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三兵政四马政

译（前文省略）……使用。考察汉代广泛设置苑囿，设立牧师苑监，分别管理河西六郡。北魏时将河西作为牧地，繁殖马匹二百余万匹。唐代设置八坊为四十八监，从贞观到麟德年间，畜养马匹七十余万匹。由此可见，河西各郡水草丰美，原本就是前代畜养马匹的地方。臣心中体察访查，听说西宁摆羊戎地方可以设立牧厂，随即委派原任西宁府知府黄澍前往查勘。黄澍称摆羊戎周围大约二旦四十五里，其间荒地很多，而且水草丰饶，可以放牧马匹六七千匹。又肃州嘉峪关外的花海子、湃带湖一带，周围大约二百余里，水草富余；至于甘州的大草滩、凉州的黄羊川，水草尤其丰裕，都可以设立牧厂放牧。臣请求在摆羊戎、花海子、大草滩、黄羊川这些地方，各设立一处马厂。每座牧厂先采购骒马一千匹、儿马二百匹。查儿马和骒马在西宁口外及陕甘内地尚易购买，骒马每匹约需银八两，儿马每匹约需银十二两，即可采购，作为放牧繁殖之用。摆羊戎马厂，即交由西宁镇管理；大草滩马厂，即交由甘提标管理；黄羊川马厂，即交由凉州镇管理。花海子、湃带湖马厂，虽然属于安西镇管辖的地方，但距离安西很远，离嘉峪关只有二百里，应当就近交由肃州镇管理，令安西镇负责防护。每座牧厂各派游击一员总管其事。牧长、牧副，就任用本营的千总、把总；牧丁，就派遣本营兵丁，也不必额外多花费钱粮。每年根据繁殖马匹的多少，来评定各提镇官员的优劣。这样管理几年，马匹繁衍增多，对边疆防守将永远有益。

译陈买马利弊疏 雍正十一年

江南提督南天祥

一、江省买马之事应当统一规范，以杜绝偏颇累及之弊。我查得江省并非产马之地，向来依照原定每匹十四两与十三两八钱的价钱，支领司库扣存的朋银，每年一次核定数目，请求兵部发给凭证，委派官员前往马市购买补充。计算每匹马的价费与定额大致相当，法令非常完善。但是，只有将军、督抚等标营，以及臣所统领的沿海各营是好的。此外苏松、狼山两镇标营，有时还另外请求购买。其余各协营，没有前往马市买马的惯例，也不依附各标营带买，或者就在当地购觅，或者从行贩手中转买，以致每匹马的价值多至二十一二两与二十三四两不等，所领司库朋银不够使用，不得不由各兵自行捐资弥补。这是同一江省买马，事情不统一，于是就有偏颇累及之处。而不肖的营员，甚至有与行贩勾结，从中取利的人了。臣察知此弊，除了命令附近臣标营分应补的马匹，都依附臣标，照数带回外，其余上下江各协营，向来不前往马市买马的，恳请下达将军、督抚、镇臣等，无论亲辖外辖，都准许附带朋银前往马市买马，回来时按数分给补额。这样士兵得以免除捐赔的累赘，而将弁也没有滋生弊端的缘由，对军队确实有好处。

二、买补营马之事应当调剂，以免私相借贷。我查得各省营马，每年照额报倒，都因地制宜，定有成数。或者遇到倒毙过多的年份，额领朋银不够买补，士兵互相私相借贷。这虽然出自各兵情愿，并非抑勒，然而仰体皇上惠恤军队的至意，应当急切为之调剂。臣想武职养廉，蒙圣恩照品级的大小，赏给随粮，使得马步兼支，各敷其数。而且自备例马，也得以照支草干银两。那么凡随丁马匹，也有倒毙，自然应当捐资买补。而以额领司库朋银，充作营伍买马不够使用的费用，才是洁己爱兵之道。虽然向来操守廉洁的官员，未必将其据为己有，然而不著为法令，其间容有借口营私的人。臣查江南地土潮湿，倒马尤其多，士兵私相借贷，向来不免。为之悉心调剂，只有将随粮倒马，额领朋银，通融办理。先前据臣标中军参将，循例将臣任职后应报随粮倒马补额朋银呈交，臣认为率领下属必须正己，当即明白晓谕，饬令发放存贮充公。但未经请示圣旨，不敢擅自檄行。恳请圣明恩准，此后无论大小武职，随粮倒马，都令自行捐资买补。仍将每年额领司库的朋银，照数扣存各该中军衙门，以补营伍买马不够使用的费用。这样官员没有利己之弊，官兵得以免除私相借贷，并祈兵部通行直隶各省营分一体遵行，那么皇恩公普而军政统一了。

