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五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五十四，宋朱子撰写的书【一本作“知旧门人问答”】。答孙季和【应时】您所说平生最大的毛病，主要在于轻浮软弱，只是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毛病罢了。既然已经知道自己如此，就应当痛下功夫，勇猛地舍弃它，不要前思后算，也许才能矫正改变。这就是所谓药物不能使人昏眩，病就不能痊愈。明白善道、使自身诚实，正应当内外相互帮助，不可以彼此推诿。如果实行不努力，就归咎于认识不明；认识不明，又归咎于实行不努力，这样因循拖延，便永远没有进步的期限了。您其他几条议论，也应当讲论，另纸已经奉答，希望一并详细查看。说要删削概括程子的书，哪里是我所敢当的？当时各位前辈，或许曾有人想这样做却没有成功；然而从今天看来，倒似乎没有成功反而是不幸中的幸事。何况后学浅陋，又怎么敢议论这件事呢？子约谈论汉唐，在他本人并没有私心，但也不免如程子所说，竟然成为邪心；这会教坏后辈，实在很不妥。近年以来，那里的学者还没有认真读书、修养自己，便先怀抱一副专事功利的心思；还没有出门踏上正路，便先盘算走偏僻小路的办法，互相引导到无人之处私下交谈、秘密传播，把它当成奇特之事，实在不像样子，所以不得不严厉排斥。不知道子约是否还知道外面的情形已经如此了呢？《中庸章句》和《太极解义》，现在只是略说大概；如果论及其中道理的精微曲折，哪里能知道它还有什么穷尽，所以不必马上担心说得过于详细，暂且应当担心的是玩味还不成熟、区分还不清楚。自从前些年妄自写成这部书，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人真正下功夫把它考察到究竟之处。《大事记》有几条，其中确实有可疑之处，比如韩信的事情，从前我当面同伯恭谈论过，他曾说韩信没有反叛，不知道后来他看法怎样；必须另外看出事情的情节，否则不应当这样误入错误。这一点可以再问子约看法如何。不过他的这部书确实自成一家之言，也不能说对世间没有益处。我所怀疑的，是其中注脚恐怕有过于纤巧之处，喜欢议论张汤、公孙弘的奸诈，步步搜集材料，气象不佳，仿佛同那些人凭私智争胜负，这不是圣贤传世立教的方法。那些诗的语意清远，读来令人想见湖山的胜景，但也不免有前面所说的“轻弱”二字的毛病【指轻弱】。子陵、仲弓两首绝句则很好。我曾看荀淑能够讥刺梁氏，可是荀爽自己不敢违抗董卓，后来荀彧竟成了唐衡的女婿、曹操的臣子；一家祖父辈的操守高峻如壁立千仞，子孙仍然向东倒、向西倒，何况太丘陈寔的操行本来如此，他的末流子孙成为盗贼的辅佐、帮助盗贼成就帝业，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关于太极的说法同《系辞》详略不同，正是相互发明，用来穷尽精微的内涵，功劳最大。如果只依照本来分际摹写，又何必增加这些赘语？学者又怎么能知道其中有许多曲折呢？大体说来，近来的议论喜欢合并而厌恶分辨，乐于含糊而害怕剖析，所以凡事都没有考察到底，这是整个时代的通病。明道答横渠的信，确实读来非常痛快；但其中道理的脉络和血脉，精密而贯通，都必须反复玩味探索。像“大公顺应”“自私用智”“忘怒观理”等说法，便同“存敬”“穷理”相互牵涉，不可草草看过。正如上文既然说“顺着万事的情实”，下文便说“即使没有情感也自然不妨”。明道、伊川论本性的疏密，固然不同，但他们的气象也各有达到极致的地方。明道实在浑然天成，伊川实在精密细致而平实。正像文王治理岐地、周公制定礼制各有不同，又像马援评论汉高祖、汉光武二祖一样。关于封建的议论很好，范公的说法大体切合当时事务，距离近而容易施行；但对于制度规模的长远意义，大体上有所欠缺。例如谈到租庸两税等地方，也很疏略。封建这件事，从前曾看过胡丈明仲的论说，大体同您来信所说相似，不知道您是否见过？总之，讨论这个问题，必须以圣人不把天下当作一家私有之物为主旨，同时兼论六国的形势，以显示其中利害，并且始终不违背义理的是非，这样才可以。以上各说有不妥之处，还希望反复指正。答孙季和 县里的事务想来每天都有条理；学校固然免不了教举子应试的文章，但也必须把圣学的门径告诉他们，使士子大略知道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实际内容，希望其中或许有人受到启发而兴起，成为将来的种子。浙地的学问一向向外驰逐，各种怪异说法都出现了，不知道您是否也颇觉察到它的弊病？宁海的僧人实在令人挂念，也可以把这件事托付给端叔兄弟吗？如果能把这个人从那处陷阱中救出来，足以使听闻的人震动警醒；这件事所关系的实在不轻。我所怀疑的三条，都恐怕未必如此，请深入体味，自然会看出来。古今书文杂然出现，先秦古代记载各有证据，哪里容许废弃排斥？即使不能没有可疑之处，也只应玩味其中可知的部分，对不可知的暂且存缺。小序绝不是孔门旧文，安国序也绝不是西汉文章。从前我把这个看法告诉别人，多数人都不能理解，只有陈同父听了并不怀疑，大概是他懂得文章的体制和意度。读书玩味义理之外，再作考证又是另一种功夫，所得没有妨碍，但费力不少。从前偶然自己喜欢考证，固然是一种毛病，然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孔氏书序同《孔丛子》《文中子》大略相似；其中所记孔臧没有做宰相却享受三公礼遇等事，都没有事实，而《通鉴》也错误地相信了它，可见考证得很不精细。答石应之 您所展示的文章深刻切实而详尽审慎，把事情说得很透彻。想来您当时当面陈述的还不止这些，只是仍不足以稍稍挽回上天的意旨。这也是时运所决定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希望您更加用力于涵养和讲学的功夫，安然等待时机。事情的发展，哪里有尽头？怎么知道不会先变得更加迟钝，然后才转为通利呢？熹衰老朽病得非常厉害，春天患了一场病，狼狈不堪，公谨已经见过。此后调理了一两个月，才稍微能够支撑自己，但终究没有恢复原状。幸好又得到祠禄，可以休养；可是幼小家累和疾病接连不断，实在没有好的状况。心神昏乱、眼睛疲倦，不能读书，但日常功夫不敢不勉力。间或也仔细推求旧日听闻的一两点，虽没有新的所得，却更加觉得圣贤并没有欺骗我，也更加看出近来那些众口争鸣的人是在扰乱道理、误导他人。没有机会当面讨论，面对风中仍然耿耿于怀。想来公谨已经到那里了。他的志趣和意味，是朋友中少有的，只是意绪颇为支离。再同他切磋琢磨，使他稍微直截一些，应当会更加长进。答石应之

译听说新墓地还没有选定，想来现在已经有定处了。乡里人曾说大门上世代宅兆的优胜之处，如今想求得这样的地方并不容易。大概土地有尽头，而寻求土地的人没有尽头。如果一定先要找到这样的地方、确定等级，然后才使用它，恐怕永远也不能完结。熹衰老多病日益沉重，近几天又添了寒热的症状，越发觉得无法支撑。我们相见没有期限，按情势也应当如此，不值得深深挂念。只是仍然遗憾党锢之祸使天下横流，而贤者处在其中从容应对，唯独还没有办法使自己明白无罪。这是我将来死不瞑目的深忧。富贵容易得到，名节难以保全。这虽然是浅近的话，难道可以忽视吗？借便把这些话附上，代替当面诀别。答诸葛诚之 您来信所说争论的开端，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到惘然。我的意思近来很想劝同道兼取两家的长处，不要轻易互相诋毁。即使有不合，也暂且搁置不论，只努力做我们最急切的事情。没想到竟因曹表的缘故，反而受到激发，出现了像您来信所说的情形。是我不聪敏的缘故，对此深深自责。然而我们求学中最紧要、最用力的地方，正在于天理与人欲二者相距之处。如今所争论的事情，那么他因受激而产生的举动，在天理、人欲之间究竟属于哪一边？子静平日之所以自我期许，正是想亲自率领学者专一于天理，不让一丝一毫的人欲夹杂其中，恐怕绝不会像您所怀疑的那样。义理是天下共同的，人们的见解不能完全相同，正应当虚心平气，互相熟悉地讲论，慢慢探究，以归于正确之处，这才是我们这一党的责任。然而从前讲论时，看见诸位往往都有坚持自我、认为自己正确的意思，面色严厉、言辞愤怒，像面对仇敌一样，再没有长幼之间的节制礼法和谦逊容色。我私下常笑着认为，即使真是仇敌，又何至于这样？只是看诸位气势正盛，不能马上用片言只语使他们相信，所以默默不说，到现在常常感到不满。今天因您来信，便又陈述这些，不知道明达者认为如何。答诸葛诚之 您所说子静不至于深加讳饰，不知道要讳饰的是什么事？又说要消除、融化其中的缝隙，不知道缝隙从哪里产生？我的意思是，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共同商量，寻找正确的地方，起初并没有彼此之分，不应当再像世俗那样遮掩回护、顾惜人情，一有异同便形成嫌隙。怎么样？您所说粗疏之心会损害道理，自知而且看得明白，我深为叹服；但不知道这颗心为什么变得粗疏，恐怕不能不追究它产生的根源。答项平父【安世】您来信说，这颗心原本就是圣贤，只要在未发时经常认识它，在已发时经常记住它，这固然是持守本心的要领。但圣人指示求学的方法周遍而详细，不偏靠一边，所以说“敬与义都树立起来，德就不会孤立”。如果像如今所说的，只依靠一个“敬”字，却不做集聚义理的功夫，那么德也会孤立而容易穷困。必须无论精微还是粗浅、根本还是末节，随处都加以照管，不让功夫有一点空缺、达不到的地方，这才是善于学习。此心固然是圣贤的根本，但学问没有讲明、道理没有明白时，也有把人欲错认成天理的地方，不可不察。你所说认识它、记住它，却不知道认识和记住的究竟指什么。如果指的是这颗心，那么认识它、记住它的又是什么东西？难道一颗心有两个主宰，彼此争夺拉扯？圣贤的教法恐怕没有这种办法。持守的要领，大体只是要使这颗心常常自己整顿，保持清醒明白；这样未发时便不昏昧，已发时便不放纵。我的见解如此，不知道子静怎样答复您？借着风便把这些话录给您，也许可以用来警戒您的不足。伊川先生说：“涵养必须用敬，增进学问则在致知。”这两句话同从上古以来圣贤相传的指诀完全相合。但讲学更必须使心胸宽平，深沉详细地穷究义理最终归宿所在，这样才有补益。如果只是草草领会，只在名目和训诂上用功，就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次序。答项平父 您所说明的曲折，以及陆国正的话，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到豁然明白；对于警醒昏昧懒惰，作用很深。大体说来，从子思以来，教人的方法只有尊崇德性、遵循学问两件事是用力的要点。如今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崇德性；而熹平日所谈论的，却在问学方面偏多，所以接受那一派学说的人，大多持守功夫还可观，但看义理完全不仔细，又另说一种杜撰的道理来遮掩，不肯放下。