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吏政六大吏

译内心感激振奋，言语难以表达。承蒙圣上明察，仿佛就在眼前心中，令人欣喜愉悦，更感庆幸。恭敬地体悟“一德一心”的含义，以及君臣共同勉力践行的旨意，心神依附，不敢再有夏商周三代以下的想法。臣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实在难以自我宽慰。

私下想到边疆大事，关键在于赋税与军队，辅以刑法名分，期望不致败坏。那些琐碎事务，都分别寄托于人。如果各项事务都已就绪，自然应当把握大纲，表现出镇定，以此来驾驭人才。如今在尚无序条理之时，如果不急忙加以整顿，打破因循守旧的局面，虽然借口说是懂得大体，实际上却无法成就实用。况且督抚认为的小事，到了府县就是大事；府县认为的小事，到了本人自家则是莫大之事。稍有疏忽，造成的连累绝非浅薄。臣每次想到这些，实在不敢稍有懈怠，从而违背良心。至于失职、辱没官位名誉，那又是次要的事了。

译关于覆奏驳案等事的奏疏 雍正九年 湖北巡抚魏廷珍

臣私下接到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的信件，奉皇上严训，指责臣偏执多疑，驳查案件，导致迟延不结，甚至计较米盐等琐事。臣捧读圣旨，惶恐无地，现将各件情况向皇上陈述。臣平日遇事过于拘谨，臣自己也深知，屡次加以改悔。至于偏执己见，臣则不敢。凡是地方应当咨报、题奏的公文，必须会同起草。如果臣偏执认为不对，总督也断然不肯会稿。况且案件都上达于圣主面前，在日月照耀之下，岂能容许偏执？就像湖北百姓拖欠赋税，查出书吏差役侵蚀公款的情况，从前只是私下催追补项。臣对此极力主张必须参劾并审理追缴，使以前侵蚀公款的人尽力完结，那么以后的书吏差役知道惩戒而不敢再侵蚀。所以共同会稿参劾，并没有总督不会稿而臣偏执独行的事情。至于楚省历年案件迟延，臣到任后，立即使用三次催促的方法，迟延就参劾官员。如果迟延到第二限仍不结案的，就照例严参，将迟延的官员革职，任在案底。如果因为臣驳查而导致迟延，臣怎么能再参劾并革职呢？湖北案件，以前几年拖延不结的，都是因为案件牵连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大员，府县官员无法获取上司的供词，所以甘愿接受参罚，久而不结。臣到任后，已经将田关一案审结，将以前巡抚、布政使参处；再如假印水程一案，又将两司参劾，革职发审，并不敢有瞻前顾后之处。这两条是臣亲自审理的，都已题明。至于徐聚伦揭发武关一案，是总督与臣会审的案件，布政使衙门尚未审解。至于驳案，如果情节未明、定罪不当，这是应当驳回的。如果没有情弊，一驳即可回复。如果一驳就迟延不回复的，都是有弊端的。凡是有弊端的案件，多不早早审理、早早解送，拖延到期限届满，迫于无可驳斥之时，想要蒙混结案。一经驳下，又将迟延归咎于上司。这是楚地审案的积弊。臣已屡次严加参劾，无奈积习已久，恐怕驳出以前的弊端，所以有这样的话。现今假印水程一案，五年不结，就是明证。至于地方官历来请求巡抚为之担当的，多是不当外结的案件，请求作外结，以免参罚；或者仓库钱粮请求通融支放。除此之外，别无请求担当之处。但这乃是上下通同的积弊，臣则尽力铲除，对于应当参劾的必参，钱粮不合例的不予支放。这就是所谓臣不为他们担当，或许因此被说成偏执。然而这些都是弊端，臣所以不敢与他们通同。至于官员议事，应当实行还是停止，臣必定当面分析清楚，不使有疑似之处。地方官就是臣的下属，如果有事件，就可以当面问明，又何须臣多疑呢？至于山东饥民一事，是上年冬月，江边忽然来了几只小船，既不是渔人，又不载货物，恐怕是匪船，令人探视。其形迹不似匪人，臣所以说既非匪船，听他们去吧，不必驱逐，但必须查清他们的来历。等到查清来历，又有从陆路来的，才知道是饥民。于是命令武汉两府查明赈济。现今陆续委派官员送回原籍，不误春耕。至于臣的衙门，每天早上开门放水、买菜时，恐怕书吏差役传递信息、赊欠货物，以及私自增添数目字句，都可以暗中作弊。臣所以将日用菜蔬以及书吏差役食用的米各钉一簿，凡是开载明白的才允许买入，每天早上令一人稽查。这是臣防备弊端的方法，并非臣亲身计较于此。臣见历来官吏参案，都是门仆作弊，臣在湖北，所以用此法，门仆的弊端，庶几可以查究。臣蒙皇上格外洪恩，授予封疆重任，今年已六十三岁，仅生一子，刚满三岁。臣的后嗣，只望天恩保全，还有什么疑惧？还有什么瞻顾？一切传闻臣过错的话，伏望圣明，时常加以教训，有则彻底洗涤，无则倍加勉力，早晚勤勉警惕，策励驽马，以仰报高厚恩德于万一。

与湖北巡抚庄公书 袁枚

古人除了水火之事，就是兵农之事，忙碌地以天下为事，并非喜好其名，只是恰逢其所应当做的事罢了。巡抚所应当做的，没有比察吏以安民更重要的，而立功垂名并不在其中。为什么呢？一个官吏不察，必定有数十万人不安；十个官吏不察，必定有数千万人不安。以数千万人不安，而身为巡抚的人，却还在增加仓储、疏浚河渠、改建考场，以为这是自己的勤政大勋，用来施于宗庙祭祀。百姓愚昧，笑且惊讶地说：我们朝不保暮，为什么要储存仓谷？我们怨气壅塞，为什么要疏通水路？眼见士人沮丧，为什么要修建试院？应当祝福却诅咒，应当喜悦却愤怒，并非百姓没有良心，而是缓急不分明的缘故。况且这几件事，没有钱财不能办成。现在天下最不足的，就是钱财。钱财不足而强行去做，势必有劝捐勒罚之举。劝捐勒罚一实行，而不察的官吏，便借机作奸犯科。然而公勇于

译（您）自信。所以违背常情而坚持得愈发坚定。最终因为处罚朱聃的事而受到谴责。谴责又有什么足以成为您的牵累呢？如果谴责是应当的，这才算是牵累了您。假如您还在吴地，我不敢多言。或许六月间暂时停歇，也不必多言。如今幸好（局势）忽然平息忽然兴起，甚至不到一天。以小人之心，揣度君子之腹，恐怕您更加自信于自己所坚守的，真正能够经历艰难险阻，经受重大变故而不动摇。从此一意孤行，建立功名更加勇猛，考察官吏更加（严厉/急切）。一旦失足，不深深辜负皇上的知遇之恩，而被关心您的人所担忧吗？昔日张九龄守丧，被夺情起用执掌朝政；富弼守丧，五次征召都不起用。您此时不效法富公而效法张公，一定是不得已。然而由此可以看出天下义理是无穷无尽的，而坚持的原则难以确定。恳愿您先做到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先考察官吏而后建立功名。知见果真达到了，意念自然真诚了；官吏果真考察清楚了，功名自然建立了。孙绰称赞刘惔说：“居官没有官场的俗务，做事没有求功的心。”宋神宗与韩维谈论功名，韩维说：“圣人的功名是因为事情才显现的，不可以先存有这种心。”这两句话，见解都高超。希望您明察。许、赵两位公，都因为您的缘故获罪。如今首事的人已回朝，附和的人尚未起用。似乎应当引咎辞职，以召回这两人为请求。如果这两人果真是君子，一同退隐而不一同进用是可以的。而您居于上位面对下位的原则，不这样做内心就不安宁。日后用人，也难以得力。贫贱之交，萧散闲适之笔，所以敢倾诉我的肺腑之言。

译覆两江制府策公问兴革事宜书

袁枚

某月某日，明公的公文传到县衙。命令将地方上应当兴办和应当革除的事宜，明确地分析陈述。这充分显示出大君子尊崇君主、重视百姓，卓然有建树的意图。我袁枚私下思考，江南的州县有七十多个，其间刚柔风俗不同，风土适宜不同。地方官能做就做，不必烦劳向大府禀报。如果冒昧陈述琐碎小事，对上来说是侵越职权，对下来说是敷衍塞责，这不符合您的盛意。

那些应当陈述的，或许是同样的恩惠，但应当区分缓急；或许名义上是成法，但实际可以变通；或许事关全省，如果不奏报就不能成功；或许功效在百年之后，如果不惊动世俗就不能办成。这正是责难君子的事，明公大概有意于此吧。

从古以来，减免租税、赐复恩泽，没有比本朝更隆厚的了。皇上登基不久，已经两次免除天下全部租税，百姓含着食物、和乐相处，贫富共享。唯独没有免除多年积欠的，圣心并非吝啬，认为减免是皇上的特恩，税收是国家的正供，两者不能互相替代，政体应当如此。然而积欠中有应当征收的，有不应当征收的，有虽然应当征收但不能征收的。百姓欠税、官吏侵吞，这是应当征收的；土地坍陷、荒废、水旱灾害，这是不应当征收的；官吏虽然侵吞但官吏已死，百姓虽然欠税但百姓已死，这是虽然应当征收但不能征收的。现在一概征收，势必会屈折苛刻地执行。或者命令后来的业户，为前人代偿；或者取现在的田庐，将坍陷的粮赋飞洒到上面。官吏虽然逼迫承认，但不能说明其中的道理；百姓虽然勉强承认，但内心不能信服。这里似乎应当分别详细勘查，奏请征收或免除。与其宽免百万应当缴纳的税赋来恩惠富民，哪里如免除锱铢不应当缴纳的税赋来恩惠贫民呢？

常平仓，是汉代的良法。东汉刘般传中，已经极力陈述它的弊端，而现在更严重。某地丰收，官府去收购，商人也去收购。商人收购而谷价仍然低廉，官府收购而谷价必然昂贵，为什么呢？商人东买西卖，官府只买而不卖出。当收购时，运输工费多少，泼洒损耗多少；等到储存时，雀鼠消耗它，闷热潮湿损耗它。一县储存三万石，十县就是三十万石了。十县的地方，不满六七百里，而虚耗三十万石，这是米价昂贵的根本原因。等到新谷已经上市，按例应当平价出售。大府担心州县巧立名目脱手，第一次驳斥不许，第二次驳斥不许；或者竟然允许了，却又牢牢遵守粜出三成的例子，溢出的米不增加，带着盈余，上缴司库，仍然按奏定的价格，严督买补。州县明知卖出容易买入难，那么宁愿坐视米价飞涨，而姑且储存以省去累赘。

钱谷在民间，就像血脉在人身；商贾在民间，就像气运行在血脉中。气一天不运行，血一天不流动，人就生病。我愚以为，钱所在的地方，就是谷所在的地方。现在的百姓没听说有抱着钱而饿死的；商所在的地方，就是仓所在的地方。现在的商人没听说有积存死货而不流通的。为积贮考虑，应当在库中存留谷价，等待本地丰收，随粜随补。成灾时有谷就赈济谷，无谷就赈济钱。对邻省的拨赈也是如此。它转运方便，所以没有糠沙混杂的弊端；它发放明白，所以没有升斗侵削的弊端。四方的商人，听说某地钱多而米少，即使万千石米也会运来。至于粜价的盈缩，本来没有一定，原不是公家的利益，应当交给州县，仍归原额，不必上缴。这样钱谷流通，政体也得以保全。

社仓，是宋代的良法。《金华社仓记》中，已经极力陈述它的弊端，而现在又更严重。社仓的谷，是百姓的谷，是为贫民借贷考虑的。现在贫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却一定要强借给他们。之所以这样，是担心借者不还，而社长代偿；担心社长不还，而官府将代偿。那么，不是社长的过错，也不是官府的过错，是督抚把民谷当作官谷，而奏入交代者的过错。州县敷衍成例，不得不诡立姓名，上报说：某人借，某人还。其实终年屹然存放在社长家中而已。有若无，实若虚，对百姓有什么好处。而且社长一旦与官府接触，费用累赘不堪支撑，素来富裕的家庭，宁愿贿赂官吏以求免除。而里胥知道这样，就又故意多报人数作为索贿的计谋。这样社仓对贫民没有角尖之益，而对富民有邱山之累。我愚以为，乡里间的任恤，不是官府所能强求的。每一邑中，或者应当捐、应当借、应当还，或者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还。听任州县自行筹划，等到灾年，然后考核其成效，以确定课最。所谓良药在于利于济世，不在于古方。

访漕，是上游剔除弊端的苦心，不知道访察不足以禁止弊端，而徒然生出访察的弊端。州县，是命官，尚且怀疑他们不贤而访察他们；所派遣访察的人，不是命官，凭什么知道他们贤而信任他们呢？况且百姓不畏惧有形的浮收，而畏惧无形的勒索。即使极贫穷的人，背着粟米而来，没有不多带升合，以备耗折之需的。现在操之过急，逻察成风，影子还没来，消息已经到了，料量掩覆，仍然从百姓那里索取。

从来弊端不产生于法中，就产生于法外。法中的弊端容易看见，而法外的弊端难以稽查。上面所禁止的是浮收，不禁止择米。是否应当揄簸，米难以自己说明。上面所

译所考察的只是量米的斛面而已，却不考察其中是否有压低勒索的行为。这样一来，谁先谁后便无从核查了。于是出现了行贿以争先的人，有加倍价格折算绢帛的人，有嘱托士绅推诿责任的人，有耗尽行李资粮而在路上呼号的人。唉，喜好除弊却不善于除弊的效果，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枚认为，考察官员应当在平时进行，而不必专门在征收漕粮时考察；考察漕粮应当在民间进行，而不必专门在仓库内考察。王道平坦公正，不预先怀疑欺诈。如果确实有横征暴敛，听任百姓上诉控告。严禁压低勒索，而对浮收宽限一些。这样大体就能确立，要领就能把握了。

蝗灾是天灾，《春秋》记载有蝗虫飞舞，却没有记载捕杀的方法。晋代刘兰不捕杀蝗虫，关中反而获得丰收。唐代姚崇开始提议捕杀蝗虫，而白居易的诗中已经极力陈述其弊端。如今督捕的官员太多，一只蝗虫刚生出来，众多官员就聚集而来。车马践踏，兵役碾压，委员武弁骚扰，上官过往需要供应。无知的蝗虫只是吃禾苗而已，有知的蝗虫先吃官员，最后吃百姓。捕虱子而撕裂衣服，熏老鼠而拆毁房屋，本来还不如不捕不熏更好。况且捕杀蝗虫，果真能捕尽吗？凡是所谓捕蝗而蝗虫尽灭的，都是欺骗，都是等待疾风暴雨之后才消灭它们的。听任百姓自行捕杀而官府不参与，民间的禾苗，蝗虫吃了一半，还存留一半。强迫百姓分头捕杀而官府督促，民间的禾苗，蝗虫吃的吃尽了，蝗虫没吃的也被吃尽了。枚愚昧地认为，以后的捕蝗方法，应当专门责成地方官吏，不必多派官员武弁。如果隐匿灾情，自有舆论谴责；如果形成灾祸，自有朝廷法度。如果因为小的不便，反而产生大的不便，本来是不可取的。

如今大府训诫州县总是说：“你们要考察官吏吗？勤勉为民吗？清除盗贼吗？”枚认为，上级用来告诫的，和用来率领的，事事相反。州县的胥吏，所依仗剥削百姓的，没有别的，就是公文罢了。上官的胥吏，所依仗剥削州县的，也没有别的，就是公文罢了。无缘无故要求遵依，无缘无故要求册结，无缘无故说格式不合，无缘无故说印文不全。这本来是这类人挑剔纠缠的惯用伎俩，而身为上官的，竟然也不信任人而信任法，偏好设立规条教令，赋予他们权力以助长其奸邪。就以江邑近年来说，实行版图顺庄，再实行保甲循环簿，再实行印契的三联，完粮的版串，再实行道府的提比，约正的值月。刚开始时，严明罚法，好像不可终日，而意图一定要实行。等到最后，形势所迫，也自己后悔初心，而视为故纸。枚愚昧地认为，督抚驱使官吏治理百姓，就像驱使工人制造器具一样。器物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以考核其成效就够了，何必为他们制定一斤，制造一削，代替他们逼迫驱使他们呢？又如同田主督促佃户，给予牛种，等待他们耕作收获就够了，何必为他们跨越疆界，拔苗助长呢？远古以来，没有法令繁多而能实行的，禁令繁多而能制止的。《诗经》说：“谁能烹鱼？用釜鬵来煮。”意思是烹鱼烦琐就会破碎，治理百姓烦琐就会离散。荀勖说：“节省官员不如节省事务，节省事务不如节省心思。”上行文书，能节省尤其好。那些一定不能节省的，提取最重要的。每月实行若干，实行少了则大府的体统尊贵，必须实行则朝廷的法度确立。在上面的，官员与官员共事，而不让胥吏与胥吏共事。在下面的，官员与百姓共事，而不允许胥吏与百姓共事。抛弃死板的法度而任用活生生的人，隋代刘炫回答杨素的话，值得深思。

《左传》有话说：“没有德行不如勤勉。”《尚书》说：“六府三事只有勤勉。”勤勉对政务的益处就是这样。如今您也知道州县中有想要勤勉却做不到的人吗？在紧要之地，四通八达的要道，严厉的上官威势，波及他们的妻儿子孙，波及他们的随从仆役。如果是行辕，如果是水驿，如果是厨传酒浆，如果是门钱杂赐，琐碎繁重。而身为大吏的，正且睁大眼睛严厉神色，矜持自守，馈赠刍禾不接受，馈赠牲牢不接受。然而不接受的费用，往往更甚于接受的。为什么呢？在大府看来，我既然不喝你们一勺水，你们应该准备的馆舍夫马，应当没有差错。却不知道扈从的人，需求不满足，就毁坏精美的宿舍而弄脏它，鞭打人夫而让他们逃跑，诡称路程而耽误行程。进入山县就索取鱼，进入水县就索取野鸡。临行时有时连同供应的房屋幕帐几案帷幔银杯象牙筷子而满载带走。即使是忠直之士，也多退缩隐忍，假装不与之计较的说法来自我宽慰，却不知道为政的精神已经消磨在无益的地方了。在省会城市，地大民杂，事务尤其多。不知道每日参谒的惯例，是什么条教。天亮前往，太阳偏西归来。坐在军门外，听鼓吹者多长时间，投掷手板者多长时间，等待音旨下达者多长时间。忍受饥渴，冒着寒暑，而最终不知道做什么。以为尊重督抚吗？最尊贵的是天子，却没听说在京百官终日去宫门请安的。以为等待训诲吗？一面不谋，有什么训诲呢？而父亲教导儿子，也没有整天唠叨的。等到命令下达允许回去，而传呼的人又到了。不是说堂屋瓦漏，就是说射堂须抹灰。不是说大府宴客，就是说行香去哪里。稍微停候，筹划一下，更漏冬冬地敲响了。即使兼入

译他的勇敢。

译他们还能督促农桑、审理案件吗？不知道当他们杂坐嬉戏、打哈欠假寐的时候，正是乡野城中的老幼残废之人等待申诉的时候；当他们修缮围墙、准备供具的时候，正是胥吏玩弄法律、隐匿案件、逞弄权势的时候。朝廷设置州县，难道是作为督抚的奴仆吗？还是作为百姓的父母呢？在清静的夜晚自我反思，既感到羞愧又觉得可笑。我认为国家设置佐贰、丞尉，本属于闲散官职，一切杂役应当委托他们办理，使州县官能够尽心处理民事。像这样如果田野没有开垦、案件没有审理，应当立即弹劾罢免，以让贤路畅通。

治理盗贼的方法，自然应当责成捕役。然而平民在官府任职，长久没有下士的俸禄，吏胥分润良民的财物，尚且可以容忍。捕役的财物，取自盗贼，拿了他们的钱再去抓捕他们，没有这样的道理。而大府一旦提审比勘，那么来往需要费用，经承需要费用，行杖的人也需要费用。他们正屈膝弯腰、手脚拘谨，忙于供给张罗都来不及，哪里有空闲去捕捉盗贼？况且用忠恕之道对待捕役，形势上不得不让他们索取盗贼的财物。就拿江邑来说，额定设置捕役三十人，依法应当领取八十两银子。用八十两银子供养三十个捕役，每人大约得到两两多。而那所谓的两两多，制府鸣钲的人分一份，扬旗的人分一份，巡道击柝张伞的人分一份，名下的白役又分一份，他们的钱够不够用，还需要问吗？等到他们到府衙接受差遣，轮班替换，没有不是穿着鲜艳衣服、体态肥胖，整理衣冠上前去的。递解军流犯人，没有不是器械资粮，整齐完备的。想到他们谋生的方法，应付官府的方法，以及甘心拷打的原因，不禁让人心寒发指。

虽然如此，那些供养盗贼的人名义上是捕役，能供养他们，必然也能擒获他们。现在充当捕役的，是乞丐一类的人，不能供养盗贼，盗贼也不屑于供养他们。那么他们靠什么自给呢？回答说：依靠朝廷有乐户、赌博、宰牛等禁令。他们索取月例，吓取飞钱，来度过日子。而阻挠诉讼、甚至充当盗贼诱饵的，也偶尔有之。他们藏身立命的根本，仍在朝廷的禁令之中。那么禁令为什么不能禁止，而命令又为什么不能执行呢？我认为想要擒获盗贼，应当先供养捕役；想要严厉惩罚，应当先重赏。此后请求核查县库、司库一切赃罚闲钱，合计多少，增加为禀假，充作赏赐费用，使这类人平时遵守法度，临事时购买细作，那么路不拾遗，就不是难事了。

天下的人才，根本在于学校。学校的设置，大多在州县。选拔士人的学臣，一过就罢了。造就士人的校官，大多颓废。与士人亲近的，不是州县官又是谁呢？现在拿着州县官问说：你所治理的某士人贤良，某士人不肖，大抵都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不是大绅士，就是大商人罢了。这种弊病也是由上级带头造成的。州县官进见大吏，没有询问文风士习的，上面不喜欢，下面必然更加严重。况且国家武学的设置，似乎可以省去。天下的百姓，秀异的人从事文事，勇武的人从事武事。那些勇武的人已经有兵丁行伍收编使用了，那些秀异的人又有学校贡生收编使用了。国家养兵，已经花费很多，又为他们设置武学，而三年进行一次大比，耗费各省钱粮数以万计，所得到的，大多不是文也不是武的人。临到考试时，练习张扬跋扈，携带弓箭；平时抛弃他们，倚仗符节嚣张跋扈。一县之中，破败的占十之六七。大抵勇武的人，如果没有约束，必然横行霸道。兵丁不敢横行，是因为训练多而管束众。武生就是兵类，督学遥远，教职卑微，谁来训练约束他们？按武举始于武则天，武学始于宋绍兴年间，本属于权宜之计。您何不题请革除这一科，把它的费用作为各省养士养兵之用，未尝不是一件盛事。以上几条，明知太阳不增加烛光，白天还有余光，然而春雷既响，百虫难静。还有明知不能强迫您，而又不敢不告诉的，那就是用人。用人为什么不能强迫呢？因为荀彧那样明智，却错用了严象；诸葛亮那样明智，却错用了马谡。《公羊传》说：听远处声音的，听到急促听不到舒缓；看远处物体的，看清形状看不清面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关键也有可说的。大凡居高位的人，能识别同类的好处，而忘记异类的美德，所以使人得以揣摩迎合侥幸进身。希望明公起来矫正它。自己高明，就必然注意深沉潜藏之士；自己厚重，就必然宽容倜傥之人；自己苛察，就不能轻信谰言；自己静镇，就不能完全没有耳目；自己不谄媚天子，而后能察觉别人的谄谀；自己能努力追慕古人，而后能识别别人的庸俗。危害百姓的，虽然小也必诛；耽误递送的，虽然大也必赦；擅长献纳的，虽然敏捷也不是人才；不明是非的，虽然廉洁实为蛀虫。龚遂、黄霸方法不同而同样归于治理，周厉王、宋景公暴虐不同而同样归于混乱。关键在于观察他们的大节所在，而审察他们性情的真假罢了。我所见如此，未必都恰当。然而在大有君子面前，披露所积蓄的，或许不因人的缘故废弃而采纳他的话，或者就通过他的话观察而了解这个人，那就幸运了。

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

袁枚

曾经听说天子有诤臣而没有听说督抚有诤吏，为什么呢？违背天子的旨意虽然获罪，但获罪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好名的人，或许乐于这样做。违背督抚的心意，督抚不能以违背心意定罪，必定搜集别的事情，才登上白简（弹劾文书）。虽然获罪，但

译所以获罪的原因，天下人并不知晓。好名之士，也不肯为此辩解。何况以明公您的威势与庄重，看待天下的才能，就像蹲在泰山之巅俯瞰丘陵一样，与那些寻常的总督巡抚相比，更难让人进言。然而枚先生只是一个请求告病离任的小吏罢了，您却如此勤勉地咨询他，难道不是明知进言艰难，却想听到未曾听闻的言论吗？

我私下看到您在安抚甘肃时，皇上命令您提兵剿灭边患，您毅然不动，封还诏书，最终使得边境百姓大安。这是您以识见和度量对抗天子。鄂尔泰当权时，人们大多对他侧目畏惧，您作为一个总兵官，唯独不向他屈服。这是您以气节对抗宰相。您的识见度量与气节，能够对抗天子和宰相，而人们进言，却不敢对抗一个制军（总督），这也是您所深深悲叹的，并且每天用自己所能做到的去期望天下人。

那么您来到江南已经三年了，不曾像鹰鸷那样猛烈攻击而招致民怨，不曾弹劾贬谪官员而让官吏忧愁，不曾偏听偏信、喜好生事而让武官放纵纷乱，不曾卖官鬻爵而让幕府遭受诽谤。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本来没有爱民忧国之心，却在行事上违背常理，从而流传下这种名声，这是形势无可奈何的结果。确实有爱民忧国之心，却忘记了流弊，从而流传下这种名声，这是事情立刻可以改正，而豪杰旁观者深深惋惜的。

我私下认为，大臣的弊病，有那种识见可以招致小人，却不能招致君子的；有那种威势可以治理边防，却不能治理中原的；有那种察事对远处明白而对近处昏暗，敬重君主知道小处却忘记大处的。这几样，不可不仔细考察。

升降赏罚，是先王治理天下的大权。先王拥有治理天下的大权，足以控制天下了。然而必定要推心置腹来要求他们，用笙簧酒醴来文饰他们，如此委曲繁重，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贤者避色。”孟子说：“礼貌衰则去之。”古代的君子，即使在君主父亲面前，尚且争辩这些细微之处，认为重视自身而后道义才能施行。何况是共同享受天禄、共同供奉天位的人呢？

面南而坐，能够推荐人，能够弹劾人，这是天子寄托给督抚的职责。至于挑剔纠缠、奴役呵斥、斜眼唾涕，这不是天子寄托给督抚的。在您看来，不轻易弹劾一个官员，不轻易诛杀一个小吏，只在声音笑貌上故意严厉，使人畏惧而不敢为非。殊不知如果是小人，弹劾他并不苛刻，而侮辱他何足以作为惩戒？如果是君子，推荐他并非恩惠，而轻慢他徒然足以成为怪异。天下本来有接受千金而不感激，得到一句话就奔走效劳的人；又有见到细微的脸色就深感羞耻，接受刑罚却安然自若的人。人的不齐整，有的相差十倍百倍，有的相差千万倍。所以先王用礼貌对待君子，用爵位赏赐激励中等才能的人，用刑罚杀戮施加于小人，还担心不够呢。明公您却想用区区的声音脸色，将天下的智愚贤不肖一概陶铸熔炼，先推斥到廉耻之外，而后安置到腹心之内，不是太过分了吗？

一切大府出巡，舟车厨传的装饰，僚属入谒，弯腰趋拜的行为，都是吏治的末节，奴仆所能做的事。人的精神必定不能两用，朴实无华的人必定不能供应张罗储备，奔走敏捷的人必定不能和乐宜民。您的奖许，往往在那边而不在这边。所以说，可以招致小人，不能招致君子。

