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治体五治法上

译已经宽和了。然而宽和难道没有需要严厉的地方吗？严厉难道没有需要宽和的地方吗？大概宽严、烦简，是治理国家的大体原则，要顺应时势；宽严并用、烦简互施，是治理国家的大要，要顺应具体事务。所以善于施政的人，贵在顺应时势而知道变通，又贵在顺应事务而知道变通。如果认为时势可以宽和就一味宽和，或者时势可以严厉就一味严厉，这还是不懂得宽严的变通；认为时势可以简略就一味简略，或者时势可以繁琐就一味繁琐，这还是不懂得烦简的变通。

皇上继承大统刚刚开始，拿它比作周朝，正是成王、康王制礼作乐的时期，其道宜于详备；拿它比作汉朝，又是文帝、景帝与民休息的时期，其道宜于宽和。这是当今时势所决定的。然而从具体事务来看，又有不能一概而论的地方。我请求指出其中一二，其他的可以类推。当今宜于详备的，没有比尊卑上下的差别更重要的；宜于简略的，没有比簿书文移的虚名更紧要的；宜于宽和的，在于钱粮征收中的微小误差和诏狱中的株连；宜于严厉的，在于吏胥舞弄法令和守令贪污。尊卑上下的辨别，是用来节制淫逸奢侈、安定民心的。现在胥吏隶卒得以与士大夫穿同样的衣服，商贾得以与公卿有同样的装饰，而法制不立，这中间将止于何处呢？应当命令礼官斟酌其等级差别，不厌烦精细详备，务必制定定式，使得贵贱不逾越，而朝廷的名器，足以被天下人所重视。这是以详备为贵的。

簿书文移，是上下凭借它来作为信用的依据。然而现在上级施加给下级的，不一定全都执行，只是应付惯例罢了；下级申报给上级的，也不一定全都执行，只是应付惯例罢了。却白白让奸恶豪强借以作为资本，达成他们的欲望。这能不思考减少它的方法吗？应当务必做到切实执行，不弄虚假文章，使得官吏能够尽心于本职工作，也稍微减少奸恶豪强的虚伪。这是以简略为贵的。

钱粮的催征不可宽和了，然而因为分毫的拖欠就遭到罢免革职，因为期限稍微超过就加以谴责贬谪，不是太过分了吗？诏狱的审录，有不得已的情况，然而因为一件事的蔓延而牵连到千百人，因为一个人的有罪而祸及亲属，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宜于以宽和为贵的。吏胥舞弄法令，也已经多次申诫了，而舞弄法令的人依然如故；守令贪污，也已经多次申诫了，而贪污的人依然如故。难道不是舞弄法令、贪污的人未必都能被发现，被发现的人未必都能被诛杀吗？这是宜于以严厉为贵的。

所以我曾经论述说：宽和而详备的是体，严厉而简略的是用，这是当今的中道。治理国家的谋略，没有超过这个的。虽然如此，还有进一步的说法。宽严烦简，是治理的方法而不是治理的根本。治理的根本在于皇上的一心。汉唐宋之所以不如夏商周三代，不仅是因为其政治没有完全适中，也是因为其心没有纯正。因此，以至仁为心，而不夹杂偏私；以主敬为心，而不陷入懈怠松弛。这又是皇上运用宽严烦简的根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而想要让施行的政事都得到其中正，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译探究法度

朱仕琇

大概君主与臣民都适宜于治理的道路。法度是用来体现君主意图的，引导天下人不迷失方向。如果道路曲折诡谲，行走的人开始相信最终却怀疑。所以阐明法度的人不能不先确立意图。意图确立了，法度就是它所确立的影子。长短曲直，天下人都能进而探求，以此推究其专一不二。所以政令下达如风般迅速，教化成就而不背叛。意图以什么为主呢？回答说：仁义忠信就是。这四者作为天下的准则已经很久了。然而这四者之道施行，那么普通人背负重物，远行山海也没有忧虑；一旦失去它们，那么兵祸就会从室内兴起。所以即使前世的暴君肆意妄为，他们颁布给郡县的诏令，也没有一天不以这四者要求期望天下。实在是看到这四者足以保全自身。如果天下真能像暴君诏令那样，来敦厚这四者，那么恩义分明而牢固，即使被剥削肌肤、敲碎骨髓，赤贫穷困，仍然徘徊忍耐，上下相互维系，来支撑暴君，那么暴君的意图，难道不是得到了吗？所以轻视这四者，是没有看到这四者的利益。暴君利于这四者，每天向天下诏告，天下人瞪眼而没有响应，是因为法度败坏而意图没有到达。如何修立法度呢？回答说：刑名学派，说严厉的家庭没有顺从的俘虏，所以彰显威严来施行法度，细微的奖赏和深重的惩罚来成就威严。威严之气侵入人心，贼心就产生了。法度的施行，就像把针裹在棉絮里而睡在上面，安于它的柔软而不知道被刺逼迫。躺卧辗转，不久身体流血而死。商鞅因此灭亡秦国，酷吏因此使汉朝衰败。法度施行的时候，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境内肃清，豪强狡猾之徒屏息，声威震动异俗，边塞更加向北扩展。在上面的人驾驭这种威严而自我欣喜，心态安泰意气骄纵，巡视山川宣告功绩，刻石颂扬功德，认为天下不值得作为，而子孙可以长治久安。然而忠爱之根被铲除，祸贼之胎结聚，表面依附骨肉分离，外形强壮血脉死亡，九族崩溃人心，哪里还问里巷百姓。一旦趁机迸裂，远近如冰消融，名号四处兴起，城池自行陷落，国家灭亡之日，找一个为宗庙社稷而死的人都不可能。秦朝二世就是这样。威严到了极点就会触犯，法度到了极点就会败坏，苟且取用一切，不能达到精微，流传给后世，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使用。所以善于制定法度的人以意图为本，不善于制定法度的人以威严为本。世上的议论者，都说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所以治理天下应该明察法度而隐藏意图。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用诈术发令。意图背离仁义忠信这四者，而举出这四者的法度，挟持虚假的本质张扬浮夸的器具来愚弄天下。天下人就会表面遵循法度而内心违背意图，反过来愚弄君主。上下相互欺骗，幽暗险恶荒芜，那么人心败坏而世道令人担忧。父亲不能依靠儿子，丈夫不能依靠妻子，兄弟不能依靠，朋友不能依靠。在酒食中埋伏刀刃，在交际中隐藏祸心，礼仪容貌端正严肃，用来相互篡夺。圣人开口野兽心肠，那么这四者反而成为天下的市场。所以文饰忠义市场虚伪，文饰仁爱市场残忍，阴阳反复，混乱不清。我没想到周公孔子的训诫，竟然直接成为盗跖的帮凶。天下都这样，那么君主如何安坐其位呢？一个目标树立而万箭齐发，这就是君主隐藏意图的祸患。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赏罚严明，与商鞅治理秦国没有不同。一个车裂而百姓不怜悯，一个身死仇家流泪。全国如同死了父母，不忍心除去丧服，戴白帽成为习俗。这是意图彰显与隐藏的效验。秦民不敢议论政令，而诸葛亮震慑庸主没有怀疑，那么他们心迹的彰显与隐藏本来就可以看到了。彰显是求人知道，知道了就不违背意图；隐藏是怕人知道，知道了就其毒害欺骗自己而法度最终不能施行。这是商鞅所处的地位之所以危险的原因。商鞅为戎狄制定鲁卫的法度，没有不举出这四者的，而其结果反而这样。所以荀子说：彰显而成功，隐藏而失败，昏暗的君主没有；周详而成功，泄露而失败，英明的君主没有。上面幽暗下面险恶，上面英明下面教化，确实审察了治乱的根本。所以君主一定要以这四者彰显意图。那么哀怜惩创的心思，明显地人人都能看到。吹嘘百官，朝野震动，像春天将要打雷，百虫都鼓动翅膀顿足，开启洞穴吐出泥土等待出来。那么即使没有下一个政令，没有谋划一个计策，而百姓本来就已经早早端正等待了。由此图议大中，来规划没有弊端，纲举目张，来持守这四者，推原而流布它，根本而生长它，不在意图上稍微减损，那么政事下达，浩浩荡荡像江河，累累如转丸于壁，知道必定没有停滞的。奖赏一个而鼓励百人，刑罚少而威严众人，读诏书就哭泣，乐政成就就歌唱，寻求其自然而无可怀疑。所以视听统一，而心志整齐。因此朝廷清明，官吏诚信有度，上下胶固，风俗美好，改朝换代之后，其教化可以恢复。意图与四者都是不坏的工具。两不坏相合明示天下以系结它，其光明不可灭，其系结不可解，这是法度所依靠以长久稳固的。所以昏君依靠法度，圣君明察意图。意图确立而法度举用，那么王道不堵塞，百世长享了。四者的利益大显于天下，而轻视它的人闭口无言了。暴君每天诏告而没有响应，刑名学派一切求取而不能没有祸患，而这里已经安坐而得到它，指挥而天下跟随其袖摆，呵斥而鬼神应和其气。近在方寸之间，不出席间，而兆民的意志已经通达，万世的道理已经得到，正不是索求于幽渺，而荒远不可查考的。那么君主为什么吝惜而不加之意呢？

