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治体四政本下
。君有以儆惕乎臣。臣有以启沃乎君也。前代有为之主。始以德义为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导之使言。继则闻人之言悦之而已。不必其尽从也。久则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难色。又其甚者。或引之于当道。辄自以为已知。或格其心之非。辄自以为无失。自以为已知。自以为无失。是自以为贤矣。自以为贤。其下因莫不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以唐太宗之英明。于魏征尚有不平之语。而欲其臣之无隐。衮职之无阙。岂易得哉。今观于舜。惟几惟康。惟动丕应徯志。岂尚有时几之未敕。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岂尚有未兴之事。未慎之宪。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岂尚有未省之成。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岂尚有丛脞之患。惰与隳之忧。而舜以之责难于臣。皋陶以之责难于君。舜于皋陶之责难。从而拜之。即从而俞之。圣人之于臣。惟愿其弼直。不愿其面从。于进言者。惟论其理之是非。不计其辞之工拙。鉴其心之诚挚。不复问其事之有无。皋陶平日之告舜。曰无教逸欲有邦。益曰儆戒无虞。无怠无荒。夫舜岂教逸欲而好怠荒者哉。而诸臣言之而不以为迕。帝舜受之而不以为非。古大臣之爱其君与君之自爱。其慎微防患保泰持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及。而君道臣道。为千古人伦之至者。在是也。
译君主有用来警戒臣下的道理，臣下有用来开导君主的方法。前代有作为的君主，起初以德行道义为根本，唯恐人们不说话，常常委婉引导他们进言。接着则是听到别人的进言感到高兴罢了，并不一定全都听从。时间久了，就害怕别人进言，即使说了也不一定接受，即使接受了也面露难色。更有甚者，有时将进言者引荐给当权者，就自以为已经知晓；有时驳斥别人心中的错误，就自以为没有过失。自以为已经知晓，自以为没有过失，这就是自以为贤明了。自以为贤明，他的下属因此没有不同声称赞他贤明的。称赞他贤明，顺从就有福，纠正他就有祸。凭借唐太宗的英明，对魏征尚有不平之语，却想要他的臣下没有隐瞒，君主的职责没有缺失，难道容易得到吗？现在看虞舜，只有细微之处只有安康，只有行动才有盛大的回应，等待他的意志，难道还有时机没有整饬的情况吗？百官都顺应时机，安抚五行之辰，各种功业得以凝聚，难道还有未兴办的事、未慎重的法度吗？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官员，难道还有未省察的成效吗？广泛接受并施行，九德之人都在任职，俊才在位，难道还有琐碎繁杂的祸患、懒惰懈怠的忧虑吗？而虞舜以此要求臣下尽难，皋陶以此要求君主尽难。虞舜对于皋陶的责难，于是拜谢他，也就是于是应允他。圣人对臣下，只希望他们匡正辅佐，不希望他们当面顺从。对于进言的人，只论道理的是非，不计较言辞的工拙。鉴察他们心意的诚挚，不再追问事情的有无。皋陶平日告诫虞舜说：“不要教导安逸欲望来治理国家。”益说：“警戒没有忧患，不要懈怠荒废。”虞舜难道是教导安逸欲望而喜好懈怠荒废的人吗？而各位臣子进言他不认为是违逆，帝舜接受不认为是错误。古代大臣爱护他们的君主以及君主自我爱护，那种慎微防患、保持安泰、持守盈满的深切用意，不得不如此啊。有虞氏的治理，之所以不可企及，而君道臣道，成为千古人伦的极致，就在于此。
进呈经义
赵申乔
诗小雅鹿鸣首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案鹿鸣。序以为燕群臣嘉宾之诗。夫群臣而以为嘉宾。其情洽矣。进而咏鼓瑟。咏吹笙。则所以和其声者至矣。更进而咏承筐是将。则所以劝之饮食。而致其礼义之殷勤者。无不用其极矣。遂乃质言之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谆谆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于此见圣人好问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从人之意。何其恳以挚也。夫士人自束发读书以来。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斯亦闻之熟矣。岂其策名委贽而敢忘诸。必俟夫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其中所素藏。以与吾君权施报哉。然而圣人必以为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分极而不以情通之则隔。礼胜而不以乐和之则离。彼夫希荣苟禄者无论矣。即夫稍知大义。矢诸夙夜。非不怀入告之诚。及乎质对大廷。而其分严。而其礼敬。往往多所畏惧。卒怀疑而不敢前。史称唐太宗神彩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太宗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颜色。冀闻规谏。夫太宗之纳谏。宜无不昭然共白于臣庶。而犹必假奏事者以颜色。而臣进见。至失举措。则凡人臣之对越于君者。其难其慎。亦概可知矣。圣人为之备着其仪于燕。琴瑟竽笙。以大鸣其豫。币帛劝侑以厌饫其心。俾得优游夷怿。而严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无不言。有不言。言无不尽也。故圣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为中材劝云尔。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国运。则当盛明之时。进忧危之语。以道律皇躬。则当晏安之地。陈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则当嗜好之萌。严性情之正。甚且以万无一有之事。设若或有一之虑。如禹之于舜。而谓无若丹朱。周公之于成王。而谓无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惧。以为获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为人之好我。此固纯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体恤之一至于此也。臣谁无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独师保以为启沃。疑丞以为赞襄。庶士御事。相与献可替否。补阙拾遗。而瞽以典。史以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莫不毕至于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则赓扬之休可继。泰交之治可成。此圣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诗。复歌之以为燕仪。用垂训于万世欤。
经筵讲义
杭世骏
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臣按治道有污隆。王化有远近。皆决于王心之疏密而已。易云几者动之微。枢机之所以发。善恶之所以分。吉凶之所以兆。莫不循是以之乎彰显焉。故云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言几也。后世言治者。昧于其几。而第言有万。则万几云者。宜若为有天下者之恒言。而不知人君于此。不可不明察其微。而慎持其隙也。盖几有万。则其彰显者不止于万可知矣。一日二日而有万几。则月旬朔之间。不止于万几又可知矣。一几之不慎。则一事丛其弊。一方受其害。猝至杂投。其忽不及谋者必众。待其不及谋而思补救之。何如先其未及发而豫筹之乎。我 皇上秉神圣之资。励精图治。朝干夕惕。即以之希▯三代盛王。岂有不及。然臣窃观今日之治理。其美者仅仅如汉之文景。唐之贞观开元。宋之化嘉佑而止。甚且尚有不及焉者。何也。则以仁心仁闻。能设诚而致行之者之难也。夫有仁心仁闻。而苦于设诚而致行之者之难。此其间有几焉。盖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臣闻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圣人以天地父母为心。愚臣即以尧舜吾君为责。伏愿 皇上于深居渊默之时。随事审其几微。行政或恐未当于天心。用人或恐未慊于众望。谗夫女谒未必有。而内宠近侍恩泽或恐其踰制。琼宫璇室未必盛。而岩居川观巡游或恐其过时。穷边征戍。宜时恤其饥寒。闾巷惸嫠。宜周知其疾苦。有一夫不获若已纳隍之心有。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之念。夫然
译进呈经义
赵申乔
《诗经·小雅·鹿鸣》首章：“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认为，《鹿鸣》的序言认为这是宴请群臣和嘉宾的诗。把群臣当作嘉宾，这种情谊融洽了。进而歌颂鼓瑟、吹笙，那么用来和谐声音的手段已经用到了极致。再进而歌颂“承筐是将”，那么用来劝勉饮食、表达礼义殷勤的做法，没有不竭尽全力的。于是直言说道：“那些喜爱我的人，向我指示了大道。”恳切的样子，好像只怕他们吝惜这条大道，而不肯立刻展示给我看。在这里可以看到圣人喜好询问的殷切，采纳善言的迫切，那种舍弃己见、听从他人的心意，是多么诚恳而真挚啊。
士人自从束发读书以来，把对君主提出高标准的要求称为恭敬，陈述善道、杜绝邪恶称为尊敬，这些话也是听得很熟了。难道他们在出仕任职、献上礼物时，敢忘记这些吗？一定要等到君主如此委婉地重视他们，才肯拿出心中平日所蕴藏的意见，来与君主权衡施报吗？然而圣人必定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行，为什么呢？君臣的名分，以严肃为主；朝廷的礼仪，以恭敬为主。名分过于极端而不用情感去沟通就会隔阂，礼仪过于隆重而不用音乐去调和就会疏离。那些贪图荣禄的人且不说，即使是稍知大义、早晚都发誓忠诚的人，并非没有入宫进谏的诚意，等到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君主，因为名分严肃、礼仪恭敬，往往有很多畏惧，最终怀着疑虑而不敢上前。史书记载唐太宗神采英武刚毅，群臣进见时，都失掉常态。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奏事，必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劝。太宗纳谏，本来应该毫无保留地向臣民昭示明白，却还要对奏事的人假以颜色，而臣子进见，甚至失掉常态，那么一般臣子面对君主时的艰难和谨慎，也就大概可以知道了。
圣人为此在宴饮中完备地制定了礼仪，琴瑟笙竽，大大地表达喜悦；用币帛劝酒，使人心满意足。使他们能够悠闲快乐，那么严肃得以舒缓，恭敬得以调和，于是坦然直抒胸臆，做到有不知道的，知道却没有不说的；有不说的时候，说了却没有不尽的。所以圣人如此委婉地厚待他们，大都是为了鼓励中等才能的人罢了。况且“周行”是大道。用大道来培养国运，那么在盛世清明之时，就要进献忧患危亡的言论；用大道来规范君主自身，那么在安逸享乐之地，就要陈述防止怠惰荒废的防备；用大道来感化君主的心，那么在嗜好萌生之时，就要严明性情的正道。甚至对于万无一有之事，也要设想万一发生的忧虑，就像禹对舜说没有丹朱那样好，周公对成王说没有殷王受那样好。臣正惶恐不安，认为获罪更大，然而君主不仅宽恕我的狂妄无知，而且直接探求我的内心，认为这是“人之好我”。这本来是纯臣志士日夜切切祝祷于君主、却不敢对君主抱有必然期望的，没想到君主体恤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臣谁没有心，忍心不率领众人入宫进谏呢？所以不仅师保用来启发开导，疑丞用来辅助赞襄，众士和办事的人，一起献可替否，补阙拾遗，而瞽官以典，史官以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进谏，庶民传语，无不全部来到他面前，而效法展示周行，那么赓扬的美德可以继承，泰交的治世可以成就，这就是圣人因为宴饮而作这首诗，又歌唱它作为宴饮的礼仪，用来垂训万世的缘故吧。
经筵讲义
杭世骏
《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臣认为，治道有污浊和隆盛，王化有远近，都取决于君主心思的疏密罢了。《易经》说：“几”是动机的细微之处，是枢机发动的地方，是善恶分别的地方，是吉凶征兆的地方，没有不遵循这个而走向彰显的。所以说，知道远源于近，知道风来自何处，知道细微会显扬，就可以进入德行了，这是在说“几”。后世谈论治道的人，对“几”认识不清，只说有“万”，那么“万几”这个词，似乎成了拥有天下者的常谈，却不知道君主在这里，不能不明察其细微，谨慎把握其间隙。大概“几”有万种，那么其彰显的就不止于万种，可以知道了。一天两天而有万几，那么一个月或十天之间，不止于万几，又可以知道了。一个“几”不谨慎，那么一事就会丛聚弊端，一方就会遭受祸害，突然到来、杂乱投掷，那些来不及谋划的人一定很多。等到来不及谋划而想补救，哪里比得上在它还未发生时就预先筹划呢？
我皇上秉承神圣的资质，励精图治，早晚警惕，以此来希冀达到三代的盛王，难道有不及的吗？然而臣私下观察今日的治理，其美好的仅仅像汉代的文景、唐代的贞观开元、宋代的化嘉佑那样罢了，甚至还有不及的地方。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仁心仁闻，却苦于难以设诚而致行。有仁心仁闻，而苦于设诚而致行之难，这其中就有“几”啊。大概辨别它不可不早辨别。臣听说上天生成圣人的材质很吝啬，而人遇到圣人的时代很难。圣人以天地父母为心，愚臣就以尧舜作为君主的职责。伏愿皇上在深居静默之时，随事审察其细微。行政或许担心不符合天心，用人或许担心不满足众望，谗夫女谒未必有，而内宠近侍的恩泽或许担心超过制度，琼宫璇室未必兴盛，而岩居川观巡游或许担心超过时节，穷边征戍，应当时常体恤其饥寒，闾巷孤寡，应当周知他们的疾苦，有一夫不得其所就像自己落入沟壑的心，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念头。
经筵讲义二篇
秦蕙田
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臣案平天下之道。首重用人。人品不同贤与邪二者而已。用舍有定。任与去二者而已。其始贵有鉴别之识。灼然而不淆。其继加以刚健之力。毅然而不惑。贤与邪之判在心术。而心术之辨在公私。心术而果出于公欤。其气象必有光明磊落之概。其行事必有平直正大之体。难进易退。爵禄非所恋也。矫枉从正。时议所弗徇也。洁己独立。而不藉声援。竭忠尽愚。而不避艰险。在大僚则以责难陈善为恭。而不以趋走承顺为敬。在下位则以恪勤匪懈为事。而不以营求干谒为心。隐微幽独之中。但知有爱君奉国。故曰公也。如心术而或出于私。其情状必有掩饰闭藏之态。其行己专以圆熟软媚为工。始而患得。终而患失。脂韦谐俗而惟取模棱。因循缄默而但求保位。其幸而循资历俸以至大僚。则容悦固宠而全无建白。倘或淹滞下僚。则逢迎希冀而不惮卑污。处心积虑。第知有身家名位。故曰私也。公与私之辨。彰彰如此。而任之去之。往往有未当者。则贰与疑者之过也。夫贤者之事君也。议事则据理而不事揣摩。奉职则秉法而不容假借。如事在可行。纵破成例而不顾。如不可行。虽违成命而不辞。处唯唯诺诺之中。独有謇謇谔谔之概。而奸邪之人。恶其不便己也。遂委曲隐约以中伤之。不曰沽名。则曰卖直。不曰归过。则曰揽权。日浸月润。渐疏远而不觉。甚且有不原其大节。而微疵小过。指摘交加。吏议亦随其后者。此从来善人君子。每不能久安于朝廷之上。皆贰之故也。彼邪人之保位者。方且反以是为戒。苟同随俗。务为弥缝。非之无非。刺之无刺。当利害得失之交。全不以民生国计为念。其所辗转筹躇者。不曰拂上意。则曰碍人情。调停之外无他长。承顺之外无他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贪营系恋而不去。虽人主穆清之中。时多鉴察。然以其小心无过也。则宽大以容之矣。以其备位年久也。则姑且以之矣。不知职事已为之渐废。人心已为之渐靡。风俗已为之渐偷。纪纲已为之渐弛。而其人享有禄位。方晏然自以为得计。此则疑之说也。然则如之何而后可。亦曰惟诚而己矣。刚而已矣。诚则不贰。刚则不疑。果能确知其贤而任之。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与之断大事而不疑其擅。与之图密计。而不患其私。与之进退人材而不嫌其党。与之赏罚事权而不虑其专。有所言而裁之以理。无弗听也。有所行而规之以成。无弗从也。有所忤而曲谅其心。无弗恕也。有所荐而明试以功。无弗用也。光明洞达。表里如一。则真意交孚。融洽胶固。虽欲稍自退诿而情有所不安。稍为欺隐而心有所不忍矣。夫然后利有举而必兴。害有除而必去。朝廷之上。宁复有委靡观望之习。待人主之焦心劳思。别求挽回转移之法哉。至于阴邪之辈。一有觉察。则立加罢斥。虽无大过。亦勒令退居。不使幸位以妨贤路。如此则贤安有不任。邪安有不去。天下安有不治者。此以诚为体。以刚为用之效也。夫以大舜之德。有虞之治。其存心岂复有不诚不刚。而益顾以是谆谆进戒者。实有见于诚之难尽。而刚之未易足也。是以大学释平天下。首重用人。而论用人。则申言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之命。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之过。即勿贰勿疑之说也。而归本于慎独。然则欲任贤去邪以平天下。舍诚意正心。将何以哉。
龙德而正中者也
臣谨案圣贤之道。惟贵一中。唐虞首着执中之训。人但知始自尚书。不知其原实出于易。易者。天地自然之法象。一卦三爻而二得中。重卦六爻而二五得中。干为君道。乃全卦之首。九二一爻。以龙德居下卦之中。乃易卦三百八十四爻居中第一爻也。是以孔子于此。特着明正中之义。以为通卦之凡例。举圣贤之心法治法。一以贯之。由是而推之。全易六十四卦。彖传象传中言中者。凡五十有五。其不言者。仅九卦而已。苟得乎中。虽否剥亦吉。苟失乎中。虽泰复亦凶。夫卦之分吉凶。莫甚于否
译经筵讲义二篇
秦蕙田
任用贤才不要有贰心，去除奸邪不要有迟疑。
臣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首先重在用人。人的品格不同，无非是贤与邪两类罢了。用与舍有定论，无非是任与去两类罢了。起初贵在具备鉴别的见识，明察而不混淆；随后加上刚健的力量，坚毅而不迷惑。贤与邪的界限在于心术，而心术的辨别在于公私。心术如果确实出于公，其气象必定有光明磊落的概貌，其行事必定有平直正大的体统。难以进用，容易退让，爵位俸禄不是所留恋的；矫正歪曲，顺从正道，不迎合时下的议论；保持自身高洁，独立不倚，不借助声援；竭尽忠诚，贡献愚诚，不躲避艰险。身居高位，则以责难陈善为恭敬，不以奔走承顺为敬意；身处下位，则以恪尽职守、不懈怠为事务，不以营求干谒为心思。在隐微幽独之中，只知道爱戴君主、侍奉国家，所以说这是公。如果心术出于私，其情状必定有掩饰隐藏的姿态，其立身行事专以圆滑熟稔、柔顺谄媚为能事。起初担心得不到，最终担心失去；阿谀世俗，只求模棱两可；因循守旧，缄口不言，只求保住职位。侥幸凭借资历俸禄升至高位，则取悦君主以固宠，全无建树建言；倘若滞留在低位，则逢迎希冀，不避卑劣污浊。处心积虑，只知道自身家业和名位，所以说这是私。公与私的辨别，如此明显。然而任用与去除，往往有不恰当的地方，这就是贰心和迟疑的过错。
贤者侍奉君主，议论政事则依据道理而不从事揣摩，奉行职事则秉持法度而不允许假借。如果事情可行，即使打破成例也不顾惜；如果不可行，即使违背成命也不推辞。在唯唯诺诺之中，独有直言敢谏的气概。而奸邪之人，厌恶其对自己不便，于是委曲隐约地中伤他们。不说他们沽名钓誉，就说他们卖弄直率；不说他们推卸过错，就说他们揽权专断。日积月累，逐渐疏远而不觉察，甚至有不追究他们的大节，而对细微瑕疵小过，指摘交加，吏议也随之附和的。这就是自古以来善人君子，常常不能在朝廷上长久安居的原因，都是贰心的缘故。
那些奸邪之人为了保住职位，反而以此为戒，苟且同流合俗，务求弥缝补过，非议他却没有过错，指责他却没有刺处。当利害得失交错之时，完全不把民生国计放在心上。他们辗转筹划犹豫的，不是说违背上意，就是说碍于人情。除了调停之外没有别的长处，除了承顺之外没有别的术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贪恋营求而不去职。虽然君主清明之中，时常多有鉴察，但因为其小心无过，就用宽大来容纳他；因为其任职年久，就姑且任用他。不知道职事已经逐渐废弛，人心已经逐渐败坏，风俗已经逐渐苟且，纪纲已经逐渐松弛。而那个人享有禄位，正安然自得地以为得计。这就是疑的学说。
那么怎样才可以呢？也只是说只有诚罢了，只有刚罢了。诚就不贰，刚就不疑。如果确实知道他是贤才而任用他，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与他决断大事而不怀疑他擅权，与他谋划机密而不担忧他自私，与他进退人才而不嫌忌他结党，与他赏罚事权而不顾虑他专断。有所进言而用道理来裁断，没有不听从的；有所行动而用成功来规范，没有不遵从的；有所违逆而体谅他的用心，没有不宽恕的；有所推荐而用功效来明试，没有不任用的。光明洞达，表里如一，那么真诚之意相互信任，融洽牢固，即使想要稍微推诿而情有所不安，稍微欺瞒隐瞒而心有所不忍。这样之后，有利的措施必定兴起，有害的事情必定去除。朝廷之上，哪里还会有委靡观望的习气，等待君主焦心劳思，另外寻求挽回转移的方法呢？至于阴邪之辈，一旦觉察，就立即罢免斥退，即使没有大过，也勒令退居，不让他们侥幸居位以妨碍贤路。这样那么贤才哪有不被任用的，奸邪哪有不被去除的，天下哪有不被治理的。这就是以诚为体，以刚为用的功效。
以大舜的德行，有虞的治理，他的存心难道还有不诚不刚的吗？然而益却以此谆谆进戒，实在是看到诚难以尽善，而刚难以充足。因此《大学》解释平天下，首先重在用人，而论述用人，则申言见到贤才而不能举用，举用而不能先任命的过失；见到不善而不能退去，退去而不能疏远的过失。这就是勿贰勿疑的说法，而归根结底在于慎独。那么想要任用贤才去除奸邪以平治天下，舍弃诚意正心，将凭借什么呢？
龙德而居中正之位
臣谨案，圣贤之道，只贵在“中”。唐虞首先确立执中的训诫，人们只知道始于《尚书》，不知道其本源实际上出自《易经》。《易经》是天地自然的法象，一卦三爻而二爻得中，重卦六爻而二、五爻得中。乾为君道，是全卦之首，九二这一爻，以龙德居于下卦之中，是《易经》三百八十四爻中居中的第一爻。因此孔子在这里，特别阐明正中的意义，作为通卦的凡例，将圣贤的心法治法，一以贯之。由此推之，全《易》六十四卦，彖传象传中言及“中”的，共有五十五处，不言及的，仅有九卦罢了。如果得中，即使是否、剥这样的卦也吉利；如果失中，即使是泰、复这样的卦也凶险。卦的区分吉凶，没有比否卦更严重的了。
泰剥复。而中不中之得失相反乃若是。然则帝王御世。日理万几。其本精一之学以用中于民者。岂易言哉。孟子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夫权所以称物之轻重。而大君之执中御物。亦犹是焉。从来势之所趋。畸轻畸重之弊。虽极治之朝。犹或不免。我 皇上奉三出治。执两用中。举凡用人行政。皆一一权度而后行之。宜无有不中矣。然有本一善政而奉行稍未当。以致不合乎中者。亦有势之所趋不无轻重。而尚未全反以适于中者。即如贵粟重农。善政之先务也。购买仓储。乘时预备。良法美意莫过于此。然行之不力。歉岁固有米少之忧。行之未善。丰年亦有米贵之患。乃者直省大吏。因仓储未足。动支公帑。籴谷贮备。飞檄刻期。舟车络绎。集于江广产米之乡。牙行藉以为奸。商贩而闻戢。以致产米与待米之乡。价皆踊贵。负担小民。日谋升斗于市。蝇头微利。尤觉难堪。虽以今岁雨旸时若。可望丰收。而外省米价。犹未甚减。如下江之米。向例以一两为平价者。今犹至一两四五钱不等。昔人谓谷贵伤民。良可念也。故现今秋收以后。地方官不患其畜聚之不力。而患其调剂之未平。盖恐行之太骤。为之过急。远近各省。同时购买。风声所被。富户藉以居奇。倘仍价傎高昂。公私均有未便。盖市易之情缓则平贱。急则腾贵。势有固然。古者三年余一。九年余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积渐致之。本非旦夕。况年岁既丰。米谷大裕。流通之后自见赢余。纵使从容调剂。不出数月之内。断无迟误之事乎。至于务本之民。不外业户佃户二种。业户输赋。佃户交租。分虽殊而情则一。乃始也患业户之浸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地方官率漠然不顾。曰吾但能催赋。岂能复催租。于是佃愈顽。而业户之苦。一无所愬。既无所愬。而其田又非他人所敢承买也。不得不减价以售之于佃。而甘为贫困无藉之民。及顽佃既得业之后。遂以抗租之故智。易为抗粮之刁风。甚有恃其乡村远僻。攘臂以辱催征之吏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人心风俗之弊。所关匪浅。而地方大吏。不能深悉民隐。犹往往以抑业户伸佃户为请。虽抑而不行。然其意见之偏。大概可见。此臣窃谓奉行未得其平。而难免失中者也。至于设官分职。内外相维。体统相制。在京之官。执法奉令。可以通达政体。外省之吏。承流宣化。易于练察民情。要之政以治民。民为政本。原无分别。况内外之员。迭居互任。国有章程。故定例县令行取为部曹。欲使习民事者司部务也。即考选为科道。欲使悉民隐者司言路也。科道部曹。复出为道府。欲使达政体者肃吏治也。法制精详。防维周密。但有兼资而互益。未容分道以扬镳。是以国家得有成材。而内外不分轻重。今行取之法虽行。而得缺甚少。部曹鲜习民事。处事不无偏蔽之虞。科道不悉民情。条奏但陈肤泛之语。六部。直省之纲维也。督抚之考成。章奏之得失。皆司员执掌。得操简而议其是非。责任不小。而议者每以不胜任之郡守。归于部用。夫既不胜任。则有年老及疲软与才力不及。勒令休致之例在。乃以一郡之废材。归于部用。毋乃轻重失伦乎。此势之所趋。有未尽挽回而合于中者也。臣侍直 内廷。伏蒙 圣制垂示。有曰。彼民有隐情。孰为达其意。或政有偏颇。孰为防其弊。恭读之下。曷胜感奋。谨因说经之次。敬陈愚昧。伏惟 皇上睿鉴。
