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四礼政一礼论

译知道父子之间应当相亲，就通过醴酒、醮礼、祝辞、取字等礼仪来体现这种关系。这种礼仪并非士冠礼所能完全涵盖，却从士冠礼开始确立。知道君臣之间应当合乎道义，就通过堂上、阶下、拜揖、稽首等礼仪来体现这种关系。这种礼仪并非聘礼、觐礼所能完全涵盖，却从聘礼、觐礼开始确立。知道夫妇之间应当有别，就通过笄礼、次位、佩巾、大带等礼仪来体现这种关系。这种礼仪并非士婚礼所能完全涵盖，却从士婚礼开始确立。知道长幼之间应当有序，就通过盥洗、酬酢等礼仪来体现这种关系。这种礼仪并非乡饮酒礼所能完全涵盖，却从乡饮酒礼开始确立。知道朋友之间应当守信，就通过赠送雉鸟、干肉、奠酒、授受等礼仪来体现这种关系。这种礼仪并非士相见礼所能完全涵盖，却从士相见礼开始确立。《礼记》说：“礼仪有三百种，威仪有三千种。”这些事项大概不仅仅局限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即使就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来推演，所有的德行也都离不开这些了。这些篇章也不仅仅局限于士冠礼、聘觐礼、士婚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即使就现存的篇章来推演，所有的五礼也都离不开这些了。优质的金属在矿中时，没有筑氏的熔铸就不能制成刀削，没有氏的模范就不能制成量器。优质的木材在山中时，没有轮人的圆规曲尺就不能制成车毂，没有辀人的墨线就不能制成车辕。礼对于人的本性，也就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说舍弃礼就可以恢复本性，那就像说金属制成刀削和量器，不必等待熔铸和模范；木材制成车毂和车辕，不必等待圆规曲尺和墨线一样。如果说舍弃礼就可以恢复本性，那一定要像佛教那样幽深微妙才行。如果还是遵循圣人的大道，那么舍弃礼又从何入手呢？本性是最隐蔽的，而礼则是显现出来的；本性是最细微的，而礼则是显著出来的。所以说：“没有什么比隐蔽之处更能显现真相，没有什么比细微之处更能彰显本质。”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也谨慎小心。夏商周三代圣王兴盛的时候，在上位的人用礼来教化，在下位的人用礼来学习。君子学习士冠礼，从三次加冠一直到接受醴酒，父子之间的亲情就自然而然地确立了。学习聘觐礼，从接受玉帛一直到亲自慰劳，君臣之间的道义就井然有序地确立了。学习士婚礼，从亲迎一直到撤去酒食完成礼仪，夫妇之间的区别就清清楚楚地确立了。学习乡饮酒礼，从初献一直到不限次数的饮酒，长幼之间的次序就井井有条地确立了。学习士相见礼，从初次见面拿着礼物，一直到见面后归还礼物，朋友之间的信用就鲜明地确立了。大概到了天下没有一个人不被礼所约束，没有一件事不依据礼而行，人们循循善诱，日复一日地在礼中恢复本性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刘康公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性命。”所以说：“上天赋予人的叫做性，遵循本性行事的叫做道，修养正道叫做教。”那所谓的教，就是礼。也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内容。所以说学习是三代共同推崇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

译横渠张子的学问，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为优先。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揭示了它的大意。

复礼中篇

凌廷堪

《礼记》说：“仁就是人，以亲爱亲人为最大；义就是适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亲爱亲人的差等，尊重贤人的等级，是礼产生的根源。”这是仁与义不变的解说。又说：“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者是天下通行的道理；智、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品德。”这是道与德不变的解说。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就在于仁罢了。凡是天然血缘关系的亲人就亲爱他们，这是顺从本性，所以说“仁就是人，以亲爱亲人为最大”。也有不是天然血缘关系的亲人，但那个人是贤者就尊重他，这是顺从适宜，所以说“义就是适宜，以尊重贤人为最大”。用丧服的制度来论述，兄弟是亲人，堂兄弟就次一等，族兄弟又次一等。所以兄弟的丧服，是疏衰裳齐期；堂兄弟的丧服是大功布衰裳九月；族兄弟的丧服，是小功布衰裳五月。这就是所说的亲爱亲人的差等。用乡饮酒的礼制来论述，宾客是贤人，介宾就次一等，众宾又次一等。所以向宾客献酒则分开台阶，使用肩肉；向介宾献酒则共用台阶，使用肫胳；向众宾献酒则由长者登阶接受，有荐菜而没有俎肉。这就是所说的尊重贤人的等级。这些都是圣人制定的礼。所以说“亲爱亲人的差等，尊重贤人的等级，是礼产生根源”。亲爱亲人的差等，是仁中的义；尊重贤人的等级，是义中的义。因此义因仁而后产生，礼因义而后产生。所以说君子以义为根本，用礼来实行，用谦逊来表现，用诚信来完成。《礼运》说：“礼，是义的实质。”与义相协调，那么即使先王没有的礼，也可以根据义来创设。《郊特牲》说：“父子亲爱，然后义产生；义产生，然后礼制定。”董仲舒说：“用仁来诱导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那么礼，是用来制定仁义中道的。所以极度的亲爱可以掩盖义，而大义也可以灭除亲情。后儒不知道这一点，往往在仁之外寻求义，又在义之外寻求礼，这是不认识仁，而且也不认识义了，哪里懂得圣人制定礼的根本原则呢？因此，用兄弟的丧服去服堂兄弟、族兄弟，用献宾客的礼节去献介宾、众宾，就叫做过分；用族兄弟、堂兄弟的丧服去服兄弟，用献介宾、众宾的礼节去献宾客，就叫做不足。圣人制定礼而执守中道，君子实行礼而符合中道，差不多就没有过分和不足的偏差了。圣人制定礼，基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者都是世人共同遵循的，所以说“道，是通往治理的道路”，天下的通行道理就是这样。如果舍弃礼而另外寻求所谓的道，那就渺茫而不可凭信了。而君子实行礼，基于智、仁、勇三者，都是世人共同具备的，所以说“德，是获得”，天下的通行品德就是这样。如果舍弃礼而另外寻求所谓的德，那就空虚悬设而无所依托了。道没有形迹，一定要依托礼才能显现，而制定礼的人凭借它；德没有形象，一定要借助礼作为依归，而实行礼的人凭借它。所以说“如果没有极致的德，极致的道就不会凝聚”。因此礼，不仅大经大法，都完全本于天命民彝而产生，即使是一器一数的细微，一仪一节的琐碎，无不各有精义贯穿其中。这就是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格物就是格这个。《礼器》一篇，都是格物的学问。如果泛泛地指天下的事物，有终身不能穷尽认识的。一定要先习熟器数仪节，然后知道礼源于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致知。知道它源于本性，然后实行它出于真诚，这就是所谓的诚意。如果舍弃礼而言诚意，那么正心就不应该在诚意之后了。《礼记》说：“从天子直到庶人，一概都以修身为根本。”又说：“非礼不动，是用来修身的。”又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就仁义进一步阐述说“礼是产生的根源”，这就是道其实是礼。那么修身为根本，就是礼罢了。大概修身是平治天下的根本，而礼又是修身的根本。后儒置子思的话不问，却另外寻求所谓的仁义道德，对于礼则视为末务，而临时用一个理来衡量，那么所言所行，不失去中道的很少了。《曲礼》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的就是这个。因此君子尊崇德性，而讲求学问；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达到极高明，而践行中庸；温习旧知而知道新理，敦厚朴实以崇尚礼。

原治

张惠言

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上面不急于要求下面，而下面没有违背上面的。政令不强制就能成功，案件不审察就能搁置。他们的安逸就是这样。他们施于百姓的政治，不过是岁时宣读法律罢了。这也是现在官吏所奉行的。他们的刑罚条款，止于三千五百条，而用来应对狱讼常常有余。难道现在的官吏常常愚蠢，而古代的官吏常常智慧吗？百姓与下级接触的人，饮酒、习射、吹笙、击鼓以为娱乐，而懂得仁、圣、义、中、和的品德，孝、友、睦、任的行为，礼、乐、射、御、书、数的事务，都是后来的学士大夫所学习而难以成就，成就了而可贵的。乡党州闾的子弟，常常出自其中。他们的教化而风俗的兴盛又如此。先王制定礼，推究情理而为之节制，因应事务而为之

译防备。百姓的生活，本来就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就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的欲望，也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本心。所以为他们制定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等礼仪，借此来确立上下的礼节，区分亲疏的等级，明确贵贱长幼的次序，规定进退揖让升降的度数，使得情感有途径得以表达，欲望有途径得以满足，而仁义礼智的本心自然产生，邪气便无法侵扰。百姓从日常饮食起居，到知识能力所及、思虑所至，都有规范加以约束，却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礼教渗入人心很深，百姓顺从也就容易。那些蛮夷粤地的人，生来语言不通，听到中原的声音就惊骇注视；披头散发、身上刺青的习俗，即使给他们戴上礼帽也卖不出去。他们习惯于鄙陋尚且如此，何况习惯于礼教的人呢？如果其中有奇异放纵的百姓产生，难道不感到奇怪且惊骇，被排斥而无处容身吗？所以先王能够统一道德，同化风俗，历经数十百年而不改变，并不是百姓特别淳厚，而是道理自然如此。因此先王制定的礼仪非常繁复，但实行起来却很容易；掌握的原则非常简明，而推行的范围非常广大。政令，就是端正这些的；刑罚，就是塑造这些的；音乐，就是使人们乐于这些的。所以君主，制定礼仪作为天下的法则，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百官有司，奉行礼仪以彰明教化，并颁布给百姓。衡量礼仪的适宜之处而加以申明，因为这是百姓常习的，所以政令不烦琐；权衡礼仪所禁止之事而区分轻重，用来约束不合礼仪的人，所以刑罚不扰民。百姓习惯于礼仪，所以知道有是非；知道有是非，然后才有羞恶之心。因此赏罚可以施用。百姓习惯于礼仪，所以知道有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的关系；知道有父子、君臣、长幼、上下的关系，然后才有孝悌忠信。因此军旅田役之事可以役使。百姓习惯于礼仪，所以有孝友睦任；有孝友睦任，然后才有仁、圣、义、中和。因此成材的人可以任用。所以说，礼仪制止混乱的产生，就像堤坝防止水的来源一样。败坏国家、毁灭家族、使人灭亡，必定先抛弃礼仪；礼仪不抛弃，而风俗败坏、国家衰亡的，从未有过。后来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不治理百姓的情感却归罪于欲望，不制约百姓的本心却厌恶其行为。用政令命令他们，却不让他们知道原因；施加禁令，却不让他们知道为何犯错。行动没有遵循的习惯，举动没有效法的准则。无法克制欲望，各自凭智巧去追求；知道上面有人禁止自己，就各自用欺诈来逃避。有司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制定很多刑法来束缚他们，条律烦琐，多到数不过来，用来惩治那些不幸而无法逃避的人；那些侥幸能逃避、不触犯法律的人，又没有人过问。虽然那些无法逃避而触犯法律的人，被判死刑也不敢怨恨，但他们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他们的大不幸吗？这就是夏商周三代以后，小治不常见，而大乱不止的原因。