滇马

师范

南中民俗，以牧畜为富，所以马特别多。春夏则在悬崖绝谷放牧，秋冬则在水田有草处放牧。所以水田多废弃不耕，作为秋冬养牲畜之地。重视牧畜而不重视耕种，因为牧畜的利息大。马牛羊不计其数，以“名”或“百”为“”，或数百及千为“”。论所有，辄说某有马几何，牛与羊几何。其巨室几乎以谷量马牛。凡夷俗无处不如此。马产几乎遍布滇地，而志书记载某郡与某某郡出马，何其狭隘。夷人多牲畜，而用之也甚费。疾病不用医药，辄祷神，椎牛屠羊，辄十百计。巨室丧事来吊，只驱牛羊成“”，设帐幙于各山，牵牛诣灵位三匝而割之以成礼，仍归所割于各寨。计费牛羊，亦不可胜计。所以禄劝县虽僻处，而鼠街所出之皮革几乎占滇地一半，由用之多也。范志蛮马出西南诸番，多自毗那自等国来。自取马于大理，古南诏也。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彼时所谓大理国者，盖统全滇而言之，非大理一郡也。桂林故静江也，宋时于静江府设马政，以茶易西番之马，所以范志自谓余治马政。今滇马虽多，未有鞭缰，估客驱而成“”，贩以出境者，但供人驮运驿号收买而已。至缅甸用兵，反驱天下之马牛以入滇，死者不可胜计，道路臭秽，几不可行，无济于军兴，徒为靡费，岂非不考之故哉。传云古者大事必须乘其产，安其水土，而知其人心随所向无不如志。夫以郑国驷马尚败晋戎，况驱天下之马万里入滇，道死已过其半，迨抵军前，马已尽矣，不得已潜买滇马以充之，滇马值遂高。夫内地之马撒蹄而驰骋于平原广地便，滇马敛蹄于历险登危便。古称越�之西多莎草，产善马。世谓越�骏始生若羔，岁中纽莎縻之，饮以米渖，七年可御，日驰数百里。又夷人攻驹，縻驹崖下，置母岩颠，久之驹恋其母。

译纵马驹冲撞悬崖，它奔跑上去靠近母亲；教导它下悬崖时也是如此。胆量与体力既然已经坚固，那么跨越险峻、奔跑于泉水之上，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这就是滇马之所以能在滇地使用，而一旦进入内地，其本领也就穷尽了。南宋南渡后偏安一隅，在静江交换马匹，最终也没有听说依靠西蕃的马匹来救济军政事务，想来也只是白白耗费罢了。

译厘革驿站弊害的奏疏

直隶巡抚王登联

京畿地区的驿站，交通繁忙确实非常严重。各州县声称疲敝、报告匮乏的公文，每天不断送达。然而其中应付困难的事情，是形势所必然有的；而弊端丛生造成危害的，也不小。臣身在地方，听闻所见都很真实，谨将驿站的弊害详细陈述如下。

第一是越站的弊害。凡是紧急军务、飞速报告捷报，如果遇到疲怠玩忽的驿递人员，马匹瘦弱，形势所迫不得不越站的，是有的。如果是平常的差使，按照路程接替，却是多年积弊的驿卒，躲避推诿，不予应付，导致越站。等到已经越站了，有的马匹倒毙，不肯赔偿的；有的承认赔偿工料，却又赖账的。在直隶省交界的地方，常常发生争讼。除了对支应稽迟、强行骑乘过站的人，臣访查属实后从重治罪外，查考火牌上的刊字，原本就有“不许越站”的话。但习惯上被忽略，怠慢不经心。请求敕令兵部将火牌的纸张稍加放宽，另外刊刻一个奉旨“不许越站，违者参处”的木记，印在火牌的首部。该州县驿递按照火牌应付，越站的，申报督抚上奏参劾。如果州县驿递在应付上出现失误，查明后参劾处分。这也是消除越站弊害的一种方法。

