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户政十八旗生计

译丝织品的价格反而比内地高一倍。推究其根源，大体上旗人和百姓种植棉花的虽然很多，却不知道纺织的利益，大都将棉花卖给商人，转卖到其他省份。这样既没有得到种植棉花的实际用途，每年又有购买布匹的费用。这也是应当尽快加以经营管理的事情。臣的愚见认为，似乎不必用官方法律来约束，用禁令来强迫，只需交给奉天将军和府尹，加倍用心地讲求，真心实意地劝导，多制作纺织工具，颁发给各下属地区，命令地方官员按照样式制造，酌情供给种植棉花的旗人和百姓，仍然雇佣几名善于织布的工匠，让他们根据时节和地点，多方面地进行教导，就把民间纺织数量的多少，作为管辖官员的功过考核。像这样推行，几年之后，人们获得利益，必定争相趋附，辗转效仿，将不烦劳督促而各自勤勉其事，出产逐渐兴盛，布匹价格自然平稳，对于旗人和百姓的生计，不无好处。

译一是广泛开采以利于民用。奉天各所属地区，山多树广，材木柴薪，用之不竭。近年以来，人口日益增多，取用者更加众多，附近山上的树木逐渐减少，而市场价格因此愈发昂贵，民间日常用度，颇感艰难。查得锦州以西、宁远一带，山中多产煤炭，现经封禁。向来地方官员只顾考核政绩，唯恐生出事端，虽屡经有人奏请开采，但最终受阻抑制而未实行。臣私下认为，奉天东南的北西湖一带，逼近盛京，因地多产煤，现已开采多年，附近旗人百姓，确实依赖其利，也并未听说有聚集匪类、生出事端的迹象。如今宁远的煤炭，情况与此相同，且离奉天甚远，较之北西湖更为不同。却将此天地自然之利，当作因噎废食之计，置之不问，则深为可惜。恳请皇上交予奉天将军、府尹，确实查明，如何招商开采，如何设法稽查之处，查照北西湖的先例，斟酌定议，奏明办理，对于旗人百姓的生计，也有裨益。

全地利重根本疏 顺治十四年 吏科给事中王益朋

臣认为，时势困顿时举荐贤能，难以参与最初的谋划。然而事关重大，贵在开创先例。开始时的规模若不确立，就无法垂范后世并昭示来者。臣有一点浅陋的见解，可以厚待功臣、收取地利，明确官员职守、宣扬教化，重视根本、防备海防，敢不为皇上陈述。臣查阅典籍，历代建都不止一处。明朝洪武年间定都金陵，永乐年间迁都北平，以金陵为南京。虽然各位功臣随驾还都燕京，但所赐田产，都委托家人、庄头在那里耕种，收获租粮，供送本主。原本并非倾尽国力而迁都，将旧都置于偏废之地。我朝定都燕京，那么辽阳作为发祥之地，确实如同昔日的南京。自从墨勒根王苟且修补，而陪京的规制，缺失而未兴举。幸而皇上亲政，注重根本，悬爵招民，权宜鼓舞，究竟所招人数不多，人口聚集无几，开垦未广，爵位名器徒然轻贱。近日见辽阳知府张尚贤《招徕不继》一疏，其中有云：“去岁自春至秋，招头绝迹，请部设法招徕，或此法难行，更有彼法可通”等语。而部覆认为招民之例，原经会议题定，已属破格鼓舞，无庸再议。臣愚以为，与其悬爵招民，应者寥寥，不如仿效明初之制，将辽阳等处田地，酌量分给功臣之家，令其委托家人、庄头耕种收获，供送本主。彼之地利既熟，而办种必饶，又无烦司农之筹划。况且八旗兵丁，加上连年水患，户部议给涝粮，公私两受亏耗，孰得孰失，明白易见。至于近畿之地，圈给八旗，朝廷虽有拨偿，恐难尽如原数。以臣愚计，莫如即将辽阳所属余地，查数拨补，有力之家，不妨多给。在京畿百姓无失业之虞，不独无地而有地；在朝廷鲜抛荒之患，亦可因地而得民。较之近日悬爵招徑，其间容易繁难，相去甚远。况且旗下旧人，常言关东土地肥饶，可惜抛荒，无人耕种。由此观之，谅亦臣民之所乐行者。此所谓厚待功臣、收取地利之一也。

其陪京旧制，在明朝南京，设有文武诸司，而科道纠参之责，部司榷关之差，咸得与焉。查洪熙、宣德在储位时，亦曾南京监国，不止勋臣留守。今辽既称盛京，则应察照会典，量设部院科道，满汉官员，按时修举诸大典礼。至于旧时衙宇，似未尽坏，加修葺，所费不多，所关实大。又知府张尚贤《全辽文运已开》一疏，内云：“辽阳士子，遵旨出关，妻挈子，千里播迁，情尤可悯。较之寄籍在辽之永平生员，视严纶为故纸，畏出关如虎穴，不啻云泥”等语。臣愚以为，士为四民之首，自当遵旨奉法，争先恐后，以风小民，何得藐视法纪，如府臣所云者。伏请皇上严令出关，各还故土，勤学力农，一劳永逸。则其亲友相依，带人口，正自不少。如有直省俊秀人等，愿赴辽试者，许其全家移住，即与田产，入籍应试。每五名一为互结，立法之初，暂宽冒籍之禁。大抵不在本地开科，则人情不肯争相趋赴。于作养士子之中，寓招徕人民之计。此所谓明确官员职守、宣扬教化之一也。

至于辽阳等处，历代以来，皆为郡县。明初尽改置，止于辽阳、开元设安乐、自在二州。我朝初设一府两县，其余各城，俱未建置。见今海贼未歼，风候莫测，有备无患，机要宜详。臣思祖宗陵寝所在，王气攸锺，实为重地。若不预为防维，则滨海地方，一旦贼飘忽而至，其何以应之。臣愚以为，自山海以东，凡大小所城池，俱当建置郡县。

译设置防守，拱卫保护，联络隶属，生育聚众，教化养育，都在于这一举措。这可以说是重视根本、完备海防的第一点。

况且臣还有请求：前代的大小臣工，依仗过错而不悔改，有时调往南京，让他们磨砺修养、反省改过。如果确实能够悔过，仍然调回原职。如今将衙门罪犯，流放发配到辽阳，虽然这也是充实京城周边地区的一个方面，但这并不是处理罪人的好方法。

宁古塔、尚阳堡，还可以比作前代边远荒凉的地方；而辽阳左右，既然属于盛京，应当如同明朝的应天等地，商贾汇聚，士人百姓乐于居住，风景秀丽，物产富饶，这才称得上是天府之国。怎么能让罪犯混杂居住在那里呢？

况且这些人玩弄法律条文，狡猾奸诈，其心思必定异于常人。子孙后代受到沾染，品行不端正，败坏风俗，这还是小事；酝酿祸乱，企图逞强作恶，是必然的趋势。更不可不早点加以区别对待。

译关于满洲兵民生计的奏疏 顺治十二年

户部尚书陈之遴

我私下认为，满洲的士兵和百姓，实在是国家的根本。近年来他们穷苦的日子日益严重，关系非同小可。但是，富国强兵的权术，利害是相互夹杂的；赈济和皇上的恩赐，从长远来看难以依赖。臣谨以根本的大道和长远的计策，向皇上陈述。

第一是兴修农业。从前周朝的好制度，是将兵卒寓于农民之中。本朝按人口分配田地，兵马器械，都由此产生，这种制度实际上与周朝相合。然而连年饥荒，田野荒芜，虽然属于天灾流行，也是由于人为的懈怠。应当请求皇上紧急挑选每旗一位有才干的大臣，以及两三位熟悉农事、通晓水利的官员，对本旗的土地逐处亲自巡视查看，招集当地百姓，讲求溃决的河流何处应当修筑，积水用什么方法排出，中间的堤防缺口一一仔细审查，预备应对淫雨，同时防备大旱。计算工程、估算费用，命令相关部门迅速筹措钱粮，佃户酌情出助人力，及时修筑，限期完工。虽然花费必定很多，但这确实是劳苦一次而永远安逸的办法。丰年必然会有丰厚的收获，灾年也不会大荒。这是致力于根本的大道。

第二是宽恤兵力。天下的常制，汉兵每年花费的钱粮，不少于千万两，然而防守大多不稳固，作战大多不能取胜。一旦有警急，就劳烦满洲军队，远行有时数千里，长期征战一两年。出兵的时候，买马置办装备，筹措费用非常困难；凯旋回师之日，马匹倒毙损坏，又须购买补充。满兵每月的粮饷有多少，能承受这样的重费呢？应当请求皇上严厉命令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将他们统辖的将士，全部按照满洲的兵法，训练得精干强壮。如果有弃城逃跑、临阵脱逃的，也按照满例执行法律。如果失事重大，文武大吏，都依照法律治罪。这样，人们就会知道警戒畏惧，自然会奋力作战、坚固防守。满兵可以保存威势、节省力量。力量节省了财力就充足，财力充足了军队就精干。果真遇到强寇大敌，一出兵立刻可以扫除，不至于长期征战、耗费多了。

第三是节省财用。大凡花费多就贫穷，花费少就富裕。治理国家治理家庭，总是一个道理。满洲的士兵和百姓，向来以朴实著称，没有骄奢之风。但是吉凶各种事情，有时沿袭旧例，有时用情过于丰厚，不免因花费过多而导致窘迫。请皇上考察古制、斟酌今情，裁减私情、遵循礼制，将满洲兵民的各种事情，制定为典章条例，务必崇尚节俭。比如吉庆宴会，财物不要过于丰盛华丽；敬奉神灵，祭祀不要倾尽家业；送终尽孝，珍贵的物品不要过多焚烧。其余的可以类推。仍然需要深入晓谕，革除习以为常的陋习，每月有所节省，每年有所节约。眼前可以避免窘迫，积累久了自然能够丰饶。这不仅是充实兵力的切实道理，也是治理天下的长远谋略。

