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十三 宋 朱子 撰奏劄癸未垂拱奏劄一臣闻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此所谓大学之道，虽古之大圣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学乎此者。尧舜相授，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此也。自是以来，累圣相传，以有天下。至于孔子，不得其位，而笔之于书，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其门人弟子，又相与传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谓详矣。而自秦汉以来，此学絶讲，儒者以词章记诵为功，而事业日沦于卑近，亦有意其不止于此，则又不过转而求之老子释氏之门，内外异观，本末殊归，道术隠晦，悠悠千载，虽明君良臣间或一值，而卒无以复于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圣徳纯茂，爰自初潜以至为帝，仁孝恭俭之徳信于天下，纷华盛丽一无所入于其心，此其身可谓修矣。而临御天下朞年于此，平治之效未有所闻，臣窃疑之意者，前日劝讲之臣，限于程式，所以闻于陛下者，不过词章记诵之习，而陛下求所以进乎此者，又不过取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髙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事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着，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臣戅愚抵冐，罪当万死，然愿陛下清闲之燕，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防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以至于臣下之忠邪，计虑之得失，不待烛照数计，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则意不得不诚，心不得不正，于以修身、齐家、平治天下，亦岂有二道哉？臣之所闻于师者如此。自常人观之，疑若迂阔陈腐而不切于用，然臣窃以为正其本，万事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天下之事，无急于此。伏惟陛下扩天日之照，俯赐开纳，则非独防臣之幸，实天下万世之幸。取进止。垂拱奏劄二臣窃观今日之论国计者，大槩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两端焉。盖战诚进取之势，而亦有轻举之失；守固自治之术，而亦有持久之难。至于和之防，则下矣，而主其计者亦以为屈已爱民、蓄力观衅、疑敌缓师，未为失计。多事以来，此三説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夺，于防防之中，谈者各餙其私，而听者不胜其▯。虽以陛下之明，盖未能断然无惑，志于其间也。臣窃以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于义理之根本，而驰骛于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尝窃妄谓，人主之学，当以明理为先。是理既明，则几所当为而必为，所不当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请复指其实而明之。盖臣闻之，天髙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隂阳；地之道，不出乎柔刚。是则舎仁与义，亦无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其曰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已之私也。恭惟国家之与北敌，乃陵庙之深雠，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闻者，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雠之未报，虽享天位，不以为乐，一旦举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聪明智勇，为必能成此志也。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雠，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于必为矣。间者不知何人，輙复唱为邪议，以荧惑圣听，至遣朝臣持书以复敌帅，而为讲和之计。臣窃恨陛下于所不当为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举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于议者之言，而姑为此邪？
