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集卷七十五　　　　　宋　朱子　撰序

译《家藏石刻》序。我年轻时喜好古代金石文字，家境贫寒，不能拥有相关书籍，只是常常取来欧阳子所搜集著录的书，观看其中的序跋和辨证文字，以此为乐。遇到心意相合的时候，恍惚就像亲手抚摸那些金石，亲眼看清上面的文字一样。后来又惆怅地责恨自己身世贫贱，困苦地居处在偏远之地，不能像欧阳公那样，把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全部搜集来；有时甚至睡不好、吃不下，整天来到泉南。后来又得到东武赵氏的《金石录》，看它大略和欧阳子的书相同，但编次更加有条理，考证更加精密广博，我心中也更加喜爱它。于是我开始打开袋囊，得到先父在世时收藏的以及后来我所增益的石刻，总共有几十种。虽然数量不多，但全都奇特古朴，值得玩赏；我把它们全部加以题签装饰，按照刻石大小制作横轴，悬挂在墙壁之间。坐着面对它们来回观览，躺下起身也一直不离眼前，不必等到打开箱笼、卷轴和书籍把玩之后才觉得适意。大概汉代、魏代以前的刻石，制作制度简朴，有的又出奇诡异，都有可观之处；保存它们足以满足嗜好古物的癖好，实在是很大的帮助。近世刻石中形制较小的，有的制成横卷，像书帙一样，也只是按照自己的方便来做罢了。欧阳子的书有一千卷，赵氏的书比它多好几倍，而我却想凭这几十种藏品追赶上它们，与之并列，实在好像不可希望。然而，哪里知道日积月累以后，不能也达到那样丰富的程度呢？姑且先从这部书开始，等待将来。绍兴二十六年岁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吴郡朱熹作序。《许升字》序。《易经》的卦象中说：“地中生木，这是升卦。君子因此顺应德性，积累微小的进步而达到高大境界。”顺应，就是依据事物本来如此的道理，不夹杂个人私意。由此而行，那么他在增进德行方面，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呢？许生名叫升，跟随我学习；我观察他内心所得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因此我依据他名字的意义，恭敬地给他取字为“顺之”。绍兴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书。《谢上蔡语录》后序。以上是上蔡先生的语录三篇。先生姓谢，名良佐，字显道，曾在程夫子兄弟门下学习，专心立志，努力实行；在跟随交游的诸位先生中，他的见识最为超卓。有《论语说》流传于世，而这部书流传下来的大概很少。我起初得到友人括苍吴任抄写的一篇，题名为《上蔡先生语录》；后来又得到吴中的刻本一篇，题名为《逍遥先生语录》，陈留江读之作序说，这是从先生的兄长之孙少卿伋以及夫隐之子希元那里得到的。这两家的书，都是温陵曾恬天隐所记录。最后又从胡文定公的从子籍溪先生处得到胡家抄本两篇，题名为《谢子雅言》。总共四篇书，拿来互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载胡文定公的问答，都是其他书中没有的内容；而且能够提纲挈领，指示学者用力的地方，也显然不是其他书所能比的。下篇四十七章，和刻本、吴氏本大略相同，但时常有小的差异，大概是对曾氏记录有所增删，因而比原本更精炼。于是我依照旧本订定编成两篇，并且把曾氏本的文字以及和吴氏本的异同附在各篇之下，以备参考。唯独刻本增加的内容还有一百多章，但其中有的失去原本旨意，有的杂入其他书籍；其中最严重的五十多章，甚至诋毁程氏来助长佛学，直接把程氏称作“或者”，而把“予曰”作为话头自行起文。这些说法都荒诞浮泛、没有根由，不是先生应当说的话，也不像记录问答的体例。我猜想，这大概是近世学习佛教的人私下窃取这些文字来抬高自己的学说，偶然又出自曾氏杂记异闻之书，而传抄者没有深入考察，于是把它附会到先生名下，流传久远以后误导后学，使先生仿佛得罪于程夫子，也使曾氏仿佛得罪于先生，这一定是这部书造成的。因此我不自量力，也不顾自己的固陋，便把这些内容放弃并完全删去；即使有人因此给我加上僭妄之罪，我也不敢推辞。其余所谓失去原本旨意、严重杂入其他书籍的内容，也删去了不少，并得到先生遗留下来的语录三十多章，另编成一篇。然而这些记录不精确，只能保存大概的面貌，已经不能和前两篇相比了。总共订定的书有三篇，已经校订完毕，可以缮写；于是说明这样处理的原因，附在后面，等待真正懂得言语、通达道理的君子考察取舍。绍兴二十九年三月庚午，新安朱熹谨书。《赠徐端叔命》序。世人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所对应的天干地支和纳音，推知他的吉凶、寿夭、穷达；这种术数虽然看起来浅近，但学习它的人往往也不能达到精微之处。天地生育万物的机理，不过不超出阴阳五行罢了。它们的屈伸、消长、错综和变化，本来已经无穷无尽；而万物所禀受的不同，以及贤愚、贵贱的差别，也不过是昏明、厚薄之间毫厘的差异罢了，哪里能够轻易弄清其中的道理呢？徐君曾经做过儒者，因此应当知道这些道理。他用心精密微妙，而所说的话多能应验，本来就是应该的。世上的君子如果偶然来询问，哪里只是足以相信徐君的术数并使他的事业得到振兴，也足以知道一个人在出生之初所得的禀赋和分量，本来就已经如此。富贵荣显，本来不是靠贪求羡慕就能得到的；贫贱祸患，也本来不是靠机巧和力量就可以推辞的。只要遵循正道而行，听从命运安排以成就自己的志向，改变末世的风俗，恢复古人忠厚知耻的遗风，这或许就是徐君所能给予的帮助。虽然如此，和人子说话要归结到孝，和人臣说话要归结到忠；寿命长短本来是不变的。必须修养自身来等待命运，才可以确立自己的生命意义。徐君也应当谨慎对待自己所说的话啊！绍兴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书。

译《论语纂训》序。《论语纂训》没有卷数，合为一篇。凡是古今《论语》训释义理被收录的，共有十四家，大体上都以程氏为宗旨。这是我的外兄丘子野所撰述的，子野也把自己的意见附在其中。我读了他关于取舍是非的论说，认为不合圣人之意的地方很少，因此替它写序。序文说：士人生在圣人去世数千百年之后，却想在数千百年前阐明圣人的内心；推究圣人立言垂训的宗旨，在众说纷乱之中概括他的文辞和义理，编成一家之书；同时又希望其中的是非取舍不违背圣人，这实在很难。圣人的书，意义深微，言辞简约；如果不能明白它的宗旨、认识它的根本，多半就会用自己的见解和臆说把它搅乱。过去的大儒尚且有人不能避免这种情况，何况后世纷纷杂陈的学说呢？这就是它难的原因。还有更难的地方。孔子说：“在文辞方面，我和别人差不多；亲身实行君子的道德，我还没有做到。”这就是它之所以特别难的原因。既然它难在这里，而特别难又在这里，那么这部书的写作，也就是为了阐明它所难的地方，求得接近它特别难达到的境界罢了，难道可以停止吗？所以，他探求得能够广博，取舍得能够审慎；按照这个道理来说，他的过失已经很少了。孟子说：“广泛学习，详细说明，最终是要返回到简约的道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后世圣人在数千百年之后出生，却想在数千百年前阐明圣人的内心，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学习能够这样尽心，又哪里会有放纵邪僻之心、向外物穷究而陷入祸患的危险呢？如果实行得不远，那么他所说的特别困难之事，也就可以有所接近了。我因此乐于称道它，替它写下这篇序。一方面说明子野撰写这部书是多么艰难，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从事于圣人之学并不容易。绍兴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作序。《送黄子衡》序。我十五岁那年，正值绍兴癸亥年，才开始和子衡在潭溪一带交游。当时子衡也十五岁，和我同师学习，彼此友好。我比子衡小五个月，因此把他当作兄长侍奉。从那时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我们交游的时间越久，友好之情也越深。我们居住的地方又正好是东西相邻，弦歌、诵读和讲说的声音彼此相闻。不是外出服役办事，或有事情牵累而不能自由行动，平时没有早晚不相见的。其余时间，我们就聚在一起讨论六经、诸子百家深奥的道理，立身行事的方法，以及当世的得失，没有什么不共同讲求其极致的。至于文章的趣味、书法和各种技艺的工拙，都只是余事罢了。子衡如果认为我是可以交谈的人，我也依靠子衡来使自己进步。因此即使偶尔有一天不能相见，我们也从来没有不殷勤地彼此思慕，把离别看作可惜之事。如今子衡忽然认为自己的学问还不足以充实他的天资，离开这里到三山跟随老师学习。过去我和子衡交游时，已经看出他聪颖敏锐、明达通透，沉浸于典籍文章之中，致力于道德实践，其中本来就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然而我还担心他会因此自满。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他内在的确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学习的祸患，没有比自满更严重的；对学习的妨害，没有比没有老师更大。幸而得到老师而承受教导，于是又担心自己不知道应当怎样学习。如今子衡此行，不把千里之遥当作遥远，不把自己聪颖明达的资质看作胜过别人；他的志向难道只是比今天做士人的人稍高吗？只是他知道怎样求师，而且平素已经有所获得了。那么我所要告诉他的，难道还需要另有追求吗？我只愿子衡从今以后放下自己已经会的，向老师求取自己尚未学习的东西罢了。如果真能按照这番话去做，那么即使将来离别的感叹比一天不见更深，我和子衡也不会把它耿耿地记在心中。这样一来，我之所以和子衡交游的意义，也就可以知道了。子衡对我所寄托的期望，我也可以不至于辜负了吧。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表弟新安朱熹作序。《论语要义目录》序。《鲁论语》二十篇；《古论语》二十一篇【把《尧曰》篇以下的章节分出《子张问》另为一篇，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时得到】；《齐论语》二十二篇【有《问王知道》二篇】。魏代何晏等人汇集汉、魏诸儒的学说，按照《鲁论语》的篇章加以考订，又为《齐论语》《古论语》作注。本朝至道、咸平年间，又命翰林学士邢昺等人取皇甫偘的疏文加以删约修订，作为《正义》。关于章句、训诂、名物、礼器和事物等方面，已经很详细了。熙宁年间，神宗皇帝重视经学，开始设置学官，以便有利于学者；当时的宰相父子却逞用自己的私智，完全废弃先儒的学说，妄加穿凿，以利益诱惑天下人，使他们的耳目受到蒙蔽。当时文章才能杰出的人，大概有人知道其中的是非，傲然不肯屈服于他们；但他们所提出的学说，又不能卓然不违背正道。学者趋向于这些说法，就像舍弃夷貉之地而前往戎蛮之地一样。在这个时候，河南二程先生独自从遗留的经籍中得到孟子以来失传的学问；他们用来教人的，也一定把这作为要务，然而他们所说的话，却和别人所说的不同。我十三四岁时，从先父那里接受他们的学说，还没有通晓大义，先父就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去世了。这期间我多次访求老师和朋友，仍认为不够，于是遍求古今各位儒者的学说，汇合编纂起来。诵读学习久了，反而更加迷乱困惑。后来晚年亲近有道之人，私下有所听闻，才知道其中穿凿支离的说法本来没有什么可取；至于其余部分，有的引据精密，有的解析通达，并不是没有一句一字值得观览，只是它们对于圣人深微的本意来说，毕竟不是程氏所传的道理。隆兴改元，我闲居无事，和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致力于此，慨然发愤，全部删去其他学说以及其门人、朋友数家的说法，加以补辑订正，编成一部书，题名为《论语要义》。这是因为我认为，学者读这部书，对于文义、名物等详细内容，应当到注疏中寻求，有些不可简略；至于《论语》的要义，在这部书中或许可以得到。学者只要熟读并深入思考，悠游涵泳，长久不放弃，一定可以从这里有所自得。根本一旦确立，各家的说法中有不可废弃的，再从容取来观览，那么其中支离诡谲、扰乱经义、损害本性的说法，以及近世出入离遁、似是而非的辨析，都不能成为我的祸患。唉，圣人的意思可以用语言传达的，都具备在这里了；不可以用语言传达的，难道也会在这之外吗？至于深入探究并由自己获得领悟，关键只在于学者自己用心而已。因此我把所有《论语要义》的篇名和作者姓名大略列在下面，并叙述编书的用意如下。

译《论语训蒙口义》序。我已经为《论语要义》编次作序，以备阅览。闲暇时又读给孩子们听。大体说来，各位老先生所作的解释，本来就不是为儿童设置的，所以训诂简略而义理详尽。初学者读它，连经文的句子都不能自行通晓，又要遍读各种学说，询问它们的旨意，茫然迷乱，恐怕并不是启蒙的要领。因此我删削编录，编成这部书。以注疏为基础来通晓训诂，参考《释文》来订正字音和句读，然后引用各位老先生的学说，发挥其中的精微。一句话的意义系在本句下面，一章的旨意列在本章左侧；又把我平生从师友那里听闻、经过自己思考所得的内容，间或附上若干条。本末、精粗、大小、详略，没有一项敢于偏废。然而追究它创作的本意，只是为了便于儿童学习罢了。因此题名为《训蒙口义》，大概是准备收藏在家塾中，让孩子们学习，并不是敢于为别人阐发。唉！孩子们到我面前来。我小时候有幸承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从事这件事二十多年，资质不敏，仍未能有所获得。如今却妄自以为可以采集先儒的言论，作出取舍，衡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这哪里是我所应该做的呢？然而施用于你们这些孩子，只取它容易明白；本来不是著述，只希望这样或许还可以，幸而不要怪罪我罢了。它的训释详细而明白，如果每天讲习，就没有不能通晓的；义理精微而简约，如果每天诵读，就没有不能认识的【“识”读去声，以下同】。已经通晓的内容，要认识之后时时温习；尚未理解的内容，也不要忘记。我当初学习，也不过如此罢了。唉！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恭敬地对待它！要急切勤勉，却不要想求速成；要循序渐进，却不敢懒惰。不要被世俗之学牵引，因而断然把它看作迂腐淡薄；不要被异端迷惑，因而越级冒进，把它看作浅近卑下。圣人的言语，是大中至正的极致，是万世的标准。古代的学者，开始时就以此作为学问，最终也没有离开它而另求所谓道。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修养自身，整齐家庭，再推广到他人，内外如一，这些都从这里取得，没有什么不完备，而且终身如此就够了。舍弃这个而到别处求取，难道没有值得观览的东西吗？但要走得远，恐怕会陷入泥泞。从前我几乎就陷入其中，现在才勉强脱身，所以不愿你们这样做。唉！孩子们，你们一定要警戒啊！《送陈宗之》序。建阳陈君宗之有一天来拜访我，对我说：“万年公的曾祖父陈起，在仁宗皇帝时作为诸生，得到入任殿中执法之职。当时天子年事已高，储君还没有确定，几位大臣为此忧虑，但商议此事一直不能坚决决定。殿中君有一天斋戒沐浴，上疏极力进言，还没有得到答复，就听说他突然去世了。于是古灵陈公为他撰写墓志。后来丞相温国文正公又把这件事向朝廷进言。如今考察二公的说法以及那篇奏疏，可以知道他确实是以死进谏无疑。然而朝廷每当修订嘉祐年间定策的功臣，功劳大的铭刻在鼎彝上，功劳小的也登载于竹帛，唯独殿中君没有得到参与其中的待遇。万年不肖，实在不能忍受这种愤懑，曾经把事情详细写出上奏朝廷，奏章幸而已经下达，但主管此事的人没有谁怜悯他。如今我准备再次进言，又担心不能成功。您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呢？”朱熹恭敬地回答说：“先祖有善行而子孙不能知道，这是不明；然而不能把它彰明公布，使后代流传，这是不仁。那么，您急切地做这件事，也是应该的。虽然如此，我私下听说，古代君子想要显扬父祖，只认为立身扬名就足以依靠，所以不向别人求取，而向自己求取；不致力于外在的事务，而致力于内在的修养。” “如果殿中君的气节确实很高尚，那么他所以能够流传后世、垂范后人的地方，难道只是因为在一个朝廷之中慷慨激昂、以死尽职，就足以称为忠谅吗？我曾经得到他平生留下的文章，伏案读它；他的言论纯粹，都值得讲习思考；他的行为纯正，都可以作为法则、作为榜样。凭您的才能和志向，把力量用在这些方面，不要因为自己已经显贵、希望被人知道而扰乱它；长久坚持而不改变，这也就是殿中君的事业了。由此立身扬名而显扬父祖，难道还没有充分的余地吗？不谋划这些，反而丢下书本、荒废学业，不避寒暑，奔波劳碌在尘埃之中，却说‘我将要彰明我祖先的德行善事，求得后世知闻’作为打算，岂不是低下了吗？”虽然如此，宗之已经要出发了；凭殿中君的忠诚、您的孝心，主管此事的人竟然都不能因此动心，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值得愿望的事情能够打动他的心呢？如今朝廷清明，年高而有才德的人都在任职，您所担心的事情，大概不会如此。我知道您这次出行，一定能够有所凭借而归，来拜祭殿中君的墓。或者我前面所说的古代君子显扬父祖之道，也难道会立即变成没有用处的空话吗？如果宗之最终有意于此，那么或许还来得及。” 我已经用这些话回答他，为他的出行送行，又写诗赠给他，说：“正因为他有这种德行，所以才像他。”对于宗之，我大概不能没有这样的期望了。隆兴二年夏六月壬午，新安朱熹作序。《困学恐闻编》序。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通过学习才知道的，次一等；困惑而后学习的，又次一等；困惑却不学习，普通人就处于下等了。”所谓生而知之的人，是尧、舜、孔子；所谓学而知之的人，是禹、稷、颜回。所谓“困”，就是行为不能达到预期的意思。知道自己的困境而学习，来增加自己所不能做到的，这就是“困而学之”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处在较低的地位。然而能够致力于此，他最终仍不会在善人君子之后；不能致力于此，就会顺流而下成为下等百姓，而且不知道返回正道。同样是处于困境，在这两种人之间，相差竟然如此遥远，只是学习与不学习的不同罢了。能不警戒吗？能不警戒吗？我曾经用“困学”给自己的闲居之室命名，来我屋里的人，我也从来没有不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我把杂记的编本题名为《困学恐闻》，大概又取孔子弟子子路“听闻道理却未能实行，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的意思，认为“困而学”的人，用力应当如此。读这部书的人，如果把成为下等百姓看作忧患，把听闻了道理却不能实行看作恐惧，那么我就将借此来辅助自己实行仁德。