您治理西川，又治理甘肃，都是边地。苗夷相互争斗，机宜贵在神速，所以耳目应当周全，军旗下将校的细微事情必须上报，这是不得已的。如果南方百姓柔弱，没有什么用处，明公您侦查事情，委托给武官，武官接受委托，托付给兵丁。这类人不知是非，确实有赏赐，虚假也没有罪责。早上投进匦函，晚上符令立下，东驰西突，到处骚扰。在您看来，仍然交付给有关部门审讯，然后用法律裁断，应当没有偏颇。不知道督抚的威势，有雷霆万钧之势，从空中落下，审讯详查拘捕解送，逐层核查转送，纵然或许深明无罪，立刻释放拘系，而被访之人，已经弃产破家而不可救。万一委托审讯的官员，人本倾危，以有事为荣，以深文周纳为技能，妄加控告揣测您的心意，张口就说“大人侦察，哪有错误呢”。他的幕客也说，纵然十件事九件虚假，也必须坐实一两件，为制府增光。在您澄澈剔抉的苦心，成为小人迎合的快捷方式，岂不可惜。州县枉法，有您可以申诉；您枉法，谁向北跑到长安去申诉呢？而兵丁习惯于刺探，经营于恐吓，势必相互勾结为党，挟持有司，文武交恶。《诗经》说：“不要放纵诡诈随顺的人，以谨慎昏乱。”又说：“不要轻易改变言论，言论一旦发出，就不可挽回了。”说误听诡诈随顺的话，政令一发，便不可挽回。所以说，可以治理边防，不能治理中原。

远没有比僚属的家庭更远的，近没有比明公您左右更近的。现在属吏床笫间的诟骂，您能知道；文牒宣提，以及衙门前的散从、养马的健儿，违法乱纪，而您不知道。所经过的州县，摇铃呼喊，在您看来不过是一榻的安适，一饭的舒适，而乘高势而为邪的人，如云而起。《易经》称“威如之吉”，说的是反身自省，意思是自治贵在严格。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您察事，对远处明白而对近处昏暗。

皇上南巡，所治理的桥梁山川，原本允许免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

译况且诏书反复重申，唯恐连累百姓，而您却故意要违背它，认为心里知道微妙的旨意，君主执行制度而臣子执行心意，这不是对待尧舜那样的君主应有的态度。您说南方百姓狡猾奸诈，没有忠爱之心，所以要给他们一次重大的打击，却不知道忠爱之心是百姓自然产生的，不是可以用威势强力获取的。现在听说绅士们搭建彩棚、设立经坛，您听任他们做也可以，制止他们也可以，却严厉拘捕为首的人，打算将他们置于法办。等到绅士们害怕而四散逃离，又大逆您的心意，于是您又牵强附会、气势汹汹地追究。您的心里，认为那些绅士应当捆绑着送来，作为有司的人应当拒绝他们离开，暗中使用他们的钱财，而表面上不接受他们的名义，这样皇上不知道而您的做法两全其美。然而绅士既然想要向皇上献媚，必定不肯把费用捐献给没有名目的地方；皇上尚且不肯连累百姓，又怎肯加罪于献媚的人呢？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他们束手就擒灾祸降临，凑钱尽忠灾祸又降临，进退两难、茫然无措，他们怎能没有怨恨呢？古人先庚先甲，变革之言三次成就，都是为了率领百姓趋向事务。您在迎接皇帝车驾的大典中，却没有“不愤怒而加以教导”的考虑，所以说，您敬重君主，只知小而忘了大。

译以上这四点，都是您的过错，却没有人敢进言。枚（作者自称）的意思，您应当施行的，并不在于这些方面。

第一点说：遵循既定制度以整肃官场风气。下属官吏拜见总督、巡抚，《会典》规定得很明确：知府以上级别，按法理不应当跪拜；州县以上级别，按法理不应当自己唱名。先王设立州县制度，降低他们的职位却不降低他们的礼遇，为什么呢？降低职位是为了让百姓亲近他们，不降低礼遇是为了防止百姓轻视他们。您为什么不体会这种用意，敬重士人、尊崇贤者？对于违法的人，弹劾他们，不让他们通过跪拜营求而得以免罪，说：“你本来就已经得罪了天子百姓，并不是得罪了我。”对于贤能的人，推荐他们，也不让他们感恩戴德，说：“你本来就已经有益于天子百姓，并不是有益于我。”像这样，正直的人就会出来，人才就能得到了。

第二点说：总揽大纲以扶持政治体制。朝廷的官职，各有其主管的事务。县丞、县尉的权力，知县不可以侵夺；州县长的权力，知府不可以侵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宁可弹劾罢免他；官员如果确实冗杂，宁可上奏裁减。礼制规定，尊贵者不亲自处理小事，卑贱者不独占大功。如今宰牛赌博之类的事，动不动就烦劳您去查访，这就过分了。枚听说雷霆的威严不轻易击人，然而一旦轰鸣而下，没有谁能跪拜请求免罪的。您查访漕运事务，发文书给七个县，等到最终，却没有弹劾一个官员。让七个县不该查访却查访了，这是失明；该弹劾却不弹劾，这是失刑。怀疑的人说：“这像蒿草之火一样暴怒而没有后续吗？”狡猾的人说：“这是您使用诈术啊。”您明明知道七个县的漕政不好，却贪图他们多费钱财来办理供应张罗，恐怕他们不理解您的意图，所以威胁他们；又恐怕御史纠劾他们，所以预先制造查访的案例，以等待上奏对答的余地，并不是真正想要剔除他们的奸邪。在您未必有这种意图，但形迹已经如此，能不警惕吗？

第三点说：远离奸佞以停止罗织罪名。官员争名，就像商人争利一样。善于经商的人，不囤积奇货，那么物价就不会飞涨，人心也就安静了。不善于经商的人，挟持奇邪诡怪的东西来招引，那么街巷就会聚集围观了。您一再说要振作，再说要锋利，于是在位的人，没有不严厉得像有紧急神色一样，两袖高高扬起而张扬，说：“某人完成了赋税功绩，某人完成了属役任务，某人熏制了一个豪强，某人快速解决了一个诉讼。”等到考察实际情况，即使是寻常的文书簿籍，还茫然不清呢。要知道事情如果真的应当做，君子即使每天做几百件事，也一定不肯向上面烦琐称述以炫耀自己的才能。现在事情还没做而言论先到的，您也可以知道其中的缘故了。有了事情然后可以藉端请求见面，请求见面然后有言论可以陈述，有言论可以陈述，然后有恩惠可以希冀。那些同僚朋友，往往互相攻击揭发，以求取您的喜悦，从而取代他们的职位。又忌惮您的明察而难以欺骗，所以司马谋求太守的职位，一定要假借别驾来排挤太守；县丞谋求州县长的职位，一定要假借簿尉来排挤州县长。为什么呢？是为了让您不怀疑。然而您不怀疑，罢免其中一个任用另一个，那就已经落入他们的圈套而不觉悟了。种荆棘的人，白白遭受刺伤；种桃李的人，最终品尝甘甜。在举荐罢黜之间，所以应当谨慎啊。

第四点说：去除权术而归于至诚。您睁大眼睛、脸色严厉，呵斥官吏而违逆朝中权贵，难道这是您的本性吗？这是您的权术啊。从来英明的君主，厌恶人沽名钓誉，尤其厌恶人结党营私。皇上英明冠绝百代，您深知这一点，务必独自行动一意孤行，时时作为表率兴办事情，毫无顾忌的样子，让官民咒骂我、辱骂我，而我不好名气的名声就显明了。对内，九卿六部；对外，抚司提镇，从不以寒暄相交接，让人人瞪着眼睛互相看着，齐声闭口，都没有好话，而我断绝攀援而没有党羽的名声也就显明了。纵然有过失，难免被弹劾攻击，而一旦归咎于招怨已久，使皇上如果说：“黄某是孤立的臣子，他只知有君主罢了。愚民憎恨他，同列忌妒他，这难道足以互相排挤吗？”越是毁谤他，反而更加深深地赞誉他。久而久之，人人知道毁谤他没有益处，那么也就不会再有飞短流长上达天听的人了。古代的大臣却不是这样，不追求名声，也不回避名声，不与人相同，也不与人相异。您为什么不努力而进取呢？

私下想到您官居宫保尚书，儿子担任监司，年纪到了六十岁，承受国家的恩惠，可以说是到了极点；人臣的荣耀，可以说是到了极致。从此以后，即使爵位升到上公，加上衮服，对您又有什么增加呢？只希望您声名流传千万年，在古大臣之间揖让行礼，而不以挟持权术固宠自足，那么对于枚所倾尽陈述的话，或许不无采纳之处。死罪死罪。

请入觐藩臬面奏条陈疏

徐元文

私下认为，三年一次的大计考核，布政使、按察使两司，都命令赴京朝觐。因为一方地方的政治，寄托在布政使、按察使两司身上，作为有司的纲领，所以三年考核的期限，不论道路远近，都命令他们到朝廷办事。本来就是要将民间的利弊陈说于御座之前，而皇上借此鉴察他们的才能，作为升降进退的依据。既然已经用功绩来明试了，又一定要用言语来敷奏，这就是古代述职的典制。旧例，布政使、按察使入觐，都允许条奏地方事宜，但只能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别朝廷就回去，对于述职的实质，还未尽善。如今逢到天下平定之时，重大典制重新施行，臣请求皇上特别谕令各省布政使、按察使，朝见之后，就将所属地方应当施行的事宜，各自准备奏章，当面条奏，仰候皇上亲自咨询访查。

译听取他们的陈述。他们才能的优劣、议论的得失，自然难以在奏对之下隐藏。皇上知人善任，圣明的洞察极为清晰，从此官员的升降进退，在皇上的心中自有透彻的明察。而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长途跋涉进京，也能当面陈述事理，在接近天颜的地方竭尽忠诚。与通过文书投递给都察院相比，更加亲切直接。臣又恭敬地看到皇上慎重用人，凡是朝廷推举巡抚时，遇到有布政使的人选，大多蒙受皇上召见。与其等到临时才进京，何不就在他们入京觐见的时候进行考察呢？况且今年考核官员，布政使、按察使中被举荐为卓异的人极多。皇上鉴察他们才能的高低，同时也可以知道督抚所举荐的是否得当。对于考察官吏、任用人才的制度，似乎都不无裨益。恳请采纳施行。

译清厘吏治三事疏 顺治十三年

给事中柯耸

臣思考治理国家的方法。杜绝谋取私利，才能澄清官员的职责；体恤百姓的困苦，首先在于严厉革除弊端。根据臣通过耳目所了解到的最确切的情况，大约列举三条，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第一，严明上下级之间的体制以杜绝私情。自古以来，有固定的官职，就有固定的名分。上级官员并非为了养尊处优，下级官员也并非刻意曲意恭谨。这是因为体制严明，就可以杜绝人情面子；名节受到重视，操守必然廉洁。近来沿袭的积弊，没有比属官拜认门生更严重的了。明朝末年，凡是经过巡抚、巡按复命并列入荐举的人，离任之后，才称对方为门生。然而流弊日益严重，凡是州县与府厅、府厅与司道、司道与督抚巡按之间，往往以师生相称，执礼极其谨慎。借门生关系作为献媚的阶梯，假借执贽（拜师礼）作为行贿的捷径。甚至有人荒废本职工作，专门从事逢迎，逢年过节送礼、祝贺寿辰，用各种计谋结交欢心。上级官员喜欢他们的趋附承奉，常常曲意包庇纵容。哪里还能期望有刚正不阿、私相拜谒不行的所谓清白官吏呢？臣请求命令督抚巡按，以后如果有属官拜结门生，暗中查访得到实情，专门上疏参奏处理，不得知情而隐瞒。使各官员断绝钻营的念头，自然就会尽心职守。减少结交拉拢，还可以勉励公正廉洁。这也是澄清官守、整肃吏治的一个方面。

第二，加重对大贪官污吏的刑罚以穷尽奸邪的巢穴。朝廷重任巡视地方的官员，总在于安定百姓、考察官吏。所以官府既有纠劾参奏，胥吏也有考察。至于那少数几个大贪官污吏，尤其应当执法严惩。然而臣看到近日查访衙门中的蛀虫，只施行于小吏而不施行于大吏。不知道官府的衙门越尊贵，胥役狐假虎威就越严重。统计各省，上至督抚，中至司道，书吏承差，人数繁多。全省的事务，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一切钱粮的收支、文书传递的快慢、刑狱的大小、赋役的高低，挪移替换，线索都由自己掌控。所以一旦进入衙门，无不乘坐坚固的车马、骑着肥壮的骏马，拥有良田广厦，不知是从哪里得来的。所以江浙一带，司道掌案的书吏，每名充当顶替的费用，动辄需要数千两银子。如果不是想着在一两件事上索取补偿，或者在一两年内加倍收取，怎么会肯出这么重的资财，去谋求一个胥吏的缺额呢？近年来州县的积弊，没有不改名换姓，投入上司衙门的。虽然屡次奉到皇上的申饬，究竟只是具结遵行，总属于虚文蒙混。按察使稍有瞻顾，便多有投鼠忌器之虑。不过用州县的几个人，上报解送赎金，充数塞责。乞求皇上严饬巡视地方的各位大臣，上自督抚司道衙门的诸吏，务必一体查访。如果有罪迹昭著的，立即逮捕追究。如果能够查访逮捕大衙门中的巨恶，在考核之日应当加以奖赏。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仅用州县的小吏充数，就以不称职论处。这样法律命令才能公正，人心才会信服。

第三，禁止官员购买以解除百姓的累赘。臣思考臣子治理一方，官职无论高低，都应当仰体皇上爱民如子的心意，来恩惠养育小民。然而爱民必须先廉洁自身。自古以来，廉吏有悬鱼瘗鹿的操守，酌水投钱的节操，才能传播仁政之风，辅助成就教化治理。近来贪污者接踵而至，大的暂且不谈，即使是小的，如官员购买物件这一件事，积习难除。在上司封发价银时，涂饰耳目，未曾不说是按价公平购买。其实所发的银两，不足原价的一半。而州县的下级官吏，暗中领会其意，或者私下摊派给乡民，或者向行户索取办理。物件数量既已办完，原银一并上缴。百姓累赔而不敢明言，州县奉行而无可奈何。所以地方有一种土产，百姓就遭受一大害。更有的差役拿着票证横加勒索，除了购买物件之外，还有供应饭食、馈赠路费数倍的苦处。乞求严饬督抚巡按，以后在每个府州县以及大市镇处刻石一通，明确刊刻奉旨：不许按官价强行购买物件。违者就以违旨论处，并计算赃物定罪。如果州县官有奉上司衙门之命购买物件的，罪责也一样。这样则看到国法既严厉，人心知道警戒，廉隅稍加修饰，而百姓得以安生了。

请考核州县实政疏 乾隆九年

吏部尚书讷亲

私下认为吏治贵在取得实效，奉行务必去除虚文。外省从督抚到各州县，都有应尽的职责。而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凡是教化养育的大端，能尽一分实力，百姓就受一分实惠。加上督抚综合考核得当，自然令行禁止，有日新月异、岁岁不同的景象。然而外省政务，并非不遵循成宪办理，但是浮泛的文书常常很多，实惠却很少。如钦奉上谕以及内外臣工条陈奉命应办的事务，在督抚大吏固然都恪遵不懈，督导课责严格。由司道施行到州县，也复郑重严明。然而在行文出示之外，寻求其遵奉的实际，则十不存一二。先前蒙世宗宪皇帝降旨，令各督抚每年在十二月，将奉到的事件，各条各款，如何施行，以及施行后如何，已有成效，缮写奏本具题。洞悉外省因循的积弊，借此警戒反省、振作刷新的意思。然而施行久了，又复视为老套，不过令书吏随例填写。既缺乏稽核的实质，又有违述职的本义。臣的愚见，似乎应当将具题成效的奏本停止。私下思考朝廷良法美意，

译大凡施政，都是为了百姓。但其中有些措施，不能期望在朝夕之间就见到成效；也有些措施，只要切实推行，就能立即收到实效。比如兴办学校、端正士人风气、振奋民风，以及推广农桑畜牧、兴修河渠水利等善政，都是应当推行的。至于开设烧锅、赌博、好讼刁悍等坏事，定例规定极为严厉，都是应当禁止的。然而应当因地制宜，从容观察成效，不能期望在朝夕之间就实现。至于盗窃抢劫、以及崇尚邪教等事，关系到民生风俗，不能不急于清除。如果真能大力整顿，固然可以很快见到成效。之所以推行而没有效果，是因为各省州县官员，只把簿册文书、钱粮赋税当作事务。对于境内人口的贫富、土地的肥沃贫瘠、物产的丰歉、民情的趋向、习俗的好坏，以及山川平原沼泽、桥梁道路等，全都漫不经心。官员与百姓之间，除了条令教化之外，没有其他联系；百姓与官员之间，除了缴纳赋税之外，漠不相关。上下之间的情意不相连接，怎么能期望政令通行而禁令有效呢？臣请求敕令各省督抚，斟酌各州县地方大小、事务繁简，定下一年或半年的期限，令该州县官员遍访境内乡村，逐一详细查访核实。各根据地方情况，将某事应当兴办、某事应当整顿、推行有无效果之处，据实造册详细上报。该上司就据此作为考核依据。年终，督抚将通省某某州县，某事兴办如何、某事整顿如何、有效无效，核实后具折奏闻。这样，作为州县官员，知道上司的考核是看实际而非看文辞，那么凡是职分内应当做的、考成所关联的，自然必定切实推行，不敢敷衍了事。况且百姓的安危，果真能够相通；地方的情况，又能熟悉。那么平日所有户籍婚姻、田土纠纷、诉讼钱粮等事，自然容易处理，可以省去案牍的烦扰。即使突然遇到水旱灾害不均，也可以斟酌缓急，处置得当。那么事事都成为实政，对于吏治民生，不是没有益处。

译请厘清吏治五事的奏疏 嘉庆五年

御史张鹏展

臣出身边远省份，平庸愚钝，学识浅陋。承蒙皇恩提拔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日夜战战兢兢，惶恐不安，没有什么可以自我辩解的。只是想到自己来自田间乡野，对于民间风俗和官吏治理，偶尔有所听闻，谨此分条列出五项，恭敬地陈述供皇上阅览。

第一，严格管理幕友以整肃吏治。幕友本是用来辅助官吏治理政务的，但其弊端却恰好侵蚀吏治。侵蚀中最严重的，其弊病有三。一是督抚任用下属官员作为幕友，此前已经由皇上谕旨申令禁止，听说督抚仍有沿袭这种做法的，不可不严格禁止。督抚对于下属官员，上下尊卑的体统严肃，贿赂不易通行，即使有私下勾结，尚且担心妨碍旁人的耳目。只有任用下属官员作为幕友，并且题补驻省城的缺额，早晚出入毫无避忌，对外与各州县官员作为同僚，往来交往密切，最容易攀附钻营，无从觉察。因此营私舞弊的督抚，没有不任用下属官员作为幕友的，其危害最深。即使督抚没有私心，而该官员上下通达，借端敲诈诈骗，也是难免的。否则与官员亲属隐瞒包庇该督抚，内外勾结做奸恶之事，是势所必然的。督抚供养廉洁的幕友费用优厚，难道力量不能聘请一两个幕友，而一定要借助朝廷的名位，提拔升迁，来代替束修的资费吗？就像直隶的吴兆熊、李三晋，是梁肯堂亲自任用为幕友的人，声名狼藉。吴兆熊由主簿这样微小的官员，不到几年升至同知，胡季堂又题授冀州直隶州知州，并且题补李三晋为驻省同知，放纵他们出入，所以不能免于众人的非议。二是上司向属员推荐幕友，这是外省的陋习，每当有新州县到任，做幕友的攀附钻营请求上司推荐，或者贿赂托付上司的官员亲属幕友，央求转荐，督抚、司道、府各级都不免如此。那些缺额大的地方，往往出现人员多于事务的情况，甚至有空拿束修而不理事务的，称为“坐幕”。而且该幕友自认为是上司所推荐，抬高身价，多方勒索，挟制本官，稍有违背心意，就转到上司衙门，煽动是非，或者与上司的幕友，遇到案情翻案驳斥制造困难。因此州县官员畏惧幕友，更甚于畏惧上司，其弊病不可不消除。三是幕友互相勾结以索取高价，凡是幕友的积习，他们惯常在哪个省份，就在那个省份树立声气党援，如果有其他省份请来的，就在上司同僚各衙门，互相排挤，使不能容身，而他们的党羽就牢固了。如福建的漳浦、侯官，广东的番禺、南海等缺额，每个缺额须用幕友四五人，每人束修高达一千五六百至八九百不等，一个缺额的束修已接近巨额，即使小缺额也不下数千。官员的廉俸，本来有定制，这种费用出自何项？不得不剥削民间，吏治更加难以清理。即使有稍知节俭的州县，而幕友的结党盘踞，不可挽回，其对地方的危害不浅。以上三种弊病，应当严格查禁，而吏治就可以肃清了。

第二，专责仓库管理以重视国库款项。州县亏空仓库，挪用新钱掩盖旧债，各省积弊都是如此。近年来间或有督抚实力稽查，设法弥补一二，但一转手又已荡然无存。各州县见积习相沿，愈发生玩忽之心，终无填补之日。州县自有廉俸，而且陋规未经完全革除，何至于亏空？臣想数十年来亏空的原因有四种。一是生性奢靡的人，候补期间在旅店，已负债累累，刚到任就挪用款项偿还债务，在任内又纵情豪奢，于是亏短日益严重。二是专意逢迎，投其所好以邀取上司欢心，遇到美缺，竭尽国库钻营，希图保举题升，倘若上司经过，多方曲折探知上司心意，不惜巨额费用，或者劣迹被人告发，竭尽国库馈送，以求曲意庇护。三是心地糊涂，或者官员亲属及长随散失耗费，漫无觉察，或者因上司稍微严厉声色，就茫然无主意，于是不再顾惜国库款项的也有。四是专意营私，见近日亏空，未立即发觉，自认为才短，无可上达，到任即从事侵吞渔利，或者将国库款项私寄回籍，或者开库为子弟捐官，认为亏空是众人之事，牵缠攀累，或难尽诛，所以侵私迄无顾忌。如果因公赔垫，以致短少，实在不过百中三五而已。如此而督抚岂能尽无知觉，却全无参劾办理的，为什么呢？臣想其原因，也有四种。一是避免处分，下属官员亏空，上司有失察之咎，且有摊赔之责，所以想图趋避，遂成徇私隐瞒。二是恐怕牵连，上司或受过下属官员的馈送供给，所以不敢办理。三是徇情面，虽有洁清自守，并未受下属官员馈送办差的费用，而所属藩臬道府，不能保证没有沾染，连累多人，动辄酿成大狱，所以宁愿隐忍而不肯办理。四是习于积习，近来各省亏空，俱未办理出来，一人独办，反而或招刻薄之名，遂至习以为常，而恬不知怪。以积习既深之后，诛杀不可胜诛，但不早为设法经理，军国重计，听其糜耗日甚，何时为认真之时？是必思善后之宜，以挽数十年积重之势也。臣以为从前亏空，须彻底查清，而善后不可不预。欲善后在易于揭发，欲易揭发在专其责成。若督抚、司

译道员与巡抚、按察使责任相当，但往往瞻前顾后，难以果断行事。因此，只将清查亏空的责任专门交给各道员。道员的事务相对清闲简略，而且一省之内由数名道员分巡，耳目容易周全。如果有亏空，允许他们特别参劾；如果没有亏空，也要求每个季度出具结状咨报兵部。如果稍有虚报捏造，一经发觉，就与造成亏空的官员同罪。这样，道员必定不敢身负重任，听任州县官员奢侈浪费、放纵挥霍，借公款行贿以谋取他们的功名。而且，那些贪婪的督抚、两司官员，也会稍微畏惧道员从背后参劾。道员对此事关系切身，人们也不能指责他们苛刻。这就是相互制约、相互维系的原因。虽然道员的权力似乎很重，但道员所查办的只是亏空罢了。如果仓库账目完整，道员又从哪里去勒索敲诈呢？况且，如果道员贪婪不法，督抚原本就可以参劾奏报。这更是相互维系、相互制约的原因。

译第一条，放宽童生考试的录取名额，以杜绝贿赂。岁试和科试，文武童生由州县登记名单送交府级，再由府级送交学政。向来并没有固定的录取名额。自从前任山西学政戈源上奏请求，在录送童生时必须大力淘汰，务必选取文理清通者，若有五十卷不通者，即议处州县官员。戈源起初的意图，是因为年老厌倦事务，试卷太多难以翻阅，想贪图一时的安逸，却不知留下了无穷的祸患。臣看到近来州县官员借淘汰之名，将其视为牟利的渊薮，有的将应考童生仅录送一半，甚至仅录送一小半，而将剩下的一半作为居奇牟利的筹码。往往有不被录取者出银贿赂购买，金额从几两到几十两不等，名叫“买卷”，买得多者多送，买得少者少送。臣前年告假回乡，一路目睹耳闻，此类现象所在多有。臣想，童生的聪慧程度，也会随着时间增长，从县府试等到院试，远的或许一年多，近的也不下几个月，原本不通者转而清通，正应当放宽限制以激励他们。如今却为了渔利，有钱者即使不通也必定录取，无钱者即使通也必定弃取，贫寒士子那几两银子从何筹措，以致于裹足不前。小试是士子进身的阶梯，像这样对人才的危害，实在不小。恳请停止这一惯例，只允许查明身家清白，除去刑丧过犯以及籍贯与规定不符者外，其余全部录送，以杜绝弊端和累害，也以此广泛激励士气。

第二条，严禁滥派徭役，以安定边疆百姓。广西自乾隆五十三年平定安南后，思恩、南宁、太平、镇安、泗城各府，按户派拨民夫，在各塘堡搬运军需物资。自大功告成之后，十余年沿袭旧例，事情结束后派累却未裁减。每天需要民夫或数十人或上百人，在塘堡伺候。每一州县，多的有十几个塘堡，少的也有五六个塘堡。而一县的农民，散居各村，离官府道路远的，有数十里、百余里甚至二百里不等。每天轮流携带粮食，在塘堡露天居住野外栖身，荒废了农活。那些小村的人少力竭，弃田逃散的，更是不胜枚举。况且塘堡本无当差的徭役，只有往来的胥吏、长随、幕友、客商等人，向各衙门出小费，营取夫票，沿途派拨。近年村民屡次上告，督抚批示禁止革除，但州县离省会远的，其胥吏长随都愿意塘堡有夫，以便任意派役。而且每个塘堡有登记往来公文的号书，借此向用夫者索取小费，或者村民中有不能当夫的，每月暗中补给号书银两，号书借此与衙门的胥吏长随分肥，怂恿本官拘累良民。而地方官又或许收受号书等人的月规，于是仍然糊涂地奉行文书，而不立即裁革。拘禁那些从事耕作的百姓，日夜寝食于风雨尘途之苦，饥饿而不能谋食，寒冷而不能谋衣，奔走流离，实在难以度日。数府的民生，关系非浅。这是臣亲眼目睹的情形。恳请饬令督抚严禁，在每个塘堡立牌宣示，并仔细查访吏书胥役，有仍像从前私敛侵肥者，重治以作警戒，庶几边疆百姓都能安居耕作了。

第三条，严格采买以安定民心。去年吏部尚书刘权之上奏获准，采买粮食必须在邻邑进行。今春直隶总督胡季堂又请求，因邻邑难以搬运，请仍在本境采买。臣此前省亲回乡，在家居住三年，往来数省，访知民间的不便，没有比采买更严重的了；而地方官想借此牟利的，也没有比采买更容易的了。臣籍隶广西上林县，仅以一县而言，自近年来地方官都私自采买，按户分派，每年或五六千石、八九千石不等，都折银牟利。于是嘉庆二年清查，额定应贮粮食一万四千石的数量，反而欠缺一万一千石，奉文分三年买补，每年三千余石。而地方官因为即奉文书，派累更多。上年地丁粮米六千五百余，按粮支派，每石粮配谷二石，已成一万三千石，除去应实买的三千余石，已冒买一万石之多。此外又按户，每团买谷三百余石，上林十三团，又成四千余石。重重派累，百姓之苦，不可言状。而且百姓或数十里、百余里运谷到城，在街巷露天居住一旬半月而不肯收，复向索取费用，谓之“随封”，必须如此而后使百姓愿意升价折银。其实收谷不过十之一二而已。一年这样而民困，连年这样而民更难支撑。臣原本不宜言本地方之事，但一邑如此，各邑亦不相远；一省如此，各省亦不相远。况且采买普遍按钱粮户口摊派，则受累既同，民力实不能支，以至于相约不领，则官必多遣差役，追捕势急，即事端多矣。前年贵州的兴义府，毗邻广西的西隆州，边民不靖，听说实因采买迫勒而起，只是地方官不肯实报，而以邪教掩饰其名罢了。此种积弊，南省比北省严重，至于边省又更严重。由一省而言，离省会较远的，又更严重。刘权之所奏，也必有所见闻，请于邻邑买采，不过想杜绝派累之害，而胡季堂又请于本境采买。