熹自己也觉察到，虽然在义理上不敢乱说，但在紧要的修己、教人方面往往没有多少力量；现在应当反身用力，去掉短处、集中长处，也许可以不偏堕一边。答项平父 任期突然届满，应当再次西归，从此彼此更加遥远，令人不快。关于骂坐的说法，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们求学没有别的巧妙方法，不过以平心、克己为要。听说天民又负责乡邑赈济借贷的事务，不因世俗的好恶而稍微改变自己的尺度，实在令人敬佩。朋友之间意见不同，却不能降低姿态、虚心求实，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诚之的信来得很详细，我已经略作答复，可以取来一看，这里不再说了。听说宗卿、子静的踪迹，令人叹息；但世道的兴衰也是命数，我们只应当努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来等待时机，不必过分愤怒叹息，白白伤害和气、损耗求学的力量，对事情没有益处。答项平父 您所说的读书次序很好，但近世致力于反求自身的学者，便把广泛阅读看成向外驰逐；致力于博览的人，又把内省看成狭隘。双方各自佩剑，各自固守一偏，使道术分裂而不能重新合一，这是学者的大病。如果说尧舜以来所谓兢兢业业，只不过是读书课程，我私下恐怕其中有一味向外驰逐的弊病。这样用力，几乎没有片刻空闲，哪里有反省心意的功夫，血气又怎么能够平和？愤怒和欲望又怎么能够消除？没有机会当面讨论，只能徒然增加心中的耿耿不安。答项平父

译抄录寄去的启书，尤其使我惭愧的是您过分称许，实在不敢承当；只是觉得很难用这两个字来概括。至于谈到求学的次序，则还有很多可以商量。大体说来，人的一颗心具备万理；如果能够保存住它，便是圣贤，还需要做什么呢？然而圣贤教人之所以有许多门路和次序，而从未教人只守住这颗心，大概是因为这颗心和这个理虽然本来完整具备，却由于气质禀赋不能没有偏颇；如果不讲明、体察，做到极精极密，往往会随着自身的偏颇，堕入物欲的私心而自己不知道。【近世持这种说法的人，看他们的言语行动，丝毫没有接近圣贤气象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圣贤教人，虽然以恭敬持守为先，但在其中又一定使人就着具体的事物，考察古今，体察推求，内外相互参照融合。必须这样，然后才能看见此心的真实、此理的正当；对于世间万事以及一切言语，才能都洞然明白其中的是非黑白。《大学》所说的“知至意诚”，孟子所说的“知言养气”，正是这个意思。如果按照您来信所说，一开始只守住这颗心，完全不穷究道理，那么这颗心虽然似乎明白，却不能应对事情，这当然已经错了。后来才知道这是自己的弊病：虽然想要穷究义理，却又不曾把圣贤精密细致的言语联系自己的实际来精心思考、反复体察，反而只求涉猎书史、通晓世故的学问。因此，对义理的精微既不能达到，又连向来所守的东西也一并丢失了，于是茫然无所依据；即使是平常浅近的说法也不能辨别，只能坐受它的迷惑。所谓不必先分别儒家和佛、道诸教，并不是确实看出彼此都有应当取用之处、不可偏废，而是自己不曾真正做本分的功夫，所以也不能知道异端邪说、诐淫邪遁的危害，茫然于两方面都没有见解，却拿这种模棱笼统的说法来自欺欺人罢了。假如自己从前曾经做过穷究义理的功夫，这难道是难以明白的弊病吗？然而如今所谓心无不体察的事物、事物无不由心体察，似乎也只是把向来所持守的心，移到日常接触的事物上加以比较罢了；对于古今圣贤指示、剖析的精密精微之蕴，却不曾真正加以思考。其所判定的是非取舍，也只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定，又凭什么能够察知气禀的偏差、物欲的蒙蔽，而得到本心正理的全体呢？即使说自己的诚意保存得更坚定、浩然之气养得更充足，我也恐怕他观察得不够审慎而自我期许过高，日后忽然遇到某一个人的说法，又会被迁移迷惑，不能自我安定。中间收到叶正则的信，也似乎正是这种模棱笼统的态度，却自处甚高，不知道自己的浅陋，实在令人怜悯。我写信把这些话告诉他，很久没有得到回信，恐怕他未必能够承受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告。《大学章句》抄本姑且寄去。书中的话虽然浅近，但路脉没有错，篇章次序清楚明白，可以实行采用，希望你试着仔细看它。答项平父 你所谈的“义袭”，仍然没有脱离旧有的见解。大体说来，既然学习圣贤之学，就必须读圣贤的书；既然读圣贤的书，就必须看清他所说的原文上下文义，使每个字都融会解释、没有窒碍，这样才算防止误解圣贤立言的旨趣。由此可知，如今做学问的功夫，当然不能凭空臆造而得到。比如《孟子》回答公孙丑询问“气”的一节，专门以浩然之气为主。他说“是集义所生者”，是说这种气由于不断积累行义的功夫而在内心自然产生。他说“非义袭而取之也”，是说这种气不是所行的义暗中从外面袭来、夺取而得到的。他说“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是说心中有所不快，就是不合于义，于是这种气便不能产生。这种气哪里能够从外面袭取呢？告子却不知道这一点，把义看作外在之物；那么他所谓不动心，只是强行制伏自己而顽然不动，并不是因为具有这种气而自然不动。所以孟子又说：“我所以说告子未曾懂得义，是因为他把义看成外在之物。”然而告子的弊病，是不知道心中感到满意之处就是义所安处，心中不满意之处就是不合于义，所以只把义看作外在之物而不去求取。如今有人因孟子的话，已经看出这个意思，知道义在内心；但又不知道心的满意与不满意，也必须经过讲学和省察，才能察知其中精微隐奥，所以对于通过学问积累、询问辨析所得的一切，都指为外在之物，认为不是义所在，于是全部抛弃而不去做。这和告子的说法虽然看起来略有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相差五十步和一百步罢了。拿这种观点彼此讥笑，就像同在浴室洗澡的人讥笑别人赤身裸体一样。由于见解偏颇到如此地步，所以对义理的精微、气质的偏蔽都不能察知，而发作起来粗暴强悍、狂妄轻率，无所不至。他慨然自任、认为就是义所在的东西，或许未必不是出于个人私欲。来信说“敬”和“义”二字的功夫不同，确实如此；但“敬”就是为学的根本，而穷究义理就是它所做的事，也不能完全看成两截。《洪范》“皇极”一章，是九畴的根本，不知你是否曾经仔细看过？先儒把“皇极”解释为“大中”，近来听说又有人把“保极”解释为存心，不知这个说法如何？希望你推求详察后再写信告诉我。逐句详细说明，像注疏那样，才能看出所论的得失。大体说来，做学问只要能把这类关键处十几条看得通透缜密，就能懂得读书的基本方法，而圣贤传授下来、未明说的精妙，也都可以逐渐从言语中得到。答项平父 来信所说的我已经全部知道了。以平父的聪明敏锐，在这里本来不应当有疑问；之所以不免纷繁错杂，正是因为聪明过头，不能沉潜精密地观察，反复玩味，只略略看见一条似乎可以通行的路线，便认为义理不过如此，所以被人迷惑，白白耗费了光阴。《孟子》的意思必须从上文看起：“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上面三句本来是说气，下面两句以“是”和“非”相对，以“袭”和“生”相对；意思大概是说，这种气是积累义而从内心自然产生的，不是行义以后从外面袭取来的，并不是说义不是从外面袭取来的。如今人读书不仔细，把圣贤的言语都看错了，又依据这份草稿树立出一套对一切事物的法则，横说竖说，欺骗众生，恐怕他的罪过不只是范宁评论王弼那样罢了。答项平父

译熹患病四五十天，几次濒临死亡。如今幸而稍稍有了生机，但不能进食，病势也难以支撑调理。闭门屏息，听凭上天的命运，此外没有什么可说的。所幸一生辛苦读书，细微揣摩，零碎搜括剔抉，到了晚年，略略看见从上古圣贤以来垂示于世、建立教化的用意，枝枝相对，叶叶相当，没有一个字没有着落的地方。假如求学的人能够虚心谦逊，在其中涵泳，自然不必担心看不见进入德行的门户。只是我们相见没有期限，不能当面讲论，竟使平父对当世诸儒的言论还不能没有疑惑，这是我深感遗憾的。答陈抑之【谦】熹从士人朋友之间听到了您的名声，早就希望同您交往了。日子已经很久，只因年老多病，闭门伏处，没有机会相识，每每以此为遗憾。听往来的人说，也知道您并不鄙弃我，将要屈尊来问候。近年以来，家中多有变故，没能先通过您的仆人传达音问。如今承蒙您屈尊来信，感激惭愧，无法估量。只是您信中所陈义理高远，即使古代的贤人君子，恐怕也未必足以承当您的期望，何况我这样愚钝的人，哪里敢当，岂不是自取罪过吗？不过从前也曾从师长那里有所听闻：辛勤劳作半世，埋没在章句训诂之间，勉力遵守规矩法度，最终没有高奇深妙、能够惊动世俗的见解。只是幸而近年来对于圣贤遗留下来的教训，粗略看出它们平易明白而不虚妄，确实可以实行。我私下认为，假如能得到当世有名望、通达而聪颖的人同来讲论，抑制他们过强的一面，补救自己的不足，我们的道理或许可以既明白又推行吧？反复读您的来信，果然像是有意于此，真是幸甚！我隐居在穷山之中，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今后书信往来，也足以让您了解我的一点心意。其余只希望您藏器待时、努力求学，以慰藉我这远方的想望。答俞寿翁 关于《太极》的书，估计彼此见解不同，议论不容易相合，所以很久没有回信。后来又想，义理所在之处终究不能不辨明，近来才写信答复他，论说十分详细，不知他又会认为怎样。“极”不训为“中”，这个意义很确切；但从先儒以来失误已经很久了，未必是今人的失误。德功关于浑天象的说法，诚如来信所说；此人好学而多有弊病，大概问题并不专在言语文字之间。来信说有志于学，却未免见解还不彻底；这种能见到贤者而自知的明察，不知曾经向子静叩问过吗？我的意思是，姑且应该抛弃浮华，回到自己本分中切近而实在的地方用功，或许自然会有欲罢不能、积累贯通的功效。如果还没有下手的地方，恐怕不免陷入凭空揣度、虚浮谈论的弊病。答应仁仲 《大学》《中庸》屡次修改，始终没有达到无可修改的境地。《大学》近来稍微像样一些；只是道理在讲论时最能说得透彻，一旦涉及纸墨，就觉得连其中一二分也达不到。即使说得出来，也没有神采。由此可见，圣贤的心意如今只在纸面上看，怎么能够看到它的究竟呢？每想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抚着书卷而感慨。答应仁仲 自从防道来信说您想来拜访，我天天等待您的消息。等到我回来却没有见到您，深感惆怅；后来收到吕子约的信，才知道您已经到过婺女，竟然彼此错过，更加遗憾。回来才收到您先前【三月】所赐的信，虽然相隔已远，仍足以慰藉心意。近来秋寒，远方只愿您德业和起居都安好。熹这次出行狼狈不堪，难以言说，防道一定已经详细告诉您了。