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治体六治法下

译只是顾惜眼前、贪图安逸的心态罢了。唉，那声威功绩难道不伟大吗？到了后世，往往是小臣议论，大臣负责。满朝堂都是发言的人，却由执政掌权的大臣来裁决。负责办事的人意志不坚定，而议论的人也随之动摇松懈，不再有慷慨激昂议论天下大事的人。人才衰败了，治理也就缺失了。我们国家整顿激励官风，使官员得到其职位，职位得到其事务，用来训诫的方法非常完备。然而近来看到事情无论大小，部院各位大臣不担当，必定由督抚来议论；督抚不担当，必定由其属下来议论；等到议论上报后，仍然不担当。

译再次下发讨论。为何负责执行的人与参与议论的人互相等待呢？如果确实对民生利害、政事得失有独到见解，地方官员说，这不容许议论；台谏官员说，这也不容许议论。为何负责执行的人与参与议论的人互相抵触呢？现在用什么办法来激励办事者的心，并以此振奋议论者的气概呢？近来奉皇上谕旨，凡是文书奏报，各部院大臣应当及时确定，不要借故驳斥查究；又谕令言事的大臣，务必分条陈述利弊，不要泛泛而谈、频繁进言。这些训诫已经非常详尽，难道可以借此破除积习、警戒懒惰懈怠吗？公文往来往复，纠举细微小事，这不是议论；坚守旧例，这不是担当。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整顿在位官员，使他们肃然更新，共同谋求治理，使文章政事卓然可观？

问：古代修筑要塞，防备边境，不敢轻易放弃尺寸土地，这是为了保卫民生、巩固我们的边防。过去因为海上的盗匪尚未平定，担心奸民做贼人的内应，便将居民内迁，沿海的地方全部划为荒地，百姓私自前往那些地方的，依法惩处。这难道是深谋远虑、无穷尽的计策，不惜放弃数千里土地，从而坐视消除奸邪的萌芽、瓦解寇盗的资本吗？只是百姓因为迁徙的缘故，流离失所、失去生计，有的濒临死亡，非常令人哀伤。近年来，贼寇日益衰败，议论的人大多想让百姓返回故地，不要长久失去耕种渔猎的利益。如果按照他们的建议给予百姓返回故地，恐怕作奸犯科的人不知道法律禁令，或许暗中与贼人交易，从而加重边境的忧患；如果不允许返回，这是长久地苦害我们的百姓。仔细考虑什么方法可行？议论的人有人说，现在士兵中吃闲饭的人很多，而废弃的土地本来肥沃，如果鼓励他们耕种，用来获取地利，节省巨额费用，非常便利。然而各位军士大夫，在外劳苦，至今十多年了，他们的勤劳已经很显著。现在大盗尚未平定，随意让他们从事农夫的劳作，在长久废弃不耕的土地上耗尽他们的体力，恐怕不是用来慰劳征夫、体恤远役的方法。幸好现在兵威远达，边境稍微安宁，非常珍惜这些土地，不忍心长久抛弃，但不知道恢复它的适宜方法。试着列举可行的办法。

问：国家每年从东南漕运粮食来充实京城，让百姓承担路途的费用给军队，而官府又确定损耗的比例，通常是三钟粮食只运到两钟，费用也很高了。而江南省又每年运白粮十五万余石，计算其雇佣费用二十多万两银子，全部从县官的经费中支出。按粮食便宜的时候计算，这不止是正额的两倍。过去曾议论罢免漕运，让百姓交纳折价，后来实行一半漕运，其余仍交纳折价。但是粮食便宜而官府不及时确定折价，百姓非常困苦。不得已又恢复每年漕运的旧制。然而官府更加萧条烦费。我们皇上念及官府和百姓不能偏困，而思考变通的方法，于是在每年漕运的数量中，酌情留下十五万石，让百姓交纳折价，而就用剩下的船只和军队，携带白粮运到京城。这一转移之间，不增加漕运，不雇佣船只，不增加一个士兵的费用，却坐省大司农金钱十二万多两。然而这每年漕运的十五万石，不是用粮食而是用金钱，它将从哪里出呢？都是出自百姓，它果真能按时确定折价来征收百姓吗？恐怕不是这样。现在粮食和金钱不能平衡，考察古代的制度，应当出金钱来征收百姓的粮食。现在反而把粮食散在民间而用金钱征收，难道不会让百姓更加困苦吗？希望再有权衡的方法，期望官府和百姓两利，不单独困苦这一方的百姓才可以。

问：货物利益在于刀币，流通在于泉布。钱之所以叫泉，就像流动的泉水一样，各种货物就通畅了。过去法定钱币不能流通，而奸钱日益增多，于是禁止各地铸造钱币，专门命令宝泉、宝源两局铸造。携带铜材积聚，巨大的利润全部归于皇上，这是适宜的。然而官钱越来越少，而百姓越发得以携带他们的伪钱来自行便利。利权散落在下，钱货壅塞在上，对法律禁令不便。近来命令督抚大臣各自衡量当地应用钱币的多少，重新开炉铸造。那里的田赋税收，百姓得以用三成钱缴纳，而官府给士兵的饷银以及供给各种经费也如此。这是过去的旧例，而更加明确严厉地执行法律，想要使它必定实行，大概钱的流通，可以日日期望吧。然而曾经思考它的制度，偶尔有不安妥的地方。官钱的价值高，百姓颇感不便，这是一。用官钱的价值给士兵，士兵转而卖给他人，将无处兑换，这是二。官吏掌握铸造钱币的权力，都掺杂作假，这是三。想要不吝惜铜材和人工，使钱币厚重而工艺精良，又恐怕采铜日益增多，终究没有盈余，这是四。钱币文字不精良而价值又重，那么暗中屏避盗铸的人得以乘虚而入，这是五。所有这些顾虑，缺失而不谋划，为什么心计这么少呢？能商讨功利的人或许不少，务必有办法权衡它，想要使货物流通，在下方便于日中的集市，在上为国家收取铸造钱币的利益，期望剩余的钱财串绳腐烂而不计算，称为盛世治理。

法令应归简易疏 康熙四年

广东总督卢崇俊

奏为政归简易，以端正治理本源的事。臣听说民生休戚，动不动就昭示天象，国家利弊，实在系于民生。如果果真弊端全部革除而利益全部兴起，自然应当有休而没有戚了。臣私下认为国家的大利在于政治简易，而国家的大弊在于法令繁多。为什么呢？法令一多，那么内外衙门，在大官只遵守成例，每多查驳的烦扰；在有司只畏惧功令，有不暇救过之虑。岂能计及民生的休戚，而施行抚育的仁政呢？而且因为丛迫之际，以致左右作奸，那么民生越发受困了。如果政治一

译回归简易之道，那么大小臣工各自拥有闲暇安乐的精神状态，衙门中的差役们也不会施展阴险狡诈的手段。这样，祸害不待铲除便自行断绝，利益不待兴办便自然广布，不必刻意谋求民生安乐，民生自然得以安乐。所以自古以来只称颂宽大为美好的政治，从未听说以法令繁琐为善于治理的。一种法令确立，便会产生一种弊端，所以法令越多，弊端就越滋生。既然弊端滋生是因为法令繁多，那么挽救弊端的关键就在于减少法令，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向来立法严密，其本意在于消除弊端、安定百姓，哪里知道弊端反而由此滋生，百姓反而由此受到骚扰呢？恭敬地逢遇我皇上智慧仁德天赋异禀，知道军政大计遵循陋习，知道考核期满评定等级时放纵营求钻营，于是毅然停止这些做法；知道四部考核成效繁琐且弊端丛生，于是归并到户部统一核算；知道各关卡差官骚扰商民，于是责成地方官府征收。天下官员、百姓和商贾已经享受到无穷的福泽，这就是多事不如省事的明显效验。今日寻求治理的方法，不必远效古代圣王，只需就皇上这一念头加以扩充，将六部现行的条例事例，命令他们逐件研究讲求。如《尚书》所说：“故意犯罪，无论轻重都不宽恕；过失犯罪，无论轻重都予以宽宥。”只将那些贪婪暴虐、奸邪自私、明知故犯的人，按照条例惩处；其余因公务而获罪的人，一概免除琐碎的议论。减少再减少，直到减少到不可再减时，才保留那些重大且重要的法令。这样法令简明，大官容易统筹核算，地方官员得以舒展手脚，才能共同讲求安抚百姓的方法，从而顺应民生、挽回天象就不难了。

