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十一　宋·朱子撰　封事 壬午年，应诏上封事。【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孝宗即位，下诏征求直言。秋八月，朱公应诏上书。】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臣朱熹冒死拜了两拜，在皇帝宫阙之下上书。臣恭敬地想，太上皇帝重新建立华夏，受天命而中兴天下，忧劳勤勉、恭敬节俭，三十六年间年纪并不高，国内安定，于是深思天下国家最根本的谋划。一旦面对四海之广、天子之尊，完全出自圣心，将帝位传给圣明的儿子。皇帝陛下恭敬承受慈训，应合时运登临帝位，刚刚开始践阼，还没有多少日子，但在施政安排之间，用来大大慰藉百姓愿望的措施日新月异，没有一天虚度，其规划本来已经宏大深远了。然而陛下仍谦虚退让，不以圣明自居，首先下达明诏征求直言；这尤其足以看出帝王的高尚气度，也说明您知道治理天下的首要事务。天下真是幸运。臣卑伏草野，深深自我思量，天下这样广大，并不是没有人才；忠言嘉谋、高明宏大的议论，想来已经一天天陈述在陛下面前，恐怕仍然不够。臣仰望圣明，也没有什么可以稍微供您采择的。何况臣愚昧，即使想效尽微薄之力，难道能对万分之一有所补益吗？又想到即位后征求言论，历代圣君相承，把它作为旧例；那么不知道今天陛下的本意，难道只是姑且用来完备旧例吗？还是确实想广泛听尽群臣百姓的言论，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确实愚昧无知，不知从何说起；然而爱戴君主、尊崇圣主，出于犬马般的诚心，有不能自已的地方，所以冒死进言。希望陛下留意听取。臣恭敬地读诏书，其中说：“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失，百姓有忧乐，四海有利害，都允许中外士人和百姓直言极谏。”臣私下认为，陛下在潜邸和宫府之中积累德行将近三十年，不接近声色，不增殖货利，没有一件嗜好显露于私宴，没有一件过失传闻于中外；天未亮就上朝，严肃恭敬而警惕畏惧，仁爱孝顺的德行取信于上下。这些足以使众生大为仰望，深深激发太上的慈爱，以至于承受传授的重任、统有万方，必定有其所以达到的原因。这样看来，圣上的过失，臣没有听闻。如今陛下登临帝位还没有多久，就延请起用旧臣宿老，召见任用直臣，压制侥幸之徒来端正朝纲，洗雪冤屈愤懑来振作士气；私下进奉的财物不输送到内库，恭敬节俭的德行日益闻名四方。凡是天下人想做却还没有实行的、忧患却还没有除去的，都依次停止或施行，几乎没有留下遗憾。这样看来，朝政的缺失，臣也没有听闻。至于百姓的忧乐、四海的利病，那确实是有的。然而臣退居闽地偏远之处十多年，足迹从未到过四方，见闻所及的一二件事，私下推测都不是今天适合在陛下面前说的，不敢逐件列举来扰乱圣听。至于阴默不言，始终不向陛下说一句话，又不是臣所敢心安的。臣听说召公告诫成王说：“像人生下孩子，没有什么不在他初生之时就已决定，自己造成聪明的命运。”孟子也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为。”如今上天的眷顾刚刚重新降临，人心的期望正十分迫切，这正是陛下端正根本、慎重开始、自己造成聪明命运的时候，也是顺应时势和道理、乘势有所作为的时候。何况陛下圣德隆盛，天下人传诵称道已经多年。如今正位于帝极，万物都看见您的心意，大概都以非同寻常的事业、非同寻常的功业来期待陛下，而不只是把您当作守成的贤主。然而祖宗的疆土尚未恢复，宗庙的仇耻尚未洗雪，戎敌的奸诈反复无常，百姓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在这样的时刻，陛下为了急切有所作为、来满足百姓的期望，应当怎么办呢？这样说来，今天的事情不只是陛下不可错过的时机，也是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宗庙社稷安危荣辱的征兆，都将在此决定。陛下是我宋的盛世之主，而今天正是陛下的盛时。在这个时候不能满足天下人的期望，那么祖宗遗留下来的百姓和后裔，就不再有归心之处了，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可畏惧吗？臣愚昧该死，私下认为，圣上自身虽然还没有过失，但帝王之学不可不熟悉研讲；朝政虽然还没有缺失，但修明政事、抵御夷狄的谋划不可不早早确定；利害忧乐虽然不能全都逐条陈述，但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以留意。因为学习不端正，过失就会萌发；谋划不确定，缺失就会扩大；根本不端正，末流的弊病就无法尽说。请允许臣为陛下详细说明。臣听说，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要精心专一，确实把握其中正道。”尧、舜、禹都是大圣人，生来就明白道理，本来应当不必学习，但仍然说“精”、说“一”、说“执”，这说明即使生来明白，也要借助学习才能成就。陛下圣德纯厚茂盛，与古代圣人相合；您生来所知的境界，臣不可能窥见。然而臣私下听道路上的传闻，陛下早年培养德性时，亲自御览简牍，按照衡石规定的课程，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罢了。近年来，圣心独自探求，想寻求大道的要旨，又颇为留意老子、释氏的书籍；这些传闻疏远，臣不知道是否可信。但臣私下认为，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不是奉承上天赐予的圣明资质、使它达到尧舜盛德的方法。因为记诵华美辞藻，不足以探求道的源流、推出治理天下的道理；虚无寂灭，也不足以贯通本末、建立大中之道。所以古代圣帝明王的学习，必定从格物致知入手，穷尽事物的变化，使眼前各种事物中所蕴含的义理，细微之处都清楚照见，明白呈现在心目之间，不容有丝毫隐藏；这样自然能够意念诚实、内心端正，应对天下事务时，就像数一二、辨黑白一样清楚。如果不学习，或者虽然学习却不以此为主，那么内外本末就会颠倒错乱；即使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孝友恭俭的德行，智慧也不足以明辨善恶，见识也不足以穷究事理，最终仍不能补益天下的治乱。这样看来，人君学习与否、所学正当与否，都在一念之间；而天下国家治理与否，所受影响竟如此重大，难道只是浅近的小事吗？

译《易》所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格物致知，就是尧、舜所说的“精一”；正心诚意，就是尧、舜所说的“执中”。自古圣人以口传心授、并在行事中显现出来的道理，只有这些罢了。至于孔子汇集并成就了这一伟大传统，却没有得到职位来施行于天下，所以退而把它写成六经，用来给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作示范。其中论说根本枝末、终始先后次序，尤其详细明白的，就是今天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的著作。因此承议郎程颢和他的弟弟崇政殿说书程颐，都是近世大儒，确实得到孔孟以来失传的学问，都认为此篇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是学者首先应当致力的事务，这实在是正确的论断。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抛弃旧日无用浮华的文章，排斥似是而非的邪僻学说，稍稍把圣意留在这部遗经上；延请访问真正的儒者和深明其纲要的人，安排在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努力扩充自己，务必达到精纯专一的境界，并认识天下国家所以得到治理的道理全不出于此。然后便会知道体用同出一源、显微之间没有间隔，也就独自得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的道统了。于是用六经的文章来考察，用历代的事迹来鉴戒，在心中体会它，用来应对当代无穷的变化。凭陛下的明圣，再这样完备地疏浚根源、辅助志向，那么将来所达到的境界，哪里是臣这种愚昧之人所能估量的呢？然而臣并不是懂得大道的人，以上所陈述的，只是从师友那里听到的大概端绪罢了。陛下由此讲习学问而自己有所体会，必定会有超出臣言语所能达到的地方。希望陛下深深留意，不要忽视，这就是天下的大幸。臣又听说，治理天下国家，必须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谋划；今天的谋划不过是修明政事、抵御夷狄罢了。这并不隐奥难知，但谋划之所以不能及时确定，是因为讲和的说法使人疑惑。金人和我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不应当讲和，道理很明白。然而有人仍这样主张，他们的意思一定是说：如今根本尚未稳固，形势尚未形成，进攻没有恢复中原的条件，退守又没有防御冲突的办法，不如用虚礼羁縻他们；趁他们来聘问时派使者答复，请求恢复土疆，向他们显示自己的弱势，使他们优游骄惰，不立即谋害我们，而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从容兴修补治，充分做好防备。万一上天后悔降下灾祸，或者诱导他们改变内心，那么我们最大的愿望就不用牺牲一个士卒的性命而可以坐享成功，有什么顾虑而不这样做呢？臣私下认为，既然知道义理上不可为却仍要做，必定是因为认为有利而无害。可是依臣看来，所谓讲和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一定要实行呢？恢复故土、讨伐仇贼、自己奋发图强的道理，经书中说得已经非常详细。陛下聪明而能考察古事，本来不必等臣说一两句，请姑且陈述其利害，由陛下选择。议论者所说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因为有讲和的说法。这个说法不停止，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能够成办。为什么呢？进攻时没有决一死战的打算，退守时却有拖延苟安的凭借，那么人的情感即使想勉强努力、奋发进取，士气本来已经涣散沮丧，没有人响应了。防守必定不坚固，出击必定不勇敢。这并不是他们本来的志向，而是气势被形势分散、志向被士气夺走的缘故。所以今天讲和的说法不停止，陛下励精图治的志向就会浅薄，大臣承担责任就会轻慢，将士奔赴功业就会迟缓，官员百吏奉行上意也不能全心尽力。这样说来，根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稳固？形势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恢复故土又什么时候可以谋划？守备又什么时候可以依靠呢？这显然不可指望。若说用虚礼羁縻他们，那么他们虽缺少仁义，却多有凶险狡诈；如果确有谋害我们的心思，难道会因为小小虚礼而骄纵停手吗？如果确有吞并我们的形势，又难道会因为小小虚礼而停止吗？若说向他们显示弱势，那就是自己剖露内心、显现真实情况，把本来就有的弱势展示出来，并不是以强大来假装弱小；这只会使他们窥见我们的底细，知道我们没有谋略而更加无所顾忌。即使他们不来，我们依靠这种做法来自我安慰，形势分散、士气被夺，日复一日如前面所说，即使再拖延十年，又有什么计策可以成就呢？这样，原本用来使敌人骄纵的办法，反而是启发敌人并使自己骄纵；原本用来放缓防备的办法，反而是在养成祸患并使自己松懈。替敌人谋划是很好的，却不是我们的臣子应该说的话。况且他们盗取中原，每年取得金帛，占据全盛的形势，因而掌握讲和与不讲和的权力。他们稍有怯弱，便以讲和来要挟我们，使我们不敢行动；力量充足，便大举深入，使我们来不及抵挡。他们从容地控制和战，而其谋略总是在讲和之外运作，所以有利时伸张，不利时收缩，进退都能得到好处。而我们却抬头仰望他人，听从他们决定讲和还是不讲和。谋划国家的人只怕失去敌人的欢心，不替长久的未来打算。进攻就错失恢复中原的时机，退守就挫伤忠臣义士的心。我们急切想要讲和，志向思虑总被限制在讲和之中，因此前后都遭受祸患，进退全都失策。自宣和、靖康以来，前后三四十年，金人专门采取这种计策，攻入我们的腹心，决定边防，控制胜负，纵横进退，没有不如意的；而我们陷入他们的计谋中，竟然还没有醒悟。危害国家、使军队覆败，总是一模一样。去年的事情，人们说朝廷大概已经知道了，可是解除戒严还没有多久，金使又来了。他们对我们有什么顾忌，竟然迅速做出这种事？这又是想用从前获胜的办法在我们这里得志，而我们仍然没有醒悟。我们接受并答复了他们，使者的信节还没有回来，海州的围困已经紧急了。他们包藏反复的心思，哪里容易测度？而议论者还想拿自己试验失败以后剩下的谋略来应付他们，难道也不思考吗？至于请求恢复土疆，希望万一能够得到，这又是最大的想不通。土地疆域本来就是我们的旧有之物，即使不幸沦陷，难道可以让他们这些仇人掌握给予或夺取它的权力吗？

译只看我的德行和力量究竟怎样罢了。我有能力取得它，那么他们就不能据有它，而会自行归我；我没有能力取得它，那么他们怎么肯把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取得的东西举来给我呢？况且，他们能够据有而我不能取得，这不是明摆着我弱他们强吗？即使他们给了我，我难道又能据有它吗？他们有大恩于我，我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所得的东西未必牢固。从前燕云、三京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鉴戒了，这难道不值得使人寒心吗？假使万一采取一个必然不会发生的计策，他们确实不欺骗我，也不要求我报偿，而我又一定能够自保，永远没有其他忧患，那当然很好。然而以堂堂大宋，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收复祖宗的疆土，反而向仇敌的【缺】乞求，把自己置于国家臣属的地位；即使臣不肖，也私下替陛下感到羞耻。前些日子派使者回聘时，曾以此为请求，已经失掉了机会。等到陛下即位，天下人的希望是：或许可以有所防备了吧？可是赦书一下，竟然严令各位将领不得进兵，又再次派遣使者，告知继承帝位的意思，继续修好和亲的礼节，仿佛有意一定要使和议成功，坐等国土自行恢复。远近传闻此事，顿时大失所望。臣愚昧，不能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只私下叹息左右大臣谋划不周。古语说：对疑惑的事情下手，不能成功；采取疑惑的行动，不能成名。如今敌人以和好而来，军队却不停止行动；我们应对他们，常常不免在两种道路之间摇摆，没有确定的计策，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疑事吗？用这样的号令，使听闻的人疑惑，众人离心解体，这就是还没有进攻便已经退却，还没有交战便已经失败。想靠此成就恢复大业，也已经很难了。然而失误还不算久远，改变谋划还来得及；过去的事情虽不能挽回，今后的事情还可以追补。愿陛下广泛咨询大臣，总揽群策，考察失误的原因，寻求应对的方法，以公正的义理作决定，参照实际的利害，罢免和议，追回使者，如果还没有渡过淮河，仍然来得及。从今以后，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振奋风俗，使我们修治政事，排除夷狄之外的事都明白无疑，不留一丝可以拿来迁延苟且、自我安慰的凭借，也不敢怀有片刻自安的念头。这样以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都会明白知道陛下的志向一定在于复仇开拓疆土，不会有贪玩岁月、苟且偷安的心思，彼此激励来谋求功业。几年以后，志向坚定，士气充足，国家富裕，军队强盛，这时再观察我们的力量强弱、敌人的破绽深浅，从容起兵谋划。中原旧地，不归我们所有又将归谁呢？这不过是稍微迟延几年，使道理获得、形势完整，名义正当而实际有利；它和讲和求地、苟且侥幸、注定不能成功的空想，不能相提并论。道理很明白了，唯愿陛下深思圣意，不要忽略，那么天下乃至四海都会感到万分幸运。臣认为，百姓的忧乐系于此；百姓的忧乐，臣又认为系于守令是否贤能。然而，监司是守令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要使百姓都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陛下认为如今监司中贪赃狼藉、肆意残害百姓的人，哪一个不是宰执、台谏的亲旧宾客呢？那些已经失势的，陛下已经查明他们结交营私的情状而斥退了；那些仍在得势的，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既然如此，某件事对百姓有利，某件事使百姓受害，陛下即使想听到，又有谁会替您传达并使您知道百姓的情况呢？臣认为，只要把端正朝廷作为首要事务，那么这些弊病不久就会自行革除，陛下似乎也有这个意思。因为前些日子所召集的几位君子，都是天下所称的忠臣贤士；用来端正朝廷的手段，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吗？不过，他们各自才能所长不同，适宜担任的职务也不同。愿陛下对于其中才能大的，使他们辅佐帝王、掌握政体，以辅助上天完成治理；对于才能较小的，使他们居官任职，以兴盛各项政务。能办理外事的，使其承担掌管军务、主持方面事务的责任；明晓治国体要的，使其担任拾遗补过的官职。又让他们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布置在各个职位上，共同谋划天下的事情。使关系疏远但贤能的人，即使在远处也不遗漏；关系亲近而无能的人，即使在近处也必定舍弃。不要让先入之见主导自己，以致被讥为偏听偏任；不要过分厚待私恩，以触犯示人不够宽广的戒条。进退取舍，只考察公论所在，那么朝廷端正了，内外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监司用对了人，之后各郡的得失才可以知道；郡守用对了人，之后所属县的治理好坏才可以察见。加重他们的责任来要求成效，举荐善行，惩罚恶行。这样一来，事情中所谓有利于百姓、百姓所谓的安乐，就没有什么不能兴办；事情中所谓损害百姓、百姓所谓的忧患，又有什么不能除去？哪里还值得劳烦圣心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今天急忙降一道诏书，明天办理一件事情，想要惠及百姓却反而增加扰乱的，有这种情况；想要兴办有利之事却反而加重祸害的，也有这种情况。事情纷杂琐碎，既不是君主之道所应当做的；即使宣布施行，也只不过是做给人看、博取听闻上的美名罢了，又有什么补益呢？何况如今旱灾、蝗灾四处发生，百姓的粮食将要缺乏，谋划减轻赋役、准备赈济以养活流亡逃户、消除盗贼的办法，尤其在于守令是否得人；而其根本所在，又另有所在。愿陛下深思圣意，不要忽略，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没有一件不弊病丛生，无法一一陈述。进言的人既然很多，有些或许已经大略说尽了；但要寻找所谓最重要、最优先而不能延缓的事情，就是这三件。讲学，是为了明白道理并在前面引导；定计，是为了在后面养成气势并督促实行；任用贤能，是为了修治政事而在其中组织安排天下事务。天下的事情，没有超出这三者的。伏望陛下趁此初政，端正根本，慎正开端，在自求明哲之命的时候，顺应时势和道理，乘势有所作为。对于这三点，深加考察采纳，果断地努力实行，以使天下获得幸运。这样，所谓多得无法陈述的事情，凡是见于议论而合乎公义、切合利害的，自然会按次序办到，各得其所。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求治之心，却不能用正确的方法达到；