译泰卦、剥卦、复卦。而居中与不居中的得失相反竟如此。然而帝王治理天下，每日处理繁杂事务，其根本在于精一之学，以用中之道施于百姓，岂是容易说清的呢？孟子说：“坚持中道而不知变通，就像固执一端一样。”所谓权变，是用来衡量事物轻重的，而君主坚持中道治理万物，也是如此。历来形势所趋，轻重失衡的弊端，即使在治理极佳的朝代，也难免发生。我皇上奉行三才之道治理天下，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凡是用人行政，都一一权衡度量后才施行，应当没有不合中道的了。然而有本来是一善政，但奉行稍有不妥，以致不合中道的；也有形势所趋不无轻重，而尚未完全反常以适于中道的。就像重视粮食、重视农业，是善政的首要任务。购买粮食储存于仓库，趁时预备，没有比这更好的良法美意了。然而执行不力，歉收之年固然有粮食短缺的忧虑；执行不善，丰收之年也有米价昂贵的祸患。近来直隶各省大吏，因为仓储不足，动用公款，买粮储备，急令限期，舟车络绎不绝，聚集在江广产米之乡。牙行借此作奸犯科，商贩因而收敛，以致产米之地与待米之地，米价都暴涨。背负重担的平民，每日在市集谋求升斗之粮，蝇头微利，尤其难以忍受。虽然今年雨水晴旱适时，可望丰收，但外省米价，仍未大幅降低。如下江的米，向来以一两为平价，如今还高达一两四五钱不等。古人说谷贵伤民，实在令人怜悯。所以现今秋收以后，地方官不担心他们积蓄不力，而担心他们调剂不平。大概是担心执行太突然，做得太急迫，远近各省同时购买，风声所及，富户借此囤积居奇。倘若米价仍然高昂，公私都有不便。因为市场交易的情理，缓和则平价，急迫则腾贵，形势本来如此。古时三年有余粮一年，九年有余粮三年，以三十年之通制国家用度，逐渐积累而成，本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况且年岁既丰，米谷充裕，流通之后自见盈余。即使从容调剂，不出数月之内，断无迟误之事吧。至于务本之民，不外业户、佃户两种。业户缴纳赋税，佃户交纳租子，身份虽不同但情理则一致。起初担心业户被侵凌，现在则担忧佃户抗欠。大概业户中田连阡陌的，百无一二，大多是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奈何的。地方官大多漠然不顾，说我只管催缴赋税，岂能再催缴租子。于是佃户愈发顽劣，而业户的苦难，无处申诉。既无处申诉，而其田又不是他人敢承买的，不得不减价卖给佃户，而甘愿成为贫困无依的百姓。等到顽佃得到产业之后，遂将抗租的故技，变为抗粮的刁风，甚至有倚仗乡村远僻，扬臂侮辱催征官吏的。这都是臣平日亲眼所见，人心风俗的弊端，所关系的不浅。而地方大吏，不能深悉民间疾苦，还往往以压抑业户、伸张佃户为请。虽然压抑而未实行，但其意见的偏颇，大概可见。这是臣私下认为奉行未得其平，而难免失中的。至于设官分职，内外相互维系，体制相互制约，在京的官员，执法奉令，可以通达政体；外省的官吏，承流宣化，易于体察民情。总之政以治民，民为政本，原本没有分别。况且内外官员，交替任职，国有章程，所以定例县令行取为部曹，是想让熟悉民事的人掌管部务；考选为科道，是想让体察民隐的人掌管言路；科道部曹，复出为道府，是想让通达政体的人肃清吏治。法制精详，防范周密，只有兼资而互益，不容分道扬镳。因此国家得有成材，而内外不分轻重。如今行取之法虽行，但得到缺额甚少，部曹很少熟悉民事，处事不无偏蔽的忧虑；科道不悉民情，条奏只陈肤泛之语。六部，是直省的纲维，督抚的考成，章奏的得失，都由司员执掌，得操简而议其是非，责任不小。而议论者常以不胜任的郡守，归于部用。既然不胜任，则有年老及疲软与才力不及，勒令休致的例子在。乃以一郡的废材，归于部用，莫非轻重失伦吗？这是形势所趋，有未尽挽回而合于中的。臣侍直内廷，伏蒙圣制垂示，有曰：“彼民有隐情，孰为达其意。或政有偏颇，孰为防其弊。”恭读之下，曷胜感奋。谨因说经之次，敬陈愚昧。伏惟皇上睿鉴。
进呈经义
陶贞一
周易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臣谨案包荒者。仁之德。用冯河者。勇之德。人必兼智。故不遐遗。有勇且义。故朋亡。此卦专言保泰之事。此爻以臣位言之。而其说莫详于程子。伏惟 皇上抚泰宁之运。当劳于求贤之时。臣请就程子之说。条举而核之。程子曰。九二以阳刚得中。上应于五。五以柔顺得中。下应于二。君德本刚。而有取于柔者。非柔无以尽臣下之心也。臣道宜柔。而有取于刚者。非刚无以任天下之重也。类于刚矣。而不必得中。虑为申枨之欲。近于中矣。而不本于刚。又虑为胡广之中庸也。若是而一以柔道御之。是犹以水济水。必无以成交泰之功。伏惟 皇上纪元之初。尝举韩愈感激媕阿之句。以风厉臣。于今三年。果已感激思奋乎。抑蹈常袭故而未克变也。臣闻王者以仁育万物。必以义正万民。民之贵于物也。则知义之行。当自贵者始。义行于贵。斯仁溥于物矣。所谓百官正而万民莫不一于正也。不然。则壅遏沮格之患。可胜言哉。程子曰。泰宁之世。人情习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惮于更变。非有冯河之勇。不能有为。于斯时也。凡程子所指二者之弊。自三代以至汉唐宋元明。盛极而衰。罔不由此。臣观今日在廷之意指。包含之意居多。其见诸施为者。则似乎宽裕而实纵弛。似乎详密而无关体要。至乐因循而惮改变。则尤为切中。且如臣条奏。下部议者。其说在可否之间。行之固属无益。不行亦复无害。而一纸空文。可以塞责。则姑议行之。以称 皇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其它则以为难行而置之者有矣。臣窃谓事当论是非。不当论难易。苟是矣。虽难而当行。若其非也。虽易而必不可行。昔之所谓难行者。若暨艳之欲清流品于吴。杜弼之欲惩勋贵于魏。以至唐之末造。用师于太原邠岐。是处分裂之朝。与积弱之势。诚有所甚难。方今天下一家。海内之势。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而 皇上好生之德。又洽乎民心。必无惊骇物听之虑。何嫌何疑。而一切以难行报寝哉。夫治病者必究其本。浚井者必达其源。将欲革弊正俗。不从其本源治之。而区区维挽于末流。曾何益之有。为人臣而惧失物情。莫肯任怨。此便私自营之计。非程子所谓英烈之辅。足以任天下之重者也。程子释朋亡之义。谓如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是牵于朋比也。龚焕曰。九二大臣所以进退天下人才者。惟亡其朋类。则能用天下之贤。两义相较。则龚说为优。极而论之。岂惟大臣。如治文书者。以律令为可否。而不牵于请属。则庶事无不厘矣。司纠绳者。以义理为权衡。而不夺于知交。则宵小无所容矣。此则朋亡之极致。虽屯可使泰也。而岂有平陂往复之虑哉。朱子曰。包荒非混而无别之谓。故必断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处之。然后用舍举措。无不合乎中道。盖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者。已不外乎此。虽成康文景。将有恧焉。惟 皇上之仁明。庶克比隆前圣。臣敢以责难之义。效狂瞽之说。仰冀 垂神察纳。天下幸甚。
进呈经说
程梦星
尚书梓材篇惟曰欲至千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臣谨案诗之言天子万年。天子万寿者。不一而足。虽出于颂祝之词。而皆本于忠爱之意。是以圣人录而存之。若夫推本于先王之明德。而下及于民依。固未有如此之恳切着明者也。夫周自后稷始基靖民。积累深厚。本有享国长久之理。至成王时。郏鄏之鼎已定。卜世卜年。不为不久矣。而周召诸臣。所惓惓致望者如此。岂诚有私天下之心哉。一姓相承。僭窃不作。兵革不兴。使民皆安乐寿考。无天札疵疠之患。斯宗子家相之责。克尽而无媿耳。然则其所谓欲者。非独抱此虚愿。为必将有绸缪式固之事焉。是故先王之成宪不可不遵。书所谓无作聪明乱旧章者是也。唐府兵之制。坏于张说。明开中之制。坏于徐溥。二人号为名臣。而轻变旧法。贻害无
译进呈经义
陶贞一
《周易》九二爻辞：“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臣谨按：“包荒”是仁的德行，“用冯河”是勇的德行。人必须兼具智慧，所以不会疏远遗弃任何人；有勇气且合乎道义，所以不结党营私。这一卦专门论述保持安泰之事，这一爻是从臣子的地位来说的，而其中论述最详尽的是程颐。
伏惟皇上处于安泰宁静的时运，正值需要辛劳求取贤才的时候。臣请求依据程颐的说法，逐条列举并加以核实。程颐说：“九二以阳刚之质居于中位，向上与五爻相应。五爻以柔顺之质居于中位，向下与二爻相应。君王的德行本应刚健，却取法于柔顺，是因为不柔顺就无法穷尽臣下的心意。臣子的道理适宜柔顺，却取法于刚健，是因为不刚健就无法承担天下的重任。类似刚健，却不一定得中，担心成为申枨那样有私欲的人；接近中道，却不以刚健为根本，又担心成为胡广那样平庸的‘中庸’之人。如果这样而一味用柔道来驾驭，这就如同用水去济水，必定无法成就交泰的功业。”
伏惟皇上在纪元之初，曾引用韩愈“感激媕阿”的诗句来激励臣子。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臣子们果真已经感激奋发吗？还是沿袭常规、墨守成规而没有能够改变呢？臣听说王者以仁爱养育万物，必定以道义端正万民。民众比万物尊贵，那么就知道道义的实施，应当从尊贵者开始。道义在尊贵者中施行，仁爱就会普及于万物了。这就是所说的“百官端正，万民没有不归于端正”的道理。如果不这样，那么阻塞压抑、阻碍格拒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
程颐说：“安泰宁静的时代，人情习惯于长久安定，安于守旧，懒惰于因循，畏惧于变革。没有渡河的勇气，就不能有所作为。在这个时候，凡是程颐所指出的两种弊端，从三代直到汉、唐、宋、元、明，兴盛到极点后走向衰败，没有不是由此引起的。”
臣观察当今朝廷的意向，包容的意思居多。那些体现在施行政策上的，似乎宽裕而实际上放纵懈怠，似乎详密而实际上无关紧要。至于乐于因循而畏惧改变，则尤为切中时弊。况且像臣条奏后交由下部商议的事项，其说法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实行固然没有益处，不实行也没有害处，而一纸空文可以搪塞责任，于是暂且商议实行，以称颂皇上求取意见的心意，以示不拒绝他人言论的意思。其他则因为认为难以实行而搁置的也有。
臣私下认为，事情应当论是非，不应当论难易。如果是正确的，虽然困难也应当实行；如果是不正确的，虽然容易也绝对不可实行。过去所谓难以实行的事情，比如暨艳想要在东吴澄清流品，杜弼想要在北魏惩治勋贵，以至于唐朝末年，在太原、邠州、岐州用兵，这些地方处于分裂的朝代和积弱的局势，确实非常困难。如今天下一统，海内的局势，本来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而皇上好生的德行，又融洽民心，必定没有惊骇视听的顾虑，有什么嫌隙和疑虑，而一切以难以实行为由上报并搁置呢？
治病的人必定追究根本，疏通井水的人必定通达源头。想要革除弊端、端正风俗，不从本源治理，而在末流上勉强维持，有什么益处呢？作为臣子害怕失去众人的好感，不肯承担怨恨，这是偏私自营的计谋，不是程颐所说的英烈辅佐，足以承担天下重任的人。
程颐解释“朋亡”的意义，说如果禁止奢侈就损害近亲，限制田产就妨碍贵族，不能以大公无私决断并实行，这是被朋党牵制。龚焕说：“九二大臣之所以进退天下人才，只有不结党营私，才能任用天下的贤才。”两种说法相比，龚焕的说法更好。推究到底，难道只是大臣如此吗？比如处理文书的人，以律令作为可否的标准，而不被请托牵制，那么各种事务没有不治理好的。负责纠察的人，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而不被知交左右，那么小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这就是“朋亡”的极致，即使处于屯难之时也能使之安泰，哪里还有起伏往复的忧虑呢？
朱熹说：“包荒”不是混同而没有区别的意思，所以必须果断地实行，明察地周遍，公正地处理，然后任用、舍弃、举措，没有不符合中道的。大概做君王尽君王之道，做臣子尽臣子之道，已经不出于此了。即使是成王、康王、文帝、景帝，也会感到惭愧。只有皇上的仁爱明智，或许能够比肩前代圣人。臣敢于以责难的意义，效法狂夫瞽者的言论，仰望皇上垂神察纳，天下幸甚。
进呈经说
程梦星
《尚书·梓材》篇说：“惟曰欲至千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臣谨按：《诗经》中说“天子万年”、“天子万寿”的话，不胜枚举。虽然出于颂祝之词，但都本于忠爱之意，所以圣人收录并保存下来。至于推究先王的明德，而下及于民众的依靠，本来没有像这样恳切显明的。
周朝自从后稷开始奠定基业、安定民众，积累深厚，本有享国长久的道理。到了成王时，郏鄏（洛阳）的鼎已经安定，卜算世数和年数，不算不长久。而周公、召公等臣子，所殷切期望的却是这样，难道真的有私心想要拥有天下吗？一个姓氏相承，僭越窃位之事不发生，战争不兴起，使民众都安乐长寿，没有夭折、瘟疫、疾病的祸患，这才算是宗子家相的职责，能够尽到而无愧色罢了。
那么他们所说的“欲”，不只是怀抱这个虚愿，而是必定有绸缪加固的事情。所以先王的成法不可不遵守，《尚书》所说的“无作聪明乱旧章”就是这个意思。唐朝府兵制，败坏于张说；明朝开中法，败坏于徐溥。这两个人号称名臣，却轻率改变旧法，遗害无
穷。其它私废法之徒。不足论矣。末俗之弊政不可不革。易所谓通其变使民不倦者是也。东晋陈邵之议。格于王导而不能从。韩范天章阁之对。仁宗用之而弗克竟。江左是以偏安。而宋室卒于不振。其它因循苟且之弊。抑亦不胜数矣。至于百年之计树人。则人才其先务。秦誓所谓保我子孙黎民者也。臣尝妄论三代以后。开国之初。戡乱致治之佐。皆敦朴厚重。思深而虑远。足以历数百年之规模。此非教化所致也。气运隆则人才与俱隆焉。及其耗也。文恬武熙。诡随容悦以窃禄而已。甚至背公植党。角立争胜。虽有愿治之主。而国事靡所与属。观于唐宋明之季年。可为长太息者矣。惟圣人于方隆之会。修教正俗。使士皆崇本实厉名检。通经学古。则朝野之间常有所倚重。以弭其隙而折其萌。其为益匪细也。三者皆欲至万年之大要也。三者皆得。则虽有小疵。不足以累大体。固可以蒙业而安。故说者谓三代之君。能守其祖宗之法。虽至今存可也。非虚言也。
译穷尽了。其他那些私自废除法度的小人，不值得讨论。末世的弊政不可不改革，这正是《易经》所说的“通其变使民不倦”的道理。东晋陈邵的建议，因受到王导的阻碍而不能被采纳；韩琦、范仲淹在天章阁的对策，宋仁宗虽然采纳了却未能彻底施行。因此东晋只能偏安一隅，而宋朝最终也未能振兴。其他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弊端，更是数不胜数。至于百年大计在于培养人才，那么人才就是首要任务，这正是《秦誓》中所说的“保我子孙黎民”的意思。我曾妄自议论，夏商周三代以后，开国之初，那些平定战乱、实现治理的辅佐之臣，都敦厚朴实、稳重深沉，思虑深远，足以奠定数百年的基业规模。这并非仅仅是教化的结果，而是国运兴盛则人才也随之兴盛。等到国运衰微时，文官安逸、武将享乐，人们只会阿谀奉承以窃取俸禄，甚至背离公义、结党营私，互相角力争胜。即使有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国家大事也没有人可以托付。观察唐、宋、明三朝末年，令人长叹不已。只有圣人在国运正盛的时机，修明教化、端正风俗，使士人都崇尚根本、厉行名节，通晓经书、学习古制，那么朝廷与民间常有可以倚重的人，以此消除裂痕、遏制祸端萌芽，其益处不是微小的。这三者都是达到万年基业的大要。这三者都具备了，即使有小缺点，也不足以损害大局，自然可以继承基业而安定。所以有人说三代的君主，能够坚守祖宗的法度，即使到现在依然存在也是可能的，这并不是虚言。
进呈经义
赵青藜
周易损上九弗损益之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臣案朱子本义。谓损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为损。损上卦初画之阳。益下卦初画之阴。为益。是损之上九。受下之益者也。损卦之主爻也。益之初九。受上之益者也。益卦之主爻也。既为二卦之主爻。则上九当言益上。初九当言益下矣。今考二爻之辞。于损之上专言益下。于益之初独言益上。圣人之垂训至矣。人君以一身受天下之益。必思所以扩其兼容并包之量。而动天下以爱戴归附之诚。舍益下奚以焉。考之周礼大司徒所掌。辨之以土宜。养之以保息。安之以本俗。聚之以荒政。凡所以为下计者。至周且悉。而其所以为益者。又皆藏富于民。无解衣推食之劳。而自有家给人足之乐。此弗损益之之道也。何咎之有。如或煦煦为仁。而从事于移民移粟之间。其道不足以行远。其心不能以入人。虽亦有救于时。而究不胜其狭小之私。其于不言有无。惠而不费者。未有闻也。故又曰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为天下君而不自利于己。莫非王臣而不视为私属。可大可久。王道之至极也。三代以下。若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能合四海为一家。联兆姓为一体。其于爻所陈弗损之规模。获益之气象。殆庶几乎。至夫居下而受益于上者。大泽非可幸邀。殊恩岂易报称。是必劳悴有所不辞。利害有所不顾。身家有所不恤。知无不为。为无不尽。此大作之道也。然又恐志大而才小。任重而谋疏。有忠君之心。而无济世之策。亦徒足以速谤而增咎耳。岂所称元吉无咎者乎。易未有以元吉为戒辞者。此爻本义。以为必元吉然后得无咎。故必如汉之汲黯丙吉。唐之杜如晦房乔。宋之韩琦富弼文彦博范仲淹等。视国事如家事。为人之所不能为所不敢为。乃于此爻之义为不愧焉。要之上之于下。犹父母之于赤子。下之于上。犹手足之于腹心也。父母之于子。未闻有以家计者。即罄其家之所有以与子。而父母不惜也。损之得臣无家父母之志也。手足之于腹心。未闻有以力作为劳者。即竭其振奋之勤以效用腹心。而手足不靳也。益之利用大作手足之谊也。君臣一体之理。上下相关之故。圣人于损益之初上二爻。观其深矣。
经筵讲义五篇
蔡新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臣谨案天人治乱之机。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乱者。天心之仁爱也。不能有治而无乱者。气数之乘除也。惧其乱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维气数而体天心也。自盈虚消息言之。则天心有时不能胜气数。以制治保邦言之。则人事亦有时而符天心。谓数不可逃。六月云汉之诗。何以光复旧物。谓时有可恃。元狩天宝之治。何以不克令终。知此意者。于泰之三爻见之矣。夫泰极盛之时也。三亦犹阳长之候也。圣人于否至四而后有喜词。于泰当三而即多戒惧。虑患之意深矣。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而生于极治之时。何也。开创之始。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无非为天下谋治安。为子孙措盘石。其精神之所周贯。天人实系赖之。履泰以后。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生民。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则堂陛之玩愒其一也。开国之初。简节疏目。网漏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升平以后。巧伪渐滋。则文网愈密。以繁文缛节。为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以厘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颗粒铢两之出入。不敢专焉。钧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轻重之权宜。不敢问焉。使其君子无所恃以尽设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伪。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书期会为尽职。而立法之初心。设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则政令之烦琐其一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当
译进呈经义
赵青藜
《周易》损卦上九爻辞：“弗损益之，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益卦初九爻辞：“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臣按朱熹《本义》说：损去下卦最上面的阳爻，增益上卦最上面的阴爻，这就是损卦；损去上卦最下面的阳爻，增益下卦最下面的阴爻，这就是益卦。因此，损卦的上九爻，是接受下面增益的，是损卦的主爻；益卦的初九爻，是接受上面增益的，是益卦的主爻。既然作为两卦的主爻，那么上九应当说“益上”，初九应当说“益下”了。如今考察这两爻的爻辞，在损卦的上九专门讲“益下”，在益卦的初九唯独讲“益上”，圣人的垂示训诫真是到了极点。
君主以一身承受天下的增益，必定要思考如何扩大其兼容并包的度量，而感动天下人产生爱戴归附的诚意，除了“益下”还有什么办法呢？考察《周礼》大司徒所掌管的事务，辨别土地适宜种植什么，用保息政策养育百姓，用本土风俗安定百姓，用荒政聚集百姓，凡是替百姓考虑的措施，周到且详尽。而他用来增益百姓的方法，又都是藏富于民，没有解衣推食的辛劳，却自然有家给人足的快乐。这就是“弗损益之”的道理。有什么灾祸呢？
如果像煦煦为仁那样，从事于移民移粟之间，其道不足以行远，其心不能深入人心，虽然对时局也有救助，但终究不能克服其狭小的私心，对于“不言有无，惠而不费”的境界，未曾听说过。所以说“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作为天下的君主而不为自己谋利，都是王的臣子而不视为私属，可以宏大可以长久，这是王道的极致。三代以后，像汉代的文帝、唐代的太宗、宋代的仁宗，都能将四海合为一家，联结亿万百姓为一体，他们对于爻辞所陈述的“弗损”的规模、“获益”的气象，大概接近了吧。
至于处于下位而受益于上位的人，大恩泽不可侥幸求得，殊恩岂容易报答？这必须劳苦憔悴有所不辞，利害有所不顾，身家有所不恤，知无不为，为无不尽，这就是“大作”的道理。然而又担心志向大而才能小，责任重而谋划疏漏，有忠君的心，却没有济世的策略，也徒足以招致诽谤而增加灾祸罢了。这难道是所称的“元吉无咎”吗？《易经》未曾以“元吉”作为警戒之辞的，此爻的《本义》认为，必定是“元吉”然后才能“无咎”。所以必定要像汉代的汲黯、丙吉，唐代的杜如晦、房乔，宋代的韩琦、富弼、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把国家事务当作家事，做别人不能做、不敢做的事，才对此爻的含义无愧色。
总之，上位对下位，就像父母对婴儿；下位对上位，就像手足对腹心。父母对于子女，未曾听说有算计家计的，即使倾尽家中所有给予子女，父母也不吝惜。损卦“得臣无家”就是父母的志向。手足对于腹心，未曾听说以出力为劳累的，即使竭尽振奋勤勉来效用于腹心，手足也不吝惜。益卦“利用大作”就是手足的情谊。君臣一体的道理，上下相关的缘故，圣人在损益两卦的初爻和上爻中，观察得深远啊。
经筵讲义五篇
蔡新
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臣谨按，天人治乱的关键，微妙极了。想要治理而不混乱，这是天心的仁爱；不能只有治理而没有混乱，这是气数的消长。恐惧混乱而保持治理，这是人事用来维系气数而体现天心的原因。从盈虚消息来说，天心有时不能胜过气数；从制治保邦来说，人事有时也符合天心。说气数不可逃避，《六月》《云汉》的诗篇，为何能光复旧物？说时运可以依赖，元狩、天宝的治世，为何不能善终？懂得这个意思的人，在泰卦的第三爻中可以看到。