第二是绕道的弊害。凡是奉差复命、赴任进京，自然应该走水陆固定的路程。却有的探访亲友，或图近便，就绕道而行。在州县不该应付而应付的，是额外的骚扰；有驿站却增加驿站累赘的，绕道就是如此。没有设置夫役马匹却使用夫役马匹，摊派雇觅，没有驿站却有驿站之苦的，走便道就是如此。臣虽然出示严禁，仍请求敕令该部，查照水陆固定的经由路程，刊印成一本书，分发内外，使大家清楚明白。从京城出发的，或由某处到某省；从外地进入的，或由某处到京城，必须走正路。如果绕道的，查明后参奏。如果是飞报军情，不在此例。这也是禁止绕道的一种方法。

第三是滥费的弊害。驿马除了草豆之外，工食除了驿卒看司之外，还有鞍辔、医药、柴薪、镫烛等项。该州县驿递按照火牌应付。越站的，申报督抚上奏参劾。如果该州县驿递在应付上出现失误，查明后参处。这也是消除滥费的一种方法。

第四是蒙混的弊害。驿递差事有繁简之分，所以钱粮定额有多寡之别。那些冲要之地，偶尔有一差使用马匹数十匹的，一天几差都到的，应付自然是艰难的。但未必天天如此，每差都如此。以少拟多，通融接济，也可以截长补短。于是驿站的狡猾之徒和奸诈书吏，勾结侵吞，在一年正额之外，多开列长垫银两，竟然有将应解款项擅自请求抵扣的。既然定额设置的银两本来很多，为什么又有长垫？恐怕奏销时，不准其冒破，必然导致驳减追扣，所以先提出长垫的说法。即使不允拨给，但他们的开销，也希望能免除驳追。如此狡计，臣已洞察其隐情。对于长垫的请求，一概不准实行。伏望敕令部臣严加饬禁。这也是治理消除蒙混的一种方法。

第五是假公济私的弊害。明朝末年养马当差，责任在民间，设立了糟头，充当此役的人，倾家荡产。本朝洞察其弊，改为官喂，才开始感到苏息。然而工料间有不足，马匹倒毙必令买补，稍有设法，保无积年驿棍、兵房拨弄印官，暗中在里下洒派草豆的吗？保无托言疲苦，纠集绅士，共同议定公费乐输名目的吗？臣担心州县蹈此等弊端，已严行禁示。仍请求敕令部里通饬，犯者立即加重处罚。这也是屏除派费的一种方法。

驿传日知录

顾炎武

后唐《舆服志》说：驿马三十里设一驿站。《史记》记载田横乘坐传车前往洛阳，未到三十里，到达尸乡，这就是“置”的意思。唐代制度也是如此。《唐书·百官志》说：凡是三十里有驿站。白居易诗：“从陕至东京，今陕州至河南府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在当代是三百里，车马十三程就是如此。桑维翰对晋高祖说大梁距离魏州不过十驿，他出行有时一天奔驰十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就是如此。天宝六年敕令：从现在起，在降官日驰十驿以上。又如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在范阳反叛，壬申，消息传到行在所。当时皇上在华清宫，在今临潼县，六天到达。至德二年，广平王收复西京，捷报传到行在所，当时皇上在凤翔府，一天到达。而唐代制度赦书，日行五百里，那就不止十驿了。古人因为驿站设置多，所以行进速度快而马匹不疲敝。后人因为节省费用的说法，历次裁并，甚至有七八十里才设一驿站的，马匹倒毙、官吏逃跑，都是这个原因。何不考察前代史书呢？况且像通州潞河驿四十里到夏店驿，五十里到蓟州渔阳驿，现在把夏店、公乐两驿合并到三河，那么一驿就是七十里了，难道不劳苦吗？又如定州永定驿五十里到西乐驿，四十五里到伏城驿，四十里到真定府恒山驿，如果仍然保持旧制，合并为三驿，也必然不堪其弊了。

