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户政一理财上

译每年节省四十万。因此关中地区依靠这得以没有饥荒。唐开宝年间，天下户口千万。至德之后，因战乱残破，户口不满二百万。晏察访州县的灾害，不让百姓流离失所、死亡，人口于是日渐增长。他曾经说：“君主爱护百姓，不在于赏赐，应当让他们耕种纺织，在丰年平价收购，在荒年减免征收，并且根据情况的缓急来决定先后次序。”他的方法是各道巡院都招募脚力快的人，设置驿站相互呼应。各地物价的高低以及其他利弊，即使距离很远，也不过几天就能知道。因此能够权衡物资的轻重，使天下没有极贵极贱的情况，物价常常平稳。他所设置的各道使者，都谨慎地选拔台阁官员担任，依靠他们督促完成，所以能够有功绩。他曾经说：“士人有爵位俸禄，名声重于利益；吏员没有荣耀晋升，利益重于名声。检查稽核、收支管理完全委托给士人，吏员只负责执行文书罢了。”他所任用的人，在数千里之外奉行教令，就像在眼前一样，不敢欺骗隐瞒。每当州县有荒歉，就计算官府盈余的储备，先下令免除某种赋税来借贷给百姓，百姓还未陷入困境就得到了钱财，这种补救措施才有效用。他曾经说：“善于治病的人不让病情发展到危重衰竭，善于救灾的人不让情况发展到需要赈济施舍。赈济少则不足以活命，赈济多则国库空虚而国家用度缺乏，于是又要加重向百姓征收赋税了。况且赈济施舍多有侥幸之人，吏员借此作奸犯科，强者得到的多，弱者得到的少，即使刑法也无法禁止。”又说：“遭受灾祸的地方所缺乏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财产固然还在。以低价卖出，交换成杂货，灾民从中获利，又将那些物资转移到丰收的地方，以收回价值，那么国家用度也不缺乏了。”又大量拿出豆类和粮食，任由他们贩卖运输，散入村落，下户百姓努力务农但不能前往市场的人，辗转波及，不等待教令驱使也就自然做到了。而其根本在于常平仓，丰收时高价收购，饥荒时低价出售，率领各州常备储备米三百万斛，所以百事都可以无忧了。考察晏的运思精密，用法神速，有非他人所能及的。而他的言论，以救灾为主，深切地有体恤百姓之心，难道是桑弘羊剥削百姓的说法吗？切合情理而不迂腐，有非王安石所能窥见的。后来谈论理财的人，无不效法晏而不敢非议。有原因啊。

译理财

易学实

臣苏辙说：所谓增加财富，并不是去寻求钱财来增加它，而是去除那些损害财富的事情就可以了。种植禾苗希望它长得粗壮，如果不及时去除危害禾苗的东西，禾苗就不可能长得粗壮；放牧牲畜希望它们繁殖兴旺，如果不及时去除危害牲畜的东西，牲畜就不可能繁殖兴旺。天下的财富并非完全不足，百姓也并非完全不愿意响应公家的急难。士大夫们遭受严酷法律的惩罚，并非全都甘心像过去那样顽抗而陷入不可测的境地。实在是因为损害财富的事情日益增多且日益精巧，所以创造财富的人日益辛劳且日益笨拙。创造财富的人日益辛劳且日益笨拙，面对损害财富的事情日益增多且日益精巧，我担心即使想要创造财富，也没有闲暇去创造了；即使想要获取财富，也获取不到了。百姓的生活怎能不困顿，国家的用度怎能不匮乏呢？然而，如今损害财富的事情究竟在哪里呢？一是征收赋税不合时宜，二是奸猾胥吏中饱私囊，三是杂项摊派泛滥成灾，四是法令繁琐，五是贪婪官吏残酷暴烈，六是财政本源不清。

什么叫做征收赋税不合时宜呢？上天产生财富有定时，人们出力也有节候。春耕事务只在二十五天之内罢了，然而泥土尚未解冻，催逼的呼声就在门口响起。前代的法令，夏税必须在八月，秋粮必须在十二月。如今却在新蚕未吐丝、新田未播种的时候，催征为何如此急切，期限为何如此紧迫，而百姓又该如何弥补呢？

什么叫做奸猾胥吏中饱私囊呢？有一个图甲就有一个图甲的簿册承办人，有一户就有一户的勾当管理人。公家的赋税还未入库，私人的规矩先已实行；正项供给还未过半，旁支费用却已超过。问为什么拖欠的人最终还是拖欠，是因为有人抵赖欺骗；问为什么可以拖欠的人并非拖欠，是因为有推延转移的手段。更严重的是，即使赦免出自朝廷，恩泽却全部肥了他们的私囊。官员像老虎，胥吏像鬼魅，老虎可以搏斗，但鬼魅的虚幻影子怎能测度呢？

什么叫做杂项摊派泛滥成灾呢？京运和存留的款项，条鞭法的规定都在，增加不得，减少不得。然而无奈军务兴起，事务交错，使者客人往来，陆路需要夫役，水路索取船只。虽然干粮草料都说由官府开销，但不知朝廷虽然全部予以报销，郡县仍然向民间摊派。至于供应帐幕、厨房、传舍以及凡是衙前官物之类，又是其中较小的摊派。因此，朝廷虽然说禁止私派，但私派已经公然实行；大吏虽然说禁止杂科，但杂科却更加严重。使者车辆进入境内，旗帜在郊外飘扬，官吏欢笑而一路百姓哭泣。在百姓被搜刮一空的时候，他们怎能承受得住呢？

什么叫做法令繁琐呢？保甲法是古今的好法令，为何保甲令一实行，乡亭的资源就被搜刮殆尽。以兴修水利为爱民，但簿尉的贪欲就在陂塘之中；以散卖官盐为普惠，但百姓的痛苦比盐政更深。所以，兴办一件好事不如去除一件祸害，多一道法令不如省一事，小民才能享有治理生计的闲暇时间。

由此看来，贪婪残酷的官吏是应当惩处的。近日把贪婪当作干练，把残酷当作风采，人人自喜，处处成风。因此，奸猾胥吏的中饱私囊，是贪婪残酷官吏的分享；杂项摊派的泛滥成灾，是贪婪残酷官吏的渔猎；法令的繁琐，是贪婪残酷官吏的奇货。况且小臣以能否搜刮如茧丝般细微的财物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大臣又以贿赂的厚薄作为升降的依据。升降没有依据，赏罚不恰当，本源之地僭越差错如此，又怎能期望守令能够休养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并勤于种植畜牧，以成就国家的大储备呢？唉，六种祸害不消除而急于增加财富，即使有善于理财的人又能怎么办呢？

周礼考后序

杨椿

我既然写了《周礼考》的序言，又写了一篇后记说：国家的弊病，没有比贪财更深的了。怨恨诅咒的兴起，灾害的到来，没有不是从贪财开始的。这本书中，天官、地官等职官，以掌管货财为职责，几乎是没有地方不征税，没有物品不进贡，没有人不被征收的。死马的价钱，尚且要交给校人；屠夫的皮角筋骨，也收入王府。官府和都鄙中，使财物用度、物品名目混乱的人被诛杀，使财物充足、增长财富、善于管理物品的人被奖赏。即使是鹿台、巨桥那样的积财，也未听说达到这种程度。大司徒、载师根据土地情况征税，是孟子所说的“任土地”；遂人分配荒地，是孟子所说的“辟草莱”。孟子视之为民贼，周公却认为他们是良臣吗？大禹辅佐成就五服制度，是希望各地各自引导有功绩，哪里是为了货财打算呢？《周语》中的五服与之相同，而这本书忽然说是九服，忽然说是九畿，又忽然说是六服，前后之间，彼此互相矛盾。等到看它的制度，所详细记载的只是各服的贡品和藩属国的宝物而已。如果这果真是周公所作，那么穆王征伐犬戎，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乃是成例，荒服的人为何从此不再来朝贡，而太保作《旅獒》也未免多事了呢。分封土地只有三等，是周室颁布俸禄的等级。这本书却列为五等，土地又较多，俸禄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有在官的庶人。这本书中，吃俸禄的人占一半，吃俸禄的人占三分之一，吃俸禄的人占四分之一。吃俸禄的是什么人，剩下的又是什么人的俸禄呢？注解说一半的一半归入天子，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其中一部分也归入天子。疏解说天子所吃的，是诸侯在市场上购买美物进贡给天子。如果真是这样，诸侯虽然有赐予土地的名义，实际上却是天子在消费，求金求车的使者，春秋史书为何可以不记载。景王向藉谈索取彝器，又哪里值得奇怪呢。况且不仅如此，甸、稍、县、都都没有超过十二分之一的税率，并非耕种者九分取一的税率了。关

译市场上的赋税，并非只是讥察而不征收。园圃和宅地二十取一，并非只是登记而不征税。宅地税收入泉府，并非没有对夫里征收的布币。山林川泽有严厉的禁令，并非泽梁没有禁令。乡遂统计人口多少，就像周宣王清点百姓、唐明皇括收客户一样。对夫布的征收，如同汉代的敛算。百姓借贷以国服作为利息，如同孟尝君收债。二十人掌管金玉锡石之地，如同明代的矿监。司市划分地域经营市场，如同宋代的场务、明代的税监。怀方氏掌管远方之物，山师川师掌管珍异之物，如同汉代在益州、交趾买卖珍宝，南汉媚都川进贡。盗贼之物收入司兵，如同汉代追缴赃物，唐代加倍罚赃。诉讼案件缴纳束矢钧金，如同汉代囚犯缴纳缣帛。财物违禁、货物不出关而举报，如同汉代治理缗钱，唐代白着。质人促成百姓的契约，如同南朝买卖奴婢缴纳估税。用玺节管理货贿出入，如同汉代均输的开端。陈设店铺辨别货物以平定市场，制定度量衡确定价格以征收商税，如同汉代平准的先声。九府的储藏，如同羡余进奉。内宰辅佐王后设立市场，如同汉代以阉人为中准令，唐代以宦者为宫市使，宋代以内侍参与主管杂买。其他聚敛之事，不可胜数。列举文王考察治理岐山的仁政，这本书没有不相反的。后世暴官污吏所做的，这本书没有不有的。而且后世所未做的，在这本书里也有体现。还说这是万民正当的赋税吗？写书的人，也知道贪财已极，后世必将有祸患。所以设置劝导的官员，派遣侦伺的使者，像掌交、匡人、撢人这类就是。百姓所喜好的就喜好，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这是王者的事。如果知道王的喜好厌恶而曲意逢迎，这是谐臣媚子所为，能责怪诸侯万民吗？况且王所喜好的，不就是足以用度、增长财富、善于管理财物吗？王所厌恶的，不就是损失财物、滥用物品、败坏名声吗？掌交拿着符节和币帛巡视诸侯及万民聚集的地方，使他们都了解王的喜好厌恶而曲意逢迎，以调和诸侯的友好，传达万民的喜悦。用符节是威慑他们，用币帛是收买他们，哪有诸侯万民，可以因为王的喜好厌恶而威慑他们使之和谐、收买他们使之喜悦的呢？周人诽谤厉王，因为荣夷公专利，厉王喜欢用肆虐来取悦他们，所以命令卫巫监视他们。匡人、撢人或许匡正邦国而观察其邪恶，使不敢反侧；或许巡视天下而诵读王意，使万民和谐喜悦，也是监视诽谤的意思。所谓邪恶、反侧，人心隐藏不可测度。匡人只有中士四人，观察他们用什么方法，匡正他们用什么道理，而能使无反侧呢？天下之大，万民之众，撢人也只有中士四人，想要去巡视，时间也不够。况且百姓没有疾苦怨恨，巡视做什么？百姓果然疾苦怨恨，即使每天巡视每天劝谕，又有什么益处呢？还说周公蓄养奸佞之人以仇视聚敛，又用这些作为勉励辅佐的吉士吗？《易经》益卦的爻辞说：“有诚信惠泽我的德行。”屯卦说：“屯聚其膏泽，小贞吉大贞凶。”涣卦说：“涣散王居无咎。”自古人君没有不损上益下而兴盛的，没有不损下益上而灭亡的。商周之间，其事昭然可见。周公岂能不知道，而写这种掊克强御之书，与所系爻辞自相背戾呢？后世的理财者可以醒悟了。

译在王安石度支厅壁题名记后作书

黄中坚

王安石这篇作品，文笔非常优美。然而他的观点却是邪说。人本来就有智愚贤劣的差异，而贫富状况便由此产生。愚笨不贤的人不能不被聪明能干的人役使，贫穷的人不能不被富有的人役使，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即使有善于使万物齐一的人，也不能强行让它们齐一。《左传》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所以王役使公，公役使大夫，大夫役使士，士役使皂，皂役使舆，舆役使隶，隶役使僚，僚役使仆，仆役使台。马有圉人，牛有牧人，用来应对各种事务。”既然如此，那么如果舆、台、圉、牧这类人，一旦有所缺失，事务就必定无法完成了。况且公卿以下的人，虽然各自有辅佐君主的权势，但又有谁不是天子的臣子呢？假如天子有所役使，那么即使是王公那样尊贵的人，谁敢不竭尽全力去奔走办事呢？更何况地位更低的人呢？所以说，提起网的总绳，网眼自然张开；提起衣领，衣襟自然举起。现在富人凭借财富役使穷人，家里有奴婢，外有佃户和园户。然而一旦接到征发的命令、州县的文书，他们都相继供应办理，奔走效劳唯恐落后，哪里存在他们能与君主争夺百姓的情况呢？我作为富人，不过是帮助君主养育百姓罢了。说他们能够喜好施行恩德，是因为役使别人的人养活别人，被别人役使的人靠别人养活，这是形势使然。所以《周礼》用六种保息的方法来养育万民，第六条就是安定富人。而王安石却首先想要扰乱他们。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必定会使利益全部归于上层，而平民中有才能且聪明的人，都将终身困于田野耕作，那些愚笨不贤的人甚至到了无饭可吃的地步才停止。这是大乱天下的做法啊。后来青苗法、市易法造成的祸患，不就已经在这番言论中显露端倪了吗？