译请省奏销驳查疏 康熙九年

给事中姚文然

题为请求谨慎处理奏销中的驳查，以节省冗杂的奏章，从而节省皇上睿明辛劳的事。臣认为，奏章中最繁杂的，莫过于奏销中的驳查。但是，如果钱粮款项尚未理清，驳查是绝对不能省的。如果说省去驳查，那就不对了。只有那些不该驳而驳的情况，导致内外官员屡次上题、屡次覆奏，频繁烦扰皇上的圣听，这类情况，确实是可以省的。臣举一两件事来说明。比如湖广省康熙六年兵马购买豆草等项，价值共计五万余两。起初经兵部覆奏湖北巡抚刘兆麒、湖南巡抚周召南关于康熙六年钱粮奏销的两道奏疏中，都说草价与定价相符，豆价比上年减少，都应准予报销。在康熙七年五月、九月分别奉旨依议钦遵在案。然而，七年九月兵部覆奏湖广总督张长庚关于报销康熙六年兵马钱粮的一道奏疏中，又称豆草价值已虚高，难以照算，请求敕令该巡抚覆核减价具题等语。臣查康熙六年该总督报销湖北、湖南的豆草，就是湖南北两巡抚所奏销的豆草，三道奏疏本属一事，款项价值相符，为何在三个月之内，一次允准，一次驳斥呢？到了康熙八年二月及五月内，湖南北两巡抚具题，该部两道奏疏覆奏，都说豆草等价，查已在康熙六年钱粮奏销案中准予报销在案，均无需再查议等语。这是康熙七年先准予报销，康熙八年后来照旧准予报销，那么中间七年九月内的那一次驳减就可以省去了。省去这一次驳斥，之后该巡抚两次具题，该部两次具覆，都可以省去了。又如广西省郁林、三里、全州等营，屡次经略臣洪承畴、该总督于时跃等题准该营全额支发战饷，历年奏销没有异议。然而，兵部覆奏广西省康熙四年、五年奏销钱粮的两道奏疏内，将各营所支战饷数万余两，都驳令追扣。屡次经督抚提臣上疏请求免追，兵部覆奏不允。最后该巡抚金允祖两道奏疏具题，该部在康熙八年八月及十二月内两道奏疏具覆，都说该总督卢兴祖在康熙六年具题，减战兵改为守兵，这四年、五年战兵支过的钱粮，都是未定之前支给的，相应免扣等语。这是顺治十三年、康熙元年，屡次题准全额支发战饷在先，康熙八年题覆照旧免扣在后，那么中间奏销康熙四年、五年钱粮奏疏内的两次驳扣就可以省去了。省去这两次驳斥，之后抚臣屡次上疏请求免追，该部屡次上疏具覆，都可以省去了。这是臣所举奏销的两个案例，都见于章疏之中。旧例除了奏疏之外，还有驳单。胥吏查册呈单，多的达到数十件，其中难道没有不该驳而驳的吗？臣想，户部与其他各部不同，钱粮款项千头万绪，卷宗案件牵连数年。言事者花费数月查核一两件，事后指摘很容易；任事者一天处理上百件，当下稽查很难。因此反复思考，该部事务既然因为繁杂而变得困难，必须寻求从简化的方法，而寻求简化的方法，首先要从详尽开始。大概省去应该省的是简化，先辨别应该与不应该的是详尽。历来堂官把握纲要，司官把握详尽。臣请求用三句话概括说：司官能详尽，堂官就可以简化；人能详尽，事就可以简化；开始能详尽，后来就可以简化。恳请敕令该部，详细告诫该司，凡遇到驳查的款件，无论列在奏疏还是开列清单，最初都要加详慎。如果有涉及两个司的，必须彼此移文覆核明白；有卷宗牵连远年的，将旧案细查原委。部例统一，则断绝两行之路；旧案熟悉，则收束胥吏之权。应该驳的必驳，不应该驳的就省去。这样，对内可以节省章奏的繁杂，对外可以省去驳查的累赘。

请简承追章奏疏

王奂曾

伏见我朝立法，远超前代，提纲挈领，百事俱修。就像吏部考功司，职掌议处事件，号称最烦。然而钦部事件处分则有汇题，盗案处分则有汇题。至于正项钱粮奏销，户部会同吏部，一省各一次具题。以及盐课、驿站等项奏销，类皆先有常期分省总题。凡是定例在前，罗列题明故事，可以不烦而整齐易结。唯独杂项钱粮，户、刑、兵、工各部，随便将承追未完的官员，移交吏部议处。吏部有合并四五案具题的，有合并二三案具题的，也有一案具题的。虽然因便并省，而一年之内，这种处分犹不下六七百疏。加上督抚原题，一年或至八九百疏。章奏的烦扰在此最为严重。我皇上励精图治，万虑周详，即使不以烦琐为厌。然而臣子之道，列在言路，如果有一得，可以辅佐圣政，无烦圣虑的，谊不容苟默已也。臣以为承追未完处分，自有定例。而参处之时，则总以其人之承追不力为词。可否令各省巡抚，每年将该省州县承追杂项钱粮的官员，查明案件，行令每处分晰完欠项款，各造一册。定于奏销正项之后，具疏总题。各部按册核明，会同吏部，通作一本具题。处分仍照定例，自该

译从官员到任经手之日开始计算。对于承追一年以上未能完结的，降俸督催；其原参劾之人，也仍照定例罚俸督催。这在办事上非常清晰，在题奏上非常简略，提纲挈领，没有比这更便捷的法子了。

臣还有请求：各省亏空的案件，有承追十余年乃至二三十年的，年年参劾处分，却始终不能完结。这究竟是因为家产已经耗尽吗？州县为何不出具结状详报？司、府为何不附加结状转详？该省巡抚为何不依据结状担保题奏？如果还有家产可以变卖呢？该州县身在地方，按户籍可以查考；该知府作为亲临的上官，严查是可以查得的；该司、该抚如果确实认真督催，按日计算即可了结。然而他们既不具结担保题奏，又不尽力催办结案，致使国家徒有追比的名声，最终得不到完补的实际效果。拖延岁月，视为理所当然，官员旷职、事务废弛，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臣请求敕令户部通查目前各省亏空未完的案件有多少，每案的数目有多少，其承追从原任到回籍共经历了多少年，造册进呈，并命令各该省巡抚逐案详细核查，究竟是何原因导致长久不能结案，务必明确限定日期，具疏奏闻，尽力清理积案。在外不徒具循例报参的虚文，在部不徒侥幸驳查以谋私利，体恤国事、奉行公义，实心处理政务，这也是振作众官积弊怠惰的一个方面。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误，恳请敕令户部议覆施行。

译恭敬地陈述时务的奏疏，顺治十七年，给事中姚延启上疏：

我恭敬地阅读了皇上的谕旨。因为天旱灾变，皇上引咎反省自身，命令臣下可以极力陈述时事，放宽忌讳。臣谨从时务中挑选出关乎君主德行、对国家民生有益的事项，列为七条，恳请皇上垂察。

第一，进言的各位大臣首先应当优厚抚恤。设立言官，原本是以补正君主过失、直言规劝为职责。如果只纠察臣下，而不敢匡正辅弼君父，那么满朝都是唯唯诺诺之人，何必重视直言敢谏之士呢？如今皇上谕旨中所说，顺治十三年有言官被处分的，如季开生、李〇等人，刚直犯颜，已经身死荒野。恳请皇上特别准许他们的骸骨归葬，家属还乡，并加以优厚抚恤，以彰显敢于进谏的忠魂，以昭示转危为安的盛事。其余被流放、降职、革职的大臣，也各自加以录用，依次提拔任用。那么天下人无不欢欣鼓舞称庆，从此忠直刚正的风气，将普遍振作，不至于仅仅把圆滑逢迎作为保全自身家禄地位的长策了。