译即使有使国家治理的办法，却不能按照正确的次序去做。一旦恭敬节俭、辛劳忧勤过度，身体有所不能承受而又看不到成效，那么最终也会因循懈怠，什么都成就不了。这难道是天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所盼望的陛下最初的心愿吗？到了那时，即使想后悔，臣恐怕也只会更加劳烦圣心，而成效却不可期待。何况旱灾、蝗灾遍及方圆数千里。陛下刚刚即位，清明地实行道义并没有过失，而上天的警戒却如此显赫、如此严重，其中一定有道理。臣愚昧地认为，这正是上天深厚仁爱陛下的表现，不等到政事过失、行为失当才先行警告，以此启发圣心，使盛德大美始终纯全，没有可以指责挑剔之处。正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灾异而修德，最终达到中兴；如今也应当反复省察并赶快筹划这三种方法，以顺应民心，来报答天意。凭陛下的圣明，一定能够妥善处理此事。愚臣所担忧的，只是议论者没有深入思考事情所以然的原因，认为其中难免有所更改，或者有些不是太上皇帝的意思，陛下不应当做，以免违背父亲的意志。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恭敬地想，太上皇帝极其公正无私，与天地同德；统治三纪，历经艰难，办理百事，在用人和创制事业方面都顺应时势、遵循道理，以应对事变，从未拘泥于固定的说法。前后始末虽然不同，正如春夏秋冬的变化彼此相反，却共同成就一年的功业；存养精神而感化天下，其中没有丝毫私意滞碍。他之所以能够超然远引，脱下帝王之位而不以为难，原因就在这里。推究他把帝位传给陛下的心意，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发扬帝王之学，继承尧、禹的事业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复仇开拓疆土，为祖宗增添光辉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一定能够任用贤能、修治政事，使百姓安乐康宁吗？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臣所陈述的，正是大大奉行太上皇帝遗留谋略、庇护后代的圣心，并帮助陛下尊敬父亲、继承父志的圣孝。议论者却想拘守一时偶然显现的一两件事情来遵循，把这当作太上皇帝的本心，这就像只凭有形事物的粗浅表象来谈论天地变化的神妙，难道不是错误吗？况且古代禅让传授的美德，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了。舜承受尧的禅让后，在二十八年之间，对礼乐刑政作了许多更改。其中大的变化，如任用十六位贤相，都是尧没有任用的；除去四凶，都是尧没有除去的。然而舜不认为这是嫌疑，尧不认为这是罪过，天下人也不认为这是错误。《虞书》中记载了这些事，孔子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大典，垂示万世的法则。何况臣所陈述的，并不是要把太上皇帝的约束和制度全部更改，也不是要把他所轻视的抬高、所重视的贬低，全部重新设置。因时制宜，有所沿袭、有所革除、有所减损、有所增益，只看合乎义理如何罢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陛下又有什么可嫌疑的呢？愿早日筹划，以使天下获得幸运，不要怀疑臣的计策。至于作战、守备的关键和形势格局，臣没有学习过，不敢妄自陈说。然而臣私下听说，上游的督帅一向声望很轻，黜陟又不适当，效果已经由事实证明；下游的戍兵，竟然直接放弃淮甸、长江的险要，与敌人共同占有。这是古今共同忧虑、愚智同样困惑的事情。臣虽然鄙陋昏暗，也私下对此感到疑惑。何况如今秋气已经高爽，敌情难以测度，传闻喧腾，都说或许会再次有去年那样的举动。虽然虚实还不能知道，但这两件事确实关系到强弱安危的形势，其变化只在呼吸俯仰之间，急迫程度简直无法形容。愿陛下对此也留意圣心，臣不胜大愿。臣平庸愚昧，没有学问，前些年冒昧参加有司主持的各项考试，太上皇帝赐我末等名次，使我得以承受官禄。后来又错误地听信他人，蒙受过分征召，正好因疾病而留滞失意，不能前进。如今血气更加衰弱，精神更加耗损，退居山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仰报大恩。现因明诏，倾尽愚诚，冒死上书禀告。臣迂腐疏阔、狂妄无知，不识忌讳，触犯权贵近臣，切中政事机要，罪该万死。唯愿陛下哀怜我、宽赦我，并择取其中冒犯天威的内容。臣承受震惧、兢惶、俯伏待罪的心情，实在无以胜任。臣熹冒死再拜。庚子应诏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提辖本军界分诸铺递角、借绯臣朱熹，谨斋戒沐浴，奉上奏疏，面向东方再拜，冒死献给皇帝陛下。臣拜见三月九日陛下准许议论臣奏疏的申状，命令监司、郡守条列民间利弊，全部上报，不得有所隐瞒。臣以平民儒生的身份，幸蒙圣恩，待罪于偏远军垒，竟得遇陛下仁圣，求言愿治，不因疏远而间隔到如此地步，怎敢不尽心竭虑，以符合诏令的要求？然而臣曾经忧虑，进献言论的人不思考天下国家的大体，却罗列细小事端，把这当作忠诚；听取言论的人不考察天下国家的根本计策，却揭发隐秘琐事，把这当作明察。因此进言虽多，实际上对别人的国家没有益处；听言虽广，实际上不能穷尽天下的美善。臣确实没有才能，但不敢只拿浅薄的意见、琐细的言论来奉答明诏。唯愿陛下幸而听取其中重大的内容，并审慎实行，那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曾认为，天下国家最大的要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而体恤百姓的实际，在于减省赋税；减省赋税的实际，在于治理军队。至于以治理军队、减省赋税作为体恤百姓的根本，又在于君主端正自己的心术，以建立纲纪罢了。董子所说的“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百姓不可不加以体恤，不必等到像鲁者那样的人才知道，也不必等到聪明的人才会说。然而要了解他们憔悴困穷的实际情况，以及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臣请从自己所管辖的郡推说，然后依次说明应当采取的措施。臣谨按，南康作为一郡，土地贫瘠，草木生长不旺，水源干涸浅薄，容易枯竭；人口稀少，谷价低而伤害农民，已经是贫困的地区了。可是它的赋税格外沉重，同其他地方相比，有的甚至相差一倍、五倍。民间即使尽力耕种，所得的收益有时还不足以缴清税赋，必须另想办法谋取钱财，才可以补足交纳官府。因此百姓没有长久安定的志向，生活没有固定的职业，不肯尽力从事农桑，把它作为子孙长远的打算。幸逢丰年，便低价卖出粮食，只求眼前苟安；一旦遭遇水旱灾害，就扶老携幼，四处流离，把自己的田地房屋看得与旅舍没有区别。走出郊外四处远望，到处都有荒芜的田地和破败的房屋。所以臣自从开始任外官，就曾具奏请求暂且将星子一县的税钱特别予以减免；又曾具文申报提举坑冶司，请求代为上奏减免夏税。

译对于折纳木炭的价钱，酌量减免若干分数；木炭钱已经蒙受圣慈曲加恩赐，得以开释允许。唯独减税一事，漕司正在估量，准备上报；如果版曹再蒙圣恩，特别依照所请，那么一方憔悴困穷的百姓，从此或许可以重新获得生存的希望。然而按臣的考虑，同本郡接界的江州、饶州等州，土地贫瘠，类似这样的不只一个郡一个县；赋税像这样沉重的，也不只一种税、一种物品。如果不大力加以治理，深切地加以隐恤，即使有时在其中稍稍放宽，也如同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柴薪的火，恐怕仍不能有大的帮助；而剥肤椎髓的祸害必将越来越深、越来越惨酷，无法挽救，元气一天天耗损，根本一天天受伤。一旦不幸有方圆数千里的水旱灾害，横向溃散、四处流亡，将会达到无法应付的地步。不知陛下将怎样处理？这就是臣所说百姓憔悴困穷、不可不加以体恤的情形。至于臣所说的减省赋税、治理军队，请再为陛下说明。有田地便有租税，已经很久了；如今民间特别以税重为苦，正是因为两税收入都被朝廷全部拿去供给军队，州县不再有剩余。两税收入既然全部供军，物资就有固定数额，时间就有固定期限，又有贴纳水脚、转运输送的费用，州县都不容许稍有宽缓或减免。州县既没有剩余来供给官吏、养活军队，朝廷又不断发下来离军归正等人，支出没有限度、每天增加，没有地方筹办，于是不得不在两税之外另创名目，巧取于民。比如缴纳米粮时收取损耗，从七斗、八斗一直增加到一倍、两倍还不停止；预先借取官物，从一年、两年一直到三年、四年还不停止。此外又有月桩、移用等各种杂额，抛卖乳香，摊派购买军器，寄名招募军兵，打造铁甲之类。从版曹总所到漕司，上下相承，层层催逼：今天追究人吏，明天提审知通官吏，所有费用无从取得，最终只好一概取自百姓。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补偿旧欠、支撑眼前；即使明知一旦被发觉会因违法而获罪，也来不及顾虑了。既然连自身获罪都无暇顾及，又哪里有空闲体恤百姓呢？由此看来，今天百姓贫困、赋税沉重，其来源也可以知道了。如果不从实际治理军队入手，去掉浮冗之费，百姓的力量决不能宽缓。然而国家困守东南，恢复大业的功勋尚未成就，所以养兵固守边境，常常担忧力量不足，军队又不能立即削减。臣私下认为，只有选拔将领和官吏、核实兵籍，才可以节省军费；开拓扩大屯田，才可以充实军粮储备；训练民兵，才可以增加边防准备。如果确实能实行这三件事，又不时拿出禁钱来补充经常费用，百姓的力量或许可以得到宽缓。如今将帅的选拔，大多是富贵人家的愚蠢子弟和卑微庸常之流，只把奔走应对当作才能，把送礼托关系当作事业。他们一向声望很轻，既不受军士信服，而他们得到这种差遣，所花费的钱财已经不可估量。因此到军队后，只专门搜刮剥削，经营贩卖，千方百计搜罗财物来偿还债务。债务还够之后，又另生贪求，越发肆意征取。上面用来奉承权贵、求取升迁，下面用来装饰子女、满足自己的私欲，都从这里取得。至于招收、简阅、训练、抚慰等军中的急务，往往都无暇顾及。军士既然已经困苦于刻剥、劳苦于役使，有能力的人又得不到优待，无能的人反而可能受到亲近宠信。怨怒积聚，无处申诉。平时已经都悍然怀有不服之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又凭什么可以依靠？至于军中的子弟，也有平素学习弓马、熟悉战阵的人，却一概不肯到本军投募；朝廷反而为此分派州郡责任，白白耗费钱物，拖拉牵引矮小、短弱、疏懒而无用的人来补足军额。以上这些事情，无论根本末节、大小轻重，没有一件不颠倒错乱。所谓将帅，私欲满足、钻营有成之后，又可以收拾行装上路，希望把别的军队积存的财富作为自己的资财。因此近年以来，掌管军队的大臣调任更替极快，甚至有一年之内两次更换的。这不只是军中的利弊无法查究，冗员和白吃军粮的人日益众多；这些人盗窃、浪费的财物，以及送旧迎新、各种支出的费用，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至于总管粮饷运输事务的人，也都依仗权势、暗中勾连，交换贿赂。他们所督促催逼的，是东南数十州的膏脂骨髓，名义上供给军队，实际上用车船运送到权贵宠幸之家，数量无法计算。至于屯田、民兵两件事，又特别成为荒诞欺骗的小人窃取官职资本的手段，未曾听说有丝毫可见的成效。这些弊病，天下人谁不知道？而掌管事务的大臣略不敢把一句话告诉陛下，只一味逼迫州县赶紧征收横加的赋税，摧残国家根本。他们欺骗陛下时却说：这样国家就可以富裕，这样军队就可以强大。陛下也听到这些说法可喜，却没有追究实际情况，往往错误地加以奖赏宠信，授予他们事权。因此近年以来，这些人多半都是高官厚禄，志得意满，而百姓日益困苦，再没有可以聊以自立的依靠。乡野中见识浅陋的人，私下相互议论、叹息，认为最大的祸患、必然到来的忧患，近在朝夕之间，只是陛下独自还不知道罢了。如今的办法，如果想筹划军粮来舒缓民力，就必须彻底反过来改掉从前的做法，然后才可以希望实现。授予将印、委以财利权力，全都出于朝廷的公议，就可以断绝送礼托请的私情；务必要寻求忠诚勇敢、沉着坚毅、真正经历过战阵、曾经建立功劳的人，就可以革除轻率授官、任用非才的弊病。没有送礼托请的私情，刻剥的风气就可以革除；将帅用对了人，军士就会敬畏、爱戴并奋发，按时搜阅，而冒名占额、白吃军粮的人便不能容身其中。用对了人又使其任职长久，则上下相安，紧急时可以依靠，还可以省去送迎的费用。军队中淘汰下来的士卒，以及所有从北方来归正、添差、任满的人，都可以归入屯田，使他们与百姓混杂耕作，并逐渐减少他们的请给。那些有才能勇力、精通武艺的人，则按其品秩多给田地，借此让他们担任什伍之长，使他们教导众人学习驰射、击刺和行伍的法则。停止各州招募军队的命令，改为招募各军子弟中勇猛的人，另行授给田地，使他们登记隶属于军籍。大体上，应当使这项办法同现行屯田、民兵之法互相配合；选择老成忠实、通晓军务农事的人，让他们主持此事，授予重大权力，使其长期任职，不贪图小利，不急于求取眼前功效。