读宋史陈遘传

顾炎武

我读《宋史·忠义传》，读到陈遘时，史官因为他坚守城池而死节，对于经制钱这一件事，为他减轻了措辞。只说天下至今还有经总制钱的名称，却不提他危害百姓的罪过，又把罪责分摊给翁彦国。我认为不是这样。《鹤林玉露》说：宣和年间，大盗方腊扰乱浙东，朝廷军队讨伐他，任命陈亨伯（宋人避高宗名讳，称其字亨伯）为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的财赋。于是建议像卖酒、卖酒糟、商税、牙税以及头子钱、楼店钱等，都稍微增加数额，另外立账收纳，称为经制钱。后来卢宗原颇为附和增益。到了翁彦国担任总制使，仿照他的方法又收取盈余，称为总制钱。靖康初年下诏废除它。战事兴起，议论的人请求再次施行，名目逐渐扩大，比起宣和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今天，成为州县的大患。起初，陈亨伯开创这个先例时，他的哥哥听说后，在家庙哭泣，说剥削百姓、积聚怨恨，祸患必定波及子孙。后来叶正则作《外稿》，说必须全部废除经总制钱，天下才有所作为，太平盛世才有望实现。那么宋朝之所以灭亡，是从经总制钱开始的，而这种钱的兴起，始于陈亨伯。虽然他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被叛将杀害，但不足以抵偿他剥削百姓的罪过。孔子叙述古书的文字，凡是商纣王的臣子，依附君主而横征暴敛的人，即使是飞廉死了，也不能列入三位仁人之中。像陈亨伯做这种事，起初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却留下祸患无穷。对上得罪了太祖、太宗，对下得罪了百姓，而在中山断头剖腹，一瞑目死去，不过是普通男女坚守小信罢了，怎么能列入忠义之列呢？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天下的臣子，就不敢怀着私利来侍奉君主，而只是用一死来把自己寄托在忠臣的行列中了。

策问

韩菼

问：古代治理国家，财政由三府分管，而由太府统领，由太宰经划，用九赋来征收财物，用九式来节制费用，而军粮不在此列。井田制的百姓都是士兵，井田制的赋税都是军饷，这是兵力和粮食都充足的方法。自从汉代有水衡都尉、少府、司农的官职，到唐代设立转运使，宋代设置条例司，谈论财政越急切，费用却越不足。然而萧何在关中，寇恂在河内，当征伐四方时，粮饷运输相继不断；即使是唐代的刘晏，在用兵之时也能转运不竭，他们权衡盈虚，固然有道理吗？还是他们的遗意还有可以沿袭实行的吗？我皇上慈爱恩惠百姓，不忍心让一个人失所。近来，军队多次兴起，每天花费大司农的金钱，而一点也不涉及百姓，恩泽非常深厚。只是捐弃不急之务，节省浮滥费用，斟酌俸禄收入，核查经制费用，而每年征收的数额，仍然抵不上支出。将用什么策略来救济呢？有人认为驻军太多，那么虚报冒领应当核查。近来，也曾清理军队编制了，草料粮食，依次核减，但仍然有很多烦琐费用。难道节制的道理已经无可再讲了吗？又或许节制已经到了极点，而节省的还没有完全实现吗？历代供养士兵的方法，都依靠屯田，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迂腐，因为它的利益积累在岁月长久之中，难以在朝夕之间见效。然而赵充国在金城屯田，诸葛亮在渭滨屯田，邓艾在寿春屯田，羊祜在襄阳屯田，都是烽火相望、枕戈带甲的地区。边战边耕，最终取得胜利。难道古人实行屯田另有方法吗？还是古今形势不同，容或有难以实行的地方吗？骑兵勇猛迅捷，确实不可以耕种。如果是步兵、守兵以及被淘汰的老弱士兵，每月领取官府俸禄却无事可做，去除他们的军籍又无法生存，果真可以授予土地让他们屯田吗？至于中原广阔平坦的地区，确实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有人认为军队出行供应物资，劳苦了，那些还有游手好闲的人可以劝勉他们耕种

译参与讨论的人又说，开采矿山的利益，是不增加赋税而用度充足，难道不是利少弊多，只是徒然烦扰百姓吗？那种对利益斤斤计较、剖析秋毫的行为，确实不是体恤民生、崇尚大局的做法。至于对粮食和军需的担忧，也应当未雨绸缪。想必一定有不伤害百姓、不减少用度却能生财的大道，请试着分条陈述那些可行的办法。

译理财三策疏 乾隆十年

御史柴潮生

我私下认为，治理天下的紧要事务，只有用人和理财这两件大事。用人，就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罢了；理财，就是使收入足以供给支出罢了。我们皇上勤政不暇，早晚辛劳，广泛寻求贤才。在用人方面，圣上心中自有权衡。只是理财这一道，因为承平日子久了，供应费用浩大繁多。皇上减损上层、增益下层的念头，没有一天不在心中，但量入为出的规划，似乎还没有考虑到最完善的计策。《礼记》说：“财物用度充足，所以百事都能成功。”如果稍有困窘匮乏，那么减免赋税、平均赋役、救济灾荒、厚待下层这些大政，就都不能施行；拖延久了，各种苟且应付的办法就会随之兴起。这不是天下的小事啊。《大学》中关于理财的话，说“生”说“食”说“为”说“用”。其中“生”与“为”是下属的事务，现在天下人都知道尽力去做，皇上不过督责其纲纪罢了。“食”与“用”的权力掌握在上层手中，如果不通盘考虑各直省的情况，综合三十年的收支，使财政宽裕有余，是不行的。近来看到台臣请求确定会计的奏疏中说，每年收入三千六百万，支出也是三千六百万，供养的人不能说是少了。又直隶修缮水利，部臣甚至请求捐纳道、府级大员，用度不能说是宽裕了。我观察往昔承平之后，常常以缺乏钱财为患。当时的议论，不过是说裁减冗兵、节省冗员、实行节俭。现在军队没有虚报的名额，俸禄没有多余的官员，宫廷府库没有浪费，这是节俭没有不做到位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刻薄吝啬了。唐宋的税粮，有上供的、有送使的、有州县的，催征有破分（按比例征收）的规定。即使明朝万历以前，追征也只以八九成为准。到了张居正主持国政，才以十分考成。现在直省钱粮，除了俸禄军饷之外，留存很少。而且地丁银有耗羡，关税有盈余，盐课有溢额，这是征收没有不竭尽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横征暴敛了。然而就今天来计算，收入只够供给支出；就将来计算，收入恐怕不足以供给支出。以皇上的仁德英明，国家的闲暇安宁，却不筹划一个开源节流的方法，作为万世没有弊端的方案，这是错失时机。以臣等蒙受厚恩，担任台省官员，却不能稍微贡献微薄之力，协助赞颂深远的谋略，这是辜负国家。虽然这件事极其重要，断非浅陋愚昧的见识所能周全详尽，但事情没有比这更紧要的了，所以不能沉默不语。以我的计策，一是开辟边外的屯田来安置闲散人员，二是发放数年的俸饷遣散汉军，三是改变捐监的款项来充作公费。这三条实行了，然后良法美意才可以推行。为什么呢？我听说宋太祖拥有天下时，全国的军队只有十六万。到了英宗治平年间，达到一百二十万，国力因此耗竭。神宗想革除这个弊端，于是王安石实行保马法来裁减士兵，实行市易免役法来生财，但国势已经衰败。明朝的宗室，不做官也不务农，依赖宗禄生活。到了中叶以后，竟然共用帐篷居住，分食饼饵，男子四十岁不能娶妻，女子三十岁不能嫁人。为什么呢？财力不足以供给他们。现在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人口繁衍昌盛，比起顺治年间，一人繁衍为十人；而生计艰难，比起康熙年间，已十不及五。而且依赖官府供给不停止，局限在五百里之内不让他们外出，那么将来上层的弊端必定像北宋养兵那样，下层的弊端也必定像明朝宗室那样。这是不能不筹划变通的。我私下认为，满洲闲散人员以及汉军八旗，都应当设法安置。查沿边一带到奉天等地，多有水泉肥沃的土地。近日廷臣如顾琮等人，都曾请求开垦。请派遣有才干谋略的大臣，前往分道管理。如果有可以屯田的地方，特别拨发国库资金，为他们修建堡寨烽火台，建造房屋，购置耕牛农具。命令各旗满洲，除了正身披甲在京当差的人外，家中次丁、余丁有力气耕种的，让他们前往居住。他们耕种的田地，就作为永久产业，分年扣除工本，此外不再加征赋税。只让他们在农闲时操练，那么几年之后，都成为精锐士兵，又可以资助满洲的生计。那些逐年发往军台的人，供养蒙古，白白浪费费用，不如让他们分地出资出力。此后有愿意前往的人，让他们陆续前往。这是安置满洲闲散人员的方法。至于汉军八旗，已经奉有允许他们出旗的旨意。因为定例太拘泥，有力气愿意出旗的人，被定例所阻碍；定例允许出旗的人，多是无力气的人。担心出旗后无法生存，所以散遣的人寥寥无几。现在请求不论其家中是否有人做官，一概允许出旗。家中现任官员的，各给予三年的俸饷；家中没有做官的，统一给予六年的饷银。家产允许他们随带，任其自便。他们在旗中百年，势难空手离去。如果允许带家产，又一并给予三年或六年的俸饷，将这一项经营，也可以抵得上每年所给的饷银。那么贫富各不失去所依，而五年以后，国库的节省无穷无尽。即使一时不能全部给予，分作数年，依次散遣，国库也不至于大大短缺。都统以下、章京以上的官员，各按品级，陆续改补绿旗提督、镇将等官职。这是安置汉军的方法。

我又查考，耗羡归公，是天下的大利，但在今天，也是天下的大弊。过去康熙

译年间。法制宽略。州县在地丁正税之外。私自征收火耗。那些陋规和隐匿的税款。也没有完全清理剔除。上司借此分取利益。京官借此勒索钱财。游手好闲之人借此插手干预。分取利益就与之互相蒙蔽。勒索钱财就与之四处宣扬。插手干预就与之勾结说情。导致贪污风气未能消除。国库粮仓多有亏空。自从火耗归公之后。一切弊端。都洗涤干净了。这是极大的利益。然而过去火耗本出于私征。并非正式经费。那些刚正廉洁的官员不肯妄自索取。上司也不敢强行摊派。那些贤良且有能力的官员。则能用地方的财力办理地方的事务。所以康熙年间的循吏。多有实际政绩可记载。而财政用度也能流通。自从火耗归公之后。民间的缴纳。等同于正税。而丝毫的收支。都掌握在内部手中。地丁的公费。除官吏的养廉银之外。既无剩余。官吏的养廉银。除分给幕客和家丁的修脯工资。对上对下的应酬。车马柴薪的繁杂费用。此外无剩余。每当地方有应办理的事务应兴办的工程。捐出自己的资金既苦于贫困。申请公款实在不容易。于是督抚只题请调派属员。便算是整顿地方了。不询问其是否兴利除弊。州县只料理文书案卷。便算是才具兼优了。不询问农桑教养。臣不敢泛泛引用。请以近事确凿有据的来说。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开垦荒地更大的了。而广东一省。荒田多达二万顷。没有过问的人。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兴修水利更大的了。而西北各省的水道。从未疏浚。陕西郑国渠和白渠。古人说。灌溉田地六万顷。如今淤塞不到灌溉百余顷。湖广出产大米。接济东南地区。而湖岸的堤防工程。派官派民。终究没有长久之策。使百姓富足没有比平粜更大的了。而高价粜卖则时价不能平稳。低价粜卖则采买没有出处。议论纷纭。终究没有定局。其他可想而知。这都是由于一丝一毫。都取自公款。有司每办一件事。上怕户部工部的驳斥诘问。下怕身家财产的赔累。只选取那些外观美观而无实际救济的事情。每天奔走以此作为勤勉。所以说这是天下的大弊病。百姓的利益有穷尽。所以圣人的法度必须改变。如今火耗归公的法度势无可改。只为地方另外设立一项公款。使办事者没有财用窘迫的忧患。然后才可以考核其治理成效。臣请求将常平仓的储存仍照旧例办理。其捐监一项充实各省的公用。除官俸兵饷之类。照常用正项。其余如灾伤有救济抚恤。孤贫应当赡养。河渠水利应当兴修。贫民开垦应当借给工本。坛庙祠宇桥梁公署应当修治。采买仓谷的价值不足。都从这项动用供给。以本地的财力供本地的使用。如有大工程大费用。则督抚合全省的款项而通融使用。还有不足。则移用他省的款项而协济。其稽查的权力。归属司道。其核减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内部不必重重切核。则经费充裕。节目疏阔。而地方的实政都可以举行。有人怀疑恢复采买则谷价昂贵。不知道常平法的实行。已经二千年了。最为良法。前者采买与收捐并行。正值各省都有荒歉。赈贷告籴。杂乱并举。所以谷价昂贵。并非一常平的买补。能导致谷价昂贵。而且捐监一项。或银粟兼收。或丰收收本色。歉收折色。都可以调剂常平法的不足。有人怀疑这项不归正供。有司必然多侵蚀浮冒。不知道巧诈贪婪的人。即使正供也能消耗蛀蚀。廉洁谨慎的人。即使暗昧也不敢自欺。设官分职。付以百姓。只可立法以惩治贪婪。不可因噎而废食。唐人减少刘晏的船料而漕运不继。明人将周忱的耗米归为正项。导致逋负百出。路上多有饿死的人。大国不可以小道治理。善于理财的人本来不这样。这是捐监应当充作公费的原因。三法既行。则度支有定数。其他如关税盐课的溢额。都可以量加裁减。以宽裕民力。经费有资。则如好善乐之类。都可以永远停止。以清理仕途。民力宽裕则教化施行。仕途清理则风俗端正。教化施行而风俗端正。皇上以敬勤之身。总揽其纲纪。巩固灵长之业。犹如泰山而有四维支撑。臣日夜思维。以为当今的要务。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伏乞皇上深睿思虑。并敕公忠有识的大臣。详议可否。以逐渐施行。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