译《戊午谠议》序。君臣、父子之间的大伦，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正义，也就是所谓民间常伦。因此臣对于君、子对于父，活着时就恭敬奉养，死后就悲哀送葬；用来表达忠孝真情的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并不是虚假地加上这些礼节，只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尽到自己的心意罢了。那么，如果君父不幸遭遇横暴逆乱之事，做臣子的人因而悲痛、愤怒、怨恨、憎疾，必定要为他们报仇雪恨，这种志向难道会有穷尽吗？所以记载礼制的人说：“君父之仇，不能和仇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睡在草席上，以盾牌作枕头，不能和仇人共同拥有天下。”为此作解释的人说：“报仇之事可以延续到五世，于是又说明即使仇恨发生时自己并不是臣子或子孙，只要还没有超过五世，仍然属于必定报仇的范围。”虽然如此，这只是庶民家的事情。至于拥有天下的人，承继万世无穷的统绪，也有延续万世而必定报复的仇恨，不像庶民家从高祖到玄孙，亲属关系尽了、服制穷了，便可以终止。国家遭逢靖康之祸，二帝被掳北去而没有回来，臣子所感到的痛苦、愤怒、怨恨和憎疾，即使延续万世也必定要报复的仇恨，其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太上皇帝奉天命中兴，发誓洗雪父兄所受的耻辱；虽然期间有时也被奸谋所阻遏退却，但圣明的志向更加坚定。到了绍兴初年，贤能人才一起任用，纲纪重新振作，各位将领的军队屡次报告胜利，恢复失地的形势大概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金人于是开始提出和亲的议议，以阻挠我们的谋划；宰相秦桧从朔方回来后，又极力主持这件事。在这个时候，人伦还算彰明，人心还算正直，天下人无论贤愚、贵贱，都异口同声认为不可和议；唯独那些顽钝、贪利、无耻的士大夫纷纷起来附和。清正的舆论不能容忍他们，辱骂、斥责、唾弃他们，甚至想吃他们的肉、睡在他们的皮上，这样对待秦桧，足以看出人们对他的态度了。然而秦桧竟然独自以二帝的梓宫和长乐宫为借口，排斥众人的谋议，迷惑皇帝的听闻，然后所谓和议便一致确定下来，再也不能破坏。从此以后，二十多年间，国家忘记防备仇敌，沉溺于宴饮安乐；秦桧也借此凭借外在权势专享宠爱和利益，窃取君主的权柄来实现奸谋；而先前冒犯清议、迎合上意的人，无不攀附关系而迅速升迁，显达通贵，有的甚至接替秦桧掌权。君臣父子的大伦、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正义和所谓民间常伦，从此在士大夫之间再也听不到了。士大夫习惯于积弱衰败的风气，只看见当时国家平安无事，秦桧及其党徒都享有成功而没有后患，反而把忘记仇敌、忍受耻辱当作事理当然。当然，主持和议的人仰慕秦桧，游说清谈的人仰慕秦桧的党徒。一个人首先倡导，许多人便纷纷附和。癸未年的和议，发言充满朝廷。说金人是世代仇敌、不可和议的，只有尚书张公阐和左史胡公铨罢了。其余大概也有说不可和议的人，但他们的理由不超出利害得失。还有一些平时被认为贤能的士大夫，曾经慨然发出“让六千里土地被仇敌役使”的感叹，一旦进入朝廷站在庙堂之上，却茫然若醉若幼，忘记自己从前说过的话。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他们，他们就说：“这不过是处士的夸大之言罢了。”唉！秦桧的罪行之所以直达上天，即使处死万次也不足以赎清，正是因为他开始时倡导邪谋来误国，最终又挟持敌人的势力来要挟君主，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而其流弊遗弃君主、忘记亲人，竟然到了这样的极点。正因为三纲没有建立，所以众人的志向没有统摄依附之处，上面的人也没有可以凭借来求得安定的东西。这正是有见识的人长远考虑、回头顾念而凛然寒心的地方。然而议论者还说：“姑且根据众人的意见是服从还是违背，来判断事情和道理可不可行。”那么今天士大夫中赞成和议的人这么多，大概不比前一天反对和议的人少。难道能够因为前一天认为不可行，就妨害今天认为可行的事情吗？唉！这是因为不知道前一天的人伦是明白的，而今天的人伦已经不明；前一天的人心是正的，而今天的人心已经不正。况且，如果一定要以人数多少来决定胜负，那么所谓赞成和议的士大夫再多，又哪里比得上六军和万民多呢？如今六军和万民的意见，也就是二位先生的意见罢了。君臣父子的大伦，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正义，也就是所谓民间常伦；它在世间有时显明、有时昏暗，但在人心中却没有真正消亡。因此即使处在衰败、破坏和废弛之后，邪恶的议论纷纷兴起，再也没有忌惮，也不能把这种常伦斩断、削弱、消磨到不存在。为什么不听从这一点，反而只根据前一天所谓顽钝、贪利、无耻之人的残余谋划来判断得失呢？这就是已经坠落的三纲不能重新振兴，已经毁坏的万事不能重新治理，而上面的人最终也不能有所凭借来形成安定强盛局势的原因。如今南北再次和好，朝廷内外平安无事，我这个迂腐愚昧、持有异议的人所谓万世必报之仇，本来已经没有机会再开口了。我隐居田野之间，不能胜过心中的愤懑叹息；因读魏元履所叙述编次的《戊午谠议》，不禁慨然流泪，因为我感伤国家的祸患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心中的感慨无法停止，姑且把这件事的始末大略论述如下，以阐明魏元履所以叙述编次此文的用意，同时表达我这个草野孤臣尽义尽忠的诚心。如果谋划国事的人偶然有所采纳，那么还足以对朝廷的谋略帮助万分之一；这并不是我个人敢于奢望的。乾道改元六月戊戌，新安朱熹作序。《赠李尧举》序。近来李君用五行、七政推知人的寿命长短和穷达，顺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而反推将来的事情；即使相隔几十年，也没有一句话不准确。然而他对我却说了那些话，似乎有值得怀疑的地方：难道是因为说得空泛太多，所以不能没有失误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大概是他看到我困厄穷困已经很久，料想我不能忍受，姑且说这些话来使我高兴罢了。唉！士人辱没在草野泥涂之中，不幸像我的人，哪里数得清呢？一个人活着时虽然爱护他，不忍心看他穷困；但如果一定要人人揣测自己所喜欢和厌恶的事情，以此来决定趋避，那么就可以在当世证明我的术数了。志士不忘记死于沟壑，勇士不忘记丧失首级；那些做这种事的人，大概一定有以此为乐的地方，又怎么知道他果真会因为我的话而动心呢？我为李生谋划，没有比让他直说更好的了。李生只要直说，对我而言既没有违背正道、委屈自身的耻辱，天下人也会无不佩服我的术数精妙；同时又能使我所爱、所敬、所仰慕而不愿他长久困穷的人，更加能够自信，不再把困穷看作累赘，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帮助吗？李生将要到某处去，所以我写下这些话交给他。他在四方奔走的时间还长，经历的事情渐多，将来一定会深深体会我的话。乾道元年十一月朔日早晨，丹阳朱仲晦父书。

译《魏甥恪字》序。《商颂》说：“自古以来，先民有所作为，早晚温和恭敬，办理事务恭谨。”所谓“作”，就是有所作为；所谓“恪”，就是恭敬。一个人吃饱饭、安逸地居住，却对世间没有任何作为，就只是天地间愚蠢的一条蛀虫罢了。所以人不能没有作为；但有作为而不恭敬，他所做的事最终也不会成功。魏氏外甥茂孙，善于读书，能够讲说；但我担心他没有有所作为的志向，也没有恪敬之心。他来请求我给他取名、取字，于是我给他取名为“恪”，以“有作”为他的字。恪啊，你应当恭敬地听从我的话，不要懈怠，不要忽略。乾道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朱熹仲晦父书。《林用中字》序。古田林子用中在屏山下拜访我，十分勤勉地向我询问道学，我却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然而和他谈论了好几天，知道他的志向高远，用力持久，所听闻的道理深厚，而他的成就又不可估量。有一天他对我说，请求我替他改换名和字者。予曰：“名者，子生三月而父命之，非朋友所得变。字虽可改，然前辈有言：‘名字者，已所假借以自称道，亦人所假借以称道己之辞尔。奚以求胜为哉？’”林子曰：“不然，用中之名，在中庸，实舜之事，非后学所宜假借以自名者，故常病其大而不自安，非敢小之而复求胜也。且亦素请于家君矣，愿得一言，若可用以自警者而称焉，则所望也。”予嘉其礼与辞之善也，则告之曰：“舜诚大圣人，不可及也。而古之人有颜子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夫岂不知舜之不可以几及，而必云尔者，盖曰学所以求为圣人，不以是为标的，则无所望走而之焉耳。子诚能志颜子之志而学其学，则亦何歉于名之大而必曰易之邪？且子不观于子思之中庸耶？中庸之书，上言舜，下言颜子，用其中者舜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颜子也。夫颜子之学，所以求为舜者，亦在乎精择而敬守之耳。盖择之不精，则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则虽欲其一日而有诸己，且将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将道颜而之舜，则亦自夫择者始，而敬以终之，无他事矣。故予谓子之名则无庸改，而请奉字曰‘择之’，又曰‘敬仲’，二字惟所称。子以是为足以有警乎？无也。”林子曰：“子之教，敢不奉以周旋。”予因稍次序其语，书以赠之。乾道二年三月癸亥 《送张仲隆》序。士大夫习惯于宴饮安逸、国家无事，而不学习治理世务、对现实有用的学问，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近来天子慨然发愤，把恢复疆土、报仇雪耻作为自己的责任，想要得到天下卓然有用的实际人才，加以任用。当他早起晚睡、吃饭时屡屡叹息之际，天下士人敬受圣意，才重新互相砥砺磨炼，务求精通自己的才能，以等待选择任用。大概从朝廷大臣、侍从中的英俊之士，下至身穿布衣、身份低微的平民，都奋然并起，争相献出治理军队、谋划财利的方法，一时之间竞相显露才华。人才如此众多而且适合实际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盛；国家形势的轻重、强弱，比起从前也已经明显不同了。然而我私下听说，古代圣贤谈论治理国家，必定把仁义放在首位，而不把功利当作急务。他们难道是故意说这种迂阔无用的话，来欺骗世人、迷惑风俗，却甘愿承受实际祸患吗？大概天下万事，都根本在一颗心；所谓仁，就是保存这颗心。此心既然保存下来，才能够有所节制。而所谓义，就是这颗心所作的节制。假如真能让这种道理在天下彰明，那么从天子直到庶民，人人都能保有自己的本心，以此节制万事，没有一件不合宜，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办成呢？不知道从这些方面着手，却说做事只求可行、功业只求成功，我看这不过是把苟且作为一切的计策罢了。这正是申不害、商鞅、吴起、李悝之流使别人的国家灭亡、自己也自取灭亡的原因。国家即使富裕，百姓也必定贫困；军队即使强盛，国家也必定疲弊；眼前虽有利益，造成的祸害却必定深远，只是人们不肯察觉罢了。我的同道张侯仲隆，才干气概远超常人，志向节操十分伟大。当全世界安然无事、沉溺于太平之时，他从事有用的学问已经很久了。等到众人喧闹竞逐于有事之际，他反而深深闭藏自己，像一个无能之人。然而他在治理百里之地时，善良的人感念他的恩惠，奸盗之徒畏惧他的威严。退居闲处时，他闭门读书，用来斟酌世事；亲近仁人、尊重友朋，用来培植根本。他心胸开阔，从未有过感叹年老、哀叹地位卑微的念头。这样看来，他对于古代圣贤关于仁义的学说，大概已经有所领会了。今天皇帝听说了他的为人，还想召见他，难道会是没有缘由的吗？去吧，张侯，要加强饮食，好好爱护自己。把平生所学从容地向皇上这位明主陈说一二；只是遗憾太晚才见到您。希望您不要忘记所谓仁义这些道理，那么也许可以稍稍慰藉朋友们的期望了。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作序。

译《程氏遗书》后序 以上《程氏遗书》二十五篇，是二位先生的门人记录他们所见所闻以及问答内容的书。起初各位门人分别自行编写，先生去世后，流传逐渐广泛；但各自散出、同时流行，没有统一的编次，传抄的人又常常任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删改。因此时间一久，几乎没有完整的编本了。我家藏有先人旧日收藏的几篇，篇篇都记有当时记录者的姓名，语意相承，首尾贯通，大概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所以这些书最为精善。后来又按类别访求，共得到二十五篇，于是略按所知年代先后编成此书。篇目都沿用旧名，另外编写目录，使人看出分别编次的缘由。然而我曾私下听说，伊川先生在世时，门人尹焞得到朱光庭所抄录的先生言语，捧来向先生求证。先生说：‘我还在，何必读这部书？如果不是按我的心意记录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意思罢了。’尹公从此不敢再读。二位先生在孔孟之后、圣学千年失传之后，倡明道学，可以说是盛大之事了。当时跟随他们学习的人，也大多是天下英才；对于先生的嘉言善行，又都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并亲手记录的，按理说应当亲切准确，可以流传久远，可先生的告诫仍然如此丁宁，难道不是因为学习的人还不知道心传的关键，拘滞于言语之间，哪怕稍有毫厘的差错，谬误就会多得说不尽吗？何况此后又过了几十年，只是在残编断简中一点点搜集，传诵流行的道理和学说良莠不分，却说这样就足以完全得到其中精微严密的奥妙，那也错了。虽然如此，先生的学问，其大要还是可以知道的。读这部书的人，如果确实能够以主敬来建立根本，以穷理来增进知识，使根本建立后见识更加明白，见识精密后根本更加牢固，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将会逐渐体会到先生的心意，对于哪些传说应当怀疑、哪些应当相信，也就可以坐而判明了。此外，各家抄录的本子还很多，大都割裂拼缀，已经不是原来的篇章。将来如果能查明它们的来源，应当重新刊出附在今录之后；否则也将删去重复部分，另编为外书，留待后来的君子。《程氏遗书附录》后序 以上附录一卷，其中明道先生行状一类共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都是原文，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唯独伊川先生生平事迹的始末，当时没有论述著作。我曾私下取用实录所载、文集内外篇章所载以及其他可以互相验证的书籍，按先后次序编成《年谱》。既不敢凭自己的意思铺陈，也不能保证没有错误，所以在每件事情下面，各自注明所依据的材料。现在也一并取来编入此篇，合成一卷，附在二十五篇之后。唉！学习的人考察言语来探求他的心意，考核事迹来观察他的实际作用，并且能够有所自得，那么这条道统的传承也就差不多了吧？乾道四年，岁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谨记。《赠徐师表序》南浦徐君师表，精通五行之理。今年建安新进士中的几个人，大体上都是他曾经称许过的，序文引语都保存着，可以重新查阅。有一天他在屏山下见到我，我便用十多个人的情况来验证他的判断：在寿命长短、困厄显达之间，符合的有八九人。由此可知，各位对徐君的称誉并不是虚妄，徐君得到这些人的认可也不是偶然，他以这些人为依据也不是夸耀。他将要出行，请求我写几句话赠给他。我想，人的禀赋有厚薄、成就有迟速，像这样有些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学士大夫仍想凭智力去求取。至于义理上应当做的事，是君子不称作命运的，却又没有听说他们一定去做，这是什么缘故呢？徐君所交游的，多是我们这一类人。希望您在从容闲谈时，把这个道理试着告诉他们，也许会有些益处。乾道己丑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书。《家礼序》礼有根本，也有形式。从礼施行于家庭这一点说，名分的守护、亲爱和恭敬的实情，是根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式、规章和具体标准，是形式。根本方面，是家庭每日实行的常礼，本来一天也不能不修养；形式方面，又都是用来纲纪人道始终的。虽然礼有实行的时机、施行的场合，但如果平时不明白讲习，平时不熟悉练习，到临事之时，就无法合乎适宜、应合节度，因此一天也不能不讲习。三代之时，礼经已经完备。然而流传到今天的宫室、车舆、器物、服饰制度，以及出入起居的节度，都已经不适合当世。世上的君子，有时根据古今变化酌情制定一时的制度，但有的详尽、有的简略，没有适当的折中；甚至有人舍弃根本而专务末节，对实际内容宽缓，对形式仪文急切。即使有志于礼、爱好礼的人，有时也不能掌握要领；至于困于贫穷的人，更担心终身无法达到礼的要求。我愚昧，正是想同时解决这两种弊病。因此曾独自考察古今典籍，依据其中不可改变的大体，在某些地方略加增删，编成这部家礼之书。大体说来，以谨守名分、崇尚亲爱恭敬作为根本；到了实际施行时，又略去浮华文饰，敦厚根本实际，私下想以此接近孔子从先进一派所留下的意思。我诚心希望能够同有志于此的朋友们反复讲习并努力实行它，也许古人修身齐家的道理、谨慎对待人生终点并追念远祖的心意，还可以重新看到；对于国家用来敦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旨，也或许能有一点补益。