译等到确实能够逐渐减少各屯中坐食的士兵，稍稍减少州郡供军的数额，然后再议定考核功绩、增加官秩，并根据成效继续任用。这样十几年之间，自然会逐渐显现功效。如果功效尚不能立即显现，而想赶快谋求缓解州县民间眼前的急难，那么愿陛下深切诏告主管财政、掌管运输的大臣：暂且在现今储积的金、谷、绵、绢数额中，每年酌量拨出三二十万，视州郡贫乏的情况，特别免除其起运上供官物的三五分，由此代替它们运输上缴。以后军籍核实，屯田完成，民兵训练成熟，那么上述拨款数额可以逐渐减少，州郡免除起运的数额可以逐渐增加。州县办事的力量既然更加宽裕舒缓，然后才可以禁止它们苛刻搜刮，要求它们宽缓体恤，完成每年的课额，并时时考核。不仅要革除加耗、预借以及非法摊派的弊病，还要根据土地的肥瘠、税额的轻重来均衡减免；这样或许贫困的百姓能够保住生业，不再有流离漂荡的心思。各处荒地也应当逐渐有人开垦播种，官府的赋税也应当自然增加充足，逐步增多盈余，不必等到催督逼迫，国家真正可以富裕，军队真正可以强大了。这就是臣所谓减省赋税、治理军队的主张。至于所谓根本在于端正心术、建立纲纪，这不是臣职分所应当涉及的。然而天下万事的根源流向，有的就在这里；即使想避开不说，也办不到。况且臣近来在隆兴初元错误地蒙召对答，大略已经陈述过其中的梗概。如今请冒死再为陛下把这番道理说完。所谓纲，就像网有网纲；所谓纪，就像丝有丝的头绪。网没有纲，便不能自行张开；丝没有头绪，便不能自行理顺。所以一家有一家的纲纪，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纲纪。乡里总属于县，县总属于州，州总属于各路，各路总属于台省，台省总属于宰相，而宰相兼统众职，与天子共同裁定是非并发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的纲纪。然而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党、反侧的私心，然后纲纪才有所依系而能够建立。君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欲邪念的道路，这样以后才可以端正。古代先圣先王之所以设置师傅之官、安排宾友之位、设置谏诤之职，都是为了在前后左右辅导维持，唯恐这颗心在片刻之间失去正道罢了。推究其所以然，确实是因为天下的根本在这里；一旦不正，天下万事就没有一件能够得到正道，所以不得不谨慎。如今天下的事情，正如前面所陈述的，也可以看出来。陛下想要体恤百姓，百姓的生计却一天天窘迫；想要治理财用，财物却一天天匮乏；想要整治军队，军政却一天天紊乱；想要恢复疆土，却还不能向北取得中原一尺一寸的土地；想要报仇雪耻，却还不能把单于的脖子系住、用月氐的头来饮酒。这是什么原因呢？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都失去了职分，而陛下亲近、与之谋议的，不过是一两个近习之臣。这一两个小人，对上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却喜欢功利的卑下说法；不喜欢庄重之士的直言，却安于私下恩宠的鄙俗姿态。对下则招集天下贪利无耻的士大夫，文臣武将分别汇聚，都进入他们的门下；他们所喜欢的，便暗中替其援引，提升安置在清显职位；他们所厌恶的，便秘密毁谤，公开诋毁，排挤交通；所收受的货赂，都是盗取陛下的财物和命令；所安置的卿大夫、将领，窃取的都是陛下的权柄。即使陛下所说的宰相、师保、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入他们的门墙，迎合他们的意旨。那些幸而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小心谨慎地自守，从来不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那些非常害怕公论的人，才略微能够惊逐他们的一两个党徒；既不能深深伤害他们，最终也不敢明白说出他们钱袋和巢穴所在。势力既成，威势既立，朝廷内外都纷纷归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和黜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这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他们所破坏的，不只是陛下的纲纪，甚至连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根本也一并破坏了。使天下忠臣贤士深深忧虑、长久叹息，不以自己的生活为乐；而贪图利益、无耻并敢于作恶的人，则四面纷纷挽起衣袖而起，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百姓又怎么能够得到体恤？财用又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军政从哪里修整？疆土从哪里恢复？宗庙的仇耻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雪除？臣实在极其愚昧，不胜愤懑，因此回想近来进见答对时，得以竭尽狂妄鄙陋的意见。陛下不但赦免臣而没有杀罪，后来十八年之间，两次下诏收召，五次授予升擢。臣虽然愚昧暗昧，自知对世间没有用处，又被疾病忧患牵累滞留，有时不能恭敬地接受恩命。然而陛下了解臣，不能说不深；怜悯臣，也不能说不厚。只是臣独自畏惧怯懦、藏身退缩，眼看天下纲纪废乱、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却不能舍弃生命、冒死为陛下说一说，这就是陛下没有辜负臣，而臣辜负了陛下。如今幸逢圣明，扩大言路，而臣的官职正好属于可以进言的范围。在这种时候还不进言，那么臣的罪过，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自我赎罪。因此才敢冒死进言。伏望陛下曲加宽容，留心省察，奋发刚断，端正宸心，斥退远离奸佞邪恶之人，建立纲纪，以使四海困穷的百姓获得幸运。这样臣就非常幸运了。冒犯斧钺之威，臣怀着仰望天颜、仰候圣命、战栗等待处分的至诚。臣熹冒死再拜，谨此陈言。贴黄 本军辖境内，去年秋末晚稻遭旱灾损伤，去年冬天地震并有声响，臣已经分别具奏上报，事情已经办结。此后一直缺少雨水，耕牛因疫病死亡；如今虽然下了雨，恐怕已经晚了，而牛死亡还没有停止，形势十分令人忧虑。伏乞圣明鉴察。臣昨天蒙赐召对，当面听到圣上的话：“治理天下应当以端正内心、诚实用意为根本。”臣常常私下仰望赞叹，圣学高明，深深通达治理的根本，像这样治理天下，怎么会不能治理好呢？近年以来，却听到道路上的传言，妄说陛下厌恶听到“正心诚意”的说法，臣下将要进见答对时，甚至相互告诫，认为这属于忌讳。臣虽有充分理由确定事实并非如此，然而私下深深担忧这种话流传开来，上面会损害圣德，下面会迷惑众听。伏望圣明，再赐体察。缴进奏疏状

译具位臣朱熹谨此：臣拜见进奏院报告，三月九日臣僚奏请再次敕令监司、郡守条列民间利弊，全部上报，不得有所隐瞒，奉圣旨依照奏请办理。臣因为没有才能，错误地承当郡守之任，私下看见辖境内民间的利弊，有些事情应当上奏；只是其中有的涉及机密，不宜公开。臣冒死谨具奏疏一通，按照格式密封，随此状一并进呈，并附贴黄，请送至御前拆阅，或许千虑之中有一得，能够仰副陛下求言愿治的心意。冒犯天威，臣怀着局促不安、等待罪责的至诚。谨录奏闻，恭候敕旨。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谨斋戒沐浴，具呈奏疏，冒死再拜献给皇帝陛下。臣以卑微平庸的资质，幸蒙圣上知遇，至今已有多年。近两年以来，承受的恩典接连不断，比从前更加深厚；回顾同辈，没有人可以和臣相比。臣对此感激之深，本来就有语言不能表达的地方。然而臣私下考虑，自己狂妄的言论触犯忌讳，即使陛下勉强听取、不把它当作罪过，臣俯伏等待数月，却没有看到其中略有施行。臣实在不知道应当怎样才能承受陛下非同寻常的恩典，也不知道还能从哪里做起，因此惭愧恐惧，久久不能心安。没有想到陛下又要召见臣。臣愚昧地从这里仰窥圣意，更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若认为是要听取臣的计策，那么言论已经陈述，却没有被采用；若认为是要加给臣恩意，那么宠遇已经深厚，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两者之间，都没有恰当之处，这就是臣徘徊退却、恳切叩请辞避而不能停止的原因。然而陛下仍未允许，臣又反复思考。前些日子进见答对时，口头陈述的说法，迫于疾病发作，还有没有说完的话。臣曾请求把封事上报，但久久不敢进呈，难道不是陛下偶然记起臣，想要最终听到这些话吗？还是另有原因呢？臣无法知道。然而君父的命令已经两次下达，臣子却坚卧家中，这件事臣实在不能安心。臣唯一深深忧虑的，是进见以后，所说的话最终仍不能采用，又白白像从前一样窃取错误的宠遇；那么臣在辞谢和接受之间将非常为难，最终还会获罪。因此臣就借着先前的请求，把所要说的话全部写出献上。即使能够到陛下之前，所说的也不过如此。伏望圣慈，幸而加以阅览省察。如果认为这些话正确，按次序施行，那么臣的志愿就万分满足；臣退伏山岩洞穴，死也没有遗憾。万一圣意一定要臣前来，臣也不过求得一望清光，然后恳请退归罢了。如果看出这些话果然没有可取之处，那么这正说明臣所学浅陋，此外一无所有；即使冒昧进用，陛下又将把我用在哪里呢？不如顺着臣的恳请，允许臣退休，这样还足以使双方都保全。何况陛下朝廷之中，侍从的行列里，正有人制造流言来中伤陷害善良之人，倡导横暴的道理来胁迫上下；他们的巧谋暗计，又比前日不加思考而妄自发动的行为更加严重。陛下不要使臣轻易触犯他们的锋芒，又重蹈已经覆灭的旧路。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人患了重病，从内在的心腹蔓延到外在的四肢，几乎没有一根毫毛不受疾病影响。虽然在起居饮食方面还没有达到妨碍的程度，但其危险紧迫的症状，深知医理的人一看就已经避走了。这一定要得到像卢扁、华佗一类的人，给他神奇的丹药妙剂，替他洗涤肠胃，去除病根，然后才可能侥幸获得安全。如果不是这样，病情会一天比一天加深，而病人自己还不觉得可怕，这大概不是一般医生和寻常药物所能医治的。因此臣前日奏疏中引用“药不使人昏沉眩乱，疾病就不能痊愈”这句话，意思大概就是如此，但那篇话还有没有说完的地方。天下的事情，应当说的多得数不清，只是次序上还没有涉及；臣没有时间全部谈论，暂且只把天下的根本和今天的急务深切地告诉陛下。天下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今天的急务，则是辅佐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六件事。臣请冒死把它们全部陈述，唯愿陛下留心听取。臣为什么冒昧把陛下的心作为天下的根本呢？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端绪没有穷尽，却没有一件不以君主的心为根本，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君主的心端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不出于正；君主的心不端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一件能够由正道产生。不只是赏赐所鼓励的、刑罚所威慑的，各自随着君主心意所向而发展，势头一旦形成便无法停止；而且君主心意对人的观感影响、风俗改变的迅速程度，更加明显。因此君主以微小的身躯，居于深宫之中，他内心的邪正仿佛无法窥见，但它显现在外的征验，常常就像十只眼睛在看、十只手在指，无法掩饰。这就是大舜有“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有“克己复礼”的话，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使它成为天下万事的根本。这颗心既然端正，观察就明、听闻就聪，举止周旋都合乎礼，身体没有不端正的地方；因此所做的事没有过头或不足，能够把握中道。即使面对天下这样大的范围，也没有一个人不归向我的仁德。【臣谨按：《尚书》中舜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的心具有虚灵知觉，其本体只是一个；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有人心、道心的区别呢？】