第二，刑狱应当恢复旧制。本朝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清楚地知道该趋避什么。如今屡次奉皇上谕旨，增改律条，使人耳目惶惑混乱。比如没收财产充公的令，原本是为了惩治贪婪，然而法律越严而贪风不止。如今又改为“席北”（指某种宽纵或特定处置），大贪大恶，反而像吞舟的大鱼一样漏网。又比如因为民间违法的人多，所以增加杖罪罚赎的条例。如今贪污的官吏，反而借此来害民，赎金全部落入私囊，愚民不知真相，怨恨归于朝廷。又如为了警示徇情的官员，将审理不公者拟判死刑，立法太重。此后刑官迎合风向、揣摩上意，想要免除自己的祸患，便枉陷人罪，以苛刻为明察，以杀戮为威严。怨愤叹息之气，上冲天和。这尤其是近日旱灾由此产生的原因。恳请皇上恩泽广布，重新改过，除去新法，完全恢复旧条，那么天下人欢呼解除罗网，上帝必定立刻降下甘霖。

第三，催缴钱粮不宜太急。天下的百姓有圈地的痛苦，有逃人的痛苦，有喂养马匹供应大军的痛苦，有封船的痛苦，有纤夫的痛苦，有打造战船的痛苦，有藩王府剥削的痛苦，有驿站骚扰的痛苦，有盗贼焚掠、海寇出没的痛苦，又有水旱不时发生的痛苦。天下原本并未太平，民生原本并不丰裕。如今不问疾苦，一概责成缴纳十分之钱粮，而此外又有私摊私派，有时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陈德兵马经过，强行摊派车辆，就缴纳了四万余金。像这类超过正税的，不知有多少了。近日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供应兵马，运送草料，运送钉铁，运送油炭，运送造船用的木材桅杆，行军居住都要供给，十室九空。目前的急务，认为应当征收当年的税赋，将带征的旧欠宽缓，以显示体恤民生艰难之意。至于用兵的地方，更希望格外加以抚恤。这在皇上厚待臣民、安定社稷的仁德之中，不是臣愚昧所能臆测的。

第四，地方官人才遭受摧折太急，应当从宽并长久任用。钱粮积欠，不是因为地方百姓贫穷，就是由前任官员遗留下来的负担。即使让龚遂、黄霸再生，也不能立刻起死回生。如今不敢多举，摘取治理政绩特别卓著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华，太仓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国梓，绍兴知府王廷议，湖州知府刘愈奇等，都有操守有才能，名声显赫。钱粮旧欠未完，一概令其贬谪罢免，小民拉着车辕哭泣，无可奈何。皇上想要开创长治久安的基业，必须重视爱护百姓的官员。臣愚以为凡是考核成绩应当降职革职者，恳请皇上敕令巡抚巡按考察其治理政绩，如果民心爱戴，不妨特别上疏请求留任，带罪任职，那么长久任用廉洁能干的官员，可以避免频繁更替的痛苦，百姓有所依靠了。

第五，军饷不足，度支告急，土木工程似乎应当停止。如今户部工部钱粮日益短缺，即使内库所积，又能有多少。各处新旧大军月饷，拖欠动辄半年，呼救无门，苦于无法应付。国库金钱，与其耗费在神宫佛寺，不如储存起来以饱将士战马，赈济饥荒。恳请皇上圣裁，斟酌可以暂缓的停止，那些万不得已的，也恳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因旧增设，不得分外浪费。省下一分就留下无限民脂民膏，节省一毫就养活无穷命脉。昔日汉文帝想要建造露台，而爱惜百金的费用，认为这会破败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所以能够逐渐达到殷实富庶，府库充盈，海内安定。前事可以作为明鉴。

第六，贤路不宜太窄。天生人才，原本是为了供国家使用。所以宋太宗看到制科取士，说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了。我皇上屡次开科，网罗贤才，超越往昔。而近来因为士风败坏，认为多收不如少取，于是将生员童生入学科举的名额，减之又减，大县只进十五名，科举也裁减了一半。私下担心读书的人日益减少，既不做农，又不做儒，那些怀才负气的人，好勇疾贫，必定会抛弃诗书而成为盗贼之首。听说近日南方盗贼，多有废弃书本不读之辈。学校的设立，原本是为了培养俊才良士，也是用来牵制奸猾之人。恳请皇上圣裁，仍然恢复三年两次进学的旧例，乡试会试的中额，也再加以扩充，或者比

译旧例稍微减少三分之一。让那些豪放不羁的人。不至于因愤懑而放纵废弃。铤而走险。这也是安抚平定社会的最重要举措。一、服饰的颜色等级不可不加以辨别。历代帝王。创立制度、制定礼仪。衣冠的形制。原本不必相同。但贵贱的等级威严。哪里能容许没有区别。皇朝定都。已经十七年了。君臣的礼服。与官员役卒的冠帽。分别不大。混淆得太过分了。恳请皇上诏令礼官广泛采集前代的制度。斟酌增减。务必在大清的衣冠制度中。仍然显示上下尊卑的体制。作为万民瞻仰的榜样。尊崇朝廷而重视君主。名分也就不必担心被轻慢僭越了。以上七条。都是臣平时心中所想的。现在有幸遇到皇上颁布恩德之言。渴求进言如同口渴。谨据实情陈述。伏请皇上明察。

译致安徽李方伯

您任职多年，声望和政绩在朝廷内外都显著传播。我还担心治理百姓方面有所缺失，所以跨越两千里来向愚钝的儒生请教。现在才知道您所到之处都被称赞为贤能，确实不是偶然如此。安徽各郡，官吏百姓共同忧患的，没有比采铁更严重的了。起初定额仅七万多斤，上级官府上奏说应当拨移到产铁的地方，户部驳斥并责备，反而增加到三倍。从此没有人敢再提及此事。如果能与主管官员详细商议，禀报上级官府秘密上奏让皇帝知晓，并且暗中安抚户部及内府各位郎吏的心意，然后公开上奏请求，那么就没有以前那种被阻塞压制的问题了。又凡是危害已经显现的，人们知道担忧；而潜伏积累在无形中的，则人们蒙昧不知。过去遂宁张公子担任怀宁县令时，说《周礼》中荒年救济的政策，放宽山泽的禁令，让百姓得以随意捕鱼砍柴。从此以后，每年小灾歉收，恶民千百成群，决堤毁坟，无法抵御制止。古时候山泽隶属官府，所以放宽禁令来便利百姓。现在则是百姓力量自行经营，租税赋税的来源，可以任由他们互相掠夺吗？因此三十年中，陆地上远离住宅的池塘，百姓都弃置而不从事繁殖养殖。柴火和鱼的价格上涨三倍，使得常有的利益在潜伏昏暗之中坐失，而作乱的心思在治理平定之日产生。如果不早日遏制其源头，日后必定成为祸乱。从前宓子贱治理单父，齐国军队将要到来，父老请求说：“麦子已经熟了，请让城里的人自己收割。”传话到郭门三次请求，宓子贱不允许，说：“宁可让齐国人收割，如果让百姓产生自取之心，这种创伤必定多年不能平息。”这是孔子的门徒，深刻明白先王以道义确立百姓的根本之意。其他因法律长久实行弊端产生而应当革新的，如设置总甲来稽查窃贼，却成为盗贼的主谋；江边设置汛地来防备大盗，却成为盗贼的巢穴；乡里设立乡约保正来平息争端察明诉讼，却导致争辩繁多，壅塞蒙蔽产生。您长期在南方任职，听到这些必定熟悉了。如果能与主管官员详细商议并改正整顿，使得贤良的主管官员奉行有成效，那么将这种方法推行到各郡，不是一时的利益。以上所陈述的，有的关系到上级官府，有的责成主管官员，有的与同僚商议，您都可以作为关键枢纽。至于官场中的事务，凭借您的仁德明智，必定早已周全地掌握了次序，不需要我冒昧地告知了。

敬陈亲政四事疏 嘉庆四年 御史何道生

我们皇上在亲政之初，就下达了直言进谏的诏书。所有臣子，自然应当各自抒发所见，以备采纳。臣的职责是进献规劝，谨将个人见识所及，列为四条。

第一条是禁止进献。恭敬地想到已故太上皇帝至圣至明，没有细微之处不被洞察。先前因为各省督抚在土贡之外，偶尔陈设玩赏之物，曾经降旨禁止告诫。确实因为督抚是封疆大吏的表率，首要重视廉洁。如果进献的路径一旦打开，那么不贤的人就可以借口进献御用之物，向属员勒索，层层递取，必定导致派累民间。因此加以告诫，圣意非常深远。各位臣子自然应当凛然遵从圣训，不得再萌生旧的念头。只是我们皇上亲政伊始，确实担心督抚之中，有以此作为尝试的人，不可不防范其渐长。恳请皇上申明圣训，晓谕各位臣子，使他们知道太平盛世不珍视奇异之物，各位臣子只应当磨砺廉洁的节操，洁身自好，以辅助皇上治理，那么吏治的源头就清澈了。