回来后已经决定闭门，读书更加有味。只是祠请所派的专人误了期限还没有回来，不知道这件事最后究竟怎样。估计也不过三五天，就能看到决定了。很久想见一见贤者，如今既未能实现，借这封信有可以告诉您的事情，切望不要见外。《启蒙》《小学》两书偶然没有现成的本子，今后方便时再续寄给您。《中庸》等书不敢刊刻，听说有人盗印，正在追究，事情还没有定，实在很受牵累。借此机会略述这些，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远方请珍重。答应仁仲 熹年老多病，又遭遇灾患，实在难以承受。赵氏送来的聘礼没有安置的地方，所以把它退回去了。如今对方既不肯接受，也没有处理办法。本想依照来信所说，把它埋入墓穴，可是如今已经下葬；况且这里的葬礼本来简薄，却也时常有意外的祸患。本想置办少量田产供给守墓人，又不必用这样多的聘礼。本想把它施舍给乡人用来修桥筑路，似乎在义理上也不合适。反复思量，只有另找别家的女儿再结姻亲，才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家中的女儿和孙女虽然很多，却没有年龄相当的，年纪最大的才十二岁。像这样再三筹划，都还没有办法，不知贤者有什么教导，使这件事在义理上稍稍安稳而不再疑惑。听说防道的太夫人极为悲痛，甚至改变了饮食，这份心意尤其不敢忘记。熹出仕或退处的打算，也还没有定下来，情况大概与此相似。浙江的士人朋友中，也有颇为了解其中曲折的，总之闭门藏拙是上策。答应仁仲 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小儿从您那里回来，告诉我才知道您先前身体曾经不好，病情也不轻。又高兴得知如今已经渐渐平复，私下料想近来起居更加舒适康健，精神体气也更加清健充实。只是多年相约前来拜访，不知还能够践约吗？熹也越来越衰老，精神和筋力都已经不再如从前，势必不能远行，哪里还有机会承蒙一见、实现心愿呢？想到这里令人遗憾，心中不能释怀。礼书刚刚完成，所得聘礼以前已经送给致道。现在又和四明的一两位朋友抄录节略的疏义，附在书中，料想一定会转呈；如果有不妥之处，希望尽早告诉我，还来得及修改。觐礼以后，黄女婿带到庐陵，和江右的一两位朋友共同完成，还没有送来，想来也已经起草了。《仪礼》前贤常常认为难读，如今看来，只是经文不分章，记文不跟随经文，而注疏又各自成为一部书，所以使读者不能立即明白。如今确定这个本子，完全去掉这些弊病，只恨不能让韩文公看见它。《易本义》没想到竟然已经送到您那里；过去读这部书，每当对先儒的说法有所不满，便凭自己的管见妄自推测一二，也没有想到能够推求到这里。只是还遗憾古书散失，见闻浅陋，如今又年老懒惰，不能完成学业，不知明达之人有什么教诲。还希望您详细地赐予教诲，不要让我只能等待后世的子云来评说。远方诚恳祈请您以道自重，更加保养寿命福祉，这是千万分的愿望。答应仁仲

译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承蒙来信，足以慰藉。接信以来天气清和，恭敬地想您求志自得、从容安适，尊体多福。听说您也为眼疾所苦，难道没有严重妨碍事情吗？熹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也渐渐看不见东西了。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学业没有长进，而过错却日益被人听闻，不知明达之人将怎样警诫我。您答应来访，当然是我所幸所愿；只是您信中托付的意思，有些不敢承当。什么时候能够相见，倾诉这些郁结？还请珍重保养，以符合我真诚的祈祷。熹因劝讲无状，终于烦劳您将我罢免斥退；闭门思过，度过余生，就是最大的幸运。近来身体衰弱憔悴，越发觉得支离，加上耳聋眼盲，很费医治，确实因此烦扰；不过这也是老年人的常态，不值得奇怪。借便草草写来【从前见朋友编纂《春秋》的条例，我的意思也想这样做，正如来信所说】。熹眼睛失明，不能亲自写信。您所说编纂礼书的事，这样做当然很好；但这样却改动原文太多，恐怕也不方便。老病日益侵袭，而朋友彼此相望，都在千百里之外。恐怕这件事终究不能成为一生的遗憾了。从前在长沙、临安，都曾想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只是还没有开口便停止了。上天对这门学问竟如此安排，又怎能改变它的困厄呢？可叹，可叹。答周叔谨【叶公谨改姓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应之很遗憾没有能够相见。他做学问的规模和次第怎么样？近来吕氏、陆氏两门的弟子互相排斥，这是因为各自拘守偏颇的见解，不能以公正天下的心来观察天下的道理，实在令人不满。应之曾经向两家学习，不知他对此看得究竟怎样？请在谈话时叩问他，并写信告诉我，那就幸甚了。熹近日也觉得从前说话有过于支离的地方，反身寻求正道，是因为自己用功还不够切实。因此减少文字上的功夫，觉得闲暇中的气象很舒适；也常劝学者暂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切实地体察、收摄本心最为重要，其余文字只大致讽诵涵养，不必过分用力考索。答周叔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章〕 叔谨想来暂且留在那里，同应之相聚时所讲的是什么事情、什么文字，应当虚心平和地看，自然会有意味；不要苦苦寻找支蔓旁生的孔穴，以扰乱义理的正脉。《中庸》所说谨慎思考的戒语，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形。子约来信说得非常支离，总之是义理说得太多，任凭口舌笔墨纵横驰骋，什么都能解释得通，宽泛的弊病反而更加严重。比如所谈“功”“体”二字过于显露之类，也属于这种情形。您说必须像颜子那样才没有一丝一毫不合礼，这话本身是对的，只是不知道您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如果是说人应当以颜子自我期许，却不能就说自己已经达到颜子的境界，那是可以的；如果是说只有颜子才能达到，普通人不能学习他，那就大错了。想来他一定不至于误解到这种地步，只是每件事都非要缠绕上一句话，使意思不能直截明白罢了。公谨来信依旧说得太多，也应当进一步省略简约才好。祝汀州已经成行见面，不知赴任时能否进入山中？朝廷正派遣使者推行经界议法，这也是振兴百姓、革除弊端的时候，只恐怕免不了稍稍劳费心力。彦章来信说想来拜访，却没有见到，不知是什么缘故？所谈二人内外偏重的问题，确实如此；这类地方只是容易看得狭窄，过早自作主张，便会产生无穷的弊病。既然他对你不能完全信服，事情的势头也无可奈何，不如暂且先在自己本分上用力，这是最急迫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答周叔谨 丧礼的前一封信已经大致答复了。适才再次考察《仪礼》经文，五服都有这种服制：一条在头上，一条在腰间，大小有所不同。《斩衰》条下的传文中已经说过，所以不再说明。腰服以下又有带，斩衰用绞带，齐衰用布带就是这样。大概绖和带，是仿照吉服的大带；这种带则仿照吉服的革带，把一端折曲，直穿过去，再插在腰间。不是齐衰，就只用布带，而没有腰间的绖。所谓“右本在上”，是说齐衰绖的制作方法：把麻根的一端置于头的右侧，从额前向左围绕，绕到头后又在右边同原来的麻根相接；然后把麻尾藏在麻根下面，使麻根搭在麻尾上，再缀结收紧。有缨，是因为它加在冠外，所以必须系上缨，才不会脱落。“辟领”，《仪礼》注说：“辟领宽四寸”，那么与中间的八寸相合；两边合起来是一尺六寸，和来信所说不同，不知是什么缘故。详细说来，辟领就是有折叠的意思：虽然说宽四寸，却必须用宽四寸、长八寸的布，把两头折叠，使它们在中间相接，成为方四寸的形状并缀定；上边缀在领旁，把折叠的一面朝里，平面朝外，就像如今裙子有折一样，这就是所谓辟积。温公所说“裙子每幅做三折”，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来，一边用八寸，两边共一尺六寸。管屦、疏屦如今已无法考察，现在大略根据轻重来推断：斩衰用今天的草鞋，齐衰用麻鞋即可。麻鞋就是士卒所穿的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寸〕 答周叔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寸、六寸〕 答复周叔谨 答周叔谨 你所示的《仁说》比过去稍好，但所引用的熹的话也有错字，而且恐怕还认错了意思，最好再略加校勘。不过书中所说收摄放失之心，才是紧要而切实的下手功夫；讲学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如今只专心在这里用功，不必思前算后、计较得失；讲学也暂且从直截明白的地方入手，不要枝蔓旁生。来信所说“虽然好像略有不同，但也不很相远”，完全是子约从前的句法。答王季和【鈆】另纸所说的意思，我完全知道了您的深意。我曾经说过，道存在于人自身，起初并不是从外面灌输进来的；圣贤留下的教训，也都恳切明白。只要能够虚心熟读，深入体会其中的旨意，并反过来联系自身实践，一定能够相信道就在我自身，不容许自己轻易放弃；这样由下学而上达，自然会有所成就。不过读书不可贪多，如今应当先以《大学》为主，逐段熟读精思，必须做到清楚明白，才可以改读下一段。这样或许容易见到功效，时间久了融会贯通，就没有什么书不能读了。答王季和 来信所示的内容我都知道了。求学者的志向，固然不能不以远大自我期许；但观察孔门的教诲，孔子所从头说起的却极其卑近，不过是孝悌忠信、持守诵习之类，对于所谓学问的全体，起初并没有明白详尽地说出来。即使是他的高等弟子，也多半只得到其中一体。以孔子的圣明、诸弟子的贤能，对于道的全体，难道不能用一句话指示传授给他们吗？为什么反而这样拘谨地做，使道的传授受到限制，使人的志向受到局限呢？因为所谓道的全体，虽然高远广大，实际上却从来没有不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细微切近之处。假如只喜欢它的高远而忽略切近，只仰慕它的广大而忽略细微，就没有逐步经由的道路，只有悬空想象、踮脚仰望的劳苦，最终也不能自己达到。所以圣人的教诲循循有序，不过是让人返回来，在最切近、最细小的地方求取；用广博的文献来开拓观察认识的端绪，用礼来约束自己以严肃践履的实际，使人得到一寸就守住这一寸，得到一尺就守住这一尺。像这样时间久了，一天天增加、一月月进益，然后道的全体才有了方向，逐渐可以认识；有了可以遵循和操习的地方，逐渐可以做到。从此以后，低头勤勉不懈，直到死亡才停止。