译行俭论

陈斌

想要天下粮食充足，就要勤于耕种。想要天下物资充足，就要实行节俭。劝勉耕种的关键，我已有度量开凿沟渠的论述了。如果物资短缺而国家不节俭，那么劳役耗费日益繁多，非农业的生产日益众多，回归农业的人民日益减少，将会导致物资不足而粮食更加不足。饥荒和盗贼乘虚而入，国家就支撑不住了。那么，天下长治久安的根本，就在于实行节俭罢了。实行节俭的实际在于遏制欲望，在于去除装饰，在于禁止浪费，而不在于吝啬支出、裁减正当的费用。吝啬支出，就无法役使百姓；裁减正当的费用，就无法供给事务。这是招致怨恨的原因，而不是修身节用的实际政令。现在看乡野平民的欲望，吃饱穿暖罢了。粗布衣服、粗粮食物，一钱的资本，就能供养一个人。如果进而追求美好，花费就加倍；进而追求丰裕，花费又加倍；再进而追求新奇，花费就更加倍了。而看那些大商人、大官吏，一次宴会必定花费数缗，一套衣服必定花费百贯，仅仅衣食的费用，普通人一年就要耗费千金。他们还想要美化宫室，装饰器物，奢侈一切生活起居和丧葬的器具，又有声色娱乐，以及养狗、骑马、打猎、游戏、玩赏的爱好，这些花费是日常用度的数倍。我由此知道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其危害也是无穷无尽的。何况那些卿士大夫拥有家业的人，何况那些后王君公拥有国家和天下的人。他们引导欲望的不仅仅是一人，顺从欲望的不仅仅是一事，起源于极细微、极近便的地方，而逐渐发展到耗尽四海的力量却浑然不觉，这难道不让人寒心吗？如果有一天停止并断绝这些欲望，以宽待百姓，以补充财用，那么朝廷上下就会传颂为盛德，不出几年天下就会形成节俭的风俗。广泛推行教化，那么公卿遵守法度，士大夫崇尚廉洁，农民安居乐业并竭尽力量。我知道执政的大臣，不必为锱铢两的收支精打细算，而天下的用度就逐渐充足了。天下习俗的陋劣，没有比舍弃实务而崇尚虚浮的美更严重的了。洋洋自得地只从事粉饰的事情，自己知道力量已经枯竭却还要夸大外表，这是导致败坏的道路。所以我认为想要实行节俭，又在于去除装饰。装饰并非只有一种，有用尽力量去装饰的，有力不足却更加装饰的。用尽力量去装饰的，家室会空虚；力不足却更加装饰的，家业会败落。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现在有一件日常使用的器物，取用足够就可以了。却有人用雕刻来装饰它，雕刻不够，又用丹漆彩绘来装饰；丹漆彩绘不够，又用金玉来装饰。而凡是服饰装饰在身上，摆设装饰在家里，妾婢装饰在内室，仆从装饰在门口，鞍马车辆船只装饰在路上，这些都不是礼仪体制所要求的，却一定要这样做，是因为认为外表的装饰不可停止罢了。这还算是用尽力量去装饰的情况。然而支出广阔而收入有限，富户必定败落，中产必定贫困。如果已经贫困，却勉强遵循富人的做法，没有收入来源，却不堵塞支出的漏洞，牵强附会庸人的议论，向世俗展示美观，而不顾后果，那么就会每日空虚、每月消耗，而不可救药了。圣人有话说：“拥有国家和家业的人，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贫穷不可隐瞒，节俭却可以安定。后世担心贫穷却又不能节俭的人，是被粉饰的言论误导了。何况如果天下都崇尚粉饰，那么人就没有诚实朴厚的意念，事就没有长远的计划，其危害极大，又不只是节俭不能实行了。至于一切没有名目的费用，即使是豪强大族，他们的房舍、厨房、园林之间，以及节日赏赐、年度惯例、寺庙道观香火之类，无所不有，何况拥有国家的人呢？所以古今兴盛宏大的朝代，事务多而用度广，费用有所沿袭，于是长久不改革，就把它视为常规款项，沿袭为定额，竟然不知道每年都在虚耗。滥觞之始放任成为长流，大壑的泽水因渗漏而枯竭。所以禁止浪费又是实行节俭的一件事。有人说：“君主担心不够宏大，年度支出收入数以万计，如果只实行节俭，这是向人显示不宏大，怎么办？”回答说：“君主修身节用，以一个人的节俭，供养天下的众人，这正是宏大的极致。唐尧使用土制的食器而被称为圣帝，夏禹厌恶华丽的衣服而冠绝三王，汉文帝以弋绨为衣而成为汉太宗，唐宪宗以一块肉兴起唐中叶。而在丰裕亨通、宏大之时，进献‘王者不会’之说的人，没有不误导人家国的。所以一个人实行节俭，就是教化；天下实行节俭，就是风俗。节俭那么食用不奢侈而物价平稳，技巧不兴起而农业力量竭尽。从节约之后可以繁衍生殖，从生殖之后可以储备积蓄。有积蓄就可以供给军队，可以抵御荒年，而天下的用度就永远充足了。这难道是琐碎的事务吗？”有人说：“国家节俭而不能举行礼仪，又怎么办？”回答说：“夏商周三代以前，穿着布衣上朝，用陶器祭器祭祀，再进一步以节俭为尚，所以不能举行礼仪。现在的节俭相当于古代的奢侈，我私下认为必须实行节俭然后才可以追求礼仪的本意。汉明帝说：‘我的儿子怎么能与先帝的儿子相比？’这是懂得国家大计的人。如果像唐朝嫁公主，宋朝郊祀，明朝末年封藩王，那是自己罢黜国家罢了，还谈什么礼仪，又怎么能实行节俭呢？”

叔孙通论

赵进美

君主治理天下，用一整代人的时间来整齐约束，而人们不敢有二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礼和兵这两者罢了。这两者的功效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然而君主的运用，必定有所侧重，而世人也因此判断治乱，不可不慎重。所以礼不足就任用刑法，刑法不足就依赖军队。军队，是礼的穷尽和法的变通。军队可以制止混乱，也可以产生混乱。以产生混乱

译制止动乱，这就像服用黄良、乌喙这类猛药的效果。病虽痊愈却不停止用药，病情将会比未痊愈时更严重。自己强大却希望别人弱小，自己残暴却希望别人仁爱，自己多疑却希望别人愚笨，这些都是依赖武力的弊端，也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孔子说：“用礼让来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古代治理国家取得功绩，而混乱不留下弊端，大概只有礼吧。礼的道理微妙，其中最显著且容易看到的，是区分亲疏，划分贵贱，严肃进退的礼节，谨慎取舍给予。忠孝由此产生，廉耻由此生成，这是人伦道德赖以确立的基础。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上下前后界限分明，互不逾越；衣服起居井然有序，互不混乱。君主垂衣正带，不深究天下事务，而世间已经井然有序，被称为治世。秦朝没有礼制，是从商鞅开始的。到了李斯这些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况。奸诈而获利，狡猾而避法，轻视亲情谦让而仇视名义，互相标榜为贤智，世人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头。赵高所说的“时不师文而决以武力”，让贫穷的人富裕，低贱的人尊贵，疏远的人亲近，这本来就是商鞅、李斯的遗留思想，而赵高只是沿袭采纳罢了。礼就像饮食豆粟一样必要。现在让人每天断绝饮食，却又给他服用黄良、乌喙这类猛药，没有不危险的。秦朝的灭亡，难道仅仅是赵高的罪过吗？秦朝灭亡后，汉高祖以平民身份取得天下，当时还未能停止战争，幸好有叔孙通起来用礼来补救。甚至在野外设置标记练习礼仪，他的心情是何等危急啊。汉朝没有在鸿门、荥阳陷入危险，却在拔剑击柱的时候面临危机。叔孙通的功劳难道可以和周勃、灌婴相提并论吗？至于鲁地的两位儒生，一定要等到百年积德之后才肯出山，这是不知道礼就像饮食豆粟一样不可或缺，而适合那些追求立即见效的人把黄良、乌喙等猛药杂乱地一起使用。

译《礼论》出自《绿野斋文集》

刘鸿翱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典章制度与礼乐文物，仅仅成为学者考据古事的资料，而帝王治理天下却无法加以运用。其弊端一方面在于迎合时势者抹杀古制，另一方面在于矫饰时弊者拘泥古法。抹杀古制的人习惯于运用刑名法律的手段，以轻便简易的方式来统治天下，认为先王那些曲折繁重的制度，是使人厌恶痛苦的器具，于是全部扫除并加以变革。这就是秦朝之所以成为二帝三王罪人的原因。而拘泥牵强的人，细细捡拾灰烬中的残余，必定在尺寸上与古人争论，不辨别真伪传闻的痕迹；如果有抵触难通之处，就强行加以解释。这一派坚持一种说法，那一派又坚持另一种说法，致使当世的君主发出聚讼纷纭的叹息。唉！古道之所以不能恢复，难道全在于迎合时势者抹杀古制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圣人所说的沿袭，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亲、义、序、别、信的道理，这是天的常道，地的义理，人的纲纪。即使经历衰败动乱，人们仍然相互维持而不敢完全泯灭。至于郊祀、宗庙、朝廷、享祭、宴会的法度，宫室、车马、旗帜、服饰、器物、色彩、纹章的制度，升降、拜跪、周旋、袒露、袭衣的仪节，虽然夏朝的礼制不能全部适用于殷朝，殷朝的礼制不能全部适用于周朝，所以必须有所减损和增益，然后一代的制度才确定下来。现在的儒者生活在秦汉以后，必定完全执守夏、殷、周的仪节文辞，认为毫厘之间都不能再议，这也太糊涂了。况且《周官》对天下造成的危害，议论者认为是王莽新朝所增益的。至于《仪礼》，乃是周公的遗存，孔子赞叹其郁郁文哉的典籍，在圣人当时，未曾不依据义理来兴起；而在后世，未必完全顺乎人情。郝敬的话说得好：“《仪礼》中有不适合今日的内容，比如《士冠礼》，不论有无爵位，就使用命服，现在可以吗？《士婚礼》，女子已经许配，行笄礼了，出嫁前在宗室接受教育三个月，现在可以吗？《士相见礼》，客人五次请求，才得到主人出来一次，又不升堂，只在大门外拜一次，现在可以吗？臣子侍奉君主进食，不等君主命令，先吃饭，品尝饮食，现在可以吗？古人没有纸笔，所以写字必定用刀刻，文字必定用篆书，书册必定用竹简木板；古人没有桌椅，席地而坐，所以进食必定用簋、豆、鼎；祭祀时孙子作为祖父的尸（代表受祭者），父亲拜儿子；丧礼中父亲在母亲丧期与妻子穿同样的丧服；庶子在其父死后为其母服缌麻。这些都是礼制中难以施行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世，固然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然而即使圣人再生，古礼中适合今天的，圣人会恢复；那些众人感到不安的，圣人也必定不会全部恢复。现在礼制中被有道君子所诟病的，圣人会去除；那些违背人情且对大义有重大损害的，圣人会去除；那些顺乎人情且对大义没有重大损害的，圣人也必定不会去除。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车子，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舞。”这四样，难道足以完备治理国家的制度吗？在这四样之外，圣人的创造难道少吗？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圣人一方面斟酌古制，一方面以当今为标准。

《请修礼书疏》康熙二十六年

御史陈紫芝

我私下听说，治理世事、安定百姓，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历代的君主，每当功业完成、天下安定之后，必定命令儒臣详细审定典礼，专门辑录成书，用来纲纪四方，而昭示垂范万世。比如周朝有《周礼》《仪礼》，至今被奉为经典。此后两汉叔孙通、曹褒的礼制，没有流传于世。其他如唐朝最完备的是《开元礼》，宋朝最完备的是《政和五礼》，明朝最完备的是《集礼》，这些书都流传至今，条目卷帙，确凿有据。我朝如今海内平定，车同轨、书同文达万里，正当治理安定、制定礼乐、功业完成、制作音乐的盛世，而恭敬地正值皇上这位千古制作的圣君。我阅读多道上谕，祭祀之事务必极尽诚敬，朝堂仪制务必期望整肃，民用务必归于节俭，天下万世，都仰慕皇上神明的斋戒，恭敬自身以端正他人，事事以典礼为念。至于所实行的郊祀、宗庙、皇宫、朝廷的仪制，八旗满汉等人的服饰用品样式，以及婚丧之礼，固然本于祖宗家法，经过斟酌确定，现已载入《会典》，但特别缺少专门辑录的礼书。况且我朝开局纂修，无书不备，唯独这典礼大节，尚缺一书，传之万世，似乎是缺憾之事。虽然《会典》总括六部，是本朝的法度之书，但不能作为礼书。比如明朝也有《会典》，唐宋有《六典》《会要》，而礼书都在其外。再如今天吏部有《品级考》，户部有《赋役全书》，兵部有《中枢政考》，刑部有《大清律》，都在《会典》之外。综合来看，有《会典》又不可无礼书，这是明显的。查康熙二十三年间，部覆原任刑部尚书魏象枢的奏疏，俟《会典》完成后，择取关乎官民的礼制，另编简明一书，颁刻民间，已有案可查。这只是就晓谕民间而言。如果要为万世垂示，终究须要汇集通辑，才称得上全书。况且就《会典》所载，只见行礼的大纲，固然已经全部列举，细目未必完全展开。不专门辑录而详细审定，怎么能一无遗漏呢？比如前五月二十日，皇上亲自求雨，万民欢呼，固然

译除了常设的祭祀之外，为百姓向天祈雨的典礼，是上天施予的宏大典制。各位大臣未能深入理解求雨之礼，以至于在清扫道路、陪同祭祀时，举措多有失误。那么其他礼仪中可能存在的缺失，也可以由此类推而知了。

查阅唐、宋、明三代的礼书，大体相同而细节略有差异，都将礼仪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类名目，并增加了冠服、仪仗、卤簿、乐歌等项目。

是否可以在今年八月间，当《会典》编纂完成，进呈御前鉴定之后，特别选拔年老成德、学识渊博且熟悉典故的人，专门修撰《皇清典礼》。仍然仿照历代朝代的体例，分门别类编撰成书。以《会典》中已确定的内容为主，对于尚未确定的加以增补，对于已确定但尚不详尽的稍加修饰完善。