译《东归乱藁序》起初我和择之陪同敬夫游览南山，探寻幽胜，彼此吟咏赋诗。四五天之间，共得到一百四十多首。后来又责备自己说：‘这也足以算荒废时日了。’于是又推究义理、互相劝诫了很久。这些事情在前后唱和的序文中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自从同敬夫分别以后，我便和伯崇、择之一同东来。旅途中的行止住宿、车马杖履之间，专门以讲论、问答、辨析为事，已经没有时间作诗了。但在间隙之时，因感触于事情和景物，又不能完全不说话，于是也不免用诗发抒出来。大概从槠州经过宜春，泛舟清江，停泊豫章，经过饶、信一带，曲折行走数千百里，前后二十八天，然后才到崇安。到达后才把行囊全部倒出，收拾零乱的诗稿，仅仅得到二百多篇。拿来阅读，虽然不能说合乎义理中的音节，但看其中内容，彼此规劝、自我警戒的话反而更多。这正是我们希望早晚都能看到而不忘记的，所以不再毁弃，姑且作序保存下来，以显示我们这些朋友直率诚信、博闻多识的益处，并不因游谈宴乐而废弃。至于其中有时发自片面，不能完全合乎正理的，也都保存而不删，希望后日读到时，能够警然自省，思考改正的方法。这样看来，这份诗稿的保存，也不能认为毫无益处而忽略它。至于江山景物的奇异、阴晴朝暮的变化，以及幽深、卓异的景象，千姿万态，即使所谓二百篇诗，也仍有不能描摹的地方。那些大致相像的情形，本来就无法全部记述了。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作序。《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以上是周子的书一编，现在舂陵、零陵、九江都有传本，彼此有所相同，也有所不同。长沙本最后出现，是我朱熹编定的，比其他本子最为详密。然而仍有不完备之处。先生的学问，其精妙全具于《太极图》；《通书》的言论，都是发明此图所蕴含的道理。程先生兄弟谈到性命之际，也没有不依据他的学说。看《通书》中关于诚、动静、理性、命等篇章，以及《程氏书》中《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潘清逸为先生写墓志、叙述著作时，特意把作《太极图》列在首位。既然如此，此图应当放在书的开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先生既然亲手把它授给二程，本来应当附在书后【祁宽居说】；使者见到这种情形，便误以为图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不再加以厘正，使先生借图立象、尽意的精微主旨晦暗不明，骤然阅读《通书》的人也不知道其中有总摄全书的纲领。这是各种传本共同的失误。长沙本《通书》又因沿用胡氏所传的篇章，不再是原来的次序；并删去分章的标题，另加“周子曰”三字在各章开头。这样做似乎没有妨害大义，但终究不是先生原来的面貌；有的篇章删去标题后，便无法理解【如《理性命章》之类】。此外，各本附载的铭文、碑文、诗文，事情多有重复，有的也不能对先生的道理有所发明，以此教示学者。所以现在特依据潘志，把《太极图》放在篇首；这样把先生的精义置于开头，就可以贯通理解全书的学说了。至于本书分章和次序，也都恢复旧有的条理；又取公、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事迹的实情，删去重复，合成一篇，以便读者阅读。世上所传先生的著作和言行，大体都在这里了。潘公所说的“易通疑”，就是《通书》；而《易说》则独不可见。从前听说友人多收藏异书，自称有传本，我急忙取来观看，原来浅陋可笑，都是舍弃法度、当时应试举子拼凑的残余文字，和《太极图说》《通书》完全不像，不必询问就知道是伪本。只是还不知道世上是否另有能够得到真本的人。

译由《太极图》和《通书》推测，可知它所发明的道理应当极为精要；如今微妙的言论湮没，实在可惜。我又曾读朱震进呈《易说》的表文，说此图的传承来自陈搏、种放、穆修；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说先生不只是学习种放、穆修一派，而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学问中的一位老师，不是其最高境界。先生学问的精妙不出此图；如果说此图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么一定不是种放、穆修所能达到的；如果说这不是先生学问的最高境界，那么先生的学问又凭什么超过此图呢？因此我曾私下对此感到怀疑。等得到潘志并加以考察以后，才知道这果然是先生自己所作，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的。大概朱震、胡公都没有见到这篇墓志，所以才这样说。然而胡公论述《通书》宗旨时说：‘人们只看见它的文字简约，却不知道它的道理广大；只看见它的文辞质朴，却不知道它的义理精微；只看见它的言语平淡，却不知道它的意味深长。’人如果真能树立伊尹的志向，修习颜子的学问，就会知道这部书的言论包罗极为广大的道理，而圣门的事业没有穷尽。这是不可改变的至理，读这部书的人应当知道。我因此又摘取这些话附在后面。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谨书。《语孟集义序》【起初名为《精义》，后来改名为《集义》】《论语》《孟子》二书，是学习者求取道的最重要的依据。古今为它们作解释的，大概已经有一百多家。然而自秦汉以来，儒者大多不足以参与听闻这一道统的传授：拘泥于浅近的人，虽然得到它的言辞，却没有得到它的意义；驰骋于高远的人，又往往支离破碎、牵强驳杂，有时连它的言辞也一并失去了，学习者因此更加困惑。宋朝建立一百年后，河洛之间出现了二程先生，这一道统才有了承继。他们对于孔子、孟子的心意，可以说虽处于不同时代，却完全相合。所以他们阐明二书学说时，言语虽然浅近，探究起来却无穷无尽；旨意虽然高远，掌握起来却有要领，使读者不只是得到它的言辞，还能得到它的意义；不只是得到它的意义，还能一并得到他们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进路。他们兴起斯文、启发后学的功绩，可以说达到极点。我曾间或搜集编排各条义理，附在原文各章之后；后来又取与先生学问相同的学者，如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共九家的说法来补充，命名为《论孟精义》，以备读者观览省察；同道中有想从事于此的人，也不加隐瞒。我又曾这样评论：《论语》的言语无所不包，而它用来示人的，大多是操持保存、涵养心性的要领；《孟子》七篇的旨意无所不探究，而它用来示人的，大多是亲身体验、充实扩大的起点。圣贤之间的区别，固然如此；但体和用同出一源，显著和隐微之间没有间隔。既然这样，如果不是深知先生学问的极致，谁能理解这一点？唉！这大概就是他能在百世绝学之后奋然兴起，独自得到千年不传之传的原因吧？至于张公与先生相比，就他所达到的境界而言，我私下认为，或许如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同时在先生门下求学的人，考察他们的言行，又不知道谁可以成为孔门的颜回、曾参。现在记录他们的话，并不是敢说与先生毫无差异、完全符合圣贤的旨意，只是因为大的方面既然相同，那么深浅疏密之间的毫厘差别，正是学习者应当尽心研究的。至于近年以来，向先生门人学习的人，有的又写出了自己的书，我认为那是源流已远、末端分歧，醇厚与浅薄各异，所以不敢收录。有人说：‘那么，世上流行而没有列入这里的各种说法，都没有可取之处吗？’我

译说：‘不是这样。汉魏诸儒校正读音，贯通训诂，考订制度，辨析名物，他们的功劳已经流传下来了。’

译学习者如果不先涉猎这些流传的学说，又怎么能在这里用力呢？近世二三位名家，以及所谓向先生门人学习的人，他们的考证推论，有时也能对文义有所补益。学习者从这些方面有所收获，然后再来读本书，那么还有什么地方会毫无所得呢？只是要探求圣贤的本意，关键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至于表面上自称出自程氏，暗中窃取近似的言语来文饰异端学说的人，确实不能让他们进入学习者的心中。然而他们荒诞虚浮、夸张不实，足以欺骗世人，世俗之人已经很倾向他们了。他们造成的危害难道会很浅吗？不过从他们的语言和气象之间，实际上并不难辨别。学习者如果确实在这部书上用力并有所收获，那么对于那些言论，即使想读，也将忙得没有时间顾及了。这样看来，编写这部书，虽然对于草率从事的讥评，我不敢推辞；至于阐明圣学传承，汇成众家学说的长处，折服世俗流行的谬说，我私下也妄自认为差不多可以做到。乾道壬辰正月元日，新安朱熹谨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林允中字序》起初我结识古田林生用中，喜爱他通达聪悟、端正谨慎、好学不倦，于是应他的请求给他取字为“择之”。有一天，择之又请求说：‘用中的弟弟允中，也知道有志于学问，只是才力稍有不足，希望推求您给我取字的意思，给他取字为“扩之”，怎么样？’当时我还不认识允中，但从择之的话知道他的为人，便回答说：‘好。’第二年，扩之也来了。我观察他的志向和才干，确实像择之所说。从此他跟随我游学，到今天已有四五年了。仔细观察他，他的为人大概是外表深沉而内心明达，外表朴实而内心敏捷，因此我很赏识他。今年他从吴中回来，经过我潭溪之上，留住交谈了三天，见闻更加广博，将要用这些来充实自己的才干了。他偶尔请求我写文章为他的字作序，只是我的话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呢？但我曾听说：动与静相互循环，如同圆环没有开端和终点，而圣贤的学问必定以静为主。大概火气积蓄起来，使用时就旺盛；水势蓄积起来，决开后就流得长远。道理就是这样。扩之如果确实为自己的才力尚未充实而忧虑，想最终使它扩大充实，那么也只应返回根本，致力于实际罢了。扩之恭敬应诺，于是我写下这些话交给他。乾道壬辰九月丙午，新安朱熹作序。《资治通鉴纲目序》前代正直贤臣温国司马文正公奉诏编纂《资治通鉴》，完成后，又摘取其中精要的言语，另编成目录三十卷，一同进呈。晚年他苦于原书过于详尽、目录过于简略，又撰写《举要历》八十卷，想使两者取其中道，但没有完成。到了绍兴初年，已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才又依据司马公的遗稿，编成《举要补遗》若干卷，这样文字更加简约，而记载的事情更加完备。然而过去我从他家得到此书，伏案阅读，仍私下苦于记忆力不强，不能掌握其中要领并兼及详情。因此曾不自量力，便和同道根据二公的四部书，另立义例，增删融会，编成这部书。大体上，是在篇首标明年份【每年的上方横写年号；外加某甲子，遇到甲字、子字便用朱笔标出以资区别；即使该年无事，也依《举要》列出，以备记载年代】；因年份来显示统绪【凡属正统的年份，在岁名下大字书写；不属正统的则分两行小注】；用大字提纲挈领【大字书写有正例、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防御、改革以及号令、征伐、杀生、任免等大事；变例，如不属于这些条例，但善行可以作为法则、恶行可以作为戒鉴的，也特别书写】；用分注来完备言辞【分注有追溯事情起源的，有继续说明结局的，有详细陈述事情经过的，有完整记载言语的，有因始末而显明的，有因任免而显明的，有因事情类别而显明的，有因家世而显明的；还有温公所制定的言论、所采录的评论，胡氏所收录的学说、所撰写的评论，以及二公遗留下来的和近世大儒先生折中的言论，现在也多采录附在其中】。这样使漫长的年代、邻近国家统绪的离合、文辞事情的详略、议论的异同，都贯通明晰，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书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共若干卷。我把它藏在箱笥中，姑且只是为了自己查阅方便、预防遗忘罢了。至于二位公著述编纂的本意，那不是我这样的人所敢企及的。即使如此，年份在上面周全排列，天道就明白了；统绪在下面归正，人道就确定了；大纲大体列举，鉴戒就昭然了；众目全部张开，细微的征兆就显著了。这样，凡是从事于致知格物之学的人，也将对此感慨而有所触动，二公的志向或许就可以默默领会了。因此叙述它的旨意，条例如此，列在篇首，等待后来的君子。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谨书。《八朝名臣言行录序》我阅读近代文集和记事的书籍，看到其中记载本朝名臣言行事迹的地方，很多对世道人教有补益。然而因为这些记载散见各处、没有统一，既不能全面考察事情始终和表里，又被虚浮诡诞的说法混杂其中，我常常为此忧虑。因此摘取其中的要点，汇集成这部录，以便记忆阅读。只是还遗憾书籍不完备，遗漏很多；以后如果有所得到，应当继续补写。

译《中和旧说序》我早年跟随延平李先生学习，接受《中庸》一书，探求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的境界，却没有领会；先生去世后，我私下哀叹自己不够聪敏，像穷困之人无处归宿一样。听说张钦夫得到衡山胡氏的学问，便前往跟随他请教。钦夫把他所听到的告诉我，我还是没有省悟。退回来后沉思，几乎忘记了睡觉和吃饭。一天我长叹说：‘人从婴儿直到老死，虽然说话与沉默、行动与安静各不相同，但大体上没有不是已经发出的，只是其中尚未发出的部分没有发出罢了。’从此不再疑惑，认为《中庸》所说的境界果然不外乎此。后来得到胡氏的书，里面有他同曾吉父讨论“未发”境界的文字，其论述又恰好同我的意思相合，因此更加相信自己。即使程子的言论有不相合的地方，我也径直认为那是少年时代的著作、传抄失实，因而不相信它。可是有时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却没有见到有人能够深刻领会其中的境界。乾道己丑春天，我把它告诉朋友蔡季通；在问答辨析之间，我忽然自己怀疑起这个道理来。虽然这是我默默体会到的，却又不是完全不能告诉别人的；如今分析起来，却如此纷繁纠结而难以说明，听的人又如此迷惑而难以晓喻。难道乾坤易简的道理，是人心共同具有的，竟然不是这样；而程子的言论出自他的高足门人之手，也不应当全都错误到这种地步。那么，我原来自以为正确的见解，难道反而是自己误解了吗？于是我重新取出程氏的书，虚心平气地慢慢阅读，没读几行，便如冻解冰释；这才知道情性本来的状态、圣贤精微的旨意，原来是如此平正明白，而我前日读得不够详细，妄自穿凿探求，所有辛苦才得到的东西，恰恰只足以误导自己罢了。至于类推并探究到底，再反过来要求自己，又看出这种错误造成的危害很大，原来不只是名言理解错误而已。于是我又私下感到害怕，急忙写信答复钦夫，以及曾经同我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只有钦夫回信，深深认为这是正确的；其余的人有的相信、有的怀疑，有的直到今天多年过去仍未定论。忽视近处而追求遥远，厌弃平常而追逐新奇，其弊病竟达到这种地步，能不警戒吗？闲暇时整理旧日书稿，得到当时往来书信的草稿一编，便写下这篇序说明缘由，并题名为《中和旧说》。这是为了深刻惩戒前日的弊病，也使有志于学的人阅读它，因我所犯的错误而知道应当警戒。只是遗憾不能捧着它到李氏门下亲自质问；但根据先生已经说过的话推求，知道他没有说出的意思，或许也不会相距太远。壬辰八月丁酉朔，新安朱熹仲晦记。《记论性答藁后》【此篇杂见于问答书信中，现在附在这里】这篇文字写于论定之初，只凭一时的见解，仓促纠正多年形成的错误；在取舍出入之间，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完全熟习，又拿一己的观点来对抗众位贤者，内心也不安，所以如今重新读它，仍有许多遗憾。比如广仲的说法，既以静作为天地的奥妙，又说性不能用真妄、动静来谈，这是理解了“所谓善，是赞叹其美而不与恶相对”这句话罢了。应当这样回答：善恶、真妄、动静，一个先一个后、一个彼一个此，都是相对待而得名的。不与恶相对，就不能称为善；不与动相对，就不能称为静。既然既不是妄，又不是真，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指称了。如今应当知道，性是善而从未有恶，是真而从未有妄，以静为主而涵摄于动中。却说善恶、真妄、动静，只要有相对待，就都不能用来说性；而在相对待之外，另有无对待的善和静，然后才可以形容天性的奥妙，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时的问答没有说到这里，其他自己所说的也有许多空缺。比如说性无所不包却不能专以静来说明，这本来是对的；但那种说法应当说：性的分别虽属于静，但它所蕴含的内容却包括动静而不偏于一方。所以《乐记》用静来谈性是可以的，但广仲竟然用“静”字来形容天性的奥妙，就不可以。这样说，语意才圆满。又如讨论程子“真静”的说法，以真为本体，以静为尚未感应，这也是对的；但应当说：下文所谓“未发”，就是静的意思；所谓“五性”，就是真实本性的意思。那么仁、义、礼、智、信，难道就是所谓未发时所蕴含的内容、也就是性的真实状态吗？这样说，文义才完备。答敬父书中所说“复”“艮”二卦，也是依据程子的意思来解释的；但我怀疑，思虑尚未萌发的状态属于坤卦，事情还没有发生，不应当用复卦来对应。我认为这正是《易传》所说的没有一丝间隙可以容纳发端【一作“息”】的地方。思虑尚未萌发固然属于坤，但说到知觉不昏昧就是复，这虽不能算错误，只是言辞意义还不完整。择之的疑问虽然有些过分，但他的考察也很细密。又如所谓周子以静为主的说法，把中正仁义的动静安排得还没有完全恰当，应当说：以中与正相对，正是根本；以仁与义相配，义是实体，这样才没有毛病。这份稿子中间也有多处修改订定之处，如今不能再改，因而题写在后面，用来纠正其中的错误。壬辰年仲秋日书写。《尹和静言行录序》程夫子曾说：‘涵养必须以敬为本，增进学问则在于致知。’这两句话，是夫子教人进于道、入于德的主要门径，是不能偏废任何一方面的。像和静尹公先生这样的人，他从夫子那里学习，是否已经在“敬”这一方面有所心得呢？他的学说为什么这样简约，而践履起来又这样安稳啊！他的门人冯氏、祁氏、吕氏记录他的遗言，各自编成一部书。我曾得到这些书并恭敬阅读，它们对于收回放纵的心、斩除邪妄之气，在极其细微的地方所给予的帮助很深。只是这些记录之间还有许多抵牾；至于人名和事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既然如此，其中关于精微意义的内容，难道能没有可疑之处吗？可惜我不能亲自见到先生，当面向他求证。现在把它放在书的篇首告诉同道，希望大家反复玩味，审慎地取舍。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作序。