译至于造诣的浅深、成就的广狭，也不是可以预先强求、事先预期的。所以孔子曾说“先难后获为仁”，又说“先事后得为崇德”。在这里稍有差错，心就失去正道；即使有钻研坚固、仰望高明的志向，反而会变成谋求利益、计较功效的私心。仁从哪里得到？德从哪里增崇？姑且诵说我所听闻的道理，来回答您的问题。至于庵记需要大字，那不是求学的急务，也是年老懒惰的我无暇顾及的事。舒大夫从前曾在会稽相见，所谈的意见没有相合；如今想来他的学问更加有成了。听说他的政绩也很好，有根本的确实如此。来不及写信，借您相见之便略略表达心意。答傅子渊【梦泉】荆州已经去世，转眼到了岁末，近来又得到青田教授陆兄的讣告，我们的道竟不幸到了这种地步。每想到这些，悲痛遗憾无穷。想起一生师友之间的情义，更加不能释怀。您所示的《江陵问答》，读它时敬夫的声音容貌仿佛就在眼前；悲痛之余，也有许多警策。不过其中还有些地方是我认为不妥的，容我再熟读思考，随后继续写信答复。至于纳，概而言之，贤者勇于进取道理而果断相信自己，却从来没有虚心观察圣贤师友的言论，完全以胸中的意念作决定；他的气象言语，只像禅家张扬争斗、发怒逞强，实在没有宽平正大、沉浸醇厚的意味。荆州所说“有拈槌竖拂的意思”，可以说一句话就把它说尽了。然而您当初并没有领会，而他也没有留下后续的话，这是我深感遗憾的。德起寄来资友的信，情绪非常激昂，我已经回信告诉他：还必须讲学、培植根本，不可以专靠这一点。答傅子渊 您来信说明“战栗”的意义，我反复思考，终究没有明白。难道是因为把宰我这样解释，便流于支离，不能简易明白吗？熹看这一章，只是宰我误解了，所以圣人深深责备他，并不是说他后来作出的注解本身就成为支离，正如来信所说。仔细看您的来信，似乎是在本意之外另生说法，附会穿凿，支离之处实在太多。只举这一端来说，恐怕我的见解和贤者不同，不只是这一件事。承蒙告知朋友增多、学业进步的盛况，深深慰藉我的心怀。不过二包定夫来信，都是越级求高的议论，实在难以理解。显道的根本见解只是旧日所闻，我正忧虑他不能果断舍弃旧习，却没想到他的见解已经完全不同于从前的评论了。答傅子渊 来信把前日议论中取舍的理由说得很详细。率然说出的话固然不能保证没有弊病，但道体的规模和用功的条目本来只是一个道理；正确就全都正确，错误就全都错误，不能分成两种来权衡取舍。闲暇时平心静气地试着想一想，或许能够改变气节，挽救一偏之弊，那么对于成就自己、成就他人的事业，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答傅子渊 您来信所说的所得日益高妙，已经不是愚昧的我所能窥测的了。只愿您再在小心谨慎、精密省察的功夫上加意，那么所谓主持敬意、穷究义理，大概也是光明不断增盛、不可停止的地方，而且本来也不在豁然心领神会之外。包、黄诸位都各自精进，抛弃旧习，很好；只是恐怕这样一味掠取空虚，仍然只是换了名称。超宗远道而来，我却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的心愿；看起来他在自己本分的实处还不知道怎样用力，这又和诸位兄长大不相同。已经告诉他到您那里商量，虽然略微过于简约，也没有妨碍。答陈正已【刚】往年收到吕东莱的信，大力称赞贤者的为人，认为十多年来朋友中从未有过这样的人；因此心里希望见您一面，却没有机会。后来听说您要来拜访，十分高兴，不久却听说您突然遭遇丧事，深感悲伤。只是因为从未通问，不愿立即修书致慰；如今承蒙来信，您情意深厚，又知道秋日暑气将尽，您孝居中的身体尚且安适，这些都使我感到安慰。您所示为学的大旨以及另纸数条，我都深深知悉；只是我对此不能没有疑问：上面被虚灵明觉的空疏见解所持守，不能从事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实功；下面又被俊杰的豪气所激发，没有工夫用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根本。因此您所论常有厌弃平实而趋向高妙、轻视道义而喜爱功名的心思，那种浮动、阳刚、任侠的意味，往往流露在言辞气势之间，完全不像圣门学者的气象。不知从前伯恭是否也曾这样规劝过您？熹从十四五岁时就曾有志于此，中间并非没有用力，但见解始终不够端正确切；所说即使偶尔碰巧说中，总之也只是想象揣度。所幸内没有空寂之学的诱惑，外没有功利的贪求，守着这份纯朴愚拙直到今天；反复思考过去听闻的学说而有所所得，才知道明道先生所说的“天理”二字，原来是从自身体察出来的，确实不是虚妄之言。“冲漠无朕”这一段，恐怕不能轻易议论；如果在这个时候万象尚未具备，就是上面一截，无形无兆，后来却被人引入了某种途径。贤者正是作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竟然说古今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呢？关于“敬以直内”，《近思录》的注中另有一句话，先生的旨意说得很明白：他虽然没有认为那种境界不存在，却从未认为它就和我们所谓“敬以直内”没有丝毫差别。许渤的为人，详细情形已无法知道；《语录》中又有一处说，此人早晨起来询问别人寒暖，增减衣服，一经决定便终日不变，这是天资笃厚的人，或许有不听窗外之事的情形，却不一定有寄托空寂而故意不听的意思。何况这一条下面的一种版本注说“何曾有这样的圣人”，可见先生大概也没有完全认可他；只是感叹赞美他纯厚的德性，同世间那种轻薄机巧、虚浮刚厉之人的气象相差悬殊，也可以称许罢了。这些都不能轻易立论来讥讽、菲薄前人。研究注疏也不必这样强作主张。苏子由的议论本来就是一种偏颇的说法，难道就足以作为准则吗？董仲舒所立的见解很高，恐怕不能轻易用世俗儒者的话去诋毁他。世俗儒者的弊病，正是没有透过道义与功利之间的关口。至于处置匈奴的一节，即使向来有才智的人如娄敬、贾谊，也未免有这种弊病。来信在这一问题的取舍之间，不能没有把标准高低任意操弄之处，难道是立意有所偏而自己没有察觉吗？

译近来浙江一带怪异的议论蜂拥而起，令人忧虑叹息。不知伯恭如果没有去世，看到这种情形会认为怎样呢？答陈正巳 您来信所说的很多内容，都是圣贤的大事业，熹哪里足以知道呢？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一遍，就被朋友传阅，后来便不知去向。如今不能全部记得，只觉得您的议论不免把内外、本末看成两件事，在轻重缓急上又有颠倒错乱的毛病。推究其中的底里，恐怕只是后世一种凭才智求功名的心思，虽然勉强用圣贤经世的说法来文饰它，但其规模气象同您所说的存神过化、上下同流相差很远。如果戊子年间所见的确与圣贤没有不同，那么它所发出来的言论就不应当这样。因此我对此尤其不能没有疑问，只是没有机会当面讨论，徒然增加心中的郁结。答朱子绎 知道您在读《大学》，很好。大体说来，其中的说法虽然很多，大多只是为学的题目和次第；最紧要的是“格物”二字，却没有说到下手的地方。因此学者读这部书而不得要领，就像数着被遗弃的牙齿来求取收获，即使穷尽一生也不会有所得。必须振作精神，领会它的大体规模，然后寻找确切的下手处，切实用功，这才算真正读《大学》。答路德章 您写给子约的信很好；但如果说东莱的遗言中涉及经世济民、维持时局的内容，是另一个方面的事情，和他平日讲道学的意思不同，那恐怕也未免有损于东莱。龟山曾经讥刺王氏之学，把内外分离，把心和行为割裂，使道理常常不能用于天下，而把经世的事务都看成个人私智的穿凿，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又说假如遇到汉祖、唐宗，也必须有些地方争不过、姑且放过，这也是旧日的观念还存在心中的表现。只要有一丝这种见识，便是“枉尺直寻”的根源；必须看清正当的道理，分明彻底，不容有一点偏移，自然就不会再有这种念头，即使想委婉回护，也会发现无从做到。古代圣贤把枉尺直寻看作大病，今天的议论却把枉尺直寻当作根本；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孟子果然是迂阔之人，而公孙衍、张仪真可以算作大丈夫了。德章已经看见大意，本来不必这样说，我只是因落笔而谈到这些，也恐怕您余下的疑问还没有解除，所以姑且说这些。《仪礼》编纂本已经收到了，这里朋友中还没有能够办理这件事的人；《春秋》想来也没有停止用功。这项文字工作并非最切要，但既然已经开始，中途废弃也可惜；只要稍微减少课程，使每天有余力，不至于匆忙逼迫，那么玩味探索、涵养心性的功夫便不会缺少。答路德章 您所说“水到渠成”的意思，毕竟是说在水尚未放入渠中向东流之前，渠已经预先做成曲折的形状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孟子、程子之所以有功于天理、有力于圣门、有德于后学，正在这里。不知为什么，前些日子我竟然一直这样看反了；如今虽想回头改正，却还被旧习牵制，不能自由。承蒙您一天之内来信告知，得知您平安康健，足以慰藉。但听说您忍受贫困而志气更加坚定，还没有一年的生活计划，我又不能不替您动心。可是详细看您的来信，似乎您所采取的办法也还没有尽善。假如说是以出入为羞，那么不应当去年冬天还没有感觉，今年夏天才感觉；假如说是厌恶求人托请，那么这类事情依照义理裁断，完全不参与，自然不能牵涉到自己；假如说收入不足以供养自己，那么又要离开这里而另有所求，其得失既不能预料，收入的丰俭也不能预知。这些恐怕都不是实际决定去留的理由。或者只是平日的意气不能屈伸俯仰，忽然受到某种刺激，于是愤然这样做，来不及顾及后果罢了。大体说来，德章平日为学，在文字议论上用功多，在性情义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愤懑不平的意见流露在言辞气色之间，而所趋向的无非是崎岖逼仄、不能容身的处境。这在世俗苟且随俗的环境中看，固然也足以称高；但从我们学问义理的角度看，难道不是沉疴深入、不可不及早医治的病吗？现在暂且不论这件事，只就您所说读《论语》《孟子》的事来说，您所谓“不喜欢拿来作口头说话，所以不敢发问而陷于浅陋”，难道也不是愤懑不平之气所发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求学者读书有疑问而不能自己决定，所以不得已不能不询问。如今有人本来没有疑问，却装作有疑问来助长谈论和听闻，固然不值得说；但因此就惩戒自己不再发问，难道能确定他果真已经洞然明白、毫无疑惑了吗？还是其实有疑问，却耻于同那些装作发问的人相同，于是沉默不问，反而使自己愚昧，难道不会这样吗？有疑问却不能发问，于是发泄愤闷、放纵嫉妒刻薄，却托言不问来自我欺骗。假如确实已经洞然明白、没有疑惑，那当然很好；但除非具有上等智慧的资质，否则不能达到。假如不幸近于后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我恐怕这会严重妨碍求学，大大损害养心。