译论管仲

译任启运

管仲是霸道的开端，也是王道断绝的根源。然而我认为，想要恢复王道，必须从管仲开始。现在有个人从悬崖坠入万丈深渊，他想要回到原处，必定要从他坠落的那座悬崖开始；从中华大地前往荒远的外域，他想要返回，必定要从他出发的那个边塞开始。管仲是王道坠落的地方，也是霸业进入的途径。所以说，想要恢复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的王道，必须从管仲开始。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是霸主。”孟子厌恶的是那种“假借”，并不是厌恶“仁义”本身。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管仲保全邢国、封立卫国，与周武王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有什么不同呢？管仲将乡里组织起来，与《周礼》中的井田、丘乘制度有什么不同呢？乡长经过三次选拔，与乡举里选制度又有什么不同呢？现在因为孟子贬低管仲的缘故，把管仲所讲求的法度全部抛弃，这是孟子仅仅厌恶那种“假借”，而现在却连他所假借的“仁义”也厌恶了。这样一来，唐尧、虞舜及三代遗留的王道就必然无法恢复了。我在伊尹、周公之后，深深喜爱并热衷的人，没有比管仲更甚的。其次则是汉代的诸葛武侯、唐代的狄梁公、李邺侯、陆宣公、宋代的韩魏公、李忠定公、明代的于忠肃公、王文成公。这些人都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诸葛武侯固然以管仲自比，其实狄梁公以下的各位贤人，他们经世济民的学问，都比管仲更为精深。诸葛武侯的仁德超过管仲，但治理的功绩反而不如管仲，这是因为管仲所继承的是禹、汤、文、武的遗风，而诸葛武侯所继承的是季汉末年的衰败局面。现在的儒者，一概因为孟子轻视管仲，于是把管仲所继承的禹、汤、文、武的法度全部抛弃而不加宣扬。唉！这就是王道自古以来始终不能恢复的原因吧。

养民论

钱维城

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形势罢了。形势所在之处，道与法便从中产生。道统一而法不统一，那么即使变化万千也不会背离根本；法统一而道不统一，那么随着时代推移最终会导致弊端丛生。治理百姓的道理，没有超过教化与养育的。后世教化百姓的方法，并不完全等同于先王教化百姓的方法，但追求让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各自得到安顿，这一点没有不同。这就是所谓法不统一而道统一的情况。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致力于根本并节约用度。致力于根本就是勤奋的意思，节约用度就是节俭的意思。人的本性没有不爱惜自己劳动力的，拿出所爱惜的东西去谋求利益，一定不肯轻易挥霍所爱惜的东西。所以勤奋的人必定节俭，而劝勉节俭必须先劝勉勤奋。然而后世的祸患，不仅仅在于不勤奋不节俭。北方的田地，一个农夫耕种几十亩，犁地播种后，不除草不培土，没有种桑麻织布絮棉的事情，妇女们嘻嘻哈哈地坐着白吃。南方就不是这样，耕种纺织的劳作，男女共同出力，勤奋到了这种程度，哪里还用担心他们不节俭呢？然而他们的衣食并不完备，与北方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后世的财富与三代不同，主要有两点。古代所说的财富，不过是布帛和粮食罢了，都产自土地且由农民生产。现在不看重布帛和粮食而看重金钱。农夫和织女终年勤劳，所得到的报酬有时换不来一把粮食。这一把粮食，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当饭，但没有它就无法应付官吏和进行人际交往。既然金钱冷了不能穿，饿了不能当饭，而看重它的人说得到它就能在冷时穿衣、饿时吃饭，这说明其关键仍然归结于布帛和粮食。然而所珍贵的却在于空虚无用的东西，用无用的东西来控制有用的东西，于是不耕不织的人掌握了权力，而根本的计策就丧失了。古代按人口分配田地，一个农夫一百亩，贫富的区别，不过是土地有肥沃贫瘠之分，人力有强弱勤惰之别，没有太大的悬殊。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富人田地连接阡陌，而穷人有时连插锥之地都没有。农夫租种他们的田地，被役使得像奴隶一样。豪商大贾，挟带他们的金钱，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本金与利息相互权衡，年收入有时高达数万金。考察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富人不过拥有万金，少的拥有千金。现在的富人，有的以数百万、数十万来计算。布帛和粮食产自土地，产自土地的东西有固定的数量，这里积聚多了那里必然歉收。现在一家拥有数千百家产业的财富，那么这一家就导致数千百家失业。金钱由人控制，由人控制的东西没有固定的数量，积聚久了其势力就越来越重，而汇聚的趋势就越来越大。于是富人日益富裕，而穷人日益贫困。这两点，是后世与三代不同的地方。形势与三代不同，那么致力于根本和节约用度的说法，恰恰足以助长富人的势力而加重穷人的困境。况且后世的祸患，尤其在于穷人喜欢自我修饰，而富人大多吝啬。我小时候见过有位大官禁止百姓婚娶使用彩轿和鼓乐，而那些以此为业的人，关着门吃不上饭的有数百家。有个名胜之地，禁止百姓游玩，砍伐那里的花木当作柴火，而依靠那片土地吃饭的有一万人，都怅然若失无所适从。这是不懂得通权达变之道啊。先王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岁时伏腊的习俗，让百姓都能宴饮欢乐，交往往来，难道仅仅是说为了行礼吗？大概是为了顺应他们的情感并发挥其作用，而互通有无的道理也存在于其中。《周礼》中荒政有十二条，其中提到“蕃乐多索鬼神”这三项都是耗费繁多的事情。先王认为，年成饥荒时，贫民必定没有财力从事这些，能够致力于这些的，必定是有余力的富人。趁着他们有余力而引导他们行礼以互通有无，而贫民也因为这些事情而得到食物。这就是后世以工代赈方法的由来。所以增加礼仪的环节，让富人都能借此畅抒情感并乐于行礼，那么得到食物的贫民必定很多了。节约用度的道理，不可以一概而论地实行。

译至于积重难返的形势，不能骤然扭转，就应当逐步消除，首先去掉那些过于严重的弊端。金钱的使用是无法废除的，如果废除，失去财富的就不只是商人，还有国家。要使布匹、粮食稍微发挥其作用，民间贸易中，一尺布、一斗粮都允许互相交换。只有价值极大的物品以及出行的人，才可以使用金钱。这样，农夫和织女，除了缴纳官府的租税外，就没有地方使用金钱，而金钱的势力就会减弱。占有大量田地的人，也不能将全部土地都献给官府。设定年限加以限制，从某一年开始，田地已经达到一定数量的人，不得再增加购置，不到五十年，土地也就逐渐平均了。这就是顺应时代变迁的说法。