古人以三十里为一舍。《左传》记载：楚子八郑，退

译三十里。而许慎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这是指退一舍。而《诗经》中说“我服既成”，是在三十里处。《周礼·地官·遗人》记载，三十里设有宿所，宿所有路室。然而汉代人的驿马制度，三十里设一驿站，由来已久。《史记·晋世家》注引贾逵说：“《司马法》规定，追击敌人不超过三舍，三舍即九十里。”

译建国之初，凡是驿站都设有粮仓。洪熙元年，河南新安知县陶镕上奏说，该县地处山谷，土地贫瘠，百姓贫困，遇到荒年，公私都无计可施，只有南关驿站存有储备粮食。臣来不及等待批复，便借给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粮食。皇上嘉奖他称职。仅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储备充裕、法令宽缓、贤能的县令有恩惠于下民的权力、英明的君主居高临下的听闻，这些都是后世所不能企及的。那么驿站设有粮仓，不仅仅是为了供给宾客和使臣，也是为了应对灾荒困厄，这实际上是《周礼》中“遗人”一职的职责。那些只会做八股文的年轻后生，哪里懂得先王的政令呢。

现在十里设一铺，俗称为铺设，派遣卒卒快速传递公文。《金史》记载，泰和六年初次设置急递铺，腰佩符牌传递文书，每天行三百里。《大名府志》记载，唐代有银牌，宋熙宁年间有金字牌急递，岳飞奉谕旨班师，一天中收到十二道金字牌，就是这种情况。孟子所说的“设置邮亭来传达命令”，大概古代就已经有了。《史记》记载白起出发后，走出咸阳西门十里，到达杜邮。《汉书·黄霸传》注中，颜师古说：“邮亭书舍，是指传送文书停留的地方。”

《山堂考索》记载唐代的漕运制度，凡是陆路行程，马每天走七十里，江上四十里多，水路四十五里；空船逆流而上，黄河四十里，长江五十里多，其他水路六十里；顺流而下的船，则不论轻重都按同一标准，黄河每天一百五十里，长江一百里多，其他水路七十里。转运征敛送纳，都按照行程规定来调节快慢。至于三峡、砥柱之类的险要地段，不限制在这个范围内。这种方法可以不耗尽人马的体力，也没有拖延的祸患。现在经过淮河、洪泽湖以及回程空船的期限限制，还保留着这种用意。但是使用车驴时，必定要穷尽一天的力气才停止，以至于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这难道不是后人比前人更加急迫吗？然而其效果是可以看到的。