译关于增加财政收入以充裕军饷的第一道奏疏 康熙年间

靳辅

臣认为，我国家车同轨、书同文，天下统一。四海之内，无不尊奉亲近。自唐尧虞舜以来，疆域的广阔，没有比得上我朝的。既然地方如此广大，按理说财赋应当日益增加，以至于钱串腐烂、粮食霉坏。然而户部尚书却仍然担忧军饷不足，这实在令人不解。

查考地方，一里有田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即一百个方一里的区域，有田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即一百个方十里的区域，有田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即一百个方百里的区域，有田地五百四十万顷。依据《王制》所载，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道路街巷占去三分之一的比例计算，凡是方千里之地，实际有田地三百六十万顷。其中或许种植棉花、蔬果、菱荷、药材等类，因为不属于五谷，暂且再除去四分之一。计算除去九十万顷土地之外，实际仍有田地二百七十万顷。

按十分之一的税率向百姓征税，是古代常行的制度。每田一亩，合计夏麦秋禾，即使是贫瘠的土地，也可收获粮食一石。按十分之一的制度征收，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田地，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其中用一分征收实物，每年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用九分征收折色，每石折合银四钱，而布帛鱼盐的利益还不包括在内。

直隶及十四省的土地，不少于方圆五六千里。然而用步弓径直测量，不过方圆四千多里。现在暂且只按方圆三千里计算，相当于九个方千里。每年的定额赋税，也应有粮食二千四百三十万石，白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这是臣依据古制验证当今，宁可按照最少的数额计算，是不变的道理，必然得到的数目，而不是没有根据的臆测。

现在户部所必需的，大致是兵饷、军需、驿站以及官吏役卒的俸禄工食、营建修缮、祭祀等项。士兵没有军饷，就没有饱腹腾挪的资本；官吏没有俸禄，就无法培养廉洁德行；役卒没有工食，就无法糊口腹、效命奔走。这三者不具备，其弊端都能危害百姓，损伤国家根本。又军需是荡平寇敌的先决资财，驿站贯通国家的气息，以及营建修缮城郭宫室和祭祀天地神祇，都属于必不可少的项目。然而臣粗略计算，每年有白银二千万两，足以供给军饷还有剩余。官吏役卒的俸薪工食，即使增加数倍，驿站的人夫马匹，也或许适量增加，以及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花费白银二千万两，也已经足够了。

假如国家每年收入的银米，果然如臣前面计算的数目，那么每年即使多出一些支出，也不及收入的一半。国库积蓄的帑银，必定充满栋梁庭院，还有什么不足可担忧的呢？然而各直省目前征收的额赋，较臣前面计算的数目，不及三分之一，自然难怪户部尚书仰屋兴叹了。

天下既然有实在的土地，自然应当有必然产生的粮食；既然有必然产生的粮食，自然应当有应该缴纳的税收。现在衡量疆域计算地亩则很多，按照全书稽查额赋则很少，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天下有三大弊端，而世人没有察觉。这些弊端不是起于现在，而是来自前明，而且前明以前长久同样存在这些弊端，只是因为年代久远难以查考，臣也不再详细论述了。

什么是三大弊端？一是水利不修；二是赋税轻而百姓懒惰；三是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考查经书，孔子赞颂大禹说：“降低宫室的标准而尽力于沟渠灌溉。”孟子回答滕文公说：“民事不可缓办。”古代的圣贤深知百姓以食为天，所以凡是论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必定以富足百姓为首要任务，以农事为先决条件。齐国采用管仲的策略而富裕于山东，秦国采用郑国的方法而强盛于关中。即使是汉唐以后，也有开渠灌溉田地的，都能利民益国。可惜这些措施不过施行于一隅一时，天下后世不能全部蒙受其利罢了。

现在我国家地土的广阔，古代没有能比得上的。荒芜而不治理的地方，到处常有。即使治理了，大多平原没有蓄泄的水利设施，不等到奇旱大涝，雨水阳光稍有不按时节，便立刻失收，以致国家赋税日益拖欠，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这是水利不修的弊端。

尧舜向百姓征税，必定以十分之一为标准。白圭想要二十取一，孟子批评他。超过十分之一则民力难以供给，不及十分之一则国家用度不足。自古以来天下的利源，全在西北。那江南的苏松常镇、浙江的杭嘉湖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是一片泽国罢了。自从钱镠窃据一方，南宋偏安一隅，百姓聚集而土地开垦，于是成为财赋的渊薮。所以前明初年看到东南的赋税，足以供应使用，于是只知道竭尽东南的利益，而不再谋划西北。因此西北的赋税日益减少，而百姓日益贫穷。等到末世，盗贼丛生，而不可收拾了。

我朝定鼎之后，凡前明一切弊政，全部革除。只有生财之道，尚未恢复三代的古制。虽然垦荒辟土的命令时常下达，而奉行的官吏，都没有探求源头的论述，所以没有实际益处。

现在臣奉命督修河工，奔走于平原旷野之间，亲眼目睹淮徐凤阳之地，蒿草杂草多而禾黍少。所以以前在经理河工的奏疏内，请求将沿河荒地招募丁壮垦种，以巩固河防。等到刚要使用那些荒地，就有主人出来认领，大多声称是自家纳粮的田地。臣不

译探究其中的缘故，仔细访查询问，才知道淮河、徐州、凤阳一带的百姓，在农业劳作上完全不使用人力，只是指望天地代为生长养育。他们的禾、麻、豆、麦，也不去种植培育，只是割草来维持生计的，到处都是这样。追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每地一顷，每年所产的草，茂盛的可以收获一千多斤，稀疏的也可以收获四五百斤。割草一千斤的，运到城市，价值银五六钱，扣除一半的运费，实际可以得到银二钱多。割草四百斤的，运到城市，价值银二钱，扣除一半的运费，实际可以得到银一钱。而每顷的定额赋税，不过征收银一二分不等。对于小民来说，拥有一顷土地，不费牛力种子，不从事耕耘，每顷只需缴纳几分钱的定额租税，却可以得到一二钱多不等的草价。因此沿袭成俗，导致废弃国家的土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是赋税轻而百姓懒惰的弊端。

古代治理郊野的制度，上等农夫可以养活九人，上中等农夫养活八人，中等农夫养活七人，中下等农夫养活六人，下等农夫养活五人。因为受田有肥沃贫瘠的不同，所以所养活的人数有多有少。大概一个农夫终年辛勤劳作，受田肥沃的，他所收获的粮食不过能养活九人；而受田贫瘠的，他所收获的粮食，也能养活五人。我访查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一带的百姓，得知一个壮年男子只能种植稻田十二三顷，每年收获的粮食，肥沃的土地不过三十多石，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得到二十石。按照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来计算，那么三十多石的粮食可以养活九人，而二十石的粮食可以养活五六人。以古代标准印证当今，原本没有差异。至于农夫分为五等，将上、中、下合并计算，每个农夫可以养活七人。其中扣除农夫本人、农夫的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农夫年老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大约共吃掉一半，计算下来可以剩余一半用来养活其他人。

古代百姓分为四类，即士、农、工、商。士人能阐明先王的道理，辅佐君主治理天下；农夫能努力在田间劳作，收获粮食来养活天下；工匠制造必需的器物，以适应天下的使用；商人则流通有无，聚集货财来便利天下。此外，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如今胥吏差役之类，是政治所必不可少的，也可以附在四民之末。这四民之中，努力务农的占十分之七，而士、工、商以及在官府服役的庶人占十分之三。因此每年天下的收获，除了供应天下的食用外，还有储备以应对灾年。天下的安定，在于家家富足人人有余；而天下的动乱，是由于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如果天下的百姓，真的能在丰年有余粮，灾年不困顿，谁愿意做强盗奸邪之事，来自取灭亡呢？所以想要天下安定，必须先让天下多努力耕田的人，然后才可以。

然而夏、商、周三代以后，四民之外，更有僧道之流，以及游民乞丐，全都既不耕种却吃饭，不纺织却穿衣，从而危害百姓、蛀蚀国家。近世的僧道，往往是走投无路、无处申诉、郁郁不得志的人，以及触犯法律、无处逃避罪责的人，混入其中。有的谈论经义、设立法坛，有的念咒语、画符箓，有的击磬敲钟，有的游方化缘，千百成群，以此迷惑愚昧的男女。寻求那些真正焚香修行、恪守教规的人，百个中也不到一两个，这确实只有损害没有益处。至于乞丐这一类，说起来似乎值得怜悯，但其弊端不可胜数。周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必定首先照顾鳏寡孤独，因为他们无力自食其力，穷困而无处申诉。后世设立养济院来安置孤苦贫困的人，也是秉承文王的遗意。哪里知道近来的乞丐，大半都是壮年男子，手持污秽有毒之物来胁迫良民，而统领他们的，更有头目。那些孤贫者的口粮，都由头目发出，与贪官污吏分肥，不能充实到孤贫者的肚子里。况且民间凡有婚丧喜庆吊唁之事，必须先呼唤头目，用酒食款待，给以银钱，否则他们就立刻聚集在门前，撒泼打滚呼号，无所不为。因此富庶地方的乞丐头目，大都各自拥有丰厚的资财，悠闲地坐着吃饭，他们温饱的气象，反而胜过士、农、工、商之家。坐着就能得到食物，沿袭成俗，于是就有拐卖良家子女的，合伙抢劫横行霸道的。其他如说书唱曲、打把式、变戏法、卖假药、请仙扶乩、炼丹祈祷驱邪、偷鸡摸狗之类的人，不可一一列举。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韩愈说：“古代百姓分为四类，现在百姓分为六类。务农的家庭占一份，而吃粮食的家庭占六份；做工的家庭占一份，而使用器物的家庭占六份；经商的家庭占一份，而依赖其资助的家庭占六份。”这仅仅是指僧道而言。又哪里知道近世除了僧道之外，更增加了无数游手好闲的百姓，无不仰赖各地方的善良百姓供养呢？天下的百姓，想要丰年有余粮，灾年有储备，全在于努力务农的人多于士、工、商。所以在十个人中，规定农民占七个，士、工、商占三个。这是因为农民七人，所收获的七份粮食，扣除自己吃掉的一半，仍然剩余三分五厘的粮食，用来卖给士、工、商；而士、工、商也只需要吃这三份粮食，还可以剩余半份作为储备。

译自从佛老学说兴起，不得不在七个农民中，驱使一人出家为僧道。再加上那些游手好闲的乞丐，全都空手求食，又减少了半个人。这样，原本的七个农民，仅仅剩下五个多一点了。况且僧道的饮食、衣服、器具、资财，都不低于士、工、商，本来就不像农民那样居住俭朴，而他们营造的费用，等同于王侯，又是士、工、商的百倍。形势所迫，不得不又驱使半个农民，去充当他们的工匠和商人。这样，十个人中，农民只占五个，而士、工、商以及异端游手好闲的人，还有为异端服务的工匠商人，也占五个。从前士、工、商三人，完全依靠七个农民剩余的粮食的五分之三来维持食用，所以常见有余。现在七个农民只剩下五个，只是剩余粮食的五分之二了。用五分之二剩余的粮食，供养从前士、工、商三人，尚且恐怕不够，何况又增加了异端游手好闲的人，以及为异端服务的工匠商人这两个人，起来争夺食物呢？难怪丰年也不免冻饿，而荒年死亡的人互相枕藉。这是生养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的弊端。唉，这三个弊端，关系到民生国计，最为切近深远，怎么能不急于早作谋划呢？谋划的方法，只在于修明水利。水利修明，遍地都是肥沃的土地，然后按照十分之一的制度，辨别土地征收贡赋，那么赋税不轻而百姓不懒惰。再将一切游手好闲的人，严厉禁止，不许官民施舍，全部让他们改为良民，各自给予土地，编入户籍，使他们自食其力，而用余力供奉上级。这样不出十年，百姓安康，物资丰富，赋税大量增加，永远免除财政官员仰屋兴叹的困境了。至于修明水利的方法，臣前任安徽巡抚时，亲眼看到地方荒芜，曾经上疏恭敬陈述沟田一事，详细陈述实行沟田的好处有五点：一是小的水灾可以不畏惧；二是小的旱灾也可以不畏惧；三是高宝淮城的河患可以减轻；四是使将来的国家赋税无穷无尽；五是隐占包赔的弊端可以消除。并请求广泛开设事例，招募百姓开浚沟田，详细陈述上奏。后来正值军务紧急，至今尚未实行。然而在今天想要寻求实在的生财之道，断然应该仿照此法因地制宜而急忙实行。不但可以在江南实行，即使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各省，如果都一律实行，那么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的地方无穷无尽。只是援引纳捐的事例，现在已经广泛开设，那么想要实行沟田，必须另外筹措开垦的本钱。又臣从前只阅览了凤阳府的情况而没有经历淮安、徐州，只看到地方的情势而不熟悉河务的机宜，只知道水患是由于久雨，而不知道凤阳府同时遭受黄河的祸害，而且更不知道河害不但可以消除，而且可以借此成为大的利益。现在臣自从受任总河以来，早晚奔驰，往来考察，深知江南凤阳、徐州、淮安、扬州四府州属，逼近黄淮，实在有无穷的利益。只因为从前没有讲求，所以不但不能得到水的利益，反而遭受水的祸害。即使臣奉命大修河道，也只是仅仅求其避害，而没有议论所以兴利的方法。臣已经确切知道，怎么敢不极力请求修举，作为我们国家久远足用的谋划呢？只是其中经营的事宜，头绪繁多，而且是微臣创建的言论，如果臣不亲自请求实行，那么各位大臣必定会怀疑而难以实行。虽然臣自知平庸低劣，现在在河工上拮据，尚且每天担心失败，怎么能承担这种开创性的烦难事务？然而臣受恩深重，怎么敢畏难避劳？如果蒙皇上不认为臣不肖，准许臣将江南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州，以及山东兖州一府的荒瘠地亩，会同各该巡抚大臣，随机斟酌，尽心经营。那么先用开垦本钱银五十万两，按照臣前疏沟田的方法，稍加更改，招募无家无业的人，按人口供给食物，督促他们开垦土地、挑挖沟渠，引水灌溉。并按照大修河工的例子，多用监理分管等官员，每分管官一人，招募夫役二百四十名，开垦田地一百二十顷。所收获的粮食，都归公家，作为来年增加开垦的资财。以五年为期限，辗转经营。五年以后，竟然将所开垦的田地，给予开垦的人作为产业，只衡量他们的产量，每年征收十分之一的税，交给有关部门征收。除去开始的第一年不算，大约计算六年之后，可以为国家增加赋税米三百万石，完全可以就近运送到京城粮仓，将江浙等省远处的漕粮，全部改征折色充作军饷。每年漕运经费等银，也可以酌情节省。这真是一举而数善具备啊。至于臣以六年为请求的原因，是因为臣年将五十，眼花发白，精力衰退，犬马般的余生，不知道能活到哪天，怎么敢远期年岁？只是这件事如果实行，那么非六年工夫，不能使规模大体确定。臣所以不敢不以六年为请求。至于这是开创性的事情，必须额外设置官员，破格用人。如果蒙皇上批准实行，容臣另外上疏题请。所需开垦本钱五十万两，臣不敢请求动用钱粮。查臣先前在恭敬陈述经营河工第七疏内，请求让武生纳监，[己](已)经部覆允许实行。后来因为奉旨治河着动用正项钱粮，所以这个例子没有开设。现在如果仍然开设这个例子，大约可以得到开垦本钱的一半。臣请在第四疏内。