至于民间，则仿照明代礼书，参酌朱熹《家礼》的宗旨，提取其大纲，略作整理规定。务必使无论贵贱都共同遵守，无论大小事务都依循而行。

这样既通过制礼作乐，展示本朝代的典章制度，也通过制止僭越、防止奢侈来端正天下的风俗教化。将使本朝的制度，上与周代的《仪礼》相媲美，绝非汉、唐、宋、明各代所能同日而语的。

译请求厘定制度的奏疏 康熙年间 胡煦

臣谨奏：皇上自登基以来，凡是利于百姓的事情，无不兴办；凡是害于百姓的事情，无不剔除，已经周全详尽、完美无缺，毫无疏漏。臣是平庸之才，学识短浅，哪里能辅佐皇上高深的治国之道。只是想到古代的帝王，那些被称为盛世、治理隆盛的，无不以道作为权衡的标准，所以他们创制立法，其中都有深意。现在看三重之道，以考察礼制制度为首要，而万国遵行，只有“一道同风”（制度统一、风俗相同）最为兴盛。所以周朝初年的政令，就有谨慎权衡度量、审察法度的记载；而《月令》所颁布的，也明确记载了校正斗甬、正定斛量的事情。法度不统一，那么商人或许会迷失方向，而奸诈之人钻法律空子，都能公然各自谋取私利，恐怕这不符合让百姓必须尊崇、必须信任、必须遵从的深意。臣谨查各省的斗斛，有以十二个筩为一斗的，有以十三四个筩、十七八个筩，乃至三十六个筩才为一斗的，这是各省的多寡原本就不统一。又查各省的戥秤，有苏法、广法的不同，秤也有十四两、十六两、十八两、二十四两的不同，这是各省的轻重原本就不统一。又查各省的尺度，有以两手为一尺的，有以三手为一尺的，又有以一度为一尺的，还有直立在此，伸手提起布匹向上，等它下垂到地面才为一尺的，这是各省的长短原本就不统一。而且不只是各省制度不同，即使在一省内，也早已不能整齐划一。臣认为法制不彰明，恐怕不能树立无所不包的规范，展示中正的标准，那么愚贱百姓的信任遵从，也就没有依据了。请求皇上命令有关部门，斟酌多寡、轻重、长短、大小的适宜标准，定为固定不变的法度，颁发给各直省，务必使每家遵守其标准，每户遵从其尺度，使海内外无不倾心慑服于国家的盛制，以此来鼓舞遵守典章、奉行法度的心意，开启一道同风的盛世，那么遵循王道、顺应帝则，未必不是从制器尚象中振兴并激励劝勉而来的。

定制崇俭的奏疏 陈廷敬

臣私下认为，国家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计划，关乎风俗；风俗盛衰的原因，系于人心；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关键，在于教化。所以品级节度，必须有固定的制度，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使天下移风易俗，回心向道，这更是教化的急务。仰赖皇上具有尧的仁德、舜的睿智、禹的节俭、汤的勤勉，总揽天下大权，先教化而后刑罚，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而大力奖赏官场，尤其重视廉洁。臣愚昧地认为，贪与廉是治理的大关键，奢与俭是贪与廉的根本，想要教导廉洁，应当先使百姓节俭。然而不能立刻达到的，是因为积习使然。臣看到皇上盛德渊深纯厚，亲自带头节俭，御用服饰没有奇丽的外观，膳食少有兼珍的味道，早朝晏罢，谨小慎微，与中外臣民共同登上古风，一时公卿大夫以此为准则效仿，应当有蒸蒸日上、巨大变化的契机了。臣认为风俗未能完全节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古代衣冠、车马、服饰、器用的器具，婚丧的礼仪，贱不得超越贵，小不得加大，现在或许等级威严未加区别，因而奢侈僭越的习气未能完全转化。百金是中产之家的财产，一件皮裘的费用，何止百金；绮纨的服饰，由机丝织造，花草虫鱼图案，时新日异，旧的还像新的，新的已经变旧，穷人循旧而被嘲笑，富人追求新而无厌，互相羡慕效仿，积久成风。外任官员，有的带着数十上百人的随从，穿轻暖的衣服，骑肥壮的马，车马拥堵，震惊道路，不惜泥沙之用，贪饕之行容易形成。由此富人贪财无度，穷人耻于不如，冒险触犯禁令，妄图侥幸免罪，幸而不犯法，就用巨额财富在乡里夸耀，愚民无知，见他们这样游手好闲、趋利逐末，多离开农田，放弃本业，贾谊所说的“一人耕种，十人聚集而食，想要天下无饥，不可能；百人织造，不能穿一人，想要天下无寒，不可能”，起初由于不节俭，继而导致不廉洁，最终导致天下饥寒，饥寒切身，奸盗因此而起，这就是刑罚未能减少停止的原因。那么风俗如何使之淳厚？也只是端正人心罢了。喜好和嗜欲侵入人心，就像水失去了堤防，这是教化应当首先致力于的。恳请皇上命令朝廷大臣，广泛考察旧章，详细议定制度，御赐的衣物，允许服用，以及近侍之人，照常不议外，官员士庶的冠服、衣裘、饰用制度，婚丧礼仪，有应当更改的，斟酌损益，务必合乎中道。那些浅近易行的，如貂、猞猁狲，过去有官品之分，现在庶人也服用了；如缎绸，过去有官民之别，现在混杂无辨，都应当厘正，使永远遵行。至于外任官员的车马仆从，不得过于奢侈，制度既定，无人敢逾越，那么节俭之风可以逐渐形成，工匠不必在无用的地方炫耀技能，商人不必流通难得的货物，奇技淫巧、弃本趋末的百姓，将转而从事农田，田地开垦则百姓无饥寒，百姓无饥寒然后可以兴起礼义廉耻，而国家的四维

译用此来彰明。太平无边的盛世治道，其开端就在于此。这又岂止是劝勉廉洁的官吏罢了。

译请禁宴会疏 顺治四年

给事中杨时化

臣听说导致国家混乱灭亡的祸患，大多起源于荒淫无度；开创基业、垂范后世的谋略，必定以倡导节俭为准则。从未有过在改朝换代、革新政治的时代，仍然沿袭前朝奢侈浪费的旧习，并且比前朝更加严重的，像今天这样。就拿宴会这一项来说，从常人的感情来看，不过是人际交往的常规，即使极度挥霍浪费，又有什么关系呢？却不知道废弃职守、诱导贪婪、结交私党、扰乱朝政，这才是祸乱的根源，难道仅仅是浪费钱财、败坏淳朴的民风吗？请让我为皇上详细陈述。明朝末年万历、天启年间，天下富庶，盛极而衰，逐渐陷入奢侈靡费，本是情理之中。那时虽然早晚互相往来，酒杯酒筹交错，一桌宴席的费用，还不足一两银子，但有见识的人，已经预先担忧官场邪气、贿赂公行，百姓穷困、财力枯竭。后来果然如此。如今天下有幸蒙受圣武平定，然而创伤尚未恢复，乡里萧条冷清，这正是君臣应当互相告诫、以史为鉴的时候。可是各位大臣近年来天天忙于宴会，果品腌肉的开销，是过去的三倍；加上优伶戏剧的费用，是过去的五倍。俸禄收入有多少，能经得起这样的放纵？臣不知道这些钱财从哪里得来，又从哪里偿还这些费用。想要他们整顿祭祀用品、禁止贿赂，是做不到的。况且臣子早晨上朝、晚上警惕，还担心荒废官职，现在刚走出官府，就奔赴宾客宴席，甚至有一天被好几家征召的。人的精力只有这么多，精力既然在宴会上耗尽了，想要他们勤于政事，不尸位素餐，也是做不到的。孟子所说的沉湎酒色、荒废政事，竟然出现在圣明君主在位、万物昭彰的时候，这难道是期望成为英明君主所应有的吗？圣明天子在上，法律森严，万万不敢结党营私、比附德行，只是在丝竹音乐交替演奏、优伶献媚取笑的时候，想要他们说话必定合乎道义，思考深切地辅佐朝政，商议政事的得失，询问民生的利弊，有这样的迂腐不合情理的事情吗？臣所以说，废弃职守、诱导贪婪、结交私党、扰乱朝政的祸根，就在于此。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势所必然，不是臣敢对未必发生的事过度忧虑，胡乱冒犯圣聪。恳请皇上以前事为鉴、以后事为戒，崇尚节俭、摒弃奢侈，堵塞贪婪腐败的源头，革除偷懒懈怠的习气，命令礼部严厉申诫，制定制度规范，希望人们知道廉洁勤勉，风气回归淳朴。

请酌定家礼颁行疏

甘汝来

私下认为，礼是天下的大根本，也是王道的大本源。《易经》说：“上天下泽，是履卦。君子因此辨别上下，安定民心。”《尚书》说：“上天有秩序，体现在礼上。”《礼经》说：“修习六礼来节制民性。”考察从上古到周朝，礼制大体完备。《仪礼》一书，详细记载了士大夫所行的礼仪，使他们熟悉升降揖让的礼节，各自安守服饰车舆的规格，这就是民心得以安定、民性得以和谐的原因。汉朝唐朝以后，历代都有典章制度，大抵对朝廷宗庙的礼仪详细，而对民间乡里的礼仪简略。宋朝儒者司马光、朱熹，明朝儒者邱浚等人，所撰写的《家礼》一书，简易可行，可以作为法则。然而仅用于私家，即使是同乡的人，也不能完全被教化。这是因为教条不是出自朝廷，也没有人讲解明白、切实研究，作为督促率领的缘故。我们国家编纂《大清会典》一书，效法《周礼》的六官，礼仪更加完备；综合百王的制度，细节更加详尽。中外臣民，谁不争相磨砺自己，以在明备的时代奋发兴起？但我私下有所担忧，各地风俗不同，朴实率直的人固然很多，但奢侈浪费的人也不少。今年五月，恭读皇上谕旨：“厚养百姓的方法，在于务本和节用；节用的方法，在于崇尚实质、去除浮华。朕听说山西、河南的民俗，多从俭朴，所以家家户户有积蓄。只有江苏、两浙的地方，风俗崇尚奢侈，往往家里没有一斗粮食的储备，但穿戴必定极其华丽鲜艳，饮食不满足于清淡，加上乡里之间，茶坊酒肆，像星星一样罗列，像棋子一样布置，少年无知，游荡失业。那里土地狭小、人口稠密，正为衣食难以充足而忧虑，怎么能忍受习俗如此？百姓怎么能不更加艰难？朕怜悯百姓，期望他们富庶，已经将历年各项积欠，全部免除。小民趁着这时手脚宽裕，正当各自勤奋职业，崇尚朴实、摒弃奢侈，以防备匮乏。怎么能习惯于奢侈浪费，互相仿效，一天比一天严重，积累成为风俗的忧患？地方大吏，以及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守令，都应当努力教化引导，宣扬朕的德音。士绅之家，应当亲身实行节俭，以率先垂范。布帛可以安身，不必追求华丽的丝绸；粗粮可以充饥，不必追求珍美的食物。物力值得爱惜，不要滋生浪费；终身应当计划，不要只顾眼前痛快。以俭朴互相争先，以节约互相崇尚，必定能逐渐回归淳朴，改掉积习，差不多能达到唐魏的风气。”钦此。仰见皇上诱导百姓、移风易俗的深切用意。臣愚以为，想要消除积习，只有用礼来统一他们。如果明确指示给他们日常容易实行的书籍，再让负责教化的人讲解明白并约束他们，那么教化就容易实行，事情就能长久。查前代虽然有《仪礼》《家礼》等书，但礼仪繁琐，字句琐碎，而且时代不同制度不同，服饰用品不尽相符。至于本朝《会典》及《政治全书》，虽然记载详细明白，但与士庶的礼仪无关，而且卷帙繁多，民间难以购买收藏。恳请圣裁，选拔朝廷大臣，检集前代礼书，以及本朝《会典》《政治全书》中，摘取汇集，编定一书。凡是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增减，务必明白简易，士民容易遵守

译守。书成之日。进呈御鉴。仰请钦定佳名。颁发直省府州县学各一本。颁发到日。该府州县转行刊印。布散给绅士、百姓等人。务必使家家户户都知道。即使是穷乡僻壤。也没有不周知的人。使他们能够遵循并践行这些训诫。完全遵守规矩法度。因为条令教化出自上面。那么风俗就会在下面形成。而僭越、奢侈、浪费的习气。不用禁止也会自然消失。所以说安定上级、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此后如果有超越礼制、冒犯本分。豪奢奢侈没有节制的人。就按照违反制度的法律。分别定罪惩处。地方官员以及教官等人。如果不能倡导教化训诲。由上级官员查访弹劾。交给吏部议处。那部颁给各学校的成书。要登记在交接盘查的册子里。不要导致遗失。以期永远流传。这样那么教化引导就有方法。遵循顺从就更容易。各地的习俗。自然会盛大而显著地改变。奢侈的人知道节俭。节俭的人知道礼法。渐渐地普天之下。统一风俗。比起唐尧虞舜而超越夏商周三代了。

