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八户政十三农政下

译卷三十八 户政十三 农政下

推行沟洫水利的好处

陈斌

十一税，是向百姓征收的适中制度。汉代实行三十税一，唐宋时期有的实行二十税一，有的实行三十税一。虽然比夏商周三代的税率轻，但百姓却不如三代那样安乐，这是因为三代的田地必定分配给百姓，并且有沟洫水利的便利。三代沟洫水利的好处，小的由百姓自行修筑，大的由官府主持修筑。挖掘沟洫所堆起的土，就用来修筑道路；沟洫所疏通的水，就用来防备旱涝。大雨适时降临时，将水排出，田地就不必担心涝灾；遇到小旱时，引水灌溉，禾苗就不必担心干枯。所以沟洫是万世的利益。后世有人议论它，担心废弃的土地太多，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一井田的面积，大约一百八十丈，其中作为沟和畛的，只有八尺而已。一成的面积，大约一万八千丈，其中作为洫和涂的，只有十四丈四尺而已。总计废弃的土地，不足二百分之一。现在重新推行，必定有人担心事情难以成功，但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我观察甽田的方法，一尺宽的甽，二尺宽的遂，一边耕作一边就能完成。现在苏州、湖州的田地，九月种麦，必定修筑田轮，两轮中间，深宽二尺。在平坦宽阔的地方，万轮鳞次栉比，整齐划一，一个月就能全部完成。古代的遂和径，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如果计划用五年时间修筑沟和浍，那么集合八家的力量，先修筑一条横沟。田首一百八十丈的土地，每家出三人，就地堆土，两天就能完成。第二年，用八家的力量再修筑洫，宽度深度是沟的三倍，长度是沟的十倍，估算工日，三天完成一半，七天全部完成。第三年，用八百家的力量修筑浍，宽度深度是洫的三倍，长度是沟的百倍，估算工日，十天完成一半，三十天全部完成。如果把三十天的工作量，分摊到三年完成，必定能够成功。等到工程全部完成，百姓利用甽田获利。一年之中，各家修缮自己的遂，治理沟洫，官府督促百姓疏浚浍。遇到小旱小涝，可以不发生饥荒；即使发生十分严重的饥荒，也能挽救其中的一半。所以说沟洫是万世的利益。这就是古代不吝惜那一点点废弃的土地，也不曾畏惧它难以成功的原因。

百姓，一个男人失业就会挨饿，十天没有粮食就会饿死。这本来应该让各家自行谋生，人人自己出力。然而百姓终年垦荒种田，仍然挨饿甚至饿死，这一定是他们无法自行解决的原因。一是因为年成不好，二是因为沟洫没有治理。年成不好，是人无法控制的；沟洫没有治理，农民无法独自完成，官府可以统一力量来做。不做的原因，是认为这件事太重大而不敢着手，太繁琐而无人承担。我私下观察秦汉以来关于限制田产、命名田产的言论，既然因为剥夺富人的利益而引发怨恨，已经不再讨论这些了。而魏孝文帝均田的命令，其归还和授受田亩的方法，历经北齐、北周，直到李唐，实行了几百年，这怎么能做到呢？况且沟洫水利的好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兴办，又怎么能做不到呢？大概是因为没有大水大旱的时候，就坐着看而不认为有必要做；等到水旱灾害来临，救急都来不及，更是万万无法着手。加上百姓粮食的丰歉，必定几年后才能显现；国家的利弊，也必定几年后才能显现。事情没有近效，官员没有严格的考核，所以百姓的饥饱生死，完全听命于不可预知的年成，而没有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的预防和救济。我认为救荒没有好策略，在未发生荒年时修筑沟洫，这是预先救济的策略；即使在救荒时修筑沟洫，让饥民通过做工来获取食物，这是一举两得的策略。然而土地形状不同，人的习俗不同，按照方尺的图纸，动辄调动十万人力，像汉武帝那样轻信用方士，坐在宫苑之内，度量溪谷之外，像王安石那样想开垦梁山泊的，那确实不可行。即使春天商议划定田界，秋天商议派遣使者，像宋天禧年间提点刑狱官兼管劝农职务，仍然对百姓没有丝毫益处，也是名义美好而不足以依赖的。所以修筑沟洫，必须向乡里的长老和里长咨询，总领事务由郡守负责，责成县令完成，分派任务给县丞和主簿，这样亲近而不扰民，长久必定成功。现在召集四境的长老，体察人情和地势，有认为可以兴办沟洫水利的地方，县丞和主簿先进行勘察，然后公议给县令，县令再勘察，按里计算工日，绘制图纸向郡守请示，然后动工。有废弃的土地可以沟通水利的，就招募附近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做，官府资助不足的部分，田地修成后授予这些人，五年后开始征税，十亩抵一亩。有沟洫使田地成为永久利益的，就由从事本业的人负责，百姓充实田地，官府均衡劳力。春夏做工五天，秋天做工十天，冬天做工二十天，县丞和主簿亲自监督，县令偶尔视察。先完成的，登记在册由官府保存；未完成的，记录在案，到第二年继续完成。百姓田地一顷，允许占用沟地半亩，十顷占用五亩。如果沟涂道路不占田地的，转嫁给邻居田地补偿。田地不足一顷的，按劳力承担而不按田地承担。二十亩以下的，免除劳力。蓄水和排水的利益，两个县共同享有，那么郡守就责成两个县令。县令如果离任，就把账册交给继任者。凡是县令设立农田考核，郡守监察，那些阻碍成功以及借名扰民的，予以罢免。

古扬州的田地属于下下等，现在苏州、湖州的田地赋税，固然是上上等。从唐肃宗、代宗时期开始，逐渐

译水稻种植于东吴。到了宋代南朝。直至元代明代的漕运。都大半从这里获取供给。这就是孔安国所说的“田下赋上”，而人工修缮得当啊。苏州、湖州一带的百姓。擅长耕种水田。春天收获豆麦。秋天收获禾稻。中等年成的收入。大概能得三石。而北方耕种旱地的人。却连一半都达不到。这是因为没有将其改为水田的缘故。大凡谷物的种植。禾稻的产量加倍。种植禾稻的田地。若是水田产量又加倍。昔日关中、邺下的渠道。蜀郡的江水。荆州的芍陂。扬州的七门三堰。原本都是废弃的田地。但每亩能收获数锺粮食。百姓依赖这些而富裕。这是得到水利的功效啊。西北地区土质高燥。适宜种植麦子和高粱。凡是低平的土地。就成了低产田。因为那里不适合高粱麦子的生长特性。而且雨水一旦过去。水无处积聚的缘故。如果那里的地方长官。能够勤勉地进行勘察测量。分年规划土地。仿照沟洫的意旨。完备蓄水排水设施以建成水田。种植禾稻以辅助晚熟作物。那么高地上的水四处汇聚。原本为害的必然转而成为利益了。况且开凿沟洫。并非像古人那样凭空寻求水利那样困难。利用百姓的田地。兴办百姓的利益。不派遣使者。不征发民夫。不招引流民。看其工程大小和所需劳力。边做边成。若有小范围的水旱灾害。这里丰收那里歉收。那么附近的人。必定会请求这种方法并自行实施。不必担忧事情在开始谋划时难以进行。我私下观察有水源的地方。都可以成为农田。所以浙江、福建、江淮之间。山冈岭上。有泉水可以灌溉的称为山田。江湖旁边。有淤泥可以围垦的称为圩田。如果在西北低平的田地上。酌情开凿沟洫。难道会有山田、圩田那样的困难吗？通晓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这一利益一旦兴起。不仅仅是分散金钱、转运粟米、损此益彼的算计。它在古代。是寻求代田、区田的方法；它在当今。是采用水车、水盘的制度。符合地势。顺应民情。做起来就能成功。事情可以长久维持。这就是朱熹认为划定经界是五十年之利的道理所在。