译拨出资金以应急需。又在这六年之内，辗转经营的时候，虽然每年有征收的米粮，但也必须有银两同时使用，才真正有用。这项计划是将每年征收的米粮，代替江浙等省兑运漕粮，而让江浙等省将应征收的漕米，按照当时的价格改征银两，以资助开垦的费用。又五府州属的一切田地，除了现有水利设施以及肥沃且赋税较重的田地，都听任其保持原状外，那些无主的荒地，以及有主的荒地，还有有主但赋税轻、土地贫瘠的田地，等到开垦成沟渠纵横的良田之后，就酌情分给开垦的人；而有主的荒地和贫瘠田地，则等到疏浚成沟渠良田、规模确定之后，仍然归还给原主作为产业，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征收钱粮。在规模确定之前，凡是民间应缴纳的定额赋税，都在经营管理的名目下，代为缴纳。这样，大家才都愿意乐意前往，而功效也容易迅速显现。至于其中还有未尽事宜，应当等到果然奉到皇上允准施行之后，容臣另行上疏，逐一题请。这是生财的经常性的最佳计策，确实是使百姓富足、国家充实的根本谋划。

译仁和张霭生在《河防述言》中说：靳大司马巡抚安徽时，幕僚陈潢因为庐州、凤阳一带有很多荒地，于是提议实行沟洫农田的制度。后来因为靳公调任黄河堤岸，这件事没有成功。等到黄河、淮河两岸安定，过去被淹没的地区逐渐干涸露出。陈潢再次提出沟田的主张，先在安东的郊野，利用湖地屯田开垦。试验后有利可图，他的志向于是坚定。于是先建造房屋，划定疆界，发放牛种和农具，用来招徕流亡迁移的人。归来的人像赶集一样多。过去低洼的沼泽之地，很快就要变成肥沃的土地了。等到开垦的土地逐渐扩大，豪强势力侵占利益，私自开垦的人也很多。主管事务的人于是清理整顿，怨恨诽谤就产生了。散布流言，阻挠屯田政令。而嫉妒的人趁机而入，因此得以诬陷他。陈潢正要去京城会勘，希望得到圣明的洞察。然而到达京城后积劳成疾且愤懑，一病不起。可悲啊。吴江陆耀说：屯田政令一事，误用县丞于宣、骆龙友，颇为扰民拖累。两江总督董讷公，查实后弹劾上奏，把屯田全部归还给百姓。这件事于是停止。非常之事，百姓所恐惧的。这也可见执行者难以胜任啊。

水利足以使百姓富足、国家富裕的奏疏

慕天颜

只有国家每年的常规赋税，原本足以供给每年的支出还有剩余。即使战争兴起以来，军饷需求繁多，我们皇上思虑周详，决不让百姓增加赋税。而捐纳和缓征并行，广泛开设事例，酌情增加各种税收，集少成多，对于军前的粮饷，曾经没有匮乏。户部大臣筹划军需不足，请求圣旨应当让督抚陈奏，只是以减免赈济所缺，不得不预先估计罢了。盈余和亏缺的数目，不亏缺就没有不盈余的。应当思考亏缺的原因，就能得到盈余的方法。而现在亏缺的原因，是因为百姓困苦。百姓困苦，是因为灾祸接连不断。人们说天灾流行，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这种说法确实如此。然而臣唯独认为异变奇灾，自然不多见。如果确实尽人事来消除天灾，未尝没有好策略。但应当在事机发生前谋划，不在临时谋划。应当考虑长远，不考虑眼前。小民缴纳赋税依靠农田，而农田失收是因为水旱。如果旱灾不至于干枯，水灾不至于淹没，不依靠蓄水和排水有方又靠什么呢？臣在江南十年了，很熟悉江南的农事。不敢随意谈论其他省份，而就以江南来说。江南赋税天下第一，又大半出自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所以也暂且不谈全省，而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来说。不如大力兴修水利，然后才能说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大力兴修水利，必须先花费在现在，然后才能在长久后收到效果。康熙十年间，正当九年大涝之后，臣担任布政使，建议开浚刘河、吴淞两条江。经前巡抚马佑具题，动用国库资金挑浚，建造石闸，不到一年就告成。十年以后，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杭州六郡，遇到水旱不至于大困。即使康熙十五年，连续下雨几十天，滔天的水涨，而都不至于重灾，有明确的证据了。如去年的旱灾，赤地千里，真是百年难遇。然而靠近吴淞的华亭、娄县、上海三县，与嘉兴一带，连接刘河的吴江、嘉定，仍然不报告灾荒。太仓、昆山、青浦，灾荒也很轻。这几个县去年不是不旱得很厉害。当年开浚两条江，花费公帑十四万金。假如不开浚两条江，那么这几个县也一定像武进、无锡等县那样颗粒无收。钱粮一律减免，难道仅仅十四万吗？那么就知道暗中受到开江的利益功劳很大。即使这一年不报告减免的，已经足以弥补过去所花费的。从此以后，哪里还有估量呢？苏州的长洲、吴县，距离两条江最远，然而以全县计算，成灾也未及一半。再如无锡、宜兴二县，水灾则受到刘河、吴淞泄导震泽湖的益处，旱灾则不能分享其滋润。常州、武进、江都、丹阳、丹徒、阳湖、武进等地，则与刘河、吴淞隔绝，而本地的河道淤塞，所以导致高低都受灾。为今日考虑，臣所属减免亏缺的数十万，另谋生计，只在一时。赈济动用的数十万，已经开设捐纳事例，自然可以偿还弥补。而以后能保证年年丰收吗？以穷困已极的遗民，听任不可知的天道，臣私下感到战栗恐惧。只是议论兴修水利，就必须规划。哪条是干河，应当发放国库资金来疏浚。哪条是支河，应当劝勉百姓来引导。又必须干河先通，然后才能从事于支河。如常熟的白茆港、福山港、三丈浦，江阴的黄田港、申港，武进的孟渎河、包港，丹徒的安港、西港，都是沿江通潮的干河，对农田最有益，而年久淤废的。内部无锡、宜兴，可以连接太湖的河渎很多。金坛、丹阳，可以连接练湖的水泽不少。以及太仓通往七丫的运道，其中淤塞的，或几百丈或几十里，大约兴工开浚，花费三四十万两。而又必须观察地势，将所通的河道，在要津之处建立石闸，按时启闭。遇到旱灾接纳潮水以蓄存去水，遇到涝灾排泄内涨以遏制外潮。这才有益。工程办理材料，又需要数万。假如不吝惜这些费用，处处疏浚修筑，将看到农力舒缓而水旱无忧，庄稼相同而民间充实。百姓富足，君主谁还会不富足呢？这话难道虚假吗？历代的循吏，没有其他特殊的政绩，每每记载他们广开渠道资助灌溉的功绩，确实有原因啊。臣近年非

译未能及时加以讲求修举，只是因为民力难以承担巨大的工程，而军务繁忙交错，不敢请求国库拨款，只是深切忧虑惶恐。然而百姓遭受剥肤之痛，国家赋税日渐减少，与其在灾后请求减免赈济并商议补救，不如一劳永逸以图长远。至于江北淮扬地区，连年灾患，百姓深陷水患之中，弊病在于黄河与淮河，这与江南的农田情况实在不同，更不是平常的堤防蓄泄所能治理的。如果黄河淮河平静安澜，那么应当商议涵洞分泻的方法、潮汐迎导的方案，这些都是河水平稳安定之后才能做到的事。那么现在因为赋税匮乏而商议生财之道，反而想要耗费钱财而期望日后弥补盈余，岂不是几乎要嘲笑臣的迂腐拙劣吗？臣实在认为，人口众多而用度宽裕，应当谋求长远的计划。况且水利一旦兴修，功效就在早晚之间，原本并非迂阔之见。只是考虑到工程费用，断难从国库中筹措供给，那么除了捐输这一途径，更没有别的办法。臣考虑目前展期赈济的事例，补足赈济款项后，就应当停止，仍请求皇上垂察，在报停之日，将现行的各项条例再宽限展期一年，可以获得捐输资助二十万两。臣在另一道奏疏中商议展期童生捐例时，再分出二十万两，其费用必定充足了。如果江南水利，大功已经告成，赋税额度经常充盈，更可以开垦荒地，增加税粮，百姓殷实富足，国家用度自然宽裕。推广施行到天下，利益有说不尽的。断不敢以空话触犯欺罔的罪责。

译论增兵筹饷疏 乾隆四十六年

阿桂

臣此前奉到谕旨，令各省军营赏赐银两，从正项经费中开支，以及将武职名粮改为养廉银。仰见圣上谋略深远，不惜多耗费国库资金，以作为充实兵力、保卫百姓的计策。只是国家每年的经费有常规，不得不通盘筹划。臣在乾隆十年，任银库郎中时，曾详细核查，每年各省征收的地丁、关税、盐课、漕项等银，大约三千多万两，灾荒赈济、减免缓征的银两不在此数内。这是岁入岁出的大致情况。又查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国库存有八百多万两，雍正年间逐渐积累到六千多万两。而自从西北两路用兵，动用了大半。我皇上即位之初，户部库银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乾隆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增加赋税，而府库充实，国家用度富饶，户部库银增至七千多万两。皇上时时以藏富于民为念，凡三次普遍免除天下地丁钱粮，两次普遍免除各省漕粮，以及遇到灾荒就赈济，河工海塘，历年各处用兵，凡是作为捍卫保护百姓计策的，所花费的又何止万万。在皇上原本没有丝毫吝惜。但这些支出，尚不能与常规经费相比。常规经费骤然增加，不觉其多，但每年支出则难以持续。从前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每年所花费的，即以陕西、甘肃兵额饷粮的裁减移补来填补，对国家用度并未增加。现在奉训谕，陕西、甘肃各营酌情增加兵额一万二千七百余名，西安增设满兵二千五百名，京营添兵四千九百名。其马匹、步兵的粮饷，加上各省兵丁赏红白银两，遵旨从正项开支，约算每年支出已有一百多万两。如果又将武职名粮改为养廉银，其所扣减的兵饷，挑补实额，核计每年所需，又约三百万两。以每年定额增加三百万经费来论，统计二十多年就用去七千万两。武职所得的名粮、马干，由来已久，营官本来不至于拮据。现在谕旨改照文官之例，一体议给养廉银，固然属于核实办理，而其所扣减的兵饷，似乎无需全部挑补实额。臣私下考虑，云南、贵州等处，控制边疆，兵力不宜单薄。四川在平定大小金川后，内地兵丁移驻新疆，未免不足以守御。其他福建、广东海疆，也属紧要，都应查明增添兵额，以资弹压。陕西、甘肃两省，已经派遣满汉兵一万五千余名，此外各省分俱是腹地，所扣名粮均可无需挑补实额。再近年来满汉兵制，裁减、增添、移改者甚多，每年所需经费，是否与从前相仿。恳请皇上敕令户部，先将每年固定的出入银数目通盘核算，并将增兵饷、养廉三百万两之后，每年是否尚有余存，其各省兵额，是否无须一律挑补实额之处，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一并详细妥善商议。务必使理财与足兵两不相妨，量入为出，有余无缺，作为万年长久之计。