译制定经制以节制民用疏 乾隆十六年 御史孙宗溥

我想，我们皇上日夜操劳，谋划治国。深切念及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今年皇上巡幸江浙，因为当地习俗崇尚繁华，积蓄未能充裕，多次蒙受皇上谕旨，告诫勉励臣民。凡是想要改变风俗，共同达到仁政长寿的治理境界，这是教化养育百姓的至深用意。我私下思考，风俗的奢侈靡费，它的形成，一定是逐渐造成的。那么改变风俗的方法，固然不是靠刑罚驱使、权势压迫所能强制的，也不是靠家家户户解说就能立刻明白的。即使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如郡县官吏与百姓最亲近，负有教化引导的责任。然而如果让他们去规划民间日常用度之事，却漫无准则可依循，不是因循守旧听任自然，就是苛细琐碎近乎纷扰，终究无助于转移风俗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斟酌制定章程，加以限制，使地方官员有所依据，士人百姓知道如何遵从，然后返璞归真，才能归于统一。饮食起居合乎礼制，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法。《礼记》说：“国家奢侈就展示节俭，国家节俭就展示礼制。”由节俭流于奢侈，是百姓自己造成的；由奢侈返归节俭，百姓就不能自主，在于设立法度来节制他们。我曾仔细观察当今的民情，不担心他们喜好奢侈而不节制，正担心他们想节俭而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浸染已深，势难骤然改变。就像江浙人口稠密，人口繁衍无穷，物产有限，衣食生计，也非常艰难了。其中殷实人家，以豪华自喜，借此夸耀乡邻的，固然不乏其人。至于勉强顺从习俗，割肉成疮，因而黯然不乐的，非常多。他们内心实在不愿奢侈，而且财力万万不能奢侈，却随波逐流，不能独自节俭。如婚礼不奢侈，人们认为对亲戚淡薄；丧事不奢侈，人们认为对父母淡薄；宴会不奢侈，人们认为对宾客淡薄。一家这样做，邻里就私下议论了；一人这样做，进门就遭到责骂了。那么风俗怎么改变？用度怎么节制？而财物又怎么丰裕呢？如果不是奉行朝廷的法度来均衡节制，那么他们因顺从习俗而受到的拘束困苦，终究无法解脱。康熙年间，巡抚朱轼在浙江任职时，凡是民间婚丧二礼，以及祭祀宴饮，都大致确定了规模，一切无益的费用，一概禁止。士人百姓欣然遵从，颇为称便。这是明显的例证。臣请求皇上下达各该督抚，转饬州县官，各自列举当地习俗中糜费最严重的，明显应当禁止防范的事项，汇总给督抚，督抚加以裁议妥协，统一制定规条，恭敬呈报皇上圣鉴，然后下达给地方官员。首先禁止非礼的费用，如聚众迎神、摊派钱财演戏之类；其次禁止借礼之名实则无益的费用，如婚丧竞逐奢侈、贵贱无等之类。在教化之中，设立制度的界限，这就是所谓顺应形势而加以引导。又凡是所立的限制，只需去除太过分之处，放宽条目，使之截然可行，原本无需委琐细碎，烦苛滋扰。这样则人情都协调，教令容易遵从，富人有所节制，穷人没有愧疚，风俗可以逐渐改变，积蓄可以日渐丰裕，似乎对教化养育百姓之道，不无稍有裨益。

杜奢疏 高珩

我想，百姓生活日益困顿，是因为财物少；财物用度不充足，是因为费用多。花在应当花的地方叫作礼，礼，是使用的常道；可以停止却不停止叫作奢，奢，是家庭的蛀虫。互相煽动不止，就形成风俗，其危害，不止蛀蚀家庭。常人的情性，稍见宽裕，就想华美。日复一日，浪费日益增加。一人效仿一人，模仿务必超过。见到别人朴俭，就嘲笑认为无能；看到家庭清素，就歉疚认为深耻。对于古先的典章训诫，饮食起居合乎礼制，与其奢侈宁可节俭的常道，也已经违背了。况且一个农夫终年辛勤劳作，收获的产值，不过几两银子；一个官员终年俸薪，诏令规定的俸禄有定数，哪能承受百孔千疮的浪费？奢侈靡费日益兴盛，不可再裁减。一身冠服，动辄花费百金；鞍马饮食，众人都称赞同。不继续妄取，必然多攫取金银。名义尽丧，廉耻不闻，贪婪冒进的行为，日益滋长没有止息。然而这还只是一人一家之事。至于奢侈靡费久了，僭越礼制也忘记了，上下没有章法，贵贱无法分辨。贾谊所担忧的，习俗却以为平常。超越本分恣意妄为，有损于完美的治理。从前汉文帝、宋仁宗，都是四海九州遵守文治的圣明君主。一个爱惜露台百金的费用，一个斥责妃嫔珠玑的装饰。身为万乘之君，尚且节约如此，这都是为了重视天物而念及百姓艰难，崇尚节俭美德以抵制靡费风俗。何况区区士人百姓，竟然纵欲荡检，无所不至呢？自古一代的圣王，必定确立一代的典章，以垂示治安的谋略，以减少臣民的过失。虽然其损益不同，但要使子孙共同遵守。如《会典》所载，贵贱分明，居食有章法，服饰有制度，历历可考可遵。然而典章虽然完备，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僭越礼制的人，无所忌惮。京师是四海所取之地，那么八旗更是都城人所效法的。恳请皇上命令礼部大臣，综合古今的样式，确定贵贱的常法，颁示内外，务必期望遵守。违者题奏参劾，定行惩治。旗下则责成统驭官员，缺漏之处严行申饬，使他们率先遵行，为四方倡导。庶几制度有定式，而奢靡可以立即革除。

译了。

　　关于大力推行节俭的奏疏 康熙十六年

译给事中徐旭龄上疏说：

近来因久旱不雨，朝廷修省反省，仰见皇上敬天勤民之心达到了极致。日前虽然降下甘霖，但旱灾为时已久，难免发生灾荒。臣想到古代的圣君贤相，吃一顿饭就想到天下人的饥饿，穿一件衣就想到天下人的寒冷，所以上下一心，上天降下福祉与之相应。如今皇上体恤百姓艰难，亲身崇尚简朴，而大小臣工却不能仰体圣意，仍然竞相追求奢华，横征暴敛，胡乱花费，完全不顾念西北大旱、东南水灾，天下百姓正遭受饥寒穷困之苦。臣愚以为，今日告诫约束各位大臣，共同谋求安定治理的方法，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

八旗是国家根本，披甲穷困的士兵衣食尚且不足，而豪门大族，婚嫁时多用锦绣金珠，丧葬时烧毁珍宝车马，嫁一个女儿可以耗尽中产几十家的家产，送葬一次可以花光生者几十年的积蓄，糟蹋浪费天物，无法计算。至于汉官候补选官，则在京城举债，到任后又贿赂督抚，穿着华丽衣服，骑着骏马，以奢华相高，以奢淫相尚，未到地方，先筹谋牟利之处，以充作官用，这固然形成了必然贪婪的局面。试看今天的池馆园亭、歌舞宴会，比起顺治初年不止增加了十倍。这些财力从何而来？不是玩弄国法，多纳赃私，就是残酷虐待小民，巧通贿赂。一家的锦衣玉食，就是一路的卖儿鬻女。虽然惩治贪污的罪责不可赦免，但他们迫于费用，像鸭子一样奔向死地。

近来会议官员服饰，奉有禁止太过之旨，在于皇上宽于用法，无非是使人容易遵行的意思。但实际上奢靡之风已深入骨髓，僭越行为反被视为平常。如果不严格确立法度规程，谁肯改变方向？恳请下诏诸王大臣，再次斟酌商议。凡是官员房舍超过规制的，严格按没收条款处理；服饰僭越拟制的，按降职革职条例处罚；一切婚丧事宜，都严格限定等级，不允许过度。这样，官员节省一分费用，百姓就少一分被搜刮，朝廷就保留一分法度。

至于各处镇守的王公将军，是朝廷的心腹骨干，建立军营，每年耗费饷银，不下千万两。过去曾斟酌实行节省，或议设兵屯，或议裁汰军队，究竟军队难以多裁，屯田难以骤行，协饷稍有延迟，就担忧军需匮乏。只有各藩镇大力实行节俭，使营伍充实，兵力有余，才能建立威信，消除祸患。然而王公将军地位崇高，靡费难以节省，而子弟亲属竞相崇尚豪华，有的广聚优伶，有的多置亭台，花费尤其巨大。论催缴饷银则似乎很穷，而看靡费又似乎很富。臣想到各藩镇额定俸禄有限，近来又不许与民争利，禁止贸易，财用更加无处来源。如果再多奢侈花费，那么将军的豪宅珍奇，都是士卒的粮草膏血。藩镇作为勋旧老成，应当以封疆安危为休戚，与其用钱财徒然纵容子弟的淫乐，何如用钱财厚待士马，使其饱腾？恳请敕令各省王公将军，凡是车马服饰宅舍，各自遵守规制；一切优妓亭台，以及采买各省、在别处置造者，严行查禁。这不仅能克制自己、厚待军队，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且能培养廉洁、率领下属，为国家杜绝浮滥冒领。

今天下的大患，实在由于文臣剥削百姓以奉养自己，武臣克扣军饷以肥私囊，所以不如严格确立制度防范，全部归于朴实节俭，图治的根源，没有比这更迫切的了。

另外臣还有请求：古代的圣王，降低宫室规格，厌恶华丽衣服，所以亲身示范节约，感动臣民。况且如今水旱灾害接连发生，臣愿皇上更加修持恭俭，为天下表率，减少畋猎的费用，斟酌土木工程的规模，江浙三织造酌情归并，以期省事省官；内库各项实物税，酌情改征折色，归于缓征缓解；一切财政支出，极力追效祖宗朴实之风，使天下明白知道皇上节用爱民的至意，大小臣工痛加改悔，以奢侈为耻，不烦刑罚法制禁令，而回心向道，将看到治理达到唐尧虞舜的境界，吉祥征兆可以立刻实现。

魏象枢上疏请求颁布礼制书：

臣认为教化为朝廷的首要任务，礼制为教化的重大方面。必须使盛世礼制，汇编成书，这样朝廷的教化才能行于天下。我皇上考察古代、崇尚文治，制礼作乐，纪纲法度，依次修明，唯独礼制之书，尚未颁布，未免成为国家三十年来缺失的大事。礼，是用来辨别上下、安定民心的。卿士大夫颇重名义，军民人等只守科条。如房屋、车马、衣服、器具、婚娶、死丧、祭葬、宴饮之类，各有礼制，各有禁约。凡是部臣的题请，与言官的条陈，或经议覆，或经会议，事事奉旨，何尝不说遵行在案，通行晓谕呢？然而该部除在京城五城实行外，在外不过实行于督抚，督抚实行于布政使，布政使实行于道府州县，只有一张告示，挂在衙门门口，一纸遵依，报给上司，州县奉行此事就完了。原本不是家喻户晓。不久告示损坏，案卷残缺，官员迁谪，父老凋谢，三十年中的禁约，后生子弟，谁能记忆是什么事？有厌常

译喜好新奇而触犯禁令的人，也有愚昧无知而违法的人。贵贱尊卑的等级差别，动不动就遭到扰乱；淫巧诈伪的行为，日益滋生。即使是直省官员衙门中的办事人员，尚且有僭越礼制的行为，更何况是绅士、军卒和百姓呢？他们在房屋、车马、衣服、器具方面过分奢华，在婚娶、丧葬、祭祀、宴饮方面胡乱耗费，还能让每家都熟习礼制、人人都遵守禁令吗？这就是朝廷的教化虽然推行于天下，却未曾真正落实于天下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有文告却没有成书的缘故。臣请求敕令礼部，详细查考汉、唐、宋、元所颁布的礼书，以及《朱子家礼》，还有明朝初年的礼仪定式、《稽古定制》、《礼制集要》、《教民榜文》等书，看哪本书简明扼要，略仿其体裁，作为崇尚节俭、去除奢侈、移风易俗的标准。品官与士庶，务必辨别等级威严；吉礼与凶礼，各自分类编排。将历年题奏确定并奉旨施行的一切礼制禁令，汇编成一部书，刻板颁行，并允许书坊重刻广泛传播，使大城市中没有不闻不见的，穷乡僻壤中全都知晓并遵守。凡有故意违犯者，依法惩处。几年之间，道德统一而风俗相同，文告的繁杂、条议的众多，都可以省去了。按照《周礼》，大司徒用五礼来防止万民的虚伪，并教导他们合乎中道。孔子说：“用道德引导他们，用礼制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编纂《会典》，屡次奉到严旨，那么辉煌的礼制，如果不先编撰成集，怎么能够汇总成典呢？礼部大臣除了掌管典礼之外，教化更为重要。我皇上日夜操劳、谋求治国的深切用意，应当尽快体察并奉行。

