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三户政八赋役五

译于是驱使畏缩的人去担任差役，这是形势所迫下极难处理的情况。如果实行雇役法，势必导致良民暗中雇佣游手好闲的无业之人。这些人在官府看来是充当差役，在民间实际上仍是被雇佣的役夫。只不过官府雇佣与民间雇佣有所不同，但游手好闲之人充当差役这一点是一样的。况且官府雇佣有固定的数额，民间雇佣则勒索索取没有止境。如果这些人犯法，追究起来会牵连到雇佣他们的人。利益归于游手好闲之人，祸害却波及良民，其弊端更是无穷无尽。这就是熙宁、元祐年间的大臣们，之所以各执己见而不能定论的原因。谈论治理的人，只能针对弊端最严重的地方稍作变通，难以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来概括。《周礼》中有转移、执掌事务的游民雇役之法，恐怕不是等到后世才有的。大体上，治理的得失在于官员而不在于吏役。官员如果真正贤能，那么即使实行雇役也足以治理好地方；官员如果真正不贤，那么即使实行差役也足以滋生奸邪。阅读这份奏疏的人，了解雇役的害处，从而谨慎防范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废除旧法而全部改变它，也不容易说通。至于奏疏中说，原本设置的工食银，除去冗杂的役员后扣解充作军饷，而所剩部分仍发给现役人员，这一点也可以商讨。如今赋役册上所载的各项工食银，都是百姓缴纳用来雇佣役夫的钱。如果役事应当由这些人承担，那么这些工食银固然应该发给役夫；如果役事不应当由他们承担，那么这些工食银应该退还给百姓，或者用来弥补现役人员费用的不足。如果扣解充作军饷，这是朝廷既役使百姓，又拿走了他们的钱，可以吗？先生一时的言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大胆地加以论述，是为了推广先生忧民的心意。

译田役

储方庆

当今天下只有有限的徭役罢了。哪里会有有限的田地呢？然而观察当今限制徭役的法令，便感叹古人限制田地的法令，是不完全完善的。但是推究古人限制田地的用意，就知道当今限制徭役的法令，也就是用来限制田地的。为什么呢？古人用田地来限制田地，田地多的人既然不能骤然减少，而想要分割富人的田地给穷人，却又违背人情而不可行。如果像今天这样用徭役来限制田地呢。用徭役限制田地，固然不禁止百姓拥有田地，但田地多的人苦于奔走服役都来不及，势必不能多占田地，而兼并的弊端自然断绝。这难道不是不说限制田地，而限制田地的法令，没有比这更好的吗？虽然如此，又不能没有弊端。凡是现在用来限制徭役的原因，是因为有固定的田地。有固定的田地，那么承担徭役的田地，既不能超过限额而多，也不能达不到限额而少。超过限额而多的，必定依法裁减，让一个人承担几项徭役；达不到限额而少的，也必定依法合并，让一项徭役由几个人共同承担。一个人承担几项徭役，人承受不了徭役的烦扰；一项徭役由几个人承担，徭役也承受不了人的拖累。人承受不了徭役的烦扰，而豪强隐匿占有的弊端就断绝了；徭役承受不了人的拖累，而朋党牵连拖累的祸患就产生了。牵连始于一个人身上，而均摊遍及里甲之内。正当如今立法之初，流弊已经到这种地步，又怎么能保证几十年之后呢？然而天下人都安于限制徭役，而不敢议论其后患的原因，是因为这法令可以用来惩治富人。不知道天下富人少而穷人多，现在如果惩治富人而对穷人有利，尚且不可行，何况惩治一个人的奸邪，却因此成为千万人的祸害呢？那么制定法令来补救限制徭役弊端的人，实在不可以不赶快讲求。我认为限制徭役的好处，好处在于分割富人的田地；而限制徭役的弊端，弊端在于合并穷人的田地。分割富人的田地，而官府不知道百姓的富有，尚且可以说得通；合并穷人的田地，而官府不知道百姓的贫穷，就说不通了。合并穷人的田地，而官府不知道百姓的贫穷，尚且可以说得通；合并穷人的田地，而官想要用一个穷人的身体，来偿还众多穷人的赋税，就说不通了。所以好处在于分割的，法令就用分割的方法来治理；弊端在于合并的，法令也用分割的方法来治理。合并他们的户口而分割他们的田地，田地之外不因同户而连累；分割他们的田地而仍然合并他们的户口，户口的制度不因多寡而混乱。多寡由统一的规定确定，而富人不能施展增减的伎俩；同户在催缴赋税之日判定，而穷人不至于陷入赔偿拖累的罪责。这样那么田地不必限制而已经收到了限制田地的实效，徭役未曾不限制而其中又有不限制的因素存在。将所谓限制田地的说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董仲舒、师丹等人的议论，似乎不及当今通权达变而不扰民。又何必采用世业、口分等各种法令呢？

小役册序

张超

我私下考察华邑，有大役，有小役。大役如北运细布、收兑收银等；小役是里催。近年来承担大役的人，一经点选，立刻就会破家。幸好蒙受恩赐免除，改为官府解送，小民得以稍稍安枕。这真是百年的利益啊。唯独里催这一役，传达征收正课，势不得已。但人们说大役难，小役易。不知道大役耗尽财力以完成事务，如同壮夫突然生病，稍能坚忍，仍然可以看到恢复；小役有经催、塘长、总甲等等杂差，如同孱弱孩童而患劳瘵病，不耗尽他的元气不止。人们还议论说大役难，小役易。不知道大役，或者一区几户，或者一保几户；小役则不同，只论图分，大到七八千亩，不必超过十分之外；小到七八百亩，不能少于十分之内。那些荒小之图，畏惧徭役更加严重，那么营谋卸责更加巧妙，县官竟然无计可施，因此才难。我承接十甲缺乏徭役人员，奉命编选，向神明发誓，虚心公正地采访，一手编定，并不假手于左右之人。让向来承担大役的人承担大役，则不足；让向来承担大役的人承担小役，则尚可勉力从事。所以全部免除其零星细户，以及孤寡残疾之人，责成于中等家产的人。立意似乎偏颇，扪心无愧。前次审案有图书代充的说法，图书大抵都是无赖之徒，怜悯他们不怕死，宽缓比期则贪婪津贴而侵蚀正赋，严紧比期则张贴门单而越境寻找正身，徒然增加拖累罢了。现在不敢这样。前次审案有一甲均充、五甲均充的说法，徭役没有主事之人，零星摊派，豪强者抢夺办理以自肥，懦弱者卖妻鬻子以代替比期，没有比这更不均的了。现在不敢这样。前次审案多立诡户，现在原报单，书写其名必定详细其号，注明其居并写明其业，惊疑恫喝，移张换李，现在不敢这样。前次审案如奸徒王亮生、胡升鸣、叶懋、陈沛如等，各捏造一名，浑浑沦沦，并无花户，等到轮役，按亩报补，既补复卖，既卖复补，贪婪索取无穷，仍然导致亏空，现在不敢这样。前次审案有图书匿数卖数的弊端，都由经界不清，恣意蒙混，现在特意造挨号册，自一号以至千百号，号号着落，号号着明，业户即使有荡溇、公占、沙海、荒绝等地，和盘托出，均匀品搭，自无偏枯，图书借口赔荒，经催借口无办，现在

译不敢这样做。至于根据荒废地图斟酌合并以减轻百姓劳役，追缴坊厢贴补以缓解沉重困苦，这些都是因地制宜制定法规，需要大量权衡考量。超越以往三年的采访调查，加重两个月的审议对答，打破历来形成的积习，确定五年一次的差役次序。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想必也有值得垂怜体谅之处吧。如今差役册籍都在，与当时的差役榜文，一字未改，以此来彰显诚信。抄写已经完毕，将上报各位长官，并留存县衙以禀告神明君主，因此陈述其始末，不禁言辞重复。

译均役议

章九仪

田地有田地的差役，乡里有乡里的差役。像经催粮长等项，就是所谓的田役；像支应大军经过、承值各项衙门，以及稽查奸邪盗贼、堤防火患盗窃，就是所谓的里役。田役应当从田地起征，里役应当从户丁起征。过去把田役全部归到户丁身上，导致差役不均。现在想要矫正这种弊端，却把里役全部归到田地上，差役仍然不均。必须两者得到平衡，百姓才不至于陷入极大的困苦。不如将差役分为两类：经催粮长等差役从田地起征，见年总甲等差役从户丁起征。从田地起征的，根据田地的多少，来确定差役的等级，这是容易实行的。从户丁起征的，应当遵循编审的旧例，十年大调整，五年小调整。衰败消耗的减免，贫困无力自立的免除，逃亡绝户的淘汰。选择乡里中殷实有力的人家，必须广泛咨询乡老，询问谋划，大家一致同意，然后张榜公布他们的姓氏，并登记在册，不允许营私舞弊逃避。凡是担任守令的官员，不要徇私情，不要收受财贿，归于至公而后已。这样，贫富就能均衡。贫富均衡了，差役即使名义上不均，实际上也就均衡了。

如果计算田地来承担差役，田地多的人，常常一个人兼任几个人的差役，一个丁口征收几个丁口的银两，这是第一个不便。小民拥有田地的，遇到冠婚丧祭、疾病诉讼，力量不能胜任，就会把田地卖给富室，本来就有互通有无的道理。现在买田地就等于买差役，人们畏惧差役，就会畏惧田地而不敢出售，这是第二个不便。至于过去的见年总甲，大多是土著附近的百姓，对于盗贼奸邪，容易成为耳目。如果只论田地不论户丁，就会出现身在乡村而差役在城里，身在城里而差役在乡村的情况。居住地址遥远，即使有地方事务，也没有办法知晓，这是第三个不便。过去晁错论述重视粮食，意在崇尚根本抑制末业。现在拥有田地的家庭，赋税差役像鱼鳞一样密集，而富商大贾，土著在这里的，店铺林立，掌握着巨大的利润，收取加倍的利息，官吏士卒不到他们家门。这是教导天下的百姓，都将抛弃根本职业而趋向经商。这难道是朝廷重视农业的至意吗？如果将田役归到田地上，里役归到户丁身上，使有田地的人能够尽力于运输缴纳，而土著的人也知道有地方的责任，以此来清理拖欠的赋税而遏制盗贼的源头，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这是晋督所说的“粮因地出，徭按丁差”，确实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我因此推广它，作为均役的一种辅助策略。

徭役议 苏州府志

赵锡孝

古代按照土地亩数征收赋税和差役，编制图册来总领管理，编制甲户来分别管理。那些拥有田地的百姓，挨家挨户居住的称为庄。按照庄户来编制征收称为顺庄。大江以北，都按照顺庄供应赋税，也就是按照庄田的版图供应差役。然而这在江南不实行，是因为南北地理不同，水陆形势差异。北方是陆地，舟船不通，粮米转运，多用牛车。牛车运远则费用繁多，费用繁多则农田的利益微薄。所以东庄的百姓，不经营西庄的田地，是形势不允许的。那些兼营西庄田地的，必定在西庄设置丁户，经营田地中的出入，也就兼供西庄的赋税和差役，这就是版图和顺庄之所以在北方通行的原因。至于江南是水泽之地，舟船可以通行，所以住在这个图册区域的，大多兼营那个图册区域的田地；住在城里的，大多兼营各图册区域的田地。即使田地不过几十亩，也大多分散在四乡各图册区域。田地分散在各图册，差役却出自一户，让一户兼任众多差役，那么力役难以均衡，这就是均田均役之所以奉旨通行的原因。

什么叫均田？统计一县的田地，分为若干图册，图册分十甲，每甲平均纳入若干田地，这就是均田。什么叫均役？统一一县的田地，使各自编制甲户，或者分类聚集编制甲户，以图册中的第一甲，承担本图册一年的差役，到十年轮完；或者以本图册的一六甲，承担本图册上半年和下半年的差役，到五年轮完，这就是均役。均田均役的方法实行，那么除了按年值役之外，都可以自己谋划身家，以生存以养育。均田均役的方法不实行，那么田地就不能成为恒久的产业，而小民中经营田地的就困苦了。怎么证明是这样呢？说江南的田亩，其徭役费用经过里甲，已经编入正项钱粮，原本不应该再有徭役。现在的差役，只是飞差而已。所谓飞差，各县不同，即使一县的差役，也没有固定的形态，其费用也没有固定的数目。凡是甲户中充任差役的，如在苏州称为现年地方，在常州称为总甲。他们当役的那一年，凡是图册中的盗贼、殴打人命、匪类逃人、私盐漏税、撩浅作坝、修筑烟墩、营房桥梁、马路城郭官舍、水陆木栅、开造烟户，以及浮尸无着、命盗案死无棺木的，一一都由地总负责。一事失误，刑罚侮辱随之而来，破产办公的，所在多有。至于大工程大差役，如近年开河出夫之类，虽然合图册公办差役费用，但作为地总的，必定承担其难处。所以业户中能亲自担任地总的，必定雇佣图册中无所事事的贫民，让他们充任差役。他们雇佣充任的价钱，幸好因为田地均、差役均，全县有成例，智愚强弱贵贱同科，所以小民还能供命。如果此法不实行，而像北方那样按照版图来供应差役，那么版图业户涣散零星，谁来传集？他们经营田地的多少不均，谁来统理？而且遇到豪强狡猾的人做图长，势必

译苛派。遇到乡民担任图长，那些豪强狡猾的人，召之不应，派之不从，必定要代替他们供役。由此，聪明人欺诈愚笨人，勇猛者欺凌怯弱者，尊贵者凌辱卑贱者，各种弊端丛生了。有人说，版图分派徭役，也可以按照田地的多少来分派。这非常不对。

译所谓分派，是由官府来分派呢，还是由百姓来分派呢？若由官府分派，将完全任由胥吏操纵；若由百姓分派，将完全听任豪强指挥。况且凡是拥有一甲田地的人，按均田法计算，十年只需服役一年罢了。但如果按照版图来算，田地隶属于五图，就要在五处服役；隶属于十图，就要在十处服役。让一个人承担一图一年的役事，与让一个人分担五图十图共一年的役事，其局势的繁简难易相差极远。又假如一个人之中，有甲、乙两人，共同服役十日，甲值前五日，苟且敷衍塞责，把役事推卸给乙，乙是去官府诉讼呢，还是代替他服役呢？去官府诉讼，官府不胜其烦难以审理；代替他服役，谁又甘心代人受过？由此可知，依靠版图来定役是行不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议论的人又说，如果不使用版图，应当按烟户编派役事，这更是可以共同辨明其谬误的。为什么呢？江南烟户拥有田地多，而聚居在城郭的占十分之四五，聚居在镇市且贫富悬殊极大的。按图来划分，拥有田地的有以万计者，有以千计者。用拥有千亩田地的图，去抵当拥有万亩田地的图的役事，那么千亩田产就会破产；用拥有万亩田地的图，去贴补拥有千亩田地的图的役事，那么花分混洒（指田产分散混杂），最终都落入胥吏的腰包，而良民却失业不安，国家赋税必然因此减少。顺庄法本是为了清理赋税，如果使百姓不安而赋税反而减少，难道符合奉行的职责吗？由此可知，依靠烟户来定役也是行不通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顺庄法用来清理赋税，均田法用来平均役事，并行不悖。现在这里有一户拥有数甲田地的人，家住在某庄，他的田地向来编入某图，分为若干甲，应当服役的仍然归属某图的若干甲。图甲虽然分开，庄户则是统一的，只命名为某图某甲、某庄某户。赋税则按庄户催征，役事则按图甲轮值。这是立法中最简单最容易的。那些拥有半甲田地的人，既然编入某庄的户下，仍然归属原来编入的某图某甲的上半甲或下半甲，用来分担上下半年的役事。那些拥有田地不足半甲的人，就与其他户凑成半甲的数量。田地则按甲合并，户则顺庄划分。分庄则田地归属确定的户，户有确定的名目，而诡名虚寄的弊端就断绝了；合甲则同类聚集相连，缓急共同担忧，劳逸共同体恤，而相互欺凌欺诈的源头就消除了。

奉行的方法，先顺庄编里，开造名册以清理户籍；其次按号对册，逐年推收以清理赋粮。只须将推收过册的田地，仍然编入均田的图甲以定役。那些户籍居住在其他县的人，则仍照例分编，不让他们规避。至于逐年推收，赋税则改注为本名庄户，役事则仍办理原编的图甲，需等到销圩再重新编定。那么田地、赋粮、户籍、役事，就像网挂在纲绳上一样，条目井然有序，官民两便了。

我私下认为，均田均役，最是我朝便民的善政，与官收官兑之法，永远值得记取。长老传言，康熙十三年前均田法未奉旨通行时，差徭偏重，乡民因役事而破家的接连不断。小户依附于大户，请求代为服役，小户田中的收成，一半馈送给大户。于是弃产逃亡，钱粮拖欠，所在多有，旧籍可查。这是户籍役事不均，起初危害百姓，最终危害国家。我皇上明谕地方大臣，将李玫的条奏，酌量办理，原本是为了便民裕国。那么田役的平均，也属于治理国家的大计。凡是奉行的官吏，自然应当鉴戒成法，斟酌通行，制定澄清的经制，继承公平广博的良好模式，损益因革，各得其宜，永远作为典则，或许能够宣扬圣明的德意。

徭役考 苏州府志 陶正靖

康熙元年，巡抚韩世琦奉旨通行均田均役之法。查核三吴地区的田赋，十倍于其他省份，徭役困苦，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豪强兼并之家，肥沃土地遍布野外，有能力通过花诡手段逃避役事，以致富者更富；贫弱无告的百姓，役累随身，每每导致拖欠流离，将看到贫者更贫。这都是因为有司不体恤民间疾苦，编审没有方法，任凭胥吏作奸，流弊不可究诘。近来奉旨均编，应当急切遵行条例，通计全邑田亩，按图增减，搭配停匀。凡是图外官庠自兑、附户、花诡等项，全部裁派，只论田地起役，使户没有无田之役，田没有不役之人，或许积弊顿时消除，穷困百姓得以喘息。

常熟县共有四百九十图，图分十甲，每甲均田三百三十七亩。一应修筑沿海的土堡、营房、桥梁、马路以及催漕候比等役，论田均差。每图上下里役二人，共九百八十余人。本县徐六泾有一座土堡，营房六十余间，官舍三间，每年修一次，以及承修桥梁马路并低区，里役二百余名免役外，实际应役的里役七百余人。凡是拥有田地的家庭，田多的或许一家占据数甲，田少的或许数家占据一甲。其户名曰排年，有事则里役督之，排年任之。这是官府制定的方法。排年的田地，不必同阡陌，居住不必接里闬，役事有远近，不必一起作息，力量有强弱，不能通有无。临期聚集，不免误事。于是预先储存以等待，每亩率银一分有余，交给役人代任其事，而排年遂若无与。

译古法中，排年是指缴纳免役钱的人，里役是指承担雇役事务的人。变革并通达运用，有利而无害。如果有大的劳役，则另行商议征收分摊。然而因为这是全县数十万户共同承担的事，即使狡猾奸诈之人也不能上下其手，大肆侵吞渔利。而在官府服役方面，排年必定不如里役那样熟练，所以百姓对此感到安心。这是此法对百姓有利的地方。从康熙初年至今将近七十年，民间安宁无事。像白茆、福山这样的大工程，虽然资金由官府提供，出自皇上的恩赐，但招募工匠、役使民夫，民间曾无骚动不安，这是制度良好的功效。至于所说的催缴漕粮、候审比验等差役，也是沿袭前明弊政，本朝已陆续改革。现将原委附在后面。考察洪武初年编定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里又名图。县内共有九乡，乡统领都，都统领图。都大的又分为扇来分别管辖各图，扇又名区。计算里来编派差役，推举丁口和粮赋多的人十人为里长，次一百人为甲首。里长轮流每年服役，管理一里的事务，十年轮完一圈。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能服役的人，附在图后，名叫畸零。大役五年编定一次，充任南北运输、收兑、收粮等差事。小役十年编定一次，充任经催、总甲、塘长、该年等差事。其余在官府担任斗级、库子等杂役，将均役编银雇佣充任。于是有催粮候比之役，有收兑粮长之役，有白粮解户之役。按照民间丁口粮赋，随时代变化而增减，没有长久不变的。而黄册一旦确定，改换就困难。虽然十年一次编审，但差役次序的增减，弊端漏洞已经很多。至于承当差役的累赘，则有不可胜言的痛苦。此外还有塘长疏浚河道的差役，早已罢废；有坊厢总甲的差役，由城内图承担；烟墩、马路，由沿江海一带承担。自从均田均役法实行以来，都没有过度扰民的情况了。

译右边的役法各种弊端，都始于签充。签充之初，虽然以丁口和赋税的多寡作为差等，然而富人因为役务繁重而容易陷入贫困，役务仍然不能免除；穷人不会因为缓役而突然富裕，役务最终也会波及。这样，穷人与富人先后都陷入困境，不如按田地来征发役务那样公平。田地有东西之分，役务有远近之别。假如田地在东边而役务在西边兴起，那么西边的人安逸而东边的人劳苦；田地在西边而役务在东边兴起，那么东边的人安逸而西边的人劳苦。况且临近期限调发时，反而滋生隐瞒漏报的现象，吏胥必然借此作奸犯科。不如归入图甲容易核查，隶属里役不会造成骚扰。立法之初，确实完美无缺。如果有变更，那么旧有的弊端立刻就会显现。又查考古代征发民役，是利用他们的劳力而不耗费他们的钱财，所谓力役是在冬季征取的。公役十天中服役三天，这是近处的役务；那远处的役务也不超过时节。而对于戍边归来者，都曲尽恩惠，那么用来体恤他们身家的措施，如发放月粮之类，就可以知道了。汉朝唐朝以来，计算丁口，缴纳庸钱，既然已经耗费了他们的钱财，仍然不能不依赖他们的劳力，这就是端临马氏所说的职役。其方法大致有三种：叫差役，叫雇役，叫义役。差役的弊端，在于差派不公，搜刮无度；雇役的弊端，在于庸钱白白缴纳，苦役依然如故；义役的弊端，在于豪强专制，孤弱受欺凌。马氏也粗略论述了大概。差役是古代的方法，然而古代主持调发的人，党正、酇长都是由士人担任，而后世却交给胥吏，难道能完全公正廉洁吗？不均不平，弊端危害就非常严重了。雇役则由招募而来，但假手于胥吏，也不免剥削佣工的费用，遇到紧急状况呼应，或许不足以互相奔赴。义役始于宋代，起初民间苦于征发修缮，自行筹划，像葛观之类就是这样。见《邑耆志》，后来官府制定了制度，端平时令王爚曾经推行过。明朝宣德年间，知县郭南，曾经设立义役仓。然而都不能没有弊端，所以均田均役的方法是不可改变的。近来奉承圣旨，商议推行顺庄法。议论者一致认为赋税按庄办理，役务按图办理，这两种方法，固然并行不悖，而不可偏废。谋划于野则有所收获，敢将此告知主管官员考察。