译请求降低粮食价格并兴修水利 疏 乾隆十二年

御史赵青藜

我皇上体恤百姓赖以生存的疾苦。因为各地粮食价格昂贵，再三寻求审查粮食丰缺的道理，充裕流通的源头。特别颁布谕旨，命令暂停各省采买，以及捐纳监生收米的惯例，斟酌缓急而将财富藏于民间。然而皇上深远的思虑如同深渊，仍命大学士和九卿详细商议。臣私下认为，如今粮食价格昂贵，实在是由逐渐积累造成的。它突然变贵，有时是因为年成歉收，有时是因为官府采买。等到采买过度之后，歉收的年成又变得丰收，价格并非不稍微降低。但是与从前未贵时的原价相比，确实已经略微高出其价值了。像这样经过三五次起伏，三五次浮涨积累，与原价相比已经大大悬殊了。一天比一天贵，一年比一年贵，习以为常，谁肯率先降低价格呢？况且现在官府卖粮的定例，恰好成为商人囤积居奇的借口。查规定，大灾年减价一钱，中灾年减价五分，平常出售，就不允许减价。这无论商人囤积把持，小吏勒索，还是库平库色（折算损耗），百姓都受不了他们的苛求。造册发票，照票给米，百姓受不了漫长的等待。任由发放领取，以官府为政，米的好坏，百姓不能挑选。又卖粮的数量，每人不能超过五斗。即使按最减价的一钱计算，银钱不过五分。这五分钱，足以抵消他们的苛求吗？足以补偿他们的等待吗？百姓无利可图，观望不前，而官府想尽快卖出，商人于是得以勾结小吏巧妙地实行囤积。粮食的昂贵，愈发形成牢不可破的局面。执行不善，应当紧急商议变通的就是这一点。

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酌情修改定例，不妨多减价，以开创率先降价的道路，打破积贵难降的局面。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只是利于奸商囤积罢了。不知道减价既多，那么百姓争相购买的势头一定很盛。争相购买势头盛，那么他们自我稽查监督就一定严格。商人囤积必然没有掩饰的余地。而承受国家浩荡恩泽的，都是等待救济的百姓了。于是议论的人或许说，减价多卖粮多，仓库的定额怎么办？而臣愚昧地认为，减价卖粮而价格平稳，价格平稳而卖粮的款项，就可以在本地秋收时购买补充，不担心短缺。

此外臣还有请求。臣查雍正年间，直隶营田水利，每年粮食收入不下数十万石。近年来，几乎成为虚文，逐渐废弛。以致粮食收入大多不如从前。臣非常惋惜。臣请求谕令直隶总督，查明从前营田的地方，就现在已成的田亩，造一清册，长远经营。应该修复的修复，应该兴办的兴办。总归委托给州县，以及统辖的道府，分别劝勉惩罚。不喜好虚名，不畏惧困难，宽限期限，而务必收到实效。虽然水利事宜，不是臣的明智所能详悉，但营成一处得一处的好处，营成一亩也得一亩的好处。考察《禹贡》扬州地区，田地属于下下等；荆州地区，田地属于下中等。现在所称产米之乡，却在湖广、江西两省。这难道不是西北的水失去了正道，而土地失去了利益的明显证据吗？况且西北佃田，广种薄收，人以顷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水涝难以齐备，而工本恐怕弃于无用。如果真正兴修水利以妥善蓄泄，使旱灾水灾不能成灾，那么深耕易耨，而佃人将以亩计，至多也以亩的十分之一计。这样一顷之地可以多容纳六七佃户。失业的百姓可以逐渐驱使他们回归农业，而游手好闲的人就少了。

再查直隶一省，旗人百姓居多。如果任由业主管理庄头，任由庄头率领散佃，其用力尤其容易，而其方法尤其简便。至于大工程，力量难以责成百姓的，令地方官详明总督巡抚，估计费用，请求国库拨款兴修。用所收入的租谷，按年扣还。只是担心畏惧困难而执行不实罢了。古来大工程大役，多以看似无事而完成。用本地官劝本地民，兴本地水利。即使有会同之处，而把服劳役的百姓，看作如同本地的父母，不担心他们不听。所以臣认为委托给州县及统辖的道府就足够了。至于一切规划营田，定例应当有可遵循的。只是其多派官役，往来道路，则是臣所说的喜好虚名恰好滋扰，而大不可取的。臣请求皇上广泛集议，决断于宸衷，一意举行。纵然没有近功可图，实为万世所利赖。水滋润灌溉，而土壤肥沃，粮食收入丰盈。久而久之，即使东南的漕运也可节省。何至于粮食价格昂贵，上烦圣虑。如果只暂停各省采买，收捐监谷，保证粮食不更加昂贵也就够了。想要减价使价格平稳，臣有理由知道它不能。不仅仅是臣而已，即使定议的大臣，恐怕也不能保证它一定降低。为什么呢？积渐的形势已成，难以突然返回。况且监谷既停，将来遇到需要粮食的地方，于是向近处采买，价格必然更加昂贵。而刚停又买，难道是我皇上从长妥计的谕旨吗？理财足民，无过开源节流之道。而增籴减粜，依然是良法美意的初衷。虽然减价卖粮，御史李清芳曾以上请，臣业经议驳。而只是认为官府卖粮不减价，那么粮食价格终究不能平稳。价格不平稳，那么终究无以仰慰皇上宵衣旰食的忧勤。又何敢以驳议佥同，遂为缄默，不披沥愚忱于圣明之前呢。

同州府荒地渠泉

译议论

乔光烈

译开辟土地以扩大农业功效。利用流泉以供给灌溉。使得田野没有不被开垦的，年岁没有遭受旱灾的。这就是所说的因地制宜、利用天时，给百姓带来无穷利益的做法。然而，土地不能荒废，也不能强行耕种，这不仅仅是杂草占据的问题。润泽适宜的地方有，也有无法引到的，这取决于地形便利的不同。土地不可耕种却强行开垦，润泽无法引来却强行索取，耗费徒多而成效甚少，对事情没有益处，对百姓少有便利。只有斟酌适宜之处加以施行，或许能省力而效多。

同州府所管辖的地区，自潼关以外的州县共有九个：华州、大荔、朝邑、澄城、蒲城、华阴、白水、合阳、韩城。计算这些地方的土地，全部作为农田，每年耕种收获，没有荒废的，只有潼关、合阳、韩城。除此之外，华州、大荔、朝邑、澄城、蒲县、华阴、白水等地，过去荒芜未治理的，共计九千二百三十顷四十九亩。后来多次经过开垦恢复，如今现耕种的田地，合计共三千七百九十顷七十亩有余。另外，华州、大荔、蒲城、华阴都有屯田，是明代军屯种植的土地。这些土地以顷计算的，共一百八十二顷。这些土地早已荒芜，后来逐渐开垦，得到六十一顷四十八亩。尚未恢复的土地还有一百二十顷六十二亩。

而各州县泉水源头的地方，如果过去曾引水筑渠的，在潼关有潼河、张公堰、禁峪河以及麻峪三条渠。在华州有乔峪渠、阶峪水渠、赤堤峪渠，共五座堰；石堤峪渠、西溪渠、小敷渠、黄家河渠、黄家峪渠、构峪河、罗纹渠、太平渠、孝感泉。在大荔有龙首渠、北庄泉、苏村泉。在朝邑有双泉、蔡庄、象底、大奇、西庄五泉。在合阳有大峪河、洽水、桥头河、宫城河、王村瀵、莘里瀵、运斗瀵，引水建成三十二条渠。在韩城有●河、芝河、潦河、漧河、水文水、盘水，引水建成五十八条渠。在澄城有玉泉、大谷河、县西河八渠的十分之几。在蒲城有漫源、半坡寨、常乐、三郎诸渠以及郑渠。在华阴有磨渠、灵应泉渠、醴泉渠、瓮峪渠。总共合计泉渠一百六十三条。如今疏通它们的流水，都可以引水灌溉。

像潼关的周公渠、漕渠，华州的漕渠、利俗渠，以及天池、东西南三溪，大荔的冯村、坡底、洪善三泉，朝邑的通灵陂，韩城的●水土门七堰，蒲城的白马泉、山阳堰，华阴的敷水、蒲谷峪、段明峪、黄神、长漕渠，以及白水的武子渠，有的开凿于唐宋时期，大多已经淤塞废弃。自议论者说西北缺少水利，所以田地没有灌溉，常常担心旱年。又因为那里地广人少，有的丢弃土地不耕种。为百姓谋划的人，务必使尺寸的土地没有遗漏播种，涓滴的润泽没有遗漏利用。以今天的同州来说，尚未开垦恢复的土地还有五千多顷，废弃不治理的泉渠将近二十多条，似乎应该紧急引导百姓耕种，并且全部修治水利，一刻也不能迟缓。