第二条是整顿吏治。亲近百姓的官员，知府知县最为重要。近年川楚教匪滋事，多由知府知县不尽职引起。知府知县不尽职，又多由督抚徇私庇护引起。知府知县的贤与不贤，只看督抚如何转变。作为督抚，如果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廉洁奉公，循良者必定提拔，贪婪劣迹者必定惩罚，那么一省之中，虽然不能全是良吏，但上行下效，大法小廉，都知道羞愧奋勉，作奸犯科的徒众，自然没有容身之地。现在的督抚，不能整顿属员的，一半由于不能端正自己，一半由于回护处分。只有没有瑕疵的人可以责备别人，自己不正，怎么能驾驭下属？而守令获罪，督抚司道都有失察的罪过，所以隐忍不发，以观察后效的有之；互相蒙蔽，苟且求无事的有之；因循姑息，以致酿成事端的也有之。这确实是当今急务，不可不大力整顿的。恳请敕令下部臣，此后各省守令有因贪污不职败露，或因科道论劾，或因士庶控告的，必须严究其上司各官徇私庇护的罪过，以警戒官场邪气。至于各该督抚自行参奏的，其从前失察的罪过，不妨稍加宽恕。这样大概地方大吏，都知道自顾考核成绩，无所回护，而吏治可以整顿了。

第三条是通达百姓隐情。恭敬地阅读圣谕以百姓隐情为念，而想要其上达，这确实是圣王治理的要道。百姓隐情未能完全上达的，一半由于督抚徇私庇护，不能整顿属员；一半由于上控的案件，不能彻底根究。向来凡有上控的案件，或交给该督抚提审，或钦差大臣质讯，而统计所办的案件，归罪于地方官吏的，不过十之二三；归罪于原控之人的，往往十之七八。否则不过马虎了事，归于两败俱伤。推究其缘故，都由于外省回护的恶习，牢不可破；而弥缝的巧术，更属多端。所以前往审讯

译派遣的人选。即使是像矢正、矢公那样擅长断案的人。而本省的官吏。一听到钦差大臣的消息。就会把全案的情况。捏造掩饰、粉饰装扮。不留下丝毫破绽。查办的人。很少不受到他们的蒙蔽。至于钦差大臣所经过的地方。州县负责供应接待。其中的弊端更是说不尽的。皇上派遣的大臣只有一两名。随带的司员只有一两人而已。大臣和司员所带的家仆。比规定的数额不止多出一倍。所到之处。借着钦差的威势。鞭打州县负责办差的差役。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乡里不得安宁。公馆里的陈设。被席卷一空。即使所审理的案件。毫无冤屈。而沿途已经不堪其扰了。恳请以后凡是有向上级控告的案件。如果与总督、巡抚没有牵连的。就交给该总督、巡抚根据实际情况审理办理。如果牵连到总督、巡抚。恐怕他们会包庇袒护的。立即将犯人提解进京。交给刑部大臣秉公严加审讯。务必做到真相大白。以形成公正的判决。如果有必须亲自到当地勘察情形的。交给邻省的高级官员。就近查勘。分别上奏或行文通报。归入案件办理。这样驿站就不会受到骚扰。而民间的疾苦就能上达天听。

译第一条是整顿驿站政务。国家设立驿站，凡是马匹和夫役，都有定额；草料、干粮和夫役的费用，都有奏销的规定。原本对民间百姓毫无扰累。然而各省地方官员奉行不善，借差使的名义，打开科派的路子。将马价折算向民间征收，将草豆摊派到乡里缴纳。一旦遇到紧要的差务，格外派累百姓的有之；差役拘捕民间行旅的骡头马匹，充抵驿骑的有之。于是州县中贤能的官员，无不把冲要缺分视为畏途；而不肖的官员反而把冲要缺分视为要缺。以至于一旦担任冲要缺分，无论贤能不肖，都把办差作为要务。他们的精神才干，一半用于筹划夫马，一半用于奔走伺候。加上下程铺垫，需索征求，应接不暇。即使是有循良之德的官吏，也只有低头下心，以侥幸免于赔累为幸，断不能尽心于民事。那些无能的官员，又都纵容胥吏役夫，多方勒派。地方的脂膏，被剥削得愈深；奸恶蛀虫的囊橐，分肥得愈厚。而贪婪欺诈之人借机中饱私囊，填满其贪欲，更不必说了。恳请皇上敕令各省督抚申明定例，转饬有驿站的州县，遇有差务，务必按照部颁勘合规定的夫马定数支应。如有不遵定例、额外需索者，立即直接揭报部科。各督抚仍责成道、府官员，不时稽查。所属州县，如有借口办差，派累百姓者，立即揭报参奏。倘若隐瞒不办，被其他途径发觉，即将该上司一并严加议处。如此严切训谕，使各人知道警戒畏惧，庶几驿站政务得以清厘，而民间没有科派了。

敬陈治理云南实际政务的奏疏，出自《云南通志》

蔡毓荣

云南地处边荒，刚经历战火，与太平时期的内地截然不同，不是可以悠闲从容治理的时候。一切整顿地方、安抚民生，务必以实心推行实政。如果因循苟且，粉饰太平，就不是皇上责成臣子治理，以及臣子率领下属报答皇上至意的本意了。自从任职几个月以来，广泛咨询利弊，全力兴利除弊，总期望上下一心，勤求治理。无奈治理这片土地的人，有的因为瘴疠容易侵染，接连病故，所以荒残难以恢复，触目惊心，大多有早晚求去的心思；否则就把守边俸禄作为等待调迁的计策。云南官吏中真正打算对云南有所建树的有几人呢？如果不申明严密的考核功绩条例，特别颁布考成命令，大力振作整顿，逐事讲求，就不容易振兴积弊而成就长治久安了。所谓实政，第一在于恢复丁口和田地。此前死徙的人丁、抛荒的田地，已经据实勘明题报。如果只是觊觎蠲免的命令，不为补救谋划，长久这样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成什么景象？又或许空谈招徕，而没有安抚；捏报开垦，却摊派包赔。何时才能人口繁盛且富裕呢？那么开辟荒芜、谋求生聚的实政应当立即推行。第二在于广泛种植和畜牧。云南百姓既然庆幸重生，却无以谋生，这种形势不能长久。务必因时因地之利，开辟衣食之源。现在将无主的荒山，劝民种树；近郊的空地，给令灌园。只要瓜壶枣栗等微小的作物，各得其养；鸡豚狗彘等牲畜，不失其时，哪里会由不足变为盈余，而剥落后不易恢复呢？那么考核种植、稽查畜牧的实政应当立即推行。第三在于充裕积储。云南在万山之中，产米不多，运粮不便。臣此前奏疏请求开捐事例，用来充实仓廪，也是因为官兵交瘁的地区，常平义仓虽然已经修举，不能指望旦夕见效。然而如果把常平义仓当作例行公事，虚报损耗积蓄，暂时塞责；又或许不知重视粮食、重视农业，导致耕三余九，怎能做到有备无患呢？那么劝积谷物、充实边防储备的实政应当立即推行。第四在于兴办教化。云南百姓陷溺数年，所习见的，都是灭理乱常之事，几乎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了。现在既如长夜复见光明，返归正道、坚定志向，全在此时。臣已饬令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在朔望讲约，阐扬圣谕，以感动其天良；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予月廪，风示乡里。但人情大抵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如果作辍不常，怎能长久教化成功，而保证百姓没有邪恶呢？那么革除民心、兴办民行的实政应当立即推行。第五在于严行保甲。云南在反正之初，逃兵逃人，以及逆藩旧人窜伏者，正复不少。臣此前奏疏请求责成土司稽查之法，已蒙睿鉴允行。尤其需要严督有司，肃清内地。只要深山穷谷、城市乡村，没有一个脱漏牌甲的人，自然没有一个容留奸宄的地方。只恐奉行不善，反而以编设扰民；又或许徇编设之名，一报册结，便以为了事，漫无督察。这是有治法无治人，怎能以虚文收实效呢？那么清除逋逃、平息盗贼的实政应当立即推行。第六在于通商贾。云南道路险远，舟车不通，商贾罕至。吴三桂时，游棍夤缘充当税官，市棍夤缘充当巡役，物无大小，地无远近，或一地而两税，或二三十里一税，到处搜求，甚于截路。操奇赢者裹足不前，是有原因的。

