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九礼政十六正俗下

译君王。为什么没有废除它的教派？回答说：它的学说以劝人为善为宗旨，它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国家教化养育的不足，所以让它安然存在。

译跋藏经石甫文钞

姚莹

尧舜以前，直到三皇的时代，又有伏羲、女娲、神农，以及黄帝、颛顼、高辛等圣人。三皇以上，直到天地开辟，我不知道那中间经过了多少千万年。然而最初有盘古氏的名号了。像无怀氏、葛天氏这些人，并非没有保留在传记中。那么毗婆尸佛以前，难道就没有天地和世数吗？那么为什么一定没有华光佛以下的九百九十八位佛呢？儒家不谈荒远之事，所以孔子删定《尚书》从尧舜开始，并不是说尧舜以前没有圣人。像伏羲、神农、黄帝，在《系辞》中就有记载。佛教既然不避讳荒渺的谈论，它是否有传记，我不知道。本来不能因为儒家不传，就说它不应当传。儒家推算世运的数目，比如《春秋元命苞》说，从天地开辟到鲁哀公获麟的那一年，总共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年；《命历》说二百六十七万六千年，分为十个纪；《易·干凿度》说，十个纪合计二百七十六万年，每个纪二十七万六千年；《列子·杨朱》说，从伏羲到现在三十多万岁；《帝王世纪》说，从天地开辟人皇以来，到魏咸熙二年，总共二百七十二代，累积二百七十六万七百四十五年。说法不同，但大致相差不远。世俗儒生因为它们是纬书和私人记载而不相信。如果《汉书·律历志》说，从上元到讨伐夏桀的那一年，十四万一千四百八十年，这就见于正史了。而邵雍的《皇极经世》，断定天地的始终，只有十二万八千年，这就出自大儒之口了。我们儒家所说的“世”，就是他们宗教所说的“劫”。他们所说的成、住、坏、空，以及增减劫，又何必不像我们儒家的元、会、运、世、章、蔀、纪、元呢？那些人依然有死有生，有少老。过去的人，就像我们说的既往；现在的人，就像我们说的今日；未来的人，就像我们说的后世。中国有孔子，著书讲学，信奉他教义的人，不知有几千万亿。那个国家有释迦牟尼，说法劝世，信奉他教义的人，又何必不是几千万亿呢？世人认为奇怪而胡乱否定，是不辨明道理的是非，只计较事情的有无。如果确实有这样的事，那么将跟随他们吗？我认为奇怪而胡乱否定，不如不觉得奇怪而听任它。只要我不觉得奇怪，那么即使有这样的事，也不会被迷惑了。虽然如此，也有说法。乱臣贼子，奸凶淫恶，暴虐贪残的人，这是儒家所厌恶的。圣人制定法律，想着教化他们罢了。佛教，也是想要教化这类人的。那西方，没有礼乐诗书的教化，没有道德仁义的理念，只以杀夺为事，强凌弱，众暴寡，凶淫残忍，不可胜数。自从佛教徒出现，用地狱因果三生的说法教化他们，劝化愚痴，摧灭魔怪，于是西方的人有所悔恨畏惧，这在彼方的功劳很大，与孔子拯救中国是一样的。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先圣的道，有时存有时亡，那些维系纲常名教的大经大法，只是让人知道善恶，有所劝诫罢了。至于仁义道德的精微，身心性命的奥妙，不是聪明睿智的人不足以知晓，不能要求愚夫愚妇都知道。离古代越远，风俗人心日益败坏，傲慢狠毒、顽劣淫乱、争夺杀戮，中国与蛮夷相差多少呢？又加上巧诈、深文、博学、强辩，三纲五常的说法都习以为常而厌烦听闻。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单独用地狱因果的说法进言，确凿地触动耳目、震撼心灵，使凶淫残狠的人都回心转意听命，在这个时候，作为儒家的人正深深忧虑都来不及，却一定要因为那人不是儒家，极力破除他的说法而争相驱逐他吗？世上有好医生，从小研习黄帝、岐伯的书，神农本草的经，研究古方不遗余力。后来家里人生病，投药不效，有个卖奇方的人经过，家里人就试用，一服就痊愈了，人都去庆贺他。这个医生独自大怒，认为不是古方，不是自己出的，也可以说是迂腐了。世上攻击佛道二教的人，与此有什么不同呢？那么佛道二教不可以攻击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攻击呢？那些头戴黄冠、身穿弱衣，烧炼铅汞，以求飞升，虚构金阙琼楼，妄撰奇异，以迷惑耳目，踏禹步、画符箓，以为妖邪的人，是老子的罪人。建造塔寺，刺臂写经，浪费金帛，妄图福利，口头机锋，高坐说法，诳惑士女，暗中谋取奸利，遗弃骨肉，灭绝天伦，一切说空，不办实事，像这样的人，也是佛教的罪人。

游濑乡记

朱书

古苦县濑乡，就是现在河南归德府鹿邑县的境地，太清故宫在那里，是祭祀老子的。老子确实出生在这里。我读史书，见到唐玄宗、宋真宗时，祭祀老子极其奢侈，祥云甘露降在太清宫，时常见于记载，甚至得到天书，颁示中外，恢奇怪异，不可究诘。恨不能一到濑乡，阅览其宫阙庙祀的胜景。乙亥年八月初一，前往关中，道路误出亳州。西四十里有个村子，村子东南有穹碑，高十多尺，急忙下马，观看其碑额说：“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文字磨灭不可识别，问村里人，就是苦县濑乡。碑北二百多步，有老子庙，非常

译地势低洼狭窄。庙前有四五块石碑。金朝明昌年间，亳州州正胡筠所撰碑记，依然完好无损。碑文说老子生于殷商武丁二年，后来与秦献公讨论周秦分合的太史儋，就是老子本人。老子的子孙几代都在朝廷做官。其余碑刻有唐代追尊老子帝号的制诏，以及历代皇帝所作的老子赞颂文，又将《道德经》刻在石头上。我观望了很久，推测旧时的建筑规模宏大，占地数百亩，分为前后两座宫殿，如今都长满了禾黍。我曾经考证太清宫的祭祀，开始兴盛于唐代，再次兴盛于宋代，金元两代沿袭下来，历代都有增修装饰，已经有一千年了。小明王韩林儿将其撤毁，从此荒废，至今没有恢复。谱牒之学在唐代最为兴盛，但老子的姓氏却没有定论。唐玄宗以老子为祖先，难道能免除是远祖后裔的讥讽吗？赵宋兴起于睢水、汴水之间，距离老子居住的地方很近，他们推崇祭祀本来也是适宜的。然而宋真宗所做的事，就已经是虚妄了。这两位君主，喜好夸大怪异迂远之事，所以这类事情应运而生。难道是老子真的显灵吗？为什么过去如此显赫，而长久以来至今却寂静无声呢？《左传》说：“妖异是由人兴起的。”堆土刻木做成人的形状，每天跪拜祈祷，时间久了就能给百姓带来祸福，以此来享用人们的祭祀。如果有卓然不惑的人，毁掉它，它就一无是处了。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山东济南府西南七十多里，有一座山叫五峰山，山岩幽深，树木茂密，乡人奔走相告，说那是老子出生的地方。那里不是老子出生的地方，却祭祀得很勤；这里是老子出生的地方，却一旦败落再也无法振兴。它的兴盛与衰废，大概是有时运的吧？或者凡事本来就乐于相信虚假的，不必追问真实的，老子的神灵，也姑且转移到那里去了吧？明太祖用严厉威猛的刑罚来惩治不恭敬的人，等到读到《道德经》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时，恍然醒悟而停止，废除了五刑以外的所有酷法。唉！仁者赠人以善言，虽然人与骨头都腐朽了，但天下人仍然承受着他的恩赐，适宜于他受到崇高的庙祀。我无意中来到濑乡，非常高兴，又感慨太清宫的荒废，更加深信滥施祭祀没有益处，所以写下这篇记文来告诉世人，祭祀而不祈求是可以的。

译戒杀牛文

张尔岐

自古以来，习俗中便以杀生为禁忌。仁人君子，没有不把杀生作为首要戒律的。然而近年以来，唯独特别重视禁止杀牛。上自朝廷的官员、士大夫，下至街巷的平民百姓，没有不知道杀牛是大罪过的。有的人写成文章，编成颂歌偈语；有的人刻印成册流传；有的人写在单张纸上张贴在墙壁上，不下十多种。我每次遇到这些文字阅读，没有不感叹他们恻隐之心极其深切，同时也无不惋惜他们用心狭隘，以及立论言辞不够完备。从前齐宣王不忍心看一头牛被杀，孟子认为这种心足以施行王道。我认为在当今世道，如果人人都能推广他们戒杀牛的心，君主可以成为尧舜，臣子可以成为皋陶、夔、稷、契，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那样的人，并不困难。戒杀牛的心是什么心呢？是不忍心。对牛不忍心而对人忍心，世上一定没有这样的心，世上一定没有这样的人。然而不忍心杀牛，就真正不杀牛，真正互相告诫不杀牛；不忍心杀人，却未必真正不杀人，未必互相告诫真正不杀人，为什么呢？杀牛的惨状人们看得见，人们说得出口；杀人的惨状人们未必看得见，人们又未必敢说得出口。杀牛的惨状，不过是战战兢兢、恐惧窘迫，血肉淋漓罢了。杀人的惨状，则有战战兢兢而无暇顾及，窘迫而无立足之地，血肉淋漓充满世间而无法测知其边际的情况。为什么呢？杀牛只用刀砧而已，杀人不止用刀砧。邵雍说：“杀人众多不一定用刀。”意思是天下人没有生路可走。更何况用刀大量杀害天下人呢？如果让天下人没有生路可走，相继落入沟壑而死，这就是杀人了。所谓生路，就是衣食、安乐、义理。催缴赋税紧迫，衣食之路就断绝了；刑罚禁令苛刻，乐生之心就消亡了；盗窃赋税猖獗而使人不敢查究盗贼，风俗苟且而日日逼迫人走向苟且，义理之路就断绝了。这三条路断绝，死于饥寒的有，死于刑具冤屈滥杀的有，死于掠夺困窘侮辱而绝望的也有。那些侥幸存活的人，相继走上苟且偷生的道路，沦为禽兽下场的也有。戾气凝结，浇薄之风煽动，丧乱凶灾相继频繁到来，而人能生存的希望还有几分呢？人与人相比，肢体容貌相同，血气心智相同，好恶聪明也没有不同。互相生育养育就形成伦常，互相滋养传承就形成世代宇宙。他们所拥戴的就是君父的尊贵、公卿的高位；他们所供养的就是玉食般的奉养、俸禄的需求。他们看待牛开垦土地、拉车服役，对人功劳又相差甚远。唉，人与牛有区别了。牛被杀，人就怜悯它；人被杀，而人不怜悯，为什么呢？我曾推究其中的缘故。人杀牛，是利用牛有肉而不顾它的死；人杀人，难道不是也利用人有价值而不顾他的死吗？人杀牛而人们告诫他，因为有佛道二家因果报应的说法来警惕他；人杀人而不知道告诫，难道因果报应的说法不是为杀人而设的吗？还是说不用刀杀人的罪行与用刀杀人的罪行不同呢？人说杀牛，鬼神就会察知；人说杀人，上天难道就不鉴察吗？我希望现在的人推广对牛不忍心的心，那么仁爱就不可胜用；推广互相告诫不要杀牛的心，那么畏惧威严、躲避祸患的心也就不可胜用。

食蠃说

汪琬

在滋阳县衙中，曾经有一天吃饭觉得美味，对我说：“这是滋阳人不知道吃的东西，我得到它非常便宜。”我听了，立刻变得神色不悦。从此不忍心再拿筷子吃。又有一天，有人献上田螺，告诉我以前的情况，我听了，更加神色不悦。于是对他说：“羊猪这类牲畜，依赖人的饲养才能生存，所以人得到它们作为食物，它们没有遗憾。然而看到它们活着不忍心看它们死，听到它们叫声不忍心吃它们的肉，对待它们的方式就是这样。那些螺类，不等待人来饲养，而我自己获取它们作为食物，它们不害人而人害它们，人实在不仁，物体有什么过错呢？况且它们生长在南方，我不获取来吃，别人都能获取来吃，那么它们本来早就自认为是刀俎中的食物了，它们没有求生的念头。现在却不是这样。我不获取来吃，那么别人即使想获取来吃，也不知道怎么吃。从我获取来吃开始，于是人人都知道怎么吃，而杀生的开端由我开启了。人在这里做官，是暂时的；在这里吃螺，也是暂时的。我怎么能因为暂时的口腹之欲，以至于开启无穷的杀机，从此这两种生物就没有能幸免的了。可悲啊，螺多么不幸啊。从前程明道先生担任上元县主簿，刚到任时，看见百姓拿着竹竿粘捕飞鸟，拿过竹竿折断它，教导他们不要这样做。从此县里的人，没有敢捕捉禽鸟的了。古人仁爱及于万物就是这样。不仁的事百姓或许会做，还应当教导他们不要做；何况百姓不做而我引导他们去做，那又凭什么禁止呢？

放生说

余懋

放生，是佛教的法门。这种说法比广泛施舍、救济众人更难，儒家学者不谈论它。有人说：“天生长万物供人使用，放了而不杀，不是生物的本意。”有人说：“放生的人少，杀生的人多，一个人救了它，而一百个人杀它，放生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放生不如戒杀。在家侍奉父母、祭祀祖先、招待宾客都免不了杀生，怎么知道所放生的动物，不会再次登上厨房呢？所以放生不如戒杀。”唉，坚持这几种说法，而

译放生的念头才永远平息了。近代所采用的佛教方法，十户人家就有九户信奉，士大夫们也不曾避讳谈论。唯独到了放生这件事上，却加以排斥。况且，难以做到广泛施予、救济众人的原因，是力量达不到罢了，并非道义上不可以。施予救济既然不能广泛惠及众人，难道不比毫无施予、毫无救济的人更好吗？上天所生的万物，确实是为了供人资用。然而，没听说过天道喜好生灵，而人情未必事事都出于天意。唯独杀生一定要说是奉行天意，这与放生少而杀生多，并不是放生者的过错。如果人们相互效仿而兴起放生之风，怎么知道不会变成放生多而杀生少呢？除了祭祀、待客、奉养父母等少数几种万不得已必须杀生的情况之外，都可以放生，都可以不杀生。人人都可以不杀生而放生，那么持戒的人只是避免自己杀生，而放生的人却能避免他人杀生，所得的功德哪个更多呢？我认为，人人都有放生的心意，有放生的能力，却拘泥于前面所说的几种理由，那么放生的心意就会变成杀生的心意，放生的能力就会变成杀生的能力。所争的只是毫厘之差，而结果却已相差千里。万物贪生怕死，就像人一样。刀砧在前，沸锅在后，呼号乞命却无人理睬，血肉痛苦却无人怜悯。假设有个人心生怜悯，从而将它们放生，这与在牢狱之中忽然听到大赦，垂死的病人忽然遇到良医，有什么不同呢？那种踊跃狂喜的心情，不止是超凡入圣，即使是朋友亲属，也无不拍手称快，互相祝贺重获新生。犯了大罪而得到赦免，得了死病而重新站起，并不能保证永远不死。只是在万无生路的时候，忽然可以免于一死，这种得以生存的快乐，自然与平常不同。人如果能常常体会这种心意去放生，那么放生的心意就会蓬勃兴起。近代谈论放生的人，大多极力宣扬因果报应，觉悟世人的用意确实很深。但对于不信因果报应的人，我只用人情来破除他们的成见，触动他们恻隐的良心。人即使不至于犯法，但疾病痛苦很少能自我保全。我爱惜自己的生命，也就爱惜万物的生命，这就是恕，也就是仁。出仕治理百姓，成为廉洁、安静、慈爱、恩惠的官吏；退居在家，成为恭敬、节俭、忠诚、厚道的士人，不正是从这里可以验证的吗？