译这是因为，有的产生于形气之私，有的根源于性命之正，而形成知觉的原因不同，所以有的危险不安，有的精微难以察见罢了。然而，人没有不具备这种形体的，所以即使是上等的智慧，也不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不具备这种本性的，所以即使是下等的愚昧，也不能没有道心。这两者杂处于内心之间，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们，那么危险的就更加危险，隐微的就更加隐微，天理的公正最终便无法战胜人欲的私心了。所谓精，是考察这两者之间而不使它们混杂；所谓一，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使它离失。从事于此，一点也不间断，必定使道心常常成为全身的主宰，而人心每每听从它的命令，那么危险的就会安定，隐微的就会显著，行动、静止、言语、作为自然都不会有过分或不及的偏差了。又考察《论语》说：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一切恢复到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恢复礼，天下便归于仁了。“实行仁全靠自己，难道靠别人吗？”仁，是本心全部的德；己，是一身的私欲；礼，是天理的节文。人的本心全部的德，没有不是天理所成就的，然而既然有了这个身体，也就不能没有人欲的私心来损害它。因此，实行仁，必须有办法战胜自己的私欲而恢复到礼，这样就全是天理，本心的德也就在我身上重新完整了。本心的德已经完整，那么即使天下这样广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附于我的仁德。然而其中的关键本来就在我自己，而不在别人。每天克制私欲而不把它看作困难，那么私欲就会完全消尽，天理流行，仁德便会有无穷的作用。这是大舜、孔子的话，臣冒昧妄自议论其用力的方法，大致如此。伏乞圣明鉴察。然则邪正的念头显现在外面，首先表现在家人，其次及于左右近臣，然后才能达到朝廷而及于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整肃，后妃具有《关雎》的德行，后宫没有以女色盛饰受到讥刺，宫人像鱼贯一样顺序而行，没有一个人敢倚仗恩宠私情扰乱典常、收受贿赂而行请托，这就是家人的端正。退朝以后，从容安息，贵戚近臣以及宦官内侍陪侍左右，各自谨守职分；上面畏惧君主不恶而严明的威势，下面谨守不越职分的戒律，没有一个人敢勾通内外、窃取威权福柄、招揽权势以求宠爱而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的端正。从内廷禁省直到外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明白，没有丝毫私邪夹杂，然后发布号令，群臣听命而不疑惑，进用贤人、斥退奸邪，众人的意志都心悦诚服，纲纪得以振兴而没有侵扰的忧患，政事得以修治而没有阿谀徇私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治国之道于是完备了。一旦内心不正，这几件事本来就无从得到端正。这几件事有一件不正，却说内心端正，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因此，古代的圣王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地守持这颗心，即使身处纷华扰动之中，或在幽静独处、可以放纵自己的地方，他们对于精察专一、克制私欲、恢复天理，就像面对神明、临近深渊一样，从不敢有片刻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在隐微难察之间或许有差错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设置师保的官职来启发明白自己，设置谏诤的职位来规劝匡正自己；凡是饮食酒浆、衣服居处、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的事务，没有一件不归冢宰统领，使他们左右前后的一举一动、一静一止，无不受有关官署法令的制约，不留丝毫缝隙，不让一瞬之间有机会隐藏一丝一毫的私心。即使凭一人至尊的身份，深居九重之内，也始终凛然如同站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所以能够由内及外、由防范隐微达到显著，精纯洁白而没有一点瑕疵，其遗风余烈至今仍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臣私下看到，《周礼·天官·冢宰》一篇，是周公辅导成王、为后世垂示法则之中用意最深切的地方；要了解三代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考察这里便可以看见实际情形。伏乞圣明鉴察。陛下试拿这些来思考，自己用精察专一、克制私欲、恢复天理来守持内心，果真曾有这样的功效吗？用来修身齐家、使左右端正的办法，果真曾有这样的功效吗？宫省中的事务和禁令，臣固然有不能知道的地方；然而不看它的形迹而观察它的影响，不看它的内部而从外部推知，那么爵位赏赐的滥用、货贿流通的情形以及街巷中的私下议论，早已多得不可胜数了。臣私下由此窥察，恐怕陛下用来整治家人的办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近臣和受宠幸者的私情，恩遇超过常规，从前渊觌、说抃之流，势焰炽盛，震动一时，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唯独前些日子臣当面奏陈的事情，虽然仰承圣上的慈爱，委婉曲折地加以开导，但臣愚昧，始终私下认为，这些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达命令，做拱手、洒扫之类的差役，不应借给他们权势、抬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宫内施展邪曲媚惑和淫巧，以动摇君心；在宫外建立自己的门庭，招揽权势，以致损害圣政。至于他们有才还是无才、有罪还是无罪，本来都不应讨论，何况所谓有才恰好足以让他们作奸，有罪而又怎么能再任用呢？又如从前主管丧事、奉命主持几筵，远近听闻，无不暗自发笑。臣不知道国史将怎样记载、野史将怎样记录，流传到外国、传给后世时，又将把陛下看作怎样的君主呢？即使其中有曲折情况，如前些日子陛下用来晓谕臣的那样，难道陛下还能逐家逐户地为每个人置一张嘴来让他们都明白吗？受过刑、残缺卑贱的小人，本来不同于正常的人类，竟然反过来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了这种地步，而公卿大臣却拱手旁观，熟视无睹，没有一句话来挽救这种过失；臣最初痛心的，正在这里。等到了都城，臣又知道这类人中掌权的并不只是这一人，侍从之臣中也已经有出自他门下的人了。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臣下稍有见识的，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议论内容的；既然都不肯听取采纳，严重的甚至因此获罪，所以近年以来再没有人谈及此事，大概是知道其根基牢固、不可动摇，说了没有益处，只会自取违忤，以致所说其他事情也不被采用，因此只好把这件事置之度外，姑且议论其次要的事情。不仅如此，也是因为过失刚开始出现时，人们初次见到，便觉得奇怪而争相议论；等到久而久之，看惯听惯，便以为是常事而不值得谈论，正如近年冬天打雷、秋天下雪，时时发生，人们便不再觉得奇怪；然而这难道是可以视为常态的道理吗？只是臣愚昧，不懂时宜，所以今天仍旧议论这件人人忌讳、厌恶谈说的事情；虽有幸没有遭到诛责斥退，却也还没有看见有所施行。

译臣私下思考，若要使陛下听取疏远之人的意见，驱逐平日深深宠爱的人，确实是难以做到的事；然而这件事的利害已经在前面陈述过了，臣所深深忧虑的，又是恐怕它不能成为后世圣君的法则。伏愿陛下深切为宗社和子孙万世考虑，忍痛实行它，天下幸甚。至于收纳财货的途径，后来又不在士大夫，而专在将帅方面；臣前些日子也曾冒昧当面奏陈，陛下晓谕臣说，确实应当深入察究并严厉惩治。退下后臣才听说，陛下对于环列之中的宦官，已经有所更换安置，这才知道陛下本来已经深察其中弊端，并不需要等待别人进言；但仍未能公开纠正他们的罪行，反而以崇高的资历和重镇宠遇他们，使他们就近安逸。这类无知小人，还有什么忌惮呢？何况内外将帅中不这样做的没有多少，陛下也还没有推究同类而把他们全部罢去。臣私下听道路传闻，自从王抃被驱逐以后，众将的差除任命，大多出自此人之手，大概王抃和此人专门替众将同内侍交通，收受贿赂买取官职，揣摩内侍的意旨，向军中暗示按等级评定、推荐官员，以欺骗陛下，实际上是将帅的牙侩。如今虽已将他除去，却没有正其罪；又听说从前鄂帅克剥军士之事，也是此人在内外设法营救，终于使罪人漏网，进言者获罪，内外至今仍对此愤愤不平。后来有人因此鸣不平，又有人匿名张贴揭榜，揭露他的罪恶，也被施以杖刑并发配。这不仅处置极不公平，足以成为圣政的拖累，而且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敢谈论众将的罪行了。让小人掌握重兵，有的处在宫禁近侧，有的处在千里之外的江湖，而朝廷内外没有一个人敢揭露他们的奸恶，这对于国家大计，臣深恐不利。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伏乞陛下稍稍留意。陛下竭尽百姓的膏血来供给军队费用，本来也是不得已；然而作为军士，反而从来得不到一顿温饱，严重的还要砍柴、织草鞋，捡拾粪土来度过早晚；更严重的，甚至使妻女盛装涂脂抹粉，倚靠市门求食。怨骂、诽谤、悖逆无理，甚至有到了不堪听闻的地步。一旦有紧急情况，臣不知道陛下还凭什么倚仗他们？这都是做将帅的人巧立名目，表面上以斗斛箕敛搜刮，暗中夺取军士的粮饷来充实自己，又向近习行贿，以图谋升迁任用。他们彼此都已经满足之后，便不时拿出少量财物号称羡余，暗中供奉宫中燕私的费用，把士卒的怨怒毒害嫁祸给陛下；并且幸亏陛下一旦接受了他们的献纳，那么日后即使知道他们有罪，也不能再追问了。出入宫禁的腹心之臣同将帅在外交通，合谋欺骗蒙蔽，以至于此，哪里有一丝爱戴陛下之心呢？而陛下没有察觉，反而亲近宠爱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以致宰相不能议论其制度安排的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评论其任命授官的是非。由此看来，陛下用来端正左右的方法，显然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况且所谓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据有已经划定的范围中独自占有的东西，而不能同外部相通。因而从普通人说，以一家为私，不能把它同乡里相通；从乡人说，以一乡为私，不能把它同国家相通；从诸侯说，以一国为私，不能把它同天下相通。至于天子，上至苍天所覆盖之处，下到大地所承载之处，没有不是自己分内所有的，也没有一处不相通，又何必以私相待呢？如今因为不能战胜自己一念中的邪念，便产生私心；因为不能端正家人和近习，便产生私人。以私心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费。于是对内损耗国家经费的收入，对外收受羡余的献纳，以至于产生私财。陛下上承皇天之子，被完全托付了天所覆盖的一切，使天下没有一处属于私而不公；皇天交给您的东西，也实在不少。可是您不能充实扩大这份责任，反而自行割裂，把它限制得狭小，使天下万事的弊端没有不由此产生的，这难道不可惜吗？臣私下听说，太祖皇帝改建大内，建成后亲自驾临正殿，洞开重重宫门，回头对侍臣说：“这就像我的心，稍有邪曲，人人都能看见。”臣私下认为，太祖皇帝虽然不从事文字言语之学，但他的方寸之地正大光明，正与尧舜之心相合，这就是他开创华夏、为后世留下无穷福泽的原因。伏愿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圣人，近取皇祖的训诫作为法则，使一心完全端正，远近之人便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伏乞圣明鉴察。若从时势的利害来说，天下的形势，合则强盛，分则削弱，所以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宫中和府中都应当成为一个整体，升迁、惩罚、赞誉、批评，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和尽忠行善的人，应交给有关官署评定其刑罚或赏赐，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有所偏私，使内廷和外朝实行不同的法令。” 当时昭烈帝父子凭小小的蜀地同天下抗衡，十分之九的谋划都是要夺取中原，以复兴汉室；诸葛亮以忠诚和智慧为他们深谋远虑，而他的防范也不过如此，可以说是深知时务的关键，暗中符合先王的法则。假如蜀地这样小，却又在其中把公与私分别开来，彼此视为两个国家，那么就是要凭梁、益的一半去图谋吴、魏的全部；再加上内用小人、外拒君子，废弃法令、保护奸邪，使内廷所发出的东西天天损害外朝，公道所建立的东西常常不能战胜私情，那么这两个国家还会彼此攻伐，内部的私情常常获胜，外部的公道常常失败。外有邻国敌人的忧患，内有阴险邪恶的祸患，日夜夹攻而不停息，国家已经危险了。就义理来说，既然如此；就利害来说，又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早早纠正，臣恐怕陛下虽然劳心求贤，但只要有一件事受此妨碍，贤人就一定不能任用，所任用的全是庸碌、谬妄、奸巧的人；虽然勤勉地建立政事，但只要有一件事受此阻碍，善政就一定不能建立，所施行的全是阿私苟且的政务。日积月累，养成祸根，贻误后世的谋划也就不远了；辅相的职责不能修治，上面的纲纪毁坏，下面的风俗毁坏，百姓忧愁，士兵怨恨，国势日益衰弱，一旦突然发生意外，臣私下寒心，不知道陛下将怎样收拾后果。

译既然如此，臣所说天下的根本只在陛下的一心，难道不应该急切惶恐地设法使它端正吗？臣前日当面奏呈的札子中有一节说：伏愿陛下从今以后，每当一个念头萌发，就一定谨慎考察它：这是天理吗？是人欲吗？果然是天理，就恭敬地扩充它，不使它稍有阻塞；果然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使它稍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一件不以此裁决。知道是正确的就实行，唯恐实行得不够有力，不应担心用力过度；知道是错误的就去除，唯恐去除得不够果断，不应担心果断过甚；知道是贤人就任用，唯恐任用得不专一，聚集得不够多，不应担心形成朋党；知道是不肖之人就斥退，唯恐斥退得不够迅速，去除得不够彻底，不应担心有所偏私。这样，圣心洞然明白，内外融通透彻，没有一丝私欲可以夹杂其中，天下的事情将完全由陛下施为，没有不如心愿的。如今恐怕日子久了，根本已经不在了，所以再次具奏，伏乞圣明鉴察。至于辅导太子的说法，就是臣前日所说的数世之仁，大概只是刚刚说到它的开端，还不敢详尽论述。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辅导他不能不谨慎，这在《保傅传》中说得很详细。陛下圣学高明，贯通古今，本来不必等臣说明就应当明白。然而臣曾私下奇怪，陛下调护东宫的办法，为什么如此疏略呢？从前面所论来看，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治理自身尚且未免疏略，又因循把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王十朋、陈良翰以后，宫僚中被称为得人而能够称职的，已经很少了；又时时让邪佞、轻薄、卑陋、庸碌、妄诞之辈参杂其中。所谓讲读官，也不过姑且应付文书、充数而已，没有听说有规劝匡正的功效。至于从容地朝夕陪侍、陪同游宴的，也不过是几个宦官罢了。皇太子天资聪慧，早已成熟，读书明理也很久了，似乎不需要辅导；然而人心难以保持不变，气质习惯容易受到污染。习惯于正便正，习惯于邪便邪。这就是古代圣王教导世子，必定选择端方正直、通晓道术和博闻强识的士人同他居处，又要驱逐邪人，不让他见到恶行的原因；总是在预防上谨慎，不等有过错之后才去规劝。如今三代的制度虽无法考察，姑且按唐代的六典来说，东宫的官员中，师傅、宾客负责辅导，而詹事府和左右春坊，实际上仿照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选择任用极为重要。如今师傅、宾客已经不再设置，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左右春坊于是直接由使臣掌管，这样轻率而疏忽得太过分了。设立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培养他尊敬老师、亲近朋友、尊重德行、喜爱义理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又无法防止戏谑怠慢、亲狎亵渎、奇邪之人杂然进用的祸害，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至于皇孙的德性尚未定型，见闻还不广，又不是皇太子可比，那么保养教育的措施尤其不能不严密；而今天的官属更加不完备，责任更加不专一，难道任事的人也有未曾想到的地方吗？臣以为应当郑重诏令大臣，讨论前代典故；东宫除现在已经设置的官员外，另外设置师傅、宾客之官，使他们朝夕同太子游处；罢去春坊使臣，使詹事、庶子各自恢复职掌。宫中的事情，一句话传入，一道命令发出，必须经过这里然后才能通行。又设置赞善大夫，仿照谏官来规劝过失；王府则应当略仿六典中亲王的制度，设置友、咨议来掌管训导，设置长史、司马来总领各项职务；精心选择年高有德之人，不掺杂其他人才，全部设置为正式官员，不作兼职，明确职掌并以功效责成他们，这样官属就大略完备了。陛下还应当适时召见他们，让他们陪侍宴游，从容地启发引导；凡是古代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要道，以及陛下已经身体力行并且取得成效的事情，和那些努力仰慕却还没有做到、感到惭愧悔恨却还没有避免的事情，都向他们倾心陈列，全部告诉他们。这样，圣子神孙都将能够得到陛下心传的精妙，宗社的安定、帝业的巩固，就可以流传到永久而没有穷尽。这是今天的第一件急务。臣伏见近来圣诏命令皇太子参与裁决日常政务，这表明圣虑深远，是要使皇太子适时熟悉国家政事的得失。然而臣愚见认为，让他熟悉政事，不如勉励他修养德性；何况如今皇太子在春宫培养德性将近二十年，对于天下的事情，大概不必学习也没有不熟悉的；臣只是担心他正心修德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而对物欲的私心不能免于有所牵累，那么即使熟悉政事，也可能不能在取舍之间自行决断。因此臣私下议论辅导保养还不到位，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陛下对此更加留意罢了，伏乞圣明鉴察。至于选拔任用大臣的说法，就是臣前面所说劳心求贤而贤人不能得到任用的事情，大概已经显露端倪了。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刚强明断、公正无私的人，然后才可以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人窃据职位，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一念之间还不能撤除私邪的蒙蔽，燕私的偏好、近幸宠臣之流不能完全由法度约束。如果任用刚明公正的人作为辅相，就恐怕他们会妨碍我的私事、伤害我的私人，使我不能放纵；因此在选拔之时，常常先排斥这类人，把他们置于考虑之外，然后选取那些疲弱、懦怯、圆滑，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中找到最庸碌、最鄙陋、确实可以保证不会有所妨碍的人，然后举荐并授予职位。因此任命诏书还未发出，对象就已预先定下；姓名还未公开，内外已经预知他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凭陛下英明刚断的资质，略微也不是世间常有的，可是用来辅佐自己的，从未有过像汲黯、魏徴那样的人，反而曾经任用过秦桧晚年那样的执政者和台谏官。他们以人臣身份窃取国柄，又害怕忠言使君主觉醒、揭发自己的奸恶，所以专门选取这一类人来堵塞贤人进用的道路、蒙蔽君主的心，这正是他们势不得已的做法。