译《仪礼郑注句读序》

张尔岐

从前周公制定礼制，用来实现天下太平。依据当时施行于朝廷、乡邑的制度，编定为典籍，与天下人共同遵守。其大体框架是《周官》，其详细节次和完备文辞则是《仪礼》。周朝德政衰微后，各国政令不同，典籍散失亡佚，唯独鲁国号称恪守礼制，遗留的文章尚存。孔子作为大圣人生在鲁地，得到这些书籍并学习它们，与门徒弟子修习其仪节，确定其文辞，没有遗漏错失。子思说：“仲尼效法尧舜，以文武二王为法度。”孔子也自称说：“我学习周礼，现在使用的，我遵从周礼。”又说：“文王去世后，文化不在我这里吗？”说的都是这个意思。秦朝崇尚刑罚废除礼制，这本书于是沉寂。汉初高堂生传授《仪礼》十七篇。武帝时有李氏得到《周官》五篇，河间献王用《考工记》补入冬官，共成六篇上奏。后来又在鲁国淹中得到了古经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其余三十九篇没有师承解说，后来就散失了。《汉书·艺文志》记载传授礼经的有十三家，他们所阐发的，都是《周官》及这十七篇的宗旨。十三家中只有小戴（戴圣）特别显赫，近代将其列入经书用来选拔士人，而《周礼》《仪礼》反而日益衰微。大概是因为前代儒者对《周官》半信半疑，而对《仪礼》则苦于难以阅读的缘故。那些怀疑《周官》的人，尚且以新莽、王莽篡国为借口；而《仪礼》是周公所制定、孔子所记述的，当时圣君贤相、士人君子所遵行的，可以断然无疑，却因为难读就废弃它，可以吗？我三十多岁时，因为这是周公、孔子的手泽，仰慕而想阅读它，读却不通，旁边没有师友可以请教。偶然在众人中提及，有人阻止并嘲笑我。听说有朱子的《经传通解》，无法得到传本。坊间刻印的考据、批注、训诂之类，都没有正确的标准，而且多有误谬。我所坚守的只有郑玄注和贾公彦疏而已。注文古奥质朴，而疏解又漫衍冗长，都不容易理解。读不了几遍，就停止不读了。到了庚戌年，我五十九岁了，勉强读了六个月，才完成学业。于是将经文与注文按章节分开，确定其句读，疏解则节录其要点，取足以阐明注文的为止。偶尔有一点心得，也附在后面，以便省览。并且想公之于同道，使世上读这本书的人，稍微节省心力，不至于像我那样屡读屡止，很久才通晓。于是自叹道：当初我读这本书时，远远望见其光辉气象，以为非周公、孔子不能做到罢了，无法测知它所说的内容是什么。等到我勤勉地阅读，读后又默默存想并在心中经历一遍，然后那些俯仰揖让的仪容仿佛可以看见，忠厚和蔼的情意仿佛将要遇到。周代的文治郁郁葱葱，这就是所谓的郁郁葱葱吧；君子文质彬彬，这就是所谓的文质彬彬吧。虽然不能施行于行事，但时常神往其间，仿佛戴着礼帽、垂着绅带，从事于其中，忘记了自己身处荒野鄙陋之地，毫无相似之处。假使当时因难而停止，停止后就一直停止，岂不是望着辟雍的威仪而退步不前吗？唉，我是幸运的。愿世上读这本书的人，不要仅仅畏惧它的难懂。

《仪礼郑注句读序》

顾炎武

《礼记》说：“优游广大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是本着人心的节度文饰，作为自我修养和治理他人的工具。因此孔子如此圣明，还向老聃问礼，而他与弟子问答的话，即使是细微的节目，无不详尽完备。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乡党》一篇，都是动容周旋合乎礼制的表现。那么周公用来治理天下、孔子用来教化世人，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刘康公有话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仪、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天命。”三代的礼，留存于后世而没有瑕疵的，只有《仪礼》这一部经。汉代的郑康成为它作注，魏晋以下，直到唐宋通晓经学的人士，无不在此讲求。自从熙宁年间，王安石变乱旧制，开始废止《仪礼》，不设立学官，而这部经于是被废弃。这是新法对经学造成的危害之一。南宋南渡以后，陆九渊、陆九龄起于金溪，他们的学说以德性为宗旨，学者觉得它简易，于是趋向它，而对于制度文辞一概鄙视为末节小事。幸亏有朱子正言力辩，想要修撰三礼之书但最终未能成功。这是空虚妙悟之学对经学造成的危害之二。沿袭至今，有坐在虎皮上自称讲师，门徒数百，自比于周敦颐、程颢、程颐，而终身未读这部经书一字的人。如果天下的书都出自国子监颁布，作为定本，而这部经的错误文字最多，甚至脱漏一简一句，如果不是唐代的石经尚存于关中，后来的儒者就没有办法得到它了。济阳处士张稷若，笃志好学，不应科举功名，抄录《仪礼》郑氏注，而采纳贾氏、吴氏的说法，略以自己的意见断句，命名为《仪礼郑注句读》。又参校审定监本脱误共二百余字，并考订石经脱误共五十余字，作《正误》两篇，附在后面，藏于家塾。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没有能力刊刻发行的人。后来的君子，通过句读来辨别其文辞，通过文辞来认识其义理，通过义理来通晓制作的渊源，那么孔子所说的“用来承奉天道而治理人情”的，就可以追慕三代的英明，而礼亡的叹息就不会从程颐口中发出了。像稷若这样的人，大概将成为后世太平的先声吧。至于依据石经，刊刻监本，重新设立学官让士子学习，并且姑且用禄利来劝勉他们，使

译不要使其传承中断。这又是拥有天下者的责任啊。

译乡饮礼仪序 贵州通志

卫既齐

我在辛未年十一月到达贵州处理政务。经过一个月便改换年岁，这正是《周礼》中乡大夫接受司徒的法度，举行饮酒礼以崇尚德行的时候。贵州地区摆脱战火不久，这一典礼缺失而有待恢复。于是召集僚属，依据国家律令，查考《仪礼》《礼记》，斟酌制定仪节。命令师儒在阳明书院讲习，反复多次，起初大多抵触不顺，后来熟练而有章法，于是让新任知府推行。宾、僎、介、众宾及各执事人员，选择人选非常谨慎。到了那天，严肃恭敬。贵州人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景象。古今适宜不同，谈论礼制的各家又人人不同，然而言论混乱就折中于圣人。凡是孔子所明确指出的，都是万世应当实行的。其中主要的节目有五项：一是祭祀，祭祀脯醢，祭祀肺，祭祀酒，所谓报答根本、回归初始以表达敬意；二是宾、僎的肩部，主人的手臂，介的胳膊，所谓重视骨节以辨别尊卑；三是拜，拜迎，拜洗，拜送，拜受，拜既，礼毕后拜送，所谓自我谦卑以相互尊重谦让；四是在席末尝肺，尝酒，报告味道，都不正坐于席上，所谓为了行礼而不专为饮食；五是献酬，主人向宾献酒，宾回敬主人，主人又自饮而酬宾，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众宾又相互酬酢，直到沃洗的人，所谓恩及卑贱。用《仪礼》的节次，印证《礼记》所载孔子观乡射礼的话，唉，达到极点了，不可改变了。行礼之初，按例应宣读律令，礼毕，按例应谢恩。我斟酌在宣读律令时兼读孔子的话，想要尊崇王章，阐明圣道，使百姓知道尊重谦让、洁净恭敬，先礼后刑以趋向教化、形成风俗罢了。其中升降起坐，比《仪礼》简略的十分之二三，僭越窃取的罪责，知道无法推辞，希望人们容易遵从，而不把繁琐痛苦视为畏途。从前季氏在天黑时祭祀，白天不够就接着点蜡烛，有司中强力的人，也跛倚着疲倦。等到子路主持，天大亮才开始行事，晚朝才结束，而孔子认为他懂礼。谁说礼一定委曲繁重、不近人情呢？已在省城施行，将要把仪节颁布到各郡县，于是论述其梗概而作序。

礼记手钞序

黎士宏

黎士宏说：国家治乱兴亡的原因，难道不在礼乐吗？推究其所以长久安定而长治久安的原因，没有不是迂阔而多事的；其所以迅速灭亡而容易动乱的原因，没有不是直率而顺从情欲的。从前三代的治理，只有周朝情文完备。情文，就是礼乐的事。所以从唐虞到三代，只有周朝享国最长久。秦朝的兴起，以法吏为师，轻视儒者，焚烧书籍，可谓简易无事了。历数汉魏以来，以兵力夺取天下而不能守住的，也只有秦朝遭祸最猛烈。这不是周朝百姓的长处而秦朝百姓的短处。譬如饮食，如果只给人粱肉，吃的人未必高兴，加上燔炙、酒醴，吃的人常常心意满足。燔炙酒醴，并非一定不同于粱肉，喜怒不同的原因，是耳目狭隘则计较产生，曲折多则意致尽善。周朝不仅用燔炙酒醴给人吃，而且增加豆器；秦朝不仅不给粱肉，而且剪除嘉种。周朝怎能不安定，秦朝怎能不灭亡呢？有人说：汉朝为什么不灭亡呢？当高帝起于田间，不到十年而定天下，自认为得之于马上，何必从事诗书。等到后来稍厌烦苦，叔孙通制定礼制，遂成为一代典章。文景以来，沿袭不废。这是汉朝方兴而能改变，秦朝至乱而不知。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如同得到食物则生，得不到则死。现在如果说礼乐要等待百年后才兴起，这就像对饥渴的人说，等禾熟再吃，等雨降再喝。我担心禾不时熟，雨不时降，饥渴的人将倒卧在前，而不可支撑了。礼书，本来就是饥饿时的干粮，而止渴的浆露。始于郊庙，达于妻子，及于童仆，被于蛰虫。先王说：天下有践踏蛰虫而不忍伤害，对待童仆而不敢无礼。我又何必担忧君父呢？从前唐开元年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想要删去《礼记》旧文，而宋儒又说其多出汉人附会。附会与不附会不可知道，但只要迂阔足以救亡，直情足以速乱，那么君子为何吝惜一个迂阔的名声，以苟延百姓之命，而一定要径情直致，徒然苦天下父老，使兵革相循，纷纷不已，蹈亡秦之故辙而后已呢？

三礼议

韩菼

礼的消亡，消亡于周朝衰微。诸侯超越法度，厌恶危害自己，都灭去其典籍。到秦朝更加大坏。汉朝兴起，六经的文字都未出现。最先议礼，则是叔孙通取合当世，参酌秦法，沿袭施行，遂成为故事。终西京之世，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类，所以发愤太息而不能停止。章和时曹褒被诏，条正礼仪，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始终制度，百五十篇，仍杂以五经纤记之文，不久寝而不行。唐初魏征等为《贞观礼》，李义府、许敬宗增之为《显庆礼》，萧嵩等复折衷之为《开元礼》

译宋代初年制定的《开宝通礼》，也是依据《开元礼》进行增删损益而成的。信斋杨氏所说的士大夫中喜好古礼的人，只知道有《开元礼》以后的礼制罢了。自从叔孙通破坏废弃了古代礼制，虽然高堂生所传的《仪礼》十七篇后来被寻获，但仅仅列入学官作为教材，不足以宏大助益国家的礼制建设。欧阳修曾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政治教化分为两途，而礼乐成了虚名。难道只是政治教化分为两途吗？礼与礼也分为两途，朝廷所施行的礼制与博士所收藏的古礼，终究不能相互阐明。只有《周礼》这一部书，刘歆阐发其义，王莽推行其制，却因此导致天下大乱。再加上王安石纷乱更改制度，假托《周官》之名，于是世俗儒者就怀疑这不是周公所作的书，而是刘歆、王莽伪造的，这又太过分了。那古代礼制十七篇，高堂生所传授的，与淹中所出的版本没有不同，它是古书无疑。朱熹认为《仪礼》是经文，《礼记》是解说。比如《仪礼》中有冠礼，《礼记》中就有《冠义》；《仪礼》中有昏礼，《礼记》中就有《昏义》；燕礼、射礼都是如此。他的说法最为明确。朱熹晚年之所以急切想要论定礼制，而又嘱托黄干最终完成此事。《周礼》虽然繁琐细碎，但内容广大精密，不是周公不能作。唯独《戴记》的流传，试着去掉《大学》《中庸》两书，那么其中纯粹精粹的内容就无几了。而现在列入学官的，偏偏只是小戴删节后的版本。学者因为这不是科举考试所习的内容，便将《周礼》《仪礼》渐渐束之高阁。这是古代礼制仅存的部分，幸好经过宋代各位大儒的阐发，却又将要再次长久地被后人蒙蔽侵蚀，实在令人痛心。过去有人请求将《仪礼》《周礼》列入学官，作为考核弟子员的科目，但议定后未能实行。我私下认为，如果真能按照朱熹的意思，让研习礼制的人以《仪礼》为宗旨，而以《周礼》《礼记》为辅，使学者不忽视那些难以阅读的内容，而深入探求古代礼制的意义，以辅助国家制定礼制，超越前代的盛况，那么自从叔孙通以来议礼因循苟简的弊病，或许可以逐渐革除了。