现在蒙恩悉除弊政，臣已严檄所司，悉照经制额税征收，其余痛加禁革。

译仍然申明并严格规定塘汛的纪律。不允许借盘查诘问之名，暗中肆意勒索搜刮。同时会合命令满汉官兵，不允许以低价强行购买。然而市场尚未聚集，各种货物尚未流通。一粒粮食、一丝丝线，其价格都比其他省份高出十倍。军民困苦不堪，长久这样下去，百姓将如何穷困潦倒呢？如果地方官员能够用心招揽，多方安抚体恤，彻底清除税收中的弊端，永远废除额外的征收，那么昔日市场繁荣、人来人往的景象，难道不能在边疆重现吗？因此，为了清理关卡市场、鼓舞人心使人们乐意前来，必须立即大力推行。

一是崇尚节俭。仕途的奢侈与节俭，关系到吏治的清浊。节俭或许不至于导致大贪，但奢侈则不可能保持小廉。自从吴三桂逆贼掠夺百姓财物，放纵自己的欲望，他的党羽都沉溺于美食华服之中，其骄奢淫逸酿成了僭越作乱，由此可见奢侈与节俭尤其关系到治乱，这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云南的官员，身为万里之外的官员，带着衣裘破旧、钱财耗尽的身躯，处在土地贫瘠、百姓贫穷的地方，如果不像寒酸儒生那样约束自己，又怎能保证他们是好官呢？人没有两用的心思，难道有一心追求声色货利，又能一心忠于职守、为民依靠的人吗？我常告诫各级官员，约束口腹之欲，习惯穿洗旧的衣物，减少随从，杜绝馈赠，停止宴饮游乐，摒弃玩物。这固然已经惩戒了纨绔习气，遏制了逸乐萌生的念头。然而人情往往容易放纵而难以收敛，怎能期望勉强做到的人几乎达到自然的状态，长期让官员清贫而百姓富足呢？因此，为了爱惜物力、端正官风，必须立即大力推行。

一是废除杂派。禁止杂派的规定，全国普遍遵守，唯独云南官员倚仗地处边疆，毫无顾忌畏惧之心。云南百姓只知道有漏网的条例，习以为常。所以往日各地，有当月里长，有值日里长。凡是地方官员日常使用的辛工、纸张、油烛、柴炭，一切供应食物，以及应付往来差使、庆贺节令生辰，都从里长那里取用。甚至各衙门雇佣胥吏、使用夫役工匠，无一不摊派给里甲。又有上级官员，各行地方官员采购鸡、牛、羊、米、豆、布匹，细到槟榔、蔬菜、水果之类，地方官员指出一项，实际摊派十项，低价剥削百姓，百姓痛苦难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已经严厉禁止革除，有犯必行纠察。然而耳目难以周全，法令久行容易被人玩忽。不依靠贤能的地方官员共同敬畏国法，切实体恤百姓艰难，又怎能杜绝弊端、风气清明，以涵养地方的元气呢？因此，为了遵守禁令、免除苛敛，必须立即大力推行。

一是抚恤无助之人。鳏寡孤独，是王政首要关怀的对象。何况全云南都是战乱遗留的百姓，又遭遇溃败贼寇的杀戮掳掠，瘟疫流行的惨状，有的父兄全部死亡，年幼而无依靠；有的子女全部亡故，年老而无赡养；有的失去了妻子，有的丧掉了丈夫；甚至有一户家族仅存孤寡一二人，一个村屯只留下妇女老幼十几口的。分离哭泣的景象，不忍心看也不忍心听。我虽然倡导率领地方官员，酌情进行赈济抚恤，然而壶浆之德，曾不能维持一朝。如果地方官员没有同样的忧患之心，没有曲折周全的生全之法，这些孤苦无依等待死亡的人，将依靠什么呢？因此，为了延续百姓性命、挽回天和，必须立即大力推行。

一是停止滥差。州县差人下乡，上级差人下州县，危害是一样的。钱粮案件，各自有限期，军民如果抗拒违犯，地方官员何难申究？地方官员如果迟误，司道府岂敢不揭发参劾？何必依赖差役催促来辅助他们的风力呢？况且云南省的陋习，督抚衙门的员役，竟然能与地方官员分庭抗礼，司道也擅自设立承差，公然凌驾于地方官员之上。一接到差牌，索要人夫，索要供应，索要规礼，甚至咆哮公堂，锁拷经承。欲望填不满，取回回文销差罢了。这对公事有何裨益，只是有害于官民。我在任职之初，就已经严厉禁止，仍然设立稽查差役的印簿，命令地方官员按季度登报。积弊逐渐消除。然而如果不是奉行的官员，各自以息事宁人为念，实行久了，保证没有阳奉阴违。等到事发之后处分随之而来，地方的骚扰已经很严重了。因此，为了减少差役催促、平息百姓祸害，必须立即大力推行。

这十件事，在内地或许被视为迂阔迟缓，在边疆则最为急切。我已经督促劝勉兼行，正是各官员努力从事的时候。如果不请求圣上特别颁布诏语，怎能激发他们震动敬畏、恭敬谨慎的气概？即使其中已有通行定例，尤其必须请求部里行文申饬，特别显示劝惩。凡是边俸已满两年的，就按照这十件事，考核他们的十项政绩。如果确实田地已经开垦，户口已经增加，树木牲畜已经繁衍，积蓄储备已经充裕，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平定盗贼消除奸邪，市场繁荣，奢侈不作，正供之外，全部免除，无助的百姓，救活很多，官差足迹，终年不到州县乡村，这才是真正的循良官员。督抚查明奏闻，部臣核实请旨优升，以示鼓励。如果把这十件事当作具文，经过两年之久，仍然没有成效，也听任督抚题报，分别处分。这样边疆官吏争相自我磨砺，共同勉励于实心实政，而残破的边疆从此就会起色了。

译途中见闻入告疏

杨桩

臣蒙受皇恩，被派遣前往陕西、四川祭祀山川。在请求训示之时，当面奉到谕旨：途中所闻所见，凡与吏治民生有关者，要直言陈述，不要隐瞒。臣如今事务完毕返回京城，将所有见闻，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其一，臣听说种植桑树的制度，在《孟子》中记载得很详细；七十岁穿丝帛，在礼经中有规定。四川成都等府，纺织业颇为兴盛，只是制作华丽奢侈，不适合民间日常使用。山西泽州、潞州、绛州等州府也是这样。直隶、陕西地区，则纺织很少，即使有也不视为急务。臣想，《禹贡》九州中，只有冀、雍、梁三州，不贡献丝织品，怀疑不是土地适宜种植。然而《豳风》诗中说“蚕月条桑”，八月绩麻；《魏风》诗中说“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周礼·职方氏》说正北是并州，其物产有利布帛；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子弟穿衣有余裕。这些都在今天的陕西、四川、直隶、山西境内，也就是古代的冀、雍、梁三州。由此可知，《禹贡》三州没有丝织品贡献，是因为雍、梁二州有织皮，冀州不用贡献罢了，并非桑树有适宜和不适宜的区别。汉代崔寔任五原太守，当地风俗不知道纺织，冬天没有衣服，堆积细草睡在里面。崔寔卖掉储备物资，到雁门、广武迎接纺织师傅教百姓纺纱织布，织成粗布和棉絮，百姓得以免除寒冷之苦。松江府原来没有梭布，明朝万历年间广东一位老妇人教他们，于是成为风俗。五原如今是河套外的地方，越地的老妇人只不过无能罢了，纺织的好处尚且能这样，何况《禹贡》九州的领域，加上官吏的训导教化，利益自然比从前增加十倍。臣请求敕令直隶各省督抚，通行州县，有能纺织的，不要追求华丽奢侈无益的装饰；不能纺织的，官府发放纺织工具，迎接善于织布的人做师傅。不出三五年，百姓自然勤于纺织，布帛就可以有余了。