昨天看见您编集《春秋》，从前我曾劝您有空做这件事，但不能让它妨害涵养心性的功课，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又见您所编的功绪已经完成，精密可爱，别人决不能做到，所以心中贪图它的完成，不愿一味劝您停止。如今看来，所谓替人谋划却不忠诚，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我才开始惊惕地自我悔恨、自我责备。这不只是替贤者感到惋惜。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治理自己的心；如今不但不能治理，反而使心向外奔驰、不得休息，最终反过来成为祸害。这难道不是迷惑得太厉害了吗？德章的气节伟岸，不是同辈人所能相比的。我内心一向爱重他，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还有没有尽数表达出来的地方，每每暗自感到惭愧和遗憾。借着风便写信问候，便把这些话全说出来了。想来这些也是您所乐于听闻的，不至于把它们当作罪过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答路德章 您来信所说的很多内容，我都知道了。但大体都是宽恕自己的话；以这样的心意存心行事，也就难怪德行不能进步、学业不能修成。我们因为贫困，只剩做官取禄这一条路可以勉强活命，本身并不妨害义理。那里离临安不远，难道不能考虑参加选任，难道要长期这样羁旅吗？这件事即使暂不谈义理，只从利害上计算，也还不能说是对的。大体说来，您从前求学只是读史传、谈世变；治理经书也不过是记诵、编排篇章，向外用心很多，却从未反躬自省、探究义理的归宿，所以身心放纵，思虑粗浅，在自己本分上丝毫没有得到力量。这件事从前师友也有责任，但您自身所受的病害，比别人更加严重；这又是资质不美、没有办法洗涤改变自己的过错。如今正应当痛切地自我反省，向内消磨旧习，或许还可以在晚年挽救一半。若一味这样苟且简略、自我宽恕，不是怨天，就是怪人，实在不是我平日对德章的期望。来信常说熹有要抛弃您的意思，这也是怪罪别人的说法。我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告诉您，正是不忍心抛弃您；如果已经抛弃您，就可以在江湖之间彼此忘掉，哪里还会这样忧伤恳切呢？答复路徳章 来信所述一条一条，已经全部了解。然而其中大体都是为自己开脱的说辞。抱着这样的心态，也就难怪德之学问不能进步、功业不能修成了。我们这些人因为贫困，只有做官取禄这一条路可以勉强维持生活，而这并不损害义理。那里距离临安并不远，难道不能设法参加选试，谋求任官，却要长久这样羁旅在外吗？这件事即使不谈义理，只从利害上计算，也不能说是对的。大体说来，你近来做学问，只是读史传、谈论世事变迁；即使研究经书，也不过是记诵、编纂章节，向外驰求的心思很多，却从来没有反过来检点自身、向内省察，以探究义理的归宿，所以身心放纵，思虑粗浅，在自己的本分上没有丝毫真正得力之处。这件事从前的师友也负有责任，但你自身所受的毛病，比起别人来尤其严重。这又是由于资质禀赋不佳，却没有通过洗涤和变化来改造自己的过错。如今正应当痛切地自我省察，转向内在下功夫，或许还可以防止晚年失守，挽救一半。如果一直这样苟且简慢、自我宽恕，那么不是怨天，就是责怪别人，这实在不是我平日对徳章所期望的。来信每每说我朱熹有要抛弃你的意思，这也是责怪别人的说法。我之所以苦口婆心地劝告你，正是因为不忍心抛弃你。假如我已经抛弃了你，那么在江湖之间彼此忘却就可以了，何至于像这样忧苦不安呢？难道要更加增长贤者忿恨不平的情绪吗？眼下姑且可以先按捺身心，除去许多闲谈，多方筹划，去拜见部使，谋求授予一本等合入的差遣，回来后再找一处暂时安顿的地方。把《论语》《孟子》的正文端正地坐着熟读，口中诵读，心里思考；即使已经明白文义，也必须逐字推究，把心肝五脏中的许多忿恨、怨毒之气洗涤干净，这样以后一定会有所进步，不只是为了今天所说的“路德章”而已。从前听伯恭说，他年轻时性情粗暴，饮食稍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中器物；后来因长期患病，只在早晚闲暇时看一册《论语》，忽然觉得心中意气平和了，于是终身不再暴怒。这可以作为改变气质的方法。不知平时曾否同朋友谈到这件事？德章跟随您学习已久，不应当没有听闻，怎么竟一点也没有学到呢？这真可以说是不善于学习了。答路德章 任期不久就到了，便可以得到俸禄。襄阳是古老的郡治，有许多前贤遗迹，出仕游宦而得到这个地方，也实在不坏。您来信所说的为学功夫，如果果真能做到这些话，还担心什么不能进步呢？只是读书也必须随着篇章逐句细细研求，才能看见其中的意味。如果只用粗疏的心思，只求读得痛快，恐怕终究不能洗涤尘垢、削除鳞甲。直卿在这里，我问起您来信中所说的事，他很不明白。不过，听到自己的过错就高兴，我们正应当努力，不必再怀有不平之意，一定要设法使自己伸展而使别人屈服。踏雪游览一事，如果果真能够践约，那就太好了。答康炳道 您所说学者的弊病，是因为只把致知当作一件事，终于陷入其中。这对于今天的弊病来说，确实似乎说到了近处。然而恐怕所谓致知，正是要在事物上看见其本来的道理；这同今天讨论制度、计较权术的用心和功夫，完全不同。如果能够获得我心本来具有的知，怎么还会陷入其中呢？正是因为只议论事情而不寻求道理，所以才产生了这种弊病。我对此并不敢有所取舍褒贬，只是看见邪说横流，恐怕会成为吾道的祸害，所以不得不把话说得极其直截。信不信它，在于人自己。如果一面排斥它，一面又借用它，恐怕这种弊病将会发展到养虎遗患的地步。然而我在这件事上，也从来没有把人完全拒之门外，不让他进步。他如果突然觉悟，离开邪说归向正道，难道又是我朱熹所能拒绝的吗？东莱的文字，必须仔细整理编成一部书，才可以商量。但这件事也不宜太拖延，因为人生并不牢固，如果错过眼前这些人，这件事就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了。答郭希吕【津】您来信谈到铭和序的事，我并不是有所吝惜，只是年老多病，心力衰耗，不能满足四方的请求，不得不为自己的性命打算罢了。我的性情笨拙直率，从前如果能够做，早就已经做了，何至于到了今天还要劳烦您再三劝说才做呢？何况如今又经历了一番悲伤烦恼，更觉得昏昧疲惫，决不能办理此事。况且铭比序更为重要，既然已经作了铭，如果还有余力，哪里会吝惜作序，却要费许多言辞来分辨说明呢？如果真是这样，您本来就不肯承担，那么当初便不应当答应。希吕写信，把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施加给别人；如果是因为这件事重大而不敢做，那么我朱熹已经替您承担了它的重大责任。如今您一定不容许再有任何辩解了。我恐怕这未必是诚之的意思，只是希吕不体谅我，必定要我亲自做，所以故意这样说罢了。人与人相知，贵在相知内心；古代的君子不耗尽别人的欢悦，不竭尽别人的忠诚，正是为了保全交情，请千万深入体察这一点。怜惜我年老，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惯例，使我更快走向死地，那就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答郭希吕

译知道您读《论语》《孟子》而不废弃它们，很好。暂且先把正文熟读，从自身的实际处境上去看，再考察诸位先生的说法；其中有启发阐明之处，就广泛阅览而审慎取用。凡是一言一句对自己有益的，都应当玩味体会，不可以因为担心路径分歧，就认为所有内容都不必读。墓铭的额题再加上“宋”字，也很好。伯谟一定已经报知去了。大体上，石碑长，就把十个字写成两行；石碑短，就把九个字写成三行，依事情的适宜安排即可。答郭希吕 您来信所说在家居处、侍奉长辈的意思，非常好，非常好。这件事别人无从出力，正应当自己勉励而已；但您说到学问的大原则，不敢越级谈论，这一点我的意思却有未能明白之处。学问难道还要到别处去求吗？不过是想明白这个道理并努力实行罢了。只是下功夫有先后次序，没有不以爱亲敬长为先的。并不是说学问自成一件事，可以置于礼法之外，而姑且只去做孝友的实际功夫。因此我私下希望您兄弟二人共同深入体察这个意思，并在所谓学问的大原则上加以讲求，以求得孝悌的实际；那么闺门之内，伦理会更加端正，恩义会更加深厚，将会有不期然而然的效果。如果把学问看成一件高不可及的大事，急急忙忙地只把精神耗费在科举文章上，却想另外寻找一种办法，作为使家庭长久和睦的计划，我私下恐怕天理不明，人欲横行，其后流传的弊病将会多到无法尽数、无法防范。不知贤者认为怎样？答郭希吕 您来信反复申说，似乎还没有完全明白我前后的意思。大概人心有完整的体和作用，所以学问也有完整的功夫。所谓孝悌，是完整心体中的一件事，只是比其他事情更加重大、更加紧要罢了。固然不能说学习的人只做到这一件事便完了，其余事情都可以一概抛弃而不问。因此圣贤教人，必定以穷究事理为先，以努力实行来完成。因为能够明白此心的全体，孝悌固然包含在其中，其他事情也不在它之外。孝悌固然不能不努力，其他事情的缓急、本末，也都各有自然的次序。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行孝悌未免出于有意为之，而且未必能穷尽其中的道理，也就不能成为众事的根本。如今考察《六经》《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书，就可以看见这一点。希吕自称多病，所以不能精思博学，只姑且在力所能及处用功；这本来已经是自我放弃，却还可以推托说是接近根本。如果竟然认为孝悌之外便没有学问，那就实在是错误的见解了。况且如果确实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学，那么又为什么要苦心竭力从事科举文章呢？这个不做，那个却长久地做；即使说不是厚待利益，也是不重视义，我不相信。希吕，你还应当再想一想。书院的规模，姑且随着事情和力量逐步去做，等到根据实际情况考察整理，才能看出次序，不必这样预先安排。记文、匾额榜文尤其属于外在的事务。但有这种想法，正可看出心思浮浅、向外驰逐的征验。如果能在学问的整体上切实针对自身下功夫，气象自然应当深厚而宏阔。把《太极》《西铭》《通书》各自的注本试着熟读并思考，也是求理的一端。大体说来，学习的人不可以有一件事情轻易放过；长久坚持不止，即使不是紧要的功夫，也会有得力之处。答郭希吕 您来信所说的内容，已经全部了解了。然而所谓收心、正心，并不是要做到漠然无所思念，只是要经常保持清醒觉察，思考应当思考的事情，而不违背义理罢了。另纸所说的内容，看得还很不仔细，更应当加功专心研读《大学》。从头到尾贯通理解，完全没有疑惑，然后才可以读《论语》《孟子》；《论语》《孟子》又没有疑惑，然后才可以读《中庸》。