然而百姓追求利益，超过官府教导百姓。只要有利益所在，必定争先前往，忘记劳苦费力。谁愿意丢弃可以耕种的土地，任其成为闲田？谁不喜欢有灌溉的资源，而听任土地成为干枯的土壤呢？只是看到没有利益，却白白耗费勤劳，所以土地没有开垦恢复的，渠泉淤塞没有疏通的，时间久了，任其废弃不治理，不是没有原因的。

况且地利不能不尽，而所谓尽地利，也不一定完全在于种植庄稼。古代善于为百姓谋划的人，平原低湿肥沃可以耕种的就耕种；那些土地贫瘠坚硬、五种谷物不适合种植的，就种植瓜果树木。所以种植桑树足以供给蚕丝，种植枣、栗、芋头等，足以供应货物，出售以备凶荒，不一定非要作为农田，而利益却比粮食丰富。那么衡量土地、任用土壤，应当各自看其适宜之处。

如今同州所属地区，人口稠密土地狭小，凡是平坦可以开垦的土地，都已经开垦没有遗漏。那些不能开垦恢复的民屯荒地，五千五百三十三顷三十四亩，不是贫瘠不长草木，就是临近河流容易漫溢决口，难以施用人力。此外山坡岭侧不成块段的土地，如华州的构峪、金堆城，合阳的梁山，蒲城的北山，大荔的炉地，之前已经督促所属州县官员，依次劝勉百姓种植果木，务必使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以尽地利。

至于所有引渠泉灌溉的地方，每逢灌溉时期，民间都设立水排，依照次序放水，不乱顺序。如果所灌溉的地亩，各自根据渠水大小分配支流，难以继续开垦。至于淤塞废弃的渠泉，只有潼关的周公渠尚可修复，其余有的源流细微，有的水性湍急，有的地高水远，有的干涸淤塞。常常因为巡视县邑的便利，反复讲求，观察情势，虽然想要恢复，但措施没有方向。大概因为今昔不同，地形便利也不同。如今只先在平坦地区劝勉百姓多凿井泉，并且在渭河、洛河两河制造水车、桔槔等工具，让百姓观摩效法，以收取水利，对事情较为便利。恭敬地提出建议。

尽地利不一定完全在于种植庄稼，这一句话扼住了西北水利得失的关键。

井利说

王心敬

有人问丰川氏说：“水利是救旱的第一要义。然而如果旱日长久，那么江水也会下降，河水也会枯竭，深渊泉水也会微弱而干涸。将要取水的道路，不也就穷尽了吗？水路穷尽，而生民的旱饥，将如何救济呢？”丰川氏说：“不是这样。没看见我们夫子在《系易》中的辞句说‘井养而不穷’吗？那么如果掘井……”

译有一种方法，正可以通达江河深渊泉水的穷尽之处，而实际上能弥补天道雨水恩泽的不足。我出生在陕西，没能走遍天下，但像河南、湖广、江南、江北等地，我的足迹曾经到达过；山西、顺天、山东等地，则曾经听说过。大致北方省份难以打井的地方，只有豫省西南边境地势高亢的地方，井灌大多困难。至于山东、直隶，可以打井的地方应当不止一半。只是因为地广人稀，百姓只依赖上天生存，畏惧劳苦，而历来主管官员也畏惧在荒僻之地经营，所以荒年往往听任上天安排，坐等流离失所、死亡罢了。只有山西人口稠密、土地狭小，谋生艰难，那里的人习惯于节俭勤劳，所以井的利益在各省中首屈一指。但也很少遇到像召父、杜母那样的好官担任监司，所以井的地方终究不及荒地多。至于我们陕西的西安、凤翔两府，西安渭水以南各县，十分之五六都可以打井，但百姓习惯于懒惰，很少知道其中的利益。只有富平、蒲城两县，井的利益颇为兴盛。像流渠、米原等乡，有挖掘泉水深达六丈以外，用来供给汲水灌溉的，甚至有用砖包砌的，工费三四十两银子，用四架辘轳来灌溉的。所以每逢旱灾荒年，这两县流离失所、死亡的人唯独最少。凤翔九属，可以利用水利的地方，又比西安多，而废弃不讲的，也比西安多。天道六十年必定有一次大水大旱，三十年必定有几次小水小旱，即使十年中，旱灾歉收也必定有一两次遇到。只有地下的水泉终究没有枯竭的道理。如果按照可以打井的地方确立打井的方法，那么实际的利益可以惠及百世。现在计算其规划的详细情况，首先在于查看村堡人口多寡的数量，其次查看地势高低深浅的适宜，再次计算成井取水难易、节省费用的详细情况，再次必须先事先预备，不至于在紧急时失去时机。关键则在乡约，村村得人，而大纲枢纽则在太守贤明，实心实意，严厉告诫州县，信赏必罚，丝毫不假借。为什么说首先查看村堡人口多寡的数量呢？凡是缺乏河泉的乡村，想要兴起井的利益，必须计算人口来成井。大致男女五口，必须一口圆井，灌溉田地五亩；十口则必须两口圆井，灌溉田地十亩。如果人口二十口以上，得到一口水车方井，用水车取水，然后可以充足一年的供养，而没有窘迫危急的担忧。井如果不与人口相称，即使所产不敷人用，虽然想不流离死亡，难道可以得到吗？这就是所谓必须查看人口的多寡来成井。为什么必须查看高低深浅的适宜呢？地势高，则井深而成井难；地势低，则井浅而成井易。然而又有虽然高但不带沙石，成井反而容易；地势低而多有沙石，成井反而难的。所以地势的适宜其次辨别。为什么又须仔细计算地的成井难易、取水省费的详细情况呢？成井难的其费用重，成井易的其费用省；取水难的其费用重，取水易的其费用轻。费用省，则可以按照其地而量助以官谷；费用重，则可以称其费而多借以仓粮。乡约是本地人，必定知道村中人家的贫富；砌匠是久做的人，必定熟悉其工料的情实。只要得到乡约、井匠，计算估计不失误，官吏勤查而细酌，然后价少而事举，没有意外的隐奸。所以成井与取水的难易适宜其次计算。为什么又说必须先事预备呢？凡是靠近河、靠近泉、靠近泽，一二里之间，水可以引到的地方，则襄江水车制可用。至于像井深二丈以上，则山陕汲井的车，无不可用。但井须砖石包砌，工费颇多。不预先为之计，使一切井工器具，预先在春天完成。倘若像夏后骤旱，田苗需要水，将何来得及呢？只有砖料先备，则临时一口井，数日可完。虽然水面降落，泉水不易枯竭了。所以说必须先事预备。为什么说要紧在乡约得人，而尤其在于太守告诫州县信赏必罚呢？乡约不得人，官吏岂能一一亲自查看？虽然上司悉心筹划，而承行全属具文。而且即使乡约得人，下面不尊服，动辄掣肘，也岂能成就此一大事呢？然而不是太守刻意巡察，州县畏惧法律，怎么能一郡举无废事，不致玩愒苟且呢？所以说在乡约得人，而尤其在于太守尽心。