关于八旗开垦边地的奏疏 乾隆二年

御史舒赫德

臣听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在于由亲近的推及疏远的，由近处的推及远处的。果真能使根本绵延稳固，那么枝叶自然茂盛。臣愚昧地认为，八旗是国家的根本。我们皇上对此看得深远，体察历代祖先爱护养育旗人的圣心，凡是能够有利救济的地方，没有不全部实施的。两年以来，益处很多。然而从长远考虑，还没有看到可以无忧无虑的情况。大概养育人的道理，在于利用天地自然的利益来造福于人，一定要使人自己养活自己，这样才能没有不被养育的。如果按人按户，供给衣食，即使一个州一个县，尚且不能做到，何况八旗的众多人口呢？我们朝建立之初，八旗的生计，颇为丰厚，是因为人口不多、房地充足的缘故。现在百年以来，非常感到穷迫，是因为房地比从前减少，人口增加了十倍百倍，加上风俗崇尚奢侈，不推崇节俭，所以生计日益消耗，习尚日益败坏，而没有止境。旗人所依赖来生存的，只有房地，没有别的项。如果房地不充足，即使千方百计来养育他们，终究不过是眼前的计策，终究不是长远的谋划。我们圣祖仁皇帝爱护养育旗人，不像父母对待婴儿那样，休养保全，经历了几十年，可以说是深了，可以说是厚了。而近年来，尚且到了这样的地步，这难道可以不急忙为计虑吗？只是京师的房屋，还可以通融，而土地则过去所说的京城五百里内的，已经有一半属于民人。先前经过臣工条奏，动用国库收赎，奉旨慢慢办理，还没有举行。臣愚昧地认为，即便举行，而八旗的人口太多，也未必都能有济。所以臣深思长计，势必要变通布置，只使不聚集在一方，或许可以兼得其利益。如果能日后收到成效，何必畏惧眼前的困难。伏想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是我们朝兴隆的地方，土质肥沃美好，地气肥厚。听说其闲旷的地方很多，都可以开垦。虽然八旗满洲不可分散到其他各方，但在这根本之地，似乎不妨迁移居住。而且八旗的额兵，将近十万，又有成丁闲散数万，老者不在内。如果让他们分居三处，不仅京城劲旅，原本没有单薄的忧虑，而根本重地，更增添了强壮的士兵，事情两便。由此合计京师及三处的土地，均匀摊给，务必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导他们俭朴，恢复初时的风气，那么根本绵延稳固，长远可以计议了。但是安土重迁，是情理中必然的；而避难就易，是事势中所有的。迁移的方法，必须先于数年之前料理妥当。

译等到三处地方的整体规划既定，然后对于八旗中愿意前往的人，以及生计极其贫困的人，一一筹划他们启程安家等事务，明确告知，厚加赏赐，使他们各自欣然上路，不知有迁徙之苦，这才不违背事理。如果料理稍有不妥，导致有压迫强制，或有遗漏，只是徒然生出一番扰累，反而伤害旗人依恋之心，还有什么益处呢？这在于皇上拣派忠厚明干的大臣，在临近期限时悉心料理，或许可以使它没有弊端罢了。至于预先筹划的方法，请秘密命令三处将军等人，让他们勘察所属地方，那些可以开垦的地方，应该得到多少地亩，可以居住多少兵丁，如何建造城堡房舍，有无禽鱼水泉的利益，逐一审视估量，据实详细上奏。等到批准施行之后，广泛招募百姓，选择土地开垦，那些无力者，官府供给牛具籽种，而不立即征收赋税，等到土地已经熟化，果然有收获，就动用国库建造城堡，以容纳百姓商贾。该将军估量情势，如果认为可以迁徙的时候，就奏闻动用国库，酌定移住人数，一面改造房屋，分定区域，然后从京城派往。等到到达那里时，就将所开垦的土地，按户分摊给予，或者仍然让百姓耕种，交租给兵，那么旗人不过有一往的辛劳，而比起在京城，已经得到了世代的恒产了。更祈皇上仍照旧例，开设公库，将各省税务，归并旗员，并将旗地典当给百姓的，收赎归还本人，那些现存公中收租，每年散给穷人的土地，一并分偿无地的家庭。臣请求以十年为期，将前项事件，次第举行，将看到满洲生计，日增一日，恢复如初，廉耻之风既振，强干之气自生，纲纪更加张弛有度，根本更加稳固，然后更为因时制宜，那么长远的谋划，更在于此了。

译八旗屯种疏 乾隆五年

御史范咸

私下认为，人生赖以生存的是衣食。衣食依靠充足的是农桑。所以说，一个男人不耕种，天下必定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人不纺织，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舍弃农桑而谋求生计，其不能持久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家休养生息，至今百年，人口日益繁多，生计常常担心不足。而目前尤其应当紧急筹划的，莫过于满洲八旗的恒产。百姓的生计有四种，各自从事其职业，士农工商，都能自食其力。而旗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向上是做官，向下是当兵，这两者都依赖于国家发放的钱粮。国家的经费有定数，人口的繁衍没有止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即使是尧舜也有做不到的。我皇上登基以来，仁恩普及，想要使天下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满洲八旗的生计，早已让皇上深切忧虑，但恒产至今尚未确定。因为内地已经缺乏空闲田地，而且满汉最终要一视同仁，其中的筹划，本来就很困难。考察前代，辽的上京、中京，金的北京，元的大都，都在边塞之外，那些地方郡县很多，建有城郭宫室，遗迹可以考证。我日夜思考，认为今天想要为满洲八旗建立恒产，只有沿边屯田这一办法。昔日赵充国在边境九郡屯兵，后来到达金城，上奏屯田的奏章，说有十二项好处，其大要在张掖、酒泉等郡的边塞之外，修筑亭障，疏通沟渠，春天时每人给予田地二十亩，到了四月草木生长，让游动的军队保护田地耕作，以此来收取肥沃富饶的利益，资助捍卫的功效，扩大积蓄储备的好处，节省屯驻军队的费用。起初朝廷上下都怀疑他，后来竟然获得了成效，这是非常显著的往事。我私下思考，近日甘肃等地，开垦已经取得成效，而安西这一镇，孤悬在关外，从镇向东，应该不乏可以耕种的土地，而且听说那里有很多汉代旧城的遗址。我愚昧的意见，认为应当特别派遣能够胜任事务、不畏艰难的大臣，前往全面视察测量。如果有可以筹划开垦耕种的地方，似乎应当迁移在京师没有产业的旗人，前往屯田，官府给予路途和种子的费用，让他们设法开垦，延缓征收赋税，并且让他们三个季节务农，一个季节讲习武备。将来西北军营，不仅可以节省转运，而且寓兵于农，边防抽调，也非常便利。如果认为西边太远，那么辽东边塞之外，原本是我国家发祥的地方，兴京一处，似乎适宜建设为都会，选择可以开垦耕种的土地，派遣旗人前往驻牧。其余如永吉州、宁古塔、黑龙江，幅员不下四五千里，其中的土地有的仅仅设置为牧场，有的甚至废弃为闲田，也很可惜。当此全盛之日，正应当不惜一时的辛劳，来维系亿万年的稳固。至于应当如何筹划、如何善后，统一请求下达给户部及八旗都统，详细妥善商议后上奏。务必使旗人的生计有余，而边境的根基永远稳固，这确实是利用天地自然的利益，可以作为万年不拔的基础。

八旗屯种疏 乾隆六年

户部侍郎梁诗正

私下认为，财政经费，没有比供应兵饷更大的了。恩惠养育的深仁，应当预先做长久之计。我承蒙恩命简选辅助农部，详细查核每年经费出入的数目，发现每年春秋两季拨解到户部的银两，多不过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不等。而京中各项开支，合计一千一二百万，收入不足以弥补支出，每年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八旗兵饷浩繁，所以支出常常很多；各省绿旗兵饷日益增加，所以收入逐渐减少。因此兵饷这一项，占据国家用度的十分之六七。各项寻常开支，仅仅勉强免于不足，而如果有额外费用，就不免捉襟见肘了。制度有常规，固然没有可以裁减的额度，而依赖供给太多，逐渐形成难以持续的局面。我管窥之见，有不能不及时斟酌变通的，为我皇上陈述。查八旗人，除各省驻防与距离京师五百里内允许其屯种外，其余都随旗居住，聚集在京师，以显示居重驭轻的态势。而百年休养，人口众多，没有农工商贾的职业可以从事，大都依赖官府供养。我皇上至仁如天，忧虑他们资生不足，特别在正赋俸饷之外，增设佐领的额度，优厚给予养育的粮食，免除借扣的银两，假以生息之利，并且分置公产，听任他们认买，拨给地亩，劝谕他们屯种。凡是为旗人资生筹划的，无不周到详尽。而旗人穷困依然如故的原因，是不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而常常想要由官府来养活他们，这在势理上是做不到的。我近年来，反复为旗人思考长久之计，私下认为内地已经没有空闲的土地，而边塞还有可以耕种的土壤。兴盛两京，实在是根本之地，王气所钟，其附近地方，肥沃的土地尚未完全开辟。恭敬地想到世宗宪皇帝，运用独到的明见，计算万世的利益，念及旗人生口日益繁多，而国库不足以供给，想要于黑龙江、宁古塔等地，分拨旗人居住耕种，使他们得以自给自足。雍正十二三年间，听说查办已有定议，未能举行。我皇上登基以来，朝廷大臣也屡次以此条奏，只是人情