译《送李伯谏序》国家设置掌管学校的官员，遍布各郡各国，大概是为了有幸教导天下士人，使他们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等待朝廷任用他们。这番德意，可以说是深厚了。然而学问平时没有讲明，法令平时没有完备，朝廷选用人才，只把科举名目、文辞才艺看作足以得到人才；地方接受任命的人，只把规章、考核看作足以尽职。大概在上位的人不知道作为人师应有的德行，在下位的人又不知道作为人师应有的道理，所以学校官员虽然遍布天下，在其中游学的人却不过把追逐时尚、取得世俗资历当作事情。至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则寂然无闻。这难道是国家设立学校、教导人的本意吗？我的朋友李君伯谏，敦厚清洁，喜好修养，坚定地致力于求学；对于古代大学所讲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他已经讲习得很熟了。如今他奉朝廷命令，将要掌管蕲州的学校，我知道他尽职的方式，一定会不同于世俗的作为。然而伯谏正自谦地以自己不足以具有人师之德为忧虑，屈尊来向我请教。只是我的言论浅陋，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值得陈述的了；况且我同伯谏交游并在这里讨论学问，也已经三年了。凡是持守的要领、玩味探究的起点，以及大的小的、精的粗的方面，大概已经没有什么没有谈到的。现在让我再说，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但还有一点：以敬为主、致力于求知，摧破骄傲、打破吝惜，在细微杂乱的境地谨慎用功，在空明闲静、专一不杂的状态中涵养自己。这些道理虽然已经多次讲过，难道还怕重复吗？感念伯谏勤恳下问，不能默默无言，于是叙述前面所说的话，一并写下，作为祖行朝奉送别伯谏的文字。伯谏，你要出发了吗？从今以后，如果听说蕲州的士人能够慨然奋起求学，明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就是伯谏德行和修养的验证了。《程氏外书后序》以上《程氏外书》十二篇，是我朱熹编次的。可以缮写。起初我编次《程氏遗书》二十五篇，都是各位门人在当时记录的。全书足以纠正俗本纷乱改易的错误，但对于二位先生的言语，不能没有遗漏。于是我从各种文集、记录中取材，互相参照删并，得到这十二篇，编为《外书》。先生的言论，并不是有精粗不同；而且两部书都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记录，其中浅深、工拙也不能一概而论。所谓“外书”，只是因为取材较杂，有的未必能考察清楚它的来源。与前书相比，学习者尤其应当精心选择、审慎采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新安朱熹书。

译《中庸集解序》《中庸》一书，是子思子所作。从前曾子向孔子学习，得到了他的传授；孔子的孙子子思，又向曾子学习，得到曾子从孔子那里承受的学问。后来子思担心传承久远之后或许会失去真实，于是推究所传学说的本意，以自己听闻的话加以印证，反复辨析，写成这部书。孟子一派实际上承受了他的学说。孟子去世后，这一传承便失去了。汉代诸儒虽然有人诵读它，但它已经混杂在传记之中而不受重视，也没有人能够阐明它所传的本意。到了唐代，李翱才知道尊重相信这部书，为它作论说；然而他所谓消灭情感以恢复本性，又杂糅佛教、道家的说法来谈论，因此也不同于曾子、子思、孟子所传的学说。到了本朝，濂溪周夫子才得到它所传的要旨，并写入篇章。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到其中遗留下来的精微旨意，加以发挥，此后这种学问才传布天下。然而明道没有来得及撰成此书，如今世上流传的陈忠肃公所作序文，原来是蓝田吕氏所撰的另一本书。伊川虽然曾亲自说过《中庸》，如今书已经写成，却也没有传给学习者。有人向和靖尹公询问，尹公说：‘先生自己认为不满意他的意思，已经把它烧掉了。’ 二位先生在这方面都没有留下书，所以如今流传的内容，特别是门人记录他们平日问答的言辞；而门人的学说流传于世的，只有吕氏、游氏、杨氏、侯氏有成书。至于横渠先生、谢氏、尹氏，也只是有人记录了他们谈及此事的言语；这些记录又分别另编成书，有的还杂出于其他记录。大概学习者想看到它们汇集在一起却无法做到，因此也就不能考察它们的差异，防止把相同之处混同起来。我的朋友会稽石君▯子重，才开始把这些材料汇集编次，合成一书，以便阅读，命名为《中庸集解》。又按上述次序编排目录，嘱托我为它作序。我只想到，圣门传授的精微之处，在这篇文章中所显现的，诸位先生已经说得很详尽了。凭我的浅陋，即使行走时思考、坐下时诵读，终身穷年也未必能得到其中所说的道理，又哪里敢在其中加上一句话呢？但我曾私下认为，秦汉以来圣学失传，儒者只知道从事章句训诂，却不知道重新寻求圣人的本意，以阐明性命道德的归宿。到了近世有先知先觉的人，才开始发明这些道理，学习者于是能够知道从前的学问何其浅陋。然而有的人只是背诵他们的话来显得高明，却根本不知道深入探求其中的意义；更严重的，竟至于略去章句，轻视训诂，坐而空谈玄妙，辗转互相迷惑，这样造成的祸患反而比从前的浅陋更严重。唉！这难道是古代圣贤相互传授的本意吗？难道是近世先生君子对后人的期望吗？我朱熹实在不聪敏，私下对此感到忧惧。因此借子重编成的这部书，特意把这些话题写在篇首，告诉那些同道中阅读此书的人：不要一味攀求高远，不要惊异追逐奇说，必须沉潜于句读和文义之间，探求它的归宿；必须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之处戒慎恐惧，践履它的实际。这样也许能够从容涵泳、反复体味，真实积累、长久用力，忽然在自己不知不觉间到达博厚、高明、悠久的境界；那么就能真正得到它的传承，而不会只有空背诵、空谈论的弊病。至于子重编成这部书，搜集材料没有遗漏，条理不乱；分章虽然依据各家学说，但取舍之间没有失当。他的谨慎周密、详尽审慎，大概已经体会到由近及远、由低登高的道理。只是从“哀公问政”以下六章，依据《家语》本来是一时问答的言语，如今采从各家，不能再合为原样；但并不妨害义理脉络的贯通。又因为篇帙重大，分为两卷，也没有其他特别的编例。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谨书。《王梅溪文集序》【代刘共父作】知道人很困难，尧、舜把它当作忧患，孔子也有听取言语、观察行为的告诫。但依我看来，这只是针对小人说的。如果都是君子，知道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呢？天地之间有自然的道理。凡是阳都刚健，刚健就明亮，明亮就容易知道；凡是阴都柔弱，柔弱就昏暗，昏暗就难以测度。所以圣人作《易》，便把阳比作君子，把阴比作小人。它用来贯通幽明的缘故、类比万物的情状，虽然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我曾私下推求《易》的学说来观察天下的人。凡是光明正大、疏朗通达，像青天白日、像高山大川，像雷霆所表现的威严、雨露所施的恩泽，像龙虎的勇猛、麒麟凤凰的祥瑞，磊磊落落，没有一点细微可疑之处的，一定是君子。至于依附迎合、污浊卑下，迂回遮掩、隐伏不明，纠缠如蛇蚓、琐细如虮虱，像鬼蜮狐蛊、盗贼诅咒一样，闪烁狡猾、变幻莫测、无法比拟的，一定是小人。君子和小人的极端形态既然在内心确定，那么表现在外面的，即使是言谈举止这些细微之处，也无不显露出来，何况在事业文章方面，更是明显可见。那些小人虽然说难以识别，但又怎么能够逃脱呢？于是我又曾考察古人来验证这种说法：汉代有丞相诸葛忠武侯，唐代有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本朝则有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这五位君子，所遭遇的处境不同，所建立的功业也不同；然而考察他们的内心，却都是所谓光明正大、疏通畅达、磊落坦荡而不可掩蔽的。表现在功业文章上，甚至细微到书法，大概都可以从外在表现中看出他们的为人。考察当今之人，则像太子詹事王公龟龄，也差不多具有这种品格。王公起初以诸生身份在朝廷应试，一天写下数万字，受到太上皇帝的知遇，亲自选拔他列于众士之首，于是采纳他的意见施行。后来他辅佐诸侯，进入秘书府任职；今上皇帝当初还是潜邸之时，他又都以忠言直节有所辅益，皇帝也一向敬重信任他。皇帝即位之初，便召他为侍御史，采纳他的意见。王公把一定要收复失地、一定要洗雪仇耻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所说的无非是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任用贤能、整治军队等实际措施；尤其在辨别邪正方面，更加用心。不久因为边境军队失去纪律，朝廷议论又不能一致，他上疏自我弹劾，被授为吏部侍郎，却不肯接受，离京出任数郡的地方长官。

译皇上体恤民间疾苦，早晚勤勉不懈，就像饥渴和嗜欲迫切地压在自己身上一样。他离任之日，百姓思念他如同思念父母。他居处闺门之内、身处乡党之间，又能亲爱亲族、敬重故旧，崇尚信义，务求敦厚质朴。即使家人和幼童，也都和气可亲，具有忠厚、廉洁、谦逊的风气。他平日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作诗；诗作浑厚质朴、直截真切、恳切哀婉而条理畅达，和他的为人一样，不写浮华靡丽的文章。他议论政事，务求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格局宏大，气势开展，出入变化，俊伟迅疾。世上那些竭力从事写作的人，往往反而赶不上他。即使片言半简，有时只是脱口而出、随手写下，也无不以仁义忠孝为归宿，而且都出于肺腑的真诚，并不是勉强自己仿效他人而作的。大概是因为他禀受于天的，是纯粹的阳德刚明之气，所以他的内心光明正大、疏通畅达、洞彻无碍，没有什么隐蔽；表现在事业文章上的，也全都如此。海内有志之士听到他的名声，诵读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而了解他的内心，没有不整肃衣襟、心悦诚服的。至于小人，虽然因为一时趋向不同，有时敢于巧言诽谤，但他们极力诋毁，也不过说他迂腐疏阔、近于沽名，不切合时务。至于他那些最为伟大的气节，却没有什么能够稍稍玷污它。这样看来，王公与那五位君子相比，事迹虽然未必完全相同，但内心实在相似。因此，他还在平民时期，就曾和作韩愈诗数十上百篇。任番阳、建昌等地以及任职防御时，又恰好身处葛、杜、颜、范诸人的遗迹之地，都曾修葺他们的祠宇，以表达仰慕之意；大概他也常常把自己比作他们。唉，王公必定成为君子，大概不必等到拿孔子、孟子、尧、舜来衡量，便可以知道了。我过去任职中书省、值守西省时，都有幸和王公同僚，承蒙他知遇顾念，情谊十分深厚。等我来到建康任职时，王公已经去世将近十年，而他的儿子闻诗恰好在府下任官，我们相互谈起旧事，感慨抽泣。一天，他拿出王公遗文三十二卷，嘱托我作序。我反复读了三遍，抚摸书卷长声叹息。王公的事迹，如今某官莫侯子齐已经写成行状，已故端明殿学士汪公圣锡又据此为他撰写墓志。因此我不再详细记述，只论述他的内心如此，列在篇首，告知天下士人，使他们能够认识所谓光明正大、疏通畅达、洞彻无碍的精神。这些言论句句令人凛然，原来从未随着他的死亡而消失。希望人们借此战胜私心、振作懦弱，共同以他的万分之一为师法和仰慕。在朝廷中，就把敢于冒犯君颜、接受劝谏作为忠诚；任职州县，就把勤于政事、爱护百姓作为职责；内外都修治，不遗余力，使君主的德行日益升高于上，百姓的生活日益安定于下，国势安定强盛，隐约真有恢复国土的形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这样一来，王公虽然已经去世，但他那令人敬畏的精神，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没有遗憾了。唉，这也实在令人悲痛。闻诗也爱好学习，有志向而且能够守住家业。《晦庵集》卷七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六，宋朱子撰写序文。《傅伯拱字序》。充满天地之间、构成万物化育的，不过是阴阳二气的终始、盛衰罢了。阳气在北方产生，在东方成长，在南方旺盛；阴气在南方开始，在西方达到中盛，在北方终结。因此阳气通常居于左方，以生育、成长、养护为功用；它所属的性质是刚、明、公、义，凡君子的道理都归属于它。阴气通常居于右方，以夷灭、伤害、惨杀为作用；它所属的性质是柔、暗、私、利，凡小人的道理都归属于它。圣人制作《易》，画卦系辞，在阴阳进退消长的关键处加以说明，用来教导人的意义深远极了。又在制定礼制时，按照卦象取类立教，也无不以此为考察依据。所以凡属吉礼都崇尚左方，变礼则崇尚右方。从双手相拱行拜礼，到祝告、传诏、赞相等礼仪的由来，全都遵循这一原则而有所区别。这不仅是因为其中的理和象本来如此、不可更改，也是为了使天下人在平日闲暇、宗庙朝廷之上、宗族乡党和学校之中，以及君臣、父子、师友、宾主之间，每一次拜揖、每一次进退，都能观察所崇尚的方向，从而不忘君子的道理。这正是礼制立教所包含的微妙旨意，难道不是深切而明白吗！如今建宁傅公的幼子伯拱，拿自己的名来请我为他取字。我想，伯拱行礼的礼节还很简略；但是他捧手当胸，端正行走，正直站立，那么他的内心本已肃然专一了。进一步谈到他平日行吉礼时所崇尚的方向，那么尊崇阳气、抑制阴气，使自己不忘君子之道的精微意义，也就是这样。因此我请求以“景阳”为他的字，并把这些道理写下来交给他。“景阳”的风骨秀美爽朗，不同于寻常儿童，而且已经学习每日数次进退、称名、谦让等礼仪。你何不认识尊敬君长就是君长给你取字的用意，并且不要忘记恭敬自守的原则？将来稍有进步，还应借朋友以此字称呼你的机会，更加探求选择善道、坚定执守的方法。一定要使阳明之气胜过阴浊而德性得以发挥，使阴浊消退、物欲消除，使刚强不屈服、光明不受损，使公心足以消灭私欲，正义足以战胜私利，那么你大概就不会迷失在进入德性的道路上，并且无疑能够进入君子的境界了。淳熙改元孟夏甲子，新安朱熹仲晦父作序。《送郭拱辰序》。世上为人画像、描摹神态的人，能够稍微得到形貌相似，已经可以称作良工了。如今郭君拱辰叔瞻，竟能连同人的精神意趣也完全描绘出来，这实在奇妙。我前些时候听友人林择之、游诚之称赞他的为人，邀请他却没有来。今年他欣然从昭武里来到这里，士大夫中有几个人想看看他的本领；有的一经描画便很相像，有的略加增减，最终没有不像的，而且风神、气韵也能巧妙地得到天然的情致。有件可笑的事，他为我画大小两幅肖像，宛然是麋鹿的姿态、山林野外的性情。拿给别人看，即使是只听说过我的名声而没有见过我的人，也能据此知道画中是我。然而我正要向东游历雁荡，窥看龙湫，登上玉霄山远望蓬莱；向西经过麻源，走过玉笥山，登临祝融峰绝顶，俯视洞庭湖风涛的壮观；向北出九江，登上庐阜，进入虎溪，访求陶翁的遗迹，然后回来使身心得以休息。那些地方一定有世人见不到的隐士，而我有幸将要见到他们，想画下他们的形貌带回来。可是郭君因为年底思念亲人，不能长久陪我游历。我因此感到遗憾，趁他将要告别出行，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日，晦翁书。