开源节流疏 嘉庆十九年

吏部尚书英和

奉皇上谕旨：前据侍郎吴璥请求开捐例，当时交户部核议。查推广常例，事多阻碍难行。暂开捐例，能否对经费有裨益。或者在这两议之外，另有良策，可充裕国用。着再行妥善商议具奏。钦此。臣私下考虑，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节流。常捐银数，行之已久，不便议加。而大捐屡开之后，再议开捐，有名无实，均出一时补苴之计，未为良策。臣等会议，意见也未必尽合。若稍涉依违，心同漠视，若再致两议，殊乖政体。惟有敬陈所知，仰祈睿鉴。臣查户部原奏，现在军需善后，并河工抚恤各事宜，通盘筹计，约需银一千万。现在内库存银一千二百四十多万。若少为支用，加上各处商捐，又前经奉旨停止各处工程，并所停巡幸，每岁可节省银一百多万。一时足敷办理。惟应于此时预筹万年长久之道，务必使收入多于支出，每年有所剩余，则国用常足，不仅为一时苟且之谋，办集一事即为塞责。现在开捐，无论不能得一千万之数，即得一千万之数，将现在军需、河工、抚恤各事办集，而岁入岁出，国家大计，也应预为筹划。臣愚昧之见，开捐不如节用。开捐则暂时取给，节用则每年有所剩余。皇上至圣至明，洞悉直隶办差，不无藉资民力，特降谕旨，今岁暂停谒陵。中外臣民，无不同深感戴。臣伏读圣制《宋孝宗论》，以天子之孝，不同庶人。圣谟广大，万世定论。盖天子之孝，在爱民保国，始为丕承先烈，不比士庶坟园密迩，必藉春秋霜露，克展孝思。应请嗣后皇上谒陵之典，或三年，或五年。

译起初只举行一次，百姓的劳力就能更加宽裕舒缓。至于木兰秋狝，是为了演练武备、习劳苦、联络外藩，这是本朝的家法。然而臣多次进哨，查看蒙古的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的蒙古，马匹众多，乐于从事；现在虽然马匹繁衍众多，却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年行围，难免有赔累。恭敬查考世宗宪皇帝时，就没有举行秋狝。此后秋狝，也应该请求酌定年限，隔一年举行一次，对于演练武备、安抚外藩的大典，仍然不至于荒废，不必每年前往。这样，国家经费每年节省不过数十万，但对于保全直隶百姓的劳力和蒙古的生计，益处实在很大。使国家富裕的方法，首先要使百姓富裕。以十年计算，休养生息，就会日益富庶了。

各处的工程，已经奉旨停止，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到百余万不等。皇上在节约用度方面，已经讲求。但是天下各项无名费用，不胜枚举。分开计算，数目不多；总计起来，花费却很大。关键在于承办的人，要实心实意，为国为民。如果对国体没有损害，就不应回避苛刻的名声，任由其浪费。就像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这一件事，是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的。武官役使兵丁，势所难免。当时建议的人因为库藏充盈，奏请增添武官养廉，裁撤名粮。在那时原本是核实办理的。但自从裁撤之后，未必能禁止天下武官不再役使兵丁。而突然增添这项养廉百余万，起初由耗羡项下发放，后来因为耗羡没有了，就导致动用地丁正项。国家经费有定数，因为一时库藏充盈，不考虑长久之计，就急忙增设。一年百余万，以三十多年计算，就是三千多万。臣听说当时阿桂就有担心几十年后经费支撑不住的奏折。可见老成持重的人谋划国事，凡事都期望长远。应该请求敕令下部臣详细查核一切正项经费之外，历年增添的各项，斟酌轻重，可以裁减的就裁减，可以削减的就削减，务必使每年的收入多于支出。一时看不出有余，积累久了实行下去，国家财政就会日益充裕了。

节流的方法，既然应该讲求，开源的计策，不能因为涉及言利就被排斥驳斥。损害下层利益来增益上层，叫做言利；如果取用天地自然的利益，公之于天下，而且可以赡养贫民，取用朝廷旧有的利益归还朝廷，不至于被官吏侵吞，为什么不可以呢？恭敬查考新疆地方，自古以来未入版图。我朝平定之后，每年支出兵饷百数十万，内地颇受其累。那里向来有金矿银矿，担心聚集多人，滋生事端，长久封闭。私下认为，天地生财，原本是为了供给生民使用。开采它，如果矿苗旺盛，增加赋税，使百姓富足，固然完美。即使矿苗消乏，不够工本，但工本自然散在民间，究竟天地间多了一项流通，也是有益的。况且新疆矿厂，自开辟以来，未经开发，矿苗旺盛可以知道。如果办理有效，足够支付该处的兵饷，那么内地经费就会日益宽裕。其他各省矿厂，也都长久封闭，弃之如泥沙。臣私下认为，天下大计，东南洋货，西北皮货，以货易货固然多，但以银易货的也不少。加上器皿首饰装饰等项，消耗金银的地方，不胜枚举。

译中原地区的金银储备日益减少，没有增加的时候。怎么能不导致财政短缺呢？那么不如从矿山中开采，来弥补消耗的数量。应当请求不要封闭矿山。或者由官府经营管理，或者允许富商经营管理。无论所得多少，都是取自天然，并非取自百姓。即使官吏难以保证不贪污侵吞，富商或许会装满私囊，但终究是取用被废弃的东西，来救济百姓的生活需求，确实有益而无害。而且可以赡养贫民。虽然聚集了很多人，但这些人就借此谋生。人有了谋生的途径，就没有闹事的心思。担心他们闹事，就不让他们谋生，未免是因噎废食。如果蒙受圣上允许，请求敕令伊犁将军，以及各直省详细查访，上奏听闻后办理。仍然必须敕谕不得畏难苟且偷安，放宽对罚款赔偿的要求，使他们有盈余，那么人们都会乐于服从，上下都受益。又查户部入官地亩这一项，乾隆年间入官的暂且不提，就以和珅、福长安两家来说，入官的地亩，不下二三千顷。这些地亩，至今并没有登记征税。臣长期担任户部侍郎，与各位大臣多次命令井田科司员发文查催。无奈直隶的地方官执行不力。大概这些地租，历年都装满了胥吏的口袋。而且传闻有用贫瘠土地抵换肥沃土地的弊端。应当请求敕令交给户部查明，严催直隶总督，立即尽快登记征税，不要让隐匿、侵蚀、抵换的情况发生。这对国家用度也有益处。以上两件事，一是天地自然的利益，一是朝廷自有的利益，并非取自百姓。虽然数量不能预先确定，或许也是开辟财源的一个方面。我们皇上励精图治，亲身践行节俭，爱护养育百姓。各位大臣如果能仰体圣意，尽心尽力，不玷污自己的官职，定能感召上天和顺，年成丰收，万物繁盛。国家府库日益富裕。臣世代蒙受国家恩惠，仰见皇上筹备军需，筹办赈灾、治河，日夜焦劳。臣实在不敢以征收大捐来敷衍塞责。谨就见闻所及，坦诚直陈。恳请敕令交给有关部门妥善商议并上奏。

论理财书 岭南集

程含章

帝王生财的方法，不外乎开辟财源和节制财用。如今的财源，没有可以议论开辟的，也只在于节制财用罢了。如今的财用，没有可以议论节制的，也只在于节制军需和河工罢了。国家收支有常规，用度有制度，除了灾荒赈济之外，没有虚耗浪费。只有军需和河工，动辄耗费数百千万。如果不节制这些，还能节制什么呢？先前皇上因为用度不足，询问内外大臣，有能提出富裕国家策略的人，分条具奏上报。我私下验证过去的言论，对照当今的事务，除了军需和河工之外另谈生财的，都是苟且应付眼前的计策。国家车书统一，声教大同，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尊亲的。内部没有想造反的百姓，外部没有边疆的侵扰。所谓的军需，不过是针对教匪。如果能禁止教匪，那么兵器不用而财用就充足了。教匪的祸患，流毒无穷。我们皇上本着德礼来教化他们，悬挂重刑来威慑他们，又命令天下官吏，编查保甲来稽查他们，天下学臣，随地撰写论说来教导他们，可以说是明察周备了。我认为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善于治理的法。想要禁止教匪，在于选择贤能的官吏，使州县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风俗的淳厚或浇薄，应当深知；民气的平静或躁动，应当素来了解。官吏如果贤能，那么防范的方法，教化的方针，都可以随地见效。那些教匪从哪里兴起呢？即使有一两个带头作乱的人，也不难立即诛灭。而军需就可以不用了。然而道台、知府是州县的统领，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又是道台、知府、州县的纲领。领子不振作，衣服就伸展不开；纲领不提起，网眼就张开不了。只要让道台、知府不荒废官职，那么州县的贤能与否就清楚了。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不尸位素餐，那么道台、知府、州县的贤能与否也就清楚了。先儒有言，一家人哭怎么比得上一路人哭呢？这话确实意味深长。身为大吏的人，要严格率领下属，不要稍有姑息，把贪婪低劣、庸碌无能的人，全部罢免。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出来，事情就治理好了。一个县得到合适的人，一个县就治理好了；一省都得到合适的人，一省就治理好了；天下都得到合适的人，天下就治理好了。哪里还有教匪呢？哪里还有军需呢？所以说，用人和理财，是互为表里的。至于河水的祸害，从唐尧虞舜时就已经存在。历代治理黄河的人不止一个，议论治河的方法也不止一种。自从南宋至今六百多年，河道没有改变，历代都为此苦恼。增高堤坝、加厚堤身，终究没有好办法。如今淮河、徐州之间，河道高出地面的，有的几尺，有的几丈。危险啊！国家每年耗费数百万来防备它。等到决口时，又耗费数百万来堵塞它。堵在上游必然决口在下游，堵在东边必然决口在西边。为什么呢？水的本性是向下流的，一定要强迫它向上流，来顺从我们的河道，形势不允许啊。那么旧河道不可再用的道理也已经明白了。董仲舒说，琴瑟不调和得很厉害，一定要改弦更张，才可以弹奏。我私下认为，今天一定要寻求恢复大禹旧河道的人，是不对的。不明白大禹治水的意图，以及孟子论述大禹治水的说法，而常常固守增高培厚堤坝的方法不变的人，也是不对的。想要寻求黄河数百年的安定，必须参考古今的变化，斟酌地利的适宜，顺从水的本性。

译舍弃旧河道而另辟新河道，然后才行得通。那舍弃旧河道而另辟新河道应当怎么做呢？黄河决口之后，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河道，就不必强行堵塞，而是顺势将其修筑成河道，这样水就能顺应其向下流淌的本性，自然就会安定平静了。有人问：顺应水的本性，是听任它走南道呢，还是听任它走北道呢？回答说：天下的大势是西方高、东方低，所以所有的河水都向东流。黄河流到兖州时，本来想要向东流入大海，但因为泰山的阻挡，不得不折向北方，也不得不折向南方。天津东北方是地势最低的地方，水想要流向那里，所以大禹疏导黄河由此入海，安澜平静了千百年。等到九条河道都被填平，没有人去疏通，到了东汉永平年间，黄河才向南迁移，从东北方地势次低的千乘入海，又安澜平静了九百多年。等到东汉王景、王吴二人所疏通的河道再次被填平，到了南宋南渡时，黄河才折向泰山以南，吞并淮河入海。如今海州、安东、沭阳这三条河道，都是黄河入海的出口。现在不必掺杂人的主观意见，听任水自然归流。如果水改道想要归于北方，就顺势筑堤引导它向北，是可以的；如果水改道仍然归于南方，就顺势筑堤引导它向南，也是可以的。总之，只是顺应它向下流淌的本性罢了。有人问：水走北道，不会妨碍漕运通道吗？回答说：漕运通道从分水龙王庙以下，地势像倒水一样陡峭，所以多建造石闸来蓄水，那么德州、天津的地势低下就可以知道了。而天津的地势尤其低。如果黄河走北道，从利津入海，那么黄河以南的漕运通道本来就高于黄河，不用担心淤积。只有黄河以北，需要多建造石闸来防备。粮船到达这里，然后才开启闸门，劳费与现在的清口没有差别。如果黄河从天津入海，那么粮船到达黄河，就可以顺流而下，直到天津起剥（转运）为止，哪里会有妨碍呢？有人问：听任黄河向北流，北边的郡县，不会受害吗？

译况且如何安置那些失去生计的百姓呢？回答说：黄河向北流，就危害北方；黄河向南流，就危害南方。都是一样的危害，只是选择危害较小的一方来安置罢了。如果黄河向北流，只要年年修缮疏浚，应当采用滚龙搜沙的方法，使泥沙不停淤积，再在水位下降时，挑挖河道，加厚修筑长堤，自然可以长久安定治理。如果黄河向南流，那么接纳南方的水量较多，我担心黄河、沁水、淮河、沂水、汝水、泗水、涡水、颍水同时上涨，海口排泄不及，必定吞没洪泽等湖，向南流入长江，危害不是更大吗？至于黄河改道新河道，应当迁徙失去生计的百姓，让他们在旧河道中谋生，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从前殷朝五次迁徙以躲避黄河水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请考虑次一等的办法。回答说：如果不得已而考虑次一等的办法，那就应当让黄河归黄河，淮河归淮河，不要借助淮河冲刷黄河，反而受黄河连累。并且让黄河归黄河，沁水归沁水，不要让沁水流入黄河，从而更加助长黄河的祸害。这是分散水势来治理，危害或许会稍微减轻一些。然而这仅仅是救急的策略罢了。想要求得数百年的安定，一定要顺应它向下流淌的本性，固然不必拘泥于大禹治水的足迹，只要得到孟子“行所无事”（顺应自然）的意旨，黄河就能治理好了。河道既然治理好了，那么漕运通道自然也就治理好了。国家每年防御黄河的费用、堵塞决口的费用、赈济溺亡者的费用，一切都可以节省。节省几年，积累的财富就达数百万；节省几十年，达数千万；节省几百年，达数万万。这就是所谓舍弃小费用，节省大费用，不聚敛财富而用度却不会不足。所以说：想要治理财政的人，应当从治理黄河开始。