译可以让他们共享成功的喜悦，却难以让他们参与最初的谋划。旗人自幼生长在京城附近，一旦迁往边疆地区，必定大多认为不便。即便是朝廷内外的臣僚，看到此事关系重大，也不敢轻易赞同这个主张。这就是常常遇到阻碍而无法推行的原因。人们为自己和家人谋划，往往只顾及眼前利益，缺乏长远考虑。皇上统一天下，养育百姓，自然应当从全局出发进行运筹，考虑到万世基业，怎么能采取因循守旧、姑息迁就的策略呢？况且国家的根本之地，既然不能与各边疆要塞相比，而为旗人开辟安乐富庶的基业，也并非让他们承受被贬谪戍边的苦楚。这就像盘庚迁都时的训诫，可以由君主独自决断，最终也能让民心共同理解。如果担心事情难以推行，不及时早做安排，虽然现在尚能勉强维持，但数十百年之后，旗人户口将比现在增加十倍。用有限的钱粮，供养无穷增长的人口，如果仅仅依靠定额的军饷，那么官兵的开支，不足以供给闲散人员的坐吃山空。旗人生计日益窘迫，而百姓赋税绝不能增加，国家用度也无法缩减。即使耗尽财政收入的资源来资助供养，终究也会苦于不足，岂不是上下都陷入困境吗？而且不止于此。需要供养的人，本来就没有多余的财力来供给他们；分户繁衍众多，即使京城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安置他们。只有酌情分配户口，分散安置在边疆屯田，让他们世代享受耕种畜牧的利益，并按时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充实边防力量。那么人口繁衍之后，都能成为精锐部队。陪都增加了拱卫的力量，外藩仰慕震慑的威势。旗人既然各自有了生计和聚落的谋划，国家财政自然就没有匮乏的忧虑了。至于沿边各地，哪里土地宽阔肥沃，屯田事宜如何经营管理开辟，对旗人应当采取何种抽调安置的方法，臣不能凭空详细揣度。恳请皇上秘密查阅旧档案，仔细考量实际情况，由圣心决断，特别制定方案予以施行。

译乾隆十年，御史赫泰上疏，恭敬地筹划恢复八旗原有的产业，尝试开垦尚未耕种的闲田，以此资助兵民建立万世无穷的基业，恳请皇上明察此事。

臣私下认为，我朝在东方创业，统一天下，以八旗为根本，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是百姓，而八旗则是军队。百姓寻求安定，军队依赖供养，这两者常常相互依存。但归根结底，要保卫百姓，必须先供养军队。

国家定鼎以来，布列八旗，分编参领、佐领进行管辖，这就像天下有省、郡、县作为层级一样。八旗设立参领、佐领，也隐约形成一旗如同一省，一参领如同一府，一佐领如同一县的格局。

每一个佐领下管辖的不少于数十户人家，每户大约从几口人到几十口人不等。因为徒有人口，却没有可耕种的土地，所以一名马甲每月发给银三两，护军每月发给银四两，每年都发给米四十八斛。核算这些数额，几口人的家庭足以充裕。而且在京城内外，按照旗分和地方，赏给房屋，又在距离京城五百里以内，拨给土地。这样好的制度和美好的用意，还能有什么增加的呢？

但是考察从前八旗刚到京城的时候，以及到现在，一百多年，祖孙相继，有的已经传到六七代。试着拿各家的族谱来验证，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个人，此时几乎成了一个家族。用当时所给的房地，来供养现在的人口，这是一份产业，却要供养数倍的人口。

皇上洞察其中的缘故，多方筹划，增设马甲、护军、领催以及养育兵丁，所需饷银，每年不下数百万。国家恩养八旗，极其优厚，但旗人的生计，还没有看到充足。所以之前曾谕令八旗大臣，各自发表见解，为之筹划经营。然而八旗大臣，只不过就眼前的事，为之请求。皇上因为事关重大，处理确实困难，打算从容办理，以期达到尽善尽美。这确实是慎始慎终的至意。

臣愚昧地认为，八旗恒产的设立，必须圣天子在位，尽心尽力，坚持二三十年之久，这件事从头到尾才能成功。如今天下清平，四海无事，又正值我皇上仁明天纵，且年轻登基，值此从容闲暇之时，正可以依次推行这种经年累月的事情。不然，日子越久人口越多，人口越多事情越难。数十万的人口日益繁衍，聚集在京城，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商业，都束手等待供养，这难道是长久之策吗？

臣反复思考，认为清查旗人户籍是首要任务。旗人散居在京城内外，都有档案可以查考。首先应该查出人口数目，实际有多少。除去现在官员兵丁支领俸禄钱粮足以供养的之外，其余不能全部供养的人，必须建立恒产，才可以作为长远的打算。然而恒产的设立，不出房和地这两样而已。

查旗人从前原有的老圈地亩，与京城内外所有的房屋，用来资养生计的，沿袭日久。比如房屋这一项，有的本家遇到急需，无处筹措费用，从而卖出的；有的因为拖欠钱粮，无力赔偿，从而没入官府的。彼此交易，产业还在旗人手中，一旦没入官府之后，就由内务府收取租金，充作公用。即使偶尔有将住房卖给旗人的，也极少。况且又有每旗生息十万两帑银，管理的人认为借给旗人，恐怕导致拖累，于是大多扣除几分钱，典当或卖卖房店，作为利息。所以京城内外，可以收取租金的房屋，现今属于官产的很多。

臣请求将八旗的官产，现在各旗内务府收取租金的房屋，彻底清查，酌定官价，或者扣除俸饷，或者限定期限交银，卖给旗人，那么旗房就可以恢复原业了。

至于在旗的地亩，向来不许卖给民间，都有明确的禁令。因为旗人有时遇到急需，借贷无门，不敢公然契卖，于是改名为“老典”，其实与卖没有区别。到现在，旗地中在民间的，占十之五六了。所以之前蒙皇上天恩，交给直隶总督清查议赎。去年查明霸州等五十六个州县卫，民间典当的老圈旗地仅九千余顷。但是在各州县害怕惹事，唯恐赎地一事，纷繁拖累，所以执行不无草率。而民间又没有不想隐瞒旗地作为自己恒业的。

臣担心八旗老圈地亩，典当在民间的，未必只有九千余顷。为什么呢？近京五百里之内，大概多是旗地。自康熙二三十年间，直到今天，陆续典当出去的很多，赎回的很少。数十年来断不止这个数目。这次清查，就是定案。如果稍有隐匿，那么旗人的产业，就永远成为民间的产业了。

臣请求特派大臣，将户部圈占地亩的原册，以及陆续给旗地亩的档案，逐一查出。令各该旗按册查对，分交各佐领传唤原业主，询问这些地亩，是否典当或出卖。以及已经典当或出卖的，在旗还是在民，共多少亩。在旗的，令原业主辗转查明，现在在哪个旗哪个人名下为业。在民的，从前在何年何月何日典当给何人为业。如果年代久远，无从查考，以及原业主无人，都按照部册开列。

译明咨送，以便查核。除在旗地亩毋庸置议之外，其在民者，奏派八旗谙练之参佐领，前往会同各该州县，将民典旗地，逐案查对。如部册之内，有坐落该州县地亩，而该州县所造查出旗地数目，竟无此项地亩者，即于本州县地丁红串内查对。如系国初以来，即在民人名下交纳钱粮者，方系民地。若从前并无红串，忽于康熙年间，托故起有红串，而其地亩段，又与部册仿佛者，即系隐瞒之旗地无疑矣。如此清查之后，再令八旗大臣，会同户部直隶总督，详议动项，陆续官赎，而令原业主取赎于官，或按限交银，或俸饷分扣。如原业主无人，及无项指赎者，即令在旗之人认买。在旗人得地，可以取租；在民间出租，即仍种地，两无所损。以后将民典旗地之弊，永行严禁，则从前旗人原有之房地，尽归旗人矣。至于八旗生息银两，系世宗宪皇帝为赏给兵丁红白事件之用，故每旗发帑金十万两，交该旗王大臣酌量经营，一分起息，并非令典买房地，占旗人之恒产，为滋生之策也。查康熙年间，宗人府即有生息银两一项，数十年来，滋生者多，拖欠者少，而且利息微薄，便于旗人。嗣后各旗料理生息银两之方，未有善于此者。臣愚以为今日各旗生息之银两，俱宜照宗人府之例，亦改为一分起息，借给旗人，所得微息，自足以充赏给之用矣。夫国家之为八旗计长久者，房地两项，今既尽数赎还，而又有历年增添之饷项，所以养赡旗人之策，固已无遗议。然而在京之房与近京之地产，不过止有此数，即使人丁滋生倍，断不能倍增恒产于前数之外。诚欲为八旗万年之恒计，则莫如开垦沿边地方，使民有可耕之田，为八旗无穷之业，一地两养，尤国家第一之良法也。臣近接阅邸报，见大学士伯张廷玉等，议覆御史柴潮生奏请开垦奉天等地屯田一折，内称查沿边一带，先据调任直督孙嘉淦，奏称独石口气候甚寒，不宜五谷，惟独石口外红城子、开平城，及张家口外兴和城北城子，可耕之田甚多，约计可驻满兵一万，经特简王公大臣前往彼处，详勘妥议具奏。嗣据奏称，口外地方寒冷，霜降且早，所耕大半皆系黍、荞麦，耕种五谷者少，即使尽力耕种，不能保其必获，且每年所获，可否足供兵食之处，亦不能预知，其开垦驻兵之处，应请停止在案。臣查从前孙嘉淦之所奏，惟独石口一处，气候寒冷，不宜五谷，而独石口外北行三十余里，即系平原旷野，再五十余里，为红城子，墙垣犹在，襟山带河，平畴沃衍，再百余里为开平，即元之上都，其间可耕之田，不下数万顷。再张家口外，西行七十里为兴和城，北行百余里为北城子，川原甚广，一望无际，土脉之肥，过于开平，其间可耕之田，亦不下数万顷。又云，或疑口外聚只多人，恐于蒙古滋扰，诸城左右，皆各旗王公大臣牧马之厂，今垦为田，恐旗人有所不便，又或疑天寒霜早，恐其难于收获，山少林木，恐其难于柴薪，凡此疑难之处，臣皆遍观而细访之。口外之山脉，绵千余里，名曰大埧，凡埧内之田，皆已招民垦种，现在征钱粮，此诸城之地，逼近大埧，皆系旗人牧厂，与蒙古无涉，旗厂之外，乃太仆寺游牧之地，游牧之外，乃察哈尔居住之处，察哈尔外，乃为内扎萨克地方，彼此隔远，无由滋扰，八旗牧厂，所占甚大，多有余闲，可以并省。