如今《大学》还完全没有明白，却又同时读《中庸》，用心如此杂乱，怎么能看得详细呢？还应当耐心专一地细看为好。日月容易流逝，大事还没有明白，实在令人畏惧。答时子云 您来信写满了纸，我深感没有明白，必定是您当时把这件事看得太重，所以这样执着，不能放下。如今想来，您还不能马上割舍；但请每天抽出三五分功夫，把古今圣贤关于义利的言论加以剖析，反复熟读，时时思考省察：义理从哪里来？利欲从哪里产生？这两者对于人来说，哪个亲近，哪个疏远？哪个轻，哪个重？如果不得不取舍，哪个应取，哪个应舍？哪个应缓，哪个应急？刚开始看时似乎没有滋味，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领会。该剖析判断的地方弄清楚了，自然就能放下。舍弃这件事不做，却纷纷多言，思前想后，辗转纠缠，一生都走不出来。先不说小小的得失，即使一旦登上高科、升任显官，也还要另作思量筹划，终究没有空闲走上这条道路。请试着想一想怎样？从前编《近思录》时，想收入几段论说科举败坏人心的文字，而伯恭不肯。今天才知道，这个病根从那时起就已经栽种培植在心田中了，真令人痛恨。答毛舜卿 您所说功夫的次序，似乎觉得头绪太多。如今姑且只在“敬”“义”二字上随处下功夫，时间久了自然会收到成效。义利之间，只须努力加以分别，不应预先因为难以辨别而忧虑。圣门的学问不过如此，这就是终身的事业，也不必另外妄想还有更高的一条道路。答王伯礼【洽】“参”是以三为数来计数，“伍”是以五为数来计数。比如说“什伍其民”，又说“或相什伍”，并不只是指三和五罢了。大概记数的方法，以三来计数，遇到五便彼此齐整；以五来计数，遇到三便互相交错。因此荀子说：“窥察敌情，随机制变，要以五来配合三。”注中引韩非子说：“省察言论的同异，以知道朋党的分别；以成双的三五之数加以验证，来考察陈旧言论的真实。”又说：“以同类事物相互比较来参验，以五来配合三的参验。”《汉书·赵广汉传》也说：“把他们的价格参伍比较，按类别相互校准。”这些都是这个意思。《易》所谓“参伍以变”，大概是说有时以三来计数使它变化，有时以五来计数使它变化，前后多少彼此反复，以不齐求得齐整。像《河图》《洛书》《大衍》的数，伏羲、文王的卦，历法家关于日月五星、章蔀纪元的计算，都是各自成为一种方法，彼此不相依附，却不妨碍相互贯通。关于“综”字的意义，沙随已经掌握了。但“错综”本来是两件事：“错”是交杂而使之互相交错；“综”是分条整理而使之有条理。“参伍”“错综”又各自是不同的事情。参伍是用来贯通的，它的治理方法简略而疏阔；错综是用来穷尽的，它的治理方法繁复而严密。

译“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是伏羲画卦的方法。《说卦》中从“天地定位”到“坤以藏之”，是以前伏羲所画八卦的位置。“帝出乎震”以下的文字，是文王就伏羲已经完成的卦推演其义类的说法。至于卦变图中“刚来柔进”之类，也都是在卦已经形成以后用心推说，认为它是从那个卦变来的；并不是先有那个卦，然后才有这个卦。古注说“贲卦从泰卦变来”，先儒对此加以非难，认为乾坤合而成为泰，哪里有泰再变为贲的道理？却不知道，如果从伏羲画卦来说，六十四卦在同一时刻全都完成，即使乾坤也没有产生其他卦的道理。如果按照文王、孔子的说法，那么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在于看得灵活通达，不受拘束，这样就没有不通的地方了。《易》中先儒的旧法都不可废弃，只是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卦变只对《彖传》的文辞有用，但旧图也还不完备。近来我曾加以修订，如今抄写送去，您可以在空白处填画卦爻，再用《彖传》考察，那么各卦所从而来就都可以看见了。不过其中也有一卦从几个卦变化而来的，必须仔细考察；由此可以看出《易》中的象数无不贯通，不应像今人那样拘泥。【右●初●卦左●●】如今在图中这样增补修订，应当已经明白了。答杨深父 您说自己忧虑性情柔弱怯懦、不能立定主见，却想专门追求宽大包容，这正是所谓以水济水。此前我之所以奉告，只是希望贤者在日常生活中不要使此心昏昧，更在应对接触事物时分别寻求其道理所在；这样喜怒哀乐自然不会偏倚，也都能合乎节度。不知贤者认为怎样？答杨深父 您所说的各种疑问，我本来曾当面讨论过；如果还不能判然明白，不如把疑问逐条列出，对章加以解释、对句加以辨析，这样应当会有定论，不可只像这样泛泛议论。【略处如“某章某说某句为何应当取而不取，过失之处很不妥当”，三说也是如此，这样才能看见疑问的实情。】礼乐刑政作为教化，如同寒暑生杀构成一年，这有什么可疑的？如果按照来信的意思，那就是道之外另有事物，而刑政专门出自蚩尤、申不害、商鞅了。这一类问题更应当放宽心胸，仔细推验，不可只拿平常的小小见解来窥测。看横渠先生论《周礼·天官》的地方，也可以看见这一点。答汪子卿 自从分别以来已经多年，因为疾病和诸多变故，没能及时问候。只是长期思念仰慕正道，想不到您来信两封，情意深厚、礼数勤恳，有些实在不是我这样浅陋的人敢于承受的；然而这足以看出您笃志好学，即使年老也没有忘记。收到信后，时值深冬，寒暖无常，不知您的身体起居如何？敬祝起居万福。我朱熹虽然年齿如犬马，处在贤者之后，但如今也已到了老年。平生做学问，不是没有尽心用力，只是还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效。把您的教诲反复读了三遍，都是我力所不能达到的，又哪里足以稍稍帮助您的高明呢？只是承蒙您的情意殷勤，也不敢隐瞒自己的固陋。私下玩味您来信中引用《论语》的几条，谈论仁很详尽，反复论说也不能说不周详。只是对于“仁”这一字的义理意味，以及应当怎样下功夫，都还没有涉及。难道您对此本来有默契，只是心领神会而忘了用言语表达吗？否则，就是您对于仁之所以为仁，实际上还没有明白地在心中看见，也没有确实体会到自己已经有所获得。我恐怕您所谓“不违不害”，会茫然如同捕风系影，不知如何措手；而您处在困穷、通达、得失的关头，或许还不能泰然自若，内心毫不动摇。长者的明见即使不至于如此，但从您所谓变通的方法来看，却可以看出您仍未免重视那一边而轻视这一边。从前子贡问“无谄无骄”，大概自以为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但孔子认为还不如“以贫为乐而爱好礼”，为什么呢？“无谄无骄”仍局限在贫富之中；“以贫为乐而爱好礼”则已经超然于贫富之外了。然而达到这种境界，必定曾经下过一番功夫，并不是拘拘然在两者之间比较、计量、压抑自己，求得超脱于此。何况如果自己预料必然会感到不安，预先制定变通的办法，那么所立的境界恐怕还要低于“无谄无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私下的意思，是希望长者在这件事上暂且不要忧虑其他，只深入探究圣贤的话，寻求仁之所以为仁的道理，返回自身切实用力；这样对于所谓“不违不害”，都会像有具体事物可以指认一样明白，而困穷、通达、得失的变化，也会脱然与我无关。不知高明认为怎样？如果有不妥之处，希望再次教诲我。答赵几道【师渊】您所说当时学术的弊病非常好，但所谓冷淡的生活，也恐怕反而会放纵自己而造成更大的祸害。孟子之所以舍弃申不害、商鞅而拒斥杨朱、墨子，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正因为我们这一派孤立弱小，不愿在内部自相矛盾，也厌恶纷纷争辩、彼此竞逐，觉得那样可耻，所以一概容忍，不能极力议论。近来才深深觉察到它的弊病：他们完全没有稍稍看见天理，仿佛一味只把私意东推西挡，编造出许多偏邪、淫乱、邪曲、遁辞之说；而且腹中空空却心气高傲，妄自尊大，俯视圣贤，蔑弃礼法。仅这一点，对学者的心术尤其有害，所以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说破。他们的家计已经形成，决不会肯舍弃；然而这个道理既然说明白了，希望可以防止后来的人免于堕入邪见的坑中，这也算是一件事。答赵几道

译从前读史书的人，不过是记载其中的事实，摘取其中的辞采，供写文章使用罢了。近世的学者颇为知道这种做法的浅陋，于是改变方法，致力于考察形势的利害、事情的得失，尤其喜欢称赞司马迁的书，讲说推尊，几乎认为它胜过孔夫子，宁可舍弃《论语》《孟子》之类而去读他的书。然而我曾听过他们一两种说法，不过只是战国以来的见识；其中正确的地方，也不过是知道尊崇孔氏，却只是看见孔氏的外表，喜爱外在的文辞罢了。他们说要以孔夫子为准绳，实际上并不知道究竟折衷什么。后来的史家又不如他们，因此读史的人大多见识粗浅，对于义理的精微多半不能认识，反而陷入世俗平常的见解，以为即使是古代圣贤，也不过是善于审度利害得失罢了。只有苏黄门作《古史序》，篇首便说：古代圣人必定行善，就像火必定热、水必定寒；他们不作恶，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一样。在义理的大纲领处，他看得极其分明，提得极其亲切。虽然他后面的文字未能尽善，但仅凭这几句话，已经不是近世诸儒所能相比的了。可惜他起初做学问的功夫本来没有次序，也没有经过实践，不能把本末一一看得妥当；只是由于资质安静恬淡，没有其他外在欲求，所以在这些重大根本处，能够窥见一些大概。到了这种境界，正好应当着力，却又堕入佛、老的门户之中，不能按照圣贤的指示，建立修身治人的正当规模，把它落实到事业上，传给后学的也只是空谈这种意思；而他思想真正看重的地方，终究停留在文字语言之间。他的门徒虽然极力推尊他，却始终没有人能够把这个关键问题提出来，建立宗旨和防线，也实在可恨。他评论司马迁过失的两句话，也切中了司马迁的要害，不知近来推尊司马迁的人，曾否替他略加解释。今天已经写完信，偶然想起这几句话，姑且再次告诉您，不知您认为怎样。答刘仲则【杰】您所说求学之道，不专在书本，而在持守自身、应接事物之间，道理固然如此。然而如果完全舍弃书本，不再把讲求、辨析学问当作一件事，恐怕在持身接物之时，未必都能认识根本源头，也就会在关键处走偏。这正是子路说“人民社稷，何必读书”的言论所以被圣人厌恶的原因。请在治理百姓、处理事务之余，再多取圣贤之言来读，来思考，自然会觉察到有所进步，然后就知道这句话并非虚妄。《大学章句》一部，姑且奉上作为思考的凭借。大体说来，读书只有虚心专意、循序渐进，才可以有所收获；就像百牢九鼎的食物，不可能一口便尝尽它的滋味。答黄冕仲 您所说为学的功夫很好。但如果果真看见日常往来无非是至善，那么也不必特别用力去把持；只是恐怕过于急切反而会失去它。不如姑且从容地顺着它所趋向的方向去做，这就是长久持守而达到纯熟，时间久了自然会看见次序。读书姑且从明白的地方看，细细体会，不必过分考索；时间久了，彼此融洽，自然会通透。