《请开海禁疏》

慕天颜

查得户部奏疏称：需要使用的钱粮非常多。现在内外各位大臣，有将米、豆、草束等项价格上奏请求增加的；有称百姓困苦，上奏请求减免缓征的；有称百姓困苦，条陈奏报赈济救助的。如今江南等地发生灾荒，又见告了。如果一概讨论不准，恐怕民生不得顺遂，辜负了皇上爱护养育百姓的至意。如果完全听从他们的请求，那么钱粮更加减少，军需不足，难道能不预先筹划吗？在外地的总督、巡抚，身负地方重任，必定了解得详尽，如何使百姓不至于困苦，以充足国家用度，对军饷有益的地方，都一一陈奏等因具题。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切商议具奏。钦此。臣查得生财的道理，一定要找到它的源头；而理财的方法，应当从大的方面着手。目前兴兵征讨，四处出兵没有安宁，虽然蜀道渐渐开通，楚江全都顺流，但精锐部队遍布如星罗棋布，对军饷的需求非常迫切，各地都告急。商议节省，则各项开支普遍裁减，几乎到了无可节省的地步；商议捐输，则事例多有定案，几乎到了无可捐输的地步。然而军马的供给，常常担心不够；财政的筹划，尚且苦于没有办法。这实在是因为讲求的方法，只循着末节，而没有深入探求根本。自从庸调制度废除，百姓的输纳，不再有本色（实物）的供应；自从两税法实行，国家用度的征收，只以金钱为急。上下相继，只患缺乏金钱已经很久了。然而银两的来源，途径有两条：一是矿山开采的银，一是海外商船带来的银。自从开采停止，矿冶就不应再问；自从迁海令严厉，一片帆也不许出洋。生银的两条途径都断绝了，那么现在各省所流转的，只有现有的银两。凡是官府所支取计算，商贾所买卖交易，人民所依赖以变通使用的，总不出这些。而且消耗掉的减去一部分，埋没掉的减去一部分，埋藏制造的又减去一部分。银两日用而日益亏损，没有别的补充途径，用度既亏损而更加紧急，终究没有生息的时候。像这样求财富的充裕，求用度的宽舒，无异于堵塞水的源头而希望水流满溢。岂止宽裕困难，匮乏的忧虑，一天比一天严重，将有说不尽的祸患了。以今天下的形势，即使年年丰收，处处丰稔，还苦于谷贱伤农，点金无术，何况流亡迭见，灾荒频繁。在此时思考穷尽变化、通达长久的道理，不必求之于天降地出，只需打破目前的成例，说：开放海禁罢了。矿山开采，事情繁杂而难成，工费高而不可必得，所取有限，所伤必多，这件事不可骤然议论。只有海外商船的往来，用我们每年输出的货物，交换他们每年输入的财富。每年有所输出，对我们毫无损害，而殖产交易，更加足以鼓励技艺行业的勤劳。每年有所输入，在我们这里日益看到盈余，而货物汇聚流通，立刻可以消除贫乏的祸患。银两既然充足，赋税军饷依靠它转运输送，几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比起固守旧局，商议节省、商议捐输，其得失轻重，有不啻天壤之别了。然而议论这件事的人必定说海氛未靖，正从事剿除，如果一通洋，势多扞格。那么再请衡量今昔事势来说。查考前明海岛诸国，都允许朝贡，只因为倭寇蛮夷犷悍，绝不让他们通商。然而市舶的往来，对他们并不废止，所以有舶商匿货的禁令，原本是为了专门计算泛海的船只，实行于累朝，深得其利。其后虽然有倭患，原本不是由商舶引起的。再以本朝来说，闽海的余孽未灭，而荷兰、琉球等国的朝贡仍然到来；粤地的风帆连接闽地，而暹罗、红毛等国的朝贡自若。朝贡船本是外夷所来，尚且没有妨碍，商舶由内地所出，反而说可担忧。

译这又是事理上必然不会发生的情况。我还记得顺治六七年间，那时禁令尚未设立，看见市井贸易中，都有外国货物，民间流通使用，大多采用外国银钱，因此各省流行，到处都有。自从实行禁海之后，这类银钱便绝迹不见，连一文都没有。仅由此而言，这就是堵塞财源的明显证据。可以知道未禁之时，每年增加多少白银；既禁之后，每年减少多少利益。衡量这二十年来，白白抛弃的金钱，不能用亿万来计算，实在非常可惜。如今盛京、直隶出海的船只，本来已经听任其航行了；海洲、云台被废弃的土地，也允许恢复旧业了；香山岙门的陆路，再次准许贸易贩运了。凡是这些朝廷的筹划谋略，难道不是看到海利之源可以通融，所以放宽禁令吗？现在所请求的开禁，也就是将这一意图推广扩大罢了。只是出海的路线，各省有固定的口岸；税赋的收入，各口岸有固定的规章。确实统一规定口岸的处理办法，登记计算人员和船只的数量，严格稽查违禁的货物，考察惩处犯令的奸徒，而督率巡防，文武官员共同协助，统一由兼辖官员统领，责任落实到专汛官员，由道台官员弹压，由郡佐总理，一切发给票据、稽查、抽税、报纳等条例，都等到定议之日，可以逐一妥善斟酌举行。总之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现在议论的人明知此禁令应当开放，却瞻前顾后不敢轻易言说；即使说了，议事的官员也明知此言可行，又因循守旧不敢决断，那么财富最终从何处充裕，而用度最终从何处支出呢？现在因为军饷需求浩繁，民生困苦，皇上在庙堂的忧虑，更加深切地烦扰着朝廷的思虑，再三筹谋，反复思考，认为微小的利益和轻视财物，不足以补救今日的局面，必须开拓财富的源头，产生巨大的财富，除了开禁这一办法，更没有好的计谋。况且臣还有请求的，江南被废弃的沙洲，虽然已经恢复旧业过半，还有界外未恢复的沙洲，实际上在大江口内，而不在外洋，迁移的百姓失去产业，更为可怜。现在如果开禁，还可以勘定命令他们回归故土，开垦耕种补交赋税，这又是生财的一个方面。而海船通商，所依靠的是天下之大，百世之远，难道仅仅江南一隅足以供给一时的军饷吗？

译禁用洋货议（异之文集）

管同

天下的财富总量是固定的。如今财富既不在国家手中，也不在百姓手中。这个县贫穷，那个州却不见富裕，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人口日益繁多，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财富积聚在官吏手中，并被大商人兼并，这就是国家和百姓都陷入困境的原因。虽然如此，这固然没错，但还有未尽之处。现在乡里有人，家产累计数百万，率领家人妻儿，吃美食穿华服，经过几十年也花不完。不久邻居又有人，制作新奇巧妙的物品，来欺骗炫耀我们。我们的子弟喜爱那些物品，于是每天用钱财去交换。等到时间久了，我们家只得到那些新奇巧妙而无用的物品，而我们的钱财全部流入邻居家。现在中国与西洋，本来就是邻居。凡是流入中国的洋货，都是所谓新奇巧妙而无用的东西。而几十年来天下人纷纷争说洋货，即使最贫穷的人也竭力追随时尚。洋货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呢？洋货十分中有一分进入中国，那么我们的钱财就有三分流入西洋。从前圣王的时代，服饰有固定的制度，制作奇技淫巧的人会被处死。假如让中国人穿丝绸、玩金玉，钱财固然在中国内部流通，但圣王一定要严加禁止，是因为这会败坏人心并使财富偏聚。现在中国人抛弃本土适宜的产品，不认为它们珍贵，却纷纷争求洋货，这是洋人用奇技淫巧来败坏我们的人心，而我们的钱财白白地输送到外国。这在圣王看来会怎样呢？天下的物品，取其适用罢了。洋人有羽毛之类的东西，而中国并非没有用来做衣服的材料；洋人有刀镜之类的东西，而中国并非没有用来做器具的材料。仪器钟表，他们制造的确实比我们精良，是测量时日观察星辰的人所必须采用的。然而舜有璇玑，周有土圭的方法，他们那时哪里能得到这些东西而使用呢？那么我们对洋货，有什么依赖而不能断绝的呢？国家的制度，贩卖粮食出海的人，官吏的罪责甚至达到死刑。粮食与钱财，作为国家和百姓的资用，有什么不同呢？用粮食交换洋人的钱财，与用钱财交换洋人的货物，在损害百姓资用和祸害中华方面又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只禁止粮食，其余都不禁止，这是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的做法。从前汉朝时，匈奴喜爱汉朝的丝绸絮棉和食物，有个叫中行说的人，教他们用得到的汉朝丝绸絮棉在草棘中奔驰，衣服都破裂损坏，以此显示不如毛皮衣服完善；得到的汉朝食物都扔掉，以此显示不如奶制品方便美味。从此匈奴就成为汉朝的大患。想要图谋别人的国家，必须先索取无用的物品，来耗尽他们有用的钱财。所以表饵交关互市的事情，古人常常留意于此。洋人乐于与我们贸易，他们的深层意图大概难以知晓。即使不是这样，而中国的困穷，本来就由于这个原因，那么怎么能不为此深深忧虑呢？应该告诫有关部门严加禁止，洋人与我们的商贾都不再通商，那些在我们中国的洋货，全部焚毁不使用，违者治罪。像这样几年，中国的财力必定会宽裕了。

论洋害（岭南集）

程含章

天下的大利在洋人，而大害也在洋人。各番国所生产的货物，都不是中国所必需的。像大呢、羽毛、哔吱、铜锡、棉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年大约价值千万金，这还是以货易货，不必用实银在中国交易，尚且没有什么妨碍。只有鸦片这一种东西，他们把极毒的药，自己并不食用，却卖给中国，伤害我们百姓的生命，消耗我们国家的财源，估计每年所卖不少于数百万金，都是暗中用白银交易，有去无回。中国土地所产，每年有多少？一年破耗数百万，十年破耗数千万，不过二三十年，中国的白银就枯竭了。近来白银日渐昂贵，未尝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实在令人隐忧。有人说，严守海口，谨慎关卡渡口，只要让海关不征收其税，就可以禁止它不来。不知道沿海数千万里，处处都可以登岸，即使有十万士兵，也不能防守。利益所在，不跑也能走，不飞也能飞，难道一定经由关卡渡口吗？海关向来没有鸦片税，这都是传闻的错误。至于禁止兵役包庇，抓捕烟馆售卖，有犯法者重治其罪，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事情没有益处。一定要正本清源，只有断绝那些人，不与他们交通贸易才可以。然而试着想想，那些人能断绝吗？那些番国与中国交易，已经几百年了，一旦断绝，他们必定同心合力，与我们为难，战争连绵祸患结集，不是几十年不能安定。而沿海奸民，一向吃他们的利益，将要暗中为他们所用。海滨僻静，防备不过来。而且胜负是兵家常事，只要中国稍有挫败，谣言就会纷纷兴起，起来攻击我们了。天下的事情由我发起，必须由我收场，怎么能把战争当儿戏，而轻易开启边衅呢？现在的计策，只能严令各国不许夹带鸦片，某船有犯法的，就封其船舱，不许贸易。而在沿海口岸及城市市镇，严密察访，有囤积售卖的大贩，就依法处置，没收其财产入官，妻儿发配边疆。至于关卡渡口的查禁，自然不必说。又广泛教化告诫，使百姓回心向善，或许能稍微停止吧。事情有明知其害而不能立即去除的，必须暂且等待日后，以待时机可以乘势而为。

译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译筹滇理财疏

蔡毓荣

云南全省群山重叠，竹林茂密。赋税收入不多。每年供给军队，都依赖各省的协济。这烦劳户部筹划，累及驿站转运。而路途遥远崎岖，不能做到早晨出发晚上到达。一旦供应不上，军心就会惶恐不安。所以筹划云南事务，没有比筹划军饷更优先的了。如今正规军每年需要军饷七十多万两，加上驻守的大军，每年又需要军饷二百多万两。国家平定战乱之后，正处在财政匮乏之时，却必须分割几个省份的财力，历经数千里的险远，来供给这一隅之地，实在难以持续。因此，利用云南的利源，来供养云南的军队，这样转运就不烦劳，且缓急之时足以依靠。臣广泛咨询访求，提出建议并加以折中，务必审察时势和地形的适宜，制定长久之法，就可以利用云南的利源，来辅助协济之不足，有四点：

一是鼓铸钱币应当扩大。铜铅是云南本地出产，不像其他省份需要采办，而且云南人都以用钱为便利，已经批准开炉铸钱了。如今省局设炉十座，蒙自局设炉十六座，禄丰局设炉三座，大理下关局设炉七座。铸钱没有本钱，加上米炭一时涨价，获利不多，每年大约得到银四万余两。稍等年成丰收、米价低廉时，利润将会加倍。如果命令各局增加炉座，再根据地域增设铸局，每年获得的铸钱利润，哪里能计算得尽呢？臣请求省局、蒙自局各设炉至二十座，禄丰局设炉十座，大理下关局设炉十五座。再请求在迤东的临安、曲靖等府，迤西的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情开设铸局，大约可以设炉三四十座。各委派府佐一员负责此事，专门责成藩司总其成效。委派官员每年获利一万两以上的，给予何种奖励；那些耗费工本、克扣工匠、败坏钱法的，给予何种处分，并请定为常例，以示激励劝勉。所有铜铅都命令委派官员各自采买，每百斤不过银四两，不允许州县办理解送，以免苦累百姓。至于民间应缴纳的条银，以七钱三分银为定额，制造营兵军饷，应当命令银钱各半兼支。官员俸禄、役食，以及本省一切经费，都给予全钱销算。那么钱币的使用日益广泛，钱币的利润没有不日益增加的。

再查蒙自局，此前吴三桂逆贼铸出伪钱，专门发给交趾，用来交换交趾的银两。蒙自以南二百里，就是交江的蛮耗，设有关口，又水路二百里到地名坝洒，设立市场卖钱。交趾人喜欢得到钱币，蒙自局因此获利。自从大军收复云南后，严厉禁止已经很久了。臣想安南向来恭顺，如果因其便利，而使本朝钱法通行于蛮夷之邦，尤其显示一道同风。请求设置蛮耗巡检一员，领受储存蒙自局制钱，听任交趾人赴官公平购买，不允许民间私自通商贸易，以致开启争端。或者请求朝廷敕令户部行文安南国王，将每年需要钱币多少、缴纳价款多少，预先报告户部，准许一年两次委派官员赴蛮耗，缴纳价款领取钱币，随到随即发回。既顺从夷人之情，又不损害国体，以此来通行钱法，怀柔远人，两全其美。