译另外，游牧之地方圆数千里，割取其中一角，就足以供给所需。至于柴薪，虽然稍远，却从未缺乏。况且坝内各山，多有产煤之处，如果招募百姓开采，自然可以自给自足。臣于三月在独石口时，草芽尚未变青；十四日在红城子时，青草已长到一寸，气候适宜春耕。开平城外的田垄依然可见，碾磨还在，如果不是种植庄稼，哪里会有这些景象？兴和的气候比开平更暖，那里可以耕种是毫无疑问的。这些话，是孙嘉淦从前所奏的内容。开平、兴和等地可以耕种的土地，是他巡视边关亲自勘察的结果。不仅对地方的冷暖、降霜的早晚、谷种的适宜与否一一筹划详尽，而且将日常所需的水火煤薪、旗人与百姓的和睦相处、蒙古旗营的安宁无扰，以及山场可牧、平原可猎等情况，都悉心区分并明确陈述了。

然而，原任大学士伯鄂尔泰等人，议论说口外地方寒冷，耕种五谷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请求停止。这是出于慎重的言辞，只怕成效不易显现，而耗费却很多，固然是“利不十倍就不变法”的意思。但是，旗人的繁衍无穷无尽，国家的库银有限，沿边既然有天地自然的利益，与其让它荒芜，不如开垦为农田。如果担心不能见效，何不稍微小试一下？如果无益，就请求停止；如果有益，自然应当另行筹划。

只是孙嘉淦从前所奏的，关于公田和民田的管理区分方法，有不可行的地方。他说兴和、开平等处的土地，让百姓开垦种植，选择靠近城池、平坦宽阔的地方，划为公田，其余都作为民田。每开垦民田二顷，必须令其开垦公田一顷。民田作为世业，公田分给旗人，酌定租粟，加上每月发放的钱粮，那么旗人的衣食自然更加宽裕等语。大概旗人原本不擅长农耕，想要开垦荒地，必须招募百姓佃种。如果在三顷土地中，取二顷作为百姓的世业，一顷作为旗人的公田，不但供养旗人的田地不多，而且此地既然有百姓的产业，而旗人又不擅长耕种，地界相连，容易混淆不清。不到一二十年之间，百姓典当旗人土地的风气，又将与京师五百里以内的情形没有区别了。

至于每月发放钱粮一说，尤其不可行。因为钱粮是国家的经费，自有定额，理应统筹天下的收入，通盘合计，断没有随着无限繁衍的人口，屡屡增加支出的道理。有这两个不可行的地方，那么其管理方法，自然应当另作筹划。

臣请皇上暂时派遣干练的臣子，带领善于农耕的百姓，在兴和、开平各城境内，每处分发数十人，酌情开垦数顷土地。如果那里气候的冷暖、地脉的肥沃程度，适宜种植，确实如孙嘉淦从前所奏，实行一年，果然有成效，明年将那里凡是可兴稼穑的土地逐一查清，官府准备牛具籽种，招募关内附近的居民，愿意前往那里耕种的，令其每丁拨给上等地五十亩，中等地和下等地酌情拨给。每一丁作为一牌，每十牌作为一甲，甲编名号，牌编次第，令他们根据土脉适宜的情况选择谷粟籽种，立即开始春耕，与他们分粮。如果一年见效，明年可以推广地方，加倍实行；明年又见效，三年再扩大开垦地亩，十倍实行。推而广之，其利益无穷。所得的粮食，运到关内，在直隶歉收的地方平价出售，所得米价，抵充牛具籽种的公款。实行久了，公款抵清之后，每年所得粮石，在关内平价出售，而在关外适量储存。其出售粮食的价格，也存贮在那里，积累数年，足以分拨给旗人之后，就动用这笔银两，在那里建造房屋，根据当地的大小、出产的数目，酌定拨兵的多寡，将京师旗人中无恒产的人，陆续拨往驻防，即将那里的地亩酌情拨给。愿意自行耕种的，听其自便；不能种植的人，令其佃种于民，分粮食租，以资养赡。

这样实行，既有成效，然后将奉天一带可耕之处，也照此陆续开辟，拨兵居住。使他们春夏秋三季努力种田，岁末讲习武事，分散时是农民，聚集时是士兵。不但八旗可以谋求长远的生计，而且百姓赖以资养者，也不胜枚举。不到一二百年之间，自西至东，绵延数千里，势如长蛇，可以南视九省，北镇诸狄，威扬西陲，势连东土，实在是天下的屏藩，神京的保障。这是亿万年的大计，千载一时的机遇。

请发八旗驻防各省疏 乾隆三十五年 张若溎

私下认为八旗是国家的根本之地。我国家国运兴隆，生育繁衍，现在丁册上的人数不下数十万，每丁以数口计算，现有数百万人。依靠官府供给衣食，钱粮岂能全部供给？那么生计拮据，是情理势所必然的。近年以来，皇上筹及安顿的方法，所以教导他们、养育他们，法度良好，用意美好，无微不至。然而生育的人数日益繁多，况且过此以往，数百年以至千万年，将如何策划呢？臣愚昧所见，就今日的情形，私下认为

译似乎可以广泛推行驻防制度。斟酌变通以规划长远。臣查我朝兵额，较历代本不算多。督抚提镇所辖的军队，零星派拨，分防塘汛，其在本标的，大多不足千人。而绿营积习，只务虚夸，懦弱无能，难以收实用。近来平定缅甸匪患，皇上特调京城劲旅，以及关东各处官兵，凭借声势威慑，贼首震慑，纳款乞降。那么八旗兵丁远胜于绿营，不待智者便可知晓。

臣查天下相通的道路只有四条：自直隶、山东、江南、浙江以至福建为一路；又由江南、江西以至广东为一路；自河南、湖广、贵州以至云南为一路；自山西、陕西以至四川为一路。其中扼守要害的地方，除已有驻防驻兵者，无需再议。此外尚有形势紧要，或为门户所系，或属数省相连之处，应请旨敕令各督抚，各就该省情形，通盘筹划。如有应行添设驻防的，酌情奏明，将八旗闲散人员拨往充补，并仿照山东青州之制，另建土城居住，使其习气不染，操练更加精熟。

又查各省营伍，相度地势，在各营参错之中，设有城守营旧制。此项官兵，专守仓库城池，预备镇压声援，合计约有数万名，俱属绿营。然而既名城守，若再冗滥无能相沿，徒增糜费。此内除兵额甚少，及设在州县一隅者，均不成营制，无需更张。有在省会及有道员驻扎府分的，将这些城守营，一并令各督抚悉心筹酌，改补八旗。规制一律准照近京城守尉防守御之例，并将应行添设及改补各事宜，详议具奏，以待相其先后远近，渐次办理。