我从前说小善不足以决定轻重，并不是认为小善不值得做，只是说要认识大体、找到用功的地方，不能专靠小善作为根本。善所在的地方，就应当去实行，固然不可以因为它小便忽略。答沙县宋宰【南强】我隐居山间，沿途听闻，也从各位士人朋友的谈论中完全知道您的政绩优异。我私下认为，现在做官的人只顾救济眼前的过错，不能一心一意实行抚恤教化的政务，已经很久了。像您这样的人能够出于他们之中，使百姓不以劳苦相告，而官府没有荒废的事务，这是值得称道的。听说当权者已经颇为了解您，希望您更加修治自身所能做的事。实际成效既然大，声誉就会更加宏大，将不可掩盖。施政不必有意去追求声名。答杨简卿【廸】很久没有收到您的问候，承蒙来信，得以详细知道近况。新年以后，侍奉尊亲，吉庆如意，这使我欣慰。又知道您已经完成了书考，又得到史君的荐剡，更加为您高兴。只是您所说请我替赵帅写信一事，您正当年少，为什么竟这样急切呢？假使前一次没有考中，如今难道也要凭举状关说升迁吗？我一生不敢这样做，所以也不愿把这种做法施加给别人。我不喜欢别人委婉曲折地替人求取知遇，所以也不愿写这种信。反复思量，没有办法答应您的请求。只是有一句话送给您，希望贤者立志高明，能够自我防范世俗流弊，这就是我的希望。井伯虽然确实爱护您，却似乎还不知道应当怎样爱护您。答江梦良【史】您来信所说学校的种种情形，我已经完全了解了。如今教官能够这样留心学校事务，实在不容易得到。然而还应当勉励学生的学业；即使暂时还不能深刻理解义理，至少能够多读经史、博通古今，也是一件事情。不可只想着时文，把它当作眼前苟且简便的打算。答吴宜之【南】您所说求学的功夫，如果真如您所说，那就是大为勇猛精进，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人了。可是我先后多次听您这样说，等到见面时，您的性情、态度依然如故，只是旧日那个人，丝毫没有改变。那么您今天所说的话，依我的意思实在不敢相信。况且不但您所说的毛病没有去除，反省自身粗疏、说话轻率的毛病反而更加增长；用这样的态度求学，正是所谓向后退却而想求得前进。答吴宜之 他说：这些纷纷的言论，都是不肯安于义命的意思。以宜之的才气，如果稍稍增加沉静庄重，专心向学，还有什么不能达到？如今却一味浮躁，自立一种苟且简便、替自己宽解的议论，读起来令人心烦。如果说世人的习俗浅薄险恶，难以仓促同他们交谈，而想委婉曲折地开导他们，我仔细推究这种意思，恐怕您自己也未免浅薄险恶，难以交谈。今天我已经决定登船，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希望您再想一想这些话，痛下决心收敛自己，还可以挽救一半。如果仍像前些日子的想法，那么将来的困窘一定会比今天更严重，到那时即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所谓学者，除了科举文章之外，便没有可以从事的事情。这句话是为什么说出来的？依我的意思，科举文章之外，学者还有许多合宜下功夫的地方，这正是贤者应当深思的。答吴宜之

译看您来信所评论的他人的长处、短处、得失，没有不精当的。但您平日对于读书求学的用意，以及应接事物的方法，却与此很不相像。难道是您致力于外在事务太多，反而缺少反省自身吗？子贡评论他人，孔子说：“赐啊，你就贤了吗？我却没有这个闲暇。”希望宜之经常思考这句话，念念向内，在切己之处下功夫。他人的长短得失，不是我所应当知道的。陈公的贤能，当然乐意听闻，但公私事务繁多，哪里能顾及这些呢？新诗固然有佳句，却也不是当务之急。何况想把诗投献给别人以求知遇，这是向外驰逐中尤其严重的，更不可不戒。史论也不必急着写，姑且致力于穷究经书、观察义理，深深自我涵养，把自己身分上应做的事情弄明白为好。答吴宜之 承蒙来信，知道您已经在筹划进京，如今想必已经到了。但我身处闲散偏远之地，哪里能替人婉转地求取馆舍、求取考试机会呢？如果我能这样做，那么亲戚中如黄直卿之辈，也应当先替他们谋求了。何况我一生求学，只学习安于困穷、守住道义这一件事。朋友远道来问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如今如果委曲迁就宜之的意思，替您经营谋划，就是在师生之间离开仁义、怀抱利益来相互交往了。这难道是彼此来询问学问根本的本意吗？答吴宜之 您所说《易》的解释，确实太简略了。然而这部书的体例同其他经书不同，只能这样删取编缀。说得太多，语言反而会把意思说死。先儒的注解并不是不好，只是都陷入各自的毛病，所以不能完全合乎人的心意。中间我曾想把经文下的部分注文稍稍移入传中，使经文的意思更加舒展，但一直没有功夫做到。如今我这样衰病，又有无数尚未完成的文字，恐怕会成为终身的遗憾。答徐斯远【文卿】文叔做县令，却不肯切实下功夫，竟狼狈到这种地步，怎么还能着力呢？关于谋求调任、逃避困境的说法，是临难苟且求免，尤其不合义，怎么可以萌生这种念头？何况又没有什么可以求取的地方吗？子耕最近收到信了吗？所患的病怎样了？想来已经趋向痊愈。如今后辈中迟钝的不能成事，聪明敏锐的又大多驰骛于文辞。子耕近来能够向内用功，实在很值得欣喜。答徐斯远 彦章固执地守着旧说，是在防护、珍惜自己的见解，不肯自己下狠心加以驳斥。就像有人收得了假金，不敢拿去用火烧炼，这样怎么能有长进呢？佛家所谓琉璃瓶子禅，正是说这种情形。答徐斯远 昌父的志向操守和文章辞采，都不是同辈人所能比的；这次恰好遇到悲伤烦扰，没能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尽，但大体也已经说了，不过是希望他删去枝叶，在日常生活中深入察看义理的本然，或许能够有所依据而进入实际境地，不只是做一个骚人墨客罢了。如今他的志向虽然不止于此，但仍然觉得有偏重一面的意思，切实针对自身的地方却完全没有安顿好。斯远也不可不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特意详细答复，希望你们能够互相警诫、互相切磋，这样最好。彦章的议论虽然有偏滞不通的毛病，但他的意趣终究是向内而接近实际，有可以受用之处。答赵昌甫【蕃人】斯远实在令人挂念。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只有“固穷”二字是应当着力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堕入坑中、陷入沟壑，再没有正确的道路了。尤其文人善于玩弄言辞，容易被人说动，因而走入邪路。像近世陈无己不去拜见章惇、雷州吕居仁不回复梁师成，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可贵。答徐彦章 承蒙您反复恳切地来信，更加看出见解精深。我私下认为，在情感尚未发出之前，固然不能说其中没有任何东西；但如果便说情与性没有二致，完全没有虚静的时节，那就不可以了。大概在未发之前，万理都具备其中；然而那是虚之中的实、静之中的动，浑然未有形迹可指，所以称为“中”。等到已经发出之后，原来具备的实理，才运行在活动之中。您来信本来想防范异端，但其中却有越过界限的地方，主张也太过，气象急迫，没有沉浸醇厚的意味，这尤其不是小的过失。希望您暂且放宽平和自己的心情，涵泳体察这个道理，再慢慢在毫厘之间剖析，然后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知见。儒、佛的邪正，不必这样急迫地判定。前些日子我看《论语说》，其中驳斥伊川先生“孝悌为仁之本”的说法，这正是没有在情性之间加以分别；恐怕应当再仔细玩味，不可轻率立论，轻易诋毁前贤。《致中和》一节，也请您深入思考，不要把先入的说法当作主导，那就太好了，太好了。答徐彦章 您来信所说以善为主的观点很好，但善的守持有动、静两方面；相对而言，静是主，动是客，这是天地阴阳的自然道理，不可因为嫌它像寂灭便废弃它。还希望您虚心平气，慢慢思考，时间久了必定会有所契合。如果固执旧闻，举出一点便废弃全部，恐怕不是日新进步的道理。答徐彦章 前些日子我拜状之后回来，信已经寄出，于是没能附带寄给您，深深有辜负、不够敏捷的惭愧。近两天偶然阅读经书的解释，有几条疑义，另纸奉上请教，并把前一封信送到您的朋友那里，寻找方便一并寄去。希望您反复思考，使我能够借此进一步思索。解释中关于中和、动静的内容尤其是大义所在；这里一旦有差错，不只是错解经文，而且对道体也会认识不清。至于日常功夫，常常有急迫的意味，没有深沉安静的气象，恐怕不可以草率放过。答徐彦章【论经说所疑】纯粹归于善而没有间断，称为“一”，这句话很好。但您所说老、释的弊病以及体用的说法，恐怕并不正确。大概老、释的弊病，在于《彖》说“反复其道”时，应当同下面的句子连读。日月、寒暑、晦明，可以说有反复；死后不可能再生，如今却放在同一个例子中推说，恐怕会落入佛氏轮回的论说。天地之心与赤子之心，恐怕还需要斟酌。【程子与吕与叔的问答可以看见这一点，请试着详细考察。】“中行独复”是合内外之道，以下的说法我还不明白，恐怕是笔误，否则就是立说太高。关于爻的时义、学习的等级，似乎也都还没有契合。“一阳来复”和“雷在地中”只是一个意思。大概阳气生于闭藏之中，正是极其微小、还不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如今说“不拘于一”，就是把二者各自看成一种意义，恐怕不妥。“然必有事焉”这一句，我还没有明白。当初以为谨慎地习于独处，就是所谓“有事”；如今却在中间加了一个“然”字，似乎把“事”字当作功夫的条目了，恐怕未必如此。《孟子》中的说法已经另行论述过了。

