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户政六赋役三

译卷三十一 户政六 赋役三

垦田均田

《日知录》

顾炎武

后魏虽然兴起于北方荒漠，占据中原，但其垦田、均田的制度，有足以作为后世法度的地方。景穆太子监国时，下令说：“《周书》说，任用农夫从事耕种，进贡九种谷物；任用园圃之人从事种植，进贡草木；任用工匠利用剩余材料，进贡器物；任用商人从事市场交易，进贡货物；任用牧人从事畜牧，进贡鸟兽；任用嫔妃从事女红，进贡布帛；任用衡官管理山林，进贡木材；任用虞官管理沼泽，进贡物产。”于是命令有关部门督促京畿地区的百姓，让没有牛的人借别人的牛来耕种，并通过除草来偿还。凡是耕种二十二亩地，就除草七亩，大体以此作为比率。让百姓各自在田头标明姓名，以了解他们的勤勉或懒惰。禁止饮酒和游戏。于是垦田大大增加。高祖太和九年下诏说：“我继承皇位十五年了，每次阅览先王的典籍，治理百姓，积蓄已经充足，百姓才能永远安定。然而到了末世，这种正道衰败。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连一间房屋的希望都断绝了。导致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百姓没有多余的财物。有的人为了争夺田界而丧命，有的人因为饥荒而抛弃产业。这样却想要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么可能呢？现在派遣使者巡视州郡，与地方长官共同平均分配天下的田地，劝勉督促农桑，振兴富民的根本。其制度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百姓到了应受田的年龄就受田，年老免除赋役或死亡时就归还田地。各种桑田不在归还和受田的限制之内。男子每人给田二十亩，按规定种植桑树五十棵、枣树五株、榆树三根。不是种桑的土地，每人给一亩，依法种植榆树和枣树。限期三年内种完，没种完的，剥夺其未种完的土地。于是有了口分田和世业田的制度。唐朝时还沿袭它。唉，君主想要留心民事，创立百世的法规，这也不过是运于掌上罢了。宋朝林勋写了《本政》一书，陈同甫认为必须有英雄特起的君主，在变革之后才能采用，这难道不是懂得言论的人吗？

明朝初年，承继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大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年间下诏，有能开垦的，就成为自己的产业，永远不起征赋税。这时方孝孺有利用这些荒地恢复古代井田制的建议。到了正统年间，流民聚居，下诏令他们占籍落户。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等人上奏说：山东、河南、北直隶以及顺天府没有定额的田地，甲刚开荒耕种，乙就告发他不纳税粮。如果不征收赋税，争讼的途径，终究难以杜绝。今后凡是告发争讼的，应当依照本部所奏，减轻征收赋税的条例，每亩征收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征收草二束。这不仅永远断绝了争讼的根源，而且稍微帮助了仓库的积蓄。皇帝听从了。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人弹劾张凤等人不遵守祖制，不体恤民怨。皇帝不听。然而自古以来没有永远不起征赋税的土地。建国之初只是为了招徕垦民，立法的过失，反而开启了日后的争端，彼此告发揭发，投献给王府、勋戚以及西天佛子，见到实情，难怪经界不正，赋役不均了。

州县税赋

《日知录》

顾炎武

王士性《广志绎》说：天下的赋税，有土地肥瘠相差不远，而征收的赋税却悬殊极大的情况。这应当是建国之初草率未定统一的制度，而后世沿袭，不敢议论罢了。比如真定管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管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区域，就其面积而言，真定应当是苏州的五倍，而苏州的粮食是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只有一十万六千石。这还是南北不同。如果同是北方，河间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贫寡，一州七县，相差几乎像草茎和厅堂柱子一样悬殊，而河间的粮食只有六万一千石，登州却是二十三万六千石。这还是直隶和山东不同。如果在同一省，汉中二州十四县的殷实富庶，比起临洮二州三县的冲要疲弱，容易知道，而汉中的粮食只有三万石，临洮却是四万四千石。这还是各道不同。如果在同一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它们管辖二州八县是相同的，而顺庆的粮食是七万五千石，保宁只有二万石。这还是两郡不同。如果在同一县，那么同是西南的充州，而靠近城郭十里内，田地用步来计量，赋税按田地征收；二十里外，田地就用弓量而不用步计量了；五十里外，田地就用约计而不用弓量了。官府的赋税没有定数，私下的价格也没有定估，为何如此悬殊呢？只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百姓都安于现状，认为理所当然，自己不觉察罢了。君主制定城邑，安置百姓，根据土地制定赋税，哪有大小轻重不同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呢？而且以所辖州县来说，真定三十二个，西安三十六个，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只有三个县，汉阳、兴化只有两个县。那些直隶的州，如徐州、泽州的四个县，郴州的五个县，嘉定的六个县，潼川的七个县，俨然是一个府了。而那些少的，甚至没有县可以管辖。况且明朝初年的制度，多沿袭元朝旧制。平阳一路，共领九个州，几乎占据山西的一半。到了洪武二年，才把泽、潞、辽、沁四州，直接隶属于山西行省。而现在还有五个州。像蒲州，自古以来单独作为一个郡，屡次有人建议，都被户部所阻挠。归德一州，向来属于开封，到了嘉靖二十四年，才分为府。天

译天下刚刚平定，每日事务繁忙，来不及一一处理。沿袭元朝的错误制度，竟然持续了两三百年。崔铣曾说：“现在的郡，大的方圆千里，下属县邑几十座，作为长官的人，连名字和数目都记不全，哪里还指望他能治理好呢？应当规定大郡方圆不超过四百里，县邑方圆不超过百里。”那么，后来的帝王，审视地理形势来制定统辖范围，估量地域广狭来划定郡县边界，从而根据土地面积来征收赋税，这才是平定天下的首要任务，不能因为开始筹划时的艰难，就废弃万世的利益啊。

译《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八年，平阳府上言，其所属的蒲、解二州，距离府治遥远，请求将这两州直接隶属于山西行省更为便利。朝廷没有批准。到了天启四年，巡按山西御史李日宣请求将这两州及十个县，分别划归河中府管辖，以运城为治所；让转运使兼任知府事务，运同兼任清军事务，运副兼任管粮事务，运判兼任理刑事务。此事下达给户部，户部下达给山西布政司，山西布政司下达给河东道，河东道下达给平阳府，让他们商议。最终此事被搁置，没有实行。

查考汉代河东郡有二十四县，东汉时有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将河东郡汾水以北的十个县分出，设立平阳郡。这就像想要制作价值千金的狐皮袍子，却去和狐狸商量要它的皮一样（比喻所谋之事与对方利益冲突，必然失败）。况且商州、雒州对于关内道，陈州、许州对于大梁府，德州、棣州对于济南府，颍州、亳州对于凤阳府，自古以来都不互相统属，距离府治既远，又增设司、道等机构。于是出现一个府的地域，却设有四五个司、道的情况。官员越多，百姓越受骚扰，原因就在于此。

从前仲长统在《昌言》中说：中原地区有十亩地共同种植桑树的紧迫局面，边远州郡有荒废不耕的田地。《后汉书·酷吏传》也说：汉代制度，郡守管辖范围辽阔，户口众多。《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平定交趾后，上奏说西于县有三万二千户，偏远地区距离县治一千多里，请求分为封溪、望海两县，朝廷批准了。《华阳国志》记载：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太山人，见《风俗通》，上疏说：郡境南北长四千里，东西宽五千里，辖县十四，地域辽阔遥远，县令、县尉无法彻底查究奸恶凶徒。有时发生盗贼，督邮追查案件，十天才能到达，盗贼已经远逃，踪迹断绝消失。如果有犯罪需要逮捕取证，文书审讯，从春天到冬天，不能彻底完结。刑罚尚未施加，有时遇到恩赦令。因此盗贼公然横行，奸邪之人不绝。太守巡视农桑，不能到达四个县；刺史巡视辖区，不能到达十个县。请求分为两个郡。后来果然分为三巴。《水经注》记载：山阴县是汉代会稽郡的治所。永建年间，阳羡人周嘉上书，因为县治遥远，前往会稽非常困难，请求分设郡治。于是将浙江以西设为吴郡，以东设为会稽郡。这些都是边远县治的弊端，在前事中已经显现了。

《北齐书》记载：赫连子悦被任命为林虑太守。世宗前往晋阳，路过这个郡，于是询问有什么不便之处。子悦回答说：临水、武安两县，距离郡治遥远，山岭重叠，车马步行艰难。如果向东归属魏郡，则地势平坦，道路近便。世宗笑着说：你只知道对百姓便利，没意识到损害了朝廷的利益。子悦回答说：我所说的因为百姓疾苦，不敢为了私利而违背良心。唉！现在的州郡长官，能够不徇私情而考虑百姓便利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自古以来的郡县制度，只有唐代最为适中。现在考察《地理志》所属县的数量：京兆、河南两府各有二十县；河中、太原两府各有十三县；魏州十四县；广州十三县；镇州、桂州各十一县。其他即使是大郡，也没有超过十个县的。这就是大小相互制约，多寡均衡，安定太平的效果，不可以在前事中看到吗？后代的君王，还可以取而借鉴。但其中只有一两个县的郡，也有可以合并的。唐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诏书说：划分疆界设立都护府，依靠它来治理；地形束缚疆域制度，也在于稍微均衡。将要惩罚难以消除的祸端，在于建立防备而不混乱。所以贾谊的建议，将楚国土地增加给梁国；宋代的规划，将荆州分割为郢州。斟酌前事，应该有变通。这虽然是一时的言论，也是治理国家、设置郡县的长远策略。

《日知录》

顾炎武

古代圣王治理土地，没有废弃的土地，也不完全耗尽土地。田间道路宽九轨，有多余的道路了。留下山泽的区分，秋水大多有地方休息，有多余的水了。因此功业容易建立而难以毁坏。一年计算不足，而世代计算有余。后来的人一概用急迫的心态去做。商鞅决裂阡陌，中原的疆域治理荡然无存。宋代政和年间以后，围湖占江，东南的水利也被堵塞。《宋史·刘韐传》记载：鉴湖被百姓侵占耕种，官府收取租税，每年二万斛。政和年间，排干湖水作为田地，扩大到六倍。《文献通考》记载：圩田、湖田大多兴起于政和以来，在浙江地区的隶属于应奉局，在江东地区的蔡京、秦桧相继得到。大概现在的田地，以前的湖泊。只知道湖中的水可以排干来开垦田地，却不知道湖外的田地将一起变成水。于是十年之中，荒年常有六七成，而比较其所得，反而不及前人。孔子说：不要追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想要实行井田制，必须从这两句话开始。

古代帝王对于权量（度量衡），对于天下，则五年巡狩一次校正。《虞书》说“同律度量衡”就是如此。对于国都之中，则每年校正两次。《礼记·月令》说：昼夜平分的时候，就统一度量衡，校正秤砣和斗斛，校正权概。洪武初年命令每三天一次校验斛斗秤尺。所以关石和钧，大禹凭借它兴起夏朝；谨慎权量，审慎法度，武王凭借它建立周朝。现在北方的度量，乡村不同，城邑也不同，甚至有以五斗为一斗的。一个集市，两种斗通行。至于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一亩的，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的。《大名府志》记载有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的。其步弓有以五尺为一步的，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一步的。这就叫做工匠不信任标准。法度不统一，百姓就会生出巧诈。如果有王者兴起，掌管权量而整顿疆界，这是首要的事务。《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五年，诏令下达州郡简核垦田顷亩，以及户口。

译年纪。河南尹张伋。以及各位郡守十余人。因丈量土地不实。被下狱处死。而《隋书》记载赵煚担任冀州刺史。制作铜斗铁尺。放置在集市上。百姓觉得便利。皇上听说后下令颁行天下。作为常法。这或许也是今天可以施行的吧。把靠近城郭的土地定为上等田。把远离城郭的土地定为中等田和下等田。大概从金元末年。城邑变成废墟。人口稀少。先耕种的人靠近城郭。靠近城郭。是洪武年间登记土地时的情况。后开垦的人远离城郊。远离城郊。是后来朝代新定的赋税标准。所以赋税轻重不同。

译《广平府志》说：土地之所以有大小之分，是因为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自古以来，未曾改变。自从开国之初，有奉旨开垦且永远不征税的土地，也有因为地势低洼贫瘠而无粮赋的土地。现在一律丈量计算，因此原本登记的田额较少，而实际丈量的土地反而较多。官府担心亩数增多，会惊动上级，并给百姓带来祸害，于是用大亩折算小亩，以凑合原本登记的数额。从此以后，向上呈报时，就用大亩来登记黄册；向下征收赋税时，就用小亩来求得公平。因此各县的大亩，有的用小亩一亩八分折算一亩，递增到八亩以上折算一亩。既根据土地的高低制定等级，又将全县丈量的土地，合并计入全县原本的田额，以摊派全县的粮税，赋役由此产生。这只是后人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考察其他郡县，如河南八府，怀庆的土地最小，粮税最重；开封三十四州县，杞地的土地最小，粮税最重。大概是因为元末时这里破坏不严重，所以比其他郡邑的负担更重。天下刚平定，日理万机，丈量田地的命令，均等丈量的方法，来不及详细推行。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说，土地高低不均，而征税轻重没有区别，有的肥沃之地税反而轻，贫瘠之地税反而重，这说明洪武年间就已经如此，而中原大地，满眼荆棘丛生，也无法按亩逐一规划。唐代陆贽曾说：创立制度之初，不追求公平，供应有繁简的不同，地方官有能力的差异，各地的徭役赋税，轻重相差悬殊，所派遣的使臣，意见各不相同，计划奏定后，只增不减，这就是导致弊端的根源，古今是一样的。而井田不均，赋税不平，已经有三百年了。所以《东昌府志》说二州十五县，步尺标准不一，大小亩的规划不同，人们可以随意长短宽窄其间。而《大名府志》认为田赋必须公平才能长久，除了沙地茅地单独登记外，请求命令各州县长官，统一标准进行丈量。用钞尺校准步，用步校准亩，用亩校准赋税，仿照江南鱼鳞册的格式编排。旧登记中不整齐的田额，全部废除，而统计现存的土地，均摊到各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等，都按此例视情况而定，几百里之间，风土人情，就能条理贯通了。由此可知，均丈的提议，前人已经著述，现在可以通行天下。