译文昌祠说

陆耀

文昌的祭祀，儒家学者不予认可。但为之辩解的人，其观点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文昌是天神。《天官书》记载，北斗魁星上方有六颗星，分别是：一上将、二次将、三贵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禄。《大宗伯》用燎祭祭祀司中、司命。《祭法》记载，天子为百姓设立七种祭祀，诸侯设立五种祭祀，其中一种就是司命。屈原《九歌》中提到的少司命、大司命，也是这类。另一类认为文昌是人鬼。在周代是张仲，在汉代是张良，在晋代是王吕光，在五代是蜀主孟昶。姚秦时期，又是越嶲人张恶子，在梓潼岭建庙。唐明皇西狩时，追封他为左丞；唐僖宗入蜀时，封他为顺济王；宋咸平年间改封为英显王，都是这类。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道士之口。元代袁桷（字清容）首先在《符台集》中记载，文昌的祠庙于是遍布天下，尊称他为帝君，甚至混入孔庙之中。读书明理的士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不合礼制，往往在撰写碑记时，公开排斥这种说法。直到朱彝尊（号竹垞，曾任检讨），还写谐谑之辞来讽刺。我私下认为，古代祭祀文昌，指的是司中、司命；而现在号称帝君的，指的是司禄。世间享受厚禄的人，并不都是擅长文章的人，那么司禄也与文章无关。有才华的人不一定有禄位，有禄位的人不一定有才华。帝君掌握着进退人的权力，不是太沉重了吗？近代人又因为文昌的社庙，而有了惜字会。推究他们惜字的原因，仍然不出于媚神以求富贵。那么他们真正应该深切珍惜的，还有在文字之外的东西。毗陵相国刘文定公说，玩弄笔墨，欺骗官府师长，编纂淫秽词句，轻慢侮弄经传，这是败坏文字的根本。即使把文字包裹收藏起来，其悖逆之害反而更甚。所以我说，祭祀文昌，不如珍惜字纸；珍惜字纸，不如谨慎笔墨。如果文昌是天神，大夫以下的人不敢妄自干求；如果是人鬼，如果不是他的子孙，按理也不会享用祭品。祭祀而不灵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况且那些追求名声、谋求进身的人，恐怕实在有所欠缺，不能在文字之间自我谨慎，而不是鬼神不灵验吧。我足迹所到之处，常常有人以文昌、惜字的说法，请求我写序或记。我已经推辞不应，又写下这篇文章，作为将来拒绝请求的借口。明理的君子，一定会鉴察我的用意。

饶阳县新建文昌阁记

钱大昕

饶阳县知县王仪廷，在开始任职的那一年，就把培育人才作为要务。召集在学读书的生员，考核他们的文章技艺并给予礼遇。有人说文庙左边，原来有文昌祠，过去曾经加以修缮，县里的士大夫多有考中科第的。近年祠庙已经倒塌，科第也不兴盛。询问风水先生，大家都说应当在巽位（东南角）建造。王君于是捐出俸禄倡导此事，各位绅士欣然跟随。选定地点建立新阁，木工泥工等工匠，像子女为父母做事一样踊跃，一个月就建成了。派使者前往京城，请我写文章记录这件事。我查阅《天官书》，北斗魁星上方有六颗星，称为文昌宫。解说者认为这是天上的六府。梓潼之神在晋代显灵，在唐宋时期兴盛。道家说上帝命令神掌管文昌府事务，以及人间的禄籍。元代延佑初年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命名祠庙为右文成化。而那时开始设立科举取士，士大夫因此认为科举的权柄，实际上由文昌掌管，于是天下的学校大多建立了文昌祠。科举制度的设立，聚集数千万人的精神，而由一两个人的眼目决定中不中。即使擅长鉴别，难道能没有毫发之差吗？说一定有神来掌管，似乎合理。虽然如此，韩愈说过，用功深的，名声传得远。士人如果真心研读孔孟之书，修习程朱的品行，学习韩愈、欧阳修的文章，能够自立而不因循守旧，神没有不赐福的。至于那些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只以揣摩抄袭为能事，而侥幸祈求神佑的人，那就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了。现在的官员忙于文书奔走，急急忙忙好像整天都来不及。至于有关文风士气的事情，却认为迂阔而不做。王君唯独能知道根本要务，而县里的士人，都能鼓舞自励，大概知道应该崇尚实学，而不局限于流俗。将来英才辈出，一定有像刘献之那样通晓经义，像李明远父子那样有文学成就的人，难道仅仅是当时一时的科第荣耀而已吗？王君名凤文，山东诸城县人，乾隆己卯科举人。写这篇记的是嘉定钱大昕。

书真西山文集后

张海珊

真西山先生，在朱子之后，在诸儒中称得上最为纯正。然而他所写的祈禳追荐十王普度的文辞，有时混杂着异端鄙俗的言论，这又是为什么呢？自从三代以来，人心不正，于是鬼神之说错乱，于是佛老之教兴起。致使国家的政令刑罚，不足以作为劝善惩恶的手段，人们相继听命于巫祝之道，奔走崇奉礼仪，唯恐不及。朝廷又为此设置官职、耗费俸禄，也像是借助他们辅助国运、弘扬教化。幽明不分，民神混杂，到了不可究诘的地步。唉，王者用来辨别民众迷惑、统一民众意志的方法，必定首先从这里入手。我曾考证《明史》，洪武三年，确定诸神的封爵，历代忠臣烈士，都依照最初的封号，革去后世溢美之称。弘治初年，也曾根据礼臣周洪谟的建议，保留东岳、真武、城隍等祭祀，其余如释迦、三清、梓潼等，以及一切人鬼僭称诸帝诸天的，还有那些灵

译官方的祖师、真人等一类神职，全都予以罢免撤去。而正一真人这一封号，直到明朝，始终未曾废除。如今吴地风俗最崇尚巫术、迷信鬼神，士大夫家中，供奉星斗、扶乩问卦，手持经卷礼拜忏悔，昼夜不停地诵经，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这正是正统学问之所以不能彰明、社会教化之所以日益衰败的原因吧，难道不是因为这些缘故吗？

先生文集中还有一篇《书慈湖行述》，其中记载慈湖的话说：“希元有志于求学，却未能忘却富贵利禄，为什么呢？”我茫然不知他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你曾经拿自己的命运去询问占卜的人，所以我才知道。必须去掉这种心态，然后才可以谈论大道。”现在看所载的《青词》，也有很多为民请命的语句，然而像生辰建醮、祈求子嗣之类的篇章，大体上是本可省略却未省略的，这难道不就是慈湖先生所说应当去掉的内容吗？我认为刊刻先生的文集，应当删去这几卷，或许才不会给后学带来疑惑和误导。

译天主教

赵翼

意大利国，位于大西洋中。万历年间，该国人利玛窦来到北京，绘制了《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第一叫亚细亚洲，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第二叫欧罗巴洲，有七十多个国家，意大利是其中之一。第三叫利未亚洲，也有一百多个国家。第四叫亚墨利加洲，第五叫墨瓦蜡泥洲，天下的陆地就这些了。大致欧罗巴各国，都信奉天主教。天主耶稣，出生在女德亚，就是古代的大秦国。那个国家在亚细亚洲之中，向西传播教义到欧罗巴。他最初出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年，经过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到万历九年，利玛窦才泛海九万里，抵达广州的香山澳。他的教义逐渐流行。万历二十九年进入北京，献上方物，并进贡了天主及天主母亲的画像。礼部因为《会典》中没有记载大西洋的名目而驳斥他。皇帝嘉奖他远道而来，提供馆舍和饮食。公卿以下的人看重他，都与他交往。利玛窦安于此处，于是居住不离开。万历三十八年去世。这一年因为历官推算日食多有错误，五官正周子愚说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深明历法，他们的书有中国所不及的地方，应当让他们采择。于是命令庞迪我等一同观测。自从利玛窦来后，跟随他来的越来越多。有王丰肃、阳玛诺等人住在南京，提倡推行他们的教义，官员百姓多跟从他们。礼部郎中徐如珂厌恶这件事，上奏请求驱逐他们回去。万历四十六年，庞迪我等上奏说：“臣与利玛窦等人泛海九万里，来上国观光。臣等焚香修行，尊奉天主，哪里有邪谋，敢做恶业。乞请陛下宽限。”皇帝也没有回复。而他们在中国的居住情况依旧。崇祯年间历法更加错乱，礼部尚书徐光启请求让他们的门徒罗雅各、汤若望等人，用他们国家的新法来参较。书成后，就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作为历法元年。这种方法比大统历更精密。那些东来的人，大多是聪明杰出之士，专心传播教义，不追求俸禄利益，所著的书多是华人未曾说过的，所以当时喜好新奇的人都很崇尚他们。他们的门徒还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等人，都是欧罗巴国的人。统而言之，天下大教有四种：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都发源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泛。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都信奉佛教。中国也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的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刺国、沼纳朴儿国，南洋的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的日本国、琉球国，都信奉佛教。这些都见于《明史·外国传》，又增加迦刺国、马八儿国，都有佛舍利，见于《元史·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诸番，则都信奉天主教了。回回教，在亚细亚洲内，只有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信奉它，见于《椿园氏异域琐谈》。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等国信奉它，也见于《明史·外国传》。孔教，仅在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所以佛教所及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确立人的准则，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具备，然而他的教义反而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的广泛。精深的只有中原清淑之地才能修习，粗浅的则不同风俗、不同种族的人都能被其规范，所以教义所覆盖的地方尤其遥远。试看古代帝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也只是就伦常的大端，引导他们、禁止他们。至于儒者所说的身心性命之学，原本不拿来一概要求普通大众。那么天道包罗万象无遗漏，本来就在人人共见的粗浅之处，而不必深求了吗？

改天主堂为天后宫碑记

李卫

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大西洋人利玛窦进入中国，制造出天主的名号，而他的教义就蔓延在愚夫愚妇的口头上。他的门徒进入中国，于是大兴土木，营建房屋，在通都大邑之中。我朝定鼎以来，圣祖仁皇帝念及他们生长在海外，远来接受教化，虽然所说的话不合常理，但都具有心思知识，未必不可以教导。让他们居住在北京，使他们沐浴圣朝德化的盛况，久而久之幡然醒悟，回去教导他们国家的人，都知道天经地义的正道。这是覆载深仁，不遗漏一物的意义。哪里知道荒诞狂悖的见解，固结而不可解。我皇上即位之初，洞察他们的奸诈，罢黜他们的人都归居南澳，不得盘踞内地。而各省所谓的天主堂，依次被改建。然而它们的建制都高大辉煌，不是编户齐民所能居住的，空着又日渐倾颓。去除荒诞狂悖的教义，而移来供奉对苍生有功德的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这是我今天将武林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的举动。虽然如此，自从利玛窦进入中国，到现在几乎两百年，浸淫沉溺，被他的教义迷惑的人，未必一旦豁然醒悟。即使醒悟了，或许认为不妨存在而不讨论，以显示天地之大，无所不有。是他们得罪于天而危害人心风俗，最终没有……

译使天下人都明白真相。如果不申明他们的罪行，就无法使附和的人心服；如果不诛灭他们的邪念，就无法打破奸诈诡谲者的胆量。他们宣称天主是主宰，认为风云雷雨、阴阳寒暑都由天主主持。却不知道在天主出现之前，难道就没有阴阳寒暑、风云雷雨吗？还是另有主持者，等到天主出现后才把权柄授予他呢？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谬误。

加入他们教派的人，必定先将自家祖宗父母的神位牌送交毁弃，以显示归教的诚意。却不知道天主是生于空桑之中呢，还是也由祖宗父母所生呢？他们即使生于空桑，也不该率领天下人都抛弃饮水思源、追本溯源的情义。况且人们之所以敬天奉天，是因为天确实能生养人和万物。现在竟然抛弃生养自己的父母祖宗，又哪里还值得去敬奉那个生养人和万物的天呢？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谬误。

抛弃父母祖宗，是想把敬意专一于天主。然而听说西洋的风俗，也有君臣、兄弟、朋友，而且世代繁衍不绝，那么为什么不全部废除，而把事奉天主的敬意更加专一和笃诚呢？却唯独对父母祖宗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弃。这是他们的第三个谬误。

西洋的教派，对于一门技艺或一种技能，务必穷尽思虑，精益求精后才停止。假如学到一半就死了，就传授给他的儿子；如果儿子还没有学成，就再传授给他的孙子。或许传了一代，或许传了三四代，技艺才精湛，于是推崇并奉行，认为这样的人可以传播教义了。现在进入中国的，都是这类人。一门技艺或一种技能，原本无关于百姓日常生活的重大需要，至于奇技淫巧，更是王法所不容忍的。现在既然他们不知道有祖宗父母，那么作为他们的祖宗父母，也应当不再把他们当作子孙看待。唯独在奇技淫巧的事情上，父亲忽然想到他是儿子，不亚于父业子承；儿子忽然想到他是父亲，不亚于子承父业。这是他们的第四个谬误。

技艺既然精湛了，就可以出来设立教派、施行道义了。既然把祖宗父母全部抛弃，其他素不相识的人，又何必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一定要穷尽几代人的精力，来便利他人的使用呢？这是他们的第五个谬误。

然而这些虽然足以危害人心风俗，但弊端只波及到被他们教义迷惑的人，罪过还小。如果他们居心险恶，那就更有大不可问之处了。西洋距离中国数千万里之遥，不经过一年不能到达，又有大海风涛的危险。离开故乡，离别妻子儿女，跋涉而来，按人情来说，必定是有利可图才这样做。所以携带土特产，制造器物，欺骗中国的金钱，实在不可胜数。然而听说加入他们教派的人，必定有所资助。人数有定额，每年有定数。他们费尽心机，夺取中国的钱财，却又供给中国的人。图利的人恐怕不会如此拙劣。有人说每年红毛船到来，必定大量装载他们国家的金钱，来救济在中国传播教义的人。又有人说，他们来到中国的，都擅长点石成金之术，把本国的金钱用到中国来。如果凭这几个人的传教，而国内留守的人肯倾尽资财来资助他们的用度，那么他们所图谋的就不是利益了。他们既然用天主的教义迷惑人，又借点石成金之术来笼络人心，他们的用心，大概另有图谋了。