译臣认为派遣百姓采买，向来有例行的禁令，尚且难以完全杜绝不肖之徒营私舞弊。如今明朝使节在本境采买，恐怕扰民累民更将没有止境。况且京畿地区雨水较少，谷价略微上涨，恐怕也不宜多方招致骚扰。恳请严令胡季堂，直隶辖区若要在本境采买，能否保证不派累百姓？如有私下摊派，一经查访得知，只追究该总督的责任。这样各州县才不敢派累百姓，而民心才能常保安定，这确实是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道理啊。

译回复秦小岘廉使论吏治弊端的书信

周锡溥

您告知的浙江几桩狱案，体现了仁爱之人的用心，不应只当作文章来看待。《易经》中的噬嗑卦和丰卦都谈论治理狱讼。丰卦以光明为体，噬嗑卦以光明为用。我认为以光明为体的，光明在下，指的是州县；以光明为用的，光明在上，对内指大理寺，对外指按察使司。然而州县与百姓亲近，最初的情状容易查办，这是因为其本体光明，顺势而为容易；按察使司远离百姓，已经变化的情状难以知晓，这是因为其运用光明，逆势而为困难。阁下平反浙江的狱案，不就是那逆势而为的难事吗？不就是当今精通吏治的人所说的“可以停止（不再追究）”的情况吗？处于下位的人，即使想要进言请教，又能从哪里找到称职的人来陈述呢？因此我又阅读了您所写的《按察司题名记》以及告诫郡州的檄文，知道阁下本来就把考察官吏作为安抚百姓的根本。当今州县的弊端，那些积累在隐秘深处、牢固不可破的，百姓又不敢直言，这就使得阁下无法听闻。我私下认为利弊相互依存，去除弊端就称为利益。贾谊论述积蓄储备时说，这是天下的大命；路长君论述刑狱，也说这是天下的大命。阁下对刑狱负有专责，对积蓄储备负有兼管之责。所以我不谈利益而谈弊端，但最终无法改变积蓄储备和刑狱的重要性。当今的州县，并非弊端的开端，祸患在于因循守旧。请分析来说，那么仓储方面的弊端是二而一，刑狱方面的弊端是一而二。为什么说仓储的弊端是二而一呢？常平仓的设置，是为了防备荒年。从百姓那里征收的粮食散给百姓，所以百姓不得不购买；从官府那里买入的粮食由官府卖出，所以上官不能不考察。向百姓购买时，惯例选择有粮食的人家来济助公家购买。起初官民一体，不劳而办。不久变为派买了。派买，是官府召集殷实的大户，在厅堂上宴请，先拟定某某应该购买多少，从五十石到三百石不等，即使不来也强制领取并附卷宗。缴纳粮食时，通常用两石抵一石，其他费用占一半，超额部分折价也是如此。那时百姓富裕且重视犯法，所以不敢抵触。接着变为助买了。官府召集客人派买如故，而谷价逐渐上涨，领取购买的人把价格返还给官府，而自己献出金钱，按照领取的数量，名叫助买。按户以十分之二为比率，官府则派屯户商店来充数购买。逐渐到贫户增多，而官府的命令不足以取信于富室，即使召集也不来，于是助买又废除，开始有散买的惯例了。散买，是百姓田地百亩以下不购买，超过百亩的都购买，而根据田地的多少来定差别，名叫均平苦乐。然而缴纳粮食时，官府的盈余，家丁、仓书、斗级的分润，都从斛面收取。门印、券票有规定的费用，以部价计算，还超过两倍多。富室足以承担，中等人家财力不胜。永顺每石折收五千七百文，则是部价的十倍，因为没有漕粮的缘故。凡无漕粮的地方采买都类似这样，不能与有漕粮的地方相比。也有按照粮赋摊派购买的，方法稍有不同，而办理则一样。户书传令里甲，版籍既多，上下其手，甚至串通影射，如甲应该购买，让乙代领，而状子上写甲的名字，超过期限就逃避乙而责罚甲，即使有百口也难以辩解。有卖田抵押住宅来偿还的。如果没有振作整顿、廓清弊端的力度，我恐怕这办法又不能行得通。大抵向富室购买，力量虽然单独但实际出于有余；向散户购买，力量虽然分散但实际出于不足。总由制定法令出于贪婪，以致变革没有循序渐进，屡次变更更加恶化，形势如此。然而有购买无储存的是什么原因呢？当其兴盛时，物力充裕，从征收令一切，以至公私税，无一不从百姓那里获取赢利。因为得到容易，而不甚爱惜，进则用馈赠博取能干的声名，退则纵情声色极尽玩好，未曾知道有国家大计。等到新旧交替，漏洞百出，后来的人假借弥补为名，侥幸得恩而敛怨，既然已经利尽锥刀，反而更增饰亏缺，将其上报，辗转容忍，最终无可奈何。所以常储于是匮乏。那些诚恳的官员，挈瓶不假，但指责驳斥的端由，在司书那里不绝，盘查的檄文，时常下达于道府。然而这难道只是州县的罪过吗？委员加结，成例固然如此。然而如果教令果然严格，原本可以权宜济事。而向来大府，把这作为散使的美差，向来本管，又私自作为润己的常数。甚至明知其亏，而唯恐其亏漏，明受其欺骗，而反讽其欺骗不工。上下相蒙，始终一辙。这就是我所说的仓储之弊二而一。为什么说刑狱之弊是一而二呢？那么一曰宿讼。楚地风俗本来险恶强悍，是因为官府的宿讼造成的。湖南州县，自理词讼，批文率半个月才出。此后有诉讼，又互相控诉。行于官府的有唤票，有拘票，有集人证票。差役有原差，有改差，有加差，实际都是具文。因而有殴打有抢劫，报状差票，繁复重沓，又都是具文。之所以这样，批文出于内幕之手，官府画诺而已。票出自门书之手，官府不省察。幸而讯问有日期了，则有投到钱，有送案钱，有挂牌钱，有派班钱。像这样胥役的欲望未满足，就用某某未到诳禀。像这样阍人的欲望未满足，就用邻证不备

译撰写诉状。不知道被诉讼的人，每天聚集几十人在集市上吃饭，荒废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事，却无处申诉。如果不幸官员又外出公干，百姓不得不回家，刚到家门口，催差的差役就在门口等候了。家庭怎能不破败呢？又如田地、坟墓等诉讼，偶尔获得一次审讯，官员却用歇后语说“等候勘查”。到了期限，诉讼双方的仆人、夫役，清除道路、准备器具，声响震动，许久官员不来，于是接连递交诉状请求。仍不来，逼迫之下拉住车辕，命令驾车却终究不能成行。出行时则随从如云，耗费酒肉。如果得不到公正判决，案件往往积压多年无法解决。因此，那些凶险强悍的人，想要破坏别人的家庭以发泄私愤，必定借助于此。官员治理百姓，依靠的是听取诉讼和做出判决。听取和判决废弛，那么凶险强悍的人不妨在一旁玩弄权术。一起诉讼的卷宗，触手就是满满一箱；一起诉讼的言辞，变幻百端。以此归咎于百姓，指责他们好讼。不知道水流堵塞不疏导，必将旁溢；树木丛生不剔除，必将蔓延。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这才是善策。听长老说，前任县令沈公，限期决断诉讼，狡猾的吏员和奸民，屏住呼吸感到震慑，而诉讼也都停止了。好讼的百姓，可以让他们不再诉讼，这是已经发生的事。现在所谓的有名望的美缺，州县往日视为深不可测的渊壑，那些连栋的巨室，都已经化为草舍和鼬鼠游荡的地方了，而小户人家仅能保全的也很少了。议论的人谈到某官员时事，认为诉讼是诱饵，凶险强悍的人是媒介，吏胥是射鸟的箭矢和网罗。于是使得官缺败坏、百姓疲敝，揭发攻击的风气日益严重，难道不可惜吗？其次叫做忌讳盗贼。盗贼有偷窃和抢劫，而差役有捕快。捕快缉捕偷窃，凭借方向，凭借技艺的生疏熟练，而他们的缉捕也凭借要害之地。一旦盗贼发作，就能推类钩连摘取而制服其死命。所以盗贼不怕百姓而怕捕快。虽然如此，用严厉的吏员驾驭精明的捕快，那么捕快就是百姓的耳目；用懈怠的吏员驾驭低劣的捕快，那么捕快又成了盗贼的耳目。耳目改变了原来的处境，于是捕快不足以危害盗贼，反而足以危害百姓。近来市井的小偷，往往有。门子索取费用后才进入报案，书吏索取费用后才发出票证，差役索取费用后才行动。事主家里，又准备食物然后派遣他们。不久，向捕快追问盗贼，如同影子系在风上；向官员控告捕快，如同水投入石头。那些赃物重大上报的，官员必定多方包庇，以脱免捕快人的罪名。事主最终也害怕连累而作罢。或者遇到上级檄文严厉切责，捕快不得已而捆绑盗贼来献，却又放跑了魁首，隐藏了窝主，瓜分了赃物，而官员所审讯详查的，不过是苟且完事的局面。事主所领取的，乃是他们吐弃的残余。况且累千百次而盗贼无一抓获，偶尔抓获而赃物没有一半领回，那么道理上必然没有的事，官员难道竟然接受他们的欺骗吗？这是玩忽百姓疾苦的缘故啊。汉朝严厉的吏员，没有比得上赵京兆尹扶风的。他揭发搜捕奸盗，难道都是亲自行动吗？张子高召来偷盗头目，而各种小偷全部招致；朱子元擦拭尚方宝剑，而冯翊肃清。这都是精于使用捕快的效果啊。所以官员严厉则捕快精明，官员懈怠则捕快低劣。牧令不揣度根本，一遇到报案，就授意代书人，剔除强暴器械，删减赃物清单，低估价值，使不满贯然后才接受诉状。这是为了规避处分起见。不知道州县的条例中应受处分的，不全是因为盗贼；盗贼案件的条例有严格期限的，不一定不抓获。预先为不抓获地步以庇护捕快，又酌情设置末减的罪名以教唆盗贼，我实在未见其可取。一人善射，百夫决拾；一禽负矢，百皆奔逃。哪有借助蝉翼来遮蔽自己，养痈疽来遗留病患的呢？因此挖墙撬箱，无地无之。不是特别严重的，大多不具报。贼部酋豪，骑马随从出入，乡里中没有人敢正视。不仅官员认为忌讳，即使百姓也认为忌讳。忌讳盗贼果真是长策吗？民间的事不过诉讼和盗贼。舍弃这些不理，所理的是什么？不听他们的诉讼，何不屏弃他们的诉状？诉状被驳回而诉讼有时能解除，不驳回则无时能解除。然而官员用来施展疑鬼疑神的法术，不靠诉状凭借什么？不治理盗贼，何不一并去掉捕快？捕快去掉而盗贼有时能抓获，不去掉则无时能抓获。然而官员也利于他们的囊中之资，对捕快有什么可责罚的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刑狱之弊一而二者。锡溥所见向来弊政有此三者，而一言以断之曰不仁。州县亲近百姓称为父母。父母希望子女孝顺，官员希望百姓善良，而人不得议论其过错的原因，是因为慈爱在先啊。如果父母对于子女，坐视其疾苦而不顾，反而更唆使仆婢，与乡里的恶少，加以鞭打毒害而希望他速死，那么必定没有这样的父母。如果真的有了，也就不能厚着脸皮去责备子女孝顺。何况做百姓父母的人呢？现在把所亲近的百姓委托给左右，委托给胥役捕快，甚至委托给盗贼，聚集不仁之人来谋划所亲近的百姓，这就是加以毒打而希望他速死罢了。这样而责备百姓善良，难道能得到吗？百姓可以倚仗的，是不忍和不敢的心罢了。往日听说荐绅士庶，为公事之急如同私事，而惋惜官员离去如同失去父母。民间小有争执，听到车马随从的声音就收敛手而退让。现在一切都不是这样。他们看到官员看待百姓，如同秦国看待越国的肥瘠而无所用心，其所图谋，又不免类似于市井商贩之所为。即心中无所不忍，而又行事无所不敢。上有好者下必甚，于是完全宣泄其忍心敢气而不疑。以那三弊造成这两患。

译如果没有仁人，怎么能够妥善地处理后续的事情呢？欣逢皇上深切关怀百姓的依靠，惩处贪官、罢黜墨吏，在上游以身作则来率领下属，对于承奉的陋习，裁汰得毫无剩余，因此州县都有起色。唯独民间的贫弱状况依旧。难道是皇上的仁德，能够惠及州县，而州县却没有惠及百姓吗？还是积弊太深，有不容易扫除和变革的地方呢？擅长奉承上级，短于恩惠下属，这是过去弊病相互沿袭的原因。现在在上位的人既然都掌握了根本以治理末节，澄清源头以淘汰流弊，像这样却还不勇于剔除弊病，究竟畏惧什么而不做呢？天下最重要的事务，没有超过仓储和刑狱的，那么所有负责仓储和刑狱的人，都是天下托付性命的人。然而上级官员对于仓储，如果不是年终就不会核查；对于刑狱，如果不是重案就不会审理。除非弊病已经破除，否则即使凭借上级官员一视同仁的公正，也不能胜过州县逐渐积累起来害人的私心。现在天下最重要的事务，唯独悬系于州县罢了。这只有用政治来挽救吗？阁下在上亲身体察至仁，而寻求端正吏治，与之重新开始。由此用廉洁节俭来训导他们以端正他们的趋向，设立考核监督来核实他们的实绩，时常督促勉励以防止他们溃败，严格管理门吏和差役以遏制他们的恶行。而阁下的德行，又有其神明莫测的变化之处，虽然不是草野之人所能窥探的，但将来得以目睹吏治的兴盛，那么这两大重要事务得以维持而不败坏，是谁带来的呢？我敢于竭尽自己的愚见，详细陈述积存的祸害，以弥补您明察的不足，以辅助仁政的施行，希望您垂察。

译条陈粤西二事上金抚军

于成龙

一、杂派不可由官府包揽，由单亟宜发给百姓。禁止杂派，圣旨严厉告诫，不止一两次。然而也有确实不可缺少的。每年之中，制作由单的纸张、人工、墨汁有摊派；在县城制作实征由单的纸张、人工、墨汁有摊派；药材本色额银不足有摊派；表笺、包袱额银不足有摊派；春秋两次祭祀，礼仪不敢简省，起解编银的水脚、盘费有摊派；两次奏销的水脚、费用有摊派。这些都是固定的惯例，万万不能免除。但应当由官府与百姓公开商议，以够用为度，当面交出。其摊派单据由主管官员用红黑墨点定，散发给当年存留查照。纵然有不肖之徒，料想也不敢将多派的红色单据作为百姓的口实。至于意外之事，如往年协助解送云贵饷费有摊派，协助各道进呈表笺有摊派，协助浔州水脚有摊派，凡此类事情，都由上级摊派确定，原本有定数，应将原牌发给百姓，从公商议摊派完解。这样主管官员就没有不可告诉百姓的事情，百姓也没有怀疑畏惧主管官员的心思。上下相互了解，而缓急可以相互救济。至于愚弄猺獞，欺其无知，借口摊派项目多，任由官员一力包管，起初还互相照顾，最终则在包揽之外额外摊派，百姓苦不堪言，而逃亡相继发生。这是亟需劝谕禁止的。正赋与杂项界限不明，总归是因为不发由单的过错。猺獞虽不识字，他们也知道遇见人询问。不发由单，则原熟与新垦混淆不明，杂派得以混入其中。然而如今法令日益严格，讳过愈巧，印结、甘结徒事纷烦。若出其不意，稽查一两个乡民，问其是否有由单，则官吏无处施展其巧诈。即如收银大流水簿，都是奏销时凭空虚构撰写的，无关实事，只将纳银发票与由单是否相符，而官吏又何处肆行其贪婪呢？主管官员的廉耻应当培养，百姓的泣诉应当详查。官府对于百姓，如同父亲对于儿子。父亲不慈爱则儿子不孝顺，官府不清廉则百姓不良善。况且边远之地的百姓虽然刁钻，与内地大不相同。内地有势宦挟制，恶衿把持，光棍肆恶。若蠢笨的猺獞，则不懂官话，不认识文字，只听外江流棍唆哄告状，诓骗使用。等到提审，茫然无一应答。这是粤西开辟初年的情形。数年以来，百姓告发官吏的不止一起，并非全是流棍唆哄，实有逼不得已者。而且主管官员对于百姓，应当化刁为良，上下亲睦。至于致使百姓控诉，亟宜引罪自悔，听候上级处分，辞职离任。这样不至于官民构讼，以伤体统。若反复争辩，以求免罪，加罪百姓以刁纵，使辨明无辜，复何面目厚颜居于百姓之上呢？倘若百姓含冤不能剖诉，则又增加一个仇视百姓的官员。如立意与百姓洗冤，则此风一倡，又恐开启刁诈之渐。这是在上位者暗中挽回风化。如有告发官吏等事，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逐渐消除，以去除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则官吏知警，不至于与百姓当庭争辩。公法施行而廉耻也保全。百姓知道状纸未必准行，必俯首归家，不敢居告官之名。等到官员被弹劾，百姓颂扬上级的明察，而不自以为得意。这样官员的罪状取自议论而无隐匿，参劾之权端之于上而不显恃于告讦。这样则民情上达，民风可正。且以省案牍之烦，而上下蒙清静之休矣。

请禁滥调疏

山西通志

田从典

我皇上举贤用能，知人善任，策力，成例不拘。故督抚仰体上意，于州县中廉能著者，亦往往破格请调，以示鼓舞。意非不美，事非不善。而沿习既久，弊端遂生。有秉公而调者，即有徇私而调者。在州县求調之弊，大约有三。一曰希图美缺也，一曰规避冲地也，一曰预为卓荐之基也。在督撫滥調之弊，大约亦有三。一曰曲徇請托也，一曰公行賄賂也，一曰引用心腹之人也。然而皆借整飭地方为名，簡拔賢能為說。既不拘歷俸之淺深，復不論參罰之有無。巧為朦朧，意成快捷方式。幸而得計，魍魎為之公行。不幸而敗露，遠邇為之駭異。即如前安徽巡撫李，調桐城縣知縣錢啟鰲一案，指桐城縣之繁以為簡，指休寧縣之簡以為繁。近日山西大寧縣知縣許晉，賄調被參一案，先圖夏縣，繼圖介休縣，手本開銀至一萬數千兩之多。其它調繁之員，如調歷城縣之管承寵，調南昌縣之王廷對等，或以貪婪敗，或以虧空參。若不將濫調之例永禁，長此安窮。且營求得調之員，其貪酷必甚。或前任之錢糧未清，或上司之謝未足。雖欲不侵用庫帑，剝削民財，其勢有所不能。上既蠹國，下又害民，如是者宜禁。且他員即有不肖，猶畏上司覺察。若不肖之員，一經調繁，則督撫司

译道，都是他们护身的符咒，又还有什么可忌惮的呢？像这种情况，应当禁止。况且如果一个人通过调任繁缺而得逞，那么全省的州县官员，必定都会探求献媚的方法，人心不安定，奔走钻营成为风气，像这种情况，应当禁止。况且如果小州县的官员通过调任繁缺而得逞，那么大州县的官员必定都会寻找自我保全的方法，人情不安定，行为操守容易败坏，像这种情况，应当禁止。查考调补的旧例，原本是为江南、浙江等七省中钱粮难以征收的一百一十多个县而设立的。另外，边远且瘴气弥漫的地方，必须调补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官员。臣请求以后除了旧例中适宜调补的情况，仍然按照旧例题明调补外，其余一概不准随意调任。并且严格规定督抚违反例规的处分，那么妄念就会平息，吏治自然清明。如果有真正重要的地方需要人才，而现任官员确实不适宜的情况，允许该督抚明白地奏请，皇上参照山西、陕西的成例，拣选好的官员补用，那么就能至公无私，官场澄清，百姓永远有所依托了。

译考察官吏的八条准则

谢振定

一、对于州县官员，应当辨别其品格。平庸鄙陋无能的人，刚愎自用的人，固然不可以让他们治理百姓；而那些一心逢迎、应酬周到的人，必定不是认真办事的人。如果真心实意、全力以赴，为地方兴利除弊，那么他们看待职位的繁简并无二致。即使是偏僻的小县，也一定有应当办理的事务，即便日夜勤劳，还恐怕来不及，为何还要孜孜不倦地周旋于世俗应酬之中呢？但是，办事认真的人，往往不能随俗附和，那么上级长官和同僚，很少有不被认为迂腐拘谨的，甚至还会一起讥讽排挤他们。所以，众人厌恶或喜爱的，不可不加以考察。而探访考察官员的善恶，各道、府官员尤其贴近，应当责成他们完成。

二、对于州县官员，应当节制其用度。除了衙署中的修缮、膳食、日常应酬之外，本道、本府有规礼，有摊派捐项，有帮贴项，还有一切解费、册费、考棚费，多的超过一万两银子，少的也不少于五六千两。州县官员的养廉银和俸禄不过一千多两，而费用如此之多，是从哪里来的呢？上级官员如果能设法筹划，为他们省去费用，那么责备他们廉洁而惩罚他们贪婪，在情势上是顺理成章的，在内心也是安宁的。

三、对于州县官员，应当禁止其奢侈。以节俭来涵养廉洁，也用来端正教化，这是做官的要旨。近来外官的车马服饰、仆从之盛，饮食应酬之丰，虽然比以前稍减，但积习未除，为害不小。杜绝贪污，防止亏空，似乎必须在此堵塞源头。回归质朴，由大官倡导，更容易得力。至于官僚和幕僚，整天宴饮，或与仆吏辈昼夜聚赌，安然不以为怪，这种风气尤其应当严厉惩治。

四、对于州县官员，应当培养其廉耻之心。州县官员即使不自爱自重，也没有不顾体面的。上级长官看待下属官吏，无论贤良与否，都把他们等同于隶卒，吏治风气所以日益败坏。凡是上级公文，事情无论大小，动辄以参劾揭发的套话，重重申饬，文书屡发，严厉示警却不被信任执行，难怪州县官员一切都将之视为具文。这种弊病在于书吏幕友，随意签批执行，上级官员来不及察觉。至于上级长官差派委员，徒增烦扰，完全违背政体，似乎应当斟酌。

五、对于州县仓库的粮食，不要轻易准许借出或变卖。每年春天借出秋天归还，这简直是官吏和家仆借此分肥，毫无实惠给百姓。每次禀请借粮变卖，司房使费很重，挪移亏空，弊端多端。只有在荒年发放赈济，万不得已时才行，然而昧着良心染指贪污的，比比皆是，何怪民间盗贼纷纷呢。

六、对于州县的利弊，应当责令他们指陈。什么事应当兴办，什么事应当革除，不妨各自陈述所见，详细呈报。大官借此观察牧令的才识，了解地方的情形，从而措施得当，奖惩有权。对于实心任事的人，可以得到禀承；即使有见识高远的人，也从此得到鼓励，或许不至于任意废弛了。

七、对于州县官员，不要轻易调动。官员不在任上久留，即使是敏捷的人才，也没有能对地方有裨益的。如果上级长官谦虚诚恳，使贤良的官吏得以尽心利济，难道一定要急于升迁吗？任用人才奖励善行，不阻塞自新的道路，不开启急躁进取的门径，大君子应当有明察的见解。如果有案件差错，发札调来省城，最足以滋扰拖累。或者实缺州县，藉端赴省，攀附求取，这是最恶劣的习气。即使有司官逢五日必上衙门，似乎也很烦琐。有事不妨每日求见，无事则初一、十五即可。

八、对于州县官员，不要允许他们欺瞒。凡是牧令的事情，无论轻重，必须由道、府转报，中途阻隔，累月经年。而且紧要的事情必须与首府首县商通办理，往往变幻失真，串谋蒙蔽，上级官员很难觉察。而外州县必定有坐省的家仆，与院司吏役及首州首县的家丁，勾通探听，凡是上级长官的语言喜怒、升迁降调，事情未发生而全省都知道，弥缝补漏、攀附求取，无所不至。这就是贤良与否难以辨别，而错置官员不易得当的原因。如果使事情可以直接通达，机密不外泄，那么下属官吏的心意可以沟通，而上级长官的权柄就不会动摇了。

论驿传之害

徐文弼

凡是驿传的设立，有冲要之地，有偏僻之地。冲要之地称为驿站，偏僻之地称为里甲马，仅用于供给本州县的驰送，所以又称为递马。递马的设立，不过几匹。驿站每个州县或者再设，非常冲要的或者设三处。每站定额马匹六十七十不等。其廪粮工料，在存项下支销，而年终随地丁奏报。其差役，官员则发给勘合，役卒则发给火牌。而水驿的船只，陆驿的夫马，则遵照部填。其马有官坐、紧差、小差、散差、包马等不同类别。其役有总理马号家人，有兵房，有马牌、马夫、背包、送差、医兽等同事。至于额外之差，有上司的纸牌，有封存的协济。额外之累，有过差的越站。额外之苦，有马匹的多索，各项的苛求。侮辱官员殴打吏役，锁拿鞭打马夫的肆意横行。在从前明代末年，海疆多事，差使繁多，往来络绎不绝，员役狠如狼虎，拷索惨同盗贼。刚解鞍下马，酒肉如山，任其醉饱，但喧呼索马，不给牌抄，马集成，皆非中选，其意在于勒诈。等到满足其欲望，才允许抄牌试马。多索之外，又要折干，诡称马不堪骑。贴并之外，又需借马。若遇水陆交冲之地，既索诸费

译又想要坐船。等到拨派到官船，又嫌迟缓笨重，想要坐民船。于是码头上的行户四处封锁抓捕。等到聚集在河边，众人全都收敛钱财馈赠，才坐上一艘船出发。有时干脆不用船，仍然乘坐驿马离去。所骑不过几匹马，所坐不过一艘船，而官府差役受其骚扰，水路陆路遭其剥削。前一批差使刚走，后一批差使又来，冲要繁剧、疲敝的驿站，哪里能承受这种累赘。然而这还只是小差使。若是大差使从京城出发，部里的公文先行，知会沿途的总督巡抚、地方州县，提前准备马匹，伺候供应帐幕，采买用品，召集工匠，无不齐备。派遣骑兵在数百里外侦察，风声所到之处，全都胆战心惊。官员中有才能、应付勉强具备的，尚能努力支撑，以求侥幸过关。那些庸碌的官员和苦缺之地，则束手无策。附近统辖的上司，害怕祸患波及自己，于是从所属州县调拨马匹协助，动辄一二百匹，等候多时，离乡遥远，草料粮食都耗尽，马死夫逃，不可胜数。等到差使将要到来，督抚护送标营官员、兵部差官以及各差使的前站人员，带领厨师，飞驰先至。本官到馆舍接见，除了供应之外，各自赠送规礼，先求差使的前站人员包收。等到旌节使者到达，又致敬赠送路费。用餐完毕启程，这才保得无事。稍有照顾不周，良马被指为劣马，丰盛菜肴被说成粗劣食物，侮辱官员、锁拿差役，毁坏房屋、掠夺器物，协助调拨的马匹，全部越站逃散，鞭打驱赶，必定让马匹累死，并责令他在其他驿站赔偿。然而这还是为经过的差使而言。若是本省上司巡视以及纸牌应付，则更加严重。州县因经过的使臣获罪，督抚知道，或许还怜悯冲要繁剧，尚且为其遮掩。纵使使臣怀怨想报复，也事缓祸迟。至于上司巡视，其供应之丰盛，仪仗之隆重，暂且不谈。此外幕僚内侍，以及书吏、门子、承差、皂隶、舆台之类，无不有馈赠。如果稍有欠缺，就挑拨有司的短长，搬弄属役的过失，功名性命，系于须臾之间，难道不是事发迅速而祸患巨大吗？至于督抚值班时的书吏差役，司府公务的差承，也是本省的子民。然而狐假虎威，需索凌虐，比过往差使更甚。附带亲朋，互为羽翼，结党作恶横行，安然不以为怪。唉，朝廷设置驿站，是为了加速邮传而奔走王事，哪里容许这种无端的荼毒呢。呜呼，贤良的州县官看到这些，没有不寒心酸鼻的。我希望默默深思，发誓此生若有居尊位、乘轩车之日，绝不重蹈此覆辙，那么无形的造福，已不亚于随车而至的甘雨了。