二是矿硐应当开采。云南虽然偏僻遥远，但地产五金，先前经过朝廷大臣条议开采，户部覆奏将可否开采之处，命令督抚查明具题，确实是重视这件事。臣愚以为虽有地利，必须依靠人力。如果命令官府开采，所费不赀，当此军饷不继之时，从哪里取得供给？况且一经开挖，或者因为矿脉衰微，刚做就停止，那么工本大半化为乌有。即使源源不断，而山僻之地耳目难周，官民之间的漏洞无限，利归于公家的有多少呢？所以不如听任百姓开采，而官府征收其税更为便利。如今除了全书记载的，蒙自、楚雄、南安、新平的银锡等厂，易门的三家老铜厂，定远的苴铁厂，仍应按定额征收课税，无需再议外。查呈贡的黄土坡，昆阳的子母营，罗次的花箐，寻甸的迄曲里，建水的鲁苴冲老鹤塘，石屏的飞角甸，路南的泰来，广通的火把箐，官远的大福山，和曲的白露，顺宁的老阴坡，都有铜厂。易门的新旧县，马龙的紅路口，寻甸的白土坡，石屏的龙明里，路南的小水井，陆凉的三山，大姚的小东界，武定的只苴马鹿塘，蒙化的西，都有铁厂。罗平的块泽河，建水的清水沟，姚安的三尖山，都有铅厂。寻甸的歪冲，建水的黄毛岭判山，广通的广南，蒙安的戈孟石羊，赵州的观音山，云南的梁王山，鹤庆的玉丝，顺宁的遮赖，都有银厂。鹤庆的南北衙金沙江，则有金银厂。有的封闭多年，有的已开又废。目前固然米珠薪桂，用力艰难，然而有此自然之利，而最终抛弃，实在可惜。应当请求专责临元、洱海、永昌三道，各按所属，亲自察验，分别某厂可开，某处厂不可开，报告户部存案。一面广泛告示招徕，或本地有力之家，或富商大贾，都听任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仍委派廉洁干练的官员监收，务必杜绝额外诛求、额内侵隐的弊端。凡有司招商开矿，得税一万两的，准许其优升。开矿商民，上税三

译数量在千两至五千两之间的，酌情给予顶戴花翎，使其知道受到鼓励。又严禁私自开设官营矿洞，严禁权势豪强霸占民间矿洞。这样商人和百姓就乐于从事矿业，成效自然迅速。因为官府开采必然要摊派劳役，百姓开采则自行招募矿工。百姓各有本业，有的体力无法深入矿洞，往往半途而废。况且担心摊派劳役扰民，朝廷尚未见到利益，而地方先遭受祸害。如果矿工大多是游手好闲、无籍可查，有力气却无衣食的人，他们知道利益不专属于官府，而是与百姓共享，没有不争先恐后像赶集一样前往的。矿工聚集之后，矿税自然充盈。况且给予这些人追逐利益的途径，从而逐渐平息他们作恶的念头，这是理财兼防盗的一种方法。

一是荒地适宜屯垦。屯田的方法，一是收取赋税，一是节省军饷，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如今之所以受阻而无法实行，是因为官兵要防御地方，没有分身去耕种田地的办法罢了。只是云南地处边远，地方产出的物资有限，聚集数万军队依靠百姓供给，那么物资的盈余与短缺难以均衡，年成的丰歉也难以确定。如果不预先做好准备，这种形势是不能长久的。

译况且云南的物价，无不比内地高出十倍百倍。士兵一个月的饷银，尚且不够半个月的开销。一个人的口粮，怎么能满足父母妻子几口人的需求？穷困愁苦日久，必然导致士气受阻、人心离散。这难道是边境的福气吗？臣因此非常担忧。急切请求实行屯垦，并非一定要像前明那样分别设立卫所、聚集屯田居住，战时扛着武器，平时拿着农具。查得士兵中有父兄子弟及余丁的，十人中常有五六人。请将附近各镇协营无主的荒田，按照实际拥有父兄子弟余丁的士兵，每人酌情给予十亩或二十亩。臣会同巡抚、提督，督率镇将营官，设法借给牛只种子，听任其父子兄弟及余丁，及时开垦，逐渐谋求收获，以赡养家庭。使在役的士兵没有生活之忧，有对田园的眷恋。这样士兵的心志稳固，边防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三年之后，才按照民田的条例开始征税。应缴纳的条银，用来抵充月饷；应缴纳的夏秋二税，用来抵给月粮。计算所节省的粮饷实在很多，而对于操练征防，仍然没有贻误。其间如果有死亡事故，就选择同伍中殷实的人顶替耕种并注册，不要使田地抛荒。稍待国家用度充足，民间人口繁衍，前项所垦田地的赋税，全部归有司管理；或者准许永远作为营田，每年抵充定额饷银，都有裨益。至于投诚的士兵，安置为民的，既然缺乏恒产，终究没有生计，徒然置于不兵不农之间，应当令有司酌情拨给荒田，让他们垦种为业。起科之后，编入里甲，承办粮差。将会看到赋税额度日益增加，奸邪之人逐渐教化。这是又一举两得的好处。以上四点，有利于国家，不损害百姓。云南谈论兴利的事，大抵不出这些。仰望圣明采纳选择，下令施行，那么云南的军饷逐渐充裕，边疆永远依赖了。

滇南经费略

师范

经常，就是常规。费用称为常，那么非常规的也有。云南的收入只有条丁银二十万九千多，公件银六万多，盐课银三十二万多，厂课银十万多，税课银十万多，钱局余息二万一千多，秋粮二十万石，兵米剩余，还存有米七万多石，折合银八万四千多。一年大约收入银八十七万三千多。支出方面，文职的廉俸、祀典、廪饩、工食、驿站、堡夫，花费银二十八万多；武职的养廉、兵饷，花费银八十二万多。不足的部分，由部拨邻省协济，每年二十万或三十万不等。以十四府、三厅、四直隶州、二十七散州、三十九县的地区，收入却不够支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官员冗杂，也是因为士兵众多。然而一个郡的辖区，几乎相当于其他省份的一半，深山密林，还担心鞭长莫及，那么官员不得不冗杂是形势使然。三面邻接边疆，而各州县中，往往汉夷杂处，那么士兵不得不众多也是形势使然。而当官的人，眷属不能没有，幕友不能没有，随从不能没有。有的从永昌调往昭通，或者从丽江调往开化，远的两千多里，近的也有两千里。马匹的费用，极省也需要几百两银子。这是第一个困难。到任及三年任期，必定委派运送京铜，收兑的苛刻，滩河的险恶，船脚的刁诈，窃盗的窥伺，直到撤批回滇，如果重新经历，如同再生。这是第二个困难。而士兵也有两个困难。所关涉的月饷，除去扣克外，食物逐渐昂贵，自身尚且欠温饱，哪里顾得上家庭。即使少负才技的人，提拔到千总、守备，三年送省，六年送部，往来的盘费，债务累累。唉，去掉这四个困难，在于综理者善于节约并且熟练调剂。这仅仅是大概罢了。如果穷究毫厘察抄撮，一个会计吏就可以完成。否则有须知册在，又何必等我多嘴呢。

足民裕国二事疏 顺治十六年

给事中 王启祚

一曰民经界。皇上怜悯国家用度与百姓艰难，准许臣与同官王命岳疏请，特遣御史二员，前往山东、河南二省清理荒熟田亩，以期上不损害国家，下不损害百姓，真是朝野共同庆贺、臣民共同喜悦的举措。然而王命岳只知道臣家乡有荒地、熟地的不同，却不知道臣家乡更有地、民地的不同。只知道臣家乡荒地不可混淆于熟地，熟地不可混淆于荒地应当考察，却不知道臣家乡民地不可混淆于地，地不可混淆于民地应当考察。臣家乡是古青州，海滨广阔，盐卤之地，煮盐的区域。户在海滨，原有分就地，每亩只纳银六七厘不等。民地则上、中、下、下下四等不同，即使是下下地也纳银三分有余。地、民地，轻重不同，原有定例。自明末以来，典籍不存，经界不正，那么有本来是一块地，在运司则征粮，在有司则征民粮，甚至运司代替民而与州县争，州县代替百姓而与运司争，是一块地而纳两份粮。那么损害百姓，而实际上运司征粮，户则诡称其地为民地；州县征民粮，民户又诡称其地为地。奸民并不纳一份粮。那么又损害国家。损害百姓不可，损害国家也不可。伏祈敕下抚按，专委道员与运使于产盐处所，督率州县，详核典

译臣籍。询问当地父老。在运司方面，不能以盐地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从而与州县争夺民地；在地方官府方面，也不能以民地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从而与运使争夺土地。仔细审查哪部分是盐地，就确定其为盐地；哪部分是民地，就确定其为民地。详细明确地由巡抚、巡按上奏报告。再请求各省有产盐的地方，也命令该地按照山东的先例委派官员进行调查。这样盐地与民地各自界限清楚，民地不缴纳盐地的轻税，而国家用度不匮乏；盐地不征收民地的重赋，而民用不短缺了。

译第一条是厘清钱币的弊端。皇上批准了该部的奏疏，下令规定银七钱三分的比价，并刊印在大粮由单上，使得上级可以推行到下级，下级也可以执行到上级，上下通行无阻，毫无障碍。按理说，无论钱价高低，民用应当日益宽裕，而国家储备也日益丰足。然而近来银价没有变贱，钱价没有变贵，而钱法并未见疏通，这是因为银七钱三分的法令虽然很好，但地方官员没有真正实行，是因为这对地方官员不便。既然没有戥头折算的余地，也就没有羡余的收入，用来装入私囊则取之不便，用来孝敬上官则馈送艰难。所以在由单上虽然照例分派，但征收时不用钱而用银。名义上虽然是一两银派一千钱，但实际上收一千钱仍然是一两银，这与不派钱没有什么两样。更有甚者，巧立名目，自设几张钱桌，每换一文钱，必须得银二厘，然后才换给；如果不是官桌所发的钱就不收。这样缴纳一千钱，要用四千钱，比起用银反而多出一倍甚至两倍。银七钱三分的法令，到了这种地步，不是几乎穷尽了吗？本想疏通反而造成壅滞，这就是钱日益变贱、银日益变贵的原因，想要宝源局铸造的钱币流通无碍也不可能了。以臣的愚见，除了银七的数额照常设柜收贮外，那钱三的数额，另外设一个柜子，另外派一名差役，专门负责收钱。如果收钱却仍然收银，以及收钱时多方取巧的，巡抚、巡按官员立即弹劾，地方官员根据赃款定罪，收钱的差役重的处死，轻的流放。如果巡抚、巡按隐匿不报，允许御史台据实纠劾。这样地方官员才知道警惕，钱法就能疏通了。

军需报销疏

慕天颜

臣认为当今的钱粮，没有一项不应该节省。如果有报销核算中的虚报冒领，那么经管官员欺瞒蒙蔽的罪过，固然应当诛杀，而审核上报的总督、巡抚包庇混淆的过失，更难逃避。只是江南供应满汉各营，历年米豆草价的各案，未获批准报销，屡次驳斥屡次核查，万难减少报销数额，不得不直陈实情，仰求皇上明鉴。臣查康熙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年，采买发放给旗营提镇以及过往官兵支应的米豆草束，未报销的价值，前任巡抚臣与臣以及总督臣、安抚臣具题，驳覆的案件，不下数十件。部臣都以侍郎臣温代探访上报的价格与请求报销的数额不符，屡次行文驳斥减少。但部臣温代在康熙十五年秋初探访的江北舒城、桐城的价格，只是一隅之地、一时之价。货物市价的不齐，即使二三百里内外、一两月日前后，也有差异，何况远及千余里，历经岁月二三年之久，怎么能一律比较呢？如果执此为一定不变的数额，可以远近长久适用，那么下江苏州、松江接壤的浙江杭州，与上江安徽、庐州接壤的江西，那年一体报价，可以批准报销，为什么唯独驳斥江南为浮多呢？至于产地价贱而远运则贵，初收价贱而过时则贵，米豆则有盘剥水脚、纳税耗折，种种增加费用；草束则蓬松难运，堆贮灰烂，实际多有亏损。因此积算增加，而舒城、桐城偏僻一隅，不通商贩，正当收成之时，本地庄家争售，又不过关纳税，价值自然较省。前任安抚臣靳辅，现任安抚臣徐国相，在钱粮等事案中，历历陈明，即臣也在议折豆草一案的奏疏内，详细敷对。而积案久悬，终难销结。细查康熙十三、十四年，正当王师云集，商贾绝迹之时，粮料市值腾涌，而司府各官，如果买备稍迟，依法应当身死斧钺之下，竭力多方，购求充用。等到造册报奏销，原已再三减过，实在没有浮报。至十五年以后，探访各地时价，业已损之又损。今若遵命再减，责之经办穷困的官员，万万无力赔补，而追索商人则买卖人无定，名姓亦无可查，追索士兵则饲秣久已果腹，苦戍怎么堪受苛求。势必以纸上虚言塞责，及至追无可追，才请求豁免，终究对军饷没有帮助，这是欺君。臣将有据而可信的几端，仰恳特赐敕议。如部臣温代，先后两经舒桐地方，即在两三月间，而前访之价甚贱，及后随又顿昂，此部臣温代现在可问。苏松密迩浙江，路程仅三百里，舒桐距苏松二千里，近者价必相彷，远者价必悬殊，即安徽亦近江西，今浙江江西历年已销之案可查。商货必从市牙发卖，草束必藉村农搬运，价之轻重，牙户乡愚，一经博访，直吐如绘，臣与地方官，安得人人嘱制之，此小民之万口可信。各该年豆草，给与营伍，仓廒出入之亏耗，远近买运之艰难，昭昭耳目，则本色时价，为将弁兵丁之所熟知，此又在营之弁兵可询。江南孔道往来，使节甚多，先后奉差满汉官员，宁无一二心民事者，某地之出产何若，某年之物情何等，必所周知，而且江南人之立朝为大臣，为言官者亦多，此又在廷之诸臣可谘。皇上遣官密访，惟独江南