泰卦是极盛的时候，三爻也还是阳气增长的时机。圣人在否卦到四爻之后才有喜悦之辞，在泰卦当三爻时就多有戒惧，虑患的意思很深了。天下的混乱，不在混乱时产生，而在极治之时产生。为什么呢？开创之初，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主和臣子早晚孜孜不倦，无非是为天下谋划治安，为子孙奠定磐石之安。他们的精神所贯注的，天人实在依赖它。进入泰境以后，上面安逸下面和乐，逐渐忘记旧日的艰辛，君主以声色逸游为无害生民，臣子以持禄养交为安享闲暇。进谏的人被称为沽名钓誉，深谋远虑的人被称为狂妄愚蠢。他们上下的精神谋划，无不拘泥于眼前的安定，而图谋一己之利。图谋一己之利的人，没有不遗祸天下的；拘泥于眼前安定的人，没有不来日后后悔的。那么，殿堂阶陛的玩忽懈怠是其一。
开国之初，简略节度，疏阔目网，连吞舟的大鱼都能漏网，而吏治蒸蒸日上，不依赖严法。升平以后，巧诈虚伪逐渐滋生，那么法网愈发严密，以繁文缛节为足以粉饰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以厘清奸邪。因此，百里的政令可以委托，但颗粒铢两的出入，不敢专断；钧衡之职可以秉持，但是非轻重的权宜，不敢过问。使得君子无所依赖以施展抱负，小人有所援引以施展巧诈。实行久了，人人只把簿书期会当作尽职，而立法之初衷，设官之本意，茫然无法分辨了。那么，政令的烦琐是其一。
国家以民为本，百姓以食为天。当
泰之时。民物滋丰。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征敛愈密经费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愈富。后世则以庶而愈贫。古者论贫富于民间。后世则计赢绌于内府。古者制国用。量入以为出。后世筹度支。则因出而经入。由是虽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见德。徒有足国之计。而用不加饶。则物力之匮竭其一也。人才着国家之元气。拨乱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经世之远猷。泰运既开。承平日久。朝廷渐厌谠论。士大夫讳言风节。拘牵文义以为学。熟习圆通以为才。卑顺柔诡以为德。靡曼繁缛以为文。俗以此为尚。家以此为教。莫不渐染成风。揣摩干进。夫贵之所向。贱之所趋也。家之所修。廷之所献也。在朝无骨鲠之臣工。则草野之诵读皆市心矣。居乡无廉隅之砥砺。则登进之事功皆苟且矣。则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风俗者盛衰之本源。初泰之始。其室家妇子。里党闾巷。多有敦庞定集之思。厥后生齿繁。则家庭之诟谇日起。生计迫。则里巷之任恤渐衰。商贾之奢豪逾仕宦。狙狯之险健欺善良。朝廷敦宽大之政。然法行于愚戆。而疏于奸民。是长其桀骜之气也。吏治博安静之名。而蠹胥之弊窦日启。雀鼠之案牍常悬。是酿其刁悍之习也。则风俗之浇漓又其一也。此数者。或由矫枉之过正。或因时势之递迁。皆人事与气数相因而至者也。圣人知其然。故于泰之三爻。即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霜虽未冰。月已几望。诚甚惧乎其终也。然可谓之气数人事。而不可谓之天心。天心之仁爱甚矣。自古虽当衰乱之运。其君臣能恪谨天戒。侧身修行。则天犹未有不予之以治者。况其未雨之绸缪乎。诚使为人君者。凛兢业之小心。存无虞之儆戒。念六月云汉之诗。鉴元狩天宝之治。庙堂之上。恪恭震动。百尔臣工。惟怀永图。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后崇简易敦大体。重责成戒丛脞。则政令不烦矣。省浮费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税。则财用不匮矣。审好尚公赏罚。奖忠直黜浮华。则人才咸奋矣。敦孝弟重农桑。严豪猾清狱讼。则风俗还矣。保大定功。和众丰财。有苞桑之固。无复隍之忧。岂不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无玩愒始。则欲尽人事以体天心而维气数者。诚不外艰贞之训欤。
译泰卦之时，百姓与物资日益丰饶。然而，百姓的游手好闲消耗了它，风俗的奢侈浪费消耗了它，朝廷的征收日益密集、经费日渐增加也消耗了它。古代人口众多反而更加富裕，后世人口众多反而更加贫困。古代在民间衡量贫富，后世却在国库计算盈亏。古代制定国家用度，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后世筹划财政，却根据支出来安排收入。因此，即使有体恤百姓的政令，百姓也感受不到恩德；即使有充实国家的计策，用度也不见宽裕。这是物力匮乏的原因之一。
人才是国家的元气。拨乱反正的时代崇尚功业，治理太平的初期崇尚文治，都有经世济民的长远谋略。太平盛世既已开启，承平日子久了，朝廷渐渐厌恶正直的言论，士大夫忌讳谈论风骨节操。拘泥于文字训诂当作学问，熟习圆滑通达当作才能，卑顺柔媚诡诈当作德行，华丽繁复当作文采。世俗以此为风尚，家庭以此为教育，无不逐渐染成风气，揣摩迎合以求进身。凡是尊贵者所向往的，卑贱者就趋附；家庭所修习的，朝廷所进献的。朝中没有刚直敢谏的臣工，那么民间读书人的诵读都怀有市侩之心了；乡里没有廉洁方正的磨砺，那么晋升后的事功都苟且敷衍了。这是人才萎靡的原因之一。
风俗是兴盛衰败的根本源头。泰卦之初，那些家庭妇孺、邻里街巷，多有敦厚朴实、安定聚集的心思。后来人口繁衍，家庭中的争吵日日起；生计紧迫，邻里间的互助渐渐衰微。商贾的奢华豪奢超过仕宦，狡诈强悍的人欺压善良之人。朝廷推行宽大的政治，然而法律施行于愚钝之人，却对奸民疏漏，这是助长了他们的桀骜之气。吏治追求安静的名声，而贪官污吏的弊端日益开启，像雀鼠偷窃般的案件常常搁置，这是酿成了他们刁悍的习性。这是风俗浇薄的原因之一。
这几方面，有的因为矫正偏差而过了头，有的因为时势的变迁，都是人事与气数相互影响而导致的。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在泰卦的第三爻，就用“没有平坦而不倾斜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来警戒。霜虽然还没结冰，月亮已经接近满月，实在非常畏惧其最终的结局。然而可以称之为气数与人事，却不能称之为天心。天心的仁爱非常深厚。自古以来，即使处于衰乱的气运，君臣若能恭敬谨慎地对待天的警戒，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上天还没有不给予他们治理之道的，何况是未雨绸缪呢？
假使作为君主的人，怀着战战兢兢的小心，存有无忧虑时的警戒，念及《六月》《云汉》的诗篇，借鉴元狩、天宝时期的治理，在庙堂之上，恭敬谨慎、震动敬畏，所有臣工，只怀有长远的谋划，不敢懈怠玩忽，以迎接上天的福佑。然后崇尚简易、注重大体，重视责成、戒除琐碎，那么政令就不烦乱了；节省浮费、戒除囤积，修治地利、减轻赋税，那么财用就不匮乏了；审察好尚、公正赏罚，奖赏忠直、罢黜浮华，那么人才就都奋发了；敦厚孝悌、重视农桑，严惩豪强狡猾、清理诉讼，那么风俗就恢复了。保持大业、安定功业，和睦众人、丰富财物，有苞桑般的稳固，没有复隍的忧虑，难道不是在饮食中享有福泽吗？而这必定从君心不玩忽懈怠开始。那么想要尽人事以体察天心、维系气数的人，确实不外乎“艰贞”的训诫吧。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
臣案唐虞之世。臣之于君。规儆之意多。而颂扬之词少。其见于经者。帝德广运。益之所以颂尧也。然亦在舜即位之后。后世之公言也。不闻尧之时有此也。帝德罔愆。皋陶之所以赞舜也。然亦舜以明刑协中。让功于皋陶。故皋陶以好生之德。归美于舜。善则归君之义也。外此则所谓赞颂者无闻焉。而戒慎儆惕之词。不一而足。至皋陶此篇。明示以逸欲之不可开。兢业之不可忘。而万几之不可旷。则信乎为君之难也。夫自公卿大夫以及士庶。莫不各有当为之事。则莫不宜存兢业之心。然不过一身一家焉耳。一官一职焉耳。岂若人君为天下臣民之主。四海兆民皆仰赖焉。苟稍有自暇之思。则万几之来。日积月累。欲姑置之。则恐纪纲之不振。将分委之。又虑威福之潜移。故自古明圣之君。惟无逸而已矣。无欲而已矣。逸者欲之渐。欲者逸之根也。何以克之。敬而已矣。兢兢业业。敬之至也。逸欲之萌。初或以为无关于政治之大。无害于臣民之故。莫不始于微而终于着。始于细而终于巨。始多因一念之自恕。而终渐至众欲之交攻。其性情心术。必有潜移默夺而不可遏者。生心害政。发政害事。甚可虑也。惟敬则以天监为必不可欺。以民情为必不可愚。以清晏升平为必不可恃。以水旱灾祲为必不可忽。以左右近习为必不可狎昵。以声色货利为必不可迩殖。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者。未尝敢有须臾之怠。此尧舜以来相传之心法也。三代以下。不无励精图治之主。然不敬则不纯。汉武帝建元之治是也。不敬则鲜终。唐明皇开元之治是也。不敬则多扰。宋神宗熙丰之治是也。其柔闇之君。固不足以语此。即负不世出之资。具大有为之志者。亦每每患此。此无他。兢业之心微。而逸欲之念锢于中也。抑自古未闻有以逸欲教人者。而皋陶顾以教有邦为言。何也。天下之从好不从令也久矣。人君诰诫号令。或重巽以申而人不从。至于心术嗜好之微。动作起居之细。有外廷所不得知。而天下从风而靡者。有诸内必形诸外。独之不可掩如此也。此皋陶所为惓惓也。夫舜大圣人也。有虞之天下至治安也。而廷臣之所以进戒者。至极之于怠荒傲虐。甚之以朋淫殄世。类皆中主所不肯为。而亦若危亡之立至者。而已邻于诋诬。近于毁谤乎。乃诸臣苦口陈之。舜虚怀受之。上下之间无少疑忌。盖深见天命之不易。人心之惟危。而戒惧之不可以怠也。后世臣心益靡。主极日隆。大臣无有格心之论。人君不闻逆耳之言。泄泄自安。委蛇朝右。夫明主在上。臣将顺之不暇。此李林甫所以谀唐元宗也。岂足法乎。惟汉汲黯之于武帝。唐魏征陆贽之于太宗德宗。庶几近之。武帝多欲。德宗猜疑。非能听言者。独太宗从谏如转圜。然于魏征亦尝怒之曰。会须杀此田舍翁。而于封德彝宇文士及。则明知其佞而用之。此以见厌直好谀。非独拒谏之君为然。亦明主所不免也。或又谓人君开谏诤之门。奖敢言之士。则臣下争为激切之论。以钓直声而取世誉。徒使求言纳谏之君。转而厌闻激聒之论。亦势所必至者。然此则论语有之矣。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其言而是则行之。使之知勉。言而非则置之。使之知愧。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不夺臣下之名。而凡臣下之名。皆君上之名也。若未问其言之可采与否。而逆计其心之有为而来。则忠谠之路。必有逡巡而不进者。不几于因噎而废食乎。且人既日以正言告其君。则必不敢显以邪行示于众。君既虚公采纳而予之以名。则臣亦必天良感动而报之以实。是始而希誉。既而避毁。终而革心矣。此又以善养人。转移风化。王道之大者也。于以迓天休而邀景福不难矣。臣故因唐虞交儆之意而并论之云。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
臣谨案观人之法。德与才而已。德者。就其身言之。所谓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者也。才者。以其事言之。所谓载采采者也。先儒释之。
译不要教导安逸和欲望，要有邦国，要兢兢业业，每日每时处理万般繁杂的事务。
臣查考唐尧虞舜的时代，臣子对君主规劝警戒的意思多，而颂扬赞美的言辞少。这在经书中有所体现，“帝德广运”是伯益用来颂扬尧的话，然而这也是在舜即位之后，后世公卿的言论，没听说尧在位时有这样的颂扬。“帝德罔愆”是皋陶用来赞美舜的话，然而这也是因为舜以明察刑罚来协调中道，将功劳让给皋陶，所以皋陶以好生之德将美名归于舜，这是善行归于君主的义理。除此之外，所谓的赞颂之词就听不到了。而戒慎警惕的言辞，却不胜枚举。到了皋陶这篇，明确指示不可开启安逸欲望之门，不可忘记兢兢业业之心，不可荒废万般繁杂的事务，这才确实知道为君的艰难啊。
从公卿大夫到士人百姓，没有谁不各有应当做的事，那么没有谁不适宜存有兢兢业业之心。然而不过是一身一家罢了，一官一职罢了。哪里像君主作为天下臣民的主宰，四海亿万百姓都仰赖他。如果稍有自求安逸的念头，那么繁杂事务的到来，日积月累，想要暂且搁置，就担心纲纪不振；想要分派委托，又忧虑威权福泽暗中转移。所以自古明圣的君主，只有不安逸罢了，只有无欲望罢了。安逸是欲望的渐进，欲望是安逸的根本。用什么来克制它呢？只有恭敬罢了。兢兢业业，是恭敬的极致。安逸欲望的萌芽，起初或许认为无关乎政治的大局，无害于臣民的缘故，没有不是始于微小而终于显著，始于细微而终于巨大的。起初多因一念之间的自我宽恕，而最终渐渐导致各种欲望相互攻伐。其性情心术，必定有潜移默化、夺取人心而不可遏制的趋势。滋生邪心危害政治，发布政令危害事务，非常值得忧虑啊。
只有恭敬，就认为天命的监察是必不可欺骗的，认为民情是必不可愚弄的，认为清平盛世是必不可依赖的，认为水旱灾祸是必不可忽视的，认为左右亲近之人是必不可狎昵的，认为声色货利是必不可接近滋生的。即使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放纵之地，而用来兢兢业业、持守此心的，未曾敢有片刻的懈怠。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心法。三代以下，不没有励精图治的君主，然而不恭敬就不纯粹，汉武帝建元之治就是如此；不恭敬就很少善终，唐明皇开元之治就是如此；不恭敬就多扰攘，宋神宗熙丰之治就是如此。那些柔弱昏暗的君主，固然不足以谈论这些。即使是负有非凡资质，具备大有作为志向的人，也每每患此。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兢兢业业之心微弱，而安逸欲望之念锢结于心中罢了。
况且自古未曾听说有以安逸欲望教导人的，而皋陶却以教导有邦国的人为言，为什么呢？天下跟随喜好而不跟随命令已经很久了。人君的诰诫号令，有时反复申明而人不听从。至于心术嗜好的细微，动作起居的细节，有外廷所不知道的，而天下随风倒伏的，内在有什么必定外在有所表现，独自的不可掩盖就是这样。这是皋陶之所以恳切的原因。
舜是大圣人，有虞氏的天下极其治安，而朝廷臣子进谏警戒的，极言怠惰荒废、傲慢暴虐，甚言结党淫乱、灭绝世道，这类都是中等君主所不肯做的，却好像危亡立刻到来一样，这难道不是接近诋毁诬蔑，接近毁谤吗？然而各位臣子苦口婆心地陈述，舜虚心接受，上下之间没有少许猜忌。大概是因为深深看到天命的不易，人心的危险，而戒惧不可以懈怠啊。后世臣子之心更加萎靡，君主权威日益尊崇，大臣没有端正心志的言论，人君听不到逆耳的话，悠闲自得，委蛇于朝廷右侧。明主在上，臣子顺从还来不及，这就是李林甫谄媚唐元宗的原因。哪里值得效法呢？只有汉代的汲黯对于武帝，唐代的魏征、陆贽对于太宗、德宗，差不多接近了。武帝多欲，德宗猜疑，不是能听言的人，只有太宗从谏如转圜。然而对于魏征也曾愤怒地说：“迟早要杀了这个乡野老翁。”而对于封德彝、宇文士及，则明知他们奸佞而任用他们。这可见厌恶正直、喜好阿谀，不只是拒绝进谏的君主如此，明主也不能避免啊。
有人又说，人君开启谏诤之门，奖赏敢于直言的人，那么臣下争相发表激切的言论，以钓取名声而获取世誉，徒然使求言纳谏的君主，转而厌恶听闻激聒的言论，这也是势所必至的。然而这在《论语》中有记载，说“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言论正确就实行，使他们知道勉励；言论错误就搁置，使他们知道惭愧。胸怀坦荡公正，事物来了就顺应，不夺取臣下的名声，而凡是臣下的名声，都是君上的名声。如果不问言论是否可采纳，而预先计较其心是有所图而来，那么忠直之路，必定有犹豫而不前进的人，这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况且人既然每日以正言告知君主，那么必定不敢公然以邪行示于众人；君主既然虚心公正采纳而给予名声，那么臣子也必定天良感动而以实情回报。这是起初希求名誉，继而避免毁谤，最终改变心意。这是以善养人，转移风化，王道的大体啊。以此来迎接天命的休美而求得大福，就不难了。臣因此因唐尧虞舜相互警戒的意思而一并论述。
也说他这个人有德行，才说“载采采”。
臣谨查考观察人的方法，不过是德与才罢了。德，就其自身而言，所谓行有九德，也就是说他这个人有德行。才，就其事务而言，所谓“载采采”就是。先儒解释它。
以为论其人。则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则曰是德也有某事。诚有见于唐虞之取人。必才全德备。体用兼优。然后为纯品也。抑臣考其文义。按其本末轻重之伦。而知皋陶立言之意。固非漫无先后于其间也。德者本也。事所从出者也。事者末也。德之见端者也。世固有有德而短于才者。然亦不过拘悫谨愿。无大设施耳。非若有才无德之徒。其本既失。其事虽或可观。举无足信也。观人者必言其人大概有德乃可其某事某事之善。若徒即事以求之。未有不失之者也。宋臣崔与之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实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实存者次也。人君求贤。岂不欲尽得其上者用之。而不可必得。则与其才浮于德也。毋宁德浮于才。唐虞之世。方鸠僝工。终于摈弃。而汉唐宋以来。小人接踵而起者。皆信之于一二事也。且夫小人而至威权气焰。足以笼络臣民。使一人惟吾言之是听。而为所欲为者。非实有英奇干济。负出之资者不能。昔司马光欲复差役。期以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开封尹蔡京。独如期奉约。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吕惠卿知大名。铁骑过洛。寂不闻声。诘旦伊川乃知之。叹曰。其才亦何可掩也。故自古未有无才而能为真小人者。亦未有无才而能动人主听者。更未有无才之小人而能害人家国者也。幸而遇精勤之主。明察之君。权无旁落。术不尽售。虽时露其巧计逢迎。亦终有所逡巡畏缩而不得逞。此封德彝宇文士及不能为害于唐。而丁谓王钦若未至贻毒于宋也。倘或喜其英奇。而乐其干济。势且入其术中而不悟。就使不竟其用。犹将为安石之祸宋。若一任其设施展布。俾得逞其阴贼险很之才。几何不为商鞅之治秦乎。夫安石毅然复古。欲兴三代之治。商鞅审时度势。坐收六国之全。亦岂后世琐琐薄技嗜利怀私所可比者。而其害已彰彰如此。此虞书所以为重有德也。
译认为谈论一个人，就说这个人有某种德行；谈论他的德行，就说这种德行有某件事迹来体现。这确实看到了唐尧虞舜选拔人才，必定要求才能完备、德行充足，本体与功用都优秀，然后才算是纯粹的人才。然而臣考察其文义，按照本末轻重的条理，知道皋陶立言的意思，本来就不是在其中没有先后次序的。德行是根本，是事迹产生的源头；事迹是末节，是德行显露的端倪。世上确实有有德行而缺乏才能的人，但这也不过是拘谨诚实、谨慎老实，没有大的建树罢了。不像那些有才能而无德行的人，他们的根本已经丧失，他们的事迹虽然有时看起来可观，但全都不足以信赖。观察人的人，必定要说这个人大概有德行，然后才认可他某件事某件事做得好。如果仅仅从事迹上去寻求，没有不出现偏差的。宋朝臣子崔与之说：“上天造就人才，本来足够供给一个朝代使用，只要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忠实而有才能的是上等，才能不高但忠实存在的是次等。君主寻求贤才，难道不想全部得到上等的人来任用吗？但未必能得到，那么与其让才能超过德行，不如让德行超过才能。”唐尧虞舜的时代，方鸠僝被任用，最终被摒弃；而汉唐宋以来，小人接踵而起，都是因为在一两件小事上信任他们。况且小人到了威权气势足以笼络臣民，使一人只听我的话，从而为所欲为的地步，如果不是确实有英明奇特、干练有为之才，背负出众资质的人，是不能做到的。从前司马光想要恢复差役法，限期五天，同僚认为太紧迫，知开封府尹蔡京，唯独如期奉行约定。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您这样奉公守法，有什么不能推行的呢？”吕惠卿知大名府，铁骑经过洛阳，寂静得听不到声音，第二天早上伊川才知道，感叹说：“他的才能也是不可掩盖的。”所以自古以来，没有没有才能而能成为真正小人的，也没有没有才能而能打动君主听信的，更没有没有才能的小人能危害人家国的。幸好遇到精勤的君主，明察的君王，权力不旁落，手段不能完全施展，虽然时常显露其巧计逢迎，也终究有所迟疑畏缩而不能得逞。这就是封德彝、宇文士及不能在唐朝为害，而丁谓、王钦若未能给宋朝留下毒害的原因。倘若喜欢他们的英明奇特，而乐于他们的干练有为，势必陷入他们的圈套而不觉悟，即使不最终任用他们，也将会像王安石祸害宋朝那样。如果完全放任他们施展抱负，让他们得以逞其阴险毒辣、狠毒的才能，几乎不成为商鞅治理秦国那样的局面吗？王安石毅然复古，想要兴起三代的治理；商鞅审时度势，坐收六国的全部土地。他们难道是可以与后世那些琐碎浅薄、嗜利怀私的人相比的吗？而他们的危害已经如此明显。这就是《虞书》之所以重视有德行的原因。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臣谨案乐记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易简者。礼乐之端。而礼乐者。刑罚之本也。易系传曰。干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惟易简。故五行之吏。四时之官。各司其职。而寒暑昼夜长养收藏视此矣。圣人惟易简。故命官分职。选贤授能。各举其事。而有亲有功可久可大视此矣。此政简刑清。治道之所以隆也。后世人不足而问之法。法不足而济以刑。上疑下之难知。而故为不测以神其术。多为防闲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难事。而争为揣摩以迎其机巧。为隐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于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两无当矣。夫法制禁令。圣王之所不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论法未必尽行。即使令行禁止。而商鞅尚不可以治秦。毋论无法未必有合。即使引今酌古。而王安石终不可以治宋。无他。弊常生于所防之外。而情每拂于用法之中也。昔汲黯奉使。以便宜持节。发河南粟赈贫民。寇准欲擢指挥使。吏以例籍进。准曰。用牙官尚须检例。安用我辈。是二事者。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为罪。诚有得于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须天下而纳之于科条律例之中。则燮理钧衡之职掌。几何不等于吏胥。而学士大夫之绳束。且将自同于舆隶。政体有亏。而廉隅日顿。正苏洵所谓以天下之大。而无可信之人。国不足以为国者也。是以人主于此。彰好慎恶。信赏必罚。使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汲汲于辨人才。而不汲汲于讲法令。是缁衣命篇之意也夫。
唐太宗问魏征曰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有司奏事尝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怫意触忌非陛下假之词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臣词色愈温
臣谨按有唐贤君。莫有过太宗者。太宗之德。以纳谏为首称。史册所载。如孙伏伽戴冑之执法以争。无殊于张释之。皇甫德参之激切上陈。不异于汲黯。帝皆优容嘉纳。可谓盛德矣。而魏征犹劝帝假词色以受尽言者。太宗以神武定天下。即位之初。置馆殿侧。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选天下文学之士。令更日直宿。论讲前言往行。商确政事。其天资英迈。博识古今。当时廷臣才识。未有能几及之者也。意其临朝之际。或不免有神圣文武之资。稍形于词色。故孔顈达以为位居尊极。炫耀聪明。则下情不达。诸臣召对之多失次。三分不能道一。其以此欤。然此犹就陈事者言之。未及乎怫意触忌而谏者也。怫意触忌而谏者。人臣之所极难也。显言之则近于卖直。讽言之则邻于刺讥。援引言之则疑于迂疏。激切言之又几于毁谤。总之皆逆耳也。夫君之于臣。上下至悬殊也。臣之爵禄君所赐也。荣辱君所定也。不宁惟是。即身家性命。亦君所成全也。既已托命于君。谁不愿为将顺以自结于媚兹。而独甘为逆鳞以尝试于不测。必其实有忠爱恺恻之忱。不容自已者也。不然则其赋性戆直者也。不然亦其顾名思义者也。不若是。巧者必揣摩以迎合。拙者缄默以取容矣。李绛之对宪宗曰。人臣生死。系人主喜怒。谁敢发口谏者。就有谏者。皆昼度夜思。朝删暮减。比得上达。十无二三。与征所言。意正相类。是以圣明之君。迩言在所必察。陈言有所不厌。言及主躬。不嫌于过当。言及时政。无妨于过激。即有一二无稽勿询之说。亦第勿听勿庸已耳。夫岂无狂愚不知大体。以自触罪悔者。赖圣哲以免也。太宗惟能听受。故臣上书。亦多可采。而贞观之时。号称盛治。况由此而上之。为夏禹之悬鼗置铎。大舜之善与人同。又有大焉者乎。然则谏草之稀。不必盛世。直臣之众。愈彰圣主。读皋益之谟可以观矣。
经筵讲义五篇
任启运
仲虺之诰曰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