译至于详细计算工程、筹备物料、筹划费用、考察兴废、辨别勤惰并制定赏罚，尤其需要切合实际、适宜得当，不要让大型工程中途受阻，也不让功劳与罪责最终混淆，这又是成就事业所依赖的基础，是取得政绩的关键所在。我又详细计算了具体情况：凡是适合挖井的地方，大约在四五丈深的范围内，能够取到水的地方都可以挖井。然而使用辘轳容易，而使用水车则困难。使用水车的井，深浅必须控制在三丈左右，而且即使地中没有沙石，也必须用砖包砌。统计工程费用，浅井没有七八两银子办不成，深井没有十两银子以上办不成，而这一架水车，没有十两银子也办不成。但是建成后，深井可以灌溉二十余亩，浅井甚至可以灌溉三四十亩。只要施肥灌溉及时，耕耘除草勤劳，仅这一口井，一年所获粮食竟可达百石，少也有七八十石。花费二三十两银子，而在荒年收获百石粮食，哪个更划算？如果确实能够根据地形衡量人力，有的地段宽长、人口多，一家可以开凿两三口井；又如地段窄短、人口稀少，或者几户人家共同开凿一口大井。这就是使用水车的井，虽然困难却不可忽略。至于小井，则不需要砖砌，工匠费用不过几文钱，器具也不过一两银子就可以办到。如果地中有沙需要砖砌的，一切工费也不过三两到五两银子。然而一口井可以灌溉五亩地，只要勤劳耕作，一年可以获得十四五石粮食，更加精心勤劳，可以获得二十四五石粮食。花费三两到五两银子，而在荒年收获十四五石粮食，甚至二十多石粮食，哪个更划算？况且即使是八口之家，也可以维持生计并有剩余。这就是使用辘轳的井，尤其不可忽略。又如居住靠近南山的地方，井可以用石头代替砖块，那么全乡合力搬运石头；至于所用的横木、井架、水车、辘轳等木材，乡中寺庙观宇的木材可以借用的就借用，富人家中积蓄的，或者当地出产的，就由乡约评估价格，或者借用官仓粮食立即偿还，或者由乡约作保，也用秋后的粮食偿还。这也是乡中善人所乐于做的。太守先派遣适当的人员，稽查各乡的兴废情况，仍然时常骑马巡视所属各县，务必巡视一遍再巡视一遍，并且携带酒菜，凡是勤劳且合乎法度的，立即给予赏赐鼓励；懒惰的，立即加以责罚惩戒。对待乡约，也一定要一体给予荣誉或耻辱。而对于州县官员应当奖励或警戒的，更必须丝毫不容假借。总之，要使一郡之内，村村大小井相间而成，户户都备有抗旱器具，没有不预先准备的。凡是工费不足的，都由乡约通融调剂，或者禀报官府借粮，或者在村中担保借贷，就在秋收时责令他们按粮食价格偿还，加上两成的利息，一一全部还清。此外，如地势高难以挖井、石田绝水的乡村，以及寡妇孤儿、单丁独户、僧尼流民、师巫乐工，或者有人而无田，或者有田而无丁，或者有田有人而无生活费用，都需要乡约悉心筹划处理，禀报官府施行，不让一个人、一户人家不共享利益，这难道不是王政中最重要的吗？

乾隆二年，陕西巡抚臣崔纪上奏说，陕西平原八百多里，农业耕作大多依赖上天降雨，一旦干旱就束手无策。我私下认为，凿井灌溉农田的方法，确实可以弥补雨水不足的缺陷。我籍贯在蒲州，熟悉其中的好处，想广泛推行。除了延安、榆林二府，邠州、鄜州、绥德三州，所属地区地势高、土层厚，不能凿井外，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以及渭南等九个州县，地势低下，或者一、二丈，或者三、四丈，就可以取到水。渭北二十里的州县，地势高仰，也不过四、五丈或六、七丈就能取到水。只是有力气的人家可以劝谕开凿，贫民确实难以勉强。打算将地丁耗羡银两借给贫民，作为凿井费用，分三年缴清。再则，凿井耕田，民力劳累，与河泉自然水利不同，请求免除将水田升科征税。皇帝下旨允许实行。又上疏说，陕西的水利，没有比龙洞渠更好的了。在秦代称为郑渠，汉代称为白渠，宋代到元明，有的叫丰利渠，有的叫王御史新渠，有的叫广惠渠，有的叫通济渠。上游承接泾水，中游接纳各泉水，受益非常广泛。自从雍正五年，督臣岳锺琪动用国库资金兴修，经过阳、醴泉、三原、高陵四县，都依靠它灌溉。无奈没有确定每年修缮的方法，又因为泾水上涨流入渠中，泥沙淤塞，各泉水从渠岸溢出，石缝渗漏，经前任巡抚臣硕色咨文部院修浚。但现在龙洞泉水向北流入泾水，不向南流入渠中。那些筛珠、琼珠以下的各泉水，虽然向南流，无奈渠身渗漏，也大多流入泾水。如果不将龙洞及各渠的泥沙淘尽，不但不能引泾水，即使龙洞泉水也不能向下通达。最要紧的莫过于在龙洞内筑石坝以接纳泉水，不让它流入泾水。龙洞南岸的石堤，应该加高以防止浊水溢出堵塞。又水磨桥、大王桥上下各泉水，也应该在泉旁筑坝，收入渠内。请求设置水夫三十名，负责启闭闸板的差役。都获准实行。第二年三月，因为崔纪在陕西水利办理不善，改任湖南巡抚。乾隆十五年，陕西巡抚陈宏谋上奏说，关中之地，平原土层厚，虽然有河道，但岸高难以引水，凿井灌溉农田，确实是救旱的好方法。我告诫下属劝导，凡是用自己资金开井的，地方官明确奖励；无力者，给予社谷、常平谷作为工本。上报后皇帝知道了。

全面查考井泉

译檄文

译陈宏谋

耕田与凿井，是农业工作中同样重要的部分。井水滋养万物而无穷尽，这一道理记载于经典之中。陕西地方，平原与高地交错，河渠不多。偶尔有河道，也是岸高河低，难以用来汲水灌溉。一旦偶尔缺雨，便遭受旱灾。乾隆二年，前任总督崔氏曾通令开凿水井。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四府，乾州、邠州、商州、兴州四州，共登记上报开成的水井三万二千九百余眼。开凿而未完成、或已填塞的，数量也大致相同。其中有百姓自己出资开凿的，有借用官府工本开凿、分年缴还的。只是因为当时各地执行不善，有的操之过急，不论地势高低；有的勉强开凿，有的明知开凿也无益却粉饰欺骗。后来因为有一两处无法开凿，于是大家神色警戒，都声称陕西开井没有益处，这实在不是持平公正的言论。本都院此前到陕西任职时，看到鄠县王丰川先生所著的《井利说》，其论述明确透彻。我悉心体察访查，认为开井的益处可以振兴。凡是望去一片青绿、户口繁盛的地方，都属于有井的地区。崔总督任内所开的水井，近年来已经享受到其益处。我曾命令各地官员，巡视乡村，劝勉百姓开井，数量很多。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雨雪稀少，夏季庄稼遭受旱灾。命令各地分别上报情况，只有旧有井泉的地方，夏季收成都很丰厚；没有井的地方，收成都很微薄。即使小民临时掘井灌溉，也尚能免于遭受旱灾。那么有井与无井的利害关系就非常明显，确凿无误。此外，可以开井而没有开凿的地方也实在不少。正在通令核查。根据咸阳知县臧某禀报，今年现开凿水井七百一十眼，灌溉大大获得益处。华州、华阴也是如此。大概渭河以南开井都较容易，渭河以北的高原山坡不能开井，其余平地开井稍难。然而挖到数丈深，没有不及水的。除了延安、榆林、绥德、鄜州四地难以商议开凿外，其余各府州，难易程度不同。必须将新井旧井的多少、井泉的深浅彻底查清，才可以相机劝导，分别筹办。命令司官，立即转行西安、同州、凤翔、汉中、乾州、邠州、商州、兴州等属。除了民间住房汲水饮用的井，无需查报外，其灌溉田亩桑园的水井，查照格式，开列明白送阅。那些未开井的地方，泉水深浅如何，开井难易如何，其中实在不可开凿的地方，也一并声明。如开凿一口井，大约需要费用多少，逐一声明，直接上报本都院查考，以便斟酌决定。只需传令乡保，将本地的水井，开列一份草单，约略列出新旧深浅数目，由州县汇总成折报送。事情力求简易，不得苛细驳查，也不必出差前往核查，导致未开井而先有一番纷扰。回复之日，如何逐步施行，本都院自有筹酌。各州县不得揣摩上意，随口胡乱回复，也不得害怕连累，故意阻挠。