译三代因革论一

恽敬

夏商周三代以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征用民力服役，征用民力田猎，征用民力作战。车马、牛只、木材、草料、粮食、兵器、铠甲，都由百姓供给。然而百姓为何如此充实安乐呢？夏商周三代以后，实行三十抽一的税率。征用民力服役则动用国库，田猎作战则招募士兵。车马、牛只、木材、草料、粮食，都由官府供给。然而百姓却忧愁愤懑，好像活不过今天一样。为什么呢？韩愈说：古代从事生产的百姓有四种，现在从事生产的百姓有六种。古代从事教育的人占其中一种，现在从事教育的人占其中三种。从事农业的家庭占一种，而吃粮食的家庭有六种；从事手工业的家庭占一种，而使用器具的家庭有六种；从事商业的家庭占一种，而依赖其供给的家庭有六种。虽然如此，这还没说尽。一个人身为权贵，就有几十人靠他穿衣吃饭，这是第七种人；一户人家富有，就有几十人靠他穿衣吃饭，这是第八种人；手持兵器的人，一个县就有几百人，这是第九种人；服徭役的人，一个县又有几百人，这是第十种人。这几百人的子弟、亲戚，人数几十人，都不耕种却吃饭，不织布却穿衣，这是第十一种人。牙人从中撮合，侩人从中聚集，这是第十二种人。仆役不像仆役，台役不像台役，这是第十三种人。妇女拖着长长的衣袖，穿着尖头鞋，男子敷粉美白，练习歌舞，这是第十四种人。农、工、商这三种人生产，十四种人享受，因此上天不能养育，大地不能生长，万物不能产出，以至于无法生存。即使有最圣明的人，又能怎么办呢？古代上面有田地，百姓耕种它；后世富人有田地，招募贫民做雇工。一个雇工可以耕种十亩地还有剩余。每亩收获十斗，取四斗，不足以供给雇工。饥荒年份每亩没有收获，而供给雇工的费用照旧。那些租种田地耕种的人，大抵每亩收获三斗，取一斗交给田主，用两斗自己食用，常常不够。田主得到一斗，又分出一半来缴纳赋税，并且受杂役困扰，也不够。这是农业的弊病。古代工匠都有法度规范，官府监督他们；后世一切任由自己做。笨拙的人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灵巧的人制作奇技淫巧。有的花费几年做成一件器物，也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这是手工业的弊病。古代商人不得乘坐车马，穿锦绣衣服，人们以追逐末业为耻，从事的人少，所以利润丰厚。后世一切与士人同等，人们不以追逐末业为耻，从事的人多，所以利润减少。那些富人穷极奢侈，与封君大官争胜，胜了也贫穷，不胜也贫穷。这是商业的弊病。凭借十四种人的众多，资助农、工、商三种人生存，却几乎无法生存，而三种人又弊病如此，即使有最圣明的人，又能怎么办呢？恽子居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十四种人都有，并非兴起于后世。圣人治理天下，使从事生产的四种人每天增加数量，使不从事生产的十种人每天减少数量，所以农、工、商三种人的劳力，能够供给十一种人，天下就治理好了。后世从事生产的四种人数量每天减少，不从事生产的十种人数量每天增加，所以农、工、商三种人的劳力，不能供给十一种人，天下就衰败了。圣人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不使四种人受害罢了。不使四种人受害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不使农、工、商受害，而严格督责士人罢了。不使农、工、商受害，那么农、工、商就有剩余；严格督责士人，那么士人就不会泛滥。士人都不能泛滥，那十种人哪里能泛滥呢？不能泛滥所以常常处于不足的状态。十种人不足而农、工、商有剩余，争相回归到农、工、商了。因此十种人不每天减少是不可能的。尧舜的时候，说“你后稷播撒百谷”，说“谁胜任我的工匠”，说“努力贸易有无，调节物价”，所谆谆教导的不过是三种人的生计罢了。殷朝的盘庚、周朝的九篇诰辞都是这样。这是圣人减少十种人的方法。有人说：夏商周三代的时候，佛、道二教大概还没有流行，十种人的说法，可以听听吗？回答说：太公的华士，孔子的少正卯，孟子的许行，都是佛、道二教的人。有遣戍就已有养兵，有庶人在官就已有雇役，有门子、余子就已有富贵闲游的人了。其余都是所谓的闲民、惰民。那么有治理天下责任的人，对于三种人的弊病，也应当慎重谋划啊。

三代因革论二

恽敬

那么夏商周三代供养士兵的情况，可以听听吗？回答说：可以。周朝的制度，六乡组成六军，六遂辅助它。这是民兵的制度。夏商周三代都相同。既然民兵制度相同，供养士兵的制度不能不也相同。为什么呢？周朝官职司右掌管右军的政令，凡是国家勇力之士，能使用五种兵器的人都隶属于他。郑玄说：选拔司右应当从中夫中选拔，选拔司右那么都是士兵。说“隶属于他”，必定不是散居在井田牧野的人。不是供养士兵又是什么呢？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郑玄说：不称“徒”，称“虎士”，是徒中选拔有勇力的人。既然徒都吃官府的粮食，不是供养士兵又是什么呢？虎贲氏主管宫廷警卫，然而武王用它讨伐殷商了。周朝官制八百人，而武王有三千人，必定有辅助的士卒。不是供养士兵又是什么呢？不只是这样。古代戍守都轮流替换，轮流替换必定有期限，期限内都不耕种。主管草料储备有人，主管粮食供应有人，主管兵器铠甲使用有人，主管壁垒防守有人，与供养士兵有什么不同呢？这是驻守的士兵。周公东征，长达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远达万里之外，都是驱使他们作战的，与供养士兵有什么不同呢？司右、虎贲氏，是周朝的官职，那么夏、殷不能没有勇爵，不能没有警卫之士是可知了。《采薇》《出车》《杕杜》，是周朝的诗，那么夏、殷不能没有屯守的士卒是可知了。殷余的危难，荒服的劳苦，是周朝兴盛衰败的原因，那么夏、殷不能没有观扈

译讨伐鬼方的战事可以知晓。因此民兵制度既已统一，常备军的供养也就不得不统一。大概古代大国不过方圆数百里，小国不过方圆数十里。边境事务的争端多，而跨越国境的寇患少。从事耕种的百姓可以作战守御。所以用民兵来维持常态，用常备军来应对变故。到了春秋时期，出现了跨越山海的征伐，接连诸侯的战役。战国时代，情况更加严重。秦汉以后，天下统一，一旦兴起事端往往牵连数十个郡，一次调兵往往行军数千里。所以用常备军来维持常态，用民兵来辅助应对变故。两者交互使用，各自得其适宜，不可偏废。况且人承受于天的禀赋，古代深厚而现代浅薄；对人的教化，古代严密而现代疏漏。所以古代士人可以从事农业，农民可以充当士兵。后世驱使士人从事农业则士人败坏，驱使农民充当士兵则农业败坏。泛泛地命令他们，就会在两种役务中诡诈出入而没有用处；严厉地约束他们，就会在一种役务中积累怨恨积蓄怒气而不安定。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深入考虑的。世间的儒者，认为汉朝的南北军是对的，而八校尉是错的；认为唐朝的府兵是对的，而骑兵是错的。然而南北军和府兵，已经不符合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了，何必认为这些是对的，而那些是错的呢？况且郡兵的法度没有改变，那么八校尉对南北军没有妨害；屯田的制度能够实行，那么骑兵对府兵没有妨害。宋朝的保毅军、义勇军，明朝的箭手、矿夫，则是常备军且借助于民兵了。这在于供养常备军的人完善其制度罢了。不然的话，拿后世的百姓而每天让他们扛着兵器并苛责他们，怎能不加速他们的叛离呢？