臣案称汤之德。至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可谓至大。而必先之以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者
译子说：“在上位的人容易侍奉，在下位的人容易了解，那么刑罚就不会烦苛了。”
臣谨按：《乐记》说：“最盛大的音乐必定平易，最隆重的礼仪必定简省。音乐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仪达到极致就没有争夺。平易简省，是礼乐的开端；而礼乐，又是刑罚的根本。”《易经·系辞传》说：“乾卦以平易让人知晓，坤卦以简省发挥效能。天地因为平易简省，所以五行之官、四时之官，各自履行其职责，而寒暑昼夜的生长、养育、收藏都由此体现。圣人因为平易简省，所以任命官员、划分职事，选拔贤能，各自举荐其事务，而有亲疏、有功过，可以长久、可以宏大，都由此体现。这就是政令简省、刑罚清明，治道之所以隆盛的原因。后世的人才不足，就去询问法令；法令不足，就用刑罚来补救。上位者怀疑下位者难以了解，就故意制造不可测度来神化其权术，多设防范来安定其心志；下位者怀疑上位者难以侍奉，就争相揣摩以迎合其机巧，进行隐匿以逃避其罪责。起初源于上下互相逃避，最终必然导致上下互相欺瞒。‘容易侍奉’和‘容易了解’，两方面都落空了。法制禁令，是圣王所不废弃的，所以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但关键都在于用人来执行法令，而不是用法令来驾驭人。用法令驾驭人，不用说法令未必能全部施行，即使令行禁止，商鞅尚且不能治理好秦国；不用说没有法令未必不合宜，即使斟酌古今，王安石终究不能治理好宋朝。没有其他原因，弊端常产生在防范之外，而人情每每违背在执行法令之中。从前汲黯奉命出使，凭借便宜行事持节，发放河南的粮食赈济贫民；寇准想提拔指挥使，官吏按惯例呈递名册，寇准说：‘任用牙官尚且需要查检惯例，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这两件事，下位者不因此自我怀疑，上位者不因此治罪，确实领悟了‘容易侍奉、容易了解’的旨意。如果必须把天下纳入科条律例之中，那么调和阴阳、平衡权力的职责，几乎等同于吏胥；而学士大夫的约束，将要自同于仆役。政体有亏，而廉正日益颓废，正是苏洵所说的：‘以天下之大，却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国家不足以成为国家。’因此君主在这方面，彰显喜好、谨慎厌恶，信守奖赏、必定惩罚，使爵位不滥授而百姓向善，刑罚不施行而百姓都信服，急切于辨别人才，而不急切于讲求法令，这正是《缁衣》篇的旨意啊。
唐太宗问魏征：“臣子上书可采纳，等到召见对答时大多失序，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臣观察有关部门奏事，曾几天思考，等到来到陛下面前，十分之三都不能说出一句；何况进谏的人违背圣意、触犯忌讳，如果不是陛下假借温和的脸色，怎么敢尽情陈述呢？”太宗从此接待臣子，脸色更加温和。
臣谨按：唐朝贤明的君主，没有超过太宗的。太宗的德行，以纳谏为首称。史册记载，如孙伏伽、戴胄执法争辩，与张释之没有不同；皇甫德参激切上陈，与汲黯没有差异。皇帝都宽容接纳，可谓盛德了。而魏征还劝皇帝假借温和的脸色来接受尽言，太宗以神武平定天下，即位之初，在宫殿旁设置馆舍，聚集四部书二十多万卷，选拔天下文学之士，让他们轮流值班住宿，讨论前人的言行，商讨政事。他的天资英明超迈，博识古今，当时朝臣的才识，没有能接近他的。推测他临朝时，或许不免有神圣文武的资质，稍显于脸色言辞，所以孔颉达认为位居尊极，炫耀聪明，那么下情就不能通达。各位臣子召对大多失序，十分之三不能说出一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然而这还是就陈述事情的人来说，还没有涉及到违背圣意、触犯忌讳而进谏的人。违背圣意、触犯忌讳而进谏，是人臣极难的事。直言则近于卖弄直率，讽谏则邻于讽刺讥讽，援引古事则疑于迂腐疏阔，激切直言又几乎等于毁谤。总之都是逆耳的。君主与臣子，上下悬殊极大。臣子的爵禄是君主赐予的，荣辱是君主决定的。不仅如此，即使身家性命，也是君主成全的。既然已经托命于君主，谁不愿意顺从而自我结好，而独自甘冒逆鳞去尝试不可测度？必定是实有忠爱恳切的诚意，不能自己控制。不然就是其天性刚直，不然也是其顾名思义。不这样，巧诈的人必定揣摩以迎合，笨拙的人缄默以取容。李绛回答宪宗说：“人臣的生死，系于人主的喜怒，谁敢开口进谏？即使有进谏的人，都是白天思考、夜晚思量，早上删减、晚上修改，等到上达，十中没有两三个。”与魏征所说的意思正相类似。因此圣明的君主，近臣的话必定考察，陈述的话有所不厌烦。话涉及君主自身，不嫌过于恰当；话涉及时政，无妨过于激烈。即使有一二无稽之谈，也不过不听不用罢了。哪里没有狂妄愚昧、不知大体，从而自触罪悔的人，依靠圣哲以免除呢？太宗因为能听受，所以臣子上书，也多可采纳，而贞观之时，号称盛治。何况由此而上，为夏禹悬挂鼗鼓、设置木铎，大舜善于与人同心，又有更大的呢？那么谏草稀少，不必是盛世；直臣众多，愈显圣主。读皋陶、伯益的谋议就可以看到了。
经筵讲义五篇
任启运
《仲虺之诰》说：“只有君王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德行盛大就授予高官，功劳盛大就给予重赏，用人只靠自己，改过不吝惜，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彰显诚信于万民。”
臣按：称颂汤的德行，到‘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彰显诚信于万民’，可谓至大，而必须先以‘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
。人君之心。百官之所待照也。万几之所待理也。譬之明镜。一尘之不集。而后其照全。偶有一物之翳。则明有不照之处。而用人处己。皆不能无误矣。故所谓声色。非必若郑卫之音。燕赵之女。恒舞于宫。酣歌于室也。所谓货物。非必若鹿台之财。巨桥之粟。人以贿进。政以货成也。凡一切可喜之事。可乐之物。其与吾耳目为缘者。皆声色货利之类。而吾心清明之翳也。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吾身耳目之物。皆与声色货利为缘。而声色货利之物。又日与吾耳目为诱。严以防之。犹惧其引。况可曰是区区者。何足以为吾清明之累。而迩之而殖之乎。微尘集而镜已失其明。微欲滓而心已失其虚。心不虚即不灵。而天命已汨其源。率性已违其则。如是而求用人处己之各得。必不能也。邵雍曰。情之溺人也。甚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故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从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伤则性从之矣。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从之矣。夫食味别声被色。固人所以生。乃声色货利之易溺。而不戒之于微。谨之于渐。且曰是区区者。何足以为累。驯至于伤吾身。伤吾心。伤吾性。并用人处[己](已)之道无所不伤。是以载舟者覆舟也。可不为大惧哉。古之圣君知其然也。谨之于至微。戒之于渐习。左右前后。罔非正人。寝食起居。罔非纳诲。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瞽史有教诲之道。●御有诵训之箴。与其以声色乐吾身。何如以规诲养吾心。与其以货利奉吾身。何如以理义饫吾心。如此则何人非师。何人非保。是惟无过。过必不贰。汤之所以用人惟己。改过不吝。由此道也。抑其所以不迩不殖者。又有本焉。伊尹曰。顾諟天之明命。孔子曰。君子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身也者亲之枝也。性也者天之命也。一失其身。不可谓事亲。一失其性。不可谓事天。试当悦声怡色。玩货美利之际。惕然自问曰。天之所以命我者何如。必有心为之战。骨为之惊。而绝去之惟恐不速者。而安敢迩之。安敢殖之耶。故用人行政。以不迩不殖为根。而不迩不殖。尤以顾諟天命为本。
译君主的心，是百官所依赖以观照的，是万事所依赖以治理的。好比明亮的镜子，一点灰尘都不积聚，然后它的照映才能周全。偶尔有一物遮蔽，那么光明就有照不到的地方，而在用人和处理自身事务上，都不能没有失误了。所以所谓的声色，不一定像郑卫那样的音乐、燕赵那样的美女，在宫中常舞，在室内酣歌。所谓的货物，不一定像鹿台那样的财富、巨桥那样的粮食，人靠贿赂进身，政事靠货利完成。凡是所有可喜的事、可乐的物，与我的耳目结下缘分的，都是声色货利这一类，而也是我内心清明的遮蔽物。孟子说：“物与物相交，就会互相牵引罢了。”我的身体耳目这些物，都与声色货利结下缘分，而声色货利这些物，又每天与我的耳目相引诱。严格地防范它，还害怕被它牵引，何况可以说这些细微的东西，不足以成为我清明的拖累，而亲近它、滋长它呢？微尘积聚，镜子就已经失去光明；微欲污染，心就已经失去虚空。心不虚空就不灵敏，而天命已经搅乱了它的本源，率性已经违背了它的准则。像这样而要求用人和处理自身事务都能得当，必定不能做到。邵雍说：“情欲使人沉溺，比水更厉害。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所以物，是身体的舟车。物受损，身体就随之受损。身体，是心的区域。身体受损，心就随之受损。心，是性的城郭。心受损，性就随之受损。性，是道的形体。性受损，道就随之受损。品尝美味、辨别声音、享受美色，固然人是靠这些生存的，然而声色货利容易使人沉溺，却不从细微处警戒，从渐进处谨慎，反而说这些细微的东西，不足以成为拖累，逐渐发展到伤害我的身体、伤害我的心、伤害我的性，并且用人和处理自身之道无所不伤，这就是承载船的船倾覆了，能不大为恐惧吗？古代的圣君知道是这样，在极细微处谨慎，在渐习中警戒。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寝食起居，没有不是接受教诲的。在车舆上有旅贲的规劝，在安坐时有官师的典训。瞽史有教诲的道理，御者有诵训的箴言。与其用声色快乐我的身体，不如用规劝教诲滋养我的心。与其用货利奉养我的身体，不如用理义饱足我的心。像这样，那么什么人不是老师，什么人不是保护者。只是没有过错，有过错必定不会重复。商汤之所以用人只靠自己，改过不吝惜，就是由此道而来的。至于他不亲近、不滋长声色货利的原因，还有根本所在。伊尹说：“顾念那天的明命。”孔子说：“君子侍奉亲人就像侍奉天，侍奉天就像侍奉亲人。身体是亲人的枝条，性是天的命令。一旦失去身体，不能说是侍奉亲人；一旦失去本性，不能说是侍奉天。试着在愉悦声音、怡悦美色、玩弄货利、美化利益的时候，警惕地自问：天所命令我的是怎样的？必定有心为之战栗，骨为之震惊，而断绝抛弃它唯恐不快的，怎么敢亲近它，怎么敢滋长它呢？所以用人行政，以不亲近、不滋长声色货利为根本；而不亲近、不滋长声色货利，尤其以顾念天命为根本。”
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臣尝紬绎二卦之义。而知临之道在君能下贤以自益。观之道在君能观民以自考也。然而安民之道未有不在于下贤者。故孔子杂卦传。于他卦皆分释之。于临观独合释之。卦之例阳主施故能与。阴主受故能求。临卦二阳在下主与。四阴在上主求。观卦四阴在下主求。二阳在上主与。夫阳明阴暗。临之五六。曰知临大君之宜何哉。初二咸临。咸者感也。二阳在下。积诚以感乎上。是临之所以为与。六五虚中下贤。能取下之阳明以自益。是临之所以为求。舜曰臣哉邻哉。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孟子曰。舜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临之为卦。臣道在二之能与。而君道在五之能求也。综之则为观矣。就观象观之。九五阳刚。中正以观天下。是上有圣天子也。其下四阴。仰而观之。民无不顺。臣无不恭。是至治之世也。然臣于此卦窃有惧焉。初曰童观。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二曰窥观。女子之贞。丈夫之丑也。三曰观我生进退。可进可退。不专于事君也。四曰观国之光。以受宠为荣。非不有其身者也。惟上与五同心。曰观其生。君子无咎。然曰其者位在事外。徒有其心。无所用之。故子曰志未平也。读此卦者能无有君无臣之叹乎。周公系爻曰。观我生。君子无咎。孔子传曰。观我生。观民也。言臣下惟知有己。不以民事入告于君。君欲自知政治之得失。不可不于民观之也。天下之民。有一饥者一寒者。君观之而曰是即我厚生之未尽也。天下之民。有一不若于道者。君观之而曰是即我正德之未至也。尧曰下民其咨。武王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圣天子之忧民如此其切矣。然则君于此将奈何。孔子知观民之道。仍不外于知临大君之宜也。故于杂卦合而言之。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明乎观民而欲有以与之。必思下贤而有以求之。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言计口而食之。终不能民生而厚之也。曰教人以善谓之忠。言家喻而户晓之。终不能民德而正之也。曰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言尧舜民人之育在得禹稷。人伦之明在得契。故曰安民之道。不外下贤也。人君果如尧之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之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念兹在兹。无日忘之。则如上之君子无咎。固与五同心者也。即初之童观。养之以正。未必非将来柱石之臣。可以保我子孙黎民矣。二之窥观。率之以正。未必不如周南召南之妇人女子。皆化文王之德而化行俗美。罝兔之士亦干城腹心矣。况三原欲进者。有不后先胥附乎。况四已来观光者。能不致身罔懈乎。上诚求之。下必诚应如此。而谓上有尧舜。下无禹皋。上有汤武。下无伊周。必无是理也。孟子曰。乐取于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或与或求之道。惟舜兼尽之。臣不敏。敢以此为说。
记曰仲夏之月律中蕤宾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耆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臣案蕤宾之义。是时纯干。阳德方盛。微阴始生。似阳为主而阴为客。而先儒皆谓阴主而阳客者。阴既生而在内。则在内者为主。在外者为客。有必然之势矣。国语曰安静神人。献酬交酢也。阴之性柔而善下。能顺能悦。阳见其柔顺可亲。欢然酬酢似相得之晚。而不知由此以前。自复而临而泰。然后大壮。大之壮也如是其难。即至于夬。而犹孚号有厉。即至纯干。而犹终日干干。夕惕若厉。若是乎其难也。乃甫一姤而易已言女壮矣。阴之壮也如是其易。故古语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坠。吾心理欲之几。贤奸进退之界。国家治乱兴衰之故。皆隐于至微。迁于不觉。甚可危也。甚可惧也。君子以一心之中和。位天地。育万物。要不外于斋戒两言。斋也者。湛然虚明。无一物之得撄吾心也。戒也者惕然儆惧。无一刻之敢或戏渝也。月令于仲冬仲夏两言斋戒。仲冬阳之始也。所谓于复见天地之心也。仲夏阴之始也。所谓于姤见柔之遇刚也。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何时不斋戒。何地不斋戒。而于此两言之者。阴阳之始。善
译《易经》说：“临卦和观卦的含义，有时是给予，有时是求取。”
我曾反复推究这两卦的含义，从而知道临卦的道理在于君主能够礼贤下士以自我增益；观卦的道理在于君主能够观察民情以自我考察。然而，安定百姓的道理，没有不体现在礼贤下士上的。所以孔子在《杂卦传》中，对其他卦都分别解释，唯独对临卦和观卦合并解释。卦例中，阳主施予所以能给予，阴主接受所以能求取。临卦中，两个阳爻在下，主给予；四个阴爻在上，主求取。观卦中，四个阴爻在下，主求取；两个阳爻在上，主给予。阳刚明亮，阴柔昏暗。临卦的五爻和六爻说：“知临，大君之宜”，这是什么意思呢？初爻和二爻说“咸临”，“咸”就是感应的意思。两个阳爻在下，积累诚意以感动上位，这就是临卦之所以为“给予”的原因。六五爻虚怀若谷、礼贤下士，能够采纳下位的阳刚光明以自我增益，这就是临卦之所以为“求取”的原因。舜说：“做臣子的啊，就像邻居一样亲近。”又说：“股肱之臣欢喜啊，元首也就振奋起来了。”孟子说：“舜乐于取法他人的长处来行善。”这就是临卦的含义：臣道的关键在于二爻的能给予，而君道的关键在于五爻的能求取。综合起来就是观卦了。就观卦的卦象来看，九五阳刚中正，以观察天下，这是上面有圣明的天子。下面的四个阴爻，仰视观察，百姓没有不顺从的，臣子没有不恭敬的，这是大治的时代。然而臣子在这卦中私下有所担忧：初爻说“童观”，是小人的行为，君子的羞耻；二爻说“窥观”，是女子的贞静，男子的丑态；三爻说“观我生，进退”，可进可退，不专心侍奉君主；四爻说“观国之光”，以受宠为荣，并非没有私心。只有上爻与五爻同心，说“观其生”，君子没有灾祸。然而说“其”，意味着地位在事外，徒有忠心，无处施展。所以孔子说：“志向未能平定。”读这卦的人，能不发出“无君无臣”的感叹吗？周公系爻辞说：“观我生，君子无咎。”孔子传解说：“观我生，就是观察民情。”意思是臣下只知道有自己，不把民事上报给君主，君主想要自知政治的得失，不能不通过观察百姓来了解。天下的百姓，有一个挨饿受冻的，君主观察后说：“这就是我厚养百姓未尽到的地方。”天下的百姓，有一个不符合道德的，君主观察后说：“这就是我端正德行未达到的地方。”尧说：“下民如何，我要咨询。”武王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圣明天子担忧百姓如此深切。那么君主对此将怎么办呢？孔子知道观察民情的道理，仍然不出于知道临卦中“大君之宜”的含义。所以在《杂卦传》中合并说：“临观之义，或与或求。”阐明观察民情而想要给予百姓的，一定要思考礼贤下士而有所求取。孟子说：“分给人财物叫做恩惠”，意思是按人口供给食物，终究不能使民生丰厚；“教导人行善叫做忠诚”，意思是家喻户晓，终究不能使民德端正；“为天下得到贤才叫做仁”，意思是尧舜养育百姓在于得到禹和稷，阐明人伦在于得到契。所以说安定百姓的道理，不外乎礼贤下士。君主如果真的像尧那样以得不到舜为忧虑，舜以得不到禹和皋陶为忧虑，念念不忘，无时或忘，那么如上爻的君子没有灾祸，本来是与五爻同心的。即使是初爻的“童观”，用正道养育，未必不是将来国家的栋梁之臣，可以保护我们的子孙黎民。即使是二爻的“窥观”，用正道引导，未必不如《周南》《召南》中的妇女，都能被文王的德行感化，教化流行风俗美好，连射兔的士人也能成为国家的干城腹心。何况三爻原本想进取的人，能不先后依附吗？何况四爻已经来观光的人，能不效忠不懈怠吗？上面真诚求取，下面必然真诚回应像这样，如果说上面有尧舜，下面没有禹皋；上面有汤武，下面没有伊尹周公，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孟子说：“乐于取法他人来行善，这就是与人为善。”给予和求取的道理，只有舜完全做到了。臣不才，敢以此作为解说。
《礼记》说：“仲夏之月，音律应合蕤宾，君子斋戒，居处必须遮蔽身体，不要躁动，停止声色娱乐，不要进献美味，淡薄滋味，不要追求和谐，节制嗜欲，安定心气，百官安静，政事不用刑罚，以此安定晏阴所形成的事物。”
臣认为蕤宾的含义，这时纯阳之气正盛，微阴开始产生，似乎阳为主而阴为客。但先儒都说阴主而阳客，因为阴既已产生而在内，那么在内者为主，在外者为客，这是必然的趋势。《国语》说：“安静神人，献酬交酢。”阴的性质柔顺且善于处下，能顺从能喜悦，阳看到它柔顺可亲，欢然酬酢，好像相见恨晚，却不知道在此之前，从复卦到临卦再到泰卦，然后才是大壮卦，大的壮大如此艰难。即使到了夬卦，还诚信呼号有危险；即使到了纯阳的乾卦，还终日勤奋，晚上警惕如有危险。如此艰难啊。才刚刚遇到姤卦，易经就说“女壮”了。阴的壮大如此容易。所以古语说：“从善如登山，从恶如坠落。”我们心理欲望的细微之处，贤奸进退的界限，国家治乱兴衰的原因，都隐藏在极细微之中，在不知不觉中变迁，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君子以一心之中和，定位天地，养育万物，关键不外乎“斋戒”二字。斋，是清澈虚明，没有一物能扰乱我的心；戒，是警惕恐惧，没有一刻敢随意违背。《月令》在仲冬和仲夏两月都提到斋戒。仲冬是阳气的开始，所谓在复卦中看到天地之心；仲夏是阴气的开始，所谓在姤卦中看到柔遇刚。君子戒慎于不见之处，恐惧于不闻之时，什么时候不斋戒，什么地方不斋戒？而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两字，是因为阴阳之始，善
恶之几也。中庸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此之谓也。而于仲冬言去声色。禁嗜欲。于仲夏言止。言节。似于不必尽去之禁之者。非宽之也。是时干德全盛。阳德方隆焉。日中则昃。而于此未见其昃也。月盈则食。而于此未见其食也。骤而语之以声色必去。嗜欲必禁。似非人情。然而曰止曰节。已若怵乎为戒者。其辞若宽。其意深切矣。天地之道。有阳不能无阴。而此耳目口鼻之欲。亦人所不能无也。然天命之理藏于心。而耳目口鼻之欲乘乎气。合心与气以为身。心者气之帅。气者心之充。而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心足以帅气。则足以检身。而理天下之本立矣。故安吾心。乃所以定吾气也。安吾气。乃所以安吾身也。今夫心。万物之鉴。万事之衡。微尘集之而鉴已不空矣。燥湿移之而衡已不虚矣。声色耆欲滋味。皆所以尘吾鉴而移吾衡也。偶一即之。曰是何伤。诚无伤也。偶一快意。曰是何害。诚无害也。然而姤者微阴之始也。而易曰女壮矣。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甚危乎其始凝也。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甚惧乎其先集也。浸假而声之悦吾耳者沓而来。浸假而色之悦吾目者踵而至。浸假而滋味之适吾口者纷而集。我于此能不留情乎。能不逐物而化于物乎。故曰止之。危乎其不复能止也。曰节之。危乎其不复能节也。又况声之来。必有进是声者。色之来。必有进是色者。滋味之来。必有供是滋味者。必争曰是何伤是何害。且必曰非是不足以怡情适性而爱养其身。非如是爱养其身。安得精神以理国家天下之烦。任国家天下之重。所谓其言大甘。其中大苦者。不可不察也。阴之性善下。若最有礼者莫如之。其用以柔。若最适吾意者莫如之。然始而窥吾欲。继而中吾欲。又继而逢吾欲。而耆欲遂无能复节矣。又况阴得其志。且假阳之势。窃阳之权。骎骎乎坚冰之至哉。君子之斋戒也。于声色之来。怵然若惊曰。此伐性之斧乎。于滋味之至。惕然为戒曰。此晏安之酖毒乎。常以道心为吾身之主。而人心之动于气者皆退听焉。则阴阳不至于争。而生理常存。而命自我立矣。至于百官。亦戒以静事而毋刑。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书曰。率乃祖攸行。阳主动。阴主静。阳动而妄。则阴慝乘之而作。故凡国家之多故。未有不由于喜事者也。其曰毋刑者。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言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功。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此以见任德不任刑也。如是而养吾身之太和。并养天下于太和。而阴之生者。不惟不足以害阳。而反足以助阳。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位天地。育万物。其道应不外此。如此则干德统天。阴虽浸长。而阴止为阳之助。不敢为阳之敌。丰之彖曰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子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王心无欲。如日之中。则中天之治。且万世无疆矣。