译严蔽

袁枚

某位大官，治下严厉。巡视凤阳时，他的仆役召来歌女陪酒。事情败露后，大官砍了仆役的头，将其处死，意在警示众人。此后每次巡视，仆役都挟带妓女赌博，强行向州县官员索要钱财，箕踞而坐大声喧哗，大官竟然毫不知情。袁子说：这是严厉造成的蒙蔽。捕鱼的人谨慎地提起纲绳来撒网，所以常能捕到大鱼。如果纠缠在泥鳅虾蟹之间，那么吞舟的大鱼就会逃脱。天下的人无非是善与不善两类。那些善良的人，看见一种罪行发生，就有一人因此处死，心中有所不忍，于是专门致力于隐匿包庇、纵容宽恕。那些不善的人，知道犯小罪要死，犯大罪也要死，反正都是死，那么宁愿做大罪，以让自己超出法律制裁的范围，姑且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横行更加严重。既然如此，上位者的严厉，本意是禁止邪恶，却反而滋生邪恶；本意是防止错判入罪，却反而造成漏网之鱼。这难道不是有所蒙蔽吗？既然已经蒙蔽，那么连同那严厉也会失去作用。那么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多观察，少发作。这是驾驭下属的方法。不重不轻，恰好符合公平。这是使用刑罚的常道。

思过斋记

法式善

思过斋，是颐园同年在恩宠之下建造的。颐园官居侍郎，有刚直的名声。一天因为言语失误失职，朝廷议定重罚上报。天子鉴察他平素的品行而宽恕了他的罪过，让他闭门思过以奉养双亲。侍郎感激圣恩的优厚，奉养双亲之身，不敢有退隐闲适的念头，于是用“思过”作为斋室匾额，并嘱托我写篇记。侍郎失职，负罪引咎，正自认为有罪呢。说是有过错，那就明显不是罪了。《尚书》说：“宽恕过错，没有大小之分。”《易经》说：“没有咎害的人善于弥补过错。”既然如此，常人没有过错，君子有过错。君子不担心有过错，担心的是有过错而不知道自己那是过错。在职位上思考职责，在职位外思考责任，思考确实不可停止啊。况且“过”这个字，意思是偏离中正。侍郎与我交往三十年，对他的心术学业了解最深，他有特立独行的节义。然而他嫉恶太严，求治太急。嫉恶严是可以的，太严就不分辨恶的大小，而想全部去除。势必要不能全部去除，那么小的去除了，大的反而存在了。求治急是可以的，太急就不分辨治理的轻重，而想全部施行。势必要不能全部施行，那么轻的施行了，重的反而受阻了。大恶期望一定要去除，重治期望一定要施行，那些小的姑且可以听之任之。士贞子说：“林父侍奉君主，进朝思考尽忠，退朝思考补过，是国家的保卫者。”侍郎是国家的保卫者。日后朝廷召用他，我希望侍郎在嫉恶、求治这两方面，务必持守中平。譬如射箭，期望射中靶心罢了。譬如音乐、味道，取其配合与调和罢了。报答圣恩于万一，而安慰百姓的期望，所以平日尽心思考的，难道不在这个时候吗？难道不在这个时候吗？

咨询民情土俗谕乾隆十九年

陈宏谋

百姓生活的安危，风俗的美恶，固然由长期积累而成，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根据风俗确立教化，因地制宜，去除那些过于严重的弊端，防患于未然，这都是治理这片土地官员的职责。如果不把情形的利弊熟悉于心，怎么能整顿兴利除弊，对士人百姓有所裨益呢？府叫知府，州叫知州，县叫知县，那么四境之内，有一件不是官府应当知晓的事吗？况且福建全省环山滨海，地窄民稠，人口繁多，风俗剽悍，号称难以治理。地方官所以及民之事，有知道而不能全部施行的，没有完全不知道而能施行得当的。本部院在福建两载，虽然已随事体察，苦于未能完全明晰。询问各属，也不是片刻所能条列对答的，而且有不能对答的。除了四境道里村庄形势，已在绘图案内，下令查填外，所有民情土俗，因革事宜，行查不胜其繁，汇列条件，该府州转行各属，悉照册式，逐条登覆。淡防、澎湖二厅，一体登覆，并移丞佐一体知照。曰田赋，曰地丁，曰粮米，曰田功，曰粮价，曰垦殖，曰物产，曰仓储，曰社谷，曰生计，曰钱法，曰商税，曰食盐，曰街市，曰桥路，曰河海，曰城垣，曰官署，曰防兵，曰坛庙，曰文风，曰民俗，曰乡约，曰氏族，曰命盗，曰词讼，曰军流，曰匪类，曰邪教。以上三十条，都是地方所必要之事，即地方官所必应办理之事。本部院以此咨询，未敢遽期事事尽善，无非欲地方官，平日体察及此，讲求及此，孰为于民有利，孰为于民有害，了然于心。遇事查办，缓急轻重，自能适宜。有利无弊，各州县奉到此行，惟宜就现在情形，据实登覆。该地方应兴应革之事，如有所见，不妨据实敷陈，于逐条之下，以备采择。分防丞佐，如有所见，另禀呈覆。如无确见，不必勉强。本部院就此得知各属利弊，各属亦可以随时举行。即或格于时势，限于识力，有未能即见之施行者，而事已了然于心，于知府知州知县之称，亦可以无负。况知之既真者，行之必力乎。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

译坏事虽小却去做。每天计算起来似乎微不足道。每月累计起来却会有盈余。循良官吏留下的政绩。为地方造福。未尝不基于此。这正是本部院所殷切期望的。

译严令索取州县地图与宪纲事宜册的檄文 乾隆二十年十月

陈宏谋

本部院到任后，严令地方官员各自将地图、宪纲事宜册呈送上来。原本认为，地图是用来详细记载四境道路里数的远近、幅员的宽窄、村庄的疏密，以及山川形势的源流的。至于宪纲事宜册，则是境内所有的事物，以及地方官应当办理的事务，都应当详细记载。这不仅旧例应当如此，推究初次相见时上司咨询、属员回答的意义，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翻阅之下，地图则东涂西抹，方位不明，道路里数不准确；册子则草草几行，不是浮泛不切实际，就是错乱不堪，竟然成了无用的废纸。各位官员沿袭旧套，原本未曾过目，就转送上来，这实在不是循名核实的方法。况且本部院初次来到此地，对人地生疏，见闻浅陋，正依靠图册来了解概况。即使是地方各官平日，也应当对图册有一番研究，才能体现关心地方，不愧知府、知州、知县的职责，不应当始终将其视为虚文故事。但是逐处逐条驳查，未免繁琐。现在酌定条件，分发照造，以利于治理。仰请该官吏，移令所属厅县，遵照发来的式样纸张，将应列入图册的各条，逐事体察，悉心稽考，据实列入，力求真切无误。只就现在的情形登记回复，并非立刻追求完美，无需遮掩粉饰。如果有所见解，随事兴利除弊的，另外禀报条陈等候裁决。这图册不妨缓至三个月以后，慢慢查造送来。或者先造册，或者先绘图，都可以不拘泥。各位官员平日已经用心于此的，这次再加考订，自然更加确切；即使平日未曾用心的人，趁此考究，也不算晚。古人左图右史，册就是史。做学问如此，治理政务也是如此。各位官员果能在图册各条上有一番查考，在心中了然，不但自己熟悉地方，上司问及时，可以随事回答。从此因地制宜，随时处置，随事管理，凡有兴利除弊，必定符合时机适宜。遇到灾荒查勘等事，缓急必定有布置，对地方民生必定有益，对各官的才情识见也必定有长进。本部院翻阅这些图册，得以悉知地方情形和民生利弊，并借此观察各属办事的虚实勤惰。千万不要将其视为迂阔不急之务而忽视。分防的丞佐，一体造送；知府则不必。

索取官员贤否册以资治政的新书

贾汉复

关于汇总索取官员贤否的事。查得本部院职任抚绥，抚绥的权力，首要在于考察官吏。没有吏治不清却能造福百姓的。现在正值任职之初，激浊扬清刚开始，应当有惩罚一人而使四境震动效法的人。但是官吏分布广泛，一人的耳目难以周全。因此想到，各郡的贤否，不能欺骗司道；各县的贤否，不能欺骗府厅；佐贰首领的贤否，不能欺骗堂官。如果肯从公品评，绝无混淆，何难肃清吏治？只是恐怕司道府厅等官，不无养骄市恩的习气，担忧谗言畏惧讥讽的心理。有的以资格为拘泥，有的以请托为推诿，有的保全亲信熟人，有的瞻顾权要，有的喜欢趋承而暗中庇护大奸，有的听信诬谤而中伤正直，有的怜惜穷途而姑且容忍窃位者。一路的哭声徒然听闻，三尺的法律无法触及。这岂不是将朝廷彰善瘅恶的典制，竟然成为宵小颠倒黑白、渔利的手段吗？说起来令人痛心，急应痛加革除。本部院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期望贪官污吏解印去职。所有各官的贤否，合行查取。为此仰请司官吏，即将抚属大小官员，秉公采访，严加品评。某官德政卓越，某官治行平常，某官才不称职，务必令其描绘内心、刻画外貌，逼真如实，据实开填，援引事实考证。总不得虚应故事。其中有特别不肖的人，另外开列事迹，秘密揭发呈报，以便纠参。本部院就凭品评确定贤否的真伪，确定执笔人的贤否。所谓不知其人，看其所交往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瞻徇故纵，毁誉失真，那么本官的治行就可以知道了。弹劾的奏章无情，恐怕不仅会审问下属官吏。

严令巡道清查州县词讼的檄文

陈宏谋

自理词讼，原本奉部议定例，责成该管巡道稽查督率。巡道到达州县地方，即将讼案号簿提到查核，限定日期催审。有关积贼、刁棍、衙蠹及胥役弊匿等情况，立即亲自提审究治。仍将未完几件开列，移司报院。如玩延不结，即行详参。知府、直隶州未结词讼，也即照此办理等因。法令至为完善。现在据两司会议，认为一道所辖的州县，多寡远近不同，一时难以遍历。请求通饬各州县，各于月底，将一月受理的事件，开列事由。已结的就簿登记注销，其有证佐未齐、原被患病、不能依期完结的，也在册内据实登记说明。各于次月之朔，呈送巡道查核，递月倒换。院司府厅批发的事件，各听原行衙门催办。并严令分理客欠的丞倅，各循此式，一体申送查核等情。只查自理词讼，逐月造报，久奉定例。只因事涉繁冗，造报难信，徒增繁琐而无益，所以近

译又规定责成巡道到县，就近提调号簿，逐一稽核。既然有号簿可查，就不必再命令各属申报。如果巡道每到一县，肯坐守查办，未结的诉讼，纵然号簿有遗漏，而有告无审的情况，双方必然告发，不难查出。正可借此参核，以定所报之虚实。现在如果命令他们月底造报，势必仍如从前，只将已完者造入以塞责，又成故套。本部院到任后悉心体访，从前虽议行月报，仍然漫无稽核，也未曾催结一案。近来申报的也少，更有全然不报的，那么所报之有无遗漏，更无从查考。至于道员所辖州县，至多不过十余处、二十处。如驻在之县，正可日日查催，原不待巡方始查。其余各县，遇有因公往省及查勘公出之事，经过之州县，停骖数日，即可查办此事。其不在沿途者，相离大路，亦不过数十里，至远不过一二百里，迂道一行，亦自不难。何至惮此一二日之程，不肯一往。况且此等州县之民生利弊、水利农田，皆赖巡道经心措置、主持筹划，所谓一道之惨舒系焉者，又不必专为词讼，而词讼亦其大端。非沿途经过之县，道方巡历；不在沿途，即不必巡历也。况且分巡所至，原应有放告之事。凡民间冤抑，道远未能赴控者，皆得就近具控。巡道亦可就近办理，应查审者查审，应提卷者提卷。三四日之间，即有可以办结之案。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劝戒昭著，庶巡道不为虚设，分巡亦非空行。办过一县，即将一县先未结而今结者若干，尚有未结者若干，经巡道提审完结者若干，止须简明开单，移司报院。则该县未结案件之多少，巡道办结案件之多少，亦有可考。凡一时未能即结者，回署后，又复指催，待下次再巡，又为核其虚实。或有赴控者，亦可定其虚实。各属官吏，皆知巡道将到，虽极疲玩，亦必上紧审结，胥吏亦必不敢任意延捺。清理词讼中，即寓策励属员、惩戒胥役之道。不得以州县窎远，不能分巡为言，更不可止令造报，不必分巡也。此事于江苏，最有关于吏治民瘼，奉行不实，所宜改图。仰各道官吏，立即遵照。

译严正整饬官场风气，以严肃法令告示

浙江巡抚 赵申乔

吏治的清浊，关系到百姓生活的安危。而下属官员的贤良与否，尤其取决于上级大员的贪婪或廉洁。本都院掌管一省财政已有一年，立志澄清吏治。虽然铲除了积久的弊端，严厉禁止革除，但奢靡之风难以挽回，陈旧的习气依然存在。如今承蒙圣上特别恩宠，升任浙江巡抚，深恐自己能力不足，日夜不得安宁。只希望各司、道、府、州、县的官员严格遵守法纪，加倍用心安抚百姓，以仰副皇上爱护养育百姓的根本意图。然而，上级大员是下级小吏的表率，有操守是有作为的根本。先前为了消除州县的亏空，先革除藩司的陋规等事，已严厉切要地告诫训谕，想必大家都已听闻知晓。如今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则更应从巡抚自身开始。如果巡抚从司道那里索取，那么司道就不得不从下属那里索取；知府从州县那里索取，那么州县就不得不从百姓那里索取。层层盘剥，罪责确实有归属。如今本都院刚到浙江上任，首先整饬官场风气，想到端正自己才能端正别人，小的廉洁必然源于大的法度，亟需革除陋习，应当先颁布告示。仰告各司、道、府、州、县官吏知悉，务必做到洁身自好、奉公守法，不得为了私利而败坏法纪。如果本都院有一毫的不贤良，有一件事的违法，该司、道、府、厅、州、县官员，就据实上报朝廷，我愿甘愿接受重典惩处。倘若司道苛求下属，以及知府勒索州县，知县虐待欺诈百姓，一经告发，或者被访查得知，立即以御史弹劾，不顾惜一家人的哭泣。本都院不通晓世俗之法，不迎合人情，各位都应当洗涤肺腑，不要以功名和性命来试探我。

禁绝火耗私派以解救百姓困苦告示

湖南巡抚 赵申乔

做官的要领，首先重在约束自身。百姓困苦的根源，没有比横征暴敛更严重的了。近来屡次奉到朝廷严旨，谆谆告诫以暗中摊派、私自征收为戒。实在是因为正常的赋税，尚且烦扰百姓，断难容忍无度的索取、不合规矩的费用，从而加重百姓的负担。近年来积弊日益滋生，不良风气无法遏制。作为地方官员，身居百姓之上，不体恤百姓的艰难。凡是危害百姓政事，不止一端，而只有横征暴敛、私自摊派的弊端，祸害尤为猛烈。比如征收解送钱粮，私自加征羡余、火耗、解费、杂徭，常常超出定额，以至于公私一切费用，都从乡里百姓身上获取。如日常食用的米蔬供应，新任官员的器具、案衣，衙署的兴建修造，宴会的席面酒肴，上司的铺设供奉，使客的小饭下程，提事的打发差钱，亲戚朋友的抽丰供给，节日的贺庆礼仪，衙役的帮贴工食，簿书的纸札心红，水陆运输的人夫应差，官马的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刊刷由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都有使费陋规，难以一一列举。总之，无事不向民间私自摊派，无项不向里甲苛敛。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用来填满赃官贪蠹的贪婪之腹。唉，百姓的膏血有多少，能够填满这巨大的漏壑呢？即使加倍用心安抚，还恐怕积弱的疲弊难以恢复，岂能在民穷财尽之时，灾祸频繁之后，还能承受无端的剥削呢？本都院深思禁止整饬的方法，是否有补救的法子。大致士人跻身官场，其荣华享用的志向，早已深固于胸中，即使眷属亲朋之类，都仰赖其鼻息周旋。所以侥幸得到一个官职，无不重视身家，廉耻之心堕落。纵然有稍知自爱的人，也认为地方用度没有出处，势不得不从民间获取。殊不知果真能立志狷介，自然能节用爱人。凡是居室的美观，妻妾的奉养，以及自身衣食日用常行之需，都应当刻意简省，所谓节俭可以培养廉洁就是这个道理。况且一介不取的下属官员，上司若有良心，敬爱不暇，又何必在礼节上诛求呢？至于自身既已淡泊，那么乡亲游宦就没有丰厚的可抽取；操守若端正严毅，那么兵马公差就有威严可畏惧。对方将退避三舍，还敢肆意需索吗？做官的人，如果在操守上有污点，即使其他才能也不值得录用。即使安抚百姓，不消除横征暴敛、私自征收，而想要家家富足，有这种道理吗？所以本都院在申饬官常之外，特别提出这一条，实在是因为遵守朝廷法令，严肃官箴，安定百姓，首要任务没有比这更先的。为此通行示谕，自今以后，务必尽力洗刷陋弊，改弦更张。如前所指出的加耗私派等事，痛加禁止，一心以洁身自好、爱护百姓为主。诚心想念昔日贤臣悬鱼、杀犊的风范，难道不是别人的责任吗？本都院采访极确，衡鉴最公，能遵守者有特疏荐举的例子，有三年卓异的典制，自当特别表扬，以备超擢。倘若仍然志在温饱，冥顽不悛，稍有违犯，定即纠参，请旨拿问追拟。那时功名不保，身家随之，懊悔就晚了。只有大法确立而后小廉才能形成，形体端正而后表率才能正直。树立榜样的确立，请从本都院与监司方面开始。此后若有不贤良的上司，需索属员，收受苞苴贿赂者，都允许据实呈揭，以便立即交付御史弹劾。本都院肃清僚属、端正度量的决心，决不自食其言。此外过往无名之费，有妄自干预者，都立即指名具报，依法惩处，谁敢不警惕。凡是这些公私费用需索的源头彻底杜绝，或许火耗、私征、横敛的积弊可以停止了。

临行晓谕

江苏巡抚 汤斌

查得本

译我在苏州巡抚任上两年。每一饮一食，哪一样不是你们百姓的血汗？而地方上的钱粮、刑名、文书等事务繁杂，我日夜操劳，未曾有过闲暇安逸。虽然心中意愿无穷，但力量实在有限。加上朝廷法令严切，有时明知对百姓有利，但事情需要上报请示，又受既定条例阻碍；有时明知对百姓有害，但因职权划分不同，掣肘的情况很多。比如长洲的土地荒芜，昆山的田赋问题，崇明的税务问题，江海的田地坍没，邳州的地面沉降，有的事情还在等待处理，有的查报尚未明确。至于驿站恢复两班制、芦洲办理铜务、山阳缺额丁役，都是刚刚上疏而未奉到朝廷命令的。百姓的疾苦，没有比苏松地区的浮粮、淮扬地区的水患更大的了。虽然已向朝廷请示，但事关重大，不容易施行。这些都是我日夜感到愧疚的地方。

现在蒙受圣恩优厚提拔，去辅导东宫。君命召见，不等车马备好就出发，这本来就是臣子的礼节。辅导东宫，尤其与寻常职务不同，岂敢迟疑徘徊，从而犯下不敬之罪？你们百姓念着我有心爱民，却忘记我无力救民，罢市拦驾，日日聚集在巡抚衙门，哀号之声，令人不忍听闻。我与你们百姓，息息相关，岂忍心因为我的离去，使你们读书人荒废诗书，农民荒废农具，商人荒废贸易？我因此寝食难安。我对地方的利弊、百姓的疾苦了解得很真切，入朝之后，或者至尊皇帝垂询，或者因事陈述，或者九卿会议，我会尽力切实地陈述。倘若蒙圣主垂察我的诚意，未必不会对你们百姓大有裨益。如果我还留在这里，离天子很远，有的奏请，被部院驳覆，未必能有帮助。况且圣主眷念财赋重地，必定慎重简拔公忠清惠、才德兼备的大臣，十倍于我的人，来安抚这里。你们百姓何必多虑？

我平日告诫你们的话，历历在目。即使初一、十五率领你们叩拜龙亭，讲解乡约，也是想让你们知道君臣的大义，朝廷的恩德。从今以后，希望你们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教育子孙，勤俭公平谦让，遇事要忍耐，不要妄兴诉讼；心地要慈和，不要轻起争端；不要赌博，不要淫佚，不要听信邪诞师巫的言论，复兴淫祠；尽早缴纳国税，共享太平。这是我深切关怀你们的地方。我身在京城，这颗心仍会往来于此地。我看到你们如此情状，既惭愧平日救民之道未尽，也不忍心就这样冷漠离去。但君命不敢违背，辅导东宫的责任，道义上不敢推辞。希望你们读书人回到书舍，农民回到田间，商人回到市场，让我这颗心稍微安定，不要再纷纷扰乱了。

译读史县令笺

张望

君子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至于辅佐治理国家成为宰相，做宰相必定是从县令做起。县令，是百姓的父母。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就会为子女做长远的打算。体察他们的寒冷困苦，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担忧他们的疾病贫困，祈愿他们长寿丰收。教化百姓，是为了愉悦他们的性情；处理事务，是为了考核他们的功绩；役使劳力，是为了勤勉他们的体力；告诫约束，是为了防止他们淫邪。必定有痈疽就予以决破，必定有蛇患就予以清除。像这样，所以政令顺遂而不违背。政令顺遂而不违背，所以天意与人心交感。政令顺遂而不违背，所以百姓服从政事。百姓服从政事，所以财富丰足。财富丰足，所以礼制中没有争夺。礼制中没有争夺，所以民间和睦。民间和睦，所以上下和谐。上下和谐，所以县令与百姓互相信任喜爱。从前唐贞观二年，下诏说县令亲近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开元初年，召见京畿地区的县令，告诫他们要怀有惠爱百姓的心意。开元四年，召集新任命县令考试治理百姓的策略。开元九年，推举县令，根据他们政绩的好坏，对推举者进行赏罚。开元二十四年，颁布《令长新戒》。后周显德二年，制定推举县令、县丞的法令。明朝正统元年，下诏让朝廷大臣各推举一名能够胜任知县的人。正统十年，命令推举治理政绩卓越出众的县官。像这样推举县令，重视百姓性命到了极点。皇上所与共天下的是百姓罢了。《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诗经》称父母。所以说得到百姓的人，是得到了他们的心。所以说得道者得到众人就得到国家，失去众人就失去国家。虽然常说国家不能靠一个人兴盛，也不能靠一个人灭亡，但国家的兴盛灭亡，必定取决于县令。所以贞观年的诏书说：县令，是亲近百姓的人。读书人进入官场，难道可以不读书而加以重视吗？所以如上文所陈述的那样，罗列这些人，应当有先后次序错杂推举的情况，史书不能详尽记载，也就姑且这样吧。

吏难一

张惠言

古代的官吏难做呢，还是现在的官吏难做呢？古代百姓吃君主的粮食，穿君主的衣服，遵循君主的教化，从事君主的事务。从出生到老死，都有供给。人口、车马、牛马六畜，都可以计算清楚。所以百姓有贫富之分，却没有受冻挨饿的。而那些担任州党官吏的人，起初都与百姓一起劳作学习，他们的德行、道义、技艺，是被众人推崇的。然后回来治理乡里，所以众人信服并听从他们的治理。上面是五百家，往下是百家，再往下到五家为止。这些人熟悉情况，所以不用考察就详尽知晓；事务简单，所以不劳累就详细明了。在那个时候，官吏奉行法律、遵守条令教化，天下就治理好了。后世的官吏就不是这样。离开五百里，才允许做官。让南方人治理北方，让山里人治理沼泽地。那里的风土习俗本来就不熟悉。州县大的有数百里，小的也有百里。户口以万计算。文书案卷出入的骚扰，强壮的人也承受不了。迎来送往的烦扰，供应接待的礼仪，舟车食宿的费用，廉洁的人也无法节省。百姓中的富人、穷人，安居的人、辗转迁徙流亡的人，官吏不贤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贤能的官吏知道了，然而也无能为力。为什么呢？耕种没有田地，经商没有资本，居住没有房屋。征收粮食作为俸禄就没有东西吃，逼迫压制就会作乱。所以不得不听任他们贫困，辗转迁徙以至于流亡。不幸遇到盗贼水旱灾害，即使免除租税，放宽赋税，每天赈济每月借贷，百姓的死活，本来就无法预知。幸好没有水旱灾害，盗贼没有发动，租税按时缴纳，徭役按期完成，上下互相庆贺，认为是太平盛世。而那些陷入绝境贫困的百姓，父亲卖儿子，丈夫卖妻子，成为奴婢来保全性命，官吏不知道这些。忍受不了饥寒，起来做小偷强盗，行为乖张没有品行，从而陷入刑罚杀戮，枕着首级而死的人，官吏不知道这些。失业无处申诉，瘦骨嶙峋而死，堆积在沟渠里的人，官吏不知道这些。那么官吏没有暴虐、没有贪污、没有违背法律，而百姓死去的，已经不可胜数了。唉，现在的官吏想要达到古代的治理效果，也太难了。百姓依靠君主的恩力，来维持生命，繁衍子孙，自己出力所得，拿出剩余部分供奉君主以互相供养。所以尊敬君主而亲近长官，无事时长治久安，有事时可以被征用。现在，百姓用自己的劳力，维持生计营葬死者，希望能侥幸逃脱饥寒死亡的祸患，还未必一定能够得逞。却又损害他们赖以自养的东西，来供给君长，履行约定的期限。官吏有所求，大声呼喝命令他们，百姓顺从得像奴隶一样；锱铢必较地计算他们，充盈得像外库一样。然而有因穷困来告状的，平庸的官吏变色发怒，贤能的官吏皱眉叹息，最终没有人起来为他们筹划。像这样，想要百姓拥戴他们的上级，是做不到的。我认为当今的祸患，只是祸患在于官吏与百姓疏远而不亲近。百姓看待官吏，畏惧得像神鬼一样不可接近；官吏看待百姓，杂乱得像站在高山上俯瞰平原的草木，没有什么区别。百姓疾苦困顿濒临死亡，有拉住路人哀求的，却没有向州县呼号求救的。愚笨的人，不知道州县的职责本来应该让我生存；聪明的人，知道呼号求救没有益处。而且不仅没有益处，州县出一道命令，施行一项法令，传呼的人有几十个，奔走的人有几百个，利益还没见到，却已经遭受祸害。所以贤能的士大夫，大多以此为戒，而百姓也愿意互相休养生息而不妄为。制定法律而不便利，是上面不了解下面；法律便利而百姓不努力，是下面不信任上面。现在良将率领百万军队，即使是下面的杂役，没有不知道他做什么的，而士兵也没有不与他将领

译成为君主的心腹，充当君主的耳目，并不是靠每天去侦察监视、逐一安抚就能做到的，而是要明察利益所在，通晓祸害根源，使法度严明而诚信显著。所以，如果有办法使上下相亲，那么即使有百万大军，指挥起来也像手指和手臂一样灵活；如果没有办法使上下相亲，那么对内治理一个妾室，对外驾驭一个仆人，尚且不足以审察他们早晚在做什么，又怎么能谋划长远的大业呢？里设有正，图设有保，这就是古代的闾胥和酇长。应当选择有德行的人士来担任。如果真能大致仿效《周官》和《管子》的宗旨，确立教化的法则，让他们各自掌管辖区的治理，按时考核并询问情况，闲暇时与他们讨论利害得失，考察民间风俗，那么里巷中隐秘细微的情况，就一定能知晓。君主有谋划，就通过乡来修明，乡通过都来修明，都通过国来修明，千里之远，可以像一家人一样紧密。上级能够了解下级，所以举荐人才不会失误；下级能够信任上级，所以政令下达不会抵触。既然如此，那么治理百姓的政事，推行起来就可以成功了。