开港议

张海珊

从前我们的孔子称赞大禹说：“尽力于沟渠。”我曾奇怪他不提及疏通决排的大功，而只在于沟渠这类细微之处。难道不是因为疏通决排，是用来去除水患的，而沟渠是用来收取水利的，以此来成就土壤、养育百姓，其功绩因此更为宏大吗？考查《周礼》，遂人治理郊野，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而符合匠人的制度，那么所谓的浍，必定宽两寻、深两仞，向下至于洫、沟、遂，其宽度与深度都递减一半。然而必须考察地势，顺应形势，有盘曲交错参差的制度，有直角矩形的法则，必定极尽高深而后止。而沟的宽度是三十步的，其宽度又加倍。遂、沟、洫、浍、川，如同网在纲上，有条理而不混乱。又有蓄水池来蓄水，有堤防来止水。〇根据天时的旱涝、地形的高低，而为之蓄水或泄水。沟渠的制度，是用来辅助井田制并行实施的。井田制可以废除，而沟渠的制度必不可废除。东南是水泽之国，而吴江、震泽两县，又处于下游，水患很大，而水利也很广博。圩田之美名闻天下。那在三江左右，互相游荡，而蜿蜒入海的，有像泾、像浦的；那分承各处之水而分散蓄积的，有像湖、像荡、像漾的；那承接苕溪之水而分流进入太湖的，有像渎、像溇、像港的。或十里，或五里，或纵向或横向，随水流而蓄积，而其支流曲折又有所谓的横港，各自经过圩田的东与西，而与田地相连，以按时资用灌溉。这也算是古代沟渠的遗意吧。岁月长久，湖流淤塞浑浊，随着水势上涨，水退而泥留。农夫侵占了一半，围岸塌落又占了一半，而溇与港仅存其痕迹，或略通细流。春水按时到来，则无处蓄积，随即漫入田地。一旦遇到大旱，则港底龟裂，车戽无处汲水。人们只看到水患，而不能利用其利，岂不可惜吗？唉！古代所谓的遂人、稻人的职责，既然不能恢复，官府又不暇以此类事务为事，而缙绅士大夫，又每天从事于锱铢必较，剥削小民的生计，以高资相夸耀，百事废堕，道路不修，桥梁不建，溇港堵塞而圩田之利也废弛。将古代圣人所尽力之事，视为琐碎，笑为迂腐，天下事大抵如此罢了。作《开溇港议》，并将应行的事宜附在后面。

与所属牧令书岭南集

程含章

政事没有比

译养育百姓，没有比兴修水利更重要的了。那么，开挖陂塘的事，就不能不赶紧筹划了。虽然如此，却有难处。现在各位试着向百姓宣告说：“我替你们开挖陂塘”，百姓一定不响应。再试着宣告说：“本府替你们开挖陂塘”，百姓也不响应。再试着宣告说：“督抚司道替你们开挖陂塘”，百姓仍然不响应。水本是粮食的根本，百姓难道不知道为自己谋划吗？然而命令却不听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利益的心理，抵不过他们担忧遭受祸害的心理，这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呢？开挖一座陂塘，必须联合几十上百户人家一起干，而且必须先向官府申请勘察然后才能动工。人心不同，这是可担忧的；议论不协调，这是可担忧的；力量不统一，这是可担忧的。官府的守候，书吏差役的勒索，夫役马匹的供给，处处都是可担忧的。陂塘水利的利益，遥远得不知在哪里，而切身的忧虑，却纷至沓来无法排解。这是他们起初的担忧。工程刚开始，人们心存观望，乡邻之间有争吵的声音，银钱有垫付的负担。陂头刚筑起来，阻挠的人就来了；沟渠道路经过的地方，阻挠的人又来了；砍伐别人一棵树一块石头，阻挠的人又来了。退让的话工程就不能完成，争执的话诉讼立刻就会发生。万一中途废弃，那么白白浪费的人工材料，得不到赔偿。前后辗转，反而后悔此举是多事。这是他们后续的担忧。陂塘幸好完工了，水汩汩地流来了。靠近的人，因为水流经过自己面前就争抢；远离的人，因为水流难以到达田地又争抢。强壮的人倚仗力气又争抢，富有的人倚仗钱财又争抢。争抢不停止，必定接着发生斗殴，或者受伤或者死亡，家产破败消亡。况且新修的工程，大多不坚实，大雨之后，必定多有坍塌。怨恨之声纷纷腾起，呼喊无人回应。前面的累赘还没清除，后面的累赘接踵而至。牵头办事的人心力已经疲倦，两三年后，废弃成为废墟，而前功尽弃了。这是他们最终的担忧。那么陂塘终究不能开挖吗？回答说：这完全不是这样。我在南雄时，曾经开挖过五十三座陂塘。百姓起初的担忧，我谨慎地谋划；百姓后续的担忧，我预先防范；百姓最终的担忧，我妥善地完成。百姓早上有请求，我晚上就来了；百姓晚上有请求，我早上就来了。坐着轿子上路，不劳烦仆从，不耗费百姓钱财。示范就亲自给予，告诫就亲自书写，书吏差役不得过问。一座陂塘的勘察，达到两次，达到三次，达到五次，达到十次，我不认为劳累。牵头办事的人来见我，就像进入我的家一样，达到两次，达到三次，达到五次，达到十次我不认为烦扰。严寒酷暑，我能忍受；极度饥饿口渴，我能忍耐；狭窄的地方，危险的地带，十里八里，我能步行。陂塘没建成时，我眼睛所看，耳朵所听，白天所思，夜晚所梦，全都在此。往往有关键时刻，百姓还没说，我的告诫就先下达了；牵头办事的人还没到，我已经先来了。陂塘哪有不能成功的呢？一座陂塘建成后，百姓看到有利无害，都说：“我们的父母官在这里没有一寸土地，却如此劳心，如此劳身，如此费财，何况我们这些小人衣食的来源，子孙的计策，能不勤奋吗？”于是强壮的人收敛行迹，软弱的人勉力做事，纷纷请求开挖陂塘了。现在我愧任郡守，所属各县，百姓多穷苦，难道没有可以兴修的水利吗？那么怎么能不引为己任而赶紧筹划呢？虽然如此，却有难处。郡守县令，都有地方的责任。然而百姓信任郡守，常常不如信任县令；百姓畏惧郡守，常常不如畏惧县令。为什么呢？郡守远而县令近，郡守疏而县令亲。只希望各位与我同心，把民事当作自己的事。凡是有应该修筑堤堰、应该开挖陂塘的地方，率领士民，勉力去做，并把事情上报给我。我都捐出俸禄作为倡导，有空就亲自前往督工，以代替各位的劳累。一匹马、一个夫役、一杯茶、一顿饭，不让各位负担。如果真的取得成效，将来荷锄的人如云，开渠引水如降雨，各位将与召父、杜母一样，流传不朽。我也得以借此稍微弥补我的责任，难道不美好吗？另外我还有嘱托。从前伊尹执政，有一个百姓没得到安置，就说这是我的罪过。范文正公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各位对此有所见吗？这个意思明白了，那么兴修水利有什么难的呢？否则，与其扰民，不如安民。请不要把我当作招致怨恨的所在，那就幸运了。

译劝民开沟除潦示道光二年

兖沂曹道贺长龄

查见土地有水，就像人身有血脉一样。血脉壅塞停滞，疾病必然侵害身体；水道不通畅，土地必然遭受祸害。这是确定的道理，人人皆知。山东省连年遭受水灾，而今年尤其严重。本道虽然刚刚到任，但目睹百姓困苦，内心深感悲恻。推究其缘故，总归是因为沟渠不修治，河道不疏浚，导致水流失去归宿，泛滥成灾。而沟渠之所以不修治，河道之所以不疏浚，固然由于地方官员不善管理，但也主要是你们小民贪图眼前小利而忘记长远祸害的缘故。

有土地就必有地主，各自根据自己土地的位置开挖沟渠，既不耗费钱财，也不怎么费力。但乡间愚民无知，有地必种，断不肯舍弃这尺寸的土地，用来作为疏通水道的地方。一旦遇到雨水多的年份，水流无处归宿，一片汪洋，不仅这尺寸的土地一无所获，连所谓的良田也遭受祸害。既然已经遭受祸害，似乎应该彻底改变计划，开挖沟渠，作为未雨绸缪的打算。却贪恋小利，迷惑而不醒悟，还希冀来年雨水或许不多。等到来年，祸害依然如故，或者更加严重。年复一年，田亩都沦陷于大水之中。唉，我们小民衣食无着，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现在特地下令饬令各州县，督率各庄里长，劝导你们百姓，各自出人力开挑沟渠。一是田沟，在本庄地亩的段落间开挖，应该间隔多少亩开一条沟，应让州县相度筹议。二是界沟，在两姓田亩交界的地方开挖，每条沟宽深多少尺，也等州县相度筹议。这两类沟渠，不仅在水大时足以分流容纳，即使偶尔遇到干旱，也可作为灌溉之用。而且对于彼此的地界，借此作为界限划分，更能永远消除侵占的弊端。这是暂时用你们一时的劳力，实则为你们的田亩带来无穷的利益。

