制而未加改变。穷乡僻壤，到处都有税，每年税额多的有一百多两，少的只有几两不等。都在每年年初，由臣衙门印发循环簿，责令征收足额，按季度上报查核。但是贵州山路崎岖，舟车不通，凡有货物买卖，都是肩挑背负，数量不多。一条大路，已经纳税数次；等到今天到这里，这里就征税；明天到那里，那里又征税。辗转交征，资本容易枯竭，势必导致人们裹足不前。收税的官员，担心正额不足，有的借债来完税，有的苛索来充数，都有这种情况。以致山僻地区的百姓和苗民，几年不能换衣，终年不得食盐，商人和百姓确实都深受其害，而税额恐怕最终也难以凑足。

臣想各省商税，只有关津有征收，至于城市集镇，只收取牙帖小税，未曾征收商贾。唯独贵州这弹丸残破之地，沿途大税，不能说不严密了，却又波及山场，琐碎征收小贩，对国家体制不合适，对民生是大困。臣愚以为，除四大税、四中税，再如稍接江边，可通商贾，如乌茶渡等六小税，以及思南的盐税、新疆平大黔三税，都应照旧征收外，其余各府的二十七小场杂税，应自本年为始，一概停止，不得仍存税场名目，以便利于民生。臣并非不知道贵州钱粮，仰给外省，本地搜括的数额，不可轻言裁减。然而国家用财，取之有道，像这样无度的征收，去除唯恐不速。且计算一年所入，不过一千六百余两，在朝廷捐出，仅同涓滴，而深山穷谷，小商愚苗，都永远感戴皇恩于无穷。所捐甚小，所得至大。臣受恩深厚，身任岩疆，实见不便于民之事，不敢因循缄默，贻误地方。既据该司呈详，造具清册前来，臣谨会同题奏，伏祈睿鉴。

书韩中丞请免省存余耗疏后

蔡方炳

曾听说汉臣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话，与唐史进羡余以媚君上的事，每惊讶其不伦，而还庆幸近世无此举动。今读韩公请免省库余耗一疏，才知道人臣心术不同，古今几乎如一辙。粮食有耗，朝廷明令禁止，旗丁暗中勒索，正且禁止不能，而忽然明开一例说，有旗丁勒索未尽的余耗，可佐司农军饷未足的急需。旗丁听说，将执此为例，说，粮食有耗，朝廷实闻之，非私也。于是耗赠几乎同正供，可以勒索而无忌惮。假使更有州县额外加征，亦得援以为例，说，朝廷固取省库之耗矣，则所谓禁勒耗、禁滥征，止成具文而已。推究始事者的心，岂真采汉臣遗意，仿唐史余风乎，特未深思其害焉耳。我因此而推之，如役田花利也，学租银两也，并征充饷矣，亦曾思二项田亩所始乎？因差役烦重，于里中富人，捐资置田，公收租米，除完纳正供外，以田中余利，津贴里中役费，诚有合于富者输财、贫者输力之义。今乃以役田花利，归之公家，在承役者津贴无资，固已苦矣，而每亩需纳花利银七钱，一亩所入，完去粮折，安得有七钱之余？里中岁岁赔累，遂以昔日好义之人为罪府，谓苏吾困者，适以重吾困者也。学田之始，亦当日上台有司，敦崇学校，置田收租，除完纳正供外，以田中余利为修葺考课之需，并以助给诸士之极贫者。后人不体此意图，徒饱蠹腹，则清理之俾复旧制可也，即不然，犹饩羊空存可也。今亦征学税以入公家，学役不能赔纳，势必取盈于佃户，佃户畏累，则弃田不耕，田不耕，则不特学租无办，而正供亦将缺额矣。夫举一事，必当思其后日之为民害与否，且当思此项所从来果为公家当取之财物与否。使为公家应取之财物，久当入之额赋，其不入额赋者皆非公家所得取也。特因司农仰屋之时，故言利之臣，进此多方搜括之术，得韩公以救其误。圣人在御，仁政旁流，当不惜幡然反汗，必且有继余耗而议革者，予故僭引其端，以备当事之采择焉。

卷三十三 户政八 赋役五

论役法

陆陇其

差役雇役，各有利弊。傅承问有疏，言差役之善，雇役之不善，至详悉矣。然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乐于为之。欲禁乐者之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