译三代因革论三

恽敬

《周官》小司徒召集万民的卒伍来使用他们。用来组建军队，用来兴修农田劳役，用来稽查追捕盗贼，用来征收贡赋。贡赋以外的都是劳役事务。组建军队，是兵役；农田劳役，是田役；力役，是力役；稽查追捕，是守望的劳役。后世军队由招募产生，兵役就废除了；兵役废除，田役也随之废除；守望的劳役也废除了。没有废除的，只有力役罢了。到了把租庸调合并为两税法，力役的征发也废除了。古代的劳役事务，没有留存下来的了。《周官》乡大夫的下属，比长、闾胥、旅师、党正，是乡官；遂大夫的下属，邻长、里长、酇长、鄙师，是遂官。汉代称为三老、啬夫、游徼，都赐予爵位，等同于乡遂的官员；唐代称为里正、坊正，就把他们当作劳役使用了；宋代称为衙前，督管官府物资；称为耆长、壮丁，捕捉盗贼；称为散从、承符、弓手，任凭驱使，不但把他们当作劳役使用，而且虐待他们了。《周官》宰夫八种职事，第五种是府，掌管官府契券来治理储藏；第六种是史，掌管官府文书来辅助治理；第七种是胥，掌管官府次序来治理秩序；第八种是徒，掌管官府命令来征发命令。这种制度历代都实行。军队、农田、稽查追捕的劳役，是民役；府、史、胥、徒的劳役，是官役。自从民役废除，乡遂的官员，等级降低而当作劳役使用。到了宋代，衙前的劳役，如同官役中的府、史；耆长、壮丁、散从、承符、弓手的劳役，如同官役中的胥、徒。官府中的府、史、胥、徒依然如故。大概唐代从中叶以来，天下动荡，官役不足以周全其事，于是从民间征取人来辅助他们。辅助久了，就各有职司；职司确定，就各有功过。起初用民役代替官役的事务，而视为理所当然；接着用民役供给官役的命令，也视为理所当然；后来用民役承担官役的过错，也视为理所当然。到了熙宁年间，民役让人无法生存了。所以乡遂的末流变为差役，差役的末流变为雇役。差役则百姓劳苦而财力日益匮乏；雇役则百姓安逸而产业可以常存。天下没有没有弊端的制度，没有不扰民的事情。应当选择符合时势而危害较轻的制度来实行。后来的儒者，因为熙宁的法度而随意诋毁诽谤，是不懂得治国根本的人。而且把后世官役危害百姓，当作熙宁雇役的弊端，那就更加不可取了。为什么呢？熙宁所雇用的劳役，是民役；后世的官役，从周代的府、史、胥、徒就是这样。三代圣人，赋予他们俸禄来安定他们的生计，宽缓他们的时间让他们熟悉事务，用道义教导他们来端正他们的志向，用刑罚威慑他们来去除他们的私心。像这样使用他们，哪有像老虎戴帽、老鹰搏击、蝎子螫人、区域射杀那样的事情呢？所以知道官役可以雇用而官府就能修明，知道民役可以雇用而乡里就能安宁，知道官役可以减少而苛扰的事情就能消除，知道民役可以全部罢免而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了。

三代因革论四

恽敬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大概可以知道了。利益不到十倍不改变法度，功效不到十倍不更换器具，这是经常的说法。三代礼制不同而称王，五霸法度不同而称霸，这是偏私挟持虚妄的说法。虽然有中道存在。先王的道理，顺应时势适当变化，制定的法度不同，但考察没有瑕疵，使用没有弊端。这是在前面两种说法之间权衡，而知道轻重取舍的人。没有什么比封疆域界的制度更大的，没有什么比百姓产业的制度更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军国事务更紧急的，而圣人一概用宽大的方式施行。何况细微的节文，平常的用途呢？人们养生，每天追求丰富；人们做事，每天追求巧妙。圣人只是节制其过分罢了。比如宫室的尺度，追求辨别上下等级就可以了。夏代的世室，殷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它们是不同的。但百姓的遮蔽居室何必相同呢？比如冠服的尺度，追求施行礼乐就可以了。夏代的母追，殷代的章甫，周代的委貌，它们是不同的。但百姓的短衣何必相同呢？俎豆的华美与简朴，在庙堂不同；干戈的雕饰与涂色，在军队不同；车旗的完好与破败，在朝廷不同；粟帛的纯度与数量，在市场不同。大概圣人治理天下有两方面：伦理事物的纲纪，名实的效果，等级威严的辨别，授予一成不变的格式，用一定不变的法度来整齐，天子亲自率领诸侯、大夫、士来向百姓施行，必须使像丝在缫车中，陶器在窑中，没有毫黍的溢出或减少，而天下的心就安定下来了。至于崇尚质朴或文采，奢侈或节约的数量，有的随时间变化，有的随地域更改。所以养生不至于违背常理，做事不至于迂回曲折。于是首出而天下归附他，三代圣人，大概没有能够改变的。那些诸儒博士，过于尊崇圣贤而忽视凡俗百姓，敢于效法古昔而怯于顺应时势，笃信专门之学而轻视考察通变之方，哪里足以知道圣人的伟大呢？所以他们的学说，推演一家而通，推演众家而不一定通；推演一经而通，推演众经而不一定通。况且一家一经，也有不一定通的。到了不一定通而附会穿凿以求其通，那就是天下的乱言了。

封建论绿野斋文集

刘鸿翱

自从秦代废除封建制，柳子厚认为封建制不是圣人的本意，公天下的开端从秦代开始。苏子瞻、苏子由都主张这种说法。刘先生说：子厚关于封建制的论述是对的，但他关于周秦公私的说法则是错的。

译封建制度的废除与存续，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而是天命。如果上面有修养德行的天子，封建制度能治理好，郡县制也能治理好。然而，封建制度必须德行极大才能治理好，郡县制德行稍次也能治理好，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如果上面没有修养德行的天子，封建制度会混乱，郡县制也会混乱。然而，郡县制必须德行极差才会混乱，封建制度德行稍有衰退就会混乱，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明白。所以，在封建制度下的天下，如果不是尧、舜、禹、汤、文、武那样的圣人，不足以使人心归服；而在郡县制下的天下，汉、唐、宋、元、明那些英明的君主，一人在上面独自运筹，公卿大夫士在下面承袭教化，百姓未曾不得安宁。上天因此即使不生出尧、舜、禹、汤、文、武，天下也已经治理好了。夏商周三代以后，上天不能常常生出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圣人，那就不得不废除封建制度。

有人说：中原之地，不实行郡县制不足以尊崇天子；边陲之地，不实行封建制不足以控制四方夷狄。我却说：上天废除封建制，并没有内外之分。以天下之大，派遣将领出兵，反而不如一个角落的诸侯吗？这是自己割裂土地，这是把兵权倒授给别人，这是防备边外的寇敌，却在边内树立敌国。当国家威德鼎盛时，他们或许能抵御外侮，以邀取天子的宠信；一旦国势衰微，他们就会自立为帝了。况且汉唐都曾威服万里，极远之地，无不攀山航海而来。边陲不实行封建制，也没见四方夷狄必定能侵犯中原。