译陛下尊居帝位，威权福柄都由自己掌握，又何必依赖这些人，却偏要同他们共同处理天下政务，用来蒙蔽自己的聪明、毁坏自己的纲纪，使天下承受他们的弊害呢？您之所以选用他们是这样，所以选拔就不能精当；选拔不精当，所以任用就不能郑重；任用不郑重，那么他们自己承担的责任也就轻微。以最庸碌的才能，承担最轻微的责任，即使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也不过是供人使唤、唯唯诺诺、奉行文书，只求不丢掉自己的职位和资级，像吏卒所做的事情一样罢了。要想求他们辅佐圣德、修整朝政、振兴纲纪，不必等有智慧的人判断，也知道他们一定做不到。再差一等，就只有作奸欺骗、培植党羽、收受货贿来混乱陛下的朝廷罢了。最严重的，竟有十多年以后才败露离职的；然而接替他们、等候次序补缺的人，又已经不过是这类人了。大概从他们担任台谏、侍从时，选拔就已经如此；后来又挑选其中尤其庸碌的人加以提拔任用，那么陛下常常不能得到天下贤才来委任，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然而在最初任用他们时，也只说姑且希望他们不要妨害我的私事罢了，哪里知道他们危害天下公道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呢？陛下试着反转这种心态来求取人才，大概就差不多能够得到了。不要寻求能使自己喜悦的人，而要寻求使自己有所畏惧的人；不要寻求能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而要寻求能够辅佐自己德行的人；不要担心他们自我要求承担的责任不重，而要常常担心自己委任他们的责任不够重；不要为燕私和近习考虑一时的打算，而要为宗社和百姓谋划万世无穷的大计。陛下如果确实按照这个原则选拔、按照这个原则任用，却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臣不相信。这是今天的第二件急务。至于振肃纲纪、改变风俗的说法，就是臣前面所说勤于建立政事而善政最终不能建立的事情，也已经显露端倪了。凭陛下忧劳求治的心，不能说做得还不够，难道不想使纲纪振作、风俗美善吗？只是因为一念之间还不能除去私邪的蒙蔽，所以朝廷之上忠良和奸邪一同进用，刑罚和赏赐不能分明；士大夫之间志趣卑污，廉耻败坏，却反而把这些看作事理本来如此，不想办法振作、激励、矫正、改革。大概内心明白，才有办法整齐外部；自己没有这些过失，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如今宫省之间是禁密之地，天下不公的道路、不正的人，反而能够在其中盘踞，而陛下所见所闻无非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它们熏染消磨，使陛下喜好善行的心不能显著、憎恶邪恶的意志不能深切，其害处已经不可胜言了。等到他们作奸犯法，陛下又不能深切割舍私爱，把他们交给外朝法庭依有关官署的法律议处，所以纲纪不能不受到扰乱破坏，而由此施行于外部的政令也因此不愿深究严办。比如近年方伯、连帅中，曾有人因贪赃违法被揭发；审讯还没有结束，已经有了任命他为郡守的诏命；等台臣进言，便给他祠禄，按自陈请求处理。至于他们藏匿的作恶之人，又不再逮捕交付狱官，只名义上降官，实际上是把事情消解掉。这虽然是宰相曲意庇护乡党来欺骗陛下，但臣私下料想，陛下并非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欺骗，大概认为人情各自有私，我既然想成全自己的私情，他们也想成全自己的私情；君臣之间相互熟悉，势必不能不稍加宽容，并且认为即使这样，也还没有严重损害政事，却不知道这会毁坏纲纪，使朝廷内外听到后私下非议、街巷议论，都产生轻侮朝廷的心；贪赃的官吏都受到鼓舞，互相庆贺，不再畏惧陛下的法令，这也不是小事。又如朝廷大臣争论配享之事，其中邪正曲直本来各有是非，却一概不予追问而一并罢免。监司怀有私心，诬陷郡守，却不问曲直，双方都罢免；监司借着酒意凌辱郡守，也不问曲直，双方都给祠禄。宰相培植党羽、经营私情，辜负委任，却曲意加以保全，使他离职。台谏怀念私人的恩惠，暗中拱手不说，陛下也不追问。有的人起初从小官被提升为台谏，三四年间一味趋奉迎合、承顺上意，不能明白提出一件事情，却年年升迁，直到达到选任的最高等级；一旦议论一两个武臣的罪恶，便立即被斥退为郡守，不授予职名。侍从之臣有的近处主管东畿，有的远处统帅西蜀，一旦遭到流言，便被详细调查追究，无所不用其极；等调查结果上报，证明所听闻不实，进言的人却安然无恙，毫无斥责。山陵各使贩卖空缺职位，烦扰官吏百姓，御史进言，也不加处置，有的反而得到越级升迁。御史进言涉及畿内漕运，名义上补任卿列，实际上却剥夺其权力；他们所弹劾的人，虽稍加贬黜，随后又接着升用。臣伏见近年只有为近习说情一事，赏赐必信、惩罚必行，没有丝毫宽免；其余百事，大多务求包容，曲直是非一概不问。似乎听说圣意认为这样处置，才算得到公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这确实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臣对此私下有所疑惑。如果推究根本，臣在前面已经冒昧议论过了；只就“公平”一事来说，臣读《易》“蒙”卦中“物平施”的话，私下颇有感触。古人想要做到公平，必定先衡量事物的大小、高下，再决定施与的多少、厚薄，然后才能得到公平。如果不问是非曲直，待之完全一样，那么善人常常不能伸张，恶人反而幸运地得以免罪；把这叫作公平，正是造成最大不公平的原因。所以即使是尧舜的治理，既然举用皋陶，也必定流放共兜；这又是《易》象所说的遏制恶行、褒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好命令的道理。善是天理本来的样子，恶是人欲的邪妄；因此上天运行的道理，既赐福给善人而给淫恶者降祸，又把赏罚的权力寄托给主管民众的官员，使他们能够补助上天祸福所不能及时达到的地方。既然如此，做人君的难道可以不谨慎地掌握这个权柄，努力奉行上天的意旨吗？伏愿陛下深留圣意。从朝班之中看，贤能和不肖尤其混杂，有人整年闭口不言，听不到一句用来辅助圣听的话，所以也只是随群逐队，排队等候升补；其中狡黠的人竟敢制造流言，提出横暴的议论，正如臣前面所陈述的，而宰相害怕他的凶焰，反而扰乱公议而顺从他，台谏也不敢把这些事报告给陛下，请求治罪。臣听说古代圣王广泛寻求贤哲，让他们辅佐后嗣；那么今天正是广泛寻求贤能、安排在官位上的时候，此人操守不谨，害怕危及自身，竟敢暗中制造谗言，公然施加胁迫，以实现他的奸谋，不顾国家大计。伏望圣慈暗中赐令查问。陛下看待这样的纲纪，认为怎样呢？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赶快设法振肃它吗？纲纪在上面不能振作，所以风俗在下面衰颓败坏；这种祸患已经持续很久，而浙中尤其严重。大体上人们养成柔弱媚态，说着依违两可的话，把不分是非、不辨曲直当作得计。下面侍奉上面，本来不敢稍稍违逆其意；上面驾驭下面，也不敢稍稍拂逆其情。只要是自己的私意所在，便千方百计筹划经营，非要达到目的不可。严重的把金珠当作肉脯，把契券当作诗文；宰相可以依附就依附，宰相近习可以勾通就勾通。近习只求得到利益，完全没有廉耻；父亲教导儿子，兄长勉励弟弟，人人都使用这种手段，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这样的风俗形成以后，即使贤人君子也不免习染这种说法；一旦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的人出现在其中，群起讥笑排斥，指为道学之人，加给他矫激的罪名，上面迷惑圣听，下面鼓动流俗。大概从朝廷之上直到乡里之间，十多年来都用“道学”二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把崇宁、宣和年间所谓元祐学术加以排斥诋毁，必定要使他们无处容身才肯罢休。唉，这难道是太平治理之世的事情，难道还忍心再说吗？更严重的是，竟敢当众宣称，认为陛下曾说如今天下幸好没有变故，即使有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人，也没有什么用。这话一传播开来，极大地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臣由此知道它一定不是陛下说的。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人，在平安无事时确实好像没有用处；然而古代君主之所以急切地寻求他们，是因为这类人面对患难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他们在太平时期一定能够轻视爵禄；面对患难能够竭尽忠节，那么他们在太平时期一定不会诡诈随从。平日无事时能够得到并任用他们，君主之心就会在上面端正，风俗就会在下面美好，足以预先挫败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本，自然不会真的发生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预知后日会有变故，所以预先储备这些人来应付它。只是有些人平日自恃安宁，便说这类人才必定没有用，专门选取一类无道理、无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矫激，便加以尊宠。因此纲纪日益毁坏，风俗日益偷薄，异常的祸患潜伏在细微之中，一旦爆发，便出乎意料。平日任用的人纷纷降敌叛变，没有一个人能够共同承担患难；这时，前些日子被排斥、沦落的人，才不幸显露出他们忠义的节操。从天宝年间的叛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和近幸之臣，都已经在叛贼朝廷前叩头，却又起兵讨贼，最终到了杀身灭族也不悔改的地步。至于张巡、许远、颜杲卿一类人，不过是远方下邑的人，君主连他们的面目都没有见过。假使明皇早些得到张巡等人而任用他们，难道不能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吗？张巡等人如果早被明皇任用，又哪里会真正做出舍生守节、为义而死的举动呢？商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的时代；这正是有识之士对有些人的言论深感忧虑的原因。臣虽然知道陛下圣学高明、见识思虑深远，决不会有这样的议论，但每当想到小人竟敢假托圣训来掩盖奸恶，而其危害甚至足以严重挫伤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臣也未尝不痛心疾首，不敢把有识之士的忧虑看作过分的担心。陛下看待这样的风俗，认为怎样呢？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赶快设法改变它吗？这是今天的第三、第四件急务。至于爱护养育民力、修明军政的说法，民力不能充裕，是由于私心没有克服，也由于宰相、台谏失职；军政不能修治，是由于私心没有克服，也由于近习得以谋求掌握帅权。这几方面，臣都已经在前面极力陈述过了。

译现在请就民力不能充裕这一点推演说明。臣听说虞允文担任宰相时，取版曹每年收入中那些账目名目上确实可以指认、核定的数额，号称年终羡余之数，运入内帑；但其中有名无实、累积拖欠、只是空列在簿籍上而无法催收办理的，又拨还给版曹。他的说法是：内帑的积蓄，将用来准备日后用兵进取时不时出现的需要，而版曹眼下的经费本来并没有少于每年收入的数额。听他这样说，确实甘美动听。然而从那以后，二十多年间内帑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把它当作私藏、典守而成为私人之财，宰相不能按照贡赋制度调节它的出入，版曹不能凭簿书考核它的存亡和每日消耗；每月耗费来供给燕私费用的，大概也不知有多少了。可是何曾听说他们能用这些钱像太祖皇帝所说的那样换取敌人的首级呢？结果只是使版曹经费的缺乏日益严重，催督逼迫日益严峻，以至废除祖宗以来破分的良法，必须以十分征收齐全为限；如果还不足，又制定考核监司、郡守殿最的办法来诱逼威胁他们，不再询问他们施行政教的得失，只把能够剥削百姓奉献给上面的人当作贤能。于是朝廷内外受这种风气影响，竞相实行苛刻急迫的政策；监司明白告诫州郡，郡守明白告诫属邑，不必留心民间事务，只需专心催督财赋。这就是民力所以严重困乏的根本；至于税赋之外没有名目的赋役，如和买、折帛、科罚、月椿之类，还没有论及。臣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只有把官物收理到九分以上，才称为破分；各司便停止催逼，版曹也置之不问。由此州县可以用余裕彼此补助，贫民少量拖欠，也可以延缓一时，等待蠲免等恩典。这样朝廷的恩惠能够施及乡里，君民都得到满足，公私都便利，这确实是不可废弃的法典。近来，自曾怀掌权以来，开始废除这种办法，把州县过去拖欠的赋税全部清查，认为其中有隐漏，统统拘束催缴，于是民间缴纳的税物，哪怕丝毫铢两也都要求足额上缴。曾怀因此得到进身之阶，终于做了宰相，而百姓所受的祸害日益深重。得到财物而失去民心，尚且已经不可取，何况如今政务烦苛、赋税沉重，百姓终将流离逃亡；所谓财物，又将没有可以取得的道理。如果不早加挽救，必定造成深重祸害。臣每次读《大学》末章，看到其中论述小人使国家遭受灾害一同到来，即使有善人也无可奈何的话，文辞反复叮咛而又痛切，未尝不使臣寒心。只希望陛下稍稍留意，赶快发布恩德诏令，使天下获得幸运。其次，陛下所任用的宰相，不能选择朝廷内外的大臣，只看私情的厚薄；所任用的台谏官，不能公正地进行纠劾，只图满足自己的好恶。因此监司、郡守多不得其人，而其中贤能的，有时反因举措职事触犯台谏而遭到斥逐。至于监司设置过多，事务权力不能归于一处；铨选之法虽然严密，县令却从未认真择人，这又是法令有不完善之处。然而根本端正，这些问题就不难处置；根本没有端正，即使偶尔整治这些表面问题，臣恐怕未见其益处，反而会有害处。又曾从军政不修这一点推究其原因。臣听说近来诸将谋求升进，必先剥削士卒来积聚私财，然后凭这些财物与陛下的私人亲信结交，请求把自己的姓名传达到陛下所宠信的将领那里。贵将得到他的姓名，便把姓名交给军中，让军中从什伍以上逐级保举，称说此人才能勇武，可以担任将帅，然后写成奏牍，在陛下面前称荐。陛下只看到他层层推举、文案齐备，便确实以为是公正荐举，可以任用。哪里知道他们议定价钱、交纳钱财，已经像晚唐的债帅一样了！仅这一件事，有耳朵的人没有不听说，有嘴的人没有不谈论的。然而由于他们门户幽深、踪迹诡秘，所以没有办法窥见他们私下交通的实情；因此即使有人说到此事，陛下最终也不加查问。将帅是三军的司命，而选择任用的方法竟如此乖谬，那么那些有才智勇力和谋略的人，谁肯压低心志、低头投身于宦官宫妾的门下呢？于是陛下所得到而用作将帅的，都是庸夫和走卒，本来就不知道兵谋军律是什么，只把剥削作为第一要务，把交结权贵作为唯一图谋。陛下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却还希望他们整顿军政、激励士卒来增强国势，难道不是错误吗？然而将帅不得其人，受害的不只是士卒。推究其祸害的极端，还会波及百姓。将帅如果得人，军籍就会严明，储蓄也会充足；屯田得以建立，漕运费用就会节省。如今担任将帅的人如此，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核实军队实情、增加储蓄。至于屯田，他们尤其不愿亲自经营，所以朝廷不得不另设使者主管治理；而屯田军的众多资财和调遣，又不得不让他们参与其中。然而听说他们占用防守军人，不肯招募愿意耕作的人前往，反而强迫不能耕作的人去；到了屯田之处便倨傲懒惰，不肯耕种，反而损害民田。屯田使者是文官，他们的力量大概有不能制服这些人的地方，所以陛下想办屯田很迫切，却长久不能成功。屯田不能建立，漕运就烦劳而费用高昂；各州的苗米有时全部起运，却没有东西供给州兵食用，于是加耗、斛面等弊端纷纷产生，百姓更加困苦。此外，和买、折帛、科罚、月椿等事项，往往也因为供给军队的缘故而不能革除。如果屯田建立起来，各路所需的供给减少，那么这些弊端或许都可以禁止。如今却不是这样，这就是设置将帅不善，而祸害足以波及百姓。