《宋史》说宋代田制不确立，田亩频繁更替，人口隐匿漏报，兼并欺伪，未曾核查。王洙传中，王洙说天下田税不均，请求采用郭谘、孙琳的千步开方法颁行州县，以均平其税。又说宣和年间，李彦在汝州设立机构，凡是民间良田，让他人投书告发，指为天荒地，鲁山全县，全部括为公田，烧毁百姓原有的地契，让田主缴纳租税，申诉的人就加以威刑。公田既然没有两税，转运使也不奏请免除，全部摊派到其他州县，宦官专权。这说明经界不正，赋税不均，从宋代就已经存在了，不仅仅是在金元末年。

限田论

黄中坚

圣王治理天下，使人们各得其所，没有偏颇不平的祸患，并不是能设立一律的法令来整齐划一，而是顺应时势的适宜，善于补救罢了。天下的人如此众多，不可能只有智者而没有愚者，只有强者而没有弱者，这是势所必然。智者强者常常有余，愚者弱者常常不足，也是势所必然。既然已经不能没有有余不足的区别，那么智者不必欺骗愚者，而愚者自然被智者驱使；强者不必欺凌弱者，而弱者自然不得不屈服归附强者。这即使是圣人复兴，难道能使他们均平如一吗？所以只要使智者强者都谨慎不敢放纵，而愚者也安心做愚者，弱者也安心做弱者，天下本来就可以长治久安。如果小心翼翼地存有抑制一方伸张另一方的念头，而想用古人的成法，治理今天的百姓，那么形势必然行不通。从前井田废除而阡陌开辟，固然是穷尽变化通久之势所必然的，而兼并的风气于是日益兴盛。于是董仲舒、师丹等儒者，提出限田的议论，而最终没有实行。到了北魏的口分世业法，其法令较严密，而且行之有效。有人说这得到了井田的遗意，而惋惜后来没有沿袭实行的人。唉，坚持这种说法，差不多就要成为王安石的《周礼》了。我看三代盛世，以九职任用万民，除了邱陵园廛漆林之外，大体都归于井田。每个成年男子受田百亩，余丁另外受田二十五亩，应当百姓都有自养的能力。然而那时就有像闲民那样转移从事杂役，依赖他人供养的人，况且鳏寡孤独废疾之类穷困于天，游惰不遵教化之类穷困于己，多到不可胜数。这是贫富不齐，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何况积渐至今日，怎么能不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呢？凡事处于积重难返的形势，而一旦想要强力矫正其弊端，没有不扰民的。那口分世业法，我认为只有在北魏时代可行。北方本来地广人稀，而北魏又承接十六国纵横之后，人民死亡殆尽，新归附的民众，土地都不是他们固有的，而户口又可以统计，所以其法可行。总之，田地没有盈缩

译然而人口有众有寡，经过一两次传抄，其法令也必然会产生弊端。至于长江以南地区，则更有不可行的理由。这不仅仅是因为夺取富人的田地给予贫民被认为不可行。怜悯贫民贫困到没有立足之地，想要夺取富人的田地给予他们，那必须有人愿意给予才行。如今的大县，户口不下数万，如果打算按人口分配田地，那么田地少而不足以供给，这是第一个不可行。如今在官府任职办事的，大都是富人，征发徭役的命令，不涉及小民。那些小民耗尽终年的力气，不过能耕种十亩地，见到差役就必定恐惧不安。假如给他们几亩田地，却要求他们承担赋税徭役，他们将被赋役所困扰，连耕种都无法安心，这是第二个不可行。衡量人口和土地，斟酌增减，即使得到优秀的官吏竭力奉行，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办到的。这期间，被剥夺者已经被剥夺，接受者还未接受，国家的赋税徭役，将责成谁来承担？这是第三个不可行。至于实行之后，又应当核查受田和还田的情况，吏胥上下其手，弊端必然层出不穷，这是第四个不可行。况且缓急之事人们时常遇到，如今既然由官府加以限制，那么在买卖交易时，必然多有阻碍而难以通畅。其弊端势必导致富人拥有多田的实质却没有名义，贫民拥有受田的名义却没有实质，而百姓的困境反而更加严重，这是第五个不可行。所以想要用多的限额来限制，如绥和年间的名田不超过三十顷，虽然稍微可以裁抑豪强，但实际上对贫民没有补益。想要用少的限额来限制，如太和年间的人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那么富人必定怨恨，而贫民不一定感激，这岂不是足以扰乱百姓吗？所以那些认为限田是良法而想要实行的人，都是不审时度势的说法。我认为后来的君子，留心田制，也务必顺应时势的消长，整顿户籍，禁止侵吞欺诈，并且减轻徭役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使富人都能对贫民施恩，而贫民也知道自爱并耻于犯法，那么万物各得其所，天下就治理好了。何必附会井田制才算是仁政呢？

译授田论

陈之兰

制度有可以改变的，也有不可以改变的。不在改变的时候去认识它，（就无法知道）。改变有可以恢复的，也有不可以恢复的。不在恢复的时候去认识它，（就无法知道）。文饰与质朴崇尚不同，子丑（地支）建立的方位不同。夏朝人站立祭祀而殷朝人坐着祭祀，以前用麻布做礼帽而现在用丝织品做礼帽，这些是可以改变的。用挖空的土块做酒器、用手捧水喝，后来改为用金罍和兕觥；以前住茅草屋、土台阶，后来改为刻有花纹的屋椽、朱红的柱子，这些是改变了就不能恢复的。天下有古今一直沿用的制度，但不一定古今都一直沿用。然而当制定这些制度时，早就确立了不可改变的地位。后世如果改变了它，那么原本不可改变的也就变成了可以改变且可以恢复的。从前先王治理天下，探究根源来治理，制定了授田法，以此开辟教化万物的门径。建立这一项制度而三样东西都具备了：田地均平，所以苦乐的道路不偏颇，因此天下得以养育；法令确立，所以侥幸求利的道路不打开，因此天下得以安定；百姓安居，所以性情的节制不乱，因此天下得以治理。智慧与愚笨、贤良与不贤良无法使之齐同，但这三样东西具备了，于是百姓怀念敦厚朴实，风俗达到醇厚美好。祸害可以委托（给上天/自然），仁爱有所不忍心，利益可以专享，道义有所不为。大概不需要推崇四种治国之术、纠察八种刑罚，就已经在田间地头暗中培养了恩爱、廉耻、忠信、礼让了。后世治理百姓，不揣度根本，反而想要勤勉督责，驱赶他们向善。教令像日月一样高悬，刑罚像雷霆一样威严。法网越严密，风俗越败坏。这就好比张弓搭箭来驯服鸟兽，不足以称为治理，反而滋长混乱。议论的人却把罪责归咎于人心，认为世道江河日下，即使尧舜重生，也不能砥柱横流，这就错了。树木本性笔直，得到雨露滋润，日新月异茂盛，直到遮蔽日月云彩也不弯曲。然而悬崖之下，一定没有直木。难道是生来就都是不成材的吗？是有逼迫它的东西啊。饥寒是百姓的悬崖。千金之子的赏赐不会偷窃，不是他的本性独特，而是人家生计有余。生计无着落，却用礼义来约束，所以上面要求而下面不响应。不是不响应，而是心里非常想要却得不到，手脚有急迫的需求。自从授田法废除，百姓没有固定的生计产业。上天即使是丰收年，能使田地在的地方丰收，不能使田地不在的地方丰收。君主即使减轻赋税，能使征税所及的地方减轻，不能使征税所不及的地方减轻。百姓已经焦急惶恐，谋生的计策百出。如果可以挽救一时的死亡，有什么不忍心做的？所以恩爱淡薄而背离产生。如果可以延长一天的生命，有什么不做？所以廉耻轻视而吝啬贪婪产生。如果可以智取，有什么不诡诈？所以忠信淡薄而欺诈虚伪出现。如果可以用强力获取，有什么不争抢？所以礼让衰微而抢夺兴起。由此说来，建立授田法，不只是教百姓向善，而是善往哪里去？废除授田法，不只是教百姓不善，而是不善往哪里去？所以说，古今常行的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变而改变了，那么可以改变的也可以恢复。议论的人轻率地认为圣人创立制度，是为了便利一时，时势变迁而不能恢复原状。汉唐以来，代代有贤明的君主，最终不能恢复，制度随着人而消亡了。殊不知万物没有开始，圣人没有创造。玉在石头中，人经过而不知道，良工剖开它，天下看见玉了。不能说未剖开之前没有玉。制度在道中，人昏昧而不察觉，圣人制定它，天下看见制度了。不能说未制定之前没有制度。天不灭亡，制度也不灭亡，等待人来实行罢了。议论的人轻率地认为人口众多则田地不够，夺取富人的田地，恐怕他们作乱。唉！火鼠不可以跟它谈论热，冰蚕不可以跟它谈论寒，今人不可以跟它谈论复古，都被束缚在自己所处的环境，而不能穷尽事物的道理。

动乱离乱久了，战争残酷而人口稀少；太平久了，生育繁衍深广而人口众多。本来常常反复交替，不一定古代独自凋残，而今天独自繁盛。况且人口稀少则活着的人也少而土地空旷，人口众多则活着的人也多而土地开垦。即使有饥荒年，没听说豆粟断绝，全都填塞沟壑。天下的田地，自然足以供给天下的人。根据人口来斟酌分配田地的数量，而不一定是一百亩，哪里在于不够呢？现在的世道，富者一个而贫者百个。这百个人都高兴的话，帮助人作乱，以去除自己的利益，愚笨的人不做。豪强即使怀有异心，本来已经有将领而没有士兵了。况且富人又何尝不高兴？积蓄良田美宅，是为了留给后人。然而往往祖父是绣闼雕甍，肥马轻狐，余粮波及邻里，而子孙有的茅舍破败，每顿饭吃不饱，还仰仗别人供给。更严重的甚至自身就败落，像烧焦的毛发一样。富贵不可以倚仗来长久保持。从君主那里受田，世代都有。这制度的实行，是人心不约而同所想要的。顺着百姓的欲望来施恩惠，用力少而成功快，哪里在于不可恢复呢？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没有去做就预先断定它不可行更大的了。没有去做就预先断定它不可行，那么即使断然可以做的，也将有所不做。况且没有去做，又凭什么知道它不可行呢？世人怀疑孔子的道，累世不能穷尽，相鲁三月而大治。假使当时不相鲁，孔子千载受其诬蔑。子产治理郑国，一年百姓怨恨他，三年百姓歌颂他。假使几个月就罢免，子产就是酷吏了。事物必须通过应用来验证其实效，事情必须通过尝试来考察其归宿。车轮车轴具备而不驾驶，即使以骐骥驾轻车，也将自行停止。人站在车上，手握缰绳拿着马鞭，不必是王良、造父那样的御手，也可以到达远方。事变有什么恒常？操纵

译关键在于用人。如果人的力量胜过法律，就会驱使天下人听从法律的命令；如果法律的力量胜过人，就会扭转天下的法律而听命于人。假如在一个朝代开创之初，遇到一位欲望少且善于识人的君主，他鉴于后世动乱的原因，思考前世治理的缘由，将君民视为一体，振奋精神恢复古制，以真诚推行，以公正颁布。衡量那些可以耕种的土地，给每个成年男子分配若干亩田地，而不必实行井田制。现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田地没有固定的界限，百姓各自守护自己的产业，并没有兼并的祸患，所以不必实行井田制。再把方圆百里的土地，交给一个人管理。那些政绩显著且不扰民的人，就让他担任长官，那么豪杰之士都乐于为他效力。可以不杀一个人，在几年间就能恢复先王的制度。这样教化就容易推行，礼乐就可以兴起，充分发挥人和物的本性，来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依靠的就是这些条件。而其关键在于朝廷能任用贤才。朝廷不能任用贤才，那么阻挠的人就多，计划就不能确定；计划确定了，但办事的人或许借此谋取私利。利益还未兴起，弊端就先产生了。耗费时日，白白地扰民，最终没有成效。所以说，必须是善于识人的君主。因此，养生不一定非要五谷，但舍弃五谷，养生就没有别的良方；治理百姓不一定非要授田，但舍弃授田，治理百姓就没有别的善策。