又有人为他们辩解道：他们的志向是想传播教义罢了。好名的人，能让出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哪里难得到离开故乡、离别妻子儿女、冒着不可测的大海风险，来博取后世的名声呢？好名的人，或许有舍弃自身来顺从他人的人。然而一个人好名，为什么全国的人都好名，并且倾尽资财来资助他呢？而且络绎不绝地前来，住在天主堂里的，到处都有，怎么好名的人这么多呢？这绝不是无所作为而做的。第一次在噶尔巴见到他们的伎俩，第二次在吕宋见到他们的伎俩，又几乎在日本施展他们的伎俩。是为了传播教义呢，还是不是为了传播教义呢？况且愚夫愚妇，没有不被祸福打动心志的。现在日本在海口收港登陆的地方，铸造铜制的天主跪像，到达他们国家的人，不踩踏天主像，就罪至不赦。既然作为天的主宰，却遭受海外一个国家如此蹂躏轻蔑，最终也无可奈何，他不能给人带来祸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所精通的仪器，璇玑玉衡在唐虞时代就出现了；他们所重视的日晷，指南车周公曾经制造过；他们所奇特的自鸣钟、铜壶滴漏，汉代早就有了；他们所骇人的机巧，木牛流马诸葛武侯已经使用过；鬼工般的奇巧，五代时也有，至今还有流传的。所以这种说法不合常理，他们所制造的，也是中国向来就有的。他们的法术又不能给人带来祸福，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被他们迷惑。

住在武林的西洋人，圣祖仁皇帝曾赏赐白金二百两。这不过是念及他们远道而来而安抚他们，他们于是在这里建堂，并题匾额为“建”。既然叫“建”，必定是奉特旨建造。现在因为曾经受赐金，就冒用“建”的名号。内外臣工，受赐白金的人多了，用这些钱筑室，就能称为赐第吗？冒犯国家法度、窃取王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荒诞狂妄悖逆的人应当驱逐，那么对百姓有功德的人应当立祠祭祀。冒用“建”名号的应当毁坏，那么列入祀典的应当增加。天后之神的姓氏始末，见于记载的，虽然也不能完全相信，然而我朝以来，海外各国，进献珍宝、接受朔望朝贡的，

译经过多次翻译才到达。贩卖鱼盐的商人，在惊涛骇浪中出入，按预定日期到达，按期返回，就像在江河港汊间行走一样。而天后之神，实际上掌管着这一职责。神灵的感应，呼吸之间即可相通。神恩功德惠及百姓，是多么盛大啊！那些没有经典依据的（祭祀）被去除，而推崇功德、报答恩情的典礼得以兴起。拆毁那些违反制度的居室，改建成祠堂庙宇；撤去那些诡异神秘的塑像，设立庄严的偶像。从此以后，武林地区的人们，眼中看不到天主教的居所，耳中听不到天主教的名字，异端邪说，久而久之逐渐消亡。这对于社会风气的教化，难道影响是轻微的吗？

译给慧方伯的信

乔光烈

回民本是西域的种族。混杂进入中国。分散居住在秦地。虽然沐浴着朝廷的教化。但他们的特性与汉人不同。他们的饮食、衣冠、婚姻、时节。以及所供奉的神祇。都固守其旧俗。尤其擅长奸诈牟利。敢于作恶。纵然官府能够治理他们。然而局势紧急时容易骚乱。稍微放松管制又容易放纵。那些在渭南的回民。都有田产房屋。有的依托市井经商。他们与本地居民。情感疏离，视彼此为异类。双方互不相让。想要驱逐他们。形势上不可能。放任他们相处。又深切担忧隐患。过去对待他们如同羁縻怀柔。未曾思考过改变并教化他们的方法。我曾观察古人镇守交州、日南。都是蛮夷之地。为他们设立学校、兴办教化以柔顺驯服他们。那些向来粗野的人。都知道向往学问。久而久之都顺从道义。回民虽然傲慢狡黠。也是人罢了。今年七月。向大中丞请求。为回民设立七处学馆。招收他们的子弟。捐献资助膏火费用。想要使他们听闻圣人的教诲。知晓诗书的宗旨。领悟本俗的不对。羡慕中华风俗的美好。我私下认为各县回民很多。以此推广施行。开启他们的蒙昧。诱导他们的知觉。那些奇邪凶暴之人。一旦改变。都会成为我们的良民。然而这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经过岁月。逐渐达成成效。所谓有慢慢变化的人，就是这种情况。

天主教论

邱嘉穗

夏商周三代以前。异端都出于真诚。三代以后。异端都出于虚伪。出于真诚的。往往执着于实际见解的偏差而误导他人。出于虚伪的。又暗中窃取前人的残余学说而表面上排斥它。用来欺骗蒙蔽天下。虽然他们各自的教派。也各自以意见相抗衡。但探究其蔽塞陷溺、穷困潦倒的心态。以此判定其罪行的轻重。那么真诚的异端在前代称霸。还只是沉溺于气质的偏颇。而自己不知道。而虚伪的异端在后代篡夺正统。则是无法抑制其矫饰诬蔑的私心。也就是所谓小人无所忌惮的极致了。我曾观察自衰落的周朝以来。除了杨朱、墨翟被孟子驳斥之外。又有老聃、庄周、列御寇等人。纷纷以他们的学说在世间争鸣。都是所谓执着于实际见解的偏差而误导他人。并非他们本心不是这样。而用荒谬的大话来欺骗世人并窃取名望的。唯独佛教的书籍。东汉时才开始传入中国。其学说日新月异，兴盛蔓延。延续至今而不断绝。从此以后。道家这一流派。更加效仿它。一切炼丹养生、服食、经忏、符箓的学说。都假借并依托于它。老子虽然鄙陋浅薄。远远不及佛教。但其扰乱国家的人。还有像张角、孙恩、柳泌、赵归真、林灵素等人出现。何况近日泰西的天主教。又沿袭佛教、道家的旧智。编造他们的书籍。欺骗蒙蔽中国。而能忍心不一言以杜绝它吗。现在也不论其他。姑且与他们一二个立教的大旨。都是窃取于佛教、老庄的，来说一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寥无声。独立而不改变。周行而不危险。可以作为天下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字。称它为道。勉强给它命名为大。佛教偈语说。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宰。不随四季凋零。他们所倚仗的修净土以超脱三界。实际上都本于此。而天主教也暗中祖述他们的言论并为之解说。说天主是生天生地、生神生人、生万物。一大灵明之主。但天主所看重的是人罢了。所以为他生天以覆盖他。生地以承载他。生神以保护他。生万物以供养他。于是诡称依托天主。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降生于其国。虽然分门别户。但大意互相仿效已经如此。老子说。谷神不死。庄子说。不亡者存。佛教因而为之解说。说人死后精灵不可消灭。上界为天堂。以安置善神。下界为地狱。以安置恶鬼。中界的人物。都以其因果业缘。而轮回升降。只有修习佛法而得其真谛的人。才可以免于轮回之苦。而超脱三界得到净土。而天主教则说物死后精灵已灭。本无轮回。人死后精灵不灭。才有轮回。天主常审视其生前善恶。而奖赏以天堂。惩罚以地狱。以其私意小智。稍微删减佛教的一半。而却袭用其因果业缘、天堂地狱之说。用来号召天下又是如此。而他们却居之不疑。反而喋喋不休地极力驳斥佛教的各种荒诞虚妄。好像将以此而自附于我们儒家所说的太极、上帝、鬼神之类。而探究其受误导的原因。大都知道有气之灵幻。而不知道有理之虚实。知道理之无为而不畏惧。而不知道气之有知觉者。终究没有长久聚集而不复散的道理。既然不能与儒者相提并论了。等到考察其归宿。却又与佛教没有不同。也只是以识神不灭。生死事大。听命于土木偶像。使人追逐于大斋小斋。每日从事祈祷祭祀。以求身后的福利。而漠然不再知道有民义之可务。虽然表面上排斥佛教。但其篡窃的痕迹。反而有欲盖弥彰者。这不仅是同浴而讥笑裸体。而且有盗贼憎恨主人的情状。宋人有伪造子书以自售其私说者。而近代媒利之夫。假为古器古字以迷惑世俗者尤众。都是三代以后异端的心迹。而其矫饰诬蔑几乎更甚。那么杨墨老聃庄列者。是孔孟的罪人。而其情状还有可怜悯的。道家、天主教者。又是老

译（他们是）老聃、庄周、列子的罪人。而他们篡夺窃取的野心，本来就是王法必须诛杀、不予赦免的。况且还有更值得忧虑的事。现在听说京城里，已经允许建立天主堂，而各直省府县，也都到处建造。听说他们的国主在登州海上，每年赠送数以百万计的金银，渡海派遣他们的门徒，散布到各州府，号称神父。每三年轮换一次，每次用几两银子煽动引诱读书人做弟子，登记名字在册子上。每年四季出题督促考核，而他们的衣食，都自己供给办理，不连累别人。我私下担心几十年后，他们的党羽日益增多，趁虚而动，祸患将不可预测。明朝末年徐如珂担任南祠部郎中时，当时有泰西人王丰肃在金陵宣扬他的教义。徐如珂说：“这是汉朝的米贼、唐朝的摩尼教，应该立即排斥他们。”王丰肃又自夸他的风土物力，远远超过中华。徐如珂就给他门徒纸笔，两人隔着距离杂乱书写，竟然错误不符。当时士大夫中信奉他教义的人，都闭口无言无法回答。于是放逐排斥的决议才确定。这种见识思虑的深远，确实与晋朝的江统、郭钦并驾齐驱，也是当今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应当借鉴观察并效法的。

译西学四库全书提要

《西学凡》一卷。附录唐代大秦寺碑一篇。这是两江总督采购进献的版本，由明代西洋人艾儒略撰写。艾儒略另有《职方外纪》已著录。此书成于天启癸亥年，是《天学初函》中的第一种。书中所述都是其国家建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方法。总共分为六科。所谓“勒铎理加”是文科，“斐录所费亚”是理科，“默第济纳”是医科，“勒义斯”是法科，“加诺搦斯”是教科，“陡禄日亚”是道科。它们的教授各有次第。大体上是从文科进入理科，而以理科为纲领。文科如同中国的《小学》，理科则如同中国的《大学》。医科、法科、教科都是其实际事业，道科则在其教法中，是所谓尽性知命的极致。他们的致力也以格物穷理为根本，以明体达用为功效，与儒学的次序大致相似。只是他们所格之物，都是器物数理的末节，而他们所穷之理，又支离破碎、神怪荒诞而不可究诘。这就是它成为异端邪说的原因。末尾附录唐代碑文一篇，表明其教派进入中国已久。碑文称贞观十二年，大秦国阿罗本远道携带经像来献上京，即在义宁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等语。考证《西溪丛语》，记载唐贞观五年，有传法穆护何禄携带祅教到朝廷奏报，敕令在长安崇化坊建立祅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到天宝四年七月，敕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当初建寺，因此得名，将要示人，必须遵循其本源，两京的波斯寺，都应改为大秦寺，天下各州郡有的也照此办理。《册府元龟》记载开元七年，吐火罗国王上表，进献精通天文的大慕阇，智慧幽深，问无不知，恳请天恩召来询问各种教法，知道此人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请求设置一个法堂，依照本教供养。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孝亿国疆界三千余里，全俗信奉祅教，不识佛法，有祅祠三千余所。又记载德建国乌浒河中有火祅祠，相传其神原本从波斯国乘神通而来，因此建立祅祠。祠内没有神像，在大屋下放置小庐舍向西，人向东礼拜神。有一铜马，国人说从天而降。根据这几条记载，那么西洋人就是所谓的波斯人，天主就是所谓的祅神，中国已有记载，不仅有此碑可证。又杜预注《左传》“次睢之社”说：睢水接受汴水向东流经陈、梁、谯、彭城入泗水，这水边有祅神，都立社祠祭祀。顾野王《玉篇》也有“祅”字，音呵怜切，注为祅神。徐铉据此增入《说文》。宋敏求《东京记》记载宁远坊有祅神庙，注曰：《四夷朝贡图》说康国有神名祅，毕国有火祅祠，有人说石勒时立此。可见祅教由来已久，也不始于唐代。岳珂《程史》记载番禺海獠，其中最豪强的蒲姓，号白番人，本是占城的贵人，中国因通往来贸易，屋室奢侈超过制度，性尚鬼而好洁，平日终日，互相膜拜祈福，有堂用来祭祀，如同中国的佛，而实际上没有神像设置，称谓诘屈聱牙，也不能理解，竟不知是什么神。有碑高长数丈，上面都刻着异体字如篆书，这是像主，礼拜者都面向它。可见祅教到宋末年间尚由商船到达广州，而利玛窦初来，竟惊诧为亘古未见。艾儒略作此书，既然援引唐碑来自证，那么它是祅教，更无疑义。却无一人援引古事来抉剔其源流，致使蔓延于海内。大概万历以来，士大夫大体上讲心学，刻语录，即使耗尽一生的能力，所以不能征实考古，以遏制邪说的流行。

又《辨学遗牍》一卷，《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实义》一卷，《畸人十篇》一卷，《交友论》一卷，都是明代西洋人利玛窦撰写。《七克》一卷，明代西洋人庞迪我撰写。按欧罗巴人天文推算的精密，工匠制作的巧妙，确实超过前代。他们的议论夸诞诈伪迂阔怪异，也是异端中的尤甚者。本朝选取他们的技能，而禁止传播他们的学术，具有深意。他们的书本来不足以列入官方藏书目录，然而像《寰有诠》之类，《明史·艺文志》中已列其名，删去不论，反而担心惑乱诬妄，所以著录而辟斥之。又《明史》将其书列入道家，今考证所言兼剽窃三教之理，而又将三教全部排斥，变幻支离，不可究诘，真是杂学。将其目录存于杂家。

读《通典·职官》

沈大成

我读杜佑《通典·职官》，从而明白西方教派的荒诞虚妄了。它进入中国，在唐高祖时就已经如此，并非始于明代末年。而徐光启之徒，未曾读书，以为创见寡闻，从而尊奉它，真是迷惑得厉害啊。今考证职官中的视流内，视正五品萨宝，视从七品萨宝府祅正，杜佑的注说：祅，呼烟反。祅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酰首罗也。武德四年，设置祅祠及官，常有番人奉事，取火诅。贞观二年，设置波斯寺。到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