译以上几件事，根株深固，枝条广阔，不是早晨改变、晚上就能革除的。然而追究根本，也在于陛下反求自身。如果圣心确实没有不正之处，就一定能够拿出内库钱财归还户部；户部不至于太过亏缺，就一定能够恢复破分之法，废除殿最的科罚，从而宽缓州县。圣心确实没有不正之处，就一定能够选择宰相来选任州牧郡守，选择台谏官来公正地纠察举劾。圣心确实没有不正之处，就一定能够严格禁止宦官与兵将交通，并把选择将领的权力交给宰相。宰相如果确实得人，就一定能够替陛下选择将帅以振作士气，核计军事实力，扩大屯田以节省漕运。上至朝廷，下达州县，治理百姓、掌管军队的官员既然都得其人，然后明令宰相商议减少监司人数，精心选择人选，加重他们的责任。又诏令铨曹，使它按照县务繁简分等区别，并且经常切实访察天下官吏中能够治理县政的人，不拘泥于是否有人荐举，不限制资格高低，登记他们的姓名，按次序补任最繁剧的县。果真有治理政绩，就优待提拔；不能胜任，就贬退罢免。州县之间一切没有名目、不合道理的供应，以及横征巧取的政令，其中特别严重而可以革除的，可以逐渐革除，百姓的力量或许就能够得到宽缓了。至于屯田的利益，依臣愚见，应当让大将招募军士，让屯田使者招集流民，各自设置屯田，彼此不相牵制。其供给授予、考核督责、赏罚政令，各依本司自行区别处置。军中本来就有将校，可以不必另外设置官吏。屯田使者则听任他选置三五名属官、十至二十名指使，以备差遣。又选择一名熟悉军务农事、兼且了解军民情形的侍从官，担任屯田使，总管两司事务，沟通奏请，督促各方响应办理。又按时巡行查察，考核他们勤惰的实际情况，以实行诛罚和奖赏。这样，两处屯田互相争先，各自致力于功业，田事可以成功，漕运可以节省；各路过去因不得已而未能尽行革除的无名无理供应、横征巧取之政，现在也可以全部禁止，百姓的力量或许会更加宽裕。这是今天最急迫的事务中的第五、第六项。屯田一事，依臣的筹划，也要等将来将帅得人之后才可以实行。如果将帅仍像今天这样，恐怕只会白白破坏漕运司已经造成的功效，对将帅和军屯的实际情况没有补益。并且请求陛下下令，趁这次水灾之后，广泛招募流民，一并实行民屯的筹划，以等待成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人〕 仍请下诏让漕臣进一步访求尚未尽知的利弊，分条详细报告，然后根据事情逐项商议，及时安排办理，希望已经形成的事业基础不至于动摇，也不要轻易废坏。伏乞圣明鉴察。以上六件事，都不可缓办，而根本在于陛下的一颗心。一心端正，六件事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人心的私欲夹杂在其中，那么即使想竭尽精力、劳苦身心来求得这六件事端正，也只是徒具文饰，天下的事情反而更加到了无法办理的地步。所以所谓天下的根本，是最急迫事务中最急迫的，更不可以稍有迟缓。希望陛下深深留意，赶快筹划。如果根本确实端正，急务确实修治，而治理成效仍不进步，国势仍不强盛，中原仍不能恢复，仇敌仍不能消灭，那么臣请求伏受斧钺之诛来向陛下谢罪。陛下即使想赦免臣，臣也不敢接受。然而臣又私下听说，今天士大夫的议论有与臣不同的，并不止一种。等到考察其实际，都是所谓似是而非的说法。那些乐于因循、安于无事的人说：陛下年纪渐渐大了，而天下也幸而没有事情。年纪渐大，血气不能不衰；天下没有事情，就不应该再让庸人来扰乱。那些想奋发有为的人又说：祖宗积累的愤恨不能不发泄，中原失去的故土不能不恢复，应当把这些作为要务；这样，圣心不必等待劝勉就会自然振作。舍弃这些而不图谋，即使想奋发有为，也没有所向往的目标作为标准，最终也只会归于萎靡。这两种说法也都有道理，但臣却一概认为不对。安于因循的人只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会衰弱，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从来没有衰弱的时候；只知道天下有事时不能苟且求安，却不知道天下无事时尤其不可稍有懈怠。何况今天的天下，难道已经可以说无事了吗？且以卫武公来说，他已经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作箴言警戒，寻求规谏，又作《抑戒》诗来警醒自己，让人早晚诵读，始终不离身边。他的年纪难道不很高吗？可是他戒慎恐惧之心，难道因此稍有衰减吗？何况陛下与武公相比，年龄还不到他的三分之二，而所承担责任的重大、地位的尊崇，又是武公的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臣虽然不才，又怎么敢先把陛下置于武公之下，直接说陛下不能做到呢？况且天下的事情，真正可忧虑的不是艰难多事，而是安逸享乐这种鸩毒。即使政事成功、天下安定，没有一件事需要办理，也还应当早晚戒惧，处在安定中思虑危险，不能稍有懈怠。何况如今天下虽然似乎没有眼前的紧急危难，但百姓贫困、财物匮乏，士兵懒惰、将领骄横；外有强暴的仇敌，内有忧愁怨恨的军民；其他难以言明的祸患，有的隐藏在耳目所不能察觉、思虑所不能涉及之处，近的就在堂奥之间，远的在数千里之外，哪里数得清呢？追究过去，尚未有可以看见的成效；回头看将来，又没有可以守持的规章。臣私下看见，平常人将要把一件极其重要又极其细微的事情交付给别人，尚且一定先制定尽善的规划，使接受差遣的人有所遵循，不违背自己交付此事的本意；何况拥有天下的人，要把天下这样重大的事情交给别人，难道能不先制定完备而可守的规章交给他们吗？然而臣对这件事不敢尽情直说。如果蒙圣明稍加思虑，那么在此时确实是更新德业、重新整顿纲纪、不可错过的机会。臣狂妄僭越直率，罪当万死，伏望陛下裁断赦免。又怎么能突然说天下无事，便以安逸享乐来对待它呢？

译那些想奋发有为的人，又只是知道恢复中原不可忘记、颓堕状态不可长久，却不知道非世所常有的大功容易建立，而极细微处的本心难以守持；中原的敌兵容易驱逐，而自己一人的私意难以除去。如果真能先办理最困难的事情，那么容易的事情将不用说就会自然办成；不先办理困难的事情，却只想在容易的事情上侥幸求成，那么即使早晚不停地谈论，也只是空话，不过是快意于一时罢了。何况这件事的失误，已经在隆兴初年发生了：不应当仓促罢兵讲和，却竟然这样做了，于是安逸享乐如鸩毒的祸害日益滋长，卧薪尝胆的志向日益疏远、日益被忘却。因此数年以来，纲纪松弛，祸乱萌发，连小小的东南事务尚且有许多忧虑不完的地方，哪里还能谋划恢复中原呢？所以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且说些大话来欺骗陛下；臣所希望的，只是陛下先以东南尚未治理好为忧，端正内心、克制自己来端正朝廷，修治政事，希望真实的功效能够逐步取得，不至于另生祸患而妨碍长远谋划。因为所谓善于易理的人不说易理的玄妙，而真正有志于恢复中原的人，果然不在抚剑击掌之间。议论者又有人认为，陛下精通老子、佛教之学，已经得到识心见性的妙处，对于古代圣王的道路，大概有不约而同、自然而合之处；因此不喜欢世俗儒者的寻常空谈和僵死法则，对于当世事务，宁愿认为管仲、商鞅那种一切以功利为重的学说可以取用。如今却把陛下所厌恶鄙薄的东西陈列在陛下面前，也可见他们的话越多，越与陛下不相合。臣认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议论，不能用来使盛大德业日益更新。老子和佛教的学说，本来就有与圣贤之道相疑异的地方。然而它们真正不同之处在于：儒家认为性命是真实的，而他们认为性命是空虚的。儒家认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所谓寂然不动，是万种义理灿然包含其中，民众的常性和万物的法则没有一样不具备；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必定顺应事情、遵循法则，没有一件事会有所差错。他们认为一切为空虚，所以只知道寂灭是快乐，却不知道寂灭并非真实义理的根源；只知道应对外物、显现形迹，却不知道其中有真与妄的区别。因此按照我们的学说修养，体与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没有间隔，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没有一件事不合乎义理。按照他们的学说，本末横向分裂，内外断绝，即使有所谓明朗通彻、灵妙通达、虚静光明的境界，也不能挽救灭弃天理、扰乱伦理的罪过，以及颠倒运用的过失。所以自古学习这种学说的人，起初无不似乎有可喜之处，考察其最终结果，则邪僻淫荡、诡辩逃遁的见解很少有不产生的，并且会危害政事。因此程颢常常辟斥它说：“自以为能够穷尽神妙、知晓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说起来没有什么不周遍，实际上却置身于伦理之外；探究深奥、穷尽幽微，却不能进入尧舜的道路。”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必然会陷入这种情形，这就叫正路长满荆棘，圣门被遮蔽堵塞。辟斥这种学说之后，才可以与之共同进入正道。唉，这真可以说是完全合乎义理的话。可惜没有机会让陛下听到，使陛下误听髡徒荒诞妄言，以为它确实与圣人之道相合，甚至把治心、治身、治人分作三种方法，把儒者的学问看作最低下的学问。臣私下为陛下担忧这种思想会危害政事，也惋惜这种说法流传到后世。如果陛下还不认为臣的话正确，那么陛下的圣明资质不可谓不高，学问也不可谓不深；可是用来正心修身并推及天下的实际效果在哪里呢？难道可以不思考其中的原因，赶紧改正过来吗？臣听说仁宗时有程颢，与他的弟弟程颐一同从学于周敦颐，确实得到孔孟以来失传的道统。同时又有邵雍、张载彼此切磋，广博而归约，终于使圣人之道由暗而复明，他们的功劳很大。庸俗儒者和浅薄学人既不足以窥见其中的奥妙，奸邪之人和鄙陋之徒又因为他们居处必定诚敬、行动必定遵循礼义，妨碍了自己的作为，于是彼此怨恨憎恶，指称他们为道学，加以诋毁讥刺。臣前面已经略作论述。世俗之人既然无知，把道学认为不好，那么他们难道一定要让天下人都没有道、都不学习，完全像自己那样行事，才合乎心意吗？邪说肆意流行，人心偏邪，毫无顾忌，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正是闵马父深深忧虑的事情。如今周敦颐等人所著的书，宫廷藏书中颇有收藏，陛下不妨取来阅览。圣人之学高明，陛下一定会有默然契合之处，并且表现在施政行动上。如果陛下因此赐下一句话加以表彰，那么正心的功效不只在于陛下自身获得，也能用来端正人心。伏望陛下深加留意。至于管仲、商鞅以功利为重的学说，那就更加浅陋了。陛下之所以取用它，是因为既斥责儒者之道为寻常空谈、僵死法则，而天下事务天天来到面前；佛教之学又不足以应对这些事务，所以对他们的话有兴趣，希望它能使国家富裕、军队强盛，或许能取得眼前的功效。然而实行他们的学说至今已经多年，国家却日益贫困，军队日益衰弱，所谓眼前的功效也没有看到。而圣贤所传授的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威、道德之威，本来正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却反而没有人讲求，难道不是错误吗？如今议论者只看见老子、佛教之学的高深，管仲、商鞅学说的便利，却看不见圣贤所传授的明白善理、使自身真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本来没有新奇可喜的说法，于是便认为它是寻常空谈、僵死法则，不值得学习。哪里知道这些寻常话中自有精妙的义理，僵死法则中自有活泼的运用，本来不是老子、佛教、管仲、商鞅的浅陋之说所能相比于万分之一的呢？伏望陛下察看臣的话，考察四种学说的相同与不同，明辨其是非，那么就会知道臣所说的不是臣自己创立的说法，而是古代圣贤的说法；不是圣贤个人造作的说法，而是天地间永恒正当、自然如此的道理。即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颜回、曾参、子思、孟轲这样的贤人，也不能违背它。这样，对于臣的话和议论者的话究竟取舍、遵从还是违背，不用一天就可以决定了。但臣对于此事又私下有所感触而自我悲伤。臣侍奉陛下至今已经二十七年，而这期间得以见到陛下不超过三次。自从隆兴初年第一次见面时，臣本来就曾经把近习之臣的问题作为意见进言；辛丑年第二次见面时，也曾论及此事；今年第三次见面，所说的仍不过这些。臣是远方下地、田野出身的人，难道会因为长期怨恨、深深愤怒这些人，故意攻击他们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吗？