译论清丈田亩

陆世仪

清丈田亩，本是地方上的好事。然而往往反而造成大害。不仅是因为没有方法，即使有了方法，在推行时仍有四种困难：一是县官缺乏才能，二是基层小吏作弊，三是豪强横行无忌，四是小民欺诈隐瞒。人人都能从中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所以，身为上级的人，即使极其精明，怎么能分身去一一查察呢？因此从古至今，一听说要清丈田亩，百姓就像害怕兵灾战火一样，确实是因为这件事很难办。然而，关键只在于县官是否得人。朱熹在漳州、泉州推行，海瑞在兴国推行，没听说他们扰民。而王安石一旦推行方田法，天下都为之震动，这是推行的人不得其人。又岂止是王安石的方田法呢？即使是琼山丈量田亩这件事，当时海瑞退休在琼州，事事与地方官商量着进行，事事都由海瑞制定条例，但上司催督没有章法，基层小吏人人作弊，民怨特别深重，何况其他情况呢！丈量田亩的危害和困难真是严重啊，做官的人不可不知道。

丈量田地，在横斜伸缩之间最容易产生弊病。海瑞命令百姓用石灰在地上画线，然后数格子，每六尺为一个格子，一个格子为一“步”，二十四步为一“分”，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种方法叫作“痴算”，让人人都能明白，这也是个妙法。然而不如使用棕网更为巧妙。棕网，是用棕绳结成的网，每六尺为一个格子。遇到田地尖斜、畸零难以计算的地方，就用这棕网铺在上面，比用石灰画线更快捷。大概石灰画线的方法对百姓方便，棕网的方法对官府方便，这两种方法都不可以不知道。

清丈田亩，没有比推行方田法更好的了。方田法就是张载的经界法。王安石只知其粗疏而不知其精妙，只知其简略而不知其详细，难怪会纷纷扰民。如果掌握了这种方法，那么县官不必亲自踏勘每一亩田地，而官吏和百姓自然无法欺骗。官吏和百姓即使想勾结作恶，其形势也自然无法混淆。这种方法是以每千步为一个大方，在方角树立大标竿；每百步为一个小方，在方角树立小标竿。大标竿用石头制作，像现在的华表；小标竿用木头制作，像现在的旗竿，下面立两个石脚，夹着树立。大标竿常立不倒，小标竿或立或倒都没有关系，因为下面有石脚支撑。树立标竿的方法，必须先校正南北方向，用罗盘来对准。如果在南边树立一个标竿，那么从这里一直到最北边的地方，都依照罗盘指示的路径竖立，笔直得像拉直的绳子一样，不允许丝毫参差。如果有参差，就惩罚负责的官吏。东西方向也是如此。如果遇到山险，以及江河水道，不能树立标竿的地方，那就干脆不必树立。因为这里虽然不立标竿，但有左右前后的标竿可以相互对照，所以不立也没有妨碍。这就是张载所说的“经界不避山河之险”。标竿树立之后，标竿四至范围内的田地自然有固定的数额。比如大标竿中间，千步为一个方，按照现在的算法，相当于田地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按照古法，相当于田地一万亩。小标竿中间，百步为一个方，按照现在的算法，相当于田地四十一亩一十六步；按照古法，相当于田地一百亩。不需要丈量计算，已经有固定的数额。其间如果有山林川泽、不长草木的贫瘠土地、凹凸不平的地方，就命令本方的田主和里老，自行共同丈量计算，画成方形的账册，更不允许超出本方的范围。每小方画一个小图，大方画一个大图，图上都列出名号。一县一郡，又画成一个总图。从此一直到天下，都可以汇集拼凑，总画成一个大图。不仅田亩里数可以没有差错，而且地形的方圆曲直，也可以分毫不差。这是古今以来最妙的方法。像官吏作弊，是从来以来的通病，唯独这种方法不惧怕官吏作弊。因为官吏之所以作弊，是因为在丈量田地时，田地各有业主，业主有贫有富，有强有弱，官吏都存有利害关系。所以即使用严刑禁止，也不能保证没有弊病。现在则只命令官吏树立标竿，标竿不分你我，百姓无处行贿，官吏哪里能行其弊呢？又比如丈量之后，官吏有弊病，官府复查，无法指实，必定要重新丈量，方法繁杂，又欺骗官府大多不懂算法，所以敢于作弊。现在则官府复查，不核查田数，只核查标竿的准确与否，一望便知，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辨别。至于每方中田亩的详细数目，则不用官吏丈量，就在本方之中，选择年老公正的人作为方长，让各田业主，自己聘请善于丈量计算的人，各自计算自己田地的步口，各自书写四至，像鱼鳞册的方法，画图贴在户头上，汇总出步亩总数，献给官府。如果有不合的，或者相互欺瞒隐瞒的，官府为之裁决。因为丈量田地不用官吏，那么官吏就没有地方容其奸诈；各自负责业主，那么业主各有四至，不肯接受欺瞒隐瞒。如果有通同作弊的，官府不难复查。这种方法最简捷最明了，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县官，也不难从事。而古今以来，从未有人知道这种方法，难怪一听说丈量，就举天下都惊扰不安。

方田法蒿盦闲话

张尔歧

方田法，始于宋神宗景佑年间。其后多次推行又多次废止。到徽宗大观五年，再次推行方田法。官吏妄增田税，甚至对不能耕种的山地也进行方田法丈量。御史台受理诉讼，有二百多亩地，被丈量成二十亩的；有二顷九十六亩地，被丈量成七十亩的。

译虔州的瑞金县就是这样。原本税租只有十三钱，却增加到二贯二百；原本税租二十七钱，却增加到一贯四百五十。虔州的会昌县也是如此。百姓深受骚扰和恐惧，于是朝廷便废除了这项政策。当时又因为宦官杨戬主管后苑工程，开始设立公田，用乐尺来丈量民田，将多出的部分收归官府，另外设立租税，宋仁宗宽厚恩泽至此荡然无存。

方田法使用竹制方尺进行丈量，每边一千步划定界限后，便让百姓在方田内认领自己耕种的土地。竹尺无法拉得笔直，稍有弯曲或倾斜，就会亏损原有的数额。豪强势力各自谋取盈余，那么贫弱百姓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土地了。况且有一块地被分割在三个或四个方田内的情况，零碎弯曲的地形难以计算，全听任狡猾的胥吏随意分派。这就是瑞金县有地却像无地、会昌县无税却像有税的原因。

顺治己亥年，山东推行方田法，我亲眼见到其中的弊端，所以了解得很详细。孟子说“方里而井”，一井九百亩，周代以百步为一亩，每里三百六十步，正方形计算应当得到一千二百九十六亩。除了九百亩之外，还剩余三百九十六亩，作为沟渠道路用地，那么不征税的土地就很多了。这就是商鞅决心废除井田制的原因。

译丈册末议

姚文然

丈量土地的册籍有两种。一种叫鱼鳞册，一种叫简明总括册。鱼鳞册，是按照户主来归属田地，详细列出地块、段号、亩数、步数；简明总括册，是按照田地来归属户主，详细书写清丈的总数。这是丈量造册的大致情况。如今简明总括册，已经完备地造好并申报解送藩司了。至于鱼鳞册的造册和解送藩司，我私下有一些未尽的意见。因为东南地势险要狭窄，与西北地势平坦广阔的不同。东南狭隘陡峭，山冈上的田地多，平原上的田地少。平原田地虽然亩数多，但地块数量少；山地田地虽然亩数少，但地块数量多。这是固定的形势。所以造鱼鳞册的烦难，比起西北来更加严重。就以桐城县来计算，折合实际一亩地，田地大的或许有一两块，或三四块，小的或许有八九块，甚至十多块。取中间大约估算，每折合实际一亩地，田地五六块不等。而桐城县田地亩数三十九万多，计算地块接近二百万。鱼鳞册的格式，一页纸写八块地，计算一本册子，用纸接近二十多万页。计算一页册子，纸张、印刷、笔墨、雇佣抄写、磨算的费用，大约需要银一分多。大约造一本册子，民间所花费的已经二千多两银子。而汇合解送藩司，纸张浩繁，卷帙重大，沿途水陆解送扛抬的费用，又不可计量。一个县如此，那么一个府的費用就可以知道了。全省的费用更可以知道了。然而这还是假设没有差错而言的。如果有万一的差错，必然导致驳斥修改，公文往来，动辄以月计算，势必拖延，更不是早晚就能清理完结的。况且申报解送鱼鳞册给藩司的，不过是为了便于稽查，以及作为派遣官员抽查丈量的依据罢了。从我看来，这只是徒具形式，对实用没有帮助。为什么呢？鱼鳞册中的地块细数，虽然解送藩司，但田地坐落在哪里，仍然远隔在各个府县。即使有舞弊情弊，必须抽查丈量才能明白，在纸面上从哪里查核呢？至于抽查丈量的时候，势必按照行程到达各县，即使取出各县贮存在库中的清丈鱼鳞册，按照地图实地丈量，方便查勘。绝没有将申报解送藩司的鱼鳞册，用车载运转发给各府州县，以凭抽查丈量的道理。像这样，鱼鳞册解送藩司，既对稽查没有益处，又与抽查丈量无关。倘若能免除其造册解送藩司，只须严厉命令各县，将现在丈量交县里的鱼鳞清册一本，用印存在县里贮库，以备不时之需的抽查丈量。那么地块的细数存在县里，田亩的总数申报上级。存在县里的，积步分明，抽查丈量一目了然；申报上级的，直截简要，民间可以节省劳力费用。就以桐城县一县计算，已经节省二千多两银子，那么一个府的节省就可以知道了，全省的节省更可以知道了。我又私下查阅科道奏疏，只说清丈共熟好地若干顷，说“共”则不过是清丈总数罢了。兵部覆奏只说，请严厉敕令各巡抚，严查田地的荒熟，备造清册。既然说造荒熟清册，那么不是造鱼鳞清册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如今所现造的简明总括册，正与兵部科道原疏相符。再查安抚院牌行藩司，内载江西抚院回咨说，只造总括册送达兵部。说“总”则不及分散的数目，说“括”则不及细数。这是江西总括册可以送达兵部，那么江南也可以援引这个例子了。像这样，简明总括册，上有兵部科道原疏可以依从，近有江西成例可以援引。那鱼鳞册，应当存在县库，以备抽查丈量，免除解送藩司，以节省烦费，公私两便，万民沾恩了。谨议。

灵寿志论共二则

陆陇其

地丁的定额，不过是一时确定的，自然应当根据民力的强弱来调整上下。所以《禹贡》的赋税制度，有上上等交错、下上等交错、下中等交错的，不曾以一定的定额，要求百姓缴纳。以一定的定额要求百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即使田地贫瘠收成不足，也一定要取足定额）。这难道是长久可行的办法吗？我考察各州县折征粮食的方法，轻重悬殊，寻求其所以然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万历九年丈量土地，当时张居正当政，政令崇尚严切，官吏不敢缺额，所以各自将原来的定额粮食，派到所丈量的土地上。地宽的地方粮食轻，地窄的地方粮食重。如元氏县，上等地每三亩六分七厘四毫，折征粮地一亩；到下等地，则每十一亩，折征粮地一亩。拿灵寿县来比较，不止相差五倍，这是拘泥于定额的缘故。又考察《明会典》，户口数目，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数一千零十五万二千八百多，人口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多。弘治四年，天下户数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多，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多。以弘治全盛的时代，而其户口反而减少于洪武，难道不是当时体恤民间疾苦，将老弱残疾、鳏寡孤独的人都剔除出去，所以定额赋税骤然减少如此。到万历六年，天下户口，又与洪武相等。由此说来，不缺额的，没有比万历时代更甚的了；而说明朝国运衰败，必定始于万历。缺额多的，没有比弘治时代更甚的了；而说明朝国运兴盛，必定首推弘治。《左传》称尹铎减少晋阳的户数，而赵氏世代依赖它，这说的就是弘治吧。减少定额的利益与增加定额相比，孰轻孰重呢？定额应当因时因地而变，而不可一定取足。国初定鼎，惩

译明朝灭亡的教训。对于荒废的田粮和逃亡的壮丁，不惜予以豁免，民力才稍得恢复。然而，那些孤苦无依者的苦难未能上达天听的情况，仍然不少。自太平以来，地方官吏谨守原有的定额，视其为天经地义不可更改。那些形销骨立的人，呼天抢地，无处申诉。甚至有的人已经死亡，官府却不愿从户籍中删除；孩子刚出生，就责令其承担徭役。沟渠中的饿殍，在户籍册上仍是壮丁；年幼的孩童，已被列入催逼赋役的名册。只要不缺额便罢，哪里还顾及其他。唉，定额对百姓的残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地方长官若能认真思考《禹贡》中因地制宜的法则，尹铎减轻赋税以保障百姓的做法，愿意追求弘治年间的盛世，而不效仿万历年间的弊政，根据时势和地域灵活调整定额，我们的百姓大概就有希望了。以上论述审查壮丁之事。