敬筹直隶减差均徭疏 道光二年

直隶布政使屠之申

奏报直隶吏治不严肃，民困未恢复，拟请减少差役、平均徭役以资整饬的事。私下认为，大小州县，都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官民相安无事，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直隶省是京城附近的重地，差务殷实繁多。立法之初，因为徭役较多，所以正赋比其他省份特别轻。而赋税有常规，徭役没有定额。时间久了弊端产生，于是派差的名称种类，不胜枚举。挟制控制的控诉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官员有不能体恤百姓的态势，百姓也不再畏惧官员。双方都不安，急切应该减少差役、平均徭役，以期整饬。查直隶每年春秋两季的差役，轮流让州县承办，各有旧章，有的每年一次，有的隔年一次。而冲要途中的驿站，所需的夫役车马，公馆的食用，不能一天没有准备。即使是偏僻道路的州县，解送犯人、解送饷银，考棚誊录，监狱仓廒，一切应办的公事，需要费用的地方，也难以全部列举。规定的价格既然不足，养廉银又被摊派捐款扣除，无米下锅，势必要派给百姓。而朱票一出，书吏、乡保，逐层渔利，佐杂、营弁，起意分肥，刁钻的生员、劣等的监生，肆意包揽。即使有自爱的州县，被其牵制，反而不能不扶同一气，多立名目，肆意搜刮。既没有定时，又没有定数。百姓知道这违反条例，纷纷上控。一经审得实情，立刻应当参劾处置。民气日益嚣张，官气日益沮丧。积久相沿，逐渐变得因循苟且。甚至有时审理诉讼，遇到刁健的衿民，担心他们以派差为由上控，理屈而不敢惩处。强横不法之徒，明知而不敢追究。即使经过上司查案，也不过粉饰求容，断难力图振作。这就是吏治之所以不严肃的原因。至于百姓承办差务，历来是按土地均匀摊派。无奈奉行不善，起初因为缙绅大族，加以优免，继而举人、贡生、生员、监生，也多优免。甚至书吏、门斗、兵丁、差役，一切在官人员，都说以自身充役，一概优免。不但自己服役的人日益增多，更有同姓之人，选择族中狡辩的人，凑捐微名，以免除一姓的差役。免差的地方越多，那么应差的地方就越少。地方越少则出钱越多。以至于力作的农民，每地一亩，出钱达到二三百文不等。比较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的，多出一倍五倍。这就是民困之所以未恢复的原因。

私下认为，力役的征发，自古就有。总因为向来没有定额，以致流弊日益滋生。查考《赋役全书》，直隶省正赋，在雍正年间，将丁税归于土地，就有行差的名目。这是差役由土地出，与漕务浮收勒折，以及各项陋规不同。应请求就历来按地行差的方法，酌定数额，以平均徭役，减少重差，而清除积弊。直隶省民地，共六十余万顷。每亩摊银一分，一年可得银六十余万两。承办春秋两季的差役，无需州县多带人夫，亲自到差次，以节省往返浮费。仰蒙皇上黜奢崇俭，遇事节省，以银十八万两，由藩司分交委员经理，尽可足够资用。

译将四十万两作为院、司、道、府、厅、州、县办公之用。分别衙门的大小、要冲与偏僻、事务的繁简，核实盐课、当税及陋规，酌情帮助银数的多寡，即奏定条规，确立限制，不许任意虚报开销。剩余银两留备荒歉之年，合并数年统计，责成布政使量入为出，也可无虞不足。办公经费既然充足，上司便不得再令摊派捐输、收受规礼。而州县一切派差的名目，出示遍告乡民，永远裁革。每亩一分之外，不得再派丝毫。那么种种偏枯扰累的弊端，不禁自除。徭役均平而重差减少，百姓困苦何愁不能复苏。州县既然不苛派，无虞挟制，人人都会勉力成为良吏。间有不肖官员，上司既然没有摊捐规礼，无所回护，也可认真察究。吏治又何愁不肃然整饬。只是事关酌定通省章程，臣也不敢轻心妄议。每每与属员中熟悉情形、实心办事之人，仔细商榷。有人说将摊派差役折算于土地，迹近加赋，名义上不可承受。殊不知直省地亩正赋，与行差本属两件事。因为须按地出差，所以正赋轻于各省。自古以来，即是摊差于地。因无定额，愈派愈增。现在每亩定为一分，较近年所派，已省去数十倍之多。只可谓之减差，不得谓之加赋。又有人说绅衿吏役，向来优免，恐怕难以一律匀摊。查绅衿与平民一体当差，前经御史条奏，而未能奉行的，是因为没有定数，州县顾虑他们上控，先前已不敢摊及。现在每亩定为一分，在绅衿所出无多，而穷民可免重累，人各有心，相信也无不乐从。又有人说要冲途驿站的马匹可养，人夫可雇，而车辆须用较多，恐怕贻误公务。查春秋两差，需用车辆，向来是在京城雇用。驿站车辆，既然有帮费，尽可每站养车十余辆，上下三站相连，足以资用常行差使。若遇喇嘛包苛差，需用牛驴车辆，官府发价，向民间雇用，也不过每年一二次。再有紧急要差，准其详报上司，查照成案办理。这几百年未必即有的事，不足为虑。又有人说每年摊银六十余万，诚恐收解难齐，导致缺乏。并恐积习难改，不肖州县，仍行私派。查直省一百四十余州县，共摊银六十余万，合计似觉其多，分计则每州县不过数千两。且每亩仅只一分，较之现在科派之数，多寡悬殊，绅衿平民无不周知，何虑完解不前。定议之后，即明示晓谕，使众人周知，更无虑复行私派。又有人说赋轻徭重，遵行已久，不如严禁一切流弊，仍复旧规，可免物议。查派差流弊，非止一时，亦非止一事，积重之势已成，纵使严禁，也不过徒托空言，终于无益。又有人说通省州县派差多寡，各有不同，一律摊差于地，同时更易旧章，恐怕格碍难行。查省以南的保定、正定、顺德、广平、大名五府，定州、赵州、易州、深州四直隶州，情形大概相同，应请先行查办。其天津、河间、宣化、永平四府，及冀州、遵化两直隶州，并四路厅等处，预先出示晓谕，俯顺舆情，次第举行。仍就各处情形，酌定增减数目，另议详细条规，自可期于周密。总之行差必有定额，始无科派之弊，官民两下交利，彼此相安，然后可以言治理。钦惟皇上惠爱黎元，无微不至。直省为首善之地，尤应熙皞成风，以期仰副圣怀。用敢不揣冒昧，谨将地方实在情形，及一得之虑，据实陈奏。

译再次复议减少差役、均平徭役利弊的奏疏 道光二年

直隶总督 颜检

为遵旨复议奏报一事。先前据直隶布政使上奏，称直隶吏治不严肃，百姓困苦不得缓解，提议减少差役、均平徭役，以资整饬。钦奉皇上朱批：共同妥善商议，详细奏闻，再降谕旨等语，钦此。臣到任后，又将全省情况仔细体察，并在接见僚属时，广泛咨询利弊。私下认为，原奏的立意并非不好，但此事却窒碍难行，大概是未能深思熟虑的缘故。按照赋役制度，原本有常规。东南地区赋税重而徭役轻，西北地区赋税轻而徭役重。古人立法之初，本着用一缓二的精心考量，权衡极为恰当。直隶是首善之区，民风良善，都知道急于公务、奉公守法。一百多年来，办理差役，官民相安无事，从未贻误。近年来地方官奉行不善，不能在役使百姓时，寓含体恤百姓之心，反而在差务上踵事增华，日益剥削。以致蠹役奸胥，借端苛派；刁顽生员、劣等监生，过分把持。于是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而且流弊滋长严重。该布政使看到办差的弊端，幡然思虑所以更张的方法，拟定每地一亩，摊征差银一分，其意在于借助赋税来收取减少差役的实际效果。不知道这恰好是借着差役而添加赋税的虚名。即使按照他的方法实行，累官病民的弊端，仍然不能免除。私下恐怕情况会更严重。臣请求得以详细陈述。查直隶全省，有按地亩出差的，有按骡马出差的，有按行户出差的，名目各不相同，行差本就难以统一。现在想要比而同之，专门在地亩上摊派，这是从事商业的人差役轻，务农的人差役重，这不可行。直隶赋额，有每亩征银一钱以上的，有征一二分至数分的，也有仅征数厘的。土地有肥瘠，所以赋税有等差。现在如果一概以一分摊派，这是差费与正赋相符，而且较正赋倍增了，失去轻重而混淆定制，这又不可行。办差章程，各处情形不一。省北州县有旗人三成而百姓七成的，有旗人不办而百姓独办的；省南州县，有生员三成而百姓七成的，有生员不办而百姓独办的。历久相沿，竟成积习。现在想要一概以一分均派，恐怕豪强奸滑之徒，借端兴讼，转滋纷扰。而且一郡与一郡，事例不同；一邑与一邑，章程互异；甚至一村与一村，情事也不能相合。现在想要执一法以绳之，恐怕不能强以相从。百姓不能顺从，事情多受掣肘，这又不可行。春秋两差，派令州县办理，有一年一派的，有来年一派的，原本在上司因地制宜，以纾解其力。现在如果照赋加摊，必须按年完纳，导致没有宽暇的期限，转不如轮流派差，得以均平劳逸。况且派差折钱，民间称便。如果令同正赋完纳，则必须逐一倾镕，其火耗解费，逐项加增，势将浮于所定之数，这又不可行。至于中途驿站，每值护送饷鞘、递解狱囚，及往来差使过境，需用车辆，自一二辆至十数辆，或数十辆不等，不能不借资民力，派民出车，官给喂养，一呼即至，各邑也有向定旧章。现在想要一律由官府备办，则一切皆须雇觅，差务吃紧，车户必恃以居奇，稍加裁抑，又必以勒掯累民上诉，百姓的情伪，官府实在难以防范。官府既无权，百姓且益肆，此时虽出以重价，也将不应。设有票差，恐滋贻误。地方官不敢误差，其力又不能备办，日久自必仍然派累，而且恐怕派累滋甚，这是既累官，又复病民，这更不可行。再地方官派办差徭，果能留心民瘼，如零星小户、凋敝村庄，尽可加意抚绥，随时酌量减免。现在如果摊派于地，则征收既有定额，闾阎难免追呼，将恐贫乏农民，避差迁徙，转致地亩荒而不治，不惟无补于差，必致有亏于赋，这又不可行。

凡州县征解正赋，例有考成，而每年尚多拖欠，不能全完者，现在又加以每亩一分，无论事属创始，民多观望，即使踊跃输将，恐怕不肖官吏，视非奏销正赋，无关吏议，或竟挪移侵蚀，全不报解，亦为事之所有，参之不可胜参。况且遇水旱偏灾，正赋尚应蠲缓，岂差费独能照旧征收？如照旧征收，是差费转重于地粮，实为非例。若一例蠲缓，则遇有差务，又将何以处之？彼时上下交相诿卸，欲复旧章而不可得，这更不可行。至于直隶近年，多以派办不公，纷纷讦控，推原其故，非出于民之无良，亦非尽由于官之苛派，半因于户有优免本身丁银之文，影射包揽，或有以一人而兼其宗族者，或有本人已故，而延及子孙者，甚至串通书役乡保地方人等，朋比为奸，挟制官长，无赖之徒，又复

译于是人们纷纷效仿。导致殷实户口的差徭日益减免，而贫困百姓却年年如此，年复一年，逐渐变得困苦劳累。这就是诉讼案件日益增多，而刁诈之风愈发滋长的原因。此时应当筹划调剂的方法，例如遇到重大差役，生员和百姓自然应当一律遵照办理；其余杂项差役，则允许生员免除本人一人的差役。那些影射包揽等各种弊端，一概严格禁止。有财力且应当服役的户，无法再巧言推脱；无财力却不愿逃避差役的民，可以免除繁琐。这样用有余来补不足，似乎比较公平。臣愚以为，自古只有善于治理的人，没有能自动治理的法。建立政令贵在把握大体，不必频繁更改；地方官重在任用得人，自然能达到治理的效果。现在只有严厉命令该道的道台、知府，各自根据地方情况，以及向来办理的旧制，随时斟酌，妥善安排。一旦有差役事务，就严格稽查各州县，如果有能够体恤百姓艰难、公平允当的官员，据实保举，以示鼓励；如果有听信书吏差役，任意浮派导致百姓困苦劳累的，立即指名，纠察参奏治罪，不要稍有姑息宽容。如果有劣等生员，借机包揽，刁民串通妄自诉讼的，就应当秉公审讯，按律严惩，不得稍有宽纵。这样罢黜贪婪贪污之人而杜绝苛求，民生可以富裕；铲除杂草以去除扰害，民困可以缓解。务必期望京畿地区之内，百姓返璞归真，大小臣工，无不砥砺廉洁的品行，共同辅佐圣明的治理。这固然不在于明确设立科条、更改旧制。臣愚昧的意见，是否妥当，理当恭敬地写成奏折上闻。

译均徭文

张杰

我私下认为，国家之所以设立州县，是为了治理百姓。治理百姓的方法，没有比使政令公平更重要的了。秉持公正，而在役使百姓方面尤其重要。古代役使百姓的方法，没有比《周礼》中小司徒这一职务记载得更详尽的了。考察人口以查清其多少虚实，统计牲畜财产以衡量其贫富有无，尤其必须先均平土地，区分其宽广狭窄、贫瘠肥沃，没有轻重厚薄的不齐。自秦汉以来，役法屡次变更，只有唐朝的租庸调法最接近古法。该法规定每个成年男子受田一顷，在租调之外，每年定役二十天，不服役则每天折纳绢三尺，称为“庸”。后来杨炎担任宰相，创立两税法，于是租庸调的名称就消失了。宋朝熙宁年间，命令天下各县以第一等为里正，第二等为户长，称为差役，弊端极大。差役不公，勒索没有止境，因此转而实行雇役。雇役，是熙宁年以来的制度。它的弊端是庸钱已经缴纳，劳役之苦依然如故，因此转而实行义役。义役，是南宋中兴以后，江浙百姓自行商议的办法。它的弊端是豪强专断，孤弱受欺凌，所以又恢复为差役。直到宋朝末年，终究没有好的办法。明朝初年，各地官府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划分上、中、下三等户，仍然开设军、民、匠等户籍。除了按年里甲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派差役，各照上、中、下三等户点派。后来差役频繁兴起，征收繁重，而役法的败坏，不可问了。雍正二年，世宗宪皇帝，怜悯人丁贫富不一，按人丁缴纳银两，恐怕拖累穷苦人丁，于是将丁银摊入土地，按亩均派，使富豪兼并之家无法逃避隐匿，至今永远作为定例，百姓都感到便利。役使百姓的方法，难道不可以效法这个意思吗？直隶地方，每当皇帝巡幸、谒陵等差事，凡是百姓，无不争先踊跃，乐于效力。只是州县执行不公，致使徭役的征发，竟成了虐待百姓的政策。有按门户征收的，不论贫富，按户出夫，折钱入官。一户有地十余顷，出钱如此；一户地无升合，也出钱如此，公平吗？不公平吗？有按牌甲征收的，按段落出钱。如东段数十户，有地数十顷，出钱如此；西段只有数户，地只有数顷，也出钱如此，公平吗？不公平吗？有按村庄征收的，按村出钱。有一村数百户，地数百顷，出钱如此；有一村只有十余户，地十余顷，也出钱如此，公平吗？不公平吗？还有按牛驴征收的，按牲畜出钱。富人贿赂乡长，往往多报少；穷人照数实出，比较富人反而多，公平吗？不公平吗？间或也有按地亩征收的，而富人地多，可以隐匿，只有穷人分厘必征，也不能统一。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尤其严重的，莫过于绅士与百姓两样对待。有绅士办三成而百姓办七成的，有绅士不办而百姓独自办的。绅士与百姓虽然贵贱不同，但作为朝廷的子民则是一样的。况且既然称为绅士，必定世代享受国家恩惠，官爵不断；否则家给户足，坐享厚财。现在遇到大差，理应急公好义，报效十倍于小民，反而侥幸优免，使邻里乡党中的穷人独自承担负担。况且富绅中的强横者，不但优免自己的田地，而且包揽亲友的份额。日复一日，不办差的户越来越多，办差的户越来越少，而差钱却有增无减。过去十人抬千斤，现在一人承担。唉，这些小民，怎么承受得住？而州县安于不公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公平就无法实现他们额外摊派的私欲罢了。他们认为按地均摊，那么地亩数额，记载在《赋役全书》中，难以上下其手。不如按门户、牌甲、牛驴、村庄参差不齐，使上司无从考查更为有利。又认为绅士与百姓同办，那么耳目众多，差费额外增加，难以强迫缴纳。不如乡间小民无知无识，即使不甘愿，但势孤力薄不能上诉更为有利。于是胥吏得以分肥，豪强得以包揽，使自食其力的小民，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沾体涂足，终年勤劳，而筹措差钱，有拆房荡产的，有因此卖妻鬻子的，有因此弃家逃亡的。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因而盗贼窃发，民不聊生。这是关心民间疾苦的人，所痛惜流泪长叹息的原因。

我私下为今日谋划，不如遵照摊丁入地的先例，无论绅士百姓，地多则多摊，地少则少摊。这个方法最为公平。查直隶有粮地七十万顷，试以每亩一分来约计，即可得银七十万两。每年大差，不过需要银二十余万。将全省州县，匀作三起，每起承办一年，三年一轮，周而复始。遇有水旱偏灾，则暂时停止派征，将次年应轮到的州县，先派办，依次轮替，不也很好吗？即使有贫士应予优免的，或三十亩，或五十亩，定为定额，不得逾越。那些已进入仕途的人，无论官阶大小，一概不得免除。官员有俸禄收入，家道自然宽裕，况且以敬事后食的道理衡量

译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捐纳官职的人，本来属于没有官爵的富户，让他们向公家缴纳钱财，谁会说这不恰当呢？像这样，上面既有考核的依据，下面又没有弊端混淆，事情显得公平允当，百姓没有不满。陈平所说的治理天下如同宰割牲畜一样，就是这种情形和志向。

再进一步思考，直隶地区役民折钱，犹如江南漕粮折色。然而漕粮的弊端，其升斗上的浮收、价值上的强行折算，不过每年冬天一次，而且是按照土地交纳，自有定数。不像直隶役民折钱，桥梁道路、车马、工程支应等项，名目不一，派办不时，而且不按地亩征收，绅士与平民意见分歧，其弊端比起江南漕粮，恐怕更加严重。

今年十一月，奉皇上谕旨，准许言官的奏请，不许直隶州县借差役之名苛派，而院司大吏也已通饬各州县，切实遵行。在一二位志同道合的人看来，未尝不想改弦更张，尽力革除前弊。然而思考却找不到方法，那么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既然找到了方法，却有人敷衍观望，起初担心费用或许不足，导致赔累，继而吝惜长久占有的利益，难以舍弃。因循苟且，未能决断，理智与私欲交战，因此屡次商议屡次毁弃，至今终究不能实行。

这必定要有坚定的见识和定力，不顾私利，不为浮议所动摇，一意孤行，解救百姓的困苦，如同解除倒悬之危，像痛楚切于肌肤一样，情感不能自已，然后才能成功。我希望大吏据实情向皇上禀告，明确制定章程，使役民政典务必保持公平，并且以公心推行，大概就能整齐划一，既能够遵循本朝将丁税摊入地亩的原则，又不失先王藏富于民的经典，将会看到京畿地区康乐富足，乡里安宁和乐，渐渐成为周代体国经野、分田制赋的遗风。难道不美好吗？

译均徭辩

张杰

月初，各位公卿会议。本省差徭，大家都认为减少差役、平均徭役，每亩征收一分，无论绅士还是平民，按土地均摊是公允的。只有某君独自指责这是增加赋税，坚决反对。我请求获得机会来辩驳。查直隶的差徭，现在只有大差和杂差两项。因为没有明确制定章程，所以派发给百姓。各地情况不同，有按牛驴派发的，有按村庄派发的，有按牌甲户口派发的，杂乱无章，导致上级无法稽查考核。百姓出的钱，各地情况也不同，有城市居民优免的，有绅士优免的，有在官府服役的人优免的，偏枯不公，使小民独自承担费用。正因为杂乱无章，州县官吏才得以层层浮派；正因为偏枯不公，豪强胥役才得以影射包揽。浮派的人多，那么所派的差钱就日益增加；包揽的人多，那么应役的民户就日益减少。用日益减少的民户，来承办日益增加的差钱，年复一年，何时是个尽头？计算现在十亩以下的户，他们一年所出的差钱，每亩有二三百文的，有五六百文的，甚至有一千多文的，比所缴纳的正赋增加了十倍。直隶土地既多荒芜贫瘠，又缺乏水利，即使有收成，用来缴纳正赋和差钱，所剩养家糊口的资财寥寥无几。积蓄本来就少，偶尔遇到水旱灾荒，困苦流离的状况，实在不忍心说。他们不铤而走险，只是民情善良，并不是说差徭不均不足以逼迫他们。

想要百姓的困境立刻缓解，必须先减少差役；想要差役真正减少，必须先平均徭役；想要徭役真正平均，必须先明确设立限制，不让人逾越。又必须核算大差所必需的，以及大小衙门的津贴，使州县有办公的费用而没有借口。通盘筹划，酌定一分，从此州县不许再发一张票，百姓不再再办一次差，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州县对上承接院司道府的办公，对下牧养百姓，任其借差役中饱私囊固然不可，让他们没有办公费用也不可。计算自从耗羡改归正项以后，院司道府一切缮写文书、口粮、囚粮囚衣、刊刻书籍等项，费用没有出处，不得不摊派给州县。而州县所得的养廉银，全被摊捐扣去，他们延请幕僚等费用，已是无米之炊。况且地处首善之地，差务繁忙，一切车马工料，只准报销例价，比起实际使用，须要赔偿十倍。各牧令既有摊捐的累赘，又需要办公的费用，没有点石成金之术，从哪里赔垫？势必要派给百姓。从此在大差之外，销差费与州县的各项杂差，于是产生。然而都暗中实行，而不想公开占据名义。既然没有派办的定额，又没有支销的准数，以致官吏随之浮派，豪强随之包揽，使薄产小民独自承受痛苦。这难道是差徭不可以派吗？还是派差而没有明确制定章程的过错呢？

现在议定按土地均派，那么土地载在赋役全书中，易于稽查考核，而往日杂乱无章的弊端可以消除了。绅士平民一同办理，那么不分贫富，众人抬举容易，而往日豪强包揽的弊端可以消除了。定为一分，那么明确设立限制，不得逾越，而往日官吏浮派的弊端可以消除了。各种弊端既已消除，绅士平民每亩每年只出一分，比起从前每亩数百文，节省实在很多。这样徭役既平均了，差役既减少了，然后用这一分来供应大差，就不再以车马桥道再派州县津贴。院司道府，就不再以摊捐再累州县。而又酌情考虑州县的冲要或偏僻，事务的繁杂或简单，分别给予津贴，那么州县办公有资财，就不再发一张票。百姓交纳有定数，就不再办一次差。这确实是减差均徭，实惠及民的善政。