如此，则星罗棋布，大小相维，既扼要地之冲，亦为绿营之表率。树立屏藩而资巩固，因以养育八旗，或许也是一项便利的策略。

译口外驻兵疏

孙嘉淦

乾隆四年，内阁学士雅尔呼达条陈在边境关隘增派兵力的议案。经臣委派官员查核议定，在山海关设置副都统一员，增派满兵六百名；喜峰口增派一百名；泠口增派一百名；罗文峪增派六十名，全部归山海关副都统管辖。在独石口设置副都统一员，增派满兵七百名；张家口增派一百六十名；古北口增派一百名，全部归独石口副都统管辖。在八沟设置副都统一员，驻防满兵一千六百名等项事宜，已具题上报。经兵部议覆批准施行，已有案可查。臣此次巡视边关，亲自实地勘察。山海关是边疆的锁钥，适宜设置高级官员，应当按照原议，设置副都统一员，增派满兵六百名。八沟是口外的要地，适宜驻扎重兵，应当按照原议，设置副都统一员，驻防满兵一千六百名。至于喜峰口、泠口、罗文峪、古北口、张家口等处，增派兵力不多，易于规划安排，都应当按照原议办理。唯独独石口一处，气候非常寒冷，不宜种植五谷，光秃的山上只有石田，没有可以砍柴的地方，所以柴火和粮食都很昂贵。山沟的宽度不足一里，加上河流冲刷，没有可以建造营房的地方。即使强行安排，而驻兵既多，柴米价格更加昂贵，耕种放牧都没有地方，实在对生计没有益处。原议设置副都统一员、增派兵力七百名之处，似乎应当暂时停止。臣查独石口外，向北行走三十多里，就是广阔的平原，土壤肥沃。再走五十多里，是红城子，城墙还在，依山傍水，平坦的田野肥沃广阔，远远胜过独石口内。再走一百多里是开平城，就是元朝的上都。城池宽广十六里有余，龙冈秀丽挺拔，滦水环绕，实在是形势险要的地方。计算开平与红城之间，可以耕种的田地，不少于数万顷。再往张家口外，向北行走七十多里，是兴和城；向西行走一百多里，是新平城。川原非常广阔，一望无际。土壤的肥沃程度，超过开平。计算兴和与新平之间，可以耕种的田地，也不少于数万顷。从前明朝初年，常遇春在漠北驱逐元军，建立大宁、开平、兴和三卫，东边连接辽东碣石，西边控制丰州、胜州，作为北平的外屏。后来逐渐放弃而不防守，后世评论者对此深感惋惜。现在热河、八沟，都是大宁的旧境，现议增派兵力驻防；归化、绥远诸城，就是丰川、东胜的旧境，都有重兵弹压。唯独兴和、开平之间，田地未开垦，武官士兵未设置，东西方的声援接应，似乎感到阻隔。臣详细考量形势的适宜，大约计算田地的产出，大概开平城可驻满兵三千，红城子可驻二千，兴和城可驻三千，新平城可驻二千。如果开垦田地，修葺城墙，而广泛驻防，千里沃野，万骑控弦，左右提携，对于边防，大有裨益。再则，国家八旗禁军，人口日益繁衍。皇上圣明谋略深远，屡次为旗人筹划生计。现在幸而有这些闲田，如果让百姓开垦种植，选择靠近城池、地势平坦宽广的地方划为公田，其余都作为民田。每开垦民田二顷的，必须令其开垦公田一顷。民田作为世袭产业，公田分给旗人，酌情确定租粟，再加上每月供给钱粮，衣食自然更加宽裕。而且山场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狩猎，弓马自然更加熟练。这实在是王道自然带来的富强，是旗民长远的计策。有人担心口外聚集多人，恐怕对蒙古造成滋扰。诸城左右，都是各旗王公大臣牧马的牧场，现在开垦为田地，恐怕旗人有所不便。又有人担心天气寒冷霜降早，恐怕难以收获；山上少林木，恐怕柴薪艰难。所有这些疑难之处，臣都广泛观察并仔细访查。口外绵延千余里，名叫大坝。凡是坝内的田地，都已经招引百姓开垦种植，现在征收钱粮。这些城池的土地，逼近大坝，都是旗人的牧场，与蒙古无关。旗人牧场之外，是太仆寺游牧的地方；游牧之外，是察哈尔居住的地方；察哈尔之外，是内扎萨克的地方。彼此相隔遥远，没有理由滋扰。八旗牧场，所占面积很大，多有余地，可以合并节省。又游牧的地方数千里，割取其中一角，即可兑换给予。至于柴薪稍远，并未缺乏。而且坝内各山，多有产煤的地方，如果招引百姓开采，也足以使用。臣在三月十三日，在独石口，草芽还未变青；十四日，到达红城子，青草长到一寸，气候可以春耕。开平城外，田垄沟渠尚存，碾磨还在，如果不是种植，怎么会有这些？兴和的地气，比开平温暖，其可以耕种，更无疑义。臣的愚见，仰恳圣恩在今年秋冬间，特别简选王公大臣，前往开平、兴和诸城境内，查阅各旗放青的马匹，共有多少，大约需要牧地多少，将旧日所分的牧地，通盘计算，可以合并的合并，可以节省的节省，可以兑换的兑换，务必使牧马之地与耕种之地，疆界分清，不致混淆。臣在明春饬令地方官，招引百姓开垦种植，遴选官员前往经理规划，三年之间，田地可以全部开辟。然后逐渐修葺城墙，建造房屋，通商惠工，大约

译计划用五年时间。各种物资都准备齐全。然后调拨满族士兵。前往驻守边防。那么九边防线之外。都会变成安乐之地。前去驻守的人。自然各自感到便利安适。天地之气与人类相通。人既安居乐业。那么天气就会更加温暖。天气更加温暖。那么农田就会更加开垦。农田更加开垦。那么驻防的士兵就可以陆续增加。既然如此，它对九边防线的维系、八旗生计的益处。历经亿万年也不会停止。

译汉军生计疏

孙嘉淦

我私下认为，国家太平已久，天下户口繁盛，而八旗人口尤其众多。皇上恩德深厚，为旗人筹划生养之计，考虑得极其周全。但我私下认为，靠君主来养活百姓，恩惠虽然广博却难以持续；不如让百姓自己养活自己，利益更加普遍且可以长久。因此，我先前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奏请八旗人等下乡种田，作为根本之计，经兵部覆奏批准执行在案。

最近阅读谕旨，上面说：“八旗人等中父兄在外任职的，将子弟带往任所，这样本人既可以节省两处的生活费用，该佐领下的闲散人员，又能得到差事，领取钱粮，用来资助供养。这确实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此后外任旗官的子弟，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在外仍令督抚题请，在京城内的呈报该都统，都准许他们随任。不愿随任的也听凭自愿。”伟大的圣明谋略，符合天理且适宜人情。从此以后，外任旗官，父兄免除对京城的后顾之忧，子弟受到教养的好处，而节省下来的钱粮，又可以分给闲散人员，用来资助供养。一句话而带来的利益无穷无尽。

我因此更有请求：数年以来，我常看见外任旗官，罢官回旗时，一定劝他们购置田宅，为子孙做长久之计。但他们称一旦进入京城，亲友等人的借贷，佐领等人的需索，加上袖手坐吃，没有谋生的办法。如果准许他们在外购置田产，或许可以务农兼营商业，以成家立业。我私下考虑，满洲人在外久住，或许有难以推行的地方；至于汉军则与满洲不同，他们原本是汉人，一切农工商贾的行业，习惯去做而不觉得困难。在外的守令官员，都足以约束他们而不至于生事。恳请圣恩，此后汉军人等外任的，罢官之日，如果情愿在外成家，准许他们无论五百里内外，都听任购置田宅居住，报明该地方官，一体纳粮当差。如果有生事犯法的，地方官立即追究惩治。另立汉军籍贯，每当编审之年，将汉军成丁人口，报明户部、兵部及该旗存案。将来需要他们披甲当兵，则按籍可查；如果不需使用，则让他们在外居住，自食其力。这样便与古代寓兵于农的意思，确实相合。而数十年后，汉军在外成家的必然很多，都有世业以养育子孙，所余钱粮，以及退存田土，又可以分给八旗闲散人员，用来资助供养。这就是不费钱财的大恩惠，经久的良策。

八旗公产疏

孙嘉淦

奏为遵旨详议一事。旗人圈占的土地，从前典卖给平民的，已奉旨准许旗人出价赎回。然而赎地之后，旗人承买，更须斟酌商议。伏读上谕说：“贫乏兵丁，吃饷有限，无处筹措价款，势必全部归于富户。富户或许肯周济亲族，又怎能多分给？那么赎地一事，恐怕未必对贫乏旗人有益。”圣明谋略宏大，确实是替旗人考虑长远的策略。

查贫乏兵丁，不仅无处筹措价款，即使筹措，也不能多，所买的不过数十亩到一二百亩而已。身在京城，不能自己耕种，有限的土地，不可以设立庄头，派人讨租，往返盘费，所得租银，随手花销，实在没有管理产业的办法。虽然立法来平均分配，最终仍会全部归于富户，这是必然的趋势。自古以来，让人自养则有余，靠官府养活人则不足。我国家根基巩固，亿万斯年，八旗人口，不知极限。如果不让他们自己谋求生计，都袖手仰食，那么即使多方筹划，恐怕未必大有益处。

查八旗公产，以及旗退余存入官等地，及此次赎回民典之地，不下数千万亩。似乎应该晓谕八旗，如有情愿下乡种地为生的，不必收取地价，上等地给与百亩，中等地给与一百五十亩，下等地给与二百亩，令他们率领妻子居乡耕种。初种之年，酌情给予牛种房屋的费用。一时虽然不免有所花费，但用二三百亩的田地，可使一家八口，永无饥寒之忧。而且子孙都有常业，不再仰赖官府，其利益实在无穷。

再查八旗有地之家，从前也有多在屯居住，耕读为生的。后来因李禧条陈，都令移住京城，确实对旗人没有益处。我愚昧的意见，除为官披甲当差的人在京居住外，其余闲散人员，如有情愿在屯居住自行耕种的，都听凭他们自便。这样旗人就知道务本，风俗逐渐回归淳朴。而且身体能劳苦，则筋力强壮，将来拔补兵伍必然更加勇健。这就是万年富强的要术。

此外我更有请求：查我朝定鼎之初，虽然将民田圈给旗人，但仍由平民输租自种。平民自种其地，旗人坐取其租，一地两养，彼此相安，没有异议。到近年以来，则旗民往往因欠租夺地，互相控告诉讼，其弊端都起于取租的旗奴、承租的庄头、揽租的地棍。小民想治理良田，必须积累两三年的苦工，深耕细作，加上粪治，田地刚