译其根本。那两京的波斯寺，应当改为大秦寺。天下各州郡有的，也应当照此办理。开元二十年七月，敕令：末摩尼法，本是邪说，妄称佛教，欺骗迷惑百姓，应当严加禁止断绝。那些西胡等人，既然是本乡之法，自身修行，不必定罪。沈大成说：佛经中的摩酰首罗天，汉语意为大自在，三只眼八条臂，骑着白牛，手持白拂尘，有大威力，能知晓大千世界雨滴的数量，就是他们教派所说的天主。祅祠，说文解字记载，关中人把天称为祅，就是现在的天主堂。末摩尼法，就是天主教。萨宝，是教头。祅正，是守堂的人。西番，是西洋人。他们起初假托佛教进入中国，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波斯寺、大秦寺。他们所说的取火诅，其职责在巫史卜祝之间，所以虽然视同流内官职却卑贱杂乱，属于陪臣中的贱役。他们在唐代已有诱人入教的事情，所以严加禁止断绝。只允许他们国家归化的人自己修习。本朝安抚远方之人，其法令甲令也还是这样。现在他们的说法说：耶稣受刑而死而成为天主，这又是利玛窦私自设立名字，以为神奇，不知道恰好诬蔑了他们的祖先。而徐光启等人，从而尊奉他，他们的迷惑太深了。天帝的称号，见于礼经。周礼大宗伯的职责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郑康成认为冬至在圜丘祭天，是用来祭祀天皇大帝。现在会典所载的圜丘坛，所祭祀的皇天上帝就是如此。帝没有形与气，只有称号罢了。佛教的说法，荒唐妄诞，而利玛窦等人，又伪造耶稣这个人来证实它。他们背叛经典蔑视古人，轻慢神灵诬蔑上天，罪行岂可胜诛？所以因读通典，而特别梳理其始末。既以消除天下后世的迷惑，且嘲笑徐光启等人的愚陋，从而成就其恶行，这也就是士大夫的耻辱啊。

译论回民启

陆耀

遵旨查访回民数量的多少，向来没有案卷可供查考。近年编查保甲时，也未将回民分别造册上报。就本司衙门现充任书吏差役的人等逐一询问，也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大抵这种回民，随处都有很多。在东省，则济南省城之地，以及临清、东昌、济宁等水陆码头，人烟稠密之处，聚集的尤其众多。青州、武定、曹州、兖州、沂州、泰安等府其次，登州、莱州二府又其次。那些作奸犯科、殴打行窃、犯案累累的人，并不全在通都大邑、聚集人众的地方。即使是稍偏僻的州县，如定陶、商河等处，偶尔有几十家、几十家聚居在一处，就容易生事。局势紧急时就内乱，松弛时就放纵，这是他们的习性。虽然聚众三人以上，无不按律定罪，法令已经极其森严，但最终无法革除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情，化为善良的风俗。本司私下认为这不能指望在朝夕之间实现。如今奉命查访，本司尚不知上级意图所在，但暂且就我愚陋的看法来谋划，那么方法大约有三条。一是保甲应当另立一册。此前奉旨清查保甲时，并未区分是回民还是汉民，那么其中恐怕有脱漏未查的烟户村庄，于是自以为身在编查之外，犯案到官府，也没有连坐保长、甲长的罪责，因而更加肆意作恶的也有。然而当无事之时，清查的官吏突然到来，也担心导致惊扰。愚见即在回民中，选取武学武生及各衙门现充书吏差役的人，委任为保长、甲长，让他们自行编查，出具保任结状。如有前述不法情事，除本犯照例定罪外，保长、甲长一并连坐。这样那么冒犯触犯禁令的人应当减少了。二是聚集居住达几十家的，应当设立义学以资教化引导。昔日湖南巡抚乔光烈在秦州任职时，为回民设立义学七处，招收他们的子弟，捐给膏火，让他们读圣贤之书，讲中国之教化。制府将此法推行于全陕，变而为善的人很多。秦地百姓至今歌颂他。如今应当仿行此法，让所在州县，访寻笃实而有学问品行的生员贡生，让他们担任老师，教导《圣谕十六条》以及《小学》《孝经》，务必使他们成诵在口，讲说无差错。那么礼义已油然而生，然后暗中削弱他们教派中所传《天方》之书惑人的术数，使他们自相轻视抛弃，不肯奉行。然后明下一令，勒令将所藏之书献出销毁，那么他们的教派应当熄灭了。三是回民婚配应当与百姓一体相通。查回民进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了，而男女婚姻，未曾与中国相通。因为中国之人鄙夷他们不屑为伍，回民也于是有自我疏远之心，反而好像傲视我们中国，而不愿通婚。其实必定不是他们的本心。如今回民宫室衣服器用财贿，以及科举功名仕宦，一切都欣慕我们的人，取资于百姓，而唯独嫁娶一事不能相通，只是拘泥于他们的教派罢了。如今如果明下一令说：有将女儿嫁给民间人的，给予花红；娶民间女子为媳的，给予羊酒。一甲之内，有通婚姻达五家的，州县给予甲长匾额；一保之内，有通婚姻达三十家的，知府给予保长匾额。有的则加奖赏，没有的不许抑勒。这样那么姻亲之间，先通和气，所生子女，都沾染中华风气。三十年后，可以完全革除回民的风俗，没有以往紧急时内乱、松弛时放纵的祸患了。如今因奉命查访此事，而不得其缘由，恭敬陈述谬论，以备采择。

传闻少实

纪昀

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词赋家沿用很久了。朝鲜、琉球、日本诸国，都能读华书。日本我见过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绵延数千里，没有所谓仙山灵境。朝鲜、琉球的贡使，我曾多次与他们交谈，以此询问他们，都说东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国土共几十处，大小岛屿不知几千几百，中原人所必定不能到达的地方，每当船帆万里，商船往来，都不曾听说有这种说法。只有琉球的落漈，似乎像三千弱水。然而落漈的船，偶尔遇到潮水平静的年份，有时得以返回，也不曾听说有白银宫阙，可望而不可即。那么三岛十洲，难道不是纯粹虚构的言辞吗？《尔雅》《史记》都称黄河出自昆仑。考察河源有二，一出和阗，一出葱岭。有人说葱岭是正源，和阗的水流入其中；有人说和阗是正源，葱岭的水流入其中。两流既合，也无法分辨谁主谁宾。然而葱岭和阗，都在当今版图内，开屯列戍，四十多年了，即使深岩穷谷，也通耕牧。不论两山之水孰为正源，两山之中，必有一昆仑，确凿无疑。而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一概未见，也一概未闻。那么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了吗？不但如此。灵鹫山在今拔达克善，诸佛菩萨骨塔具存，题记梵书，一一与经典相合。尚有石室六百余间，即所谓大雷音寺，回部游牧者居住其中。我兵追剿波罗泥都、霍集占，曾到其地，所见不

译超过这个程度。种种庄严的描写，似乎也像是修饰渲染的辞藻了。相传回部人的祖国，以铜为城。靠近西边的回部人说，铜城在他们的东边万里处；靠近东边的回部人说，铜城在他们的西边万里处。彼此遥遥礼拜，至今没有人曾经到达那个地方。由此推断，恐怕南怀仁《坤舆图说》中所记载的五大洲，那些珍奇灵怪的事物，都属于这一类罢了。编修周书昌却说，有佛缘的人然后才能见到佛界，有仙骨的人然后才能见到仙境，不可以用寻常的耳目去断定它们的有无。曾经见过一位道士游历昆仑山归来，所说的话与旧时的记载没有不同。这样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译《左氏春秋释疑》

汪中

《左氏春秋》是古代典籍的遗存，其本源在于周公，其笔削褒贬的意旨，依循于孔子。圣人的道理，没有比周公、孔子更完备的了；要阐明周公、孔子的道理，没有比《左氏春秋》更好的了。学者对此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然而古代左史负责记录史事，国君有所行动就记载下来，这就是《春秋》。而《左氏春秋》所记载的不专限于人事，另外有五种内容：一是天道，二是鬼神，三是灾异祥瑞，四是占卜筮问，五是梦境。它的弊病在于带有巫术色彩，说的就是这个吧？我就从书中的记载来探求。

楚子庚侵犯郑国，董叔说天道多在西北，南方军队不合时宜必定无功而返。叔向认为这取决于国君的德行。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附近，向西延伸到银河，裨灶说：“宋、卫、陈、郑将同日发生火灾。如果我国使用瓘、斝、玉瓒等祭器，郑国必定不会发生火灾。”子产不采纳。第二年郑国发生火灾，裨灶说：“不听从我的话，郑国又将发生火灾。”子产认为天道遥远，人道切近，哪里知道天道呢？这也算是多嘴了，难道偶尔不会应验吗？于是子产不予理睬，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由此说来，《左氏春秋》谈论天道并没有废弃人事。

随侯因为牺牲肥壮、祭品丰盛，认为可以取信于神灵。季良认为百姓是神灵的主宰，圣明的君王先成就百姓然后致力于侍奉神灵，百姓和睦神灵才会降下福佑。齐侯生病，梁邱据请求惩罚祝固和史嚚。晏子认为祝祷不能胜过诅咒。由此说来，《左氏春秋》谈论鬼神并没有废弃人事。

郑国内蛇与外蛇争斗，内蛇死了。申繻认为妖异是由人兴起的，人如果没有裂痕，妖异不会自行产生。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都城。内史叔兴认为这是阴阳自然之事，不是吉凶的征兆，吉凶是由人造成的。由此说来，《左氏春秋》谈论灾异祥瑞并没有废弃人事。

晋献公占卜将伯姬嫁给秦国，史苏占卜说不吉利。等到惠公被秦国俘虏，说：“先君如果听从史苏的话，我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韩简认为先君败坏德行太多，史苏占卜正确，不听从他有什么好处？南蒯将要叛乱，占卜得到坤卦变为比卦。子服惠伯认为如果是忠信之事就可以，否则必定失败，《易经》不可以用来占卜险恶之事。由此说来，《左氏春秋》谈论卜筮并没有废弃人事。

卫成公迁都到帝邱，梦见康叔说：“祝相夺走了我的祭享。”成公命令祝相祭祀。宁武子认为祝相不能在此地享受祭享已经很久了，不是卫国的人，不可以借机干扰成王、周公的命祀。晋国赵婴与庄姬私通，赵婴梦见天使对他说：“祭祀我，我会赐福给你。”士贞伯认为神灵赐福于仁德而降祸于淫乱，淫乱而不受惩罚，就是福吗？祭祀恐怕会招致灭亡吧。祭祀的第二天，赵婴就被放逐到齐国。由此说来，《左氏春秋》谈论梦境并没有废弃人事。

这十件事，是后世儒者用来怀疑《左氏春秋》的理由。而当时具有深刻见识和远见卓识的君子，大都能发表正直的言论，破除疑惑，而《左氏春秋》已经广泛记载并详尽论述了这些。后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至于像琼弁玉缨，子玉没有致送，大概算是懂得道理，但最终兵败身死；臧会僭越，偻句报告吉兆，但最终导致臧氏衰败。天网恢恢，吉凶的应验，有时会出现差错。史册旧文，谨慎地记载下来，是为了阐明教化。

有人问：“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境这些内容都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史官的职责。在《周官》中，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都属于春官。像冯相氏、保章氏观测云气，是掌管天道的；太祝、器祝、甸祝、司巫、宗人，是掌管鬼神的；太卜、卜师、龟人、菙氏、筮人，是掌管卜筮的；占梦，是掌管梦境的。他们与五史都是同僚。周平王东迁后，官职失去了职守，而各国又不具备完整的官制，于是史官都能兼管这些事务。典籍中记载的有瞽史、祝史、史巫、宗祝巫史、祝宗卜史，明确说明他们是联合任职的。

楚公子弃疾灭掉陈国，史赵认为岁星在析木之津，陈国还将复兴。吴国开始对越国用兵，史墨认为越国得岁星之利而吴国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那么史官本来掌管天道。有神降临在莘地，惠王询问内史过，过请求用相应的祭品献祭。狄人囚禁了史华龙滑和礼孔，两人说：“我们是太史，确实掌管祭祀。”那么史官本来掌管鬼神。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六只鹢鸟退飞过宋都，襄公向周内史叔兴询问吉凶；有云像许多红鸟，夹着太阳飞，持续三天，楚子派人询问周太史。那么史官本来掌管灾祥。陈敬仲出生时，周太史带着《周易》去见陈侯，陈侯让他占卜；韩起在太史那里观书，看到《易》象；孔成子占卜立君并向史朝展示。那么史官本来掌管卜筮。昭公将要前往楚国，梦见襄公为他送行，梓慎认为不能成行；赵简子梦见裸体的童子旋转唱歌，向史墨占卜。那么史官本来掌管梦境。掌管这些事务却不记载，就是失职。所以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境详细记载在史册上，是史官的职责。

古代《诗》《书》《礼》《乐》由大司乐掌管，《易》象和《春秋》由太史掌管，而儒者是有道有德的人，被派去教育国家的子弟，死后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后世这两个官职都废除了，而六艺之学归于儒者，于是儒者就用自己的职业来怀疑太史，这是片面知识所得出的结论，不足以谈论大道。

有人说：“这些都是对的。但还有可疑之处。《左氏春秋》记载人事，是为了褒扬善行、抑制恶行以告诫后世，但其中有不相信天命的事例，有不平的事例，这类情况有上百种，请简要说说。郑国和息国有言语冲突，息国攻打郑国却失败了，《左氏春秋》认为息国犯了五种不义而攻打……”

译人。知道郑国将要灭亡。郑国向陈国请求讲和。陈桓公不答应。左氏认为这是因为陈国长期作恶而不悔改。考察郑庄公在位期间，多次结怨，没有一年不发动战争。夺取周王的禾麦，射中周王肩膀，把母亲安置在城颍，发誓不再相见，人道已经穷尽了。然而他却担任周朝的孟侯，得以善终。陈国因为一次小的过失，就屡次称说郑国的恶行，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一点。

楚武王将要斋戒时心神摇荡，邓曼知道他的禄位将尽。莫敖商臣举止傲慢，伯比知道楚武王必定失败。考察商臣弑杀父亲和君主，在位十二年，灭掉江国以及六、蓼两国，使陈、郑、宋三国臣服，自身得以善终，儿子有美德。潘崇教唆别人的儿子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自己占据太子的位置担任太师，掌管环列之尹，讨伐麇国、袭击舒国，多次主持军事，有党羽，成为国家的世臣。与楚武王的莫敖相比，谁的罪过更多？征兆在哪里？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二点。

有神降临在莘地，虢公祭祀神灵，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史嚚知道虢国将要灭亡。虢公在渭汭桑田打败戎人，舟之侨、卜偃知道虢国将要灭亡。考察虢国担任卿士，与周王室关系和睦。子颓作乱时，虢国在王室有功。不幸晋国正接连侵吞虢国土地，虢国不祭祀神灵，而四位史官都列举了虢国灭亡的征兆。况且周朝东迁后，抵御戎人尚且来不及，渭汭桑田之战，难道不是迎合周王的心愿，以彰显中原的威势吗？却认为这是招致灾祸，这就错了。晋献公烝于骊姬，尽数诛灭桓叔、庄伯的族人，以妾为妻，驱逐公子，并杀死世子。虢国多有凉薄的德行，难道会像晋国那样吗？而虢国每天开辟百里土地，晋国因此强大，这是值得怀疑的第三点。

公孙归父谈论鲁国的礼乐，晏桓子知道鲁国将要灭亡。考察归父想要铲除三桓以壮大公室，与鲁宣公谋划并出使晋国，想用晋国人来铲除三桓，他的忠诚很盛。不幸宣公去世，事情没有成功。行父假借公义，来对抗私怨，于是驱逐子家。从此公室四分五裂，昭公、哀公失去国家。这可以说是国家的不幸，而晏桓子却掩盖了鲁国的弊端。况且季孙意如在内把持国政，在外结交齐、晋的臣子，同恶相济，杀害无辜，有君主却不侍奉，致使君主死在野外，又废黜其子，他谋害人的行为难道还少吗？然而他自身没有灾祸，后代继承基业，这是值得怀疑的第四点。