译《送夏医序》。我曾经忧虑世上发表议论的人，都认为天下的事情适合今天的情势，就不必以古代为根本；符合世俗的做法，就不必以经典为依据。等到观察夏君行医，又知道这种说法绝对不对。夏君行医时，开方用药奇特卓绝，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最终大多有效。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原来全都有经书和古代医术作为依据，从来不是没有来由的。我因此私下有所感触，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用来使他的医术在当世得到信任，也借此劝诫我们同道中那些不以古人为师、只凭自己擅自作为的人。淳熙元年秋九月庚子日，晦翁书。《诗集传序》。有人问我：“《诗》为什么要创作呢？”我回答说：“人生来处于宁静状态，这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性；受到外物感动而发生变化，这是本性的欲望。既然有欲望，就不能没有思考；既然有思考，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言语，而言语又有不能完全表达的地方，就必然在叹息、歌咏、咏叹之外，自然产生声调和节拍而不能停止。这就是《诗》创作的原因。”又问：“那么《诗》用来教化人的道理是什么呢？”我说：“诗，是人的内心受到外物感动而表现在言语之外的产物。内心所感受的有邪有正，所以言语所表现的有是有非。只有圣人在上位时，他所感受的无不正当，他所说的话全都足以作为教化。若人的感受混杂，所发出的言语不能没有值得选择的地方，那么在上位的人就一定会想到反省自己，并且因此施行劝善惩恶，这也是《诗》用来教化的方式。过去周朝强盛时，上至郊祀、宗庙、朝廷，下至乡党、闾巷，诗歌言辞纯正，没有不是出于正道的。圣人本已把它们协调成声律而使用，乡里用它，诸侯国也借它教化天下。至于列国的诗，天子巡视诸侯时也一定陈列出来加以观察，以施行黜陟的典章。到了周昭王、周穆王以后，教化逐渐衰败，到了东迁之后便终于废弃，不再讲求了。” 孔子生在这个时代，既然没有得到职位，无法施行帝王劝善惩恶、黜陟人才的政教，于是特意整理这些诗歌典籍，讨论其中的内容，删去重复，纠正纷乱；至于善处不足以作为法则、恶处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也删削除去，使它归于简约，流传久远，让学习者据此考察得失，善的向它学习，恶的加以改正。因此，它的政治作用虽然不能在当时施行，但它的教化确实流传于万世。这就是《诗》能够成为教化之书的原因。”又问：“那么《国风》《雅》《颂》体制不同，原因是什么呢？”我说：“我听说，诗所谓‘风’，大多出自里巷歌谣，是男女相互唱和、各自表达感情的作品。只有《周南》《召南》亲自受到文王的教化而成就德性，人人都能获得正当的性情，所以表现在言语上，快乐却不过分淫荡，悲哀却不达到伤痛，因此这两篇独独成为《风》诗中最正的经典。从《邶风》以下，各国政治的治乱不同，人的贤愚也各不相同，他们受到感触而发出的诗歌，有邪正、是非不齐的差别；所谓先王之风，到这里就发生变化了。”至于《雅》《颂》的篇章，都是成周时代朝廷、郊庙所用的乐歌辞句；语言和平而庄重，意义宽广而严密，作者往往是圣人一类的人物，本来就是可以作为万世法度、不可改变的作品。至于变雅，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忧虑时局、痛惜风俗而作的，圣人采录了它们。他们忠厚恳切、体恤忧患的心情，以及陈述善道、闭塞邪说的意图，即使后世善于言说的人也仍然赶不上。这就是《诗》成为经典的原因：下至人事，上达天道，没有一条道理不具备。有人问：“那么学习《诗》应当怎样做呢？”我说：“以《周南》《召南》为根本，寻求其端绪；参照列国之诗，穷尽它的变化；以《雅》来匡正它，扩大其规范；以《颂》来调和它，求得最终的归宿。这是学习《诗》的大纲。”于是用章句来统摄它，用训诂来标明它，用讽诵歌咏来发扬它，用涵泳浸润来体会它，在性情幽微之处考察它，在言语行为发动的关键处审察它，那么修身、齐家、平治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必到别处寻求，而可以从这里得到。提问的人恭敬应答后退下。我当时正在编纂《诗传》，于是把这些话全部编次下来，置于篇首。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译《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以上是周子的《太极图》及其说明一篇、《通书》四十一章，世间流传的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都是我朱熹编集编次并校定过的，可以缮写。我考察：先生的著作，近年以来流传更加广泛了，但都不能没有错误。只有长沙本、建安刻本还差不多，然而仍有不少地方没有完全订正。先生学问的深奥之处，可以用图象说明的，没有比《太极图》更完备的了。《通书》的言论，大都是用来阐明其中蕴含的道理，其中《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尤其显著。程氏的著作，也都承继阐述了他的意思。李仲通的铭文、程邵公的墓志、颜子好学论等篇，有的还把他的言语一并阐述。因此清逸潘公为先生撰写墓志、叙述他的著作时，特别把制作《太极图》列为首要事项，随后才以《易说》《易通》附列其后，他是知道这一点的。【按：汉上朱震子发说，陈抟把《太极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认为，种放、穆修的传授只是先生学问的一个来源，并不是他的最高学问。武当祁宽居之又说，图象是先生指画给二程讲解的，从来没有写成书。】这些说法大概都是没有见到潘氏墓志而说的。按照胡氏的说法，又没有考察到先生学问的深奥之处自始至终都不超出这幅图。先生的《易说》很久以来已经不在世间流传，过去见到的两种抄本都不对。其中一种卦说是陈忠肃公所作，另一种系辞说又全是佛、老两家的陈腐言论。它最为浅陋可笑的地方，例如说“《易》包容天下的道理，就像狙公分配栗子给群猴一样”。由此可知它绝不是先生所作。《易通》疑即《通书》，大概《易说》是依经书解释义理，而《易通》则通论其大旨，不拘系于经文。只是不了解它何时离开《易》而改成今天这个名称罢了。】然而各种版本都把这些附在《通书》之后，读者于是误以为是全书的末章，使先生立象的精微旨意晦暗不明；骤然谈论《通书》的人，也不知道它的纲领正在这里。长沙本既没有来得及订正这些问题，《通书》又沿用胡氏所定章次先后，随意作了不少移动；还删去章目，另加“周子曰”三字，都不是先生原来的面貌。像《理性命章》一类，删去章目后，就更加无法理解了。它所附录的铭、碑、诗文，比其他版本详细，但有的也不能阐明先生的道理，只是徒然重复。所以建安本特意依据潘氏墓志，把图置于篇首，书的篇序、次序和章名也恢复原状；又根据潘氏墓志以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载的先生事迹，删去重复，互相考证订正，合成一篇事状。【其中较大的例子，如蒲氏碑文说：“斩除奸邪、革除弊端，像快刀利斧一样。”而潘氏墓志说：“精密严正而宽恕，务必穷尽道理。”蒲氏碑文只说先生的母亲尚未安葬，潘公为郑夫人所作墓志却说水冲毁了她的墓，后来改葬。像这些情况都依据潘氏墓志，并删去蒲氏碑文中相应的说法。碑文又说：“慨然想要有所施展，以在世上表现出来”；又说：“更加想以奇异自我标榜”；又说：“朝廷破格任用他，他奋发感激。”这些都不是了解先生的人所说的话。碑文还记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说了几十句话，恐怕也不是真实情况。像这些内容全都删去了。】至于道学的精微之处，有些是诸位君子所不能了解的，于是全部以程氏及其门人的言论为准绳；这样，先生著书、言论和行事的大概情况，也就可以由此看到了。后来得到临汀杨方本进行校勘，才知道它的错谬浅陋仍有尚未完全订正的地方。【例如“柔如如”应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应当分为两章等。】又得到何君营道的诗序和各位曾游历舂陵之人的言论，才知道事状中所叙濂溪命名的说法有违先生原意。【何君既已见到《遗事篇》，又考察濂溪广汉张栻所跋的先生手帖。根据先生家谱，濂溪隐居在营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濂”大概是溪流的旧名，先生寓居庐阜时以此命名，是为了表示不忘本源之意。】邵武邹旉告诉我，他曾经到过那个地方；溪流的源头自成上下保，先生的故居在下保。那个地方又另自称为楼田；至于“濂”这个字，怀疑是出自唐代刺史元结“七泉”的遗俗。如今考察江州濂溪西边也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的《庐山记》，怀疑也许是先生寓居之处命名的缘故。】我重新校勘旧编，知道在删削取舍时也有应当收录却错误遗漏的内容。【例如蒲氏碑文自称初次在合州见到先生，与先生交谈三天三夜，退下后感叹说：“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孔文仲也有祭文，叙述先生在洪州时的情形，说：“先生当时年纪很轻，容色如玉，声音如金，举止从容而和顺刚毅，全府的人都为之倾倒。”蒲氏碑文又称先生孤高的风操，寄托情怀于尘世之外，常有高居远遁的意愿，这也足以证明此前所说“以奇自我表现”等话是错误的。】我又读到张忠定公的言论，知道他所论述的希夷、种放、穆修传承关系，也有未尽的曲折。【按：张忠定公曾跟随希夷学习，他所说公事中有阴阳的道理，与《太极图说》的意思颇为相合。我私下怀疑，这种学说的流传本来确实有其端绪；到了先生这里，才在心中真正获得领会，于是天地万物之理，无论大小、幽明、高下、精粗，没有不贯通，于是制作这幅图来揭示其中奥秘。】我曾想另行加以订正，补足缺漏，只是苦于没有能够做到。如今我承蒙任命，代理镇守南康，于是有幸在一百多年之后继承先生遗留下来的教诲；只是我的德行与先生不相类同，惭愧和恐惧已经很深。仰望先生如高山，深切地醒悟叹息，于是取出旧书册，再加以更定，并附记这些说明。把它刻印在学宫，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分享。淳熙己亥年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慎书写。

译《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自从齐、鲁、韩三家关于《诗》的学说失传以后，天下学者全都尊奉毛氏。毛氏之学的传人也很多，但像王述之这一类如今都已不存在，于是推演解释毛氏学说的又只剩郑氏的笺注了。唐初的儒者为它作疏义，因袭错误、沿袭浅陋，虽有数十万字，却不能超出毛氏、郑氏两家的范围。到了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才开始以自己的见解有所发明。他们见解有浅有深、得失也不相同，但从此以后，《诗》三百零五篇的隐微辞意和深奥义理，才可以寻求推究；不必等到齐、鲁、韩三家的学说重新流传，学者也已经知道《诗》的解释不只限于毛、郑两家了。时间久了，探求的人越来越多，解说的人更加增多，异同纷纷，争相树立门户，再没有推让和祖述的意思；于是学者无所适从，有时反而把这看作弊病。如今看吕氏家塾的这部书，兼收并总括众家学说，大小方面无不收录，提纲挈领，首尾贯通；既足以平息异同之争，而它著述的体例，又虽然融会贯通、明彻无碍，浑然像出自一家之言，但对一个字的训释、一个事件的意义，也从未不谨慎说明其说法的来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等到依据自己的意见作出判断，即使有时超然出于前人的思考范围之外，也总是谦逊退让，从来不敢存有轻率议论前人的心。唉，像伯恭父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有意于温柔敦厚的教化了。学者用这部书来阅读，那么对于“可以群、可以怨”的旨意，大概就能够接近了。虽然如此，书中所说的“朱氏”，其实是我朱熹年轻时浅陋的见解，伯恭父错误地有所采用。后来时间久了，我自己知道那种说法有不妥之处，例如关于雅诗、郑声和邪正的说法，有的不得不加以更定；伯恭父反而不能不对此有所怀疑。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正要和他反复讨论这些说法，以求得真正正确的结论，伯恭父却已经去世了。唉，伯恭父已经不在了，像我这样衰败沉沦，势必又怎么能够继续进步，独自判定这个论题的是非呢？伯恭父的弟子约，已经把这部书交给他兄长的朋友丘侯宗卿；宗卿将要刻板流传永久，又写信嘱托我为它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略为说明，并把自己疑惑的地方一并附在后面，与四方志同道合的士人共同讨论，也借此记下我的悲痛和遗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作序。《刘甥瑾字序》。古代的君子，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的知晓。因此他们跟从老师、亲近朋友，以求得先王之道；心中思考，口头讲说，并亲身实行。已经在自己心中有所获得后，仍然谦虚低调、沉默不显，仿佛什么也没有。如今的人却正好相反。因此打个比方，古代君子像怀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后世之人却把石头当作玉，还把它夸耀出来。刘氏外甥瑾，他的名字是我根据他的祖父大夫公的意思取的。他将要举行冠礼，奉父亲之命来请求我取字。我给他取字“怀甫”，并把古人的意思告诉他。瑾啊，要努力！不要把石头当成玉，又把它夸耀出来。朱熹仲晦父书。

译《丞相李公奏议后序》。唉，上天爱护人类，可以说是极其深厚了。只是由于受到人事变化的感应，又受气数所迫，屈伸、消长不能保持一致，所以天下不能永远安定太平，有时还会陷入混乱。然而在天下混乱时，上天也从未不预先为人安排能够消弭这种乱事的人，用来应对随后的局势。大概是为了使百姓不至于腐烂消灭、一个遗民也不剩，并使作为他们君主的人仍有可以倚仗、依赖的力量，从而保全国家。这就是古今事变共同的情形，而上天之所以为上天，其心意本来就是如此。唉，像宣和、靖康年间的变乱，我由此知道它并非天心所希望的；而当时人物中像已故丞相陇西公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能够消弭这种乱事的人吗？我听说政和、宣和年间，国家的隆盛达到了极点，有一天都城突然发生大水，满朝相互观望，没有人敢把灾异说出来。唯独陇西公知道这一定是外来的兵祸将至，上疏极力陈说，希望能够在祸乱发生以前消弭它，却不幸被贬官离去。不满七年，敌军骑兵果然逼近都城。陇西公在这时又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贬逐之人，却挺身承担天下山岳、万钧般沉重的责任，首先陈述最重要的策略；宋徽宗决定实行内禅，接着他又提出重要主张，宋钦宗坚定守城的决心，毫不怀疑地任用他，于是击退了强敌。然而重重包围解除以后，众人的心思不再有长远考虑，争相提出割让土地、议和的主张，只求暂时的安定。唯独陇西公认为不对，多次陈说出兵截击敌人一定能够取胜，并说敌人恢复气势后再次入侵是不能不忧虑的；于是谗言离间纷纷而起，他被远远贬谪到荒远之地。不几个月，都城也失守了。建炎年间重新建立政权，他首先登上朝廷重要职位，慨然把修整政务、排除兵祸作为自己的责任：诛灭僭越叛逆，制定经常性的制度，宽减百姓负担，改变士大夫风气，疏通下情，革除弊法，招募兵马，经营财赋，分布兵力于险要之地，修缮城墙，任命遣派张所安抚河北、傅亮收复河东、宗泽守卫京城；向西顾念关陕，向南修整樊城、邓州，并且准备进一步占据有利地形，把一定守住中原、一定迎回二圣作为策略。然而他在位才七十多天，又遭谗言而离去。他在绍兴年间因事进献意见，也都包含敬畏上天、体恤百姓、自我振作、整顿治理的意思；他深深认为议和退避不是良策，恳切反复地陈说，一直到生命终了。大概他去世以后，几个儿子汇集他一生的奏稿，共得八十卷。他的言论正大明白，细微曲折之处也穷尽事情本末，完全没有雕饰；文章开合变化，卓越奇伟。前后二十多年，时局变化不同，而他所坚守的主张始终如一，仿佛都是当面即席说出的。顷刻之间，如今的少傅、丞相福国陈公已经为这些文章作了序，阐发并推重其中的意义，本来已经把它的美处说尽了。陇西公的孙子晋又请我为书后作跋，以进一步阐明它。我辞谢说不敢，但他的请求更加坚决，便不能推辞了。我曾经这样评论：如果陇西公的意见在宣和初年得到采用，都城一定不会有被围困逼迫的忧患；在靖康年间得到采用，国家一定不会有倾覆的灾祸；在建炎年间得到采用，中原一定不至于沦陷；在绍兴年间得到采用，就会很快回到旧都，洒扫陵寝宗庙，恢复祖宗的基业，最终报仇雪恨。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难道上天竟会让王业偏安在江海边上，还给我们君主留下今天的忧患吗？然而上天却使他的主张屡屡被庸人小儿的言语困阻，不能最终实现他的志向。难道上天爱护人，有时也不能胜过气数的力量吗？还是由于人事感应有深有浅，它们彼此推移激荡，于是形成了交替胜负的势态，才导致这样呢？唉，真令人痛惜！过去蒯通每次读乐毅的书，从未不放下书卷哭泣；谁知道将来不会有人掩卷长叹、为这件事流泪呢？然而如今的天子正总合群臣的谋略，图谋建立恢复大业；如果这部书能够备作皇帝清问时的参考，幸而有能符合皇帝心意的地方，那么有志之士将不会遗憾它没有在过去被采用，并会知道上天生下陇西公，确实不是偶然的。因此我编次这些议论，附在八十卷的末尾，使阅读的人对福国公的言论不再有所疑惑。淳熙十年十月丙午既望，宣教郎、直徽猷阁、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谨慎书写。

译《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清源郡旧日刻印温国文正公的著作，有文集和《资治通鉴举要历》，都是八十卷。《举要历》篇首有绍兴参知政事上蔡谢公克家所作的记文，对于删述此书的本意、传授次第以及奉诏取来进呈的缘由，都记载得非常详细。然而它流传得并不广，后来朝廷命令把书版交给国子监，负责的官吏不谨慎，书版于是漂洋沉没了。只有文集勉强保存下来，而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能够补足《举要历》的亡佚。淳熙壬寅年，温国公的曾孙龙图阁待制伋前来主持郡政，刚到任查看旧府库，文集也已经漫漶损坏而无法阅读了。于是采用家藏本校正，移刻到另一套书版上，并且准备接着刻《举要》，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有一天，一位过客谈到这件事，龙图公惊醒般说：“我本来已经记在心里了。”立即命人拿出家藏本刻印。过了一年刻成，他又写信来告诉我说：“这部书刻成，不只是我得以继承先人的遗志、补修本邦旧事的缺漏，也是您乐于听闻的事。”并请我为它写后序。我私下听说，《资治通鉴》最初上奏成篇时，神宗皇帝亲自为它作序，已经称赞它广博却能提炼要点，简约却能周备记述事情。然而温国公仍担心原书提纲挈领之处不够切要，于是又编写目录，以便查检。后来又担心目录虽然周备地列举事实，仍有不尽之处，于是又写成这部书，以显示事情的本末。温国公爱护君主、忠于国家、考察古事而陈述谋略的心意，反复叮咛，至于再三而不能停止，尤其在这部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只是因为完成得太晚，已经来不及让皇帝听闻，党争接着兴起，科场禁令日益繁多，又不能向下流布。因此三十多年间，士大夫们入朝议论，退居家中谈论，都不能依据温国公的书来行事，而违背道理、反于正理的言论充满天下。结果谗谀之人得志，上下互相蒙蔽，逐渐导致祸乱，到了不忍言说的地步。后来温国公所陈述的事情一一得到验证，事实昭然；而那些从灰烬遗存中找出的文字，终于得以进呈宫廷，启发皇帝，天子的心意也因此得到帮助，成就皇家中兴的事业；它的摹印、诵读、学习也得以流传下去，成为无穷后世的法则和警戒。温国公的志愿在这里大概也稍稍得到伸展了。不幸中间又散失毁坏，直到今天，才有贤明的后代恰好镇守此地，于是这部书再次广泛流传于世，永远保存温国公的美好功业。我确实乐于听闻这件事，同时又私下有所感触，因此把这些话全部写下，附在书后。后来的君子，何不也看看这部书时显时晦的情形，再考察它与时运的关系究竟怎样？那么，温国公反复再三、不能自已的心情，应当有足以令人长叹流泪的地方了。十一年冬十二月乙未日，冬至，新安朱熹敬谨书写。《张南轩文集序》。孟子去世以后，义与利的学说在天下不再明白。中间董相仲舒、诸葛武侯、二程先生多次阐明它，但世上的学者没有人能够信从；因此他们用来要求自己的，大多陷入个人私欲，而他们用来谋划国家的，也只说功利罢了。自从国家南渡以来，才有丞相魏国张忠献公倡导阐明大义，以此决定国家的议论；又有侍读南阳胡文定公诵说先圣遗经，以此开启圣学。他们寄托在空言中的主张和表现在行事上的作为，虽然看起来不同，但对于孟子的话、董仲舒、诸葛亮、二程的心意，都有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地方。至于近代已故荆州牧张侯敬夫，他又是忠献公的继承者，并且是胡公幼子五峰先生的门人。他从幼年到壮年没有离开家庭，本来已经得到忠孝的传承；后来又在五峰门下讲学，以求防护、归依其道，那么他在内心默默契合的地方，别人就有不能知道的了。只有表现在他的论说中，义利之间毫厘之辨，才有超出前代贤哲想说而未能穷究之处。施行于事业，则无论宏大的纲领和作用，还是大小、显微各方面，都明白地存在于胸中，没有一丝一毫功利夹杂其中。因此，他在家中讲论道理，四方学者争相前往归附。入朝侍奉经筵，出外镇守藩屏，天子也品味他的言论、赞美他的功绩，并将要倚重他来施展大用。然而敬夫不幸去世了。敬夫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定叟收集他的旧稿，得到四大册，交给我说：“先兄不幸早逝，而他的同道朋友也没有几个人还在。如今想把他的文章编次出来流传于世，不请您又能请谁呢？”我接受书稿，悲伤地打开急读，不能读完几篇便放下书卷长叹，流着泪说：“世上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书，尚且可以稍微看见他的志向；然而我这位朋友一生的言论，大概不止这些。”于是又扩大搜访，从四方学者所传的材料中得到几十篇；又打开我的箱箧，拿出他与人往来的书信奏疏阅读，也有很多值得流传的文字。正准备替他审定、编写、缮写后归还张氏时，有人已经用另一种版本摹印，广泛流传了。我立即拿来观看，原来其中多是过去讨论过但尚未定稿的议论，而近年以来谈论经义、议论政事、阐明道体要旨的精辟言语反而没有收入。我于是感慨地想到，敬夫天资极高，很早便听闻圣道；他的学问成就已经足以在一世成名，然而考察他的内心，他从来没有一天因为达到这种程度就自我满足。近年以来，他正穷究经书、会合朋友，每天反省内心，并在实际言行中验证；大概已经达到了所谓不知道年岁不足以用来求学的境界，所以他的学问日新月异、没有穷尽。他表现在言语文字之间的内容，起初都极其高远，最终却反而落实到平实。这其中浅深、疏密的差别，后来的君子一定会有所处理。然而由于编次不合时宜，使那些先出现而后被舍弃的说法仍杂在篇章卷帙之中，读者有时不能不产生疑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怎样辨别异同。这就是我的罪过了。于是我又赶快取出先前搜集编纂的材料，交互参校，依据敬夫晚年的思想作出判断，定为四十四卷。唉，假使敬夫没有死，那么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言论所涉及的范围，又岂是我所能知道的呢？敬夫所作的各经训义，只有《论语说》晚年曾经重新订定，如今已经另外刊行。其他著作往往还没有脱稿时，就被学者私下传抄。敬夫大概并不喜欢这样，所以都没有收入。他在朝廷议论政事以及任州郡时条陈民间利弊的文字，上意多有采纳，也有不少得到施行，因此也没有收入。唯独取他的经筵口义一章，附在表奏之后，使读者能够知道敬夫以尧舜之道要求君主、又无愧于父师传承的端绪。淳熙甲辰年十二月辛酉，新安朱熹作序。