译他之所以屡次进言不被采纳，却不敢后悔，微小的心愿只是替国家谋划，不敢替自身谋划，他的愚拙也由此可见。然而近年以来，岁月流逝如同河水，一去而不再返回。不只是臣的脸色苍老、头发斑白，已经逼近晚年；臣私下仰望天颜，也觉得已经不是从前了。臣固然鄙陋固滞，不能另外提出忠言奇谋来补益圣听；而陛下日新月盛的德业，也未能使臣释然，忘记从前的忧虑。那么臣对此怎么能不深有感触而更加悲伤呢？臣身伏在简陋茅屋中，心却奔驰到宫阙，私下禁不住爱君忧国的诚心，冒着万死，剖露肺肝，来献上乡野之人进献芹菜、烤肉取暖那样微薄的心意，同时也请求陛下容许臣这个不肖之身退处。臣区区的私下打算，冒犯陛下威严的容颜，连同这些经历一并陈述。臣天性拙直，不能随世俗俯仰，所以从年轻时就自知，决定自己实在不适合出仕；因此一直私下领取祠禄，前后九任。难道臣不知道有献身报国的道理吗？也不是安于无所作为、没有救济事物的心，只是宁愿退藏，大概是为了避祸。其间稍受任用，果然自取颠覆，十年之内无处安身。今日一旦出仕，又招致纷纭。幸赖陛下圣明，始终保全臣，增加臣的俸禄官秩，使臣足以免于饥寒；提升臣的官阶资历，使臣足以延续后代。这些都已经超出臣平生的愿望，天地般的恩德，实在太厚重了。如今这篇奏疏，只是因为感激陛下虚心屈己，容纳接受狂妄之言，所以竭尽平日忧国的诚心，完成从前希望尽忠的心愿罢了。所希望的，是对上能够补益圣明，对下不辜负自己所学而已，并不是要改变初心，再有求取进用的希望。如果蒙圣慈详细阅览，按照事情的根本、末节和次序施行，使臣的话确实有显著可见的成效，那么臣不必违背本心、冒犯祸患来玷污官场，而臣所得到的荣宠际遇也已经不在诸臣之后了。如果臣的话荒谬妄诞，没有可以施行的地方，那么投闲置散本来就是臣的分际；即使想借恩私留用臣，也只会增加臣的惭愧恐惧，绝不是臣所敢承当的。臣私下恐怕陛下见臣所论恳切，误以为臣还堪任使，所以又特意具奏，伏乞圣明察看。伏望陛下哀怜并宽赦，择取其中可行的部分；这不只是愚臣的幸运，实在也是宗社和百姓的幸运。臣所论述的虽然是当时的弊病，但其中的规划实际上都是治理国家的要领，可以传之后世，长久而无穷。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所遵循的道理未尝不同；这就是臣的话不只是寄望于今日，也将寄望于后世的原因。臣地位疏远卑贱，言语不敢全部说尽，伏望圣慈怜悯臣的一片愚忠，赦免臣的万死之罪；或者在皇太子参与决策之时，特意赐予宣示，臣将万分幸运。臣朱熹诚惶诚恐，冒死再拜，谨此陈言。考订异文。壬午年，应诏。居官任职（一本作“任责”）；上流督帅（一本作“师帅”）。“皇帝之意者”（一本没有“者”字）。“戊申封事。意盖为此”（一本作“小如此注”）；“幸未防”（一本作“不防”）。“然犹未能”（一本作“未尝”）；“是皆为将帅”（一本没有“为”字）。【小注】“而此人趣操不谨”（一本作“不定”）；“减则此属”（一本没有“则”字）；“则又曰”（一本没有“又”字）。《晦庵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十二。宋朱子撰。封事。己酉年拟写上呈的封事。具列官位的臣朱熹拜手稽首说道：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具有孝顺友爱、温和恭敬的德行，具有宽厚仁慈、博施爱人的气度，具有神明勇武而不轻易杀伐的威势。在春宫中培养德性，将近二十年；一旦接受天命，慈皇亲自传授大宝，便如龙飞虎变，登临帝位而承当天命。凡处在天地覆盖承载之间、稍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来观看德行、听取风声的。臣恰好遇到这个时候，首先蒙召前往，又有幸承受赐对，得以接近日月般的光辉，感激庆幸之深，岂敢没有一些话来效尽愚忠？臣听说古代圣贤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完备道理、成全德性，他们的施为虽然没有不合乎义理的，却仍然未曾稍有自满之心。他们平日操持存养、反省察验，从而进行惩治愤怒、抑制欲望、迁善改过的功夫，本来没有一念之间中断的时候。等到自身所经历的处境发生重大变化，又一定因此而使内心受到大的警醒和震动，所以谨慎对待开始，慎重地自我更新。伊尹告诫太甲说：“如今君王继承那德业，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又说：“如今继承王位的君王刚刚接受这个使命，务必要更新自己的德行。”召公告诫成王说：“好比出生孩子，没有什么不在于他刚出生的时候；要自己造就明哲的命运。” 上天如今授予人以明哲，授予人以吉凶，授予人以长久的年命。要知道如今是我开始执政的时候，所以君王应当迅速恭敬地修养德行。”这些话实在是深切地以此来期望他的君主，意思已经非常恳切了。如今陛下从太子之位登上至尊，从监国抚军转为独自听取决断，像这样的自身变化，哪里有比这更大的呢？那么，一切用来警醒震动内心、谨慎开始并自我更新的事情，按理说已经没有不用尽的了。然而臣愚昧之中仍私下有所忧惧，实在担心万分之一的可能中，用来警醒自新的事项或许没有全部做到，那么祸衅就会在极其细微之处萌发，从意料之外发生。因此臣便忘掉自己疏远卑贱，妄自把平日私下忧虑和过度谋虑所能想到的事情，深深替陛下筹划。比如讲习学问以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整齐家庭，远离便佞宠幸而亲近忠诚正直，抑制私恩而维护公道，明辨义理而断绝神奸，选择师傅来辅导皇储，精心选任官员以明确体统，振作纲纪以激励风俗，节省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修治政事以抵御夷狄。这十件事，都是陛下应当警醒震动、自我更新而一点也不能有所缺失的。臣禁不住爱君忧国的犬马之诚，冒昧逐项陈说，冒死献上。谨将这些事项分条列在下面。第一，所谓讲学以端正内心。臣听说天下事务的根本在于一个人，而一个人的自身，其主宰在于一颗心。所以君主的心一旦端正，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端正；君主的心一旦邪曲，天下的事情没有不邪曲。正如表竖立端正，影子就笔直；源头污浊，水流就污秽，这个道理是必然的。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想要在天下彰明自己的德行，没有不把端正内心作为根本的。然而本心的善性，其本体极其微妙，而利欲的攻伐又多得难以抵挡。试着在一天之内检验它：声音、女色、气味、滋味，游乐、放纵、驰骋，土木工程的华美，货物财利的增殖，纷纷一齐来到眼前，天天增加，月月兴盛。在这些事物之间，心体澄明、善端显露的时候，大概绝少而仅仅有之。如果不是通过讲学的功夫来启发明亮自己的心，使自己不迷失于何为是非邪正；又一定相信义理存在于自身，片刻也不可离开，那么又凭什么使这颗心保持端正，战胜利欲的私心，应对事物无穷的变化呢？然而所谓学问，又有邪正之别。体味圣贤的话，探求义理的恰当之处；考察古今的变化，以验证得失的深浅；并且一定反求自身来实践其真实内容，这就是正当的学问。只是涉猎典籍、背诵记忆，把杂博当作高明；割裂文义、拼缀辞藻，把华丽靡曼当作胜人一筹；反求自身却没有实际，施用于事务又不恰当，这就是邪学。学问正当而内心不正的人很少，学问邪僻而内心不邪的人也很少。因此讲学虽然是端正内心的要旨，但学问的邪正关系到行为的得失，不可不审察，也是如此。《易》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治理；差之毫厘，谬误就会相隔千里。”希望圣明对此留意，天下幸甚。第二，所谓修养自身以整齐家庭。臣听说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所以君主的家庭整齐，天下就没有不能治理的；君主的家庭不整齐，就没有能够治理好天下的。因此三代盛时，圣贤的君主能够修治政事，没有不以整齐家庭为根本的。男子在外居正位，女子在内居正位，夫妇之别严明，这是家庭整齐。妻子与君主地位相等，妾在下承接服侍，嫡庶的分别确定，这是家庭整齐。选用有德之人，戒绝声色，亲近严肃恭敬，疏远奇技淫巧，这是家庭整齐。内廷的话不传到外面，外面的言语不传入内廷，苞苴贿赂不能通达，请托求情不能实行，这是家庭整齐。然而闺门以内，恩爱常常掩盖义理，所以即使有英雄的才干，也有人困于酒色、沉溺情爱而不能自我克制。如果不是端正内心、修养自身，行动都依据礼义，使他们能够佩服自己的德行、畏惧自己的威严，那么又凭什么端正宫闱，杜绝请托，约束姻亲，防止祸乱的萌发呢？《书》说：“母鸡在清晨啼叫，只会使家庭衰败。”《传》说：“福气的兴盛，没有不以家庭为根本的；道德的衰败，没有不从闺门之内开始的。” 希望圣明对此留意，天下幸甚。

译第三，所谓远离便佞宠幸而亲近忠诚正直的人。臣听说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也会挺直；白沙处在泥中，不被染污也会变黑。因此贾谊说：“长期与正直的人居处，不可能不正，就像生长在齐国境内，不可能不说齐国话；长期与不正直的人居处，不可能不受到不正的影响，就像生长在楚国境内，不可能不说楚国话。”所以古代圣贤想修养自身来治理别人，必定远离便佞宠幸而亲近忠直之人。君子和小人，就像冰炭不能相容、薰草和莸草不能相混。小人进用，君子必定退处；君子亲近，小人必定疏远，从来没有能够兼收并蓄而互不伤害的。能够明察这一点来决定取舍，那么见闻的益处、熏陶的帮助，以及谨慎防止邪僻、安定遵循义理的习惯，自然会不断增长；而施于外部的举措、刑罚和赏赐，也一定不会有偏颇的过失。一旦对此审察不明，不仅小人会妄自请托、暗中玩弄威权，从而危害政事；而且他们用逢迎谄谀来诱导熏染，使人自己没有察觉便与他们一起变化，那么对本心正性造成的危害，更是说不尽的。然而这类人的类别并不相同：有些本来出身下流，不懂礼义，却稍微通晓文墨；也有些身穿儒者衣冠，侥幸窃取科举名次，实际上完全没有操守。这些人都是国家的大盗、君主的大蜮。如果不是内心端正、修养自身，能够清楚看见他们的情状，像厌恶臭恶一样厌恶他们，那么又凭什么远离他们，招来忠直之士，期望德业成就呢？诸葛亮说：“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臣谈论这件事，没有不对桓帝、灵帝叹息痛恨的。本朝大儒程颐在元祐年间，常向朝廷进言，认为君主应当使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这样就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这些都是切实恳到的话。然而后汉君主不能采用诸葛亮的话，所以最终因黄皓、陈祗而亡国；元祐的大臣也不能明白而采用程颐的主张，所以绍圣、元符年间的祸乱，至今说起来仍使人哀痛。前事并不遥远，希望圣明对此留意，天下幸甚。第四，所谓抑制私恩而维护公道。臣听说上天没有私心地覆盖万物，大地没有私心地承载万物，日月没有私心地普照万物，所以君王奉行这三种无私来劳作于天下，便会兼顾众人、广泛施爱，胸怀开阔而至为公正，天下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倘若在其中又因新旧亲疏而区别对待，那么偏私结党的感情、狭隘褊窄的气度，本来就已经使人暗暗生出不服之心；而他的喜好、厌恶、取用、舍弃，又一定不能合乎义理，严重时甚至会阻碍谋略、败坏国家、妨害德政、扰乱政事，其祸害更是说不尽的。左右近侍和奴役之人横加官职赏赐，宫廷和官府的属官照例得到褒奖升迁，本来就不问以往惯例是非，有的甚至也不问是否确有功劳；这本来就是旧日制度的过失，不能不纠正。何况如今又有些人早已怀有奸心，预先自行依附结交，今后还要把上天的功劳贪过来当作自己的力量，不顾因此仰累圣德；妒忌贤能，控制下属、蒙蔽上级，也不担忧会危害圣政。如果不能深深抑制私情，痛加屏斥断绝，那么凭什么彰明公道、使众人心服，革除旧弊、防止后患呢？唐太宗责备庞相寿说：“我从前做王，是替一府作主；如今做天子，是替四海作主。替四海作主，就不能偏私地把恩泽只给一府。如果再让你处在重要职位上，一定会使行善的人都不再尽心。”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何况拥有国家的人应当保存长远的考虑，例如汉高祖杀戮丁公，我太祖薄待王溥；他们深远的见识和雄断，都可以作为后世圣君的法则。希望圣明对此留意，天下幸甚。第五，所谓明辨义理以断绝神奸。臣听说上天有彰明的道理，这些道理的类别都清楚显著；行善的人，上天降给他各种祥瑞；行不善的人，上天降给他各种灾殃。因此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从来没有不行善而靠谄媚祈祷得到福气的，也没有不作恶而因为守正遭受祸害的。何况帝王的出生，实际是承受天命，作为郊庙、社稷以及神人共同的主人。如果能够修养德行、施行政事，使万民安康，那么灾害离去何须等待禳解？福禄到来何须等待祈祷？如果反过来这样做，就会获罪于天，使人怨恨、神明愤怒；即使想驱除恶鬼而招来正神，也没有益处。何况先王制定礼制，从天子直到庶人，报答根本、祭享亲人，都有固定的典章；祭牲、礼器、时日，都有固定的标准。明处有礼乐，幽冥有鬼神，道理贯通一致，起初没有间隔。如果礼制不载明，神灵就不会享用。因此祭祀不是其所应祭的鬼神，就是淫祀。淫祀没有福气，经书有明文说明。这不是故意设立这样的规定来禁止它，而是道理自然如此，不能改变。有时在恍惚之间，好像有声响和回应，那只是内心没有主宰，妄生忧虑疑惑，于是形成欺诬神灵的祈祝。妖人乘机钻空子，施展奸邪欺骗、蛊惑迷乱的手段。一旦实行这种做法，它所造成的祸害就会无所不至。古今因这种事情而坐等招致乱亡的，哪里数得清？前车之鉴也并不遥远。如果不是精心学习问道，明白性命的道理，使这颗心洞然明彻而没有疑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么又凭什么秉持礼制、执行法令，断绝妖妄的根源呢？先王的政令规定，凡以左道扰乱政事、假借鬼神使众人疑惑的，都必须诛杀而不予宽容。他们的考虑深远了。传记中说：“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迷惑；明白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异类的邪说欺骗。”这样看来，妄说其实也并不难以察觉。希望圣明对此留意，天下幸甚。