译官吏之难二

张惠言

官吏如果确实能够取信于下属，并且有志于让百姓生存繁衍，就绝不会拘泥于眼前早晚的安逸，而务必治理好根本。如今古人所说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并不是设立违背常理的法令，不是建立怪异世俗的制度，不是违背民心来博取名誉，只是这样罢了。并不是说漫不经心地任凭百姓自生自灭、自荣自枯，而我不过问，却说上面与百姓互不干扰。至于管仲治理齐国，子产治理郑国，孟子治理滕国，毅然改变旧俗，纲纪确立完备，不过数月之间，便井然有序。所以这三位先生的治理，可以说穷尽了根本。有人非议他们而不畏惧，有人阻挠他们而不屈服，等到经制既定，上下安宁，子孙继承基业，数十百年可以没有败坏。那么，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现在的贤能官吏说：减轻徭役，谨慎征收赋税，清除盗贼，审理狱讼，百姓就安定而治理就成功了。这固然不错。然而他们所惠及的，是安居乐业的百姓。至于那些失去生计的人，即使有宽免徭役、体恤劳役的命令，他们也得不到好处。饥寒得不到抚恤，那么所谓的盗贼都是这些人了。官吏看到他们是盗贼，就认为他们不值得怜悯。唉！谁知道他们起初本来就不是盗贼呢？何况还有那些不肯做盗贼而宁愿死去的人呢？天下的土地，都足以供养天下的百姓，但是利益产出的地方不均衡，所以得到源头的人生存，失去源头的人死亡。况且一个人的利益，两个人依靠它就微薄了；十个人的利益，一百个人依靠它就匮乏了。现在百姓所追求的利益，一个人得到了，那么一千个人就争相追逐。那么利益怎么能不短缺，百姓怎么能不贫困呢？因此，想要百姓没有饥寒，不如均衡利益的源头；想要均衡利益的源头，不如端正百姓的职业。管仲说：圣王安定百姓的居住，成就百姓的事业，士农工商四种人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所以教化有常规而事业有考核。古代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并分配职事，要领就是这样。现在计算一个县之中，田地上下等级的产出能供给多少人，山泽的出产能供给多少人，四方货物的贸易，集市店铺的利润，能供养多少人，风俗所依赖的，技艺工匠的巧手，需要多少人，贫瘠土地可以改良的有多少，草木水石尚未开采利用的有多少，四境之内，都会所在何处，乡里集市位置不当的有多少，出行四方而不抛弃乡里的有多少人，通商往来有利可图的是哪里。汇总这些数目进行加减乘除，务必使职业与利益相当，并调剂有余和不足。那些能充分发挥土地潜力的农民，能创造物品利益的工匠，能充裕本钱的商人，所在地方上报，官吏拿出钱财聘请他们，建立他们为师傅，让他们领导同辈，并教导那些不及的人。考核那些怠惰的、不能胜任的就斥退他们。农民聚集在田界，工匠聚集在店铺，商人聚集在集市。种田而不能播种锄草的，不被容许留在田界；种植而不能整理材料的，不被容许留在店铺；贸易而不能使货物流通丰富的，不被容许留在集市。那些没有田地又没有资本的人，让他们互相借贷并按时计算出入。男子年满十六岁而不从事职业的，女子年满十三岁而不从事丝麻纺织的，惩罚他们的父母。那么百姓就会勉励自己的职业而修治利益，那些有饥寒的人或许就少了。有人说：管仲的法令，四种人各自居住在自己的地方，现在百姓混杂居住很久了，也要分开他们吗？回答说：分开百姓，并不是剥夺他们的居所而迁移他们的乡里。百户人家的聚居地，一定有集市有店铺，有民居的街巷。做商人的必然靠近集市，做工的必然靠近店铺，这是常理。我根据他们的适宜之处而安顿聚集他们，使他们不至于混杂喧闹罢了，有什么难的呢？说：百姓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职业，如果利益不足，又让他们学习其他的，该怎么办？回答说：不是迁移他们已经习惯的职业，只是禁止那些正想要学习其他职业的人罢了。那些习惯了却得不到利益的，如果愿意迁移的，我有办法安顿他们，又有办法教导他们，那么他们也会乐于得到合适的处所。现在一个家庭之中，有操持家务的，有做仆役的，有喂马养牛的，他们做这些，都是这些人自己愿意的。而分开他们各自做事的地方，则是家长的事。现在一个县里的百姓，做士人的，做农工商的，问官吏他们的数目，却茫然不知道。唉！仆隶没有固定的职事，而家长尚且能管理好他的家吗？

守令篇

洪亮吉

知府和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一个知府贤明，那么千里之地都受到他的福泽；一个知县贤明，那么百里之地都受到他的福泽。那么做知府知县的人，难道另有特殊的办法吗？也只是看知府知县存心如何罢了。从前我还没成年时，侍奉祖父和父亲，当时看见乡里有做知府知县的人，亲戚朋友慰劳勉励他，必定替他考虑说：这个职位事务繁杂，这个职位事务简单，这个职位号称不容易治理。没听说过其他的话。等到我戴上冠帽之后，入仕之前，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风俗趋向突然改变。看见乡里有做知府知县的人，亲戚朋友慰劳动勉他，也必定替他考虑说：这个职位的额外收入有多少，这个职位的应酬费用有多少，这个职位一年能入私囊的有多少。而所谓民生吏治，不再挂在嘴边了。于是做了知府知县以后，他的心思智虑，亲戚朋友，妻子兄弟，奴仆保姆，在得到职位的时候，又各自揣度职位的肥瘦。等到相继到任了，知府知县的心思，不在百姓身上，必定先问一年的陋规是多少，下属的馈赠是多少，钱粮税务的盈余是多少。而所谓妻子兄弟，亲戚朋友，奴仆保姆，又各自怀着难以满足的欲望，帮助他谋取利益。于是不幸一年之内，知府知县

译政令屡次变更。而辖区内的下属官员、管辖下的富商大贾，直至普通百姓，已经深受困顿了。其中即使有稍微懂得自爱，以及确实能为百姓谋划的人，十个人中也不能占上一两个。这一两个人，又常被那七八个人嘲笑，认为他们迂腐，认为他们笨拙，认为他们不善于为自己谋划。而上级官员看待这一两个人，也觉得他们不合时宜，不符合标准。如果不幸有了公务上的过失，那么罢免他们也只怕不够迅速。因此，这一两个人的处境，不最终归于那七八个人的做法是不会停止的。况且还有身为今日的地方官，却想要讥讽三十年以前地方官没有本事的人。然而我又曾经考察过，三十年以前那些笨拙的地方官，任期届满回乡，或者被罢免返回，他们的盈余虽然不多，但往往足以让几代人温饱。现在却不是这样。连接着十艘大船，装满上百辆车，所得未曾不比以前多十倍。但不到十年，甚至不到五年，等到他们自身已经无法维持生计了，更不用提他们的子孙了。那么，难道以前那些笨拙的人真的笨拙，而现在这些灵巧的人真的灵巧吗？也是心思稍微有些不同吧。

译李翱向徐州刺史张公推荐他所了解的人。其中一位是孟郊。李翱的话称赞尧能识别舜，于是推举禹、稷、咎繇等二十二位贤臣，以此成就了唐尧虞舜的治世。他认为，身居高位而将恩德流布于百姓的关键，在于选拔贤才，得到合适的人并安置在高位，使天下人都受到感化罢了。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人，选拔贤才而任用他们，但孟郊本来就不适合入选。他的言论是对的，但他这个人却不合适。尧、舜、汤、武的朝廷，无论大官小职，都由贤能的人担任。没有贤能的人居于尊位，而平庸的人居于卑位的；也没有贤能的人不能居于尊位，却也不肯居于卑位的；更没有居于卑位而不尽职守的。柳下惠不推辞小官，孔子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说“账目清楚就可以了”；曾做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牛羊肥壮就可以了”。贞元十一年，孟郊担任溧阳县尉，坐在水石之间，长吟而荒废政事，这难道足以胜任朝廷的重任，承担禹、稷、咎繇那样的职责吗？以李翱那样殷切流连、感叹不已，好像唯恐徐州刺史错失了他，为什么呢？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个诗人吗？孟郊曾向徐州刺史投诗，对方沉默没有回应，曾不能打动他的心。实在是因为空谈而不求实际效果，而李翱却说，假如孟郊被他人得到，而在世上大有建树，不确实是很夸耀的事吗。

在京城分别，忽然已经六年了。知道我的弟弟闭门修养道义，立德立言，真足以追配古人，充分显示出德行器量深厚，学问坚定。比起我在风尘中碌碌无为，简直不像鲲鹏与蠛蠓那样相差悬殊。在当今时势，日益衰败浅薄，做官没有一件事可做，不过是求取钱财罢了。谈论古人的道，自然应当深潜隐居，超然于世事之外。只是我的弟弟年纪尚轻，精力正强，不是隐居的时候。又出任百里之地的县令，做百姓的牧养者，或许有一两件有利于百姓的事，也是士君子读书用世的素愿。但必须拼尽这一官职，不畏不惧，也不必做过分的事情。只从百姓的角度出发，我尽我的心，其他利害得失，听凭上天。如果能像朱邑在桐乡那样，也足以永远不朽了。我从小就有这个志向，想做一个亲近百姓的官，喜欢制定条令教化，稍立名声。这个志向没有实现，蹉跎至今。希望我的弟弟勉励自己。只这一官职还可以有所作为，其余则无论顺逆都会触犯。我又看到今天所谓的好官，刚到任，就削减陋规，革除常例，标榜清高节操，矫饰声誉，而实际上私门邪径，贿赂每日进献，人们都称他为清官，欺世盗名，尤其可恨。我所见到的真正清官，只有汤潜庵先生一人而已。清廉而不隔绝事物，温和而不随波逐流。这个人如果在孔子门下，不亚于四科之列。希望我的弟弟以此为法则。而今天所谓刻薄苛察的一类人，千万不要效仿。

青州、莱州是长期歉收的地区，莱州又新近发生灾荒。天子从众臣中简选，委派给侍御史沈椒园先生，是有原因的。虽然难以详说。山东是南北交通要道，唯独这三个府，偏僻地处东部，濒临大海，又多崇山峻岭，土地贫瘠。即使年成丰收，也难以自给。如果从其他地区调运，驮载困难。因此百姓没有留恋，轻易离开家乡。一遇到水旱灾害，流民遍布道路。这是长期积累造成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近来也曾尝试沿海运转关东的粮食来拯救，但地方官吏拘泥于旧例，拨运请款，动不动就需要时间。粮食虽然多，但缓不济急。这真是所谓救荒没有奇策，哪里比得上有备无患来得妥当呢？回想在山东时，椒园与我商议水利之事，未曾不痛心于当权者害怕改变旧制。估计他所承担的责任，本来将如何以上慰圣主的忧勤。士君子担任一个官职，就尽一个官职的职责；治理一个百姓，就图一个百姓的利益。这三个府，本来是椒园可以左右提挈的。我听说海口地势高，当夏季下雨时，潮汐必然随之涌起。各属县既承受境内的积水，大清河又挟带济水、东郡诸水注入。如果尽力宣泄，开平海口，又将有倒灌的担忧。这是历来监司守令忍心坐视百姓淹没的原因，而百姓的淹没，也几乎习以为常，认为是天行地势，无可奈何。然而博兴、乐安等县，百姓经营土地作为水田，像吴越种稻那样。这难道不是熟悉水性而蓄水以收取利益吗？又难道不是蓄水即泄，而为四邻暗中消除祸害吗？观察阴阳，测量流泉，疏通壅塞，谋划归宿。青州本来是齐地，临淄、即墨，户口众多，现在未必有增加。为什么过去在那里吃饭而最终没有听说匮乏呢？即使山陵变为山谷，事情难以拘泥古法，但利害的数目，显然可以比较。水田的经营，百姓已经自己做了，因而引导他们。以此风彼，有放而准罢了。人们做事而不能必然成功，大抵是有好名之心则上面忌恨，有专利之意则下面怨恨。所以功劳不必出自自己，名声不必立于自己。精神所到之处，金石也能穿透。只有椒园谨慎思考而审慎处理就可以了。至于兴办教化，敦厚礼让，在百姓富裕之后从容施行。

镇番东西北都倚靠边疆，边城环绕它，像半圆规一样，俯临边疆之外。边疆之外的土地，只有镇番的形势足以控制它。康熙年间，噶

译尔丹部族强盛，套西的额鲁特被其击败。额鲁特的首领上书请求归附朝廷。皇帝下诏准许，赐予他们牧场，安置在宁夏贺兰山以西。当地人称他们为阿拉善王，“阿拉善”是蒙古语，意为贺兰山。雍正年间，才开始将镇番卫改为县，并将甘肃边境以外的地区划归其管辖。东边到沙河，西边到额济纳河，广阔达两千多里，北边都以额鲁特为界。凭借一个县来掩护河西三府州的背后，其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土地辽阔却未得到治理，那么没有比兴修井渠水利更紧迫的了；百姓质朴而未开化，那么适宜推行学校教化。农耕与游牧交错，或许担心他们发生争执；边塞屏障安宁，也要警惕其松弛懈怠。如果不是政令具备干练之才，既有恩德又有威严的人，是看不到成效的。那里的治理最为艰难。既然地位重要，而治理又困难，那么大概非合适的人选不可。然而镇番县令，是由吏部选拔的，常常凭借资历获得任命，不像大县那样必须调任重用。所以担任镇番县令的人，如果有才能和智慧，就会早晚谋划离开的方法；而上级官员如果看到他有才能和智慧，也一定会谋划将他调往好的地方，认为这里不足以委屈我们的贤才。风俗贫困，人口聚集不充裕；土地贫瘠，赋税收入微薄。它因此不能与大县相比，也是形势使然。唉！自从执政者只选择地方，而重要且艰难的事务被废弃而不治理，已经很久了。张子白先生出任镇番知县，刚到任就说：“这里难道不足以施政吗？”于是将废弃的重新举起，将倒下的重新扶植。一年之后，百姓非常和睦。张先生说：“还不够。”于是按时引导百姓，审察田间道路，标明封疆界限。经常骑着骆驼巡视边境，连续十天不返回。亲手画图并口头指示，种植柳树、挖掘壕沟数以万计，而百姓更加勤勉。张先生曾经对亲近的人说：“如果再过几年，让壕沟全部建成，柳树全部成活，这是几代人的利益啊。”总督惠龄公听说张先生贤能，一天对张先生说：“我将借调你去皋兰任职。”张先生说：“有接受别人婴儿而为之哺乳的人，当婴儿还不会进食时，就不忍心离开。那么我确实不拿皋兰交换镇番。”唉！这足以看出张先生的品格了。嘉庆甲子年，张先生因政绩卓异被征召入京觐见，第二年二月才返回。张先生原本擅长诗歌，了解他的人都写诗来称道他的德行，并嘱托我作序。我已经赞叹张先生的政绩，尤其钦佩他对镇番的眷恋之情，这不可以不加以记述。

译回复南汝张观察的信

沈起元

承蒙您告知关于教化一事。成效固然不是几年后就能立刻说清的。所以弟弟我在这次受命时，想要不论民间是否有效，而只论官吏是否奉行，这也是斡旋的微妙用意。来信说，应当以政事作为教化，确实是最正确的言论。政教本来不可分割，但也有不能一概而论的地方。推行教化缺乏人手，是此时无可奈何的形势。以自身作为引导，后世怎么能做到呢？尽力去做，也就可以了。如果以政事作为教化，又岂是容易说的。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又怎么能随时随地，委婉地进行开导呢？现在下属官员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大约只有几个人。其余的人在听讼断案时，能够了解事情本末、处理得当的已经很少了，要求在事理之外剖析至理、感动至性的，就更难了。有的因为案牍繁杂，急于了事；有的因为毫无文采，原本缺乏卓识，强行发表大言，未能切中要害，不足以动人。所以高明的言论，可以与有见识的人说，难以与俗人言说。可以晓谕有才干的官吏和贤能的县令，而不可以用来约束平庸的官吏。弟弟我虽然不才，回忆过去担任郡守时，有兄弟争产诉讼，三年县令都不能决断。弟弟我提审案情，发现哥哥理亏而弟弟理直，哥哥贫穷而弟弟富有。考察他们的分家契约，发现分家时母亲偏爱弟弟，弟弟多得了财产。于是广泛引用推让财产的故事，用友爱恭敬的大义来约束他们，拨出弟弟多得的财产，归还给赤贫的哥哥。在堂上论断案件，双方亲属数十人环绕台阶，叩首叹服。从此兄弟和睦友爱。像这样的事没有固定的形态，道理不能拘泥不变，有能力的人顺应它罢了。所以不得已而考察他们的勤勉与懒惰，核查举报的情况，也姑且作为章程罢了。听说实行以来，有委托村长的，有设立木铎的，如果完全按照所说，切实实行，虽然未必有效，但也不能说一定没有效果。教化一个乡，得到一两个人感化；教化一个县，得到几个人仰慕道义，也就是效果了。岂敢立刻要求移风易俗？《周礼》中的闾师、族师，每月初一诵读法令，就是这个意思。先王所不废弃的，所以弟弟我的意思只是考察所委托的村长，是否得人；劝导的方法，是否有定期定所；木铎的设置，是否有人；这些人是否遍历村庄，唱孝悌的歌，振作劝谕百姓的声音。如果认为只是具文，竟然一概不设，那么懒惰废弛无能，都表现在这里了。至于举报之中，弟弟我最近根据各属上报的册子翻阅，本官的优劣也有比较明显的。所举荐的善行，确实有事迹，一一可记载，而且详于孝义，略于修桥饰庙的，一定是往日所知道的良吏。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泛泛空言，漫称好善乐施的，则是平日所知道的俗吏。甚至有如淮宁何令，二月中举荐善行二十人，一概以“解纷息讼、处事公平”八个字作为考语，这显然是衙门讼棍、乡曲武断之流，以此而称为善人，错谬已极，岂非笑谈？何令的识见，也尽于此了。现在具文申饬。弟弟我不是不知道“善善欲长、买骨致骏”的道理，正恐怕是非一旦混淆，善者不屑与之同伍，旌赏不足为重，遗留的议论很多。所以想要让举荐的人宁可谨慎不要滥举，必须核查实事，不要缀连空言。古人卧冰泣竹，原本不在于大，小善一节，必须有所依据，那么虽然其人平生可议，而上层所取的是这一节，自然可以人人共见。这固然与乡饮必须求全德的不同了。弟弟我的意思，对于良吏则希望他们有实心，有实心则政事就是教化，本来没有固定的条款；对于庸吏则责成他们有实事，有实事则虚文也实。至于学校的设置，教化是其本职，但积轻之势，几乎不及村长木铎，且无论知识，即使耳目两事，恐怕聋瞶者占一半，岂能责成他们宣劝？似乎可以不用置议了。清查山寺一节，已有宪行通查拆毁，弟弟我处固然不全报，有报而率略的，弟弟我一定驳查，这固然是去匪驱邪的一项善政。

回复周仲和的信

张士元

去年听说您代理泾邑县务非常勤勉，在理事之余，处理文书毫不疏忽，这确实是读书人的本色，也是为政之道当然如此。昔日欧阳永叔担任夷陵令，斋中没有书可读，于是把积年案牍盈箱堆屋的尽数阅读，因此得以究知人情物理，后来对宰相事业大有裨益。他接引后进，也不多言文章，往往与他们谈论政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也因为年轻时居官，不留心世务，只雕琢几句不唐不汉的诗文，深感后悔。观此则可知古人为学入政的要点了。来信说，一旦做官，诸事尽废，不知道所谓废的是什么事呢？难道是词章夙好，今日尚不免技痒，而以不得近笔砚为憾呢？还是事上接下之间，掣肘而不得行其意呢？承蒙告知漕务经涉，为累颇深，这是弟弟我耳闻目见的，非但当局者难干，即旁观者亦难说了。大约治县诸事难了，而漕粮为尤甚。虽然急公爱民，也视其力之所能为者为之而已。我私下曾认为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而县令治理县务，则又非纤微省啬所能济事，左支右诎的情形，时时有焉。然而也应当以制节谨度

译顺着这个意思推究下去，以把事情办成为目的而止步。如果事情无法办成，那么真的可以离开了。近来阅读《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告诫梁松、窦固说：“身居高位应当保持可以处于低位的姿态，像你们这样便无法再回到低位了。”我私下感叹这是名言，于是增加了一句说：“身处富贵应当保持可以安于贫困的心态，身处贫困应当保持可以不追求富贵的志向。”兄长做官刚刚开始，希望常怀此心。

译子贱治理单父，对孔子说：“这里的百姓中有比我更有贤能的五人。我侍奉他们，让他们教导我治理的方法。”孔子赞许他说：“贤人是百福的根源，也是神明的主宰。你治理的地方虽然小，但你所治理的道理却很大，这可以与尧舜相继承了。”所以子贱弹琴，身子不下堂，单父却治理得很好。这对于后世的县令来说，是怎样的呢？县里有贤士大夫，是县令的凭借。县令不凭借贤士大夫，县令就不会有善政。贤士大夫采纳善言却不进献，贤士大夫就不贤。县令将在这个县里推举贤士大夫的贤与不贤，而贤士大夫也在这个县令身上征验自己的贤与不贤。《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必定要和乐平易，然后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所谓父母，就是喜欢百姓所喜欢的，厌恶百姓所厌恶的。每天坐在堂上处理民事，百姓所喜欢的，百姓所厌恶的，县令怎么能事事都逆于心而施之于政，以符合百姓的喜好和厌恶呢？这不是与县里的贤士大夫朝夕探讨所不能做到的。虽然如此，抛出钓线放下鱼饵，迎上去就吸食的，古今世上比比皆是；似存似亡，似吃似不吃，模棱两可于世事的也不少。不走邪路，没有公事不到，不是该说的不说，说了必定切中要害的人，百人中难见一二。县令能辨别并像对待父亲、兄长、朋友那样与之相处的人，我每日都在天下的县令中盼望这样的人。贤士大夫，县里并不都有；贤良的父老隐居乡里，怀抱经世济民的才能而不被世人所知的人，县里往往不断绝。县令能仔细访求并与他们商量，这也是县令的凭借，其作用不亚于贤士大夫。县令就没有失职的罪过了，百姓都会认为县令贤能了。然而这难道只是县令的政事应当如此吗？天子与百姓，上下隔绝遥远，日月照不到覆着的瓦罐，蚂蚁蚊子不能进入宫门。县里有贤士大夫，帮助县令判断一县的是非，一县的事没有不治理好而符合道义的；那么朝廷也有贤士大夫，辅佐君主判断天下的是非，天下的事没有不治理好而符合道义的。那么天下的百姓，怎么能不认为天子圣明呢？就知道县里多贤士大夫，朝廷也多贤士大夫；县里都是贤能的县令，世间都是圣明的天子了。所以孔子感叹说：“子贱所治理的道理很大，可以与尧舜相继承了。”这难道是虚话吗？

本县治理政务，恭敬地奉行朝廷的法令，遵循我父亲留下的政事谱录，坚守而不失，也只适宜于百姓并通晓变通，希望避免拘泥固执的祸患。只是初到任上，利弊难以全面了解，所依靠的是贤能的士大夫和练达的父老，不远离我而赐给我言论。什么利应当兴办，什么弊应当改正，符合时宜，勤勉地相互斟酌，使我能虚心接受，然后依次施行，或许会有得当之处。有人逃窜而轻易离开家乡，土地荒芜而粮食多失去定额，钱粮拖欠，大户中谁在包揽？田地飞洒诡寄，豪强中谁在隐匿侵占？在乡里武断专横的土豪，愚民怯弱而不敢言；在市场上垄断霸道的豪强，衙门把持而不得进入。惯于捏造事实以诽谤上级，唆使刁民诉讼以鱼肉百姓的人，必定有人。风俗浇薄，应当首先禁止的是什么？众恶汇聚的地方，应当紧急遏制的是哪个乡？盗贼产生在何地，窝藏盗贼的是何人，谁有消除盗贼的方法？衙门中的蛀虫是谁，窝藏盗贼的访查者是谁，谁确实是线索的主持者？至于城墙不修筑，护城河不开凿，将靠谁来守卫？士兵没有铠甲，粮仓没有储备，怎么能抵御？民壮如何团练，有无包揽替代？夫马如何清核，有无虚耗？以至于劝课农桑，堤防旱涝，催收正饷，招抚流民，无不有因病制药的方子，以使我的百姓从苦难中站起来。我既然是一县的父母，那么一县的事就像我家的事，一县的人就像我的家人。在这里如果像盲像聋，对这个县怎么办？不要避嫌，明白地告诉我。无论前人的弊政应当改正，即使我有过错，而你们不说，你们既然不肯做继承父志的儿子，我想不做顽固愚蠢的父母，怎么可能呢？除了张贴榜文彰显外，如果有忌讳不便当面陈述的，每次在放告的时候投入柜中，或者在讲约的地方投入瓶内。这不是刻意以求人，实在是磬、鼗、钟、铎的遗意。如果对百姓有益，而不便让土豪衙蠹听见的，本县藏在心中，绝不轻易泄露以开罪于能言善辩的人。大家各自直陈不要忌讳。

为了愿意听闻自己的过错，愿意通达民情这件事。人不是圣贤，不能没有过错，何况以我愚笨拙劣，过失更多。只是不听到就不知道，不知道就不能改正，这是我最大的恐惧。古人以万物得到应有的极致为极，我不敢奢望这个。倘若百姓有疾苦愁痛而漠不关心，凭什么厚着脸皮站在百姓之上？只是不通达就不知道，不知道就没有办法兴办和废除，这又是我最大的恐惧。凡是我境内的军民人等，或者得益于旁观的清醒，或者出于风闻的触及，或者念及维护桑梓的急切，或者身在水火之中，有心难道不能知道，有口难道不想说？只是或者因为上下相隔，不能立即沟通，或者因为害怕触犯忌讳，不敢入告，以致我空怀血诚，不知如何着手。为此特设木柜，放在大门外，不问各种人等，只要是听到或看到我的过失，以及民间的利弊，不论大小，都听任详细写明，投入柜中，听任我不时开览，或许能警省觉悟，勉力图谋自我效验。

译以此来向上报答圣明的恩德，向下回应百姓的期望。至于有人借机借口，指责他人的过失，甚至揭露他人的隐私，法律已有明确的禁令。本府岂能被奸民指使，从而与善良百姓为敌呢？一旦查出犯事者，必定严惩不贷，绝不宽恕。

译关于咨询访查利弊以便兴利除弊的事宜。查得民间的疾苦，以及地方的利弊，只有父老乡亲能够陈述。古代设立三老五更，必定选取年高德劭之人，正是为了咨询访查民间疾苦。如今本县任职伊始，一切兴利除弊的事例，应当进行咨询访查。与其向都市中的人谋划，不如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凡是民间年过六十、从未触犯法律的人，如果确实对地方上哪些事例应当兴办、哪些祸害应当清除有深刻的见解，就在每月的望日分条陈述，详细告知本县。本县考察后认为有益的，就立即推行；如果是紧迫不能延缓的事，不论日期随时呈报，甚至在路途中拦马告知，本县也应当停马听取意见。但不得借公事谋取私利，也不得以迂腐空泛、不合情理的话语来冒犯。

查得本道初到任时，曾经发布告示，咨询访查利弊。于是绅士儒生时常进献正直之言，下属官员间或提出条陈建议，唯独对于黄口小儿和白发老翁的言论，却寂静无声，没有听到。难道是担心本道因人废言，不了解应当咨询访查刍荛之议的道理吗？还是被贪官污吏所震慑，担心因口舌招致灾祸，所以采取投鼠忌器的防备呢？本道深知民间疾苦，还是应当向民间询问。让富贵之人谈论贫贱之事，他们的痛痒未必相关，这就像向食俸禄的人询问耕种，向穿锦衣的人探访纺织一样。为此再次申明确切晓谕：你们父老乡亲等人，凡是对时宜有深刻见解，举出一件事可以造福万民，革除一件事可以消除众害的，请各自尽情直言，不要忌讳。