译《向芗林文集后序》。张子房五代都在韩国做相国，韩国灭亡后，他不爱惜价值万金的家产，弟弟死了也不下葬，立志替韩国报仇。虽然博浪沙行刺的谋划没有成功，横阳君的使命也没有延续下去，但他最终还是借助汉朝灭掉秦朝，诛杀项羽，以发泄自己的愤懑，然后弃绝人世间的事务，修炼导引、辟谷之术，寄托心意于寓言之中，将要同古代那些形体解脱、销形化气的人，在八纮九垓之外相会，使千年以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只能想象叹息，不知道他的心胸面貌究竟是怎样的人，他的志向可以说是壮烈了。陶元亮自认为是晋代宰辅的子孙，以再向后代屈身为耻；自从刘裕篡夺政权、形势已经形成以后，便不肯再出来做官。虽然他的功名事业没有多少能够概见，但他的高尚情怀和超逸思想传播在诗歌中，后世能写文章的人都自认为不能赶上他。古代君子对于天命、民众常伦以及君臣父子等大伦大法所在之处，都是这样诚恳专一。因此，大节既已确立，然后操守的高尚、语言的精妙，才有可以称道的地方。若不是这样，那么纪逡、唐林的气节并非不苦烈，王维、储光羲的诗也并非不潇洒清远；然而一旦在新莽、禄山的朝廷中失身，那么他们一生辛苦经营、仅仅得以流传后世的东西，恰好只会成为后人讥笑的材料罢了。我曾经用这个道理考察古代、验证今天，对于芗林居士向公的著作，私下很有感触。向公的世家从丞相文简公开始，文简公以开阔的气度和卓越的见识辅佐真宗，钦圣宪肃皇后于是凭借任姒那样的德行，成为天下人的母仪。从此以后，恩庆流布宗室支派，世代相承，显赫荣耀，数也数不清。然而等到向公做官时，已经处在靖康、建炎年间，国家的变故和艰危到这时达到了极点。看他断绝向金人屈服叛变的言论，把使者扣留并拘系其家族；宣布霸府的号令，伸张朝廷威灵；以至于率领疲弱的士卒守卫孤城，抵抗强敌，遏制百战锋锐的敌军，阻挡群盗横行泛滥的势头。他自身处境几乎九死一生，但志向始终不可改变。到了绍兴初年，大臣们开始决定忘记仇辱、使国家蒙受屈辱的计策，他又慨然多次上疏，指明其中的错误，毫不回避；直到疾病缠身、将要死亡时，还劝告皇上要深切想到创业的艰难，不可因为稍有小康就匆忙忘掉国家的大计。这就是他一生始终如一的大节，难道不令人凛然起敬吗？他不是有子房、元亮那样的心志吗？但子房、元亮二人当时都没有得到职位，只能在已经无可作为之后行事，所以虽然大义明白，却来不及对别人的国家有所补益。向公却幸而还能竭尽臣子的力量，依附君主的光明，使国家和宗庙再次安定，并参与建立功勋。比较他们最终达到的成就，向公比二人更加光彩。于是，他在中年请求退职，放任自己生活在江湖之上，学士大夫全都倾倒并佩服他的高尚。一杯酒、一首诗，他悠然自得，仿佛并不在意作品工巧还是拙劣；但他清和闲适、旷达自在的姿态，雄奇跌宕的气势，即使世上那些刻意作诗的人，也没有谁能够超过他。唉！这难道只是因为他超脱世俗、离开尘世的难得，以及兴致发越、吐词成章的工巧才这样吗？大概必定有根本原因。起初向公去世时，五峰先生胡公确实为他撰写了行状。十多年以后，端明学士汪公才为他撰写墓志铭。关于向公志向品行的始末，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又过了二十多年，向公的小儿子大夫公才把向公的文集三十卷托付给我，让我为它作序。我自认为是晚辈，却贸然为向公的文章作序，而且又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两位前辈之后，这些都不是我身份所能安然承受的，所以曾经以此推辞，却没有得到允许。因此私下叙述我心中感触到的事情如此，附在书的左边，以便后来的君子考察。大夫名某，年轻时奉向公之命，到南阳胡文定公门下求学；今年七十六岁，辞去职事在家养老，也已经十八年了。淳熙十二年春二月甲子，新安朱熹作序。《谢监庙文集序》已故监西岳庙谢君绰中，是建州政和县人。我已故父亲太史公任政和县尉时，因公务行走在乡村之间，听见田舍中有诵读书籍的声音，听来很不寻常，便立即下车进入那所房舍，只见一个少年书生正对着书案端坐，神态自若地吟诵。先父上前作揖，问他正在读什么书。书生起身回答说：“《仪礼》。”当时士人正专门研习王氏学说，除了《三经字说》《日录》以及老庄之书以外都不读，而这个书生的学业却是这样。先父已经十分惊异，便请他坐下与他交谈。他应答敏捷，口才很好；让他拿出文章来，文辞气势也不平凡。进一步询问他的姓名，他说：“我姓谢，名誉是绰中，绰中是字。”先父大为高兴，立即带他一同回去，每天教他经史百家之言，并勉励他弥补学业上的不足。不久，他的记诵更加广博，文章更加精工，先父更加赞叹器重他。后来他考中绍兴二年进士，调任邵武府泰宁县主簿，归来后主管祠禄官职，四十六岁去世。先父对此深为惋惜。谢君性情耿介，与世俗多有不合，但在家中极为孝顺友爱。他取得官职后，便把祖先留下的田产全部奉给兄长；娶妻时得到的田地，也随即在某一天全部归还给了别人。他从泰宁回来后，自认为不能随俗俯仰，慨然希望任职闲散的官职，以便奉养双亲。然而谢君对自己的期许，以及先父对他的期望，从未不是以经邦治国的事业为言。难道他的志向自认为仅止于此吗？谢君去世那一年，先父也弃下孤儿去世了。四十三年以后，谢君的儿子东卿才带着谢君的遗文一编到武夷精舍来见我。我读了这些文章，了解到谢君的志向，既感叹他的不幸，又想到先父门下像谢君这样的门人宾客，大概没有几个人，如今也再没有活着的了。我和东卿又都刚直而拙朴，命运不遇，不能有所作为以成就先人的志愿，于是相对叹息流泪了很久。后来东卿请我为这些文章作序，我便把事情的始末这样写下。谢君一生写文章很多，东卿没有来得及读到父亲的著作便成了孤儿，所以他所得到的只有这些。其中又有许多错乱、讹脱之处，我不敢擅自改动，怕失去原貌。读者仔细考察就是了。淳熙乙巳四月十六日，新安朱熹作序。《赠周道士序》清江道士周君抱着琴来访，正赶上我有服丧的忧戚，不能听他弹奏琴弦、按抑音调。然而观察他的容貌，听取他的言谈，知道他的志向在这些事情上有更深的追求。难道就是欧阳先生所说的“调理自身如同调理琴弦，正确的声音不可让邪音干扰”吗？在他将要离行时，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周君回到江西后，如果有人问起我，就把这些话给他看。淳熙乙巳十月甲寅晦日，晦翁书。

译《金华潘公文集序》天地的变化包罗一切，没有外在边界，运行没有穷尽。然而它所以成为真实存在，不超出一阴一阳这两个方面罢了。它的动静、屈伸、往来、闭合与开启、上升下降、浮动沉降的性质，虽然没有一天不彼此相反，却也不可能有一天彼此不存在。圣人创作《易》，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它的说法，也大致如此罢了。然而推及人事、比拟具体形态时，却总是把阳看作君子，扶助奖掖它，唯恐它不能壮盛；把阴看作小人，排斥压抑它，唯恐它不能衰败。这是为什么呢？大概阳的德性刚健，阴的德性柔弱。刚健的通常公正，柔弱的通常私曲；刚健的通常明亮，柔弱的通常昏暗；刚健的未有不正的，柔弱的未有不邪的；刚健的未有不大的，柔弱的未有不小的。公正、明察、正直、宏大的人被任用于世，天下便蒙受他的福泽；私曲、昏暗、邪僻的人得以施展志愿，天下便遭受他的祸患。这是必然的道理。不只是《易》的说法如此，大凡自古圣贤的言论，夹杂出现在传记记载中的，也没有不喜刚而厌柔的。像孔子所说的刚毅近于仁，又曾经深深感叹没有见到刚强的人。等到有人回答孔子的问题时，又直接把“有欲望会使人受到损害”之类的状态不能称为刚强，专门把刚强看作君子的德性。唉！像已故中书舍人、金华人潘公这样的人，难道正是孔子所说的没有见到的刚者吗？我虽然不幸没有来得及到他门下洒扫求学，但读他的著作，仍然庆幸能够大致了解他的存心。潘公从宣和初年任博士时起，就不肯依托富贵人家，曾经独自论列斥责大臣蒙蔽君上的奸邪。后来任馆职，又不肯往来于蔡京父子之间；出使淮南，又不肯与宦官同席宴饮。靖康年间奉召入对，于是论说当时宰相何防、唐恪不可任用，恐怕误害国事，因此被贬斥离去。没有过多久，他所说的话果然应验。建炎初年被召任右司谏，首先论说乱臣逆党应当使用重典，以整饬国家法令，壮大国威；并且涉及当时掌权者的奸邪情状，大为汪、黄所忌恨。奏章上呈三天便被降职离去。他的言论虽然没有广泛流传，但刘观起草的责罚诏词，竟只把揣摩诋毁作为他的罪名，那么这件事本来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绍兴年间入朝任都司，又触犯当时的宰相而归去。后来又任左史，一天直入殿前奏道：“先王所以能够达到治理，是因为合乎大公至正的道理；近年来之所以导致动乱，只是因为违背了这个道理罢了。陛下今天实在应该仰面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俯首想到二帝蒙尘在外的长久，想到百姓陷于涂炭的痛苦，想到土地被侵削的严重，早早醒来、深夜仍然振作，不敢稍有放置。每做一件事，一定先想到这些，然后才施行，务必要合乎所谓大公至正的道理，不要因为一丝一毫的私意而委曲迁就人情，这样天下或许才有休养生息的日子。服丧期满还朝后，又因为在朝廷上斥责奏事官而触犯何防，于是离职。此后秦桧专擅朝政，潘公便废居家中，再也没有起用。然而潘公平生廉洁耿介，自我持守，从年轻到老年，出入三朝，前后任官不过八百六十多天。居住的房屋仅仅能够遮蔽风雨，城外没有一尺土地；经界法实行时，他只有祖坟所占的土地，缴纳了几尺帛而已。他的清苦贫困，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他处之泰然，从未在秦桧面前稍有屈服。他的儿子熺突然显贵，权势倾动朝廷内外，他也从未同他通问。常常诵读君子三戒的话，并且深深以处在得意境况中的规范来警戒自己。至于仓促之间的一言一行，以及他用来交接朋友、教育子弟的一切，也从未不以孝、悌、忠、敬、节俭、正直、防微、谨独的意思为根本。他关于读书如磨镜的比喻，切中求学者的弊病，当时大多有人传诵。他所评论的汲长孺、盖宽饶的为人，尤其足以看出他的志向所在。唉！像潘公这样清明正直、诚信宽厚、坚定而没有私欲的人，真可以说是刚毅而近于仁了。三代之时是圣人的时代，孔子已经感叹刚强之人不可见，何况在百代以后，幸而有像潘公这样的人，却不能稍稍伸展他的志向便去世了。他的条陈奏章草稿中有益于时政、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内容，又因为潘公亲自焚毁删削而不再存在。他一生的言论，尚且可以看到一些的，只有赋、诗、书信等作品的余篇，总共数十上百篇罢了。后来的君子难道将要凭借这些来评论潘公所处的时代，却任由他默默无闻、没有流传，事情就这样结束吗？潘公的兄长之子、如今的广州使君畤，对我说，何不为他的书作序并使之流传。我不敢承当，却也不能推辞。于是把他的书反复读了三遍，摘取其中的大概，附在书的开头，告诉读者，并且将时时拿出来伏案诵读，以此自我激励。潘公名某，字义荣，一字子贱，自号黙成居士，文集共十五卷。广州使君名德鄜，年轻时向潘公学习，树立志向、修养品行，很有家法；多次任郡守和部使者，爱护百姓，收敛奸邪，不畏惧高级官吏，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声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淳熙丙午年春三月己卯朔日早晨，具位、新安朱熹谨慎作序。《易学启蒙序》圣人观察卦象而画出卦，运用揲蓍之法而确定爻，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能够借此决断疑惑、安定犹豫，不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迷失。他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卦的形成，是从根本发展到主干，再从主干发展到枝节，形势仿佛有所迫促，自己不能停止；蓍草的运用，则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也没有一处不彼此相遇。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思智虑所能造作的吗？不过是气数的自然状态，显现于法则和卦象，呈现于图书之中的东西，对他的心有所启发，而借他的手表现出来罢了。近世的学者大多喜欢谈《易》，却不察觉这一点。专门研究文字义理的，既然支离散漫，没有根本依托；涉猎象数的，又都牵强附会，有的还认为这些是出自圣人的心思智虑。我私下以为这样很值得忧虑。因此和志同道合的人辑录了一些旧日见闻，写成四篇书，用来给初学者看，使他们不要对这种说法产生疑惑。淳熙丙午暮春十六日，云台真逸手记。