往日浮派的官吏，与包揽的豪强，认为这有利于百姓，而不利于自己，于是倡导加赋的说法，来互相动摇争夺。他们的说法认为，正赋之外，每亩一分，是加赋。津贴各衙门，是分肥。唉，这真是不揣度根本而只齐整末节。由少变多叫做加，由多变少叫做减。现在以一亩数百文的差钱，而平均为一分，是加还是减？往日百姓所交的数百文差钱，难道不是出自正赋的土地吗？难道要把一分当作多，而反过来把数百文当作少吗？明明是差钱，却叫做赋；明明是减差，却叫做加赋。这不需要智者来辩驳了。

如果认为院司道府的津贴是分肥，那么院司道府的因公摊捐，将开销国库吗？还是仍然摊扣州县养廉，而让他们有借口呢？如果认为州县的津贴是分肥，那么州县本署各项杂差，将动用正项钱粮吗？还是仍然派给百姓，而多寡不定，听任他们任意诛求呢？况且名是实的附属，实是名的凭证。没有有实而无名的，也没有无实而有名的。如果直隶向来没有差徭，忽然在正赋之外，议定增添一分，给大小衙门，那么确实是加赋分肥无疑。然而直隶有差徭，以前的事不论，即使

译拿去年来说，永年县有案件，完县也有案件，这些都劳烦钦差大臣，并写进奏章中。其他方面，内至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外至院、司、道、府各级衙门，因差役引发的案件，更是数不胜数。这说明直隶省的州县向百姓征收的赋税，除了正项赋税之外，明明还有所谓的差徭存在。现在将过去每亩数百文的差钱，减少到一分，上级用它来承办重大差役，下级用它来补贴各衙门的办公经费，并没有将其作为地丁钱粮上报解送户部。因此，朝廷既没有增加赋税的实质，也就没有增加赋税的名目；各级官员既没有分肥的名目，也就没有分肥的实质。这一点更加明显突出，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现在只说这一分是增加赋税，却对过去数百文的差钱不予讨论。这难道是希望差役不再减少，徭役不再平均，任由官吏随意浮派，豪强包揽，让拥有薄产的小民陷入更深的困境才甘心吗？

或许有人担心，现在规定的一分，恐怕将来州县仍然会再次摊派差役，从而滋生弊端。但是，只要明确制定法规来禁止遏制，责成上级官员进行纠举弹劾，而后来掌管财政的人，不再像将耗羡归入正项那样，让州县没有借口。如果再有不法的州县浮加另派，就按枉法赃罪论处；上级官员不纠举弹劾，就按故意纵容的条例论处。这样严刑峻法，足以杜绝弊端了。不能因为害怕噎住而先停止吃饭。况且，将来的弊端还有待日后观察，而现在的积弊已经显露在眼前。怎么可以因为担忧日后的弊端，而对眼前的积弊置之不理呢？

译论差徭书

张杰

我对直隶的差徭深感感慨。我在直隶游历居住，已有十多年，亲眼所见，内心伤痛，认为危害百姓疾苦、急如倒悬的，没有比得上当今大差不均、杂差不除更为紧迫的要务，这是当下应当急切讨论的。

查每年直隶承办巡幸木兰与谒陵的大差，一切桥道工程、车马支应等项，虽然有经费，但不足以支付开销。而差次费用，名目不一，有难以报销却必须使用的，称为外销费。这笔银两，向来由司道派给州县，州县再派给民里。只是因为从前大吏当面奏报，并不借助民力，沿袭下来不敢据实陈奏，而派办则依然如故。

司道因为派差未经奏明，于是畏惧州县的挟制，凡是派银两，不敢在印札上直接写明，仅让差局委员暗中通气。于是州县中贪婪恶劣的人，借此加倍派敛，而司道无可奈何。

州县因为司道没有明确派银两，也畏惧绅士的挟制，不敢按土地均派，仅让书吏差役和乡地暗中调拨。于是吏胥中刁顽凶恶的人，借此偏枯倍派，而州县也无能为力。

况且乡间办差，各处情形不同。省北州县，有旗人办三成而民人办七成的，有旗人不办而民人独自办的；省南州县，有绅士办三成而民人办七成的，有绅士不办而民人独自办的。从前原本是为了优待免除贫寒生员的差役，后来则连地多的生员以及捐监捐职者也全都优待免除。现在如果按土地均派，一年之久，每亩只出钱数文，无论贫富生员，都不会受到拖累；如果仍然优待免除这一条，官吏就会乘机舞弊。即使认为士子应当区别于百姓，也应明确设立定额，每生员优待免除若干亩，超过这个数额的则仍要办差，这样才有节制且容易稽查。至于捐监捐职以及仕宦之家，家计富裕，更应当急公好义，断不可优待免除。

因此，地亩稍多的家庭，有的挂名衙门，有的捐纳职衔，以图免除差役，强悍的人甚至包揽其亲戚族党的差役。日复一日，导致不办差的人家日益增多，办差的人家日益减少，而州县官吏借差役中饱私囊，又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

这样，年年直隶所承办的大差，不是由州县官吏承担，不是由富绅大贾承担，而是由地亩最少的良善穷民承担。唉，这些地少穷民，一年收入，缴纳粮赋偿还欠债之外，上不足以侍奉父母，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勤劳终年，筹措差钱，有因此拆房变卖产业的，有因此卖妻鬻子的，有因此弃家逃亡的，流离困苦，死而无告，真可谓令人痛哭流涕。

我自任职以来，痛惩这些弊端，杂差无论何项，全部革除。至于大差，无论绅民，按土地均派。六月内奉办的大差支应银三千两，只将州属村庄分为三段，今年由一段承办，无论绅民，按地均派，每亩仅出钱十文，留存二段作为明后两年承办大差之用，合计州属村庄三年才轮派一次，民力十分舒展，即使刁绅恶吏也不敢稍有挟制。这确实是因为仰体朝廷爱民之心，应当实力遵行，不敢阳奉阴违。

如今言路大开，凡是可以实惠及民的，无不施行。如果能够明确制定章程，使旗人、汉人、绅士、民人按土地均匀办差，那么民困可以立刻缓解。果真如此，由司道先将差次一切动用，无论车马桥道、支应工程，全部折算，共需银若干两，再查通省粮租各地，无论旗汉绅民，共有地若干亩，约计每亩应派差钱几文，详请总督明确出示，即将每亩派钱几文，填写在告示内，钤用印信，颁发各州县，实贴城乡。该州县遵照派敛，将钱兑换成银解送省城，再行发给丞倅佐贰及候补牧令，分别承领办理。这样按地均派，明白晓谕，通省皆知，那么州县官吏无从浮派，刁绅恶役无从包揽，而地少穷民也不致独自承担其累，如同出水火而登衽席，同时使现任州县得以在署办公，不像从前办差旷职，而差务仍可不致延误。

至于杂差累民尤甚，如米车、煤车、酒车、委员过境车、递解人犯车。委员过境及递解人犯这两项车辆，我自到任后自行捐雇，每辆市价用钱七百文，若派民间每辆出钱十四千文，约计一年需车五百辆，我只捐钱三百五十贯，即省民间车钱七千贯，杂差累民可类推。如草、料、麸、炭、天棚、挑夫、壕墙、栅栏、井、井栏、枣刺、劈柴、枝子、秫等项，种种名目，离奇古怪，难以尽数列举。俗云：“衙门一点朱，民间一片血。”确实不假。就以米车而论，从前不过派车运米，需车尚属无多，近来所派的是车，而所折的是价，既然可以折价，那么从前的一辆，现在竟变成十辆八辆了。其他各项也是如此。盖所谓衙门一点朱者，月月点之，日日点之，时时点之；所谓民间一片血者

译每个村庄都要出，家家户户都要出，每个人都要出。因为这些杂项差役，既没有固定的数额，也没有确定的期限，可多可少，无早无晚。票据刚发出，钱财就到了，这只是在州县官员举手之劳之间，而成千上百的银两，已经落入他们的私囊了。唉，百姓的脂膏有多少，怎么能承受这种无休止的搜刮呢？那些承办大型差役的，尚且还区分旗人户和绅士户，而办理杂项差役，则不论省北省南，全都是土地少、贫穷的百姓独自承担，这实在令人痛心啊。

译以前的陋规，不准公开索取，州县官吏尚且能找借口。如今则明确奉到谕旨，凡是钱粮的平余、杂税的存剩、行户的津贴、盐商的规礼，都准许取用。这完全足以办公，还有什么借口呢？况且恐怕州县官吏借着有明取陋规的谕旨，将杂差影射混淆，混作陋规，势必明目张胆，更加肆意搜刮。而愚民无知，谁能辩白哪是杂差，哪是陋规？官吏予取予求，百姓莫敢奈何，穷苦百姓更加无法生活了。因此，州县向民间派取各项杂差，此时尤其应当彻底革除，不可稍留萌芽。

直隶作为首善之区，邪教屡次出现，甚至有谋逆之人，这是由于教化不明。教化不明，是因为百姓过于贫穷。百姓过于贫穷，是由于大差不均、杂差不除罢了。现在如果真能革除杂差，均派大差，那么民力逐渐舒缓。民力既已舒缓，那么教化何施？哪里还会有邪教叛逆之事呢？

又如湖南衡州、永州等郡，市盐一斤，实际只有十二两，一半混杂沙土，需要百数十文钱，穷户往往只能吃淡饭。那里与四川、广东接壤，遍地私盐，官盐反而卖不出去，文武官员也无能为力。河南汝州、光州等地，情况也类似。那里与山西相近，私盐贩子尤其猖獗。似乎应当斟酌情形，或者准许食用就近出产的盐，将盐税摊入地粮，也像山西的办法一样，不知如何？希望加以考察。

答方制府关于官车弊端的信

陈兆仑

乾隆壬申年，顺天府所属地区，设置官车三百辆，招募百姓充当车夫。每辆车发给白银八十两，作为造车和置办马骡的费用。有事时供官府使用，无事时听任车主自营生计。每辆车年终出息四两，直到凑满原本领取的帑银为止。其应用时，又分别重载、回空、守候的日子，给予日费有所不同。这原本是为了让民车得到休息，公私两利起见，是前任府尹蒋炳所建议的。建议既已实行，百姓争着报名愿意充当。按照二十五个县的大小，确定领取的车数，各属都称方便。实行了几年，车坏了马病了，有力气的人无法承担修复费用，而请求退出名册的人，官府有时签派富民来替代，胥役从中作奸犯科，而官车的弊端就开始出现了。

我刚到京尹任上，送兵出关，在马上与霸昌巡道说，打算在军事结束后，商议废除这个方法。王君立刻向执事诵读，执事认为对，想要立即上奏废除它。这确实是大有君子之心。只是弊端既然已经出现，也就不能轻易骤然废除。废除得太急，那么征用民车必然增多，而去掉一个弊端，又生出另一个弊端了。以我们愚昧的计策，认为应当使用得有方法，废除得逐渐进行。现在暂且分路分年，建立轮休的方法。像这条路应当休息的车，即使有急事也不让它承担，使得它能在这一年内，自营生计。休一用二，既然有二百辆作为主车，那么添雇民车，比较容易出力。更何况军用少时，这二百辆也不必全用，无需再向百姓征用。这就是所谓使用得有方法。

又如官车内，有极其疲敝的，地方官自然知道，秘密命令裁汰，大约共一百辆的数量。所用的二百辆，也按此法，按年逐渐替换。使得民车不至于惊扰，而公务也能完成。这就是所谓废除得逐渐进行。轮休的方法，我已经看到实行了。其余等军书报喜后，再商议上疏如何。至于各道所议停罢官车后，令各属登记所治民车入册，这似乎不可。以前设置官车以舒缓民力，弊端且见于前事了。现在为了废除官车的缘故而登记民车，这是民车全成了官车。以前的官车，才三百辆，是官府自己设置的。现在的官车，则是凡车皆官，而又由百姓自己设置以供官府使用，弊端将比过去更严重了。我不熟悉吏事，见识迂腐滞涩，只是因不弃刍荛之言，才反复陈述如上。

酌派河夫疏 河南通志

李及秀

我私下认为河南的大政，首在河工。臣屡次渡黄河，士民环绕马匹哭泣，都说河夫负担沉重，早晚难以支撑。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领，不敢轻易冒犯圣聪。因此行文给管河道开封府，逐一察明，详细回复到臣。臣查黄河为患，自古皆然，没有一劳永逸的规矩，而有因时制宜的方法。立法善则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则民得以忘其役。如果不审百姓的筋力，不察地方的远近，不斟酌河工的有无，只于循例而行，以势相督，宜其筋力日尽，远近皆劳，而河工之患为甚酷也。

臣愚以为今日之河工，当更议者一，当酌议者二。如旧派夫以地四十三顷，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顷五十亩。盖昔年荆州甫塞，朱源继溃，每年之间，用夫万计，是以派夫加倍，仅坐地二十二顷五十亩。今稍称安澜，河工有限，岂可以河口溃决之日为例乎？此一所当更议者也。夫堤岸虽有一定地方，而百姓亦有一定筋力。今河南额课，每年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计用银五十两。如濒河州县，或每夫止坐地四顷，或止三顷，甚有止地

译一顷有余。这是河工的费用。比正项费用高出十倍了。杂项费用即使与正项相当。百姓尚且叫苦连天。反而高出十倍。百姓如何能够支撑。况且河患关系到整个省份。原本不是一县之力所能抵御的。如果不通盘计算。只责成本县百姓承担。比如河道详文声称各府州县。都是二十二顷五十亩地派一名夫役。那又用在哪里呢。臣听说靠近河流的百姓。有抛弃家园逃跑的了。如果使小民没有安土重迁的情意。这种心情值得怜悯。这种局势值得担忧。臣愚昧地认为靠近河流的地方。应当尽快斟酌商议。每名夫役。应当对应多少顷土地。至于超过额度的部分。则商议如何协济。然后靠近河流的工程。才可以相继进行。这是应当斟酌商议的第一点。至于南阳一带。距离河工数百里。离河流越远。则雇觅夫役越难。根据河道开报的各州县。协济的夫役数量。不敢增减。这与附近河工的地方。一同按亩计算夫役。又哪里符合情理呢。臣愚昧地认为远离河流的地方。也应当斟酌商议每名夫役。应当对应多少顷土地。必须比附近州县加倍。除非河工有大型工程。不得轻易派役。然后远离河流的地方。才可以相安无事。这是应当斟酌商议的第二点。以上三款。都是河工中不公平的数额。都应当更改制定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臣并非不知道河道自有专门管辖。然而通省利害所关。臣亲眼所见既为真实。怎敢不据实上报。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误。恳请敕令下部臣议覆施行。

译关于沿河百姓困苦的四件事疏 河南通志

佟凤彩

第一，河夫负担不均，应当通权达变。臣查考修筑黄河，每年用夫，有时多达万余名，有时七八千名，从二三月开始，到十月结束，都按照地亩摊派，看似公平，其实弊端罄竹难书。比如狡猾之徒，将自己的田土转嫁到别人名下；势豪之家，将他人的地亩包揽到自己名下；甚至绅士、衙役借故优免，加上不肖的官吏碍于情面，致使懦弱愚昧的乡民负担越来越重，日益贫困。每月花费三四两银子不等，才能雇到一名河夫。等到解送到河上，又遭到积年的河棍、夫头百般欺压，分配极重的工程，苦不堪言，势必逃跑。逃跑后又向该州县提补，又得花二三两银子重新雇佣。这样算来，每名河夫每月已花费六七两银子了。即使按最初雇佣每月三四两计算，以一年一万名河夫计，每年费用高达三四十万两。在朝廷之上，只知道黄河有岁修工程，却不知道岁修所需的河夫如此之多；即使知道有岁修河夫，更不知道耗费百姓如此多的金钱。如今的对策，不如采用官雇一策。查旧例，河工夫役，管河道每年预估用人夫多少，才行文各州县，按地亩摊派。如今若由官府雇佣，每名河夫每月雇价二两银子足够了。每年上工九个月，每名河夫只需雇工费十八两。即以一万名河夫计算，只需十八万两，与百姓自行雇佣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每年雇佣河夫多少，需银多少，除岁征河银外，不足部分在河南八府一州的地亩中，分别等则，每亩摊派银若干，刊印在由单内，出纳也照地丁钱粮办理，年终由河臣奏销。如果有余剩，留作下一年使用。这样百姓知道有定额，不但狡猾之徒、势豪之家、绅士衙役不能影射幸免，即使河棍夫头、管工官役之辈，也无从施展巧诈了。这是关于岁修的议论。倘若遇到意外的大工程，则岁修的雇价实在不足以支付浩繁的费用，这就要在临时，或动用何项钱粮，再行斟酌题奏了。

第二，里甲田地多寡各县不同，应当均平。查均平里甲，久已奉旨通行直省，只有河南因为荒年多熟年少，于是因循如故。虽然有里甲之名，其实多寡不一。多的每里有五六百顷，或三四百顷；少的每里只有一二百顷，甚至只有数十顷，乃至寥寥数顷。遇到差徭，官吏只知道照里编派，不知道里大则田多户殷，众人合力容易举事；里小则田少人稀，难以承担差役。更有官户、儒户之名，有的不入甲，有的入甲而不当差，甚至避重就轻，诡寄飞洒。大里越发占便宜，小里越发增加苦累。名义上是一例当差，实在有不均的感叹。如今的对策，不如令各州县详细考察，除已均平的不作变动外，凡有不均平的，不许拘唤各户审编，也不许里书分派，只令州县印官，按现有的征粮地亩册，如一州县有地一千顷，原分为十里者，每里均分一百顷。一里之中，各分十甲，一甲均分十顷。遇到差徭，按里甲均摊，不许稍有增减。这样豪强无计躲避，贫弱不致偏枯了。

第三，柳梢的协济应当通权达变。河南沿河地方，虽然说是产柳，但除堤柳、园柳外，其余都是民间纳粮地土，栽种以供采办。而且生产的有限，使用的无穷。自康熙七年以来，如桃源、宿迁、牛市屯，以及七里沟等处，共计河南协济的柳，已二百七十余万株了。再加上本省黄河岁修，不下百余万株。即去年开封府属阳武县的潭口寺，工程险迫，无柳可用，将民间的果木，无论桃李杏梨等树，尽行砍伐堵塞，才保无虞。黄河之害，以河南为甚。本省岁修，尚且不能支撑，倘若一旦有决口之患，本地无柳可用，邻省又不能挽流而上，这时歇工不可，堵口无术，不有误大事吗？况且柳树必须栽种数年，才能使用，原非数月一年可以轻易长成的。修防本省河工，尚且不敷，百姓四处采办，已属苦累，年来协运外省，更苦难堪。此后或江南邻省，无河患的地方，派协江南的河工，将河南有余不尽的柳，稍待生息，以备本省的河患，庶几漕运民生，两有依靠了。

第四，装运协济柳梢的船只应当通权达变。查黄河水势汹涌，洪波直泻，原无商旅船只往来，不过各河口寥寥的渡船罢了。一遇到协济的柳，渡船不敷，将朱仙镇小河民艇，从陆地挖沟引水，将船拉至大河，每只装柳不过二三百束，每束脚价费银一二钱不等。然而尚有船可雇，有法可设，犹可言也。如今朱仙镇的客船，见封雇无已，俱各畏缩不前，大河又无片帆往来，百姓运柳至河干

译这。只能望着大海叹息。官吏束手无策。如果不尽快谋求变通。将来必然导致漕运失误。就像现在协济七里沟的柳树。九十余万束。而堤柳、园柳每束。官府给予脚价银一分五厘。民柳连同运脚。每束给予银四分五厘。考察当时议定。用本省的柳树。修本省的工程。每束尚且给予五分。如今远运到江南千里之外。只给予四分五厘。百姓没有办法飞运。怎能不亏损受累呢。恳请皇上仁慈旨意，命令河道官员。动用捐输的钱粮。在江南出船的地方。雇佣船只运到河南。让百姓只负责准备柳束。挽运到运河主干。这样百姓也能稍微得到喘息。重大工程不至于延误了。

译关于制造役船、禁止封捉民船的奏疏，出自《江西通志》。

张朝璘

查得江西地区地处交通要冲。兵马不时往来。舟船必不可少。物资供应从何而来。势必封捉民船。动辄达到千百只之多。在封捉之前。商贾闻风远逃。封捉之后。长江之上绝无片帆。倘若兵马接连而来。凡是山河偏僻的岸边。无不穷搜远觅。以求凑足数目。不仅商民已不堪忍受。而且军机因此延误。这是历来封捉民船的苦难。确实是江西省最大的祸害。臣在入境后。亲眼目睹江上船只稀少。商旅止步不前。日夜筹思。不得安宁。如何能紧急救济军行。使物资供应无误。如何能紧急缓解民困。使百姓逐渐获得安乐利益。非打造船只不可。臣此前因此条陈上奏。拜疏之后。立即行文驿传道。商议动用水驿钱粮。根据银两的多寡。衡量县分的大小。命令各属县全部制造。计算从赣州到江宁。虽然路径有长江、山河的不同。但木楼、红桨、茅篷等船。可以通融兼用。以便渡河各得其宜。钱粮不至于浪费。确定船只数量。限定完成上报的时间。这是臣造船的初步建议。然而县驿繁忙之地。各有动支应募。而通盘核算。钱粮有限。派造数量少。应付繁多。不足以应对一时的需要。臣不得不虑始及终。特别捐出俸禄资金。打造大船三只。小船五只。率先开工。全省各官。有能出资协助急公好义者。听其自便。这是臣捐造船只的公开提议。只是差船既已制造。水手随之而来。臣先提议令各县召募。规定红桨船每只。议用五名。茅篷每只。议用三名。作为看管撑驾的需要。但查得水驿钱粮。已用于造船。而工食费用恐怕虚耗。臣反复商议确定。提议以夫役分久暂。粮饷定行坐的方法。每船先招募有家眷的水手一名。常年管理。共计三百五十七名。红桨船较大。一人难以料理。提议增加单身水手一名。协助管理器具。共计四十六名。若临行出差。大则添雇水手三名。小船则添雇水手两名。负责帮驾。以便长途航行。约计七百六十名。这是管船水手的定数。然而水手既已齐备。工食必需。臣提议有家眷水手一名。每年加倍给予工食银一十四两四钱。单身水手一名每年给予工食银七两二钱。共约每年工食银五千四百七十二两。其临差添雇的水手。按路程计算天数。每日给银四分。但兵马过往不一。差事繁简不同。用船多少难定。现在就少的情况而论。每船每年轮换。大约以三次差事通融计算。从南赣到江宁。现在只以二十天计算往返路程。每年约需帮驾水手银一千八百二十四两。连同常备水手的数量。共每年需银七千二百九十六两。加上原有额载差递坐站各船等项。可以用来资助工食和修缮。似乎可以没有匮乏的担忧。这是水手工食的定数。据该道报告称各县陆续解送验收。共造完木楼红桨船十八只。茅篷船二百零四只。共计二百二十二只。共银一万五百一十九两余。又提督镇臣与司道府厅州县各位官员捐资乐输。共造完大船二十八只中小船一百零七只。共计一百三十五只。共银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五两两项共造完大中小木楼红桨茅篷等船只三百五十七只。均已先后竣工。解泊省河。交给驿传道总理。编列字号。竖牌为记并委任南昌府同知统领收发。兼司修缮。又责令南浦驿驿丞经理器具。稽查工匠。临差则酌情应付。无事都停泊在省河黄牛洲的岸边。以免风波损失的担忧。这次役事。用本驿的钱粮。供本驿的应用。不费公帑。不烦民力。从此兵马来临获免掣肘之患。商民永无封捕捉之苦。以此来加速军行而达到克胜。安定民业而归于安乐利益者。确实有实际救济。只是捐助的各官。或耗尽资俸。或卖掉马匹。以协助此举。均为国家计民生起见。伏乞皇上俯念急公。优加叙录。不仅江西废弃的役事。可以鼓舞将来。而且各省造船之举。都能有所观感而兴起。更祈天语申饬。凡江西新造差船。往来载送。经过地方。查验字号。免予封捉。这又是仰望皇恩远被之处。