译求学的人大多谈论井田制。然而查看《周礼》中载师所记载的土田、贾田，都不采用井田法。而《左传》记载楚国蒍掩核定土田，从度量山林到并合平坦肥沃之地，有九个等级的差别，这说明一个国内有的地方实行井田制，有的地方不实行。祝鮀说鲁、卫、晋三国初封时，有以周朝法度划定疆界和以戎狄法度划定疆界的区别，这说明天下各国有的实行井田制，有的不实行。孟子所说的“郊野地区抽九分之一，国都地区抽十分之一”，恐怕也是针对滕国的地势而言罢了。我观察灵寿的地形，高低不平，肥沃贫瘠各不相同，它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大概也是所谓以戎狄法度划定疆界的情况吧。根据土地的适宜情况，划定田地的界限，这才是善于谈论井田制度的人啊。至于征收赋税的方法，近代大致多沿袭唐代的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元史》说元代的制度，征收内地各郡的，叫丁税、地税，这是仿效唐代租庸调制；征收江南地区的，叫秋税、夏税，这是仿效唐代两税法。现在州县有的将地丁税分为两项，这就是租庸调法；有的将地丁税合并为一项，并全部摊派到土地上，这就是两税法。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去除弊端而采用有利之处，也取决于执行的人啊。以上论述赋税。

论折田 潜邱札记

阎若璩

查考《宝应县志》，记载当地人士关于上田的议论说：“我见直隶各布政司起征赋税的条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的区别，有一二等至六七等、三四则至数十则的不同。不仅各布政司不同，即使在一个布政司内，各府、各州、各县，也多有差异。这是因为地形有高下平坡，土质有沙卤肥瘠，古人根据土壤状况制定赋税，本来就不强求一致。但是《赋役全书》内，将各则田地注明折算数量的固然很多，而遗漏未注明的也不少。我是江南扬州人，就以扬州所属地区来说，江都的田地一万七千多顷，额定征收银五万多两，《全书》幸好注明了折算数量；高邮的田地二万五千多顷，额定征收银四万一千多两；泰州的田地九千多顷，额定征收银四万四千多两。并不是泰州的田地只有高邮的三分之一，也不是泰州的赋税比高邮重三倍，这是因为泰州是大地，而高邮是小地。又如兴化的田地二万四千多顷，额定征收银二万八千多两；宝应的田地二千多顷，额定征收银二万多两。并不是宝应的田地只有兴化的十分之一，也不是宝应的赋税比兴化重十倍，这是因为宝应是大地，而兴化是小地。小地则一亩算一亩，大地则数亩折算为一亩。一亩算一亩，赋税就轻；数亩折算为一亩，赋税就重。而《全书》内，都没有注明。我认为钱粮项目，不可不简明，而田亩大小，尤其不可不明。所以命名为《简明新书》。”我读到这里，不禁对家乡近来的事情有所感慨。

阳原县额定制田，一万零八百四十二顷八十一亩五分三厘六亳六丝一忽，现在折算为时田四万六千顷，刊印在《易知由单》上的，清清楚楚可以查考。崇祯及顺治年间都是这样。只因为《赋役全书》偶然遗漏了“今折时田四万六千顷”这九个字，而河堤使者认为山阳县的田地有隐瞒漏报，于是丈量田地的议论兴起，将要夺取民间三分之二的田地归入官府，形势非常凶险。百姓拿着两份《易知由单》来争辩，官府不醒悟。幸赖奉到朝廷严令，才停止执行。我因此上考魏襄王时史起的话说：“魏国实行百亩制，唯独邺地实行二百亩制，这是因为土地贫瘠。”这就是折算数量。《周礼》大司徒规定，不易之地每家百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郑司农注解说，不易之地每年耕种，土地肥沃所以每家百亩；一易之地，休耕一年再耕种，土地贫瘠所以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耕两年再耕种，土地更贫瘠，所以每家三百亩。这样，百姓受田有多有少，而所获得的收成则没有不齐的。这也是折算数量。那么折田的制度，由来已久了。后来我住在洞庭山中，讨论直隶真定、广平等地的方志，才更加明白现在折田制度的缘故。大概因为明初刚遭受战火，土地全部抛荒，太祖有尽数开垦、永远不起征的命令。于是太平日久，田地日益开垦，每多无粮之地，而有粮之地的人苦于赋税不均，请求进行清丈，又把原本无粮的低洼贫瘠之地，一概丈量出来。所以原额制田，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定数，不容增减，名叫大地；现在折算的时田，是屡次丈量的实数，超过旧额，名叫小地。当时好的官吏担心亩数增多，惊动上级，而给百姓带来祸害，于是用大亩折算小亩，以符合原额之数。此后向上申报，就用大地来投报黄册；向下征收摊派，就用小地来谋求均平。因此各县大地，有小地一亩八分以上折算一亩的，有二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有三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有七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有八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折算亩数少的，其土地还算中等；折算亩数多的，其土地特别低洼贫瘠。又都合并一县丈量的土地，投报一县的原额，以分摊一县的原粮，而赋税由此产生。所以各县土地的折算，虽有多寡，而赋税的分派，则没有改变，应该没有不均的情况。山阳县田地的折算，也是这样罢了。有人说，从天启年间令肇兴开始，通行均丈，以四亩折算一亩，私自给县邑带来恩惠。

译百姓。不知道孙北是哪里人。也援引向来北方的成例来施行。讨论其大致折价没有差别等级是可以的。讨论其隐匿田产损害上级而利益下级怎么可以呢？况且清丈田亩比别的地方最晚。而百姓享受均徭的恩惠也最浅薄。怎么忍心再有所变更呢？有人说像这样。那么山阳的赋税最轻。我又认为不是这样。曾经经过保定府新城县。那里的土地肥沃甲于天下。古代所说的督亢之地。至今庄稼种植最为茂盛。而田赋最轻。合计夏税秋粮以及草料。每亩征收银五厘五毫就够了。用山阳来对比。即使米价便宜。还多出一倍有余。哪里说它是最轻的呢？况且山阳肥沃的产出之地。水灾旱灾都能丰收。不足十分中的一分。其他有粮税而田地荒芜。或者永远沉在水底的。数不胜数。现在不在这类田地上讨论免除或减少赋税。却偏偏想着如何夺取百姓的产业。这是非常不仁义的做法啊。唉。因果报应的说法。虽然儒家学者不谈论。然而林机建议延缓四川赈灾。灾祸降临导致灭门。马默上奏废除投海之刑。上天赐予儿女。王安石建议恢复肉刑。父子在阴间受罚。王仆射请求借贷给饥饿的百姓。神明报答以宰相之位。记载在传记中。清清楚楚没有虚假。汉武帝横征暴敛。危险却没有导致灭亡。仅仅在于田赋没有增加。明怀宗勤劳俭朴。最终无助于危亡。就在于屡次增加田赋。这确实是古今治乱的关键所在。把淮扬两府折田的数量。告诉徐司寇健庵。让他编纂进《一统志》中。徐公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因此记录下来。

译堂邑赋役论

刘淇

明朝万历三十五年以前，赋税徭役的科目共有四项：一是夏税，二是秋粮，三是马草，四是徭役。徭役指的是按丁口征发的劳役；夏税和秋粮，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马草则是额外征收后折成钱粮的项目。唐代的租庸调制，即古代征收粟米、力役、布缕的三项征敛。以《明赋》来考证，足以知道两税只是合并了租和调，而力役仍然单独作为一个科目。直到万历年间才开始实行条鞭法，三项征敛于是合并为一项。但那些额外设立的名目，全部编入正赋之中，当时人们觉得便利，沿袭至今。然而条鞭法既然属于正供，一旦遇到预算之外的事，不得不额外多征取。条鞭法未实行前，不过是从额外项目中征收罢了；到了这时，则在额外之中又增加了额外。这是明末以来已经显露的弊端。自从条鞭法实行，催征赋税按比例分派的方法确立，麦子从地里长出不到两寸，百姓已经在庭堂上受杖责，枷锁相望了。二月卖丝，五月卖谷，大概接近这种情况。淄川高司寇珩的话说得好：明朝初年定下隔征和现征的法度，末世仍然沿袭执行。隔征，是指今年征收去年的粮食，如夏税、秋粮、马草之类；现征，是指如徭役、驿站、兵饷之类。庄稼收获后，先后办理赋税，长官从容地考核蚕丝生产，直接从枕席上签署上等的考绩。这是极好的法度。如今夏税秋粮延缓征收的期限，屡次经过深思熟虑，并且每天讨究万历年间的则例来讲求，最终未曾议论到隔征现征的旧政是可以遵循的。

又查考县里原额大粮之外，还有额外荒地等各项，起初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查考旧志，记载嘉靖元年，知县耿镒踏勘全县白地，共八千九百八十五顷七亩有余。万历九年，知县高东光清丈，除去官堤古道，实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顷十亩有余。这样看来，正额大粮土地之外，更没有其他土地，这是显而易见的。到了明末，正额土地大多荒芜，因此有了荒田纳租的额度。历来的知县，每逢催粮户头报完的时候，就赏给荒田二三亩，责令开垦，三年后纳租；或者勒令捏报开荒二三亩。其中有的地方偏远、人懒惰，大都有纳租的名目，没有接受土地的实际，越积越多。由此户户都有有租无地的百姓。然后才知道额外增加田赋，实在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赏给的荒地，多是正额原本熟田，既然已经豁免，虽然已经开垦，也不入正赋，只收取其租入，充作巡按的公费罢了。巡按裁撤后，改充巡抚的公费。后来巡抚急于公事，奏请归入户部，定为“额外”二字，因为它的纳租较轻，与大粮不同，不在旧额存留起解的范围之内。然而正额八千六百余顷土地，太平已久，势必全部开垦上报，以补足国家赋税，那么这荒田二百二十余顷，又着落在哪里呢？况且这项尤其令人怜悯，当大荒大兵之年，各地都准许报荒，唯独这项不准，认为荒地没有再报荒的先例。却不考虑熟田尚且逃亡，难道荒田独自没有杂草丛生吗？这应当急忙清查，那些无地捏报的，准许除豁；如果有实在开垦的，全部归入正额下田之中，每亩纳银一分五厘。这样穷民就没有包粮的痛苦，而赋税就公平了。

又各县田地分为上、中、下三、四等，大抵下等地多于上等田。堂邑虽然分为上下两等，但下等地仅十三顷有余，旧传下等地三千余顷。那么现在所谓的上等地，其实含有下等地的一半以上。这怎么承受得了？更奇怪的是，各县每亩二分有余，米六合有余，唯独堂邑每亩纳银三分有余，米一升九勺有余。它特别沉重的原因，实在不可理解。难道堂邑的土地特别肥沃吗？

又旧志记载代编各州县驿站银一千六百四十两五钱，康熙七年，拨回本县，改为地丁起解。查考代编起于嘉靖末年，因为各州县驿递烦扰，纷纷告病，当事者于是通融损补，设立代编之法。代编，是代替别的州县而加编，表明它不是正额。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后来就变成一定不变的规矩，逐渐增加逐渐烦杂，于是达到一千六百余两。况且从来协济他县，只有拨补的先例。拨补，是因为他县钱粮不足以支用，将本县的有余，挪移到他县，以补其缺，这仍然在正额之中。代编则是除了本县起解存留的旧数之外，而代替他县加派了。在加派于各州县驿站不足的本处，尚且不忍，何况对于无辜的邻县呢？这是大不可理解的。然而代编既然已经归并丁地，那么豁除就更难了。堂邑正赋独自浮于他县的，代编应当也在其中，然而不过占三分之一罢了。

又旧志记载万历三十六年，初行条鞭法时，每亩还用二分一厘有余起科，这与他县无异。后来增加的原因，于是不能详细知道其始末。应当是天启崇祯以后，各种费用都兴起，所以日倍一日，况且又丧乱动荡，失于记载。前任张侯茂节，每当谈及此项，总是义愤形于颜色，曾经已经定议为全县请命。而我们邑人因循懒惰，不能仰承德意，永除病累。我希望后人遇到有权力的人，顺应时势来做这件事，所以写下这些来引发他们的观感。