其二，黄河水势东西不定，河滩田地，坍塌涨溢没有常态，常常昨天本是河流，忽然就淤积成陆地；也有如今正在耕种，水来就成了河流。这不能作为百姓的恒产，也就不能充作州县的正规赋税。臣从山西永济县渡河，到陕西潼关县，听说沿河地方，过去因为蒲州、朝邑争夺边界，派遣官员踏勘，不论地形高低，一概升科征税。如今两省都面临水患，小民完纳赋税不前，常常多有赔累，徒有增加税额的名义，没有得到升科的实际好处。伏乞敕令山西、陕西督抚，逐一勘明，那些实在的高地，不担心淹没的，照旧升科；如果是低洼地区，请将所增加的粮额，永远豁免，这样百姓才鼓励开垦而没有后患。

其三，臣见如今议论钱法的人，都说铜少。臣愚昧地认为铜少的原因，是由于下洋太多，而众人都说铜有赖于外洋，这是大错特错。臣考察三代以来，钱最多的莫过于汉代。史书记载元狩年间以前，国库里的钱串子绳子腐烂了也无法计算。初元、永光年间，内库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王侯将相百姓之家，富至巨万千万，或者数百万，都是钱。大司农及民间日常使用的钱，还不在这数目中。钱多到如此程度，又用铜来制作兵器，制造器皿，终究不担心缺乏铜。大概那时海洋未通，用中国的铜，只供应中国的用途罢了。东汉以后，海外国家渐渐到来，中国的铜才开始减少。臣听长老说，圣祖仁皇帝起初未开海禁时，民间铜器很多，盗销私铸，偶尔也有，但并未以缺乏铜为忧虑。自从海禁开放，铜才开始患少了。臣最近在四川，有人对臣说：四川、云南的铜，每百斤就有几两银子。中国的水，不能提炼出铜中的银，只有外洋能提炼出来。奸民常常将红铜卖给洋船，等银被提炼干净后，再流入中国，称为条铜。推想其他省份出产的铜，也应当是这样。所以今天洋中的铜，名义上产于外洋，实际上就是来自中国。铜之所以日益减少，质地之所以日益降低，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臣请求敕令沿海督抚，严厉谕令各州县，洋船入境，敢将红铜私自与洋船买卖的，按照硝磺私盐的法律，从重治罪。这样红铜就不能下洋，鼓铸钱币自然就没有缺铜的祸患了。

其四，臣查旧例，朝廷每有恩诏，凡是斩绞人犯，罪非常赦不原的，一概宽免；那些军流人犯，未到配所的，也蒙受皇恩释放。只有已在配所的，自顺治八年八月恩诏后，没有赦宥的条例。

臣最近经过数省，见军流人犯，有的只身远徙，骨肉长久分离；有的妻子同行，老年鳏夫寡妇，孤苦无依在异地，实在值得哀怜。臣私下想，军流与斩绞，其罪轻重悬殊。重者蒙受皇恩全部赦免，轻者却有赦与不赦的区别。军流中情罪也各不相同，有强盗免死发遣的，有命案人犯减等发配的，有缘杂犯比例遣谪的。如果是命案、盗案的正犯，中途遇赦，得以回原籍；而比例的杂犯，反而长期系留在他乡，在情理上更觉得可怜。臣请求敕令直隶各省督抚，详细查核所属的军流人犯，共有多少。除在配所已经入籍，不愿还乡的，听其自便外，其余斟酌其罪的轻重，详查其年限的远近，具奏请旨，加以殊恩，酌情赦宥。

译百姓们都沐浴在陛下初临政事时的仁德之中了。臣看见外任官员，从州县一级往下，有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的人，在直隶、山西做官；也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人，在四川、陕西做官。他们任职地点与家乡的距离，远的超过一万里，近的也在五六千里之外。舟车路费之昂贵，跋涉路途之艰难，是不用多说的。况且刚上任时，听不懂当地语言，不熟悉当地风俗，又或许因为路途遥远导致报到延误，难免造成政务荒废。更有父母健在，却独自远行做官，早晚无法侍奉，音信也很少相通。甚至那些佐杂等低级官员，离乡太远，出现冒名顶替任职的现象，各种弊端丛生。臣私下看到唐代掌管选官的官员，都是根据各地适宜的情况，任命当地的县令、县佐；宋代知县的选拔，即使距离很远，也不超过三十驿。三十驿，就是九百里。现在请求大致仿效这种用意，外任官员中，从府及直隶州以上的官员，任命时不计算距离远近；隶属于府的州县官员，离家远的不得超过二千里；佐杂等官员，参照教谕、训导的例子，就在本省选拔补任，限定在八百里或五百里的范围内。这样就能使地方适合其人，人也适合地方，对吏治和民生都有益处了。

译答复曾君的书信

魏禧

接连收到您关于兵学和治学的书信教诲，希望我能献出愚昧的意见。考虑到您的心意，我又选取了两篇文章进行批点整理。而我的浅见偶然有所触动，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想要与您互相辩正，并非敢认为您的观点不对。然而您高明好学，应当不会喜欢雷同的赞誉。兵学是治学的一部分，在天下事务中最难做到，不可以轻易谈论。其中的兵学，不过是人情罢了。又说法律都是人情变化的极致。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广大精微了。只是文章喜好断续的格调，前后想要互相工整，于是使得主旨不畅达。我私下认为，阐明事理而适应实用，是古今文章创作的根源。然而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远。因此有文采，天下的道理和事情，有不能完全用言语表达的。因此有含蓄的旨意，有难以直言的。因此有参差断续变化的方法，这些都是后来产生的。拿水来作比喻，浸润灌溉万物，疏通便利舟船，这是水的根本。而江河的流动，曲折回旋、波澜涟漪、激流泻水，这是水后来产生的，而形势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水不依靠这些来显示珍贵。兵法千变万化，不可穷尽追问，人情两句话，就已经抓住了要领，为什么不使主旨畅达呢？天下的法律贵在有一定，然而天下实际上没有一定的法律。古代制定法律的人，因为天下的不确定而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来使用法律的人，因为古代的一定而产生不确定。不只是兵学如此。至于治学，那么天下事没有一件不在其中。没有圣人创作、贤人阐述的智慧，文臣武将的才能，很少有能总括并条理贯通的。我曾经想召集各位同学有志于当世事务的人，各自根据所知道的，探讨古代论述当今来形成自己的学说。比如平居留心官制，就让他讨论古今的官制；留心礼乐，就让他讨论古今礼乐。每人负责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各自成书之后，然后合并贯通。〇它的利益，杜绝它的弊端，而且一定要使各种方法杂陈之中，首尾不相抵触。一个朝代的治理，条理分明，刚柔文质，各自适合其宜。但一定有一个朝代制作的大意，那些细微详尽的地方，与大意一定相通相连。一种方法虽然好，不能单独实行，一定要与其他方法互为表里。拿建造房屋来作比喻，斗拱、梁柱，一定要大小互相扶持。一个房间的规模形成，然后一根椽子、一根梁木，才开始有所依附。所以推究它的开始，不是一个人的独见所能办到的。总结它的结束，又不是众人的各自见解所能完成的。时间不等待我，各位同志有的阻隔在千百里之外，有的因为饥饿驱使不能完成所学。我用心研究的，大概有十几条，现在形成学说的只有五六条。至于律历、河渠、兵法，则尤其不敢置意，知道自己终身学习也不能做到的。我生平喜欢读《左传》，对于其中的兵事，稍微窥探得失，曾经撰写《春秋战论》十篇，被天下士人赏识。然而曾经自我揣度，如果任命我为百夫之长，让他攻打萑苻的盗贼，那么这百人终究不能部署，而小盗也终究不能尽数抓获。天下的事情，口头说的与亲手实践的，相差如同道路不同，如同南北万里背道而驰。何况是兵事呢？现在恭敬地呈上批点的两篇文稿供您阅览，希望您再次教诲。