译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十三 宋朱子撰写的奏札。癸未年《垂拱奏札》第一。臣听说，《大学》的道理，从天子直到平民，一概都把修养自身作为根本。家庭之所以整齐，国家之所以治理，天下之所以太平，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然而自身不能只凭空修养；深入探究它的根本，就在于穷究事物的道理，以达到认识的极致。所谓格物，就是穷究事理。大凡有这样的事物，就必定有这样的道理。但道理无形而难以认识，事物有迹象而容易看见，所以要根据事物去寻求道理，使这个道理清楚地呈现在心中和眼前，没有丝毫差错，那么应对事情自然不会有丝毫谬误。因此意念诚实、内心端正而自身得到修养，以至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也就都能一并付诸实行了。这就是所谓《大学》的道理，即使古代那些天生就知道道理的大圣人，也没有不学习这一道理的。尧、舜相互传授的所谓“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这个道理。从此以后，历代圣人相继传承，因而拥有天下。到了孔子，他没有取得君位，便把这些道理写在书中，来示范给后世治理天下国家的人。他的门人弟子又相互传述并加以阐明，可以说已经很详尽了。然而自秦、汉以来，这门学问断绝了讲习，儒者把辞章和记诵当作功业，事业日益沦落到卑近浅陋的境地；也有人意识到学问不应止于此，却又不过转而到老子、释氏的门下寻求。内外采取不同的看法，本末归向各不相同，道术因此隐晦不明。悠悠千年，虽然明君贤臣间或相遇，却终究不能恢复三代的盛况，原因就在于不知道这个道理。恭敬地思量，皇帝陛下圣明的德性纯厚完美，从最初隐居潜邸直到即位为帝，仁爱、孝顺、恭敬、节俭的德行确实得到天下人的信服，纷华艳丽之物完全不能进入您的心中，这样说来，您的自身修养可以说已经很高了。然而您临御天下至今已满一年，太平治理的成效却还没有听闻，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或许前些日子劝讲的臣子受到程式限制，所以向陛下讲的不过是辞章记诵之学；而陛下想求得超越这些的东西，又不过是从老子、释氏的书中取来。因此，虽然有天生明知的资质和超越世人的品行，却从未随着具体事情来观察其中的道理，所以天下的事情有许多尚未察知；也从未依据道理来应对事情，所以天下的事情有许多尚未明白。因而在举措之间常常涉及疑惑和两可，在听取采纳意见时也不免受到蒙蔽欺骗；治理天下的成效之所以还不显著，是因为没有讲习《大学》的道理，而沉溺于浅近虚无的错误之中。臣愚昧鲁莽，冒犯圣威，罪当万死；然而愿陛下在清闲宴居之时，广泛访求真正的儒者，请懂得这一道理的人讲解阐明它，并在经验中考察，在历史中验证，在内心中体察，以应对当代无穷的变化。这样一来，今天应当做的事情就不得不做，不应当做的事情就不得不停止；甚至臣下是忠是邪、谋划是得是失，也不必等到明察秋毫、细数筹策，便可以黑白分明了。如果这样，那么意念就不能不诚实，内心就不能不端正；用来修养自身、整齐家庭、平治天下，难道还有两种道理吗？这是臣从老师那里听来的道理。从普通人的眼光看，似乎迂阔陈腐而不切合实用；但臣私下认为，端正根本，万事就会得到治理；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伏望陛下扩大如日月般的照察，俯赐采纳，那么不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请陛下裁决。《垂拱奏札》第二。臣私下观察，今天议论国家大计的人，大体有三种主张：说战争，说防守，说议和罢了。然而天下的事情，获利必有损害，得到必有失去，所以三种主张之中，又各有正反两面。战争确实是进取的形势，但也有轻率举动的过失；防守固然是自我治理的办法，却也有持久难以维持的困难。至于议和的主张，则更低一等，但主张这种计策的人也认为，暂时屈己、爱护百姓、积蓄力量、观察敌方破绽、使敌人疑惑、延缓敌军，并不算失策。多事以来，这三种说法、六种方面彼此攻击是非，互相争夺可否；在纷乱不明之中，议论的人各自掩饰自己的私意，听取的人无法承受这种眩惑。即使凭陛下的明察，大概也不能断然没有疑惑，心志因此受到影响。臣私下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没有在义理的根本上取中定论，却奔逐于利害的末流。所以臣曾经冒昧地认为，君主的学习应当把明白义理放在首位。既然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哪些事情应当做就一定去做，哪些事情不应当做就一定停止，无不是遵循上天的道理，而不是出于一己主观、固执、自私的意念。臣请求再指出实际情形来说明它。臣听说，天在上、地在下，人处在天地之间。天的道理不超出阴阳，地的道理不超出柔刚。这样，如果舍弃仁和义，也就没有办法建立人的道理了。然而仁没有比父子之亲更大的，义没有比君臣之分更大的，这就是三纲的要领、五常的根本，是人伦和天理的最高原则，在天地之间无处可以逃避。所谓“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是说凡是承受上天覆盖、依托大地承载、具有君臣父子天性的人，都会因极度的痛苦而发作，不能自我抑制；这是一种共同的情感，并不只是出于一己私情。恭敬地思量，我国与北方敌国之间，是陵寝宗庙所受的深仇，谈到它便痛切到臣子不忍听闻；不能与之共同存在于天地之下，是很明白的。太上皇帝念及这仇恨尚未报偿，虽享有天子的尊位，也不以此为乐；有一天把这件事全部交付给陛下，是因为认为陛下聪明、智慧、勇武，一定能够成就这个志向。既然如此，今天应当做的事，非战争不能报仇，非防守不能取胜，这都是天理自然如此，并不是人欲的私愤。陛下也已经有意一定要去做了。近来不知是什么人，竟又鼓吹邪说，迷惑圣听，以至派朝臣带着书信回复敌方统帅，谋划议和。臣私下遗憾陛下对于不应当做的事不能坚决停止，反而重重失策而采取了这一举动。况且臣不知道，陛下是由于议和者的言论而不得已姑且这样做，还是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