译“不勉而中”的“中”如果解释为未发，恐怕不妥。这里的“中”，是已经发出却没有过与不及的中。圣人的心应当发作时便发作，不需要特别用力，自然不会有过与不及的差错；并不是说不需要用力便总是不发作。“诚”从动处来说，也不妥。难道可以说尚未发动的时候，未曾有诚吗？“中”是没有过与不及的意思，又说“和”是“中”的别名。如果因为厌恶活动而专门寻求静，就只有体而没有用。至于分别体和用，乃是事物道理本来如此，并不是佛、老私自提出的说法。考察我们儒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体用”这个名称，但说“寂然而未发”，固然就是体；说“感通而方发”，固然就是用。况且如今所谓“一”，其中本来就有动静的区别，难道能够没有体用之分吗？并不是说纯粹归于善而没有间断，就要从早到晚不停思考，一刻也不能暂停。在外物不来接触、内在欲望没有萌发的时候，心体湛然，万理都具备，这才是纯粹归于善而没有间断的根本。如今不察看这一点，又不能废弃“寂然不动”的说法，却只责骂老、释以寂然为宗，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大体说来，老、释偏于静，而想使天下的动都消失，就像长久睡眠而不觉醒，把有用的东西丢弃到无用之中，圣贤当然不这样做。如今偏于动，而想使天下的静都消失，就像不停地行走，虽然劳苦却不能休息，圣贤也不会这样做。他们的过失虽有彼此不同，但偏执于一端而不是天下共同的正理，却是相同的。唉！学习的人如果能知道一阴一阳、一动一静可以相互胜任，却不能彼此取消；又知道静是主、动是客，那么差不多就不会昧于道体，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有所用力了。关于“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七世之庙、万夫之长”的解释，都还不妥。从已经发出的地方来说，这样讲是可以的，大概就是所谓“时中”。如果从未发的地方来说，“中”只是尚未有偏倚的意思，同“和”所处的层次也不同。未发只是尚未应接事物的时候，即使市井商贩、役夫贱隶，也并非没有这种时节，怎么能避讳呢？在这个时候，固然还没有物欲泥沙的扰乱；但发出而合乎节度时，即使应接事物，也未曾受到扰乱；只是发出而不合节度，才会受到扰乱。如果说未受扰乱时全是未发，已经受到扰乱后便是已发，那么喜怒哀乐一发出，就永远没有合乎节度的时候了，恐怕不是这样。至于本来所具有的操持涵养功夫，便是静中的功夫；所谓“静必有事”，本来并不是已经有所发动，只是应当发动时不发动，发动时必合节度，并不像佛氏那样专务于永远寂静。“尊德性”以下都是达到至德的方法，文字似乎还不够明白。大体说来，“发育峻极”“三千三百”都是至道，达到这些的人就是有至德的人。这五句话都是用来修养至德、凝聚至道的。“尊德性”是为了充实其发育峻极的大道；“问学”是为了穷尽其三千三百的细节。下面的句子也依此类推。因为大小兼顾、精粗不二，所以处在上位或下位、有道或无道，都没有不合宜的地方，并不只是为了知道礼而已。“中庸”二字各自有所主宰，把它们当作不同的名称，也不妥。明道向前辈询问《中庸》的说法，是吕与叔后来传述时的错误。“天地之大”以下的说法，同上文不相连贯。“察”是明察的意思，说它同“察于人伦”的“察”相同，也不妥。鸢鸟高飞、鱼跃于水，都是自然而然的，哪里还需要谁来使它们受到察看呢？一旦有一个察看它们的人，便不再是那样活泼泼的了。“对儿女所希望的”【句】用来侍奉父亲，自己还没有做到【句】。主旨和行文都同《大学》“絜矩”一节相似，许多人读错了；如今详细考察您的说法，似乎也值得怀疑。“明白了就会行动”以下，应当采用程子的说法，都是就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都使用《中庸》的话。他说“极其真诚却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这种事”，说的就是这个。“圣人的道多么伟大啊！”以下直到“这就是所说的吧”，另为一章。“知化育”不必说成像“乾知大始”的“知”那样。“返回古代的道”以下，考察下文，并不是说不应以古人为师。“三重”应当采用吕氏的说法。“下焉者”如果指衰周以后，恐怕应当是“善”字，不必另作解释。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应当采用程子“能不畏惧艰难而使自己的心动摇吗”的说法，这样一章的主旨首尾才能贯通。公孙丑并不是怀疑孟子把得到职位看作快乐而使心动摇，所以孟子的回答也不是针对这一点。仔细体会就可以看出。“估量敌人、考虑胜负”，是孟施舍讥讽别人不能做到无所畏惧的话。“缩”就是正直。《仪礼》《礼记》中多有这个字，常常与“衡”字相对。下文“直养”的说法，大概就是本于此，这是本章主旨所系，不可忽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必有事焉”，就像说“有事于上帝”“有事于颛臾”这一类，并不是说已经用力的地方，而是说必须用力。“正”是等待、期望的意思，与《春秋传》所说“出兵不正、回兵不正、战胜才算正”相同，古注用“望”字解释，是对的。“忘”是忘掉自己所应做的事；“助长”是嫌它不能达到预期，便强行振作以增益它。告子论性的五种说法，究竟相同还是不同？“生之谓性”是什么意思？《七月》一诗兼备三种诗体，是郑氏不通晓《周礼》“籥章”的意义，才产生这种穿凿的说法，不足以凭信。如今考察《周礼》不遗余力，反而相信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关雎》中的“淑女”，似乎是指嫔妃，恐怕不是诗的本意。中就是和，和就是中。这句话前面已经辨析过了，恐怕还必须更加仔细，不可这样草率地解释。把过分强调体用的人，未必会误导学习者，只是恐怕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反而会误导自己。在这里确立皇极，成为四方取法的正道，这种说法很好。但不知道所谓“絜矩”究竟是什么意思？据此看来，皇极与“自己所厌恶的，不要拿来施加给下属”这一节的意思，似乎不同。答包定之

译近来听说永嘉发生了火灾，您住处没有遭殃吧，是否受到了惊吓？在家庭中讲习，能够从事于孝顺、恭敬、友爱兄弟的实际行动，并不是只在行走时思考、坐着时诵读空话的做法。不过，勤于操持、探索和涵泳，也不可废弃。不知您读的是什么书？能再温习《论语》，并阅读《孟子》《尚书》之类，在明白易懂的地方反复诵读，以直截明白、合乎道理为好，切忌穿凿附会、曲折缠绕。陈国录、徐太丞诸位是否曾经见过？也颇能得到志同道合的人相互切磋吗？我这里今年朋友来往不定，讲学很没有头绪，非常想念定之用心精密，这样的人不容易得到。千万努力，以安慰我远方的怀念。《晦庵集》卷五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五十五，宋朱子撰，书信【知旧门人问答】答潘谦之【柄】您所说的心与性的分别，不知后来理解得怎样了？性就是理，情是理流动、显现和运用的地方。心的知觉，就是用来具备这个理、实行这种情的。以“智”来说，用来知晓是非之理的，就是智，也就是性；用来知晓是非并作出是非判断的，就是情。具备这个理并觉察它是非的，就是心。这些地方的分别只在毫厘之间，必须精细地考察，才能看出来。爱、恭、宜各有区别，喜怒哀乐都是情。依照前面的说法推演，可以举一反三了。读《论语》只看集注，涵泳体会，自然有滋味。《集义》《或问》不必句句都讲解，只要看一部经、一部史，推广其中的意思，就更好了。答潘谦之 您所示意的问题，例如伊川有时也教人静坐，但孔子、孟子以前却没有这种说法。必须从根本上推究，明白静坐与观理并不相妨碍，才算恰当。您的《易》说大体上是对的，不过一阴初生的卦，本来取一阴与五阳相遇的意义；如今这样解释也很好，但还须仔细考察，不知能否兼顾这两层意思？萃卦的三句是占辞，不是阐明萃聚的意义。这是诸儒解说《易》的大毛病，不合圣人系辞以说明吉凶的本意。卜田的吉凶，只在巽卦六四爻中说到。这类地方，有可以解释的，也有不能解释的，只能虚心玩味，把疑问保留下来，不可强行穿凿。 “成性”是已经形成的性；“成之者性”是使之成就。“成性”的“成”与“成说、成法、成德、成事”等相同；“成之者性”的“成”是成就之意，如“成己、成物”。“神之所为”与“祐神”相同，其中的“神”与“神德行”的“神”略有不同。说成法象变化、通达变通，这样解释也可以，但不免稍有牵强附会的毛病。近来另看文字，遇到疑问，幸亏你也提到了。答潘谦之 《孟子》开头几篇与齐王、梁王谈话，大体都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事情，只是担心学习者不能实行罢了。即使从义利的对立中确定自己的趋向，把交换牛时所表现的不忍之心扩充开来，扩大自己的善端；在闺门之内，对妻子、儿女、臣妾，都能察看他们是否温饱，公平分配他们的劳逸，而不因尊卑产生偏私，这也就是与百姓同乐的意思。这样一来，又有什么不是切身的事情呢？您所论说的《孟子》，如果一开始就能这样推类反求，固然不妨说是切合自身；但对初学者便教他们这样看，又增加了一层事情。不如暂且依照原文阅读，逐处各自看出一个道理，时间久了自然会贯通，不必这样费力。乐天、畏天，与仁者居于小国不同，本来免不了成为智者所做的事。假使智者居于大国，也未必能作出仁者那样的举动。为什么呢？智者分别曲直，未必能像仁者那样容忍而不与人争较。领会得对。禹、稷、颜子所处时代不同，出仕和退处也不同，这是合乎义的适宜。伯夷、伊尹所处时代相同，而出仕和退处不同，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孟子为什么都称他们为圣人呢？说伯夷、伊尹所做的是错误的，恐怕不够妥当。许行想要君主和百姓一同耕作，就是对人不分贵贱；想要市场价格不分两样，就是对物不分贵贱。事情虽然不同，意思却相同。孟子借齐王交换牛这件事，启发他不忍之心；借陈相厚葬父母这件事，规劝他兼爱的错误。都是根据他们已经显露出来的地方来启发他们。领会得对。伊川说：“养护心志没有比敬更好的；用敬使内心正直，这是就未发而言的。孟子所说‘反躬自问而心中正直，以正直涵养便不会受到损害’，以及‘由集义而产生’，都是指具体事情而言，是就已发而言的。孟子当时正在辨析告子，所以专门纠正他的偏失。” 孟子论养气，只应当就已发之处来说。程子说养志，自然应当就未发之处来说。两者是不同的意义，本来不妨碍内外相互涵养。不可说孟子为了挽救告子把义看作外在的过失，姑且这样说。恐怕所谓大人之所以成为大人，不过就是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罢了。谈赤子之心，恐怕不是这样。如果大人只是守住一个赤子之心，那么在穷究事理、处理事务方面都会有所妨碍。王子垫认为，士人下不能从事农、工、商的工作，上又没有卿、大夫的职位，所以怀疑他们好像无所事事。孟子说：“士人虽然没有得到职位来实行自己的道，但他的志向所崇尚的，却有仁义。” “尚志”的说法很好。“志”字与“父在观其志”的“志”相同，大概还没有表现在行为上，而只是表现在内心所存的志向上。“向大人游说，就要轻视他”，大概是以游说大人为主来说的；如果说成“见到大人就轻视他”，就错了。领会得对。“在不可停止处停止”一节，是从仁来说的；“对所厚待的人反而薄待”一节，是从义来说的。应当不停却停止，应当厚待却薄待，就会懒惰自私，没有努力实行、笃守义的心，这是不及。有人因此发愤勇进，又会成为助长。等到意气一衰，私心邪念便溃决而出，不可遏制，这又是过度。关于仁义的说法，还不对；“前进迅猛、退步迅速”的说法，也不够精切。因为问题正是在意气正盛的时候，已经有容易衰退的趋势，并不是等到意气衰退以后才显出过失。《尽心》第一章中，“游氏认为知天是穷究天理，事天是履行事天之事，固然很好”；但“夭寿不贰”一节“又是承接上面两节来说的”，上面是“知道以后去实行”，这里是“守持而不改变”；游氏的说法“恐怕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