答复林若洲谈论时务的书信（岭南集）

程含章

您一向怀抱贾谊那样的心怀，撰写了一部关于时务的书。您论述五忧切中要害，解答七驳详细明辨。高论宏议，层出不穷。而我前一封信说它一定会扰乱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诗经》说：“不犯错不遗忘，遵循旧有的典章。”孟子解释为遵循先王的法律而有过错的，从来没有过。大概开创的君主，大都有英明雄圣神天授的才能，又亲手平定大难，这个世道的险阻艰难，亲身备尝；天下的土俗人情，亲眼所见；前代的善败得失，耳熟能详。当时辅佐的臣子，又多虎变龙骧、识微见远的人士。所以他们坐在庙堂之上议论，垂范典则，留给子孙的，大都不是后来的贤人君主所能赶上的。从前宋神宗想要变法，司马光侍奉经筵，读曹参代替萧何的传记。神宗说：“汉朝常常遵守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回答说：“难道只是汉朝吗？假使三代继位的君主，都遵守禹、汤、文、武的旧法，即使到现在还存在也可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律，只有小有缺失的，随时增减调整。至于大经大法，不可改变。汉晋以来，唐宋元明，有不改变旧章而亡国的吗？没有。我朝圣祖、神宗继承相继，一切官礼兵刑，借鉴前明而加以精化。法度纪纲，全部具备。如果能守住而不丢失，即使万年也没有尽头。就拿海防来说，担心匪船出没无常，于是设置水师来镇守，建立炮台来防守。兵弁有制度，训练有方法，巡逻有时间，会哨有地点。桨船战船，星罗棋布。都守之上，由参游副将管辖，由提镇统领。又有兵备各道来分管，又有督抚来节制。偷惰的罢免，勤能的升迁，防守的贬谪，失守的诛杀。又担心愚民内外勾结作奸，于是编审保甲，稽查接济，严禁销赃。地方从道府以下，至于捕巡，都有查问奸邪禁止暴力的责任。互相管束，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百数十年太平的效果，都在于此。等到乾隆五十四五年，海盗

译祸患的起因，在于安南篡位的臣子阮光平父子豢养海盗，导致寇贼侵扰我国边境。等到上天降下惩罚，盗首身亡，群盗无主，争相称霸，招揽无赖之徒，肆意劫掠。于是朝廷制造米艇大船，配备兵力出海捕剿。当时太平日久，将领官吏怯懦无能，缉捕不力；地方官府也不能切实推行保甲制度；守口的官员借机营私舞弊，从而产生了接济海盗、销赃等弊端。海盗绵延不绝，直到今天，更加肆无忌惮，焚烧村庄、破坏炮台的事情，每年都要发生两三次。

皇上深切关怀沿海的商人和渔民，严旨责问。大宪并非没有肃清海疆的决心，然而将领中没有果敢锐利、忠勇之人。责备他们畏缩不前，他们便说海盗众多而我军寡少，风向不顺。偶尔有一两个稍能让人满意的，也只是搜捕一些小股海盗，姑且应付差事。对于大股洋盗，不敢过问。近来被参劾革职的将领弁兵，为数不少，但松懈怠惰的情况依旧如故。即使增加船只和士兵交给他们，也无济于事。每年捕获的海盗，最多不过一千多人，而无赖奸民受海盗雇佣入海的，还不止这个数目。被诛杀的海盗少，新增的海盗多，劳师费财何时才能有个尽头呢？

由此看来，海盗之所以不能平定，不是法律不足以约束人，而是人不遵守法律。谚语说：“扬汤止沸，不如去火抽薪。”今天的计策，只应当针对无能的将领制定量力而行的谋略，不必急于谈论作战。只应专心商议防守，多造船只，招募兵勇，分布在各港口岸边，责令将领弁兵日夜训练把守。文武同心，力行保甲，严禁接济海盗。如果有疏漏，依法必死。凡是船只没有经过挂号搜查的，不准出入。夜间港口外的船只，一概禁止。渔船只允许早晨出、傍晚归，不允许携带过多的薪米。商船和盐船，责令水师逐程护送。使海盗在外面无处劫掠，在里面没有援助。不出半年，海盗团伙必然解散。然后趁其不备，歼灭首恶，那么海盗平息，费用也可以节省。

您想要为国家谋划，却不深思远虑，却纷纷想要将国家的既定法度，一朝变更。如来信所说，应当选拔一位机谋深远、威望重大的大臣，在闽、广、江、浙各省的要地，开设幕府，仿效汉唐的旧规，恢复辟举制度，招揽人才。或者派遣使臣采访，或者允许自荐。一省的陆路，允许选拔司道官员三人，司道听任选拔副使二人，一人主管抵御寇贼，严防接济；一人在商船出洋时，抽取剩余利润，雇佣乡兵，护卫上下。水路，允许选拔提督、总兵三人，分合巡缉，各授一军，大约配备战船二十艘，米艇十艘，仍听任各自选拔咨议一人。这几条策略，我私下思考，没有一条可行的。

如今督抚的权力，不能说不重了，生杀予夺、钱粮兵刑，都是他们的职权。您又想要另外开设幕府，是要废弃督抚不用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几省事务繁杂，不是幕府所能管理的。如果仍然保留督抚而不改革，不受幕府节制，那么事权不统一，凭什么图谋成功？如果受幕府节制，无论鞭长莫及，缓急难恃，将九千多里的洋面，责成一人，让他凭空揣测、虚拟谋划以寻求必胜的策略，即使吕望再生，也不敢承担此任。我私下认为，以一省的官员，办理一省的海盗，海面情形，比较容易熟悉；兵将的勤惰，比较容易周知；指挥左右，比较容易快捷。如果选对了人，哪里是督抚不能办理海盗，何必再设立幕府，导致事务多有滞碍呢？这是第一条不可行的理由。

译国家选拔人才的方法，出身正途的有科举功名，有行伍出身；出身异途的有荫袭，有诏试，有投效，有吏员，有捐纳。我皇上亲政以来，士人上书陈述意见的，如果有可取之处，偶尔赐予录用，这都是为了广泛招揽人才。有功的赏赐，有过错的惩罚，选官任免归于内阁六部，这是重大的权柄；按等级升迁，是爱惜名器；按资历调动，是杜绝浮躁冒进；保荐必须写明事实，是防止冒名滥竽。那些有奇才异能的人，按例允许单独上奏请求，或者由皇帝特别下旨破格提拔，可以说四方之门都敞开了。您又想要恢复辟举之法，难道各路选拔都不足以得到人才，只有辟举才能得到人才吗？还是贤人君子不肯响应朝廷各路的征召，一定要等到辟举法实行，然后才出来做官呢？这只会助长虚名，对实际效果没有益处，这是第二个不可行。如果让臣子去采访人才，只依据名声，那么殷浩、庆忌那样的人就会弹冠相庆了。我担心奔竞请托、贿赂等各种弊端，会像刺猬的刺一样纷纷兴起，即使用严刑峻法来约束，也无法禁止，这是第三个不可行。考核政绩来任命官员，所以贤能的人奋勇进取，而贪婪低劣的人不能进用；如果让他们自我推荐，那么人人都成了毛遂、吴起。倘若其中出现一个只会读父亲兵书的赵括，您是怀疑而不任用他呢？那样就无法使他心服，也无法招来天下的贤才；还是把长平四十万大军的指挥权慷慨地交给他呢？这是把天下当作一次赌博。考试只是微小的名声，枷锁杖刑流放死刑是巨大的耻辱，密封搜检的考场极其严格，而枪手代考、夹带作弊的风气，尚且不能禁止，何况是凭一番谈话就取得高官厚禄，什么事做不出来呢？这是第四个不可行。司道官员，是百官的纲纪；提督总兵，是三军的主帅，都是天子的屏障大臣。必须这些人功绩显著闻名，才识卓越出众，天子才选拔授予他们职位，不像知府、副将以下，督抚可以奏请补授。您竟然允许幕府自行选择属官，认为这符合古代大国三卿、二卿由国君任命的义理。不知道古代是封建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拥有自己的百姓，所以各自可以任命自己的臣子。现在则是郡县一统，没有私人的土地，没有私人的百姓，哪里会有私人的臣子呢？把闽、广、江、浙四省，全部隶属幕府，已经管辖天下三分之一，又让他们自行选择属官，那么朝廷势轻，藩镇势强，您能保证没有结党营私、尾大不掉的局面吗？这是第五个不可行。广东的官制，三司之外，辅以六道，不能增加，不容减少，法令非常完善。您想要减少司道为三个，辅以两个副使，凭什么来资任弹压和寄托廉访呢？这是第六个不可行。贼船的到来，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固定的地点；接济的奸细，不是明目张胆的。这两者的祸患，集合全省文武的力量，尚且不能办理，您竟然责成一位副使吗？这是第七个不可行。过去招募乡兵，出海缉捕，以为胜过营兵。谁知听到贼声，惊慌失措，不战而溃。为什么呢？作战不是他们平素熟悉的，而且工价多少，谁肯舍身抗贼呢？您想要让一位副使，抽取商人的余利，购买招募乡兵，护送商人上下，粤洋三千多里，一位副使怎么能全部护送到呢？果真能护送到，我还担心他加赋害民，何况乌合之众的乡兵，必定不得力，贼船突然到来，必定遭受焚掠，商人用有限的钱财，供应无益的用途，即使刀锯陈列，也不能服从命令，这是第八个不可行。广东兼辖水师官将，一提督五镇六协七参将八游击，而陆路不在其数，不是这样不足以资任防御。您想要减少提督总兵为三个，分开则海面辽阔，终究显得单薄弱小，合起来则又顾此失彼，这是第九个不可行。粤东战舰，过去只有缯船用来护守，形制都不很大。到了乾隆五十九年，海氛猖獗，小船不能对抗大船，于是制造米艇一百艘，分派各营，每当遇到盗警，不够配备驾驶，尚须添雇商船，是不得已而为之。贼船到来，多的有百十艘，少的也有几十艘，您想要每军只用战船二十艘，米艇十艘，难道认为少可以对抗多吗？我曾半年在海上，与贼连战数次，颇知其详。大抵外海之战，与内河陆路不同。为什么呢？汪洋之中，一望无际，没有山林险阻，可以凭借扼守；没有林木遮蔽，可以埋伏奔袭。作战，只依靠船只火炮的多寡大小来决定强弱，而且有雾有雨不可战，无风、大风、逆风、逆潮，都不可战。必须天日晴明，风力适中，师船才出动。船身颠簸，发射多虚，侥幸得胜，我顺风追逐，贼也顺风逃跑，不能迅速追上，东西南北，任凭他们去哪里，不能拦截。如果到了黑水外洋，或者天色将暗，我师不得不回帆了。所以歼灭他们较难。总之，作战的时候，一定以船大船多为贵。所以以大船攻小船，如同以虎驱羊，一可当十；以小船攻大船，如同以卵击石，十不当一。因此，配备船只的方法，大船须占十之八九，小船须占十之一二。小船是准备在浅水捉贼用的，不能承担作战。我正想要添制加倍的大船，每帮二三艘，装载四五千斤的大炮，使贼不战自溃。您却多用小船，少用大船，说大船不如小船方便，也