译熟。而地棍生心。于是便增加租税、强行耕种了。稍有争执，就以平民霸占旗人土地为由告官。庄头收取租税，多索取而少上交。田主遭受他们的侵吞盗窃，佃户遭受他们的压榨剥削。甚至今年就索取明年的租税，如果不预先交完，就夺走土地另租他人。另租他人必然增加租税，租银既重，拖欠的债务必然很多。一旦遇到歉收，弃地逃跑，连少量的租税也收不到了。旗人不能出京，大多派遣家奴下屯。庄头地棍，用声色哄骗诱导，饮酒赌博相随，所收的租税，随手花光，于是又探取次年的租税了。至于次年无租可索，而惧怕主人责罚惩治，就以佃户抗租为借口了。今年张甲，明年李乙，导致小民认为租税已预先交清，旗奴认为并未收取，于是诉讼不休。田主苦于欠租，虽有地而无利；民人苦于另佃，求种地而不得。而在其中取利，穿华服吃美食的，都是庄头地棍之家。剥削良民以养活奸民，甚为可惜。查地棍等人，有司可以惩治，臣当严令地方官，查访得实，或被人告发，必从重严处。至于庄头旗奴，则非有司所能制约。恳请皇上天恩，谕令八旗王公，以及有地之家，如有不设庄头，愿交有司催征者，臣当饬地方按年催征完解；如愿自置庄头，或差家奴讨取，也悉听其自便。但不得轻易更换种地的人。如庄头家奴，禀称佃户抗租，只令田主将历年收租的数额，与当年所欠的租税，开一清单，行文地方官查明。如系庄头家奴从中作弊，审明治以应得之罪。如此则庄头家仆不敢侵蚀欺诈，地棍等人自然无处施展其奸狡。旗人按年收租不担心拖欠，民人获得常业不担心侵夺。臣才可以劝他们治理粪土，勤奋开垦，种植枣树，养蚕种桑。或许民人逐渐达到安宁喜庆，而旗人常享丰收之福，确实是旗民两便之道了。

译恰逢筹划旗人疏通劝惩四条疏，道光五年，协办大学士英和奏称：

臣等仰蒙皇恩厚遇，分任八旗事务，各自负有教养旗人的责任。臣等伏见本朝豢养旗人的恩德，极其优厚深重。自皇上登基以来，深切关怀旗人生计，普遍加以赏赐。又经各位大臣陆续条陈奏议，如准许屯居种地、增添官地官房、清查入官地亩、移住双城堡屯田、外任官员准许携带族亲随任等，各项重大政令陆续施行，凡是对旗人有利的事，无不细致周到。如今臣等共同悉心筹议，本朝制定的制度，已经极其完善。但历经年代久远，后人不能深刻理解当初设立旗人法规的本意，往往执行不当。有的苛求过分，应当宽缓反而严厉，致使束缚而不能疏通；有的日久懈怠，应当严厉反而宽缓，致使姑息而不能惩戒；有的应当统一标准反而区别对待，有的应当推广反而拘泥牵制。臣等认为，效法其形式，不如效法其本意。有的恢复旧制，有的酌情合乎时宜，总期望与前人立法的本意相辅相成，庶几可行且能长久，传之万世，永远没有流弊。谨就臣等智虑所及，列举四条，向皇上陈述。

第一，旗人告假闲散与兵丁官员，定例原本就有区别，不应一概严禁。查《兵部处分则例》记载，旗人有事告假，前往顺天府所属地方，兵丁由参领呈报都统存案，发给参领关防；闲散由佐领告知参领，佐领发给图记。可见兵丁与闲散，本就有区别。如往外省者，咨报兵部发给路引。因旗人不应直接到达外省，所以由兵部发给路引，并非不准往外省。其告假只说有事，并未像官员那样指明修坟、省亲等具体事由；其限期只说去来，并未像官员那样指明严格期限。如告假往外省，承办官员不报部请引，按例只罚俸三个月，处分很轻，可见并无大碍。又，旗人私自出境，该管官员分别知情、失察，定有处分，闲散轻于官兵，取债探亲轻于挟诈扰害，可见并未滋事，有故而去者，情节更轻。又，各省驻防，只有官兵私自出境的条例，并无闲散私自出境的条例。又，护军逃走等事，该管官员按例只罚俸，兵丁、闲散逃走，并无处分。私自出境与逃走无异，为何兵丁、闲散逃走都无处分，而私自出境处分却很重？条例文意实在矛盾。臣等查官员、兵丁各有职守，原本就不应听任其任意告假外出，自应严格限定回旗期限，其私自外出者，处分也应从重。至于闲散并无差使，也无粮饷，岂有与官兵一例严禁的道理？该旗承办人员，因不谙条例本意，只见到私自出境滋事者，按例有处分，于是连并未滋事者也禁止。每逢旗人告假，无论官员、兵丁、闲散，一味刁难勒索，致使无钱粮的闲散，被困守京城，依赖父兄供养。臣等每次在挑选缺员时，见一个缺常有数十人。国家经费有常，无可调剂，因而原任大学士伯麟有令近京五百里谋生的奏议。殊不知仔细推敲条例本意，原本未曾禁止其外出，只是要求告知佐领、发给图记罢了。臣等伏思闲散与兵丁不同，既无钱粮，怎能禁止其自食其力？我国家一百八十余年，旗民久已联为一体，毫无界限。汉人游学、游幕、外出经商，并无限制。驻防闲散，又无条例禁止，为何独独在京城禁止？若担心其外出滋事，不妨严办。旗人之所以易于滋事，原因有二：因回京定有例限，外人明知其不能久留，虽有家奴佃户应交地租，也往往拖延挟制，致使旗人虽有产业，不能得租，及经告理，又不能久待，仍属无益。今若放宽例禁，不限回京日期，则收租者得以从容坐索，遇有霸佃抗租，得以收回自种，则恶佃刁奴无可挟制，旗人有地者得获实利。又，旗民交涉案件，按例由理事厅审理，军、流、徒都折为枷、笞、杖、鞭责。旗人自恃地方官不能办理，因而骄纵，地方官也难以约束，所以滋事常见其多。查屯居原有照民人审拟的条例，今外出者既已不在京城，所有笞、杖、徒、流、军各例，自应与民人一体办理。如此，则地方官易于管束，与蒋攸铦前奏革除屯领、催守堡名目，因交地方官一体管束的条例相符。并使旗人断绝其所恃，则滋事者必少。名为严办，实乃保全。应请嗣后，除官员、兵丁告假及私自出境，均照旧例办理外，所有闲散告假，无论前往何处，只令照例报明佐领、告知参领注册，由佐领发给图记，即准许往外省营生。该参领随即呈明都统存案，年终会咨户部、兵部。倘该参领、佐领有勒索情事，或经控告，或经查出，即行参劾处分。其回京不必勒定限期。

译在外有事务逗留，准许其向地方官报备，并行文通知所属旗籍。回京之日，仍准许挑选差事。倘若出京已超过一年，且没有地方官延长限期的文书送达京城，就注销该档案。若在外滋事，即按照平民的律例定罪量刑。若报备前往亲族任职之地，自恃资历深长，挟诈勒索，准许外任各官呈报上司追究办理。若在外时间长久，愿意改为民籍者，依照汉军的先例，向当地地方官呈报，准许其改入民籍。其私自越境者，即按照逃走的律例处理。所有关于挟诈扰害、取债探亲，以及主管官员知情不报或失察的各条处分规定，均予以删除。那些被降职革职或退休的官员，已退还钱粮的兵丁，尚未领取钱粮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均按照闲散人员的先例，统一办理。各省驻防地区，也一律如此办理。这样该严的严，该宽的宽，主管官员既没有刁难的借口，闲散人员自然不至于困守无策。有才能可用者，习文习武，仍不妨碍其上进；庸碌无能者，从事农工商贾，也可以听任其谋生。即使亿万年后人口日益繁衍，而定额兵员不增加，谋生的出路依然存在，这就说明旧例中应当讲求其立法本意，而不应当一概徒然严苛。

译对于犯盗窃罪并刺字的旗人，因其寡廉鲜耻、甘心下贱，应将其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应当遵照旧例，切实执行。

清朝初年定下的条例：旗人犯罪，判处军刑、流刑、徒刑的，都折抵为枷号。这不仅适用于正身旗人，即使是满洲、蒙古的家奴，犯徒刑也折抵为枷号。其用意可想而知。乾隆年间定下的条例：犯盗窃罪者，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凡刺字者，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寡廉鲜耻、有玷污旗籍者，从旗籍档案中除名；诬告讹诈、行为如同无赖者，发配边疆；赌博生事、属匪类者，发配边疆。又乾隆十八年定下的条例：旗人初次逃走，一个月后，不论是自己投回还是被抓获，立即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并发往黑龙江。又乾隆三十九年定下的条例：没有差事的旗人，判处徒刑、流刑不准折抵为枷号。其用意可想而知。