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有原因的。天道奖赏善行而惩罚淫乱，祸福的到来，必定有细微的征兆。君子见微知著，明白地征引言辞。后来的应验或远或近，其反应如同回声。作史的人比较事件而记录在简策上，侍奉君主时就诵读这些内容，有人询问就以此告知。善行而恰好得到福报，足以劝勉人们；淫乱而恰好遭受祸患，足以警戒人们。这是史官的职责。所以《国语》、《史献》等书，又在遇事时有盲人和史官的道理。楚国有左史倚相，能陈述训典，以各种事物，早晚向君主进献善败的案例，使君主不忘记先王的功业。《礼运》说君主面前巫在前而史在后，《保傅传》说盲人和史官诵读诗歌。又博闻强记、应对敏捷而善于回答的人称为“承”，“承”是承接天子遗忘之事的人，常站在后面，这就是史佚。他在《左氏春秋》中出现的说法是：“君主的举动必定记录”，“史官负责书写”，“诸侯的会盟，其德行、刑罚、礼义，没有国家不记录的”。至于国家中失去的事情，都向史官询问，这就是史官的事情。主旨在于警戒和劝勉，不专门在于记录。所记载的事情，有时有不同的传闻，意思有所偏重，所谓言论不止一端，各自有其恰当之处，就是这样。如果有善行而没有福报，淫乱而没有祸患，虽然有事先的预言，不足以起到警戒和劝勉的作用，就删去不写。事情不可埋没就记载下来，原因不可知就不再为之作辞。所以史官对于祸福，只列举已经应验的。对于上等的智者，不闻亦能效法，不谏亦能改正，对于警戒和劝勉没有用处，那么祸福即使没有应验也可以。对于下等的愚者，不可教诲，不懂话语，对于警戒和劝勉也没有用处，那么祸福即使没有应验也可以。天下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者少，而中等的人多。所以先王设置史官，让中等人借鉴前世的善淫祸福，从而知道警戒和劝勉。如果是中等人，那么列举已经应验的就可以了。这是史官的职责。

虽然如此，史官的警戒和劝勉，还有两种情况。蔡侯般弑杀其君，岁星在豕韦，苌弘知道不会超过这一年。于是楚灵王在申地诱骗他，埋伏甲士而杀了他。这是明显地展示祸患以作为警戒。商臣用宫甲包围成王，成王自缢。这是直接记录事情以作为警戒。祸患的有无，是史官所不能决定的。书写法则不隐瞒，是史官所能做到的。君子也只做他能做到的事情罢了。这是史官的职责。百世之前，时代不同，事情各异，所以说古人及其不可传承的东西已经死了。可贵的是心中理解其意。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左氏春秋》的疑惑就在这里解开了。

译原纬

全祖望

偶然读到朱彝尊（竹垞）关于纬书的论述，嫌他对始末尚未尽详，于是进一步考索，以疏证之。那些朱彝尊已经说过的，不再赘述。

关于纬书的学说，我们这类人是羞于提及的。然而，除去那些灾异祥瑞、怪诞不经的内容之外，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律历方面的积分推算，典礼方面的遗留文献，旁征博引，综合广博，其言论有所依据。只要加以选择而取其精要，未尝不能对经术有所助益。查《隋书·经籍志》记载，汉代纬书大为流行，谈论五经的人大多研习纬学，只有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等人独自反对，相继认为纬书是妖妄之作，因此依据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的古文经本，参酌考证，以成就其义理。那么，谶纬之说的流传，实际上早于经师作笺注之前。后世认为纬学始于东汉，这是考察得不详细。铜符金匮之类的谶纬，萌芽于周秦时代。王道的恩泽既已衰微，伪言便日益兴起。但百家杂流，不过自称为“子”部，而纬书却窃附于经部，因此儒者不免被其迷惑。凭借圣人《春秋》的笔削褒贬，加上子夏的谨守传承，而再传弟子公羊氏，竟然有了善于谶纬的名声。那么，纬学的渊源不也很深远吗？所以，秦国有公孙枝的册书，预示了西戎称霸；赵国有董安于的册书，预示了孟姚的灭亡。陈宝祭祀野鸡，苌弘射杀狸首，有的预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复国，有的征验了秦二世灭亡。这些难道不是图谶中的微言大义吗？况且，上天垂示象数，显示吉凶，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五行的运转，如环无端，这是自然的运行规律。撰写纬书的人未尝不窃取这些意旨来炫耀粉饰，哪里知道他们迷惑世人、欺骗百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看西汉的大儒，即使是董仲舒、刘向，尚且不免陷入灾异祥瑞之说，那么《隋志》所说的，果然不假。又未尝不感叹儒者不善于研读纬书，反而以其所学陷溺其中。至于郑玄对于纬书，有时称为“传”，有时称为“说”。《正义》认为汉代禁止纬书，所以特意避讳。这未必是这样。《隋志》记载，汉代诏令东平王刘苍校正五经章句，都命令依据谶纬，哪里存在禁止纬书呢？看郑玄回答张逸说：“当时作注，处在文网之中，忌讳引用秘书，所以隐去其名。”那么，郑玄是因为自己受到党锢之祸的缘故，有所忌讳而不说罢了，并非汉代禁止纬书的明文规定。只有隋炀帝焚烧纬书，而唐初的各位学者，如孔颖达、李善等人，都淹通贯穿，那么民间的纬书，也没有能够完全毁掉。经学既然昌盛，那些妄诞之徒将拿纬书做什么用呢？

伎术

陆耀

九流百家，违背道义的很多，符合道理的很少。至于阴阳伎术，尤其全出于私意，而不是天理的本然。所以它们的错误可以立刻驳倒，并不难发现。京房的《易传》，用五星配合六十四卦，总共十三周而余下一颗星，从镇星起至岁星止，而在首尾交接之处，竟然删去荧惑星。郭璞的《葬经》，用二十八宿配合六十甲子，总共两周之后，又出现角、亢、氐、房四星，历经十五周四百二十日七个甲子，而后重新开始。不知道星度各有多少，东井三十三度三十分，觜觿仅止五分。现在用东井占一日，觜觿也占一日，这可以吗？占卜家用勾陈、腾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配合六爻，而说虫三百六十，腾蛇为长；星象三百六十，勾陈为长。不知道《大戴礼记》称毛虫之精叫麟，羽虫之精叫凰，介虫之精叫龟，鳞虫之精叫龙，倮虫之精叫圣人。《家语》也说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现在用腾蛇充当，可以吗？龟蛇都是北方的野兽，嫌它们不与三方相同，而移到中央。那么，玄冥之神，叫修叫熙，也将裁减其中一个，而移到中央吗？选择家说正月、五月、九月，不宜上官移徙，这本来出自佛书，说帝释天在正月、五月、九月，巡察南赡部洲。唐人信奉佛教，因此不行刑，称为断屠月。这对上官移徙有什么损害呢？况且佛教的说法，又有什么可信的？他们说大地有四大部洲，所以每四个月巡察一周，南赡部洲则常在正月、五月、九月。那么遇到有闰月的年份，不知道这闰月中，帝释天应当在何处呢？甲家说九宫贵神掌管水旱，就是现在所传的三白图法。因而又有月忌之日，用一二三四五来数，五值中宫，诸事皆忌。数到十四、二十三，都值中宫，所以每月有三个忌日。再数到二十七日，三周已尽，尚余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知道这三天中，贵神又在何处呢？演禽家用七政配合二十八禽，不知道寅虎、卯兔之类，都是强行命名。就像寅宫自尾十度起，至斗十度止。尾宿本有十九度，现在自十度起，凡属尾宿止十度，中间历经箕宿十度，又历经斗宿十度，而后满于一宫。箕为豹，斗为獬，那么就不能专门以寅宫为虎了。又东方七宿都属木，南方七宿都属火，西方七宿都属金，北方七宿都属水。现在角为木，亢为金，氐为土，房为日，心为月，尾为火，箕为水。那么东方就不能属木了吗？又蛟龙本是一类，为什么蛟属木，而龙属金？虎豹也是一类，为什么虎属火，而

译豹则属水。回头再叩问它。它自己也说这不过是勉强定下的名称罢了。既然是勉强定下的名称，那么角宿这一星宿，既不是木也不是蛟；亢宿这一星宿，既不是金也不是龙。怎么能说庚金的命格，遇到亢宿必定遇到角宿，而在亢宿当值的时辰，行船不吉利呢？像这类说法，列举起来难以穷尽。推究他们之所以如此纷纭杂乱，总归是因为怠于自我修养而急于祈求上天的侥幸。不教导人们通过亲身实践去寻求多福，却只诱导他们关注造化、阴阳、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类的事物。其实这些全都如同系风捕影，没有一样可以凭据。而圣贤相传的，那种知晓天命、顺应天命，无论长寿短命都不改变志向，通过修养身心来等待天命的学问，却不加讲求。唉，这难道不是士大夫的过错吗？

译驳斥阴阳家的言论

冯景

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君子只要尽到做人的道理，上天就不能违背。所以精通术数不如明白事理。我曾观看《汉书·艺文志》，其中说阴阳家这一流派，出自掌管天文历法的羲和之官，他们恭敬地顺应昊天，敬慎地授予人们农时。等到拘泥的人从事这一行当，就受禁忌牵制，拘泥于琐碎的术数，舍弃人事而听任鬼神。等到其流弊产生，自建武年间以后，图谶的学说兴起，而占卜验证风向角度的术数，往往巧妙地应验了吉凶。于是更加迷惑人心而无法改变。然而我广泛观察往事，也大致完备了。知道他们的书可以焚烧，而他们的术数可以废除。当今世人尤其迷惑的是占卜葬地这一件事。如果认为人的穷达寿夭，都是由这造成的，于是就有长期淹留亲人灵柩不埋葬的，有已经安葬却因失利而改换占卜的，有为别人谋划墓地，而迁就马鬣山形的。唉！借着骨骸的腐朽来荫庇家族的富贵，可以说是既不仁又不智了。这也应当考察一下礼制吧。古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安葬，都有规定的月数，这是古人不选择年月。《春秋》记载九月丁巳日，鲁国安葬定公，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成，这是不选择日子。郑国安葬简公，守墓人的屋子挡在路上，拆掉它就可以早晨下葬，不拆掉就要中午下葬，子产不拆掉它，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代的安葬，都在国都的北面，墓地有固定的地方，这是不选择地点。吕才的言论，确实是确切的议论。世上有明理的君子，谁能违背它呢？元陵的安葬，唐德宗看见灵车不走在驰道上，询问原因，回答说：“陛下本命在午，不敢冲撞。”皇上哭着说：“哪有委屈灵驾来谋求自身利益的呢？”命令改换车辕直向午位而行。后来宣政殿的走廊损坏，将作监上奏说十月魁冈不可修建，皇上说：“只要不妨碍公事、不伤害人，就是吉利了，何必问时日呢？”立即命令修建。唐德宗性情多猜忌，而所见到的道理如此通达，也没听说他违背阴阳而招致灾祸。况且汉明帝在反支日接受章奏，而天下称颂他的贤明；宋武帝在四废日拜领南蛮校尉，而天下称颂他的通达；唐太宗在辰日哭悼张公谨，而天下称颂他的仁德；李愬在往亡日攻打吴房，而后世称颂他的智慧。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遵循事理而不拘泥于术数，能够尽到人道罢了。所以说，君子遵循常道。

选择正宗序

姚鼐

天下术数家的言论，必定首先以太岁为重。其他的术数，都是由太岁衍生出来的。有人问我：“古代的太岁之法，依据的是岁星。岁星所在的星次，太岁就处于该星次对应的地支位置。岁星与太岁顺行逆行不同，但对应的地支没有差错。岁星每年移动一个星次且略微快速，时间久了就会越过星次，所以有‘龙度天门’之法，太岁相应地调整，一百四十四年就会超辰。自从汉代以后，太岁失去了超辰的法度，这样岁星与太岁所居的位置，地支就不相合了。而术数家用来推算吉凶，还能验证吗？”我说：“能验证。吉凶产生于气，气产生于神，神产生于人心。太岁，并不是有形的实体，它是天上的君主之神。人心所向的就是君主。现在天下九州的人，人心所认定的太岁在这个地支，那么太岁就在这个地支了。人心不超辰，那么神也不超辰。所以用来验证吉凶是可以的。虽然如此，还有道理在。天的道理，神妙而不可完全测度，它的气有时到来，有时不到来。现在盛夏面向南方，适宜感受热气，但连续几天北风淅淅带来凉意的情况也有；隆冬面向北方，适宜感受寒气，但连续几天南风和煦带来温暖的情况也有。所以天气有时不到来，即使古代测算太岁的术数非常精密，吉凶也不一定验证；它的气有时到来，即使现在测算太岁的术数非常疏漏，吉凶也未尝不验证。君子知道不可拘泥，求取禄位不违背正道，不失去我的理，而对于术数家的言论，也不必故意违背他们的大忌而已。我的同乡章淮树观察，精通多种术艺，兼通风水家和日者之言，潜心著成一本书，叫《选择正宗》，拿给我看，让我作序。我不能完全通晓他的学说，但推想淮树著书的心意，是想为人谋利而消除其害，他的志向很美好。于是把我平日所持的议论，写下来作为序言。”

送董君序

姜宸英

京城，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也是名利场。四方做官游历的人，带着书册，操持技艺，都聚集在这里角逐才能。得志就声价骤然提高，不得志就匍匐而归罢了。董君凭借星学从西浙来到京城，在各位高官显贵之间游历，说某某应当显贵或贫贱，某某应当升迁，升任某某官职，在某月某日，某某应当罢免，或受到谴责，都严格限定日期来验证。近的以早晚计算，远的以数年计算，抱着婴儿，或者不止数十年后，就拿着近的来验证远的，也好像拿着借据等待兑现一样。所以各位贵人争相传告并款待他。不到几个月，带着千金回家。他的术业精湛，获取报酬丰厚，享受起来无愧于心。有人说董君是个好士人，难道会屑屑于做这种事吗？无不是借此来玩弄公卿，嘲笑豪杰，像东方朔那样吧。然而以董君的道理来看，那么京城士大夫的风尚就可以知道了。

原命

全祖望

古代谈论命运的人很多。王鲁斋说以日计时，得到命运一十二种。次之六十的十二倍，得到命运七百二十种。以月计算，又六十倍，那七百二十种，得到命运四万三千二百种。又以岁计算，六十倍的月，则得到命运二百五十九