译孝感县志田赋总论

译梁凤翔

田赋之事，国家典章已有记载，旧日史乘也有详述，这里又何必再记呢？所记的是丈量之事。为何要记丈量？为了核实土地、均衡赋税。这关系到国家大计与百姓生计，不敢不将其载入官府档案，以彰显臣子的职责。夏商周三代以前，土地均平，赋税公平，依据上中下三等地制和九种赋税制度，如《禹贡》《周官》所载，亿万年间都可以施行。自从阡陌开辟，土地交易兴起，交易兴起，文书簿籍便繁杂起来；文书簿籍繁杂，政令便由吏员掌控。让众多的胥吏掌管广袤的土地，户籍破碎，册籍更改，成为奸邪的渊薮、弊端的窟穴。想要让百姓供给赋税，世代不渝，让记载在册籍上的数据，百世不差，即使申不害、商鞅严刑督责，挠首总算，也必定是得不到的数据。澴水流域的土地分为四等，赋税分为三则，这是经制法式所不容增减的。等到后来，也屡次变更了。县境北接申、罗，那里多是崇山峻岭，山谷高低不平，简直像山地国家，稍有旱灾，便成焦土。南接川、汉，是涢河、梦泽以及三里城、山河的汇流处，地形低洼，雨水涨溢便付之波涛，又是泽国。高亢盐碱之地不长草木，荒芜长满荆棘砾石，沿河泛滥，崩塌裂开沙洲，田地既已虚设，税收又将何有？这是土地赋税因地势而陷入困境之一。民间土地有田地山塘，藩属土地有潞淤庄楚，安陆千户所有土地，武昌卫有籽粒，军队有黄陂带征，河课湖课，有注泉代办，界限纷杂交错，难以分辨真伪，沟渠纵横相连，任凭指鹿为马。这是土地赋税因影射而混淆之一。战乱屡次发生，黄册赤册散失，狡猾者溢报税收而售卖，弱者减少亩数而征收，舞文弄墨者甲换乙，兼并者李代桃僵，积弊相沿，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这是土地赋税因破坏法制而败坏之一。这三种变化积累下来，重的更重，轻的更轻，郑白渠那样的四十五顷良田，无人过问，而穷民终年输送赋税，连砍柴做饭都无处依托，拖欠赋税者计划逃窜迁徙，催征者迫于考核政绩，哀鸿遍野，令人怜悯。正常的赋税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不仅如此，孝义县的赋税额度，上田每亩载粮一升三合，而澴水风俗交易，有“石田斗米”的惯例，那么每亩几乎达到二升了。无地者受害，有地者也受害。几十年后，孝义县的国家大计与百姓生计，还能问津吗？我在丙寅年，正式来到此地，征收国家赋税，目睹百姓艰难，心中忧虑不安。恰逢邑人公开呼吁丈量，翻阅呈词，内心触动，立即向台司申请，公布日期举行。当时众议沸腾，有多方阻挠的人。凤翔说：凡是百姓害怕开始谋划，豪强厌恶损害自己，筑舍安身哪里可以呢？我不再犹豫了。又有用覆车奔马、折策败轮的说法，来恐吓我后者。凤翔说：如果有利于百姓，生死置之度外，成败利钝，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承蒙上级长官不认为凤翔是疲弱无能之辈，批准了我的请求。于是取来毛册，遴选公正之人，校准弓尺，考察算学技艺，端正疆界，焚毁旧册，有陋规禁令，有蠲免发放的册籍，有细微记录的记载，与绅士谋划，向神明发誓，单人匹马携带干粮，逐亩勘丈，沐浴霜露，废寝忘食，不敢言劳。戊辰年夏天，刚刚丈量完毕，正商议归户，恰逢裁兵闹事，我将鳞册潜藏于胥吏楼中，得以不毁。等到天兵荡除之后，继续处理前事，又考察乡土的高低，比较田地的肥瘠，斟酌塘堰的多寡广狭，计亩归户，按土地科征粮食。又担心偏远乡村的愚民，不能周知，更为印发知单，遍发给田户，已经家喻户晓了。这次行动，始于丙寅年冬天，春耕秋收时节，就停止丈量，恐怕妨碍农事。三年才看到成效。小民分地有标准，正供有法式，照单投柜，狡猾的吏员无法施展其巧诈，豪强不能肆意侵夺，其便利在民，直接开征，不事追呼，不烦敲扑，争先输送，其便利又在官，国家大计与百姓生计，都依赖于此。因此想起前志张公论曰：孝义县有粮无田的弊端，无头无绪，不奉清查之令而丈量，不可。深有此志而未及实现。朱子知漳州，说经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劳，革数百年之弊，向后也须五十年未坏，应令作楼以贮簿籍。那么凤翔清丈之举，实以补紫琅张公未竟之志，且希望遵守于五十年，以当朱子漳州之楼。至于补偏救弊，踵事清厘，是所望于后之官斯土者。

块册序

梁凤翔

我丈量之举，册有三：一曰鱼鳞册，一曰归户册，而此是块册。清丈之初，恐怕紊乱飞越，导致隐匿漏税，先正经界，挨次递丈，随即置簿登注。民更别其名，冲塝别其坵，方圆别其图，弓尺别其数。阖邑田地山塘万余顷，按册披阅，清晰如列眉，如鳞次之班班不紊，故曰鱼鳞册。继而则壤科粮，撮田从户，会合一册，开载业主花户田地若干，正米若干。阖邑秋粮数万石，归之民数万家，如众壑支流之归海，故曰归户册。二册告竣，印发知单，家喻户晓，固已赋无虚悬，人无赔累。只是归户之后，田有交易，人有迁移，恐怕相沿日久，户册既有纷更，鳞册必致弁髦。若不永定规式，为善后之策，安知不有猾胥豪右，如曩时之飞

译（这是）诡诈兼并、导致土地归属无定的人吗？查考孝邑，辖有五乡、二十三里、一百七十八会。以里统领会，大的五六会为一里，小的十数个会为一里。以一会为一块，分别造册各两本，详细编排花户的名册，田粮的确切数目，总合分散、分合汇总，务必使数据相符。一册存于县衙，每里选拔一位德行高尚的人作为耆约，发给一册，让他收藏掌管，使编户百姓周知从哪一年开始，确立章程，如同树木的根基，不可动摇。此后若有土地交易，只需缴纳知单，更换姓名和田地坐落处所，不允许挪移。总之要使这个会的田地，不能跳入那个会；这块的米粮，不能飞入那块。让人跟随田地，不让田地跟随人。即使有豪强，凭借什么兼并占据？即使有奸邪之人，从哪里欺诈隐瞒？每年年终，将承受、授予、开垦、收纳的户，另外造更名析户册各两本，收藏掌管如前例，使内外统一，历年不废。即使百世以后，追溯源头，也可以按照籍册来考察。每年开征赋税时，各会发给一张单子，给里约，让里约传催会甲，会甲传催百姓，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不烦劳差役催逼，百姓乐于缴纳。这是《周礼》均平土地的方法，同井的意思，所以称为块册，是用来维系鳞册、户册的变化，而做到善始善终的。类推而言，一会是一块，一里是一块，一乡是一块，一县也是一块。扩大到极致，天下一大块。那么用这种块澴田的方法，块天下之田也是可以的。

译凤台县志论田赋

李兆洛

我慎重地考察，田赋的混乱错乱，到了凤台县达到了极点。没有鱼鳞图册，没有户区细册，田产坐落位置没有标准，四至边界没有查考依据。土地有田和地的区别，但田有时变成地，地有时变成田，无法区分。田有上、中、下三等差别，但哪等是中则，哪等是上则，无从辨别。官府征收赋税，不能询问所征的是哪块田的粮；百姓完纳粮税，自己也不知道所完纳的是哪等粮的额度。所以依据档案，将原科折实的田地，每亩征收一分八厘而有余。而民间的口号，只说每亩顶分。所谓每亩顶分，是说一亩定额银为一分。下则之地，两亩折合为一亩，每亩几乎达到一分。上则和中则，数量很少，民间只以下则来取成数。一切推收事务，大约以分为比率。土地既宽广，地价又低廉，口号中的地，严重的甚至超过实际丈量的一半。加上湖洼滩浅，向来是荒地，逐渐有人开垦耕种，往往实际土地超过额定数额。狡猾的人趁机作奸犯科，于是有卖地而不过户粮税的情况，私下向业主收取银两，称为代完。又私自设置大弓，比官弓大，有的大六寸，有的大一尺，方言称弓为檽。于是卖田论价，有官檽和大檽的区别。从而出现有粮无业、有业无粮、业多粮少、业少粮多的情况，纷纷互相告发控告。官府没有鱼鳞册，所指的地界，漫无定准，难以丈量。上则和中则，也没有依据来科断。再加上卫田卫地，从中夹杂混淆，无法查究。治理这个办法，只有重新厘清地册，更正赋额，才有望积弊涤除。但我资质愚钝，能力薄弱，能想到却做不到，因此感到惭愧。

江西新城田租说

陈道

田地按亩划分，赋税分九等，这是古今通行的制度。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单独施行。年代久远弊端滋生，高低多少，都失去了原来的标准。明朝规定丈量田地的册籍，收藏在藩库以及各州县卫，副本散布在乡都里甲，方便百姓查考。当时如果有侵吞隐匿的情况，故意藏匿，还能追寻官册来纠正。国家赋税轻减，百姓乐于缴纳。有司见上供没有亏缺，轻视这些册籍，因循已久，模糊湮没，保存下来的册籍，十成中大概只有两三成。而新城尤其没有遗留。询问亩分步算，上下科则，即使是老辈人也茫然无法回答。俗例只用石斗来命名田地，田地供租一石，税粮三升。而斗斛大小不一，南乡的石头比官斛大六七升，田地而且肥沃；西北多贫瘠田地，石头比官斛小五六升，税都同样科征。稍微清晰的，则有老牙桶，与官斛等量的粮二升七合；小牙桶，比官斛少一升余粮二升五合的区别。然而这类只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漫无区别。而且田地没有定额，石斗往往随人自占。县赋未曾增加，而田额日益增加。所以有田多而赋少的，也有赋多而田少的。乡民买田承种，田产收入稍薄，就仇视田主，抗持的风气，蔓延浸渍。即使是收入丰厚的，也效仿这种做法。争讼充满公堂，主佃双方都陷入困境，这都是田则不清导致的。我听说南昌新建佃田的人，上则每亩只租二石，中等的一石五六斗，下则每亩大概一石。《新邑志》记载，每十五亩五分六厘有余，合计科粮一石。以俗例三升粮额来通较，每亩合租谷二石一斗余，比起其他地方的上则还要多。难道新邑的田则特别宽裕吗？还是田地浮于赋税呢？不丈量恢复古亩分，无法查考。明朝万历初年，因为赋税不均，诏令天下丈量田地。江西参政乔懋敬上奏丈量田地的方法很详细。属吏奉法急促，以增额为能事，百姓诉说不平，事情几乎受阻。建昌太守许孚远独自承担此事，认为如果不趁现在治理，册籍散乱，以后更难整理。请求重新丈量，田分三则，叫上、中、下；塘分二则，叫鱼池、荫塘；地分二则，叫肥、瘠。田地塘的图形长宽，都记载在鱼鳞册中。当时建郡属邑，只有黄昌百姓自称粮税均平，请求不丈量，其他都按照格式执行。新邑令章宗理，尤其用心措注，百姓很方便。这是过去看到的成效。然而过去提议丈量的人，是为了平定赋税，现在则重在均平租税。建郡田地都是主佃两业，佃人转买承种，田主无法过问，弊端更多。所以提议丈量比过去更紧急。然而细分九等高下，相差仅毫芒容易混淆，不如三则简单直接没有欺诈。新城田地都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所以只有山深水沃，平畴涂泥之地，可作上则；离水稍远，依靠人力灌溉施肥的，为中则；下则沿山临谷，畸零小丘，大水旱灾不能承受，中等年成还可以作为田地。至于童山恶水，每年遭受旱涝，贫瘠不宜种稻的，应当另列为地，种植菽粟麻蔬。上田每亩租二石，中田一石六斗，下田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赋税也是如此。通计县境粮数，等次而均分，没有多余也没有不足。租定赋平，即使有诉讼，可以按籍审理。其法先将弓步积算各种图形，普遍告知。都编一字，设鱼鳞册数本，乡各举公正三四人同往丈量，官府监督。主佃都到田所，共同区别上中下则，长宽图形，核实注草册，另外给一票，由田主收执。

译此后若有讹误，便以此作为凭证。至于根据田亩面积征收赋税，百姓可以自行核算，没有比这更简便的了。田地既然已经平均分配，水利事业也得以兴办。对于高而干燥的土地，鼓励百姓修筑池塘，积蓄雨水进行灌溉。池塘用地的租赋，由所有受水灌溉的农户共同分担。靠近河流的地方，则设立水车提水灌溉，其费用由田主独自承担。这又是将贫瘠土地变为肥沃良田的方法，不可不加以筹划。

译新泰丈田议

卢纮

国家初创之时，各项制度都在革新。凡是经费所需，必定以田赋为标准。上面所需的费用，繁杂浩大且无穷无尽；下面缴纳的赋税，勉强应付却供应不足。因此，内则户部，外则各省布政使司，动不动就受到牵制，朝廷上下都焦急忧虑。忧虑却终究找不到变通的方法、补救的措施，于是事情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纷纷兴起且相互呼应，日益增多；因经费困窘而无法支撑的情况，日益窘迫。在开创之初，规模尚未确立，就出现了因循苟且的心态，露肘见踵的窘境，弊病积累，日益严重。几年之后，无人能够挽救，恐怕让当权者担忧的事情，正不止像今天这样罢了。

大凡一个朝代初兴，经过十几年动荡混乱后才安定下来。军旅、宾客、封赏、赏赐等各项费用，耗费巨大。所以支出常常超出常规制度之外。然而天下屡次经历战争，又加上旱涝灾荒、盗贼焚掠，因此户口日益减少，土地日益荒芜。国家田赋的正供，原本是从户口和土地中获取的。既然户口和土地日益减少和荒芜，赋税来源就没有了，所以供给常常少于每年的定额。而上面所需的费用，必定希望没有缺漏，稍微不足，就有人起来呼喊，归咎于掌管财政的部门；下面的短缺，又不问其原因，稍微达不到标准，就考核核实，严厉追究地方官的罪责。于是户部无法支撑，就责备各省布政使司；布政使司无法支撑，就责备地方官；地方官无法支撑，就不得不向百姓征收。无论现在的丁口、现耕的土地，常常加倍征收赋税，甚至人已经逃亡或死亡，名字还没有从户籍中去除；土地已经荒芜，赋税还没有免除。名字未从户籍去除，赋税未免除，那么上级就按照原来的定额责成地方官，地方官就按照原来的定额督促现存的百姓。于是牵连亲族邻里，互相波及，逃亡的人不敢回来，活着的人不敢申报，即使是荒芜的土地，也不敢代为认领开垦，确实害怕没有收到土地的一分一毫利益，而百倍的危害已经随之而来。这就是郡县逃亡荒芜的人日益增多，而恢复生息开垦的人十几年都未能实现，其原因确实是有缘由的。