译江宁、镇江、苏州、松江、徽州、池州驻兵的地方，则尚未得到查访上报。臣现在斗胆请求特别敕令朝廷大臣共同商议，将臣等报销历年各案的原始题疏册籍，与浙江、江西相连地区的道路远近、报销数额的多寡，严格加以核对。广泛征询多方意见，倘若臣等包庇同党欺瞒皇上，臣甘愿受罪，而向各官员追赔，他们又有什么借口推脱呢？这样是非就不难立刻辨明了。

译苛驳宜禁疏

靳辅

臣认为，钱粮应当核销与否，自有其一定的标准。如果原本没有动用，却进行报销；或者实际使用很少，却开销很多，企图侵吞公款以肥私囊的，自然是国法所不容。如果确实是实支实用，并没有隐瞒实情、用少报多的情况，那么就不应当屡次苛刻驳斥，以免开启科派部费的弊端。查考近来各省核销钱粮，文书报到户部，承议的司官，虽然不乏秉公议允的案例，但偶尔遇到一事，或者固执一己的偏见，或者听信部胥的唆使，任意吹毛求疵，苛刻驳斥没有止境。钱粮数目繁琐，头绪牵杂，如果不精通核算，透彻了解款项，熟悉卷宗案卷的人，万万难以掌握要领。司官专门负责此事，假如稍微欠缺精详，就会被吏胥蒙蔽。况且堂官不过总揽大概，只根据据堂上几句陈述，怎能详尽知道底细？加上从慎重钱粮的角度出发，自然是一律依照司官的议定。由此户部胥吏的权力就加重了。户部胥吏的权力既重，那么经办钱粮的官员不得不行贿以求得批准，这就是所谓的部费。这项部费，官员没有凭空变出的法术，势必向百姓征收。如果是清廉的官员，收一分部费就征一分，百姓尚不至于大困。一旦遇到贪婪恶劣的官员，借此囤积居奇，或者收一分部费征两分，或者收一分征三分，甚至征四分、五分、十分，都不可预料，而百姓的困苦就更加严重了。国家增添了厚敛的名声，而户部胥吏得到了贪赃枉法的实利。地方官多一分费用，而百姓付出数倍的资财，其危害岂可胜言！臣前任安徽巡抚时，知道江安两藩司有一件积案，动用钱粮数百万两，而户部驳斥不准开销，暑往寒来，历经十余年才得以清结。如今臣兼管漕务，知道邳州、宿迁等州县，康熙元、二、三、四、五、六年间，民欠漕项钱粮三万余两，已经屡次奉旨恩免，经漕运总督和巡抚两臣多次题请豁免，而户部议定坚决不允许，坐实为明显是官员侵吞的名目，而严令追缴。臣根据司道各官痛切呈报的详情，已经具题请求豁免在案。又户部议定裁减运军耗赠银米一案，臣兼管漕务，根据各属屡次详报，深知断不可裁减的缘故，所以仍请求照旧发给。昨日阅览邸报，户部议定又不准。

并且称这项银米，从前原本没有，都是顺治六、九等年增添的款项等语。殊不知顺治六、九等年增添这项银米，当时原非得已。只是因为旗军费用不足，往往勒索里民，加之盗卖漕粮，拖欠甚多，公私交困，所以议定增加银米。自此银米一加，军民两安，国家储备不欠，已经历多年。如今户部大臣如果一定要议定裁减，势必仍蹈前辙。里民遭受勒索之苦，漕粮多有盗卖之弊，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况且钱粮自有定额，地方官民因时制宜，另外调剂的款项，原本在额外。只是因为恐怕涉及私派的嫌疑，所以不得不题明。总之原本不是户部司农的款项。在户部总会计的权力，只应当稽查其定额征收，不应当收取额外的款项。如果将里民自愿乐输以求免勒索的款项，又裁归户部，那么里民既然已经出资，却仍遭勒索，恐怕也是户部所不忍听闻的。诸如此类，臣姑且列举三案，其他可想而知。恳请皇上严饬户部大臣，此后一切钱粮，如果有不肖官员隐瞒核销，用少报多，户部大臣查出实情，访知弊端，就立即据实题参，将不肖官员处以重典，督抚知情的同罪，不知情的也按失察处分。如果并没有隐瞒核销、多报的情弊，那么应当核销的就核销，应当豁免的就豁免，可以裁减的就裁减，不可裁减的就停止。不要再徒然混驳，使得在外不肖官员，得以借口部费，肆意科敛，以致伤害国家根本。臣还有请求的，钱粮难以核算的原因，是因为尾数太繁琐了。查考银子自一分以上，才可以称其轻重；米自一升以上，才可以量其多寡。如果银子只到厘则难以称量，米只到合则难以度量了。又如果银子到丝毫，更到忽，则不过是微末之间；米到勺抄，更到撮，则不过是颗粒之间。银子损失到微末，米损失到颗粒，数目也可以停止了。然而银子的尾数自忽之下，尚有微、纤、沙、尘、埃、渺、漠、逡、巡、灰等算位；米的尾数，自撮之下，尚有圭、粟、颗粒、黍、稷、禾、糠、粞等算位。不仅无益，而恰好足以滋生奸胥驳斥的漏洞。尾数多则清算难，清算难则可以藏奸逞弊。如果一目了然、人人可核的数目，那么户部胥吏从何弄权呢？臣请求此后钱粮尾数，算到忽位为止。如一忽之外，尚有余零，竟作二忽科算。米麦尾数，算到撮位为止。如二撮之外，尚有余零，竟作三撮科算。其余都仿照此例。裁减无益的算位，以剔除无穷的弊端，这对于国计民生实在都有裨益。

覆部议禁米囤核城工疏 乾隆十年

陈大受

户部议覆条奏，令查禁商贩收米不立即发卖，以及典当铺面更购买米的弊端等因。臣私下认为，除弊务必去除其太甚之处，立法必须谋求其便民。固然应当因地制宜，体

译考察妥当办理。查访那些资本稍为丰足的商贩，每逢秋收之后，常有收购囤积、等待高价出售的情况。然而一旦获得高价，他们也就立即卖出，粮食仍然供本地食用，市场价格也借此不至于更加昂贵。怎么可以一概加以查禁呢？如果命令他们随收随卖，那么市价就会过于低廉，势必会将粮食贩运到其他地方。一旦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民间反而完全没有积蓄，他们依靠什么呢？况且米粮不同于其他物品，可以储存数年。富裕人家囤积粮食，在次年秋收之前卖出，断没有留到下一年的。这一年的收成，原本就是供这一年使用。出产只有这么多，如果全都先低价卖出，而不考虑日后的短缺，哪里比得上让百姓储存粮食，然后源源不断地出售更为有利呢？

又，部议中关于办理城工要严核估计这一条。臣查访各项工程，由委员进行估计时，常常多有虚报冒领。如果不严格核实，必然导致国库资金的虚耗。但如果意在节省，而不考虑工料是否充足，那么工程终究多有敷衍了事，难以经久耐用。这两种做法都不是持平公正的方法。臣愚以为，虚报冒领、侵蚀公款的弊端，如果委任得当、稽查严密，自然可以杜绝。倘若任用不贤之人，毫无查察，即使大幅度核减预算，而经手官员又肆意侵吞，那么工程万万不能坚固。现在虽然有名目上的节省，但不久就会坍塌废弃，前功尽弃，其对国库资金的虚耗，恐怕更加严重。

臣伏思城墙这一项，在内陆地区是民生的保障，在沿边沿海地区则是边防的重务。应该修缮建设的，必定要作为千百年的长远之计，而不能为了眼前的苟且之图。所有的工程，应该节省的地方，固然不可不详细综合核算；而实际需要的费用，也应当妥善勘察估计，不可草率从事。只要让地方大吏留心稽查，选拔干练的官员来担任，如果有不肖官员偷工减料、侵吞冒领的，立即予以参劾，那么工程自然会有实际成效，而坚固可期了。

译这本两疏是从年谱中摘录出来的，因为没见到全文，难以分开记载，所以合并为一篇保存下来。

与当事论经费书

陈宏谋

为国家理财，节俭谨慎是根本。量入为出，这自然是正确的言论。然而愚以为应当追问所花费的是为了什么事。如果事情可以不做，与利害关系无关，费用即使很少也应当爱惜。如果事情关系到民众事务和长远的利害，即使费用沉重，也应当不惜花费。就治理国家的大道而言，像这样长久有益的费用，属于“创造财富的人多”的范畴，而不属于“使用财富的人宽裕”的范畴。况且事情成败，各有其渐进的过程。该做的事因为吝惜费用而不做，后来即使花费更多也来不及做，或者虽然来得及做但伤害已经很大了。掌管财政的人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可以免除眼前的驳斥诘问，又可以减少日后的牵连责任，实际上对个人私利非常便利。只是恐怕人人都这样，事事都这样，地方的各项事务日益荒废，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关系到长远规划的事情，都不能用常规来拘束，也不能指望早晚见效。而实行起来稍有疑难，便成为话柄。旁观者不认为做事缺乏恒心，动不动就说事情不可为，一天天趋向于苟且偷安、只顾眼前利益的图谋，以为这是稳妥的办法。掌管国库的人都把谨慎出纳、避免侵吞挪用当作能干的事，势必只作不能维持一天的打算。费用小时不肯做，一定要等到危害大、费用重之后才去做。圣人把在出纳上吝啬列为四恶之末，正是这个意思。贫寒的书生，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多次经历仕途，难道不知道动用国库之难，难道不念及赔累之苦吗？但事情属于应当做的，费用就应当不惜。有时不花费固然节省，有时多花费反而也节省。只有仔细计算事情是否有益，不能惧怕自己日后的连累，而忘记国家的长远规划。我私下认为，做官不费心思物力，一说就成的，一定没有好事；即使有好事也不能长久。凡是长久的好事，一定有许多阻难，一定受许多煎熬。官员们变色相告，认为何必这样辛苦的人，我能看透其中的关键，尽力承担不推辞，才能对事情有补益。等到事情成功，从前的波折，都成了磨砺的工具。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又不只是今天这样。

请杜设法名色疏

张玉书

当今百姓贫困、财力枯竭，大多是因为地方官员私自摊派。朝廷中的各位大臣，人人都能说这个道理。而地方官员敢于私自摊派，无所顾忌，常常借口总督巡抚的公文命令，以及中央部门的咨文。每年正项赋税额度，各有抵销。遇到其他费用，部门大臣就请求皇帝敕令该督抚酌情设法筹措，不得动用正项钱粮。部门大臣的本意，原本是因为各省事务难以远程揣度，必须让地方官员从长计议，才不至于连累小民。法令并非不好，但百姓除了正项粮税外，没有别的剩余财物可以设法筹措。名义上是设法，实际上就是加派罢了。额外因事酌情增加，原本应当是一时不得已的使用。只是部门公文一下达，贪婪的官吏借机侵吞渔利，本来应当筹措的十分之一，而私自摊派的已经十分之五。百姓只看到奉部门公文转行，不敢再向地方官员询问多寡的数目；而地方官员向督抚申报，督抚向中央部门转报的数额，与向小民征收的额度，大多不相符。百姓不知道，中央部门也不知道。榨取敲骨吸髓般的金钱，填补官吏无穷无尽的贪欲，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臣请求皇帝敕令部门大臣，凡是遇到正项之外的一切其他费用，应当如何挪借办理的，必须斟酌妥当确切，行文给该督抚，遵照执行。仍然请求皇帝敕令该督抚严厉命令州县地方官员，不得在正项之外借端科派。这样或许各省贪官剥削的危害，可以稍微停止。

卷二十七 户政二 理财下

耗羡私议

彭端淑

医者的话说：危急时治疗其表象，缓和时治疗其根本。没到危急时候就治疗表象，那病就不能去除。高明的医生审察脉象、观察形体，调理元气，巩固根本。元气调理好了，根本巩固了，那人自然安康。当今天下的病，不在表象而在根本。什么是表象？所议论的耗羡之类就是。耗羡的名目，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我朝定鼎天下，耗羡归于官府而百姓受不了它的弊端。世宗以来，开始归于公库并增加养廉银，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度。现在有人议论说仍归于官府，臣认为大大不可。怎么说明它的原因呢？天下的官吏，不一定都廉洁。我给他们养廉银，而把耗羡归于公库，他们即使有贪心，所赢利的不必为自己所得，就不得不有所顾忌，而拘束于定额。撤去养廉银，而给予耗羡，这是引导他们去贪婪。我禁止他们使他们廉洁，而他们未必廉洁；何况引导他们去贪婪，他们有不贪婪的吗？况且今天之所以议论耗羡，是因为百姓贫困的缘故。因为百姓贫困而把耗羡归于官府，好比抱着柴草去救火。抱着柴草救火，火不能灭，而火势更加旺盛。把耗羡归于官府，百姓不一定富裕，而危害更加严重。这不是天下的细小事。有人认为应该存在民间，臣又认为不可。计算百姓的田地，大约多的百余亩，少的数十亩乃至几亩为止。他们所缴纳的耗羡，大约多的几钱，少的几分为止。于是积少成多，竟然累积到百余万。存在民间，对百姓没有帮助；归于公库，而从督抚直到州县佐杂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出自其中，国家一切兴办役事也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