译一万两千。宋景濂说，一天之内，同时出生的人不少，但显达与隐晦、吉祥与凶险、长寿与短命，有时却相差悬殊。所以赵普与军校、蔡京与粉儿、高叔嗣与陈友谅，都是同命。童轩也说高谷与李昂、单昂与王稽，都是同甲子，却截然不同。余中推演《皇极经世》的说法，追溯其渊源在于王天悦，认为某人的年月，必须配合某人的日时，而后才能富贵长寿；如果只得到某人的日时，却变得贫贱。水陆舟车所出产的，东西南北所居住的，没有不相互契合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相同的命格却有不同的运势的原因。庄定山说，如果这样，那么“福善祸淫”的话就不值得相信了。黄黎洲调和说，用天干地支来论命，确实是不行的。但是大贤如张载、真德秀，也喜欢谈论星历之学，用来推演验证世事变化，难道他们的见识达不到这个程度吗？善于谈论天道的人，要征验于人事；善于谈论人事的人，要验证于天命。那些善行与人相同就是合乎天德，知道过错不再犯就是改正错误，听到善言不相信就是孤立神灵，钱财不节俭使用就是损耗宿业。这是以人来契合天道。日月交食，星辰凌犯，阳九百六的灾厄，君子因此恐惧修省。这是以天道来契合人事。天道不能用固定的数理来制约人事的万变，星命先生想要扫除这些万变，而拘泥于出生那一刻，本来就不值得相信。但是如果连那一刻也摒弃，那么天道难道会像空券枉矢那样，如同周赧王、曹髦那样处于上位吗？两者都有过失，所以必须结合天与人来谈论。那么即使是出生那一刻，也是天道的八种权柄。黄黎洲的话，想要沟通两家的观点，却未免模棱两可，是调和者的见解，对于天人之际并没有穷尽。天道自有八种权柄来驾驭人，而不在于天干地支甲子之间。天道赋予人的，是理。但是理不能不凭借气来运行。气凝聚而成形体，而后成为人。理纯粹而气驳杂，气尚虚而形体却实。天道也不能要求它们整齐划一。推究天道的本心，上天难道不希望人都成为圣贤而没有不肖之人吗？但不能做到。其次，难道不希望圣贤常居后王君公之位，来治理一切黎庶中的不肖之人，使天下常治常安吗？也不能做到。再次，难道不希望人都健康强壮而没有短命夭折，都温饱而没有饥寒吗？也不能做到。天道难道有所偏爱而让圣贤、后王君公、健康强壮、温饱存在，又有所轻视而不肖、黎庶、短命夭折、饥寒存在吗？不仅如此，反而似乎有老耄昏瞶的颠倒，让圣贤成为黎庶，短命夭折，饥寒，而不肖成为后王君公，健康强壮，温饱。这都是命，是天道无可奈何的地方。用天道无可奈何的地方，作为它的八种权柄，不是错了吗？回答说，那么八种权柄在哪里？回答说，天道也只能掌握常规，而不能掌握变化。所以天道有时也会穷尽。然而它的变化，终究也没有不合乎常规。那些儒者福善祸淫的说法，有时也有不灵验的时候。但不知道没有不灵验的。颜回早夭，盗跖长寿，颜回似乎不如盗跖；伯夷叔齐饿死，齐景公有千驷马，伯夷叔齐似乎屈从于齐景公；文谢而死，王而显，文谢似乎不如王。这是一时的祸福。千百世的是非昭然若揭，华衮斧钺，施加在棺木之后，这是一定的祸福。那些依据眼前容易过去的迹象，如朝露如冰山，而把这作为天道的八种权柄，是浅薄地谈论天道了。富贵贫贱寿夭的变化，天道有时穷尽于无可奈何，那么区区天干地支甲子，难道反而有常数足以凭借吗？如果寻求足以凭借的，那么只有尽在我者，其他都不予干预。所以孔子在伯牛死的时候，才开始谈论命；在公伯寮进谗言的时候，才开始谈论命。圣人谈论命，一定是穷尽于无可奈何，而后以命听之，不像谈论星历的人那样对未来的吉凶有所期待。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称为命。所以黄黎洲谈论天道固然坚固，他谈论命却支离破碎。

译《六壬大全》四库全书提要

《六壬大全》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题怀庆府推官郭載騋校勘。是明代所刊刻的。六壬与遁甲、太乙，世人称为三式。而六壬的传承尤为古老。有人说它出自黄帝元女，这固然属于无稽之谈。但它的术数，确实不是后世方技家所能凭空造作的。大抵数术根源于五行，而五行始于水。举阴以起阳，所以称“壬”。举成数以概括生数，所以用“六”。它有天地盘与神将加临，虽然逐渐接近奇门遁甲九宫的格式，但由干支而有四课，这也是两仪生四象的道理。由发用而有三传，也是一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乃至六十四课，无不原本于《易经》的爻象，也是易象的支流推演而来的。考查《国语》中伶州鸠对七律的论述，以所称的“夷”来推求上宫大吕，上宫推求下来，都与六壬的意义相合。然而只是以五音十二律来定数，还不能直接指认为六壬的源头。《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及范蠡在鸡鸣、日出、日昳、禺中四课，那么时将加乘与龙蛇刑德的应用，就像如今世间所流传的一样。而《越绝书》记载公孙圣，也有“今日壬午时加南方”的话。这些事虽然不见于经传，似乎出于依托。但赵煜、袁康都是后汉人，可知这种方法在汉代已经著录。它的书见于史籍的，《隋书·经籍志》有二家，《唐书·经籍志》有六家，《宋史·艺文志》有三十家。而焦竑《经籍志》所列，多达八十三家。然而大多散佚不传。现存者如徐道符的《心镜》、蒋日新的《开云观月歌》、凌福之的《毕法赋》，以及《五变中黄经》，术家奉为蓍蔡（占卜的准则）。而流传既久，其说法多有分歧。有的专论课体而失之于拘泥，有的专主类神而失之于粗疏，有的杂取神煞而失之于支离。又都不可以作为法则。这本书总集诸家遗文，首载入手法总钤，以及贵神、月将、德煞加临的喜忌，旁采唐宋以来诸论，如《括囊》、《云霄赋》、《课经》之类，而以《心镜》、《观月》诸篇贯穿其中，采撮颇为详备。按《明史·艺文志》，有袁祥《六壬大全》三十三卷，名目相同，而卷帙不符，未必就是袁祥所辑。但其中博综简括，固然是六壬家的总汇。只是六壬所重视的，莫过于天乙贵神阴阳顺逆，这是吉凶所由出的根源。如同匠人的准绳矱（测量工具）。而先天之德起于子，后天之德起于未。以五千德合神来取贵，承学之士，多未究其源头。我圣祖仁皇帝御定《皇历考原》一书，贯串玑衡，权舆圭臬，以订正曹震圭昼丑夜未的错误，实足以立千古之标准。我皇上御纂《协纪辨方书》，又申畅此旨。谨按《吴越春秋》所载子胥之占，三月甲戌时加鸣而以为青龙在酉，这是甲日丑为阴贵。范蠡石室之占，十二月戊寅时，加日出而亦以为青龙临酉，功曹为螣蛇，这是戊日丑为阳贵。沿溯古义，都与圣谟垂示，先后同符。这本书所取的天乙，尚沿俗例，卷中仅载先天贵人一图而不用，未免失之舛错。又所载十二宫分野，也多拘牵旧说，未能订正。今以原本所有，姑仍其旧录之，而附订其失如右。

《遁甲演义》四库全书提要

《遁甲演义》二卷。明程道生撰。道生字可生，海宁人。言遁甲者皆祖述《洛书》。然而《河图》以图名，当有奇偶之象；《洛书》以书名，当有文字之形。所以班固认为有六十五字，见《汉书·五行志》；刘向认为有三十八字，刘歆认为有二十字，并见《尚书正义·洪范篇》。这都是先汉以来，《洛书》无图的明证。如果像宋以后所传四十五点之状，与《河图》没有区别，那就应当叫洛图，不叫洛书了。考查《大戴礼记》载明堂古制，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的文字，这是九宫之法所由起始。而《易纬·乾凿度》记载太乙行九宫尤为详细，遁甲之法实从此起。方技家不知求其源头，所以妄说。它的法以九宫为本，纬以三奇、六仪、八门、九星，视其加临之吉凶，以为趋避。以日生于乙，月明于丙，丁为南极为星精，所以乙、丙、丁都谓之奇。而甲本诸阳首，戊、己下六仪分丽焉，以配九宫而起符使，所以号曰遁甲。其离坎分宫，正授超神，闰奇接气，与历律相通。开、休、生之取北方三向，与太乙相通。龙、虎、蛇、雀、刑、囚、旺、墓之义，不外于乘承生克，与六壬星命相通。至风云纬候，无不赅备。所以神其说者，以为出自黄帝风后，及九天元女，都是依托，固不待辨。但要在方技之中最有理致。考查《汉志》所列，只有风后六甲、风后孤虚而已，于奇遁尚无明文。至梁简文帝乐府，始有“三门应遁甲”语。《陈书·武帝纪》，遁甲之名，遂见于史。则其学殆盛于南北朝。《隋志》载有伍子胥《遁甲文》、信都芳《遁甲经》、葛秘《三元遁甲图》等十三家，其遗文世不概见。唐李靖有《遁甲万一诀》，胡干有《遁

译甲经。都见于史志记载。到了宋代，传述其学说的人越来越多。仁宗时期曾下令修撰《景佑乐髓新经》，阐述七宗二变，融合古今之乐，参杂六壬遁甲。又命令司天正杨维德撰写《遁甲玉函符应经》，亲自为之作序。因此当时壬遁之学最为兴盛。谈论术数的人至今多引用它。自从好奇的人援引它来谈论兵法，于是有了靖康年间郭京之类的人，以妖妄误国。后人又掺杂道家符箓之法，更加怪诞不可究诘。于是六壬盛行，而遁甲之学几乎废弃。究其根本，遁甲通于六壬，六壬对人事更为切近，遁甲对天文更为优长，实在也没有高下之分。世间所传《五总龟》《烟波钓叟诀》，稍存梗概。而这部书旨意简约文辞概括，对于用奇置闰的要领，颇为详细完备。至于论述本命行年，说想要乘本局中吉星生旺，其说法也是其他书籍所未涉及的。保存它以作为三式之一，大概也是五行家所不废弃的吧。

译《太乙金镜式经》提要

《太乙金镜式经》共四卷。唐代王希明撰。王希明的籍贯不详。开元年间，他凭借方技成为内供奉，在翰林院待诏。此书是他奉皇帝诏令编纂而成，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因此书中多处自称“臣”。然而书中推演太乙积年，有推算到宋代景佑元年的内容，这说明后人已经有所增补，并非全是王希明的原貌。

《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术数分为七家，太乙家位列其一。《史记·天官书》记载，中宫天极星中，其中明亮的一颗就是太乙常居之处。而《封禅书》记载，亳人谬忌奏请祭祀太乙，方名天神中尊贵者称为太一。郑康成认为这是北辰神的名称，又有人认为这是木神。而屈原《九歌》中也称东皇太乙。由此可见，战国时期就有这个名称。《汉书·五行志》中，有《泰壹阴阳》二十三卷，那应该就是太乙家的著作。然而该书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干凿度》中记载了太乙行九宫法，而现今所传的次序，却是特意向右旋转，以乾、巽为一九。王希明说太乙能预知未来，所以圣人将其错开一位，以示先知的含义。郭璞则认为大地东南方有缺口，所以错开九宫来填补它。乐产又说太乙的道理，后世君王得到它就能统领天下，所以错开一位以顺应乾卦。这些说法颇为参差，且都接近于牵强附会。所以黄宗羲甚至斥责其经纬混淆，行度无稽，术数家又将其弄乱了。

考察其主旨，是模仿《易》和历法而作的。它以“一”为太极，由此生出二目，二目生出四辅，就像《易》中的两仪四象一样。又有计神与太乙合在一起成为八将，就像《易》中的八卦一样。它以年、月、日、时为纲，以八将为纬，以三基、五福、十精之类为经，也像历法一样。其方法是用八将来推演掩、迫、囚、击、关、格等情况，占断内外灾福；又推演四神所临的分野，占断水旱、兵灾、丧事、饥荒、瘟疫；又推演三基、五福、大小游、二限、易卦、大运，占断古今治乱。术士传习此术，由来已久。所以《汉书》已经记载了“阳九百六”的说法。《南齐书·高帝纪赞》所引用的太乙九宫占，从汉高祖五年推算到宋祯明元年，几乎跨越数百年，而其术遂大显于世。

到了王希明奉诏编纂整理，参校各种方法，更加详备。看李焘《续通鉴长编》，称夏主元昊通晓蕃汉文字，曾推演太乙金鉴，那么这本书甚至流传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了。然而其所论述的征验，实在多有错误。例如东周遭遇阳九，却不及夏桀、商纣；少昊、帝舜，都以灵神首出；周朝的成王、宣王，唐朝的太宗，那时也号称治安，却说是与秦始皇同样遭遇百六，这种说法实在不通。其凶神吉星所会合之处，都以分野为依据，而割裂牵强配合，尤为渺茫无据。所以宋代刘黻也曾议论其非。《宋史·刘黻传》中，刘黻上疏说：“佞臣说太乙所临的分野就有福，近年从吴地移到蜀地，如果信如其说，那么西南边疆安稳即可。如今五六十州中安全的不过十数个，福在哪里呢？”

术数之学，如星相、壬遁之类所推演的，只及于一身一时，普通人的精神志气不能与造化相通。所以韩非、苏秦、箕子、斗筲、蠡测、种树、龙蛇等，也偶尔被术数所操控而不能逃脱。然而这已经是圣人所很少谈论的了。至于历代的治乱兴亡，所谓能够享有天心的人，实在在于君主的德行作为凝聚承受的根本。所以圣王治理天下，而八方宾服，五谷顺成，时气和顺甘甜，万物没有灾病。其太和之气洋溢，自有收敛疆土、赐福的原因。这难道是演纪寻元所能推测的吗？

这本书所列的内容，乃是秦汉间纬书的遗存，是禨祥小数的曲说，不符合正道，理应被圣人所排斥。只是因为它作为三式之一，所传尚古，其书也出自唐人，所以附著于录，而详细加以辨正，以消除千古的疑惑。

《星历考原》提要

《御定星历考原》共六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起初，康熙二十二年，皇帝命廷臣会议，修辑《选择通书》，与《万年书》一体颁行。而这两本书未能统一，其余沿袭旧说，也多未能改正。这一年，皇帝简命诸臣中精通数学音学的人，在内廷蒙养斋纂辑算法、乐律等书，于是一并取用曹振圭的《历事明原》，诏令大学士李光地等人重新考定，以成此编。

全书分为六目：一曰象数考原，二曰年神方位，三曰月事吉神，四曰月事凶神，五曰日时总类，六曰用事宜忌。每一目为一卷。

考古者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其日以卜筮决定，不以选择决定。赵岐《孟子注》说天时为孤虚王相，那么战国时期已经逐渐讲究这些。然而神煞之说，则不知起源于何时。《易纬·干凿度》中有太乙行九宫法，太乙是天之贵神。《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类，也称顺时而发，推演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借鬼神而为助。又阴阳家类，称出于羲和之官，拘泥的人为之，则受禁忌牵制，拘泥于小数，舍弃人事而任鬼神。那么神煞之说自汉代已经盛行了。