然而弊病又不止于此。在申报逃亡荒芜的时候，官吏既不是亲自丈量土地核对户籍，一方面是为了容易完成考核，另一方面是为了让私人恩惠被人感激。申报既然不真实，奸吏猾胥与有势力的绅衿、豪强内外勾结，弊病滋生。对于官吏来说，或者被左右的人蒙蔽而不能过问，或者被权势阻挠而不敢过问。因此现在的人成为逃亡者，而逃亡者反而成为现在的人；荒芜的土地成为成熟的土地，而成熟的土地反而成为荒芜的。甲乙互相转移，一半成为虚无；李桃互相替代，无人追究虚假。丁口土地既然不能查清，赋役怎么能公正呢？

过去直指使者掌管国家财政，首先倡导清丈田地的建议，百姓无不踊跃欢呼，人人都有重生的希望。我担任新泰县令，该县本来山势偏僻，又逼近寇乱灾害，所以逃亡荒芜的情况比其他县更严重。我既深切哀怜百姓的患苦，又鉴察弊病滋生的深远，确信当权者清丈田地的建议，确实是救时的急务，于是毅然奉行而不怀疑。在皇上初执政的壬辰年，从春天到冬天，竭尽智慧，亲自丈量土地，逐乡逐村，逐户逐段，一一丈量。先制作鱼鳞图册，后制作归户总册，地段顷亩，长宽积步，亲自监督核对计算，两册恰好相符，井然有序可观。历时十个月，不耗费民间一粒米，而工程已经完成。

按照新泰县原来的定额，人丁一万五千多，土地五千二百九十顷多。后来人丁逃亡一万八百多，土地荒芜三千七百顷多。实际存留人丁四千七百五十八丁，土地一千五百五十五顷多。至今请求减免虽然屡次，但皇上的特殊恩惠尚未普遍施予。这就是我之所以不辞劳苦怨恨，将十几年的积弊，清理整顿并改革的原因。比较近年的逃亡荒芜数量，计算增加人丁一千一百多，增加土地五百七十三顷多。其效果也已经明显显著，对国家财政不能说没有小的帮助，对民生不能说没有小的益处。

就一个县的小范围，推及天下的大范围，所有的地方官，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想要建立太平的基础，奏效富强的成果，必定要清理全国的海内户口土地，以户口的徭役、土地的租税，对照国家经费多寡的数量，制定为固定的规章。人丁土地，则有每年原定的红册；经费钱粮，则有每年核发的则例。有固定不可改变的，有随时增减的。要将种种名目，归并为一项。上面的制度详尽完备，下面的赋税一例兼括。宁愿在法律之中从重，使固定不变可以遵守，不要溢出法律之外，导致轻重游移不定。凡是地方官，有尽心于国家财政民生的，事前就给予便利，事后就考察其功效。这样，贤人君子，即使不乐于其利，也会庆幸自己可以免于患难。凡是有利于国家财政、有利于民生的，都可以独断专行而大力推行。将会看到丁口土地查清，逃亡的人日益归来，死亡的人日益生息，荒芜的土地日益开垦，杂草丛生的土地日益开辟。国家的赋税日益增加，朝廷的深切忧虑日益减少。

译这时治理的成效已经形成，而恩泽也普遍施加了。

译长洲清田纪事一

蔡方炳

清田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江苏巡抚慕公特意上疏奏请，由长洲知县李敬修负责清理长洲土地田亩的事情。

大概长洲的赋税繁重，是江南地区最重的。历年拖欠的赋税累计达数十万，也是江南地区最严重的。百姓在下面困苦不堪，而治理这个县邑的官吏，也因此受牵连获罪离职。如今江苏巡抚慕公天颜，先前担任布政使时，亲眼目睹了这种疲敝的状况，心中忧虑思索。难道长洲的百姓都顽固不化，长洲的官吏都愚笨无能，长洲的差役都如蛀虫般贪腐吗？这必定有导致弊病的根源所在，应当改弦更张，重新整顿。

当时他向父老乡亲咨询，探询舆论意见，大家都说赋税是从田地产出的。田地有肥沃贫瘠之分，所以赋税有轻重之别。过去设立户籍册籍，记载土地的高下广狭，圩田像梳齿一样排列，田块像鱼鳞一样分布，名叫鱼鳞册。民间购置产业，按照册籍核查，核实实际数量来办理赋税，从来没有混淆错误。自从明朝末年，豪强之民与狡猾的胥吏勾结作奸，转移轻重，更改荒熟，把原来的册籍全部废弃。于是买卖田地只凭契约上写明某圩的田地，不知道属于哪一块田；推收赋税只凭册籍上写明田地若干亩，不知道这块田是多少，那块田是多少。狡猾的人虚报卖地的数量，愚笨的人接受；强势的人缩减数量来收税，弱势的人听从。日积月累，导致熟田冒充荒田，荒田当作熟田，贫瘠之地办理重税，肥沃之地办理轻税，甚至出现有田无粮、有粮无田的情况，无法追究查清。于是包赔的祸患产生。包赔不止，死者填满了沟壑，生者轻易离开家乡。逃亡断绝的人越来越多，田亩荒芜日益严重，赋税怎能不短缺呢？如果不按照圩田和地块的实际田地，使轻重、荒熟都恢复旧制，弊端终究不能清除，赋税终究无法弥补。考虑到安定上级、保全下策，只有这件事最为紧急。

慕公公开了他的言论，等到颁发坐图销圩条约时，命令长洲知县沈恩去执行。沈恩也是廉洁干练的官吏，咨询研究，务求抓住关键。一是购买寻求旧册籍作为依据，只有旧册籍最终无法得到的，才允许丈量；二是亲自踏勘田亩以核查业主，不必符合现在缴纳赋税的数量，以免瞻前顾后；三是禁止百姓告发揭发，不追究以往隐匿占有的弊端，以杜绝欺诈骚扰；四是选择端正方正直、有心计的士人担任此职，胥吏不得干预。

这件事在康熙十一年春天开始执行，几个月之间，功效完成了一半。因为春耕即将繁忙，暂停以待农闲。而沈公不久因其他事情离职。豪强之民和狡猾的胥吏，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件事迂腐不必实行，有的说劳民伤财应该停止，有的说必须全面丈量才有救，故意用难听的话来阻挠，总之不利于这件事的成功。此后治理这个县邑的人，因循守旧，搁置不管。慕公知道他们不值得商议，也暂时缓办。

等到李公到任，精明强干，慕公认为要振兴百年来的废弛，非此人不可。然而不专门委任就无法统一事权，不清除丈量就无法杜绝多嘴多舌。特意上疏奏请，命令李令暂时放下县务，专门从事清田。豪强之民和狡猾的官吏，才开始对这件事必定实行感到畏惧。

李令于是详细制定条格，布置部署，关键在于简易而不扰民。从康熙十五年十月开始丈量，夏秋之间，稻田蓄水，难以使用弓尺，到冬天再次丈量，康熙十七年二月才完工。

计算长洲县原额田地山荡溇，共计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一顷六十五亩五分四毫，折合平米四十五万四千三百九石九斗九升八合一勺，其中荒平米二万一千六百七十七石六勺。如今丈量的田地山荡澴，共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九顷一十四亩七分一毫二丝，折合平米四十五万四千二百七十七石六斗八升三合二勺，其中荒平米二万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五升二合一勺。除去无主的荒地，如庵庙颓败的基址、无主的坟墓，永远不长草木的，丈量出二十一顷六亩四分五厘六毫；又现今积累的荒地，希望日后还可以招募开垦的，丈量出一顷六十八亩八分五厘九毫，不列入数额内。已经在原额基础上有盈余而无亏损。

大概长洲地处大水之中，其滨湖地区，被风涛冲击，逐渐坍塌淹没，过去是田地如今变成水波的，不可胜数。恐怕坍塌淹没的赋税不能获准减免，所以搜查种植菱角、蓄养鱼类的滨溇，增加赋税额度以免缺额。这是他苦心筹划的第一点。

长洲的尺壤寸土，都隶属户籍册籍，哪有无赋税的田地，得以清理出来补充额度。但前人制定赋税，看其土地差异悬殊的，分等级来征收赋税；其差异不大，而肥沃贫瘠确实不同的，也必定贫瘠田地的步数，稍宽于肥沃田地的步数。如今恐怕仍然计算宽窄，那么豪强狡猾之人得以聚集奸弊，因此统一丈量步数，所以略微有增长罢了。然而仍然命令抵扣极低水区、荒多熟少的田亩，不想以超额邀功，连累百姓。这是他苦心筹划的第二点。

百姓承受这次差役，已经极度疲惫困苦，尚须造册上报上级，费用无法支撑。如今将田地形状四至、斗则轻重、业主佃户姓名，详细开列的，叫信册，盖印存在县里；将字圩坵数平米业主，开列如镜的，叫镜册，呈报上级；将县总仓总图总圩总，开列大端的，叫简明册，送达部里。而民间又节省无数金钱。这是他苦心筹划的第三点。

这次举措，剔除了豪强蛀虫多年来欺蒙的弊端，豁免了百姓无穷的赔累。如果不是上级有力承担，贤能的知县精心厘定，本来不容易取得成功。过去张文忠执掌国政时，命令实行丈量，士人有诗云：“量尽山田与水田，只

译沧海与青天相接，如今哪里还能找到闲适的沙洲水渚？请转告沙鸥不要随意安眠。江陵的贤相，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国家的计策和百姓的生计，然而执行者不善，留下了这样的讥讽。如今兴起旷古未有的工程，而小民感激于心，豪强恶棍屏息敛迹，这是谁的功劳呢？俗话说，非凡的功业必定要等待非凡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可以轻易谈论丈量之事吗？

译长州清田纪事二

蔡方炳

清丈土地之所以困难，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因为今天的土地，都是三百年来早已确定的户籍册籍。江南承平时期多，田地不至于全部荒芜，百姓不至于全部迁徙，与其他省份无主的新开垦土地不同。所应当清理的，不过是荒地与熟地、轻税与重税的混淆，以及飞洒（将赋税转嫁他人）、包赔（连带赔偿）的拖累，只需销除圩区（水利单位）的弊端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丈量土地呢？那么长洲县为什么必须清丈呢？回答说：是因为旧册不存在了。存在县里的册子不可查问，存在图甲（基层行政单位）的册子自然还在。然而吴县有底册，长洲县唯独没有底册，是什么缘故呢？吴县的里长按户籍论处，在未实行均田制以前，里长都是世袭的差役，册子也是世代守护，所以保存下来了。长洲县的里长按田地论处，每一次编审，就更换一次里长，那些册子不知归谁所有，所以有的保存下来，有的没有保存下来。有册子可以查考的，两个月的功夫，就可以完工。而不了解关键所在的人，动不动就主张清丈。清丈如果得当，还有劳力费财的痛苦，旷日废业的痛苦。像长洲县清丈，凭借李公的忠诚廉洁之心，以及上级官员稽查严密，吏胥不敢上下其手，豪强不敢放纵作奸，差役从不到乡村滋扰。亲自到场复核丈量，自备船只，自带干粮，不花民间一文钱，不喝民间一口水。然而还是两年辛劳憔悴，日常饮食，花费巨大。那些不像这样的，他们的劳累和花费又怎样呢？李公赏罚分明，百姓奉行他的命令，唯恐落后，还竭尽两年才完工。如果清丈不能得到实情，恐怕有更严重的情况。一是欺瞒徇私的弊端，二是频繁变更的弊端，三是把持垄断的弊端，四是掩饰真相的弊端。查看总图、书圩、甲业、佃户，共同丈量，沿着田埂插签，标明步尺，造册听候官员复核丈量。倘若有不合之处，就追究原来丈量的人。这是成法。于是有人提出说法，说先发给单子让业户亲自申报。业户肯先丈量后填写吗？有不丈量却多填少报的情况吗？这是给予他们欺蔽的途径。等到根据单子复核丈量，业户巧妙掩饰以前的错误，官员不能执法，这是自己打开徇私的门路。长洲县幸好没有这个弊端。一图之内，田地山荡，轻税重税，原定额数有定。如果不是坍没，断不至于沧桑巨变。自然应该丈量完一图，就根据图总来衡量盈缺；丈量完全县，就根据县总来衡量盈缺。然后斟酌补充。这样，就没有太多的频繁变更。于是有人提出说法，说轻重、荒熟、广狭，听任业户自己认定。于是凭借强权或贿赂而得到轻税，轻税超过了旧额；凭借强权或贿赂而得到减免，实际田地少于旧额。由此借缺额来公开加征，每图增减，弊端多端。长洲县幸好没有这个弊端。挨着田块顺次编号，没有不丈量的土地，起初不必问是谁的产业。等到丈量完毕，数目准确，册籍确定，然后填写业户姓名，据此坐落图甲，立户办粮。次年再行推收归并（办理土地买卖过户）。这样，田地为主而户随之，谁能把持呢？假使让业户认田自收，强横的人少收而不敢过问，这是把持者在强横之人；又因为缺额的缘故，多推给愚弱的百姓，这是把持者又在胥役了。长洲县幸好没有这个弊端。上级官员一片为民经久之意，才有此举。必须以实心行实政。如果初丈不实，却以已实上报；复核丈量不亲自到场，却以躬亲上报；轻重不均，却以至均上报；扰费百端，却以无扰无费上报，都是掩饰。乡绅不受亏，不再说话；小民有所畏惧，不敢说话。将一时的美意，反而变成数代的遗祸。长洲县幸好没有这个弊端。所以为长洲百姓称庆。然而私下有所忧虑。拜读藩司的详文说：长洲县首先清理剔抉，等到有成效，其他各县仿效推行。又读慕中丞的原疏说：一县已有规模，其他县也容易从事。上级官员的德意，将遍及各县而清理整顿。难道让长洲百姓独自蒙受福泽吗？只是有治人没有治法，如果得不到精明强干、廉洁的贤侯，不如暂缓。