回复门生王礼圻询问如何担任县令的书信

袁枚

来信询问担任县令的方法，非常勤奋且诚挚。吏治中有不可学习的地方，也有可以学习的地方。上天造就人才，敏锐与迟钝各不相同。有的人应机立断，有的人反复思考后才决断；有的人躺着就能治理政务，有的人披星戴月出入后才能治理政务。这些难道是可以学习的吗？然而行政的方法，以及安抚官吏百姓的道理，则循吏各不相同，但都归于治理。现在把县令应当知道的，以及我实行后有效，并且与才性无关的内容，告诉您。治理百姓是州县的职责，但治理百姓不从百姓开始，胥吏是官民交接的枢纽。家丁亲戚朋友，又是胥吏交接的枢纽。不治理胥吏，就不能治理百姓；不治理家丁亲戚朋友，就不能治理胥吏。治理家丁亲戚朋友和胥吏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使用他们而不被他们所用就可以了。使用他们而不被他们所用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沟通他们而不隔绝就可以了。官员与胥吏整天见面，就不需要家丁转达沟通；官员与百姓又整天见面，而不允许胥吏阻塞隔绝，那么那些胥吏、家丁、亲戚朋友，不过是供奔走佐使的职务罢了，能造成什么弊端呢？况且使用亲戚朋友不如使用家丁，使用家丁不如使用胥吏，使用胥吏不如使用百姓。亲戚朋友如果贤能，做什么不可以；如果他们不肖，法律难以立即施加。如果是家丁，则是利益在前，法律在后。然而家丁来来去去无常，胥吏的职位空缺永远存在，他们畏惧法律、谄媚官员，比家丁更甚，较为可用。胥吏的职责，大多是拘捕犯人、聚集众人。如果受理诉讼时，在文书末尾朱笔书写，就命令某甲传唤某乙，难道不省去需索而避免拖延吗？因此百姓尤其可用。我不理解现在的执政者，一再说要严厉对待胥吏，二再说要严厉对待胥吏。胥吏就是百姓，不是鬼怪禽兽。如果确实都是鬼怪禽兽，应当早日诛杀灭绝，又何必使用他们而严厉对待他们呢？《周官》所说的“陈其殷置其辅”，辅就是胥吏。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不使用他们。然而三代以上有在官府任职的庶人的俸禄，现在既然没有了，那么上级应当为他们设身处地着想，何必严厉对待他们呢？那些严厉对待的人，难道不是说胥吏舞文弄法、祸害百姓吗？让他们舞文弄法、祸害百姓的，是官员，不是胥吏。试问已经舞弄的文字，判决执行的是谁？加盖印章的是谁？他们舞弄而我却随之舞弄，不责备自己而责备别人，为什么呢？胥吏的权力在于执行檄文，差役的权力在于奉行檄文。现在的县令，檄文执行了多少不知道，檄文内容如何不知道，某事应当审理不知道，某事应当销案又不知道。像这样想要消除弊端，即使每天杀一百个胥吏也没有益处。想要大权在握，不如亲手记录而亲手销案。以州县的繁杂，说事情必须亲自记录，似乎属于奢侈空泛的言论。不知道诉讼文书极多，每天送进的，能超过一百张吗？一百张中，应当审理的能超过十件吗？每天记录十件事，并不难。第二天再收一百张，大半是覆词诉词，应当记录的又减少十分之五。受理文书十天，写下所记录的并召来讯问，讯问胥吏为什么不行使檄文，那么胥吏就理屈；讯问差役为什么不聚集犯人，那么差役就理屈。理屈就脱帽谢罪，请求以后十日内行使檄文聚集犯人，永远作为惯例。檄文执行犯人聚集，随即判决随即销案。任凭胥役需索、奸匪狡辩，而不超出十日期限，那么所费有限，枝节不多，其初情未改，讯问判决也容易。百姓知道十天内必定结案，又何必畏惧吏役而贿赂他们呢？法令确立半年，可以十天内竟无一事，这是胥役所非常恐惧的。然而百姓不告发赃物，上下访查吏员，有提审我胥吏的，官员自己承担。不许胥吏索取百姓的钱，也不许上官胥吏索取我胥吏的钱。那些胥吏，不畏惧于开始而感激于最终吗？《康诰》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不是快速结案的意思吗？可以探知喜怒、转动关键的是胥吏禀报；有增减、有株连牵引的是檄文草稿；有移换、有窜入的是供词；有暗中阻

译明催或早或迟，这是审讯的期限。我全部亲自阅览并亲自裁决。允许发一檄文，不允许重复发檄文。檄文中的人数留空，等待我亲自裁决。派遣某差役也留空，等待我亲自裁决。内部销案，外部结案，檄文焚毁，案卷撤除。那些胥吏还有什么权力呢？对胥吏又有什么可诛责的呢？如今的州县官员，并非不勤勉，可惜精力只用在上面而不在下面。不知道上级命令下达而没有回应，就会严厉责罚，直到内幕和外胥都能相互督促。只有那些寡妇、弱子、乡民、村户，不远百里而来，盼望官员如同盼望丰收之年，却又没有门路去探听消息。如果不为他们在一个半月内结案，我的心能安吗？政纲既然已经确立，首要的是清理刑罚。所谓清理，不是说宽大减免，而是说恰当适宜。陶侃说：“罪疑惟轻。”意思是罪行有疑点的从轻处理，没有疑点的就不从轻。孟子说：“省刑罚。”意思是省察刑罚，不让刑罚繁杂。刑罚是用来警戒恶行的。刑罚繁杂则不足以惩戒恶行，反而会产生刑罚本身的恶果，让人认为我已经受过刑罚而没有什么损失了，还怕什么呢？因此触犯刑律、逞凶作恶的人比比皆是。要知道，刑具由刑部颁行也是没有必要的。

译万物千差万别，这是事物的常情。那些衣着冠带、体质孱弱的百姓，加上细荆条的鞭打就呼号承受不住，哪里还需要动用官府颁布的刑具？那些积年累月的蛀虫、大奸大恶之徒，他们的筋骨都是经过习练的，面对巨大的棍棒还能含笑，套上枷锁也一声不吭，哪里会畏惧官府颁布的刑具？我认为，那些真正畏惧刑罚的人，即使应当受笞刑，也应当宽减，以洗刷他们的耻辱；那些玩弄刑罚、不知畏惧的人，法律规定杖打四十下，我却用二十下代替。这二十下的痛苦，实际上比四十下更甚，让他们知道二十下就疲惫不堪成这样，何况四十下呢？于是他们心生恐惧，恶念也就消除了。

凡是判决的末尾，必定亲自书写判词，这不是为了炫耀才华，而是为了日后翻阅案卷时能够一目了然。审理案件必定坐在公堂之上，这不是为了在众人面前矜持自傲，而是为了观察国人的脸色，让是非曲直共同显现。不要轻易把人投入监狱，这不仅仅是出于仁爱，更是为了清理牢狱，防止囚犯混杂相处发生意外。不要轻易向上级申报详文，这不是为了专断擅权，而是为了避免被捉弄而酿成难以结案的案件。不要询问坐牢者的贫富，恐怕会产生成见而损害公正。不要故意违背申诉者的请求，恐怕事情真相未明而矫枉过正。不要劝捐以安抚富人，恐怕会有人借此勒索。不要罚款以避嫌，恐怕会有人因贪财而迷惑。不要与胥吏交接练达，必须将事务记在心中。应当使用的文书，加上朱墨圈围，使其不得开启；不应当使用的文书，不签署名字，使其不得混淆。不要将监狱委托给典史，必须突然亲临，审查囚犯的轻重，辨别木枷绳索的有无，观察他们的气色，了解衣食粮草的扣减情况。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消失。”这是圣人极力强调消除诉讼之难，并不是说审理诉讼容易。现在的人不能审理诉讼，却先想要消除诉讼，不过是严格状纸格式，诛杀讼师，百姓申诉却不知道，呼号也不予理睬，说我是为了平息诉讼罢了。这就像堵塞河流，怨气不得伸张，诉讼必定更多。不知道使诉讼消失的方法，就在审理诉讼之中。抓住时机立即决断，使民众心生敬畏，民众哪里还会诉讼呢？这就是所谓“侧弁垢颜不投于明镜”的意思。然而，一旦陷入混乱的狱讼，情况真假万般出现，有的在案卷之中，有的在案卷之外。审理者倚仗才华、倚仗意气、倚仗廉洁、倚仗公正，都不足以审理案件。虚心接受，灵动应对，周详探求，从旁侧观察，才足以审理案件。大凡做事过后常常后悔自己失误的人，他的失误往往较少，这就是所谓“政如农功，日夜思之”的意思。做事过后常常自信没有一件事失误的人，他的失误必定很多，这就是所谓“气矜之隆，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的意思。

对簿公堂的百姓，应当分为六类：重罪者入狱，次一等者系留，次一等者管束看守，次一等者保释，次一等者等待传唤，次一等者听任其去留。这几种情况能够临事衡量，而不让胥吏操控，那么审理诉讼的方法就思考过半了。调解和解并非不可以允许，但必须写明曲直，以防日后最终酿成凶祸。对待邪僻之人并非不应当严厉，但必须让亲属投明，不许匪人恫吓。法律设立大法，而通融变通在于人，否则只是傀儡罢了。案件没有确凿证据，而存疑者效法史书，否则就是武断罢了。观察汉代江充的巫蛊之祸，就知道赃物可以裁减；观察南史傅炎断狱，就知道凶器难以作为依据。天性至亲，清晰而不分离，即使是父亲控告儿子，也让他自己受笞，否则就伤害慈爱了。坟田之事，勘察之后才判决，即使是风霜寒暑，也不可推辞辛劳，而且借此巡视乡村。

刑名之外，还有钱谷之事。钱谷方面，役吏侵吞的多，百姓拖欠的少，催比役吏没有益处。役吏又借催比来索取百姓的钱财。善于催缴赋税的人不轻易催比役吏，只选择拖欠多的，召见花户（纳税户）想要见他，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花户来了而税收不增加的。担心飞洒（摊派不均），就详细刊刻科则，昭示乡民；防止重耗，就突然取来衡器比较，相差一二。漕运没有抑勒，那么额外索取都是恩惠；粜粮如果应时，那么盈亏都有准备。这就是所谓在催缴赋税中寓含抚恤百姓的意思。

百姓之上，还有绅士。凡是现在闭门塞窦不见客的，其中有所不足。古人在一邑之中，有乡先生、乡大夫，岁时伏腊饮酒习射，在那时哪有苞苴竿牍（贿赂请托）的嫌疑呢？做官的人每天面对里魁伍伯而不亲近贤士大夫，不仅阻碍下情上达，而且无以辅助自己。《礼记》说：“尊重贵人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尊重搢绅就是尊重朝廷。其他的生员童生都是我的子弟，也应当每月考核、每季考试，以不失去党庠术序（地方学校）的意义。汉代吴公治行号称第一，而史书只记载他推荐贾生一事，这其中的缘故值得思考。

总括来说，为政在外，尤其须为政在心。心正则邪气消，心正则众善集。心周详于庶务，而法令不必苛烦；心淡泊于荣禄，而上官无所挟持。大府一过而傔从诛求无厌，知道我的巡乡也还是一样的；崇辕一入，而守候的饥渴无时，知道百姓对我的期望也不大不同。威可以使人畏惧，不可以使人怨恨；恩可以使人感激，不可以使人狎昵。廉洁而不自知的是真正的廉洁，公正而不自恃的是最大的公正。百姓信任则顺风而呼，吏员服从则指臂可用。告示是我的仁言，不必轻易发出，而发出必定亲手书写。访闻不是为政的大体，行为或许偶然，而行为必定真确。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议并察迩言。做官没有术数就不能推行，为政师法古人但不要拘泥。我所行的就在这里，我所能说的也就止于此了。至于神而明之，化而裁之，那就在于你了。

译循吏篇的序言

译沈起元

划分疆界、守卫土地的官员，没有比州县官对百姓更亲近、更切身的了。所以容易见到成效的，没有比州县官更明显的；而难以称职的，也没有比州县官更难的。上级为百姓寻求好的官吏，不亚于为婴儿寻找乳母，也是郑重而迫切的。然而全才难得一见，政教风化如何能够成就？本司不揣冒昧，用尽平日读书所得，以及先辈所教诲的，为诸位谆谆告诫。人的才识，难道没有高下之分吗？有的刚强，有的柔弱；有的敏捷，有的迟钝。天赋禀性有定数，本来就不能勉强。但是才识高的不足以依赖，才识低的也不足以忧虑，只看他的心如何罢了。才有不同，心没有不同；识有不一，心没有不一。心是什么呢？第一是实心。

国家澄清官风，吏治章程，细微详尽都具备，只担心人们把它看作形式和旧例，只要能够应付上级的责任，免除法令的惩罚，便算完事。巧于趋利避害，竞相崇尚浮华，那么即使有良法美意，都成了虚设，对地方毫无补益。如果能够将士习民风、狱讼赋役、水利盗贼等事，凡是法令所垂示、宪檄所告诫、民生所系、国计所关的，一一实心整理，如同饮食衣服那样切身，饿了必定求饱，冷了必定求暖，不因为上级督责而粉饰，不因为进取的阶梯而奋勉，不因为同僚意见不同而犹豫不决。百姓有一人未安，事情有一件未究，寝食不敢安宁，焦劳不敢顾惜。有一分心里不满足，不肯歇手；有一毫心里有愧疚，不肯隐瞒。如果事情不利于百姓，即使上级呵斥谴责也不惧怕，功令处分也不顾惜。那么才识高的，心因为实在而推究事理必定细致，操守必定坚定，更没有难事足以阻碍我，何必担心政事不能建立？即使才识稍低，而心所到的地方，见识自然开明，才能自然拓展，在境内必定每天都有起色了。第二是虚心。心本来灵明，不虚心就会蒙蔽。有欲念就不虚心，好利好名，都是欲念；有成见就不虚心，务严务宽，都是成见。心既不虚心，于是是非的衡量不能确定，情伪的隐微不能洞察，动不动就出错，无所适从，这都是蒙蔽造成的。只有撤去蒙蔽，使好利好名的念头，没有夹杂其中，不计较禄位的得失，不问世俗的毁誉，那么事情的是非，百姓的情伪，自然没有隐藏。事情来了就应对，就事论事，不因为姑息来收买人心，不因为固执来拘泥法律。成见一空，逐渐归于无我。有过错就改正，何妨舍己从人；有善行不矜夸，常觉得别人长处我短处。虚心就能接受，虚心就能生明。这不仅是做官的切要事务，实在是修心的要诀啊。

但是心之所以不能实，与不能虚，其病根又有两个。一在于不知道其中的苦。劳心的苦，甚于劳力的苦，不仅牧令如此，而牧令尤其严重。自从设官分职以来，本来就把极劳苦的事责成他们，而不是把它作为我逸乐的器具。现在试着以一人作为一家之主，上侍奉下养育，都责成于一人，即使是几口之家，没有不认为苦的。何况牧令管辖的地方，大的有数十万户，小的有数万户，那数万户与数十万户的身家性命，责成于牧令一人，还能把它作为我逸乐的器具吗？自从世教衰微，只知道以做官为荣宠，得到一个美官，亲友握手相贺，而做官的，也自以为得意，不念其中的苦。近来朝廷清明，纲纪整肃，贪黩恣睢的行为，不再敢尝试，也已经知道饮冰茹蘖的情况了。饮冰茹蘖的情况，是苦况，而还不知道苦是他们的职责。不尽其苦，不安于苦，那么如果可以偷安，可以逸欲，怠惰之气就乘虚而入，又怎么能实心与虚心呢？所以必须知道苦是尽其职，我尽其苦而百姓才得乐，我安其苦而心才日益修养，自必孜孜不倦，早晚不暇，甘愿陷入苦中，而职责没有不尽的。一在于不知道其中的重。亿万百姓，士农工商，不知有多少，而做官的不过千百中一二，那么一命之士，都是上天所厚爱的。天心爱民而托付给君主，以治理这些百姓，又因为不能独自治理而分任给百官。试看今天从牧令以上，只有大学士总领六部的政务，从大学士以下，也只有牧令总领六部的根基。这难道只是洁己奉公，就是臣职的修养吗？有一事草率，一时怠惰，一毫放纵，一念诈伪，便不是君上命令我的意思，也不是上天生我的意思。真念及此，精神敢不奋励，才识敢不凝练吗？知道这两点，自然能实心行事，虚心自考，而不肯苟且从事了。唉，生在尧舜之世，而做虚糜廪禄的士人，所谓邦有道而食禄是耻辱啊。有志之士，对此必定惭愧不安，惊觉而起，哪里会以免于弹劾为幸，以得到提拔为庆呢？诸位各自不要忽视。

诫子书

聂继模

你在做官时不宜频繁询问家事。路途遥远，书信稀少，徒然扰乱人心。正以没有家信为平安啊。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以钝化人的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如今做官一年多，百姓

译你的性情已经十分成熟。这正是兴利除害的好时机。如果因为地方狭小，上司或许会宽容你，但你若因此苟且偷安、藏拙避事，日子久了就会变得萎靡不振。不用说将来不能大有作为，即便这样，又怎么对得起这山谷间的愚昧百姓？又怎么不辜负师门的教诲指点？

黄孝廉来信中，有“报先生春睡熟”这样的话，这是大错特错的。《诗经》说：“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你的父母。”做官的人应当晚睡早起，头更鼓响时漱口，二更鼓响时处理政务，即使没有事情也要这样。大概习惯成自然，后来突然承担繁重的事务，就不会觉得劳累，反而能从中受益。

长公（指黄孝廉）有文章才华，但生不逢时，愤激之下发表言论，何必去拾取他的唾余呢？

山路崎岖，历来多有老虎为患，涉水尤其危险。因公事出门，必须多带壮丁役夫，手持鸟枪夹护，不可为了省钱而减少随从，轻视自己肩负民社重任的身份。又不可在途中旅店，对随从过于苛责。这些人跟随你，也有值得怜悯之处。用礼节来驾驭他们，用恩惠来抚慰他们，这两者相辅相成，偏废任何一方都会造成危害。在衙门供职的流民也是如此。

县里除去了五种祸患，人们都为你庆贺。但我每次想到这件事，反而觉得忧虑不安。李忠定公（李纲）把这类人比作痰，是乘着虚火而生的。火降下来，水升上去，痰仍然会化为精液。痰与精液难道是不同的东西吗？然而顷刻之间变化竟如此之大。天下没有德行，由精液变成痰的，都是从我们自身产生的，关键在于反省自身罢了。此后必须设法妥善处置，不要让数千里的老人在魂梦中感到不安。

你家里的信屡次说办理军需并没有赔垫，这非常可疑。湖南的州县，没有不赔垫的。况且你刚上任，几户穷民，额定粮赋不满二万，又恰逢荒歉之年。肯在这个时候，增加一分恩惠，保全活命的百姓实在很多，同时也不会耽误大事。别人笑你迂腐，我心里却更加高兴。如果说完全不赔垫，那么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本来曲折地这样说，希望宽慰我的心，还说得过去。你把我看作什么样的人？

好消息、坏消息，要用善道来供养，不要用俸禄来供养。那些内室中的妇人，都能分辨清楚来说，何况八十岁的须眉老翁呢？

此后凡是遇到上司公文，关系到地方兴利除害的，必须设法推行，直到万不得已不能做为止。大体上自己节省，正是为了替民间兴办事情，不是为了节省作为身家打算。同样是节省，其中却有义和利的区别，就像这样。

俸薪必须寄回家，用于岁时祭祖。如果有参劾处罚，就不必如数寄回，不要导致上欺祖宗，而且可以作为办事的警戒。养廉银两，听任你为地方使用。全县只得到两个社学，目前就必须谋划增建。贫穷的亲戚朋友也不宜冷漠对待。京城的老乡，重修会馆，这是义举。既然有信通知，必须量力回应。同年好友中曾有以诗文相赠的，必须有回赠。如果一时做不到，不妨迟些寄去，空信告知穷苦，这是最不好的习气，会招人厌骂，而且不是诚心待人的道理。

去省城见上司，有必需的衣服，必须按规格制作。矫情显示节俭，实在不是中道。知州距离知府尚远，但既然属于直隶州，就应当以知府的礼节相待，必须小心敬奉。又不可违背道义去求取，尽到应当做的罢了。

官厅聚会，更是是非之地。大县遇到小县，难免有骄气。他们自己器量狭小，与我何干？但切不可以小县自傲，又不可存有鄙薄之心。必须像弟弟侍奉兄长，像庶子对待嫡子，像乡下人上街，事事请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真诚能感动人，谦卑则受益，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

官厅内，不可自立高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嬉笑。必须澄心静坐，思考地方事务。如果有重要案件，更要记清原委，以便传呼对答。山城得不到好的幕僚，自己办理也未尝不可。但必须事事留心，功过有所考核。更要将错误之处触类旁通，渐渐觉得过错少了，才有进步。偶尔有微小的功劳，更须加倍勉励，不可怀有欢喜心，阻碍人的志气。

镇安向来监狱空虚，你到任后，囚犯很多。但必须依法处置，不可存有怒恨之心。寒暑病痛，也应当加以体恤。我虽然不是官医，每次进入监狱查看囚犯病痛，给予药物。十多年来，地方官因为你通籍（指你已入仕），不便请我入狱看病。但我自己乐于这样做。你母亲也亲手做丸药，近来更加以此为事。你体会这个意思，自然应当在牢狱事务上尽心。

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开垦荒地，原本很重要。但不时奖劝，切不可派差役巡查。如果属于自己的产业，不可强迫申报官府。有愿意领取执照的，实时给付，不可让书吏勒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

生员童生文理晦涩，耐心开导，可取的，就加以奖劝。又应当出于诚心庄重的言语，不可夹杂丝毫戏谑轻慢。这两件事都难以一时见效，必须从容为之，不可开始勤奋最终疲倦。

译我最喜爱雷先生给你的信中所说：“种子播撒在土地里，自然会有生长发芽的时候。你如今在镇安任职，正是播撒种子的时候。只需播下一颗优良的种子，等待将来它自然生长罢了。”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小县城的知县，更应当亲近百姓。做成一件事，民间就能得到这件事的恩惠，百姓尤其容易感恩。古代有小县城的知县，真心实意为百姓造福一两件事，竟然享受了千百年的祭祀。当地人称他为某爷、某公，这比起那些身居高位、官职显赫，来来去去如同路人的人，又怎么样呢？

蒲城有一位名叫罗文思的知县，查考乡试、会试的年谱，都没有他的记载。他在省城与你意气相投，并且多有劝勉，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你应当以师友之道与他相处。然而不能对每个人都这样期望。你性格刚直不阿，我不担心你不亲近贤人，担心的是你过于用贤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州县之中，听说也有曾被中丞公特别关照的人，最终却因触犯法律而被弹劾。可见上级官员的爱憎，是至公无私的。你蒙受上级格外的勉励和期望，我既高兴又担忧。你能自己感到担忧，这就是我的高兴之处。

曾子说：“做官不恭敬，就是不孝。”我老了，因为你做官，更加相信这句话。结发之妻，穿着布裙、戴着荆钗，安于贫困，不拖累你，不远万里来到这穷乡僻壤，情义实在令人感念。应当以礼相待，凡是她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必须用情义去宽恕。官场上的面孔，一点不适宜对她摆出来。镇安偏僻简陋，你的儿子不至于沾染纨绔子弟的习气，我没有其他顾虑。只是闲暇时应当督促他读书，你也能借此机会接近典籍。至于法律条文精微深奥，尤其需要逐字逐句地研究。《中庸》所说的“宪章”就是指这个。怎么能把法家的言论轻易忽略过去呢？护送你的人等，嘱咐他们一到就回家，不要听任他们长久留在衙署。听说你那里的士人和百姓，时时挂念我，足以看出当地风俗古朴。我身体康健，倘若能再来，看到地方有起色，便是我的快乐。其余的话，你的妻子自然明白，我不便多谈。

乐山聂翁是平民百姓，精通医术，他的次子聂焘任镇安知县，聂翁寄信告诫他。陈榕门相国在陕西巡抚任上，曾经亲手批注过这封信三次，并命令将其编入《镇安县志》。

官戒示长儿子守诚任金衢严道

陈道

初到任所，应当广泛访求同僚下属，考察当地风俗的美好与丑恶，旧政沿袭的情况如何。如果没有严重违背道义的地方，暂且遵循旧例，不要轻率变动。如果不能彻底了解事情的始末就轻率妄动，不仅没有益处，反而会增加骚扰。逐渐熟悉之后，知道了事情的端倪，然后才可以谋划商议。管辖区域的疆界、山川、道路里程，都应当预先知晓。托付给同僚中干练通达的人，将各府绘制成一张总图。土地的肥沃与贫瘠、高低起伏，土地适宜种植什么，水利的开通与堵塞，以及州县接壤之处，水陆交通所通达的地方，还有大的市镇，都详细标注在图内。

吏胥机巧奸诈，不是智慧计谋所能完全防备察觉的。应当确立章程，使他们不能作弊；用恩惠和信用使他们信服，使他们不能欺骗。不要把权力交给这些人，判决案件一律由内室决定。尤其要严厉告诫门房仆役，不要与他们勾结。内署左右的人，是书吏耳目的所在；本官的性情，又被左右的人窥探。一定要自己坚守严正安重，没有偏好的爱好，没有轻率的言语和行动，使人不能轻视玩弄你。

日常使用的物品，全部按照民间市价购买，不要贪图小利，因短缺折损而连累百姓。如果有旧有的官价陋规，必须暗中访察，公开张贴告示，不要被买办蒙蔽。食用费用必须酌定章程，丰俭适中。其他物品宁可自己节省，不要喜好奢侈浪费。奢侈而不足，必然导致向他人妄取。所得很小而所失很大。

衙署房屋，足以遮蔽风雨，就可以安心居住，不必修缮。如果命令下属官员代为修缮，尤其不可。为了自己一时的舒适，而连累他人，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有人馈赠礼物，应当谢绝。即使是食品不便推辞，也必须选择最轻薄的。凡是送东西迎合你所喜好的，必定有所求。而且他们与门房仆役相通，才能做到这样。应当严厉拒绝。稍有犹豫，后来就会引来同类的人，所连累的就很多了。而玩物丧志和甜言蜜语，尤其足以中伤你，切要谨慎遵守。至于托付人购买物品，尤其不合情理。这个口子一开，人们没有不轻视并玩弄你的。

养廉银按月支给，不要预先借用。各位朋友的馆谷费，按季度送清。剩余的用来供给日常使用，能够节省十分之二三，以备急用，是最好的。万一不够，宁可家中凑补，断不可妄取他人的钱财。祖父以清白传家，不合道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可取。对待上级应当恭敬谨慎，不可卑躬谄媚。平时坚守正道不阿谀，人们自然不会用不合道理的事情来委托你。如果平时诡诈随顺，临时怎么能谢绝呢？凡是与人交往，不可追求一时的亲密。容易让人欢喜的人，必定容易让人愤怒。只有遵循礼制表示敬意，不讨好也不招致怨恨，这就是所谓“平淡而可长久”的意思。见到两司以及在抚军座中，凡是谈论其他属地的优劣，以及计议政事，不可轻易发言。本属地的公事，以及官员应当迁调的地方，都应当先与两司商定，再向抚军陈述。两司总持风纪，全省政事，都由他们主张，分巡的职责应当听命，没有专断擅行的道理。遇到公事差遣，切不可推诿。院司的文书禀报应当经常沟通，但必须选择地方上切要有益且可行的事情，不要泛泛举动以引起人们的厌恶。

对待同僚下属应当宽平和易，使人相信而不怀疑。故作威福想要产生人们的敬畏，却不知道这恰好足以使人轻贱。遇到一个老奸巨猾的人，担心他不可预测，就先发制人去压制他，未能制服别人却先自败露。属吏的能力，应当在政治实绩中检验，语言状貌不足以作为凭据。固然不可预先设疑心待人，也不可以言辞投合就深信不疑。现在我有考察官吏的责任，更加不能……

译不可不详细慎重啊。

州县官员相见时，都应当保持和悦的脸色。

谈论地方政务时，必须等对方畅所欲言、说完之后，再追问其中的细节。

如果见解不同，也应当温和委婉地商量。

如果有敢于直言争辩是非的人，必定是他内心有所见解，

尤其应当平心静气，用心采纳选择。

不要固执己见，轻易驳斥他人的错误。

有的人胆量薄弱，一旦遭到驳斥，就会不顾事理，

曲意迎合上官的心意，

对民事造成的贻误并不轻微。

既然是同样的公务，只求事理得当罢了，

个人与他人的意见分歧，绝对不可保留。

译本境武官，尤其应当和睦协调。若有事务需要关联办理，应共同合作处理，不分彼此，不论大小。接待时总宜谦逊低下。

出巡地方若未能带来益处，反而先损害了下属官员的利益。但初任官职不能不巡视一次辖区，务必轻装简从。带一名幕友，两三个老实的家人，懂事的书吏各两名，足以供差遣便好。此外不要多带仆从、夫役、马匹和船只，自己出钱雇佣，不要向县里索取。尤其重要的是不要派遣头站人员，各种弊端都由此产生。先前已发牌通知，断无必要派人前去，下属官吏预备执事在郊外迎接，全部拒绝退回，只留几个人以备传呼而已。所带的家人，只留一个可信的应门，其余都不允许与府县人员相通。所到地方，若有诉讼案件，应当就地审理；利害应当兴革的事项，细心察看，与同僚参议，回署后再斟酌，不要凭自己的意见就立即下令执行。一切馈赠，除酒食外，一律谢绝，不要因为对方言语殷勤，就稍有犹豫动摇。或者办理差务以及前往省城，都需酌定合适的人数，不要多带闲人。