译只是没有亲自到军队行列中去罢了。这不能算作十项罪状。

译至于用人的原则，只在提拔贤良、斥退不肖之人上用心罢了。即使在行军作战的时候，利用贪婪狡诈之人，也是不能废弃的，但一定要估量他们没有背叛之心，我可以控制他们的生死，然后才可以使用。否则，厚厚地赏赐他们是可以的，把权力交给他们是不可以的。您说富郑公想要收罗凶险之徒，酌情加以任用，作为束缚他们的计策。我认为这不过是针对那些稍有才智、不甘于贫贱的人而言罢了。至于那些乱臣贼子，豺狼成性，即使每天抱着他们喂养，也是无法驯服的。关键在于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大臣，防微杜渐，有这样的人就果断地诛杀他们，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元朝和明朝末代的君主，荒淫无度，背离正道，法纪废弛，所以使得张士诚、方国珍、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扰乱纲常。您却说他们不知道收罗任用，难道不知道这几个人，即使收罗任用，与王莽、董卓、淳于恭、温韬、安禄山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吗？治理天下的原则，只有法度与人。您对于法度想要改变旧章，对于人想要收罗乱贼。有其中一项，就足以导致动乱，何况两者兼有呢？从前王安石博学多闻，慷慨地有匡救济世天下的志向，最终因为才能偏颇、性情傲慢，把顺从自己的人当作贤良，把违背自己的人当作不肖，于是导致祸害士大夫阶层，祸及人家国。您以海门平民的身份，留心经世济民之道，忠君爱民的心意，流露在笔墨之间。如果不是豪杰之士，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只是由于您闲居在荒远之地，未能全面洞察本朝制度的精妙，于是拘泥于古代已经奏效的先例。这也是读书人的通病，不值得奇怪。希望您能像流水一样听从劝谏，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刚强而不固执，充实而像空虚一样谦逊，那么德行和事业就会日益进步，美好的名声就会无穷无尽了。如今制府发誓要肃清海疆，特意在省城设立军工局，广泛发布文告，下达给各郡县，搜罗人才，咨询治国之道。士民中有能提出平定匪患策略的，允许分条列出要点，呈递给地方官。如果地方官阻碍，允许送到省局投递。如果确实有成效立功，给予出身资格。这也是辟举的意义。您怀抱这个想法很久了，何不斟酌言辞，出来谋划呢？如果仍然坚持旧说，我愿意暂且把它卷起来收藏起来，道理越求精深，义理越求熟稔，等到事理通达，心气平和，再出来谈论天下大事，也不晚。

用魏叔子回答曾君有的书信以及这篇文章放在诸法之末，是为了警戒妄谈策略、喜欢频繁变更的弊病。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法度不会凭空施行。

卷十三 治体七 用人

平论一

魏禧

平抑自己的情感，来平抑人情中的不平。表达在口头上就是是非，铭记在心中就是好恶，传播在众人中就是毁誉，施行在事情上就是赏罚。是非、好恶、毁誉不平，那么下面的风俗就会混乱；赏罚不平，那么上面的朝廷就会混乱。这四者是相互关联而形成的。我凭什么来平抑它们呢？今天某某是这样，一定有人起来说不是这样。我不认同他的不认同，他也将不认同我的认同。今天某某不是这样，一定有人起来说是这样。我认同我的不认同，他也就会认同他的认同。所以天下的是非常常各占一半，那么我的是非有时就会穷尽。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一定要以圣人的学说作为准则。圣人的学说就像秤锤和秤杆，物品有大小轻重，用秤来衡量，各自符合其数量而停止。虽然如此，圣人的学说不足以让非圣之人信服，那么圣人的是非又穷尽了。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追溯他们的学说并攻击它，不要致力于用我的学说战胜他们。凡是学说有偏颇，一定有所遮蔽。看到小路的人遮蔽于庭院，看到深奥的人遮蔽于浅显。顺着他们的开端并剖析他们的弊端，那么他们的前后必定有所不通。我驳斥他们所不通的地方，那么他们的就会理屈。谈论道理的人就像谈论天然一样，一个人认为天外有天，我怎么能辩驳他？一个人认为天外无天，我也怎么能辩驳他？所以辩驳道理就像揉捏虚空。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这一定要用实际来证实。用什么来证实呢？回答说：古代的人不朽的有三项，叫做立德，叫做立功，叫做立言。况且古代的人不说话而功德确立，没有没有德行和功绩而只靠言语的人。德行和功绩不确立，言语虽然美好也不是正确的。我用这个来平抑。

平论二

魏禧

普通人喜欢或厌恶别人，他的喜欢不足以依赖，而厌恶没有什么害处。如果一旦掌握赏罚的权力，那么一个人的意志，足以治理或扰乱天下还有余。所以想要完善赏罚原则的人，必须先平抑好恶。我曾经观察好恶之所以不平的原因，有五种。一是本性悖逆，二是习惯邪恶，三是被眼睛所迷惑，四是被耳朵所驱使，五是受限于智慧所不知道的范围。所以能够反过来对待这五种情况，那么好恶就平了。厌恶贤良而喜欢不肖，是本性悖逆的人。喜欢他所亲近的人罢了，是习惯邪恶。有善不能选择，选择了却不能善，是耳目的过错。喜欢或厌恶他所知道的，而不能扩展他所不知道的，以己度人，是受限于智慧。况且我对于人，一定在其中有所好恶，那么就会陷入这五种情况而不能自救。所以反过来对待这五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本性悖逆的人，叫做天殃。天殃的人在千万人中，不可能一两个见到。习惯邪恶该怎么办呢？不是圣人的书不敢奉行，不是义士不敢亲近。我在古代寻求，我的好恶，在这里效法它。我在当今的贤者中咨询，我的好恶，在这里作为准则。清洁好恶的住所，那么它来的时候就有应对的方法而不混乱。被眼睛迷惑该怎么办呢？碔砆这种石头，光泽鲜明，有人认为是美玉。璞玉不雕琢，就被当作草席了。所以能谄媚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