译回复顾复初司业讨论《五礼通考》的信

秦蕙田

承蒙教诲。我的拙作《五礼通考》，属于极宏大的著作，不宜急于求成，务必应当折中调和，达到最恰当的境界，成为千古定论，足以证明您对我的教诲非常深切。只是我仍有疑惑之处，不得不列举出来向您请教。您的来信中说：“前书想要使经文中的疑难之处全部破解，扫除百家的障碍，同时又想要编录汉以后的史册以及稗官小说，毫无遗漏。只怕疑难和障碍，就在这两项之中，正应当斩断，不要随意牵强附会，导致碔砆（似玉的美石）与美玉混杂。汉以后的君臣，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怎能与先圣的制作并列一处，反而导致眼目不清。应当破除的就是这些。”

我认为，礼是治理天下的重大典章，不能寄托于空谈，正是要体现在实际行事中。《传》说：“礼是根据义理而产生的。”又说：“三代圣王不沿袭彼此的礼制。”程子说，圣人如果再次出现，必定使用当时的衣冠器用，并为之制定节度文饰。所谓重视根本而亲近实用，也在于当时的王者斟酌罢了。行礼不能完全拘泥于古制，必须观察时代的风气。朱子说：“圣人有作为，古礼未必全部采用，必须先理清根本原理。”两位先生的言论，深深契合“礼以义起”的道理，不能说古代的就是对的，后来的就是错的。况且古代礼制留存下来的很少，即使仅有存留的，也是残篇断简，不过是千百分之一，它们不可实行已经很久了。众说纷纭，处处都是障碍，正需要钩稽摘取并扫除它们，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如果一切斩断，一概不收录，那么疑难如何破解？障碍如何扫除？先圣的制作如何彰显呢？

况且汉唐以来的礼制，就是孔子所说的“百世可知”的礼，都是有天下的人议定礼制、制度、考订文物的实际成果，是当代礼典的源头。只是它们的沿革损益不能完全符合古人的地方是有的，而这些不符合的地方，正应当搜罗详细叙述，考订折中，以判定其是非。如果不收录这些，那么世儒议礼时所做的损益，从哪里着手呢？即使想效仿叔孙通制定礼仪，也不可能做到了。况且您的教诲又说：“就像周公制礼，后世不必沿袭的很多。禘礼及大飨、明堂，是周公特别创立的，从前部议都已经停止，何况汉以后的制作呢？如原庙及汾阴泰畤、河东后土，应当另立一项，别列为非礼之礼。又有三代正礼而近代难以实行的，如九庙昭穆，明见于经文。自从汉明帝遗诏将神主藏于光武帝室中，后世就变成同堂异室。明世宗想要建立九庙，礼官认为基地狭小难以容纳，勉强建立后，到祭祀之日，只去太祖及兴献二庙，不能遍行礼仪，过了一年就毁于火灾。这些地方应当详细列出原委，另外著文议论。”

禘礼、明堂、大飨以及九庙不可实行，确实是对的。但禘礼、明堂、大飨、九庙都是先圣的制作。同堂异室，以及停止禘祭、大飨，是后世的礼制。现在既然想要专门记载先圣的制作，却说汉以后的君臣不可并列一处，却又说详细列出原委，另外著文议论。仔细推敲您的来信，不几乎前后矛盾而大相违背吗？不知道让人该听从哪一边。

您的教诲又说：“此书切忌援引多而断制少，典故多而发明少，如同礼书的总账簿，读者漫无选择，非常没有意义。《东海通考》最没有遗议，然而尚且嫌其太多。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写文章尚且不可以，何况礼书这样的大制作呢？”

我认为著述的详略，各有体裁。略的应当精，不精就不能成为略；详的应当不漏，漏就不能成为详。著书的大忌，是不详不略，就像写文章不古不今，最为害事。如果按照您的意见，削去百家之言以及后代的事，只记载经文，那就是经解类的《五礼汇纂》，如同现成的《仪礼经传通解》一样。这本书原本就没有完成，而朱子的本意，正不止于此。《宋史·礼志》记载，朱子曾经想要以《仪礼》、《周官》、二戴记为本，再编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的礼制，全部取用汉晋以下及唐代诸儒的说法，考订辨正，作为当代的典志。所说的并非没有依据。我秦蕙田是什么人，敢比拟这个例子？只是杜佑、马端临曾经做过这类事了，我私下模仿他们的意思，命名为《通考》。

所谓《通考》，是考订三代以上的经文以确立其根本原理，考订三代以后的事迹以端正其得失。根本原理，是衡量得失的度量衡；得失，是根本原理的源头和流弊。根本原理不确立，败坏于注疏百家穿凿附会，所以积疑生障，必须穷尽搜求，明辨是非；得失不端正，紊乱于后代的私心杜撰、便利自私，以至于障碍固结成疑，必须全部记载，极力议论。因此，援引是断制产生的来源，断制是援引的归宿。如果不援引，从哪里产生断制呢？善于援引的人，正是通过援引来形成断制，这不是两件事。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稗官小说，也是取其言论正确而辅助我的断制罢了。即使不然，也显著其谬误，明确斥责其非，不使像隐藏的恶习那样暗中滋生，阴流其毒以迷惑后世，从而暗中损害我的断制罢了。这样，援引越多，典故越多，而发明断制也因此详细完备，然后疑难可以破解，障碍可以消除，先圣的制作才能独自伸张其正确。

译而尊崇于百代之上。难道是漫无选择地牵强附会吗？制定礼仪的宗师，每个朝代难得有一两个人；而朝廷的典章制度，每个朝代难得有一两本书。竭尽全力搜罗，尚且担心有缺失遗漏，何况可以删减呢？如果为了贪图省事，只摘取一两个大要点作为借口，其余的全部切断，那么源流本末，就茫然不知了。即使有所谓的裁断，也必定是凭私意揣测，漏洞百出，动辄牵涉障碍而不足以取信。孔子说：“是因为文献不足啊。如果充足，我就能验证它。”《中庸》说：“没有验证就不令人信服。”验证，就是援引、典故。先生为什么反而这样说呢？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最终归结到简约。”贪多务得，大小不丢弃，不可以用来行文，但可以用来验证礼仪，或许是这样吧。古人说：讨论礼仪就像聚集诉讼。如果要审理诉讼，从堂上观看堂下，必须让双方都具备，法官听取五种供词。五种供词简明可信，然后才能用五种刑罚来纠正。如果不听取他们的供词，穷究其变化，得到真情，就匆忙用自己的意思来裁断，我没见过这样公正合理的。这本书头绪繁多，必须贯通全书，心思细如发丝，才能着手。否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呢？现在所托付校对的，只有淮阴的吴山夫一人。幸好粗略的校对都已经整理完毕，而抄写员只有三人，不能多写。趁着这个空闲，依照顺序详细校对，讨论删改润色，尽心而已。敢说是著作吗？只是遗憾卷帙浩大，路途遥远，没有办法当面质证罢了。

译家礼纂要序

叶燮

只有先王制定的礼制，将家庭与国家合为一体。礼有五种，朱熹认为世俗通行的礼，从有家庭开始，尤其严格切要。他在五礼之中，选取吉礼和凶礼编成《家礼》，后人沿袭并实行它已经很久了。现在程梓园侍御史删减繁杂、取用简略，又专门就家庭而言，说吉礼固然应当严格，但人生大事，没有比送死更大的了，于是独自斟酌凶礼而著录下来，以表达他的谨慎小心。凶礼的项目，有丧、葬、祭。从前先王顺应人的情感来制定礼制，并根据本性来防范过失，所以在丧礼中表达哀痛，在葬礼中极尽谨慎，在祭礼中竭尽诚心。根植于内心的有实质，然后通达于外部的才有法度。精粗巨细、烦简先后，一一衡量其适宜之处，认为这样活着的人内心才能安宁。只有能体察死者内心的安宁，然后活着的人内心才能得到安宁。如果不知道死者内心是否安宁，又哪里还顾得上问自己内心是真诚还是虚妄呢？其中的过失有两种，一是狭隘鄙陋，二是夸大僭越。狭隘鄙陋的过失，源于鄙陋吝啬，君子不会因为天下人而对自己的亲人吝啬，那些鄙陋的人无处不用吝啬，丧礼中口含殓衣服制，不完备不诚心，敷衍了事；葬礼中长久停放亲人棺木，不是说力量不够，就是说没有吉地；祭礼中不按时节不用祭品，次数稀疏，这样就把亲人等同于路人了。夸大僭越的过失，大抵是僭越，平民的丧礼，往往使用卿大夫的礼制，葬礼中僭越土石规制，祭礼中奢侈陈列满桌，十倍百倍，无不援引下级凌驾上级，只让观看的人夸耀其盛大而赞叹其美好，这是使亲人陷入不合礼制的境地。由此说来，世俗礼制的过失，百中无一得当。推究制定礼制的初心，对于一事一物一时一会，孰先孰后，拳曲跪拜，升降法度，没有不是以至情行其至性，为事理所不能超越的，认为不这样死者的内心就不安宁，而我们的内心又怎么能安宁呢？侍御史对此，不胜世道人心的忧虑，所以对于习俗所沉溺的，务必拯救并使其脱离，习俗所遗忘的，务必提举并使其明白，不过是为了求得此心的安宁，返归内心而没有不安，施行于世而更加没有不安了。以此来阐发三代礼制的原意，难道只是朱熹的一大功臣而已吗？

家礼非朱子书考

王懋竑

《家礼》不是朱熹的书。《家礼》记载在行状中，其序言记载在文集中，其成书的年月，记载在年谱中，其书失而复得的缘由，记载在《家礼》附录中。自宋代以来，遵循并采用它，它是朱熹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可疑的。如今反复考证，才知道决不是朱熹的书。李公晦叙述年谱，说《家礼》成于庚寅年，即居祝孺人丧期间。文集序言，不记载年月，而序言中绝口不提居丧之事，与年谱所述，完全不相应合，这是第一个疑点。《家礼》附录，陈安卿叙述朱敬之的话，认为这是往年僧寺所丢失的本子，有士人抄录得到，恰逢先生下葬那天携带来因而得到它。那抄录得到并携带来的人，不说是何人，也不说从哪里得到的。黄勉斋作行状，只说所辑《家礼》，世人所遵循采用，其后多有增删，未及更定。既不说成于居母丧时，也不说其失而复得，他在《家礼》后所写的书也是如此。朱敬之，是朱熹的小儿子，而李公晦、黄勉斋、陈安卿，都是朱熹的高徒，他们的说法参差错杂，不可考证到如此地步，这是第二个疑点。朱熹文集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与吕伯恭书，论述祭仪祭说很详细。汪、吕的书在壬辰、癸巳年，张的书不详其年，计算也大致前后相近。壬辰、癸巳距离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为何绝口不提，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呢？陈安卿记录说，以前作祭仪祭说，很简略而易懂，现在已经丢失了。那么所丢失的，乃是祭仪祭说，而不是《家礼》，这很明显了，这是第三个疑点。文集语录，除《家礼》序言外，没有一句话提及《家礼》的。只有与蔡季通的信，有“已取《家礼》四卷，已附疏者一卷纳一哥”的话。这是《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的四卷，而不是现在所传的《家礼》。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说，曾经想依据司马氏的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附在其后，但因衰病未能做到，后来的君子，必定能完成我的志向。甲寅距离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熹虽然年老，岂能完全忘记，为何到这时才说这样的话呢？我私下推求其原因，这必定是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写成的人，自附于后来的君子，而传抄者就把它托名于朱熹所作。其序言也依仿《礼范》跋语，而与《家礼》反而有不合之处。《家礼》重视宗法，这是程、张、司马氏所未涉及的，而序言中绝口不提，因为跋语中没有。这是第四个疑点。年谱所说，居母丧时所作，乃是有人凭意思附益的。朱敬之只依据所传，不加深考，这如同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李公晦从游在戊申年后，对于早年固然不详，只序录所闻以为谱。而黄勉斋行状之作，在朱熹死后二十余年，那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朱敬之所传录，所以不想公开说它不是，但他的言辞简略而不详尽。他在《家礼》后所写的书也是如此。