有人说：异姓可以不封，同姓如果没有土地和军队，想指望他们在国家危亡混乱时扶危定倾，即使少康也不能中兴。这又是不知社稷的安危、国运的长短，在于君王祈求上天永保天命，而不在于皇亲国戚拥有私有的土地和百姓。上天如果还没有厌弃汉朝，光武帝从田间崛起，能够恢复旧业，何尝拥有一成之地或一旅之师呢？上天如果已经厌弃其德行，那么我周朝东迁，依靠的是晋和郑，当秦灭周时，晋和郑早已灭亡了，将依靠谁呢？况且汉朝有七国之乱，晋朝有八王之乱，明朝有燕王、宁王的祸患，这些都是同姓封国的深刻教训。

说话的人又说：我所说的封建，有封建的好处，没有封建的坏处。比如唐代颜师古的策略，不让封国过大，中间夹杂州县，混合居住治理，可以万世无忧。唉！唐太宗没有实行颜师古的策略，所以说话的人这样说。如果唐太宗实行了颜师古的策略却遭受其害，那么说话的人就不会这样说了。国家即使只有百里，其君主掌握了赏罚生杀的大权，那就与天子相同了。现在平民百姓含冤，早上向天子申诉，晚上就能惩处官吏了。按照颜师古的策略，即使说不足以酿成长乱，因为国家小，那么遇到王室变故，藩卫天子却力量不足；而君主不贤明，祸及百姓却绰绰有余。因为一点小过失，天子就废黜其君主，断绝其世系，这不是用来评定功劳和亲情的做法。因为评定功劳和亲情的缘故，而使平民百姓的冤屈得不到伸张，难道符合君王不让一人失所的道义吗？

那么，封建制度不可恢复，无论大小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曾说：唐虞三代的封建，是天命；秦朝废除封建，也是天命。汉、唐、宋、元末年，海内分裂，群雄割据，都互相攻杀，直到统一才停止。上天不生出尧、舜、禹、汤、文、武的君主，不在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而议论封建，这是想让天下的百姓没有遗存啊，难道是天道的本意吗？

译井田论 绿野斋文集

刘鸿翱

夏、商、周三代实行封建和井田制度。后世谈论治国方法的人，都惋惜这些制度被废除。然而，从秦朝历经汉、唐、宋、元、明各代，并非没有英明的君主和贤德的帝王，也没有缺乏有志于恢复古代制度的君主，但最终都不能恢复。至于封建制度的废除，是因为君主拥有独揽大权的便利。柳宗元说，这是为了独占个人的威势，独占臣民像牲畜一样被自己役使的利益。井田制度对百姓有利，对君主无害，却也不能恢复。大概是因为时势不允许实行罢了。议论的人说，恢复井田制度必然要夺取富人的田地分给穷人，富人不服从必定会生乱。苏东坡说，假如让富人都把田地归还给公家，计算作为川、浍、洫、沟、遂等水利设施的繁多，必定要堵塞溪流、填平沟壑、削平丘陵、破坏坟墓、毁坏房屋、迁移城郭、改变田界，耗尽天下的力量，专门致力于此，不处理其他事情，然后才能成功。等到井田制度建成，百姓的尸骨已经腐朽了。我认为，即使百姓不劳累、不死亡，这种制度也绝对不可行。为什么呢？古代王畿方圆千里，公、卿、大夫、元士的采邑全部在其中。公、侯、伯、子、男以及附庸国方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不等。这些采邑中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他们所食用的田地，不过像现在的村堡那样大。百姓从事农耕来奉养上级，大致像现在富人雇佣佃户那样，而且大半是世袭俸禄。高祖、曾祖、祖父与百姓相依为命。地域狭小则管理容易周全，感情亲近则不忍心因私利而让百姓受苦。又选拔百姓中有德行年长的人，担任比长、闾师、里宰、党正等职，每年按时检查农具，督促耕种，无异于父兄督促子弟。所以上级以真诚的爱对待下级，《噫嘻》这首诗说：“赶快发动你们的私田，直到三十里远。”下级以真诚的敬重对待上级，《大田》这首诗说：“雨水先滋润公田，然后才滋润我的私田。”上下都快乐，颂扬的声音就产生了。所以古代可以实行。自从秦朝统一天下，废除诸侯王，设置郡守，大的州县兼有古代方伯、连帅的封地，小的也在五等爵位之列。县令像驿站一样不常任职，吏胥和士人以此为耻，只有狡猾贪利的百姓应役。这时候实行井田制度，地域辽阔难以周全，县令与百姓感情又不亲近，一个县的百姓不下数十万户，二十岁受田、六十岁还田的人每天可达数百人，县令的精神不足以应付，必定要假手于吏胥。钱财多的人得到肥沃的土地，钱财少的人得到贫瘠的土地，玩弄法律条文，诉讼案件大量兴起。如果采用殷朝的“助”法，就要防止百姓私自使用劳力；如果采用周朝的“彻”法，那么遗留的禾把和穗子都构成罪过了。这难道不危险吗？况且那些愚昧的百姓，每天尽力在南亩耕作，一听到官府的命令，就吓得出汗不知所措，这是后世的民情。凶悍的吏胥催缴赋税，喧嚣奔走追逐，而百姓还有依靠的，是国家确定的赋税，即使多收加倍，百姓还能吃到收入剩余的部分。如果实行井田制度，那么百姓有田无田，都悬于县令和吏胥之手，百姓不能自主了。怎么能说可行呢？张载想要购买一方土地，划分为若干井田，上不失去国家的赋役，退而用私人的力量整顿田界、划分住宅里巷，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以显示可行。张载对一方土地实行井田是可以的，如果把整个大邑大都的土地都实行井田，想要保证弊端不丛生，即使是张载也不能做到。为什么呢？井田制度只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子民的世袭时代，封建制度废除后，井田制度就绝对不能恢复了。如果说恢复封建制度来恢复井田制度，而国家的治乱又不在于此。所以君子不取泥古不化。

限田论 汉史亿

孙廷铨

汉哀帝初年实行限田制度，王侯以下直到平民，占有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超过规定者没收归县官所有。这个建议本于董仲舒，想要抑制豪强，堵塞兼并，稍微接近古代井田的意思，议论非常美好，但最终难以施行，是因为远离人情。大概上古时代淳朴之风未散，各种制度相互维系，所以君主可以分封众多诸侯而不争斗，百姓可以两人并耕而不混乱。到了周朝衰微、霸主兴起，古代的制度已经全部废除了。何况又过了几百年，想要效法古代来治理国家，本来就没有万法俱废而一法独立的情况。况且天地之间，山高泽深，阴阳二气的作用，寒热不同，一个人的身体，大腿长手指短，万事万物的表象，天鹅白乌鸦黑，极其不齐的数量，达到倍数无数，这本来就是孟子所说的物情。现在百姓中有豪强和贫弱，也是这样。天地得其理，那么纷繁复杂的万物都能养育；王者平其政，那么参差不齐的品级都能安定。所以夏、商末代，井田没有改变，而桀、纣的百姓贫穷；汉朝初兴，阡陌也没有改变，而文景时期的百姓富裕，在于抚驭的方法而已，本来不必整齐划一。况且在战乱灾祸之后，百姓有非农业的营生，田野有未耕种的田地，想要驱使天下人都归向农业，如果有开辟荒草莱地来供养国家赋税的人，只恨他们太少。等到改朝换代，各自有了分得的土地，继承家业而安定，于是想要裁减多的就寡，摧折强的为弱，为此纷纷扰扰，贫穷的人固然怀有非分的希望，富有的人又有什么罪过，这不是王政的公平。人情突然看到被倾夺，必定不甘心放弃所有，这不肯瓜分转移寄托，只应空名，那么必定有抢夺欺诈，正好资助暴吏，而百姓开始在下面混乱不安。治理国家不本着人情而喜欢高谈阔论，动不动以效法古代为名，严重的话就是王莽，不严重的话就是王安石，只是危害百姓而已，哪里值得推崇呢？