驿递议

汪价

古代设置驿站，是为了快速通行，以便沟通往来，慰劳行役之人，并将王命传达出去。所以国家与官民，都从中得到便利。现在却不是这样。大军的更调日益频繁，差遣官员的奔波如织，京城官员致送餐食、安排馆舍的，络绎不绝。定额的银两不够，势必向户部请求增加。每年耗费金钱无数，那么祸害在于国家。大帅和贵官，悍勇的差役和健卒，逞威横索，有司虽然竭力奉承，但怒骂、呵斥、鞭打、侮辱，无所不用其极，那么祸害在于官员。驿站中的浮费，日益严重，正常的供给不足，不得不从借支中支出，借支不足，不得不从摊派中支出。原本由官府雇用的船，变成了由百姓雇用；原本由官府办理的车马，变成了由百姓办理。骚扰搜刮，百姓的膏血枯竭，那么祸害在于百姓。祸害国家，国家因此空虚；祸害官员，官员因此疲惫；至于祸害百姓，其危害岂能说得尽呢。我曾经仔细筹划，冲要之地与偏僻之地不同。偏僻之地远隔山荒，终年不见车马足迹；而冲要之地的差遣，四面八方捆扎而至，南北车辕交错，早晨为他们舂米，晚上为他们安排住宿，没有片刻安宁。虽然非常烦难，但不能将担子卸给邻县。南驿使用夫役和船只，与北驿同样困苦。起初雇用夫役，继而摊派给里甲的夫役，又继而摊派给挨户的门夫；起初雇用船只，继而摊派给船户的船，又继而摊派给里保去寻找船只。一有差遣，夫役就逃跑，船只就隐藏。以前困住南驿的，现在却是合并南省的百姓一起来困住了。北驿使用车马，与南驿同样困苦。起初由官府准备公用车马，继而差遣到车户的车，又继而差遣到里下的车；起初由丞尉养马，继而由县令养马，继而由地方里甲养马。一有差遣，车就耗尽，马就空乏。以前困住北驿的，现在却是合并北省的百姓一起来困住了。至于折干（将实物折成银钱）的弊端，如果不是摊派给平民，也必定不会凭空产生。为什么呢？过往的差遣，他们期望有司提供的，大兵不过是犒劳的费用、草料的开支，过客不过是宴会的需要、馈赠的礼节，至于夫役、船只、车马，不过是按数供给罢了。即使是非常不法的差员，也没有理由要求折干；即使是非常不肖的有司，也没有地方使用折干。只有摊派给平民，才能恣意苛索，百计刁难。恶劣的差役得以肆意诛求，小民无法承受其逼迫。于是产生了折干的惯例，而后差役满足了欲望，百姓暂缓了死亡。然而这种风气一旦打开，民力更加不能支撑，差役的心更加难以满足。这就是国家财政日益困窘、民生日益凋敝的原因。为今之计，不如设立内外稽核的方法。内部由兵部颁发号册，发给各省驿传道，驿传道分发给各属驿吏。凡是有过往差使应用夫马的名数，都按照勘合火牌应付，不得超出定额。外部由州县设立号册，详细记载官买马多少匹、造车多少辆、置船多少只、募夫多少名，呈报兵部印发。凡是遇到仕官兵丁来往，都按照官设的额数给与，缺少则向邻县借用应用，不得在额外索取，不得向民间征用。以上两项，都令本差自己填写号册，年终缴回兵部稽查。如果有超过数额诛求的，据实题参，请求用大法治罪。这样大家才知道警戒，不敢苛索，而驿吏和地方守令，都不会疲于奔命了。至于折干的说法，起于横征暴敛，百姓不能如数缴纳，所以采取这种无可奈何的计策。现在既然立有定额，由官府办理、官府支付，这种风气不制止也会自然平息。

禁〇重以恤驿马议

张汧

一、禁止携带

译携带重物。这里是京畿以南的交通要道。朝廷使节往来不绝。马匹疲乏，人夫困顿。如同剜肉补疮，难以痊愈。钱粮的领取和发放，上下各级官吏互相侵吞。百姓疲惫困苦，处境颠倒，只能隐忍不敢申诉。因此，驿站的败坏，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禁止多所索取，严惩骚扰行为。

皇帝的诏令和法令，不止三令五申。奉命出差的官吏和差役，近来也知道有所畏惧忌惮了。然而，多骑驿马的弊端，仍有未能彻底革除的。问题不在于火牌和勘合上的明目张胆地索取，而在于背包驮载上的暗中增加。例如，携带奏章急速上奏，只用一副夹板，或者一个背包，就足以盛放奏章和整理行李。至于各衙门奉命出差的员役，所携带的不过几份公文和一袋衣被罢了。为何往来途中携带的物品，任由他们随意增添，导致所骑的马匹，不求多而自然增多。驿官和马夫，看到他们囊袋沉重、包裹繁多，马匹承载不起，只得另外拨配副马分担驮载。这就是不多索而实为多索，不骚扰而实为骚扰的情况。这是皇帝诏令所未涉及，而法令所未申明的地方。

有的驮包不止一两件，甚至装载南北货物，装满箱子，任由他们携带以谋取私利。导致马背棱角分明，货物堆积如山，马匹精疲力竭无法前行。再加上鞭打踢蹬，这就是马匹倒毙、驿马缺乏的根源。虽然有时购买增添马匹，终究还是会耗尽。指望驿站事务有所起色，难道可能吗？

我愚昧地认为，这种积弊，不仅应当颁布法令禁止，还应当上疏请求皇帝旨意。凡是携带奏章的员役，只允许使用夹板装盛。那些一切名目不正的马匹，以及没有马匹却有的驮包，都应予以禁绝。连上奏都应当如此，何况其他情况呢？那么，多索和骚扰的弊端，不求杜绝而自然就会杜绝了。