译《律吕新书序》古代的音乐失传已经很久了。然而秦汉之间距离周代还不远，乐器和乐声仍有保存。因此，古乐之道虽然不能在当时施行，但它作为法则还不容许有不同的议论。到了东汉末年、接近西晋初年时，关于它的说法已经渐渐增多。经过魏、周、齐、隋、唐和五代，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而法则也越来越不确定。到了本朝，功业成就、政治安定，按道理应该有所创作。建隆、皇祐、元丰年间，大概也曾三次认真致意于此。然而和、胡、阮、李、范、马、刘、扬诸位贤人的议论，始终不能统一。何况崇宁、政和年间，奸邪谄谀之徒当政，刑余之人掌权，又怎么能够谈论天地的和谐呢？丁未年南渡，至今已经六十年，神人之愤怒仍有未能发泄的。这本来就无暇考察古代礼乐制度。然而学士大夫因循简陋，竟然再也不把钟律当回事，那就太过分了。我的朋友建阳蔡君元定，字季通，在这种时候独自内心喜爱这门学问，并竭力探求。广泛搜寻、远方取材，大小材料都不舍弃，积累多年，终于仿佛与古人暗中契合。写成两卷书，共有若干文字。我曾得到并读过它，喜爱它明白而深邃、细密而通畅，不作牵强附会的议论，纵横曲直如珠子在盘中转动而不脱离盘面。他的言论虽然多有近世尚未讲论的内容，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字不以古人已经验证过的成法为根本。比如黄钟围径的数目，可以考察汉代斛制的分积；以一寸分为九分的法则，可以推知《淮南子》、太史公和小司马的说法；五声二变的数目、变律半声的条例，杜氏《通典》中都有详细记载；变宫、变徵不能作为调的道理，从孔氏《礼疏》中也可以看出来。至于先求声气的本源，再依据律来制定尺，这尤其是卓越之处，而在两汉的志书中也清楚地杂见其说。蔡邕的说法，以及本朝《会要》和程子、张子的言论，只是读者没有深入考察其中的关系；即使有人在这里有所收获，也又不能不在那里有所失误，所以晦暗混乱、争执纷纭，再没有定论。大抵有些人不拘泥于熟习的近世见闻，便放纵胸中的臆见，妄自穿凿而没有根据。季通却能奋发施展独到见解，超然远望，爬梳剔抉，交互考察探寻，使用自己一生的力量，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融会贯通，这也可以说是勤勉了。他写成论说时，又能推究根本，编排条理，统摄关键，阐明探究精微之处，不用浮泛的词句和泛滥的议论来搅乱其中，也差不多可以说掌握了著书的体要。我认为国家将要平定中原，开启中天之运，必定会审定音律、协调律吕，以使神人与人和谐。在这个时候，接受诏命主管此事的臣子如果能够得到这部书并上奏，那么东京郊庙的音乐将不必等到公孙述的乐师之后才完备，参照摹拟四分历的著作也不必等后世扬雄之后才有人知道它的可贵。只是季通写这部书，文字简约、义理明白，本来并不难读，但读它的人往往还没读完一篇，就已经打呵欠想睡觉，实在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宗旨。唯独因为我愚钝不敏，竟能熟读反复数遍，仅仅大致领会它的意旨。季通因此也认为我是能够理解他志向的人，所以托付我作序引，我也不能推辞。季通还想调整五声六律，配入管弦，另写成一部乐书，以完成他的事业；又想凭借余力，阐发武侯六十四阵图，整理邵氏《皇极经世》的历法，以充分完备一家之言。他用心也很强健。我虽然年老多病，倘若能赶上见到这些著作，难道不也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吗？淳熙丁未年正月朔日早晨，新安朱熹作序。《小学题辞》元亨利贞，是天道恒常的规律；仁义礼智，是人性的纲要。这些德性在最初本来没有不善的，仁义礼智这四端，鲜明地随着感发而显现。爱护父母，敬爱兄长，忠于君主，敬顺兄长，这叫作秉持常性。有顺从而没有强迫，只有圣人的性情如此；它广大如天，不需增加丝毫，万种善德便已经完备。普通人昏昧无知，物欲交相蒙蔽，于是败坏了人的纲常，却安于这种自暴自弃。只有圣人才能以此为法则，建立学校、设置教师，培育它的根本，伸展它的枝叶。小学的教育方法，是洒扫、应对，入则孝顺父母，出则敬爱兄长，一举一动没有不合乎规矩的地方。行为修养有余力，再诵读《诗经》、阅读书籍，歌咏舞蹈，思考探索而不越过规范，穷究事理、修养自身。这种学问广大起来，光明的天命显赫昭著，内外都得到治理，德行崇高、事业广阔，才恢复人的本性。从前并不是不足，现在难道反而有余吗？时代久远、人物亡失，经书残缺、教化松弛，教养失去正道，长久以来更加浮薄奢靡。乡里没有良善风俗，世间缺少优秀人才，利欲纷乱，异端之言喧闹。幸而人的常性如天一样永不坠失，于是辑录旧日的见闻，希望能够使后世子孙觉醒。唉，年轻人啊，恭敬地接受这部书；这不是我的老朽之言，而是圣人的谋划。《题小学》古代的小学教人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爱护父母、敬重长辈、尊崇老师、亲近朋友的道理，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且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年时讲习和实践它们，希望使习惯随着知识一起增长，使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不至于有抵触难以胜任的弊病。如今小学的完整书籍虽然看不到了，但散见在传记记载中的内容还很多。读书人往往只认为古今情况不同，因而不去实行，却完全不知道其中本来没有古今差异的部分，原来就未尝不可实行。现在我搜集辑录了不少内容编成这部书，教给儿童，供他们讲习，希望对移风易俗能够略有一点补益罢了。

译《大学章句序》《大学》这部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育人的方法。自从上天降生百姓以来，就没有谁不被赋予仁义礼智的本性。然而人的气质禀赋有时不能相同，所以不可能人人都认识到自己本性中所具有的东西并使它完整。只要有聪明睿智、能够充分发挥本性的人出现在世间，上天就一定任命他做亿万民众的君主和老师，使他治理和教导百姓，以恢复他们的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继承天意、确立人间准则的原因，也是设置司徒之职、典乐之官的由来。三代兴盛时，制度逐渐完备，于是王宫、国都以及乡里街巷，没有地方没有学校。人到了八岁，从王公以下直到庶民子弟，都进入小学，教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到了十五岁，从天子的长子、众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子弟，都进入大学，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这就是学校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以及教育次序和节目不同的原因；而它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又都以君主亲身实践、内心体会所得为根本，不必到百姓日常生活和常伦之外去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这种学问的，也没有人不能知道自己本性所固有的东西和职分所应当做的事情，于是各自低头努力，尽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古代盛世上面政治隆盛、下面风俗美好的原因，是后世所不能赶上的。到了周代衰落，贤圣的君主不再出现，学校的政教不再修明，教化日渐衰败，风俗随之败坏。当时有孔子这样圣人，却不能得到君主和老师的职位来施行政教，于是独自取用先王的法度，诵读并传播它，来告诫后世。像《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本来都是小学的支流余绪；而这一篇，则依据小学教育成功的基础，阐明大学的明确法则，对外极尽大学规模的宏大，对内穷尽教育节目的详细。这些内容，三千弟子大概没有谁没有听说；而曾氏的传承独得其中宗旨，于是撰写传文来阐发它的意义。到孟子去世以后，这一传承便湮没了，那么这部书虽然存在，能够了解它的人却很少。从此以后，庸俗儒生记诵辞章的习气，功夫超过小学却没有用处；异端所说虚无寂灭的教义，境界高过大学却没有实际内容。其他权谋术数以及一切追求功名的说法，连同百家和各种技艺用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堵塞仁义的流派，又纷纷夹杂出现其中。使君子不幸不能听闻大道的要旨，小人不幸不能蒙受至善政治的恩泽，昏暗闭塞，反复沉积，终于到了五代衰乱之时，败坏混乱达到极点。天运循环运行，没有只去不复的。宋朝的德业兴盛，政治教化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出现，得以接续孟氏的传承，真正开始尊崇相信这篇文章并加以表彰。后来又为它编次简册，阐发它的宗旨，于是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圣贤经典和传文的旨意，灿然重新明白于世。即使凭我朱熹的愚钝，也有幸私下承受程氏教诲而有所听闻。只是这部书仍有颇多散失，所以我不顾自己的浅陋，搜集并编纂它，有时也私下附加自己的意见，补足它的缺略，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我非常清楚这样做超越本分，无法逃避罪责；然而对于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旨，以及学者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补益。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作序。

译《中庸章句序》《中庸》为什么写作呢？子思先生忧虑道学失去传承，所以写了它。自从上古圣人承接天意、确立天下的准则，道统的传承就有来由了。它见于经书的内容，“允执厥中”是尧传授给舜的。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察、专一，诚信地把握中道，是舜传授给禹的。尧的一句话已经达到极点、穷尽道理，而舜又增加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尧的一句话必须做到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实现。我曾经这样讨论过：心的虚灵知觉只有一个，但之所以说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因为有的产生于形体气质的私欲，有的源于本性天命的正理；它们成为知觉的原因不同，所以有的危险不安，有的幽微难见。然而人没有谁不具有这种形体，所以即使是上等智慧的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人也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本性，所以即使是下等愚昧的人也不能没有道心。二者杂处于内心之中，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那么危险的会越来越危险，幽微的会越来越幽微，天理的公正最终就无法胜过人欲的私心。所谓精，是察明这二者之间而不混杂；所谓一，是守住本心的正道而不离开。致力于此，片刻也不间断，必定使道心常常成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每每听从它的命令，那么危险的就会安定，幽微的就会显明，一举一动自然不会有过度或不及的差错。尧、舜、禹，是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把天下相传，是天下最重大的事情。由天下最伟大的圣人来实行天下最重大的事情，而他们传授接受之际，反复叮咛告诫的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吗？从此以后，圣圣相承，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都凭借这一点接续道统的传承。至于我们的孔夫子，虽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职位，但他继承前代圣人、开启后世学者所建立的功业，反而有超过尧舜的地方。然而当时真正见到并理解这一道理的人，只有颜氏、曾氏两代传人掌握了它的宗旨。到了曾氏的再传弟子，又得到孔夫子的孙子子思，这时距离圣人已经很远，异端也兴起了。子思害怕时代越久，道理越失去真实，于是推究尧舜以来相传的宗旨，以平日听到的父亲和老师的言论相互印证，再彼此推演，写成这部书，告诫后世学者。他忧虑得深，所以言辞恳切；考虑得远，所以论说详细。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道心；所说“择善而固执之”，就是精一；所说“君子时中”，就是执中。时代相隔一千多年，而他们的话却没有不同，如同符节相合。历数前代圣人的著作，用来提挈纲维、开启深奥道理的，没有像这部书这样明白而完备的。从此以后又经过两代传承，得到孟子，他能够推阐明白这部书，承接先圣的道统。孟子去世后，它的传承便失去了。于是我们的道所寄托的不过在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的学说日益更新兴盛；直到老氏、佛氏的门徒出现，更加接近事理而大大扰乱真实道理。然而还好这部书没有湮灭，因此程夫子兄弟出现，得以有所考察，接续千年不传的头绪；得以有所依据，驳斥二家似是而非的观点。子思的功劳因此很大，但如果没有程夫子，也没有人能够依据他的学说而体会他的本心。可惜程氏用来论说的著作没有流传，石氏所辑录的内容，都只是出自他的门人记录，所以大义虽然明白，精微的言语还没有得到分析。至于他的门人自己撰写的论说，虽然颇为详细完备，也多有发明，但其中也有人背离老师的学说而流入老、佛之道。朱熹从年少时就曾接受并诵读这部书，私下对此有所疑问，沉潜反复研求，也已经多年；有一天忽然明白，仿佛掌握了它的要领，然后才敢综合众说，取其中正当的部分。我已经确定写成《章句》一篇，等待后来的君子；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又取来石氏的书，删去其中繁杂混乱的内容，命名为《辑略》，并且记下过去讨论、辨析、取舍的意见，另写成《或问》，附在它的后面。这样以后，这部书的纲要和支节便分明，章节分析清楚，脉络贯通，详略相互联系，大事小事全都列举；各种学说的异同得失，也能够曲折畅达、旁通无碍，各自充分表达自己的旨趣。虽然对于道统的传承不敢妄加议论，但初学之人或许能够从中有所取用，那么也差不多可以成为他们远行登高的一点帮助。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作序。《李存诚更名序》李君棐忱在政和同我相见，我问他名字中“棐忱”二字的意义，他说：“先儒训释，认为‘棐’是辅佐的意思。”我说：“不是这样。古代的字多有假借，‘棐’大概与‘匪’通用，颜师古注释《汉书》时就有这样的说法。我曾据此考察，凡是书中说到‘棐’的，都应当作‘匪’，这样意义才通。”李君说：“既然如此，以‘匪忱’作名，是我心中不安的，请您替我换一个名字。”我说：“去掉‘匪’，保留‘忱’，就可以了。”李君说：“好。”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又给他取字叫“存诚”。绍熙元年二月十八日，朱熹仲晦父书。

译《云龛李公文集序》士君子立身于这个世界，困难不在于文章，而在于实际；不难在小事，而难在大事。这就是我每每私下对参知政事、陇西人文敏李公的文章有所感慨，却又感到世人了解李公实在太浅的原因。自从我大宋兴起以来一百多年，历代圣君相承，专门以文治国，而文治的盛况在崇宁、政和、宣和年间达到极点。一时的学士大夫，手执简册、握笔作文，争相凭文章相互夸耀。他们歌咏太平、文饰治道的作品，纷纷出现，如同金石乐器交相演奏，宫调、徵调彼此和谐，没有谁能够分出高下。李公凭借杰出的才材，从容处在其中，发布重大诏令，起草重大笺奏，内容丰富充足，气势雄伟奇特，精巧能干、华美奇妙，越写越无穷无尽，简直要使众多俊才闭口、夺去他们的气势，这已经很奇特了。然而假使李公立身处世的根本只依靠这些，而没有实际德行，或者只是拘谨地追求小节廉洁、曲意谨慎，以迎合世俗的耳目，而在大节方面没有可称道之处，那么又怎么足以在当世闻名并流传无穷呢？李公随驾到临安，恰好遭逢己酉年三月五日的变故。在那个时候，事情突然发生，出乎意料，群臣惊愕失措，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唯独李公挺身赴难，神色意志坚定，迎面折服凶恶首领，以大义晓谕他；退下以后又暗中辅佐宰府，制定分化叛党、尊奉并恢复明君的计策，十分周密。因此平定叛贼的功劳虽然也有外部力量的帮助，但高宗皇帝察知李公的忠诚，首先提拔他为尚书左丞，又亲自赐给他手札，其中甚至有“万众为之动容，群臣都感到惭愧”这样的话。唉！天地之间，理义的实际内容，哪有比君臣关系更大的呢？李公在这件事上能够竭尽臣子的力量而取得成功，他的立身成就，难道只是凭文章而已吗？然而李公功成之后不居功，退下来在江海之上养老，整日闭门不出，绝口不谈从前的事情。即使他用来告诫子弟的话，也常常谦退推让，仿佛觉得自己有所不足。因此世上的君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他的事迹能够考察而必然可信的，只有圣人的诏谕和神妙的手迹，灿烂如日月星辰；所以天下的公论，往往要到很久以后才确定。这样看来，世人只凭文字来了解李公，难道不是很浅薄吗？前些年，李公的孙子、原建康通判谊，曾经把李公的遗文托付给我，请我作序；我以自己不善文章，谨慎地谢绝了，不敢承当。今年，通判的弟弟齐安史君訦又来请求，并且说：“訦来请求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得到一段话，阐明李公的大节，使后世了解李公的人不只是因为他的文章罢了。” 于是我才敢拜受他的书，反复读了三遍，因而私下谈论我感受到的事情如此，附在篇末。李公曾经向他的伯父、右史乐静先生学习，而乐静先生的学问又得自高邮孙中丞、眉山苏承旨。他们谆谆教诲、传授学问的用意，如今大略可以在李公所撰《乐静文集后语》中看到。有根本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绍熙元年冬十一月某日，具位朱熹作序。《丰清敏遗事后序》仲尼多次赞叹水说：“水啊，水啊！”话语简约而旨意深微。孟子论说孔子所取水的意义，却直接用“源头的泉水滚滚而来，不分昼夜，灌满一个坑洼后再继续前进，流到四海”来说明；如果不是他深入造诣、默默体察而能够领会圣人的心意，谁能知道他的说法竟然如此？有志之士想要在这个时代有所作为，难道可以不考察这个道理，先树立自己的根本吗？然而自从圣贤离世久远、道学不再显明，士大夫不知道在内心用功以树立根本，只凭借意气、才力的强盛而想在世上有所作为的人，大概也很多。他们见闻广博，辞令优美，议论正确，气节高尚，在一时之间，从外表观察，难道不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吗？但是探究他的内心、要求他的实际，考察他能否长久并等待他的最终归宿，想找到那种充实而能够慰藉满足人心、没有一点瑕疵可指责的人，那么百十个人中，也没有看到一两个。唉！像礼部尚书缙云清敏公这样的人，难道是真正所谓有根本的人吗？看他平日闲暇时，用来治理内心、涵养气质、修养自身的功夫，大概天下万物都没有足以牵累他的志向。因此做儿子便孝顺，做官便廉洁，入朝立于本朝之中，上至宗庙和君主自身，内至宫禁中近臣宠幸的私事，外至朝廷卿相的重大政务，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当时那些法家、正直之士所做的低回迁就、用诡辞求得事情成功的做法，公却独自正色直言，丝毫不顾忌回避。他退朝后从不曾把这些话说给家人听。他谋划思虑的明察、劝谏言说的恳切，之所以不合于当时而最终在后世得到验证，反而是凭借深文巧诋的文字才显露出来。等到他出任地方官推行政事，退居乡里，以至于被流放、迁徙到荒凉寒冷寂寞的地方，最终突然去世。在他一生中，他处理大小、显著隐微各种事情，也都清明纯洁，没有一点亏欠，这不就是所谓“源泉滚滚流动而奔向四海”吗？孔子的感叹、孟子的言论，到这里更加显出并没有欺骗我们。我愚钝不肖，生长在偏僻乡间，听到丰公的名声，向往他已经很久了，只遗憾不能完全得到他行事的始末。前年，丰公的曾孙、中散大夫某持节南来，我立即前去请求见闻。大夫公拿出这部书，便把为它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不能推辞。于是编次这些话，附在章贡李公跋语之后。虽然对于丰公美好的德行、纯厚的操行和刚毅的大节，不能有所阐发，但如果读丰公的书、仰慕高山、践行大道的人，能够知道循着根本用力，那么这也是补助世道人材的一件事，而不只是丰氏一家的私事。大夫公清苦廉正，勤于办事、爱护百姓，多次担任刺史、二千石，入朝居于郎省，都有显著的声誉。然而他多半不能长期任职，大概是因为继承了丰公的风范和功业吧。绍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朝散郎、直宝文阁、权发遣漳州军州事朱熹作序。