译说《经传通解》未能完成，是百世的遗恨，那么他细微的心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后来的人因为朱子家季子所传，又看到行状、年谱的记载，廖子晦、陈安卿都为之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又为之考订，尊崇并采用它，不敢稍微表示怀疑。然而虽然说是尊崇采用这本书，实际上却没有能够实行的人，所以对于其中的谬误，也不及考察，只是口头相传，熟记说：“文公《家礼》是这样说的。”只有元应氏写了《家礼辨》，他的文章也没有流传，仅见于明代邱仲深浚所刻的《家礼》中。他的辨析专门依据《三家礼范》的跋文，言语多有疏漏简略，未能解除世人的疑惑。邱仲深也不以为然。所以我现在考证年谱、行状，以及朱子语录、文集所载的内容，都附在后面，而应氏、邱氏的话也一并附上。其他摘出的谬误，也有数十条，希望后来的人由此知道《家礼》决不是朱子的书，而我也得以免除凭空妄说的罪过了。

译祠堂考误四则

王懋竑

《家礼》说：设置四个龛位来供奉祖先的神主。注释说：如果不是嫡长子，就不敢祭祀他的父亲。如果与嫡长子同居，那么死后他的子孙在私室中为他设立祠堂，并且根据所继承的世数来设置龛位，等到他分家另居时，才完备祠堂的规制。考察这条规定，是依据支子不祭祀的条文。然而说死后他的子孙在私室中为他设立祠堂，就有不可行的地方。假如支子有四五个而共同居住，难道要设立四五个祠堂吗？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容纳它们。这也应该是各自在寝室内祭祀，等到他们分家另居时，才开始完备祠堂的规制就可以了。又说：生前就分家另居的，就预先在那块地方建立斋室来居住，如同祠堂的规制，死后就把它作为祠堂。这不符合人情，这是生前自己为自己建立祠堂。如果是他的儿子为父亲建立，那就更加不可行了。所有这些，在古代都没有依据，而用今天的情况来推想，又有不通之处。如果是朱熹所写的书，恐怕不会是这样吧。

《家礼》说：设置祭田。注释说：初次建立祠堂时，就计算现有的田地，每个龛位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亲属关系疏远后，就把它作为墓田。后来凡是正位、附祭位都仿照这个做法。由宗子主持，用来供给祭祀的费用。如果祖先起初没有设置祭田，就合并墓下子孙的田地，计算数目后分割出来，都立下契约并告知官府，不得典当或买卖。考察这条规定，有三点可疑。初次建立祠堂，设置祭田，作为义举来联合族人是可以的。然而计算现有田地，每个龛位割取二十分之一，由宗子主持，作为祭祀费用。这是宗子可以分割族人的田地，作为自己的使用，可以吗？不可以吗？况且每个龛位的子孙，多少不一，贫富不齐，凭什么总计并分割他们的田地呢？又说亲属关系疏远后就作为墓田，这是每个龛位都有一定的数目，不知道又如何区分呢。这是第一点可疑。又说祖先起初没有设置墓田，就合并墓下子孙的田地，计算数目而分割。现在的士大夫家庭，远离墓地有七八代的，有十代以上的，墓下的子孙，有互不往来的了。谁能去分割他们的田地？又有谁肯听任分割呢？又说立下契约告知官府，不得典当买卖，这只会引发无穷的争端，而最终也是不可行的。这是第二点可疑。况且祭田必定是由继承高祖的宗子主持了。从高祖以下，有继承曾祖的宗子若干人，有继承祖父的宗子若干人，有继承父亲的宗子若干人，各自有祠堂，那么各自有祭祀。他们设置祭田呢？还是不设置而让继承高祖的宗子分配供给呢？不知道用什么说法来处理这种情况。这是第三点可疑。或许初次建立祠堂的人，自己计算自己的田地，而割取若干作为祭祀费用，命令后代子孙世代仿照这样做，那还有可行的地方。如果建立祠堂而分割族人的田地，这是万万不可行的事情。难道朱熹所写的书，会胡乱说这种空话吗。

《家礼》说：旁系亲属中没有后代的，按照他的辈分附祭。注释说：神主匣如同正位。又引用程子关于无服制的殇者不祭祀的说法，下殇、中殇、长殇，以及成年但没有后代的，都祭祀而各自有终止的说法。考察《大传》说：大宗，是收聚族人的人，不可以断绝。所以族人用支子作为后嗣。如果不是大宗，就没有立后嗣的。又说庶子不祭祀殇者，因此殇者与没有后嗣的，跟随祖父附祭。如果是后世，很少有立后嗣的。又殇者多自行祭祀，或者不祭祀，所以《书仪》没有附祭的礼节。现在《家礼》依据古礼增入旁系亲属中没有后代的，按照辈分附祭，这是对的。但礼制说殇者与没有后嗣的，跟随祖父附祭，这里只说旁系亲属没有后嗣，不说殇者，而注释附带程子的说法，那么又有殇者祭祀了。皇氏说殇者与没有后嗣的，只附祭与除服两次祭祀。庾氏说也有四季的祭祀。孔颖达的疏如同庾氏的说法，那么他们的祭祀从什么时候停止呢？现在注释记载程子的说法，那么殇者与没有后嗣的祭祀，是有时候停止的。但说神主都如同正位，完全没有减损，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又不分别说明，那么三种殇者也都有神主了。这三方面，都是所说的疏略矛盾的地方，也说不完其中的辨析了。

《家礼》说：主人在清晨在大门内谒见。出入一定要禀告。冬至、夏至、初一、十五则参拜。注释说：冬至、夏至、初一、十五，每个龛位设置茶果，拿出父亲、母亲的神主，接着拿出附祭的神主也这样。有事禀告也这样。考察《书仪》说各家都有影堂，都到曾祖，所以谒见、禀告、参拜，在影堂中进行。现在《家礼》以宗法为主，那么各家不一定都有高祖的祠堂了。注释说主人指主持这个祠堂的人，也是统括各祠堂来说，而不专门指继承高祖的宗子。但谒见、禀告在各祠堂进行也可以。如果是冬至、夏至、初一、十五，参拜父亲而不到祖父，参拜祖父而不到曾祖，参拜曾祖而不到高祖，那么都有不可行的地方。这是它疏略的一个失误。又张载说附祭位应当有减损，这在道理上是适宜的。现在冬至、夏至、初一、十五附祭位，也拿出神主设置茶果，凭什么区别于正位？又有事禀告，附祭位也拿出神主设置茶果，那就更加过分了。这也是它疏略的一个失误。

冠礼考误五则

王懋竑

《家礼》说：提前三天，主人在祠堂禀告。注释说：主人指冠者的祖父，自己是继承高祖的宗子。如果不是宗子，那么必定是继承先祖的宗子主持。有原因，就命令其次的宗子，或者他的父亲自己主持。如果族人奉宗子的命令自己为儿子行冠礼，他的祝版也以宗子为主，说：派遣介子某。又主人以下依次站立。注释说：如果不是

译宗子之子，则其父立于主人之右。尊则稍进，卑则稍退。按这几条多不合于礼，请都加以辨析。

《士冠礼》郑玄注说：“庙”是指祢庙。主人是将要加冠者的父亲或兄长。在祢庙加冠，所以由亲近的父亲或兄长做主人。贾公彦疏说：“家事统属于尊长。祖父在世，则祖父做加冠的主人。从父亲的角度说，祖父是祢庙；从祖父的角度说，曾祖父才是祢庙。”

又经文说：“如果是孤子，则由父兄进行戒宿。”郑玄注：“父兄是指诸父诸兄。”贾公彦疏：“不是自己的亲生父兄。这孤子没有亲生父兄，所以由叔伯父、叔伯兄为他戒宿。他们也不做主人，加冠者自己做主人。”

根据上面两种说法，可知加冠必定在祢庙进行，而由将要加冠者的亲生父兄做主人。如果祖父在世，则祖父做主人。注疏的说法，最为分明易懂。

《书仪》说：“主人是将要加冠者的祖父、父亲以及诸父诸兄，凡是做家长的男子都可以。”虽然没有分别详述，但自然不违背礼意。加冠不在庙里而在外厅，孤子不自为主人，而以诸父诸兄做主人，这是斟酌时势而另外说明原因，于理也无妨碍。

现在《家礼》改为以继承高祖的宗子做主人。如果不是宗子之子，则加冠不在祢的祠堂，而在高祖的祠堂，主人也不是将要加冠者的亲生父兄了。

又说祖父在世则祖父做加冠的主人，这是贾疏郑注的意思。虽然经文没有明说，但实系大义所在。所以《书仪》首先提到将要加冠者的祖父。现在《家礼》只有“加冠者的祖父”一语，后面都只提父亲，而不提祖父。如果祖父在世，难道就不参与加冠之事吗？这两处违背谬误显然，不只是错乱失误而已。

难道朱子所著的书会是这样吗？这是应当辨析的第一点。

又《家礼》说：“宗子有故，则命令其次宗子或其父做主人。”其次宗子是指继承曾祖的宗子。如果将要加冠者是继承曾祖的宗子，那还可以。如果是继承祖父的宗子、继承祢的宗子，也不必舍弃自己所宗奉的，而去宗奉继承曾祖的宗子。为什么不干脆命令其父做主人，而要这样纷纷扰扰呢？这是应当辨析的第二点。

又《家礼》说：“族人凭宗子的命令自己给儿子加冠。祝版也以宗子为主，说‘使介子某’。”按礼制，支子不祭祀，祭祀必定要告知宗子。所以祝辞说：“孝子某，使介子某，荐其常事。”这都是为祭祀祢而言。如果《家礼》以继承高祖的宗子做主人，则应当称“孝元孙”，而将要加冠者的父亲辈分不同，怎么能以“使介子某”为例呢？这是应当辨析的第三点。

又《家礼》说：“如果不是宗子之子，则其父立于宗子之右。尊则稍进，卑则稍退。”继承高祖的宗子，嫡长世代相承直到四世，则年纪虽高但名分更卑了。将要加冠者的父亲，有做其叔伯祖辈的，即使是兄弟，也必定比宗子年长。却让他忙碌地跟随在宗子之后，竟然不能以父亲的尊长身份命令自己的儿子吗？这又有所不通了。这是应当辨析的第四点。

译《家礼》说：冠礼必须在父母没有齐衰以上丧事时，才可以举行；如果大功之亲尚未安葬，也不可以举行。查考这句话本于《书仪》，而《书仪》又取自《杂记》。《杂记》只提到父亲，没有提到母亲，而《书仪》则两者都提到了。但这两本书都认为父亲是冠礼的主持者，所以这样说罢了。如今《家礼》既然改由继承高祖的宗子来主持，按照类推的原则，必须是宗子没有齐衰以上丧事才可以举行。然而仍然沿袭《书仪》中“必须父母没有齐衰以上丧事”的说法，这就是所说的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了。

《家礼》说：主人带领行冠礼的人去祠堂拜见。注解说：如果行冠礼的人私宅中有曾祖、祖父以下的祠堂，那么就各自跟随他们的宗子去拜见；如果是自己作为继承曾祖以下宗祧的宗子，就自己去拜见。又说：行冠礼的人拜见尊长。注解说：如果不是宗子的儿子，就先在厅堂上拜见宗子以及比父亲更尊长的人，然后回到私宅拜见父母及其他亲属。查考男子行冠礼，是由父亲下令的，在宗庙行冠礼却不在宗庙拜见。《曾子问》说：父亲去世而行冠礼，冠礼完成后，扫地在父庙祭祀。这是为孤子说的，所以《书仪》也没有拜见影堂的文字。只是附带说孤子行冠礼的第二天拜见影堂，那么非孤子就不都拜见影堂。如今《家礼》改为“主人带领行冠礼的人拜见祠堂”，这一条是它与古礼不同的地方。又说：如果行冠礼的人私宅中有曾祖、祖以下的祠堂等等，颇为周全细致。但不知道前面主人告于祠堂，是只告于高祖的祠堂呢，还是也告于其他祠堂？这一条则是其说法不通之处。又查考《仪礼》中宾客醮冠者后，冠者就从西阶走到东壁，面朝北拜见母亲，然后宾客给冠者取字，宾客退出到休息处，冠者拜见兄弟，进入内室拜见姑母和姐姐，其顺序如此。疏解说：不说拜见父亲和宾客，是因为冠礼结束后自然已经拜见过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书仪》与此相同，只是增加了伯父、叔父和兄长，稍有不同。如今《家礼》去掉了先拜见母亲这一节，改为先拜见祠堂，然后才拜见父母。如果不是宗子的儿子，就先在厅堂拜见宗子及比父亲更尊长的人，然后才到私宅拜见父母。先拜祠堂后拜父母，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如果先拜宗子及比父亲更尊长的人，后拜父母，岂不是颠倒得太厉害了吗？这一条又是于情理不合的。