译论驿政

黄六鸿

驿站传信的设立，有要冲之地，也有偏僻之处。要冲之地称为驿站，用来供给皇上的使臣、前来朝贡的诸侯国以及携带奏章的官员差役使用。偏僻之处称为里甲马，仅用来供给本州县的紧急传递，所以又叫做递马。递马的设立，不过几匹马。驿站每个州县或许设立两处，极要冲的地方或许设立三处。每站定额的马匹，六匹、七匹、十匹不等。其粮草、人工、物料，从存项下支取报销，年终随地丁银奏报。驿站所经过的地方，各有分属的省份；南北所指的方向，各有分属的路线。违反规定的有惩罚。驿站由州县兼管，或者设立丞官专门掌管。差使失误、马匹瘦弱短缺，有纠察。其中的差使，有奉皇帝命令办理公事的大臣，有前来朝贡的藩属使节，有进京觐见或赴任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以及巡视盐务、监察税务的部院台谏官员，这叫做“大差”。有奉命星夜兼程、紧急文书飞速传递、限期到达的，这叫做“紧差”。有承接文书、携带奏章，以及佐僚代为捧送庆贺、大计表册的，这叫做“小差”。体恤劳苦、抚恤死者，允许给予邮骑的，这叫做“散差”。官员则发给勘合，差役则发给火牌。勘合的廪给按人员计算，火牌的口粮按份额计算。而水驿的船只、陆驿的夫役马匹，则遵照部里填写的数目。其中的驿役，有官坐、紧差、小差、散差包马等不同类别。其中的驿役，有总理、兵房、马牌、牧马夫、背包、送差、打探、兽医等各自执掌的事务。至于额外的差使，有上司的纸牌，有邻近地区的协济。额外的累赘，有超过差使范围的越站。额外的苦楚，有马匹被多索要，各种苛求。侮辱官员、殴打吏役、锁拷鞭打马夫的肆意横行。在过去三藩未撤除、海疆多事的时候，差使繁多，往来络绎不绝。官员差役狠如狼虎，拷诈惨同盗贼。我查考山东东路驿站，重新设立是在顺治戊戌年间。旧额只有夫役、马匹、工料，并没有买马粮佥。我因此呈报疲驿昔僻今冲等事一详，通申各宪。蒙抚军张公咨请部里，开始比照西中诸路，从齐河、禹城向南，凡十三站，每站拨银七百余两，作为买马粮佥。从此东路驿站的累赘稍得缓解。甲寅年滇黔变故之后，军书旁午，奉有“多索要驿马一匹者，允许驿官直接申报部里，即将该差员革职”的圣旨。于是纸牌也就永远绝迹了。从前那些需索扰害，一旦全部清除。近日督抚提镇，所令火牌，仰体圣主体恤邮传的至意，多缴而不用。即使奉差的重臣，也常自备马匹，而沿途驿站，杳无音讯。以今视昔，难道不同于从汤火中出来而登上床席的安宁吗？所以天下各驿差使稀少，夫役马匹得以休息。掌管驿务的人，如果能管理得当，喂养有法，购补无缺，而又亲自勤勉查阅，使没有怠忽侵蚀的弊端，那么即使地处极要冲繁忙，也可以等同于里甲的优游自在啊。

驿务的兴废系于总理之人。总理得到合适的人选，驿务就兴盛；得不到合适的人选，驿务就废弛。唉，这一个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这个人，与本官休戚相关，诸事不欺骗。一是钱粮出纳、工料用费，没有丝毫染指扣克；二是兵书马牌等，不与通同作弊，以及受贿徇私；三是草料喂养，勤行察勘；四是支销用度，账目分明；五是应差马匹，酌量分拨得宜，而劳逸适均；六是看待驿中马夫等，宽严并用，情法兼施，使他们心悦诚服；七是行止老成，专意办公，而不交接浮浇，赌娼酗饮。具备这几条才可以谈论总理。唉，这一个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虽然如此，十户人家的小邑，必有忠信之人；匹夫之贱，也有密友。难道百里之宰，就没有这样的人吗？或者是亲族子弟、同乡至戚，与生平好友，虽然在任去官，而情谊不即相离的。如果审度其人，确乎可以胜任，就应当推心置腹，而厚其廪俸，使他无内顾之忧，足以养廉。那么稍有良心的人，又怎么忍心辜负这重托，而不竭尽忠诚呢？有人说，如前所说，恐怕戚友也难选择。怎么办？我说，料理无术，不如贪婪；通同作弊，不如自欺。贪婪不过私吞我的钱财，料理无术，则诸务不振，所损实多。自欺不过蒙蔽本官，通同作弊，则各役无忌，立致疲残，而驿站就不是原来的驿站了。