善于逢迎的人，能用曲折巧妙的话语打动人心，当时觉得很可喜，或许会引荐他进来，认为此人必定能为我所用，却不知道这样做的人有所图谋。图谋得逞后，或者其它事情不尽如人意，就会产生怨恨愤怒之心。我的权势如果稍有丧失，他将会转而讨好他人，于是就不难加以谗言陷害。这是自古至今小人的常态，不足为怪。阅历不深的人，往往被其所中，事后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官场中倾轧之事很多，而这尤其难以测度。喜欢阿谀的人尤其应当随地自省，加意防范察知。

幕府中的各位朋友，必须情意亲密融洽，礼貌周到，不可疏忽。饮食酌定几样菜品，只设一两个席位，稍丰盛时常陪饭，便让厨子不敢减损。讨论事情应当温和婉转地商量，不要固执己见，轻易改动。即使意见不合，也应以礼貌相别，不要出恶言。

分巡道虽然有考察官吏的责任，但没有任免的权力。稍一专断，想要显示自己的长处，那么上面会怀疑其僭越，下面会嫌弃其侵扰。要以安静恬退，作为做官的道理。为政最不可喜欢多事。喜欢多事显示才能，必然导致生事滋扰。而奉行不善的人，不是借此取巧，就是借机作恶。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自我懈怠苟且安身。事情来到面前无论大小，都应当细心体察，区分自己能够做的，审时度势，随事纠正，对民生不无小补。

人只有能接受善言，能知人善任，即使没有才能，也可以避免过错。自恃聪明才华而刚愎自用的人，乃是下愚小器，正好自害而已。用人听言之道，前面已详细说明，现在再提撕，应当时时以此自省。

此篇虽然是告诫巡道的书，但处世接物、官箴并无二致，与专门谈论考察官吏、驾驭下属的不同，所以仍归入守令类，不因职分拘泥。

寄董大兄书

牛运震

我见到墨卷揣摩家，有典显浅诀。我做县官，也错误地效仿它，有三句拙劣的谋划，曰俭、简、检而已。俭，是指对自己供养微薄，量入为出，所谓因节约而犯错的很少，这是不亏空、不贪赃的根本。我愿做秦安中产，分担衣食甘苦。简，是指政令繁杂而百姓难以遵守，态度高傲而下属难以亲近，一切反过来，不要苛细，不要拘执，不要听信陋习，不要相信俗讳，仪仗随从可减则减，案赎可省则省，无日不与百姓相见，差役与之齐，而询问其苦乐，只求一切便民，即使世人嘲笑我崇尚黄老，我也不知。检，是指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考课，豪强在国家，将伺机而动，奸吏在衙门，将欺骗我，入一钱，记于简，得毋纳贿，施一杖，榜于册，得毋滥刑，即使今日去官，我的仓库不畏后任，明日还乡，我的心迹可白友朋，这又所谓检也。三项之外，我又有平生自誓可信于心者，实心爱民四字，常举以告人，不敢自负，如果辜负了它，愿尊兄将我屏弃于西戎，勿复与相见也。

申饬官箴檄 乾隆十年三月

陈宏谋

朝廷设置官员，原本是为了百姓。官员必须爱护百姓，才算尽职。所以府州县官都以知为名，又名之为地方官，是说地方之事，府州县应当无所不知。百姓称官员为父母，自称子民，是说民间苦乐，府州县应当无不关切如一家。屡次奉皇上谕令惠爱生民，力行教养，近又奉准部议覆条奏，行令地方官遍历乡里，体验兴举，饬禁事宜，有无成效，无非是想让地方官周知民事之意。一则使小民知道官司的政令，有所遵从，一则使官司知道民间的利弊，有所措手。只是巡访虽然在临时，而筹划端在平日。官衙之内，未曾有一番讲求，下乡之时，必不能有一番措置，徒然游目四境，究竟仍无实济。而属员众多，接见时少，亦难领悉。今酌定数条，合行通饬，即便遵照。

一曰耐烦劳。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于我，何人不仰望于我，每日所事，非关百姓身家性命，即关

译地方风俗与人心，其中真假情况层出不穷，疑难问题多种多样。必须小心翼翼，还恐怕出错，怎么可以有厌烦之心？只有每日勤勉努力，还恐怕跟不上，怎么可以有畏难偷懒之心？所以人们说做官就可以免除烦劳，却不知道正因为做官才不能不烦劳，也不敢不烦劳。

查阅案卷时能耐烦劳，那么来龙去脉就清晰透明；审理案件时能耐烦劳，那么虚实真假就可以辨别；拟定判词时能耐烦劳，那么供词和案情就明白确切；检验尸伤时能耐烦劳，那么尸体和伤痕就明确无误。这样后来的案件就没有疑点。

审问囚犯时能耐烦劳，那么反复研讯，不依赖刑讯逼供，真情就能得到；批复公文时能耐烦劳，那么批断切中要害，百姓不至于因等待而再次告状；禀报回复时能耐烦劳，那么确切针对问题，不至于答非所问；实地踏勘时能耐烦劳，那么边界地址分明，堂上审讯更有把握；签发传票时能耐烦劳，那么票内字句的轻重、名目的多寡，都有斟酌，胥吏差役不能蒙混过关，而乡里百姓免受无端的惊扰和意外的株连。

耐烦劳以兴办利事，那么利益虽然难以达成也必定可以兴办；耐烦劳以消除祸害，那么祸害虽然巨大也必定可以去除。本来就有官员忍受一时的烦劳，而百姓享受无穷的福泽；也有官员厌恶一时的烦劳，而百姓遭受无穷的扰累的情况。

况且事情虽然极其烦杂，自有头绪。能耐烦劳，那么心与事相熟，道理通晓内心安宁。久而久之，将有不烦而得、不劳而理的效果。

近来看到各下属官员，明知事情可以做、职责应当履行，却有的畏惧困难，有的认为迂腐，有的表面服从暗中违背，有的开始勤奋最终懈怠。就像日常处理的案件，也有潦草塞责、得过且过的情况，甚至上司的公文，并不全部看完；颁发的条例，并未仔细阅读。偶尔遇到询问，惊愕失措，茫然不知。这都是因为患有不耐烦劳的毛病。如果不能推演到极致，就不能自行去除这种顽固习气。所以用这些话来勉励各位。

译第一条：戒除揣摩。人都有本心，事情都有定论。当时难免有流言蜚语，事后难道没有公正的舆论吗？无奈官场恶习，不讲求实际的是非，只凭私心揣测。比如举荐一个人，不因为他的政绩过人，却认为是因为某件事被上级偏爱；否则就是某人吹捧的结果。弹劾一个人，不认为他履职不当，却认为是因为某件事触犯了上级的忌讳；否则就是某人中伤的结果。难道上级完全没有公正的是非标准，只有偏好的和偏恶的吗？全凭私心揣测上司，一人倡导百人附和，于是激励和惩戒的公正泯灭，劝善戒恶的意义就不彰明了。至于办理案件，一旦有私心揣测，必然导致是非混淆、轻重倒置，怎么彰显法纪并让人心信服呢？况且一旦有了揣摩之心，就会擅长迎合之计，奔走钻营，无所不至。这对于吏治、风俗、人品、心术的影响，绝非轻微。希望各地方官员治理百姓、处理事务，推究本心，遵循事理而行，以正直自守，以公正互相勉励。评价他人则平心观察，反省自己则深思熟虑。不要被积习所局限，不要被流言所迷惑。去掉一分揣摩，就扩充一分天良，就存留一分公道。为自己施展事业，为地方维持风化教化，也就是为朝廷推广德政恩意了。

第二条：禁止扰民累民。做官的人有意扰民累民，即使愚蠢也不会到这种地步。但是乡民非常愚昧，地方广阔，奸诈的胥吏、地方的奸徒，欺骗手段层出不穷，稍有举动，就可以借口扰民累民。所以无论官政烦苛，即使是良法美意，如果体察不到，扰民累民也不浅；无论奉行错谬，即使是遵奉力行，如果防范不周，也足以扰民累民。比如应该快速却迟缓，就有守候的痛苦；应该迟缓却快速，又有逼迫的痛苦。索取结状、造册，产生需索；传唤问话，产生诈吓。即使不耗费银钱，但浪费时间、荒废生计，百姓已经痛苦；即使不受刑罚获罪，但惊恐害怕，百姓已经痛苦。本人被拘禁，这是扰累；无辜的人被牵连，也是扰累。至于官府借用物品，虽然说是归还，但取送全靠民力，守候更是耽误时间，况且未必能全部归还。买卖物品，虽然说是给价，但多少不能相抵，迟早不能如期，况且未必给价。加上签差出票，辗转守候催促，那么酒食使费，更在应付物品之外了。就像州县因公下乡，巡视乡里，原本是为了百姓，倘若等候迎送，或者从事铺设，或者准备供应，或者供给马草，或者平整道路，都属于扰累。即使不需要伺候，不肯苛求，也应该不时检点，以防里甲指使勒索。或者自己丝毫不扰，但随带的人役，也必须防备他们暗中需索。总之，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下乡是亲近百姓的时候，不是树立威严的时候，只适宜拜跪坐立有礼节，不在于仪仗随从、供应陈设的壮观。虽然没有扰民累民的事，必须时刻存有唯恐扰民累民的心。巡视一个乡，可以让乡民聚集观看，不要让乡民愁苦相对。一定要让百姓庆幸他再次到来，不可让百姓担忧他再次到来。至于道、府、直隶州巡视州县，更应该轻装简从，杜绝馈赠供应，作为表率。否则没有得到巡视的好处，先受到巡视的累赘，获罪也不小，不可不深切留意。

第三条：杜绝回护。官府处理事务，原本应该事先慎重，才不至于事后反复。但是事理无穷，人情变幻，起初或许见闻偏于一面，或许事务多来不及详细考察，等到推行不下去，已知错误，那就只有及早回头，据实改正，才能心安理得，更显得胸怀虚怀远识。即使有违例议，但改过不吝，事情得到公平，上可以面对上司，下可以面对士民，所谓公正可以使人信服。无奈官场陋习，乐于显示长处，不乐于暴露短处，明知以前不妥，或者认为百姓愚昧，可以用计谋诱导、势力逼迫，或者倚仗才长，可以弥缝牵合，安心不肯改悔，抵赖不敢认错。以前的错误，还说无心之过，后来的回护，已成有心之恶。小事回护必然酿成大案，小过不改必然积成大恶。往往有破败百姓身家性命，供给为官者一时迁就的，种种罪孽，无不因回护而起。况且这种习气不改，不只是回护自己。以小人的肚量，揣度君子的心，就为经手事务的上司回护；罗织案外无关的人，解开案中难解的结，就为承办的同僚回护；用莫须有的装点，给平民加上不可解的冤累，就更替诈赃诬拿的书役回护。还自以为周旋巧计，一时被看作干练能员，殊不知圣明在上，法令森严，欺人适以欺己，自作还宜自受，明干国宪，暗遭天谴，往往如此。好呀，诸葛孔明说：“违背常理而得到正确，就像丢弃破鞋而得到珠玉。”各位应该熟记这句话，增加一分虚公之心，就减少一分回护之念。开始难，最终易。救过在此，造福也在此。

第四条：平息忿怒。治理百姓的官员，平心静气，还担心下情难以详尽了解，处置失当。一旦有怒意，堂上官的气先不能平，怎么能平息阶下人的不平？再加以忿怒，就会偏向偏恶

译若非刑罚逼迫侮辱，还有什么求取不到的呢？即使有真正的冤屈和实情，申诉也难以被接纳。不仅事情失去了公平，导致家破人亡，也都是不可预知的。等到事后怒气平息，虽然知道百姓有冤屈，但案件判决已经形成，后悔也来不及了。至于那些趁着官员发怒而暗中施展毒手，或者激怒官员从而偏执地掌握权柄，这又是差役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本来就唯恐官员不愤恨、不发怒。常常见到官员逞一时之怒，小民却抱终身之冤，官员也因此造下无边罪孽。世俗常说“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似乎做官容易发怒，又好像可以发怒。殊不知只有做官的人最不可发怒，更不敢发怒。即使遇到可怒可恨的人，尤其不能忘记可怜可悯的念头。吕氏说：做官的人首先应以暴怒为戒，事情如果有不妥之处，应当详细处理，必定没有不恰当的。如果先暴怒，只能害自己，怎么能害别人呢？这是确切的言论。能平息一分忿怒，就能彰显一分公平允当。以此治理百姓，大概就不会有过错了。至于上级官员对待下属，一旦有忿怒，是非就会混淆，对吏治和人才的影响不浅。克制自己可以治理怒气，先治理好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这又在于上级官员以身作则。

译通饬各官熟读律例 江右集

程含章

《大清律例》一书，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昭示万古，大的方面无不统摄，细微之处无不包含。作为地方长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没有一件不应当办理，也就没有一件不应当知晓。如果不研读律例，到哪里去寻求治理的门径呢？本部院到任以来，观察各州县中才能优秀、知道勉励自己做好官的人，并不缺乏。但在审理案件、听断诉讼以及一切政务上，常常有轻重失平、缓急失当的情况。有的滥传妇女，随意交给官媒；有的滥押人证，轻易使用枷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自认为谨慎的人，一味畏缩，应当决断时却犹豫不决；自诩有才华的人，任意草率，应当谨慎时却不加谨慎。于是导致书吏、衙役和讼师，起初揣摩官员的性情，怂恿舞弊；继而抓住官员的短处，挟制逞刁。最终致使畏缩的人，一事糊涂，酿成许多祸端；草率的人，一时意气用事，留下后来的悔恨。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因为对律例不熟、对事理不明的缘故。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正墙面而立”（比喻面对墙壁，无路可走，寸步难行）。如果真正拿来熟读，那么事情轻重的缓急、是非的疑似、诈伪的变幻，没有一样不在心中明了。就以办案来说，知道什么事是法律所不容忍的，什么事是情理上应当宽恕的；某个案件以某种情节为重，某件事以某种人证为重；重要的应当如何处理，轻微的应当如何处置。平日反复讨论，既知道应当这样做，又知道为什么这样做。等到遇事时，自然胸有成竹，施行起来自然切中要害。至于命案，全凭尸体伤痕来判断。尸亲呈报致死的情节，凶犯供述下手的情形，都要通过验尸来辨别。生前伤与死后伤如何区分，金刃伤与其他物体造成的伤如何区分，同样的受伤，有速死与不速死的分别；同样的下手，有欲杀与不欲杀的差别。伤口的深浅分寸，痕迹颜色的深浅，真假如何辨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这些方法都详细记载在《洗冤录》中。现在看到各州县验报命案，有的部位错误，有的分寸遗漏；没有破口的伤，就胡乱填写为血流血污；已经破口的伤，就随意报告为红色紫色。致使尸亲和凶犯借此狡辩抵赖，要求开棺检验的案件层出不穷。甚至有故意不验尸，以便详请开检，推卸验尸不实罪责的。试想百姓不幸死于非命，已经可怜，又因为验尸不合法规，让死者遭受开棺检验的惨状，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于心何安？这都是因为平时对《洗冤录》不能领会，等到到了尸场才开始翻阅，无异于临阵读兵书，自然茫无头绪。至于认为验尸肮脏，假手于仵作和家丁，那就更加荒谬了。农夫、商人和百工，只关乎一身一家的生计，如果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通晓其中的方法，就不能成为良民。何况地方长官是朝廷治理一州一邑百姓、处理一州一邑事务的，如果不明白道理，不通晓方法，仅凭幕友的简略节录来审案，依据仵作的喊报来填写表格，遇事茫然，毫无依据，可以吗？州县事务再繁杂，也不过是半天的公事。各地方长官如果不沉溺于声色娱乐，绝不会忙得没有片刻空闲。《大清律例》和《洗冤录》想必案头都有，为什么束之高阁而不去讲求呢？特此通饬所属各厅州县，今后在办公之余，将《大清律例》和《洗冤录》两书，每日反复翻阅，深思熟读，务必使事理的轻重缓急、是非疑似、诈伪变幻，没有一样不在心中明了。不要因为觉得迂阔而不去做，不要因为浅尝辄止而停止。这样在治理百姓、处理事务时，遵从或违逆自然有确定的标准。再加上行为廉洁清白，心术纯正，像这样还说不能从容施政的，我不相信。好的官员们要共同勉励。

论用人学治臆说

汪辉祖

我的朋友邵二云编修说，现在的吏治，是由三种人造成的，官员只是拥有虚名而已。这三种人，就是幕宾、书吏和长随。这话真是说得对啊。官员治理政务，必定离不开这三种人。而这三种人中，邪正混杂。在幕宾中寻求正直的人，十个人里已不到四五；书吏中间知道守法的，但看使用他们的人如何而改变；至于长随，则完全不懂义理，只图利益。把他们当作心腹，很少不坏事。而损害官员名声的，尤其在于掌管门户的人。唉，其中的弊端不是言语所能说完的。约束他们，还恐怕稽查难以周全；放纵他们，必然导致他们胆大妄为。根据“官员必须自己做事”的说法，详细推究，必定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方法。

新选任的官员刚到省城，以及从简缺调任繁缺时，有时遇到资金匮乏，就向幕友和长随借贷高利贷，带着债务上任，分派职事。这些人既然挟持债务而来，必定揽权逞能。拒绝他们，则债务无法偿还；任用他们，则名声被他们败坏。应当在起初就谨慎对待，不得已的话，宁可支付高利息而不任用这些人，不要让幕友和长随成为债主。在财赋繁重的地方，印官刚到任，负责仓库事务的书吏，有时会有馈送陋规的行为。这些人大多不是素来富裕，他们所馈送的，大率是挪用的钱粮。一旦交纳，就把官员玩弄于股掌之上。无论不能察觉他们的弊端，即使察觉了，也必定被他们挟持，不敢据实究办。谚语说：“漏脯救饥，鸩酒止渴”，不是不能暂时饱足，但死亡也随之而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官员即使洗心革面，门印也难以避免被染指。必定且多

译方才感到恐惧。如果没有坚定的见识和定力，是不会被迷惑的。不要接受书吏的陋规。

译幕宾和长随的利弊，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如果同僚朋友向我询问人选，如果彼此向来信任深厚，自然应当答应他们的请求。如果是向来没有深切信任的人，只是姑且推荐以敷衍塞责，致使同僚因为信任我，而过度信任那个人，万一误了大事，我还有什么脸面相见？所以，向来没有深切信任的人，绝对不必徇私情去说项推荐。如果有推荐，也应当详细说明他的长处，不隐瞒他的短处，让使用他的人能够略去短处而取用长处，这样事情才不会败坏，心里也能安宁。不要滥荐幕友和长随。

用人弊端不止一端，概括来说，就是上下隔绝罢了。身为上级官员的大多以公事为重，绝不会苛求下属。而左右侍奉的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就会互相勾结，百般诬陷。从前我们浙江有一位贤能的县令，向来被上级大员所器重。恰逢大员巡视经过该县，左右侍从贪求无厌，一切供应储备，都被暗中撤去。清晨起床时，灯烛、仆役、马匹，一样也没有准备，于是触怒了大员，大员搜集其他事情弹劾罢免了他。这是被隔绝于上级的一个例子。又有一位贤能的县令勤于治理，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处理，赏罚必定守信。他的吏役中有对守门人不满的，遇到限期呈报的公文，守门人必定拖延后才发出。等到吏役返回时，守门人又不立即转呈禀报，往往导致吏役无辜遭受超过期限的责罚。这是被隔绝于下属的一个例子。受害的人据实当面陈述，何尝不能立即惩治这种弊端？然而这些人势同狼狈，被他们排挤的人，毒害更加严重，怎么能事事都去禀报，频繁触犯“投鼠忌器”的忌讳？所以下情终究无法上达，必须防备上下隔绝。

长随与契约购买的家奴不同，他们忽去忽来，办事没有固定的主人，籍贯姓氏都不可靠，忠诚可信的百中无一二。获得缺额之日，亲友嘱托；刚到省城之初，同僚说荐，大都是为了周全情面，原本未必深刻认识那个人的底细，绝对不应该一概滥收。至于亲自到上官面前推荐的人，情势上不得不答应。将他们安置在闲散职位，还不是好策略，不如让他们做事，用心体察，足以供驱使，固然很好；如果发现他们有弊病，立即辞退并向上级报告，使他们无处归咎怨恨，也有话可以对上官交代。不要滥收长随。

滥收长随的弊端，开始是误人，最终是误己。这些人为了情面而来，尚且可以；那些曾经出钱买荐的，一经收录，推荐人的责任已经卸除，将他们投闲置散，不仅推荐的钱落空，而且除了日常饭食之外，没有别的收入。这些人大多贪杯好食，加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赌博消遣，势必要借债卖衣。这都是我误导了他们。他们不自量力，又不能体谅我推情收纳的缘故，反而对衙门中的公私事务略有见闻。辞退之后，或者夸大其词来排挤同类，或者渲染其事来诽谤主人，谣言四处传播，最损害官员的名声。滥收长随的弊端。

宅门内管事的人，守门的叫门上，掌管印信的叫签押，掌管厨房的叫管厨。宅门外则仓库有司仓，驿站有办差，都是重任。跟班这一项，在衙署侍奉左右，出门供使唤，介于内外之间。只有这一项，必须用少壮之人担任。守门人非老成亲信的人不可，他的职责有稽查家人出入的责任，不只是传达命令而已。心术不正，将会对内有所发布而隐瞒搁置，对外有所投递而阻难，揽权贪婪欺诈，无所不为。其后必然勾结掌管印信的人，伺机舞弊。这两个地方，官员的名声系于其上，身家性命也系于其上。管厨和办差，则有虚报冒领、克扣的弊端；管仓库则有盗卖、虚收的弊端，都是亏空累赘的根源。使用长随的方法。

用人不可自恃。以往我在宁远任职，只录用了游幕时先后使用过的五个旧仆，一个守门，一个管印，一个跟班，一个司仓，一个管厨。其中一人向来没有才识，我认为守门人狡猾，稽查不易，特意让他专门负责开关门户，不太严格检查。过了一年之后，他扣留朱批票单，搁置禀报文书，稍稍贪婪索取。偶尔有人提及，我念及大小公事都一一亲手处理，他不敢旁涉词讼，没有深信。又过了一年事情败露，才严厉惩处他，自己几乎受到连累了。兼听并看，怎么能过度自恃呢？唉，不可自恃，又岂止是在使用下人方面呢？用人不可自恃。

用亲不如用友 学治臆说

汪辉祖

谚语说：不要用三爷，废职亡家。儿子是少爷，女婿是姑爷，妻子的兄弟是舅爷。这三者未必没有可用的才能，只是内部有遮蔽聪明、堵塞明察的方法，外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威严所到之处，权力往往依附其上；权力所依附之处，威严更加炽盛。让他们处理笔墨文书，就出售承行、贩卖差票；让他们处理案卷，就通同贿赂、颠倒是非；让他们管理仓库，就轻出重入，西边掩盖东边挪用，弊端难以枚举。即使让他们总核买办杂务，事情细微至极，也必然导致短少价值，有损官员名声。所以无一可行。事情如果不是十分败坏，不会传入耳中；等到传入耳中，已经难以着手处理。用法则伤害恩情，用恩则破坏法纪。三者相同，而儿子最为严重。那些见利忘亲的人且不说，意在爱护亲人，而孜孜不倦地为亲人谋取利益，势必陷亲人于不义，所以危险。我佐理幕府三十年，凡是衙署中有公子主事的，坚决不接受聘请。坐视其害，道义上不安；以疏远的人离间亲近的人，名分上不可。亲眼目睹官员受此累害的，比比皆是。乾隆二十九年，诸暨县令黄汝亮因重征赋税被罢免；五十一年，平阳县令黄梅因苛敛被罢免，都是因为儿子连累，身陷囹圄。

译严酷的刑罚。儿子也会遭受刑戮。这是特别明显、令人警醒的鉴戒啊。那么，任用舅舅还可以吗？回答说：不行。只是舅舅的恩情比儿子稍薄，他的名分比儿子稍疏，或许不至于败坏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还比较容易察觉罢了。然而等到事情败露，也仍然难以收拾。惩治舅舅会妨碍女儿，惩治舅舅则会妨碍妻子。隐忍退避或将其驱逐，已经造成的累赘和祸患不可言说。总之，不如选择贤良的朋友来委以重任。朋友因道义而结合，坚守道义就尊敬并以礼相待；如果他背弃道义，有什么可忌讳与他断绝交往的呢？朋友若有瑕疵，旁人皆可揭发指陈。况且一旦受到玷污之后，便无处容身，所以懂得自爱的人往往很多。至于至亲之人，是不可以让他们掌权的。

译那么，一旦做了官，连至亲都可以疏远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从尚未得志到显达入仕，没有人不对我寄予厚望，这份深情厚重令人感动。有幸得以任职，怎么能不思念他们呢？如果不赋予他们事权，那么有才能的人就无法施展；如果不要求他们建功立业，那么没有才能的人也能苟且容身。衡量我的能力，给他们穿衣吃饭，分出一部分俸禄来周济他们，竭尽我的心意罢了。如果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也是无可奈何的。至于让他们处理事务，导致政务废弛败坏，情面和体面都失去，这是把人推向邪恶，哪里是所谓以道德爱护人呢？对于至亲，只要尽心竭力即可。

官衙的习气，最容易败坏子弟。凡是居家时不应该有的事，在官衙里无所不有。即使做官的人纪律规范极严，但有时升堂理事，有时因公外出，约束总有不到位的时候。仆从等人吃饱喝足，怎么能都安守本分？像赌博、听曲、养鸟养鱼、宠幸优伶、狎昵妓女之类的事，哪里没有呢？穿得好吃得好还是小事。子弟血气未定，容易被迷惑。况且这些人唯恐不合公子的意，掌权的人借此固宠，未掌权的人借此邀恩。一旦有所沉溺，父兄的教诲就难以实行，危害不浅。何况官职不是世袭的产业，长久短暂没有定规。子弟即使侥幸没有受外界沾染，但饱暖嬉闲，筋骨松弛懈怠，假如不能依靠官俸供养，将无所依赖以自立。所以只有子弟可以从事儒学事业的，才带他们到官衙，让他们接受严师的约束；其他的不如各自凭借所长，让他们在家谋生，作为长远的打算。子弟不宜轻易让他们随任。

至亲密友，道义上不可推却。那些可以资助照料的，一起带到官衙，不无臂膀手指般的帮助。即使酌情赠送财物，力量尚能支撑。然而有固定产业和职业的人，一定不肯离家远出。只有无用之人，大多乐于随任。不知道官衙中的公事，需要聘请幕友。官亲能办理的，不过是仓库事务。仓库关系重大，不是深得倚信的人，不敢轻易托付。一时见面，就带他离开，以至于无所事事，徒增悔恨怨恨。这不仅无益，反而害了他。哪里比得上如实相告、婉言谢绝来得妥当呢？亲友不宜一概允许赴署。

携带家眷做官，确实是拖累。然而实在有万不得已的情况。官署没有家眷，那么宅门内就像客舍一样，一切都没有约束。官员一旦升堂拜客，仆从就毫无顾忌。遇到因公外出或夜晚，印信匣也难以信托。从前有位同僚，孤身一人在官，腰间悬挂钥匙累累，每次出门必定带着印信，这实在不符合体制。或者让姬妾掌管，那又不可以。贤明的人百中不过两三个，小家女子哪里懂得大义？让她管理内政，势必有不能胜任的地方。万一她稍有姿色技艺，进而恃宠揽权，祸患更有不可胜言的。《诗经·采苹》颂扬齐国的季女，是有原因的。任职的地方不可没有家眷。

论用财 学治臆说

汪辉祖

士人一旦做官，凡是官职所需，以及种种与官职俱来的应酬，断然不能节省。然而官只有一个，并不是全家都是官。一个人做官，家里的人无不效仿官样，俸禄足够接济吗？况且即使就官员本人而言，衣服足以严肃观瞻，车马仆从足以供差遣，似乎也就足够了。却一定要追求精美，有一条腰带就悬挂表佩玉，花费达到千金，其他物品也是这样。试问官声果真系于此吗？而亏空拖累由此产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优伶应当屏除，宴饮应当简省，皮衣骏马应当朴素，家人的衣饰应当节俭。假使说缺分美好、利息丰厚，那么有原思用九百的义理在，难道还担心钱财被弃置在地上吗？何况那未必如此呢。所以用财应当节制，不节制必然贪婪。人即使不自爱，也没有甘愿因贪污而败亡的。资用既然匮乏，左右效忠之辈，进献获利策略，大多在可以无取、可以取之间。他们认为损害廉洁尚小，不妨姑且尝试。获利门路一旦打开，万难再堵塞。情势转移逼迫，想罢手也不能。或者被下人牵着鼻子走，或者受上官掣肘，最终利益全归别人，祸害独自归于自己。败亡以身殉职，不败亡也殃及子孙，都是由不节制这一念头奠基的。所以想要做清白的官吏，必须从节约用度开始。不节制必然贪婪。