关于广东夫役事务的议论，出自《粤东文海》。

唐化鹏

广东向来用兵。百姓死于盗贼的十分之一二。死于征调的十分之五六。其害没有比取夫更惨的了。名义上是取夫。实际上是取工匠。取器物。以及发放养牛马之类。都在取夫之内。取夫旧例。五十家出一名。就有挪移增减的弊端。有不到五十家而出一名者。有不止五十家而出一名者。县官每十名。多取一两名。严重的多取三四名。夫房则以一而派十保甲奉行箕敛。又加取一倍两倍不等。每月

译每征一名夫役，需用银二三十两，甚至有用数十名、百数十名的。百姓甚至卖儿卖女来雇人顶替夫役。仅就这一件事而言，官府从中取利，夫房从中取利，保长从中取利，好比病弱之人又遭摔打，怎能不立刻毙命呢？想要杜绝这种弊端，不如通盘计算一省的夫役定额，每名每月征收银一钱。通广州的夫役不下数万人，每月就有数千两银子，用来供给全省调遣应酬的各种差役，自然会发现有余，而不会感到不足了。

然而有人说：“百姓过去每征一名夫役，每月出的夫银多达数十两，甚至百数十两，公家尚且不够用，现在每名每月只出一钱就足够了，我不相信。”不知道以前的夫银虽然这么多，但公家用它，县官用它，夫房和保长也用它，所以不够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每名每月只出一钱，轻而易举，直接交给官府，明白无误没有弊端，夫房和保长无法从中分一杯羹，那么积累起来等待公用，很少会有不足的情况了。

以五十家出一名夫役，每名每月出银一钱，也就是一家每月只出银二厘罢了。而且银子聚集在公家，有事才按名册支取，无事则留存下来用于赈济，否则就全部免除，公私两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征收的银子，就由一位清廉明察的府佐掌管，各县征收后解送藩司，由藩司发给所管辖的府佐开支，每月造册分别缴纳，总督、巡抚、藩司核查其使用情况，查核其留存情况，互相稽查。而所管辖的府佐，在每个驿站、镇市、马头、冲要繁盛的地方，各选一名夫吏。凡有往来官员，所需夫役的名数，明确填写在夫簿上，都在总数内支销清算。夫役预先雇佣愿意充役的贫民，报名入册，有事时支给夫银，无事时自食其力，不损害公家也不损害百姓，有什么顾虑而不实行呢？

广东地处岭南偏远之地，吏治向来松弛，建国初期百姓受害很多，派夫役最为严重。派夫役有两种：一种叫做“均平”，各里派银数千两，交给县官，需要夫役时由官府发银雇佣，夫役的多少，由官府决定增减；另一种派到里下，夫役的多少，由里下承担，官府只发夫票而已。然而一旦遇到差使，正夫之外，不免多派余夫，吏役催逼，使人无法生存。后来全部革除，百姓才得以保全聚集。

译伐石志

胡天游

越地的山石众多，开采的方法也熟练。各种材料都依赖它。官府和住宅的基础，桥梁的构建，道路的铺设，磨刀石、石磨、舂米的杵臼，钟氏用来压平布匹的工具，渔夫用来称重的杠秤，棺椁的闭合，都从这里获取供给。因为需求广泛，几乎要把山里的石头都采尽。刚开始时，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登上山顶向东西眺望，观察石头的纹理脉络。剥去表面覆盖的泥土，趁着干燥的时候，用水冲击，石头就会崩裂。然后用大凿子环绕石头，竭尽全力敲击。石块成了材料就卖掉。有时遇到坚硬的大石头不能立刻砍下，就在横崖上竖立木桩，腰间悬挂着撞击它。陡峭的岸边削切得绝壁千仞，下面深黑如洞。在其中劳作的人，用柔韧的木头绑成云梯，连接几十丈高，像猿猴一样手臂相连，用力附着在石壁上战战兢兢地攀登。有时绳索断裂台阶断绝，像飞鸟一样坠落，尸骨无法完整收殓。开采久了，洞口变得开阔，逐渐深入，中间空出像厅堂一样的空间，侧面凿出幽深的洞穴。人们像乌龟爬行、狐狸蹲伏那样行动，点燃火把敲击石头，石头时常崩塌，人被埋在内部。有时石头采尽底部贯通，遭遇洪水淹没漂流，每年死去的人有好几个。我在山中游览，怜悯他们危险劳苦，试着安慰他们说：“你们在这里辛苦操劳，难道不疲惫吗？”工人愁苦地叹息说：“谁说这差事不困顿我们呢？我起初是农民，租种田地耕种，计算着幸好能吃饱。近年收成好，收割的粮食接连到来，饮食舟车等费用全部偿还，算下来盈余的粮食也不多了。如果丰年多余两三个月的口粮，谋求借贷补充饥饿，没有资金决定耕种了。歉收年就卖掉儿子抵债了。再看看我们乡里的农民，有的镰刀刚放下，家里的锅就空了。所以忍受酷烈的暑热，寒风冻结的冬天，触犯毒蛇蜥蜴，闯入虎豹出没之地，混杂着伥鬼，冒着汗水枯竭喘息，肩膀肿胀破裂，来服这劳役，希望不遭受伤害死亡，赚取收入不缺，得以每天养活自己，并且让家人喝上稠粥。自从前些年，海潮大涨溃堤，冲毁了防堤，官府发出命令修筑，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府里，前往做工。于是禁止民间买卖，并招致雇佣。如果私自拥有货物从事买卖，就加重惩罚。因此利益断绝于各种需求，而费用耗尽于呼喊者，仅仅皮肤没有被剥掉罢了。如果估价，比平常减少十分之一。从藩属官吏那里支取银两，侵吞十分之一。经过县郡官吏又是这样。拿着这些钱分给我们这些人，价值已经不足，又料想责任奢侈巨大，加倍众人的劳力，增加日时，更加陷入困境。然而因为完成不迅速，时常在公堂上被鞭打，裹着伤口奔走，停止雨雪，奔跑在道路上，生病不得休息。我这差事已经三年了，痛心年幼的妻子瘦弱顾不上照顾，像秦越人那样互不关心的形势使得这样。假如没有向来扰乱，仍然做我最初的工匠，或者太守县令，体恤我们的疲惫而稍微宽待我们，我虽然手烂足冻，还是私下认为甘甜，又何必吝惜疲惫在我身上呢？说：“那么我何不返回务农，虽然艰难缺粮，或许稍微安逸些呢？”说：“隶役既然不能脱身，况且我曾经因为工匠逼迫震慑官吏的样子，观察乡村催缴赋税的人，逼迫更加厉害。唉，可悲啊！我们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劳苦，同情工匠的话，推辞农事，这是蒸蒸日上不困顿的很少。想想那些养育百姓的人啊。”

民夫记

王鸣雷

年月日，军队出征，到达闽海。广东的大船几十艘，小船多达几百艘。马丁使用长小船四五丈左右，用来装载刍草、米谷、豆料之类，作为喂大马的饲料。大船用夫二十人，中船十人，小船有的六七人。先前郡县官吏稽查花户册，根据民间食田的出入，平均派遣夫役的多寡。有急夫，有约夫，有月夫。夫役的家庭一个，而吃粟米的家庭九个。官吏所到之处，乡村夜里鸣锣，催点急夫。夫役有班头包揽，有官差押送。或者派门头，或者派田亩。除了食田外，荒田有税，没有耕种的概不免除。上级所索取的，下级常常加倍。每次朱票下达州县，押运夫役到省会。县令拿着簿册坐在堂上，捕官站在台阶左边，文书吏员在旁边。清晨点卯，直到三更鼓。官吏呵斥官差，官差呼唤班头，班头呼唤花户。夫役两阶台阶鱼贯而入。从右边进入左边出来，班头押送到，锁住脖子穿着赭色衣服，像囚犯一样。如果是隆冬，催促赶路衣服不能遮盖身体，肘部夹着竹篾小筐，所装载的饭食器具，一小束茅柴，瓦罐熏汗。凡是背后系着薄苇席，都用草绳截断绑着。腰间横着几尺粗布，裹着八升黑豆。神宫佛寺，坐无空地，睡在破絮上展开石头，伸直脚则脚露出来，蜷缩则背露出来。直到操舟牵缆弄潮，日夜不停，五百里，不得休息。如果稍微迟缓，那么丁壮数以百鞭抽打，日不替手。沿袭狩猎的习惯，所到之处就背插箭袋，手挽刀鞘，而言语侏�，北军不能辨别他们逃跑死亡。在回来的时候不到一半，脸肿得像水缸，手指像竹筒，肚子大像饭桶，两足明亮像琉璃，皮肤不开裂，四肢。回来吓坏了幼子媳妇。我说：“当国家太平无事，百姓不知道战争，插秧粪牛种，哪里知道夫役足以快乐。然而还有逞血气以忧虑庙堂的。现在海上烽火，谁真正是祸患，却让边海穷民，迁徙父母所居，帛麻水车，鸡桑田秫，颠倒魂梦，以额头叩门者不闻，以�夫官夫，牧大马，驾楼橹，犹得驻船头，与班头索酒钱，买醉洲边也。”

蜑人采珠说

吕星垣

我过去读《后汉书·孟尝传》，合浦的珍珠迁徙到交址，孟尝到任后珍珠返回，后人常把它作为廉洁官吏的颂歌。我曾经怀疑它。等到游览京师，拜访合浦的李君廉山，他说这个说法确实而且屡次发生，并告诉我蜑人采珠的事，于是为他作说。珍珠产于交址的，叫拂菻

译瓜哇、渤泥、沙罗等地。产于广东东部的，叫乌泥海猪沙、平江独揽沙、杨梅青、断望，都属于廉州府；叫对乐的，属于雷州府；叫东筦、大步海的，属于广州府。如果君王政事公平，恩德惠及深渊，珍珠的产量就常常丰富；如果廉吏遍布上位，道德教化也丰厚。珍珠的兴衰就像五谷一样。珍珠中，直径九寸八九分到五分的属于大品。覆盖在釜底、表面平整光亮且较小的叫珰珠；不覆盖在釜底、光亮且较小的叫走珠。有光泽但不圆的叫滑珠。其次是螺砢，再次是官两，再次是税珠，再次是苻珠，这些都统称为珠。再往下，像梁粟一样的叫幼珠，像豌豆一样的叫常珠，破碎的叫玑珠，精纯的叫璇珠。形状像人的通常叫珠佛，形状像物体的通常叫珠。

凡是采珠都在三月进行。将要采珠时，先向海神祈祷。祈祷要用五种牺牲。如果五种牺牲不齐全，祈祷就不恭敬，就会刮起飓风，不能采珠。采珠如果遇到巨浪，守珠的官吏会杀死采珠人。如果巨大的珍珠潜伏在海底，那里有城郭般的结构，螺母抱着它居住，各种生物环绕守卫。采珠时，环绕水池连接巨大的船只，用巨石沉入海底，然后系住蜑人的腰。蜑人善于在水中生活，吃腥味的食物，入水后能看清东西。他们通过观察水色来识别龙的远近和多少，被称为龙户。凡是蜑人被系着下潜，如果气息紧迫，就摇动绳索，顺着绳索上来。上来后，用热毛皮包裹，稍微缓解死亡的危险。或者在水中突然触碰到蛟鼍的网或像鬐鬣一样的东西，血流如缕而死。死了都无法救援。他们的工具是铁橇、木柱、板口，两个角用石头压住。又用麻兜做成袋子，悬挂在船的两旁。有时已经装好又飘失。

凡是珍珠，三十年采一次叫老珠，二十年采一次叫半老珠，十年以下采的叫稚珠。凡是珍珠，一升重四十七两。凡是守卫珍珠的地方有寨子。凡是蜑人编入户籍，也按丁口计算。有的按户责罚，有的按丁口责罚，有的丁口缺失但户还在，就责罚招募丁口。官吏廉洁的，就按所责罚的数额执行。有的还观察他们的病情，免除他们的缺额，怜悯他们的生存，抚恤他们的死亡，奖励他们的收获，勉励他们的损失。所以十年以下不采，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也往往潜入重渊深幽的地方，以顺应天道，以取悦山川，从而使田谷顺利收成，百姓少有夭折和疾病。至于珍珠迁徙离开，往往看官吏贪婪的程度来决定。大概天地之间，神物怪异窟居，它们的族类互相伤害，弱肉强食，造成的祸害非常猛烈。即使肆意掠夺，总括财宝，也贪得无厌。所以珍珠迁徙到靠近人的地方居住，希望他们廉洁节俭、慈爱，仁爱百姓和万物。直到人戕害万物、胜过万物，万物不得已才迁徙，避重就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珍珠全部迁徙后，蜑人死去的就少了。

译田功论

顾炎武

天下的巨大财富有两种。第一是耕种，其次是畜牧。国家也是这样。秦杨凭借种田务农而成为一州的首富。乌氏的桥姚凭借畜牧而与封君相比拟。这是使家庭富裕的例子。弃父因种植粟米而受封于邰。非子因繁殖牲畜而奠定秦国的基业。这是使国家富裕的例子。事情有谋划起来非常迂远、做起来非常困难，但最终能够兼并天下各国、臣服天下百姓的，没有比耕种更有效的了。我曾经读宋代魏了翁的奏疏，他认为古人守卫边疆、防备要塞，可以缓解民力并使敌人疲敝，只有致力于农业、积蓄粮食才是关键。他又说，有屯田，有垦田。大战之后，田地大多荒芜。各路闲置的田地，应当广泛招引诱劝，让人开垦，借此可以恢复生计。那么耕种收获的实效，往往多于屯田。边疆之地，长久荒芜不耕种，粮食就会昂贵；昂贵则百姓离散；离散则兵力衰弱。必定要使土地开辟、耕种广泛，粮食才会便宜；便宜则百姓聚集；聚集则兵力强大。请求不要追求屯田的空虚名声，而要先计算垦田的实际利益。招募忠义的土豪，官府给予资助，让他们随意开垦。粗略计算所耕种的田地可达数千顷。明年此时，便能收获地利，可以吃上便宜的粮食。况且耕种的农民，又都是可用的士兵。万一有警报，每家各自守卫，每人各自作战。与仓促间派遣戍卒相比，也相差万倍。没有屯田的名义，却有屯田的实效；没有养兵的费用，又能暗中制约骄横悍勇的士兵。不仅可以制服敌虏，又可以防止其他盗贼的出入。不出几年，边防便稳固可见。用来作战就能胜利，用来防守就能坚固。我认为这个策略在今天实行尤其容易。在太平盛世，田地各有主人。如今中原大地长满蒿草，确实是因为田地的主人。如果勤勉用力耕种，不这样做的，就登记土地并授予新来的农民。不能让我们的国家有闲置的土地。像这样人们必定信服。这是第一个容易之处。在连年丰收的日子，人们看轻粮食。如今战乱相继，连年大饥荒，人们大多为食物所困，必定勤于耕种。这是第二个容易之处。古代的边疆屯田，多在沙石之地。如今黄河以南，土地肥沃泥泞。水田在扬州，旱地在颍寿。修复羊杜的遗迹，恢复上元时期的旧屯田。这是第三个容易之处。长久荒芜之后，地力尚未耗尽，粮食必定加倍丰收。这是第四个容易之处。然而有三个困难。大司农报告财政匮乏，拿出数十万金钱，谋求三四年后的利益，这是第一个困难。朝廷不能长久任用一人，人们不甘独自辛劳，希望用数年的力量，专门委任一人，这是第二个困难。天有旱涝，年成有丰歉。比如何承矩初年种稻，因霜灾旱灾未能成功，几乎受阻失败，这是第三个困难。我请求捐献数十万金钱给劝农的官员，不问其收支细节，而在三年之后，以边疆粮食的盈虚贵贱作为考核优劣的标准。这个人，想要边疆粮食充盈，必定会勤勉耕种，必定会疏通商业，必定会安定安抚百姓。边疆粮食充盈，那么物力丰富，兵员充足，城防坚固。天子获得不谈论利益的实际利益，而天下的巨大财富就积累在这里了。

屯田考 赣州府志

设立屯田，就是古代寓兵于农的道理。唐朝以前只在边疆有。汉代赵充国因为转运维持艰难，开始在北方边境设立屯田，士兵百姓不受打扰，当时的人认为很方便。东汉则设置农部都尉，主管屯田种植粮食，而黄河以南还没有。唐代开设军府，利用隙地设置营田，天下屯田总共九百九十二处，每屯五十顷。从此各郡都有屯田了。汉代的屯田由士兵耕种，唐代的营田招募百姓耕种。虽然有屯田的名义，但田地所产出的粮食不完全供士兵使用。宋代则拨给弓箭手种植，并征收其租税。于是营田有了徭役和科配。元代各郡都设立屯田守御，耕种营田作为戍守，分兵屯和民屯为两类。赣州的屯田，也沿袭唐宋的营田，不招募百姓耕种，而是征发寨兵，以及宋代旧役的弓手，和抄录遗漏户籍的人户，分给他们，让他们耕种。每户有可查考的记录，田地有可计算的数目，它的来源确实始于这里。明代沿袭元代制度，设置指挥、千户各一人，让他们世代担任其职，又分设信丰所千户、会昌所千户，无事时务农，有事时当兵，隐约有着赵充国的遗意。到了成化年间，各省漕粮由民运改为军运，守御的丁役被征调为领运的丁役。起初立法非常严格，到了末期，丁役大多逃亡，田地一半荒芜。不得已进行清丈，分为活田和绝田两种。绝田招募百姓开垦，活田仍属军产。然而先世受田的人，熟知田地在何处，地方无事，租税收入，坐享其成。历年久远，子孙生长在城市，主佃生疏，以致互相欺诈，百弊丛生，而屯田政令日益混乱了。本朝士兵由招募而来，守御不依赖屯田。顺治年间，部议凡是无卫所屯丁的全部裁汰。赣州巡抚刘武元题奏获准，将漕船三十只，令赣卫及信丰、会昌二所均摊运输。在兴革之后，田地有被百姓占有的，有卖给百姓，百姓又卖给军队的，有祖父已放弃田地，经过百姓开垦成熟，其子孙起来争夺的，有屯田与民田交错，久而百姓占为己业的。蔓延愈长，案卷堆积如山，有司于是无从剖断。先前军丁运船，由卫官经理。康熙九年调卫官押运屯田粮食，征调运输改归县管。卫官嫉妒，未将鱼鳞图册移送，以致屯田无从查考。查考屯田的名目不一。康熙三年，每船每丁，各给三户，每户或百石，或百四五十石不等。一户只缴纳屯田粮银三两一钱。负责运输的丁役，到田地收租，自

译办理漕运事务。官府不征收解送的费用。这叫做活户屯田。自从田地抛荒以来，各丁自备牛力人工开垦，或者招募佃户开垦。待庄稼成熟后，上报官府增加赋税。这都称为自垦屯田。有随运公田，则是各户在定额田地之外，购置给负责领运的丁口办理漕运的田地。而在其中又剔出一户的田地，用来办理军屯公事。酬劳的费用，则称为劬劳屯田。如果定额丁口逃亡，本户无人，派给别户协助漕运的，则称为缺丁屯田。至于世职屯田，则是因本丁的祖父在明朝末年建有军功，顺治六年，朝廷命其子孙世袭千总之职，并拨给田亩。或者原先属于荒地，各丁私自花费工本开垦成熟，隐瞒上报增加赋税，被尖丁夹掌。康熙四十年，巡抚谢详查尖丁之家，发现有夹掌四五户至七八户不等的情况，命令他们每户归还租米二十石，与熟垦之家相比，称为工本。屯田之外还有优恤屯困，是查出的田地，拨给各船，留存作为优恤军户孤寡之用。这八种都是屯田。所以办理公务宽裕有余，赡养没有不足的忧虑。虽然诉讼繁多，但赣州向来被称为富庶的卫所。乾隆二十四年，巡抚阿思哈奏请清查，委派官员勘丈。田地有超出定额之外的，按亩增加赋税；有少于定额之中的，不减其征收。又在加赋之外，每亩分等级增加一钱六分至八分不等，称为余租。而活户自垦的田地，都由官府征收其租，纳入屯粮余租内解送布政司。除了供给本卫制造费用外，其余都拨充江西省各帮公费。从此田地的收入都在官府手中，以前所谓的劬劳、缺丁、世职、工本、优恤、随运屯田都取消了。后来因为租赋加重，遇到年成不好，拖欠日久导致官员赔垫。乾隆三十五年，巡抚吴绍诗又题请彻底清查。赣州卫谋划悉心筹划，向上级请求，得以除去缺田，而剩余田地分等级递减赋税。上则征收七分六厘，中则和下则都征收四分八厘。有水冲沙压的，仍准许上报减免。屯丁虽然借此稍得宽舒，然而军户人口日益繁多，入不敷出，贫困窘迫的状况，长久以来更加难以支撑。因此每到征派漕运时，输送缴纳特别费心筹划。于是事先谋划，使得国家赋税经常充盈，穷苦百姓得到救济，这难道不是在上位者的责任吗？

译屯田议

沈珩

如今推行屯田的困难，其弊端有三。第一在于军卒骄纵懒惰。让士兵监督屯田，既要耕作又要戍守，这是非常辛劳的。如今他们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平时鞭打民夫供自己役使。一旦命令他们秋天拿起武器，春天拿起农具，他们能安心吗？宋朝陈恕曾经论述过这一点，而今天的情况比那时严重十倍百倍。第二在于清查田产会惹出麻烦。明朝时屯卫制度早已荒废，民间将其视为永久产业。如果要想追收，必定会大大烦扰百姓。这正是苏轼论述水利弊端时所指出的情况，而清查屯田大概也与此类似。第三在于牛只和种子会扰民。屯田所需的牛只和种子，怎么能全部供给呢？于是就有摊派借调农工、州郡搜刮牛只的骚扰。这正是宋朝弓箭手等法令难以推行的原因，而今天又怎能没有顾虑呢？