设腰站议

黄六鸿

在无事的时候，而设立有事的考虑，这是智者所不废弃的。现在在无事时的驿站，而暂且为有事时筹划，将怎么办？为驿递考虑，凡是遇到军书旁午、差使繁多，那么马力容易疲劳。再加上安塘侦报，昼夜计算行程五百里，每州县驿站，多的百余里，少的也七八十里，不过时间推移就到达。纵然所设马匹多，更番不息，哪有不至于疲残倒毙的呢？即使说购补勤快，支销有限，到处需要马匹，价值自然高昂。有司正疲病在告，又怎么有多金来资助赔累呢？计惟有另设腰站以节省马力这一法。腰站设立，马至半途即换，力可不疲，那么马力节省，而马

译马匹倒毙的情况稍微减少，赔累的状况可以缓解了。方法应当在本站适中地点，或者租赁民房店铺，有空地可以牧养、晾晒马匹的地方，设置腰站，安置槽枥、锅灶、草料、晾马桩等物品。将本驿原派出的马匹，均匀分拨，所分拨的，也只是紧急差事的马匹而已。其他寻常的赍奏差使，以及散差马匹，都照常由本驿应付，直到彼驿交接卸任。只有紧急差事在腰站换马，其送差的夫役以及饭食、草料银两，都由本驿马夫支领，送至彼驿。腰站不换送差的夫役，也不再领取工料，只要换马就立即出发，不至于耽误片刻。那腰站也必须另外选择总理之人监视喂养休息，并支领工料。紧急差事既然卸下，马匹因为跑得快，汗流气喘，冬天就搭屉，夏天就抚抹，让马夫慢慢牵着行走，等喘息稍微平定，用晾绳让马休息，等它的汗干涎尽，疲劳解除精神清爽，看见草想要吃，然后先用空草喂它，等饮水后，才加料饱喂，这样疾病就不会产生。这是设置腰站以节省马力的重大意义。至于腰站喂马的夫役，如果另行雇募，工食费用不资，况且用他人的马匹，暂时代为饲养，休戚无关，何况又托付给生手呢？那腰站的马匹，既然在本驿各夫名下，均匀抽调，那么马夫也在各槽均匀派拨，彼此互相照管，两处犹如一处，自然没有不关心的。况且又有总理之人监督考核，自然不会导致喂养休息减失适宜之忧了。如果现在正值承平，应付稀少，那么天下正享受太平之福，驿传都享有嬉宴安逸之安，所谓的腰站，虽然放置千万年也不会用到。