译厌恶之几微也。《中庸》说：“没有比隐蔽之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必定在独处时谨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仲冬时节说要去除声色、禁止嗜欲，在仲夏时节说要“止”、说“节”，似乎不必完全去除、禁止，这并不是宽纵，而是因为此时乾德全盛，阳德正隆。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但此时还未见其偏斜；月亮圆满就会亏缺，但此时还未见其亏缺。如果突然告诉人们声色必须去除、嗜欲必须禁止，似乎不合人情。然而说“止”说“节”，已经像警惕那样作为警戒了。言辞看似宽缓，但用意却十分深切。天地的道理，有阳就不能没有阴，而这耳目口鼻的欲望，也是人不能没有的。然而天命的道理藏于心，而耳目口鼻的欲望乘着气而来。心与气结合形成身体，心是气的主帅，气是心的充实，而身体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心足以统帅气，就足以约束身体，而治理天下的根本就确立了。所以安定我的心，就是用来安定我的气；安定我的气，就是用来安定我的身体。如今心是万物的镜子，万事的权衡，微尘聚集在上面，镜子就不再空明；燥湿变化，权衡就不再准确。声色嗜欲滋味，都是用来蒙蔽我的镜子、动摇我的权衡的。偶尔一次接触，说有什么伤害，确实没有伤害；偶尔一次快意，说有什么危害，确实没有危害。然而姤卦是微阴的开始，《易经》说“女壮”；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阴气开始凝结，其初凝之时非常危险；《诗经》说“相彼雨雪，先集维霰”，非常畏惧那先聚集的霰雪。渐渐地，悦耳的声音接连而来；渐渐地，悦目的颜色接踵而至；渐渐地，适口的滋味纷纷聚集。我在这时能不流连感情吗？能不追逐外物而被外物同化吗？所以说要“止”，是担心不能再停止；说“节”，是担心不能再节制。更何况声音的到来，必定有进献这声音的人；颜色的到来，必定有进献这颜色的人；滋味的到来，必定有供给这滋味的人。他们必定争辩说有什么伤害、有什么危害，而且必定说没有这些不足以怡情适性、爱养身体。如果不这样爱养身体，怎能获得精神来治理国家天下的烦乱，承担国家天下的重任？这就是所谓“言辞极其甘甜，内心极其痛苦”的情况，不可不仔细考察。阴的性质善于向下，好像最有礼的没有比它更合适的；它的作用柔和，好像最顺从我意的没有比它更合适的。然而起初窥探我的欲望，继而中伤我的欲望，再继而迎合我的欲望，而嗜欲于是就不能再节制了。更何况阴得逞其志，并且借助阳的势力，窃取阳的权柄，渐渐地就像坚冰到来一样。君子斋戒时，对于声色的到来，惊恐地像受惊一样说：“这是砍伐性命的斧头吗？”对于滋味的到来，警惕地作为警戒说：“这是安逸的鸩毒吗？”常以道心作为我身体的主宰，而人心因气而动的那些都退居听从，那么阴阳不至于争斗，而生机常存，而命运由我自己确立了。至于百官，也告诫他们以静处事而不用刑罚。天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易经》说：“吉凶悔吝产生于动。”《诗经》说：“不失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规章。”《尚书》说：“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阳主动，阴主静。阳动而妄为，那么阴慝就乘虚而入而发作。所以凡是国家多事，没有不是由于喜欢多事的。所谓“毋刑”，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说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功；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这是为了表明任用德而不任用刑。这样来养护我身体的太和之气，并养护天下于太和之气，而阴所生的，不仅不足以危害阳，反而足以辅助阳。君子之所以达到中和，而定位天地、养育万物，其道应当不超出这个范围。这样那么乾德统天，阴虽然渐渐增长，但阴只作为阳的辅助，不敢作为阳的敌对。《丰卦》彖辞说：“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孔子说：“王假之，崇尚大也；勿忧宜日中，适宜照耀天下也。”说的是王心无欲，如同太阳正中，那么中天的治理，将万世无疆了。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臣案天地之德。仁而已矣。圣人之心。亦仁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非二物也。义者仁之大用也。由仁民而上之。则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仁民原亲亲之心所自流焉耳。由仁民而下之。则数罟不入。斧斤以时。墙桑之树。鸡豚狗彘之畜。凡于物用其爱者。亦仁民之政所必及焉耳。董仲舒曰。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孟子言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文王系易。首言元亨利贞。孔子文言。言利者义之和。又言利物足以和义。非特言利。且合利与义何哉。天生百物。皆以养民。故干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天地之大利。即天地之大义。而即天地之大仁也。非利物而无以和义。非和义而无以为仁。故理财者圣人之所为利物。圣人之所为义以成仁也。夫后世之天下。犹古圣之天下。天地之生物。未尝息也。然而古常有余。后常不足。此无异故。惟理财之不讲也。理财之不讲。则以正辞与禁民为非之不讲也。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夫生众为疾。道之所为开其源也。食寡用舒。道之所为节其流也。以臣统观天下之大势。大约西北之财之不理。在不能开其源。东南之财之不理。在不能节其流。夫雍州之域。禹贡所谓厥田上上也。冀州之域。禹贡所谓厥赋上上也。虞夏殷周之疆理在焉。古称沃野千里。粟支十年。则以经理备而畜积多耳。降及后世。问所谓沟洫畎浍。尚有存焉者乎。蓄泄无资。灌溉无术。其民但知畜牧之利。不知稼穑之利。逐末者日多。务农者日少。其名为农者。于耕耘种植。大抵皆疏而不精。此臣所谓源之有未开也。东南之民。于耕稼之术工矣。山泽之利。皆尽争之。几于搜山而采。竭泽而渔矣。其所入每不足供所。出其弊曰好奢。曰尚鬼。如江之俗。非百金不能葬。吴下之俗。非百金不能娶。家无担石。而出必美其服。鲜其履。若服麤布之衣。即忸怩而不敢出。且有一小燕会。而费中人之产者矣。一有疾病。则巫师簧鼓之。谓某神为祟。醮酬祈禳。小则数十金。大则百金。有因一疾病。而饱暖之家。荡于一朝者矣。一人勤动。终岁所入。不过十金。而衣饰相耀耗之。虚文僭制耗之。祈禳祷祠妖诞之说又耗之。如此而财力不屈者。未之有也。此臣所谓流之有不节者也。要其补救之术。则易所谓正辞禁民为非者尽之。正辞者示之以所当行。重本业。劝农桑。定昏丧之制。严贵贱之等。使知勤之可慕而民乐于勤。知俭之为美而民安于俭。禁民为非者。示以逐末之不如务农。奢华之不如朴素。渎鬼神之不如尽人事。而倡之皆自贵者始。则因天地自然之利。而为之辅相。为之裁成。此利物之所以和义。以其大义。行其至仁。使物物各得其所矣。
记曰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臣案富国足民之道。具于曾孟两书。大学言生之者众。为之者疾。所以开其源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所以节其流也。孟子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所以储富于民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所以禁民使不趋于贫也。周礼以九职任万民。自三农生九谷。以及百工饬八材。商贾通货贿。嫔妇治丝枲。臣妾敛疏材。闲民移执事。而生之者众矣。以九式均节财用。自祭祀宾客羞服。以及匪颁好用。莫不各有定式。虽曰惟王不会。而要统于太宰。有不如式。太宰得以均节之。亦无滥费也。如是则用之舒矣。而犹恐九职之民。或惰。于力。故国语曰社而赋事。烝而献功。男女效绩。愆则有辟。而犹恐其或糜于用。故上下异服。老少异粮。未五十不衣帛。未七十不肉食。凡饮有诛。诗曰为此春酒。以介眉寿。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此又为疾食寡之明证也。当其时内外男女。各修其职。各安其分。而又锦绣珠玉。不粥于市。
译《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做‘生’，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叫做‘位’。用什么来守住这个‘位’呢？叫做‘仁’。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呢？叫做‘财’。管理好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叫做‘义’。”
臣认为，天地的德行，不过是“仁”罢了。圣人的心意，也不过是“仁”罢了。《易经》说：“确立做人的道理，叫做‘仁’与‘义’。”这并非两样东西。“义”是“仁”最大的作用。从“仁爱百姓”向上推演，那么爱护亲人的人就不敢厌恶别人，尊敬亲人的人就不敢怠慢别人，仁爱百姓原本就是由亲爱亲人的心自然流露出来的。从“仁爱百姓”向下推演，那么细密的渔网不进入水中，斧头按照时节砍伐，种植墙桑，饲养鸡猪狗彘，凡是对于万物施以爱护的，也都是仁爱百姓的政治所必然涉及到的。董仲舒说：“仁者，端正其义理而不谋求私利。”孟子说：“何必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然而周文王为《易经》作系辞，首先说到“元亨利贞”。孔子在《文言》中说：“利是义的和谐”，又说“有利于万物足以和谐义理”。不仅谈论利，而且将利与义合二为一，这是为什么呢？上天生成百物，都是为了养育百姓，所以乾卦的创始能够以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天地的大利，就是天地的大义，也就是天地的大仁。如果不利于万物就无法和谐义理，不和谐义理就无法成就仁德。所以，管理财物是圣人用来利于万物的行为，是圣人用来成就义理以达成仁德的手段。后世的天下，如同古代圣人的天下，天地化生万物，从未停止过。然而古代常常物资有余，后世常常物资不足，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因为没有讲求理财罢了。不讲求理财，是因为没有讲求端正言辞和禁止百姓做坏事罢了。《大学》说：“创造财富有大道。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劳作的人勤勉，使用的人从容。”生产多、劳作勤，是道用来开辟财源的；消费少、使用从容，是道用来节制财流的。以臣统观天下的大势，大概西北地区的财物管理不善，在于不能开辟财源；东南地区的财物管理不善，在于不能节制财流。雍州的疆域，是《禹贡》所说的土地等级最高的；冀州的疆域，是《禹贡》所说的赋税等级最高的。虞、夏、殷、周的疆界治理都在这里，古代号称沃野千里，粮食可以支撑十年，这是因为经营管理完备而积蓄众多。到了后世，请问那些沟渠水田，还有存在的吗？蓄水排水没有凭借，灌溉没有技术，百姓只知道畜牧的利益，不知道耕种的利益，从事商业的人日益增多，从事农业的人日益减少。那些名义上从事农业的人，在耕耘种植方面，大抵都粗疏而不精细。这就是臣所说的财源没有完全开辟。东南地区的百姓，在耕种的技术上很精通，山泽的利益，都极力争夺，几乎到了搜山采摘、竭泽而渔的地步。他们的收入往往不足以供给支出，弊端在于喜好奢侈、崇尚鬼神。比如江边的风俗，不用百金就不能安葬；吴地的风俗，不用百金就不能娶妻。家里没有一担粮食，出门却一定要穿漂亮的衣服、穿鲜亮的鞋子，如果穿着粗布衣服，就羞愧不敢出门。而且有一次小小的宴会，就耗费掉中等人家财产的情况。一旦有人生病，巫师就煽动说某个神灵作祟，举行祭祀祈祷，小的花费几十金，大的花费上百金，有因为一次生病，而使温饱之家在一天之内倾家荡产的。一个人辛勤劳动，一年收入不过十金，却被衣饰炫耀所消耗，被虚文僭越制度所消耗，被祈祷祭祀妖诞之说所消耗。像这样财力不枯竭的，从来没有过。这就是臣所说的财流没有节制。至于补救的方法，就是《易经》所说的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坏事这些内容。端正言辞，是向百姓展示应当做的事：重视本业，劝勉农桑，制定婚丧的制度，严格贵贱的等级，让百姓知道勤勉值得羡慕从而乐于勤勉，知道节俭是美德从而安于节俭。禁止百姓做坏事，是向百姓展示从事商业不如务农，奢华不如朴素，亵渎鬼神不如尽力做好人事，并且倡导都从尊贵的人开始，那么凭借天地自然的利益，来辅助它，来裁成它，这就是利于万物从而和谐义理的原因，用大义来实行至仁，使万物各得其所。
《礼记》说：“冢宰根据三十年的通例来制定国家的用度，量入为出。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储备。根据三十年的通例，即使有凶旱水涝，百姓也没有饥色，然后天子才能每天奏乐。”
臣认为，富国足民的方法，完备于曾子和孟子的著作中。《大学》说“生产的人多，劳作的人勤勉”，这是用来开辟财源的；“消费的人少，使用的人从容”，这是用来节制财流的。孟子说“整治田地，减轻赋税”，这是用来让百姓储备财富的；“按时吃饭，按礼使用”，这是用来禁止百姓陷入贫困的。《周礼》用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从三农生产九种谷物，到百工整治八种材料，商贾流通货物，嫔妇治理丝麻，臣妾收集散材，闲民转移职事，这样生产的人就多了。用九种方式来均衡节制财用，从祭祀、宾客、服饰，到赏赐、喜好，无不各有定式。虽然说是“只有君王不汇总”，但统归于太宰，如果有不符合定式的，太宰可以均衡节制，也没有浪费。这样使用就从容了。还担心九职的百姓，或许在力气上懒惰，所以《国语》说：“春社时分配农事，冬祭时献上报功，男女效验成绩，有过失就有惩罚。”还担心他们或许在费用上浪费，所以上下服饰不同，老少口粮不同，不到五十岁不穿丝绸，不到七十岁不吃肉，凡是饮酒有惩罚。《诗经》说：“酿这春酒，以祝长寿。采苦菜，砍樗树，供养我的农夫。”这又是生产多、消费少的明显证据。在那个时候，内外男女，各修其职，各安其分，而且锦绣珠玉，不在市场上出售。
衣服饮食。不粥于市。民生不见奢侈之可慕。而左道乱政者杀。又无妖淫邪诞之说。鼓惑其间。以故太和洋溢。疾疢不生。自无水旱。即间有水旱。而荒政十有二条。不过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眚礼杀哀蕃乐多索鬼神除盗贼而已。初无汲汲不终日之计。若汉武移江南下巴蜀之粟以救江陵。唐西都不登。至幸东都之为者。诚以九年之余。其备豫者素也。后世王政不讲。于民听其自息自耗自富自贫。夫口欲甘味。身欲褕衣。人之同情也。趋奢则易。返朴实难。人之通患也。止知目前相夸相尚之为美。而忘意外后日之忧。又细民之所同然也。非上之人早为之所。俗安得不日弊。民安得不日穷哉。臣不敢远论。即目所见耳所闻以为论。大抵北人好惰。南人好奢。夫冀之北土。唐虞夏殷之都也。豳岐丰镐。周之所兴。关中之地。天府之国也。今之地利。犹古之地利。而古之雍冀富。今之山陕贫。则以三代之沟洫修。而今数百里无一畎浍。沃野半叶为石田也。其名为农者。耕耘收获之法。亦卤莽灭裂。曾不若江南之惰农。此错所叹为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其余游手者无限。古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男惰而女尤惰。三辅左右妇女。自吸烟嚼槟榔外初无一事。如此而求无冻馁。必不能也。夫人食谷不过一升。价十钱至二十止矣。而烟草槟榔之价且半之。人安得不日穷。至于馁以死也。南人好奢而尤佞鬼。一燕之费。动逾十千。乡里妇女。必曳罗绮以为容。夫白縠之表。薄纨之里。贾生所太息为极奢者。今且藐为俭素而不足观美也。一昏而逾百金。一葬而逾百金。不则宁不娶不葬。甚且虑嫁女之无资也。生女即溺之。其背理而伤化至矣。十家之聚。岁必梨园演戏以酬神。皆终岁之资也。又有一种乡会。舁一土木之神。周游里巷。侍从之华。仪容之丽。鼓乐旌旗。▯数里至数十里。五年之田而不偿也。一有疾病。则史巫之说。起而蛊之。谓某神为祟。牲牢酒醴之赛。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如此而求无饥寒。乌可得也。一遇岁歉。即 宵旰之忧。而议蠲议赈。诚救民之仁政也。
译衣服饮食，不在市场上买卖。百姓看不到值得羡慕的奢侈生活，而用邪道扰乱政治的人被处死，又没有妖异淫邪荒诞的言论在中间蛊惑人心。因此，太和之气充盈，疾病不产生。即使没有水旱灾害，偶尔有水旱灾害，那十二项荒政措施，不过是散发财利、减轻赋税、暂缓刑罚、放松劳役、解除禁令、免除苛责、简化礼仪、减少哀悼、增加音乐、多向鬼神祈求、清除盗贼罢了。起初并没有那种急迫得整天算计的打算，不像汉武帝调运江南和巴蜀的粮食来救济江陵，也不像唐代西京收成不好，皇帝竟然前往东都那样做。这确实是因为有九年的积蓄，那些预备措施向来就做得充分。后世的王政不讲究，对于百姓听任他们自生自灭、自富自贫。嘴里想吃美味，身上想穿华服，这是人的共同情感。趋向奢侈容易，回归朴实困难，这是人的普遍弊病。只知道眼前的互相夸耀崇尚是美好，而忘记了意外和日后的忧患，这也是小百姓所共有的。如果不让在上位的人早早为他们安排妥当，风俗怎么能不一天天败坏，百姓怎么能不一天天贫困呢？我不敢谈论久远的事，就用目前所见所闻来作为论据。大体上北方人好懒惰，南方人好奢侈。冀州的北部土地，是唐尧虞舜夏商的首都；豳、岐、丰、镐，是周朝兴起的地方；关中之地，是天府之国。现在的地利，还是古代的地利，而古代雍州冀州富裕，现在山西陕西贫困，是因为三代时期沟渠修治，而现在几百里内没有一条小沟，肥沃的田野有一半变成了石田。那些号称务农的人，耕耘收获的方法，也粗疏马虎，还不如江南懒惰的农民。这就是错所感叹的土地有遗留的利益，百姓有剩余的人力，生长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泽的利益没有全部开发。其余游手好闲的人无数。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受寒。男子懒惰而女子更加懒惰，三辅地区左右的妇女，除了吸烟嚼槟榔外，起初没有一件事。这样而想没有冻饿，肯定不可能。人吃谷物不过一升，价格十钱到二十钱罢了，而烟草槟榔的价格几乎是一半。人怎么能不一天天贫困，以至于饿死呢？南方人好奢侈而且特别迷信鬼神。一次宴会的费用，动不动超过一万钱。乡里的妇女，一定要拖着罗绮来打扮自己。白色的绉纱做外衣，薄薄的细绢做里衣，贾谊所叹息为极度奢侈的，现在竟然被轻视为俭朴素雅而不足以观赏美好。一次婚嫁超过百金，一次丧葬超过百金，不然宁愿不娶不葬，甚至担心嫁女儿没有资财，生下女儿就溺死，他们违背情理而伤害教化到了极点。十户人家聚集，每年必定请梨园演戏来酬谢神灵，都是整年的积蓄。又有一种乡会，抬着一个土木做的神像，周游里巷，侍从的华丽，仪容的艳丽，鼓乐旌旗，绵延几里到几十里，五年的田产收入也抵偿不了。一旦有了疾病，巫师的说法，就起来蛊惑他们，说某个神灵作祟，用牲畜酒醴来祭祀，十年的田产收入也抵偿不了。这样而想没有饥寒，怎么可能呢？一遇到收成不好，就是君王日夜忧虑的时候，而商议免除赋税商议赈济，确实是救民的仁政。
然臣闻京仓储蓄。止支四五年。设有大祲。若尧之水。汤之旱。蠲可尽乎。赈可乎。今以人口日升计之。一人终岁。食米三石六斗。中县约口。不下十万。府必什之。省又什之。则终岁一县之民。岁需四十万石。一省之民。岁需四千万也。故臣以为经久之计。莫若于北使民易其田畴。于南使民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古沟洫经纬之法。诚不易复。但劝民以力自为沟塘。就水可蓄者潴之。大约方一亩之塘。旱可济禾十亩。其所开之地。即除其田赋。而改为沟塘之赋。民得开塘之利。则相效者渐多。不数十年。沟渠必多矣。沟渠多而水旱之灾渐寡矣。又募南民之精于农者。若古力田之科。优其给而使之教民耕耨之法。有成效则畀之官。若古田畯之职。则农事必渐精矣。其余从前荒弃之地。听民占业。随所树艺。不收其赋。从前荒弃之地。纵民树艺。有秋之时寡。罔获之时多。民安肯先出什七八之赋。而觊什二三之利哉。间有一年艺之而得利。则奸者必起而持之。贪民酷吏。又起而要之。此民所以宁旷而不敢业也。尽除其禁。则民必业之。而民可资以佐水旱之急。是蠲本无之赋。而民受不费之惠。孰与夫散实费之赈。而于民仍不哉。记曰山林薮泽。民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奈何不教而反禁之邪。若夫树艺之必禁者惟烟草。盖民之食不以时。而最多费者莫如烟。而烟之易禁者倍于酒。酒供宾祭之用。而烟非所必需。酒酿于家难察。而烟艺于地易禁也。烟禁而家之所省。可供一二人之食矣。此南北之所同也。至于南民之奢。尤在以礼节之。昏葬衣食器用职官当以级为差。余酌民情而为之中制。如衣服品官服绫缎。士子及民五十以上服绸。昏娶礼币几。金几。葬惟附于亲者从厚。其舆从仪文尽为之节。燕会岁时伏腊。惟得祀其先及里社。其余淫祀皆禁之。岁例演剧有禁。舆神巡游有禁。史巫祈禳有禁。如是则三年余一。九年余三。亦不难驯致也。盖民之奢非好奢也。偶一人俭则众共非笑之。夫亦迫于俗。囿于习。而不得不然耳。即民之为史巫所蛊。亦非好邪也。彼见其亲之疾危。而有一人言如是则生。则迫而信之耳。诚能使之晓然于如是之为礼。如是之为正。彼又岂肯多费而入于非礼。陷于邪妄哉。则一时虽似拂民之情。而实皆生民之性。正盘庚所谓丕从厥志者也。礼志一定。则民生日厚。民俗日醇。经久之计。应莫过此。臣固陋。敢因说礼而援大学孟子。及今所闻见以实之。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臣案六经无屯田之说。然此即屯田所自始也。古无所谓兵。兵即民之农者也。至战国有武卒。有召募。而兵与农始分。农出田赋以养兵。兵代之征戍以息民。夫兵果足以卫民。且代之征戍。则农力耕而食之。亦相报之义。无如承平日久。兵非兵直惰民也。视饷给以为当然。甘其食。褕其衣。且修饰仪容。如妇人好女。甚至典其甲冑弓刀。以供朝夕之醉饱。即朝廷恩恤之令屡下。而百金之赏。不足供其十日之欢。是兵之食无日而足也。食不足而兵何以足哉。猝有征讨之事。使令及之。则骨战齿。[己](已)身且不能自卫。况能卫民。是农民力耕而输之司农以养兵者。皆虚糜也。且兵之少而壮。壮而老。人之常也。身生子。子生孙。齿日繁。粮日益。亦必然之势也。老疾既足以糜饷。生齿又必为之加饷。日复一日。加于胡底。若必汰其老疾。则彼壮盛亦尝为国宣力矣。帷之施。可遽绝乎。若限其新增。则必使之不举子而后可。恐万无此理也。则莫如为之计经久。计经久则莫如设屯田。古圣人之养民也。非人人而衣之。人人而食之也。道在制民之产。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而已。后世不能如三代人授百亩之产。而于兵则犹可为计也。盖兵极多不能加于古者一国之民。而合计天下。其未辟之土。亦不下古者一国之地。则欲为兵足食者。诚莫若屯田。汉文帝时从错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此以民屯。而即化民为兵也。屯之一道也
译然而我听说京城仓库的储备，仅够支用四五年。假如遭遇大灾，像尧时的水灾、汤时的旱灾，减免赋税能减尽吗？赈济又能赈济多少呢？如今按人口日益增长来估算，一个人终年，吃米三石六斗。中等县的人口，不少于十万。府的人口必定是县的十倍，省的人口又是府的十倍。那么终年一个县的百姓，每年需要四十万石米；一个省的百姓，每年需要四千万石米。所以我以为长久之计，不如在北方让百姓更换他们的田地，在南方让百姓按时令进食，按礼制使用。古代沟渠纵横交错的方法，确实难以恢复。但鼓励百姓出力自己挖掘沟塘，就着可以蓄水的地方蓄积起来。大概一亩大的池塘，旱灾时可以救济十亩禾苗。那些开垦出来的土地，就免除它的田赋，而改为沟塘的赋税。百姓得到开塘的利益，那么效仿的人就渐渐多了。不出几十年，沟渠必定多了。沟渠多了，水旱灾害就渐渐少了。又招募南方精通农业的百姓，像古代力田的科目，优厚地供给他们，让他们教导百姓耕种的方法。有成效的就授予官职，像古代田畯的职务，那么农事必定渐渐精进了。其余从前荒弃的土地，听任百姓占有产业，随意种植，不征收赋税。从前荒弃的土地，纵容百姓种植，有收成的时候少，没有收获的时候多。百姓怎肯先拿出十分之七八的赋税，而指望十分之二三的利益呢？偶尔有一年种植而获利，那么奸邪的人必定起来争夺它。贪婪的百姓和苛刻的官吏，又起来勒索他们。这就是百姓宁愿土地荒芜而不敢从事农业的原因。全部废除这些禁令，那么百姓必定从事农业。而百姓可以依靠它来辅助水旱急难。这是免除本来没有的赋税，而百姓接受不费钱的恩惠，这比起散发实际费用的赈济，而对百姓仍然没有帮助，哪个更好呢？《礼记》说：“山林沼泽，百姓有能获取蔬菜食物的，野虞教导引导他们。”为什么不教导反而禁止他们呢？至于种植必定要禁止的只有烟草。大概百姓进食不按时候，而耗费最多的没有比得上烟草的。而烟草容易禁止的程度是酒的两倍。酒供宾客祭祀之用，而烟草不是必需之物。酒在家里酿造难以察觉，而烟草在土地上种植容易禁止。烟草禁止了，家里节省下来的，可以供一两个人的食物了。这是南北所相同的。至于南方百姓的奢侈，尤其要用礼来节制。婚丧嫁娶、衣食器用、职官应当以等级为差别。其余酌情民情而制定中等的制度。比如衣服，品官穿绫缎，士子及百姓五十岁以上穿绸。婚娶的礼金几两、金子几两，丧葬只有依附于亲人的从厚，其他的随从仪文全部为之节制。宴饮聚会、岁时伏腊，只允许祭祀祖先和里社，其余淫祀都禁止。每年惯例演戏有禁令，抬神巡游有禁令，史巫祈禳有禁令。像这样，三年剩余一年，九年剩余三年，也不难逐渐达到。大概百姓的奢侈不是喜好奢侈，偶然一个人节俭，众人就共同非笑他。这也是迫于习俗，拘泥于习惯，而不得不这样罢了。即使百姓被史巫所蛊惑，也不是喜好邪术。他们看见亲人病危，而有一人说这样做就能活命，就迫于无奈相信他罢了。真能让他们明白这样做是礼，这样做是正，他们又怎肯多花钱而陷入非礼，陷入邪妄呢？那么一时虽然似乎违背百姓的情意，而实际上都符合生民的性理，正是盘庚所说的“不听从他们的意志”。礼志一定，那么百姓生活日益丰厚，民俗日益淳厚。长久之计，应当没有超过这个的。我固陋，敢因谈论礼而援引《大学》《孟子》，以及现在所闻所见来充实它。