鬼神本乎阴阳二气，二气化为五行，以相生相克为用。得其相生之气，则其神吉；得其相克之气，则其神凶。这也是自然之理。至于其神各命以名，

译虽然看似没有根据。然而事物本来没有名称，所有的名称都是人附加上去的。就像周天星宿，各自有它们的名称，也是人附加的，并非它们本来就有。那么所说的某某神某某神，不过是借用来记录它们的名称和位阶，区别它们的性情罢了，不必因为拘泥于字句而损害了对大意的理解。历代从事方技的人，所传承的说法不一，辗转附会增益，说法越来越繁杂。大致上，不违背阴阳五行道理的才接近正确。这本书简略淘汰了各家的说法，删减出纲要，符合顺应天道、适宜民用的原则。大圣人对百姓，事事都希望他们趋利避害，没有细微之处不照顾到的。

译《协纪辨方书》四库全书提要

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乾隆四年奉敕撰修。过了三年完成。进呈皇帝钦定。全书包括本原二卷、义例六卷、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利用二卷、附录辨各一卷。书中列举术数家附会、不合常理、繁杂琐碎且多有妨碍的说法，一律用四时五行生、衰、旺的道理来订正。钦天监旧有《撰择通书》，体例杂乱，动辄矛盾。我圣祖仁皇帝曾编纂《星历考原》一书，以纠正其失误，但对于《通书》旧本，尚未改定。本书一一驳斥纠正，以消除疑惑。例如《通书》所载子月、巳月天德的错误，五月、十二月月恩的错误，甲日丑时为喜神的错误，正月庚日、七月甲日为复日的错误，九空、大败等日的错误，都分条缕析，指出其谬误。甚至荒诞无稽的，如男女合婚、嫁娶大小利月，以及诸妄托许真君《玉匣记》的，都予以删削。在趋吉避凶之中，存有崇尚正理、辟除邪说的意义，以此来破除拘忌，确实足以利于民用。至于御制序文，特别标举“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两个义理，并以人的祸福取决于敬与不敬之间，因循习俗而加以启发引导，尤其可见圣人开导民众、觉悟世人，开示修吉悖凶的道理，至为深切。

《书汉志》

纪大奎

《汉书·律历志》中的三统闰法，关于阴阳灾岁的说法，初入元时是百六阳九，其次是三百七十四阴九，其次是四百八十阳九，其次是七百二十阴七，其次是七百二十阳七，其次是六百阴五，其次是六百阳五，其次是四百八十阴三，其次是四百八十阳三，总共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结。其中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因此以九、七、五、三作为灾岁相连的数字。这既与闰法相矛盾，而且其经岁的盈缩，也完全没有可考证的道理。现在暂且用汉代历法来推算，十七岁七闰为一章，章八十一为一统，三统为一元，得到四千六百一十七岁。又三章五十七岁为一“周至”，即冬至岁周。八十一周至为一元，得到的数字都相同。经岁四千五百六十，是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为法，凡八十岁而冬至甲子一周，得到四百八十七个甲子，为一经岁一元，得到五十七个经岁，而余下的零数五十七为灾岁。在周至九九八十一之中，分布其厄数之一，这是灾岁的总数。然而一岁三百六十五日之余，实际上不足四分之一日。凡八十岁冬至甲子周的法度，以实际周期计算，不足一千四百四十分日之九百，必须取足于八十一岁冬至后的九日分，甲子周才足。因其经数不足而为灾，所以历八十经岁而输出一奇零的灾岁。在岁法中为八十一，适合九九之数，所以称为阳九。所谓百六，疑为阴阳水旱相间的数字。凡两个经岁，一百六十年，而灾岁二，循环相间，都以这个数会合，所以说阳九之、百六之会。圣王之所以兢兢业业，考历正闰，审察阴阳的会合，恐惧修省，以消弭灾变，这是治人事天的道理。一元的岁数，八十一者五十七，所以灾数五十七。因其合阳数三、五、七、九各二，而又盈余三三之九，这是数奇，又是归奇。闰岁所值的，也是数奇。三统闰法，一千五百三十九岁，置闰五百六十七，合八十一者凡七，得闰一十九。在统法八十一章的数中，符合其一，无往而非九九之数。所以阳九，是阳穷于九，并非阳九之外，又有七、五、三的。以六十为六，是句法省文，如同《参同契》中的二百六。《汉志》必以百六为一百零六年，于是有三百七十四、四百八十七、七百二十等说法。因阳九而误及于八、七、六，又误及于七、五、三，以其相乘相连者为盈缩，适宜其不足据信。有人说，九、七、五、三、一，是阴阳所值，经岁相间的数字。阳九之，初入元一百六十，阳一阴一，其次是七百二十阳九，其次是七百二十阴九，其次是七百二十阳九，其次是五百六十阴七，其次是五百六十阳七，其次是四百阴五，其次是四百阳五，其次是二百四十阴三，终八十阳一。终一而始一，所以有人认为百六，是前元的余气。

《分野考》

张瓒昭

古时候建国，对于天地神祇的祭祀，各有所主。地主管山川，天主管星辰。星辰与山川并祀，由来已久。五帝以来，以某人居某国则祀某星。自从夏商以后，有时就以其人配食而称为某星之神。国家虽然改姓，祭祀不改变星宿，往往相互关联，数千年未改。涂山万国没有不是这样的。那么不仅十二国有星，不仅二十八宿可分。自从重黎断绝地天相通，而天人相远。自从周朝衰微礼制废弛，诸侯兼并，国家仅存数十，而分星所属的意义，于是

译不可见。考查《春秋》中可命名的分星，除了晋、宋两国之外，其余不过是根据太阳与岁星所在的星次来论述。议论的人于是怀疑这些全都是二十八宿的正星。自从司马迁、班固将星宿分属州郡，却不说明其中的缘由，晋代志书加以引申，首创某星进入某郡几度的说法。于是读者中，有人以方位不合为疑，有人以广狭不均为疑，有人以天有岁差而分野就应当移易为疑，纷纷争辩，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因为没有追溯《左传》的缘故。

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士弱回答晋侯说：古代的火正，有的食于心宿，有的食于咮宿，以此来掌管火的出内。因此咮宿为鹑火，心宿为大火。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在商丘，祭祀大火，从而用火来纪时。相土沿袭了这个传统，所以商朝主祭大火。昭公元年，晋侯患病，占卜结果是实沈、台骀作祟。子产说：从前高辛氏有两个儿子，大的叫阏伯，小的叫实沈，两人不能相容。后帝不认可，将阏伯迁到商丘，主持辰星，商人沿袭了这个传统，所以辰星是商星。将实沈迁到大夏，主持参星，唐人沿袭了这个传统，从而服侍夏、商。武王邑姜正怀孕太叔时，梦见上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的儿子叫虞，将把唐地给他，归属于参星，从而繁衍他的子孙。等到武王灭掉唐国，而封太叔，所以参星是晋星。由此看来，实沈就是参神。从前金天氏有个后裔叫昧，担任元冥的官职，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胜任他的官职，疏通汾水、洮水，筑堤阻挡大泽，从而在太原定居。帝因此嘉奖他，封他在汾川。沈、姒、蓐、黄四族，实际守护着他的祭祀。现在晋国主宰汾水而灭掉了他们。由此看来，台骀就是汾神。况且这两者，不涉及君主自身。如果涉及君主自身，那也是出入、饮食、哀乐之类的事情，山川星辰的神灵，又做什么呢？这是星辰与山川一同祭祀的确凿证据。

观察火正食心、食咮，可知祭祀星辰有配享；观察实沈为参神，可知配享就是最初主持该星的人；观察商丘主辰、大夏主参，可知一国各主一星；至于说到古在陶唐以前，说到因在夏、殷以后，可知祭祀不随姓氏改变而改变。然而台骀的祭祀虽然废止，但晋国承袭了参星的祭祀，却不知参神是实沈，大概就像后世奉祀梓潼神，却不考察他是星神一样。至于各国的分星，也有很多可以考证的。襄公二十八年，裨灶说：岁星抛弃了它的星次，而旅于明年的星次，从而危害鸟帑。周、楚厌恶它。这就是东周和楚的分野，同属鸟帑。帑即尾宿，鸟帑即鹑尾，在星宿上为翼、轸，那么楚国属轸，东周当属翼。但谈论分野的人，将翼、轸一概归属于楚，而将东周归属于鹑火。不考虑鹑火的星次，叫柳、叫张，张属西周。《国语》中伶州鸠叙述伐殷，岁星在鹑火，是有周的分野，所谓从鹑到驷七列星的就是这个。而柳则称为咮，食心为阏伯，食咮应当是祝融。祝融封于桧，而郑国兼并了它，所以梓慎说郑是祝融的虚地，都是火房。但谈论分野的人，却将郑归属于寿星，难道是因为梓慎说龙、宋、郑之星，认为是龙见毕务的龙，所以归属于寿星吗？然而梓慎的话说：岁星在星纪，而淫于元枵，从而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等等。寿星与元枵没有相乘的道理，怎么从杜氏说龙是岁星、木德呢？在传文中比较合乎情理。至于陈、卫之星，则昭公十七年，梓慎说：宋是大辰的虚地，陈是太皞的虚地，郑是祝融的虚地，都是火房。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是颛顼的虚地，所以为帝邱，其星大水等等。考查颛顼以水德王，其星为水，那么太皞以木德王，其星为木可知。《国语》说：本见而草本节解，解说的人认为本即氐星，只有木有本，氐以本命名，这就是木星。陈太皞的虚地，其星应当是氐了。庄公二十九年传注，水为营室，似乎营室是卫星。然而昭公七年日有食之，士文伯说：鲁、卫厌恶它，离开卫地如同鲁地一样。这明明辟是卫星，奎是鲁星。这个月太阳在降娄，其食在朔，那么刚到降娄之初，降娄之初属奎，所以奎是鲁星明显了。与奎相连的是辟，所以知道辟是卫星。

译至于从室宿到达奎宿，中间隔着一个壁宿。为什么卫国的分野像鲁国那样，直达而无间隔呢？况且日食的时间很短，尚不及四分度之一，哪有从室宿到达奎宿，沿着星次延伸十余度的道理呢？况且考察周代划分鸟帑，楚国与之相同；齐国划分元枵，薛国与之相同。而卫国划分訾娵，却没有与之相同的国家。或许卫国的情况就像邶、墉之类，既然兼并了它们的土地，也就一并得到了它们的星次。况且卫国最初建都于河北殷墟，那是颛顼的虚次，乃是成公所迁移的。在未迁移以前，难道一定没有星次吗？那么暂且以壁宿为主，兼及室宿，统属于訾娵，这是可以的。至于与齐国统属于元枵，这是不可以的。昭公十年春天，有星出现在婺女，郑裨说：“今年岁星在颛顼的虚次，姜氏、任氏，实际守护着那片土地，居于维首而有妖星出现，这是告知邑姜。”这虚次是齐国的星次，那么危宿就是薛国的星次，又非常明显。齐国和薛国分星同属一个星次，而谈论分野，竟然没有提及任氏的，可以由此论定吗？任氏长久衰微，而其分星仍可记载，更可见先王时代一国各主一星，为何唯独到了吴国却没有，而强行与越国相同呢？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说：“越国得岁星而吴国讨伐它，必定承受凶险。如果它们同属一星，那么吉凶就共同承担了。为什么越国得岁星而吴国承受凶险呢？”况且旧说认为这一年岁星在星纪。昭公八年，史赵说：“陈国是颛顼的后族，岁星在鹑火，因此最终灭亡。陈国将如何呢？现在岁星在析木之津，还将再次循环。”这是岁星所在，明明可以考察。从八年至三十二年，岁星恰好运行两周。又灭陈在冬天，伐越在夏天，冬夏相隔，需要四五月。按照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的速度，所未到达的，实际有十余度。即使有岁差，这也足以抵当。如果说舍弃星次而旅次，在襄公二十八年偶然有这种情况，乃是异常的变故，传文中没有明文，不可借口。那么越国的分野在析木，本来就有确切的明证。只有吴国没有明证。考察昭公三十一年，史墨说：“吴国进入郢都，进入郢都必定在庚辰日，日月在辰尾。庚午日，日始有谪异，火胜金，所以未能攻克。其后举战，在庚午日，进入郢都，在庚辰日。”他所说的火，既然属于楚国，所说的金，难道不是吴国吗？楚国以祝融为南方之国，属于鹑尾，其为火属非常明显。而吴国则与金无关。假如不是分星在西，为什么会有金的称呼呢？况且他以日推物，总在庚、辛二者，正与北魏崔浩本内史过以物献神之说，就日属庚辛，断定荧惑入秦相类似。这是明明以西宫属于吴国了。以实沈属于晋、降娄属于鲁的例子推之，吴国的分野当属大梁。大梁的星次，蔡国也参与其中。昭公十一年，苌弘说：“岁星在大梁，蔡国复国，楚国凶险，这是天道。”陈国是颛顼的后族，属于水属。岁星在大梁，助金生水，所以得以复封。如果蔡国是文王的昭穆，无所作为水属，假如不是分野在大梁，为什么岁星在大梁而得以复国呢？由此说来，蔡国与吴国同分大梁，昭昭然明显。大梁是昴、毕二宿，而谈论星象国势，则应当蔡国属昴而吴国属毕了。这些都是《左传》明文可以推论的。此外只有《史记·天官书》有记载，说：“秦国强大时，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强大时，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强大时，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强大时，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根据秦占狼弧一语，则说分星不都在二十八宿内。而《离骚》说“举长矢兮射天狼”，解说者认为狼指秦，说狼是秦星非常确切。但又说“操余弧兮反沦降”，不把弧属之于秦。宋文宪《世家序》及郑夹漈《氏族谱》，则说张氏出自轩辕子青阳氏第五子挥，造弓矢有功，赐姓命氏，主祀弧星。那么张仲或许与仲山甫同有爵土，以甸服为王卿士，必定曾是秦国的与国，而秦国灭掉了它。那么秦国得封，尚未兼祀狼弧，怎能兼分井鬼？那些后人以天狼为井宿所属之星，于是并将井宿属之于秦，不知道各国分星未必都是其宿的正星，而凡宿的正星也未必都尊贵，不过因为七政所经称述较著罢了。此外十二次中没有所属的只有一次，而诸大国中没有所主的只有一个燕国。旧以星纪属越，而没有所属的只有析木，因此以析木属燕。现在既然根据《左传》以析木属越，那么燕国果真如《天官书》与齐国同占虚危吗？又不是这样。考察星以方位名见于经传的，南箕北斗，东井西辟，都是分野。只有井属东无考。如果辟以北宿属东，则是卫国的星。箕以东宿属南，则是越国的星。《诗·大东》所赋，本指列国的分星，只是隐晦其词，怨而不怒。“维南有箕”，固然是越属析木的确证。而“维北有斗”，则又是斗为燕星的明文。维即居其维首的维，而言维北即《国语》之言北维也。旧注强以箕见南方，斗在箕北为解，岂知箕在斗西，斗在箕东，无与南北乎？

《竹书纪年注》说：“尧母庆都，生于斗维之野。现在那地方属于保定，县名望都，就是它的由来。它的西边有山叫尧母门，离伊耆山不远，相传是尧母生”