清丈论

储方庆

清丈是为了百姓吗？我不知道。清丈是为了国家吗？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为了吏胥罢了。为了吏胥，那么清丈可以不实行，而当事者决策实行，是因为事情虽然是为了吏胥，却假托为国家、为百姓的名义，所以当事者来不及察觉。现在那些主张为了百姓的人说：百姓的贫富不同，起因于百姓的赋役不均。有兼并之家，却拥有不纳税的田地；有贫弱之人，却承受没有田地的赋役。因此贫者更贫，而富者更富。只有实行清丈，那么富者不能逞其欺隐的私心，贫者可以免除赔累的痛苦。这确实是体恤百姓的至计。然而这只是名义罢了。富者倚仗其有余，作为结纳权贵的术数，而没有人敢揭发他们的奸邪；贫者苦于无处申诉，作为隐忍的谋略，而没有办法免除其累。而为百姓的意图就失去了。那些主张为了国家的人说：国家的赋税不足，由于百姓的田亩不清。有开垦荒地已久，却尚未列入升科（开始纳税）的；有析产过多，而甚至敢于飞诡（虚假申报）的。因此赋税无法核实，而徭役无法稽查。实行清丈，那么荒熟不至于混淆，而有田地必定供给田地的税；里甲不至于欺隐，而有赋税即兼赋税的徭役。这确实是充实国家的善算。然而这只是名义罢了。意图在于增赋，那么斥卤（盐碱地）可以说成膏腴（肥沃土地），而不必按其田地的

译朝廷的意图在于增加徭役。那么，即使百姓贫弱，也可以被说成是富庶，而不必去考察户口是否真实存在，这样治国的本意就丧失了。治国的本意一旦丧失，那么凡是损害国家的事情，官吏们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官吏能够借助国家的权力来胁迫百姓，于是，原本为国的心意反而变成了官吏谋私的工具。治民的本意一旦丧失，那么凡是剥削百姓的事情，官吏们就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官吏能够利用百姓的弊端来纠察他们，于是，原本为民的心意反而变成了官吏谋私的工具。官吏说：“清丈土地是为了百姓。贿赂我，百姓的争端就能平息；不贿赂我，百姓的争端就不能平息。”人们只怕争端不能平息，于是纷纷争相贿赂官吏。这是打着为民的旗号，却收获了官吏私利的实质。官吏说：“清丈土地是为了国家。贿赂我，国家的事情就能完成；不贿赂我，国家的事情就不能完成。”人们只怕事情不能完成，于是纷纷争相贿赂官吏。这是打着为国的旗号，却收获了官吏私利的实质。如果只是为了官吏私利，那么清丈可以不进行；如果是为了官吏私利而假托为民、为国的名义，那么清丈就不得不进行。最终，清丈虽然进行了，却既不是为了百姓，也不是为了国家，恰恰是为了官吏。然而，想要一概废除清丈这件事而置之不理，却又不可以。为什么呢？郡县从事于丈量土地已经三四年了，小百姓为丈量土地而奔波劳碌，也已经耗尽资财、变卖家产，来供给上级的差役了。那些在丈量土地中吃喝享乐的吏胥，也各自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像这样如果不结束这件事，那么留给后日的祸患，将会非常大。所以我认为，不如就着已经发生的事宜尽快完成它，不要再开启告发检举的门路，不要再驳斥图册中的错误，使得那些在清丈中钻营的吏胥，更加能够放纵他们贪得无厌的索取。这不过是今天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办法罢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为国为民呢。

译请求停止丈量以救济百姓困苦的奏疏

杨雍建

臣在御史台任职期间，看到江南总督郎廷佐专门弹劾贪婪县官的奏疏。其中提到高县知县叶自灿，丈量全县田地，蒙蔽听从贪官污吏，票传催促四十一里的里长，假借使费的名目，每里强行摊派银一两到二两不等。虽然名义上存入库中使用，实际上是官员与贪吏共同侵吞，百姓怨声载道。又看到安徽巡抚张朝珍弹劾县令纵容贪吏勒索赃款的奏疏，其中提到贵池县知县王还冲，下乡抽丈，贪吏借口造册使费的名目，每保强行勒索银一二十两，三十九保共骗得银四百余两。这两起案件都奉有皇帝亲自审问并确议的旨意。臣想，各省官吏借丈量之名肆意贪婪的，恐怕不止叶自灿、王还冲两人吧。丈量这件事，本意是为了清查隐瞒舞弊，然而如果执行不当，逐亩核查，那么弊端尚未消除而祸害已经滋生，开了贪官勒索的门路，长了贪吏摊派的手段，对国家财政毫无益处，只是扰乱民生，应当立即商议停止。为什么说呢？丈量必须使用图长、圩长，奸猾的胥吏公然虚报，愚昧的百姓畏惧求脱，早上勾结晚上补充，报称免除，纷纷牵连累及，这是普遍申报的祸害。地方官亲自逐亩核查，随从人员众多，加上弓手、索手、算手、书手等役夫，工价之外，舟车饮食，供给繁多，图长摊派给各户，这是供给的祸害。应用厂舍、桩绳、界牌、木植，费用不一，就像赶造图册，逐号缮写，从县府到道台，从藩司督抚到户部，纸张笔墨，工费浩繁，毫无官方定价，全部出自民资。又如提取图册、缴送图册、驳回图册，经承需索，没有一天空闲，这是造册的祸害。业主居住或许遥远，带着干粮奔赴，已经苦于艰难，何况上司差遣的承吏，府县快役，借名催促弓手、催促役夫、催促丈量、催促图册，络绎不绝，那个差役刚走，这个差役又来，多方勒索，不满足私欲不停止，这是差役的祸害。印烙旧弓，恐怕不能百次考证，吏胥故意增减，分寸的错误，毫厘的差别，便成为诈骗的局，这是弓式不统一的祸害。事务繁杂尚未完成，立下限期比较，管辖衙门，图长必须雇人分担，日用工食，既有惯例，一经扑打责罚，费用更加不堪，这是限期比较的祸害。丈量完一个圩，势必更换官员复核丈量，舟车随从，再次耗费经营，如果地形曲直难以整齐，屋宇参差盘错，山势倾斜，水荡尖圆，引绳就墨，积算困难，虽然所丈量的绝无弊端，而执弓者未满足私欲，上下其手，挪移之间，杖责立刻到来，前功尽弃，后费更增，这是复核丈量的祸害。更有舞文弄墨之徒，借钻营充当书算，枉法之吏，吓唬良善而庇护奸豪，种种弊病，不可穷尽。纵使善良的地方官实心任事，未免惊扰村落，何况有不肖的州县，剥削百姓充实私囊，利己邀功，于是或许捏报超额，致使百姓小户包赔，那么其流弊更加不可问。如临巩二府知县许上同等，捏报开垦荒地，有奉皇帝严厉旨意议处，不是明显的验证吗？臣听说西北之地，有熟地有荒地，东南之土，熟地多荒地少，与明朝万历年间《赋役全书》所载顷亩数目，原本相符，粮额未曾减少，版籍未曾更改，按图考证，虽然豪强不能隐匿。兴利终究如同除害，而富国先在于安民。请求皇帝敕令户部责成该督抚，只严格隐瞒漏报的法令，允许自首升科，不必普遍逐亩核查，徒增劳扰。如果抛荒原有定数，勘查荒地的不必核查熟地的，额征自有底册，查核缺额的不必查核如额的，有弊可以去除，而对百姓不扰，又何必经年累月，集合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的心思，聚集数千万图长、圩长、弓手、索手、书算手的人力，奔走郊原，骚然烦费，竭尽百姓有尽的膏血，来供给贪官污吏无厌的溪壑呢？近来海氛已靖，楚贼方平，正宜与民休息，无事丈量滋害，免除各省的扰累，所以体恤百姓，而培养万世之根本，就是富国了。

请求确立赋税定额方册的奏疏 顺治三年

御史张懋

臣阅读邸报，私下看到皇上关心百姓，因为各直省钱粮册籍无存，增减任意，特意派遣大臣彻底清查，在内在外，严行稽核，刊定《赋役全书》，使法制统一，民生永远依赖。仰见皇上治理国家爱护百姓，重视财赋，在开国之初，立下长远的谋略，确实是今日的第一要务。然而天下财赋，至繁至难，理清头绪，也简也易。以旧册为底本，以新例为参考，先确定收入数额，而后清理支出数额，案簿有据，那么官吏无所施展其贪猾，小民不再困于滥派。前朝有《赋役全书》《会计录》两书，通行天下，汇藏户部，财赋出入的数额，细微详尽具备。现在府县的籍册，存去不可考，户部所藏的，现在虽然经过兵火，未听说焚毁，只要取其册，加以披阅，条原明，除三饷的滥加者，一笔勾注外，其原额起解，存一定之规，无容增减，那么收入数额已清

译十之八九矣。其余微有不同者。不过因循变革、增减损益之间，通融参差的数量罢了。

如过去有九边军饷，如今没有了。过去有京营军饷，如今没有了。过去有宗室俸禄的费用，如今没有了。过去有靴帽的赏赐、器皿的制造，如今没有了。这些询问在内各相关衙门就可以知道了。

如屯田卫所的租税，过去归属军队，如今归属地方官府了。圈拨的土地，有的用其他县份抵补，有的虚悬至今未曾抵补。荒地熟地面积的不同，减免税赋比例的不一致。这些询问在外各总督巡抚就可以知道了。

明确列出各项条目，命令登记核对清楚，收支相符，汇总相投，扣除收入相合，今昔对照准确。明白直截，编订成书。然后拿着这本书询问在内各相关衙门，各项如何收支，某项如何销算，不允许在定额之中游移推诿，那么国家用度就常常充足了。拿着这本书施行于在外各相关衙门，起运解缴的有无批回，存留的有无挪移，不允许在定数之外滥加征派，那么百姓生活就不困顿了。

如果不依据旧册清理，随意命令开送申报，隐瞒遗漏混淆混乱，徒然滋生驳查，动辄经过多年。我仍亲眼见过明朝末年清查钱粮，设置官员专门负责此事，发文书催促府县严格限期疾呼，竟有二三年不送一本册子的。等到催促提取册子到达，又混杂扰乱欺骗隐瞒，每天耗费参驳，终究没有弄清楚。大概因为抚按从府县索取，府县委托给吏胥，利益在于保留奸弊，不利于清理弊端。虽然新朝法令森严，不同于明朝末年，但官吏贪婪狡猾成风，终究不肯和盘托出。驳正越严，岁月越久，弊端越多。

因此考察核实没有比直截了当更好的，直截了当没有比查取旧册更好的。使经制早日确定一天，百姓困苦早日缓解一天。然而方册既已完备，勾销磨对，不可委任给吏胥，必须得到公正廉洁敏捷干练的人才，来资助元勋辅臣的协理。户部汉官侍郎，原定名额三人，如今只有谢启光一人。虽然有兼人之才，岂能分身应对。必须令现有空缺补足，官员都备齐员额，而没有虚位，那么事务有专人主管，局面就可以立即解决了。