译请求酌情恢复站夫疏 乾隆 年

杨锡绂

我查考广西桂林一府，地处湖南与广东的交通要道，差事往来不断。旧例中，临桂、灵川、兴安、全州四个属县，各设置站夫九十名；永福县设置站夫三十名，共计三百九十名，都在驿站长期供养，以供差役。后来在“敬陈管见”等事的案件中，经前任巡抚金题明，临桂、全州各裁减六十名，长期供养三十名；灵川、兴安各裁减七十名，长期供养二十名；永福县裁减十二名，长期供养十八名。遇到有大差使经过，人手不够用时，就用裁减下来的银两，临时雇佣人手。这在雍正十年，经户部议覆批准，遵照执行在案。乾隆四年，升任的巡抚杨超曾，认为自从裁减站夫以来，几个州县的官民都感到困累，奏请临桂、全州各酌情恢复三十名，灵川、兴安各酌情恢复二十名；永福、西林、柳州差事稍简，无需酌情恢复。经户部大臣议驳在案。我查户部的意见是慎重经费，驳斥得非常明晰。然而我在广西任职六年，站夫的减少，确实看到官员的困累和百姓的不便，不敢因为户部驳斥不准，就不再请求酌情恢复。查驿站的条例，有马有夫。临桂等四个州县，并没有马匹，只有站夫。按三个站夫折算一匹马计算，九十名站夫，只相当于三十匹马罢了。冲要之地，额定设置本来就不多。现在每个州县减少站夫六十名，就相当于减少马匹二十匹，只剩下十匹了。这在偏僻的地区，尚且难以应付，何况是冲要之地呢？虽然大差使经过，原本允许雇佣站夫应付，并且酌情增加二分或三分的费用，似乎充裕。其实，州县遇到大差使，临时雇佣，如果正值农忙，有一个站夫花费二钱或三钱的。大差使需要站夫很多，农忙时无人应雇，而差使紧急，片刻不可延缓，不得不按这个数目支付。等到报销时，在六分或七分之外，不敢多报分厘。这就是我所说的官员的困累。然而困累在官员，终究也不利于百姓。雇佣民夫，近的有五里十里，远的有数十里，必须先一天传唤令其在驿站等候，以防延误。或者经过的人在前一站偶尔受阻，又需要等待一天。百姓虽然得到二钱三钱的报酬，但实际上三天才应一天的差役。偶尔正值农忙，谁不想及时耕作，即使重价也多不愿意。这就是我所说的百姓的不便。如果说自从裁减以来，应付并没有延误，州县身任地方，差使经过，即使再减少站夫，也不敢延误，只是赔垫困难罢了。如果说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二年，奏报雇佣站夫的费用，多不过七八百两，少止二三百两，无论二三百两之外，州县多有赔垫，即使是七八百两，州县的赔垫依然如故。这件事前任巡抚金，一时意在节省钱粮，不觉矫枉过正，请求裁减太多。既然请求裁减，则必说应差的日子少，闲居的日子多，其实并非真情。听说裁减之后，前巡抚金，见州县难于办理，也未尝不后悔，只是不肯自己裁减的，又自己恢复罢了。前巡抚杨超曾，在任三年，目睹站夫太少，官民交累的情形，所以奏请临桂、全州酌情恢复三十名，兴安、灵川酌情恢复二十名，也是万不得已的筹酌，并非不知道慎重经费，而给州县以冒领侵吞的开端。我署理此地，正想厘清弊端，以图报答称职，何敢以国家的钱粮，作为徇私邀誉之举。然而事情有难行的，也不便始终因循，所以不揣冒昧，据实陈奏，请求仍将临桂、全州站夫各酌情恢复三十名，灵川、兴安站夫各酌情恢复二十名，长期供养在驿站，以供应付。或者遇到大差使，雇佣既少，用力也易。这样四个州县的官民，都能沐浴天恩浩荡了。

卷七十四 兵政五 保甲上

保甲说

李光型

《礼记》说：观察乡里的情况，就知道王道是容易施行的。如果一乡的事情治理不好，何谈一县。保甲制度，分开来极其细微而不混乱，合起来尽其广大而不遗漏。所以必须知道地方的险易，村落的疏密，然后联比分甲，可以实行出入守望的政策。知道关卡驿递的远近，桥梁舟楫的所属，然后期会修建，可以实行奉公利济的政策。知道水土刚柔的性质，山泽原隰的适宜，然后区种别财，可以实行因地利民的政策。知道人民生聚的多寡，地利物产的盈绌，然后劳民劝相，可以实行农末相资的政策。知道闾里疆域的息耗，居民世业的贫富，然后诱劝畜积，可以实行敛散赒济的政策。知道姻娅族姓的相联，比闾同里的相属，然后读法讲谕，可以实行孝友和睦的政策。知道田园家室的有赖，四民艺术的有托，然后分别勤惰，可以实行课督鼓舞的政策。知道刚柔知愚的异质，奢俭贞淫的殊习，然后旌淑别慝，可以实行劝赏刑威的政策。所以一行保甲而政具举矣。人们只看到吏胥约保的奔驰，门牌册籍的更迭，出役应差的劳苦，什伍连坐的祸患，而未曾听说卫养教利的政策，因此民心不安，交相逃避，吏胥约保，缘以为奸，宜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