至于往来的道路，旧有的壕沟，大半已经淤塞，积水之后，车马不通，也应该各自根据旧迹深挖，这叫路沟。就用壕沟内挑出的土填垫道路，路越高则沟越深，不仅避免水淹浸泡，而且往来的车马也不能闯入田亩，践踏庄稼。而壕沟水深充足，田亩也能收到滋润的功效。这是既便利行旅，又有益于居民，尤其是一举两利。

至于各州县境内，旧有的河道，虽然多年淤塞，但河形还在，桥梁尚存，可见从前本来有河流。只因你们愚民贪图小利，往往私自侵占，开垦播种，导致越久越塞，也应该各自开挖，以利于宣泄。你们小民各自应当考虑长远，及早办理，不要导致积水受害，后悔莫及。尤其不得贪图小利，妄加阻挠。本道志在必行，你们切勿观望。要知道本道的意思，实为利于你们，不是要加害你们。

海会寺石堰募疏

陈廷敬

我每年冬春之交，在海会寺东边的玉鹊庵煮粥三个月，用来喂养原野和道路上的人。时间到了那里，我亲自管理其事。从玉鹊庵蜿蜒向西，平坦的沙地旷土，估计可达百亩。拄着藜杖独自漫步，远远登上寺门，流泉潺潺，恰好从百亩地之上流出。如果疏通引导并汲取注入，利用它进行灌溉，都可以成为沼泽肥沃的土地。然而却都在荒沙蔓草、断溪乱石之中。询问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因为旁边都临近河流，正值冬天水枯，看见是空旷的原野；夏秋水来，所以成为河道，水流湍急，沙草漂流，茫茫漫溢，其气势可以吞没百亩土地，因此耕种的人谨慎避开。

况且想要扩大田地，必须先培土，这是第一个困难。田地刚成就被河水冲刷，与没有田地相同，这是第二个困难。没有堤防，怎么能种田，这是第三个困难。因为这三个困难，所以郁积为平沙，闲置为旷土，废弃在溪流石碛之间，到现在将近十年了。我徘徊远望，浩然而叹。这时寺僧说，从前已故的冢宰藐山张公，曾经有意于此。停止而没有兴建。现在张公每年输纳金钱，设粥救济，何不捐资筑堰？堰建成后开垦田地，然后修筑堤坝开通道路，举起铁锹引水开渠，永远作为耕地，蔚然成为水田。每年用盈余的粮食作为煮粥的资金，他的恩德不是更多吗？我说：是的，独善其身不如与人共享，请与我共同做这件事。这里的百姓，也很困苦了。环绕县城数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现在数百里的高山，有数百亩平陆，不能说不幸运。而将要累土引水筑防，凭借这三个“少”，构建这三个困难，我有什么力量呢？与大家一起做，也是形势所迫。

而且我看见现在关心民事的人，往往谈论西北的水利，靠近我们县的只有沁水。水既低下，土地都贫瘠高仰，得不到水利。这座寺庙的流泉，像建瓴倒瓶一样，决然从地上流出，而不能为土地所用，难道完全是没有水和水势低的过错吗？水利的兴起，始于魏国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史起的话说：漳水在邺城旁边，西门豹不知道利用，这是不智。但我听说从前张公所见的与现在相同，不是前人知道的都不如后人。或许他们的力量有待于众人。沿门持钵，虽然是僧人的事如此，但将要兴办事业来救济他人，那么我何尝……

译我忍心辞谢这件事。过去，起又因为漳水不能灌溉邺地二百亩田地，应当只征收一百亩的赋税，称之为“恶田”。如今倘若凭借这种力量，把它变成良田。圣明的朝廷正以养育百姓、开垦荒地作为政令，田地既然变好，赋税也就按正常标准供给。地方长官和牧民官员，推行这种道义，益处不是很大吗？

译吴江占水私议 苏州府志

赵振业

侵占田地不止，进而侵占水域。豪强之民为一方之害，何其酷烈啊。我们县境四面环水而居，太湖之外，称为荡、湖、漾、湾的水域数以百计。菱角、芡实、茭白、芦苇以及鱼类的利益，在郡中首屈一指。如今大半落入豪强之家。百姓从事渔猎采集，先将利益归于豪强，然后才吃剩下的残羹。起初，豪强之民用钱财嘱托奸诈的胥吏，缴纳水面田粮，名叫“告佃”，从而得以肆意兼并，而治理这地方的官员却不知道。太湖是天目山等河流的下游，常州、润州的水流由此输送。讲求水利的人讲究宣泄与蓄积。乾隆二十九年，庄中丞有恭巡抚吴地，因为水道堵塞，上疏建议开浚，铲除了沿湖的茭白和蒲草，决开淤积的涨水，耗费国库和民力不知多少。几年后，豪强之民又用钱财嘱托奸诈的胥吏，先占据临湖的田地，又缴纳水面田粮，放任人们在田中种植茭白，蔓延布满湖面，堵塞程度更比从前加倍，而治理这地方的官员又不知道。以圣朝之富有，东南财赋之丰饶，难道吝惜这点微薄的水面，与人争夺尺寸之利吗？而奸诈豪强肆意造成水害，不顾国家大计，这是令人叹息惋惜、痛恨的啊。古时候，沼泽和桥梁没有禁令，与百姓共享利益，必定说是寡妇的利益，君王原本以此来恩惠孤苦无依的人，体恤无处申诉者。如今纵然不能全部归还给无依无靠的人，但让临湖失业的百姓，在其中获取衣食，就像野兽生长在这山上，便在这山上觅食；鱼生长在这水里，便在这水里觅食。天地化育万物的本心，应当必定如此。如果全部归于豪强之民，这就好比山中有猛虎，山便因此空寂；水中有鳄鱼，水便因此枯竭。有人说，豪强之民据为世代产业，一旦夺取，这是官府成为怨恨的根源。回答说：侵占田地不可夺取，侵占水域可以夺取。侵占水域者本来就不是他的所有，犹如盗贼抢夺他人财物，当面交出赃物，不追究他过去的罪行，已是幸运了，如果不服从，严厉惩处他也可以。何必害怕招致怨恨呢？况且名山大泽，天子不以此分封，诸侯尚且不敢独占，何况是百姓。以此责问他们，他们有什么借口推辞呢？又有人说，临湖失业的百姓，都能在水中获取衣食而没有赋税，就会起来争夺，这是滋生诉讼的根源。回答说：缴纳赋税可以，豪强之民告佃不可以。明确颁布法令，有田地的人禁止不得侵占水域，没有田地的人也不得过多侵占，只允许侵占数亩为止。又禁止私下买卖，贫民获得产业后，立即归还官府告佃。至于妨碍水道的地方，永远禁止告佃。这样，那么水对百姓的利益就广博了。如今细微的利益，全部落入豪强之家，而贫民生计日益窘迫。贫民生计日益窘迫，难道是国家之利吗？