偶记

陈鹏年

秦朝的暴政不在于

译修筑长城，并非隋朝罪恶的根源；开凿敖仓，也不是隋朝罪恶的根源。治理黄河，并非元朝动乱的原因；实行八股取士，也不是王安石暴虐的根源。只要这个人已经得罪了千秋万代，那么即使他对天下有功劳，世人也会归罪于他。所以治理国家应当端正根本，致力于宏大的事业。

译见识深远，气量就宏大。即使是令人震惊炫耀的事情，也看得平常。其实原本也就是平常罢了。诸葛亮有辅佐帝王的才能，承受托孤的重任，只说先帝知道臣谨慎。曹彬平定江南，凯旋归来时，只说去江南办理公务回来了。从前的人有德政，导致猛虎渡河的奇异现象，回答君主的询问，只说是偶然罢了。现在的人梦见得到一枚铜钱，到天亮还在笑；掷骰子遇到好彩头，过了几天还不忘。看这些（古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涡河在淮河以南。商船从淮河进入涡河，到达河南祥符县铜瓦箱（铜瓦箱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然后到达阳武。阳武距离卫河只有六十里。这是元代人陆路运输的旧道。如果漕运中途阻塞，河道不能立刻恢复，而又可以不经过黄河的危险，这也是应急的一种策略。

从前推崇水学的人，有郏亶，有单锷。郏亶详细论述治理农田，单锷详细论述治理水患。两者兼用，水利事业就兴办了。然而实行起来，大是不容易的。从前周、夏两位公治理吴中水患，起初百姓不便利，询问父老，父老回答说：“相公开河功劳多，怨恨也多。千年之后，功劳还在，怨恨磨灭。”两位公果断实行，功绩施及到现在。

书崔寔《政论》后

袁枚

崔寔《政论》说：“严厉则治理，宽缓则混乱。汉宣帝的治理，优于汉文帝。”仲长统说：“君主应当抄录这一篇，放在座位旁边。”这两个人，是教后世君主把每天杀人当作事情的人。政就是正，恰当就是政了。古代的圣人，与其杀无辜，宁可犯法失当。议论贵族，议论亲族，不是宽缓。在市集上执行刑罚，让众人抛弃他，不隐瞒要犯，不是严厉。也只是说恰当罢了。恰当就没有什么不治理的，不恰当就没有什么不混乱的。哪里见得严厉的都治理，而宽缓的都混乱呢？有人说崔寔说这些话，是因为亲眼见到元帝、成帝的衰败，汉宣帝的中兴才这样说。这大是不对的。元帝、成帝的衰败，是昏庸，不是宽缓。如果真是宽缓，萧望之、傅喜就不会被杀，张堪、陈猛就不会被诛，王章就不会死了。汉宣帝的中兴，是英明，不是严厉。如果真是严厉，就不会放松酒食的禁令，不会废除儿子藏匿父亲的条款，不会放纵张敞逃亡了。有人说崔寔这话，是为桓帝、灵帝的柔弱懦弱说的。这尤其不对。善于射箭的人有志于杀人，他所杀的是他的仇人。不善于射箭的人有志于杀人，就会旁穿斜出，必定杀几十个人而仇人还没有死。教英明的君主严厉还可以，教平庸的君主严厉尤其不可以。当桓帝、灵帝昏庸时，党锢之祸牢狱遍布，毒害流遍海内，李云、寇荣、张钧、刘陶的死，崔寔还认为不够吗？那么子产“火烈”的说法不对吗？回答说：火是光明的象征，使法律光明让人不犯罢了，不以烧焦烂熟为功劳。古人知道英明的君主不世世代代出现，昏庸的君主也不世世代代出现，所以为中等人说教，说驾驭众人用宽缓，说宽缓就得到众人，说宽缓而有制度，没听说用严厉教化的。以宣帝的英明，而有意于严厉，所以赵盖、韩杨的死，还不能满足众人的心，何况桓帝、灵帝呢？吴人刘廙作《先刑后礼论》，陆逊批评他是对的。

名实论

张士元

天下的事情，有原本不是法令所限制的，而因循常规习惯，好像受限于法令而不能稍作改变的。按它的名称是对的，究其实质则是错的。试说它的大概，一是循例，二是避嫌。古代没有所谓的例，用义理判断罢了。没有所谓的嫌，出于公心罢了。世道既衰败，上级不能不怀疑下级，下级也不能不怀疑上级。于是有例的事情，不是例不敢做。没有例的事情，用其他事情的例来类推，也不是例不敢做。法令所当避嫌的，固然不敢不避。即使不是法令所当避的，也一概避开。为什么呢？天下明达刚毅的人少，而平庸懦弱的人多。这两件事不利于明达刚毅的人，而最利于平庸懦弱的人。不循例不避嫌，遇事奋发，对国家有补益的，未必加赏；而循例避嫌的，虽然犹豫畏缩，也不加罚。那么臣子为什么不做不避呢？这种弊端沿袭而不革除，那么举天下大臣小臣内臣外臣，都奉行法令办事，就没有办法考察他们的贤与不贤、才与不才了。所以说，不利于明达刚毅的人，而最利于平庸懦弱的人啊。汉代汲黯担任谒者，皇上派他到河内，视察火灾，回来报告说：“家人失火，房屋相连烧延，不值得忧虑。臣经过河南，贫民受水旱灾害万余家，有的父子相食。臣擅自持节打开仓廪发放粮食，来赈济贫民。请归还符节，伏受假托诏令的罪。”皇上认为他贤能而释放了他。丙吉治理巫蛊郡邸狱时，宣帝以皇曾孙身份因事被囚禁。后来皇上听说望气的人说让尽杀诏狱囚禁的人，丙吉闭门拒绝说：“他人无辜死尚且不可以，何况亲曾孙呢？”使者回来报告，武帝也醒悟，于是赦免天下。汲黯和丙吉所保全的是大事啊。如果兢兢业业守常规的例子，怎么能成功呢？晋代祁奚辞去军尉，悼公问谁可以，祁奚说：“臣的儿子祁午可以。”悼公派祁午做军尉，军队没有不好的政令。唐太宗任用魏征，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亲戚，皇帝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没有事实。还因为魏征不避嫌疑责备他。魏征说：“君臣同心，叫做一体。如果都存有形迹，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知道了。”皇帝惊惧后悔。祁奚和魏征的不避嫌，难道可以说是私心吗？又如赵充国防备羌人。

译皇帝下诏书屡次催促他出兵。他极力坚持留兵屯田的建议。护军等人对此争辩。充国说：“各位只图对自己有利，并不是为国家忠诚谋划啊。”他上奏说：“奉诏出塞，领兵远征，即使没有尺寸之功，也能偷得避开嫌疑的便利，而没有后续的责备，这是臣子不忠的私利，不是国家的福分。”最终听从了他的意见，羌人归降。然而那些遵循惯例、回避嫌疑的人，难道不是内心有所欠缺吗？只有当事情涉及君臣名分，礼仪关乎细微显隐之际，君子才必须遵循应当遵循的，回避应当回避的，不肯冒犯不义的名声。但这只是臣子一时的遭遇，并不是说可以一概应用于平常事务。况且君主对于臣下，本来应当推心置腹，委任并责成其完成任务；而为臣者接受国家的重任，承担重大的责任，也应当慷慨赴义，有所效命，怎么能苟且从事，而感情如同局外人呢？台省的大臣，以宣布诏令为职责；边疆的大臣，以承接公文为职责。如果漫不经心地不省察得失可否，自认为清白奉公，洒脱而无牵累，那么天下的事情，究竟由谁来承担呢？汉代遇到天时水旱灾害，日食星蚀，河水泛滥山岳崩塌，三公就引咎请求退位，好像无颜面对众人；如果郡县遭受灾害十分之四以上，太守也因此获罪免职。后世这种做法不行，即使国家有大灾异，天子下罪己诏，而大臣安然不知恐惧，认为我事事都采取中庸之旨，未曾窃取丝毫权力，那么国家的治乱、百姓的安危，本来就不承担功过。然而等到国家有大喜庆的时候，隆厚的恩赐、特殊的典礼，赏赐频繁，也没有见有坚决推辞不接受的。这是只享受安乐，而不共担忧患。哪里知道谦逊退避、巧妙回避，有时也不能逃脱谴责呢？所以用人的道理，在于考核名实而已。名实既已考核，那么忠奸与优劣都显现出来，而朝廷就可以收到人才的实效了。石庆任齐相，齐国大治；黄霸任颍川太守，政绩很高。等到两人都任丞相，都不能称职。宋代的王珪在翰林院任职，欧阳修以真学士称誉他。等到晋升为平章军国重事，就有了“三旨相公”的称呼。假使石庆、黄霸终老于郡国，王珪常任学士，那么也是天下的名臣。何必追求台鼎的高位，来暴露自己的短处呢？