译《孙稽仲文集序》苏台的孙侯稽仲拿他所作的文章《谷桥愚藁》十巨册给我看，说：“我在这方面用力很深了，请您替我评论它。”我不善于写文章，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赞美它。不过，我曾读过稽仲论兵的著作。看他的写作体例，并不是说些空洞的文字，而一定要求切合实际应用。他的志向，难道只是想凭文章在世上成名吗？如今得到这部文集读它，便见其法则严密、关键周详，又好像并非完全无意于文章。他不说空话，而一定要求从物象事情的实际中发抒，这一点仍同他的兵书一样。心意翻空而出奇容易，文章征实而写得工巧困难。从前用力写文章的人，大概已经深知这一点。因此，《谷桥》诸篇骤然初读，仿佛艰深严峻、苦涩而不合俗耳；读到它们融会贯通之处，却又从容闲暇、流畅发越，如同律吕相和、雌雄相应。这种用力的深浅，世上自然会有能够识别的人，不必等我说了才相信。至于谈论经义的篇章，足以看出他的文章以什么为根本；议论事情的篇章，足以看出他的学问以什么为用处。而且都明白磊落，其中见闻层层展现。唉，这也可以说是富有了！将来有志之士，大概一定会对此加以考察，又不应只从文章的优劣来谈它。绍熙癸丑七月既望，新安朱熹书。《武夷图序》武夷君的名号从汉代便著名了，用干鱼祭祀他，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神。如今建宁府崇安县南二十多里有座山叫武夷，相传就是这位神所居住的地方。那里峰峦岩壑秀丽挺拔、奇特伟岸，清溪九曲流经其间。两岸绝壁、人迹不到的地方，往往有枯木插在石缝中，用来架放舟船和棺柩之类。除了棺柩中的遗骸，旁边排列的陶器还都没有毁坏；我很怀疑那是前代道路阻隔、河川尚未疏通时夷人居住的地方，而汉人所祭祀的武夷君就是他们的首领。他大概也是一位避世之士，活着时受到众人臣服，死后便被传说成仙。如今山中群峰最高而且端正的一座，仍以大王为名；山腰一半的地方有个小丘，难道就是武夷君的居处吗？然而旧日记载相传多属诡妄荒诞、没有根据的话，不足以考察取信；因此原有图版局促模糊，也很难辨认。如今冲佑羽人高文举重新订正此图，终于能够在乡里山势背面隐现之间，充分揭示其中的秘密；又嘱托隐屏精舍仁智堂堂主为它题写卷首，用来消除旧传的疑惑。《韩文考异序》南安本《韩文》出自莆田方氏，近世号称佳本。我读了它，确实如此。不过仍遗憾它没有把各本的异同全部载录下来，而多半折衷于三种本子。原来三本之所以被认为可信，是杭州本、蜀本，以及旧阁本、官本；认为它们可信，也有道理。正如欧阳公所说，《韩文》的印本起初未必有误，多是校勘者擅自改动，像把《罗池碑》的“步”改成“涉”、把田氏庙的“天明”改成“王明”一类。看欧阳公自己说，他幼年时从随州李氏得到蜀本《韩文》，按年月推算，应在天禧中年。而且那部书已经破旧脱落，因此它摹印的时间与祥符杭本，究竟谁先谁后，大概无法知道。至于嘉祐蜀本，显然又是他的子孙所得。然而欧阳公仍说，三十年间听说有人有善本，便一定求来改正自己的本子；可见他本来没有一定把旧本当作正确，也没有全部依从。至于秘阁官书，也不过是民间进献的本子，由掌故、令史抄录，再由一时的馆职校勘罢了。它所流传的，难道真是作者亲手的稿本吗？校正它的人，难道都是刘向、扬雄一类的人吗？读者应当选择其中文理意义好的来遵从，不应只把地域声望和形势背景作为轻重标准。况且韩愈写文章，虽然以竭力去除陈旧说法为务，但又一定以文辞通顺、字各得其职为可贵。读者如果还没有掌握这个尺度，那么其中的文理意义，就有许多不容易说清的地方。因此对这部书，我姑且考察各本的异同，并把它们一并保存，等待读者自行选择。我个人的妄见，虽然有时私下有所怀疑，却不敢偏废任何一方。《书韩文考异前》这部集子现今的版本多有不同，只有近年南安军刊刻的方氏校定本号称精善；另有《举正》十卷，论述取舍的理由，这也是其他本子没有的。然而它的取舍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和李谢所依据的馆阁本为标准，尤其尊重馆阁本；即使有错误，也往往曲意依从，其他本子即使好，也弃置不录。至于《举正》，又是所举例子多而说明文字少，读者有时很难明白，所以我现在就根据这部书重新校定，全部考察各本的异同，完全以文势、义理以及其他书中可以验证的材料来裁决。如果确实正确，即使是民间近来出现的小本，也不敢违背；如果有所不安，即使是官本、古本、石本，也不敢相信。又分别详细说明这样处理的原因，编成《考异》十卷，希望那些取舍不够完善的地方，读者能够互相参校，再行删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卷〕 《林贯之字序》莆田林井伯的儿子，小名叫转翁。他有时对我说，请我替他改一个名字。我说：“日月山川，除了隐藏的疾病之外，哪里不是名称？只是不要用‘翁’字，以免有自尊自大的嫌疑，这样就可以了。”于是请林井伯暂且仍保留原来的上字，另取字为贯之。并且告诉他说：“车所以能够转动，是因为有轮子；轮子所以能够转动，是因为轮牙是圆的；轮牙所以能够转动，是因为车辐直而连接在轮毂上；轮毂所以能够转动，是因为里面空着可以贯穿车轴，外面又能使车辐指向轮牙。不过，从轮毂以外的部分来看，虽然能够带动物体转动，却免不了自身随物转动；只有车轴承载车轸和车上的物品，贯穿轮毂，却从来不曾有所动摇。因此它不随物转动，而一切可以转动的物体都由我来使它转动，没有什么能够违背它。唉！人求学，达到能够自主确立内心、不被外物转动的境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贯通事物的根本，难道还会被富贵所迷乱、被贫贱所改变、被威武所屈服吗？”林井伯家世代传授深奥的学问，所以教导他的儿子，本来就应当熟悉这个道理。贯之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没有错吧。

译《黄子厚诗序》我十五六岁时，和子厚在屏山刘氏的斋馆相遇，一同侍奉病翁先生。子厚比我小一岁，读书作文，大体不相上下，有时还跟我切磋，以增进自己所不及的地方。三四年后，我仍然原来的样子，子厚却忽然奋发猛进，进步仿佛不能以寻尺来计量；他一开口说话、一落笔作文，常常使满座惊异。我固然感叹自己超然地无法追赶，而同辈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从那以后二十多年，子厚的诗文日益精工，琴艺和书法也日益精妙，而我却日益昏昧懒惰，竟连普通人也赶不上了。我又想到自己荒废欠缺的地方，还有更急切的事情要做，于是索性断绝了这种心思，只以顽钝鄙陋自我安慰，当然无暇再同子厚在文字上较量长短了。后来子厚一再迁居崇安、浦城，我们相聚渐少；但每当得到他的诗文书札，我一定反复把玩、欣赏赞叹，过了很久也舍不得放手。子厚的文章学问上承太史公，他的诗学习屈原、宋玉、曹植、刘桢，下至韦应物；在他看来，柳宗元还夹杂使用近体诗，算不上好。他的隶古文尤其得到魏晋以前的笔意，大体气韵豪迈爽朗，而趣味幽深清洁，萧然没有一点世俗气。他中年在科举场屋中不得志，便发愤辞去应试之事，闭门读书，整日清静独坐；有时就拄着杖到田野间边走边吟，望山临水来自我适意。他写骚体诗，能够用楚地声调和古韵安排节奏，在抑扬高下、俯仰疾徐之间，声势凌厉而顿挫分明，情致幽微回旋郁结，听到的人都为之感动慨叹，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因此他的诗日益高古，终于与世俗相抗，再也不肯拿给别人看。有人偶然得到，也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话。只有我因为旧日的习惯还没有忘掉，颇能理解他用意深处的意思；我没有一次不是反复诵读而深深悲痛，认为子厚难道真会因此而困穷吗？但也没有料到他竟然困穷到死。如今我已衰老，又多病痛，余日还能有多少，而交游故旧也已零落，再没有可以谈论这些的人了。正准备访求他的遗稿，装入匣中收藏，认为后世一定会有喜爱它的人。一天，三山的许闳生来访，袖中拿出子厚亲手书写的诗若干篇，另有抄本若干篇给我看，其中又有一些是我从未见过的。这样以后，我更加知道子厚晚年的诗，其变化开合、恍惚微妙，又不只是我过去所了解的那样。我为此手捧诗卷流泪，并写下这篇跋语。子厚名铢，姓黄，世代居住在建州瓯宁，后来迁到颍昌；母亲孙氏已经两代，读书能作文，兄弟都有非凡的才华。而子厚所成就的尤其卓异，完全足以自我显扬。只是竟然不得志，困厄穷苦而死，实在可悲。许生曾向子厚学诗，得到他的门径，搜集整理遗文，竟然多到这样。他诚恳勤勉地编纂，老师去世后仍不忍背弃他，这又很值得嘉许。庆元己未七月壬子，云谷老人书。《楚辞后语目录序》以上是《楚辞后语》的目录；根据晁氏所辑录的《续楚辞》《变离骚》两书刊补、订定，共五十二篇。晁氏编这部书，本来以辞章为主，但也不得不兼顾义理。如今沿用他的旧书，那么在考察文辞方面应当更加精细，在选择义理方面也应当更加严格。这正是我战战兢兢、不得不十分谨慎的原因。屈子，是困穷时呼天、痛苦时呼父母的人的言辞。因此如今想选取来接续他的人，必须出自幽忧困窘、怨慕凄凉的情意，才算合适。其余那种声韵宏大、铺陈华丽的气象，以及欢愉快适的言语，都不应收入。至于品第高下，又一定以无心模拟而自然暗合者为贵。如果有这样的作品，即使作者时代遥远、地位卑贱，也要搜求而收入；如果存心求取相似，即使逼真得像杨柳，也只好勉强收入罢了。至于义理，第一篇所载荀卿子的话，旨意深切，声调铿锵。做君主的人如果真能让人早晚讽诵，使它不离身边，如同卫武公的《抑》《戒》，那么它进入耳中、铭刻心里的作用，难道只是宽广屋宇、细软坐褥和明师劝诵所带来的益处吗？这本来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地方。像《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类，文辞似乎不能废弃，但全都弃置不录，这是因为用义理裁断，认定它们是礼法上的罪人。《高唐》末章虽然有“恩及万方，忧虑国害，启发圣贤以辅其所不及”这样的说法，也不过像屠夫祭佛、倡女读《礼记》一样，几乎只能成为供人取笑的材料，哪里有什么讽谏作用呢？至于没有弃置息夫躬、柳宗元，晁氏已经说过了。至于扬雄，过去没有人议论他的罪过，只有我认为这就是他失节，也同蔡琰一类。然而蔡琰还知道惭愧而自我申诉，扬雄却反过来讥刺前代贤哲来为自己文饰，所以更不能同蔡琰相比。如今把他们都收入，难道不是因为蔡琰母子之间没有断绝的伦理，而对于扬雄，则想借《反骚》来彰显苏氏、洪氏贬斥他的言论，以此说明天下的大戒吗？陶渊明的辞作，晁氏认为是中和之气的发露，在这里并不相同；只是因为它属于古赋一流，所以收入，这是正确的。或者因为他自称晋臣，以侍奉二姓为耻而发言，那么他的心意也不能说不悲痛。把它编列在这里，又有什么可疑呢？至于最后一篇，特意记载张夫子、吕与叔的话，大概又是要告诫那些把才艺游学到这里的人，使他们知道学问有根本，应当回头求取根本；这样看来，文章就有不足以作为贵重之处的地方了。其余细微的文辞和零碎的义理，又分别附见于各篇之中，这里没有时间全部说明。

译《楚辞集注序》以上《楚辞集注》八卷，是我如今校定的本子，篇目如上。自从屈原作《离骚》，南方各国尊奉他，著名篇章接连出现，统称《楚辞》。大体都承袭屈原的意旨，而《离骚》的境界尤其深远。我曾私下议论：屈原这个人，他的志向和行为虽然有时超过中庸，不可以作为法则，但全都出于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心。屈原这些著作的文辞，虽然有时流于跌宕、诡奇、写神怪、怨愤激烈，不可以作为训诫，但都产生于缠绵恻怛、情不能自已的至诚。只是他不知道向北方求学，以寻求周公、仲尼的道术，反而独自驰骋在《变风》《变雅》的末流中，所以醇厚的儒者和庄重的士人有时以称道他为羞。然而假如世间那些被放逐的臣子、受斥退的儿子、含怨的妻子、被遗弃的妇人，在下位流泪歌唱，而他们所仰赖的对象幸而能够听到，那么在双方之间，天性和民德的善良，难道不足以彼此激发，从而增加三纲五常的重要性吗？这就是我每每从他的言辞中得到深长意味，不敢只把它看作辞人的赋作的原因。然而从屈原创作这些辞赋到汉代还不久，解说的人已经失去了它的旨趣。像太史公，大概也未能避免；刘安、班固、贾逵的著作，后世又没有流传下来。到隋唐之间，作训解的还有五六家，另有僧人道骞，能够用楚地声调诵读，如今也全都散失不存，无法验证他们说法的是非。只有东汉王逸的《章句》和近世洪兴祖的《补注》并行流传于世。它们在训诂、名物方面已经很详尽了。只是王逸书中取舍篇章，以及篇题的分合，许多地方值得商榷，而洪兴祖都没有加以辨正。至于大义，他们也都不曾沉潜反复、感叹咏歌，以探求文辞意旨的来源，便仓促地取譬立说、旁征曲证，强行附会于作品原有的事实。因此有时迂曲滞涩而远离人的性情，有时牵强急切而损害义理，使屈原当年郁抑而不得伸张的心意，又在后世变得昏暗而不能显明。我对此更加有所感慨。在疾病呻吟的闲暇，姑且依据旧编，粗加删正括约，定为《集注》八卷，希望读者能够隔着千年见到古人；这样古人即使死去也仿佛能够复生，又足以知道千年之后有理解我的人，不会怨恨后来者没有听闻。唉，真是可悲！这难道是容易对俗人说的吗？《赠画者张黄二生》乡里新建聚星亭，想把荀淑、陈寔的遗事画在屏风上，但地处穷乡僻壤，无从找到画稿。友人周元兴、吴和中都称赞张、黄二位年轻人的才能，于是请他们来画。二人果然能够考究车服制度，想象人物风采，观看的人都赞叹画得精妙。二人因此请我为这件事作记。我认为，如果二人能再远行游历以扩大见闻，精心思考以开拓胸襟，那么他们的成就应当不止于此。我老了，尚且能够为二位作此印证。庆元庚申正月二十四日，晦庵病叟书赠张彦悦、黄某。《周深父更名序》水深的地方，水流回旋而清澄宁静，人们无法测知它源头和底部究竟有多深。有的水若不是这样，就一定要疏浚之后才会变深，这是必然的道理。深父改名以避开前代圣人的名讳，他的心意已经很好了；而他想要取的名字，又从自己的字中得到使自己深厚的道理，难道不更加值得嘉许吗？从今以后，就把这个名字作为自我警戒，每天使内在修养更加深厚，使与他相交游的人只看见他的心境深沉宁静、不同于从前，却无法探知他的极限。这样，深父才真正能够做到深厚，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字吧！庆元庚申闰月初吉，晦庵病叟书。《赠笔工蔡藻》我天性不善于书法，尤其不会使用兔毫的软笔。建安蔡藻以制笔闻名，他制作的羊毫笔尤其刚劲有力，因此我喜欢它。蔡藻如果带着这些笔到都市去游历，大概将能同曹忠等人争先了。淳熙元年八月五日，朱仲晦父书。《三先生论事录序》从前顾子敦曾对人说，想在山中同程正叔一起读《通典》十年。世上用这件事来责难先生学问的人，大概并不只是今天才有。法度不正，人的准则就不能确立；人的准则不能确立，仁义就无从施行；仁义无从施行，圣人的作用就会消失。先生的学问本来不是为了求得子敦的理解而成为先生门徒的人所建立的；我担心子敦的话终于会在其中得到实行。因此把先生兄弟同横渠一起讲明法度的内容记录在篇首，又把他们平日的议论附在后面，题名为《三先生论事录》。难道认为这能够补益先生的学问吗？只是考虑到其中可以用来警戒自己的地方，不得不这样做罢了。《晦庵集》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晦庵集》卷七十七　　　　宋朱子撰写记文 《高士轩记》同安县主簿官署都是老屋，支撑加固都几乎到了不能居住的地步。只有西北角有一座轩，地势高敞明爽，令人喜爱；我想大概是前人建造它，准备在处理簿书事务的空闲日子里宴饮休息的。然而看它原来的名称，却似乎有不屑于居住此处的意思。我认为君子无论进入什么地方，都应当自得其乐，这样命名不对，于是改称为“高士轩”。有客人却责难我说：“汉代的高士不肯做主簿，是因为主簿实际上属于御史的属官。汉代官制中，御史府掌管制度文章，御史大夫位列上卿，地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其簿书的人，名位和品秩也不低了。那位高士仍认为这会玷污自己而不肯顾及，所以足以称为高士。如今您辛劳奔波处在尘埃之中，左右都是朱笔墨迹，蒙受鞭打刑罚，在这里主管县中簿书，却用高士来命名自己的居所，不也太乖戾了吗？”我说：“他的这番话固然有道理。难道不也可以说：士人怎能只凭自己就高尚起来？只要没有遭逢机会，难道就什么也不做了吗？”我对于他的话，私下曾有所感触，但也从来没有不认为他的话还没有说尽。大概说士人没有得到机遇时，可以不做什么，像古代掌管乘田、担任委吏、守门击柝的人一样，这可以；若说士人不能单独保持高尚，那样的人只是没有见到真正的高尚。士人固然不应存心自以为高尚，但他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待外在条件具备之后才算高尚吗？” 明白这一点，就明白主管县中簿书的职位虽然很卑微，果然不足以损害人的高尚；这个轩虽然简陋，高士也有时可以来到这里。只是我还不足以配得上这个名称，能否配得上要等待后来的君子。客人唯唯应答后退去，于是我把这些话写在墙上作为记。