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

杨锡绂

私下认为百姓的生计依赖谷物，而粳稻则依靠水才能生长。计算从播种直到成熟，没有一天可以缺水。所以《周礼》遂人治理荒野的方法，划分土地并挖掘沟渠，宽四尺的叫沟，八尺的叫洫，宽二寻深二仞的叫浍。百里之间有一条浍，一百条洫，一万条沟。舍弃肥沃的土地来作为沟洫，实在是因为蓄积和宣泄有时节，那么旱灾就不能成为祸患。所舍弃的小，所获得的利益大。后世田间小路开辟后，沟洫虽然废弃，但是堤坝、沼泽、池塘，实际上与田地相互依存。靠近水则肥沃，远离水则贫瘠，到处都这样。湖南濒临洞庭湖，各属地多就着湖滨修筑堤坝开垦田地，与水争夺土地，常有冲决漫溢的担忧。经过前任巡抚蒋溥，上疏请求禁止百姓在湖滨荒地修筑开垦，已有案卷。此外各属地，不是靠近长江靠近湖泊的田地，都依靠池塘来灌溉。塘池水充足，那么夏秋久晴，也有汲取注水的资源。于是自从人口日益繁多，荒地全部开垦，愚昧的百姓不明长远之计，往往废弃水利而谋求田工。不独大江大湖之滨，以及数里数顷的湖荡，日渐修筑开垦，完全失去旧貌，即使是自己缴纳赋税管理的数亩池塘，也培土改作田地，一个湾也截断水流种植水稻。他们只是习惯于风调雨顺的年份，认为池塘无用，不知道偶尔遇到旱涝，已经所得不抵所失。就是今年湘阴、武陵等县，各有局部灾害，这都是濒临洞庭，而离湖稍远，水便没有接济。臣仔细查访，都是由于池塘多改为田地的缘故。又溪流的水远近都依赖它，如果只凭自己的产业截断开垦为田，那么上游溢出下游漫溢，无不受到连累。现在各属地诉讼案件纠纷，大半由此引起。往往争阻殴打，酿成命案。这种弊端不独湖南，大约东南各省，无处不是这样。水利日益废弃，肥沃的土地逐渐变为贫瘠，实在是百姓生计的祸患。查乾隆九年，浙江布政司潘思，请求禁止侵占官湖，只指湖荡官地而言，如果是民业塘池，尚未议及。臣愚以为国家人口日益繁多，土地固然日益开垦而广阔，但至于关系水利的蓄积与宣泄，则仍应当把土地让给水，而后水不为害，田地也受益。只是小民无知，不能长远考虑，而地方官员因为田粮较塘粮加重，以改则升科，作为劝垦的功劳，于是都贪图眼前的小利，而忘记经久的重大祸害。臣考虑从前已经改垦的田地，逐一清理，固然恐怕滋扰百姓。如果从今以后，严厉禁止，对于东南各省，非常有益。应当请求皇上命令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员，将池塘陂泽蓄积宣泄的利益，明白恳切地晓谕。凡是土地关系到蓄水及出水的，都不允许凭借自己的产业，改垦为田。其有

译现在因为开垦土地而争讼的，命令地方官亲自勘查清楚。只要妨碍水利，就不允许申报开垦。此后如果有刁民不向官府报告，私自将池塘改垦为农田的，查出来后严厉惩处，仍然予以改正。地方官如果有听任百姓胡乱将池塘改垦为农田，企图通过增加赋税获取微薄利益，并以此作为劝课农桑的政绩的，查出来后弹劾处置。这样，沟渠水利的原有意图就不会完全废弃，而农田因得到水利的滋润而加倍受益了。

译查覆封闭山林事宜状

牛运震

查访保护山林，涵养泉水，护持积雪，用以培育地脉而增进农业功效，这确实是治理国家、规划疆土的最高道理，也是爱护百姓、珍惜万物的良善方法，自然应当遵照执行。只是因为本县地势高峻、气候寒冷，百姓日常用度，柴火炭料是最紧迫的事务。先前因为柴炭昂贵，卑职不揣冒昧，酌情请求分别解除禁令，已有案卷可查。如今奉上级公文，命令查明情况、妥善商议并上报。卑职查访，本县东路阿埧一带的昌灵山，林木颇为茂盛。那里地势高亢，没有河渠，也很少有泉水源头，即使百姓需要用水，大多依靠积水洼地汲取饮用。如果让林木更加茂密，那么积雪就会更深。一旦到了春天冰雪融化，不仅有助于滋润土壤，也可以供给百姓日常汲取使用。况且该地薪柴、草料、煤炭出产很多，即使封闭山林，也不妨碍做饭烧火。恳请永远实行封禁，不便轻易议论开采。再有北路镇〇岔口以西、四台以东等山，曾经剿灭番族焚烧之后，只残留小丛短树。该地靠近河流依傍水渠，大都是百姓播种的田亩，也依赖冬季积雪深厚，然后春季水流充沛，才能灌溉正在生长的庄稼。可惜这些林木是农田灌溉所依赖的，似乎应当酌情封禁，作为储备水资源的计策。至于四台以西的沙金沟、先密寺、棋子、棹子等山，都是荒地草地，与百姓农田无关，而且林木茂密，树木杂乱。附近居民，大多以砍柴放牧为业，应当听任本地居民随意采伐，烧制柴炭，售卖度日，作为谋生的资本，并供给本地做饭使用。只是外来商民，为了牟利，雇佣人进山，锯木板烧木炭，也不可毫无稽查。仍应先令他们到县里领取执照，酌情规定砍伐数量，限定日期，以示节制。这样山中树木丛生，取用有节制，不至于肆意砍伐，使山林光秃秃地空无一物。再查土司管辖的地方，卑职已移文土司，土司回复说该管西山连城一带，从旁卜浪峡直到东耳阁隆寺，附近土民田地，兼有引水渠转动磨盘之用，都关系到水利。再有细沟、蹬沟，该处居民，汲水饮用颇为艰难，也依赖松根积雪淌下的水使用。恳请遵照封禁，定期开采。至于茨儿沟脑、干沟脑、七个岭、克岔岭，以及四台以西的先密寺、棋子、棹子等山，土民汉民交错居住的地方，山林茂密，都与水利无关，仍应听任百姓采伐，烧制柴炭，以便利用。也应当附请按照所议，分别办理。如此立定章程，遵照查禁，那么保护林木覆盖积雪既有利于庄稼，而分别开采又使百姓日常所需不至于缺乏。大概边疆百姓，就能永远享有无穷的利益了。

请水利责成佐贰疏 乾隆六年

江西巡抚陈宏谋

私下认为耕种开凿是衣食的来源，而水利实在是农田的重要事务。江西一省，所属郡县，不是靠近长江带着湖泊，就是环绕高山逼近山岭。靠近湖泊的地方，地势与水面齐平，民间修筑有圩堤闸坝，用来资以捍卫。圩堤以内的民田房屋，多达万家，每当洪水爆发，全靠圩堤闸坝周围坚固，才能保全无虞。一旦有冲毁漫溢，都遭受淹没灾害。这是用圩堤闸坝来防止水害的。靠近山地的地方，高低不平零散，开垦田地，既防备冲毁决口的祸患，又苦于灌溉没有资源。只有修砌陂塘堰圳，水多时可以资以防御，水少时可以资以灌溉。这是又用陂塘堰圳来防止水害，而同时资用水利的。江西水利大体不外乎这两种，而年成的丰歉，也就关系于这两种了。旧例在农闲时，巡抚命令各地方官，将旧筑的圩堤，派民夫修葺，年底将完固的原因，造册上报兵部存案。只就南昌、瑞州、临江、饶州、南康、九江、赣州等府，所属的十多个县，年年上报兵部有案卷的，汇总造册开列上报。而靠近山地逼近山岭的地方，一切陂塘堰圳，都不在开列上报勘验修葺的例子里。即使这几府中，除了所上报的圩堤之外，也还有续修未修的圩堤闸坝。总因为地方官向来没有承修保固的责任，视为平常，不亲自勘查督修。其间民力的勤勉懒惰，出夫的多寡，圩堤的坚固与否，地方官既然没有亲临查勘，无人督率，奸诈顽劣的田户，常常推诿不前。不但应该修而未修的，拖延观望，即使已经派去修的，也不过虚堆浮土，掩饰一时，随修随塌，难以资以抵御。以致突然遭遇大水，一尺土也保不住，整个圩堤受淹，一处冲决，全境受害。现在据士民，以民间情愿修圩筑圳，请求官府督修主持，以免阻挠等言辞，纷纷呈报。那么江西的圩堤堰圳，民力虽然出于百姓，督率不可没有官府，这是明显的了。臣查地方县令，身负百姓社稷之责，水利农田，本来就是他的专责。但是每年农工结束后，正值征收漕粮、开启诉讼之际，势难亲身前往各乡勘查修葺。而各处应该修葺的地方，没有官府为之督率，未免心力不齐，强弱不一，动不动多有阻挠争执，控告不休的事情。只有各县都有县丞一官，本来属于闲职，并无专门管理的职掌，原本应当辅助处理县务。这些圩堤堰圳，是民生要务，正适宜委派他办理。