译这。这是古时的冀州，周代的燕地，却以斗维之野来称呼，难道不是斗星作为燕地星宿的征兆吗？如果这样，那么在成周时期，越国确实主管箕宿，燕国确实主管斗宿。只是南北地域不同，而星纪的光辉相连。后世的人不明白，错误地以一次作为分野，那么斗宿进入析木的，已经有十一度了。这界限不清，正恐怕拘泥于星纪为越国分野的人，混淆了箕宿内的祥瑞；指认析木为燕国分野的人，混淆了斗宿间的气象。比如晋朝太和庚午年秋八月，秦国攻克壶关，申允认为福德在燕国，指着岁星在析木；到太元壬午年冬十月，仅仅十二年罢了，而秦国商议南伐，石越又认为福德在吴国，说岁星在星纪，同样难以据理推断。南北朝时荧惑星进入南斗，梁高祖光着脚走下殿来应验它，确实认为斗宿属于吴越，应该应在南方。最终出走的人在魏国而不在梁国，这是因为北方有斗宿，斗宿是燕星的缘故。斗宿为燕星的论断确定，那么箕宿为越星就不待言了。于是史家附会，认为吴国未灭时，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吴国灭亡，紫气更加明亮，等到雷焕掘狱得到宝剑，紫气不再出现，这是说斗牛二星夜夜悬挂在丰城上一步也不移动。分野之星，与土地相联系，果真如此吗？祭祀星宿不明，异议纷纷兴起，占卜的事情，多半属于荒唐。有的术士用其他方法得到占卜结果而托名于天文，或者凭空托言。比如叔兴回答宋襄公关于陨石和鹢鸟飞过的询问，说齐国将乱鲁国将丧；庄子想要解脱朱公中男的囚禁，就说某星危害楚国，尤其明显。李风最号称专家，而他修撰《晋书·天文志》，错误地将卫国归属于并州，魏国归属于益州，并且引用《春秋元命苞》某星散为某州、某星流为某州的说法来解释，对于分野的意义完全不了解，而他生平占卜验证，无不灵验，没有其他方法怎么能这样呢？这读书稽考古事，不想被古人愚弄，在于深思而知其意。自从秦朝兴起郡县制，既然不裂土分封，于是也不分星祭祀，这与主辰主参的制度不同，而管理当地的人大抵三年一换，又与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的说法不同。人事既然与天事遥远不相属，而说天还能降鉴于人，注意于其地，而必定示以妖祥吗？纵然天心仁爱，仍旧示以妖祥，而占卜验证的方法失去旧规，比如国家灭亡而星宿不传，或者国家传承而星宿不著，或者失考错乱，这还足以凭信吗？后世只有王者举行祭祀星宿的礼仪，所以其象往往为王者所应，而不必与刺史守令相涉，也不得以分野相拘。所以国家被强大所并，或者仅存而臣附于大国的，就应当以大国的星宿为占卜了。看战国翦灭殆尽，虽然只用十二次占卜验证，而已可尽该。此后郡县开辟而封建日益减少，虽然勋戚之封，割据之雄，大的跨州，小的连郡，史乘所传，多不过十余国，都可该以十二次，而其占卜，往往有验，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又考古所传，地以星名者，如唐虞有三危，商有微、箕、氐、羌、鬼方、鬼侯，周则国有翼、轸、房、毕、邾、娄，邑有斗城、鬼阎、柳棼，及秦有长沙郡之类，安知其不以星名也？后人言出没不相见之星，不曰参辰，而曰参商，则又乌知星不以地名也？又洪荒之世，地与星俱无名，其得名，乌知孰先后？若三家分晋，不知有天者也，岂知有分星？三家之有分星，史家之诬也，弗论。

译旧传分野图及考实分野图的图表数据，缺失。

占验日知录

顾炎武

关于天文五行的学问，推演得越粗略反而越容易应验，推演得越精密反而越容易不应验。春秋时期谈论天象的人，不过是依据分野之星，结合五行，验证日食、彗星等天象罢了。在五大行星中，只谈论岁星，其余四颗星，占卜时并不涉及，这是多么简略啊。邵雍说，五星的说法从甘公、石公开始，但他们所详细论述的，往往在于君主、卿大夫的言语、动作、威仪之间，以及人事的治乱、恭敬与懈怠。所以他们的说法容易理解，而验证起来也不会有差错。扬雄《法言》说：“史官用天象来占卜人事，圣人用人道来占卜天象。”

《易传》中讲到先天与后天，考察史书记载，人事在下方变动，天象在上方随之变化，有在顷刻之间就能验证而不允许迟缓的情况。宋武帝想要接受晋朝的禅让，于是召集朝臣宴饮。傍晚时分，众人散去，中书令傅亮敲门进入拜见，请求返回都城，谋划禅代之事。等到他出来时，已经是夜里了，看见长星横贯天空，拍着大腿感叹说：“我向来不信天文，今天才验证了。”隋文帝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那晚狂风大作，大雪纷飞，地震山崩，民房大多倒塌，被压死的一百多人。唐玄宗还是临淄王时，将要诛杀韦氏，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进入苑中。到了二更时分，天星散落如同雪花。刘幽求说：“天道如此，时机不可错过。”唐文宗因为右军中尉王守澄的话，召郑注在浴堂门对话。那晚彗星出现在东方，长三尺。那么，荆轲为燕太子丹谋划刺杀秦王，而白虹贯穿太阳；卫先生为秦昭王谋划长平之战，而太白星侵入昴宿，这本来就是情理之中。孟子说“气专一就会动摇心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刘向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次。现在连续三年频繁发生日食，自建始年以来，二十年间发生了八次日食，平均每二年六个月就发生一次，古今少有。灾异有大小、稀少与频繁之分，占卜有舒缓、急促、紧急与迟缓之别。我所看到的崇祯年间，十七年发生了八次日食，与汉成帝时期大致相同，但频率和紧急程度超过了汉成帝时期。那么，说日食是固定的数目，与人事无关，岂不是沉溺于历法家的方术，而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邪臣的言论中吗？《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发生日食。鲁昭公问梓慎说：“这是什么现象？会带来什么祸福？”梓慎回答说：“二至二分的时候，发生日食，不算灾祸，这是日月运行的规律。二分时节，日月同道；二至时节，日月相过。其他月份发生日食，就是灾祸，不是正常的。”日月在天上，没有不是固定规律的。然而天象在上面显现，人事在下面相应。

说这种话的人，大概是后世那些用“天变不足畏”的说法来迎合君主的人。《汉书·五行志》也知道这种说法不对，但在其中模棱两可，认为日食轻微不算大灾，只是水旱灾害罢了。那么日食严重了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日食的罪责，无论是否在二分二至时节，都不可推卸。

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人都懂天文。“七月流火”，是农夫的话；“三星在天”，是妇人的话；“月离于毕”，是戍卒的歌；“龙尾伏晨”，是儿童的谣谚。后世的文人学士，有人问起却茫然不知。樊深在《河间府志》中说：“我起初读律书，看到私自研习天文者有禁令。后来读制书，看到仁庙对杨士奇等人说：‘这条律令是针对民间设立的，你们怎么会有禁令？’于是将《天元玉历祥异赋》赐给我。从律书的话来看，才知道圣人担忧得很深；从制书的话来看，才知道圣人的见识很宏大。”

论占天思辨录

陆世仪

西方学问绝不谈论占卜验证。他们的说法认为，日月的食、五大行星的运行，都有固定的规律和度数，怎么能据此判断吉凶呢？这很接近道理。但是，七政的运行，虽然有固定的规律和度数，然而当它们按时发生交食、凌犯时，也属于气运。国家和百姓都在气运之中，本来就不能没有关联。这就像星命家谈论五星的恩仇，五星的运行与人无关，然而遇到的人也不无小小的征验，何况是国家命运这样的大事呢。有人认为西方学问有所谨慎而不谈论，那就对了。

占卜天象的书，国家历来有明确的禁令。之所以禁止，正是因为术数家多轻率妄言，容易迷惑人心、制造动乱。至于天道的运行，日月五星的晦蚀，盈缩、星野、氛祲的变化显现，则《性理纲目》记载了，二十一史全部记载了。国家又何曾禁止呢？而博学之士，难道可以束书不读吗？

历法推算难而容易，占卜验证容易而难。历法推算所争论的，常在分秒的细微之处，不是道理明白、心思细腻的人，不能窥探其门径。然而有固定的法则，可以依据而知晓。占卜验证则占书都在，然而以二十一史来看，有时同样的灾变，而事应各异；有时灾变很大，却完全没有事应。不是心通造化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

占法之多日知录

顾炎武

用日期来占卜事情的，《史记·天官书》说：甲乙日，四海之外的日月不占卜；丙丁日，江淮海岱地区；戊己日，中州河济地区；庚辛日，华山以西；壬癸日，恒山以北。用时辰来占卜事情的，《越绝书》说：公孙圣说今天壬午时加南方；《史记·贾谊传》说：庚子日斜时，服鸟聚集在我的屋舍。又有以月亮运行所在来占卜的，《史记·龟策传》说：今天壬子，月亮宿在牵牛；《汉书》翼奉说：白鹤馆以月亮宿在亢宿为灾；《后汉书》苏竟

译说。白虹出现时，月亮进入毕宿，就是这种情况。《周礼》中关于占梦的记载，掌管着岁时节令，观察天地交汇的规律，辨别阴阳之气的变化，依据日月星辰来占卜六类梦境的吉凶，那么古人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汉代以后，这方面的说法就越来越多，占卜的推论越发穿凿附会，再加上日时、风角、云气等迟速变动不一的事物，所以有一件事符合这种说法的，或许就违背了那种说法。这难道不是所谓“大道因歧路太多而丢失了羊”吗？所以士文伯回答晋侯说，六物不同，民心不一，而太史公也说，皋、唐、甘、石等人的著作流传下来，杂乱琐碎如米盐一般，在于人们自己在象数占卜之外有所领悟罢了。

译干宝解释《易经》说：“六爻相互交错，只因为当时的时势和事物。”他说：“一卦有六爻，都混杂着八卦的气。比如初九是震卦的爻，九二是坎卦的爻。或者看到辰、戌就说属艮，看到巳、亥就说属兑。或者把甲、壬称为乾，把乙、癸称为坤。或者把午位称为离，把子位称为坎。或者把得位视为恶物，把王相视为兴盛休咎，把废退视为衰败解散。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又说：‘爻中的意义，是事物的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各种形态、万事万物，都从爻中显现出来，所以总称为‘物’。”像这样解说《易经》，小术数详尽而大道隐没。用这种方法占卜，也一定不灵验。天文也是这样。

褚先生补写《史记·日者列传》记载：孝武帝时，召集占卜家询问：“某日可以娶妻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争论不休，无法决断，将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家为主。”

《日知录》卷七十 兵政一 兵制上

顾炎武

淮南王刘安根据门客的话，说彗星长满天空，天下将大动干戈，于是谋划叛乱，结果自杀身亡，封国被废除。眭孟说：“大石自己立起，枯柳重新发芽，应当有出身平民的人成为天子。”结果因妖言被杀。赵广汉问太史中懂星象的人，那人说今年应当有被杀的大臣，赵广汉就上书弹劾丞相的罪行，结果自己获罪腰斩。甘忠可推算汉朝有再次受命的运势，结果因欺君惑众，下狱病死。他的弟子夏贺良等人，因采用他的学说被杀。齐康侯知道东郡将有兵祸，私下告诉门人，被王莽所杀。卜者王况因预言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为李焉作谶书十余万字，王莽把他们全杀了。国师公刘秀的女儿刘愔说：“宫中将有白衣之会（丧事）。”于是自杀。西门君惠告诉王涉，国师公的姓名应当成为天子，于是谋划用所部兵马推翻王莽，事情败露被杀。王郎精通星历，曾说河北有天子气，结果因僭越称帝被杀。襄楷说：“天文显示黄门常侍不利，应当族灭。”结果反而陷入王芬的自杀事件中。刘焉听说董扶说益州有天子气，请求担任益州牧，结果因天火烧城，忧惧病死。他的儿子刘璋投降给刘备。孔熙先推算宋文帝必定不得善终，祸患来自骨肉至亲，江州将出天子，结果最终与范晔等人谋反，被处死并株连彭城王。郭言预言代替吕氏的是王氏，又说凉州分野有大兵，所以起事前先推举王详，后推举王乞基，结果最终代替吕隆的是王尚。他又预言灭亡秦国的是晋国，于是向南逃跑，被秦人追赶杀死。刘灵助占卜尔朱氏应当灭亡，又说：“三月底我必定进入定州。”于是起兵，结果在三月底被擒，在定州被斩首。苗昌裔说：“太祖之后应当再得天下。”赵子崧熟闻此说，靖康末年起兵，檄文颇为不敬，最终被贬而死。明成祖永乐末年，钦天监官员王射成说天象将有改朝换代的变故，孟贤等人相信他，谋划拥立赵王高燧，都被处死。这几个人占卜，不能说没有应验，却恰好因此祸及自身。所以占卜预知未来的方术，只有正直的人可以学习。

《汉书》说孔子关于性和天道的言论，听不到。而董仲舒被下狱，夏侯始昌被囚禁，眭孟被杀，李寻被流放，这是学者的大戒。《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又说：“星象之事凶险强悍，不是深沉细密的人不能从事。”《艺文志》记载蜀汉杜琼，精通术数，起初不看天文，无所论说。谯周常问他的意思，杜琼说：“想要明白此术很难，必须亲身观察识别其形色，不能相信别人。日夜辛苦，然后才能知道。又担心泄露，不如不知道。所以不再观察。”后魏高允，精通天文，游雅多次拿灾异问他，高允说：“阴阳灾异，知道很难，既然知道了，又担心泄露，不如不知道。天下妙理极多，何必急于问这个。”游雅于是停止。北齐权会，通晓风角玄象，学徒有请问的，始终不说。常说：“此学可知不可言。各位都是贵族子弟，不靠这个进身，何必烦劳询问。”只有一个儿子，也不传授此术。

《史记·赵世家》记载，扁鹊说赵简子醒来后叙述上帝的言语，公孙支书写下来收藏，秦国的谶书从此出现。《秦本纪》记载，燕人卢生出海回来，借鬼神之事奏上录图书说：“灭亡秦国的是胡人。”那么谶记的兴起，确实始于秦人，而在西汉末年兴盛。然而秦始皇防备匈奴，而灭亡秦国的是小儿子胡亥。汉武帝杀中都官诏狱囚犯，而即帝位的是皇曾孙刘病已（汉宣帝）。苻生杀鱼遵，而代替苻生的是东海王苻坚。宋废帝想南巡湘中，而代替子业的是湘东王刘彧。齐神武帝厌恶见僧人，而灭亡高氏的是宇文氏。周武帝杀纥豆陵，而篡夺周朝的是杨坚。见《隋书·王劭传》隋炀帝族灭李浑，而禅让隋朝的是李渊。唐太宗诛杀李君羡，而变革唐朝的是武则天。周世宗取代张永德，而继承周朝的是宋太祖赵匡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