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了。”
臣按：六经中没有屯田的说法，然而这就是屯田的开始。古代没有所谓的兵，兵就是百姓中的农民。到了战国时期有武卒，有招募，兵和农民才开始分开。农民出田赋来养活兵，兵代替他们征戍来让农民休息。如果兵确实足以保卫百姓，而且代替他们征戍，那么农民努力耕种来供养他们，也是互相报答的道义。无奈和平日子久了，兵不是兵，只是懒惰的百姓罢了。把供给的粮饷视为理所当然，甘心地吃着，穿着华丽的衣服，而且修饰仪容，像妇女好女一样，甚至典当他们的甲胄弓刀，来供给朝夕的醉饱。即使朝廷恩恤的命令屡次下达，而百金的赏赐，不足以供给他们十天的欢乐。这是兵的粮食没有一天是充足的。粮食不充足，兵怎么能充足呢？突然有征讨的事情，命令下达，他们骨头战栗牙齿打颤，自身尚且不能自卫，何况能保卫百姓。这是农民努力耕种而输送给司农来养活兵的，都是虚耗。而且兵少而壮，壮而老，是人之常情。身生子，子生孙，人口日益繁多，粮饷日益增加，也是必然的趋势。老弱病残足以耗费粮饷，新增的人口又必定为他们增加粮饷。日复一日，增加到何时为止？如果一定要淘汰老弱病残，那么他们壮盛时也曾为国家效力，帷幄之恩，可以突然断绝吗？如果限制新增，那么必须让他们不生儿子才可以。恐怕绝无此理。那么不如为他们做长久之计。做长久之计，不如设立屯田。古代圣人养育百姓，不是人人给他们衣服，人人给他们食物，道理在于制定百姓的产业，使百姓向上足以侍奉父母，向下足以养活妻儿罢了。后世不能像三代那样每人授予百亩的产业，而对于兵还可以做计划。大概兵再多不能超过古代一国的百姓，而合计天下，那些未开垦的土地，也不少于古代一国的土地。那么想要为兵充足粮食，真不如屯田。汉文帝时听从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使屯戍的事情更加节省，运输的费用更加减少。这是以民屯田，而就是化民为兵。屯田这一条道路
。宣帝时赵充国击先零羌。罢骑兵而留步士万人以屯。使部曲相保。烽燧相通。羌人不能扰。田者乃蓄积日多。此以兵屯。化兵为农也。又屯之一道也。二者居屯法之大端矣。兵之气欲其实不欲其骄。明戚继光募兵。惟农民许入行伍。市井游手。尽驱去之。故以战则胜。此即古人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之遗意也。不然。养骄兵。如富家之养骄子。日饱之以肉。日啖之以果。一不如意则啼。幸而不啼。则阿保以为能事。而筋柔骨脆。一遇风寒暑湿。则疾疢大作。况望其蒙犯霜露。▯履山川哉。兵如此而望其为我战胜攻取。不可得也。兵之心欲其一。不欲其分。家无内顾之忧。则其前也有力。故曰士饱而歌。马腾于槽。气已胜也。不然。未行而先顾其家。气早馁矣。当出兵之时。负甲荷戈。赢三日粮而止。其递而输者悬悬也。则豫忧之而气更馁矣。故兵之食足于官。不如其足于家也。足于京。不如其足于地也。二者非屯田莫由也。且屯田则兵与地为安。唐韩重华之营代北也。东起振武。西越云中。口极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此非为国守。直为其家守。非为国战。直为其家战也。视遣戍之与地不习者相去远矣。且屯田则兵亦与农民为依。诸葛亮屯渭滨。杂居民间。百姓安堵。邓艾屯淮南北。农官民田阡陌相属者四百余里。视客兵之与民不习者又远矣。或曰屯田固善。然行之开国则易。行之继世则难。用之兵争之时则易。用之承平之久则难。耒耜虽劳。视锋镝之危则安矣。当此而使之屯。是去其所甚危。予以所甚安。有不难再计而决者。若承平则不然矣。昔宋太宗欲行屯于河北东路。以陈恕为营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游惰。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因而卒止。此非承平日久。必不可行之明欤。然而陈恕之后何承矩亦为屯田使矣。屯雄霸诸州。当其时沮之者亦甚众。武臣既耻于营葺。而初年因早霜不成。议者益嚣哗四起。承矩不为动。卒以有成。众乃大服。则又何也。愚民可以乐成。难与虑始。不知久远之安。惟偷旦夕之逸。禹疏九河。徒卒大骇。未几而大使徒众民乐赴功矣。
译汉宣帝时期，赵充国讨伐先零羌人。他撤回了骑兵，留下万名步兵驻守屯田。让各部队互相保护，烽火台信号相通。羌人无法侵扰。种田的人于是积蓄日益增多。这是用军队屯田，将士兵转化为农民。这也是屯田的一种方法。这两点构成了屯田法的主要纲领。
士兵的气势，希望他们朴实，不希望他们骄纵。明代戚继光招募士兵，只允许农民加入军队，市井中的游手好闲之徒，全部驱逐出去。所以作战就能取胜。这就是古人“三季务农，一季讲武”的遗意。如果不这样，供养骄兵，就像富家供养骄子，每天用肉喂饱他们，每天用水果让他们吃，一旦不如意就哭闹。侥幸不哭闹，保姆就认为这是自己的本事。然而这些士兵筋骨柔弱，一旦遇到风寒暑湿，就会大病发作，何况指望他们冒着霜露，跋涉山川呢？士兵像这样，却希望他们为我战胜攻取，是不可能的。
士兵的心，希望他们专一，不希望他们分散。家中没有后顾之忧，那么他们向前就有力量。所以说士兵吃饱而歌唱，马在槽头奔腾，气势已经占优了。如果不这样，还没出发就先顾念家里，气势早就萎靡了。当出兵的时候，背着铠甲扛着长戈，只携带三天的粮食，那些后续输送粮草的人遥遥无期，就会预先担忧，气势更加萎靡。所以士兵的粮食，由官府供给充足，不如由家中供给充足；在京城供给充足，不如在驻地供给充足。这两点，没有屯田是无法实现的。
况且屯田，士兵就会与土地安定下来。唐代韩重华在代北营建时，东起振武，西越云中，北至受降城，共六百余里，排列栅栏二十处。这不只是为国家守卫，简直是为自己的家守卫；不只是为国家作战，简直是为自己的家作战。这与派遣不熟悉当地环境的戍卒相比，相差太远了。况且屯田，士兵也会与农民相互依存。诸葛亮在渭水边屯田，杂居在民间，百姓安居乐业。邓艾在淮河南北屯田，农官与民间田地的阡陌相连四百多里。这与不熟悉当地环境的客兵相比，又相差太远了。
有人说，屯田固然好，但在开国时实行容易，在继世时实行困难；在兵争之时实行容易，在长期承平之时实行困难。农具虽然劳累，但比起刀枪的危险来说却是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屯田，是让他们离开非常危险的环境，给予他们非常安全的环境，有不经过反复考虑就决定的道理。如果是承平时期就不是这样了。过去宋太宗想在河北东路实行屯田，任命陈恕为营田使。陈恕秘密上奏说，戍卒都是游手好闲懒惰的人，依赖官府供养，一旦让他们冬天披甲，春天拿农具，恐怕会发生不可测的变故，于是最终停止。这不是承平日久，必定不能实行的明证吗？
然而陈恕之后，何承矩也担任了屯田使。他在雄州、霸州等地屯田，当时反对他的人也非常多。武臣既以经营修缮为耻，而初年又因早霜导致收成不佳，议论的人更加喧哗四起。何承矩不为所动，最终取得了成功。众人于是大为信服。这是为什么呢？愚昧的百姓可以乐于享受成果，却难以与他们谋划开始。他们不知道长远的安定，只贪图眼前的安逸。大禹疏通九河，徒卒大为惊恐，不久之后，大禹使徒卒和民众乐于奔赴工程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欲行屯法。必先密计天下可耕之地凡几。可使耕之兵凡几。但先募民之善农而无田者。量给其饮食之费。令其相度何处近水。于稻为宜。何处陆海。黍稷为宜。任其择地之上者自行开垦。不收其税。人见其收获之利。必有继者。不数年。而此耕者已成富人。则而效之者日益多。且举其率先而化导多者。授以散职。令焜耀于田所。曰此以农而得官也。由是而兵之愿耕。给以牛种。且教导之。奖励之。愿耕者日益众。然后官为之疆界。畀为永业。若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东至迁民镇。元脱脱成法具在。略可仿行。其后耕者即以先耕者为之师。如此则兵可化为农。又仿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之法。使先耕者亦与兵同其射猎。则农亦可化为兵。而兵与民之情胶固。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民之情亦与地胶固。战则同力。守则同坚。普天皆王土。即率土皆王民。举天下若泰山而四维之也。斯足食足兵之至。即民信之至也。
进呈经义
尤珍
周礼地官遂人职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臣案遂沟洫浍川。圣人之所以备天时。尽地利。以奠民居。而为功于万世者也。画野经土。肇自黄帝。至成周最为详密。周之兴在西北。西北地多广平。非若东南高下相错。故东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尽关人力。沟洫之制。不容以已也。其后初坏于鲁。尽堕于秦。亦非一日之积矣。汉唐宋儒者。每言复井田。其论诚为难通。然以井田之难而并置沟洫可乎。夫沟洫之制不定属井田也。郑康成注匠人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朱子曰。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郑氏注分两项郄是。是则乡遂之田。不必画井。而遂沟洫浍川。既着于匠人。又复着于遂人者。非以其制之尽善而无以或易也欤。匠人言沟洫有广深之寻尺。然此但辨夫家之众寡。别径路之小大。意固谓路下即沟。沟畔即田。惟导之流行而不必拘其深广。且即其闲暇而相与修除。则以一夫治遂径。力无不足。积之合万夫以治川路。又岂有不足于力者。惟惮于作始而沟洫不治。则天时无由备。地利无由尽。民居无由以奠矣。窃计天时之行。以十岁为率。其间水旱。不过一二年。诚使旱有所畜。水有所泄。则岁当得八九熟者。而以其耕余。救其水旱。即岁岁有备。可岁岁熟也决矣。若夫地利之不尽。岂惟荒芜之谓哉。臣习见东南之田。一亩所入。其上者可得粟三四石。最下亦不减一石。西北田所入。其上者。仅得当东南之下。夫荒芜而不治。驱民力以垦之可耳。治之而未尽。将终无尽时矣。甚可惜也。是以沟洫之制。行于西北者。成效彰彰。不一而足。夫以水佐耕者丰。得以省挽运之劳。以水助守者险。足以限戎马之足。昔人已论之详矣。而臣以为河水之漫溢。亦可因以无虞。西北河患。秋汛为大。所以然者。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滂沱而无所归。必泛滥而并纳于河。河不能容而堤将失固。非特其天气使然也。沟洫治而高平之地皆成沃壤。沃壤之区皆能容水。即皆代河为消纳。而汛可递减。大禹自言其治水而曰。浚畎浍距川者。此尔。然秦鲁之君。卒坏圣人之志者何也。其时徒知富国。欲加赋于民而恶无由。因以其所开之阡陌授之。曰我予尔田。尔输吾赋。民即有水旱之苦。而国固巳独富矣。圣人不忍忘其民。故宁弃其地以为沟洫。而正供不妨于俭。饱暖必欲其遂。究之岁不为灾。而户日以增。民无失所。而情日以结。既富方谷。礼让可兴。和气致祥。所得孰多。臣故曰此万世之业也。
经筵讲义二篇
官献瑶
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臣按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必使天下之民各遂其生。而后作民父母
译孔子说：“百姓可以引导他们去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想要推行屯田之法，必须先秘密计算天下可以耕种的土地共有多少，可以派去耕种的士兵共有多少。只先招募那些擅长农耕却没有土地的百姓，酌情供给他们饮食的费用，让他们自行勘察哪里靠近水源，适合种植水稻；哪里地势高燥，适合种植黍稷。任凭他们选择上等的土地自行开垦，不征收他们的赋税。人们看到耕种收获的利益，必定会有人相继效仿。不出几年，这些耕种者已经成为富人，效仿他们的人日益增多。并且推举那些率先转化、引导他人较多的人，授予他们散官职位，让他们在田间荣耀显赫，说这是凭借农耕而获得官职。由此，愿意耕种的士兵，供给他们牛和种子，并且教导他们，奖励他们，愿意耕种的人日益众多。然后官府为他们划定疆界，赐予他们作为永久的产业。如果从西边的西山，向南到保定、河间，向北到檀顺，向东到迁民镇，元代脱脱的成法都还在，大致可以仿行。后来耕种的人就以先耕种的人为老师。这样，士兵就可以转化为农民。又仿照“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方法，让先耕种的人也和士兵一样进行射猎，那么农民也可以转化为士兵。而士兵与百姓的情谊坚固，守望相助，出入结伴，百姓的情谊也与土地坚固。作战时同心协力，防守时共同坚守。普天之下都是王土，也就是率土之滨都是王民。举天下如同泰山一样，由四根绳索牢牢系住。这足以使粮食充足、兵力强盛，也就是百姓信任的极致。
进呈经义
尤珍
《周礼·地官·遂人》的职掌：凡是治理郊野，每夫之间设有遂，遂上有小径；十夫设有沟，沟上有田界；百夫设有洫，洫上有大路；千夫设有浍，浍上有大道；万夫设有川，川上有大路，以通达于京城。
臣认为，遂、沟、洫、浍、川，是圣人用来防备天时变化、竭尽地利，以安定民居，而为万世建立功业的制度。划分郊野、治理土地，始于黄帝，到成周时期最为详密。周朝的兴起在西北，西北地区多广阔平坦，不像东南地区高低交错。所以东南的水利，一半由天然形成，而西北完全依赖人力。沟洫的制度，不能停止。后来最初毁坏于鲁国，彻底废除于秦国，这也不是一天积累的结果。汉、唐、宋的儒者，常常谈论恢复井田制，他们的论点确实难以通晓。然而因为井田制难以实行，就一并废除沟洫制可以吗？沟洫的制度并不专属于井田制。郑康成注释《匠人》说：“这是京城内采邑的制度。井田制不同于乡遂及公邑。”朱熹说：“沟洫以十为基数，井田以九为基数。”郑氏将两者分开注释是对的。那么乡遂的田地，不必划分成井田，而遂、沟、洫、浍、川既记载于《匠人》，又记载于《遂人》，难道不是因为其制度完美无缺而无法替代吗？《匠人》说沟洫有宽窄深浅的尺寸，但这只是辨别夫家的多少，区别道路的大小，意思大概是说路下就是沟，沟边就是田，只要引导水流流通而不必拘泥于深浅宽度。并且利用闲暇时间相互修治清除，那么用一个夫治理遂径，力量是足够的；积累起来用万夫治理川路，又怎么会力量不足呢？只是害怕开始劳作而沟洫不修治，那么天时无法防备，地利无法竭尽，民居无法安定了。我私下计算天时的运行，以十年为比率，其间水旱灾害，不过一两年。如果能使干旱时有水蓄积，水涝时有水排泄，那么一年应当有八九成的收成，用耕种的剩余来救济水旱灾害，即使年年有准备，也一定年年丰收。至于地利没有竭尽，难道只是荒芜的意思吗？我常见东南的田地，一亩的收成，上等的可以得到三四石粟，最下等的也不减少一石。西北田地的收成，上等的仅仅相当于东南的下等。荒芜而不治理，驱使民力去开垦是可以的；治理了而没有竭尽，将永远没有竭尽的时候，非常可惜。所以沟洫的制度，在西北实行，成效显著，不胜枚举。用水辅助耕种则丰收，可以节省转运的劳力；用水辅助防守则险要，足以限制戎马的足迹。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而我认为河水的漫溢，也可以因此没有忧患。西北的河患，秋汛最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北的雨，多在夏秋。那大雨倾盆而没有归宿，必定泛滥并汇入黄河。黄河不能容纳而堤防将失去稳固，不仅仅是天气使然。沟洫修治而高平的土地都成为肥沃的土壤，肥沃土壤的区域都能容纳水，也就都代替黄河消纳洪水，而汛情可以逐渐减少。大禹自己说治水时说：“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就是这个意思。然而秦鲁的君主，最终毁坏圣人的志向为什么呢？他们当时只知道富国，想要向百姓加赋税却苦于没有借口，于是把他们开垦的阡陌授予百姓，说：“我给你们田地，你们缴纳我的赋税。”百姓即使有水旱之苦，而国家已经独自富有了。圣人不忍心忘记百姓，所以宁愿舍弃土地作为沟洫，而正税不妨碍节俭，饱暖必定要让百姓实现。最终一年不为灾害，而户口日益增加，百姓没有失所，而情谊日益团结。既富裕又富足，礼让可以兴起，和气带来吉祥，所得哪里更多呢？臣所以说这是万世的基业。
经筵讲义二篇
官献瑶
《周官·太宰》以九职任用万民：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二是园圃培育草木；三是虞衡制造山泽的材料；四是薮牧养育繁殖鸟兽；五是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六是商贾丰富流通货物；七是嫔妇教化治理丝麻；八是臣妾聚集收集粗材；九是闲民没有固定职事，转移执行事务。
臣认为，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必定要使天下的百姓各自实现其生存，然后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
之心乃尽。然非必家赐而人给之也。取材于地。而货不弃于地。用民之力。而力必出于身。力出于身而天下无游民。货不弃地。而天下无旷地。是以天下之利。养天下之民。而政之详备者。莫如成周太宰之九职。农工商贾之生财。人知之。至推而及于嫔妇。又推而及于臣妾闲民。则非周公尽人物之性不能也。就九职之中。生财最多者莫如农。而经曰三农。则博民而生谷者无不尽也。曰九谷。则相地高下。量时早晚。度种先后。所以顺土性。辨土宜者。无不尽也。乃其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而终不虞于人满者。良由园圃虞衡薮牧之政。兼修而备举焉。以天下地势论之。不过五土。就五土之中。可耕者。不过坟衍原隰止耳。若山林邱陵川泽间。或择其可耕者以授山农泽农。而其不可耕者弥望皆是也。是生于山林邱陵川泽之民。且有时而穷。故因地之利。而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而山林邱陵川泽之民。遂得享山林邱陵川泽之利。而不至于穷。且非惟三者之民不穷己也。懋迁有无。互相灌输。而商贾所阜通之货贿。从此出矣。又嫔妇化治之丝枲。即园圃之所树也。百工饬化之八材。臣妾聚敛之疏材。即山泽之所产也。至闲民之转移。无非转移此数者。而天下之地利尽。天下之人力亦无不尽矣。成周以还。英君令辟。未尝不宵衣旰食。焦心而劳思。以农事为先务也。独至园圃虞衡薮牧之职。则废而不讲。今自大江以西。五岭以南。大概而论。山林邱陵居平地三分之一。而山则一望而皆童。林则一望而如赭。高林大邱。羽毛齿革。地实生焉。今多弃之。与不毛之土等。而长淮以南。大河以北。大薮大泽。古之凫雁鱼。充牣其中者。今第为积水之壑而已。又燕冀齐鲁。地宜种植果蓏。今车辙所经。闾里井宿之间。所谓千树枣千树栗者不数见也。如是而物安得而不匮。物匮而天下之民。安得而不困。就令无水旱之灾。百谷用成。然而无田可耕者。已坐而苦饥矣。况天时不可恃。猝遇凶荒。百物腾贵。公私交病。职此之由尔。夫小民趋利如骛。其处于山林邱陵川泽之间者。岂果甘为惰窳。不图富足。以听其山之童。林之赭。而邱陵川泽。举为弃壤哉。所以相视不前者。甲业之而乙戕焉。且业之者一。而戕之者百焉。是利未得而害已及之。逮理之于官。有司又视为资产细故。委之尘牍而莫之省。此所以荒其业。而莫谋其生也。若为之明立禁条。焚山林者有罚。竭川泽者有罚。漉陂池者有罚。盗取横侵者有罚。颁行郡县。以时申明约束实力奉行。有犯禁者。官为申理。得实严惩。或于所治内劝课多方。整顿合宜。使民得尽地利而无余力。着有成效者。优予上考。其不称者罚如之。庶几州县之官。皆以是为先务。而民之良者。自相与封殖恐后。数年之间。吏习民安。生之有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所云不可胜食。不可胜用。岂虚语哉。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书也。而后世多病其难行。以时势不同。如井田封建之类是也。若太宰九职。田地之利。顺民之欲。事不烦而人不扰。又岂迂阔而难行欤。
译之心乃尽。然而并非一定要每家都赐予、每人都有供给。从大地取材，而货物不废弃于大地；使用民力，而民力必定出自自身。民力出自自身，天下就没有游民；货物不废弃于大地，天下就没有荒地。因此，天下的利益，用来养育天下的百姓，而政令详尽完备的，没有比得上成周太宰的九种职事。农、工、商、贾创造财富，人们都知道。至于推广到嫔妇，又推广到臣妾和闲民，如果不是周公穷尽人和物的本性是做不到的。在九种职事中，创造财富最多的没有比得上农业的。而经书说“三农”，那么广泛地使百姓生产粮食的做法就没有不详尽的；说“九谷”，那么根据地势高低、衡量时节早晚、估量播种先后，用来顺应土性、辨别土宜的做法，也没有不详尽的。然而他为天下万世筹划富足的计划，最终不担心人口过剩，实在是因为园圃、虞衡、薮牧的政令，同时修治并且全面举荐。以天下的地势来说，不过五种土地。在这五种土地中，可以耕种的，不过是坟、衍、原、隰罢了。如果山林、丘陵、川泽之间，有的选择可以耕种的地方授予山农、泽农，而那些不可耕种的地方满眼都是。因此，生活在山林、丘陵、川泽的百姓，有时也会陷入困境。所以根据土地的便利，任命圃官负责种植事务，任命牧官负责畜牧事务，任命衡官负责山林事务，任命虞官负责川泽事务。于是，生活在山林、丘陵、川泽的百姓，就能享受山林、丘陵、川泽的利益，不至于陷入困境。而且不仅仅是这三种百姓不穷困罢了。通有无、互相补给，商贾所积聚流通的货物，从此产生。又嫔妇教化治理的丝麻，就是园圃所种植的；百工整治转化的八种材料，臣妾聚敛的粗材，就是山泽所出产的。至于闲民的转移，无非是转移这几类资源。这样，天下的地利就穷尽了，天下的人力也就没有不尽用了。成周以来，英明的君主、贤能的执政者，没有不早起晚食、焦心劳思，把农事作为首要任务的。唯独对于园圃、虞衡、薮牧的职事，却废弃而不讲求。现在从大江以西、五岭以南，大概来说，山林、丘陵占平地的三分之一，而山一看都是光秃秃的，林一看都像赤褐色。高大的树林、大的丘陵，羽毛、兽皮、牙齿、皮革，土地实际上出产这些。现在大多被废弃，等同于不长草木的土地。而长淮以南、大河以北，大的薮泽，古代野鸭、大雁、鱼类充满其中的，现在只是积水的深坑罢了。又燕、冀、齐、鲁之地，适宜种植瓜果，现在车辙经过的地方，邻里井宿之间，所谓“千树枣、千树栗”的景象很少见到了。像这样，物品怎么能不匮乏？物品匮乏，天下的百姓，怎么能不困苦？即使没有水旱灾害，百谷成熟，然而没有田地可耕种的，已经坐着忍受饥饿了。何况天时不可依赖，突然遭遇荒年，百物涨价，公私都受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民追求利益像马奔跑一样，那些处于山林、丘陵、川泽之间的人，难道真的甘心懒惰，不图富足，任由山光秃、林赤褐，而丘陵、川泽都成为废弃的土地吗？他们之所以互相观望而不前进，是因为甲经营而乙侵害，而且经营的只有一人，而侵害的有百人。利益还没得到，危害已经降临。等到向官府申诉，官吏又视为资产的小事，搁置在积尘的案卷中无人过问。这就是荒废了他们的事业，而无法谋求生计的原因。如果为他们明确设立禁令，焚烧山林的有惩罚，竭泽而渔的有惩罚，抽干池塘的有惩罚，盗取横侵的有惩罚。颁布到郡县，按时申明约束，切实奉行。有犯禁的，官府为之申理，查实后严惩。或者在所辖境内多方劝课，整顿得当，使百姓能穷尽地利而没有余力，取得显著成效的，优厚给予上等的考核；不称职的，处罚也一样。希望州县的官员，都把这作为首要任务，而百姓中善良的人，自然会互相勉励封植，唯恐落后。几年之间，官吏习惯，百姓安定，生产有方法，取用有时节，使用有节制，孟子所说的“吃不完”、“用不尽”，难道是空话吗？《周官》是周公实现太平的书，而后世多批评它难以实行，因为时势不同，如井田、封建之类就是这样。如果太宰九职，田地之利，顺应百姓的欲望，事情不繁琐而百姓不扰民，又哪里是迂阔而难以实行的呢？
周礼地官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作田