译第六，所谓选择师傅来辅导皇储。臣听说贾谊作《保傅传》，其中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良在于及早教导并选择身边的人。教导得当而身边的人正直，太子就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关于天下的至理名言，是万世不可改变的定论。”至于教导的方法，必定以孝、仁、礼、义为根本；具体条目之详尽，甚至涉及容貌、言辞、声气的细节，衣服、器物使用的细微之处，一切曲折环节都有法度。一有过失，就让史官记录；宰臣撤减他的膳食；又一定设置进善的旗帜、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使盲人歌诗、史官记事，乐工诵读箴谏，士人传达民间言语，务必使这些教诲深入变化其气质、成就其内心，成为如同本性的习惯，却仍不敢懈怠。选择身边人的办法，则有三公的尊贵职位，有三少的亲近辅佐，有道、有充、有弼、有丞等官。上层一定要得到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一类的人，才足以胜任；下层也一定要选择孝悌、博闻而有道术的人。不幸如果有一个邪人夹杂其中，就一定驱逐除去。因此太子早晚共同居处、出入左右前后的，无非是正直之人，从来没有见过一种恶行。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之所以能够长久地遵循正道，历经数百年仍不失去天下的原因。当年贾谊在世时，本来已经忧虑这种教养之法不完备；然而考察汉孝昭帝的诏书，还能看出他知道诵读学习贾谊所说的道理，从而没有忘记先王的心意。降及近世，帝王教导太子的办法更加疏略了。他们所教的，不过是熟记诵读、精于书札，而从未以仁、孝、礼、义的修习来启发他。至于容貌、言辞声气、衣服器用，即使极尽邪僻奢侈，也从未加以裁制。僚属虽然配备齐全，却没有保傅那样严正的辅导；讲读虽然具备礼数，却没有规诫劝勉的益处。至于早晚一同出入、居处亲近而毫无隔阂的人，不过是宦官、近侍以及洒扫奔走之类罢了。帝王身处将要承继天下的地位，上有宗庙社稷的重任，下有四海百姓的生计，前有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后有为子孙谋求长久的计划，却把辅导培养的措施弄得如此疏略，这就像家中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却把它们丢在道路旁、盗贼出没的地方，难道不危险吗！《诗经》说：“丰水边长着芑草，武王难道不任用贤者吗？把谋划留给他的子孙，以安乐地辅佐后代。” 只愿圣明的陛下对此留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七，所谓精选人才、任用贤能以彰明体统，臣听说，君主以评论和任用宰相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职责；二者各尽其职，然后体统才会端正，朝廷才会尊严。天下的政令必须出于统一的渠道，才不会有政出多门的弊端。假如应当选择宰相的人，只求宰相合乎自己的心意，却不求他能够匡正自己；只选取可亲可爱的人，却不选取令人敬畏的人，那么君主就失职了。应当匡正君主的宰相，不把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作为职责，却把逢迎调和、顺承君意当作才能；不把治理天下、管理万物放在心上，却把保全自身、巩固宠幸当作手段，那么宰相就失职了。君主和宰相都失职，因此体统不正，纲纪不立，左右近侍都能够窃取和玩弄权柄，买卖官职，枉法断狱，使政体日益混乱，国势日益衰弱。即使有异常的祸患隐藏在防范之中，而上面安逸自得、下面嬉游度日，也没有人知道应该忧虑，难道不应当考察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反过来整顿已经任用的人，并慎重考察将要任用的人吗？如果按照能够匡正自己、令人敬畏的标准选人，就一定能得到自重的士人；而我既然任用他们，就不得不重用他们。既然得到重用，他们便能够尽情施展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的志向，实行治理天下、管理万物的抱负；同时又公开选拔天下正直诚信、敢于进言的人，让他们担任台谏、给事中、舍人，参与议论，使我寄托腹心、耳目之任的，常常是贤士大夫，而不是群小之人。升降赏罚、评定善恶的权柄，常常掌握在朝廷，而不出自私人门第。这样做了，如果君主的威势仍不能树立，国势仍不能强盛，纲纪仍不能振举，刑政仍不能清明，民力仍不能宽裕，军政仍不能修治，臣是不相信的。《尚书》说：“成王畏惧辅相。”《论语》说：“一味调和的臣子并不忠诚。”况且以唐太宗那样聪明英武、杰出非凡，号称一身兼有将帅和宰相的才能，尚且一定要让天下的事务先报知宰相，审慎考虑成熟、确认便利安稳之后才施行，这是因为他认为治理的道理和形势本来如此，有不可轻易改变的地方。只愿圣明的陛下对此留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第八，所谓振兴纲纪以激励风俗，臣听说，四海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各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能够顺从私欲行事而又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有先总摄整饬他们，使他们各自遵循应有的道理而不敢不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这靠的是先有纲纪在上面约束他们，然后有风俗在下面推动他们。什么叫纲纪？辨别贤能与不肖，以确定上下的等级；考核功劳和罪过，以公正地施行赏罚。什么叫风俗？使人人都知道善行值得仰慕，因而一定去做；都知道不善可耻，因而一定舍弃。然而纲纪之所以能够振作，是因为宰执掌握坚持它而不敢违失，台谏纠正监察而不徇私，人主又以最大公无私、最为正直的心，恭敬自守于上而照临天下。因此贤者必定升进，不肖者必定降退，有功者必定受赏，有罪者必定受刑，万事的统摄便没有缺漏。纲纪既然振兴，天下的人自然会各自振作奋发，互相劝勉，去除邪恶而趋向善良；大概不必等到黜陟、刑赏一一施加到本人身上，礼义的风气、廉耻的习俗已经大为改变了。只是由于最公正的道理不能在上面实行，所以宰执、台谏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黜陟、刑赏多出自私意，于是天下的风俗竟败坏到不知道名节操守的可贵，只把阿谀逢迎、圆滑软弱、钻营奔竞、结党交际当作要务；一旦有人在其中正直进言、严肃持正，群起讥笑排斥，必定要使他在这个世上无处容身才肯罢休。这种情势就像将要倾倒的房屋，外表虽然雕梁画栋、涂饰鲜明，还没有察觉外部有什么变化，但木材内部已经全都蛀蚀朽烂，再也无法支撑了。假如不是圣明的陛下果断作出决定，洗涤自己的心志，并采取措施大加警戒，使大小臣属各自履行职责，明确黜陟，取信于刑赏，那么凭什么振兴已经衰颓的纲纪、激励已经败坏的风俗呢？管子说：“礼、义、廉、耻，这叫四维。四维不能张扬，国家就会灭亡。”贾谊曾向汉文帝诵说这些话，并说道：“假使管子是愚人，这还可以；假使管子稍微知道治理国家的根本，这难道能不使人寒心吗？”这两个人的话明白而深切，不是空话。只愿圣明的陛下对此留意，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译第九，所谓节省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臣听说先圣谈论治理国家，有节约用度、爱护百姓的说法。国家的财用都出自百姓；如果不加节制而用度有所不足，就一定会横征暴敛，必然会加害于百姓。即使有爱民之心，百姓也不能受到它的恩泽。因此想要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省用度，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国家承受五代的弊病，祖宗创业之初，日子尚且无暇供给，来不及大规模制定经常性的制度，所以从百姓那里征取的，比前代已经过于厚重；到熙宁、元丰年间变法，又颇有增加；建炎以来，土地削减而军队增多，临时征调，又再次增加数倍。供输日久，民力已经耗尽，近来各路上供的财物多被收入内帑，致使户部经费不足，于是废弃祖宗时分割财赋的办法，而上供的年度定额一定要取足十分之后才罢休。期限逼迫，征责严厉，监司、州县彼此督促逼迫，只求使自己宽免责任，哪里还有工夫察看民情？鞭打哭号，有些情形令人不忍听闻。州县每年的收入又多用来起发送上供物，于是还在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沿袭关系而刻剥百姓，这就是民力极度困穷的原因。推究事情为什么到了这一步，虽然说大多是为了供养军队，然而从京师到外地郡邑，从宫禁到胥吏差役，无名的浮费，难道就没有可以节省的吗？臣私下估计，如果能够把内帑的收入归还给版曹，恢复各路分割财赋的办法，然后全面核算内外可以节省的冗费，全部废止，那么难道不能稍微有所补益吗？再选拔将帅，核查军籍，淘汰吃空额的人，扩大屯田，因时制宜，大加区别，那么供养军队的无数费用，大概也可以有所减省，而民力得到宽裕，才可以从这里开始谋划。这件事关系极大，细密的纲目又很多，大都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尽的，现在也没有时间全部向陛下陈述；只愿圣明留意其根本，如上面八条所说，然后再谋划这件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按：前面的总目中，这里应当有“修政事以攘夷狄”一条，现在缺失。】甲寅年拟写上呈的封事。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秘阁修撰、权发遣潭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管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抚司公事、马步军都总管、借紫臣朱熹冒死顿首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来私下听说，陛下前往重华宫一事，受到许多论谏，未能得到采纳，屡次下达指挥，不久又停止，舆论和观听都惶惑不安，传闻令人惊异。像臣这样孤单卑微、疏远外任的人，隐居草野，不了解外廷最末的议论，本来不敢妄自开口，以烦扰圣听。只是这次承蒙恩典，起用臣担任藩屏之任，静思自己的职责，关系到国家体统。如果朝廷端正纲纪，树立君主的德行，修养人心，使人心悦服，那么守土之臣即使极为驽钝，也还可以凭借陛下的威灵，勉力驱策自己，以称任使。假如根本动摇，腹心受到蛊惑败坏，大势倾覆压迫，再也无可作为，那么中外臣子即使有奇才远略，也没有施展的地方。何况像臣这样鄙陋愚蠢的人，即使想要捐躯报国，又哪里有可以用力的地方呢？因此不能自我抑制，有不得不向陛下进言的事情。然而臣所读的，不过是《孝经》《论语》《孟子》和六经之书；所学习的，不过是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所知道的，不过是三代、两汉以来治乱得失的原因；所讲明的，不过是仁义礼乐以及天理、人欲的辨别；所遵守的，也不过是国家的法令。考察其最终趋向，无非是希望做臣子的忠诚，做儿子的孝顺罢了。如今拿这些来进言，朝廷中的臣子已经说得很完备，陛下听得也很熟悉了。舍弃这些来进言，那么自古以来治理天下国家，就没有能够超出这些道理的。臣如今也不敢广泛引用前人的言论，完备礼数来上疏，以博取敢于进言的名声，而把过失归到陛下身上。请允许臣只以父子天性的道理，为陛下流泪陈说。臣听说，人的身体之所以形成，是从母亲那里承受形体，从父亲那里获得生命的开始。即使是强暴的人，见到自己的孩子也会怜爱；至于襁褓中的婴儿，见到父亲就会笑。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并没有什么外在原因而自然如此，这就是父子之道成为天性、不可分解的原因。然而父子之间有时有人不能尽到自己的道义，这难道是做父亲的天性中缺少慈爱，还是做儿子的天性中缺少孝顺吗？人的本心本来明白，天理一向具备，只是被物欲遮蔽、被利害蒙蔽，所以小则伤害恩情、违背道义而无法开解，大则灭绝天理、扰乱人伦而不可挽救。假如有人喜欢饮酒，有人喜爱财货，有人喜爱声色，有人贪图安逸，像这一类都属于物欲。清明的心境被物欲遮蔽，父亲有时就忘了自己应当慈爱儿子，儿子有时也忘了自己应当孝顺父亲。于是造谣陷害的人，把似是而非的事情指作真实，把细微小事说成高山大罪；向父亲进谗言，就使父亲对儿子的行为不免稍有过错；向儿子进谗言，就使儿子对父亲的态度渐渐失去常理。随后又巧妙地编造利害关系来胁迫他们，说这样做就一定得到利益，不这样做就一定遭受祸害。利害既然遮蔽了他们的心，这颗心就一天比一天猜疑；今天猜疑，明天又猜疑，猜疑不止，儿子一抬脚就得罪父亲，父亲一开口就招致儿子的怨恨，父子之情遭到破坏，祸乱就发生了。请在闲暇时，或在半夜，或在读书时，或在静坐时，抛开物欲的私念，完全除去利害的蒙蔽，默默观察这颗心本来的状态，那么父子之间本来从未不是慈爱和孝顺的。臣私下观察，陛下天性仁慈孝顺，初临政时清明，进退人才，处处符合公论；一句善言，天下都在传诵，难道偏偏对于天性最亲近的父子关系，反而采取淡薄的态度吗？

译况且奉养父亲的物质供给并没有大的缺失，政事之间也没有大的变革，前往重华宫问安、侍奉膳食本来并不难做到，却犹豫迟疑，动辄超过一月，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事情起于细微的防范，感情因疏远而受阻；正当隔阂将要萌生时，群臣不能及早挽救；等到形迹已经显露，又不能察知陛下侍奉亲人的本心，也没有办法调和陛下的父子之情。往往言语笨拙直率，引用事例过度，他们的心虽然忠于陛下，却不足以感动醒悟陛下的听闻，反而只是激怒陛下。因此近来将要前往重华宫却又停止时，陛下未必不会说：“身为万乘之主，竟然连一件事也不能自由决定吗？”所以不肯屈服自己的独断之权，只是被群臣的议论逼迫罢了。陛下父子之情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推测，陛下刚即位时，就有奸人编造邪说，离间陛下与父亲的关系。比如一次饮宴上的过失，寿皇担心陛下或许怠于政事；一句言语举动的过错，寿皇忧虑陛下或许会因此成病。这些都是因为他极其深切地爱陛下，所以有时表现在言语上，并不把它当作嫌隙；他的心意只是希望陛下迁善改过、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奉事天地、承继祖宗，为有宋朝万年无疆的福祉罢了。他何曾有过丝毫怨恨，怀有像“浚井涂廪”那样的意思呢？然而奸人借此编造危险的言论，往来充当间谍，误导圣听；不仅使陛下常常心怀疑惧，也使陛下宫中的人都严肃畏惧重华宫而不敢亲近。近来日渐久远，疏远和隔阂越来越大，天下人只看见寿皇慈爱覆盖天下，对陛下尤其深厚；陛下侍奉寿皇，却没有以孝顺闻名，反而以失礼闻名。人们又不知道这是群小的奸谋，只把它当作陛下的过错。街谈巷议、私下交谈，甚至有臣子不敢听闻的话。臣恐怕不只是这样，一旦上天震怒，平民流言四起，草野之人僭越作乱，将会打着义的旗号起兵；夷狄从外侵侮，兴起问罪的军队。到了那时，六军的人心能使他们亲近归附吗？万民的心志能使他们牢固团结而不解散吗？即使把进谗邪的人剁碎了吃掉，难道还能挽救国家的败亡吗？像臣这样愚蠢的人，即使有成百上千，都愿意分身裂族，为陛下而死，难道还能对社稷的存亡有所补益吗？又听说寿皇圣体近来稍有不适，虽然未必是因此而起，但天下后世难道不会说，是由于忧思郁结才到了这种地步吗？事情本来就有在极其细微之处失误，最终却达到后悔不堪的情形。臣子所不忍说出口的事，凡是忠于侍奉君主的人，也不敢隐瞒。过去汉文帝迁徙淮南王，稍有失于思虑，后来“尺布斗粟”的歌谣便使他终身忧悔。以兄长的身份尚且不能容纳弟弟，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敢自我宽恕这种过失。何况拥有天下之大，却不能容纳自己的父亲呢？如今的办法，应当先派大臣到重华宫谢罪，其次发布明诏告知朝廷，说前些日子之所以不能不疑虑，是为了防止邪说蛊惑扰乱的缘故；诛杀这些奸人，以向天下谢罪，屏退斥逐余党，恢复当初的清明。当天驾临重华宫，问安侍膳，以尽父子欢情。这样一来，天下歌舞欢庆，四方夷狄尊敬仰望，把这件事写入信史，作为美谈。转危为安，只在陛下反掌之间罢了。现在最切爱陛下的是中宫和嘉邸，最忠于陛下的是两三位大臣。愿陛下拿出臣的奏章，和他们一起参订，必定能够知道臣对君父的忠心；臣的话虽然浅陋，实际上却是保全宗庙社稷的最重要计策。臣限于守在远郡，无法请求当面进见；但忠心和愤懑激发，不能自我抑制，因此冒死上疏，痛哭流涕地极力陈说。只愿陛下宽容臣狂妄无知的言论。臣冒犯天威，极度震惧，惶恐万分。臣朱熹冒死再拜。乙卯年拟写上呈的封事。【文章没有录入。】《晦庵集》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