清朝初年旗人尚少，希望他们团聚在京师，即使有罪也不肯轻易抛弃。乾隆年间人口日益繁衍，担心他们败坏风气，将不肖之徒逐渐淘汰。这在乾隆年间是因时制宜的变通，而在今天则是遵循旧例。无奈后来的大臣们，往往把姑息纵容当作慈祥。自嘉庆二三年间，刑部将逃走发配的条例，改为投回免罪，仍准许挑选差事。此后各项条例逐渐废弛。犯盗窃罪的人，则只作十次检查中的十次（意指查办不力或敷衍）；一切按例应刺字的，都为他们曲解法律予以开脱。以致旗人肆无忌惮，窝藏窃贼、娼妓、赌徒，或者棍徒无故扰害百姓，或者教唆引诱宗室成员为非作歹，种种不法行为，皆因水势柔弱容易玩忽职守，犯法者越来越多。甚至借口谋生，廉耻尽失，登台唱戏，以及从事十锦杂耍，习以为优伶等下贱职业，接受赏赐，请安叩头，上玷污祖先，下辱没子孙，实为旗人败类，有伤体制。虽然在嘉庆十一年，一经查办就发配，但事情只将本人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子孙仍在旗籍中领取粮饷。这些人家子弟，耳濡目染，从小养成习性，怎能光宗耀祖、改行正业？近年沾染恶习的人，更是不少。臣等认为，稗草不除，嘉禾不生。与其姑息纵容以助长浇薄之风，不如逐渐淘汰以安定良善之人。应请求此后旗人犯盗窃罪，立即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如果罪行仅止于笞刑、杖刑，姑念是初犯，免除刺字，仍允许恢复良民身份。如果改入民籍之后，再犯以及罪行止于徒刑、流刑以上的，再行刺字。逃走初次，或确实因病迷乱，仍准许投回挑选差事。如果超过一个月期限，无论投回还是被抓获，以及第二次逃走的，均立即从旗籍档案中除名。如果官员有心逃走，一次即行革职并从旗籍档案中除名。旗人登台卖艺，寡廉丧耻者，免除发配治罪，连同子孙一并从旗籍档案中除名。该管参领、佐领，限三个月内据实上报。所有以前失察的处分，一概宽免。如果超过期限不报，仍照例分别议处。至于窝藏窃贼、盗贼，以及一切诓骗之类，都从旗籍档案中除名，按照民人条例一体审讯定罪，不准折抵为枷号。这是旧例中应当切实执行的，而不应当有意从宽处理的。

汉军有考职、捐职的条例，满洲、蒙古应当统一办理。恭敬照录道光元年五月谕旨：佐杂之职虽然微小，也是由辅助治理民事而设置的。与其兼容并进，而听任其壅塞，不如严格审核使大家都能得到晋升，从而得以疏通。直省督抚详细甄别，那些实在庸俗鄙陋、不堪造就的人，一概淘汰。那么才具出众的官员，自然可以及时效力。钦此。伏查佐杂这一官职，职分虽然低微，但最接近百姓。向来条例中没有正途出身，不是书吏，就是捐班。书吏虽然条例禁止已久，但舞弊实为其长技。捐班人员流品尤其混杂，谋利是其本心。一县之地，就是古代的诸侯国。知县一人，耳目难以周全，不得不寄托于这些人。民生何以日益富裕？吏治何以日益清明？查各省佐贰杂职，除教职三千余缺不计外，尚有三千八百余缺。盐课、漕运、河工，均关系紧要，而没有一名满洲、蒙古人员。推究其原因，当年八旗人少，即使是文职州县，绿营武职，也是逐渐增添的。现在八旗人多，马兵、步甲尚准许挑选充任，何妨先给予小官，试以民事。汉军本来就有考职、捐职的条例，实行了一百多年，并无阻碍。官职小容易就任，出京的多，对生计大有裨益。满洲、蒙古外官甚少，道、府不过十分之二三，丞、倅因为有理事旗缺，合计尚及四分之一，州县不及十分之一。现在满洲、蒙古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中，不乏品学兼优、谙练政务的人士。应请求即照汉军的条例，一体准许他们考职、捐职。其班次无须另行商议，应请求即在捐班应选班次内，相间轮用。这样，则对其他班次并无妨碍，而满洲、蒙古晋升的途径逐渐宽广，逐步加以历练，都成为有用之才。佐杂中有了正途出身的旗人，逐渐挽回捐班、书吏的积习，对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这是旧例中必须统一的，而不须另立章程的。

双城堡屯田开始经营非常艰难，应当推广以完成功业。查双城堡移驻京旗，自将军富俊条奏以来，经营数年，耗费国库数十万两，实在不容易。原定每年移驻二百户。查上年移驻五十一户，本年移驻七十六户，总共未达到一百户。实在担心此后愿意前往的人少，又不便强制摊派，徒

译耗费了以往开始兴建时的力量，却导致善政没有取得成功，确实非常可惜。况且伯都讷等地，也有许多可以开垦的土地。如果能源源不断地前往开垦，那么京师的贫苦旗人，既可以得到产业来维持生计，而该地由荒僻之地逐渐变成大镇，确实方法良好、用意美好。

查各旗满洲、蒙古，原本就有屯居的先例，在数百里外居住了百余年或数十年的人。道光元年，臣等在议覆原任大学士伯麟条奏的案子里，准许旗人屯居种地。几年来，呈请的人尚少。总共是有地的人，必须先亲自前往清查，而请长假非常困难，回京又很紧迫，以至于如前条所陈述的，刁奴恶佃借机挟制，不能自己耕种。现在请假的例限既然放宽，那么前往清查得以自由，此后呈请的人必然增多。

臣等各自命令所属官员，再将先前的例规恳切申明。如近京以及盛京等地，有地可种的，准许他们请假亲自前往清查。如果愿意自己耕种，准许他们呈报清楚后迁徙居住。或者与原来的佃户合伙种地、分配粮食；或者撤出一半土地，自己耕种，仍有一半与原佃户耕种。这样，旗产可以获得实际利益，而平民百姓也不致失业，以示公平并杜绝诉讼的根源。

那些地亩长久典卖，无力赎回，没有地可种的人，臣即命令所属参佐领，将移驻双城堡的好处详细开示。晓谕说：“你们贫苦难以度日，皇上施恩，将双城堡的地亩赏给耕种。你们原本没有产业，现在得到二顷土地，又有房屋、家具、牛只、种子，临行的路费，沿途的供应，这是何等深厚的恩德。你们到了那里，安分种地，可以丰衣足食。两年移驻的人，现在都有信来京，称那里为乐土。你们为何还犹豫不决？况且现在奏准，一切不安本分的人，将来滋事，都按照乾隆年间的例规销除旗档。你们如果有不安分的人，倘若被参佐领查出送部销档，岂不后悔？现在将利害明白宣示，刊印成谕单，将家无产业、年已成丁的闲散人员，以及三两以下钱粮、实在贫苦的人，逐户晓谕。

此后每年移驻，务必期望足够原来奏请的二百户之数。如果有多的，陆续分年移驻。仍命令每年将移驻的数目，提前告知该将军，预先办理。这样，善政可以宣告成功，旗人永远享受安乐利益之福，而双城堡的地亩、房间、帑项都归于实用。借人以尽地利，即借地利以养人。我们国家亿万斯年，户口日益增加，土地也日益开辟，这是旧例必须推广且两有益处的。”

译以上四条，都是遵循旧例的意思。对于后人执行不当的地方，或者力求恢复旧制，或者斟酌符合时宜，实际上对旗人很有益处。详细陈述如上，如果蒙皇上批准，由值年旗移文通知各有关衙门，遵照切实执行，以符合我皇上恩惠爱护旗人，日益加深的至意。

拟时务策

沈起元

《大学》中论述平治天下的道理，说：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劳作的人勤勉，使用的人从容。这四点，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准则。尧舜治理天下，并不是把衣服脱下来给人穿，把食物推给人吃，而是让百姓自己解决衣食，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而尧舜不居其功。所以二帝三王的时代，从国家领取俸禄的，只有公卿大夫士，以及在官府任职的平民，其余的人都自食其力，君主只是对他们进行整顿教导罢了。自从汉唐以后，才开始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大量消耗国家用度，于是赋税不能减轻，百姓日益困苦而军队日益增多，常常成为国家的祸患。然而还说，供养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从来没有听说让几十万既不务农、又不做工、不经商，既不是正规士兵也不是普通百姓的人，安坐在家依靠国家供养，而能治理好国家的。贾谊说：一个人耕种，十个人吃饭，想不挨饿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织布，十个人穿衣，想不受冻是不可能的。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我国家兴起于沙漠，在辽阳奠定王业。那时部落的故人为满洲，汉人中先归附的为汉军。“汉军”这个称呼，是为了区别于尚未归附的汉人。等到天命人心归顺，定都中原，满洲和汉军分为八旗，都是当时开国功臣，编入户籍，官员有俸禄，士兵有粮饷。在战乱之后，凭借废弃的宅院和闲置的田地，各自授予产业，他们的生活富裕宽裕。于是制定严格的制度，汉军擅自离开本省的去往他省者，称为逃旗，处罚连及长官；汉军在外做官的，子弟不得随侍，亲友不得探问；死在外地的，必须运回京城安葬。其约束稽查之严格如此。自从定都以来，四代圣君相继，太平无事，至今已百年。深厚的仁政恩泽，休养生息，人口日益繁衍，天下户口，比过去增加了几倍，而旗人的繁衍程度更甚于此。

我听说世祖时，定额甲兵八万，每甲受银若干两，米若干石。到圣祖时，增加到十二万甲。一甲的丁口，到现在变成数十丁、数百丁的情况比比皆是。于是，一甲的粮饷，过去足以赡养十家的，现在必然不足以赡养数十家、数百家，这是形势使然。甲兵名额不能遍及所有人，却只让他们既不务农、又不做工、不经商、不参军、不做平民，而聚集在京城数百里之内，于是他们的生计日益窘迫，而无计可施。这不是旗人愚笨不会谋生，即使有李悝、陶朱公那样的智慧，也无法谋生。岂止是旗人自己无法谋划，即使是尧舜那样的仁德，也无法为他们谋划。

如今天子登基，透彻了解他们贫苦的状况，施加恩惠优厚抚恤，已无微不至，但终究不能作为长久的办法。仰观圣心，对此事忧虑很深。圣主的恩德意旨，正要让九州万国，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又怎么忍心在京城之下，反而有穷困而无告的人呢？然而因为人口日益增加，日常饮食的费用无限，而国家的赋税收入有定额。用有定额的收入，供给日益增加的人口，无限的费用，即使耗尽十三省的正税，也不足以供给。况且如今天子仁圣，减免赈济的命令，没有一个月不下达，正在减损上层以增益下层，以期丰厚百姓的生计，又怎么忍心剥削百姓的脂膏，来救济旗人的生计呢？那么，为旗人生计谋划的方法，即使是尧舜那样的仁德，确实也无法做到了。然而尧舜那样的仁德，必定不会因为做不到就放弃为他们谋划。