臣按周官沟浍之法。先王所为用人之力以尽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补救乎天时之偏者也。而既有遂人职。复有稻人职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也。顾成周之时。遂人之法最详。其为利最溥。彼稻人之职。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后稻人之法浸备。其为利亦浸广。而遂人之政竟辍而不讲。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职方所掌之州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荆扬二州耳。其余诸州。皆宜黍稷菽麦者为多。自遂人之政修。而此宜黍稷菽麦之土。旱常不至于干。水常不至于溢。地广而所入丰。则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势所必至。彼稻人之所掌者。惟区区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详。利最溥者。莫遂人若也。秦汉以还。阡陌兴。井田废。而五沟五涂之法。亦从而废。乃稻人职所谓蓄水之潴。止水之防。荡水之沟。舍水之列。写水之浍。行于东南者。则未尝废也。岂惟不废而已。方且渐详渐备。渐辟渐广。而岁之所入亦渐多。曩之财赋。盛于西北者。今且转而之东南矣。东南之水田既饶。于是言水利者。又将以东南之法。行之于西北。如班固沟洫志所载。有郑国渠。龙首渠。白公渠。其溉田或至五千顷。或至万余顷。皆古稻人之遗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获其利而但受其害者。行之而利。必其为可稼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于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势虽下。而泉源之迁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利乎稻也。行之未获其利而但受其害。必其土不宜乎稻。且去水源远。其为防不因水势。为沟又不因地势也。夫南北异方。高下异势。燥湿异性。故旱田之不可为水。犹水田之不可为旱也。今必欲以荆扬之物产。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为利也。且果行遂人沟洫之法。则西北旱田其利亦何减于东南。何则。西北诸州。其地之广轮。既数倍于东南。且谷之种类繁多。有宜五种者。有宜四种者。有宜三种者。周原膴膴。土▯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东南之涂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与旱耳。沟洫修而水旱有备。则西北诸州。岁之所入。非徒不减于东南。且什伯而无算矣。或疑井田既废。欲复遂人之法。势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复古者。亦师其意而已矣。观周礼遂人之法。原与稻人行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故以潴蓄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后以浍写之焉。旱田则潦之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沟之大小不同。其实皆沟也。揆先王为沟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沟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沟中之水以滋田耳。今第相其地之下者以为行水之区。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为畜水之所。疏其节而阔其目。不用尽复古沟洫之制。而已获沟洫之利矣。然此非可以旦夕期也。又非一二人可以集事也。其道在以治地之法。责成有地治之官。今之邑令州牧。即古乡遂之吏也。三年大比。课其事之成否。果有明效者。大吏以闻。或加秩。或赐金。而毋易其任。其未效者。亦且课督之。以观其后。果无状。乃斥去之。其工程尤大者。官为民治之。其小者则劝民自治。如此则吏思效忠。何患不可与图事。民争骛利。何患不可与虑始哉。夫今之为吏者。多置西北沟洫之政于不讲。其讲沟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此西北所以岁比不登。民苦乏食也。臣故因周官而推论之如此云。
进呈经史说
齐召南
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三代育才之制。散见礼经。后世进士之名。昉诸此也。然考其序。则由太学而升。考其期。则通乡学计之。以九年大成为限。考其所业。
译《周礼》地官遂人掌管邦国的郊野。凡是治理郊野，八家为一夫，每夫之间开有遂，遂上有小路；十夫之间开有沟，沟上有田界；百夫之间开有洫，洫上有大路；千夫之间开有浍，浍上有大道；万夫之间开有川，川上有大路，以通达于京畿。稻人掌管低洼地带的耕作，用潴来蓄水，用防来止水，用沟来荡涤水流，用遂来均匀水流，用列来舍留水流，用浍来排泄水流，涉水扬起除草，以整治农田。
臣认为，周官中沟洫的方法，是先王为了用人力以尽地利，顺应土地的特性而补救天时不足的措施。既然设有遂人的职掌，又设有稻人的职掌，是因为遂人所掌管的是旱田的方法，稻人所掌管的是水田的方法。然而成周时期，遂人的方法最为详细，其利益最为广泛。那稻人的职掌，只是用来辅助遂人所不及的地方罢了。自周朝以后，稻人的方法逐渐完备，其利益也逐渐扩大，而遂人的政令竟然停止而不加讲求。凭什么说明是这样呢？《周官》职方所掌管的州有九个，其中适宜种稻的土地，只有荆州和扬州而已。其余各州，大多适宜种植黍、稷、菽、麦。自从修明遂人的政令，这些适宜种植黍、稷、菽、麦的土地，旱灾时常不至于干旱，水灾时常不至于泛滥。土地广阔而收获丰富，那么耕种三年剩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是必然的趋势。那稻人所掌管的，仅仅是狭小的低洼之地罢了。所以说，只是用来辅助遂人所不及的地方，而方法最详细、利益最广泛的，没有比得上遂人的了。
秦汉以来，阡陌兴起，井田制废除，而五沟五涂的方法也随之废除。然而稻人职掌中所谓的蓄水之潴、止水之防、荡水之沟、舍水之列、排水之浍，在东南地区施行，则未曾废除。不仅没有废除，而且逐渐详细完备，逐渐开辟扩大，每年的收入也逐渐增多。从前财赋兴盛于西北，现在却转而兴盛于东南了。东南的水田既然丰饶，于是谈论水利的人，又打算将东南的方法施行于西北。如班固《沟洫志》所载，有郑国渠、龙首渠、白公渠，它们灌溉的田地有的达到五千顷，有的达到万余顷，都是古代稻人遗留的方法。然而同样的方法，有施行而获利的，有施行而利害各半的，有施行而未获其利却只受其害的。施行而获利的，必定是适宜耕种的低洼之地，且土性又适宜种稻。施行而利害各半的，必定是地势虽然低洼，但泉源的迁徙没有定规，或者土性疏松，不利于种稻。施行而未获其利却只受其害的，必定是土地不适宜种稻，且距离水源遥远，所建的堤防不顺应水势，所开的沟渠又不顺应地势。南北方向不同，高低地势不同，燥湿性质不同，所以旱田不能变为水田，犹如水田不能变为旱田。现在如果一定要将荆州、扬州的物产，普遍种植于雍州、冀州，这只是知道谈论水利，却不知道依据土地的有利条件来获利。况且如果真的施行遂人沟洫的方法，那么西北旱田的利益又怎么会减于东南呢？为什么呢？西北各州，其土地的广袤，已经是东南的数倍，而且谷物种类繁多，有适宜五种作物的，有适宜四种作物的，有适宜三种作物的。周原肥沃，土层深厚而水源深，其肥沃程度比起东南的涂泥，又岂止是一倍呢。所担忧的只是水灾和旱灾罢了。沟洫修明而水旱有备，那么西北各州，每年的收入，不仅不减于东南，而且十倍百倍地无法计算了。
有人怀疑井田制已经废除，想要恢复遂人的方法，势有所不能行。这又是不对的。善于复古的人，也是师法其意罢了。观察《周礼》遂人的方法，原本与稻人的行法不同。稻田不可一日无水，所以用潴来蓄水，用防来止水，用遂来均匀水流，必定用列来舍留水流，然后用浍来排泄水流。旱田则水灾为患的占十之六七，旱灾为患的占十之二三，所以遂人五沟的大小不同，其实都是沟。揣度先王设置沟洫的本意，只是想让水多的年份，水在沟中流动而不泛滥；水少的年份，又可以蓄积沟中之水以滋润田地。现在只是观察地势低洼的地方作为行水的区域，又观察地势最低的地方作为蓄水的场所，疏通其节点而扩大其间距，不必完全恢复古代沟洫的制度，就已经获得沟洫的利益了。然而这不是可以朝夕期待的，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成就事业的。其方法在于用治理土地的方法，责成有治理土地职责的官员。现在的县令、州牧，就是古代的乡遂官吏。三年大比，考核其事业的成败。果然有显著成效的，大吏上报，或者加官，或者赐金，而不更换其职务。那些没有成效的，也暂且督促考核，以观察其后续表现。果然没有表现的，才斥退他。工程特别大的，官府为民治理；小的则劝民自治。这样官吏就会思效忠诚，何必担心不可与他们谋划事业？民众争相追求利益，何必担心不可与他们考虑开端？现在做官吏的，大多将西北沟洫的政令置之不讲。那些讲求沟洫的，又只知道有稻人的方法，而不知道有遂人的方法。这就是西北年年歉收，民众苦于缺粮的原因。臣因此依据《周官》而推论如此。
进呈经史说
齐召南
《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三代育才的制度，散见于礼经。后世进士的名称，起始于此。然而考察其顺序，是由太学升上来的；考察其期限，是通计乡学，以九年大成为限；考察其所业，
则诗书礼乐为亟。所谓歌永其声。舞动其容。固不仅习其篇章已也。书始于点画形象。而极于疏通知远。礼始于洒扫应对。而要于恭俭庄敬。其习之也久。其由之也熟。是以筋骨强而血气和。知识开而精神聚。道明德立。足备国家任使。匪直以词翰之工而进之也。其论之也自大乐正。由其人教。即由其人举。情习而亲。夫岂无阿比之嫌。先王以为择贤而授诸权。不庸复疑其私。核实而征其素。不使摸索于不可知之域。体之以至公。而责之以至明。士于是乎服其教而壹其趋。此教之所由成也。升诸司马。孔氏引周礼释之。是已。抑古之学者。文事武备。未尝不兼。故文王世子篇。有春夏学干戈之文。则射御之事。自始生而志之。乡学而肄之。故文武惟其所用。公卿即为将帅。沿至两汉。此风未泯。刺史守令。多能以武节着。保障一方。不烦征调。则犹先王之遗泽也。科举之学兴。士专于揣摩剿说。读经辄从删削。经义尤多假倩。而实学微矣。其聪敏者。不过二三年。已能工文词。取科第学。欲速之敝。中于人心。而知类通达强立不回之士少矣。文体代变。司教者与持衡者。各拘所好。往往背驰。士乃靡所适从矣。文武之判。自六朝以后。渐不可复。国家之经费。由此日繁。而缓急或亡足恃。斯岂生才之不如古哉。由教之失也。夫士不素养。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人才不素具。而欲以兴道致治。犹为巨室而乏梁栋也。成材之道舍经术无由。治经之方惟实得为有用。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亦思所以致其实者而已矣。
译那么诗、书、礼、乐的学习最为紧迫。所谓“歌永其声”，是延长歌声；“舞动其容”，是展现仪态。这固然不仅仅是学习篇章文字罢了。《尚书》始于点画形象，而极至于疏通知远；《礼记》始于洒扫应对，而关键在于恭敬、节俭、庄重、敬畏。长期地学习它，熟练地遵循它，因此筋骨强健而气血调和，知识开启而精神凝聚，道德彰明而名位确立，足以胜任国家的任用，不仅仅是因为辞章工巧而进用他们。这种论述，从大乐正开始，由这些人教导，就由这些人举荐，因情感习惯而亲近，难道没有结党营私的嫌疑吗？先王认为，选择贤能而授予他们权力，不必再怀疑他们的私心；核实情况而征验他们的平素表现，不让他们在不可知的领域中摸索。以最大的公正来体察，以最大的严明来要求，士人于是信服他们的教导而统一他们的趋向，这就是教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晋升到司马，孔氏引用《周礼》来解释，这是对的。况且古代的学者，文事和武备，未曾不兼修。所以《文王世子》篇中有春夏学习干戈的文字，那么射箭驾车的事情，从出生就立志学习，在乡学中练习，所以文武根据需要使用，公卿就是将军，沿袭到两汉，这种风气没有消亡。刺史、太守、县令，大多能以武节著称，保障一方，不烦劳征调，这还是先王的遗泽。科举之学兴起，士人专门于揣摩抄袭，读经书就从删削入手，经义尤其多假借他人，而实学衰微了。那些聪敏的人，不过两三年，就能工于文词，获取科第，急于求成的弊端，中于人心，而知类通达、强立不回之士少了。文体随时代变化，主管教化的人和主持科举的人，各自拘泥于自己的喜好，往往背道而驰，士人于是无所适从了。文武的分离，自六朝以后，渐渐不可恢复。国家的经费，因此日益繁多，而缓急之时或许没有可依靠的，这难道是生才不如古代吗？是由于教化失当啊。士人不平时培养，就像不雕琢玉石而求文采一样。人才不平时具备，而想要以此兴道致治，就像建造大屋而缺乏梁栋一样。成就人才的方法，除了经术没有别的途径。治经的方法，只有实得才有用。所以说君子如果想要化民成俗，一定要通过学习，也就是思考如何达到其实效罢了。
进呈经说
蒋伊
周礼地官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
臣谨案此周制所以教国子之法也。人性之大。分仁知而已。而不能以无偏。所谓至德。即知仁圣义中和。体其全而不偏者也。所为敏德。即知之分居多。所谓厚德。则仁之分居多。合之孝友顺三行。凡皆于根本之地求之。非徒取其枝叶而已。国学之士。自乡学而升。记曰。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本末轻重之分较然也。汉制。孝弟力田之科。辅之以乡评清议。故教虽不及于古。而人才犹盛。自唐以后。扬言之典弥备。而人才渐衰。明时。罢诗赋词曲之陋。而举归之四书五经。将使人因文见道。得其所性之蕴。而有以施之于事也。其简别颇严。故士犹有敦本务实之思。其后慕文风日盛之虚名。轻改旧制。人才于是乎始坏。臣请备陈其故。明初郡学。学止置廪生二三十人。皆肄诸学舍。阙而后补。人少故择取之也。精试牍少。故学臣得亲第其高下。肄诸学舍。故教官得以朝夕稽考。而不至舍业以嬉。此其制之善。所为隆于唐宋也。迨其后置增广生。置附学生。人数日多。卷帙益繁。学舍必不能容。则不得不听其散处。学臣决难亲览。则不能不有所假手。加以传车周巡。不遑处。其得与诸生相见者。仅试后一旅揖而已。此虽孔孟复生。必无以陶铸人才。此司教之职所以虽勤而实旷也。且夫入学之额既广。则幸进者多。录科之人愈众。则荐名者少。始见为易。而所业不必精。继见为难。且益以滋怠。臣窃计大县人文之地。诸生恒不减四五百人。其能以文词自见。中式及拔贡出身者。不过十分之一而已。其一衿终老者。且十之九。在北方之士。犹能勤苦力作。自谋生计。南方之士。不农不工不商不贾。乘学政之积宽而怠于业。则并不得为士。其实而言之。一游惰之民而已。一县之中。诸生之内。游惰者已三四百人。衣食每无所资。而衣冠反有所恃。于是隳弃廉隅。触扞文网。为有司患苦。国家亦安取此。此士风所以似盛而日衰也。臣尝闻 本朝初年。入学之额稍隘。士转能力于学以求进。今额数日增矣。而力学者益寡。四书五经。以为干禄之具。而不知其为修[己](已)治人之方。其所为文。悉是剿说之余。而不足为躬行心得之验。仁智之性。既塞其源。恻隐羞恶是非之良。亦仅存而无几。本实拨矣。枝叶何观。为学臣者。又从而纵之。劣等每多缺额。劣行鲜能案治。用苟悦人情而已。非所以为造就人才计也。人才日下。则政事皆属具文。风俗无缘归厚。非所以为万年桑土之谋也。故为今日计。最上以渐复明之初制。其次严等第纠劣行。学臣倘务姑息。以溺职治罪。犹足持其流。若因循不改。徒区区焉救正于文体之间。岂有益哉。至太学者四方所视效。明之初制亦颇详备。有余粟以给其家。有不次之擢以鼓其志。有硕学之臣如宋讷李时勉等以为之长。讷传称诸生趋走不中节。讷危坐自讼。时勉传称夜分携酒果。巡行劳勉。此教之所由成也。其后科目偏重。监生不得与齿。而祭酒一官。视同冗散。教事遂废。我 皇上命杨名时孙嘉淦相继为祭酒。而命以成就人才。可谓得人。且知所先务矣。然嘉淦部务殷繁。成均之事。几同遥领。固不能殚其精神。与诸生相为浃洽也。谓宜精求其副贰。使谘禀成规而实致之诸生。朝稽而夕考。言教而动法。庶乎有所兴起。不徒博养士之虚名。今监中肄业士约三百人。在内者月给仅足餬口。在外者止得四分之一。每月两次赴监。为僦车买饭之费而已。有费于官而无益于士。甚不必也。臣察其定规之意。缘帑金六千两。不敷分给。而大学之士不满三百。则于观听不足。是以为此权宜涂饰之计耳。臣以为帑金不敷。尚可奏请。而养士之道。贵精不贵多。宜博求而慎取之。
志于道德者。必察其素行。志于经济者。必考其史学。志于文词者。必折以班马韩柳之法度。其有合焉。然后收之。各就其长而导进之。宽
译进呈经说
蒋伊
《周礼·地官》说：“以至德为道的根本，以敏德为行为的根本，以孝德来知晓逆恶。”
臣谨按：这是周代制度用来教育国子的方法。人性的大类，分为仁与智罢了，但不能没有偏向。所谓至德，就是智、仁、圣、义、中和，体现其全面而不偏颇。所谓敏德，就是智的成分居多。所谓厚德，则是仁的成分居多。结合孝、友、顺这三行，都是在根本的地方寻求，不是只取枝叶而已。国学之士，从乡学升上来。《记》说：“凡在郊外讲学的，必定选取贤能、收敛才俊。”有的以德进用，有的以事举荐，有的以言扬名，本末轻重的分别很明显。汉代制度，有孝弟力田的科目，辅以乡评清议，所以教化虽然不及古代，而人才仍然兴盛。自唐代以后，扬言的典制更加完备，而人才逐渐衰微。明代，废除诗赋词曲的陋习，而举荐归于四书五经，将使人因文见道，获得其本性的蕴藏，而有以施之于事。其甄别颇为严格，所以士人还有敦本务实的思想。其后羡慕文风日盛的虚名，轻改旧制，人才于是开始败坏。臣请求详细陈述其缘故。明初郡学，学舍只安置廪生二三十人，都在学舍中肄业，缺额后才补充。人少所以择取精细，试卷少，所以学臣得以亲自评定高下。在学舍中肄业，所以教官得以朝夕稽查考核，而不致舍弃学业去嬉戏。这是制度的好处，所以比唐宋时期兴盛。等到后来设置增广生、附学生，人数日益增多，卷帙更加繁杂，学舍必定不能容纳，则不得不听任他们散居各处。学臣决难亲自阅览，则不能不有所假手。加上传车周巡，无暇停留，其能与诸生相见的，仅在考试后一次作揖而已。这即使孔孟复生，也必定无法陶铸人才。这是司教之职之所以虽然勤勉而实际上荒废的缘故。况且入学的名额既然扩大，则侥幸进用者多。录科的人愈众，则荐名者少。起初看似容易，而所业不必精；继之看似困难，且更加滋生懈怠。臣私下计算，大县人文之地，诸生常不少于四五百人。其能以文词自见，中式及拔贡出身的，不过十分之一而已。那终身穿着生员服饰的老者，且占十分之九。北方的士人，还能勤苦力作，自谋生计。南方的士人，不农不工不商不贾，乘着学政积宽而怠于学业，则并不得为士。其实而言之，只是一个游惰之民而已。一县之中，诸生之内，游惰者已三四百人。衣食每无所资，而衣冠反有所恃。于是毁坏廉隅，触犯文网，成为有司的患苦。国家又安取此？这是士风之所以看似兴盛而日益衰微的缘故。臣曾听说本朝初年，入学之额稍窄，士人转而努力于学以求进。如今额数日增，而努力学者益寡。四书五经，作为干禄之具，而不知其为修己治人之方。其所为文，全是剿说之余，而不足为躬行心得之验。仁智之性，既塞其源，恻隐羞恶是非之良，也仅存而无几。根本拨动了，枝叶何观？作为学臣的，又从而纵容，劣等每多缺额，劣行鲜能案治，用苟悦人情而已。这不是为了造就人才计。人才日下，则政事皆属具文，风俗无缘归厚。这不是为了万年桑土之谋。故为今日计，最上以渐复明之初制，其次严等第纠劣行。学臣倘若务姑息，以溺职治罪，犹足持其流。若因循不改，徒区区焉救正于文体之间，岂有益哉？至于太学，是四方所视效。明之初制亦颇详备，有余粟以给其家，有不次之擢以鼓其志，有硕学之臣如宋讷、李时勉等以为之长。宋讷传称诸生趋走不中节，宋讷危坐自讼。李时勉传称夜分携酒果，巡行劳勉。这是教化之所以成功的缘故。其后科目偏重，监生不得与齿，而祭酒一官，视同冗散，教事遂废。我皇上命杨名时、孙嘉淦相继为祭酒，而命以成就人才，可谓得人，且知所先务矣。然孙嘉淦部务殷繁，成均之事，几同遥领，固不能殚其精神，与诸生相为浃洽也。谓宜精求其次辅，使咨询禀承成规而实致之诸生，朝稽而夕考，言教而动法，庶乎有所兴起，不徒博养士之虚名。如今监中肄业士约三百人，在内者月给仅足糊口，在外者止得四分之一，每月两次赴监，为僦车买饭之费而已。有费于宫而无益于士，甚不必也。臣察其定规之意，缘帑金六千两，不敷分给，而大学之士不满三百，则于观听不足，是以为此权宜涂饰之计耳。臣以为帏金不敷，尚可奏请，而养士之道，贵精不贵多，宜博求而慎取之。
志于道德者，必察其素行。志于经济者，必考其史学。志于文词者，必折以班马韩柳之法度。其有合乎此的，然后收录。各就其长而导进之。
之以六年小成之期。俾得专精于学。优其廪给无衣食之意。而县不次之格以为之劝。如此则海内才能卓越之士。皆将欣然乐就矣。然计其足与此选者。亦不过百许人。不能多也。就此百许人者。长养而成就之。使其进而效用。必能有益于时。阙而后补。亦足以传绪于后。则亦不为少矣。孰与夫多而不精。无以异于郡邑之学哉。臣窃见近日喉舌节镇之选。其慎其难。下至庶僚。效奔办事之才不乏。求其深识远虑忧国如家者实未多见。是以庶言颇亡足采。庶绩未克咸熙。蠲贷虽烦。而百室未臻于盈止。浇薄成习。而五品未归于亲逊。是皆人才不逮之所致。虽 皇上圣明。提纲挈领于上。百司庶务。幸无丛脞。然可谓小康。未可为上理。窃恐更数十年。学术日非。人才日陋。将复如明之隆万以后。臣不胜私忧过计。三代以上之人才由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才乘乎气运。由于教化者。递衍为无穷。乘乎气运者。一发而易竭。必也以教化挽回之。使人才迭兴。乃可以度越唐宋。比隆三代。臣先于编修任内轮奏。曾援王制大乐正升进士之文。略陈人才衰盛之故。词不别白。无以仰冀 天听。兹复援周礼师氏之文。而详及于明之学制。惟 圣主少意焉。
译用六年的小成之期，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力于学问。优厚他们的俸禄供给，使他们没有衣食的忧虑。并且用破格提拔的规格来作为鼓励。这样，那么天下才能卓越的人士，都将高兴地乐于前来就学。然而计算足以入选的人，也不过一百人左右，不能多了。就这一百人左右，加以培养并成就他们，使他们进而发挥效用，必定能对时局有益。缺了再补，也足以将学术传统传给后人，那也不算少了。这比起人多而不精，与郡县学校没有什么区别的情况，岂不更好吗？臣私下看到近日朝廷中枢和节度使的选拔，其谨慎和艰难，下至一般官员，效命办事的人才并不缺乏，但寻求那些有深刻见识、长远考虑、忧国如家的人，实在不多见。因此，各种言论大多没有值得采纳的，各种政绩未能全都兴盛。减免赋税虽然频繁，但百姓未能达到富足；风俗浇薄已成为习惯，而五常未能归于亲爱谦让。这都是人才不足所导致的。虽然皇上圣明，在上面提纲挈领，百官事务，幸好没有杂乱，但可以说只是小康，不能说是大治。臣私下担心再过几十年，学术日益败坏，人才日益浅陋，将再次像明朝隆庆、万历以后那样。臣不禁私下担忧过度算计。三代以上的人才源于教化，三代以下的人才凭借气运。源于教化的，可以绵延无穷；凭借气运的，一旦发动就容易枯竭。必须用教化来挽回，使人才相继兴起，才可以超越唐宋，媲美三代。臣先前在编修任内轮值上奏时，曾引用《王制》中乐正升进士的条文，略陈人才衰盛的原因，言辞不够明白，无法期望得到天听的垂察。现在再次引用《周礼》中师氏的条文，并详细提及明朝的学制，希望圣主稍微留意。
进书札子
夏之蓉
汉董仲舒曰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宋马端临曰汉初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武帝始立学校之官置博士弟子员皆由仲舒发之
臣谨按国家致治之本。首在得人。而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使人不敢冒无实之名。则造就隆而贤才奋。故有其事甚习。其术似迂。而规制不可不详者。太学是也。汉初去古未远。庠序之事。已多阙焉。至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乃进太学养士之说。帝善其对。置五经博士。元朔中。复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考西汉博士入官者。有疏广彭宣夏侯胜辕固后养之徒。博士弟子入官者。有儿宽萧望之匡衡施▯召信臣之徒。或以经术显。或以干济着。得人之效。于斯为盛。然臣尝有疑焉。太学养士。自汉以后。相沿不废。晋武帝时。太学生至三千人。唐贞观中。广学舍千二百间。宋立三舍之法。生徒来学。日益增扩。而得人不若西汉之隆者何也。所设非所尚。所取非所用。师法不立。而规制不定故也。汉崇经术。尚吏治。举士必问乡评。入官必试实迹。故通春秋即可以决狱。通尚书即可以治河。通周易即可以卜筮。通礼即可以议仪节定郊祀。通诗即可以朝夕讽诵。为陈善纳诲之实。未有不得其用者。其教之也。选名儒为学官。经术行谊。实足为弟子所则效。故博士官虽小。而朝廷大谋议。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外。必列博士。引经据古以参其是非。重之也。试补弟子之法。郡国县邑。有敬长上肃政教好文学者。由令相丞长递察之。令与计偕。其核举之严如此。一岁皆辄试。通一经以上及高第秀才异等者。或补文学掌故。或以名闻。诸不事学及下材。皆罢遣之。其考校之精如此。故其时充选甚难。而成材转易。晋唐宋以来。岂不亦崇太学之名。然设博士为五经。而晋则竞趋庄老。设辟雍为实学。而唐则竞尚声韵。设成均为人材。而宋则端工科举之文。晋固不足道也。唐宋规模。彷佛汉氏。而所尚不存。徒为文具。则亦辗转相承。日趋日下而已。古人有言。经师犹易。人师实难。非独人师难也。经师亦自不易。汉之学者。通一经可以用之终身。后之学者。通五经不能见诸一事。夫太学国家所以造就天下之英才。自非德行道义。卓绝于时。而经术文章。可信今而必传于后。未足胜其任也。为之师者。如不过教以科举之文而已。三家之村。一哄之市。亦必有学究焉。成童以上。科名而工摹拟。习见习闻久矣。千里负笈。以观光上庠。听其论说。观其仪范。不过如此。尚足敦教化而造髦彦乎哉。且唐宋非无人也。阳城为师。而世奋于忠孝。胡瑗为师。而士习于经义。其明效大验。亦可已。唐由明经入仕者。不如进士。士皆重进士而轻明经。宋由太学入仕者。虽有上舍释褐。而亦不如进士之盛。其核举考校之法。又不如汉之严且精。此太学储才。所以为虚名也。伏惟 陛下稽古右文。于乡会抡才之外。各省学臣举拔贡生暨俊秀之士。得升太学者凡百八十人。较之晋唐宋以来。充入之数若甚减。而较之汉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之制。则已增矣。今诚力矫文词之弊。仿经义治事二条。详明规制。其属之经义者。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为一科。二十一史通鉴纲目为一科。或专通。或兼通。分为差等。以时稽之。以月试之。以岁省之。合者不合者去。其属之治事者。为田赋。为兵法。为刑为礼为历律。各令自署所长。分条考核。果德艺可观。大司成列诸荐剡。以备擢用。其余一切罢遣。如此则程材实矣。将使参著作之选。必有夏侯胜匡衡施▯之徒出焉。膺民社之寄。必有彭宣儿宽召信臣之徒出焉。且非独于此也。京师为首善之地。太学诸生。储才待用。则天下党庠术序。靡不闻风兴起。董子所谓教化之本原。不信然与。抑又闻之。汉世太学之制。诸不称者。郡国之滥充。博士之失教也。是在 陛下加意而已。