然而如今推行屯田的容易之处，其利益也有三。第一在于耕种收获可以依赖。明朝沿边屯种，每当庄稼成熟时，总是担心遭到践踏。如今边疆万里安定如金瓯无缺，哪里还会有粮仓不盈满的问题呢？第二在于侵占行为无法施行。明朝时屯田肥沃，常常被折算后落入权贵豪强之手。如今谁不敬畏法律呢？哪里还会有官庄侵占的问题，不可追究呢？第三在于掣肘无需担忧。明朝时边防主帅的事权，常常担心受到中央制约，所以兴废不能自主，功罪有时靠贿赂获取。如今文武官员各自遵循端正的制度，哪里还需要担心像十只羊由一个牧人放牧、一瓢水由一个人携带那样的管理难题呢？

虽然利益确实是利益，而所谓的弊端也并非真正足以构成危害。如今军费开支损耗严重，粮饷微薄。如果给予土地，参照明朝授田输粟的条例，来优厚地供给他们，谁会不争先恐后地努力耕种呢？这样骄纵懒惰就不必担心了。旧的屯田确实难以全部恢复，但正不必全都清查追收。如今边疆和内地有很多未耕种的土地，无主的田地，将荒芜废弃的土地作为开垦荒地的官田，难道不是利益吗？这样清查就不必烦扰了。牛只和种子确实难以全部供给，但正不必全都由公款支出。或者整顿盐政来鼓励商人，或者授予爵位赏赐来鼓励富民，或者设立特殊规格来鼓励将领，那么种粮的准备，难道一定要耗费国家大农的经费吗？这样牛只和种子就不必扰民了。明白了这些，那么利弊就显而易见了，推行屯田就可以决断了。

至于因时制宜兴利，大体上古今适宜不同，不可以用成法拘泥。第一是边疆屯田的方法有所不同。明朝的边疆屯田，多在西北。如今各边固然应该修复，但天下大势，扼守咽喉、拍打后背，而修筑战守防备的，应当在楚豫之间。晋朝羊祜、杜预垦田的地方，就是今天的荆襄、唐邓地区。如果在这里建立屯田，可以坐制滇蜀，控制淮南，而吴楚地区可以免除运送粮饷的艰难，禁军可以停止奔波劳顿的辛劳了。第二是民间屯田的方法有所不同。宋朝经营田亩设置机构，如何承矩、欧阳修、陈恕、范仲淹，多在河东、河北、陕西，而成绩很少见到的，只是因为因边疆而设立制度，不是考察地理适宜与否。如今兵民交困，没有比东南更严重的了。如扬州水田大多荒芜，颍州、寿州陆田大多废弃。晋朝邓艾有淮南北的屯田，唐朝有射阳湖的洪泽屯、寿州的芍陂屯，遗迹都可以考证。应该招募江南无田的百姓，修筑渠道开垦堤坝，可以将芦苇沼泽变为稻田，将盐碱地变为肥沃土地，而东南的民力就可以复苏了。第三是京城屯田的方法有所不同。元朝采用虞集的策略，在京东濒海数千里，北到辽海，南到青齐，在芦苇沼泽之地，设置海口万户，鼓励百姓开垦土地，获得粮食数十万斛，以资助国家财政。如今京城附近东西民田，圈占授予满旗，农民失去生计，何不仿效元朝遗留的制度，开垦水田给予旗人，而将圈占的田地归还百姓，那么万民再次复苏，而国家储备也充盈了。第四是商人屯田的方法有所不同。明朝初年招募商人运粮，只限于西边，因为西边的粮饷最重。如今凡是有多余田地可以屯种的地方，应该听任商人选择便利之处在中间兴办屯田，以所招募的百姓为耕种者，而根据出盐多少的地方，通融支给，那么各镇的粮饷都充足，而盐政的良好规制也恢复了。凡是这些，屯田政策切合当今实际，是拯救时局、使国家富强的最佳计策。如果其中的细节条理，依次施行就可以了。

屯田议

卢纮

屯田的制度，就是仿效井田的遗意而通权达变地施行，也就是寓兵于农的意思。然而当时百姓只知道有农业，不知道有军事，器械自己准备，粮草自己储备，没有调发训练的烦扰，没有输送征召的痛苦。《易经》说：“改变城邑不改变水井。”井是聚集的意思，也有相聚守卫的含义。等到阡陌制度兴起，古法不可再行，朝廷专门设立兵制，或者驱使农民成为士兵，经过几十年的役使而不能罢免，或者征收农民的赋税来供养士兵，耗尽千万人的力量而不能供给。于是从汉唐以来，善于做长远打算的人，才开始有屯田的议论。赵充国在塞下施行，枣祇在许下施行，诸葛亮在渭南施行，这些都是为了军事兴起而设立的。纵然不劳民来养兵，然而耕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早上拿着农具，晚上扛着兵器，他们无不认为，我是士兵而不是农民，我是暂时耕种这里而从事军事的，不是长久驻扎这里而从事农业的。由此看来，那么兵农的形势，表面上结合而实际上不得不分离，暂时结合而最终不得不分离。明朝制度分立卫所，而兼分屯田，其实卫所的军队，未必就是屯田的百姓。然而百姓自为百姓，军队自为军队，这不仅是百姓与军队分为二，而且民田与屯田又分为二，并且吃屯田粮的人与供养军队的屯田又分为二。这就是虽然具备军队和屯田的名义，

译然而最终未能发挥其作用的原因，弊病正在于此。本朝承继变乱之后，户口虚耗，田地荒芜。忧国之士因为正税日益短缺，于是倡导兴办屯田的议论。招集流亡迁徙之人，借贷给他们牛只和种子，免除他们的定额粮税，由专门机构监督，由屯长管理。并且又告知他们兴办屯田的本意，原本是为了开垦荒地，并非为了供给军饷；原本是为了聚集百姓，并非为了供给军队。起初虽然设有屯田之名，后来却永久成为百姓的产业。这在立法者方面，不止三令五申，让百姓家喻户晓。然而百姓最终大多惶恐不安，官吏极力驱迫就范，才开始有勉强应命的人。百姓并非畏惧土地荒芜而无力开垦，正是忧虑军队的骚扰而祸害难以承受。上级说：“屯田是为了聚集百姓而非聚集士兵，名称与古代相同，但实际与古代不同。”百姓说：“屯田原本是为了供养士兵而非供养百姓，既然实际上不是为士兵而设，那么名称为何不连同屯田一起废除呢？”况且在立法之初，乘坐驿车经过的人，骚动烦扰，耗费巨大。至于牛种支给与归还、籽粒销算、田亩稽查、册籍呈报审核，这些加减核算都在胥吏手中，即使不必供养士兵，祸害也必然到来。这难道都是出于谣言的迷惑吗？我认为招集流民以开垦荒地是可以的，设立监司以管理荒田是可以的。但这件事应当责成地方官吏办理。一年之中，流民回归的有多少人，荒芜开垦的有多少亩，劝借牛种、互相借贷周济的有多少家，免除杂税、按亩输纳谷物，一年储存积累的有多少石。春耕秋收，每次造册上报，一切胥吏禁止骚扰，专门责成地方官吏年终定为考核标准。那些百姓回归、土地开垦、粮食积累的分数多的，定为上等考核并给予优待；否则列为下等考核并加以惩罚。这样地方官吏就知道关系重大而务必尽心，小民不再担忧烦苦而务必尽力，当权者并省去经营督责的烦扰而坐收成效。那么不出几年，流亡迁徙的人逐渐恢复，荒芜的土地逐渐开垦，国家赋税逐渐充裕，上下受益，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况且还有最为严重的祸患，当权者未曾考虑到。郡县人口逃亡、土地荒芜，虽然申报已久，但免除赋税终究未蒙恩准。那么逃亡的人已经不在，但名字未从户籍中除去；荒芜的土地完全空虚，但赋税仍列入征收。那些死去的姑且不论，如果逃亡的人想要回来，数年拖欠的赋税一并责罚，宗族党羽的债务一并牵连；如果荒芜的土地想要开垦，以前的荒粮未除，以后的屯租重纳。那些小民怎能承受这几种困境呢？这是我主张必须先清除荒田赋税然后荒田才能开垦，必须先免除逃亡者赋税然后逃亡者才能回归，这更是招抚开垦的一大关键手段。至于查核真正的逃亡者，没有理由现在应当招抚；查核真正的荒芜者，没有理由欺瞒隐瞒应当开垦，那么地方官吏就不能推卸责任了。

译商屯议

张宸

我私下认为，《大学》中理财的道理，只说生产创造，而不说索取征收。大凡因为索取征收的方法，已经包含在九赋九式的制度之中了。自从有了井田制的划分，就有十分之一的赋税。如果在这之外再谈索取，那就必定是出于搜刮聚敛的行为，这是《大学》所深深警戒的。因此，拥有财富必定始于拥有土地和人民。所谓拥有土地和人民，并不是说一定要开拓疆土、增加人口，只要使没有不耕种的田地，没有不尽力的百姓，那么人和土地就真正属于国家了。假如家家丰足，却一定要拖欠上缴的赋税，遭受催缴的骚扰，我是不相信的。如今天下疆域广阔，人口日益繁多，拥有土地和人民，没有比今天更兴盛的了。然而户部尚书却有仰屋兴叹的感慨，度支部门有坐困愁城的叹息。议论的人把责任归咎于拖欠赋税。拖欠赋税确实是个毛病，但总计收支的数额，即使赋税全额缴清，收入仍然抵不上支出，那么怎么能不思考改变策略呢？我认为如今天下的计策，没有比开垦荒地更大的了，而开垦荒地则必须让富人来做。为什么呢？

国家也曾设立官吏商议屯田之事。然而民屯，那些拥有恒产、家境殷实的人，一定不会响应命令，而应征募的，必定是贫民和流动人口。想自己准备牛只和种子则没有力量，想由官府准备则没有这笔钱财。况且早晨下令晚上就考核成效，田地还未开垦，考核的压力已经紧迫。于是负责此事的人，必定在邻近的熟田中，指认为隐瞒占有的田地，漏缴税赋，强行征收籽粒，以应付期限。因此荒地还未成熟，熟田先受拖累，国家未得利而百姓已困苦，屯田没有成效，就是因此。

说到兵屯，如今的满兵都是禁卫军，形势上不可能让他们长期暴露在野外，手足生茧地劳作。而汉兵则淘汰了一波又一波，边疆尚未平定，让他们守卫汛地瞭望，尚且人手不足，却又考核他们耕种屯田，没有牛只种子的准备，却有籽粒的逼迫，与其辛苦劳作，留下日后追缴的麻烦，不如坐吃官粮，享受眼前的安逸呢。即使恢复卫所屯操的设置，而现在的屯粮，尚且需要鞭打催促，又凭什么力量来办理此事呢？所以如今商议屯田，兵和民都不可行，而最善于做的，是让富民来做。

所谓富民，就是制定田里制度，供给赋税，服徭役的人。让他们放弃现有的产业，去耕种未耕的田地，谁愿意做呢？况且责成富户，必定要商议佥报、迁徙，奸徒猾吏，趁机作恶求贿，人虽然轻易离开故乡，这边眷恋那边割舍，必定导致骚动多事，屯田未成而害处已现，又怎么能有利呢？

那么有说法来处理此事。盛明君王的制度，抑制商业以驱使人们从事农业，充实京城以内以巩固根本。周代的制度，廛人、萍人都有赋税征收，没有职业的人，出夫家之征。闾师，凡是无职者出夫布。汉代继承秦代的弊端，招募富民充实关中，充实边塞，又凡是有市籍的人，禁止穿丝绸骑马，子孙不得做官吏。而唐宋的君主，往往比较盐铁，征收商贾的税，以充当大半的赋税。其制度虽然不尽完善，但抑制末业以休息农民，还接近古代遗留的意思。其中最善的莫过于明初开中的制度。明永乐时，下达盐商向边关输送粮食的命令，每纳米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小米每引四斗。又命令近边的荒闲田地，可以自行开垦，作为永久产业。商人忌惮转运粮食的劳苦，无不自己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既有田产的利益，于是为家庭做打算。因此守望相助，墩台保伍不命令就具备了。田地日渐成熟，年谷屡次丰收。到天顺、成化年间，甘肃、宁夏粟石值银二钱，军国大裕。那时国家的府库仓廪，仅够供给京城，而其余都委托给商人，没有修边的费用，没有远输的劳苦，国家富强，就是这个缘故。

自从成化六年，户部尚书叶淇请求更改其法，课税输送银两到运司，分类解送户部。虽然盐银骤然增加百万，但转运粮食到边关的命令已经废除，西北商人也迁徙家到淮河以便盐务。千里沃壤，委弃于草莽。米石值银五两。叶淇本是淮人，心意独为淮商打算，况且只看到粟石二钱，就认为二斗五升的米，值五分，不如纳银二钱五分，有四倍的收入。等到后来米石五两，那么二钱五分的银，仅能换米五升了。而且有转运的劳苦，修边的费用，盐课虽然日增，漕米虽然日益，既不能在临时呼应，势必导致盐漕一并败坏，因缘积渐，以至于贫弱而不可振作。明朝的已事，得失不是很明显吗？

况且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拖欠赋税。赋税之所以日益拖欠，是因为百姓贫困。百姓之所以日益贫困，是因为漕耗日益加重。明万历年间漕规，每正耗米百石，加民耗米八石四斗，银二三两不等。如今则每百石加二三十石了。外边的踢斛淋尖，层层有赠，那么不止三四十石了。纲司话会有钱，通关小票筛箩会筹有钱，酒饭有钱，约计银七八钱米一石三四斗，然后可完一石之兑。这是官收一石，而民费二石余也。查会典记载，凡运京交仓米一石，给官耗米七八斗，或五六斗不等。又有轻赍银，两造船银两，夫脚银两，短运脚价行月二粮，而旗丁之侵欠者，又岁数

译十万。这是官府征收两石多米的代价，才能有一石运抵京城。州县征收的耗米，与正米一样编入定额催缴，一同兑出，而私耗又加倍收取。因此民间花费四石，国家才有一石可用。正值秋收完毕，官民艰难完成漕运。到了二三月间，漕运刚结束，看看家中，已经一无所有。接着又催缴条银，完纳自然无法进行。完纳不前，则鞭打日益严重，形势不得不暂时解救眼前的死局，花钱买通以求宽限，打发差役。胥吏知道他们无计可施，勒索更加厉害。即使严厉惩治衙门蛀虫，严追侵吞欠款，也像钻朽木取火，木尽火不出，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漕运不减则百姓不富，百姓不富则赋税必然拖欠，赋税必然拖欠则国家用度必然不足。假如百姓有余力，可以完纳正税，怎么会去满足吏胥的勒索？吏胥见百姓完纳达到定额，又凭什么借口进行诛求？况且百姓已经完纳，没有拖欠的额度，贪官污吏，即使想挪移侵蚀，又怎么借百姓欠款之名，作为影射牟利之地？这几件事如环无端，而总根源在于漕运制度的败坏。所以救本澄源，先从漕运开始。那么节省漕运的计策是什么呢？回答说：没有比恢复开中法更好的了。让商人缴纳盐税，用银换粟。以前盐税每引二钱五分，现在增加到八九钱了。那么大米二斗五升，不可以增加到四五斗吗？小米四斗，不可以增加到七八斗吗？以前在边疆开中，现在命令在京师纳粟。京师与边疆相比不是更近吗？既然出自输粟的途径，就必然会有垦田的打算。以前命令耕种边远荒地，现在大江以北，山东、河南、京畿附近，处处都有。内地平坦且近，不优于边疆险远吗？由此商人输粟，就根据所输数量，减少东南漕兑的额度，就用东南减少的额度，代替商人缴纳其银。这样在官府方面，耗米的费用、夫船的费用、轻赉的费用、行月粮的费用、短运脚价的费用、侵欠的费用，都可以换成银两归公。这是商人输一石粟，国家就有二三两银的盈余。如果运粟百万石，国家就有二三百万两的盈余。在百姓方面，私耗的费用、纲司话会的费用、通关小票的费用、筛箩会算的费用、酒饭的费用，都可以归给百姓。计算每石米百姓花费四倍，这是商人输一石粟，民间就节省三四两银。商人输粟百万石，民间就节省三四百万两。国家每年增加三四百万，民间每年节省三四百万，还说赋税不清，国用不足，这是绝对没有的事。然而变法之初，也有道理。行盐的地方，如河东险远，闽广奥区，地方不产米，运输困难，应该命令仍旧纳银。如果长芦则是京畿附近，垦田最方便，两淮两浙产米之地，初年命令买运，继年便可开荒，没有很大的苦难。只是引课缴纳，多少不同。查万历年间《会典》，有七八钱一引的，有四五钱一引的，也应该以现课银数，折算为米。大约银二钱以内，为大米一斗。如果是小米则一斗五升。商人舟船具备，即使年年买纳，二钱的价格，脚耗已经充裕，何况开垦之后，从田间取，输往京畿呢？这是输银与输粟，不太悬殊。漕运用三四两银得到一石粟，现在用二两银换一石粟，损益不是大相径庭吗？

译有人说：商人既然已经缴纳了应当缴纳的粮食，又命令他们开垦尚未成熟的田地，资本将从哪里来呢？回答说：这也不难。比如第一年应当缴纳一石米，只缴纳九斗，留下这一斗，用来从事田间劳作。计算一下，办理课税万金的商人，每年应当剩余白银一千两；办理课税十万金的商人，每年应当剩余白银一万两。凭借千金、万金的资本来招募流民，修缮房屋，疏通水利，乃至购买牛种和耕具，这些力量是容易办到的。像这样实行三四年，或者六七年，开垦的田地不知有多少了。田地开垦充足后，才收取全额的课税，那么资本自然充裕了。然而，定额十分而缴纳九分，漕运的定额不就已经亏损了吗？回答说：没有亏损。商人缴纳百万石粮食，就折合百万石的漕粮；商人缴纳九十万石粮食，就折合九十万石的漕粮。以此类推，没有亏损。不损害商人，不损害国家，所以我才说：想要节省漕运、富裕百姓，没有比恢复开中法更大的了；而开垦荒地，一定要让富人来去做。

又有一种说法：民间的荒田与熟田，田垄相接。现在让富商大贾自己占有并耕种，难道没有欺凌本地居民、掩盖他们所有土地的情况吗？回答说：这在于责成地方官员。先命令清查丈量荒田和熟田的地亩，明确划定四至边界，明确树立标志，上报某地荒田有多少顷亩，造册送交兵部，招募商人开垦耕种。那些不在荒田数目中的田地，一概征收粮税。小民害怕商人夺取他们的田地，即使是向来没有升科征税的熟田，也应当申报纳税，那么隐瞒漏报的情况不也就清除干净了吗？商人开垦之后，然后三年升半额科税，五年升全额科税，十年之后，赋税额度全部增加。对国家来说，既增加了盐税，又增加了正供；对商人来说，既获得了盐利，又得到了恒产，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京城附近的土地，处处成熟，百万人的粮食，可以顷刻间备齐。根本强壮，大命得以确立，这是最便利的。

三代食用粟米，取自王畿五百里之内。尧都冀州，禹贡所载，百里缴纳总禾，二百里缴纳带穗的禾，三百里缴纳禾秸，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没有不命令近处缴纳重的，远处缴纳轻的。所以四方诸侯，只进贡当地适宜的物品，而不以米粟累赘他们。这都是为了爱惜道路里程的费用，重视不使百姓劳苦。现在商人缴纳靠近京城的粮食，漕运事务就相应节省，符合古制又适宜当今，是最恰当的。京城是根本之地，富室大家，百中无一二。让商人到北方耕种，共同建立家计，没有迁徙的骚扰，而京城内部因此充实，居重驭轻，面貌焕然一新，这是最盛大的。历代创始，必定有大的因循和大的变革，以成就一代的规矩。现在明朝之所以兴盛，与明朝之所以衰败，历历在目。不返回其兴盛的状态，而只遵循弊政，怎么能够垂范后世呢？只是实行起来应当果断，任用人才必须得当。前代使用盐法和漕运，是旧例；当今什么有利什么有害，心中盘算应当周全。以至于水利应当兴修，施行要有秩序，盐场的积困应当复苏，通仓的交纳应当严肃，斟酌剩余的来弥补不足的，留下宽余的来充裕张弛，权衡措置，处处应当周全。皇上如果与心腹大臣，仔细考虑其可行性，毅然认为应当实行，那么就请详细分析论述。

荒田议

储方庆

宜兴的弊端，没有比荒田更严重的了。荒田的危害，百姓承受它，官吏承受它，宜兴的所有人都承受它。百姓经营荒田，那么税粮就短缺；税粮短缺，就会死于刑罚，这是百姓承受它。百姓的力量已经枯竭了，鞭打杖责的威势，无可奈何了，而考核政绩随之议论其后，这是官吏承受它。官吏以功名为念，而不暇顾及百姓；百姓以生死为忧，而不暇顾及邻里亲戚。于是摊派赔偿的方法，取足于一时，而牵连到整个县邑，这是宜兴所有人都承受它。唉，只是一块荒田罢了，百姓不能保全生命，官吏不能保全职位，宜兴所有人，不能保全邻里亲戚，祸害没有比这更烈了。怎么能不思考拯救它呢？然而想要详细制定拯救危害的方法，应当先明白导致危害的原因。荒田的危害，始于宜兴的乱民，而成于宜兴的奸民。宜兴县西边有山有湖，南边有山，东边有湖，盗贼潜伏，太容易了。国家刚接受天命时，窃发之奸，到处都有，而宜兴尤其严重。所以滨湖带山的土地，居民失业，而逃窜到城市，荒废的田地以数万计。田地第一次荒废于战乱，顺治七八年间，一年干旱而两年水涝，又有疾疫流行，其中人民死徙，无暇守护田园，而田地第二次荒废于灾年。明朝末年兼并的势头极盛，贫民不能拥有一寸土地，缙绅之家，连片的田地以数万计。等到国家接受天命，豪强都失去了权势，而乡间奸诈的百姓，起来乘虚而入，禁止乡间的愚民，不得耕种缙绅的田地，以窘迫侮辱他们的子孙，而田地第三次荒废于人。荒废于战乱、荒废于灾年的，是天意造成的，无可奈何。荒废于人的，是人意造成的，可以力量制约。可以力量制约而最终不能制约的，大抵都有摧抑豪强的念头，存于心中而不明察，这件事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二十年间豪强的力量耗尽，而长官也身受其害而不能推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呢？回答说：上面用减免赋税来宽缓，下面用鼓励开垦来勉励罢了。