译臣在担任江西布政使时，正值农闲时节，曾经详细奏明并通令各下属地区，委派县丞等官员，分头勘察修筑。但这只是一时推行的措施，如果不规定明确的责任，使其永远遵守，仍然会导致开始勤勉、最终懈怠，难以收到实际效果。臣请求将江西省所有的县丞，都加授水利衔。凡是有修筑圩堤、闸坝、陂塘、堰圳等工程，都专门责成各县县丞负责查勘督修。如果有的地方没有县丞，就委派典史、巡检，各自按照所管辖的地段查勘督修。每年九月以后，农闲之时，各县县丞等官员，轻车简从，亲自到各乡确切勘察，将应当修筑的圩堤等项目，查照旧例，督率圩长和民夫，合力修筑。堤岸薄的就培厚，低矮的就加高。如果圩长徇私怠慢，田户倚仗强势抗拒违令，该委派官员就可以就近分别惩治。统一限定在年底修完，造册移送知县。知县核实后，加盖印信出具结状，转呈汇总造册上报兵部查核。那些向来没有圩堤等工程的地方，经过查勘，或者应当筑堤建闸，或者应当修砌塘圳等类，以及向来曾筑有工程，但年久坍塌严重的，也立即督令当地民夫合力修筑。如果工程浩大，关系到长远的水利，而民力不足，难以派役修筑的，应当请求依照从前奏明的事例，动用盐规充公的银两，发放用于兴修。各该官员在三年内，如果都能切实督修，没有发生冲决被水等事故，遇到保举升迁时，将承办水利的情况如何，列入事实进行奖荐，以示鼓励。如果有包庇捏造掩饰，以及借机勒索、扰累乡民等弊端，分别参劾追究。从此以后，除了突然遭遇异常大水，非人力所能抵御，不予追究外，如果只是寻常雨水，而有圩有坝的田地工程，因为修筑不坚固，导致冲毁淹没的，将各该委派官员及知县一并题参，分别议处。这样责任就专一了，修筑也按时进行了，各官员都知道境内有不容轻视的工程，百姓也知道境内有不容推诿的工程，上下官民，互相劝勉，水利兴盛，农田就能收到实际效果了。

译札吴翥堂观察

蒋士铨

我奉养先太安人，乘船离开省城六十里，天气酷热难耐，停泊在赵家围的水湾处，借着树荫稍作休息。当时豆棚下乡人杂坐，言语杂乱无章，其中老人的嗟叹声尤为痛苦。我侧耳倾听，壮年人说：“久雨冲毁堤圩是天灾，但人祸随之而来，竟到了这种地步。”老人说：“田地以堤圩为屏障，屏障崩塌则水涌入占据田地，这是有田者切身的痛苦。如果允许百姓使用工具，那么他们会争先恐后地修筑堤圩，官府的督促责罚又有什么必要呢？如今每逢堤圩损坏，大官便委派官员督修，所委派的都是些琐碎的下级官吏，他们只求微利，不懂政治体制。一到现场就命令爪牙抓拿田主，逼迫他们在水中修筑堤圩，刚修好就崩塌，既无法挽救已被淹的稻谷，又加重了对受害百姓的迫害。于是百姓要出出差役的钱，出买松木的钱，如果违抗，就会牢狱满室，妇女逃窜，布帛粮食鸡犬瓜果一空无余。这些差役简直就是盗贼。于是百姓拆屋供给他们，凑钱供养他们，让他们在河边逍遥自在，在农家酒足饭饱，有时长达五六旬甚至十旬，坐等水退堤成才离开。那些贪婪的人，早晚索取鸡鱼酒肉，横征暴敛不知满足，长达两月之久。像某户人家因为无法供给委员而卖田破家的，上级官员并不知晓。究其根本，堤圩损坏，田主必然要修；水退之后，各堤圩共同修筑。农民以田地为命，岂有坐视堤圩损坏，甘心将财产委弃于大水之中的道理呢？甚至仇家趁机行贿陷害，弊端丛生，不可思议。因此，委派官员查圩督修的害处，应当永远裁撤禁止。

前篇说督修堤圩不可没有官员，这篇又极力陈述官员督修堤圩的害处，确实说明治理禾稼在于得人而不在得法，所以爱护百姓的人以考察官吏为第一要义。

卷三十九 户政十四 仓储上

积贮议

储大文

议论积贮的人，自从管仲、贾谊以来，论述非常繁多。但其中没有比李悝的平粜法更好的了。大饥荒时发放大丰收年所征收的粮食，中等饥荒时发放中等丰收年所征收的粮食，使国家充足、百姓富足，后世都不能改变这一原则。汉代耿寿昌的常平仓，谷贱时加价买入，谷贵时减价卖出，大概是秉承李悝的遗意。而隋代长孙平的义仓，每年丰收时，命令百姓出一石谷麦储存在社司，不由郡县管辖。议论者认为这比起唐代的义仓，对百姓更有利。所以宋代朱熹的社仓，请求官府拨给六百石米，后来积累到三千石，于是又将官米归还官府。凡是领取支用的，全部捐出利息米，只收取三升损耗米，崇安一乡因此没有饥荒的祸患。这难道仅仅是社司出纳的计算吗？凡是国家大计都可以通达于此。自从汉代赵充国请求中丞买入百万石米，广泛储存在金城，耿寿昌虽然未能实行，但后世都采用他的策略，作为供给军饷的筹划。宋代张方平说汴梁地势平坦，以兵力立国，积贮尤其紧急。当时的宰相执政，认为这不是寻常的奏议，等到在殿上诵读时，都严肃面容诵读。所以自唐代以来，重臣计臣，筹划军国大事，凡是和籴、博籴、俵籴、结籴、均籴、括籴、折籴等各种法令，名称不一，规例也日益繁杂。而唐代河西每年收米二十六万石，那么瓜州、沙州统辖于此；陇右每年收米四十万石，那么鄯州、迭州统辖于此；韩重华在振武、天德营田，每年博易屯田米二十万石，用来供养军队，那么丰州、胜州统辖于此。这些或许是营籴、屯籴应当议论的。唐代太原集津诸仓，设置在沿河，元代亦集乃在甘肃北边，而且还在屯曲设置仓库，尤在瓜州、肃州之间，而且还在设置仓库。明代初期沿会通河临清、德州都设置仓库。这些或许是粮仓应当议论的。宋代李沆制置六路发运，命令荆湖南北、江西路，将运到白沙的上供米，换船装载盐运回。既然米船到白沙可以载盐，那么盐船到荆湖、江西也可以载米，沿江各纲船都以此为准。这些或许是转运应当议论的。如今国家制用，符合《礼记》委积的规定，合并《周礼》宇内的积贮，已经非常充足了。却又派遣清望官，收取各省米，用来供给储蓄，那么平籴、和籴的制度，又何必用繁辞赘语呢？或许也可以说，让百姓有像水火一样充足的粮食罢了。

积贮

黄六鸿

自夏商周三代以后谈论积贮，没有比平粜、常平、社义等各种仓库的法令更好的了。然而起初实行有效，长久则弊端败坏，大概是创始的人以实心实行良法，所以法兴而利益广博；继起的人以良法来满足私心，所以法敝而害处滋生。如汉代耿寿昌的常平仓，起初非常有利于百姓，后来刘般因为侵刻百姓，豪强趁机作奸犯科，小民不能得到公平而废止。隋代长孙平的义仓，在社而立，就委托社司简校，官吏不得操纵储备积聚，小民均沾利益。后来因为储存在民间，多有损失，又议论在州郡设置仓库，一遇凶荒赈发，受惠的都是近郊有力能自己到达的人，而远乡僻壤，孤苦无告的人，不能得到一点恩惠。唐太宗下诏设置义仓，命令每亩税二升，作为歉收年的赈贷。又设置常平仓，以备凶荒。后来高宗时稍微借用来供给其他费用，到神龙年间几乎耗尽。宋代屡次设置惠民常平，以防凶荒。后来因为军粮不足，于是分常平数百万缗，帮助三司供给军费。熙宁年间，王安石于是创立三司条例司，尽废天下常平本，而改为青苗钱。于是百姓没有凶年的赒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