宅门以外，是官署。规模狭隘，那么事奉上级、接待下级，无处不是获罪的根源。宅门以内，是家。规模阔大，那么取用多、花费大，随处都是亏空库款的渐由。而其关键就在于不要让家人有居官的快乐罢了。造物主用劳苦使我生存，无论在做官还是在家，总没有安逸居住的日子。仕途何常，应当停止时就停止。但有知道停止却得不到停止的人，大抵是被家人拖累。家人乐于在官，就有不能去官的形势。所以做官时须使宅门以内仍与居家无异。女红中馈，不改寒素家风，那么家人就不会留恋于一官，而退隐的计划就不难自行决定了。不要让家人有居官的快乐。

身兼众多事务，万不能琐碎地理财。然而出纳的数目，断然不可不知道。完全委托经手的人，而自己不过问，那么我不挪移，有挪移的人；我不侵盗，有侵盗的人。等到交接时，水落石出，后悔莫及了。应当嘱咐掌管钥匙的人，分别正入、正出、杂入、杂出四本账簿，按旬做一次小结，按季做一次大结，随时检阅。那么仓库出入，相符不相符，有余不足的数量，一一都在心中。假如遇到离任，交接册籍，顷刻可以完成。即使狡猾的吏役也无法作弊。更可以不致遗漏款项，受后任的推敲。有人说，这在简僻小县可以实行，恐怕繁剧

译在那样的地方，情势使得政令难以推行。我回答说：“如果缺乏耐心，即使地方简单偏僻，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虽然地方不同，但治理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什么难以推行的呢？那些号称事务繁杂的地方，不过是增加了驿站，多了迎来送往罢了。也可以另外设立一个簿册，用来阅览其中的要点。特别的是，制定法令并不难，难的是任用合适的人。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能自动治理的法令。到哪里才能得到诚信的人来任用呢？财政的收支情况不可不了解。”

译宾客、朋友、同僚和属下的酬谢、赠送、饯行财物以及庆贺、吊唁等一切费用，都是分内常有的事。应当斟酌情势、量力而行，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果不该应酬就算了；如果应当应酬，就必须让接受的人真正得到我的好处。我曾经看到官场中的陋习，因为这类应酬无法查证核实，掌管收支的人就任意在成色和重量上克扣，甚至有的打八折、九折。他们把克扣下来的盈余装入自己的口袋，施予的人实际花费了钱财，接受的人却只得到虚名，实在令人浩叹。刘仙圃在浙江任县令时（现在他是贵州石阡太守），遇到公费支出，嘱咐账房封存并加上封条，凡是应当标注的项目，一定要等他亲手签署。所以成色或许未必完全充足，但重量总不敢稍微减轻，这也是结交厚友的一种方法。钱财应当用于实处。

用财必须节俭，这是从个人角度说的。如果用钱财来用人，那么处处都应当留有余地。人们听从我的驱使，没有不是为了钱财的。如果不让他们稍微得到一些利益，他们的智谋和力量，难道肯真心为我所用吗？况且不仅不会为我所用，反而可能转而成为我的祸害。而且我难道也不计较利益吗？身居官位，享受官俸，尚且想要节俭用度以自肥，那些为官府办事的人如果让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的家靠什么维持呢？放宽他们的份额，才能安定他们的身心，让他们唯恐我不任用他们，这样才能收到用人的好处。用钱财用人应当宽厚。

宁远县以前没有库房，征收的饷银都存放在内室，等到批解时才发给工匠熔铸。我认为这不符合制度，于是创设了三间库房，命令库书掌管钥匙。这是正项公款。即使是廉洁俸禄的收入，也储存在账房，日常应酬和用度都从这里支取。如果全部归入私室，那么就要向妻子询问收支。性情吝啬的人担心钱财不足，支取就不容易，或许会误事；性情奢侈的人看到钱财有余，使用就没有节制，必然导致匮乏。而且钱财所在之处，就是权力归属之处，甚至有借此干预外事的人，怎么能不谨慎呢？钱财不可进入私室。

奢侈浪费的危害，不止于从百姓那里索取，必然最终侵吞官府的公款。起初是偶然行为，接着就变成常态，久了就习以为常，忘记了为什么会这样。因公挪用公款，就触犯严厉的法律；虚报支出以通过关卡，也会遭受重罚。何况因为私用而亏空官款，实际上是侵吞盗窃呢？纵然侥幸逃脱法网，神明也会鉴察，况且法律也不能轻易免除。上级的喜怒、自身的疾病、公事的降职革职，都是不可预知的。官款没有亏空，不过是剥夺职务而已；不然的话，将有掌控你性命的人。应当在用财时先自我谨慎。官款不可亏空挪用。

百姓也知道积蓄储备不可缺少，实际购买、实际储存，事情原本容易实行。自从更换斗斛、移动星象（比喻权柄转移），权力归于胥吏，就有名无实，阻碍很多。起初还藏匿价值于库房，最终连库房也空虚，粮仓就更难说了。遇到官员交接，总是移用价值来充抵收入。然而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干旱，盛世也不能避免。假如遭遇歉收年份，百姓的性命系于仓储。万一想要赈济却没有粮食，想要借贷却没有种子，哀鸿遍野，恐怕不能用美好的言辞来购买人心。库款亏空还可以暂时弥补，粮仓空虚在临事时万难筹措。有备无患，对于地方官来说关系何等重大，怎么可以置之度外呢？仓储应当充实。

胥吏不可贪污，固然如此。我认为不仅不可，而且不必。几十年前胥吏都廉洁谨慎，断案依据情理，偶尔有靠贿赂胜诉的，也深深隐藏。自从有一两个亏空公款的胥吏借口弥补，这条路就逐渐打开。而且家人、胥吏和差役，都很乐意官员不廉洁，可以借此作奸犯科。虽然官员并非事事索贿，但这些人必定说没有贿赂不行。借官员的声势，充实差役的口袋。官员已经被他们挟持，不能惩治他们的诈骗。而且官员因为贪污出名，打官司的人以多财为强，没有行贿的，也被冒称为行贿者。那些行贿的人，又喜欢虚张声势，自诩富豪。假如花费三百两银子，必定对人说是五百两。而这三百两银子，在说合和交付过程中，胥吏、差役和家人处处分肥，官员所得不到一半。而舆论哗然，大多以虚数传播。贤明的上级，必定摘取其他事情弹劾；即使非常爱惜人才，也必定给予羞愧激励的方法。不贤明的上级，则取走一半用于办公，而支出的数额已经超过了收入的数额，不得不更寻求其他贿赂，以弥补自己的匮乏，而上级的风闻又至。所以贪污必然越来越贪，阳间的谴责在身，阴间的祸患及于后代，哪里比得上洁身自守的人，面对百姓不惭愧，侍奉上级无过失呢？贪污不必做。

清廉只是治理术的一个方面，能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曾经有洁身自好的官吏，以清廉傲视他人，治理政务务求严厉，执行法律务求峻刻，口出雌黄，人人侧目。一件事偶然失误，众人围攻，不追究祸患的起因，就说廉吏不可做。这难道是清廉的祸患吗？清廉接近刻薄，刻薄用于约束自己可以，刻薄用于约束别人不可以。清廉不可刻薄。

裁减陋规，是美好的举措。然而官府中的公事，廉俸不够，所以因俗制宜，获取盈余以应用。轻易废除，眼前自然获得廉洁的名声，等到用度没有来源，势必再次从百姓那里索取，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助长贪污风气，开启诉讼争端，危害将更加严重。最终陋规不能再恢复，而公事棘手，不自爱的人因此多方搜刮，奸邪之人趁机借端作乱，善良的人反而难以安居乐业。这是谁的过错呢？陋规的名目，各地不同，只有胥吏提供的，万万不能接受。其他如平余津贴之类，可以根据各地方情况斟酌调剂，去除太过分的而已，不宜轻易言说革除。至于到任的官员，详细革除陋规，这是慷他人之慨，用心不可问，君子以此为耻。陋规不宜立即裁减。

凡是有陋

译这是规矩所在。必定有很多应酬。从百姓那里收取，用在官府身上。正如谚语所说，用公款来弥补公款的不足，并非真正装入官员的私囊。长久以来沿袭下来，已经成为惯例。绝对不允许在惯例之外增加，也决不能在惯例之中扣减。如果该出的钱却吝啬不出，那就会像象牙因珍贵而招致焚身之祸一样，灾祸不一定只在于贿赂。对于惯例中的应酬，不要独自削减。

译世俗所指的肥缺，大抵是陋规较多的地方。每年的惯例收入，人人都预先筹划好分润。善于收入又善于支出，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做到。如果不善于收入，却又不能不支出，那么自己反而就困窘了。担心困窘而收入时不谨慎，灾祸就会接踵而至；害怕有灾祸而收入时稍微谨慎些，又不足以应付别人的需求。所以肥缺尤其不好做。自爱之人万万不可误听怂恿，垂涎而谋求调任。白居易诗云：“妻妾欢娱僮仆饱，始知官职为他人。”如今做肥缺的，只是让僮仆吃饱罢了，妻妾欢娱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会给子孙留下祸患。身处肥缺的人，能不经常自我警戒吗？

《学治臆说》

汪辉祖

获得上级的信任是治理百姓的第一要义，这并不是指承奉和诡诈地顺从。对待下属有分别，倚仗才能就会傲慢，固宠就会谄媚，这都是招致罪过的途径。既然做了上级，他的性情和才干，不一定都相同。大概天分一定高，经历世事一定久，阅人一定多。我以朴实自居，一定能被他鉴谅。上级中贤明的人，用人固然一定以器重为准则；即使不是大贤，未必不用坚守正道的官吏。我在稳妥的地方立身，办理本分的事，用我也好，不用我也好。舍弃自己顺从别人，绝对不可以。至于属吏得到上级的赏识，可以施展平素的抱负了。然而先前得到赏识的人忌妒他，将要得到赏识的人嫉妒他，想求赏识而不得的人伺机排挤他。百密一疏，谣言诽谤就产生了。上级不止一个，不能没有爱憎的区别。即使都爱我，能保证继任者的取舍一样吗？所以做权贵的人不可为，做私党的人尤其不可为。受宠若惊，只有阅历世事的人知道。所谓私党，不只是私事，名义上是公事，而在其中行私意。一旦有迎合，便失去了本心。做得越熟练，委托越坚决，其势必然导致丧失检点、枉法。这应当在得到赏识之初，以朴实真诚发誓，不知道有私，只知道有公。上级认为我不通权变，这便是立身的高处。做官吏能不趋媚上级的，须有定见。定见有三：一相信长久任职才能称职。做州县官的，得到百里之地来治理它，就在这百里之中，人情风尚，不到一年，断不能周知梗概。知道之后去处置，顺应人情，因循物理，信任之后才劳苦，又不到一年不行。事事透彻，才与士民有手臂和手指那样的联系。所以功令计典，定为三年，没有速效。急躁于炫耀卖弄的人，经历世事不久，就图谋调署，选择好的地方去赴任，有的甚至坐不稳席，对于百姓的休戚，漠不相关。就像富家屡次更换乳母，她的婴儿终究得不到乳哺的好处。父母官是什么意思呢？二相信简僻的地方容易尽职。缺分简单则应酬不多，地方偏僻则送迎极少。六时的功课，都归于案牍，随到随办，不用担心壅滞。日日理事，常与士民相见，不难取信于人，而吏役无法作弊。官职容易尽职，官声容易显著。冲繁的地方，耗费我心力的，纷至沓来，一天不过一两个时辰可以亲近百姓，而这几个时辰，又都是精神疲困的时候。不具备兼人之才，很少能保全自己。衡量之后才进入，古人之所以重视致意的原因吧。三相信饮食皆有前定。牧民的职务，百姓倚为休戚，没有宿缘，怎么能治理？缘尽则去，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有才能的人有迁调的趋势，却有的因发扬而被抑制；平庸的人没有迁调的才能，却有的因真朴而受知。而且有非常获得上级信任而最终蹉跌的，非常不获上级信任而得到提携的。谋划而得到，不谋划也得到，越谋划越得不到，有定命。知道它是命，而勤勉地求尽其职，那么得失都可以不计。即使不幸因公过而挂碍，可以质问神明，可见亲友，不值得后悔。

天下没有受欺骗的人，何况在上级，难道没有耳目心思，怎么能逃脱他的鉴察。一句话不实，被他所疑，动辄得咎，无一而可。所以遇事有难为，以及案件多牵制窒碍，应当输诚据实，陈禀上级，自然获得周行的指示。如果诳语支吾，没有不获谴的。至于申上的文书，必须委曲详明。然而申上有三，叫验、叫详、叫禀。验只立案，详虽然批回，而从道以上，都是经承拟批，上级有无暇看的人。禀则无不亲阅。遇到情节繁琐，不便入详，以及不必详办的事，非禀不可。应当措词委曲，事显明，上级看了，自然依允。凡是留意人才的上级，往往在禀揭中审视疏密。只是事尚未定，不要向上级率陈。凡是率陈的缘故有二，一则心中没有把握，姑且试探上级意趣，一则好为夸张，希望博得上级称誉。不知道案情未定，尚待研求，上级一旦主先入之言，那么更正不易。到驳诘之后，难以声说，势必护前迁就，所伤实多耳。

《论处同僚》

汪辉祖

人无全德，亦无全才。所治官事，必不能一无过举。且好恶之口，不免异同。去官之后，瑕疵易见。全赖接任官，弥缝其阙失。居心刻薄者，多好彰前官之短，自形其长。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不留余地以处人者，人亦不留余地以相处。徒伤厚德，为长者所

译见识浅陋。不要宣扬前任官员的短处。

译接受前任官员的交接，是到任后的首要事务。此时，官员的亲属和贴身随从急于表现自己，往往盘查度量仓库中的粮食，千方百计地搜求，以此作为自己出力效忠的表现。甚至有不肖的随从，借故刁难，从中勒索钱财。如果轻信他们的说法，就会背上刻薄的名声。等到监交官员公正持平，那些说法终究也是无用的。至于平庸的幕僚，在大处不能察核，往往在细小的枝节上斤斤计较，以苛责挑剔为能事，也不可轻易听信。只应与监交官员三方共同核算，正项亏缺，断难接收留抵。如果有详细的案卷，自不妨斟酌承受。其他杂项稍微短缺，可以直接慷慨出具结状。这确实关系到品行，不要效仿官场人情淡薄。接受交接必须从忠厚出发，事由专门办理，自然可以慎始图终。如果由几个人共同办理一件事，心术难以齐一，才能也各异，尤其应当细细地协和恭敬地商议。万一意见不合，或者罪行关乎出入，或者案件有支离破碎之处，应当将利害的关键，恳切明白地陈述。如果说了不听，不妨直接抒发自己的见解，向上官委婉禀报。切不可附和雷同，昧着良心分担罪责。特别论述必须秉持公道，千万不要偏执矫激，反而让自己处于理亏的境地。共同办理公务不要瞻徇私情。

立身处世、处理事务，自然有一定的道理。只依赖别人，势必苟且随同；只认为自己是对的，势必苟且标新立异。苟且随同的人不免诡诈顺从，苟且标新立异的人必然导致过正。两者都失之偏颇。只有斟酌于理所当然，而不存有个人私见，那么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不会不当。所以可以与君子共同建功，也不妨为小人分担罪责。不要存有个人私见。

田宅 日知录

顾炎武

《旧唐书》记载，张嘉贞在定州时，有亲近的人劝他置办田产。张嘉贞说：“我忝列官位，曾任国相，在没死之前，哪里会担忧饥饿。如果背负谴责，即使拥有富饶的田庄又有什么用。近来看到朝中士大夫广泛占有良田，等到他们死后，都成为无赖子弟酒色享乐的资本，非常没有意义。”听到的人赞叹佩服。这可以说是得到了二疏（疏广、疏受）的遗意。至于世道变化日新月异，人情更加险恶，有因为富厚的名声，反而使后代无立锥之地的，也不能不忧虑。《唐书》又说，马燧的资财居天下第一。他死后，儿子马畅继承旧业，屡次被豪强幸臣索取。贞元末年，中尉曹志廉暗示马畅献出田园宅第，顺宗又赐给马畅，宦官逼迫索取，仍然指使施舍给佛寺。马畅不敢拒绝，晚年财产全部耗尽。死后，几个儿子没有房屋可住，以至于冻饿而死。现在的奉诚园亭馆，就是马畅原来的宅第。王锷的家财，比公家仓库还富有。等到他去世，有两个奴仆告发他的儿子王稷篡改父亲的遗表，隐匿所献的家财。宪宗想派宦官到东都检括，因为裴度劝谏而停止。王稷后来担任德州刺史，携带大量金宝仆妾出行。节度使李全贪图他的财物而图谋他，教唆本州军队作乱，杀死王稷而夺取他的财物。我看到现在的大家族，因酒色耗费而败落的占其一，因争斗破败的占其一，因意外的侮辱掠夺而败落的又占其一，而三桓的子孙衰微了。

与友人论罗城事书

于成龙

广西柳州罗城，偏僻地处在山隅，土司环绕，山像剑一样排列，水像沸汤一样翻滚，蛮瘴如雨。北方人居住在这里，生还的人十不存一二。士民中有猺、獞、狑、狼等种族，带刀执枪，性好杀戮。父子兄弟反目成仇、操戈相向，也习以为常。顺治十六年冬天，刚纳入版籍。我在十八年选任后，亲近的人不认为亲近，故旧的人不认为故旧，朋友不认为朋友。赊欠脚钱，寄放口粮。走到清源，同年进士王吉人，这个人慷慨好义，反复开导譬喻，说粤西不是吉祥之地，早知道我家中尚可自给，劝我不要前往，以缴回凭证为高。我当时四十五岁，然而英气有余，私下自忖，读书半生，曾知道见利不趋、见害不避，古人义不辞难的说法是为了什么呢。挥泪告别。五月到家，告别母亲和妻儿。资斧艰难，典卖田屋，只得到百金。带着五个苍头，勇壮可以陪伴。临行，族人相送，欢饮到深夜。古语说，壮士并非没有眼泪，只是不洒在别离之间。这是不合情理的话。天明，全家拜别，把祖遗田产文券交付给长子，只说我去做官不管你们，你们做人不要念我。挥鞭登程，不再回顾。此时壮气直可吞食猺獞而餐食瘴气。走到湖南冷水滩，一病不起，未免英雄气短。扶病陆行，到桂林，拜见上司，都看到我羸弱伶仃。询问病情，惊悯特异。只劝我用药物调治，不要急于赴任罗城。抱我的人，至此胆落。往日豪气，消磨殆尽。病几乎危险，苦孽未尽，不速死。到柳州稍好，还不知道罗城在什么地方。罗城与融县沙巩连界，走到沙巩，遇到许乡老详细询问，才知道对面山就是罗境。登山一望，蒿草满目，无人行径，绕山都似营垒阵势，瘴云惨淡，苦雾凄迷。哀哉，这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来呢。后悔来不及了。回忆同年生的忠告不止。痴人做梦，以为边界如此，渐入腹地，或许不更严重。可怜黄茅一路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到县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草屋数椽，寄居汉寿

译亭侯庙。周仓的塑像背后。许多人死不瞑目。我心里如同刀割。天亮时到达县城。县衙没有门墙。两边的台阶长满茅草。就像荒郊野外一样。正堂有三间草屋。东边的一间作为宾馆。西边的一间作为书吏的宿舍。中间开了一扇门。进去是内宅。也是三间茅屋。四面都没有墙壁。悲哀啊。这简直是一个活地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忧郁从心中涌出。病得无法自控。一躺就是一个多月。随从仆人们围着我哭泣。毫无生气。我睁眼一看。大家互相看着。无可奈何，因为罪孽未尽。想死却死不了。想回家却没有路。只好带病处理事务。立志行善。以挽回天意。凡是存在的弊端。都仔细查察并改革。自己遗憾性命没有丧掉。却连累了随从仆人。他们黄瘦得像鬼。相对哭泣。无法互相救助。不久。一个仆人死了。其他仆人都病了。康熙元年正月。谋划回家的打算。成龙自忖作为一个落魄的官员。还有什么可怨恨的。仆人们无罪。何必让他们受苦受累。再三叮嘱让他们各自逃生。一个仆人叫苏朝卿。仗义直言。说如果今生注定死在这里。离开也活不成。抛弃主人。流落他乡。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悲哀啊。幸好有这样的人。当时详细上报说边远荒凉之地长期反叛。一个官员和一个仆人。难以处理事务。请求允许活着回去。主管官员只是冷笑置之。那年逃跑的仆人回到家。大儿子悲痛思念。天涯万里。一个主人和一个仆人。如何安身。又找了四个仆人前来。而三个仆人都死了。只剩一个仆人。昼夜号哭。像疯了一样。事情处于两难境地。一个人难以远行。想派这个仆人回去。那么自己将更加痛苦。无奈这个仆人。更加迫切地想回家。就让他毅然离去。万里之外只剩我一人。生死不能自主。夜里枕着一把刀。头上插着两支枪。作为护身符。然而想着为民兴利除害。口袋里没有东西。瑶族和壮族虽然顽固。想来也没有可掠夺的财物。也没有可杀的仇人。安静地相处。事情到了万不得已时。只得勉强去做。申明保甲制度。不得携带刀枪。大家都遵守没有违犯。偶尔有拦路伤人的。没有盗窃情节。务必缉拿归案。隐藏不明的情事。尽心推究详查。一定要得到真相。立即诛杀。把头悬挂在郊野。渐渐地人心信服。地方宁静。而上级采访情况真实确切。于是有了大事才解送省城。小事就自行处决的通行规定。境内虽然平定。遗憾与柳城西乡相邻。那里祖孙父子。世代做贼。肆意危害没有止境。向主管官员申明。他们总是以盗案难办为由。置之不理。成龙想这种势头不可助长。身为百姓的父母官。难道能让子弟遭受灾祸吗。召集乡民练兵。亲自督战剿杀。杀牛盟誓。合力攻击。先发出牌子修路。限定日期进攻。这是没有奉命而擅自征讨。自揣即使成功也在不赦之列。但奋不顾身。为民而死胜过死于瘴气。首领低头。请求恩赦讲和。抢掠的男女牛畜都送还。仍约定每年十月。犒赏牛酒。敢有侵犯我境者。就进行剿灭。壮族人不畏死。只以剥皮为号令。而邻近的盗贼渐渐平息。至此上级采访情况更加确切。反而厌烦各州县不断请求出兵、不停报告盗情的做法为多事。

译此后，官吏与百姓亲善和睦。有时三天，有时六天，百姓环绕聚集来问候安好，如同家人父子一般。说到家信断绝，悲痛得如同割自己的肌肤。当地谣传说武阳冈每三年必有一次反叛。等到三年期满，（我）饮食睡眠都不安宁。人心既然和睦，谣言便没有应验。又有人说，每三年有一次小规模的剿匪，每五年有一次大规模的剿匪。等到五年期满，又再次平安无事。而民间婚丧之事，也都依礼而行，以情相感。罗城的治理，就是这样罢了。错误地承蒙上级赏识，列入荐举的奏章，于是有了升任四川合州知州的提拔。自这数年来，本不是为了功名富贵打算，只想活着回到故乡，每天吃两顿饭，或者每天吃一顿饭，在堂上读书，在堂上坐着睡觉，头发蓬乱赤着脚，不再保持官长的体面。夜里喝一壶酒，值钱四文，没有下酒菜，也不用筷子，只读唐诗，写俚语，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的是酒还是泪。偶尔曾向城隍祈祷，说我没有丝毫亏心事，应当让我早日还乡。如今得以遇合，难道不是上天暗中保佑吗？回想同僚众人，死亡没有一个能逃脱的。说到这些，怎能不让人寒心。因此赴蜀之日，更加勉励以前的操守，至死不变。这就是这几年的大概情况。偶然写下寄给你，以启发知己万里之外的一点心意。

陈廷敬说：您曾经自述一生得力于在罗城任职，与王阳明在龙场一样，都是动心忍性的经历。所以我在您的传记中特别记载这篇文章，以便让世人知道您淡泊坚刚的操守是从哪里来的。

卷二十二 吏政八 守令中

论治邑思辨录

陆世仪

治理天下必须从治理一个国家开始。治理一个国家必须从治理一个乡开始。治理一个乡必须从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开始。我曾经制定治理乡的三条公约。先按照地势，把一个县划分为几个乡，然后对百姓实行什伍编制，条分缕析，让一切都归于乡约长的管理。凡是诉讼、师徒关系、户口、田亩数量、徭役，都由此产生。颇得治理县邑贯通的方法。

现在治理地方的人，动不动就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纷杂杂地出现，这是不知道治理的要领。乡约是纲，社仓、保甲、社学是目。乡约，是约定一乡的人共同建立社仓、保甲、社学。社仓是解决吃饭的事，保甲是解决兵备的事，社学是建立民众信任的事。许多条理曲折都在这一天的讲究中。不然，白白聚集一天，说几句空话，有什么补益呢？

治理天下必须任用几个贤能的督抚。贤能的督抚就是古代的牧伯。治理一省必须任用几个贤能的县令。贤能的县令就是古代的诸侯。治理州县必须任用几个好的乡长。好的乡长就是古代的乡大夫。得到合适的人就治理得好，得不到合适的人就混乱。

论作县数则

汪琬

《舜典》说体恤，刑罚必须先说“敬啊敬啊”。苏公担任司寇，也只是恭敬地遵循狱讼之道。而《吕刑》一篇中，凡是说到“敬”的有七次。可见敬是居官的根本，而体恤刑罚的道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我往来于各州县之间，看见幕府中掌管刑名的人，随意判决，不加思索，放下笔墨，不是开玩笑就是赌博，而政事反而像是多余的事。于是居官的人安然不在意，反而也和他们一起游戏。平时没有学识，一旦承担关乎百姓性命的重任，尽心竭力，还恐怕达不到要求，又加上游戏的心态，粗浮的见识，怎么能胜任呢？贤能的人对此，应当痛加禁绝。不赌博不开玩笑，就不会分散心思，自然专心于所从事的事。俗话说，用心不分散，精神才能凝聚。不可不加以注意。

凡是诉讼涉及兄弟亲戚，就应当委婉劝导，使他们归于和好。如果用官法治理，胜负一旦分明，仇敌就形成了。后来即使想和好也做不到。然而现在居官的人，动不动就说平息诉讼安抚百姓，于是把不准诉讼当作得计，这又不可以。这样就会使含冤负屈的人不能伸理，让强者更加横行，弱者受亏，争讼反而更多了。从前曾有贤能的县令，对于百姓的争讼，召到案前，委婉晓谕，使他们知道争讼有害，和好有利。并且说你们回去自己想想，如果有冤屈实在不能忍受的，明天再来，我应当为你伸理。后来不再来了。大概争讼不过是一时之气，气过就平息了。那些有必然不能平息的，等他们再来，然后为他们伸理。即在准许诉讼之中，寓含平息诉讼安抚百姓的意思，这就对了。至于官吏百姓未经责打的人，小有过犯，不可轻易加杖责，只应当严加训诫，以警示将来，使他们知道惩戒罢了。

催缴赋税自然不可免除。但应当衡量他们有收入，然后才可以责成他们支出。他们的收入也各不相同。士子以教授的收入作为支出，商贾以贸易的收入作为支出，那些靠佣工度日的人，也就以佣工的收入作为支出。而且四方风气不齐，人事早晚也不同，应当一一体贴，使穷民省下一钱的费用，便为穷民留一钱的用途。如果只拘泥于二八月开征的惯例，不问百姓是否有收入，而限期追缴，悍吏下乡，哪里还顾人死活。百姓畏惧其威势，含怒隐忍，惟命是从，有闲费十倍于正税的情况。于是只要我的赋税能完纳，蹈汤赴火，无所复顾，于是有轻弃田庐，贱卖器具，卖男卖女，来不及爱惜的情况。等到后来稍有收入，已经抛弃的不能再得到，已经卖出的不能再赎回，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