草野之人的愚见，认为办法在于平等看待满汉而已。我朝的满洲，就是舜的诸冯、汤的亳、周文王的岐山、汉高祖的丰沛。发祥的起始在这里，没听说统一天下之后，把发祥地的人民，全部授予俸禄，来长久养育他们的子孙。那么现在的满洲，对待他们，似乎也应该像直省的士民一样，优秀的做官，强壮的当兵，弱小的务农、做工、经商就可以了。现在暂且不谈满洲，请谈谈汉军。过去为了区别于未归附的汉人，而命名为汉军。如今天下一家，四海之内，谁不是我朝的赤子，何必还要区分而视为两样，从而向天下显示不宽广呢？如果认为他们是军队，也必须是真正的军队才当军队。军队有户籍，一军则一丁，而不是指一个姓氏一个族类。现在汉军做官的班列，已经跟随汉人，汉军与汉人没有分别，却唯独对他们的族姓以军队来约束，而且一概给予俸禄不行，一概编入军队也不能。聚集在京城，不能完全使用，也不能全部任用，没有缓急可依赖的实际作用，却只让他们处于早晚不能自存的境地，也太可怜了，也太值得忧虑了。

之所以区分出汉军，是因为他们的祖父是军人，而让他们的子孙也当军人，也是希望不缺少军队名额罢了。我朝的八旗，如同周朝的六师、汉朝的羽林、唐朝的府兵，关系宿卫，固然不可虚缺。虚缺不行，溢出也不必。那么现在处置旗人的方法，没有比在汉军内部，稽查祖籍，以一人

译根据占卜的结果。有的凭借才能，有的凭借辈分行辈。其余的子孙，则分散出旗。是军人的就让他们当军人，是汉人的就让他们做汉人。军人有铠甲和粮饷可以自给自足，其余的人回归士农工商四民，任凭他们去往何处，谋求生计。这样，宿卫的兵籍就不会空虚，京城之下也就没有多余的贫民。这对国家治理的大计所补益的，绝非浅薄微小。

有人说：“如今汉军虽然分散出旗，但他们原籍没有产业，终究无法生存。”我认为并非如此。人谋求生存，不学习就能做到，不练习就能获利。只是束缚太严，使他们无法施展，才仰仗朝廷供养罢了。如果让他们自由，那么天地如此广阔，哪里去不能谋生呢？况且圣人教化百姓，贵在让他们勤劳而不让他们安逸。勤劳就会思考善事，安逸就会思考淫邪，这是常理。现在汉军不能谋生，固然因为朝廷的力量不足以供养他们；即使足以供养，他们的生活反而更加困窘，是因为他们的衣食不是从勤劳经营中得来的，那么奢侈放纵的心态就习以为常，各自只打算眼前的日子，何况法制禁令更使他们无法经营呢？

如果施加非同寻常的恩惠，颁布宽宏的政令，使他们脱离旗籍，无论东西南北，除了他们祖父做官的郡县之外，允许他们选择便利的地方落户，隶属于当地官府。想学习就成为士人，出力就从事农业，有技艺就从事手工业，有资本就从事商业，甚至成为塾师或幕僚，人人自谋生计，哪里还有没有产业值得担忧的呢？其中优秀的人仍然可以供国家任用，勤劳的人也可以缴纳赋税。国家节省的开支很多，不必等待朝廷筹划，而人人能在光明普照之下自得其所。这在道德上是深厚的，在治理上是光大的，而在当时确实是紧要的事务。

况且曾见汉、唐、宋国祚久远之后，即使是宗室的苗裔，也散居民间，列入四民，不能全部享受俸禄，何况数千万家族呢？由此说来，安置满洲人的办法，也一定有道理。不可以用官爵来周济，用借贷作为长策，这已经在圣明的洞察之中，无需多言了。

如今圣治日益兴盛，德化广泛普及，承受上天美好的天命，万世无穷。然而只有这个隐隐约约令人担忧的问题，谋国的人竟然不能为国家深深考虑，这就是贾谊在汉文帝时叹息的原因啊。

译皇上给奉天府尹讨论逃人问题的信

御史郝浴

自从您任职以来，在满汉衙门之间开通济助，在官民经制之中权衡利弊，既有体制又有裁度，合乎情理，合乎事理，所以上下都顺从信服。比如改民这件事，前任张、佟等几位官员，为百姓极力请求，但朝廷议论没有允许。如今能在福曜星君降临的一天达成，这是百姓在仁人手中获得新生啊。从此扩大学校，开启乡试选拔，来积蓄他们的经学术业，资助他们进取；表彰孝行，赐予老人爵位，来和睦他们的宗族邻里，淳厚他们的风俗。百姓将不用招引不用迁徙而自然到来。这真是贤人君子的心意，也是您肩负的责任。近来听说有人进献搜捕逃人的说法，想要严格设立科条来对待他们。我私下担心这是传闻的错误，而您未必肯创立向来没有的先例，加在今天已经宽待的百姓身上。况且招来的百姓中，离开的人很多，没听说搜捕，为什么唯独对新来的百姓涉及呢？何况其中有至深的情理，对法律有补益而对国家无妨碍，我不敢不委婉地相告。考虑到这些属罪徙流放到天边，由佐领管辖，或许有一两个单身无赖的百姓，官府不能谋划他们的生计，自己不能救济他们的饥寒，不逃跑就坐以待毙。名义上是逃避法律，实际上是逃避死亡。虽然到别的地方谋食，实在难以回到本籍。即使凭他们的名册上报督捕官搜捕，只是骚扰州县罢了，只是剥削乡里罢了，只是连累亲戚罢了。哪里能得到那些人呢？一旦有片纸投下，便给一路带来祸害。至于依托有户籍的人，偶尔探亲变卖财产，自谋生计，则不久就返回。既不忍心在这里抛弃妻室家小，又不敢在那里连累父母。不仅情理上不忍逃跑，也是形势上不容逃跑。百姓的情理可以原谅就是这样。说到官府，以前的逃人并没有减少，将军佐领未曾因此受过处分；以后的逃人也没有增加，地方佐贰官何至于因此引咎自责。而官职没有妨碍就是这样。总之从百姓情理来说，无赖的人，即使搜捕也抓不到；有户籍的家庭，即使不搜捕也自然回来。所以科条不必设立。无赖必逃的人，即使搜捕最终也不能禁止他们不逃；而有籍不逃的人，却一搜捕反而迫使他们不得不逃。为什么呢？守在这里就无法谋生，投奔那里就难以入籍，又坐成待毙的局面，不是迫使他们不顾一切而逃跑吗？所以设立科条，不如不设立科条为好。从官职来说，不设立科条，还可以像佐领那样养晦避祸；一设立科条，反而立刻招来地方官的责任。即使从朝廷来说，赦免他们改为民籍，本来是为了宽恤他们。痛念待罪于身，还感激宁家归狱的恩德；而解网之后，反而产生画地为牢的怨恨。所以不设立科条，不仅下面不损害百姓，而且上面不损害官员；一设立科条，不仅下面损害百姓，而且上面损害官员，甚至损害国家。有什么好处而去做呢？况且您在朝廷享有雅望，到处如甘霖滋润，不过是暂时留守京城，不久当高升崇班，或者申明部务，或者厘剔宪纲，为国家争大是大非，以造就万方之福。区区劳民之事，何足以烦劳您的宏谋。

卷三十六 户政十一 农政上

讨论充足粮食

陆世仪

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尽地力的教导，认为地方百里，总面积九万顷，除去山泽邑居，三分去掉一分，作为田地六百万亩。治理田地勤谨，每亩增加三斗；不勤谨则减少也如此。地方百里的增减，为粟八十万石。又说，粮价太贵伤害百姓，太贱伤害农民。百姓受害则流散，农民受害则国家贫困。他的说法都是名言，与商鞅的废除阡陌相比不同。但他的主旨在于富国，而不在于富民。

亢仓子说，人舍弃根本从事末业，则他的财产简约；财产简约则轻率流徙。国家有灾患，都产生远志，没有安居之心。从事农业则他的财产丰厚；财产丰厚则重视流散。又说，人从事农业则质朴，质朴则容易驱使。这都是重视根本的论述，拥有天下的人不可不知。

只有“永不起科”四个字，不劳不费，是西北充足粮食的根本；而“守望相助”四个字，是充足兵力的根本。但国家必须坚守此道不失民信为急务。

开中军屯，宜互相表里。内地没有比开中更好的，边塞没有比军屯更好的。

农田议

张士元

国家自从西南用兵以来，所费不赀。又自从辛酉年夏天，京畿大水，百姓困苦未苏，馈饟与赈恤兼行，财力固不能不屈服了。在这个时候，为公家长远计，使上下都受其利，而有备无患的，也只有务本而已。汉人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现在也是这样。如果尽垦生谷的土地，尽驱游食之民归农，那么国家财力的完富，可以计日而待。我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如何。然而以足迹所至，谘访所及者来说，天下的田地，没有像大江以南治理得好的。江南本是水乡，虽然没有古代井田之法，但沟洫甽浍，防水排水的制度还像古代一样。那里的百姓虽然有游手好闲的，但田地没有不耕种的。阡陌之中，春天茂盛菜麦，秋天茂盛禾稻，桑麻茂密，鸡犬相闻。方圆二三千里，几乎于尺土必垦。所以公私粮食，常取给于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