译《日知录·法制》

顾炎武

法制禁令，是君王所不能废弃的，但并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根本。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罢了。所以说，内心恭敬而行为简约，以此来统治百姓。周公撰写《立政》一书说：“文王对于众人的言论、众人的诉讼和众人的谨慎之事，都不加以干预。”又说：“对于众人的诉讼和谨慎之事，文王都不敢过问。”他告诫后人的用意，可以说是极其深切了。秦始皇治理天下的事务，无论大小都决断于皇帝一人，皇帝甚至要用秤称量文书，日夜都有定额，不完成定额不得休息，而秦朝因此灭亡。太史公说：“从前天下的法网已经很严密了，然而奸诈虚伪之事却萌生兴起，其极端情况是上下互相欺骗，以至于国家衰败不振。”那么，法令禁令的繁多，正是导致灭亡的工具，而愚昧昏暗的君主，还以为做得不够呢。杜甫的诗说：“舜帝举用十六位贤相，自身尊贵而道德高尚；秦朝任用商鞅，法令细密如牛毛。”又说：“你看那灯火烛台张挂，反而使得飞蛾更加密集。”这难道不是切中近代朝廷的弊病吗？汉文帝下诏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的常设职位，让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引导百姓。三老地位卑微，却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这就是文景之治之所以能够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朴，并上比成康盛世的原因。诸葛亮以诚心待人，推行公道，使得上下交往之间，人们没有闲话非议，凭借小小的蜀国，尚且得以实现小康。曹操、孙权依靠法术来驾驭臣下，导致篡夺混乱相继发生，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这难道不是天下的事情本来就不是靠法令所能防范的吗？

前人在制定法律之初，不能详尽考察事理形势，预先为变通留出余地；后人承袭了已经产生的弊端，拘泥于旧有的章程，不能进行改革，反而又设立一条新法来补救旧法。于是法律越繁复，弊端越多，天下的事务日益琐碎繁杂。最终结果是，法律变得模糊难行，上下互相蒙蔽，认为只要没有违背祖宗的制度就没有过失罢了。这种情况没有比明朝更严重的了。比如勾军、行钞这两件事，就是立法来补救法律，但最终都没有办好。

《论治四则》

魏禧

考核人才，用六部的职掌来约束他们，比如学习军事的人，考核他的韬略；学习刑法的人，考核他的律例，这是最为切实而不浮泛的方法。然而天下的人才，未必都能专精于一部，却唯独能明白国家兴废的大道理、强弱的大趋势，决断非常之事，镇定突然发生的变故。那些在六部业务上精强的人，到了这种时候或许会束手无策。如果一定要用专门人才的標準来衡量他们，那么这类人都会被遗弃了。所以，循名责实的方法，有时反而会失去人才。掌握用人权柄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我制定科举策问时，分设六部策问士人，同时设有通论国势治体的题目，用意大概就在于此。

古今的弊政有十个相反的现象：重视开垦的命令，田地反而更加荒芜；实行保甲制度，盗贼反而更加横行；宣讲乡约，不孝不悌的人反而更多；举荐俊秀子弟，读书人反而更加抛弃诗书；实行乡饮酒礼，父老反而更加卑贱困顿失所；免除灾荒的租税，百姓反而更加耗费；精选学校生员，士人反而更加虚伪；废除公府的旧役，让良家子弟代替以消除祸害，百姓反而更加困苦；纠察贪污的官吏，官员反而更加贪婪；惩治害民的胥吏，胥吏反而更加狠毒。门人问：“可以听听其中的道理吗？”我说：“一句话概括就是，上下互相争夺利益罢了。”租种民田的费用是一，租种官田的费用是三，命令下达而不应承，就用法律强制他的邻居农民，于是靠近官府民田的人不敢耕种了，这就是所谓重视开垦命令而田地反而更加荒芜。一家被盗，十家连坐，株连囚禁，拷打勒索财物，所以不告诉官府，一家的祸害只限于被盗；告诉官府，十家的祸害比被盗更严重。于是看见盗贼不敢指认，盗贼也自己知道这是官吏的财源，公然行事毫无顾忌，这就是所谓实行保甲而盗贼反而更加横行。认为不孝不悌，惩罚他们的子弟，又惩罚父兄教育失当，不送贿赂不得释放。家里有逆子，父亲不敢告诉别人，儿子还没受惩罚，父亲先遭祸患，于是只好听任不管，这就是所谓宣讲乡约而不孝不悌反而更多。诏令举荐俊秀，那么下等产业以上能识字的人都被盘剥，于是改行工商，逃匿成为胥吏差役，这就是所谓举荐俊秀而子弟反而更加抛弃诗书。登上宾客席位的人破产百金，一时师生把它作为肥己报怨的工具，于是温饱市井之人年近五十的，听说将要举行盛典，就携家逃匿到偏远地方，日常无聊，愁苦生病，有司有时拘禁鞭打，诬陷他们有隐恶，甚至有礼请刚到时，县令仰药求死的，这就是所谓实行乡饮酒礼而父老反而更加卑贱困顿失所。商议上报灾伤，按亩科派费用，比正税还急迫，侥幸赐免，追征已经耗尽，这就是所谓免除租税而百姓反而更加耗费。减少弟子员额，以求得真才，那么高价而多卖，这就是所谓精选学校生员而士人反而更加虚伪。良家子弟害怕靠近官府，破家求免，免了甲就签乙，乙以下依次免除，而老吏积胥，依然掌权，所以代役的命令一下，奸胥更加饱食，良民更加贫穷，这就是所谓消除祸害而百姓反而更加困苦。贪污官吏有纠察，害民胥吏有惩治，那么没有不勒索财物而开释奖劝的，于是官胥中富有的变穷了，贫穷的再求富有，就想着用一月的所得，偿还一年的损失，像饥饿的人盼望饱食一样，对百姓的搜刮必然更甚，这就是所谓纠察贪污官吏而官员反而更加贪婪，惩治害民胥吏而胥吏反而更加狠毒。俗话说，兴办一项利益不如消除一项祸害。君子不幸身处末世，即使有善政，我也不忍心听闻了。

处理事务的人最要有方略，处置得当。然而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略，目前紧要的着数

译得到一两个可以抵得上千百个的人，叫做“大略”。事情的关键超出耳目所及的范围，利害关系在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叫做“远略”。出奇制胜，涉险而行，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不斤斤计较于成败利钝的算计，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形容技艺高超、洞察本质），气势足以吞没敌人，叫做“雄略”。见识不深远的人，不能看见大略；气量不宏大的人，不能知晓远略；见识深远、气量宏大，却没有雄才大略和壮烈之气的人，不能具备雄略。雄略是上天赋予的，不可通过学习而达到。所以人应当以开拓扩充自己的气量和见识为优先。