《家礼》说：第二天清晨起床陈列冠服。注解说：长子则在阼阶东侧稍北的地方铺设席子，面朝西；众子则稍南，面朝西。又在醮礼之下注解说：长子则由傧者将席子改铺在厅堂中间，稍南，面朝西；众子则仍用原来的席子。查考这两条都比《书仪》粗略简略。《士冠礼》说：庶子在南面房外行冠礼，随即行醮礼。注解说：在尊者东侧，不在阼阶，因为不代替主人之位。《书仪》说：众子则在房户西侧铺设席子，面朝西。阼阶在房户东侧，紧靠东墙，相距稍远。《家礼》只说稍西，而不说房户之西，那么似乎也在阼阶，只是比嫡子稍西而已。这是前一条的粗略简略之处。又《士冠礼》说：庶子在南面房外观礼，随即行醮礼，之外没有其他文字。而《书仪》则说众子站在席子西侧，面朝东等等，其位置非常详细。所谓礼因义而兴起。《家礼》都省略了这些。只有醮礼仍沿用《书仪》的说法：长子则改席于厅堂中间，稍南，面朝西；众子如故席。由此推断，那么众子的冠席在厅堂中间稍东，既不在阼阶，也不在客位。《家礼》“稍西”二字，实在缺乏区分。这是后一条的粗略简略之处。

《仪礼》中行冠礼的人就席而坐，宾客坐下整理纚巾；又站立，祝坐下加冠。《书仪》说：行冠礼的人就席面朝西坐下，与《仪礼》相同。只是其后宾客跪下为他加巾，又宾客作揖让他就席跪下，这两个“跪”字错了，应当作“坐”。看下面三加，仍然说“就席坐”，就可以知道了。古人就地而坐，坐与跪是一样的，只是稍有差异罢了。《书仪》完全遵循古礼，而《家礼》都将“坐”改为“跪”，这是不对的。又《书仪》一加时穿四开衩衫，《家礼》一加时脱去四开衩衫。这可能是当时服制不同，无法考证。

昏礼考误五则

王懋竑

《家礼》在昏礼中，也以宗子为主人。然而多有错误不通之处。查考《书仪》，在冠礼中说：必须父母没有齐衰以上丧事；在昏礼中说：本人及主昏者没有齐衰以上丧事。主昏者是父母。冠礼不说本人，昏礼不说父母，这是互文见义。《家礼》一本于《书仪》，而在昏礼注中说：主昏如同冠礼主人的法则。那么就是以继承高祖的宗子为主昏，必须宗子没有齐衰以上丧事，而父母就不参与了。而且与冠礼中“必须父母”一句，也自相矛盾而不可通。这是其错误之一。《士昏礼》记说：宗子没有父亲，由母亲下令；双亲都去世，自己亲自下令。注解说：下令，是命令使者。记又说：支子则称其宗，弟弟则称其兄。注解说：支子，是庶出的兄弟；弟弟，是宗子的同母弟。疏解说：称其宗，是说命令使者时，应当称宗子来命令他。小宗也是如此。支子是指庶出的兄弟，所以知道这个弟弟，是宗子的同母弟。查考昏礼，专门以亲生父亲或兄长为主昏者，记中的话最为明白。那些支子弟如果没有兄长，也就自己下令罢了。记虽然没有明说，可以互相推知。《书仪》说如果没有祖父、父亲，就由当天的男家长担任。如果家长是他的嫡长兄，那就符合礼制了。如果是伯父、叔父或兄长，那么在礼制上也稍有不相合之处。然而父亲去世而让家长代替，还不至于失去礼意。如今《家礼》一概以继承高祖的宗子为主人，那么父亲在世却不能自主儿子的昏礼了。这是

译其中的错误有二。至于父亲给儿子斟酒，也自知这样不合适，所以修改了这个条例。然而必定要说宗子向祠堂禀告，殊不知斟酒本来就不曾禀告。这是其中的错误之三。《书仪》记载：父亲给儿子斟酒并命令他去迎亲。注释说：如果祖父在世，则由祖父命令。这原本出自《士冠礼》贾公彦疏的话。疏文中在婚礼部分没有提及，是因为已经在《士冠礼》中见过了。母亲给女儿斟酒，《书仪》也注释说：如果祖父母在世，则由祖母命令，是仿照这个意思。如今《家礼》在主人向祠堂禀告之后，接着说于是给儿子斟酒并命令他去迎亲，注释说：再拜后进到父母面前，面向东跪下。父亲命令他。既然已经把主人定为宗子，却又说父亲命令他，这两句话互相矛盾，不能吻合。而且删去了“如果祖父在世”这一语，不知道是有祖父在世，却在他处而不参与呢，还是亲自看见儿子命令儿媳呢？这是其中的错误之四。又《家礼》说：宗子自己娶妻，则由族人的长辈做主人。其后向祠堂禀告，却说宗子自己娶妻就自己禀告。这样看来，只有派遣使者拿着文书，由族人的长辈做主人。这与宗子做主人的条例不合。这里的宗子，是指继承高祖的宗子。如果是继承曾祖的宗子以下，都以此宗子做主人了。如果不明确说明，怎么知道他是继承高祖的宗子呢？这是其中的错误之五。承担我宗族的事务。注释说：宗事，就是宗庙的事务。支子不主持祭祀，但未曾不参与祭祀，那么也有宗庙的事务。支子的儿子，又另外成为继承父亲神主的宗子，对于宗事并非没有参与。如今认为是宗子的宗族，而改为家事。这是其中的错误之六。婚礼，主人不降阶送客。注释说：礼制不参杂。疏文说：礼制中宾客和主人应当各只有一人。现在新娘已经送行，所以主人不参杂。如今《家礼》说：如果是族人的女儿，那么她的父亲跟随主人出来迎接，站在主人的右边。这样就有两个主人了。完全违背了礼制不参杂的意义。这都是不考察礼制，而随意凭心意说的。这是其中的错误之七。

译昏礼中，新妇拜见公婆，其礼仪极为隆重。然而《家礼》在此处有四处失误。《家礼》说：“如果不是宗子之子，却与宗子同居，那么在受礼之后，前往堂上拜见，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按宗子的辈分不同，有作为伯叔祖父辈的，有作为伯叔父辈的，有作为兄弟辈的，有作为侄子辈的。怎么能一概说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呢？即使是拜见尊长，与拜见公婆也有降等差别，不能说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了。《杂记》说：“新妇拜见公婆，兄弟、姑母、姐妹都站在堂下，面向西，以北为上。”这是拜见公婆时的情形；拜见诸父则各自前往他们的寝室。注解说：“新妇来是为了供养，拜见的重点在于尊者，兄弟以下的人在位，这是为了已经拜见公婆，不得单独拜见。”疏解说：“诸父是指丈夫的伯叔。既然他们是旁系尊长，那么新妇在第二天，才各自前往他们的寝室拜见，不与公婆同一天。丈夫的叔父与嫂子不通问讯，伯父与弟媳也没有相见的礼仪，所以只在其面前过一下，不再单独拜见。至于拜见诸父，也不与公婆同一天，其辨别就是这样。”《书仪》说：“新妇拜见长辈亲属，年幼的亲属互相拜见。如果有尊长亲属，当天就去他们的房间拜见。”这已经与古礼稍有不同，然而也说拜见长辈尊长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家礼》说：“同居中有比公婆更尊贵的人，那么公婆带着新妇去他们的房间拜见，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回来后再在两序拜见尊长，小郎、小姑都互相拜见。公婆带着新妇去他们的房间拜见，如同拜见新妇拜见公婆的礼仪。”用这件事来祭祀祖父母是适宜的。现在说同居中有比公婆更尊贵的人，那就是伯叔祖、伯叔父，虽然说是尊长亲属，又怎么能用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去拜见他们呢？至于拜见宗子如同拜见公婆的礼仪，更是错误到了极点。这是它的第一个失误。

礼制规定，新妇拜见公婆，礼物用枣、栗、腶脯、修肉。《书仪》相同。《家礼》改为用币帛作为礼物。礼制规定，庶妇则由人向她敬酒，新妇不进食。注解说：“庶妇是庶子的妻子，让人向她敬酒而不设宴款待。嫡妇用醴酒向她敬酒，表示尊贵；庶妇用酒向她敬酒，表示卑下。其仪式则相同。不进食，是因为供养统归于嫡妇。”疏解说：“庶妇只是不进食罢了，也用枣、栗、腶脯、修肉拜见公婆。”《书仪》说：“进食主于供养，即使是庶妇也不可缺少。所以也有进食和款待。只是在庶妇拜见公婆时，公婆不降阶，新妇从西阶降下。”现在《家礼》遵循《仪礼》，但应当说嫡妇，不应当依从《书仪》仍然称冢妇。这是它的第二个失误。

《仪礼》规定，如果公婆都已去世，那么新妇进门三个月后才奠菜。疏解说：“这是指公婆都去世的情况。如果公公去世婆婆还在，那么当时就拜见婆婆，三个月后也在宗庙拜见公公。如果公公在婆婆去世，妇人没有宗庙可以拜见，或者再有继母，自然按常礼办理。”《曾子问》疏解说：“如果公婆有一方去世，庾公说，婚礼当晚的第二天，洗漱后进食给活着的一方，到三个月时，不需要在宗庙拜见去世的一方。崔氏说，第二天，洗漱后进食给活着的一方，三个月后又在宗庙拜见去世的一方。不知道谁是对的。”按两疏说法不同，古人论礼如此详细。《书仪》没有庙见之礼，也说如果公婆只有一人，那么公公坐在东序，婆婆坐在西序，设席，新妇在婆婆坐位的北面，也涉及这一点。现在《家礼》全部删去，凡是有公婆一方去世的情况，凭什么依据来行礼呢？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详细记载了两疏的话，而在《家礼》中却全部删去。这是它的第三个失误。

新妇洗漱后进食，主于供养，所以先吃饭而后喝酒。昏礼中，新妇助成祭祀，吃完饭后喝一口酒漱口，没有再次喝漱口的酒，是用酒洁口。《书仪》说，进献食物在前，斟酒在吃完饭后，与《仪礼》相同。《家礼》却改为斟酒在前，进献食物在后。这是它的第四个失误。

从这四个失误来看，虽然有不详尽其义的地方，但大体都与《仪礼》《书仪》相抵触。因此知道《家礼》不是朱熹的书。

昏礼有纳采、问名、纳吉、请期、纳征、亲迎六礼。《书仪》全用古礼，只是把纳征改为纳币，是为了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家礼》去掉了问名、纳吉，只用了纳采、纳币，以求简便，却忘记了请期这一节。杨氏附注说，请期有不可省略的，应当补入。而周氏又说杨氏对《家礼》往往多有不满，想要遵循《仪礼》《书仪》的详细，不符合朱文公略去浮文、务求本实、以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意的做法。我认为周氏的说法固然属于牵强附会，而杨氏也实在没有觉悟到《家礼》不是朱熹的书。《仪礼》说，媵、御、沃、盥、交注。媵，送也，指跟随新娘的女子；御，迎也，指跟随新郎的男子。贾疏说，跟随新娘的女子是侄娣，跟随新郎的男子，因为让妇女洗漱不是男子的事，是指夫家的贱役。《书仪》说，跟随的人，各自用他们家的女仆担任。本于贾疏的意思。现在《家礼》删去这话，那么似乎跟随新郎的男子就是男仆了。《大全》小注附载《书仪》的话，是对的。

昏礼六礼都在宗庙进行，而没有告庙的文字。《书仪》说，纳采告于影堂，纳吉、纳币、请期都依此礼，那么都是告庙。只有亲迎，新妇进门拜见影堂。《家礼》说，纳采告于祠堂，而纳币不告，未详其义。至于亲迎则先告于祠堂，而新妇进门却不拜见祠堂，与《书仪》不同。这则怀疑《家礼》是对的。按《昏礼记》说，凡行事必用黄昏或清晨，在祢庙接受命令。女家在庙，经文有明文。至于男家，经文没有说，注疏说使者行事于庙中，那么也在祢庙。亲迎在寝，经文明说寝门，犹如父亲醮子而命令他迎亲。

译婚礼应当在宗庙举行。而注疏却说在寝宫。这恐怕是注疏有误。母亲在宗庙为女儿行醮礼，那么父亲为儿子行醮礼也应当在宗庙。注疏分别陈述，似乎是不对的。《书仪》都在外厅举行，不在影堂。纳采时关闭影堂的门，才命令使者，可见《家礼》也没有另外特别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