减免的方法如何？县请示府，府请示藩司和臬司，藩司和臬司请示督抚，而上报朝廷，如此罢了。虽然如此，只是如此罢了？县请示府，府不信任

译有人质疑说：县官管理一县事务，处理文书档案，遵守期限规定，早晨起来办公，晚上还不能安心睡觉，哪里有空去核查荒地？荒地连片达上百上千顷，多的以里来计算。移花接木，舍近求远，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个人的心力有限，而众多奸邪之人的欺骗蒙蔽却无穷无尽。要彻底揭发他们的弊端，以辨别真假，势必有所不能。我认为，宜邑最大的祸患在于荒地。荒地不清理，官吏即使在其他事情上勤勉，也没有益处。减少诉讼，延缓征收赋税，集中力量谋划这件事，不过几个月，真假的情况就会像黑白一样分明。

有人质疑说：同样是荒地，就都应该免除赋税，何必一定要区分有产业和无产业？何必一定要辨别哪些靠近山、哪些靠近水？我认为，现在急于讨论荒地问题，是为了税粮考虑。业主有能力缴纳税粮，开垦并不难。靠近山或靠近水的地方，可以供给税粮，如果免除过多就不合适了。这怎么能不加以辨别呢？

有人质疑说：如果请求朝廷而朝廷不答应，那怎么办？我认为，宜邑的荒地不超过十万顷。辨别出虚假的，就已经去掉了一半。辨别出业主有能力承担的，又去掉了十分之二。辨别出土地足以使用的，又去掉了十分之一。十万顷的荒地可以按两万顷来计算。两万顷荒地，其税粮也不过两千石。朝廷对于两千石这点微末之数，为什么不肯免除呢？即使不免除，在一年之中，县官对于这两千石，也很容易筹措了。

有人说：朝廷免除荒地赋税，可以不讨论开垦了。我认为，只有先免除赋税，然后才可以讨论开垦。国家根据土地制定赋税，以辅助国家用度，到了不得已才讨论免除。作为官吏，如果不及时劝勉耕种桑麻，恢复旧有的赋税额度，就不是忠臣。所以我才说，只有先免除赋税，然后才可以讨论开垦话虽如此，如果听任百姓自行开垦，那么开垦一定没有效果。为什么呢？那些占有荒地而逃亡的人，已经不是一天了。这类客居他乡的人时间已久，忘记了田园的乐趣，而且在异乡有产业，以此谋生。甚至有父亲去世儿子还在，哥哥去世弟弟还在的情况，他们的心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宜邑人了，更何况他们祖先的荒地，又哪里值得留恋，从而返回去寻求祖业呢？

我认为，开垦荒地的事情，必须责成那些占有荒地的人。人不重新聚集，田地一定不会被开垦。宜邑逃亡之后，百姓没有生气，作为长官的人，应当先有办法鼓舞他们，向他们展示开垦荒地的好处，而不责求他们眼前的收入，又用亲戚之情打动他们，用宗族之义联系他们，使他们逐渐回归故里。像这样仍然有甘愿做流民到外地谋食的，以及无力承担开垦的人，就应当按照人数将他们收归官府。官府依次处理，或者招募百姓开垦，或者招募士兵开垦，或者惩罚有罪的人去开垦，或者裁汰不急用的胥吏去开垦。开垦田地的人多，荒芜的土地少，不过几年，宜邑就没有荒地了。

开垦之前有两个困难，开垦之后有两个祸患。逃亡的人不回来，是第一个困难。贫弱百姓无力耕种，是第二个困难。已经开垦的田地，如果上报朝廷，百姓一定害怕而再次逃亡；如果不上报朝廷，奸邪之人就会起来揭发，这是第一个祸患。开垦荒地的人没有长久之计，辗转追求利益以求便利，那么开垦过的可能再次荒芜，贫瘠的不再开垦，这是第二个祸患。那两个困难，既然在开垦之前已经筹划好了，那么对于开垦之后的祸患，难道可以不防患于未然吗？我认为，开始开垦田地时应当设立申报开垦的期限，限定三年，或者限定五年。从他们开始开垦的那天起，就在官府登记他们缴纳赋税的日期。奸邪之人还有什么可揭发的呢？开垦荒地的人，授予他们田地，并登记他们的户籍。在东边开垦的不得移到西边，在北边开垦的不得迁到南边。就像世袭产业有户口一样，只是宽缓他们的粮役，以休养生息。过几年之后，宽缓的期限满了，就让他们成为里甲，以供给公家的役使。他们即使想不为长远打算，难道可以吗？

饥民开垦荒地议

储方庆

宜邑的荒地，大约有几十万亩。官吏因此受到谴责的，接连不断。嘉会年间，熊公代理宜邑事务，有百姓向熊公诉说荒地带来的困境。熊公怜悯地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宜邑的百姓最终就没有生存之路，宜邑的官吏也没有人能以功名终老的了。为什么以前治理这块土地的人不想办法改变现状呢？”于是他对百姓说：“田地虽然荒芜，但靠近熟田乡里的，是农民不勤劳，不能说是荒地。田地虽然荒芜，但业主有能力包赔赋税的，对税粮没有损失，不能说是荒地。田地虽然荒芜，但靠近山泽，可以收取地利的，不能说是荒地。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才可以说是荒地。”于是核实实际情况并计算，得到板荒田三万多顷。打算向督抚请求并上报朝廷，这件事还没有完成。恰逢淮扬两郡报告饥荒，百姓死徙的，在路上络绎不绝。天子怜悯地想到他们，命令大臣按时赈济。于是江淮布政使慕公，提议迁徙江北的饥民，开垦江南的荒地，就用赈济的资金，让他们购买牛和种子。我认为，举大事，动大众，利害关系不可不审慎。私下认为这件事的大利有三，大害有四。为什么呢？淮扬的百姓，流徙失业，被积年的荒地所困，不能自我振作，而朝廷派遣使者讨论赈济，难道能长久不缺乏吗？迁徙他们到江南，让他们开垦荒地，使他们能够自己谋划衣食，这是最便利的。况且两淮风俗剽悍，平时还有跋扈飞扬的姿态，现在聚集数百万人，用饥寒驱使他们，他们的势头不成为盗贼就不会停止。借着江南各县的田地，分散安置他们以分散他们的势力，就不会聚集起来做坏事，而耕垦事务繁忙，得以

译各自坚守他们的职业，从而产生他们的牵累，这是第一个好处。江南地区在水旱灾害之后，田地荒芜长满杂草，到处都有。即使仅从适宜的角度来说，也有三万多顷。百姓因田地荒芜而拖欠赋税无法偿还，死于官府鞭打拷问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再加上逃亡者的摊派补偿、里甲的连带赔偿，辗转相加，到了人力无法承受的地步，而亏欠赋税的罪责，最终会落到地方官员身上。在这个时候，请求减免赋税是不可指望的，请求以流民抵充赋税是不可长久的，请求分散摊派也是不可行的。只有驱使饥民去开垦荒地，不过一年的时间，无主的田地就变成了有主的田地，欠粮的产业得以改为完粮的产业，使得百姓不困苦而官吏不担忧，这是第二个好处。朝廷免除数十万金钱，特意派遣重臣巡视赈济救荒，不过是一朝一夕的温饱，饥民常常苦于救济不能持续，而对国家来说已经耗费巨资了。如果现在把发放赈济的银子，全部换成牛和种子，根本的计策既然得到，那么生息就无穷无尽。几年之后，逐渐变得富庶，这是第三个好处。饥民千里奔走，在异乡谋食，没有邻里亲戚的情谊，可以借求乞讨来生存。官府给予牛种，所得有限。农家耕作，以施肥多、出力勤的为上等农夫，而回报通常在半年之后。在春夏缺乏物资的时候，靠什么生存呢？宜兴县的荒地，大多在山泽之间，容易藏匿奸邪。淮北淮南的人，大多是不安分守己之徒。把他们安置在深山大泽之中，必定会有意外的祸患。而又没有衣食来安慰他们，这就是江北没有盗贼，而江南多盗贼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坏处。人的性情与地方风俗相合，就安居乐业；不相合就败坏风俗。饥民开垦荒地，必定与宜兴百姓交错居住。宜兴百姓凭借有余的优势，来显示给饥民看；饥民怀着贪利的心思，来窥伺宜兴百姓。其中弱小的必定屈服而依附于宜兴百姓家中，其中强壮的必定起来与宜兴百姓作对。饥民不安定，那么宜兴百姓也不安定，这是第二个坏处。江北耕种的方法，与江南不同。江北土壤疏松而容易治理，江南土壤湿润而难以耕种。所以江北一个男子的田地，可以抵得上江南三个男子的田地；而江南一亩的收成，也可以抵得上江北两亩的收成。其间耕种锄草的不同适宜性，干燥湿润的不同特性，防备水旱的不同方法，不是老于农业的人不知道。饥民挟持着官府的命令而来，被安置在荒芜的土地上，不熟悉土地的特性，不习惯农事。计算他们初次纳税的收入，必定少于江南的人。当权者既然把荒地委托给他们，怎么可以再要求业主缴纳赋税呢？江南赋税沉重差役繁杂，不是北方人所常见的。他们看到收入少，而要求的多，那么辗转流亡，也必定不可避免。纵然有一两个勉强存活的人，而一年的牛种亏损无法偿还，第二年耕田，不能自己保证。这是第三个坏处。现在天下是一家的，东西南北，都是君王的臣民，不像邻国敌国那样，可以倾覆这边来充盈那边。况且淮扬与四府，同在一个省之内。现在淮扬纵然有逃亡的人，也没有全部越过他们的边境。一旦遇到丰年，又谋划保全聚集。养育几年，可以恢复旧貌。现在如果把饥民迁移到江南，授予他们荒地，让他们作为世业，他们看到江南风俗奢靡华丽，可以苟且偷生，故乡的思念，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怀念的。淮扬两郡，必定成为废墟。虽然有丰收的时候，恐怕旧业难以恢复。这在江南，或许开垦了分散的荒地；在江北，竟然成了久远不可再问的荒地了。我私下认为，分设藩镇之后，淮扬也隶属于江南。开垦江南的荒地，又荒废江南的土地，都是荒地罢了。转移在彼此之间，没有大的益处。这是第四个坏处。君子做事，考虑周全，利害到来，权衡轻重，斟酌彼此适宜，以求为国家为人民的实际效果，职责就在于此。我还有什么策略呢？

译开垦荒地兴办屯田疏 顺治九年

给事中刘余谟

我私下查核，国家每年的钱粮收入为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支出为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目前短缺银两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的军饷一年需要银两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由此可见，国家的财政赋税，大半都消耗在军事用度上。即使天时没有警报，正常的赋税供应不缺，但军粮已经紧迫，民力已经枯竭。况且今年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湖广等地，水旱灾害异常，各地都请求减免赋税和赈济。大军向南征讨云南、贵州，远则万里，行动往往需要经年累月。虽然早晚可以平定，但也必须留下军队镇守。从来没有在数千里之外转运粮饷，而能接济不竭的例子。军队有饥饿的忧虑，百姓有转运的苦楚。我忧心如焚，日夜筹划，认为除了屯田之外，别无奇策。屯田的方法，与满洲圈地没有不同。只是圈占有主的熟地，就会成为百姓的祸害；而屯垦无主的荒地，则不扰民，对国家却大有益处。像内地久已安定的地方，不便实行军屯，应当听任督抚按察使等官员招徕百姓开垦，这已经经过会议讨论，不必再赘述。至于湖南、四川、两广这些新近平定的地方，千里之内，杳无人烟。根据抚按的奏疏称，湖南衡州、永州等地的卫所，数年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等所属地区，百姓仅存十百之众；广东东部抛荒已经非常严重，广东西部人少赋轻。这些章奏都在，历历可考。因此，虽然疆域广阔，但空地很多。况且国家耗费数年的兵力，数百万金钱，如果不及时耕种，那又何必耗尽百姓的脂膏，去收取空虚的城郭呢？恳请皇帝敕谕统兵将领，以及督抚按等官员，凡大军所到之处，投降的寇贼和流民，务必真心实意地安置。挑选其中强壮的，收编入军队；其余老弱的，全部让他们屯田。必须明确登记籍贯，编立保甲，按人口授予土地，使他们屯牧有地，耕种有资。湖南、四川、两广驻防的经制官兵，也应当挑选其中体力强壮、弓马娴熟的人，操练讲武；其余老弱余丁，选择抛荒空闲的地方，按照陕西凤翔、陇西、徽州的例子，耕牧屯田，作为长期驻守的打算。但不得在圈地之外，混杂侵占民间有主的熟田。将防止盗贼的方法寓于屯田之中，而将裁减军饷的意思寓于练兵之内。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四川、广东部选的各项官员，向来因为地方未定，或者地方初定而没有百姓衙舍，都暂时住在其他郡县。这既对残破的疆土没有益处，又白白耗费朝廷的俸禄。我之前恭读圣旨，说蜀地凋敝，成都等府州县，仅存百十百姓，似乎难以照例设置官员，这真是洞察万里的明见。我请求皇帝敕令户部酌情议定裁并，等到土地熟化、人口稠密之后，再恢复旧制。这样，凋敝中的百姓，就不会苦于官多民少；同时可以裁减俸禄、工食等项费用，用来作为牛力、种子等各项开支。即使还有不足，再从其他省份协济。百姓知道休养生息的日子有指望，也应当勉力缴纳赋税。三年以后，必定会有成效，那么军马饱腾，荒残之地可望富庶。如果不这样做，束手无策，就是坐视民穷财尽，永远没有休息的日子了。

请求减轻赋税鼓励开垦疏 雍正十二年

广东巡抚杨永斌

我私下观察，广东人口日益繁衍，从事工商业、渔盐、樵采的百姓，多于从事农业的百姓。所以土地有荒芜的，百姓有艰难谋食的。承蒙圣恩广大，屡次颁布谕旨，命令我们劝勉百姓开垦，务必做到野外没有闲置的土地，家家衣食充足。这体现了皇上思虑周全，确实是使百姓富裕、物资丰盛的圣明谋略。我现在查得，在原报可开垦的六千八百五十顷之外，各属还有荒地。但有的地方山深林密，有的地方夹杂沙石带有盐碱，开辟确实艰难。体察民情，固然害怕加倍耗费工本，更担心贫瘠土地收成微薄，倘若遇到旱涝，粮赋无着落，所以不肯尽力。我私下认为，贫瘠田地虽然产谷稀少，但如果多开垦数十万亩，年景丰收可得数十万石米谷，即使年景歉收也必定稍有收获，养活多人，不至于因缺粮而成为匪徒，对民生确实有益，实在不可不多方劝导，以尽地利。我查新宁县征粮额内，有斥卤轻则，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四丝，米四合二勺六秒，这是全省田赋则例中最轻的。如果命令各州县除了原报可垦地亩外，凡有贫瘠难垦之地，都准许按照斥卤轻则起科，那么民心鼓舞，地利可以广泛收取。只是各州县原编的则例，大多没有这个斥卤轻则，所以我敢冒昧上奏。如果蒙皇上允准，我就钦遵行出示晓谕，宣布皇恩，令各州县不论有无斥卤轻则，只要境内有夹杂沙石带盐碱、山深林密、难垦的旷土，凡有百姓承垦，准许以斥卤轻则输粮，即发给执照作为产业，照例十年后起科。如果那地本来属于沃土，地方官不查明，混准民间冒用轻则起科的，就按照官吏踏勘田粮，不亲自到田地，以及不据实检踏，只凭里甲朦胧供报的律令参处。那些混冒承垦的百姓，按照挪移起科等则的律令，按亩数多少，分别治罪。这样，肥沃的土地……

译不至于因冒然承受轻薄的赋税而获罪。而在贫瘠的土地上，百姓知道田赋粮税容易缴纳，便广泛开辟田间道路，家家户户富足安宁。边疆地区的百姓，口中含着食物，肚子吃得饱饱的，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欢乐。

译关于开垦马厂土地的奏疏 雍正二年

云贵总督高其倬

我私下查访得知，云南一省，山多田少，人口日益繁衍。所产的粮食，在丰收年份，仅够食用。因此滇省的米价，比邻省贵出一倍。而省城的米价，又比外府格外高昂。省城的人，比其他地方度日更难。而省城的士兵，承平日久，人口日增，且没有谋生的职业，比商贾百姓的口粮更为窘迫。臣到云南以来，时时留心，想着设法调剂。近来经过详细访查，有臣衙门及后营马厂一处，坐落在陆凉州地方，原本非常宽大。因为那里草有毒，马吃了大多死亡，所以三十多年来，马匹不去那里牧放。附近居民，将可以耕种的土地，都逐渐报粮开垦。只剩下中间积水成湖的一片土地，以及水边低洼难种的土地，共计有三千多亩。臣随即捐银五百两，委派官员雇人修筑围堤，护住水边的土地，开垦出田地三千三百多亩，可以种麦种稻。随即招揽本地愿意耕种的百姓，收取微薄的田租，让他们承种。但今年已过种麦的时节，只有稻田可以耕种。预计秋收之时，可得米一千石。到明年即可稻麦兼收。该地的百姓，见田租很轻，纷纷来说，此地中心积水之处，因大河泛滥，年年灌注，所以无法耕种。若在上游设立水闸，两旁修筑两道堤坝，旱时放水闸灌溉田地，涝时关闭水闸，让水顺着堤坝流下，则水不灌入，田地都干涸出来。起初一二年种麦，以后逐渐可以择地种稻。水闸工程由官府修建，堤坝工程则百姓愿意自己出力。但干涸之后，恳请将此田，分给修筑堤坝的百姓，承种纳租。百姓得到田地耕种，士兵得到租粮食用，实在两全其美。如此料理，虽然中心深潭，一时难以干涸，而四周干涸出来的土地，定可得田一万余亩。臣又委派官员实地查看，与所说的情况相符。随即支取盐规银一千五百两，分发给该知州、吏目等人，令其修筑闸座。百姓也共同修筑堤坝工程，八月内即可全部完工。此时土地已有干涸出来的，其形势可以成功。若再得此田成就，则一年可约得麦米一万数千石。倘若两年有收成，则可有二三万石的租粮。如果遇到歉收年份，省城八营的士兵，可不动用公家储备，即可接济。若再年久，还可储存作为义仓，接济百姓。再则，此田若成，恐怕容易发生欺瞒隐匿、侵吞渔利的弊端。容臣再上疏题明，造册送部查考。方可永远有益。又臣想到其他地方恐怕还有类似的情况，若查出开垦，或增加赋税，或接济兵民，都大有益处。再行料理，一面奏闻。

关于安抚流民以平息盗乱的奏疏 康熙七年

监察御史徐旭龄

臣查访各省饥荒，而陕西尤其严重。西北地广人稀，耕种最难。自从前朝废除开中法后，边境没有商人；困顿军余后，边境没有屯田；抑制召买后，边境没有商贾。到了末年，寻求食物的饥民，流亡成为寇盗。这是前朝的重大失误。我皇上仁恩特别广布，减免赋税与赈济并行，穷困百姓感激哭泣，固然有即使死也不忍心做盗贼的人。然而府库的金钱有限，地方的饥荒无常。若不从长远考虑管理，则今日得到赈济而生，明日失去赈济而死，辗转流亡，最终填塞沟壑。只是如今盐法、军屯、商籴三法，势难骤然恢复。只有聚集流民耕种屯田，是第一大计。查访陕西屯田，尚余七万四千六百四十八顷。这些都是肥沃的田亩。若将河西流移的百姓，分别设立民屯，则等待赈济、等待减免的百姓，都可成为耕田纳税的百姓。恳请敕令部院查照洪武、永乐年间招徕流亡的先例，免除包赔，联络里甲，恢复其户籍。不必急于责罚差徭，贷给牛种；不必急于催办缴纳。若担心财力匮乏，难以成事，则可仿效古人屯学田功的方法，激励劝勉有力之家，招集耕种，而屯田就容易推行。前人曾说，流民安定则转化为民，流民散乱则转化为盗。何况陕西连接四川控制河南，山谷绵延不断，容易成为逃匿的巢穴。若今日吝惜兴办屯田的费用，恐怕后日增加平定盗贼的军饷。不如收容流亡而施行仁政，不必迁徙百姓而边塞自然充实，不劳转运粮食而边粮自然充足。这是安抚百姓、平息盗乱的长策。

关于开垦荒地的奏疏 雍正十年

广东总督鄂弥达

粤东地方，山海交错，民俗刁悍，贫苦者多。所以小民只图利益，每每在封禁的矿山，潜往偷挖，甚至贩卖私盐、盗窃，毫无顾忌。虽然因为习俗浇薄，轻率触犯法网，也是由于没有田地可耕，没有产业可守，遂致逐渐流亡成为匪类。臣自抵达广东以来，将奉到的历次谕旨刊刻遍示，晓谕劝导，并严饬该地方文武官弁，时常巡逻，不许矿徒聚伙偷挖。臣随即查访各属旷土，以及实在无业的穷民，已据各属报到二千余户，正在商酌安插。承蒙圣主垂念，钦差礼科给事中徐杞，偕臣等悉心办理，亲历山间，遍行查勘各处矿硐，皆属封固，硐口蔓草丛生，无偷挖之事。只是无业的穷民，若不悉心调剂，使其衣食有赖，

译难以保证后来不会重蹈覆辙。查得肇庆府大官田地方，新设立了鹤山县，以及附近的恩平、开平等县，现有荒地数万亩。用这些荒地来开垦耕种，安置贫民，最为适宜。臣去年曾委派粮驿道陶正中负责新县城的工程，并让他查勘荒地。现在据测量得出荒地三万三千余亩。查得业户每拥有耕地百亩，需要佃农五人，这可以安置佃民一千六百多户。恩平、开平的荒地很多，不止一二万亩，现今测量出五千余亩，还不到四分之一。因为那里地广人稀，虽然有藩库的垦荒银两，却没有人肯去领取承垦。臣等晓谕命令有实力的商民，招集惠州、潮州等地的贫民，给予他们房屋、口粮和工本。每安置五家，编入甲籍，就给予土地百亩。又考虑到各佃户远道而来寄居，虽然有可耕种的土地，仍担心日后土地予夺由业户决定，不能相安无事，应当做长远打算。凡是业户领取百亩田地之外，并让各佃户都带领五亩土地，一律缴纳赋税，永远作为该佃户的世业，田主不得过问。这样佃户稍有余资，没有贫乏的感叹，也可以没有拖欠租税的担忧。现在惠州、潮州两府的贫民，到鹤山耕种入籍的，已有三百多户。目前正在陆续依附居住，日益增多聚集。兼听说到先到的人安顿得当，无不踊跃前往。其他各属尚未上报的贫民，也必定陆续上报。高州、雷州、廉州等各府州县可开垦的荒地，容待一并测量出来，设法安置。使穷民都有恒产，足以维持生计。不出几年，野外没有荒废的土地，地上没有遗漏的利益。全广东深山穷谷，不再有失业游手好闲的百姓。风俗美好，夜不闭户。地方官民，都将永远感激皇上的浩荡洪恩。