井田制既然不可实行，均田制也不容易实行，只有限田制不失古人的意旨而可以实行。然而前人都用法律来约束它，也违背人情。只有苏洵的田制接近于此，又没有统一划一的法规。我深思了五年，写了《限田》三篇。它的办法是：一个成年男子一百石土地只缴纳十分之一的正税，超过一百石的，等级向上递增，加上杂税差役。如果田地多的人，卖给没有田地的人，或者分给子孙不超过一百石，那么就仍然只缴纳正税。同样是这块田地，穷人得到它则赋税轻，富人得到它则赋税重。以此来驱使富人低价卖地，而田地不必平均分配却可以达到平均的效果。我私下认为，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最好的办法。向君子们请教，也都赞叹佩服。只有家伯子认为不可行，说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天下必定从此多事。况且后世天下的动乱，只在于官府和士大夫贪婪残忍，百姓无法生存，不在于富人田地多、贫民没有田地。如果刑罚政令得当，百姓自然安居乐业，何必纷纷这样做呢？

浙江秀水的曹侍郎，名溶，号秋岳，则说这个办法，在南方议论还可以，如果在北方，贫民租种田地的人，都依靠拥有大量田地的富户提供牛种和衣食。现在即使给每个成年男子分配一百亩地，耕作所需要的各种东西都没有。田地逐渐荒芜而赋税不能减少，几年之后，只有逃亡的人，何况指望他们以低价从富人那里买地呢？

陕西泾阳的杨兰佩，名敏芳，则说田赋的轻重，朝廷没有成法，官员没有定规，官吏因此作恶，百姓多互相告发。如果不是天下的县官个个贤能，那么动乱才刚刚开始呢。我把这三位先生的话反复思索，有好几个夜晚睡不着觉，于是烧掉了我的草稿。因此笔记在这里，以显示改革法律的困难，独到见解的难以承担。人主持国家大事，切不可轻易尝试频繁变更。

译国家之所以能明辨礼义、超越前代，是因为四书五经制科选拔得当，而不是因为八股文。国家之所以在经术方面远远落后于前代，是因为八股制科选拔失当，而不是四书五经的过错。如果认为八股文可以考察品德，那么奸诈虚伪之人就会层出不穷；如果认为八股文可以征召人才，那么迂腐浅陋就会到了极点；如果认为八股文可以阐明道理，那么圣人的学问实际上在宋儒时期已经昌明，那时并没有八股文。所以，关于经世济民的题目，能像汉代制策那样；关于理学的题目，能像《性理大全》中那些成文可诵的文章那样，就可以了。我在乙酉年间撰写制科策论时，打算以四书五经命题，而采用论策的体制。

论治

陆世仪

《周礼》是治理国家的书籍。大概因为古人实行分封制，君王所治理的仅限于王畿以内，所以书中详细记载的，只是一国的事情。如果诸侯都按照这种方式治理自己的国家，那么天下就都治理好了。后世治理郡县制的天下就不是这样，关键在于选择好地方长官，明确升降黜陟的标准。如果地方长官选得好，那么青苗法、保甲法都可以逐步推行而没有弊端。王安石不明白这个道理，刚掌握政权，就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不管地方长官怎么样，一概把青苗法、保甲法强加给天下。

这是用治理一国的方法来治理天下，所以不到一天就败坏了。试着看看王安石治理临川时，青苗法、保甲法原本自有成效，就知道治理一国的方法贵在严密，治理天下的方法贵在宽缓。古今情况不同，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审慎。

天下只是利益罢了。善于谈论利益的人，让天下人都获得利益，所以自己也获得利益。不善于谈论利益的人，想让自己独自获得利益，所以天下人也各自谋取利益。

古代的天下，礼乐足以概括；现在的天下，赋税徭役足以概括。能够公平赋税徭役，治理天下就成功了一半。

想要军队精锐，不如裁减士兵而增加军粮；想要官员兼任多职，不如裁减官员而增加俸禄。

书王荆公文集后

袁枚

王安石给仁宗皇帝的上书，通晓治理国家的体制，几乎具备辅佐帝王的人才。为什么新法一实行，天下遭受大祸？读了他的《度支厅壁记》，才感叹他心术的错误。财富，是先代君王用来养育百姓、聚集百姓的，而不是用来控制百姓的。现在他说：“如果不理财，那么街巷中的卑贱之人，都可以擅自掌握取予的利益，来与君主争夺百姓，放纵他们无穷的欲望。”那么王安石理财的目的，不过是夺取卑贱之人取予的权力，和他们争夺百姓，而不是为了养育百姓、聚集百姓考虑。这是商人竞逐财富的见识，心术先就错了，他的举措怎能不违背正道。夏商周三代的圣人没有理财的官职，只求百姓富足，不求国家富足。那时百姓和乐，一心归附。好比奴仆婢妾，依靠家主供养，但是所以能蓄养他们，依靠的是恩义德教维系其中，不仅仅依靠财富来互相控制。后世的秦隋两朝，只求国家富足，不求百姓富足，最终和他们争夺百姓的，是陈涉、窦建德这类人，他们是贫民呢，还是富民呢？事物参差不齐，是事物的常情。百姓有贫富，就像寿命有长短，造物主也无法改变。先代君王顺应事物本性，让强者不欺凌弱者，多数人不侵害少数人罢了。春秋时期阡陌尚未开辟，豪强尚未兼并，孔子的弟子已经富者自富，贫者自贫，而圣人亲自做他们的老师，也没听说减少富者的来增加贫者的，比如削减子贡的财富来资助颜渊，劝子华去供养原宪，这是为什么呢？宋朝的贫困，在于缴纳岁币、郊祀费用、冗员等弊病。王安石不探究根本，忙碌地通过借贷牟利，考察他所获得的利益，赶不上桑弘羊、孔仅，而民怨却超过他们。以利益为利益，不以道义为利益，争夺百姓反而失去了百姓。可悲啊。

卷十二 治体六 治法下

拟策五道

韩菼

问：天与人相互感应的时候，确实令人敬畏。人事在下界萌发，那么天象在上界回应。灾异，本来是盛世应该有的，也是君主勉强修德所引发的，然而更加令人恐惧了。我皇上以年轻之龄继承皇位，对于天命不轻易改变，确实兢兢业业。然而即位以来，彗星出现在翼宿、轸宿及娄宿，经过十三个星宿。京师地震，河北、淮南水灾暴发，淹没房屋，毁坏城墙。陕西元月降霜，大雨雪，压倒庄稼，杀害人民。山东、山西大饥荒，人吃人。江北旱灾蝗灾，都城塌陷十余丈，向下看水中好像房屋一样。有人讹传佛出世，互相惊恐。大概五六年间，变故很多。我皇上端正自身，斋戒精思，想与天下更新，征求直言，赦免罪囚，免除拖欠的债务，减免租赋，打开仓库，赈济贫穷，抚恤孤独，停止不合时宜的徭役，斥退贪婪残暴的官吏，恩泽惠及百姓非常深厚。所以偕同大小臣工，修省缺失做得非常周到。然而入春以来，白色气焰横贯天空，长数丈，像匹练，明亮有光。陕西更加饥荒，百姓死亡相枕。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淮上州县遭受水灾，而京城附近干旱不下雨。五月癸卯日，太白星白天出现，连续三天不消失。天象显著明白，赫然可畏。灾变不是凭空发生，是因感应而起。它的罪责占验什么？它的应验是什么？修养什么，整顿什么，才能使风雨应节，寒暑按时，年成谷物成熟，星辰顺序运行，河神遵循职责，以达到太和的盛世？请尽情直陈，不要用谶纬扰乱经典，不要用偏私党派损害公正，将要探究天人的极致，明辨治乱的极点。

问：古代的圣王，都依靠贤臣来共同成就功名。一时的臣子，无论大小，无论远近，都采纳他们的言论，奉献他们的身体，任命与议论常常兼任，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