译台湾田粮利弊疏（雍正五年）

御史尹泰

我私下查访得知，台湾全郡的土地，全属于沙质土壤。地气只上升不下降。所有的平原，总称为草地。有实力的家庭，看地势高且靠近溪流淡水的地方，向县衙申报四至边界，请求发给开垦凭证，招募佃户进行开垦。他们所开垦的田园，都以“甲”来计算。每田一甲，大约相当于内地的十一亩多。郑氏政权当时分上、中、下三等收取租税。台湾被纳入版图后，地方官员就按照租税标准征收粮食。而业主用租税来缴纳粮食，没有剩余一粒，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将成熟的田园多报少报。隐瞒不报的田地，竟然比申报开垦的数量多出一倍。我们详细查访以往任由其隐瞒而不进行清查的原因，说法有五种。现在征收的税额，按亩计算，是内地粮食定额的数倍。如果不多报少报，就无法缴纳正常的赋税。这是第一种说法。台湾的沙地，每年夏秋大雨时，山洪奔泻，田园被冲刷成沟壑，而流沙淤积，熟田也变成荒地。如果不多报少报，拿什么来弥补亏损缺额？这是第二种说法。台湾地处依山临海，所有的田园，并没有堤岸保护。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被盐碱浸渍，必须等到几年后咸味完全去除，才能耕种。如果不多报少报，怎么抵缴官粮？这是第三种说法。台湾郡县土地炎热，不宜施肥。两三年后，地力薄弱收成少，就必须荒弃两年，然后才能耕种。如果不多报少报，怎么能轮替耕作以应付公事？这是第四种说法。佃户是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的客民，因为贪图地广可以私自开垦，所以冒险渡海来台。假如按亩清查，以租作粮，他们力量无法支撑，势必各自返回原籍。从而导致田园荒废，定额赋税落空。这是第五种说法。田地粮食的隐瞒情况如此，导致这种隐瞒而难以清理的原因又如此。应当如何变通，以消除隐瞒的弊端？海疆重地与内地不同，我们愚昧，不敢轻易议论。谨据实奏请，请皇上裁夺。至于北路彰化一带，县是新设的，地方稍偏远，我们看到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也应当招募百姓开垦。查阅案卷，淡水同知王汧曾经详细陈述说，北路虎尾溪以上，空闲的原野宽广。招募百姓开垦的方法，不允许一人包占数里的地面，只允许农民自行领垦。一人不得超过五甲，十人连环互相担保。限定三年，比照内地的粮食定额开始征税。再如熟番的土地，向来有奸恶之徒认饷包垦，长期借占不还的弊端。如果任其日益侵削，番众没有产业可依，必然退居山内，渐渐变成生番。应当命令大社给水旱田五百甲，中社给水旱田四百甲，小社给水旱田三百甲，称为社田，作为社番耕种、狩猎的地方。各自树立界牌，将田地的甲数、四至边界，记载在全书中，使日后豪强不得侵占。其余的草地，全部招募开垦，并限定三年开始征税。我们仔细推敲，事情应当施行。只是招募开垦的农民，似乎应当照我们前折所陈述的，也让他们归并庄甲，务必使匪类奸徒无处藏身，以肃清盗源。

民田无庸给由帖檄

袁一相

根据诸暨县里民呈报说，丈量之后，请求发给由帖，那么赋税就没有弊端，争讼永远断绝。又根据该县详报说，诸暨县经历战乱之后，民间的由券焚毁丢失，发给由帖则户口可以理清，产业可以安定，赋税有着落。本司查访丈量一事，是举办公事，动用大众，民力耗尽，实在值得怜悯。现在幸好册籍完成，这是百姓稍微得以休息的时候。听说各县有发放号单一事，每一个号给一张单子，每张单子索取银三分。通里数千号，通县数百里，计算赃款累计上万。这是借公事进行勒索，唯独喜欢仁钱二县所说的话：“多一事就增加一累，不如省一事，百姓受一分惠。”已经详细禀报上级，严厉批示申饬并通行了。现在诸暨县给由的提议，比起号单的说法，更加严重。据称如果不给由帖，那么产业没有凭证，有六种不便。那么给由的关系如此重要。但想想民间产业，祖传的，自然有先世置买的文契，以及祖父分家的文书作为依据；新置买的，自然有卖主的文契，中保人的花押作为凭证。这是天下的通例。为什么唯独诸暨县必须凭借官府给的由单？况且县令一人，怎么能完全知道某田某地某山某荡是谁的产业？其中如果有差错，向谁申诉？如果有两造争界，势必审判裁决。一县之内，吵闹得像蝉鸣一样。况且民间产业，不凭文契而凭由单，那么一县的人，都向官役买产业，而官役将一县的田地山荡，卖与一县的人。其中的情形，不用智者就能看清。石蒙恩等人的原呈，不过是衙役捏造装饰的言辞，难道真是该县士民的公请吗？揣度情理，利少弊多。况且丈量之后，民力已经枯竭。即使休息无事，尚恐元气未复，怎么可以再生一事，引起聚讼？现在再次申饬，如果有借给由之名，需索分文者，应当照因公科敛，八十两以上论绞的律法，从重题参。

屯粮序（江西通志）

卢传

古代有屯田而没有屯粮，因为田地原本是为屯兵设置的，不再征税。

译这是关于屯田的事。所以从汉唐到宋代，历代都有屯田。有的只涉及几个乡，有的只涉及几个路，有的多达九百九十三处，数量多少各不相同。江西有十三个郡，除了南昌郡之外，首推吉州。吉州辖九个县，设立屯田的，只有庐陵、安福、水新三处。新邑的屯田，查考洪武初年，本县防守军将在此地驻防，朝廷授予他们西乡各处的田地，让他们自耕自食，轮流到县城守城，从未征收过粮税。自本朝以来，防兵另行设置，才开始对这些田地征税。起初只征收银八百多两，到顺治十五年，每石加征银一钱，加上后来陆续上报开垦升科的田地，于是征收银达到一千二百多两。而且自康熙五年起，千总领有一颗印信，各项公文派遣，如进献万寿表，以及冬至、元旦的表文，费用于是变得繁多。况且屯田与民田，性质原本不同。民田是从祖辈父辈买来的，子孙必须掌管，不敢抛荒。至于十甲编为一里，轮流互相催收，那么粮税怎敢拖欠。若是屯田由朝廷赐予，有的父亲去世儿子绝嗣，那么田地已经难以查清，而且负责催收的原本没有固定的人，都互相侵吞隐匿，那么粮税怎能清楚。这就是历来代征的官员，一个个陷入困境的原因。我在康熙六年任职，既然奉命征收七年的屯粮，翻山越岭，备历艰辛，多方借贷，才得以完成解送。因为熟悉征收屯粮的困苦，总归是因为隐匿屯田的缘故，势必清查，合并入民粮，已经详细禀报给本府军厅。不久因势隔阂未能实行，都没有施行。幸而上天仁爱，势极必反，穷极自通。岁在己酉年冬天，抚台董公上疏题奏，将全省屯粮，合并归由县里征收。当时就谕令军籍人等，将十处各屯田，逐一查出，报数在册。随即传唤耕田的人，愿意归由某甲纳粮，就合并归由某甲。不到两个月，清清楚楚。迄今田地不再隐匿，粮税随田地缴纳，百姓没有挨打之苦，官员有完税解送之乐。这确实是万世不变的政令。现在想要使事情长久更加彰显，遵循旧例，将征收的始末，以及田地所在地方，与钱粮安顿都图，毫厘必载，刻印成书，也确实是万世不刊的用心。军籍人等，又因为我曾代征一年，知道这当中从前的弊端，与今日办事的安定，索要我的记录。

译屯粮归县征疏（出自《江西通志》）

董卫国

查见朝廷设立官职，各有其主管的事务。像卫所的守备、千总等官员，原本是为了统领漕运和征收屯田赋税而设置的，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事务。查得江西省的屯田分散在各县，零星不一，军民混杂耕种。卫所征收时，说这是民田；县里征收时，说这是屯田赋税。双方互相推诿规避，彼此观望。因此每年屯粮，卫官不能分身应对，大多委托地方官府代为征收并解送。然而责任不专一，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臣认为县令一职，主管百里之地，称为专城，百姓的生计和土地，都归其掌握，保护百姓、筹划财政，全由其负责。其中赋税多的，有数万两之多；少的，也不下二三万两。每年征收解送都按时进行。况且江西省的屯粮，数量不多，少的仅几百两，多的不过万余两。以臣的浅见，将各卫所的屯粮，统一归并给县官征收，这样事权专一，催征缴纳就容易了。而且见到兵部公文，此后卫所的钱粮，都统一并入民粮一起考核政绩。既然屯粮与民粮一起考核政绩，那么归并给县里征收，更为合适。卫所的守备、千总，专门负责统领漕运，更避免了顾此失彼的担忧。况且从前漕运屯田，都在卫所，人员不足选拔，还有增设守备、千总的请求。现在如果将屯粮归并给县里征收，那么定编的守备、千总，也可以酌情裁减，以节省俸禄。臣查得江西省各卫所的守备、千总等官员，共计三十七员。以江西省漕运十四帮计算，每帮需要武官二员，轮流统领漕运，共需武官二十八员。其中还担心有事故不测，应再增加一员，以备通融选拔之用。还多出八员，似乎应该裁汰，以节省耗费。恳请皇上敕令兵部商议施行。

圈占记

姚文燮

圈占土地不是古制。然而考察《周礼》中司勋掌管赏赐土地的法令，诸如赐田、职田、屯田，无不从土地中获取供给。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本朝八旗禁军，带甲士兵数百万，驻扎在京城附近四百里以内，圈占土地以代替军饷，雄县属于镶黄旗所分属。凡是圈占民田，都要请示圣旨。户部派遣满官会同地方官员，率领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到村庄，勘察田地，两匹马前后牵着部颁发的绳索来标记，绕四周测量并计算总面积。每圈地共得几百几十晌，每个壮丁分给五晌，一晌六亩。晌，是折算一根绳索的方形面积。这种方法比用弓丈量快捷。圈地一定，那么房屋、场院、菜园，全部被占有，而粮籍因此被削除。百姓无处安身，只能惊散逃亡，向南逃亡的多死在路上。常年圈内，偶尔有荒芜之地，按亩向户部申请，不被接受，交给地方官府登记造册，再选择其他肥沃的土地来补偿。因此岔路上全是饥民，沼泽中少有雁鸿。雄县难道还虚存户籍吗？幸赖当今皇上圣明，洪大的仁慈和睿智的照耀，特别谕令永远停止圈地。遗民在希望之外得以生存，光辉照耀史册，喜庆流传于历代国运，多么盛大啊。

与朱参议书

彭维新

看了您的详细报告，说各属告发隐瞒漏报田地六千九百余亩，奸诈诡诈的田户一百四十余人，请求您单骑亲自前往勘丈，二十天可以完成。又匆忙将银数米数造册，刚看到弹丸大小的卵，就要求烤鸮鸟吃，太早计议了。查得镇江所属三县旧额田赋，二十七万六千三百四十余两，进入本朝以来近百年，历年上报坍没荒芜的很少，经过多次勘验核查，未曾一概予以豁免，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隐匿？难道从前守令全都昏聩糊涂，还是里巷小忿宿仇，借题控告，这都不可凭空揣测。但自古以来清丈赋税的方法很多，何至于匆忙商议勘丈？勘丈，不好，不仅不能清丈赋税，反而扰民罢了。清丈赋税的方法，以镇静为根本，以精到为运用，以符合为程序，而勘丈则完全相反。以监司的身份而自己想亲自丈量每寸土地，更加滋生纠纷。如果贸然一举，弊端有说不完的。单独使用则毁坏，众人使用则混乱，证据难以凭信，多难，散乱难以稽查，时间难以等待，暑雨难以驱散，供给难以满足，事情难以终结。必须使一人之身，具备百种役使能力才可以。否则需要的人不得不众多，必须使禹、皋为官，伊尹、周公掌管文书计算，杨震、吴隐之等贤人，充当弓手各役使才可以。否则蒙混贿赂必然不免，必须使王烈、陈实之流，担任族长、乡保、里邻、田邻才可以。否则互相勾结，出售其欺骗，更必须与地谋划，必须使田户地亩不多，举目易尽才可以。否则阡陌交错，识察难以周全。又必须使田地片段只有一二处，别无零散才可以。否则假借影射，顾此失彼。更必须与天谋划，必须使勘丈之时，常如秋末冬初才可以。否则阻碍泥泞而践踏损伤禾稼。又必须使勘丈之时，久雨初晴，炎热远遁才可以。否则雨中站立汗湿，不能完成事情。又必须使中田有庐舍，饮食器物自然具备才可以。否则白天吃饭晚上住宿，不是苦了田户，就是累了附近居民。这几样具备了，又必须与自己谋划，必须使监司之身，没有其他事情，转移其耳目，纷乱其心志才可以。否则或断或续，或疏或密，积旬累月，终无结束。凡此种种，爽其一，能镇静吗？能精到吗？能符合吗？恐怕未必能吧。所以知道勘丈之事，不可贸然一举。然而怎么办？既然

译对于揭发告状的人，不要推波助澜。怎敢立刻相信田户没有隐瞒污垢？认为他们揭发的行为是好的，只有与他人合谋罢了。应当命令各县，先让被揭发的田户自行丈量土地，宽限期限，使他们能够反复多次丈量。将土地所在的地名、田亩数量、纵横弓数，以及四至八到（边界范围），连同田邻的姓名，一一据实造册，具结呈报。并索取族中、乡里及田邻各自的保证书，令田户用小竹签，按照册籍清楚书写，钉插在田地的四周。秘密命令该县官员在其他事务下乡时，出其不意，仔细抽查丈量。倘若与册籍和竹签不符，再详细访查，严密审讯。如果查实确实存在欺瞒隐匿，就依照法律定罪拟判，详细上报，以便奏请另案查办；如果是诬告，就反过来惩处告状的人。这样办理，似乎颇为妥当。然而除了田户之外，百姓受扰动的已经不少了，这不过是相对于彼方而言较好罢了。古语不是说吗：“说话一定要考虑它的后果，行动一定要考察它的弊端。”恐怕固执己见，大张旗鼓地进行勘丈，奸诈的胥吏和地痞流氓，必定会有趁机恐吓诈骗的事情，能不谨慎吗？因为批阅的详情尚未完全明了，姑且再引申阐述一番，请仔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