译关于广东开垦事宜的奏疏 雍正五年

两广总督阿克敦

我恭敬地想，太平盛世人口繁衍增多，只有开垦荒地才能充足粮食。我恭敬地奉到皇帝谕令，要求督抚用心劝导，我确实努力遵行。但是广东劝垦的条例屡次颁布，申报开垦的数量却很少，百姓大多观望而不肯前进一步，其原因有四点。一是因为豪强占夺，二是因为胥吏勒索，三是因为资本不足，四是因为土地贫瘠而害怕日后增加赋税。以上四条，是百姓观望不前的原因，而用来劝导的方法也就在于此。劝导的方法有五点：一是划定疆界以杜绝争端，二是禁止勒索以宽缓民力，三是借给种子以辅助农工，四是减轻赋税以示优待抚恤，五是广泛招揽以充分利用地利。这样百姓就没有观望不前的心思，而申报开垦的人自然必定接连不断而来。还有要请求的，劝奖和惩戒的方法不可不讲求。其要点有二：一是荒地既已开垦，利益在百姓，升科之后，如果遇到歉收，或者逃避赋税到他处去，责任又在官府。所以官府劝垦不力，职责由此产生。现在应当明确宣布劝奖和惩戒，如果州县官能劝垦十顷以上的，记录一次功劳，多的计算加级。现任官能捐献种子牛具，开垦荒地至三顷以上的，记录一次功劳，多的计算加级。如果劝垦不力，废弃职守，就根据实际情况参奏处分。这样官员就知道劝奖和惩戒了。二是凡是富裕有力之家，率先遵奉，以开垦的多少，分别给予奖励。如果开垦至一顷以上，该地方官给予花红赏赐；二顷以上，给予匾额赏赐；五顷以上，按照终身力田老农的条例，题请给予八九品顶带荣身。这样百姓就知道自我奋发了。我查访广东全省，到处都有可耕的土地，而只有惠州、高州、雷州、廉州四府，荒地更多。我又当面命令各知府详细商议，随即据议覆奏前来，与我所见无异。我与署理巡抚常赉当面商量，也说对地方有益。谨缮写奏折具奏，恳请皇帝敕令议覆施行。

条陈广西垦荒事宜的奏疏

广西巡抚李绂

题为：国家人口日益繁多，边疆地区既然人口众多就应当富裕，恭敬地陈述垦荒事宜，以充分利用地利，以遂顺民生之事。我恭敬地看到，本朝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布四海。圣祖皇帝，爱护养育百姓，天下和谐，长达六十多年。天下的百姓，比起康熙初年不止加倍。我们皇上视百姓如受伤般关切，务农重谷，期望与天下共同达到富庶的美好境界。即位以来，亲自耕种藉田，举行久已废弃的典礼。恩谕每州县每年推举老农一人，给予八品顶戴。又命令督抚以下，带头率领地方官劝农，比起《虞书》六府、《周官》八政，真是巍巍乎二帝三王的盛世治绩啊。我奉命镇守安抚广西，到任以来，仰体圣心，日夜以民事为念。私下想，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粮食是百姓的天。百姓粮食如果不充足，民生怎么能够遂顺？广西是古代的荒服之地，土地空旷人口稀少，近来人口逐渐增多，土地应当加以开辟，而荒芜的还很多。虽然劝垦的命令每日下达，升科的文告每日上报，但百姓很少积蓄，土地有余利，那么开垦荒地的方法就没有尽善尽美。我仔细思考，土地不加开辟的原因有六点：山溪险峻，瑶族僮族杂居，防范不严密，那么庄稼成熟之后，多遭盗割，种植徒劳，这是一。百姓性情朴实愚钝，只知道滨江有水之地，容易耕种，不知道兴修陂池水利，于是使高原可耕的土地，弃置在草丛中，这是二。只知道水田种稻，不认识旱地可以种杂粮，这是三。水耕火耨，烧荒除草，古代有粪田美化土壤的方法，而广东百姓不知道，每耕种薄地二三年后就离开，又过几年，地力恢复，然后再种，导致很多荒地，这是四。出产只有谷物，缴纳赋税需要银子，差徭随田地而起，恐怕遗留后日的累赘，这是五。善良懦弱的人开垦成熟，而豪强认领占夺，势力既然不敌，官府不能为他们主持公道，勤劳而没有所得，常有后悔之心，这是六。这就是开垦荒地的人，所以裹足不前而不敢前进的原因。我请求在属员中遴选能干的官员，专门负责此事，考察适宜开垦的土地，移动军营拨设汛防，使他们有依靠而无恐惧，那么盗割的祸患就断绝了。或者引泉水上山，或者在河中筑堰蓄水，使旱地都存有灌溉的利益，那么高低土地都可以耕种了。多寻找农师，分别水旱适宜种植的作物，兼种北方高粱粟米等种子，那么高低土地没有不适宜的了。教以烧荒除草的方法，那么贫瘠的土地都变成肥沃的土地了。亲自奉行恩旨，水田六年升科，旱地十年升科，广泛宣扬朝廷浩荡的恩德，放宽丈量标准，减轻赋税额度，那么差徭就可以没有累赘了。可开垦的荒地，立标招认，限定两个月后开垦，即使有豪强，也不得再行争认，那么开垦的人就不担忧占夺了。然而在这六点之中，兴利除弊，法制还容易，而经费为难。购买适宜种植的种有费用，雇佣教耕的人有费用，建造茅庐以居住有费用，兴修陂塘以蓄水有费用，借贷牛种有费用，供给食用农器有费用。开垦的越多，费用也越多。务必使经费有出处，然后开垦才能实行。我又思考，有可以资助开垦费用，而又有益于仓库储备的方法，恭敬地向皇上陈述。我自到任后，即将全省银米谷石，仔细计算稽查

译查得广西积存的粮食过多，共捐纳谷一百一十七万余石，又堆积在四方，深为不便。据册籍记载，九府常平仓谷四十五万六千余石，又加上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捐谷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余石，再加上历年本色兵米支放后的赢余米十余万石，折算为谷二十余万石，这样总共存谷一百八十余万石了。查得各省州县的积贮，大县不过二万石，小县只存五千石，以中等县计算，每县存谷一万石，已足以备荒。广西除各土司外，仅有六十个州县，存谷六十万石就可以了。如今数量超出百余万石，又处在烟瘴之地，每年需出陈易新，那么广西虽是产米之地，官仓的旧谷易生虫蛀，买主常常稀少。若永久存贮，则三年就会发霉，五年就会腐烂，十年就会化为灰尘了。不如趁着开垦的便利，将捐纳的谷量借给贫民作为牛种、饭食，以及购置农具、茅屋的费用，分作两年偿还。出借的谷，先出陈谷后出新谷；借谷的百姓，五家为一甲，互相担保结连。这样谷石不担忧腐朽虫蛀，不担心亏折，而开垦之事得以推行，官民两便，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陂塘水利，费用浩繁，不是小民借领谷石所能办理的，应当查勘最紧急的先行修筑，就由臣衙门的税羡、规礼倡导捐资，这样费用有所出，事情就能成功了。伏乞敕令兵部议覆施行。

译请求停止核查荒地的奏疏 顺治十六年

左都御史魏裔介

我私下认为，使财富积聚在民间，是安定国家的根本大道；搜刮利益毫无遗漏，则是聚敛财物的浅薄手段。从前汉文帝免除田租，教化风行天下。唐朝采纳宇文融的建议，核查全国的户口田赋，百姓对此深感痛苦。明朝建立之初，全国田地有八百五十万顷。到了万历初年，已经过去二百多年，弊端和欺诈层出不穷。内阁大臣张居正，才开始提出清丈田地的建议，既不减少定额也不增加赋税，旨在利于百姓。然而不过是责成各地巡抚、按察使督率道、府、州、县设法丈量。那时全国田地有熟地没有荒地，尚且需要数年才能完成，不是一年就能结束的事情。如今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创伤尚未平复，呻吟之声尚未停息。好比刚飞起的鸟儿，不可拔去它的羽毛；刚栽种的树木，不可摇动它的根基。况且山东的百姓，因修河而困苦，因拉船而困苦，因驿站而困苦，因防海而困苦，连渔网的利益也得不到。目前大军征讨云南、贵州的，从南向北；剿灭海盗的，从北向南。其中的供应夫役、转运粮草，每天征发需要数千人，收获难免误了农时。官吏奔走忙碌，胥吏侵吞克扣，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还能再加以骚扰吗？然而如果前次没有申报，那么派遣专官前往丈量，或许可以增加田赋。但前任巡抚耿焞已经申报完毕，进言的人还认为其中有很多虚数，百姓却没有控告。山东的田地，即使再仔细核查搜刮，也没有多少了。现在派遣专官前往核查，即使有贤能的人，也不能没有骚扰百姓的事情。为什么呢？调动官吏，召集乡老，督责里正、保长，比较尺丈，路途遥远，差役纷乱，饮食供应，风雨艰难，果真能有公输般那样的巧思，以及鬼神般的运作吗？不能。国家赋税没有增加，而民力已经困乏了。对上无益于国家，对下无利于百姓，浩浩荡荡地沿着周道奔驰，难道是所谓询问百姓疾苦的意思吗？臣愚以为核查荒地的御史应当停止，不必再派遣，仍然责成山东巡抚、按察使督率道、府、州县设法丈量上报缴纳为宜。只要能够多方抚恤，人口日益聚集，荒地何愁不垦，赋税何愁不足呢？臣因为国家用度繁多，以前还希望多增加赋税额度，来救济朝廷的匮乏，所以来不及进言。现在既然知道增加赋税没有多少，徒增纷扰，而且看到眼下山东百姓困苦到了极点。私下认为多事不如省事，爱国必须先爱民，因此敢仰体皇上嘉惠百姓的意思，陈述我浅陋的意见，伏望睿鉴施行。

核查上报开垦虚实奏疏 乾隆五年

河南巡抚雅尔图

我私下查考河南民生疲困，令皇上忧虑。臣抵达河南以来，仰体皇上爱护百姓的盛心，凡是一切累及百姓的事情，以前已经具折奏明，依次清理剔除。然而前折所指的，尚且是暂时累及百姓的事情。那些造成永远累及百姓的，没有比前任总督王士俊捏报劝垦一事更甚的了。以田文镜的刻薄搜求，假使真有如许可以开垦的土地、可以升科的赋粮，难道还会留下余地，等待王士俊上报吗？况且上蔡县勒令上报垦荒，导致酿成大狱，题本档案可以查考，更是明显的证据。幸蒙皇上特别颁布谕旨，认为王士俊扰乱更改，借垦地的虚名，造成累民的实际祸害，另外简选巡抚，彻底查核，并令宣示河南百姓，都使他们知道。臣听说当时河南百姓，跪听恩旨之下，欢声动地，即使现在村夫野老，说起这件事仍然感动得流泪。于是接任的巡抚富德，未能上体天心，地方官吏，又复包庇以前的错误，仅仅将毫无影响的事情，略微删除，以致河南开垦的案件，先后经朝廷大臣史贻直、赵殿最论奏，从前开垦的土地，其中有到乾隆五年应当升科征粮的。臣正值其时，不敢不慎重地善始善终。因此详细阅览旧案，普遍考察舆情，才知道从前各位大臣所题奏的地方，都没有得到实际情况，分别指明，以致议论纷纭，违背政体，对民生无益。现在既然到了升科的期限，有不得不向皇上详细陈述的。查王士俊所报开垦的土地，共有四项。一是河滩地亩，这项原议滩涨不定，并且酌情分出籽粒充公，免除升科，应当不必再议。二是盐碱荒地，这项王士俊也明知难以垦治，所以原疏内声明必须等到四五年后，勘明地气是否完全转化，另行议定升科。于是富德不加详察，反而称其中有可以长久增加赋税的，竟然请求按年升科。然而这项总共仅存土地六百顷九亩，数量很少，应当请求等到应当升科的年份，勘明地气是否完全转化，另行定议。三是夹荒地，查原疏内称是零星开垦，荒地熟地相杂的。百姓既然知道此地可以耕种，难道会有垦治一段，抛荒一段，错综夹杂的道理吗？大概因为河南土地，有一种肥沃之地，年年可以耕种，就是《禹贡》所说的“厥土惟壤”；又有一种贫瘠之地，种植一两年，土壤就无力，不能生长，必须另耕一处，将此处培壅一两年，然后复种，如此轮番更替，才能得到收获，就是《禹贡》所说的“下土坟垆”。前人立法，不分高下等则，一体纳粮

译（田界）仅止于弓丈之间。依据其单独划大的标准，以体恤民力。《赋役全书》中记载的弓数，清晰可查。民间俗称的“大弓地”就是这种地。然而王士俊却将此项指为夹荒地，勒令普遍依照惯例耕种，捏造说这是新垦之地。因此这类田亩多达七千余顷，已经登记升科纳粮在案。臣查访此项，如果确实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欣逢圣上如尧舜般英明，臣又怎敢因循守旧而不请求减免豁免呢？然而此地终究属于弓丈单独划大，小民原本就有田亩可耕，即使每亩申报升科几分，也不失为因地制宜贡献赋税的本意。况且河南百姓感戴皇上的天恩，踊跃缴纳赋税，已经好几年了，并不觉得苦累，也没有必要再议变更，徒增勘丈的骚扰。

其一叫做老荒地。这类田亩中，就有当前正逢升科纳粮的在内。既然当时称之为老荒，那么可知这是自古就不长草木的贫瘠之地。臣想，王士俊的才智并非真的远远胜过前人。如果自古抛荒的土地，王士俊能使之开垦治理达数千顷之多，那么河南百姓应当日渐殷实富裕，如今反而见到贫困疲敝，这其中的欺瞒已经非常明显。现在臣仔细查察，大多位于村头沟尾、道路左侧坟墓旁边、沙冈水边、庙墓屋角，或者是砂石砾石区域，或是坚硬难耕之处，都不是人力所能施用的。开垦本属虚名，荒芜不知有多少。臣如果因循玩忽，现在尚未征收粮税，还只是纸上的空谈；将来一旦成为定额赋税，便成为百姓永远的累赘了。这是王士俊在前矫饰诬陷，而臣在后分担过错。虽然总计不过一千五百顷，尚不算太多，然而河南百姓在此遭受严重困顿之后，尽力培养元气，尚且担心不能恢复生机，哪里还能再加以剥削。臣的愚诚之心，万万不能安宁。因此敢分条陈述明白，容臣将此项老荒地亩设法清理。一方面让百姓自首，一方面委派官员抽查，不使有丝毫滋扰。那些确实已经垦熟的土地，就按年申报升科；如果确实是虚捏不实，则请旨豁免。此后永远确定章程，不必再谈升科，也不得再谈减免。这样百姓之心安定而元气恢复，蒙受皇上浩荡的恩德，实在不是浅薄的了。

译推广开垦荒地疏 乾隆十年

御史胡蛟龄

奏请推广成效，以开垦荒地，以充裕边疆储备的事。我私下查得陕西榆林、延安二府所属靠近边境的无业贫民，都依赖出关种地来维持生计，却苦于没有耕牛农具和种子粮食，无力筹措办理，不得不向富户借贷。富户放债收取利息，贪得无厌，穷民被他们盘剥，终年辛勤劳作，所得却很少。乾隆四年，经前任总督大臣奏明，每年酌情动用官银，借给穷民，令其在秋收时按当时市价偿还粮食。乾隆八、九年，又经前任巡抚大臣先后奏请动用款项分发借领，照例在秋收时还粮交官。共发放银六万余两，共收回粮食约十余万石，造册上报户部备案。这是陕西借粮收粮已经试验过的成效。臣愚以为此法不仅陕西可行，凡是西北靠近边境的地方，似乎都可以仿照实行。如直隶的永平、宣化等府，山西的大同、朔平、宁武等府，甘肃的宁夏、西宁等府，都毗邻边疆，闲置的土地很多。而盛京的奉天、锦州二府，各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一经开垦就是肥沃之地。如果让百姓都照陕西的办法领银交粮，春借秋还，边境百姓中有力气耕种的必定没有不愿意的。只是在领银交粮的时候，不要让他们遭受勒索需索，不要让他们等待拖延。而所交的粮食，按当时市价又必须允许稍微加价，以鼓励兴办。民情踊跃，那么来年领银的人自然会云集而来。百姓不愿意与官府打交道，是害怕官府的剥削比富户更厉害罢了。如果确实体恤民间疾苦，各种弊端杜绝，而所交的粮食比市价又略有增益，穷民在交给官府之外，还有盈余，用来维持口粮，他们何苦躲避官府而甘愿受富户的盘剥呢？至于能自备工本，不愿领银的人，就听任他们申报开垦，限定年限后升科纳税。或者由官府开垦，招引百姓承种，照安西、哈密佃种官田，官四民六分收的成例，变通斟酌筹划，似乎也可行。我私下认为应当命令实心任事的州县官员，先在一个乡一个角落试验，果然有明显成效，再行推广。这对于积蓄粮食、充实边疆的计划，或许不是没有补益。

请广泛开垦疏 乾隆三十一年

大学士云贵总督杨应琚

奏请密奏广泛开垦，以充裕粮食来源的事。确实照见云南山地多田地少，产米有限，而且到处是山，不通舟船，并没有外来粮食可以接济，遇到缺乏，就导致周折困难。只有开垦未尽的地利，才能弥补百姓的不足。查云南水田旱田，大抵开垦无余，而山脚河边，荒地尚存。只是劝垦虽有既定规章，边境百姓却多有畏惧阻碍。查云南以前在乾隆七年内经题准兵部议复，凡地角山头，坡侧旱坝，可以垦种在三亩以上的，照旱田十年起科的规定，以下的则升科。如果是砂石贫瘠，不成片段，更易无定，或虽成片段，不能引水灌溉的，永久免除升科。至于水滨河尾，人力可以挑培，或田稍成片段，在二亩以上的，照水田六年起科的规定，以下的则升科。如不成片段，零星地土，不能确定有收成的，也准许永久免除升科等因。在当年定议原本是从宽。只是山头地角，坡侧旱坝，终究不能与平原沃土相比。水滨河尾，挑挖成田，也必定多费工本。其中成片段与不成片段，应升科与不应升科，虽有一定章程，仍须靠人来区别。这些零星地亩，遇到申报开垦时，地方官因为有分别升免的规定，必须严查，或者吏胥从中需索，不免滋扰累民。而有司中能够勤于民事的，亲自踏勘，仔细分别，那么升科与不应升科，尚能公平。倘若寄耳目于乡保，或者即使亲自勘验，剖断未能得当，那么百姓和夷人申报开垦申报升科，就多周折。等到开垦后恐怕难以保证有收成，倘若无收成又恐怕难以告免。农民未受开垦荒地的益处，先留下赔赋的忧患。这就是畏缩不前，申报开垦的人寥寥无几的原因。臣伏思皇上深切念及百姓依靠，凡有惠济苍生的事，即使耗费百万帑金，尚且不惜。如今万里边境百姓，时常在圣心关怀之中。这些微小的山脚水涯地土，科粮纳赋，本属无几。可否仰邀圣恩特降谕旨，将云南水田旱田，仍照旧例升科外，其山头地角，坡侧旱坝，水滨河尾，零星地土，听任百姓开垦，不必从中区别，免除升科。他们无所畏惧困难，自必踊跃办事，竭力开垦了。再查乾隆二年，奉上谕：云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号雷鸣，民无积蓄，一遇荒歉，米价腾贵。凡系水利有关民食的，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浚，总期有备无患。须要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钦此。现今凡旧有水利之处，地方官非不按时兴修，其余有可以开筑渠坝，引灌田亩之处，农民每因无力开修，因循未办。如欲请项办理，必须专折奏

译臣请求。地方官员未免过于谨慎而迟疑不决。因此兴修水利的地方很少。应当请求此后凡是能够开凿河渠、修筑闸坝以灌溉农田的，如果民众财力不足，允许他们向地方官呈报。由地方官亲自勘察核实，详细奏请借用款项进行兴修。统一在年底造册汇总上奏。规定限期三年归还款项。至于农民中有闲置荒废的土地，苦于无力开垦的，也造册汇总上奏。等到开垦成农田之后，也分作三年归还款项。这样百姓就有受鼓舞的心情，野外没有闲置荒废的土地。而且水利日益兴盛，日后可以将贫瘠之地变为肥沃之地。活着的人既然众多，而百姓的粮食就可以充足了。

译请求开垦沿海沙坦疏 乾隆五十年 广东巡抚孙士毅

我私下认为，广东东部地区每年出产的米谷，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用，全靠广西的运粮船来接济。其原因在于广东东部山地多而田地少，土地连接海洋，被山地占据的十分之三，被水域占据的又不止十分之四，可以耕种的土地本来就不多。然而人口稠密，商人众多，仅以广州一府而论，对米粮的需求量，又比其他郡县多出几倍。偶尔遇到广西的运粮船稀少到达，粮价就不免突然高涨。我到任一年多，对情况大致了解。向来沿海居民，见到涨出的沙地，名叫沙坦，开垦成田，种植稻谷，实在是天地自然赋予的美利，沿海百姓借此维持生计的很多。乾隆元年和乾隆七年，前任总督先后提出建议，请求给予农民开垦并登记纳税，都蒙获批准，百姓称便。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尚书裘曰修在直隶永定河工程中，陈述靠近水边居民与水争地的弊端，钦奉谕旨，通令各省督抚，凡是有靠近水边的地面，除了已经开垦的免除禁令外，以后不允许再占用耕种。当时经前任总督李侍尧、巡抚德保奏覆，于是将沿海的沙坦禁止开垦，不准申报承种。这是广东东部沙坦前后开禁的缘由。

查自从禁止开垦以后，民间将其视为官有荒地，反而产生觊觎之心。其中善良懦弱的人害怕事端而退缩，豪强的人任意兼并土地。起初偷偷种植，后来抢割庄稼，逞凶滋事，都由此引起。徒有当官禁止开垦的名义，实际上开启了百姓争夺的路径。甚至有商人百姓串通沿海的丁役，巧妙借开筑盐漏的名义，向官府呈报给予执照，竟然种植稻谷，并没有熬盐。等到被告发，又变成养殖的名义，用虚假言辞搪塞抵赖。农民看到有禁止有不禁止，因此抢夺案件越来越多，纠缠不断。甚至明面上禁止暗地里开垦，百姓不缴纳赋税，而官吏却收取租子，真假混杂，都是事实存在的。臣在上年春天，奉命调任广东东部，清查积案，体察访求舆情，知道沙坦原本无碍水道。查从前李侍尧等人禁止百姓开垦的奏章，是专门指内河出水的重要区域，担心高筑堤坝有遏制水势的情况而言，并不是针对大海之滨涨生的沙坦有碍水道。只是未曾分晰周详，地方官一时误会，随即将沿海沙坦一概禁止，几乎如同因噎废食。况且广东东部傍海的沙坦，与其他省靠近水边的地面完全不同。河湖水势，利于疏畅顺流，如果任凭百姓占用耕种，那么地势日益狭窄，自然与水道有碍。如果是大海之滨，洋面宽广，一望无际，并不因为沙坦的有无，显现出土地的宽窄。正希望沙洋多涨一分，即民居多增一分卫护，不仅没有与水争地的祸患而已。