进呈经史二篇
陶正靖
周礼天官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
译进呈书札
夏之蓉
汉代董仲舒说：“培养士人，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贤士汇聚的地方，也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宋代马端临说：“汉朝初年，博士虽然各自依据经典传授门徒，却没有考察和试用的制度，直到汉武帝才开始设立学校的官员，设置博士弟子员，这些都是由董仲舒发起的。”
臣恭敬地认为，国家达到大治的根本，首先在于获得人才。而获得人才的关键，一定要拓宽途径来储备他们，使人们不敢冒取没有实际才能的名声，这样造就人才的事业才能兴盛，贤良之才才能奋发。所以，有些事情虽然很熟悉，其方法似乎迂阔，但规章制度不可不详细制定的，太学就是这样的机构。汉朝初年距离古代不远，学校的事情已经多有缺失。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于是进献了在太学培养士人的主张。皇帝认为他的对策很好，设置了五经博士。元朔年间，又设置了五十名博士弟子员。考察西汉时期由博士入仕做官的人，有疏广、彭宣、夏侯胜、辕固、后苍等人；由博士弟子入仕做官的人，有儿宽、萧望之、匡衡、施雠、召信臣等人。他们有的凭借经术显达，有的凭借干练济世著称，获得人才的效果，在这里最为兴盛。然而臣曾经对此有疑问：太学培养士人，自汉朝以后，沿袭不断废除。晋武帝时，太学生多达三千人；唐贞观年间，扩建校舍一千二百间；宋代设立三舍法，来学习的学生日益增加扩大。可是获得人才的情况却不如西汉那样兴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所设立的并非所崇尚的，所选取的并非所使用的，师法没有确立，而规章制度没有确定。汉朝崇尚经术，重视吏治，推举士人必定询问乡里的评价，入官必定试用实际政绩。所以通晓《春秋》就可以决断狱讼，通晓《尚书》就可以治理黄河，通晓《周易》就可以占卜，通晓《礼》就可以议定仪节和郊祀，通晓《诗》就可以朝夕讽诵，实行陈说善道、纳受教诲的实际作用，没有不得到使用的。他们教育的方法，是选拔名儒担任学官，经术和品行，确实足以成为弟子效法的榜样。所以博士官职虽然小，但朝廷的重大谋议，除了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外，必定让博士列席，引用经典、依据古制来参与判断是非，这是重视他们的表现。考试补录弟子的方法，郡国县邑中有尊敬长辈、严肃政教、喜好文学的人，由令、相、丞、长依次考察，让他们与计吏一同前往京城，其核查推举的严格就像这样。每年都要考试，通晓一经以上以及高第、秀才、异等的人，有的补任文学掌故，有的以名声闻名，那些不从事学习以及才能低下的人，都罢免遣返，其考核的精细就像这样。所以当时入选很难，而成才反而容易。晋、唐、宋以来，难道不也是崇尚太学的名声吗？然而设置博士讲授五经，晋代却竞相趋向庄周、老子的学说；设置辟雍作为实学，唐代却竞相崇尚声韵；设置成均作为人才培养，宋代却专注于科举文章。晋代本来不值得谈论，唐、宋的规模，仿佛汉朝，但所崇尚的东西不存在了，徒然成为形式上的摆设，那么也就辗转沿袭，一天比一天衰落罢了。古人有话说：“做经学老师还容易，做人师确实难。”不仅仅是人师难，经师自己也并不容易。汉朝的学者，通晓一经就可以终身使用；后来的学者，通晓五经却不能在一件事上体现出来。太学是国家用来造就天下英才的地方，如果不是德行、道义在当时卓绝，而经术、文章可以信今传后，就不足以胜任这个任务。担任老师的人，如果只是教科举文章罢了，那么三家之村、一哄之市，也一定有学究。成童以上，为了科名而擅长摹拟，习见习闻很久了。千里迢迢背着书箱，来观光太学，听他们的论说，看他们的仪范，不过如此，还足以敦厚教化、造就英才吗？况且唐、宋并非没有人才，阳城做老师，世人奋起于忠孝；胡瑗做老师，士人习惯于经义，其明显的效验，也可以看到。唐代由明经入仕的人，不如进士，士人都重视进士而轻视明经；宋代由太学入仕的人，虽然有上舍释褐，但也不如进士兴盛。其核查推举、考核的方法，又不如汉朝严格精细。这就是太学储备人才成为虚名的原因。
伏惟陛下考察古制、崇尚文治，在乡试、会试选拔人才之外，各省学臣推举拔贡生以及俊秀之士，得以升入太学的共一百八十人。与晋、唐、宋以来相比，充任的人数似乎减少了很多，但与汉朝博士弟子五十人的制度相比，已经增加了。现在如果确实大力纠正文词的弊端，仿照经义、治事两条，详细明确规章制度。属于经义类的，《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为一科，二十一史、《通鉴纲目》为一科，或者专通，或者兼通，分为等级，按时考察，每月考试，每年省试，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去掉。属于治事类的，分为田赋、兵法、刑律、礼仪、历律，各自让他们申报所长，分条考核。如果德行才艺值得观赏，大司成列入推荐名单，以备提拔使用，其余的一律罢免遣返。这样就能切实衡量人才了。将使参与著作之选的，必定有夏侯胜、匡衡、施雠之类的人出现；承担地方治理重任的，必定有彭宣、儿宽、召信臣之类的人出现。而且不仅仅如此，京师是首善之地，太学诸生储备人才等待使用，那么天下的庠序学校，没有不闻风兴起的。董子所说的“教化的根本源头”，不就是这样吗？又听说，汉朝太学的制度，那些不称职的，是郡国滥竽充数、博士失于教育的缘故。这在于陛下加以留意罢了。
进呈经史二篇
陶正靖
《周礼·天官》说：“于是将典章施行于邦国，并建立其……”
臣谨案注。先郑以殷为治律。辅为民之平。后郑则以殷为众士。辅为府史。以今直省之制准之。殷则今经历理问主簿之属。府史则今书吏也。原设官之初。如经历等职名。本用以检详律令。佐治文书。顾其出身冗杂。人才凡鄙。反不如书吏之熟习也。于是权浸移于吏。而此数官几为虚设。又以书吏之不足寄心膂也。于是别延幕宾。幕宾中之才且良者。十不得一。其余粗习律例。略谙故事而已。而不才之尤者。或蛊惑其官。甚且制之。而与吏表里为奸。如往者田文镜之幕宾邬姓者。威行一省。遍布党羽。此中外共知者。又有近日粤西之幕宾。教其官以杀人灭口。逃窜无获。此见于弹章者。其干法乱政亦甚矣。所以然者。幕宾立身事外。劝惩弗及。是以敢于为非。加以声气交通。香火情熟。凡在上司之幕者。必不肯重绳其下。其或负罪逃窜。望门投止。互相容隐。是则 国家所与共治外者官也。而实非官也。幕宾而已。幕宾之所习者法也。而非法也。因缘为奸利而已。刑名家言。本不足致上理。而又使小人窃持之。欲求化民成俗之效。不亦难乎。往者侍郎吴应棻曾论及此。第欲别设九品掾司。仍是苟且迁就之说。是以格而不行。臣思经历等官。即汉之掾属。唐之幕僚也。然在汉唐时。长官得自辟署。故所用多得人。其名闻于朝。故功罪有所考。其贤者或升朝列。以致通显。故士有所劝。今诚欲除幕宾之积弊。则亦酌复此法而已。试以郡县言之。郡僚宜全置。州县之属宜增置。如所用幕宾之数。其资格则自生监及考满吏。皆得为之。由长官辟署。而闻名于部。不法者劾之。不胜任者易之。其俸禄则取诸其所以延幕宾者。于公帑无分毫费。其功罪则从其长。而以年劳序迁。尤异者许特荐。两司之幕亦如之。督抚亦如之。皆奏名而下诸部。两司以上所荐者。得升印官若府佐贰。如此则幕宾皆乐趋之。而经历等官多得其才。国无冗食之员。官收臂指之助。斯陈殷置辅之义也。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方伯连帅。然则经历等官。未可以卑而忽之也。此数官之事治。则居其上者。可不劳而治矣。敢缘经义而罄其愚。惟 圣主详择焉。
汉书循吏传宣帝尝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臣谨案汉循吏之治。实足以厚民生而兴教化。为后世所莫及。其故何也。自罢侯置守。而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太守而已。其下乃有令。令以民情白之守。守以闻之天子。是天子与民相隔无几也。其后增置节镇。为控制计。非为牧养计。至于大官猥多。则守令之承事逾难。而民情之壅隔逾甚。虽有为民请命之吏。上司且层累而遏抑之。凶荒待赈。往往稽缓。讼狱驳诘。动淹岁时。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一也。汉时太守之权最重。其兵得自将。其僚佐得自辟。吏民罪非殊死。皆得自决遣。苟得其人。则千里之内。令行禁止。盗息民安。诚权重之所致也。夫权重固易以为非。亦易以为功。权轻则不能为非。亦不易为功。其贤者苦心干济。功不其半。其中才则谨自守。而文深猾贼之徒。倚法为非如故也。是谓轻于责功而重于防非。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二也。汉世迁除之法。虽不能详。考诸史传。或县令征拜议郎。议郎出为太守。太守入为公卿。阶级无多。故久任之而不为淹滞。位遇已重。故人安于职而不萌苟且。今令循资格至太守。远者须数十年。精锐之气已消。戒得之患已及。固无足与共治矣。而其超资躐序者。又多得巧利捷给之才。徒长营竞之风。无补敦庞之化。此吏治之所以不如者三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宣帝又以太守为吏民之本。观于哀平以后。而吏民讴吟思汉。用启中兴。则吏治之明效也。夫治外之权。固不能不重。而假之于节镇。职名尊而统辖广。不免有隔膜之视。甚至有尾大之惧。此魏晋至唐。所以为失也。若归之亲民之吏则无虑此。此汉制之所以为得也。自三代以后。享国久长
译臣仔细考察注解。先郑认为“殷”是治理律令，“辅”是民众的公平；后郑则认为“殷”是众士，“辅”是府史。用现在直省的制度来对照，殷相当于现在的经历、理问、主簿之类；府史相当于现在的书吏。当初设置这些官职时，如经历等职名，本是用来检阅详查律令，辅助处理文书的。然而他们的出身冗杂，人才平庸鄙陋，反而不如书吏那样熟习业务。于是权力逐渐转移到吏员手中，而这几个官职几乎成了虚设。又因为书吏不足以托付心腹重任，于是另外聘请幕宾。幕宾中才能且善良的人，十个人中难得有一个，其余的只是粗略熟悉律例，大致了解旧例罢了。而其中最无才德的人，有的蛊惑官员，甚至控制官员，与吏员内外勾结作奸犯科。比如以前的田文镜的幕宾邬姓者，威势横行一省，遍布党羽，这是内外共知的事。又有近日广西的幕宾，教唆官员杀人灭口，逃窜后未能抓获，这在弹劾奏章中有所记载。他们触犯法律、扰乱政事也太过分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幕宾置身事外，奖惩达不到他们，所以敢于为非作歹。加上他们声气相通，关系熟络，凡是在上司幕府的人，一定不肯严厉约束下属。他们如果犯罪逃窜，到处投奔，互相包庇隐瞒。这样，国家用来共同治理地方的官员，实际上并不是官员，只是幕宾罢了。幕宾所习的是法，但实际上不是法，只是借机谋取私利罢了。刑名家的言论，本来不足以达到理想的治理，又让小人窃取掌握，想要求得教化民众、形成良好风俗的效果，不是很难吗？以前的侍郎吴应棻曾论及此事，只是想要另外设置九品掾司，仍然是苟且迁就的说法，因此搁置而没有实行。臣认为经历等官，就是汉代的掾属，唐代的幕僚。然而在汉唐时，长官可以自行征辟任命，所以所用的人大多得当，他们的名声传达到朝廷，所以功过有所考核。贤能的人有的升任朝官，以致通达显贵，所以士人有勉励之心。现在如果真的想要消除幕宾的积弊，那么也只需酌情恢复这种制度罢了。试以郡县来说，郡的僚属应该全部设置，州县的属员应该增加设置，如同所用幕宾的数量。其资格则从生员、监生以及考满的吏员中，都可以担任。由长官征辟任命，并上报吏部备案。不法者弹劾他，不胜任者更换他。其俸禄则从原来聘请幕宾的费用中支出，对公款没有分毫耗费。其功过跟随长官，并按年资顺序升迁。特别优异者允许特别推荐。两司的幕宾也这样，督抚的幕宾也这样，都奏报名字并下达各部。两司以上所推荐的人，可以升任印官或府佐贰官。这样幕宾都会乐于趋赴，而经历等官大多能得到人才，国家没有冗员，官员得到臂膀手指般的辅助，这就是陈殷设置辅佐的意义。柳宗元有话说，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才有方伯连帅。那么经历等官，不可以因为地位低微而忽视他们。这几个官职的事治理好了，那么在他们上面的人，就可以不劳而治了。我敢依据经义倾吐我的愚见，希望圣主详细选择。
《汉书·循吏传》中宣帝曾经称赞说：“百姓之所以安居乐业而没有叹息愁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合理。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良善的二千石官员吧？”臣仔细考察汉代循吏的治理，确实足以厚植民生而兴办教化，是后世所赶不上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自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天子用来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太守罢了。其下有县令，县令将民情禀报太守，太守上报天子。这样天子与百姓相隔无几。后来增设节度使，是为了控制计议，不是为了牧养计议。至于大官太多，那么守令承接事务更加困难，而民情的壅塞隔绝更加严重。即使有为民请命的官吏，上司也层层遏制压抑。灾荒等待赈济，往往拖延迟缓；诉讼案件驳诘，动辄拖延数年。这是吏治不如汉代的第一个原因。汉代太守的权力最重，他的军队可以自行统领，他的僚佐可以自行征辟，吏民罪不至死刑的，都可以自行判决遣送。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千里之内，令行禁止，盗贼平息，百姓安宁，这确实是权力重的结果。权力重固然容易做坏事，也容易建立功业；权力轻则不能做坏事，也不容易建立功业。贤能的人苦心经营，功绩不到一半；中等才能的人则谨慎自守，而文深狡猾的贼徒，依然倚仗法律做坏事。这就是轻于责求功业而重于防范过错。这是吏治不如汉代的第二个原因。汉代升迁任免的方法，虽然不能详知，考察史传，有的县令被征拜为议郎，议郎出任太守，太守入朝为公卿，等级不多，所以长期任职而不感到滞涩，地位待遇已经很高，所以人们安于职守而不产生苟且之心。现在按照资历升到太守，远的需要几十年，精锐之气已经消退，患得患失的毛病已经涉及，本来不足以共同治理天下。而那些越级升迁的人，又大多得到巧取利便、敏捷之才，只助长了营求竞逐的风气，对敦厚质朴的教化毫无补益。这是吏治不如汉代的第三个原因。《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宣帝又把太守作为吏民的根本。观察哀帝、平帝以后，吏民歌颂思念汉朝，从而开启中兴，这就是吏治明显的效果。治理地方的权力，固然不能不重，而假借给节度使，职名尊贵而统辖广阔，不免有隔膜之视，甚至有尾大不掉的恐惧。这是魏晋至唐所以失误的原因。如果归还给亲民之吏则没有这些顾虑。这是汉制所以得当的原因。自三代以后，享国长久
进讲经义折子乾隆三年
彭启丰
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臣案盛夏之时。发生方遂。大君行庆赏之典。所以顺天时也。大尉。先儒以为秦官。杰俊谓有才。赞则引而升之。贤良谓有德。必遂其行道之志。长大谓有力者。则举建而用之。然犹恐有滥及也。故申之曰。爵必当有德之位。禄必当有功之位。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记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人君驭臣之柄。莫大于此。设有不当。而徇一[己](已)之私好。则必无以正朝廷。正百官也。臣愚窃谓所以使之当其位者有三焉。一曰尊宰辅以崇其体。二曰恤臣以达其情。三曰久任使以专其职。明良之世。泰交一德。君不疑其臣。而臣自不欺其君。至于惩大臣之专擅。戒情之朋党。此为夫主威不立。庶政不修者言也。若夫英明素着。躬亲万几。宵旰忧勤。无时或替。其左右之大臣必有耆艾硕德。从容朝廷之上。以培养元和。自能汲引善类。扶植忠良。故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既知其为贤。则布以腹心。隆以礼貌。此国家体统所关。而凡陈力就列者。皆有所倚重矣。至如小臣。虽仅邀一命之荣。沾代耕之糈。未能当大任。与大议。然自其读书稽古之日。积思展布。亦已久矣。今日之小臣即他日之大臣。故圣王每优恤而厚期之。其厚期之至意。尤在作其敢言之气。有时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不可以位卑言高为罪也。台谏之官。以言为责。固当责以尽言。即翰林曹郎亦宜令分班陈奏。讲明经术。敷陈庶事。朝廷耳目既广。自能赞成清明之治。臣下支体辐辏。亦摩厉而不至于废。此安坐而获用人之至计也。天之生材。至不齐也。人之抱才。不相假也。有娴于文雅。未必能理刑名者。即如虞廷诸臣。兵农礼乐。各有专司。一官终身。不易其任。若甫履其地。旋改而之他。叩以政务。必茫然莫辨。亦有明习其事。而不肯精心办理者。夫既定三载考绩之典。则黜陟幽明。约以三年为断。非有大故。不轻去位。俾人与官相习。官与事相宜。推之郡邑守令。有民社之责者。使果吏习而民安。宜仿古者增秩赐金之制。即有殊擢。亦不迁其地。则惇大成裕之风。与明作有功之效。相济而成矣。古者累日以致贵。积欠以致官。铨之法。莫善于简要。莫不善于烦琐。删订册籍。判别岁年。吏书不得颠倒其间。而后画一可守。况人才之造就。亦必优游渐渍。俟其有成。苟非有奇材异能。震惊侪俗之望。宁循循焉守资格而不变。既可免壅滞沈沦之叹。亦足息觊觎奔竞之私。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礼之为。秩然不可紊。能使民志宁一。官人者亦较量先后。秩其次第。则章程厘然。志气恬然矣。凡此三者。要在人主之一心。公平正大。悉去偏私。举错自得其当。乾坤之量。无不覆载。日月之明。无不照临。所谓正其本万事理者也。书曰。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四时皆然。不但盛夏之月也。
卷十一治体五治法上
治法论
陆陇其
帝王之道。中而己矣。惟中故缓狱措刑而不厌其宽。诘奸锄暴而不厌其严。治具悉而不厌其烦。独持大体而不厌其简。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万世莫与京也。苟不审其中。而徒徇于一偏。方其宽也。则奸宄肆行而不知诘。方其严也。则无辜触网而不知恤。方其烦也。则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纪。方其简也。则教弛法废而上弗知饬。安在其能振风俗而感人心乎。汉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遗意者。则以其宽严烦简偶合于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则以合而有未尽合也。今 皇上绍承先烈。思所以整齐风俗。和辑人心。则宽严烦简之间。诚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窃谓今日为宽严烦简之说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见周礼之委曲烦重。则以为宜用烦。见太公之三月报政。则以为宜用简。见汉高三章之约。则以为宜用宽。见诸葛严峻之治。则以为宜用严。夫周公之治周诚烦矣。然其间岂无简者存乎。太公之治齐诚简矣。然其间岂无烦者存乎。汉高孔明诚一以严而一
译乾隆三年，彭启丰进讲经义折子：
“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臣查盛夏时节，万物生长正盛，天子施行庆赏的典礼，是为了顺应天时。大尉，先儒认为是秦朝的官职；杰俊，指有才能的人，赞则引荐并提拔他们；贤良，指有德行的人，务必实现他们践行道义的志向；长大，指有力量的人，则举荐建立功业而任用他们。然而仍担心有滥用的情况，所以重申说：爵位必须与有德者的位置相称，俸禄必须与有功者的位置相称。《尚书》说：“上天任命有德之人，五服五章（等级）分明。”《礼记》说：“在朝廷上封爵，与大众共同决定。”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假设有不恰当的情况，而徇一己之私好，就一定无法端正朝廷，端正百官。臣愚昧地认为，使爵禄与其位相称的方法有三点：一是尊崇宰相辅臣以崇高其体制，二是体恤臣下以通达其情志，三是长久任用以使专其职责。在君臣贤良的时代，上下交感，一心同德，君主不怀疑臣下，而臣下自然不欺骗君主。至于惩戒大臣的专擅，警戒朋党的结党营私，这是针对君主威权不立、各种政务不修的情况而言的。如果君主英明素著，亲自处理万机，日夜忧虑勤勉，没有片刻懈怠，那么他左右的大臣必定是年高德劭之人，从容于朝廷之上，以培养元气，自然能汲引善类，扶植忠良。所以说任用贤才不要有二心，去除奸邪不要有疑虑。既然知道他是贤才，就委以腹心之任，以隆重的礼遇对待他。这关系到国家的体统，而凡是出力任职的人，都有所倚重。至于小臣，虽然只获得一命之荣，沾受代耕之俸，不能担当大任，参与大议，但自从他们读书稽古以来，积思展布，也已经很久了。今日的小臣就是他日的大臣，所以圣王常常优恤而厚期他们。那厚期他们的深意，尤其在于激发他们敢言的气概。有时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不可以位卑言高为罪。台谏之官，以言为责，固然应当责成他们尽言，即使翰林、曹郎也应当让他们分班陈奏，讲明经术，敷陈庶事。朝廷耳目既广，自然能促成清明之治。臣下如支体般辐辏，也能磨砺而不致废弛。这是安坐而获得用人之至计。天生人才，极不整齐；人怀才，不相假借。有娴于文雅，未必能理刑名者。就像虞廷诸臣，兵农礼乐，各有专司，一官终身，不改变其任。如果刚上任，随即改任他职，询问政务，必定茫然莫辨。也有明习其事，而不肯精心办理者。既然已定三载考绩之典，那么黜陟幽明，约以三年为断，非有大故，不轻去位，使人与官相习，官与事相宜。推之郡邑守令，有民社之责者，如果吏习而民安，宜仿古者增秩赐金之制，即使有殊擢，也不迁其地，那么惇大成裕之风，与明作有功之效，相济而成矣。古者累日以致贵，积功以致官。铨选之法，莫善于简要，莫不善于烦琐。删订册籍，判别岁年，吏书不得颠倒其间，而后画一可守。况且人才之造就，也必优游渐渍，俟其有成。如果不是有奇材异能，震惊侪俗之望，宁可循循守资格而不变。既可免壅滞沉沦之叹，亦足息觊觎奔竞之私。《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礼之作为，秩然不可紊。能使民志宁一，官人者亦较量先后，秩其次第，那么章程厘然，志气恬然矣。凡此三者，要在人主之一心，公平正大，悉去偏私，举错自得其当。乾坤之量，无不覆载；日月之明，无不照临。所谓正其本万事理者也。《尚书》说：“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四时皆然，不但盛夏之月也。
卷十一 治体五 治法上
治法论
陆陇其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缓狱措刑而不厌其宽，诘奸锄暴而不厌其严，治具悉而不厌其烦，独持大体而不厌其简。此唐虞三代之所以万世莫与京也。苟不审其中，而徒徇于一偏，方其宽也，则奸宄肆行而不知诘；方其严也，则无辜触网而不知恤；方其烦也，则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纪；方其简也，则教弛法废而上弗知饬。安在能振风俗而感人心乎？汉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遗意者，则以其宽严烦简偶合于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则以合而有未尽合也。今皇上绍承先烈，思所以整齐风俗，和辑人心，则宽严烦简之间，诚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窃谓今日为宽严繁简之说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礼之委曲烦重，则以为宜用烦；见太公之三月报政，则以为宜用简；见汉高三章之约，则以为宜用宽；见诸葛严峻之治，则以为宜用严。夫周公之治周诚繁矣，然其间岂无简者存乎？太公之治齐诚简矣，然其间岂无繁者存乎？汉高孔明诚一以严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