伏查广东东部沿海州县，都有沙坦，其中靠近省城的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香山、新会六县最多。利益所在，争相奔赴如同追逐。与其禁止而阳奉阴违，徒增诉讼累赘，似乎不如开放而给予百姓谋求生计，顺应民情。国家休养生息百数十年，岭南地区人口日益繁多，省会各方杂处，人口尤其众多。我皇上深切念及百姓依靠，凡是山头地角，只要利于耕耘，无不批准允许种植，恩惠这些百姓。然而广东东部将千百顷无碍水道的沙坦，一旦置为废土，实在可惜。又毫无限制，似禁非禁，不官不私，以致穷民不甘，纷纷诉讼，实在不是核实办公的道理。臣愚以为，如果将这种沿海无碍的沙坦，照旧给予百姓承垦，纳税就以千顷来计算，每年大约可增添稻谷十万余石，即使不必完全依靠广西运粮船的接济，对百姓食用的裨益正不少。再则滨海荒地，如果严禁开垦，那么生计寥落，盗匪易于出没。沙坦一旦开放，都成为肥沃之地，无业的穷民，都能搭建寮舍，尽力耕种南亩，既可以潜消他们为匪之心，地方也可以安宁了。

请求核实开垦地亩疏 曹一士

伏查开垦是为了慎重对待旷土，劝勉帮助农夫，本来不是为了给国家增加赋税。我朝太平日子长久，人口浩繁，只要是可耕之土，必定没有不长草木的地方。只是河边山脚，偶尔存在废土，那是水淹沙壅、石多土薄的区域，虽然使用人工，难以兴利地利，所以往往弃而不问。如今臣访闻各省开垦地方很多，其中不无裨益，然而执行不善，流弊有二。一是以熟作荒。州县迎合上司意旨，并未踏勘实在荒地有多少，就预先报告亩数，以邀取急公好义的名声。等到明知荒地不足，就责成现在的熟田，以符合所报的额度。小民害怕官府命令，低头顺从，都说这就是新垦的荒地。假使那块地稍有盈余，也应当不尽利以留给百姓。如果别无盈余，岂可每亩都增加赋税呢？二是以荒作熟。历年荒地，在河边的坍涨不常，且地势低洼，河水偶尔溢出，就变成沼泽。在山脚的，外面铺平土，好像可以耕种，其下三四寸，多是石皮石子，坚硬不能挖掘，所生的草，也都纤细无力，岂能生长稻谷。又有高阜鳞次，而溪流远水浅，难以灌溉。

译（导致田地）荒废的，这类地亩，州县不再实地勘察，全部计入报垦的数目。赤贫缺粮的百姓，只贪图眼前官府提供的牛只种子和草舍，用来维持早晚的口粮，而不顾那土地根本无法开垦。臣担心十年之后，百姓不得不申报熟田，官府不得不增加赋税。即使侥幸收成微薄，缴纳官粮都不够；稍遇灾年歉收，立即全年无资。那么逃亡失业的祸患，从此就开始了。然而赋税额度一旦确定，州县不敢拖欠，督抚不敢核减免除。于是飞洒、均摊等各种弊端，又将用熟田来抵充。这名义上是开垦，实际上只有开垦的名目，没有熟田的实情。这两种弊端，是因为地方官员只求土地利益，不吝惜遗害百姓；大吏只知道考虑开始，无暇谋划最终结果。所以爱护百姓的政策，反而开启了累及百姓的途径。这关系到国家大计和民生，并非小事。我皇上施政之初，首先念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深切地将天下的安定视为自己的安定，那么必然以百姓富足为君主富足。臣请求敕令直省督抚，凡是曾经申报开垦的地亩，无论是否已经升科，都令州县官员按照册籍实地勘察。其中向来是缴纳赋税的熟田，混报为开垦的，立即举报并核减赋额，免除官员处分。如果确实是新垦的田地，取具州县官员的印信结状存档。稍有造假，一经发觉，从重治罪。这样，将熟田当作荒田的弊端就可以避免了。至于新垦田地应当升科的时候，督抚再遴选委派贤能官员前往勘察。如果确实是庄稼成熟，可以持久耕种的，才开始升科。如果土地贫瘠，难以指望丰收，就予以核减免除赋税。倘若因为先前申报开垦，就必定征收赋税，从而给百姓带来累害，查究出来后，惩处其欺瞒之罪。这样，将荒田当作熟田的弊端也就避免了。如此，开垦的虚实既已辨别，田亩的荒熟难以欺骗，新垦的土地和原有的田地，都能世代沐浴皇上的仁德。安定百姓、使百姓富足的善政，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译乾隆九年，江西巡抚陈宏谋上疏请求开放广信封禁山及玉山铅矿：

我私下认为，盛世人口日益繁衍，百姓衣食的来源，是应当急切讲求的。我们皇上日夜勤政，孜孜不倦，特别颁布谕旨，扩大山泽的利益，命令因地制宜，及时经营管理，无非是为百姓筹划日常饮食之事。臣仰体圣上的恩德，凡是有利于养育百姓的地利，都悉心体察探访，设法兴办，不敢畏难苟安，坐失地利。江西一省，只有广信府闲旷的山地最多，而穷苦无业的百姓也很多。所有可以开发的地利有两件事，恭敬地向皇上陈述。

其一，广信府有铜塘山，位于上饶、广丰两县，周围数百里。自从明朝正统年间有奸匪盘踞，贼平之后，便将此山全部封禁，因此得名封禁山。从此，耕种放牧之地，全成了鼯鼠、鼬鼠、麋鹿的场所。臣到江西采访舆论，大家都认为此山尤其应当开禁，以惠及穷民。去年三月，臣命令广南饶九道带领广信府的知府、知县等人，入山仔细亲自勘察，得知封禁之内，草木茂密，路径崎岖，山深广阔，涧水曲折。其中还有田地丘段尚存的，都可以作为农田，其余也可以种植靛青、麻类，并种植蔬果。虽然没有杉木、楠木等佳木，但杂树竹木极其繁茂。山水沟渠顺流而出，都可以运到大河。如今长久封闭，民生有用之物，被置于无用之地，已经觉得可惜。而且查得从前封禁之地，原本广阔。我朝太平日久，附近居民渐渐在四周垦植，以维持生计。如今树木庄稼已多，渐渐形成村落。现在所立界牌封禁的范围，比起从前已经狭窄，不再是旧时的广阔。既然四周都可以开辟，中间也可以垦治。如果得以解除封禁，听任百姓认领界限开采，起初采伐竹木，竹木采尽后，其地即可种植。有水可以成为水田，无水可以成为旱地。十年之后，渐渐成为肥沃的土地，然后征收赋税。此外，种植麻、靛、蔬果之类，都可以获利维持生计。眼下招垦，必须选择本地良民，取得保证书，外来奸匪不许混入。况且江西民风勤俭，人多地窄，谋生最难，山溪岭侧，尺寸必争。如今将数百里的土地，听任百姓作为产业，谁不踊跃争夺？养活穷民，不知有多少。至于如何约束，使人不敢争占；如何稽查，使奸匪无由藏身，都可以仔细筹划管理。现在各隘口，原有官兵驻防。将来事情有成效，人口逐渐增多，然后观察形势，移设官员增加驻防，以资弹压。这样事情不繁杂而百姓不受扰，也没有藏匿奸匪的祸患。而且使蒙昧盘踞之气，得以开通显耀于光明，也是太平盛世的盛事。臣查得从前奏请开禁的人，大都是以开垦挖铜、采木充公为理由。等到查得没有铜矿可开，没有杉楠大木可取，又因此山界在浙江、福建两省，可以藏匿奸匪，所以那些提议都被搁置不行。臣愚以为，此山如果为了开矿取木充公，则滋扰无益，可以不开放；如果听任百姓作为产业维持生计，则开放确实有益。至于此山离浙江尚远，只有南界接连福建，都是悬崖壁立，攀藤附葛，也不能进入，必须取道江西，并没有通往浙江、福建的道路。如果没有本省藏匿奸匪，这种深山大壑，各省都有。值此昌盛时期，边远苗疆，处处开辟，这一隅腹内之地，永远封禁，弃为废壤，未免因噎废食了。凡此都是从前封禁的原因，臣已经一一筹划到了。

其二，广信府玉山县的广平山，产有铅矿，居民屡次请求开采。臣命令广信知府带领玉山知县前往查勘。广平山离城一百四十里，与上饶、德兴两县交界，距离两县都在一百多里之外。山的前后左右，方圆二三十里，没有村庄坟墓，也没有妨碍之处。督促工匠先后开挖五个矿洞，都有矿砂，当面煎试，银铅夹杂，确实有成效。如果准许开采，所得矿砂，无论银铅，按二八比例抽税，其余听任百姓自行运输销售。慎重选择本地殷实良民作为矿头，招募本地民夫开采。以本地人开采本地矿厂，不担心来历不明。江西本是产米之乡，如今用本地人吃本地米，没有米价昂贵的祸患。又不动用公款，听任百姓出资开采，有利而来，无利而去，也没有容易聚集难以解散的祸患。云南、贵州各省矿厂很多，历来没有矿徒生事的地方。近来广东也重新开厂，而各省矿厂，大半都是江西人。如今本省开厂，更没有滋事之虑了。以天地自然之利，作为百姓衣食的资财，所养育的穷民不少了。

乾隆九年，胡宝瑔上疏请求仍然封禁铜塘山：

臣私下查勘广信封禁山，从广信府的上饶县，到广丰县入山，又转至上饶县所辖境内，将山势隘口、土色树木，以及旧设的驻防地点，仔细查看审度。查得此山原名铜塘山，周围约三百里，与福建、浙江

译与边界相连。而进入山中的路径。都在江右地区。上饶县设置三个汛地。叫源口、高洲、船坑。广丰县设置三个汛地。叫横山殿、下雾岭、小峰。从各个汛地进入。行走二三十里到四十多里不等。到达极其险峻的隘口。是原来设立各禁碑的地方。大约估计禁区内不过百里。从禁界进入山中。都是重峦叠嶂。绝壁悬崖。其中间适中的地方。名叫铜塘。就是山因此得名的原因。偶尔有零星的平地。都属于很少。那里的树木并没有良材。臃肿盘曲。茂密遮蔽在峻岭幽谷之间。而山脚交错连接。大多隔着溪流。水涨则泛滥无路。山径陡峭如壁。攀援藤蔓树木。才能攀登。而一旦视线被遮挡。几步曲折。彼此就互相看不见了。而且土地都是砂石。不携带粮食就无法生存。只有断绝其进入山中的道路。才能清静肃穆。考察前代。无不封禁。以防备奸邪之人。偶尔有建议开禁的人。查明确实后就停止此事。清初仍然封禁。后来经过原任侍郎臣赵殿最、前抚臣陈宏谋。两次请求开禁。经三省查明确实。应该沿袭旧制。而近年又有议论开禁的人。也认为自然的利益。可以供耕种。可以采伐木材。可以煎炼矿砂。都没有亲身目睹。于是怀疑环山之内。应当有肥沃的平原。却不知道既然没有可开垦的土地。也没有可用的木材。挖土试验。又没有矿苗。只有崎岖险峻。藏匿聚集奸徒。则难以彻底搜查清理。召集民众。也恐怕像蚂蚁聚集一样纷乱喧嚣。官府办理则浪费钱财而无益。民间办理则资本难以收回。而且势必增加驻扎文武官员。而建造衙署没有地方。贸易不通。断难孤身处于岩壑之中。总之封禁并没有废弃的利益。开禁则必定有遗留的祸害。以后永远适宜封禁。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稽查的方法。必须更加严密。才没有偷入私自开垦。以致日久又成为藏匿匪徒的地方。臣命令府县另外设立高大厚实的界碑。镌刻大字。在隘口当中设立。那些进入山中的路径。都命令各就地势。划定界限看守。并将各隘口。指定六个汛地分管。以专一责任。那些驻扎在该处的巡检、把总。不时到处巡视。每年命令道、府分季节稽查。县、营分月份察看。务必期望遵照旧例。不允许阳奉阴违。至于向来因为山径没有堵塞。附近居民的棚户。或者偷偷进入砍柴采伐。以后一概严禁。以杜绝其渐生之事。而佃种的人户。偶尔有倚傍官山坡崖。搭棚居住的。大多是福建人。好坏难以分辨。最容易滋事。应该命令他们搬移到禁界之外。如果有假称山主。招集容纳的人。立即严加追究。这样则仍然封禁。更加显得界限划分明确。而防备稽查严密了。

译关于南田山开垦情形的奏状

朱桂

接到上级公文，指出浙江宁波、台州两府交界的地方，有一处叫南田的地方，向来是封禁的山地。据查访得知，该地现有男女老幼四五千人，草屋一千五百多间，已经开垦的山田和平地，大约共有三万多亩。如果一定要拘泥于封禁的旧例，将这些人全部驱逐，这些人都是没有产业的穷苦百姓，一旦失去生计，生活来源全无，恐怕会导致他们沦为匪类。同时担心他们分散后又重新聚集，无法遍及各处港湾进行时时防守，必须深思熟虑，制定长久堵截的方法，并为这些百姓妥善商议安置方案，才能避免将来滋生事端。奏请派遣本官，等到渔汛一结束，就挑选带领精明干练的官员和士兵，亲自前往该地全面巡查勘验，筹议后详细上报，以便核查办理等因。随后奉到朱批：这是必须办理的事情，查勘上报后，要悉心妥善商议，务必做到长久没有弊端，才是最好的。钦此。本官遵命于七月十二日，带着官印起程，于二十三日抵达石浦，带领委员等人，于次日一早渡过港湾，十里到达长山嘴，这是进入南田的初始地带。山势绵延，进山一里，才见到草屋，零星散布。随即按里程挨个查勘，所种植的多数是番薯，也有少量的平地农田。由此继续深入，路径崎岖，地名大小百丈，草房较多，旁边是黄金坛，都有开垦的地方。再往前是樊之中，这是进入大南田的总路，地势平坦开阔，旁边是石门岭脚，开垦的田地很多，草屋也逐渐稠密。再往前是大南田，这是这座山最肥沃的地区，穷苦百姓来这里开垦田地的最为众多，中间有修筑堤塘的。其毗邻的岛屿，叫螺丝、马童，都是肥沃的土地，开垦也很多。又有名叫小南田的地方，山势狭窄，开垦不多。再往前是金漆门，山势陡峭险峻，苍翠峭壁，下面直接通向外海，旁边有海涂，开垦山田和平地，这里是南田山的尽头。又转到林门，位于大南田的西部，沿港湾一路很长，称为林门掘港，山土尚厚，土地多已开垦，下面的海涂也很宽阔。统计查勘南田山内十一处，共有开垦户一千五百七十四家，男女共四千零九十八口，山地和平地共一万三千三百十六亩零。从长山嘴以南，到金漆门，大约斜长五十多里，宽约三十多里不等，都是连绵的山地和土地，并不被港湾隔开，总称为南田山。从八月初一日渡过港湾，查勘南田附近的山，共有七处：叫大小乌岩，即珠门山，与大小蛤蜊山势相连，距离林门港仅两三里，地势很狭窄，搭棚居住者零星几户，每户开垦的从几亩到十几亩为止。叫箬鱼山，与打鼓寺、合电门各为一座山，旧地图绘为一座，实在错误，那座山很小。叫花，即大佛头，山虽然雄伟秀丽，土地却很贫瘠，并没有平坦的田地，山前后也有搭棚开垦的。叫礁头，长有十四五里，山下有海涂平地，穷苦百姓开垦逐渐增多。叫鹁鸪头，山内有大塘、小塘、坦塘、白箬塘，土地相当平坦肥沃，开垦也很多，山虽然只有十六七里，但人烟稠密，房屋相望。叫花屿湾，居民稀少，只有山的半坡，也间有开垦的。以上七处，共有开垦户八百三十八家，男女二千三百八十九口，山地和平地，共三千三百八十六亩七分。这些位于南田山以外，向来也封禁。其长约五六十里，岛屿小土地窄，不能聚集太多人口，也不能种植太多田地。本官查看时，并详细询问，都是无业的贫民，临海、黄岩县的人占大多数，温州平阳占十分之二三，象山虽然附近，反而不过百余人。有祖孙父子几代在山开垦的，有三四十年、二三十年不等的，都带着家眷，间有不带眷属的，都依附在南田山内耕种。所以近年来开垦田地逐渐扩大，外来游手好闲之徒，常在秋收后聚集匪徒，肆意强行收割，穷苦百姓非常痛苦。因为是在封禁山内私自开垦，有违禁令，不敢控告官府追究治理。本官亲历各岛，察看情形，开垦田地已有一万六千七百多亩，人口已有六千四百多人，由来已久。如果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筹划长久之策，反而担心给将来留下祸患。只是地处海疆，长期封禁，必须统观形势，扼守要害，才能使防守严密，然后安置穷苦百姓，才不是苟且姑息的谋划。本官查勘南田山南面的金漆门，是春冬渔汛渔船聚集的地方，直达闽广外海，此地最为险要。又长山嘴是进入南田北面的门户，斜对下湾门外海海口，也属险要。大南田地势广阔，随处可以开垦田地，属于居中扼要之地。东面大小百丈之间，黎头山是南田的左臂，西面林门，逼近林门港，是南田的右臂。其附近林门港的礁头、鹁鸪头、花等六处，都以林门为控制点。附近长山嘴的花屿湾，以长山嘴为控制点。这是南田的大局形势。

应当请求在金漆门移驻都司一员，水师兵一百名；长山嘴移驻千总一员，水师兵六十名；大南田移驻把总一员，陆路兵五十名。

译黎山头移驻千总一名。陆路兵五十名。林门移驻把总之职一名。陆路兵五十名。林门高磡处陆路兵三十名。林门大湾处陆路兵二十名。礁头、鹁鸪头每处各设水师汛兵二十名。如此内外防范维系。处处声势联络。布置已属周密周全、毫无遗漏。只是设置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既然已经安置了贫苦百姓。使其休养生息、教化训练。审理诉讼案件。丈量土地、增加赋税。尤其需要文职官员根据时机加以管理。应请求移驻同知一名。作为南田海疆直隶同知。掌管地方事务。定为海疆重要缺额。任职三年。取得显著成效。请求加封官衔。再任职三年。始终勤勉努力。请求列入即升班予以升用。像这样办理。或许可以建立长远的制度。不仅仅沿袭封禁的旧例。对海疆确实大有裨益。其余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酌情规划。谨将我所见闻思虑到的。粗略拟定几条。以供采纳选择。

译一、石浦应归南田管理。石浦距离南田山十里，是进入南田陆路的门户。过去曾设置巡检，稽查进港船只。石浦距离象山县九十余里，稽查难以周全。况且老东门一带，向来有匪人出没。应当划归南田同知，一并就近管理。这样才可以防止偷渡，严格出入管理。

一、应当严拿游棍，以安定穷民。穷民违禁开垦土地，游棍便借此挟制他们，强行索取租钱；或者在秋收后肆意抢割庄稼。本司仔细访查，其中最凶横的金某等人，大南田一带的穷民深受其凌虐。如今正值安顿之初，尤其应当严行查拿，以平息争端。应当命令南田同知严加惩办，使地方永远安宁。

一、南田的地亩，应当进行丈量，上报朝廷增加赋税。本司此前深入深山僻壤，无处不到，对于那里的住址户口以及地势险夷，确实已经真知灼见。只是地亩因为青禾在地，无法丈量，仅凭山民申报登记，恐怕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应当命令南田同知，在水退草枯的时候，逐一丈量，分别评定上下则，详细奏请增加赋税，以显示核实无误。

一、私煎盐应当酌情拟定由官府收购。海滨之地，煮水制盐，所在多有。本司所查处的地方，除了零星小户没有炉灶外，只有金漆门、林门、掘港、礁头、鹁鸪头等处，都有私煎盐的迹象。那里的海涂都容易积卤成盐，似乎适宜由官府收购，以免日久生事。本司在途中接到台州盐商张履丰的禀报，称台州运盐太远，脚价太重，拟在南田收购配运等语。查江浙向来有将私盐转化为官盐的案例，只是本司衙门向来没有办理过的先例。应当如何办理，应当饬令交运司妥善商议长久的办法。

卷三十五 户政十八 旗生计

根本四计疏 乾隆十年

御史 和其衷

臣自从奉命稽查盛京事务以来，已经过了两年。凡是地方的情形、旗民的生计，一有见闻，必定广泛咨询、多方探访，悉心体察，希望贡献一点愚见，以仰副圣主采纳刍荛之意的至意。

一、重视边疆以资防范。查考山海关外向北向东一带，共设有七边，边门之外则是各蒙古部落。从七边的东面往南，直接连接到凤凰城，称为六边，是奉天、宁古塔的方界，这是盛京东北两面的屏障。向来各边，都编木为栅，以限制内外，栅外挖濠，以禁止越度。该管各员勤于巡防，随时修浚，边防确实严密。然而听说近年来，总理大臣漫无稽查，该管各员于是因而怠慢玩忽。附近边门数里内，还有濠栅，离边门稍远的，多成为平坦道路。不仅大伙私参容易透漏，也恐怕违禁货物任意出边。虽然最近将军加意办理，较前已觉改观，但积弊玩忽之后，如果不大为整饬，严立章程，诚恐将来日久，视为具文，仍然废弛。请交将军达尔当阿于本年巡边之时，亲身周历，详细相度，木栅务令坚密，土濠务令深通，以恢复旧制。并将此后总理大臣应如何轮流查阅，该管官员应如何更番巡视，以及土濠木栅应如何随时修浚之处，详细定议，奏请施行。再查熊岳所属旅顺海口，设有水师营官兵，作为巡防之用，与天津水师营声势遥相呼应，是奉天南面的保障，关系极其重要。然而听说相沿日久，也都废弛。该管各员既不勤加操练，兵丁巡哨不过是掩饰虚文，即使军装器械，大半都朽坏。像这样怠慢玩忽成风，何以巩固疆域而资弹压？也请交将军达尔当阿将自今如何整理，此后如何稽查之处，一并详细筹议，奏请施行。这样边海要区，防范既严，对于弥盗稽匪之道，不无裨益。

一、广积贮以裕民食。奉天土厚泉甘，非常适合耕种，收获之多，既倍于他省，粮价之贱，也半于内地。所以每遇丰收之年，反而有熟荒的忧虑。况且小民只顾眼前，很少懂得储备，偶遇偏灾，即束手无策。这都应当预先筹划。查考乾隆八、九两年，仰赖圣主洪庥，连获丰收，今春雨雪调匀，民间都已及时播种，将来接连得雨，大有可登。请交奉天将军、府尹，将旗民各仓现在实存粮石，是否足用，应否买贮之处，详细审察收成分数，定议具奏。若须添补，则动支备用银两，拣派廉干之员，分头买贮，以裕仓储，仍照常平之例，每年于青黄不接之时，或借或粜，以济民食。若仓粮足备各项之用，无须添补，则请将海口之禁，量为宽展，使内地商贾源源流通，以免伤农之患。如此通融办理，于内外民食均有裨益。

一、兴纺织以济民用。查考小民生计，衣食为先，务本要图，耕织并重。唯独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